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运河论文（精选6篇）
山东运河论文 篇1
“好客山东”旅游形象一经提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省内外专家学者纷纷对其理论价值、文化底蕴、产品开发、旅游营销等方面展开研究, 但主要还是从山东本土或齐鲁文化本身的角度去思考的, 实际上“好客山东”的发展、深化过程及这一形象的远播与运河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好客山东”的文化内涵
在汉语词典中, “好客”是指乐于客人到来, 对客人热情、周到。现代公关中“好客”通常是指社交上或商业上热诚、大方地接待和款待客人或陌生人。总之, “好客”是一种待人接物的态度和行为规范, 它是在遵循礼仪、尊重对方的基础上, 接纳和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朴实、大气、豪爽、热情的性格特征。从好客所指向的客体分析, 所好之客不仅是身边熟悉之人, 还包括来访的陌生人, 尤其是顾客和游客。
“好客山东”更多地体现在山东人为人处世的态度和行为规范上。好客文化已经沉淀为特色鲜明的山东性格;凝练为充满仁爱的山东精神;演变为品行合一的山东民俗。“好客山东”让人体会到了孔孟之乡的豪气, 齐鲁山水的豪情和山东儿女的豪爽。好客山东是极富开发价值的旅游形象。这一形象提升了山东文化旅游的内涵, 凸显了山东旅游的特色神韵, 给山东省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必将加快山东迈向旅游强省的步伐。
二、齐鲁文化中的好客传统
齐鲁文化是具有深厚积淀的文化系统, 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源和精髓。齐文化和鲁文化具有不同特点:即鲁文化的保守性和齐文化的开放性。但是两者都蕴含着崇仁尚义的内在品质和包容天下的博大胸怀。仁者型的鲁文化和智者型的齐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最终走向了融合, 形成“重礼仪, 讲义气, 尚豪侠, 贵朴质”[1]形象鲜明的地域性格。这也是齐鲁文化“君子和而不同”的仁义特质和宽容大度的真实写照。
齐鲁文化中始终包含着好客的传统。山东是“孔孟之乡”、“礼仪之邦”, 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 以“礼”为准则, 主张“仁、义、礼、智、信”、“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墨家思想以“爱”为核心, 以“义”为准则, 提倡“兼相爱, 交相利”。无论儒家和墨家, 思想上都注重“爱人重民、尚义轻利”,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关怀和真诚朴素的待客接物之道。《论语》中“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悦乎”的温情呼唤,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推己及人的博大情怀奠定了“好客山东”的文化基础。《礼记》更是明确提出了“礼尚往来”的主张。
遍观齐鲁青史, 乐善好施、热情好客的例子比比皆是。孟尝君以“好客养士”、“好善乐施”而名闻天下。门下“客无所择”, 不惜“舍业厚遇之”, 因而“倾天下之士”, 门下食客达三千余人。《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 仗义疏财, 替天行道,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理想相同, 意气相投, 正印证了孔子之言:“君子敬而无失, 与人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山东人的好客性格在酒席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酒逢知己千杯少”, 人与人的感情交流在敬酒中可以得到升华。山东酒文化作为其淳朴率真民风的遗存, 是好客性格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 真实的诠释了山东人豪爽热情的性格特征。唐朝大诗人李白一生浪漫豪放, “斗酒诗百篇”。他在《客中行》一诗中描写峄县兰陵, “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在这里, 他不仅赞叹兰陵美酒的清香, 更加赞叹好客的主人———山东人的亲厚。
三、运河文化对“好客山东”传统的影响
早在隋代, 京杭运河中的一段———永济渠开始流经山东, 到元代会通河凿成为止, 京杭运河贯穿今天枣庄、济宁、聊城、德州四市, 山东运河已足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与山东运河相伴而生的是一个辐射时空的区域性、综合性的文化系统———运河文化。运河文化是在运河开凿和通航过程中, 沿运河地区长期积淀形成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2]。运河文化在其发展过程、功能价值、形态特征等方面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内涵。山东的好客风情固然有其悠久的传统, 运河文化对“好客山东”形象的发展和巩固所起到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表现为运河文化在“好客山东”内容扩展、内涵深化、形象传播等各个方面。
