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治理

现代治理（通用12篇）

现代治理 篇1

现代化是当前和未来很长一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目标, 没有高等教育现代化,关于高等教育的所有美好愿望都是难以实现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不仅体现在高等教育理念、功能和办学过程的现代化上,而且还体现在高等教育体制和办学能力的现代化上。高等教育治理与高等教育现代化相辅相成,治理现代化是高等教育体制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我国高等教育内外环境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具有支持和引导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高等教育治理的优先选项

高等教育治理是一个新概念,是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并得到应用的,开始的时候是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中运用,表示高等教育是一种涉及多种利益相关组织、公民群体和个人的事业,不能由政府或高校领导管理部门垄断举办和管理,应当发挥各利益相关组织、公民群体和个人在办学和管学方面的作用。就治理的本意而言,既有公共治理又有公司(组织)治理,也就是说,治理的涵义既涉及宏观层面又涉及微观层面;既包括了参与举办和办理相关事业,又包括了拥有相关事业的话语权、表决权和监督权。其内涵主要有四:一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举办;二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决策; 三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监督;四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分享。也就是说,治理一方面要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要保证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唯其如此,利益相关者才可能共同分享成果,从而达到利益相关者各方参与治理的目的。因此, 治理所尊崇的价值主要是平等、协商、责任和共享[1]。

传统上,我国对高等教育实行集权管理,中央政府控制了绝大部分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权,并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对地方高等教育政策和高校办学施加直接而有效的领导与管理[2]。我国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封闭, 除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高等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内部党政组织机构和相关党务、行政人员外,其他利益相关组织、公民群体和个人基本被排除在办学和管学之外,在举办、决策、监督和利益分享等各方面都没有参与的权利。治理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在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 充分实现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参与,改变只有少数权力机关和工作人员办学和管学的状况。因此,高等教育治理的内涵主要有四:一是建立和完善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投资办学体制, 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群体与个人共同办学的格局,丰富高等教育资源筹措渠道,促进高等教育良性发展;二是建立和完善有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机制,保证高等教育政策反映利益相关各方的诉求; 三是建立和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健全教授治学和学生参与的机制,使高校内部利益相关各方的权益得到保障和实现;四是鼓励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对高等教育的监督,放松管制,以形成社会化的高等教育问责体系。由此可见,高等教育治理的任务是复杂而多样的,既包括宏观层面也包括微观层面,既包括办学也包括管学,涉及高等教育全方位各层面的改革。

毫无疑问,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高等教育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功能看,高等教育治理包括参与投资举办、咨询决策、监督问责和权益保障等方面;从构成要素看,高等教育治理包括思想、组织、制度和能力等方面。高等教育治理的功能是通过其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构成要素是高等教育治理功能实现的基础。在构成要素中,高等教育治理思想发挥着引导作用, 高等教育治理的组织建立、制度建设和能力要求与培养都以高等教育治理思想为指导,都要体现治理思想所包含的价值期望,并保证其得到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组织包括遵循治理思想所建立的各种审议、咨询、决策、审核、监督、仲裁和评估机构及其组成人员;若以高校为界,又可分为外部或宏观治理组织和内部或微观治理组织,外部和内部都可能建立不同层次的治理功能组织,它们共同构成高等教育治理体系。高等教育治理制度是根据治理思想的要求所制定的各种法规、政策和规章,它既是高等教育治理思想的反映,又是治理组织开展治理活动的准绳。高等教育治理能力是治理主体,即治理组织和相关人员开展治理活动、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由于组织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其组成人员实现的, 因此,治理人员的能力是关键。如此看来,在高等教育治理的四要素中,在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情况下,治理组织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治理思想和制度需要通过治理组织和能力才能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应当成为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的优先选项。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首先表现为实践,即建立治理组织,执行相关治理政策规定,以促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也就是说,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是为了解决特定的高等教育现代化问题而采取的策略,最初并没有成熟的治理思想或理论,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探索。“文革”结束以后,我国延续并强化了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办学的举办和管理体制, 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具有全能性,既是高等教育的举办者,又是高等教育的管理者, 还是高等教育成果的调配者;另一方面,中央、地方、部门各自为阵、缺乏协调和统筹,中央和地方高等教育行政机关只能对所属高校发挥影响力, 政策效力难以达到其他政府机关所属的高校。1986年,中央政府改组原教育部,成立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家教育委员会,以发挥政府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尽管后来原国家教委又改组为教育部,而且原国家教委的设立还只涉及到政府部门权力和利益的协调与保障,但不可否认,成立国家教委本身代表了高等教育治理及其意义开始为我国政府所接受,为后来更广泛意义上的治理改革开了先例。

20世纪90年代所兴起的治理研究为高等教育治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治理研究相向而行的是, 高等教育治理实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宏观层面,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教育部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等组织得到成立,在相关教育政策研究和咨询方面发挥影响;在微观层面,高校学术委员会改组,教授会成立,董事会、理事会、校务委员会等组织设立提上议程,都表明高等教育治理组织发展开始走向多样化,且渐成体系,治理思想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举办和管理的重要指导思想。不过,应当承认,高等教育治理仍然是新生之物,其思想还不成熟,组织和制度建设尚处于摸索阶段,治理能力也还有待改善和加强。不仅如此,高等教育治理的内外环境仍有待改善和优化,因此,高等教育治理的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任重而道远。

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治理体系建设是在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中提出的课题,改革办学和管理体制既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要求, 又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办学体制,实现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投资主体向多元投资主体的转变, 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需要。封闭办学不可能满足社会和大众的高等教育需要, 单一投资主体不可能支持高等教育大规模办学,不可能提供大众高等教育所需要的办学能力。所以,构建开放、多元的办学体系,推进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现代化,就成为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管理体制,在宏观层面,建立政府宏观管理、中央和地方合理分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治理的体系;在微观层面,建立高校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专业权力和社会参与共同治理的体系,提高高等教育决策的民主性、办学的透明度、监督的多元化,促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现代化,保障利益相关者各方能够共享高等教育发展的成果,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治理能力是治理主体所具有的达成治理目的的能力。高等教育治理的主体既有办学和管学的传统主体, 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高等教育行政部门,以及相关任职人员,又有非传统主体,即因治理的需要参与进来的社会组织、公民群体和个人。传统主体和非传统主体都有治理能力建设问题。在高等教育治理由动议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中,治理能力便开始发挥作用。治理能力强,则高等教育治理的推进可能比较顺利;治理能力弱,则高等教育治理的发展可能比较缓慢,障碍重重。所以,加强治理能力建设,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提高高等教育治理水平的要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一般的社会现代化要求并不完全相同,而有其特定的意蕴。在具体阐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蕴之前,先明确它与另一个常见的表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关系。从语义的角度讲,二者有着大致相同的内涵,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指向正是现代化,所以,在本研究中,二者被看作是同义语。一般而言,现代化往往要经历一个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但高等教育治理是一个新概念,在实践中则是正在探索的新领域,客观上并不存在传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即便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一些治理组织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治理能力,仍属于新事物,也不存在需要现代化的问题。所以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要求,与高等教育的现代性特征有着相同的意蕴。尽管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源于19世纪后期, 但今天所探讨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实际上是20世纪后期提出来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高等教育现代化一脉相承,没有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要求,就无需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就是说,我国高等教育的自身发展和其所处外部环境要求推进高等教育治理[3]。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以构建政府、高校、社会新型关系为核心,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基本要求,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政府宏观管理、高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更好地激发高校的活力,更好地发挥全社会的作用[4]。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是要建立一种新的体系来代替现行的办学和管学组织及其体系,而是改善,是一种功能补救。具体而言,它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和完善开放的、多元主体参与办学的高等教育投资举办组织及其体系,形成公办高校、民办高校和混合型高校并存的局面,保障中央和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团体、公民个人投资举办高等教育的权利。二是建立健全多元办学主体、社会团体和公民代表参与的高等教育咨询、审议和决策委员会组织及其体系,发挥多元利益相关者的作用,保证民主办学和民主管理,促进高等教育和谐发展。三是建构和完善社会问责和评估监督组织及其体系,发挥社会组织、公民团体和个人的监督保证作用,促进高等教育健康有效的发展。四是建立和完善高校内部中层、基层和师生员工充分参与的治校和治学组织及其体系,尤其是教授治学的组织及其体系,形成全员参与、群策群力、责任共担的高校办学格局。

治理体系与已经存在的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组织及其体系之间既相互交叉,又具有独立性。交叉主要表现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高校内部党政组织作为传统的办学和管学主体,往往也是治理组织及其体系的构成主体,因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治理过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独立性主要表现为治理组织及其体系构成主体多元化,尽管有政府和高校党政组织代表参与, 但却不是依靠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发挥影响,而是通过利益相关各方民主协商、多元互动形成决议发挥作用。治理组织及其体系从属于政府和高校,比如,高校学术委员会、教授会等;可以附着于政府和高校,比如,政府成立的具有治理功能的咨询或审议委员会、高校建立的有社会企事业单位参加的联合办学组织等;也可以独立于政府和高校之外,自主地参与高等教育治理,比如,社会组织和个人自主设立的高等教育评估组织、研究组织等。整体上,治理体系是对宏观和微观的高等教育治理组织的统称,它具有松散性,构成治理体系的治理组织之间可以有所属关系,比如,高校学术委员会与其所成立的各种专门委员会之间就存在隶属关系,但多数治理组织之间往往不具有严密的隶属关系。因此,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点在于高等教育治理组织建设,包括理清和明确各种治理组织的职能、人员代表的构成、运行方式以及与相关高等教育管理权力组织的关系等,创设治理组织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以保证治理组织能够发挥促进高等教育健康有效发展的作用。至于具体的高等教育治理组织的体系化,虽然只是个别治理组织建设的任务,但也不可轻视,尤其是高校学术委员会的体系化, 直接关系到学术委员会能否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应当加强建设。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暂行规程》,学术委员会是高校最高学术组织,具有学术咨询、决策、评议和审核等功能,除了其自身能够自主地发挥治理功能外,其所属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学术争议评议或仲裁委员会、学术道德委员会等各种专门委员会所构成的学术委员会体系,可以在多方面发挥治学作用。因此,发挥高校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应当建立高校学术治理体系, 包括加强学术委员会体系建设,以及新建或调整学术委员会与大学党委、校长及其办公会以及相关的行政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5]。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高等教育治理主体提出的要求。概而言之,高等教育治理的主体主要分两类:一类是治理组织,另一类是治理组织的构成人员。两类主体都有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对治理组织而言,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是: 根据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要求,明确并落实各种治理组织的职责权限、运行规范、活动准则以及与相关政府部门和高校党政领导及职能部门相互作用的方式方法等;对治理人员而言,因其构成来源差异很大, 包括来自校外党政部门的代表、高校党政领导及职能部门的代表、社会组织的代表以及公民团体或群体的代表等,不同人员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存在较大差异。对治理组织中的党政部门代表和高校党政领导及职能部门代表而言,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在于实现角色转换,加强沟通、协商和协调能力,调动其他治理人员参与办学、管学和治学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他治理人员的作用,保证高等教育治理目的的实现;对其他治理人员而言,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是提高其对高等教育的理解能力、意愿表达能力、沟通协商能力、监督和评判能力以及责任分担能力,以保证参与高等教育治理的效率和质量。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不论是治理组织还是治理人员,能力现代化不仅事关治理组织目标的有效实现,而且事关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与质量。

