政策系统模型

政策系统模型（精选8篇）

政策系统模型 篇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也为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完善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 为了更好地找出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制约因素及其对政策有效性影响, 并总结和归纳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动态演变逻辑, 本文在坚持基于系统视角分析的基础上, 尝试从治理方面的四个维度, 即治理环境、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目标进行问题切入, 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动态演变的推进、阻滞与均衡三种典型状态做出分析, 以便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问题有相对深刻的把握和理性的判断, 进而为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

其实在实际的状况下, 对高等教育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产生制衡作用的因素或力量都是非常多元的和复杂的, 但是为了从宏观上管窥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演变逻辑, 在此, 在系统与治理语境下选取那些主要的显性的制衡力量作为考察因子分析它们在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上所形成的“合力”最终对政策有效性产生什么类型的整体性影响。为了更好地简洁方便地阐述这些整体性影响呈现出来的动态状态, 姑且形象地将它们划分为三种比较典型的特殊状态, 即“推进状态 (推进模型) ”、“阻滞状态 (阻滞模型) ”和“均衡状态 (均衡模型) ”。

1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推进模型”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推进模型”反映的是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获得持续提升的一种典型的理想化状态。处于这个阶段或状态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可以发挥很好的政策效果, 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质量获得持续提升, 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关者总体上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产生的效果和影响力比较满意。这属于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最理想化的状态, 也是政策决策者、执行者和各利益相关者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最为期待的理想状态。从总体上来看, 这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理想状态是和谐的治理环境、合理的治理结构、科学的治理机制和务实的治理目标共同作用的结果, 具体如图1所示:

下面, 逐一简要分析这些制衡力量如何作用于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使其有效性获得理想的效果。

1.1 治理环境

简单来说,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所发挥的治理活动主要由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系统和评估系统来共同完成。然而, 这些系统的绩效却深受所处治理环境的影响。治理环境中有诸多因子都会对前面这些系统产生影响, 比如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制环境、文化环境以及技术环境等等。在此, 选取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从法制环境来看, 可以从违法成本、维权成本和违法风险率进行考察。这里所说的违法成本是指违法者在被追究责任的时候所要付出的代价;维权成本是指维护合法权益所需要耗费的各类资源;违法风险率是指违法者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可能性。违法成本高、维权成本低和违法风险率高才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法制环境。在这样良好的法制环境下, 包括政策主体系统和社会公众都会比较遵纪守法, 而且可以彰显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权威, 减少政策执行可能遇到的各种阻力。这种“两高一低”的法制环境为树立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权威和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执行等准备了有利条件。

从文化环境来看, 可以从政治信任、价值认同、制度认同进行考察。“现代政府必须与民众建立一定的政治信任关系, 以期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取得良好的政治绩效。随着政府公共事务管理从统治向治理模式的转变, 政治信任的作用也越发重要。政治信任可促进民众参与公共事务, 最大限度地减少由集体行动困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进而提高政策的有效性。”[1]所以, 政治信任作为治理环境中的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主体系统的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这里所说的价值认同是指社会广大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主体系统在高等教育质量上所持的价值观、质量观的认同与肯定;制度认同是指广大社会公众对制定出来或正在运行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所持有的认可与肯定态度。获得价值认同和制度认同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映了广大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期待以及需求, 也表明了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主体系统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诉求有较大的重叠空间, 或者说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在政策主体系统那边得到了比较有力的回应。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了政策主体系统进行政策宣传、政策动员、政策执行、政策监督与评估等环节方面的成本支出, 同时政策还比较容易获得比较肯定的评价。这些都极为有利地促进了政策有效性的提升。

1.2 治理结构

根据系统的观点, 系统的结构决定了系统的功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系统和评估系统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关系, 以及各自系统内部的要素之间又是什么样的结构关系, 决定了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功能能否得到有效发挥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发挥, 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政策有效性的高低。要保持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就需要一个合理的治理结构来保障。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来说, 那么什么的治理结构才是合理的结构?概括来说, 那就是网络型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 “国家变成了由政府和社会各方参与的组织间网络的集合体, 没有一方能够绝对指挥和控制他方, 而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驱动网络并寻找新的合作方式。”[2]在这种网络中, 政府虽然很重要, 但是已经不再有必要成为核心角色, 而只是政策过程中的一个普通角色。就地方政府来说, 地方政府除了要面对与之没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地方政府以外, 还要面对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地方政府也只是网络中的某个节点, 它不仅与其他地方政府构成互动关系, 同时也与其他非政府组织、营利或非营利组织构成互动关系, 地方政府与其中任何一方关系的变化都会影响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在这种网络关系中, 任何节点间关系的调整或者变化都不得不考虑与其他节点的关系, 而且受制于与其他节点关系的约束和制约。不同网络节点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平等协商、互惠合作、信任与承诺的伙伴关系。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在这样的网络型治理结构中完成决策、执行、监督和评估活动, 既聚合了各方治理主体参与高等教育质量治理的智慧, 又极大地释放了各方治理主体共同参与高等教育质量治理的活力, 全面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所以, 这样就大大地推进了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得以持续性的提高。

1.3 治理机制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提高也要依赖于科学的治理机制, 由于没有科学的治理机制, 再合理的治理结构也难以发挥其有效的功能和作用。运转灵活、运行高效的沟通机制和参与机制是科学的治理机制重要组成部分。高效的沟通机制是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保证, 因为“公共政策的有效性, 就是指公共政策以政治沟通为主要手段, 通过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政策阶段所能达到预期目标的程度。这个概念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 公共政策的有效性是政策制定的终极目标。能否实现政策预期目标是衡量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依据。第二, 公共政策的有效性要以政治沟通为依托。所谓‘自上而下的民意制造’就是说公共政策的每个阶段都要以政治沟通为导向, 通过政府公众之间良性的互动来修正政策、提高政策执行有效性, 从而保证政府管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3]可以说, 有效的沟通机制不仅适应了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效能提高的需要, 为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在动态环境中不断适应需要, 不断解决利益冲突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而且还可以通过沟通机制中的民意测验和媒体反应等形式来检验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效能。

“社会各群体拥有的用于利益表达的社会资源及其话语权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政策过程如果没有广泛的民主参与机制, 公共政策就极易为社会强势群体所‘俘获’”。[4]公众参与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目标及政策方案等方面的广泛和充分的讨论, 有助于发挥公众的聪明才智和集中集体智慧, 减少决策的随意性与盲目性, 规避政策效果与成本分布的严重不均衡性。另外, 公众还可以通过参与机制表达利益诉求和提出建议, 有利于密切公众与政府之间, 以及与其他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 消除误解, 使高等教育质量治理的各主体加强友善的合作, 政策过程也会因此更加顺畅。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政策有效性的提升。

1.4 治理目标

简单来说, 这里所说的治理目标是指围绕高等教育质量展开系列治理活动所期望达到或实现的价值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围绕高等教育质量展开的治理过程就是价值创造的过程。“社会成员服从政策、执行政策, 就是服从特定的价值意识和价值取向。”[5]治理目标不仅具有导向功能, 而且也有激励功能和整合功能。它可以起到整合各方治理主体共同致力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 激励他们向共同的目标迈进。这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提升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另外,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治理目标的具体明确性是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执行有效的关键所在, 是政策执行者行动的依据, 也是对政策执行进行评估和控制的基础。此外, 务实的治理目标是契合自身拥有或可调配的资源, 与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相适应, 而且既充分考虑了治理环境的影响, 又充分考虑了治理主体的素质和能力。因此, 这样的治理目标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政策运行实现了资源上允许、阶段上适合、环境上协调、主体上胜任的理想状态。

2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阻滞模型”

处于这一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受到阻滞, 政策有效性处于下降过程, 属于政策有效性推进状态的“反向运动”, 是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负向功能持续发挥作用而其正向功能又持续受到抑制的糟糕状态。这个时候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运行不仅没有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反而在抑制或掣肘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或者在降低或破坏高等教育质量, 还会使高等教育质量滑向更低水平。具体如图2所示:

2.1 治理环境

从所处的治理环境中的法制环境来看, 当高等教育质量治理活动面对的是违法成本低, 维权成本高, 违法风险率低的法制环境的时候, 无论是高等教育质量治理主体系统中的决策体系, 还是执行体系, 或者是监督体系等, 不得不耗费极高昂的代价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或所保障对象的合法权益。由于低的违法成本和低的违法风险率的存在, 只要付出一点点成本就可以获取较高的非法收益, 而且还不容易受到法律制裁。这样就势必促使了更多人选择侵害别人的利益来满足自身利益的不法行动。这样的法制环境对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有效性运行是非常不利的。

从治理主体与外部环境中的文化环境关系来看, 治理主体系统与外部的社会公众已经缺乏政治信任, 外部的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缺乏价值认同, 也缺乏制度认同。这个时候治理主体已经深陷公信力的危机之中, 坠入了“塔西佗陷阱” (1) 。这种情况的出现, 说明外部环境已经形成了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破坏力, 这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来说, , 也无疑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2.2 治理结构

当高等教育质量的治理结构不能发挥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作用, 甚至还会阻滞其政策有效性的发挥, 引起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制度失灵。这时高等教育质量的治理结构正处于以下这三种状态中的一种或两种或兼而有之。第一种情况, 治理结构呈现叠合型状态, 由此产生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功能配置紊乱。这个时候, 表现为多头政府的重复介入。各主体分置的权力部门或机构形成“各自追求对政策制定权利的占有……特殊利益影响政府决策”[6], 进而使政策内容之间往往失去功能均衡和操作协调, 甚至还会政策主体之间发生利益冲突, 导致高等教育质量治理处于混乱局面。另外, 还会引发行政耗损, 比如引起高等教育质量监管中执行力的弱化, 不同主体所形成的政策内容之间内在的决策力抵消以及政策影响的效力等;第二种情况, 治理结构呈现缝隙型状态, 由此产生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功能配置遗漏。一方面会造成现行的宏观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和具体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 因治理结构的缝隙造成政策功能遗漏而失去对高等教育质量治理的有效功能覆盖, 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 许多旧有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并不能在质量治理活动实现功能嵌入的目标, 造成了治理主体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进行政策创新, 进而丧失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治理能力;第三种情况, 治理结构呈现权力型状态, 由此产生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功能配置失灵。政府一方面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上表现出对行政控制与行政干预的过渡依赖, 使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呈现浓厚的行政化色彩, 进一步加速推进行政权力的集结。另一方又将高等教育视为意识形态空间, 而未能处理好该空间与高等教育本身具有的公共性空间的边界划分, 所以极有可能在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层面不断出现对公共利益坚守的“政府机构如何进行财政管理, 从而达到遵从法律要求、会计标准、财务控制, 从而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最优化”给予淡化处理甚至予以悬置, 进而对其他主体功能发挥进行行政化的“钳制”, 使其他主体难以发挥在质量治理中的有效作用, 比如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不足或丧失, 其他社会组织对高等教育质量监督与评估的缺位, 政府部门在质量问题治理上的自说自话。上述的三种情况都会引起或导致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制度失灵, 所以必然带来政策有效性下降或丧失的后果, 进而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对高等教育质量产生强力冲击。

2.3 治理机制

这个时段治理机制中的激励制度系统与其他制度系统之间, 激励制度系统内部的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以及其子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演变成为制度冲突或形成了制度真空, 而且约束制度系统也是如此, 都陷入这样的混乱糟糕的局面。所以, 这个时候的治理机制中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都难以发挥其功能和效用, 无法通过这样机制来调动治理主体在高等教育质量治理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也无法通过这样的机制来约束各类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有损于高等教育质量的自利行动。下面以激励制度系统为例来进行分析:

就制度冲突来看, 比如激励制度系统与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中的其他制度系统之间, 各自制度作用的方向不一致, 对于同一制度对象的规定相互抵触, 造成人们无所适从、行为紊乱, 造成制度失去其公信力。就制度真空来看, 比如激励制度系统结构中子系统或子系统的要素缺失能够制约和规范某些行为的制度, 而造成了制度功能的漏洞。总体来说, 激励制度系统和约束制度系统都是面临着上述这类的困境。

2.4 治理目标

这一时段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治理目标已经严重脱离自身拥有或可调配的资源, 与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相背离, 而且既没有考虑治理环境的影响, 又欠缺对治理主体素质和能力的考虑, 与他们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因此, 这样的治理目标使高等教育质量政策运行深陷在资源上不允许、阶段上不适合、环境上不协调、主体上不胜任的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 要想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无异于缘木求鱼。

3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均衡模型”

这个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处于一种均衡状态。这个时候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虽然没有起到推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作用, 但也没有产生对高等教育质量阻滞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是各种积极力量与消极力量相互之间在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上相互抵消, 各种作用力的“合力”与反作用力的“合力”在高等教育质量治理领域角逐后最终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均衡状态。具体如图3所示:

比如在治理环境上, 治理主体与外部社会组织或公众之间的政治信任、价值认同以及制度认同最终没有引起外部力量对高等教育质量有效阻滞, 也没有发挥出其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积极推动作用。可以说, 这个时候的治理主体与外部治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力非常微弱, 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这种文化环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力弥补了治理主体在某些高等教育质量治理上所存在的缺陷或者这种文化环境所产生的破坏力被治理主体采取了积极有效的行动策略所消解。同理, 在治理结构、治理机制以及治理目标上都是如此。在此, 不再一一赘述。

4 结语

保持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长期处于“推进模型”的阶段, 使高等教育质量获得长期持续的提升。这是高等教育质量治理最为期待和最为理想的目标。其实在现实中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只要其中某个或多个制衡力量变得比较强大的时候, 都会改变整个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合力”的对比, 从而形成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情况发生。如果当起到消极作用的反作用力的一方所形成的“合力”大于起到积极作用的作用力另一方所形成的“合力”的时候,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就会处于下坠的过程, 而且当这个反作用力的一方所形成的“合力”比作用力另一方所形成“合力”越大得悬殊的时候, 这个下坠的过程就越快。这样,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便开始进入“阻滞模型”阶段并且不断加速这一阶段, 使政策有效性进一步进入严重的“阻滞状态”。如果充满正能量一方的“合力”远远大于充满负能量一方的“合力”的时候,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处于“推进模型”的高级阶段, 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最为迅速, 效果极其显著;如果前者大于后者比较多的时候, 政策有效性处于“推进模型”的中级阶段;如果前者稍微大于后者的时候, 政策有效性处于“推进模型”的初级阶段。

因此, 反作用力与作用力之间“合力”的对比和角力的结果决定了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以及什么样状态的什么阶段, 而且两个“合力”之间力量演变逻辑决定了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演变逻辑。当这两个“合力”势均力敌的时候,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便开始暂时稳定下来, 处于暂时的“均衡状态”, 就是处于“均衡模型”阶段。这只是某个时间点上可能会出现一种比较短暂性力量均衡, 要保持这种均衡状态比较长的时间也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各种制衡力量几乎都是会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就必然会很快打破这种短暂的均衡, 从而使高等教育质量有效性或者进入“推进模型”阶段或者进入“阻滞阶段”。

本文基于系统和治理的视角, 从治理环境、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目标的来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制衡力量展开分析只是分析了制衡力量了一部分而已。现实中, 真正的制衡力量要比较比本文的分析庞杂而且复杂得多, 会覆盖诸多方方面面。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上文前面对“三种模型”的分析都是对实际情况做了特殊的简化, 比如对“推进模型”的分析只是选取充满正能量的几种制衡力量的“合力”在发挥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提升的促进作用, 而这时其他消极制衡力量的反向作用力几乎为零的特殊状况, 只分析了非常特殊状态下纯粹的政策有效性推进状态。又比如, 在分析“阻滞模型”的时候, 也是如此, 只是选取充满负能量的几种制衡力量的“合力”在发挥阻滞作用, 而起到积极作用的作用力几乎为零的特殊情况, 只是分析了非常特殊状态下纯粹的政策有效性阻滞状态。

正因为影响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制衡力量的复杂多变性, 所以更需要高等教育质量治理主体将更多时间和精力以及更多资源配置到比较容易增强充满正能量的“合力”的环节中去, 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和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努力改善治理环境, 准确定位治理目标, 进而有利于保持充满正能量的“合力”形成压倒性的绝对优势, 从而使政策有效性长期稳定在“推进模型”的高级阶段。这也为我国改善公共事业的治理, 提高公共政策有效性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借鉴。

摘要：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在多方不同制衡力量的影响与制约下会呈现出不同类型的演变形态。治理环境、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目标的差异性及其所形成的“合力”会从宏观上主导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系统有效性的演变方向和所处的状态, 其中推进状态、阻滞状态和均衡状态等三种特殊的模型化动态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宏观反映了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动态演变逻辑。

关键词：系统,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治理环境,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目标

参考文献

[1]上官酒瑞.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107.