1、运河文化丰富了“好客山东”的内容
运河沿途商贾云集、商埠林立, 密切了和全国市场的联系, 改变了传统产业结构, 造就了充满生机活力的运河经济。商品经济繁荣直接导致了一批运河城镇的崛起, 运河城镇百业俱兴, 人烟辐辏。运河把南北各种地域文化联为一体, 文风昌盛, 珠辉玉映。运河吸纳融汇古今中外的民俗风情,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民俗。在运河经济带、城镇带、文化带、景观带形成的过程中, 山东运河地区同时增添了新的好客内容。
2、运河文化深化了“好客山东”的内涵
运河文化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商业性、功利性等性质。运河为所流经的地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在山东境内主要是指鲁文化区。鲁文化是典型的农业文化, 鲁地民俗尊重传统、质朴务实, 具有正统性、传承性和保守性特征[3]。在运河贯通之前, 鲁地居民“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正如老子所说:“邻国相望, 鸡犬之声相闻,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少有“往来”, 何以“好客”?运河的贯通使运河地区的对外交流异常频繁, 山东人意识到只有具有热情的性格、宽阔的胸襟、开放的雅量才能海纳百川, 才能适应这种流淌的、沟通的运河文化, 更好地在广阔的天地里生存和发展。运河文化的冲击使山东人改变了生活方式, 更新了思想观念, 强化了好客的性格。
运河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性, 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加强了齐鲁文化与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地域文化的交融。使儒家文化与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文化在山东运河地区杂糅交汇、彼此影响。使齐鲁文化表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 表现出更加普遍的适应性。这就为山东人以博大的心胸包容宇宙、好四方之客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同样, 四方宾朋才可能在山东这块热土上找到适合个人的口味, 反过来更能体现山东人的好客性格和好客精神。
运河商业的繁荣带来了山陕商人为代表的关公文化, “非必杀身成仁, 问我辈谁全节义, 漫说通经致用, 笑书生空谈春秋”, 聊城山陕会馆大殿上这幅对联典型的揭示了“义”字当头的“关公文化”的输入。在现实生活人与人的交往中, 也不必再“君子不言利”, 只要不以利害“义”即可。从这个层面上讲, “好客山东”中的义从儒家的“小人喻于利”、墨家的“重义轻利”, 扩展延伸到关公文化中的“以义制利”和“从义生利”。
这种义利相济、儒贾相通的传统, 既是齐鲁文化的传承, 又得到秦晋文化的改善, 使它更加适合当时的商业社会, 使驰名世界的“儒商”精神大放异彩。有些学者把“儒商”精神归结为四点:“以人为本, 顾客至上;以德为本, 服务至上;以信为本, 质量至上;以和为本, 协调至上”[4]。比较发现, “儒商”精神其实就是“好客山东”精神在商业上的具体化。运河文化为“好客山东”增加了新的内涵。
3、运河文化传播了“好客山东”的形象
山东处在京杭大运河的中段, 对沟通南北和联系海外起到重要的作用。在国内, 浙商、晋商、闽商、徽商等各大商帮从四面八方云集山东运河城镇, 官宦使节、文人墨客、侠道僧侣在山东运河地区往来穿梭。他们大多慕名而来, 传名而去, 扩大了“好客山东”的知名度。
早在元代,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自北京沿运河旅行, 途经临清、济南、东平等地, 对这些地方的风土民情进行了激情洋溢的描述。例如, 他在其游记里描写济南, “这地方四周都是花园, 围绕着美丽的丛林和丰茂的瓜果园, 真是居住的圣地”。在这里马可波罗不仅表达出济南自然环境优美, 更在字里行间隐含着济南人文环境的温馨。这就是今天所说的“好客山东”吧!继马可波罗之后, 另一位意大利人额多立克来到中国, 乘船途经济宁, 同样提到了马可波罗提到的“比世上任何其它地方更多的丝”, “还有大量各类商货, 尚有面食和酒, 及其它种种好东西”。在额多立克的游记里, 提到了“好客山东”的物质基础———那些琳琅满目的令人心动的旅游商品。
明代, 很多日本僧侣文人以学习和游览为目的来到中国, 多从事文化交流活动。山东境内的名胜古迹和运河城市是他们时常驻足的地方。正如他们所言:“尝附海舶于鸡林, 今又有此行, 是无它, 中华山月风物美, 寓之于目, 玩之于心, 而欲润色其文也。”这些日本文化人士在山东期间受到地方政府和群众的热情款待, 也深受“好客山东”文化的影响, 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无疑起到积极作用。