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具有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服务、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必要条件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其基础地位不仅是由其自身的属性决定的,而且是由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任务决定的。

治理体系现代化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体制改革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体制是高等教育的组织外壳,只有现代化的体制才能承载现代化高等教育的功能。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它主要针对的是传统的、封闭的、办学和管学主体单一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得到拓展,招生就业体制、人才培养体制、投资拨款体制、宏观管理体制、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等都进行了改革,不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而且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高校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这些改革既有对原有办学和管学体系的完善,也有在原有体制之中嵌入新的治理机制的改革,也就是说,现代高等教育体制既包括传统的高等教育体制的维新,又包括治理体系的新建。之所以要新建治理体系,是因为传统的高等教育体制难以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即便对传统体制进行维新,也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对传统高等教育体制弊端的补救。治理体系的嵌入将广泛的社会组织和公民团体、个人纳入进来,使高等教育体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有助于改善高等教育体制的结构,优化传统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各部门和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增强高等教育的适应性,从而使高等教育体制的现代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治理体系现代化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更充分的物质基础。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的,是技术先进、设备优良的,是条件充裕、环境优越的,是高水平和高质量的。这也就意味着高等教育现代化离不开充分的物质基础, 没有充分的物质保障,高等教育现代化只可能是镜中月、水中花。一般来讲,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物质保障需要通过两条腿走路来实现:一条是政府公共财政投资;另一条是民间资本投资。在传统的高等教育体制下,政府独揽高等教育的举办权,政府财政拨款成为高等教育唯一的物质保障渠道,由此形成了传统的办学体系。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突破传统的高等教育举办体制,打通民间资本投资高等教育的渠道,建立多元投资主体举办高等教育的体系,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筹集更充分的办学资源。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建设,我国高等教育多元投资主体办学的格局已经初见雏形,但进一步完善治理体系,健全民间资本投资办学的组织体系,更开放地吸引更广泛的民间资本投资举办高等教育,保障高等教育现代化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仍是高等教育现代化不能忽视的重要任务。正因为如此,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在高等教育体制中嵌入治理体系,实现高等教育体制现代化;二是开拓高等教育投资办学渠道,消除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的障碍,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更充分的物质基础。

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引导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方向,而且支持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治理体系现代化能够为高等教育扩容、发展大众或普及高等教育奠定组织和资源基础,但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及其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治理主体的能力所决定的。治理主体由传统的办学与管学主体和新兴的参与办学与治学的主体所构成,两类主体所代表的高等教育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正是其差异之处反映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要求,即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任务。因此,治理能力的状况与高等教育现代化密不可分,治理能力水平高,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方向越明确、进程越顺利;治理能力水平低,高等教育现代化就会方向模糊不清,进程缓慢拖沓。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高等教育治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治理体系建设历史短,治理组织健全程度不高,治理人员构成复杂且治理经验不足是客观事实。加强各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意义不但事关治理水平的高低,更是关系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方向与进程。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实质上,高等教育治理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高等教育治理必须优先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高等教育现代化之间既是包含关系,又存在因果条件关系。一方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为此,优先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高等教育体制,提高各级各类办学、管学和治学主体的能力,不仅能够增强高等教育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 提高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水平,而且能够加快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保障高等教育现代化沿着健康的轨道不断前进。

摘要：高等教育治理是解决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组织、公民群体和个人参与办学和管学问题的举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高等教育治理的两个主要构成要素,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但二者高度相关、相辅相成。治理体系包括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建立起来的参与办学、参与管学和参与治学的所有组织及其结构关系,治理能力是对高等教育治理主体的要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又能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更充分的物质基础;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够引导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方向,支持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高等教育现代化

现代治理 篇2

以智慧治理平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当前，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创新应用使得国家治理趋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数字空间、网络社会成为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景。为推进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制度体系建设，实现有效的数据治理和网络治理，政府必须运用数字技术，建设智慧治理平台。智慧治理平台是智慧大脑、智慧政府云、智慧媒体三者的组合，由各个层级、横向和纵向、内部和外部的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数字系统组成，它将助力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运用数字技术建设智慧治理平台　　政府部门在日常运行中，存在着大量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国家治理的需求，如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让信息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与此同时，互联网、移动应用程序、社交媒体、技术和组织网络、物联网等数字空间已经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场景，数据、算力、算法更是成为政府治理的关键要素。因此，政府迫切需要解决内部和外部治理体系不协调、治理精细化水平不够等问题，建设全面合理、互相协调的智慧治理体系。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必须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建设智慧治理平台，通过智慧大脑实现多重数字治理体系的联通与协作，通过智慧政府云实现数据的高效安全传输和算力支持，通过智慧媒体实现治理单元在智慧治理平台上的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公共服务使用与反馈及各个单元的交流互动，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来说，一方面，作为智慧治理平台操作控制枢纽的智慧大脑，将基于5G、物联网、传感器等获得超大规模神经元网络和云反射弧，通过海量接入设备实现声音、图像、压力、湿度、定位信息等物理数据的收集与基本处理，以及情绪、态度、表情、倾向、兴趣等情感行为数据的识别、收集，将人、物、系统的活动高度信息化、数字化，实现各个系统之间的配合协作。另一方面，作为智慧治理平台动力支持的政府智慧云，将通过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对人、物、系统活动数据的传输、存储、运算和分析，挖掘数据中的价值、信息和知识，完成从数据向信息、知识的转化，赋能政府治理，为政府治理活动提供信息的存储、提取、传输支持、算力支持、连接支持和智力支持。同时，智慧媒体起着沟通国家治理各个单元的作用。智慧媒体建立在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全媒体基础上，它是接触智慧治理平台的入口，一切服务内容都将搭载在智慧媒体上，通过一系列先进技术方案实现政府治理能力、公共服务、政务服务等的全面立体提供和使用。同时，它将促进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沟通以及治理对象间的沟通。充分发挥智慧治理平台的作用　　首先，智慧治理平台具备强大数据传输能力和海量存储运算分析能力，它是安全可靠的政府公共数据库和政府公共数据平台，能把政府日常收集产生的数据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的处理，解决以往政府数据缺乏来源、查找效率低下、跨部门沟通困难等问题，借助云端打通“数据孤岛”，在保障安全、建立新的内部治理架构的基础上最大化数据流动和利用，有效推进政务服务从群众“线下跑”转向在家“云端办”，政府部门“分头办”转向跨部门沟通的“协同办”，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有力支撑。其次，政府还可以对数据平台和数据公司进行合理科学可靠的监管。智慧治理平台建立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上，连接集成了政府内部的数字系统和社会的数字系统，这将打破数据监管“碎片化”“模糊化”“错位化”的困境，完成数据管理的动态化、标准化、通用化、智能化。再次，它还对政务服务流程、政府内部架构、政府外部治理等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重塑，推动公共服务、政务公开、简政放权、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环境治理等的全面优化和升级，进一步实现上下一体、内外互动、协同治理、社会参与的数字化服务和数字治理。最后，智慧治理平台是政府服务、政府治理的入口和出口，起着收集治理诉求、呈现公共服务的作用。各种公共服务、治理成果和舆论思想宣传将通过智慧治理平台向公众传达、传递、传播。

现代治理 篇3

一、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已势在必行

第一，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是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中央将治理现代化作为深化改革总目标，反映了新形势下我们党对治国理政理念和方式规律性认识的深化。过去我们强调管理，现在则提倡治理。强调管理，主要体现自上而下来用力，提要求；提倡治理，主要期冀调动方方面面积极性，重协商。当前，中央要求改作风、转职能，实质上都是在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为教育改革开启了新的窗口期，基础教育系统一定要深刻领会中央精神、自觉遵循中央要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动转变，加快实现各项管理从等级制向网络化的转变；从把人当作资源和工具，向把人作为参与者的转变；从命令式的信号发布到协商合作的转变。

第二，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更适应教育形势变化的战略抉择。当前，教育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举办着世界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组织的复杂化、结构的多样化、水平的差异化以及人民群众教育诉求的个性化都在不断增强。教育规模扩大后，各方面更加关注教育质量和水平；教育经费投入增多，各方面更加关注教育公平和效益；接受高等教育人数不断增长，各方面更加重视教育结构和布局。城镇化加速推进，教育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迁移流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日益紧迫；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对基础教育理念和方式带来多方位的冲击。基础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迫切需要加快实现由办教育向管教育转变。教育行政部门要由微观管理走向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走向间接管理，由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

第三，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实现国家现代化，教育要率先现代化；实现教育现代化，就必须包含基础教育现代化。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让世界最大教育体系整体进入现代化，任务十分艰巨。在致力于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不能只重硬件建设，还要重内涵提升，更应重治理体系塑造。如果不能尽快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如期实现。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以更加清醒的认识、更加主动的姿态、更加执着的努力，完成好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面对、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第四，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是破解热点难点问题的现实举措。当前，基础教育工作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存在不少问题。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还不足，办学活力还不够，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还不紧，国际竞争能力还不强等。这些问题，原因有很多，究其根本，不在学生、不在教师、也主要不在书记校长，而在教育管理部门。在于我们管理理念落后、管理体制落后，以及由此带来的管理方式落后、管理能力落后，导致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时有发生，制约了学校办学的积极性、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教育权责交叉，上级部门管得过多过细过于简单，制约了基层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管理方式单一，习惯于用分数管学生、用升学率管教师，制约了学生的创造性、教师的创造性，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有针对性破解，教育管理体制机制不能实现很好转变，我们的工作就难免事倍功半，甚至可能事与愿违。