[2][英]托尼·鲍法德, 爱尔克·劳夫勒.公共管理与治理[M].孙迎春, 译.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167.

[3]梁忠民.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202, 203.

[4]何显明, 吴兴智, 编.大转型:开放社会秩序的生成逻辑[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2:175.

[5]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243.

[6]Michael E.Kraft and Scott R.Furlong.Public Policy:Politics, Analysis and Alternatives[M].CQ Press, 2007:66-67.

政策系统模型 篇2

一、有助于公共政策制定的平衡性。政策制定是政府尤其是官僚制组织与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利益集团能给公共政策制定主体提供政策制定的实际情况。这些情况的及时反馈有利于有效地解决实际政策问题，从而提高政府绩效。利益集团能为公共政策制定主体提供有关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方案和技术性服务。因而利益集团在与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互动中可以提出自己的合理性建议和意见，群策群力，从而有效地为公共政策制定主体提供更为实际的方案或改变传统制定技术，起到政府助手的作用。其

二、有利于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人是有限理性的人，其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决策者也一样，他们所制定的公共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在没有利益表达机制，或者利益表达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很可能由于信息的不完备与思考能力的有限，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难以综合全面的考虑和权衡多方利益。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为决策机构提供充足的信息，弥补政府决策的有限性。利益集团为广大人民群众有组织地参与政治过程提供了合法性的利益表达机制。其

三、有利于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权力的监督。政府往往以理性权威的身份作出决策，并将自主决定的政策强加于社会，而目标群体只有服从和忍受，而没有自由选择、监督、评价的实际权力和有效机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博弈，通常要求政府顾及到各方利益，按照相对公平的原则来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它们在影响政府的决策行为，以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密切注视着政府和工作人员的活动，注视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执行法律和政策的情况，起着政治监督的作用。

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消极影响：其

一、影响社会公平。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并非都是坏事，但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社会中存在多个力量相近的利益集团，它们之间的博弈能够形成一个大致均衡的利益格局。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强势利益集团太强，弱势利益集团又太弱。这样，势必出现某个利益集团影响甚至操控公共政策的情况，从而严重破坏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与正义性，最终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和弱势群体利益的忽视。其

二、妨碍政策制定。利益集团为了本集团的利益，提供给决策者的信息难免有偏见和不实，这些信息一旦被决策者所采纳，进入政策议程形成公共政策，必将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起到极大的不良后果。特殊的利益集团为谋求政府保护，逃避市场竞争，实现高额垄断利润，这不但违背了公共政策公平与公正的初衷，也严重地妨害了整个政治生活健康有续的发展。其

三、削弱政府权威。由于利益集团的影响，公共政策主体如果受制于利益集团的行动与反应，则会处于被动地位，失去应有的政府权威，从而难以保证公共政策在目标群体中得以顺利制定和实施。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有些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不但得到制度性的保障，而且利益在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激励下被放大。更有些强势利益集团在某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甚至有能力左右政府，使政府决策具有明显的利益导向。这些强势利益集团利用自身强大的市场优势和舆论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从而削弱了政府权威。

新凯恩斯货币政策模型 篇3

当解释可观测经济结果时, 新凯恩斯模型的一个最主要缺点是没有一个生成的持续性机理, 没有资本积累, 通胀和消费产出震荡多变。因为模型中不包含内生变量且没有相关冲击, 所以它不能解释通胀和产出数据中存在的持续性。为了克服这些缺点, 大量学者研究推广可以包含习惯形成、工资、价格粘性和价格指数等特征的模型, 这些特征可以清晰描述数据持续性。但是, 大量研究表明, 新凯恩斯模型只使用一般的混合的数据后, 最终只是简单地给参数赋值 (Erceg, et al, 2000;Amato and Laubach, 2000) 。从而, 混合模型可以有比该权威模型更有说服力的内容, 这些内容不一定充分描述可观测宏观经济结果, 但可将问题停止在结论上再将政策惯例引出。

模型不再采用单方程估计法而是使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估计法 (FIML) 建立一个体系估计。使用体系估计模型不仅易获得有效利润, 而且能估计出单方程法无法识别的参数。应用FIML法必须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做出假定。我们可以简单地设定一个利率规则, 假定货币当局可根据最优支配原则制定政策。因此, 我们可以假定货币当局具有客观功能, 可以解决货币规则的时续性, 估计货币客观功能参数与优化约束的结构参数。

在Volcker-Greenspan时期, 我们为合理的通胀目标估计找到了利率平稳的证据, 但是平稳性产出的证明并不可靠, 我们也没有找到通胀偏差的证据。在内在消费习惯形成和外在消费习惯形成模型中, 估计结果显示只有大概10%的公司在每个季度能优化他们的价格。总而言之, 在新凯恩斯最优政策模型中利用消费数据比产出数据运行地更好, 因为广泛应用和调整产出缺口范式其最终结果是显著的。

一、数据选取

在这里使用5个测算口径:3个产出口径和两个消费口径。第一个产出口径y赞t1其中实际GDP是国会预算局测算的潜在产出, 同Rudebusch和Svensson (1999) 在研究最优货币政策中使用的方法。利用对产出口径的测算可以提供一个从我们的结论到Rudebusch和Svensson的研究框架的一个桥接。用HP滤波法构造下一个产出口径y赞t2和消费口径C赞t1。为了与家庭最优问题的典型特征一致剩下的两个口径y赞t3和C赞t2用单位劳动生产力测算产出和消费。

我们最后用HP滤波分离log (产出/劳动力) 和log (消费/劳动力) 变量序列, 使之平稳。

数据截取的是1965年第一季度到2013年第二季度时间序列。大体上讲, 3个产出口径变量变动时是有规则的, 早期1980年和1990年的金融危机中显而易见, 但当用国会预算局测出的潜在产出y赞t1构造产出口径时, 得出的结果明显不如其他两种稳定。y赞t2和y赞t3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97, y赞t1和y赞t2或y赞t3之间的相关系数只有0.77。依据时间和大量产业循环两个消费变量序列表述了与产出序列相似的特征。尽管C赞t2比C赞t1平稳性差, 它们的相关系数为0.95, 但这些变量序列说明了美国经济从1984年以来的稳定状态, 正如早期讨论的那样, 趋平稳化可能是由于需求波动变化的减弱导致的。

二、模型估计

习惯指数假定依据两个消费参数变化, 表示为:

方程 (1) 由程式化因素构成, 是由两个产出口径的再生形式的方程 (1991年King, Plosser, Stock和Watson;1992年Gali) 。通过方程 (1) 描述的习惯形成比使y2=0的简单方程更能令数据立足。由于这个原因, 如果这两个口径习惯形成范式没能反映出产出/消费的动态规则, 则对新凯恩斯最优政策理论造成有力的反驳。

产出基础方程和消费基础方程估计y1和y2的是系统的, 表明它们不止是对产出去趋势过程的结果。造成产出基础方程和消费基础方程差异的原因有很多, 但最明显的因素应该是投资和资本形成过程。权威新凯恩斯模型和标准一般化权威模型将投资作为简化策略, 同时遵循资本形成长期运转结果可用来研究宏观经济短期稳定性这一原则。依据资本积累测算资金股本进而估计模型是相当困难的, 2001年Dupor的结论中强调满足泰勒原理的政策规则在模型中容易产生投资不确定性, 说明忽略投资对货币政策的制定有重要的影响。

观察其他参数, 外生习惯形成方程跟内生习惯形成方程接近, 隐形通胀目标值估计为2.29%~2.96%之间, 客观因素值估计为0.93。从外生习惯形成方程中得来1/σ的只有在10%的置信度下或以消费数据估计时才显著。

