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历史

治理历史（精选7篇）

治理历史 篇1

一、引言

治理并非现代经济社会的产物, 而是与国家理论的发展相融共生。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通过法律授权国家机关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公共事物日趋复杂, 现代意义的国家治理是国家的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机关为了实现国家职能, 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体制设置, 协同多样化的组织结构, 共同管理公共事务、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治理主体由统治者和国家机关扩展到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治理理念强调善治, 即责任、透明、民主、合法性和公平公正;治理目标以管理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并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全面、均衡发展, 从而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同时, 对于国家治理的理解和运用要注意相关理论在我国特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背景下的适应性。

二、国家治理的目标导向

史学将提供给人们其他学科所不能给的两个概念:一个是全面的概念, 一个是必然的概念。治理并非现代经济社会的产物, 而是与国家理论的发展相融共生。“治国无法则乱”反映了治理最朴素的思想———统治。“尧求能治水者”反映了统治者为达到一定目标对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过程。因此治理是统治者或管理者通过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 管理公共事务, 以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国家是在社会中享有主权的政治组织, 通过实施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职能维持现存的统治秩序, 因此国家治理是国家的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机关为了实现国家职能, 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体制设置, 协同多样化的组织结构, 共同管理公共事务、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因此治理的本源可以视为国家治理。

20 世纪90 年代以后,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公共事物日趋复杂, 治理的范畴和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化。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及私人的个人或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 它使不同利益方或相互冲突方得以相互调和, 并采取联合行动的一种持续过程。国家治理具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种职能, 在不同发展阶段中, 配合国家的中心任务统筹运用。现代国家治理在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基础上, 以期实现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的善治目标, 因此在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方式上也发生了变化。例如:治理主体多元化, 由统治者和国家机关扩展到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治理方式具有弹性, 由自上而下的统治变为互动协商、实现多赢的合作关系。国家治理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拓展和完善。

审计的本质是国家治理中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 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 国家治理的需求决定了国家审计的产生, 国家治理的目标决定了国家审计的发展方向。以国家治理目标为导向的国家审计理念, 是对新时期下国家审计发展的重新审视和高度凝练。

三、以国家治理目标为导向的我国国家审计之嬗变

理论基础是事物存在和发生的逻辑起点, 反映了研究对象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在审计问题上, 相对一致的观点认为审计产生的理论基础是受托责任的存在。受托责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要求独立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第三人对受托人的责任履行情况予以监督和评价, 因此审计应运而生。人们的行为对他人负责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共同特征, 正是这一特征构成从古到今审计功能之基础。审计迄今演化为三大分支:国家审计、民间审计、内部审计, 反映了审计不但因受托责任的发生而发生, 而且因受托责任的发展而发展。国家审计的理论基础应该在受托责任的前提下反映与其他审计分支的核心区别。

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通过法律授权国家机关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对国家权力的滥用, 需要出现独立于国家机关的第三方对其受托责任的履行予以监督审查。因此国家审计源于国家职能的履行和受托责任的发展, 服务于国家治理的需求。它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权力的制衡发挥独特的作用。国家审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遵循自身的内在规律不断演进, 其目标、任务、重点和方式, 都随着国家治理的目标、任务、重点和方式的转变而转变, 始终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6。国家治理按照社会发展阶段可分为古代国家治理、近现代国家治理和当代国家治理。因此本文对我国国家审计的发展阶段也依此方式划分。

(一) 古代国家审计:萌芽甚早, 由盛及衰

1. 机构设置

奴隶制社会的西周时期, 中央财计部门设置了由宰夫负责的专职机构负责审查中央及地方政府官吏收支情况的优劣, 对后世审计体系的建立有着深远的影响。秦汉设立的御史监察机构, 政治监察和管理职能逐步加强, 开启了中央财计组织部门经济监察权力独立之先河。唐朝设立了独立的审计部门, 比部从司法系统独立地对中央至地方各级官府的财政财务收支进行勾覆, 进一步提高了审计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开创了中国审计与监察相结合的历史新时期。

2. 审计制度

产生于西周并完备于战国的上计制度通过对官吏定期稽察考核, “度其功劳, 论其赏庆, 岁终奉其成功, 以效于君, 当则可, 不当则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承并发展了上计制度, 至西汉已将其纳入国家法律制度。唐朝的比部“掌勾诸司百僚俸料、公廨、赃赎、调敛、徒役、课程、逋悬数物, 以周知内外之经费而总勾之”, 勾检制度体现了逐级审计的思想, 包括对官府一般事务和文书和国家财政收支的审核稽察。

3. 代表人物

管仲提出理财为治国之本, 应节约开支, 量入为出, 对国家财政收支活动进行全面考核和审查的主张, 从而衍生出“明法审数”的审计思想。“明法审数”作为一条重要的审计原则, 成为当时政府审计监督的重要标准与规范, 要求审计人员依照国家所颁定的法令和规章制度去办事, 依据国家财政收支实际情况审查考核。西汉时期的张苍制定了《上计律》, 审计的查帐、查询和比较分析等基本方法在上计制度中初步具备9, 同时他提出和制订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关于度量衡方面的理论法律制度, 并把算学研究成果直接用于国计民生和审计工作。

由于所处历史时期共同的政治特色, 我国古代国家审计直接向统治者负责, 通过简单的经济监督参与国家治理, 成为“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大多通过精英人物来完成。参与国家治理的目标是维护皇权, 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 保证中央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律令畅通。我国古代国家审计经历了萌芽、发展、繁盛至衰落的过程, 与封建国家的兴衰和治理的效果休戚相关。

(二) 近现代国家审计:借鉴西方理论、强调独立性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受托责任的完善, 世界各国结合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社会环境形成和完善了立法、司法、行政、独立四种较为成熟的审计模式。立法型审计模式中审计机关隶属于立法部门, 某种程度上确保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司法型审计模式的国家审计机关是介于行政和立法之间的独立机构———审计法院, 保证审计的高质量和判决的合法性。行政型审计模式中国家审计机关隶属政府部门, 它是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和下属机构, 有利于统一领导, 但独立性和权威性不高。独立型审计模式是指国家审计机关独立于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之外, 公正地行使审计的监督职能, 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

国家审计模式的选择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 期望国家审计能够在这一政治结构中取得逻辑一致的政治效果。它反映出不同国家对政府审计期望作用的不同价值以及对政治结构本身的政治观点。选择立法、司法模式的国家, 多强调对权力的制衡;选择行政模式的国家, 多重视行政政府的操作职能。孙中山先生强调建立五权分立的民主的国家, 人民享有决定国家权力的公民权利。这一时期的国家审计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审计监督和立法的思想, 开始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南方革命政府时期, 监察院审计部的设立不仅独立于财政机关, 而且独立于政府行政系统之外, 可以说是中国审计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飞跃。但是由于革命的不彻底性, 导致地方实力派争夺国家的控制权, 中国社会仍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中。在政治体制和历史传统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的前提下, 形式上完善和严密的审计机构和制度并不能发挥国家治理应有的作用。因此国家审计若要发挥治理作用离不开特定的政治环境。

(三) 当代国家审计:强化制度建设, 拓展治理领域和职能

新中国成立后, 取消了国家审计机关, 国家财政收支的监督工作由财政部门内部的监察机构完成, 弱化了国家审计。1982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我国建立审计机关, 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 进行审计监督, 由此建立起独立的审计监督制度13。1983 年9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成立, 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1994年8 月3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正式颁布, 并于2006 年2 月28 日重新修订, 健全了审计监督机制, 完善了审计监督职责, 加强了审计监督手段, 规范了审计监督行为。自1983 年审计机关成立, 特别是《审计法》颁布实施以来, 国家审计机关不断建立健全审计法规, 拓展审计领域, 规范审计行为, 改进审计方法, 国家审计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我国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改革开放后, 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不同发展时期的国家治理的重点领域对国家审计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 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领域和职能不断拓展、作用和地位日益提高:1987 年, 党的十三大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 针对经济转型时期, 违纪现象比较严重的现实, 提出国家审计要严肃财经纪律。1997 年, 党的十五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求变革管理方式, 国家审计服务于国家宏观调控。2002 年, 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 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 第一次明确国家审计在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方面的要求。2007 年, 党的十七大提出国家审计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2012 年,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通过健全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 加强监督, 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

这一时期我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理目标, 治理主体多元化, 激活了微观市场, 大大提高了国家综合实力。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和监督机制, 经济腐败和权力不受约束问题亟待解决。目前我国的国家治理开始转型, 目标由经济建设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 相应地要求国家审计由经济领域的监督和制约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制约和协调, 形成规模效应, 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综合作用。如为降低地方债务风险 (中国政府性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008 年的28.3%升至2012 年的46.1%) , 2013 年8 月, 审计部门首次审计全国政府性债务, 涉及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

四、政策与建议

国家治理源于国家的产生, 国家及其公共权力一直是政治学稳定的、普遍的研究范畴, 因此相关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政治学相关理论展开。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权力的制衡发挥独特的作用。一方面, 国家审计一切制度安排服从于国家治理的总体要求。另一方面, 国家审计以其独立性、综合性和专业性有效作用于国家治理, 相辅相成, 实现国家良好治理。从国家审计的发展脉络来看, 始终以国家治理目标为导向, 并构成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国家审计的重点工作依然要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导向和重点领域实施。

(一) 探索环境审计思路, 实现经济的循环发展

所谓环境审计是指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和注册会计师, 依据环境法规、政策和标准, 遵循审计准则, 系统地、定期地对被审计单位的环境活动、环境财务信息和环境管理系统的真实性、合规性和有效性进行监督、评价和鉴证, 使之达到管理有效、控制得当, 并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审计活动。和谐社会的理念要求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 树立环保意识、建设节约型社会、形成可持续发展。根据审计署制定的《审计署“十二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和《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工作的意见》, 国家审计机关要在各种类型的审计项目中安排资源环保审计。对国家审计机关而言, 要不断的积累资源环境的审计经验, 继续加大资源环境审计力度, 坚持以促进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为目标, 及时发现、揭示和抵御资源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充分发挥审计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 依法审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为建设我国生态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 深化经济责任审计, 落实公民的监督权