二、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应突出重点

1.把好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做好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工作，始终是教育第一位的要求。当前的关键，是要把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细化、实化、具体化，进而转化在学生的系统培养之中，从根本上唤起人们的生命存在意识、精神追求取向。

一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今年六一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参加主题队会活动时，寄希望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把24个字落实到校，落实到班，落实到每位学生心坎上，转化成自觉行动；寄希望广大中小学生，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讲话精神，就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全面落实《教育部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改进课程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管理育人，全方位提升育人水平。

二要修订好落实好《中小学生守则》。守则是中小学生最重要的行为指南，伴随学习生活全过程，影响个人成长一生。面对新时代新形势要求，立足治理模式和内容变革，我们正加快修订《中小学生守则》。为修订出各方普遍认可的守则，将广为征求社会意见，把修订和贯彻守则作为吸收全社会参与学生德育建设的范例，使其成为改革治理模式的有益探索。

三要学习贯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族元素永远是深化治理改革的不竭源泉。要全面贯彻《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分段有序推进，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创新教学方法，提升相关师资水平，增强多元支持，提供条件保障，打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文化根基。

四要突出实践环节促进全面发展。要坚持知行统一原则，完善“青少年志愿服务制度”，将学生在学期间参加志愿服务逐步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要加强和改进体育美育工作。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教会学生掌握一两项终身受益的运动技能，养成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因地因校制宜，教会学生使用一两种乐器、培养一两项艺术爱好，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

2.促进公平，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在教育公平上多想办法、多做实事，用教育公平重新审视体制机制，重新评估政策措施，通过规则调整和制度创新，不断提高教育公平水平。对于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要兜底线，确保每一个孩子上好学。保基本，促进每一所学校具备基本的办学条件。上水平，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集团化办学是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以治理模式变革快速促进教育公平的有效途径。继续发挥优质学校的辐射带动作用，鼓励建立学校联盟，探索集团化办学，提倡对口帮扶，实施学区化管理，整体提升学校办学水平。推动办学水平较高学校和优秀教师通过共同研讨备课、研修培训、学术交流、开设公共课等方式，共同实现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质量提升。

3.优化结构，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

不断调整优化教育结构，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也是政府教育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对于基础教育，结构创新意义重大。要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基础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把普通高中教育的改革创新谋划好推动好，还要着力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要在支持公办教育的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全面清理各类歧视性政策，创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要注重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衔接，贯彻落实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系统培养要求，促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北京市丰台区的教育集群的治理模式突破了传统的教育集团化办学，不仅限于义务教育学校之间强带弱的互相帮助形式，还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共同体，值得继续深入观察、跟踪。袁贵仁部长指出，教育部和全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要职能就是发现典型、甄别典型、培育典型、推广典型。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要充分贯彻这一思想，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

4.锐意改革，创新基础教育治理方式

一要深化免试就近入学。2014年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取得突破性成效。今后要进一步巩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治理成效，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合理划定招生范围，有序确定入学对象，规范办理入学手续，全面实行阳光招生，逐步减少特长招生，在加快均衡发展的同时，健全科学、明晰、便利的免试就近入学制度，不断提高治理水平，促进教育公平。特别要抓主要矛盾，重点推动做好起示范作用的19个重点大城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的相关工作。

二要推进电子学籍应用。目前，电子学籍系统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基本实现了“一人一号、全国统一、籍随人走”，成为基础教育治理模式改革的有效载体和抓手。极大地方便了家长，转学时，家长只需向转入学校提出申请，不再需要各地间往返奔波。从转入学校发起申请到完成全部转学审核，4个环节均在网上进行。同时，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广东省增城市中新镇福和中学的一名学生转往河南省安阳市第三十二中学，仅12小时便全部完成。2014年上半年，学籍管理系统共为180万名学生办理省内转学，完成跨省转学20万例。在事业统计、经费管理、学生资助等方面也逐步显现出综合效益。教育部已与公安部进行学生身份基本信息核对，还将进一步完善系统功能，并支持各省以学籍系统为基础开发学分管理、综合素质评价、招生管理等特色功能。

三要推进法治建设。“政贵有恒”。法治是现代教育治理的基本特征，对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具有稳定持久的保障作用。推动教育法、教师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一揽子修订工作，不断健全教育法律制度体系。要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健全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教育部将出台《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试行）》，让学校管理更有遵循。

四要强化教育督导。逐步实现管、办、评相对分离，进一步发挥教育督导的作用。按照教育部和各省（区、市）签署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和《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全面开展对县级人民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的评估验收。各地要抓好《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的贯彻落实，对中小学教育质量进行“绿色评价”，从德、智、体、美等方面评价学校和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5.体现自主，加快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一是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教育有没有活力，关键要看学校有没有活力。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把学校作为基本立足点，建立以学校持续健康发展为导向的工作机制，最大程度激发学校作为教育“细胞”的活力。要依法制定学校章程，规范学校治理行为，提升学校治理水平。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明确学校中长期发展目标，确定年度实施方案，科学评估学校发展进程。制定并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建立便捷有序的办事程序，完善内部机构组织规则、议事规则等。采取多种方式学习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提升校长和管理团队的领导力。指定专人负责学校法制事务或聘请专业机构、人员作为法律顾问，协助学校处理法制事务。

二是坚持校长负责制。要准确领会中小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的内涵，克服片面认识。明确校长是学校的法人代表，支持其创造性地办好学校。在上级党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下，校长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全面负责，学校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教代会参与学校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建立校务会议制度，民主决策学校重大事项。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及学校发展的重要事项，提交教代会讨论通过。建立信息公告栏，公开校务信息，保证教职工、学生、相关社会公众对学校重大事项、重要制度的知情权。建立学校领导接待日制度，设立校长信箱，收集学生、教职工和家长的意见和建议。

三是发挥学生自主作用。探索学生代表参与学校治理或决策的机制，建立学生自主管理的相关制度，发挥少先队、共青团、学生会、学生社团的作用，引导学生自我管理和参与学校治理。搭建信息沟通平台，使学生的意见和建议能及时上传。学校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听取学生意见的会议。制订涉及学生利益的管理规定时，充分征求学生及其家长意见。

四是做好校内校外衔接。贯彻《教育部发布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指导意见》，中小学要普遍建立家长委员会，并让其运转起来，参与学校管理工作，发挥智囊团和“保护膜”作用。学校的决策，要充分参考家长意见，调动家长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学校发展状况和家长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组织方式，确保家长委员会工作取得实效。引入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监督，密切学校与社区联系，促进社区代表参与学校治理。积极主动争取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对学校教育的支持。有序开放学校体育文化设施，服务社区居民。通过共同努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的育人体系。

三、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要科学用权

1.慎权

本届政府把转变职能作为开门第一件大事，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着眼点就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着力解决教育管理中权力运用不当的问题：第一是越权问题，就是超越所赋予的行政职责；第二是扩权问题，就是把自己的权力扩得很大，什么都想管、都要管；第三是交叉问题，就是各部门齐抓共管，出现“九龙治水”局面；第四是集权问题，就是过于集中，造成办事效率低，不利于科学决策和调动各方积极性；第五是替权问题，就是上级代替下级和学校管理教育工作。事实上，有权要担责，必须慎用权力、善待权力，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

2.确权

明确各级教育部门、相关部门的权限范围。根据国务院的要求，教育部已经大幅度下放了审批权。在基础教育方面，除了国家课程教科书的审定，教育部已无其他行政审批项目了。今后仍要严格确权，不搞越俎代庖。确权依据什么？一要依据法律。对于政府机构来讲，只有法律赋予的权力才能行使；而对于公民个人来讲，法律不禁止的事情一般都可以做。二要依据政策。根据政策规定和政策实施需要，教育部抓宏观，省级教育部门抓中观，基层教育部门抓具体，学校抓执行。三要依据职能。每个部门都有职能界限，每个工作人员都有岗位职责，应各就其位、各做其事，既不能“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不能“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3.放权

“善政必简。”只有该简的简、该放的放，才能激发学校和社会活力、需求潜力和发展动力，才能从名目繁多、繁琐细碎的评估、评审、评比中解脱出来，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抓大事、议长远、谋全局，做好该做的事、能做的事。所以，要给基层放权，给学校放权。各地都要加大行政审批改革力度，对已经明令取消的，要不折不扣地放给学校、放给社会，不能变相保留。对保留的项目，要抓紧清理审批流程，公开审批的标准、程序和结果。要整合专项资金，根据财税体制改革要求，整合农村义务教育改善办学条件专项资金，扩大基层和学校资金统筹使用权，提高资金使用的针对性和整体效益。要减少各种检查活动，实行检查工作归口管理，整合各种常规性和临时性检查，给基层和学校创造一个安心静心办学的环境。

4.分权

下放可管可不管的事情。交给适合的主体去管，既包括中介组织、理事会，还包括专家学者。比如学校质量评价，可以交给专业组织和人员去实施。分权，包括让权，即把权力委托出去，委托给社会中介组织，比如把国家级基础教育成果奖的评选和创新能力大赛交给中国教育学会去组织实施。总之，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加快激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生机活力。

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我们面临的时代命题，是必须完成的崭新课题，也是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完成好这一任务，无论思想观念、精神状态，还是知识储备、工作方法，我们都还有许多不适应之处。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的问题现实地摆在每一个教育管理者的面前。我们要以强烈的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危机意识，切实提高认识、增强本领，打好深化基础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这场攻坚战，实现基础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

现代治理 篇4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在教育领域里体现为各种教育体制、法律法规和教育的管理, 体现在有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教育制度以及这些制度的执行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 国家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制度的完备和进步为教育改革提供更好的制度背景。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制度改造、利益调整以及效果评价等虽然都是人民群众的期盼, 但却无法自下而上地改革, 只能自上而下地推进, 这意味政府领导、协调、实施力量的大小、强弱决定着改革成效。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需要有勇气、有魄力、有智慧的政府, 来突破体制带给教育改革的困境, 而不是选择绕道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为教育改革提供更大的舞台, 教育改革所需的来自教育外部的制度支持和支撑才能成为现实。这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其次, 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路线图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适应, 与实践需要相衔接, 国家积极提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这六个领域的治理能力。这些治理能力的提升必将更有效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红利和效能。对教育而言, 这将从外部加快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速度。这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率保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 本身包含着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教育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子进程, 在这一进程中, 教育改革的执行效率会获得更为充分的释放和提高。这是一个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的过程。这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教育是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是国家跨越式发展经久不衰的力量源泉, 在国家发展中具有超前性和导向作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将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 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这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这就意味着要通过综合改革在教育内部形成一个制度化的治理架构。这个构架有三个基本的要求。一是要有完整和科学的制度安排;二是要建立起协调有效的教育组织体系, 形成保证制度和组织体系灵活运行的机制;三是要能够有效形成和充分发挥教育治理能力, 有效解决教育发展中面临的现实矛盾和问题。这三个方面是衡量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指标。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应该以此为目标。