在政策客观功能分析参数中, 估计结果也与内生习惯形成相似。利率平稳性权重显著不为0, 但产出/消费稳定性的权重不显著且没有任何通胀偏向的依据。一般来说, v的点估计在外生习惯形成模型的估计中较小, 早期研究中利率平稳性的权重在3月期国库券的估计比联邦基金利率估计的要大。

三、脉冲响应

当根据3个信息准侧估计人均消费和3月期国库券利率RtT时模, 型拟合的最好。为了更好地展现新凯恩斯最优政策的框架, 模型估计了πtc, 和RtT, 并比较它们的脉冲响应。根据VAR模型我们也可以构造置信度为95%的VAR脉冲响应。

通过比较新凯恩斯模型与一般模型的VAR脉冲响应, 可以帮助判别那些新凯恩斯模型不能完全反映出的数据, 反映VAR模型的脉冲响应产生于“供给”、“需求”和“政策”的冲击, 并参照递归识别法。但是, 新凯恩斯最优政策模型不是递归的, 因此, 为确保脉冲响应函数之间有效的对比, 在VAR模型中我们要以同样的排列方式和同样的递归识别法来辨别对模型的冲击。特意地, 我们采用新凯恩斯时间一致方程。

观察VAR模型的脉冲响应, 通胀和货币政策依需求消费标准差分别上升和紧缩, 响应利率的上升, 消费和通胀同事下降, 最终返回到基础线上。而供应方面的冲击, VAR模型反映出通胀上升而利率随之上升, 利率上升则导致消费下跌到基础线以下, 进而通胀有所缓解。随后, 利率下降, 消费回升到基础线以上。

摘要：估计了新凯恩斯主义最优价格模型, 并评估利用模型如何描述美国的产出、通货膨胀和利率变动;考虑模型中外在习惯形成是否影响消费者行为, 并说明定价方法和通货指数形成价格和通胀惯性。该模型的时间一致均衡原则是用来估计关键行为参数的, 据此研究最优货币政策的适应性。

关键词：新凯恩斯模型,货币政策,外在习惯形成

参考文献

[1]齐鹰飞.新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理论的微观基础——一个基本模型及其在货币政策中的应用[J].财经问题研究, 2007, (6) .

[2]刘东华.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J].北方经济, 2009, (11) .

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决策模型的改进 篇4

一、现行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决策模型

现行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决策模型是比较信用政策改变后的应收账款投资收益和成本的变化, 决策原则是增量收益大于增量成本。

1. 应收账款投资收益分析模型。

应收账款投资收益是指仅赊销能给企业带来的利润。应收账款投资收益=赊销量×单位边际贡献-固定成本, 或应收账款投资收益=赊销收入-变动成本-固定成本。

2. 应收账款投资机会成本分析模型。

对于应收账款机会成本的计算, 争议较多, 主要是关于应收账款占用资金的确定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主张按收入法确定, 即用应收账款平均占用资金余额计算, 其符合谨慎性原则;另一种观点主张按成本法确定, 这也是大部分教材所采纳的观点, 如2009年度注册会计师考试《财务成本管理》教材就使用这种方法。成本法计算方法如下:

机会成本=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资金成本率

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变动成本率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平均每日赊销额×平均收账天数= (年赊销净额/360) ×平均收账天数

另外, 也有少部分学者提倡将代收的增值税销项税额考虑进去。

3. 应收账款坏账成本分析模型。

坏账成本是指企业应收账款因种种原因不能收回而发生的损失, 可运用销货百分比法、账龄分析法或应收款项余额百分比法进行计提处理。

4. 应收账款投资管理成本 (收账费用) 分析模型。

应收账款的管理成本是指企业对应收账款进行管理而耗费的各项支出, 如对客户进行信用调查的费用、收集各种信用信息的费用、对客户所欠账款进行催收的费用等。

另外, 企业若提供现金折扣, 则还需考虑现金折扣成本。

二、对现行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决策模型的改进

1. 应收账款投资机会成本分析模型的改进。

根据“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年赊销净额/360) ×平均收账天数”可推导出:

平均收账天数=应收账款平均余额×360/年赊销净额

从上述计算过程可以看出, 目前人们在进行应收账款信用期决策时把应收账款等同于赊销的销售收入, 这是不合理的。赊销净额与应收账款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赊销净额是按销售价格计算的赊销商品 (或提供劳务) 的销售收入减去销售退回、销售折扣与折让的净额, 而企业采用赊销方式销售产品应收回的款项除了包括应收回的货款, 还应包括增值税销项税额及代垫运杂费。由于在实际交易中代垫运杂费的情况较少, 且金额也较小, 运杂费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增值税销项税额的金额较大, 对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影响较大, 因此应将增值税销项税额考虑在内。如果将赊销净额等同于应收账款, 将严重低估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或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从而低估应收账款机会成本。

对于赊销业务资金占用量的计算, 笔者认为赊销业务占用的资金包括变动成本但不包括利润是合理的。因为该利润正是企业进行赊销带来的, 假如企业进行现销, 就不能扩大销售实现该利润。因此, 赊销实现的利润不能作为赊销业务的资金占用量。对于固定成本, 笔者认为要视固定成本的增减情况讨论。如果信用政策变动前后固定成本保持不变, 则不需要考虑固定成本, 因为无论销量如何, 固定成本始终是一项开支, 在相关业务量范围内并未增加固定资产等方面的投入, 不能因为在会计上将一部分固定成本分摊计入赊销产品成本中而将其作为资金占用的一部分。如果放宽信用政策导致销量增加, 并导致固定成本投入增加, 则还需考虑固定成本增量对资金的占用。

对于代收的增值税销项税额是否也应计入赊销业务资金占用量, 笔者认为可以不用考虑。尽管赊销导致企业延期取得增值税销项税额, 但是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的规定, 采取赊销方式销售货物, 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当天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因此如果企业进行赊销, 可以通过与购货方签订赊销合同的方式推迟增值税的缴纳。

另外, 将资金成本率改为机会成本率更为恰当。两者涵义不尽相同。资金成本率在数量上是资金供应者所要求的最低投资报酬率, 而机会成本率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采用有价证券年利率、投资者要求的必要投资报酬率, 也可以采用资金成本率, 得出的结果不完全相同。

综上所述, 改进后的应收账款机会成本分析模型如下所示:

机会成本=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机会成本率

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收账期平均赊销净额×变动成本率

收账期平均赊销净额= (年赊销净额/360) ×平均收账天数

平均收账天数=应收账款平均余额×360/[年赊销净额× (1+17%) ]

或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1+17%) ]×变动成本率

2. 所得税对信用政策决策的影响。

目前, 绝大部分信用政策决策模型都未考虑所得税变动对决策的影响。笔者认为, 所得税也应是一项决策相关成本。尽管放宽信用政策带来税前利润的增加, 但是也导致所得税的增加, 从而导致应收账款成本费用的增加, 但放宽信用政策导致的收账费用与坏账损失的增加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减所得税。如果企业提供现金折扣, 在实务中企业一般把现金折扣成本作为费用在税前扣除, 因此也能抵减所得税。然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机会成本不做账务处理, 也就不能抵减所得税。因此放宽信用政策后, 企业应交所得税的增加及机会成本的增加必然导致净收益的下降, 从而对信用政策产生影响。所得税的计算模型如下:

应交所得税= (赊销收入-变动成本-固定成本-管理成本-坏账损失-现金折扣成本) ×所得税税率

三、举例分析

下面, 笔者将举一实例进行具体说明。

例:某公司在2008年度实现赊销额1 000万元, 变动成本率为60%, 固定成本为100万元, 应收账款平均收账天数为30天, 发生的坏账损失为5万元, 管理费用1万元。该公司拟放宽信用政策, 预计可实现年赊销额1 040万元, 变动成本率和固定成本保持不变, 应收账款平均收账天数将增加到90天, 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为7万元, 管理费用2万元。假设该企业资金成本率为10%。要求确定该公司是否应该放宽信用期限。

1. 不考虑所得税。

分析如下:

增量收益= (1 040-1 000) × (1-60%) =16 (万元)