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沿运河自广州北上, 在山东运河沿岸活动了几个月的时间。得到了著名思想家李贽和漕运总督刘东星的热情关怀与帮助。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 有关于山东之行的生动描述:“发现这次访问是这样愉快高兴, 以至觉得自己是在欧洲的家里, 或者跟朋友在教会的教学中, 而不是在世界另一面的异教徒中”[5]。这是对“宾至如归”一词的最好解读, 是对“好客山东”的最高褒奖。
“好客山东”精神因运河的贯通而得到扩散, 越来越多的人对好客的山东有了更多了解, 改变了山东人保守、淡漠的刻板印象, 通过这些异域来访者的宣传, 逐步把“好客山东”形象远播到异国他乡。山东人的好客精神饱受“嘉奖”, 又由此吸引来五湖四海的朋友, 形成了“好上加好”的良性循环, 最终塑造了“好客山东”这一独特旅游形象。
四、运河文化对“好客山东”旅游形象发展的启示
1、“好客山东”是开放的旅游形象
运河文化的本质是开放与沟通, “好客山东”的内核同样意味着合作与交流。“好客山东”摒弃封闭、保守与狭隘, 以开阔的心胸, 开明的政策, 开拓的精神, 营造出一种整体开放搞活、积极向上的旅游新局面。
山东旅游开发越来越具有开放的精神。在旅游发展模式上, 紧随着国内外旅游发展形势, 不断探索红色旅游、生态旅游、海洋湿地旅游、运河文化旅游等的发展模式;在旅游品牌打造上, 山东旅游资源内涵不断得到发掘和提升, 旅游形象不断得到更新和超越。从“一山一水一圣人”, 到“文化圣地, 度假天堂”, 直到目前提出的“好客山东”, 都使山东的旅游形象越来越鲜明生动, 独具特色。总之, 要想实现由旅游大省向旅游强省的飞跃, 山东旅游必须具有开放的心态, 这是旅游的特性所决定的。
2、“好客山东”是和谐的旅游形象
和谐是一种状态, 一种智慧, 一种雅量。和谐概念包括生态和谐、人态和谐和心态和谐, 用来表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个体心理的关系状态。运河文化本身是和谐与矛盾的统一, 从运河长期发挥的历史功能看, 和谐远远大于它所激起的矛盾。京杭运河的南北贯通, 巩固了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 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加强了物质商品流通, 增进了区域文化交流, 使国家尤其是运河地区更加安定和谐。
3、“好客山东”是综合的旅游形象
“好客山东”旅游形象本身是在复杂的历史地理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京杭运河遗产廊道是集经济、生态、文化和景观为一体的遗产廊道, 它对“好客山东”形象必然带来复杂的影响, 使“好客山东”具有广泛而复杂的意义, 这种结果表现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应该对“好客山东”旅游形象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和营销, 使之渗透到旅游过程的各个环节、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
随着运河“申遗”工作的开展, 南水北调东线方案的实施, 贯穿南北的运河古道又重新焕发了青春。运河文化旅游作为贯穿鲁西南的旅游主线, 必然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打造“好客山东”旅游形象思想的指导下, 运河文化旅游将不可避免的成为“好客山东”的一项重要的旅游产品, 运河文化遗产廊道也将成为承载四海宾朋的好客廊道。
正如前文所述, 产生“好客山东”的土壤是多元的,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 “好客山东”所依托的旅游资源更是多样的, 只有因地制宜, 依据地方文脉的不同, 才能设计开发出适销对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 才能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进行别出心裁的旅游形象营销, 让抽象的“好客山东”形象转化成现实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于冲.齐鲁文化之“好客山东”[J].招商周刊, 2008 (12) , 34-35.
[2]何佳梅, 王德刚.山东省文化旅游资源旅游开发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 2004:263.
[3]吴元芳.山东省运河区域民俗旅游开发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 2008 (2) :109.
[4]胡兆量, 阿尔斯郎等.中国文化地理概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23.
[5]李泉, 王云.山东运河文化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 2006:350.