当然, 要形成这样的一个构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改革任务的繁重, 直面来自各个方面的重重阻力。要实现这一目标, 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需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教育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协同共治, 必须理清理顺政府、教育和学校的关系。注重协商、协调、协作、协同, 并妥善处理好这些关系, 这是我们推动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提。比如政府要分权, 理顺政校关系, 把重心向战略管理方向转移;政府要放权, 抓大放小, 要舍得简政放权, 把不该管又管不好的微观事务向学校放权, 推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同时为了预防“一放就乱, 一乱就收, 一收就死”的怪圈, 要监权, 善于运用法律、规划、经费、标准等综合政策工具进行监督、引导和问责。总之, 要以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抓手, 实现全社会的参与和共同治理。

二是要加强制度建设, 完善法律法规, 理顺教育改革的体制机制, 把着力点放在教育体制、法规的建设上, 这是教育治理体系的范畴。教育治理要现代化, 首先要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要面对现实问题, 主动适应时代变化, 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又不断构建新的内容, 才能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 实现各项教育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管办评分离是现代教育管理制度的必然选择, 是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的制度保障。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涉及人才培养模式, 涉及教师教书育人, 涉及学生全面成长, 涉及国家怎么选拔人才。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 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等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措施充分发挥了治理体系的效能。

三是教育问题错综复杂, 综合性和关联性都很强, 必须处理好教育改革与社会领域改革的关系, 教育改革必须通过综合改革的方式来推进, 这是我们的方法论。教育工作具有特殊性, 必须把握和运用好教育、教学和人才成长三大规律, 统筹兼顾, 推进改革;改革不是一个或几个教育领域改革, 而是涉及从学前教育到继续教育的各级各类教育, 并选择若干重点进行突破。此外, “孤掌难鸣”, 在着力破除制约自身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外, 教育改革还要与其他社会领域改革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对教育现实的困境和难点, 我们不能回避, 直面现实是第一要点, 在此基础上, 我们才有可能运用综合的手段统筹解决一块块硬骨头。

因此,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要从加强统筹协调、加大激励引导、强化检查监督、营造良好氛围等多个方面着手, 才能在综合改革的进程中实现教育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提高教育治理的能力和效率, 科学、民主、依法地实施教育治理, 从而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乃至教育的现代化。

当然, 这一切的改革要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那就是立德树人。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之魂。坚持立德树人的基本导向, 本质要求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 尽力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 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现代社会治理的温州模式 篇5

不久前，笔者受邀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厅局级干部社会治理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分享了温州建立现代社会组织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及思考。笔者的分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是什么；第二部分，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这两年做了些什么；第三部分，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为什么会脱颖而出。

第一部分：

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是什么

让我们从央视对“毒明胶”、“毒水龙头”的新闻报道谈起。央视“3•15”晚会和《经济半小时》栏目，分别在3月15日和21日，曝光了温州“毒明胶”和“毒水龙头”。央视报道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但笔者的一位记者朋友了解到，央视报道是有瑕疵的：因为我国关于水嘴中铅析出要求的标准主要有1个国家标准和3个行业标准，关于水嘴重金属含量新标准今年9月才开始实施。

温州是国内水暖卫浴基地，面对温州水暖卫浴的“生死抉择”，政府及职能部门当然要有所行动。但这个时候，最应该站出来的是温州市五金卫浴行业协会。笔者之前参加过五金卫浴行业协会会议，也听到水暖卫浴产品存在的问题，行业协会也多次呼吁，但问题未能解决。大家可能还抱有侥幸心理，或者还有抵触情绪：水暖卫浴质量和标准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央视为什么选择曝光温州？但我认为，这并没有冤枉温州，温州这座城市在质量问题方面的教训十分深刻，深知质量对于一个企业、产业、城市的意义。而在2013年底，陈金彪市长和温州市分别荣获中国质量30年十大人物和城市，温州更有责任在质量方面为全国做出表率。

历史上，温州企业因产品质量有过很多这样不同寻常的经历。但温州鞋革协会、温州服装协会、温州打火机协会、温州电器行业协会等，在温州产业的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及舞台。

温州打火机企业老板黄发静联合温州打火机协会会员企业到欧盟打官司，他本人获得2003年CCTV中国经济人物。温州打火机大佬周大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温州行业协会文化其实就是温州企业家文化、温州人文化：抱团、争取、突破、义利并重。

温州民营企业奥康联合温州鞋革协会以及其他温州鞋企，在“武林门火烧温州鞋”12年后，策划了火烧仿冒温州鞋的假冒鞋。效果颇为轰动，在中国或者温州质量史上，“杭州武林门两次烧鞋事件”绝对是标志性的事件。

相信温州五金卫浴行业协会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在重振温州水暖卫浴产业中找回行业的话语权。“毒水龙头”事件后，温州政府及职能部门在产业引导扶持、监管打击等方面要做很多工作；企业是主体，要做有责任心、良心的企业；行业协会除了要做好行业自律、危机预警外，还要承接政府行业标准制定、执行、技术壁垒、产业人才培训等部分职能，统筹解决。这就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一部分。

其实，温州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正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主体。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是什么？就是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社会治理路径的构建。在温州，政府的代表就是政府各职能部门，市场的代表主要是民营企业，社会的代表就是社会组织。以前，很多人对温州有过误读，认为温州政府是“无为政府”。其实不然，温州政府是最接近现代治理理念的地方政府，温州政府把更多的空间和机会让渡给市场和社会，也就是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民营经济、社会组织是永不褪色的温州模式，是温州的金字招牌，更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精髓。

清华大学王名教授评价说：“温州的社会组织与市场经济同步，其发展大体经历了市场自发、民间公益、社区协同、跨域共治四个阶段，逐步形成了领域广泛、门类齐全、大小各异、上下结合的社会组织发展体系，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组织发展方面彰显了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温州精神。温州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具有民主选举、良性生态、见贤思齐等温州特色，有腾出空间、提供支持、顶层设计、改革创新的制度优势。”浙江大学郁建兴教授为温州公益创投项目点评：“温州发展较为成熟的行业协会，与文体类、公益类、城乡基层类的社会组织构成了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在参与中成长，并推动温州市民社会进程。”

第二部分：

现代社会治理，温州做了些什么 在这里分享一下温州做得比较漂亮的几件事。

1.《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意见》等“1+7”文件的出台。最近几年温州出台大型政策都采取“1+N”模式，进行政策配套，统筹解决问题。当时，温州参考了国内广东、上海、北京以及浙江宁波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和社会组织改革的文件，吸收其精华。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温州正在进行的民办教育改革、金融改革等热点，结合温州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形成了“1+7”文件。2012年11月1日，笔者等侯在市委、市政府印刷厂，把热乎乎的文件第一时间快递给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李立国说，温州“1+7”文件是“迄今为止，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上、扶持社会组织发展上和促进社会组织发挥作用上，全国最先进、最完善、最有意义的一套文件”。

2.民政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建温州民政综合改革试验区。党的十八大前夕，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到全国各地调研地方社会组织创新工作，调研组对温州社会组织创新实践工作予以高度认可。2012年11月20日，李立国部长赴温州考察。2013年1月16日，李立国部长和李强省长分别代表民政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签署部省共建温州民政综合改革试验区合作协议。部省协议实施一年来，存在的问题是这一年没有借助协议，让民政部和浙江省政府为温州民政工作解决一些战略性或当下棘手的问题，或者至少吸引政府在财力、人力等资源方面的投入，为全国提供一个样本。

3.温州入围首批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在温州调研时提出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的概念。当时，正值“1+7”文件出台前，在政策制定方面我们经常会遭遇法律方面的困境，创新精神和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矛盾或冲突。当温州市民政局局长李爱燕把这一困境向部里反映时，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提出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的概念，既解决了温州当下问题，也可以推进地方社会创新和现代社会组织建设。2013年4月，民政部以文件形式确立开展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创建活动。今年2月，温州获评第一批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

温州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率先启动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工作；减免开办资金，对“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和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四类实行“零资金门槛”；通过增加字号等形式突破“一业一会、一地一会”的限制，允许适度竞争，为社会组织发展进一步拓宽了空间。截至2013年底，温州市社会组织登记总数，跃居全省各地级市首位，达6731家，较2012年底增长了43.2%。经省民政厅授权，温州作为省内首个地级市开展了非公募基金会的登记管理工作。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向下级延伸是一个积极的政策导向，一方面可以为举办者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必将大力激活民间慈善力量。温州市之前近10年时间非公募基金会只成立了20余家，而试点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已有13家基金会在市本级登记成立，政策推进效果立竿见影。

——民办非企业单位产权及回报制度改革成效明显。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组织是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主体。为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热情，对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民办学校、民办医疗机构、民办养老机构，明确出资财产属于出资人所有，一定条件下可以转让、继承、赠与，并允许出资人取得一定的合理回报。这一项改革使民间资金办学、办医、办养老的热情得到激发,社会参与教育、卫生、养老呈现快速扩张趋势。据统计，目前全市民办教育固定资产总投入近2700亿元，实行改革后民办教育、医疗、养老累计引进民资达145亿元。实践证明，民办非企业单位产权及回报制度改革是激发社会活力的有益探索，减轻了国家负担，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从体制机制上改进了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深化平台建设，健全社会组织服务体系。1.搭建服务平台。按照“政府扶持、社会参与、专业运行、项目合作”的模式，搭建全市社会组织服务平台体系，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场地、项目和技术支持，加快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孵化。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各级社会组织服务平台986家，其中市、县两级平台累计投入资金300余万元，场所面积近3200平方米，实现了市、县、镇、社区四级全覆盖，此外，针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探索开展了分类培育孵化试点，打造共青团、老年等专业化社会组织孵化基地。2.开展公益创投，推动政府、企业及其他组织的公益服务资助和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生产实现有效对接。2013年，市民政局与新闻媒体合作开展了“寻找温州最美公益创投项目”活动；乐清、瑞安等地依托社会组织服务平台进行公益创投；苍南专门出台了公益创投的项目管理办法；瓯海区建立了公益项目库。2013年全市依托服务平台共征集公益项目150余个，获资助项目110余个，资助金额累计260余万元。3.建立发展基金。以公共财政为引导，以福彩公益金资助、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集的方式，组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目前，全市累计到位原始资金3500万元，继乐清市成立全省首家县级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后，各地也已陆续登记成立，实现市、县两级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全覆盖。同时，温州市瓯海区潘桥街道探索成立了全省首个镇（街）级的社会组织发展基金。