30天信用期机会成本=1 000/360×30×60%×10%=5 (万元)

90天信用期机会成本=1 040/360×90×60%×10%=15.6 (万元)

放宽信用期后:

机会成本增加=15.6-5=10.6 (万元)

坏账损失增加=7-5=2 (万元)

管理费用增加=2-1=1 (万元)

增量收益-增量成本=16- (10.6+2+1) =2.4 (万元)

由于增量收益大于增量成本, 企业应该放宽信用期至90天。

2. 考虑所得税。

假设该公司所得税税率为25%, 分析如下:

30天信用期应交所得税=[1 000× (1-60%) -100-5-1]×25%=73.5 (万元)

90天信用期应交所得税=[1 040× (1-60%) -100-7-2]×25%=76.75 (万元)

应交所得税增加=76.75-73.5=3.25 (万元)

增量收益-增量成本=16- (10.6+2+1+3.25) =-0.85 (万元)

由于增量收益小于增量成本, 企业不应该放宽信用期。这是由于放宽信用期后, 销量增加, 应纳税额和机会成本增加, 但机会成本不能抵减所得税, 导致应交所得税增加了3.25万元, 使得放宽信用期后净收益减少。

由此可见, 在进行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决策时考虑所得税因素更合理。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2009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财务成本管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2].张惠忠.公司财务管理基础.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3].陈四清.应收账款投资效益分析模型的改进.财会月刊 (会计) , 2005;11

[4].王福英, 陈敬珍.浅谈应收账款机会成本的计算.财会月刊 (会计) , 2005;5

政策系统模型 篇5

我国从2004年开始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全面推行粮食生产补贴政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其中前三者为种粮补贴:一是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2005年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00亿元资金、各粮食主产省均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40%的资金用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二是良种补贴。将补贴作物范围扩大到大豆、小麦、玉米、水稻四大粮食作物。三是农机补贴。从2004年开始, 国家对农民个人、农场职工、农机专业户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机服务组织购置和更换大型农机具给予一定补贴。

2006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外公布, 要求继续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业和农民实行的“三减免、三补贴”和退耕还林补贴等政策, 以及适应农业生产和市场变化的需要, 建立和完善国家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保护体系。2006年, 粮食主产区将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 其他地区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力度, 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增加测土配方施肥补贴, 继续实施保护性耕作示范工程和土壤有机质提升补贴试点等。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良种补贴55.7亿元、农机具补贴12亿元;改进补贴政策和方式, 进一步完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办法, 探索建立粮食综合补贴机制。2008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 使年农资综合直补资金额达到638亿元。

现行政策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 增加农民种粮补贴。对农民发放每亩最低不少于10元的粮食直接补贴标准上, 2009年各省也较大幅度增加农民种粮补贴。2009年5月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稳定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意见》中要求启动实施马铃薯原种补贴, 对马铃薯原种生产每亩补贴100元。

第二, 增加良种补贴。在2008年对早稻、中稻、晚稻和小麦每亩良种补贴10元、15元、15元和10元。

第三, 大幅增加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在2008年中央安排40亿元资金, 对水稻插秧机、水稻直播机补贴50%, 深松机和旋耕施肥播种机补贴40%, 农业机械单机补贴额上限为5万元的标准上, 2009年中央安排100亿元资金, 对购置农业机械补贴。要将先进适用、技术成熟、安全可靠、节能环保、服务到位的农机具纳入补贴目录。

二、影响因素分析

从理论上分析:

首先, 我们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得到:

图1中S和D分别代表我国国内的供给和需求曲线, 国内粮食市场价格P0, 国内的局部均衡为E。

从粮食生产方面看,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的影响:

一是增强了种粮农民的预期 (见图1) 。政府为了扩大粮食生产, 实施了补贴, 实际相当于供给曲线右移。这样, 政府向国内粮食生产者保证的价格为P1, P1-P0为单位农产品生产补贴额。种粮补贴的实施使我国粮食的供给曲线S平移到S’, 即生产者补贴的存在使粮食生产者在同等条件下愿意提供更多粮食。这样, 随着生产面积的不断扩大无疑将导致政府补贴额的不断增加, 国内局部均衡价格 (E’) 下降, 消费价格 (P2) 下降, 最终消费者和生产者获益。

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持续投入劳动力等, 最终在达到均衡后, 将出现相反趋势。因此, 种粮补贴额度要控制在一定限制内。但就目前我国补贴情况看, 我们正处于达到均衡前期, 补贴力度有待加强。

二是不断扩大的补贴相当于提高了农民的退出成本, 或者说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机会收益, 从而刺激了更多农民生产粮食。

以种粮补贴政策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经过对资料的分析, 考虑到影响粮食生产的变量, 一般来说可以归结为常规投入因素 (土地、劳动、资本) 、技术因素、制度因素以及自然条件因素等。影响粮食产出量和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为:生产成本、播种面积和是否有补贴 (直补和良种补贴) 。其中生产成本由六个因子组成:种子投入量、化肥投入量、农药使用量、劳动力投入量、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机械投入量。

数据说明:农户所使用的种子数量包括自用种子和购买的种子, 为排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故采用所采用的种子数量而非金额合计;劳动力投入为每户劳动力投入人数和投入天数的乘积;化肥的使用数量以千克为单位, 为避免价格因素的影响未采用使用化肥的金额合计;农药的使用数量以千克为单位, 为避免价格因素的影响未采用使用农药的金额合计;劳动力的素质以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衡量, 为方便起见采用户主的受教育年限;鉴于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是以机械种类为依据, 故采用机械投入量。

基于上述补贴效应分析, 影响因素模型旨在分析在前期生产中。

前提:以播种面积为计量单位;劳动力、种子、化肥、农药投入成本小于补贴额。

假定当受劳动力教育程度因子不变时, 图2中字母对应以下分析步骤:

一是国家给予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 农民种植积极性增加, a导致劳动力投入量增加, 粮食产出增加, 农民农业收入增加;二是国家给予补贴, 农民种植积极性增加, 会寻求更多的耕地 (包括以前已放弃的耕地) , b导致播种面积增加, c从而种子投入量增加, 由此e化肥和d农药投入量增加, 产量增加, 农民农业收入增加;三是国家给予补贴导致的播种面积增加也会因为耕地需要而f导致劳动力投入量增加, 产量增加, 收入增加;四是国家给予补贴导致的播种面积增加会g导致机械投入量增加, 产量增加, 收入增加;五是当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因子改变, 其增高时:h会导致机械使用量增加, j从而劳动力投入量减少, 产量增加, 收入增加;户主会采用转基因等高技术农作物种子, k会导致农药使用量减少, 产量增加, 收入增加。

最后得出结论:在以播种面积为发放补贴的计量单位, 假定劳动力、种子、化肥、农药的投入成本均小于补贴额, 国家发放种粮补贴, 通过另外两者影响因素的波动, 最终将导致粮食产出增加, 农民农业收入增加。

但是, 有一点需要注意:虽然农产品产量将会大幅增加, 但由于大多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都很小, 需求弹性一般小于供给弹性, 农民从增长中获得的净收入往往不足以弥补由于价格降低所造成的净收入损失。

以上是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下形成的理论分析。

现实情况与理论分析有差别之处:

第一, 我国现行的补贴政策是以播种面积为计量, 但实际上此处的播种面积是指2006年减免农业税之前登记的计税面积。现行播种面积远大于记录的计税面积, 即农民种植面积大于收到补贴的面积。

第二, 国家现行政策对良种补贴, 而普通作物则没有;测土配方化肥也有一定补贴, 但是化肥和农药的价格上升远大于补贴;劳动力投入量的增大, 意味着一部分的非农收入减少, 所以间接造成劳动力成本增加。通过这三者分析可知, 种粮补贴的额度相对于生产成本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造成实际中很多地方农民增收不明显。

第三, 就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因子而言, 我国目前对农民教育成本投入较低, 从而第五项分析情况存在少数性。而在实际中, 就大豆市场而言, 我国政府给予农民的补贴始终不能使得大豆市场价格低于进口大豆价格, 使得进口大豆占据我国主要市场份额, 究其原因就是农产品中的科技因素太少。