山东运河论文 篇2
关于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的通知（详情请看政务公开栏目）按照《德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补充工作的指导意见》（德政办字[2010]41号）规定，根据我区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决定面向社会招聘25名中小学教师。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计划
学段 中 学 小 学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数量 4 2 6 5 4 2 2
注：学科报名人数少于招聘计划数5：1时，取消该学科招聘计划
二、招聘条件
（一）政治合格，品行端正，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无刑事治安处罚等不良记录；
（二）报考中学教师须具有全日制国民教育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报考小学教师须具有全日制国民教育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科仅限德州市户口，应届毕业生仅限师范类；
（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书；
（四）年龄28周岁以下（1982年1月1日以后出生）；
（五）已就业的或已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的，须出具就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同意其参加应聘的证明。
三、招聘程序
（一）报名及资格审查。7月5日-7月7日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持本人毕业证（应届毕业生由所在学校教务部门出具学历证明）、教师资格证、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近期二寸同底版免冠彩色照片4张，到运河经济开发区组织人事部报名，报名费100元。符合按有关政策加分者需提供相关证件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二）笔试。7月20日组织笔试，闭卷形式，时间120分钟。考试内容主要是教育教学理论、心理学、教育法规和时事政治等。各学科按1：3比例确定进入面试人员名单。设置录取最低控制线，即笔试成绩必须达到60分方可进入面试。
（三）面试。①时间：7月25日；②说课答辩：评委会按学科从现行教材中抽取一节课，通知考生提前40分钟准备教案，按抽签顺序说课，时间不超过15分钟。说课结束后，抽签回答面试答辩题，时间不超过5分钟。
（四）组织考察。按笔试、面试3：7的比例计算成绩（成绩相同者，按面试成绩高低确定顺序），按1：2的比例确定各学科考察对象，最后按笔试、面试、考察结果确定拟录用人员。
（五）体检。组织拟录用人员进行体检（体检费由考生本人承担），如发现与报考岗位不适应的传染性或重大疾病，不予录用。
四、聘用后待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德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补充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文件规定，对招聘人员实行后备教师制度，招聘的人员列为后备教师，用人单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后备期间待遇按我区事业单位人员试用期待遇的有关规定执行，后备期为12个月。后备期满，经考核合格的，办理相关聘用手续后即为正式教师，后备教师的后备期计算为工龄和教龄；考核不合格的，取消后备教师资格，解除《劳动合同》。
五、录用有关规定
（一）有一年以上中小学教学工作经验（包括临时教师），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二）在校期间综合测评成绩突出，以及在校学生会中担任主席、副主席、团委书记等主要职务的，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三）国家级奖学金获得者，在笔试成绩基础上加1分；省级奖学金或省级优秀毕业生获得者，在笔试成绩基础上加0.5分； “三支一扶”大学生和大学生“村官”等其他符合加分条件者按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四）考生必须按规定时间、要求参加考试、考核，遵守纪律，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指挥。所提供的一切材料必须真实有效，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否则将取消录取资格；应届毕业生录取后可先签订聘用合同，但当年8月底仍未取得符合招聘要求的毕业证、教师资格证，所签合同无效，并取消录取资格；