4.温州创新赢得政府和学术界关注。2013年以来，全国研究社会组织的知名学者来到温州，为温州传经送宝。据不完全统计，温州接待全国政协、国务院法制办、民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及民政系统等调研组20次，专家学者50多位。

第三部分：

现代社会治理，温州为什么脱颖而出

不得不承认，温州社会组织工作与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江苏省南京市，还有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是整体性的，尤其是政府资源投入、人才瓶颈、职能部门思维方式等，不是一两年能赶得上的。其实，2012年之前的温州，引以为豪的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培育，也全面走入低谷，只有协会自己自强不息。但温州优势是由这个城市的民营经济基础决定的，决定了温州人的民间基因，这也是温州现代社会组织脱颖而出的根本性原因。

首先，民政部门自身转型升级需要社会治理创新。以温州的“1+7”文件为代表的地方和基层社会创新，正好和民政部的当家人思考相吻合。温州民办教育“1+9”文件（现在升级为“1+14”文件）启动早、力度大、创新多、系统性强，但效果不如社会组织“1+7”文件。

其次，温州民政为什么要革自己的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应该是民政部门比较好的业务，有点“权力”的业务。以前政府、公众对社会组织审批意见很大，但这与相关条例滞后有关。个别市民写信给市委书记或通过网络反映登记难问题，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授意下，温州市民政局痛下决心，抓住社会治理创新的历史机遇，要革自己的命。

第三，我们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已。在部省共建温州民政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大背景下，温州创新实践出台政策文件就是技术层面的事情。我们得益于国内其他地方的创新经验。我们提出民办非企业单位取得合理回报，也是学习了温州民办教育取得合理回报的论述，我们再接再厉把合理回报拓展到民办医疗、养老领域。并且，温州人具有别的地方不可能有的敏感度和执行力，于是走在了改革创新的前列。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笔者认为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存在误区。其实，我们一直强调基层创新。在法制社会，基层创新越来越没有空间，顶层设计却迟迟未到位，基于我国国情的复杂性和地域差异性，顶层设计往往失去威严。以社团条例修订为例，已被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敲定了时间表。2014年已过去3个多月，社团条例仍未修订，比预期进度慢了很多。只有顶层设计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才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期待着，因为春天已经来了！

放开二胎：迈向现代人口治理 篇6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1978年开始提倡、1980年开始强制推行了35年之久的一胎化政策宣告终结。如何评价一胎化政策的历史影响，如何预估全面二孩新政的社会效果，如何看待人口政策变化对人口危机的扭转作用这“三问”早晚会提上议事日程。

独生子女政策带来深远影响

回望建国以来的人口转变，可以说一波三折、难以尽言，主要是由计划生育的三次转变推动婚内生育率快速下降的结果。其负面影响则主要应归咎于1980年之后计划生育的第三次转变所推动的“不安全的后期人口转变”。

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计划生育开始了第一次转变，从纯粹的家庭计划上升到倡导性国家计划，即国家倡导下的家庭生育计划（Family birth planning）。1962年可视为计划生育第一次转变的“元年”。1971-1980年开始了计划生育的第二次转变，从国家倡导过渡到政策指导加技术服务，但1980年前的计划生育基本上可以说是柔性计生。1980年9月25日公开信之后，一胎化政策出台，计划生育完成了第三次转变，即从柔性计生转向刚性计生。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低于1.5，即为超低生育率。发达国家的经验是，一旦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由于坚韧的低生育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内卷力，将很难跳出。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来推算，如果不考虑意外死亡，从2015至2025年这10年间，23岁至29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将从8388万人降至4741万人，即便生育率有所回升，但生育量也可能减少。持续的低生育率将带来“青年赤字”（劳动力短缺）和“人口冬天”（少子老龄化）两大极具挑战性的人口后果。

但中国非自然的人口和生育转变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更为广泛和深远。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极大压缩了夫妇和家庭自主的生育决策空间，限制了生育自由，制造了人口风险。中国以外社会的人口转变经验告诉人们，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自发力驱动的人口转变比比皆是，相比于强制力推动的人口转变代价和成本要小得多。中国的计生体制则告诉世人，强制是最坏的堕胎药——强制下的人口和生育转变不是建立在公民自觉和拥护的基础之上，必然遭到民意的反抗，如果强力推行，一定会让家庭和国家付出沉痛的代价。仅仅从数据来看，固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成功”降低了生育率，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可以说史无前例，但矫枉过正、过犹不及。

中国的故事告诉人们，即便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科技落后的国家，强制推动生育率下降代价巨大、后果严重和得不偿失。低生育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终结，而是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从高生育人口问题转向低生育人口问题，从增长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型人口问题，从体制型人口问题转向政策型人口问题。因此，以限制生育、人口控制方式来直接干预人口过程不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好办法。中国生育率非正常的下降极大地破坏了人口生态、干扰了人口平衡，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不仅没有解决臆想中的人口问题，反而制造了很多现实人口问题。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突出的一大问题是，延续了35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严重削弱了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底部人口力量，导致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人口的严重收缩，产生了严重的人口少子化问题，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从1982年的33.6%下降到2010年的16.6%，一手塑造了中国特色（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和孤独终老）的少子老龄化，人口学称之为“底部老化”。估计到205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可能接近40%，庞大的养老负担给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提出了巨大挑战。微观层面上，“四二一”家庭结构带来了难以预料的种种风险。

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减少造成的招工难已是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的共同难题。每年百万计的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正在危及中国一度骄傲的“世界工厂”地位，中国经济下行与此关系密切。回顾历史，2002年下半年，用工紧张状况已开始在浙江省部分地区显现。浙江省政府政策研究室调研报告《透视浙江“民工短缺”现象》的数据显示，2004年1-8月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统计的单位需求数为283693人，登记介绍数为231847人，民工缺口占比为18.28%；2004年第三季度，该省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约134万人，求职人数约88.1万人，缺口比重为34.25%。工资高低成了农民工判断去留的最重要标准，就业环境恶劣、福利保障措施不到位，也造成农民工流失。无独有偶，从2004年3月份开始，珠江三角洲制鞋、玩具和制衣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开始感到普通工人尤其是女工缺乏，七八月份开始达到高峰。广东省农调队2004年下半年的调查表明，广东省劳动力市场已开始由纯粹的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估计广东全省用工缺口为100万人左右。“后继无人”是目前全国纺织行业在劳动用工方面面临的普遍状况。现在，30岁以下的女工几乎断档。短短几年时间，全中国该行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至少三四百万。

发达国家为了应对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相继采取了引进国外人口来务工的方式，或许不久的将来中国也将成为劳务输入型国家，这对从总量看中国人口太多的观点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虽然远水解不了近渴，全面二孩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20年后劳动力供给绝对短缺的窘境，避免未来年轻人口亏损的雪上加霜。

二孩政策难逃“遇冷”命运

如果说1980-2015年是政策性独生子女时代，那么2016年以后中国就进入了选择性独生子女时代。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1975年到1979年出生人口中独生子女占15.6%；1980年到1989年独生子女比例稳定在19.3%左右。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独生子女比例不断提高：1995年是35.1%、2000年是49.5%、2005年达到64%。

至今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和落地后普遍遇冷已经成为事实和共识，目标人群大概1100多万，付诸行动的大概145万。迄今新增出生人口不到70万，与国家卫计委预估的年增200万出入很大。二孩政策的受益主体是非独群体，但70后为主体的非独群体大多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有生育权利却无生育能力或者有高的孕育风险。据国家卫计委统计，目前全国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条件的夫妇大约有9000多万对，其中60%育龄妇女超过35岁，40岁上下的各占一半，城乡比重差不多。无论是双独、单独还是非独家庭，他们生活在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环境里，生育的高成本-低效用有高度的同质性。因此单独二孩抑或全面二孩政策都难免“遇冷”。

一句话，“生得起养不起”，而贫困家庭甚至“生不起”，害怕住院分娩。中国已经进入高生育成本时代，包括经济成本（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和非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等）都让很多家庭不堪承受。即使是穷养，抚养孩子到18岁，也需要几十万；如果是富养，那就没有底了，至少上百万。由于攀比以及龙凤心理，越来越多家庭养育孩子的模式同质化，即进入精养模式。一个孩子都让父母精疲力尽、心力交瘁，更不要说养两个孩子了。很多父母事实上沦为“孩奴”。为了孩子，很多父母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在低生育率时代，重视孩子质量甚于孩子数量的决策普遍化，从城市蔓延到乡村。

由于长期计划生育的宣传和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上亿独生子女家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家庭。一胎化成为生育常态，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变，将独生子女视为正常的和当然的选择，反而将两个孩子的家庭看成是不正常的和非常态的。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生育意愿代际弱化成为规律性趋势。亦即，80后弱于70后，90后弱于80后，00后弱于90后。生育的积极性和动力次第下降，不想生的人群和只想生一个的家庭越来越多，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持续低迷。

虽然出台了全面二孩政策，但这毕竟是迟到的改革，中国很难走出“独生子女时代”。由于低生育文化和高生育成本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全面二孩和单独二孩一样将遭遇“政策遇冷”的尴尬。中国虽然终结了“独生子女政策”和“政策性独生子女时代”，却走不出“独生子女文化”和“选择性独生子女时代”，很多年轻夫妇和家庭主动或者被动地选择了独生子女甚至不育。以独生子女为内核的低生育文化的形成不能不说与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推行和宣传密不可分。

如何不只是看上去很美

少年强则国强。发展经验显示，每一次“婴儿潮”主导的人口增长浪潮，都会对应出现一个经济繁荣期。创造“婴儿潮”等于创造生生不息的新“人口红利”。因此，在可能的条件下，要尽量释放全面二孩政策弥补少子化亏损的效能。

从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到省市区层面上实施会有一个过渡期，在各地落地也有一个时间差。所以，首先值得期待的是各地能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尽快落地实施，缩短过渡期也缩小时间差，以期充分释放政策效能，特别是让部分想生能生的“70后”抓住这最后的生育机会。非独群体主要是70后高龄人群，其中小部分可能会将二孩生育意愿付诸行动。如何科学备孕、助孕、优孕、降低风险是大家所关心的，需要卫计委提供相关的生殖健康优质公共服务并开辟绿色服务通道。