第四, 在补贴依据上, 现行的以播种面积为补贴计量单位是否合理:如果继续以播种面积为计量单位, 其一是农民可以倾向于种经济收益高的作物, 从而是将对粮食的补贴扩大为对整个农业的补贴;其二从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 各种情况的分析最终都是产出增加, 在此时再以播种面积为计量单位很显然是不合适的, 此时应该以产量为主要补贴因素。而考虑到市场价格, 包括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 很显然, 为了确保农民收入增加应该是综合产量和粮食收购价格因素重新制定新的计量单位。

当然, 2007年中央为了更好地发挥补贴资金作用, 进一步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 适当调整完善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政策目标和导向, 在充分考虑全年预计农资价格变动可能对种粮农民发生的增支影响的同时, 政策重点鼓励多产粮、多调粮、产好粮。新增资金分配, 直接与粮食产量、商品量和优质稻生声挂钩, 产粮越多、粮食商品量越大、优质稻生产多, 得到的补贴就越多, 以充分调动各地政府和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三、解决对策

2006年农业税完全取消后粮食直补并为收支一条线的方式, 因为补贴粮食价格是增加粮食生产的收益, 通过其他形式的补贴, 可能是补贴粮食生产的成本, 降低成本也就是相应地增加了粮食生产的收益, 无论采取哪种补贴方式, 都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所以我们为了这个目的, 在稳定粮食产量持续增加的前提下, 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 降低种粮成本的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补贴, 将来还可以探讨建立“休耕”和“轮耕”等补贴。

第二, 补贴时间:在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补贴出台的情况下, 这些与粮食生产密切相关的直接补贴力争在春耕之前兑付到农民手中。而粮食价格补贴的标准, 在第二年的春耕之前, 与种子、化肥、农药等其他农业生产资料补贴一起发放, 在补贴通知书中写明粮食价格补贴、种子补贴、化肥农药等补贴项目。农机具的补贴在农民购买农机具时兑付。

第三, 补贴依据:综合各方面因素, 以当年粮食产量和市场收购价格为计量单位是较为稳妥的。由于我国地理地形复杂, 如果要让每一户农民受实惠, 就要考虑建立补贴依据体系, 按不同地区、地形、气候、产量制定详细的补贴依据。

第四, 科技强农:一方面是加大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成本, 另一方面是给予高科技作物种植补贴和加大农业现代化建设。

第五, 补贴额度:根据本文效应分析, 只要在达到均衡之前, 我国应大力增加补贴额度, 这样才能避免因为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和生产成本增加而带来的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当前稳定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意见[DB/OL].中国农业信息网, 2009-05-10.

[2]、穆月英.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理论及实证分析[M].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

[3]、张洁丽.关于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 2006.

[4]、刘俊杰.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D].西南大学, 2008.

政策系统模型 篇6

1. 结合精英模型分析“蓝天工程”政策

(1) 精英模型具体内容

精英理论模型是公共政策分析的八大模型之一。西方精英理论认为社会被分成掌握权利的少数人和没有权利的多数人, 只有这一小部分人能够分配社会价值, 所以体现社会价值分配的公共政策并不反映公众的需求, 而是反映精英们的利益、偏好和价值。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精英把公众视作消极的、态度冷漠的、消息不灵通的群体, 因此, 公众的情感更多地受到精英的操纵, 而精英的价值观念却很少受到公众情感的影响。精英理论认为公共政策是自上而下制定的, 认为在任何社会中权利的分配是不平的, 没有什么政府能够保证让其公民全部有效地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所有决策制定, 而拥有权利的少数人控制国家内各种最大机构和团体, 成为国家的精英集团, 主导制定国家的公共政策。精英理论并不意味着精英与公众之间处于矛盾之中, 也并不是说精英总是占主导和优势地位而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相反, 精英集团会进行广泛的改革, 并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 会在一定程度上追求民意, 与公众进行互动, 以保持现有的政策体制, 维护他们在此体制中的角色地位, 同时也为了保证公众对此政策体制的支持, 由此避免公众的不安定。

(2) 结合精英模型分析政策

在乌市蓝天工程项目中, 政府的相关部门人员根据乌市的现状, 制定出蓝天工程。在制定过程中其实就是体现精英决策的过程, 政府相关人员根据市民的需要以及乌市发展现状适时地进行调整, 找出符合整个社会环境良好发展的方案。

由于乌鲁木齐一到冬天大量需要供暖, 这样就增加了煤炭的燃烧量, 随之粉尘增加, 对乌市的空气质量有影响, 同时也间接对市民的身体造成危害。所以空气质量问题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自治区政府有关负责人制定出台了《自治区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实施方案》, 对乌鲁木齐市、昌吉市、阜康市和五家渠市等区域内的烟煤型污染进行了关停并建改, 对重污染企业进行搬迁, 对重点污染源加强监管, 为以上城市彻底解决大气污染问题, 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自治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政策, 把握政策大方向, 具体方案执行有部门下属单位或者人员进行政策有效落实和执行, 市民群众完全服从政策, 这个政策在很大意义上也是对市民有好处的。

(3) 精英模型示意图

精英模型就是自上而下的制定政策, 体现现代民主国家的根本理念“主权在民”, 但是与实际的政策过程中总是有由直接掌管政权的少数人来主导这一难以克服的悖论, 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公共政策在本质上总是统治阶级的政策。

2. 结合渐进模型分析“蓝天工程”政策

(1) 渐进模型具体内容

渐进决策模式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政策分析的创始人林德布洛姆在对理性决策模式产生质疑的情况下提出的。理性决策模式以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为前提, 通过确定目标、制定备选方案、选择最佳方案、实施方案等一系列科学计算完成旨在获取最大社会效益的决策活动。渐进决策模式是谋求社会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任何一项政策都应该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而不能成为利益冲突和社会暴动的诱因。众所周知, 新政策的付诸实施意味着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重大政策创新无疑会严重冲击现存的利益格局并遭受部分利益受损者的强烈反对。如果只是对现行政策加以小小的修正, 各种政治力量将会在不造成大的社会波动的前提下调适平衡。所以, 渐进决策模式的普遍推行是谋求社会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理性表现。

(2) 结合渐进模型分析政策

自治区政府在2011年4月出台的《自治区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实施方案》, 对乌鲁木齐市、昌吉市、阜康市和五家渠市等区域内的烟煤型污染进行了关停并建改, 对重污染企业进行搬迁, 对重点污染源加强监管, 为以上城市彻底解决大气污染问题, 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这是初步对乌鲁木齐环境问题做出的反应, 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 自治区政府不断做出调整, 优化此政策。当年6月份在新疆召开的全国环保援疆会议上, 环保部将乌鲁木齐市大气污染防治项目纳入国家“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 重点支持改善乌鲁木齐市环境质量, 并在资金政策上给予支持。在政策执行中, 渐进的此项政策上升到国家级别, 这充分说明该政策的重要性。更加引起相关政府人员以及自治区整个社会环境的重视。

2012年该项政策又作为“蓝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乌鲁木齐市全面开展了以“煤改气”为重点的八大类22项大气污染治理工程, 投入71亿元对市区包括集中供热企业、社会单位的锅炉和一些城中村小锅炉进行了清洁能源改造, 由以往的燃煤供暖改为天然气供暖, 是乌鲁木齐市实施“蓝天工程”以来力度最大的一年。

自治区政府在实施蓝天工程的过程中, 不断进行调整, 渐进的让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更加成熟化。自治区政府坚持渐进模型的原则:按部就班的原则;积小变大原则;稳中求变的原则, 不断地吸取别国经验和国家及自治区政府的大力支持来巩固和完善此项政策。