权力的经济性是权力的最基本属性之一, 当前权力滥用多是以经济上的贪污腐败为主。对公权力的监督, 最为有效的方式仍为外部监督, 不仅能改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 更重要的是保证公共行政服务目标的公民取向。经济责任审计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 对于加强干部管理和监督, 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治理腐败行为, 推进依法行政具有重要的意义。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建立公民社会, 强调公民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从1994 年开始, 我国形成了审计结果公告制度, 有效提高了公民对政府履行受托责任的监督力度。但就有效性和效率而言, 审计结果公告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 首先充分重视公众反馈信息的收集和受理机制, 形成从政府到社会公众再到政府的信息循环机制, 切实提高国家审计的实际效果。其次是各级政府审计机关在审计过程中应主动吸引公众参与到审计工作的各个程序环节中, 虚心接受包括专企业、专家、民间组织等部门在内的不同方面利益主体的意见, 充分利用多种形式搭建公众提供信息和咨询建议的平台和渠道。公众直接参与到审计工作的决策和执行环节, 是社会监督国家审计部门履行受托责任情况的有效途径。通过这些渠道和途径实现公民的参政议政, 充分体现了社会公众的意愿, 在降低治理成本的基础上削减矛盾, 提高了国家审计机关的水平和效率。

(三) 创新审计体制观念, 推动国家治理发展

新时期的国家审计要树立科学的审计理念、创新审计机制、转变审计思路, 在更高层次、更多领域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中国治理改革的核心内容。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很多体制和管理上的矛盾和问题。国家审计结构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国家审计体制指最高审计机关归谁领导、对谁负责以及中央国家审计机关与地方各级地方国家审计机关之间的关系。行政型的国家审计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符合我国政治体制和历史传统双重约束下的选择, 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视角看, 国家审计机关对同级政府及政府主要领导人的监督受限, 与之平行的政府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评价工作无法履行。在目前情况下, 对国家审计模式的改变不应操之过急, 而应关注现行模式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审计工作, 全面履行审计职责, 进一步发挥审计的监督作用。国家审计要进一步树立科学的审计理念、创新审计机制、转变审计思路, 在更高层次、更多领域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打造一流的审计队伍, 培养优秀的审计人才, 提高审计执行力;树立服务意识, 开拓创新, 推进审计事业的不断前进, 营造良好的审计监督氛围等方面。

(四) 全面保障国家安全, 深入落实公共财政审计

国家审计要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改善国家治理水平以及提高国家治理效率作为国家审计的重要目标, 重点关注国土安全、国家财政、教育医疗等涉及民生及安全的重要领域。首先国家审计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机制减少寻租空间, 加大违法成本, 保证经济行为的真实、合法、富有效益。其次国家审计要通过确保合理高效地运用财政资金, 促进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公共财政审计是国家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限制政府公共权力扩张、制衡公共权力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理念上, 国家审计应该进一步深化“揭示问题、规范管理、促进改革、提高效益、维护安全”的财政审计大格局思路, 通过建立全面政府绩效审计以检查财政收支真实、合法性, 完善落实惠民政策的长效机制, 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审计评价体系和问责机制。在实践中, 国家审计应重点关注公共财政运行背后的公共权力及其掌握的公共资源的前提下, 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从制度上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行为, 促进经济社会健康运行。

摘要：国家治理的需求和目标决定了国家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方向;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权力的制衡发挥独特的作用。本文以国家治理的目标导向作为切入点, 以历史维度为经, 以国家审计治理政策为纬, 探究了国家治理和国家审计的天然联系、适应性及地位作用的变化。国家审计治理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需要, "溯往以为来者师也", 围绕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提出了国家审计治理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国家审计,国家治理,历史维度

治理历史 篇2

广州现在每天仍有 124 万吨污水直排河涌。”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表示，痛定思痛之后，有关部门深入剖析了影响河涌治理效果的原因：污水治理系统建设滞后,截污不彻底导致效果大打折扣；老城区长年雨污不分、错接乱排严重。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提出，计划投入 400 多亿元进行污水治理与河涌整治，力争在 2010 年 6 月底前使广州的水环境实现根本好转，届时不但要游珠江，各区的书记、区长也都要选一条难整治的河涌游泳。

广州市曾经的河涌景象；

广州的河涌，总是与浓郁的岭南水乡独有风韵联系在一起。四通八达的河涌网曾经与广州的生活连得那么紧。那个年代的岭南生活，总是与河涌有着紧密的联系。涌边的夏日黄昏，三三两两，成双结群。凉风有信，秋月无边，那是打发无聊的欢乐小聚；端午时节则迎来大娱乐。三五村镇相约于大河涌上，在喧天锣鼓和鞭炮声中，竞上几趟龙舟。临涌的街边，一般是赶墟场所。墟市交易的货品诸如瓜果花卉、百货商品，多用小船顺着河涌运抵赶墟的街边。

然而，河涌生活不仅仅为城镇与村落所独有。珠三角的河汊网密布，大小河涌交织，恍若城市经脉一般盘活了整座广州城，既可用作交通，也可防洪排涝。城内富商的豪宅大院，多筑有水道，引来河涌之水，造成水景花园。花园边上，备有私家码头，泊有小商船。每天清晨，富商坐上自家商船，沿着河涌到达上班之所。

广州如今的河涌现状：

从 1997 年开始，广州的河涌整治工作已广州如今的河涌现状经搞了 10 多年，但直到今天，部分河涌的污染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被称为“黑龙江”的河涌黑水横流，臭味冲天，成为广州市民的心头之痛。

“岭南水乡”广州河涌密布，仅市中心城区就有河涌 231 条，总长 913 公里。上世纪末，随着广州城市规模扩大和人口膨胀，养育了千万广州人的河涌大多成为“排污渠”“臭水沟”。石溪涌、车陂涌、猎德涌、沙河涌等都是广州有名的“臭水沟”。广州市水务局副局长赵军明说，目前广州中心城区仍有 65 条河涌还没有截污，水质基本为劣Ⅴ类水，水体发黑发臭，每天约有 124 万吨生活污水经过这些河涌直排珠江。以东濠涌为例，每小时产生垃圾就 300 公斤，每天 7.2 吨。光这样污染严重的河涌就有 14 条，整个广州大小河涌 224 条，总量可想而知。

“河涌成为广州最大的排污口，不少河涌的水可以用来当墨汁写字。”有人这样形容广州的河涌。由于历史的原因，珠江两旁很多地方的生活污水都是直接排放到河涌，然后再汇入珠江。尤其是一些城乡结合部，大小粪便未经任何处理直排河涌。一到炎热天气，不少人经过河涌时都是掩鼻而过，臭不可闻。印象最深的是，笔者陪朋友有一次到珠江边散步，走到猎德涌的入口处，一股异味扑面而来，又臭又腥；往下一看，河涌水油黑发亮，直接流进珠江，与两岸景色极不协调，本来好好的心情一下子就没了。

河涌像是人体的众多血管，血管的血坏了，流到大动脉，大动脉的血也坏了。珠江就是这样，流经城市的河涌收纳了城市生活污水，成了“排污沟”，又不截污，涨退潮的时候直接排到珠江干流，河涌污染是对珠江水质最大的威胁。

广州市的主要河涌：广州市的主要河涌：沙基涌.猎德涌、荔湾涌、司马涌、马涌、赤岗涌、东濠涌、新河浦涌、车陂涌、西碌涌、瑞宝涌、北濠涌、石井河、沙河涌、茶滘涌、东漖涌、景泰涌，石井涌

多年治污黑颜仍在

1997 年广州开始对河涌进行整治，10 多年来投入约 17．4 亿元，整治了 69 条河涌。但赵军明坦言，经过多年治理，广州市区河涌的水质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这些年来，广州“治水工程”遇到了几个难题。首先是河涌水环境污染问题相当突出。在石溪涌流蚝壳洲段，记者看到，河涌边上建着密集的握手楼，很多人家把厕所、厨房建在涌边，每户人家都有大大小小的几个排污口，一些排污口正源源不断地将黄色的污水排进河涌里，整条河涌已呈墨绿色，发出阵阵刺鼻的臭味。

生活污水并不是广州河涌唯一的污染源。在石井河流域，还有数量众多、没有治污设施的家庭作坊和“三无”企业。石井河流域每天产生生活污水、工业废水 36 万吨，其中 23 万吨没有经过处理就直接排入石井河及其支流，最后这条“黑龙”就流入了珠江。

其次是污水治理系统建设严重滞后。现在广州中心城区已建成 4 个污水处理系统，铺设污水干管 763 公里，实际污水处理能力每天 159 万吨。但以目前广州日供水量 300 多万吨计算，除掉损耗，每天广州要产生 240 万吨污水，因此，至少有 80 万吨污水没有经过处理就直接排进河涌后流入珠江。

还有就是“拆迁难”成了阻碍整治进度的“拦路虎”。“征地难”是广州所有正在治理的河涌面临的突出难题：因征拆节点无法铺设，导致不少截污管网无法贯通，影响了整个截污系统的建设。

在天河棠东村，车陂涌的截污管道要经过这里的农田，消息传出后，当地村民一夜之间就抢种了 1 万多棵经济树木。广州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副经理安关峰说，如果按经济树木的补偿标准算，这些树木的赔偿费高达 980 多万元，相当于每亩 400 多万元，而原来每亩征地只需 10 多万元。虽然现在很多树木都已枯死，但村民仍要求按照苗木总数计算，谈判未果。因为管道无法铺设，车陂涌上游的污水无法收集进入污水处理厂，只能直接排入河涌，因此车陂涌整治了一年多仍然又黑又臭。