其次，要采取配套政策措施，将生育权限政策和生育服务、生育福利和生育宣导政策紧密结合，形成“四位一体”的政策合力，重建生育文化，降低生育成本，营造生育氛围，鼓励生育行为，创造“乐生、想生、敢生、优生”的二孩生育格局。

再次，要豁免对超生二孩行为的惩处和罚款，要建立“包容性二孩”、“包容性计生”和“人道主义计生”的新理念。超生虽然属于法外行为却在情理之中，借此努力弥补长期少子化所造成的“年轻人口亏损”和生育新政遇冷所带来的“婴童赤字”现象。

综上所述，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意义很大，它终结了强制性的、代价巨大的独生子女政策；但因为并没有改变限制生育的传统治理方式，二孩政策实际发挥的作用预期很小，并不能迎来想象中的“婴儿潮”。所以中国很难走出“选择性独生子女时代”和“超低生育率陷阱”，难以从根本上遏制少子老龄化、性别失衡和年轻人口亏损等人口危机。

倡导科学的人口观

科学的人口价值观、发展观、问题观和治理观决定了科学的人口治理机制的形成和运作。

首先，科学的人口价值观体现在：人口是人的集合而不是数的堆积。人是人口的本质，口是人口的表象。古今中外的人口都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显而易见的人口公理。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人口是力量的载体，是生产力、消费力、创造力、战斗力、制衡力、威慑力、保障力和支撑力等的集合。人口是动力、资源和财富，婴儿是希望、未来和保障。保护生命、尊重人权、家国和谐、持续发展、造福人民应当成为“国家共识”。

其次，科学的人口发展观体现在：人口发展远比人口增长重要。人口发展重点在人口的结构、功能和关系。人口发展具有很强的周期性和惯性。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构成了人口生态，其平衡性、多样性和持续性需要保护和优化。

再次，科学的人口问题观体现在：尊重和认识人口问题转型规律。当下和未来中国人口问题表现为人口少子化为源头的人口亏损、人口失衡、人口风险和人口萎缩等新人口危机。

最后，科学的人口治理观体现在：未来的人口政策要以人口安全、人口平衡、人口优化为导向，努力减少“选择性独生和不生”现象。无论是政策性还是选择性独生子女，都不是上佳的选择。中国不需要更多的独生子女。预期不久的将来，人口生育政策改革还将进一步深化，全面自主生育和全面鼓励生育或将成为中国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人口新国策和百年战略。中国不仅要还权于民，而且要造福于民。

丹麦、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在进入内生性、文化性和意愿性低生育陷阱之后，提振超低生育率必须走家庭去负担化、国家高福利化之路。广而言之，只有以自由生育政策、家庭福利政策、公共服务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四位一体”来重建生育文化、促进人民福祉、引导人口行为、保护人口生态、优化

人口发展，才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焕发人口生机和红利的根本途径。

现代治理 篇7

关键词：国家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涵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命题和任务。显然, 与传统的国家治理有甚大的区别。传统的国家治理突出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强调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元化主导作用, 更加注重国家职能中的政治统治职能, 忽视了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以及其他系统的客观自主性。现在我们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有国家传统职能转变的色彩, 注重社会组织和经济系统的“自然发展”, 引入社会非官方组织在构建公民社会中的力量, 提倡主体多元化。

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命题从一方面说明了国家职能的转变———从传统的管制转为管理再进一步转变为治理。另外, 还要求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摒弃传统僵化的因素,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把人民放在主体地位, 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完善现代文明的制度体系实现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的协同治理。“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 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1) “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管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 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 (2) 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前者的落脚点是国家实力, 后者的落脚点是上层建筑, 二者相辅相成。

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

(一) 社会公共政治情绪的复杂化

“社会公共政治情绪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实践中对社会的政治关系及其表现出的政治价值取向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政治态度。包括政治评价政治体验和政治感受”。 (3)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贫富差距形势严重的现状和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公共政治情绪复杂化的表现之一。群体性事件的频发说明了政府与民众未形成合理的对话机制, 民众了解政府政策的程序上缺乏有效性, 导致了民众与政府的沟通受阻, 不仅带来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还激发民众在找不到合理合法程序而采取极端行为。强拆、医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说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和所面临的挑战。

(二) 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低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现阶段的国家治理我们理解为国家、社会、公民的协同治理。公共性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导向, 突出了公民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 公民社会虽未形成但有了质的突破, 公民作为权力主体, 权力意识不断加强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但受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仍较为低下, 表现为以下三方面:1、公民政治参与能力不高。我国大多数人对政治缺乏足够的政治素养, 不知道自身利益的表达方式, 大多是被动和盲目参与。2、参与不理性不合法。人们在利益表达受阻时容易出现过激行为, 重则做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轻则扰乱公共秩序。3、组织化程度不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多为个人参与未加入相应的组织, 从而导致人微言轻, 很少使自己的观点或利益表达成功实现。公共性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导向, 参与程度较低不仅无法满足公共性的价值导向, 还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挑战和难题。

(三) 第三方社会组织发育不良

社会组织是联结政府与民众的纽带, 在政策实施和政府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不仅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共秩序的维定, 还可以促进公民参与政治的合法化和规范化, 是衡量社会发展是否成熟的标准。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 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的主体之一是其应有之义。但我国的社会组织还处于先天发育不良, 后天发育“缺氧”的尴尬境地。先天发育不良是指在我国封建专制深厚的历史中缺乏社会组织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后天发育缺氧是说社会组织由于缺乏角色作用未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不具备民众的利用价值。

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思考

(一) 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深化改革,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现代文明制度体系, 用制度弥补人性的天然缺陷。第一, 完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进一步健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否取得长足的进展,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建设。因此, 要转变党的执政方式, 提高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的水平。第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升代表的专业性, 提高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 规范选举程序, 严把候选人的选择标准和门槛;第三, 加快基层村民自治制度的改革。构建改革成果的共享机制, 使广大人民充分享有搞个成果, 确保人民的主体地位。

(二) 转变政府职能, 培育新型治理主体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 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切实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的协调互动。首先, 政府应进行合理的角色定位, 秉持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进行“权力瘦身”向社会放权。积极促使政府由“运动员”向“裁判”的角色转变, 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治理模式, 实现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宏观系统性和全局性, 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 群策群力, 吸纳社会力量和社会智慧。因此, 还应有意识地培育其他新兴治理主体, 整合社会资源, 广纳言谏, 各尽其力, 把社会各方力量转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效能。

(三) 保障公民权利, 提高政治参与水平

改革, 必然会造成社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重组。这一阶段应更加注重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首先, 致力于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的构建, 为公民行使权力提供完备的法律保障。其次, 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 制定一系列相应的参与配套制度如听证、信访制度等, 为公民广泛参与政治提供制度依托。党和政府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引导, 公民自身也要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最后,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国公民素质普遍较低,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难以发挥公民治理主体的价值效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塑造现代公民培养公民理性, 更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郑言, 李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3.

[2]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 2014 (2) :26.

[3]高祖林.政府主导下的官民共治:我国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型方向[J].决策探索, 2013.

[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人民出版社, 2013.

[5]燕继荣.变化中的中国政府治理[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1 (6) :135.

[6]陈士玉, 刘彤.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2010 (5) .

现代治理 篇8

关键词：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1.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指在新的形势下, 以党领导的, 管理我国每个领域和各类事务的过程;“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管理国家事务的相关制度系统, 并且各制度之间组成能够相互衔接的整体,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以及党的建设的各种制度和机制, 也包含各类法律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指根据时代和时局的变化, 在现有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完善, 以达到各个制度日趋完善的目的。

2.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是指我们党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各项事务的能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配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的实际需要, 增强治理国家的能力, 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过程。

3.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意义

中国历史悠久, 有很多的优秀文化及治理经验传承下来, 近些年来国际环境风云巨变, 中国共产党既要传承中华文化的优秀文明, 又要不断吸取外国的经验教训,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需求, 提高国家执政能力。

(1) 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和全面改革时期, 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一个巨大创新, 表明了我们党对国家治理的全新探索, 将实现多方面的全新转变, 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 由人治转向法治, 在治理进程中采取积极措施, 最终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

(2) 有助于管理腐败问题, 倡导为证廉洁。腐败就像是一颗寄生的毒瘤, 像钢铁被腐蚀的过程那样, 在腐蚀着我们党的执政根基, 因此, 治理腐败问题刻不容缓,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为实现国家政治发展廉洁化起到积极作用。

(3) 有利于顺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在某些重要制度体系上还存在一些不足,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涵盖了国家各个领域以及各个层次上事务的治理方面的内容, 为我国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内在需求。

(4) 有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和长期协调发展。自中国加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 后, 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的相关度越来越高, 加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各种新情况层出不穷, 国内外各种力量相互交错, 对我党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和挑战, 因此我国要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 才能使国家经济稳步发展、社会持续稳定, 生态环境得以改善。

4. 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问题

(1) 注重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的科学执政本领, 正确处理好依法治国与以党为领导, 人民为国家主人之间的关系, 在符合客观规律, 符合科学性的基础上, 巩固国家在治理方面的治理成果, 总结国家治理成果, 使各个方面协调发展。

(2) 制定相关体制, 保证制度体系权威性, 提升运用效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准则, 权威的体现, 治理国家的规范, 应努力完善相关制度, 提高运用管理体系的能力, 坚持走依法治国的道路。

(3) 注重改革过程中的协调性。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业, 我们只能靠自己摸索着前进, 不断积累并总结经验, 从经验中确定下一步的目标, 这就要求改革过程中, 各个层次之间的相互协调, 才能真正做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走可持续发展路线。

要完成党的最终宗旨——为人民服务, 就要遵照时代的变化和满足群众的殷切期盼, 大力推进党的全面建设和能力培养。才能使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胡洪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回眸与前瞻[J].学习与实践, 2014 (06) .