二、总结

“蓝天工程”政策的出台, 是自治区政府的有关部门制定的一项有利于改善乌市环境污染问题, 是利民的政策, 在执行过程中不断进行优化调整, 保证政策稳步有效的实施。

政策系统模型 篇7

一、工作搜寻理论发展

(一) 固定样本模型

1961年乔治·斯蒂格勒首先提出固定样本模型用于消费者对最低产品价格的需求搜寻, 之后不断有经济学家将该模型运用到劳动力市场探讨求职者求职行为, 称之为“工作搜寻理论”。该理论认为, 在劳动力市场上, 每个雇主的劳动报酬是不同的, 但由于信息不充分, 求职者开始不可能知道哪个单位劳动报酬最高, 因而他首先要筛选出要寻访的工作单位, 然后在这些工作单位中确定寻访数量。寻访过程有成本也有收益, 因为寻访对象越多, 对工资分布就越了解;选取的样本企业越多, 碰到高工资的机率就越大。固定样本模型搜寻方针的缺点是求职者必须找完所有N家雇主经过比较后, 才能找出劳动报酬最高的那家单位。对于大多数搜寻者来说, 当他开始搜寻时, 他并不知道自己将会搜寻多少次, 所以固定样本模型与我们的实际经验有一些距离。

(二) 连续搜寻模型

1965年, Mc Call提出连续搜寻模型, 消费者不再事先选定销售商个数, 而是连续不断搜寻直到找到可以接受的价格为止, 并将该模型理论运用于解释工作搜寻行为。

Mc Call假设:

1. 每多搜寻一个工作的成本是固定的;

2. 寻找的工作若不接受, 则继续搜寻;

3. 求职者对当前市场的工资分配是已知的。

连续搜寻模型认为, 求职者在考虑每次搜寻成本和获得工作的机率后, 先确定一个自己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资 (保留工资w R) , 然后逐个走访雇主, 将雇主的工资报价与自己的保留工资进行比较, 只要找到的某项工作工资高于求职者保留工资, 即停止搜寻, 接受该工作, 否则继续搜寻下一个工作机会。在这样的搜寻原则下, 搜寻次数不是事先确定下来的, 而是取决于搜寻者保留工资的高低。此结论为工作搜寻理论奠定了基础的模型架构。

二、工作搜寻理论模型的改进

(一) 工作搜寻理论基本模型

改进模型是建立在连续搜寻模型理论上的。连续搜寻模型和保留工资密切相关, 通过这个基本模型主要来解释影响保留工资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现实生活中的哪些因素使得求职者的保留工资或高或低, 这样的保留工资对搜寻者的求职行为有什么影响进而使其就业状况发生了什么变化。

基本模型基于如下假设条件:

1.每期求职者从当前劳动力市场工资分布F (w) 中只选取一个雇主进行工作搜寻, 若雇主给出的工资出价大于失业者的保留工资, 则求职者接受该次工作机会脱离失业期, 否则拒绝该工作, 本期仍处在失业状态, 下期继续进行工作搜寻。

2. 工作机会不具有回溯性。

3.一旦搜寻者接受了该工作, 就将永远从事该工作, 中间不会再去搜寻其他工作。

其中, wR:保留工资, β∈ (0, 1) 表示当前贴现因子, b:失业保险金, F (w) :劳动力市场工资分布。在基本模型中可以看出, 影响求职者保留工资的主要因素是失业保险金和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分布。该模型预测了求职者每期的工作机率H=1-F (wR) , 从而可知在一指定的d期的失业率为 (1-H) d-1H, 最终可得平均失业期为:

在此模型里, 当个体失业时, 他的搜寻行为是每期只寻找一个雇主, 若雇主出价工资大于失业者的保留工资则失业者接受该工作, 否则拒绝该工作继续在下期进行搜寻, 直到搜寻到出价工资大于其保留工资的雇主。在现实中, 有时失业者每期的搜寻雇主数量并不仅限于一个, 而是一个随机数n。下面我们提出一个扩展模型来进一步说明影响保留工资的因素, 从而进一步发掘其对失业者搜寻行为的影响。

(二) 工作搜寻理论的扩展模型

扩展模型基于如下假设条件:

1.每期求职者从当前劳动力市场工资分布F (w) 中随机选取n个雇主进行工作搜寻, 若其中某雇主给出的工资出价大于失业者的保留工资, 即:w≥wR, 则求职者接受该次工作机会脱离失业期, 否则拒绝该工作, 继续在其余选取的雇主中进行搜寻, 若本期仍处在失业状态, 下期再重复上述过程继续进行工作搜寻。

2.工作机会不具有回溯性。

3.一旦搜寻者接受了该工作, 就将永远从事该工作, 中间不会再去搜寻其他工作。

4.既然n是失业者选取的一个随机数, 那么在接触的雇主中能够出价的雇主数量也是随机的。为研究方便, 引入参数a表示失业者所搜寻的n个雇主中雇主的出价工资到达率。

该模型的最终结论是:wR=b+ (a/r) ∫wR∞ (1-F (w) ) dw

其中, wR:保留工资, b:失业保险金, a:雇主出价工资到达率, r:当前利率, b:失业保险金, F (w) :劳动力市场工资分布。可以看出, 在扩展模型中影响求职者保留工资的主要因素是失业保险金, 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分布及失业者所接触雇主的出价到达率。该模型预测了求职者每期的工作机率H=a[1-F (wR) ], 但在此条件下, 失业者的得到工作的机率已不单纯由1-F (w R) 决定, 而是由雇主的出价到达率和它共同决定。可以看出, 出价率越高, 失业者得到的工作机率越大。在这里某个指定的d期的失业率仍为 (1-H) d-1H, 最终可得平均失业期还是:

所不同的是, 其中H的内涵又多了层含义。

三、结论及政策启示

我们设立的模型前提条件是, 失业者面临已知固定的工资分配和工作机会时做出就业决策以实现预期效用现值最大化, 这个前提也是动态搜寻理论的前提, 因此这里主要探讨失业保险金和雇主的出价到达率是如何影响搜寻者的保留工资进而影响其职业搜寻行为。

(一) 失业保险金对求职者搜寻策略的作用

通过基本模型及其扩展模型可看出, 求职者的保留工资和当期的失业保险金正相关, 即失业人员所获得的保险金越高, 则他们在搜寻工作时所要求的保留工资越高, 从而对雇主给出的工资有了更高要求, 这就进一步延长了其失业期。最早将失业保险金对于失业持续时间和再就业工资进行实证分析的是R.G.E-henberg&R.L.Oaxaca (1976) , 他们分析后得到的结论是失业救济金在提高了失业持续时间的同时也提高了再就业后的工资, 这实际上就是由于失业救济金的提高导致失业个体心中对保留工资加码的结果。可见, 失业保险金尤其是过高的失业保险金的存在会延长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 对劳动力供给具有消极作用。Mortensen (1977) 建立了将失业保险因素考虑进去的动态搜寻模型, 分析了失业保险水平对失业者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后来的研究者多以动态搜寻模型为基础进行理论和经验分析, 并且多数经验研究结果证明, 失业保险金水平的提高会延长失业持续期。

失业保险金的作用是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 规避风险, 减少失业者心理、生活压力, 同时使失业者有条件进行职业搜寻, 尽快脱离失业期。但失业保障制度在具有保障功能的同时, 会对失业者的搜寻行为产生影响, 从而影响再就业水平。上述模型所表达的一个直观信息就是, 一个过高失业保险水平会提高失业者的保留工资, 其后果是降低失业者找到工作的概率, 导致失业持续时间延长, 再就业率下降, 社会创造的财富将更多地流向失业保障体系, 造成社会效率的损失和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因此, 失业保险体系的制定一定要科学, 既要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 又要尽可能规避其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 确定科学的、适度的保险金水平, 促使失业者积极再就业。

传统意义上, 失业对于个体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当个体工作所得到的价值小于其失业所获得的价值时, 个体还是愿意选择失业的。因为失业的价值不仅仅是失业保险金, 还有失业者由于搜寻行为而对未来产生的预期收益。所以从搜寻理论角度看, 失业对于个体来说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 个体可以对自己的失业期长短有所选择, 进一步来说是失业者理性地选择放弃某些工作并保持失业状态, 以期在未来得到更多收益。所以搜寻理论认为, 失业在某种条件下变成个人选择的一部分, 人们在失业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接受的。该理论改变了我们思考失业问题的方式, 它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解释劳动力市场的现象及个人行为, 给了我们很有价值的洞察力。