治水需统筹规划

赵军明说，过去 10 多年广州虽然整治了 69 条河涌，但可以说都是“各自为政”，单独治理一条或者一段河涌。而河涌整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截污、清淤、补水都必须统筹考虑。在最近公布的河涌整治思路中，广州强调以整体规划重建水网，并根据珠江前航道以北、以南河涌的不同特点进行统筹治理。

据赵军明介绍，珠江前航道以北的河涌大多与北部山区和丘陵区的水库、河道相连，自北向南汇入珠江，一旦截污后，河涌容易缺水；而珠江前航道以南的河涌大多与珠江及河口相连，水流随潮汐变化呈双向流动。因此对北部河涌将采取“引水补水”工程，在珠江边修泵站取水，沿地下管送入蓄水湖，再将湖水抽到河涌补水；针对南部河涌将采取“群闸联控”的办法，将珠江水引入河涌，经过一段时间沉淀后，再放回珠江，让珠江水冲活河涌内的水。

“引水补水、群闸联控都只是治标，整治河涌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水质问题，这就要依靠截污工程。”赵军明说，接下来广州将加快建设和完善污水处理系统，加强管网及污水泵站建设，提高污水处理厂能力。到 2010 年 6 月底前广州将新增 79 万吨的污水处理能力，届时全市的污水处理率将提高到 85％以上。

据介绍，在截污工程中，雨污分流将是重要的一笔。目前广州的新城区都已采取雨污分流的截污方式，但老城区由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多是雨污不分，截污时不论雨水污水一起截住送到污水处理厂处理，这种方式容易造成河涌干涸，并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成本。未来几年，广州计划建设污水管道 3285 公里、雨水管道 1047 公里，实现雨水、污水分流处理。

2010 年广州将举行第 16 届亚运会，到时候，羊城能否重现“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的岭南水乡风貌，以山清水秀的容颜迎接来宾，人们拭目以待。

随着近年来广州市治水力度的进一步加大，越来越多的广州市民发现，十几年来臭不可闻“除了涌边的老鼠任何动物都看不到”的臭河涌，又重新出现了鱼的踪迹：2003 年底，先是东濠涌发现了鱼，接着是新河浦和猎德涌。近日又有市民发现沙基涌也有了。而在珠江后航道北岸的小洲村，自从该村今年实现全面截污以来，又见螃蜞在水边打洞。每逢珠江涨潮时，孩子们就下涌游泳或抓鱼摸虾已成现实。

来自广州市水利部门和市政部门的最新消息表明，这一变化还在呈加速度发展，广州河涌整治的新一轮冲刺即将到来。据广州市水利局有关负责人透露，从今年起到 2007 年，广州市将投入 148.8 亿元，逐步规划综合整治或改造市内 231 条河涌，总长达 860 公里。还将规划修建 18 个人工湖和 1 处人工湿地，均与河涌相通。通过引北江水入珠江，引珠江西航道补水天河、黄埔的河涌，提高广州水面率，改善广州气候小环境和真正达到改变河涌水质的目的。

而据广州市政部门最新介绍，广州河涌水系将分成四组水网络分类分批进行整治，老城区 35 条河涌全新概念设计刚刚完成设计招标，条条河涌将因地制宜各具个性，广州市第一批 8 条示范河涌年内将全面完工，治水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水清，水畅，水美；可观，可亲，可游„„

2006 年，广州老城区的河涌将实现 100％截污。根据最新计划，2005 年底东山、越秀区要实现全部截污；2006 年中荔湾、芳村、天河区要实现全部截污； 2006 年底海珠、黄埔、白云区要实现全部截污。在分期分批实施的基本上，2005-2006 年两年内要完成老市区 16 条主要河涌的综合整治。其中 2005 年完成 8 条河涌，包括猎德涌、荔湾涌、司马涌、沙基涌、马涌、赤岗涌、东濠涌、新河浦涌；2006 年完成 8 条河涌，包括车陂涌、西碌涌、瑞宝涌、北濠涌、石井河、沙河涌、茶滘涌、东漖涌。

在年内即将完工的 8 条河涌，除司马涌进度稍慢以外，各条河涌均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80%以上。猎德涌、荔湾涌、沙基涌等河涌均已完成截污、清淤、堤岸整治等工程，只剩下部分河段的景观绿化与补水方案。广州市政部门承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这 8 条河涌都要确保在年底前基本完工，包括现在进度稍慢的司马涌。”

规划四组水网络，分类分批整治河涌水系

“从水系治理入手，采取分类治理的办法，分期分批对河涌进行综合整治，集中力量，一条一条完成，让广大市民享受到污水治理的成果。这就是我们最新的河涌综合整治目标。”广州市政园林局领导介绍，根据该局最新编制的《广州市河涌示范区整治与综合利用规划》，广州规划出四组水网络，各网络根据各自的河涌涨潮情况，或利用自然潮汐，或利用水库等方式进行补水，以保证水体流动常年不腐。

这四组水网络主要包括：

石井河-白云新城区：主要将流溪河左干渠延长至景泰涌，形成一个以石井河、新市涌、白云新城景观河等为骨干，以白海面湖为重要景观节点的水系网络，同时充分利用区间水资源，合理构成有动感的水景观系统。

水秀花香区：沟通芳村区的河涌，形成以花地河和大沙河为主要骨干河涌的水系网络，利用花地河、大沙河两骨干河涌作为引清通道，补充河涌景观水源。

会展-果树氧吧区：主要以黄埔涌及石榴岗河为骨干河涌，形成海珠区水系网络，利用潮汐作用，通过赤岗涌、赤沙涌、石榴岗河、黄埔涌等引清通道，为河涌补水。

前航道北部都市阳光区：以水库、人工湖及联控补水线路，将前航道北部河涌连通，形成以沙河涌，猎德涌、车陂涌、乌涌、深涌、南岗河等主要骨干的水系网络。其水源为区间水和珠江潮水。

河涌综合整治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应包括饮食截污治污、综合调水（或水利防洪）和底泥疏浚、周边规划路网建设、两岸环境整治和开发等项目。“截污”是进行河涌综合整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但仅是初级阶段，只有与水利、规划、交通、环境等诸多工程同步进行才能真正达到良好的截污、治污效果。

广州市污水处理公司一位负责人介绍：“在长期的摸索实践中，我们发现河涌治理不仅仅只是截污，而是要结合地理位置、周边景观与河涌本身个性等多方面因素。”该公司目前最新的河涌水环境整治技术路线至少已包括如下六道程序：

①截污：截流污水入管送往污水厂处理，确保水体免受污染；②清淤：采取机械、化学、生物等措施消除底泥对水质的污染；③补水：补充水量，保持景观水位；④堤岸整治：按景观要求，因地制宜，对现有堤岸进行整治；⑤景观绿化：通过不同种类的植物，配合周边环境，形成多层次的绿化景观；⑥整体环境治理：对河涌控制线以外的环境进行整体综合整理。

以“流水不腐”理念，恢复岭南水乡景致

堤岸直了，景观好了，但这么多河涌，如何才能做到“流水不腐”，不再发出种种令人闻之欲呕的异味？

据污水处理部门解释，通过底泥的生物氧化、水体生物修复和河涌生态恢复等生物技术，或直接用机械清挖等处理方式，对黑臭河涌原有的底泥进行处理，这是目前市政部门正在进行的解决河涌污臭的第一步。

至于让河涌的水流动起来，广州市政部门称已有多种方案保证各条河涌“源源不绝活水来”。

譬如说，广州市里程最长、沿岸居民最多的沙河涌，原本打算采用上游水库放水的方式，但发现上游水库枯水期水很少之后，市政部门改用抽珠江水到上游，再通过多级橡胶坝使水流不断下泻冲洗的方式，以保证涌水长年不断。

又如新河浦涌与东濠涌，市政部门打算通过泵站与潮汐，将此二涌与东湖、珠江建立起一个水体循环系统，保证每天 2 次从新河浦东端引进东湖水，经新河浦涌由东湖路东侧进入东湖，每天 1 次结合珠江潮汐涨退，湖水经新河浦涌、东濠涌排入珠江，两条涌的水质基本上可以实现与东湖水、珠江水同质（东濠涌的上游另可从麓湖放水冲洗）。

像赤岗涌、马涌、龙潭涌、小洲村内各条小涌等海珠区内的河涌，广州市政部门计划联合水利部门，在清淤之后利用潮汐引进珠江水，同时在各涌两端设立水闸，每天让涌水与珠江水交换一部分，而水闸则可以保证退潮时涌内依然保持碧波荡漾。

而今年上半年完成的海珠区东南部的小洲地区截污工程，不仅使小洲村恢复了“小桥流水”的岭南水乡景致，成为了海珠区首条完成截污工程的“城中村”，还使广州市“南肺”海珠区万亩果园的生态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

小洲村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岭南水乡，人口近万人左右，盛产荔枝、龙眼、杨桃等岭南佳果。村内河网交错，由于小洲村位于万亩果林的中心地带，比邻土华村。长期以来，由于污水直接从村民生活区中就近排入河涌，然后经河涌流入珠江后航道，造成流经小洲村的西江涌、石岗滘涌等河涌成为天然的污水沟，污水臭气扰人，大大破坏了水乡的环境，严重污染了万亩果林的生态环境。去年，广州市政府投入 1900 多万元启动了小洲地区截污工程，工程于 2004 年 10 月 20 日正式动工。

据介绍，小洲地区截污工程是广州市沥滘污水处理系统对第一条城中村实施的污水截污工程。小洲地区排污工程实施得到了当地村民的支持。当地村委会积极无偿提供用地，支持政府的环境工程，使工程顺利推进。污水治理部门充分考虑到保护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水乡特色，施工中因此制宜，截污工程与河涌整治工程分步实施，工程力求修旧如旧，保持小洲村原有河涌水乡风貌。经过近半年施工，截污工程于今年 3 月底完成，共铺设了近10 公里截污管，连接了全村各处现有排水管、渠、沟等，使小洲村初步恢复河涌生态，实现雨污分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一些村民反映，由于水质逐步改善，河涌中原来基本绝迹的螃蜞、小鱼虾又见到了。