现代治理 篇9

组织能力在管理学中与组织、组织绩效、组织的内外部环境相关。广义的组织能力体现在环境、输入、转化、输出和反馈各个环节;是指社会组织利用资源, 形成、制定、组织和有效实施组织的愿景、战略、使命和目标, 为社会提供非营利性质产品和服务, 形成组织与环境的良性互动, 获得竞争优势, 确保组织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潜能和素质。狭义上仅指组织将投入转换为产出的能力, 是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能力。为系统了解社会组织能力, 本文从广义上理解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从主体讲, 既涉及各级社会组织, 也涉及社会组织的领导成员、会员;从内容讲, 既指推动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管理能力, 也指社会组织履行职能完成任务能力。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包括:组织的基本制度的完善、组织与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媒体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和互动能力, 应对危机的能力、筹资能力、项目执行能力、公众动员能力, 志愿者协同能力等, 而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是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关键。

二、社会组织治理能力中的现状与问题

表1为香港《大公报》援引清华大学NG0研究所的调查, 列举了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主要分布领域。

表1表现的社会组织的能力:一是一些行业协会承担了部分政府转移出来的行业管理和事务性工作, 通过开展行业管理、行业服务、行业自律和行业维权等活动, 弥补了政府和市场的缺位, 促进了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二是一些学术性社会团体利用自身人才荟萃、信息灵通、知识密集、经验丰富的优势, 奉献聪明才智, 促进了经济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三是一些社会福利和慈善组织通过动员社会力量, 筹集一定社会资金, 实施社会救助, 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了社会公平, 维护了社会稳定;四是一些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广泛开展社会公共服务, 丰富了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五是一些专业经济协会通过开展农业技术和农产品产供销服务, 帮助农民增产致富, 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我国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但仍存在很多问题。

1. 内部治理问题

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是由志愿者组成的, 对新型社会组织管理者和领导者行为进行内部约束和监控。由于我国志愿者的参与比例偏低, 在我国新型社会组织董事会和监事会构成上也存在严重不足。很多民间机构要找到合适人员, 形成一个规范的董事会或监事会是较困难的事。志愿参与的不足又进一步扩大了新型社会组织董事会和监事会对组织管理人员行为控制的难度。部分社会组织行为不规范, 主观随意性较大。有的社会组织活动不正常, 甚至名存实亡。有的不按时换届, 长期处于无人理事状态。有的例会制度不健全, 多年不开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 只有一两个人在苦苦支撑。

2. 人才缺乏

我国新型社会组织规模小、资源有限, 无法吸引专业优秀人才加盟, 相当部分社会组织, 特别是学术性学会无专职工作人员、无专门办公场所、无开展活动经费的“三无”, 领导班子年龄偏大、组织队伍老化、工作方法老套的“三老”问题突出。人才的瓶颈问题, 制约了新型社会组织发展。同时, 由于资金缺乏, 待遇不优, 公益组织还遭遇严重的人才流失。2010年《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显示, 有56.5%的公益机构人员流失。NGO从业者月薪资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约占90%, 2000元-3000元段最为集中, 无固定收入和月薪资在1000元以下的占18.4%, 近四成机构未给员工上社会保险。公益组织或是社会组织成员都缺乏参与社会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也无益于新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

3. 资金匮乏

目前, 我国企业、公民捐赠能力和捐赠意识较弱, 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非常有限, 政府购买服务的推行力度尚待加强, 社会组织普遍面临资金困境。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2000年对全国社团组织抽样调查, “缺乏资金”被列为面临的诸多困难之首。缺乏活动场所、办公设备和人才, 实质也是缺乏资金的另一种表现。由于组织身份的瑕疵, 新型社会组织资金来源少的问题更为突出。

4. 法制观念淡薄

少数社会组织法制观念淡薄, 自律机制不健全, 有的缺乏社会公益、社会责任、社会服务、社会诚信和自觉接受监督意识, 且有不当营利行为, 社会形象差, 公信度不高。

三、加强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 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1. 社会组织要加强内部治理能力

内部治理是是区别人员、资金、办公场所、设备等硬件设施的软件设置。内部治理主要包括规范的治理结构, 完善的管理制度, 科学的业务流程等。它是社会组织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科学、严格、规范的内部治理机制, 是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是社会组织提高自身能力的主要任务。

(1) 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确立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是保证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组织架构的重点在确立分工与制衡的组织机制。主要组织架构应包括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

(2) 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管理体系。管理制度是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核心内容。完善的管理制度是社会组织开展工作的依据, 是规范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准绳。抓好社会组织制度建设, 一是制订全面科学的管理制度, 包括会员意愿反映制度、民主集中制度、重大事项公示制度、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内部矛盾处理制度等。社会组织是社会成员为实现共同意愿而自愿组成、按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会员意愿反映制度, 是社会组织真正实现其宗旨的必然要求;民主集中制是实现社会组织目标的重要手段;重大事项公示制度是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有利于规范社会团体内部各参与者, 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符合社会团体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内部矛盾处理制度有效处理内部各种矛盾, 保证组织目标的有效实现;二是着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三是根据外部环境和工作情况的变化, 及时修订组织管理制度。

(3) 建立科学合理的业务流程。业务流程设置是社会组织内部治理重要支撑。科学的业务流程通过项目运行打破部门界线, 建立PMO (以项目管理为核心) 组织, 按流程进行规范化操作、按项目发展配置资源。日常工作中, 建立项目管理体系模型, 为组织的持续发展和实现战略目标提供管理保障。

总之, 良好的自律机制是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内部治理结构是社会组织实现自律的重要内容。通过建立各自独立、协调运行、相互制衡的内部治理结构, 新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必将日益规范, 它的力量和作用也必将日益增强。

2. 政府要支持、帮助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

一要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政务公开机制、行政决策机制、社会舆论监督机制。

二要加强对社会组织引导与组织。党政有关部门要帮助提高社会组织的政治素质, 积极开展社会组织的人才培训, 提高社会组织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

三要明确社会组织的法人地位。目前,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规制匮乏”问题突出。虽然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管理条例》, 民政部出台了《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等。但社会组织法律体系仍存在数量少、立法层次低、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导致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中, 身份不明确, 政府与社会管理得不到理顺, 社会组织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所以, 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大局出发, 加快立法步伐, 不断完善社会组织的法律体系。

四要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一是财政投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投入, 包括对社会组织的人力与物力的直接投入, 通过税收减免政策, 或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方式间接投入。二是社会募捐。鼓励社会和群众对社会组织募捐。

3. 政府和个人监督社会组织的治理行为

一要实现监管手段多元化。既要有法律手段, 也要运用经济、行政手段。比如, 完善社会组织的年检工作, 建立社会组织年检、评估联动机制、社会组织信息平台, 方便社会监督。

二要改革监管体制, 逐步建构分类监管、行为控制和资源引导的新型管理体制, 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诚信自律建设

三要完善现行社会组织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 任何政府管制行为必须置于法制轨道下。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实现法治监管全覆盖, 保证社会组织的监管不“越位”“错位”和“缺位”。

摘要：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前, 我国社会组织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加强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已迫在眉睫。

关键词：治理,社会组织,能力

参考文献

[1]马庆钰, 等.社会组织能力建设[M].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1-4-1.

[2]张华林, 关于提升社会组织能力的思考[J]社团管理研究, 2008 (08) .

现代治理 篇10

牢固树立生态保护红线观念

生态保护红线, 是指在自然生态服务功能、环境质量安全、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 需要实行严格保护的空间边界与管理限值, 它是保障和维护国土生态安全、人居环境安全、生物多样性安全的生态用地和物种数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具有不可替代性和无法复制性, 很难实现占补平衡, 一旦失去就难以拯救。各地要根据主体功能区、资源特征、环境容量、已开发程度及可开发潜力等来划定生态红线。要精心研究和论证, 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 把良好生态系统尽可能保护起来。要从制度、体制和机制入手, 建立严格遵行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性和根本性保障, 确保生态保护红线不被突破和逾越。对已突破生态底线的, 要加紧研究制定节能和减排指标, 通过确定单位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每年下降指标等刚性约束, 进行污染物总量控制。要进一步优化发展方式, 倒逼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结构调整。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 也是城市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2013年9月7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 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他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 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 不要金山银山, 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是否可持续, 取决于能否转化为经济效益, 能否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 即实现生态经济化。我们只有更加重视生态环境这一生产力要素, 更加尊重自然生态的发展规律, 保护和利用好生态环境, 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力, 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要克服把保护生态与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的传统思维, 下大决心、花大气力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资源利用方式、能源结构、空间布局、生活方式, 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 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把满足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生活、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来提供, 下决心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要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 推进水源地环境整治, 让群众喝上干净的水。要防治大气污染, 要建立区域流域环保联防联控机制, 让群众呼吸新鲜的空气。要加大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和监督, 确保食品药品质量, 让群众吃上放心的食物。要加强生态林业建设, 打造宜居城市、绿色家园。要加大生态风险隐患排查和评估力度, 把生态环境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建设快速高效的应急救援体系, 一旦发生生态事件就能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把损害降到最低程度, 让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新路

生态文明建设从本质上看, 是要调整过去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 抓好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的落实, 切实把资源能源保障好, 把环境污染治理好, 把生态环境建设好, 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因此, 必须积极探索一条生态文明建设新路。要发挥生态比较优势, 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 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再生产全过程入手, 制定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 再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 努力实现经济与生态“双赢”。要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加强生态修复与治理, 着力构建山清水秀、天蓝地绿的良好生态环境。要加快发展生态产业, 以市场为导向, 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生态化、生态发展经济化, 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要着力建设生态型城镇, 全力打造“城在山中、山在林中、林在城中、城在景中”的山水园林小城镇。要大力弘扬生态文化, 将生态文化融入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风气、城市建设等各个方面, 努力构建生态文明体系。

努力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

现代治理 篇11

俞可平：我认为，《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最大的亮点，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从实践上说，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求对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进行突破性的改革。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什么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呢？

俞可平：这既是对我们改革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目前我们面临挑战的回应。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我们不仅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刻变革，也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变革。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许多西方学者理解的那种政治体制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这是一种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一方面，中国政府不断重申不照搬以多党竞争、全民普选和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政治模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十分强调政治改革，特别是以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内容的政府治理改革。如果按照多党竞争、全民普选、三权分立的标准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确实没有什么变化。然而，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30多年中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例如，在依法治国、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政府问责、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审批、地方分权和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变化和清晰的路线图：从一元到多元，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封闭到公开，从管制到服务。完全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成功，或者说，中国能够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长期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治理改革的成功。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存的许多体制机制严重阻碍社会进步，我们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仅以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为例，就可以发现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包括选举、协商、决策、监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还不健全；公共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官员的腐败和特权还处在高峰时期；公民参与的渠道不够畅通；公共利益部门化现象相当严重，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动态稳定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群体性事件急速增多，维稳的代价不堪重负；政府的公共服务还相当不足；政治透明程度相对较低；行政成本过高而效率低下；人治的状况依然严重；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自治的程度相当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主要公共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协调；党和政府公信力流失，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国家治理存在许多困境，甚至呈现出局部性的治理危机。但是，治理危机不同于执政危机，我不认为我们党目前面临执政危机，但我确实担忧治理危机会演变成执政危机。所以，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我们要有紧迫感。