(二) 雇主出价到达率对求职者搜寻策略的作用

通过扩展模型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促使失业者保留工资增加的重要因素:雇主的出价到达率。从模型表达式可以看出, 保留工资与雇主出价到达率正相关, 即失业个体得到的出价到达率越高, 失业者会将其保留工资逐步加码, 俗称“水涨船高”。下面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雇主的出价到达率对失业者保留工资的影响, 进而如何使失业者的就业状态发生改变。

首先, 通过在搜寻模型下的失业者就业机率表示式H=a[1-F (wR) ]可得到:雇主出价到达率的提高会增加失业者的就业机率H, 最终使其平均失业期D=1/H缩短, 在这方面对失业者尽快脱离失业状态进入就业期无疑是有利的。当雇主出价到达率提高时, 将会促使失业者保留工资的增加, 进而会对再就业后的工资加码, 迫使雇主提高出价, 但模型的前提条件是当期市场的工资分布不变, 所以在此情况下雇主是不会提高出价价位的。在实际中, 整个市场的工资分布也不会轻易在短时期内发生变化, 而若雇主处于成本等因素的考虑也不会轻易提高出价价位。这样, 随着失业者保留工资的不断增加, 整个情形必然会发生逆转, 因为失业者对保留工资的加码行为会使当前劳动力市场工资分布F (w) 中低的雇主出价不断被失业个体拒绝, 越来越多的雇主会退出此期出价, 进而使雇主出价到达率不断下降, 在此下降过程的同时将又会迫使失业个体将工资不断减码, 最终达到均衡。可见, 雇主的出价到达率对失业者的保留工资有双向调节作用, 进而影响失业者的搜寻策略。这里对失业者的一个重要启示是要选择使自己收益最合适的搜寻行为, 要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情况, 尽量多地把握市场信息进行适度选择, 否则将会使自己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 延长失业期, 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政策系统模型 篇8

西方国家对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历史较长, 最先是和证券估价分析联系在一起, 还没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对股利政策的真正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两位财务学家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发表了《股利政策、增长和股票估价》一文, 股利政策一时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热点。

一、国外关于股利政策的实证研究

国外关于股利政策研究的实证检验, 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

法玛 (Fama, 1974) 研究了股利与投资、筹资之间的关系, 他的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与投资政策是独立的, 从而支持了MM股利政策的无关理论。希金斯 (Higgins, 1972) 则通过研究认为现金股利是利润和投资的函数, 不同时期的股利差异归因于利润和投资需求的不同, 他的研究结果不支持股利无关理论。

布莱克和思科尔斯 (Black and Scholes, 1974) 利用扩展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研究股利支付率和股价之间的关系。他们选择1926至1966年的数据, 按照风险系数的高低将样本分为25个不同的组合, 检验结果发现股利政策不影响股票价格。

詹森和琼斯 (Jensen and Johnson, 1995) 选择1974年至1989年共268个股利减发超过20%幅度的公司作为样本, 研究了宣告前后三年21项公司的财务特征的变化, 结果发现公司盈利在现金股利减发前下降, 但在宣告后却又增加的情形。

二、我国关于股利政策的研究情况

我国的股利政策研究起步较晚, 20世纪90年代初期, 我国建立了资本市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逐步开始股利探索。翻译借鉴西方成熟而完备的股利理论与实证, 研究方法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实际情况的股利研究是我国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一大特色。

1999年, 吕长江和王克敏采用因子分析法在对可能影响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38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构造了8个与现金股利有统计显著性的因子, 进一步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研究因子与股利支付水平之间的关系显示, 国有股和法人股控股比例越大, 内部人控制度越强, 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越低;国有股及法人股比例越低, 公司越倾向于将利润留存于未来发展, 易采用股票股利代替现金股利的支付政策。

2001年, 赵春光、张雯丽、叶龙选取1999年底前上市的210家公司为样本研究股利政策的, 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可能越不分配股票股利。原红旗2001年在对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1994~1997年除金融概念股外的公司的股利分配方案分年度进行横截面分析, 结论表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存在通过现金股利从上市公司转移现金的行为, 以股票股利留存于公司内部的资金存在浪费现象。

三、关于股利政策的一个实证检验

本文拟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对影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发放的主要因素进行一个多元回归的实证分析。

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因素是非常多的, 本文主要选取了五个主要的股利指标, 它们分别是股票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每股净资产、每股经营现金流、主营收入增长率, 本文选取了2008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交易代码为600000到600050的公司作为样本, 以每股现金股利为因变量Y, 以每股收益 (X1) 、净资产收益率 (X2) 、每股净资产 (X3) 、每股经营现金流 (X4) 、主营收入增长率X5) 为自变量, 采用SPSS软件中的多元线形回归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研究, 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利用R2来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 利用F值来检验模型的显著性, 利用值来检验解释变量的显著性。

SPSS输出结果如下:

a.预测变量: (常量) , 每股收益。b.因变量:现金股利

通过分析SPSS输出的表格数据, 我们发现只有一个解释变量 (即每股收益) 具有显著性, 其它四个解释变量没有通过检验而被剔除。

出现上述情况, 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发放具有随意性, 我们可以从很多上市公司的年报中看到, 即使上市公司当年盈利良好, 也会经常出现不发放股利的情况, 这与国外上市公司有很大差距, 这也使国内股票市场投机性气氛强烈。第二, 多元回归用到的数据来自大智慧软件, 而它关于上市公司的数据更新太慢, 最新数据寻找困难, 从而影响分析结果。

四、在股利政策实证研究中发现的问题

1. 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偏底

我国证券市场的起步相对于发达国家较晚, 所以在制度机制、法律规范、参与者素质等方面还比较落后, 市场噪音较大, 尚未达到半强式状态, 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 这是导致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股利政策等方面问题的根本原因。证券市场的成熟和完善, 需要市场参与者逐步加强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环境的意识, 主动按市场规则活动。

2. 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机制随意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已形成股利支付的制度机制不同, 我国上市公司在股利支付机制方面存在较大随意性。

首先, 有关股利分配的法律法规的着眼点没有放在向投资者支付股利上, 没有详细的可操作性规定, 所以上市公司对于是否发放股利, 发放多少股利, 以什么方式发放等问题几乎可以随意决定。其次, 大多数上市公司并不重视对股东的投资回报, 倾向于不分配红利, 部分有红利分配的也不足以支持其股价, 股利政策缺乏持续性。很多公司热衷于分配股票股利, 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主要将股市作为筹资渠道, 没有形成股利支付的制度机制, 没有明晰的股利政策目标, 其行为体现出对股利信号作用的不充分认识, 因而在股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缺乏长远打算, 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3. 投资者的投资理念不够成熟

我国股市中的大多数投资者在投资理念方面存在问题, 投机心态过重, 而不是出于投资目的。他们只关心股票价格差价引起的投机收益, 而无心顾及公司是否发放红利给自己带来投资收益。此外, 广大中小投资者普遍缺乏证券交易、财务和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 不善于利用股利来分析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和盈利趋势。有时甚至当公司分红派现时, 反而被认为公司前景不佳, 找不到新的投资项目和利润增长点, 因而股票遭到抛售。投资者的这种错误理解, 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有大量利润时, 也不考虑向投资者分配, 而是进行新的投资。这就导致了投资和被投资双方都不重视股利政策, 形成不分配股利的恶性局面, 从而堵塞股利的信号传递通道, 阻止股利信号模型的运用。

五、总结

国外对股利政策的研究通常都以MM理论为研究线索, 通过放松其严格的假设条件来研究现实世界的股利问题。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 财务学者将不对称信息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财务理论, 这些理论对现实世界公司的财务决策给予了重新的解释, 突破了传统只重视外部可见因素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可分配收益有决定权的个人动机研究, 人们开始认识到不对称信息决定了契约的不完美, 这将导致作为决策主体的个人动机在财务决策中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同时与动机相关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也成为了研究的重点。

国内的研究则主要体现为:应用国外股利理论来解释我国的特殊情况, 很少系统地从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出发, 来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利益主体的股利支付动机。因此, 在我国, 从公司的治理机制出发, 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将会是一个新的亮点。

参考文献

[1]刘星, 李豫湘.影响我国股份公司股利决策的影响因素[J].管理工程学报.

[2]吕长江, 王克敏.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

[3]魏刚.中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

[4]李常青.股利政策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刘淑莲, 胡燕鸿.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