（五）录用人员由区党工委调配派遣到各学校，不服从调配安排的，视为自动
放弃。
六、招考工作解释权属运河经济开发区组织人事部、教育局 招聘录用工作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严肃招考纪律，坚持秉公办事，接受纪检监查部门和社会监督。为方便群众和社会监督，特设立举报咨询电话：德州运河经济开发区组织人事部干部人事科：2693111 德州运河经济开发区教育局：2410095
山东运河论文 篇3
关键词：京杭大运河,山东运河,旅游开发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运河之一, 它始凿于春秋, 形成于隋唐, 繁荣于唐宋, 取直于元代, 重整于明清, 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变迁, 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是纵贯我国南北的重要水上通道。运河不但在古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即使在铁路、公路、航空飞速发展的今天, 济宁以南运河, 尤其是江浙段运河, 航运仍然十分繁忙, 济宁以北的运河, 在农田灌溉、水利等方面, 有的也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无论是古代, 还是现代, 运河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运河, 不但有古老的文化积淀, 而且仍然有着现代的应用价值。大运河与长城一样, 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
京杭大运河按地理位置可分为七段:北京到通州区称通惠河, 长约82公里;通州区到天津称北运河, 长约186公里;天津到临清称南运河, 长约400公里;临清到台儿庄称鲁运河, 长约500公里;台儿庄到淮阴称中运河, 长约186公里;淮阴到瓜州称里运河, 长约180公里;镇江到杭州称江南运河, 长约330公里。
其中山东段运河处于京杭大运河中段, 北系京师, 南控江淮, 是每年数百万石漕粮转输的必经之路, 兴盛时, 每年往来的船舶数万只, 运送漕粮四百多万石, 人员数十万, 使山东段运河成为京杭大运河的咽喉要道, 尤其是明清两代, 山东段运河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 一直发挥着其他运道无法替代的作用。
1 元明清时期的山东运河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先民们就在山东省境内开凿了连接泗水和济水的菏水, 以及沟通淄水和济水的水道。但是元代以前, 山东省境内的运河一般都是区域性的, 时间比较短暂, 而且一般流经山东边境, 在全国运河网中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直至元代开通了会通河, 经明清两代的治理, 才使山东段运河全线贯通。
宋代以后的中国江北, 由于长期遭受战争和天灾的双重打击, 人口锐减, 农业凋敝, 而江南地区粮食丰富, 江浙一带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元代, 定都北京, 由于“元都于燕, 去江南极远, 而百司庶府之繁, 卫士编民之众, 无不仰给于江南”。因此, 元王朝急需建立连接南北的便利的粮食运输线。当时, 运河因年久失修, 已不能全线贯通。而南方漕运须先走运河, 再逆黄河, 过开封, 水陆转运, 至淇门镇 (今河南汲县内境内) 入御河, 经临清、德州, 才能到达大都 (今北京) 。这条航线迂回曲折, 水陆交运, 运输成本高, 运量有限, 于是元朝政府努力开辟海运航线。而实践证明, 海运成本低, 运输量大, 但是风险也大, “风涛不测, 粮船漂溺者, 无岁无之”。为了避免海运的风险, 改变水陆交替的艰难, 元政府决定对运河进行截弯取直, 开挖新河, 缩短航程。运河自淮北直接进入山东, 穿过华北平原达到京城, 使全程缩短900多公里。而在当时, 江南运河与江淮间的运河经过唐宋的治理, 航道基本畅通;淮北至山东南一段, 利用泗水等天然水道可以通行;永济渠北段天津以南的卫河与天津以北到通州的河道, 船只也可以通行。由此一来, 开挖济宁至临清的河道, 就成为这项工程的关键所在。