〔展望〕

打通水系为河涌引来活水

“城市内河涌的治理比大江大河的治理更困难。”环保专家解释说，河涌容量小，自净能力远低于江河，生态破坏后恢复缓慢。广州河涌八成污水都来自于生活废物，其与附近居民的习惯、素质直接相关，比起工业污染更难监管，收效也更不明显。“此外，广州不少河涌流动缓慢，常年在一个地段来回运动，这样的死水很容易造成淤泥堆积，治理效果很容易出现反复。”专家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截污之后如何补水，假如还是污水，截污难有长效。

唯有流水才不腐，唯有活水可清渠。经过一年又一年的重复截污、清淤，广州最终在《中心城区河涌水系规划》中明确了“北建库、南建闸”和“引水济涌”的总体思路——在广州北部建水库、挖人工湖，引蓄调度北江、流溪河、珠江西航道的水源。南部群闸联控，利用珠江不规则半月潮，通过开关闸门控制河涌水位、更换河涌水体。

作为这一宏伟工程的一部分，去年年底，广州最大的人工湖白云湖正式开挖，其建成后将与已经动工的北江大堤综合治理工程构成一个完整的引水系统，有望根本改善石井河流域及邻近的滘心涌、海口涌等河涌的水环境，并为广州部分中心城区提供水源保障。按照这个耗资百亿的规划，到 2010 年，广州中心城区水面率将达到 10％。

也许，只有通过这种对江、湖、涌水系脉络的重新建构，广州的河涌才能真正恢复清澈。

专家视点治理河涌非朝夕之功

作为环境学者和某环保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刘军一直致力于城市河涌的治理研究。在刘军看来，河涌治理与城市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息息相关，无法一蹴而就。

据了解，从 2003 年到 2005 年，广州市累计投入 76.89 亿元加快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建设步伐，相继建成了四大污水处理系统及其他污水处理厂，从而使广州 10 区污水处理能力达到 155.3 万吨／日。

刘军指出，虽然污水处理厂建好了，然而，由于受管网设计和固体垃圾堵塞纳污管的影响，每天通过收集管道回收的污水远远不能满足日处理量，导致多家污水处理厂处于“饥渴状态”。

刘军谈到，广州的河涌摆脱不了黑臭的另一个因素是面源污染和底泥内源污染。所谓面源污染，是指人们直接将垃圾扔到地面等，只要一场大雨袭击，地表面的这些垃圾污染物就会顺着雨水排入河涌。

刘军指出，我国城市黑臭河涌大部分已有 10 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底泥积累，底泥厚度一般有一米以上，例如荔湾区地铁坑口站旁边的 B 涌，自地铁建成后至今，其底泥厚度最深达 0.8 米。单纯依靠河道清淤不能彻底解决河道内源污染问题，清淤不可能将全部污泥清掉，清淤后的底泥仍为新的污染源，而且清出的底泥容易形成第二次污染。

治理历史 篇3

现代化政府的两个结构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在论述创新发展中，再一次强调“互联网+”行动计划对未来中国创新发展的重要性。笔者以为，运用“互联网+”推动中国的创新发展，首先要通过“互联网+政务”，推动中国的公共治理变革。

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强大支撑“互联网+政务”将会大力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首先需要政府治理现代化。未来政府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内涵，从政府角度看，主要是法治体系、组织体系、制度体系、政策体系、价值体系这五大体系的现代化。从能力角度看，政府的决策能力、执行能力、维护公共安全和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能力、行政能力等等都需要实现现代化。目前这些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都离不开信息化。所以，现代化政府应该包括两个结构：

第一个结构是基于信息网络技术支撑的政府体系。这个政府体系应该具有四个特征，即整体政府、开放政府、协同政府、智慧政府。具备这四个特征的政府完全依靠信息网络技术来支撑，“互联网+”首先要打造这四个特征类型的政府，使其在网络世界是开放、透明的无缝对接。

第二个结构是借助于前述“四个政府”的构建而达成的现代政府目标。通过网络流程再造，在网上进行跨部门协同，最后提供智能化的管理和服务，进而实现现代化政府的目标，即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在“互联网+政务”时代，后面“四个目标”的达成必须要先完成前面基于信息网络技术支撑的政府构建，整个信息化的历程可以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这样大的阶段来连接描绘，而政务信息化也大体经历这样历程。

应该说，“互联网+政务”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強大的支撑。第一，互联网应用的广泛普及，为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提供广阔前景。第二，信息消费需求的强劲推动，为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提供了不竭动力。第三，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强势崛起，为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提供巨大的空间。

政务信息化的核心议题

从政府自身来看，它是各类组织中最大的数据源和信息源，政府在治理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在源源不断地产生信息。政府产生的这些权威数据，能不能被盘活、被社会使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自身的变革。当今世界对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应用的需求不可估量，政府对云计算、大数据、新技术也有很强的需求。对内来讲，政府要使政策制定更加科学合理、贴近民心，需要借助大量的数据和信息支撑以不断地改进政策制定过程和优化决策水平。

从政府自身管理运行来看，要做到高效、透明、便民，也需要自身能够实现流程优化、简便，以充分发挥市场活力、释放社会活力。通过信息化网络技术还可以把政府内部的权力运行进一步关在制度笼子里面，包括正在构建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都是借助信息网络技术来实现的。对公众来讲，社会公众对政务信息的消费不断增长，对政务信息消费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公众提高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诉求，希望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简便、更低廉的公共服务。在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能力方面，百姓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百姓希望能通过信息网络技术把食品安全的追溯系统构建起来，以此保障食品安全，改善民生，同时也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另外，政府在公共安全和应对危机等方面，也需要借助信息网络技术来加强对社会的治理。

从上面这些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政府对内还是对外治理，都需要借助互联网，所以“互联网+政务”是整个政务信息化最重要的核心议题。政府如何盘活这些海量的数据资产，使其为国家治理、企业决策乃至个人生活服务，必将成为“互联网+政务”的核心议题。

公共治理变革的创新路径

中国过去在政务信息化过程中走过的道路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起步阶段、融合阶段、协同阶段、智能化阶段。起步阶段有两个标志，一个是政府上网，一个是办公自动化。融合阶段就是电子政务和政府各个部门业务融合。协同阶段主要是针对在跨部门协同过程中，各部门形成信息孤岛，资源不能共享的问题。在协同阶段我们正在“爬坡”，而中国目前主流的政务信息化也处在协同阶段。政务信息化的未来方向就是智能化。在过去政务信息化过程中，最大的问题表现在：互联互通难，业务协同难，资源共享难。其核心原因首先是机制障碍和部门利益。由于部门利益作祟，数据难以开放。因此，实现“互联网+政务”，其路径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要树立信息化和互联网思维。政府治理面临一场革命性变革，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是必然趋势，电子政务将被用于解决政府的全方位管理和服务问题；二是要变革体制和机制，消除制约“互联网+政务”的体制机制障碍；三是要构建政府统一的“三张清单一张网”（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以及统一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网），提高公共治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四是要开放政府数据，为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创造条件；五是要加强政务信息化的法治建设，改变法治滞后于信息化本身的现状。

治理历史 篇4

一、封建制度下的英国司法改革

1066年,今天法国北部的原维京后裔诺曼人在威廉公爵的率领下入侵英国。“在诺曼底征服前后的几百年时间里,出现了郡或县法院,起先,法院开庭的时间间隔是6个月,诺曼底征服以后,随着案件的增多,法院开庭的间隔期改为6个星期或一个月。”(1)法院开庭的间隔越来越短,反映出人们对司法诉讼这一公共产品的需求在增加。应该说人们对于正义的追求是不分时代、种族和国界的,但要受限于制度、价值观和社会事实。所以这种对司法诉讼需求的增加与威廉一世到亨利二世时期的司法制度改革有很深的关系。而这些改革赋予司法权的活力,最后也奠定了英国近现代的成就。

当威廉一世(WilliamⅠthe Conqueror,1027-1087)征服英国时,岛上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已经处在了封建王国时代末期。从政治上看,盎格鲁—萨克逊人甚至已经走向统一,在10世纪中叶,威塞克斯国王阿塞尔斯坦(Aethelstan,925—940年)征服了威尔士和苏格兰,成为“全不列颠的统治者”。但事实上,盎格鲁—萨克逊人依然是分裂的。因为在司法层面,盎格鲁—萨克逊人还保留着部落制习惯遗风,“盎格鲁—萨克逊统治末期,在英国已经形成了四级法院体系,即村镇法庭、百户区法庭、郡区法庭和贤人会议。”(2)村镇法庭的作用非常类似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祠堂或族长族规模式,主要调解村镇内居民的纠纷。这一时期的法律诉讼主要是适应封建制的习惯法,在“审判程序中带有浓厚的原始、迷信、愚昧的色彩。”(3)主要依据誓言和上帝神灵的名义取证。这种落后的部落制司法,使得盎格鲁—萨克逊人并没有能够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威廉一世入侵以前的英国是一个弱国,一直受到来自维京人、日耳曼人乃至法国人的威胁。而此后,英国则逐步成为了强国。其中原因复杂,但最重要的一条,莫过于成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但这一中央集权政府的形成,不是在对国王的人身依附和行政权的控制下产生的,而是在司法权的推动下完成的。这是有非常别于古代中国或其他中央集权制国家的。

威廉一世及其继任者所率领的诺曼人在英国土著居民中是算是的极少数的入侵者。要想把封建分割状态的领土统一到王权的控制下,诺曼王朝王室的手段非常有限。

首先从人口结构上看,这群殖民者没有办法单纯的用暴力进行统治。他们必须以一种非暴力的方式让占绝大多数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承认诺曼王室的权威。