记者：那么，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呢？

俞可平：关于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有明确的阐述。他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深刻理解和把握其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这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治理”作为一个术语和单词，在汉语中早已有之，但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和范畴，却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从理论上说，治理的概念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与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种偏重于工具性的政治行为。无论在哪一种社会政治体制下，无论哪个阶级行使统治，谁上台执政，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换言之，都希望自己执政的国家有良好的治理。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但是归根到底，治理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相对于国家的统治体制而言，治理体制更多体现工具理性。

第二，要认识我国现有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渊源。其历史渊源，一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二是社会主义的政治传统，三是现当代西方政治文明的某些成果。现存的国家治理体系是这三者的一个融合，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既与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有根本区别，也明显不同于前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模式。我一直认为，改革开放首先表现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但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变革的过程，而是一个包括政治进步在内的全方位的社会变迁过程。但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并未改革，政治变革主要发生在治理领域，我们在治理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多进步，例如改善公共服务、推行政务公开、强调依法治国、鼓励政府创新、提高行政效率、建设责任政府、改革社会治理等等。这些治理改革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特别是在推进巨大社会转型过程中维持了社会政治的稳定。这可能也是产生制度自信最重要的依据：我们在没有变革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了成功的治理改革，保证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

第三，要把握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特征，或者说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标准。一是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制度化和规范化，不能带有随意性。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民主化。所有公共治理以及制度安排，最终要保障主权在民，或者说人民当家作主；所有的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体现人民的主体性。三是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里，宪法和法律是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这是最核心的。法治有两层含义，宪法和法律是最高权力，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第一层含义更重要，那就是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讲的是“法制”，但现在我们讲的是“法治”。这两个词是有实质性区别的。“法制”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这在中国传统社会也是有的。如明朝的朱元璋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的，谁不按照大明律例办事是要杀头的。但这永远不可能是“法治”，因为皇帝总是凌驾于所有的法律之上。四是高效。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较高的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至少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子系统，即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而不是碎片化的，才能叫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

记者：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

俞可平：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这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

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就是善治。善治不同于传统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是对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个好的政府。善治则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不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还要有好的社会治理。简单地说，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作为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公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将变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权力主体中，任何其他权力主体均不足以与政府相提并论。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

《决定》中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实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这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有了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不过，影响国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体的素质，既包括官员的素质，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质。仅以官员的素质来看，纵使有最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如果官员素质低劣，国家的治理能力必定不强，社会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善治。提高官员的素质，要对官员进行教育和培训，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民主的选拔机制，将优秀的公民遴选出来，授予他们权力，并且以制度对官员的权力进行制约。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理解上，有这样一种观点非常引人注目，这就是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看成是我们党继提出“四个现代化”之后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对此，您怎么看？

俞可平：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实质上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这是社会现代化的物质性基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或迟或早要发生变化。换言之，随着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推进，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制度也势必要现代化。因此，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政治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是原先“四个现代化”之后的更为重要的第五个现代化；另一方面，这第五个政治现代化是前面这“四个现代化”的逻辑结果。

记者：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呢？

俞可平：学习和领会《决定》精神，我在这里想强调以下几个必要举措：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治理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们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决定》所说的“永无止境”不仅指时间的维度，也包括空间的维度。从时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从空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涉及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特别是治理领域。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只要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新观念和新实践，都值得重视和探索。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正如《决定》指出的，我们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又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指导。国家的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必须从总体上考虑和规划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从中央宏观层面加强对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指导。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鉴于这样一种现实情况，顶层的制度设计和宏观指导，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尤其重要。应当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研究，按照《决定》的总体目标，分阶段制定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表。一方面，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另一方面，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草率从事，应当广泛讨论，从长计议，避免短期行为。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然而，许多好的治理改革因为没有上升为国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仅在小范围内实施。应当系统地总结各级政府的治理改革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题。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动力源自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冲击，但其直接动力则是压力、激励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长久性的动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无论其效果多好，多么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最终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广，那么，这种创新最后都难以为继，难免“人走政息”，成为短期行为。

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各国在这方面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借鉴、汲取。我们从来主张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当然包括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许多进步和成就，其实也得益于向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式服务”、责任政府建设的“政府问责”制度、司法实践中的“律师制度”、政务公开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我们应当具有当年邓小平引入市场经济那样的胸怀和胆识，站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高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为目标，认清世界发展潮流，立足中国国情，大胆借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影响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两个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即制度的破与立。一方面，要像《决定》所说的那样，以促进深化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现存的不少治理体制机制不尽合理，有些违背了政治学的公理，有些则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机构只有权力而几乎不承担责任，政出多门、职责不清、职能错位等现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分别是我国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这两者都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许多重要的制度机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不完善。宪法规定的许多公民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重要的原因也在于相关执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治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其实质是官员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改革开放30多年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进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认，“有权就有一切”的官本主义流毒在现实中还大量存在，在一些领域和地方，官本位现象依然突出。《决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观念”列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可谓切中要害。一方面，我们要对广大公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破除权力崇拜，牢固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决定》指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换言之，要在2020年初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七年内要完成这一任务，其艰巨性可想而知。实现这项艰巨的战略任务，不仅需要坚定的决心、坚强的领导和果断的措施，同样也需要宽广的胸怀、高度的智慧和正确的道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超越任何组织和群体的局部利益，而以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着眼点；不仅要集中全党的智慧，而且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不仅要有政治精英的参与，也要有普通民众的参与；不仅要依靠党组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更要严格遵循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的基本方略。

现代治理 篇12

一、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治理”上升为国家治理体系最本质的方面, 是党的执政理念的新发展。

(一) 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内涵

这里所说的治理体系, 是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 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社会制度。

这里所说的治理能力, 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 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 相辅相成, 有了科学的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 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解决中国各种问题, 实现各项既定目标, 关键要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 正确理解和把握现代化特定含义

所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 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 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

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把我们党和国家对现代化建设各领域的有效管理, 同各种范畴、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多元治理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化;二是强调提高治理水平,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 正确理解和把握“治理”与“管理”的内涵区别

从“管理”到“治理”, 折射出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巨大进步。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第一, 治理的主体由“一元”向“多元”转变;“第二, 治理的方式由“单向”向“互动”转变;第三, 治理的本质由“集权”向“分权”转变;第四, 治理的理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

二、河南省推进社会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期探索和宝贵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 河南省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社会治理, 为形成和发展适应河南省情的社会治理制度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取得了重大成绩, 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 河南省推进社会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期探索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化、定型化提升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 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指向的。作为有着几千年文明的河南省, 在治理社会方面有着一些独特经验和智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 河南省经济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城市化步伐相应加快, 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来愈明显。特别是“十五”时期以来, 河南省委、省政府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抓住国家促进中部崛起的机遇, 加快推进和深化各项改革, 积极扩大对外开放, 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原崛起的奋斗目标, 坚持在改革发展中谋求发展的方针,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 全省城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社会事业开放水平与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取得可喜的成绩。

(二) 河南省推进社会事业开放的宝贵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 根据省情, 河南省党和政府建立和发展了适应省情的社会管理制度, 取得了重大成绩, 积累了宝贵经验。改革开放之后, 河南省党和政府依托从本省的实际情况出发, 不断探索和总结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 使河南省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 展现了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主要体现为“三个广泛性”:一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广泛性;二是社会治理内容的广泛性;三是社会治理方法和手段的广泛性。

三、推进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对策

推进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对策, 既要体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要求, 又要体现我省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和对我省在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

(一) 《决定》是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必须遵循的基本纲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是推进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纲领性文件。我们必须以《决定》为指导, 紧密结合河南省的实际, 制定有效对策, 积极推进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 进一步解放思想, 大胆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

治理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 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敏感性, 解放思想尤其重要。然而, 在中国, 破除传统之蒙、激扬科学理性是比清末民初的救亡变法更为艰巨的时代课题。要确立人的现代化的主体地位, 升华人的境界与理想人格。这是人的现代化的永远的追求, 不能排除在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可能性。因此, 对那些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陈旧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必须设法革除, 要有讲求效率、勇于开放、面向未来的进取意识。

(三) 坚定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治理的自信自觉

今天, 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 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鲜明对比。实践表明, 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 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我们对此要有高度的自信。

当前, 河南省的发展进入新阶段, 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社会矛盾凸显。相比形势任务的变化, 相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相比人民的期待, 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 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 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同时也要看到,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在这些情况下, 我们河南全省上下都要坚定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自信, 提高自觉, 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 从各个领域逐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 加强顶层设计, 从战略上谋划河南省社会事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是河南省的制度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 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 必须从总体上考虑和规划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 从上层宏观层面加强对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指导。克服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 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等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弱点, 应当加强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研究, 分阶段制定河南省治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表。一方面, 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 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 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 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另一方面, 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也不能草率从事, 应当广泛讨论, 从长计议, 避免短期行为。

(五) 结合河南省的具体省情, 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推进河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要实现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 以到达人的现代化的丰富与完善。人的现代化的实现, 除了自身的发展因素外, 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质素。在当今“开放、对话、全球化”的背景下, 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碰撞与冲突为实现人的现代化提供了有利的契机。文化多元的融合及其魅力, 使我们看到中西方文化在融合过程中因固有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矛盾, 作为现代的人要有一种包容的心态和自救意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形态, 不论中外, 都存在继承与发扬、选择与借鉴的关系。在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创新与守旧的矛盾冲突中, 对优秀的文化要消化吸收, 对腐朽的文化要抵制摒弃, 这样, 才能达到人的现代化的丰富与完善。

(六) 深化体制机制改, 完善我省社会事业开放体制

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有两个基本因素影响着治理水平和效益, 即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 两者不可或缺。但比较而言, 制度更具有根本性, 因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 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 河南省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既有“破”又有“立”。一方面, 要像《决定》所说的那样, “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另一方面, 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 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制度。

(七) 健全互联网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推进河南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必须通过多种信息化手段和智能化平台来辅助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 推进部门信息共享”;“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等。这些举措也表明了信息化系统和平台将在现代治理和社会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河南省要初步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不仅需要坚定的决心、坚强的领导和果断的措施, 同样也需要宽广的胸怀、高度的智慧和正确的道路。我们坚信, 只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 积极推进改革, 在省委的领导下, 全省人民共同努力, 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就一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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