据《元史》卷九《世祖纪·至元十三年》记载:“正月, 穿济州漕渠。”其中的“济州漕渠”就是指济州河。由此可知早在至元十三年就有了开济州河的计划。在《元史》卷六十五《河渠志·济州河》中记载:“至元十八年十二月, 差奥鲁赤、刘都水及精算数者一人, 给宣差印, 往济州定开河夫役。令大名、卫州新附军亦往助工。”至元十八年, 政府就派出官员到济州进行实地勘察和规划, 并落实参与施工的劳役人员。
到元世祖至元十九年 (1282年) 十二月, 政府就正式下令开挖以济州任城 (今山东济宁市) 为中心的济州河。济州河向北经南旺、袁家口到徐城的安山镇 (今梁山县小安山) 注入济水, 全长150公里。向南到鲁桥镇与泗水相通, 使之畅通。开河工程完成于至元二十八年, 前后历时一年多的时间。济州河开通后, 漕船可由江淮溯黄河、泗水和济州河直达安山下济水。从济水向北至天津的路线有二, 一是由济水入海, 经渤海湾至天津;一是由东阿旱站 (东平北) 向北陆运200里至临清入今卫河。沿前一路线, 漕船常遭海涛风浪之险, 沿后一路线每遇夏秋霖潦, 粮车跋涉艰难。至元二十四年“逐罢东平河运粮”。其中的东平河就是指济州河, 由此可得知, 这条济州河只使用了四年就被搁置不用了, 所以继续开挖安山至临清一段运河势在必行。
至元二十六年正月, 元世祖采纳寿张县尹韩仲晖和太史令边源的建议, 征调民夫3万人, 挖通了从安山至临清的会通河, 这条运河“起于须城 (今山东东平县) 安山之西南, 止于临清 (今山东省临清市东北会通镇) 之御河, 长二百五十里, 中建闸三十有一, 度高低, 分远尔, 以节蓄泄”。政府派遣漕运副使马之贞和边源等人到实地进行勘察绘图, 并任命断事官忙速儿、兵部尚书李处巽、礼部尚书张孔孙等负责该工程, 李处巽、张孔孙等人向朝廷奏报这条“开魏博之渠, 通江淮之运, 古所未有”的运河开通后, 元世祖忽必烈御赐“会通河”。会通河于济州河, 首尾相接, 全长三百八十多里, 构成了中国大运河的山东段。从此, 南来漕船, 无须陆路转运, 可由水路直达京师。但是元代的运河也有不少缺陷, 虽广引鲁中山地西部汶泗诸水为源, 但水源并不是四季长流。特别是济宁以北河段, 夏秋的多雨季节, 运河水位高涨, 漕船北行可勉强通过南旺, 但是冬春少雨季节, 运河水位下降, 漕船无法顺利北行, 济州、会通两条运河每年塞多通少, 难以独立承受南粮北运的重任。其次, “河道初并, 岸狭水浅, 不能重负”, 南来的漕粮只有少量能经过运河运达京师。所以会通河虽开于元代, 然而在元代却未被充分利用, 元政府只能冒着“风涛不测, 粮船漂溺者, 无岁无之”的风险, 以走海道为主。因此, 史书说:“终元之世, 海运不罢。”
永乐初年济宁同知潘叔正上书:“会通河道四百五十里, 其淤塞者三分之一, 浚而通之, 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 实国家无穷之力也。”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 派官员前往考察, 经考察决定疏浚会通河。永乐九年二月, 明政府令宋礼等人征发民夫26.5万人, 重新开挖会通河, 开通后的会通河由济宁至临清全长385里, 河道“深一丈三尺, 广三丈两尺”。同时修建水闸调节水量。
会通河重新疏浚之后, 大运河虽然全线贯通, 但是水源不足、水量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后来汶上县一位农民水利专家白英, 十分熟悉当地的地形地貌, 且治水也有一定经验, 逐向宋礼建言:“南旺地耸, 盍分水。于南旺导汶, 趋之毋令南注于洸, 北倾坎, 其南九十里使流于天井, 其北八十里流于张秋, 楼船可济也。”于是, 宋礼就采纳了白英的建议, 按照白英设计的图纸组织施工在东平州东60里的汶水上修建戴村坝, 抬高水位, 并开挖小汶河将大汶河水引到地势较高的南旺湖, 由于南旺较济宁高出约10米, 在这里使运河水南北分流, 可以避免南旺以北的会通河因水量不足而对通航造成的影响。但这时的南旺分水口只是一个河口, 东来的汶水与运河垂直, 冲向运河西岸, 然后返回南北分流, 这时南北分配的水源受到气象、地理等方面的影响, 分配比例难以控制, 所以在成化年间, 政府又在南旺分水口南5里, 建柳林闸, 分水口北5里, 建十里闸, 同时在汶水入运河的河口建一鱼嘴, 这样, 定时启闭闸门来控制南北的分水量, 加上鱼嘴的分水作用, 是百分之七十的水流向北方, 百分之三十的水流向南方, 从而达到“水如人意”的目的, 也就是俗语中说的“七分朝天子, 三分下江南”, 而这七分北去的水正好处在运河制高点上, 为了让运河水源能保证漕船顺利通行, 又采取了“相地制闸, 以时蓄水”的方法, 从济宁到临清, 近四百里的会通河上修建了一座座船闸, 用来调节水位。明代, 会通河上已建有船闸31座, 清代又有所增加, 这就解决了南旺以北至临清段运河水源不足的问题。