其次基督教非常好的限制了国王的政治权力。使他不能像中国皇帝那样,利用御用文人制造“天人合一”的神迹,成为教皇加皇帝的统一体。这就造成了欧洲独特的封建制度,在世俗权力领域出现了“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不是建立来对国王个人的人身依附上,而是建立在对权力和义务的相互匹配上。这使得王室必须时刻对抗封建贵族离心力,找到长久维持王室权威的方法。

最后,英国王室还必须面对来自教会法院的竞争,使得王室和王室法庭并不能为所欲为,而必须遵循社会认可的正义原则。威廉一世进行了诸多改革,其中一项是“禁止主教对百户区法庭行使宗教性的管辖权,作为交换,同意成立教会法院。”(4)虽然教会法院在1857年以后逐步衰落,但在中世纪则是与王室法院(普通法院)竞争的最主要力量。教会法院由各区的主教本人或其代表担任。所有教职人士案件都只能由教会法院审理,即“教士的司法豁免权”。

所以英国王室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行政命令难以进入领主和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城镇村落;神化君主建立绝对个人权威在基督教世界也难以实现。那么王室宣传自身权威的唯一出路,就只有代表司法权的王室法庭了,而且必须维持王室司法正义之名,否则将在同教会法庭和地方领主法院的竞争中落败。

公元1100年,亨利一世(HenryⅠ,1100-1135)继承了威廉一世在英格兰的土地,成为英国国王。他“着手进行了一件对英国法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即派出司法长官,以监督国王的诉讼的名义,到全国各地去巡回。”(5)由此巡视法庭成为王室法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巡回法庭有三项政治任务,保护王室财产、监督封建贵族、树立王室正义(权威)。但鉴于中世纪的封建制,巡回法庭无法插手地方管理权,所以只能以“维护王国稳定和正义”之名,借助司法诉讼的形式干预封建领主,“亨利一世时期,法官们的职责从偏重于行政管理而转向刑事诉讼。”(6)到12世纪,亨利二世(Henry II Curmantle,1133-1189)进行了更深入的司法改革,1166年颁布了《克拉伦敦敕令》,敕令肯定了巡回法官在打击暴力犯罪中的作用,他希望“将王室法庭的司法活动带入王国的每一个角落,使每一个自由人都可以参与王室诉讼”,从此巡回法庭成为定制。随后颁布《克拉灵顿条令》创立了陪审制度。“陪审团在刚被引入司法领域时,主要是为王室法官提供案件事实及当地法律,后来演化为对当事人提供的事实作出判断。”(7)“1178年在威斯敏斯特建立了长期的中央法庭———普通诉讼法庭,受理一般‘民诉讼’”(8)这一系列的改革,都体现出即使在政治和法治发展中,保护自发持续,维护一定程度的竞争是非常必要的。国王改革的目的是通过收回司法权方式强化其王权,成为全国唯一的仲裁者。但在领主法院和教会法院的竞争之下,必须首先保证王室法庭能够提供更公正、更高效的司法诉讼。1170年12月,亨利二世曾经企图通过谋杀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方式收回“教士的司法豁免权”,他的四个骑士在他的授意下杀死了与他作对的大主教。如果他成功通过暴力政治获取特权,英国司法或许就难有后来的成就。但为此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威胁要惩罚亨利二世,使他不得不屈服,并公开忏悔。于是教会法庭对王室法庭的竞争一直持续到1875年司法改革之后。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竞争所带来的混乱,远远小于竞争所带来的改革利益。

司法改革的结果,“随着12世纪的不断推进,来自于更广泛社会阶层的更多人能够更经常地掏钱诉诸法院。巡回陪审诉讼令、在王室法官面前进行协议诉讼所达成的最终和解(以契尾部分存档),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批量产出的、相对便宜的权利保障形式。”(9)当时使用司法诉讼保护个人权利已经成为了英国人的新习惯法。有一份小档案中记录了在查理一世(1157-1199)统治时期将自己交给郡法庭大陪审团裁断的人和诉讼,“在小档案记录的136起诉讼中,大部分涉及的只有几英亩的小块土地,有时低至半英亩或3路得,或其义务仅值每年几便士。”(10)这种广泛的使用司法诉讼获取正义(社会团结)的模式到底对英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以目前所有的历史资料,已经很难从人们互动模式转变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进行研究。但依然可以通过历史重大事件和记录历史的词汇变化认识社会的转变。

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历史事件来研究英国自1066年起的深刻变革。1215年,国王约翰(John Lackland,1167-1216)被迫签署了《大宪章》是英国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之所以产生《大宪章》,通常解释是,约翰王有僭位之嫌,穷兵黩武,狂征暴敛,且私生活不检点,所以贵族反对他。但此种事情,如若在中国,必然是王被杀,新王拥立,天命所归。绝不会有《大宪章》一文,在《大宪章》的63项条款中,从头到尾都是“权利”和“正义”,且不会将《大宪章》于1216年、1217年和1225年连续三次再次颁布。这是在此之前的英国历史事件中也不曾出现过的现象。所以对于反对约翰王的解释应当是“1215年的怨恨再简单不过了。约翰统治期间的最后一次总巡回审终止于1209年,同年,皇家民事法庭被关闭了,因此司法事务大部分是在王座法庭(国王面前)处理。国王曾经提供的司法服务被严重削弱了。”○11对于当时还没有司法独立的英国(司法权并不独立于王权),只保留王座法庭其本质就是司法垄断。没有了司法竞争,其实也就没有了司法公正,人们需要对权威进行人身依附,这与中国帝王的司法独裁就等同了。但已经体验过司法公正,且具有贵族相对独立传统的英国人,无法忍受这种倒退,于是在《大宪章》中就有了这样的要求:“普通民事诉讼应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举行听审,王室法官将每年到郡法庭巡游四次。”司法不能再成为国王的特权被以成文法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社会法治化的表现。在运用法律保护自身权利的诉讼实践过程中,各级封建人身依附关系都被公开的法律诉讼打破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发生了转变,将人们引向“共同的善”的不再是国王权威,而是法庭诉讼。并且要注意的是,此次“革命”是由贵族主导,而不是被压迫的更为严重的平民和农奴,因为当时能享受司法诉讼的基本都是有地产、有钱的贵族阶层,司法诉讼改变了贵族的世界观。而对于平民的改变,要等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种现象再次证明了托克维尔悖论的正确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并不正确。应当说是哪里有被认识到的压迫,哪里才有反抗。司法诉讼厘定权利的过程,也就是帮助人们认识到自身权利遭受了哪些压迫的过程。

在《大宪章》之后,这种对司法诉讼的需求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亨利三世(1207-1272)时期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王室收入,“亨利三世早期卷档中所包含的为购买以下令状而向国王提供的贡奉,其数目大得惊人:为了将案件(从领主法庭)转移到总巡回审或皇家民事法庭的催促令状(writs of pone),或是开始调查小陪审团裁断是否虚假之诉讼的令状。”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法院组织开始摆脱王权面纱,1873-1875年司法改革后,巡回法庭成为了英格兰普通法庭制度中的组成部分,“巡回法官拥有了高等法院法官的权力。”○12

英国巡回法庭的成功并非单一事件,而是一整套历史条件和机缘的碰撞整合。由于王室的行政权难以直接的作用于各级领主的土地,所以当王室需要树立权威,引领“共同的善”时,无法选择简单直接的压迫臣服,而只能选择需要长期构建才能得到的司法正义。并且在此过程中一直受到来自领主地方法院和教会法院的竞争,使得王室法院不得不始终坚持其正义性、效率性,从而发展为现代海洋法系,司法产品的质量最终决定了英美等国在近现代的成就。因为这种高水平,低成本的司法诉讼保护了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和社会权利方面的自发秩序。当司法诉讼成为了普通人维护自身权利的工具。这不单单是维护了个人的权利,而是通过司法诉讼建立起国家政治生活层面自发秩序的过程。首先可以观察到语境和历史记录方式的改变,诉讼案卷开启了普通人在历史学中的价值。“泰勒古德温在1198年和1200年分别就2英亩和6英亩的土地继承权提起了权利诉讼,并导致大陪审团的裁决,位于赛德斯通(Syderstone)的土地达成了最终和解。”○13一个又一个不是伟大君王,甚至不是社会名流的人进入了历史卷宗,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普通人不在是历史的沉默者,而成为了历史的塑造者。其次每一个人对自身权利的申诉构建出了复杂的法律体系和司法程序,限制他人(也包括公权)的侵权行为提供了司法实践和法律发展依据。从而既维护了个人权利,又推动了公共政治生活的理性化标准。所以将法律用于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侵权诉讼,才是法治发展的基本要素。离开了私权的概念,离开了高水平的司法竞争对手,离开了大量的司法诉讼实践,英国巡回法庭的结局恐怕就会和中国的巡抚制度一样了。

二、行政权代管下的中国司法改革

巡抚制度是明、清帝王专制之下的行政权内部监督,属于监察体系而不属于司法体系。这是中华法系的一大特色,因为在帝王将公共权力私有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只能说是萌芽状态,不能起到维护国民权利、保持社会公正的作用,甚至不能帮助皇帝监督官员的不法(当然更不能对抗皇帝特权)。例如“明代在诉讼制度方面,限制告诉权。为了充分发挥地方司法机关的增压职能,明代规定自诉案件需自下而上逐级控告,严禁越诉。严禁奴婢、婢幼控告主人、尊长,违者处以杖、徒刑。”○14这也是孔夫子的要求“无讼”。

所以皇帝虽然通过中央一级司法机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三司制约,和地方省、府、县的行政化司法体系控制了司法权。但却没有诉讼维权的主体。人民想要维权,那是造反;人民默不出声,那就只有滥权。官员的滥权与皇帝统治特权是孪生兄弟。但皇帝只想反对官员贪污,而不触及自己的绝对权威,虽然在某位“开明皇帝”的支持下,会出现某些屈指可数的特例故事,比如齐威王烹阿大夫、缇萦救父、朱元璋《大诰》制度之下的陈寿六。但特例也都在加强专制王权的制度框架下,个别的成功上访者只是有幸分享到了皇帝特权,而不是真正成功维护了自身的权利。没有可靠的司法,而运用监察体系控制官员,也是皇帝的无奈之举。

明、清时期,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监察制度在承袭历朝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洪武十五年(公元1682年)设都察院,“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地方下设13到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15他们直接受命于皇帝,代表皇帝巡抚州县,考察吏治。

关于巡抚产生的起点,说法不一,王鏊《守溪笔记》记载明代巡抚始置于永乐十九年王彰巡抚河南:“时有告周王将不轨者,成祖欲以兵临之,都御史王彰劝止,请带御史三四人巡抚其地,成祖从其请。”但此种监察其实是人对人的监督,御史的巡抚权威来着帝王,对皇帝负责,地方官员的权威也来自皇帝。监察其实是监视对方是否忠诚于皇帝。这种监察以培养对权威、权力的衷心为目的,以人际关系为执法标准,法律本身只为权力服务,所以既没有以私权为核心的司法诉讼实践,又没有办法突破帝王权威保持司法公正。最后其监察功能被行政功能取代,而不得不蜕变为一级行政官职。到明朝后期,巡抚已有最初的“单纯代表中央都察地方官员,发展为总领一方,节制三司。”○16其实这种现象在汉末就已经出现过了,用于监察的刺史最终变成了和太守争夺行政权的地方官职。这种历史的重复,说明只要保持专治,社会稳定依赖帝王权威和人身依附下的衷心,司法权被金字塔形权力结构的行政权代管就不可避免。

三、总结

在法制逻辑下对比了英国的巡回法庭和中国的巡抚制度,就能更好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所说:“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要让法之必行,单靠纪委推动的行政权内部审查是缺乏长期动力的。因为法的核心精神是契约精神,契约的根基是签约人的权利。必须让全民有条件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利,维护私权的司法诉讼才是反腐和改变“四风”的关键,才是“八项规定”的长效机制。所以法制的治标是用行政权以法律规定的形式控制人们的行为,这其实是打着法制旗号的行政治理。而法制的治本是在司法实践中发展法律解决社会冲突的能力。要治本,就必须突破行政治理的逻辑。法律不是单纯用来遵守的规则,而是用来维护人权、公民权的工具。这一工具需要在法庭的司法诉讼中得到使用和发展。在读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后,可以相信中国法制的治本是能够实现的。《说明》的第六条:“提高司法公信力。为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全会决定提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扩大参审范围。”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有利于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第十条:“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是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但司法改革是需要长时间坚持,取信于民,而后才能改变社会互动模式、社会结构和文化。英国人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中国人需要多少时间还是未知数,其中潜在着反复与倒退的危险。

参考文献

[1]何勤华主编.英国法律发达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王继尧.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演变及特点[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律硕士(JM)学位论文,2004.

[3]冯建勇.明代巡抚制度及其作用演进[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1).

治理历史 篇5

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治理中央预算内投资备选项目资金申请报告

污染隐患严重且责任主体灭失的重金属废渣治理、受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等工程项目，重点支持主要污染物类型为铅、汞、镉、铬和类金属砷五种重金属的治理项目。铬渣治理项目不在申报范围内。

申请报告是指项目投资者为获得政府专项资金支持而出具的一种报告。政府资金支持包括投资无偿补助、奖励、转贷和贷款贴息等方式，只审批资金申请报告。

资助方式

政府资金支持包括投资无偿补助、奖励、转贷和贷款贴息等方式，政府只审批资金申请报告，决定是否给予资金扶持。其具体的审批权限和利用方式如下：

1、投资无偿补助是指政府部门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投资项目和下一级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给予的投资资金补助，一般政府给与的投资补助不高于总投资额度的30%；

2、奖励，是政府部门对表现突出，业绩优秀，具有重大创新贡献企业的一种鼓励政策，奖励额度视具体情况而定；

3、贷款贴息，是指政府部门对符合条件、使用了中长期银行贷款的投资项目给予的贷款利息贴息。

【报告价格】此报告为委托项目报告，价格根据具体的要求协商，北京智博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欢迎来电。具体可根据客户要求进行调整 另：提供国家发改委甲、乙、丙级资质

第一章 总论

一、项目背景及项目概况

二、项目承担企业产品质量、技术水平、生产能力、生产工艺及装备现状，与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比较

三、项目建设必要性

第二章 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行业准入和市场分析

一、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行业准入分析

二、市场分析。包括产品市场供需分析、市场竞争力及风险分析

第三章 建设规模与产品方案

一、建设规模（包括产能等）

二、产品方案（主要产品种类、产量、质量和技术水平）

第四章 厂址选择及用地方案

一、厂址现状及建设条件、用地方案

二、现有场地利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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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利用合理性分析

第五章 技术方案、设备方案和工程方案

一、主要设备方案

二、工程方案

三、技术方案、生产工艺流程及装备水平

四、项目招标内容

第六章 主要原材料供应、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分析

一、主要原材料供应

二、资源开发和利用方案

三、资源节约措施

第七章 总图、运输与公用辅助工程

一、总图布置

二、场内外运输

三、公用辅助工程

第八章 节能措施

一、能耗状况和能耗指标分析

二、节能措施和节能效果分析

第九章 环境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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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厂址环境条件和现状

二、项目建设和生产对环境的影响

三、环境保护措施方案

四、环境保护投资

五、环境影响评价

第十章 劳动安全卫生与消防

一、危害因素与危害程度

二、安全措施方案

三、消防设施

第十一章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一、投资估算表

二、资本金筹措

三、债务资金筹措

四、申请专项资金的主要原因和政策依据

第十二章 财务分析及评价结论

一、不确定性分析

二、财务评价结论

三、项目风险分析

第十三章 经济和社会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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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竞争力、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资源综合利用、改善环境以及循环经济等方面，分析项目的影响

二、项目对社会的影响分析

三、项目与所在地互适性分析

四、社会评价结论

第十四章 项目进展情况

包括新开工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项目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情况，在建项目的完成情况

第十五章 结论与建议

第十六章 需要提交的有关附件

一、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二、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文件

三、国土部门出具的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四、环保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

五、城市规划部门出具的城市规划选址意见

六、项目资金证明材料，自有资金有效凭证和项目贷款协议，已发生的银行贷款凭证及结息单等资料

七、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一会计报表及截止项目申报前一月的会计报表

治理历史 篇6

一般看来,雾和霾较难区分,根据《地面气象观测规范》描述:雾是微小水滴或吸湿性质粒雾幕浮游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km的现象;霾是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地浮游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km的空气普遍浑浊现象。1999年Ramanathan et al.在亚洲南上空发现尘霾,命名为亚洲棕色云,我国称为霾天气[1]。目前根据相对湿度(RH)来判断轻雾和霾成为国内外大部分研究的共识,但界定二者的相对湿度存在分歧,Doyle et al.研究英国能见度的变化趋势时,去除了RH大于90%的资料[2];吴兑提出了日常观测和预报时识别二者的概念模型[3]。目前,雾霾的研究中涉及化学成分分析[4]、光学特征分析[5,6]、气象条件影响、预报研究[7]等多方面。对雾霾天气进行特征分析时一般采用统计和数值模拟的分析方法,在统计分析方法应用方面,Schichtel et al.利用美国298个气象观测站的资料分析了1980—1995年霾的变化趋势[8],范新强等利用PM10、SO2、NOX等的环境监测数据分析了厦门地区1953—2008年的霾变化趋势[9],赵普生等利用实测的气象要素和天气气象资料分析了京津冀区域1980—2008年霾的天气特征[10];在数值模拟方法应用方面,刘红年等建立了城市霾的数值预报模式[11],胡荣章等利用霾与能见度的关系模拟了南京能见度分布及霾天气[12],陈训来等模拟分析离岸型背景风和海陆风对珠三角地区霾天气的影响[13]。此外,雾霾天气的颗粒物浓度也是研究的重要方面[14],Shooter et al.通过分析奥克兰冬季PM2.5、PM2.5—10、PM10的数据得出容易形成霾的主要原因是静风和机动车尾气等[15]。

目前我国对雾霾天气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个城市集群区,但这类研究多是从观测方法、变化特征、能见度影响等大气科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对于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系统提出防控雾霾的对策建议等方面的研究仍较为缺乏。因此,本文结合当下的热点问题,通过探讨英国伦敦雾霾的治理成效与方法,并参考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提出我国雾霾污染治理的政策建议和实施路径,为政府防控雾霾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依据,控制或减少雾霾天气所带来的健康与环境的负面影响。

1“雾都”伦敦的雾霾治理及成效

近百年来,作为“雾都”,伦敦治理大气污染、建设生态城市有着清晰的足迹,治理雾霾成效显著。20世纪50年代首先针对烟雾型污染进行分析治理,80年代以后针对汽车尾气进行治理,进入21世纪着重对可吸入悬浮颗粒及二氧化氮进行治理,从立法到制定空气质量策略,伦敦的治雾目标和治雾步骤清晰明确,值得我们学习与参考。下面,本文将详细介绍伦敦治理雾霾的经验与成效。

19世纪,伦敦雾就闻名遐迩,在1881—1885年间的12月—1月,伦敦市中心日照时间不足牛津、剑桥、莫尔伯勒和盖尔得斯通等四个小乡镇的六分之一[16]。这种混黄的雾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成为伦敦标志之一,在此过程中伦敦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烟雾事件,其中最严重、对健康危害最大的一次在1952年12月份,受自然雾气、居民取暖燃煤与工业燃煤排放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大量杂质释放到大气中,形成一层深100—200m的浓雾,最严重地区有近48小时能见度低于10m。据当时估算,在浓雾持续的5日中,每一天向大气中排放的污染物烟雾粒子近1000t、二氧化碳2000t、盐酸化合物140t、氟14t,还有可以转化为800t硫酸的370t二氧化硫,每立方米大气中的二氧化硫达3800μg、烟尘达4500μg,PM10最高值达14000μg/m3,是平时的10倍,空气相对湿度80%左右[17]。图1反映了1952年12月伦敦冬季烟雾灾难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伦敦烟雾事件从12月5日持续到12月9日左右,可以看出在12月5日开始随着空气中雾污染物和二氧化硫浓度的急遽上升,每日死亡人数出现较大幅度的同步增长趋势,由原来的300人/日暴增至900人/日,12月8日随着雾霾的渐渐扩散、烟雾和二氧化硫浓度逐渐变低,死亡人数也随之出现较大的下降幅度,直至12月10日才恢复较低水平。据统计,此次大烟雾灾难导致近1.2万人死亡,震惊世界。

数据来源:根据www.wikipedia.org(维基百科)整理而得。

这场事件使英国人开始反思空气污染造成的苦果,由此催生了1956年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的出台,开始采取将重工业企业迁往郊区、改造居民燃煤炉灶、设立禁止使用能产生烟雾燃料的无烟区等措施,从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抑制和减少雾霾排放;1968年,颁布了一项清洁空气法案,规定企业要建造高大的烟囱;1974年,出台《空气污染控制法案》,规定了工业燃料的含硫上限;随后伦敦政府又出台了诸如《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法》等法规,严厉处罚将有害气体排入大气的污染企业。经过整治,伦敦雾霾污染有明显的转好趋势,平均每年雾日数下降明显:19世纪末为90日左右,20世纪50年代末超过50日,1975年降至15日,1980年仅为5日。

20世纪80年代,英国汽车工业快速发展,汽车尾气排放的烟尘微粒成为雾霾天气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各种新污染物如汽车排放的“光化学烟雾”、氮氧化物等也相继出现,伦敦采取更多的措施积极应对。一是应对汽车尾气排放的“光化学烟雾”等新污染物,1993年伦敦政府强制汽车加装催化剂;1995年通过《环境法》,确定污染物控制的指标;1997年制定国家空气污染战略,多部门配合减少排放,要求空气质量不达标的城市划出质量管理区域进行重点治理;进入21世纪,伦敦发布了《空气质量战略草案》,旨在减少交通流量,包括推广清洁能源汽车、减少可吸入颗粒物和氮氧化物的含量等内容。二是设立一个几乎覆盖全城的低碳排放区,对进城车辆征收费用,2003年2月起,开始征收车辆进城费,使得进入伦敦的车辆每天减少近7万辆;2007年,伦敦还公布了更为严厉的“交通2025方案”,计划在20年内将伦敦的私车流量减少9%。三是控制悬浮颗粒,2010年伦敦正式将可吸入悬浮微粒列入全国立法之中,表1为英国可吸入颗粒物的污染指标;2006年制定《关于控制建筑工地扬尘及污染气体排放的指导》,意图有效控制大伦敦地区的交通和施工扬尘;此外,伦敦还将先进科技应用到悬浮颗粒除尘中,研究使用抑制灰尘机来消除道路灰尘,预计在街道使用钙基粘合剂除尘可减少10%—20%的悬浮颗粒PM10,2012年春,伦敦投资90万英镑喷洒这种类似胶水的粘合剂,监测结果称,使用这种除尘方式区域的微粒已下降了14%[18]。

数据来源:www.londonair.org.uk(伦敦市空气质量平台)。

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治理,伦敦基本实现了“云开雾散”,摘掉了“雾都”的帽子,今日的伦敦己成为一座绿色花园城市,城市面积的1/3都被花园、绿地和森林覆盖。图2反映了伦敦半世纪治雾的成果:从整体看,1950—2000年伦敦空气中的二氧化硫、雾污染物曲线呈现大幅度的下降趋势,雾霾污染物浓度由半世纪前的每立方近300μg降低到几十μg,二氧化硫由每立方400μg降低到几十μg;从局部看,自1956年通过《清洁空气法》后,伦敦花费20余年的时间才使得空气中雾霾和二氧化硫的浓度呈现较为稳定的低水平,治雾之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20]。

数据来源:AEA Technology Environment 2002。

表2显示了20世纪伦敦地区雾霾污染的主要指标PM10(颗粒物在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10μm)和年均雾日天数的变化:年平均PM10由19世纪末的300μg/m3增长到20世纪50年代的3000μg/m3(1952年12月高峰值达到14000μg/m3),经过半个世纪的治理,PM10均值低于30μg/m3;年均雾日数由19世纪末的3个月左右,降到20世纪50年代的50余天,经过治理,在1980年达到最少日数仅为5天,现在年均雾日数一般低于10天。当然,现在的伦敦与很多国际大都市一样,雾霾污染仍然存在,仍需继续进行监测防控,仍要历经漫长的治理过程。

数据来源:根据www.wikipedia.org(维基百科)整理而得。

2 其他国家和地区治理雾霾先进经验简述

在工业化进程中,主要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受到过污染问题的困扰,大气污染事故频发,如美国“光化学烟雾”等,欧洲的德国、比利时、亚洲的日本、东南亚国家也都发生过类似较为严重的空气污染现象。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研究欧洲、美洲(美国)、亚洲(日本、东南亚国家)等较早采取措施治理雾霾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各国防治雾霾主要有以下几种措施:一是立法提高监测标准,改善空气质量。国外治雾成功的国家,几乎都制定了空气清洁的法案或空气质量标准,并不断进行完善,如美国1955年国会就通过了《空气污染管制法》;日本1986年制定《大气污染防止法》;欧盟的德国、比利时等国也早已制定相关的空气质量标准,2005年欧盟对可吸入颗粒物(PM10)上限作出严格限制,规定空气中PM10年均浓度不得高于40μg/m3,日均浓度超过50μg/m3的天数不得超过35天。二是进行科学规划,严格执法。尤其是针对汽车尾气致霾这一问题,通过控制汽车尾气来抑制污染物的排放。如欧洲部分地区提高征收交通费、鼓励购买新能源汽车、推广公共交通和绿色交通;日本东京要求汽车加装过滤器(2003年),使用白毛巾测验汽车尾气排放,如毛巾变黑则禁止汽车进入市区等;菲律宾号召用手机检举排放超标车辆等。三是加大监控力度,公开监测信息。美国环保署专门针对PM2.5含量的标准进行检测,严密监控、实时公开,环保署的官网及时更新测得的空气质量指数,更新频率快至每小时一次;英国的“London air”是伦敦政府的公开空气测量信息的官方网站,民众可使用手机实时查看本地的大气状况。

3 防控雾霾的对策建议

结合伦敦半世纪的治雾历程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治雾经验,结合雾霾现象的我国“特色”,本文提出防控雾霾的相关政策建议。

3.1 发挥政府主导性作用

随着社会工业化进程加快而产生的雾霾污染,仅依靠企业和个人的自觉行为进行有效的防控是不够的,也是不可能的,应对持续不散的雾霾,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加强监督和引导。

3.1.1 完善立法,科学规划。

目前,雾霾污染的重灾区如北京、河北、江苏等地都采取了许多力度较大的防控措施,如关停搬迁工厂、改造燃煤锅炉、启动应急预案、鼓励公交出行、提倡少放鞭炮等,但成效微乎其微。究其原因,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以煤为主的传统能源结构、日益增多的机动车尾气排放,以及区域间大气环流所造成的污染转移和二次污染,使得个体区域难以独善其身。因此,要从根本上减少大气污染物的产生,完善立法、科学规划、建立长效机制成为有效治理污染的关键。一是整合和完善现有的空气污染防治法律,尽快拟定类似美英等发达国家的《清洁空气法》,包括主要管理制度、激励措施和法律责任等,在制度上加强保障。要对大气污染排放监控、排污许可申请审批、机动车数量控制、尾气排放监控、有毒有害物质监控、信息发布公开等制度不断加以完善,同时要明确和强化法律责任,对违规违法排放污水、废气、废物等行为加大惩处力度,彻底杜绝“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缺陷。二是开展科学研究,强化规划指导,完善相关标准。建议在进行科学、系统、深入研究后,制定我国城市空气质量规划,划出空气质量管理区域,提出空气质量指标和在规定期限内城市建设的空气质量目标,实施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同时建立或提高相关空气环境标准,当前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新增设的PM2.5、PM10的浓度值仅与国际最低标准接轨且2016年才开始执行,在制定标准和执行时间上都与国际标准有一定差距;又如我国较多地区使用的油品含硫量国三标准,与欧盟国家使用的欧五标准相差15倍之多,以上这些问题均反映我国应尽快建立或提高相关标准。

3.1.2 运用政策杠杆,约束与激励并举。

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工业污染和交通污染成为当前我国发生雾霾现象的“罪魁祸首”,这既与企业排放有害气体以及城市消费能源结构有关,也与机动车用油质量和排气效率有关,因此政府需要运用政策杠杆,多手段、多举措开展雾霾防控工程。一是加快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推进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减少工业污染。对于污染大、耗能高的“三高”工业项目坚决不予审批,从源头上把好关;对于国家明确规定予以淘汰的相关产业要加大执法力度,坚决予以关闭,国家不鼓励或限制发展的产能,要逐步予以淘汰;对于使用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企业,鼓励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改用清洁能源,给予一定的奖励引导;通过优惠政策和奖励措施,增加企业对传统能源进行二次回收利用,提高使用风能、核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积极性。二是采用激励与约束并举的经济手段减少机动车排放污染。可以通过加快推进燃油品质与排放标准实施进度,提升车用燃油清洁化水平;采用机动车限行、控制车牌发放数量、提高停车费用等行政手段,增加机动车尤其是私家车使用成本,减少机动车辆的使用;增加公交汽车、地铁、公共自行车等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给予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购置优惠和补贴,减少机动车的使用。通过这些政策的制定实施,采用约束和激励并举的行政、经济调节手段,全面提高雾霾天气的控制水平。

3.1.3 积极构建区域性的联防联控机制。

尽管相关各省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关的雾霾治理目标,但对于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而言,空气质量的改善不是各省目标进行简单相加就可以实现的,相反,区域间大气环流带来的污染转移产生的二次污染使得区域空气质量仍然难以改善。因此,在防控雾霾天气时,要充分考虑到区域联防联控的因素,根据雾霾污染的区域状况,积极构建区域性的联防联控形成统一的防治目标。美国在治理大气污染时采取区域环境管理框架方法,打破州的界限,依据地理和社会经济将全国划分成十个大的地理区域协调开展工作。参照美国经验在我国重点区域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区十群”开展区域性的治理活动,各区域根据辖区内雾霾天气特征,共同推动统一的目标,制定统一的环境评价标准,分享数据、联动治理,防止污染转移和二次污染。

3.2 企业和个人发挥积极性,提高责任意识

防治雾霾、促进空气清洁是典型的涉及所有人的公共事务,在政府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同时,企业和个人更应意识到“同呼吸,共责任”的事实,自觉实现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转型。

3.2.1 企业履行公共义务,转变发展方式。

企业要提高责任意识、履行公共义务,牺牲部分经济利益,坚持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向,以能源资源高效利用为核心,以产品单耗和污染物浓度控制为重点,将节能环保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经营管理有机结合,形成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重点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一是积极加快技术改造和转型提升。加大技术改造和资金投入,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生产技术、排放监控技术及清洁生产技术,从源头减少排放、消除污染;实施技术更新和转型提升,提高企业工艺技术和装备水平,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积极向产业链下游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构建绿色生态产业链,提高资源利用价值。二是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和开展清洁生产。企业生产要积极从“工业链”向“生态链”转变,加大煤、石油等能源资源的梯级开发利用,在内部构建“三废”尤其是废气废水的多级小循环或大循环,形成多产品、多链条的梯次生态网状工业,努力将废弃物“变废为宝”;开展持续清洁生产,积极采用各种清洁技术对传统能源进行清洁化利用,对不得不排放的污染物进行脱硫、脱氮、除尘等无害化处理,不断提高可再生资源、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利用比重,控制煤炭等传统能源的消耗总量,减少化石能源的大气排放[21]。

3.2.2 个人强化环保意识,转变生活方式。

驱之难散的雾霾与个人生命健康息息相关,更是与个人的生活习惯密不可分,优美环境的塑造需要公众的共同参与,提高环保意识、积极配合社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人人行动起来自觉减排。一是自觉践行减少污染排放的文明行为。降低使用私家车出行频率,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等绿色出行方式;减少或尽量不使用空调、冰箱等高耗能家电;少吃路边烧烤摊;农村居民减少或尽量不燃烧秸秆等,从细节入手、从点滴做起,自觉降低碳排放。二是积极充当环境问题监督员。积极参与空气清洁活动,监督企业、个人的排污行为及行政人员的履职情况,积极反映企业的违规排污、渣土车“跑冒滴漏”、建筑工地扬尘等污染环境的行为,人人承担一份社会责任,使污染排放违法行为无可乘之机。三是积极为治理雾霾工作建言献策。发挥主人翁精神,积极为政府、相关单位减少污染物排放献言献策,提出可行的合理化建议。

4 结语

治理历史 篇7

一、牌匾数量多

胜利大街许多建筑的初衷并非临街商用,许多商家多是将民用建筑改为商用,将一层临街民用房改为商用门市,这样商铺增多相应的牌匾数量自然就多起来;另一个牌匾数量多的原因是部分商家没有遵照一店一匾的原则,而是一店多匾,挂了横匾挂刀匾,门口还要立灯箱广告,更有甚者连楼顶都不放过,严重破坏了街道景观。

单体建筑上牌匾的数量不宜过多,胜利大街中遗留下来的“满铁”时期建筑都是一座建筑一种使用功能,到今天已经是一座建筑多种商业功能,这也促使牌匾密度过高,高密度的牌匾使人们视觉混乱,并且不宜被发现与识别,业主便在牌匾的尺度上大做文章,使得牌匾走进恶性循环中。

二、牌匾尺度大

胜利大街多以小型商业店铺为主,业主往往以牌匾大小吸引消费者,提高商业知名度。采用大尺度的牌匾,在有限的建筑外立面尽可能占用可用空间。

一般讲,牌匾高度应略小于一层窗户上檐到二层窗户下檐之间的距离,宽度不应大于店面开间。那种店的门面不大,但牌匾尺度、体量超大,并不能够引起关注,反倒是一种视觉污染,影响街道空间景观。

三、缺乏设计

通过对胜利大街商业牌匾色彩、艺术、表现形式、材料的考察,发现胜利大街商业牌匾设计形式单一。商业牌匾在设计上得不到经营者的重视。经营者自身认识不够,认为只有体量大的牌匾才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导致牌匾在艺术形式上缺乏美感,单调乏味。胜利大街中的商业牌匾大多以艳丽的色彩、夸大的文字或以图片加文字为主,这种设计语言过于肤浅,把生活中的对象直接搬到牌匾上,生硬地去展示某种商品,没有将设计内容转换为设计元素,艺术性差,只注重个体的牌匾设计,缺乏整体设计,不注重整体风格的把握,降低了街道的格调。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小商铺、小品牌中,相对的越是大品牌,有实力的企业越重视牌匾的设计。事实证明在大众审美逐步提高的背景下,越是艺术感强的牌匾越能引起关注并能够留下深刻印象。一张牌匾不仅能够传递商业信息,还凝结着企业文化,是企业对外宣传的窗口,是企业实力的象征。

四、内容不雅

胜利大街商铺以南广场为界,广场以南多以经营五金、食品添加为主,广场附近多以银行、医药为主,广场以北经营项目较杂,有医疗器械、宾馆、保健品、手机维修、超市、网吧等。牌匾内容苍白,措辞蹩脚,更有甚者将一些内容滥俗低劣图片与词语用在广告匾上,降低了历史街区的文化格调。只有内容健康、美观的牌匾才能够美化街道,提高文化精神和城市品味。

五、色彩单一

胜利大街牌匾多以红底黄字、蓝底白字、黄底红字为主,色彩单一,高纯度、高明度色彩在街道景观中非常惹眼,虽然赢得了视觉冲击力,但并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严重破坏了街道的整体色彩与格调。俗话说:“远看色彩近看花”,人的视觉对物体的首先反映是色彩,色彩作为牌匾传递的第一信息,具有很强的广告效应,在牌匾设计中,色彩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色彩的面积、明暗、纯度、与底色的关系等都会影响到牌匾的视觉感受。从孟塞尔色立体的明度色阶表明色彩明度差在3个级数之内的为明度弱对比,在3~5的级数差之内的为明度中间对比,在5度以上的,为明度强对比。商业牌匾的色彩过于明亮艳丽会破坏街道景观的氛围,大量带有刺激性色彩的牌匾会引起人们焦虑与烦躁不安。牌匾的色彩可以对比、协调甚至是节奏、韵律……千变万化但不变的原则就是与建筑色彩的协调,再醒目的牌匾都是载体———建筑的一部分,所以牌匾是不可以喧宾夺主的,过于张扬的,更加不能将自身与建筑划分开来,这样建筑的整体性被割裂开来。因此,根据孟塞尔色立体的明度色阶的结论,牌匾的底色色彩与建筑立面色彩明度之差要在5度以下,这样不仅可以保障建筑的主体地位,还可以让牌匾的色彩与建筑色彩相和谐。

六、牌匾用途不明

无论是“满铁”时期保留下的建筑,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拆后重建的建筑,在设计与建造的过程中都未曾考虑到广告的位置,建筑的功能和使用要求发生了矛盾,造成了两种后果:一是牌匾与广告功能混淆不清,即牌匾中既有商铺名称,也罗列着经营项目,这种情况多出现在手机维修、保健品、超市等商铺;二是在建筑立面设置广告,后期植入的广告牌匾对建筑的外立面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建筑的完整性被打破,建筑意消失的同时街道的界面也被破坏。

七、潜在的安全隐患

广告牌匾的材料多种多样,有灯箱布、铁、不锈钢等,个别广告有人立没人管,有的铁质支架年久锈蚀;也有巨幅广告牌匾没有考虑风的荷载;还有巨幅广告牌匾将建筑的窗户围了起来,这些都潜在着安全隐患。同时有些广告还很扰民,被风吹得呼呼作响的广告灯箱布,广告牌匾上支的射灯都会影响到居民的正常生活。

八、结语

胜利大街现存商业牌匾问题,影响了街道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对街道整体环境的质量评价。胜利大街见证了长春市的城市发展历程,沿街的建筑有很多是伪满时期留下来的。这些建筑浓缩了长春的一段历史。对于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的修缮、保护、开发、利用,更多的是体现胜利大街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2011年胜利大街复原修缮工程,以保护历史建筑作为环境整治的工作重点,清理商业牌匾,减少对建筑的遮挡与破坏,恢复历史建筑原貌,改善街道景观,全面提升城市形象、城市品位和城市竞争力。

摘要：2011年长春市宽城区政府着重打造历史街区,胜利大街在长春市城市规划、城市格局及城市的雏形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改造的过程中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让“满铁附属地”时期的建筑再现“昔日旧颜”。在改造胜利大街历史街区的过程中,为保证修复后的建筑外观完整性,对建筑的商业牌匾进行了整治,使其传递商业信息的同时符合建筑的韵味。胜利大街一直都是火车站前的商业圈。目前,长1,500米的胜利大街大小商铺近三百家,在商业牌匾的设计、制作、尺度、悬挂方式等存在各种问题。

关键词：历史街区,商业牌匾,设计规划

参考文献

[1]长春市宽城区政府.关于胜利大街修缮报告[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