2 山东运河的特点及其开发治理
黄河是山东段运河的重要水源。开凿运河除了开挖河道外, 更重要的是要有水源。漕船每艘要装载数百石粮食, 吃水较深, 运河没有充足的水源, 就无法载运。在黄河流域只有黄河是流量最为充沛的河流, 因此这一流域的运河水源, 往往取之于黄河。但是, 黄河泛滥又会冲毁淤塞运河河道, 运河对黄河的依赖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古人, 这两条河流的治理是历代政府最关心的水利工程, 也是我国长期的传统社会里, 唯一由中央政府直接主持的水利工程。正统年间, 黄河多次决口, 尤其是山东聊城这一区域, 经常受到黄河泛滥的侵扰, 黄河决口, 冲毁运河堤岸, 黄河夹杂的泥沙同时又淤塞运河河道, 严重影响了整条运河的漕运畅通。治黄保运就成为当时关乎国家兴衰的头等大事。景泰四年 (1453年) 黄河在张秋决口。政府命副都御史徐有贞治前去治理。徐有贞经过对实地详细的勘察, 他提出了置水闸、开支流、疏通运河三条措施, 并积极组织大量民工, 亲自督率工程建设。首先, 在沙湾运段上修筑大堰与水门, “于其间置门于水, 而实其底, 令高常水五尺为准。水小则可拘之以济运, 水大则疏之使趋于海……”其次, 开挖广济河以分黄河水势。徐有贞谏言:“凡水势大者宜分, 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 合以取其利。今黄河之势大, 故恒冲决。运河之势小, 故恒乾浅。必分黄河, 合运河, 则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诸相黄河地形水势, 于可分之处开成广济河一道, 下穿濮阳、博陵二泊及旧沙河二十余里, 上连东西影堂及小岭等地, 又数十余里。其内则又有大金堤可倚以为固, 其外则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为泄”, 广济河修成后, 黄河水大可以分其势, 运河水小可以引黄济运。再次, 挑深运河。由于山东段运河长期淤积, 河床大大高于南北相邻河段, 所以对临清至济宁段运河进行挑浚。同时在济宁至临清运段上增置碱水闸, 用来调节水位。至景泰六年七月, 上述工程均已完工。
孝宗弘治二年 (1489年) 五月, 黄河在河南原武决口, 支流分为三支, 一支在封丘金龙口漫祥符 (今河南省开封县) 决口, 经过曹州、濮州, 在张秋冲毁堤岸入河, 也是三支之中较大的一支;一支在河南中牟县冲向尉氏 (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 ;第三支在河南仪封、考城决口泛滥, 在安徽宿州流入古汴河 (原隋朝时通济渠) 。九月政府命户部侍郎白昂治理河道, “逐塞金龙口于滎泽。开渠导河, 由陈颖至寿州达于淮。又筑渠堰于徐、兖、瀛、沧之间以杀河势”。弘治五年七月, 黄河再次在金龙口决口, 经黄陵冈, 再次冲毁张秋堤坝, 运河决口。弘治六年二月, 命右副都御史刘大夏、平江伯陈锐前往治河。刘大夏上任后, 审时度势, 制定了通运、往南分水、堵塞张秋运河决口、筑黄河北岸大堤的策略。疏浚孙家渡口, 开新河, 引水南流, 由中牟至颖州东, 入淮河。再就是疏浚四府营淤河。弘治八年正月堵塞黄陵冈及荆隆等黄河决口7处, 同时筑黄河北岸大堤。同年二月, 所有工程完成, 改张秋为安平镇。以上举措对于治河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治黄保运工程的实施, 有效解决了黄河泛滥对山东段运河北段的侵扰, 但是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济宁到徐州的这段运河经常受到黄河的侵害, 经多次考察实践郑明,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另开新河, 采取避黄保运的措施。
嘉靖五年 (1526年) 六月, 黄河泛滥, 向东北流至沛县北截运河入昭阳湖, 汶河和泗河的水满向东流, 使得造成山东段运河南端泥沙淤积数十里。左都御史胡世宁提出开新河避黄河的建议。嘉靖七年, 明政府征发民夫9.8万人开挖新河, 后因遇大旱导致河水泛滥而停工。嘉靖四十四年 (1565) , 黄河在沛县决口, 致使淤塞运河水道百余里, 工部尚书朱衡实地考察后, 提议重新开新河。嘉靖四十五年 (1566) 开始动工, 九月份完工。新河西距离旧河河道30里, 在留城改道, 向北流经马家桥、西柳庄、满家桥、夏镇 (今微山县城) 、杨庄、硃梅、利建七闸, 流至南阳闸, 再一次流入旧河河道。这条新开河道后来被称作“南阳新河”或“夏镇新河”。
南阳新河的开通, 都使山东段运河有效避开了黄河的侵扰, 但是留城以南的运河河道靠近黄河, 经常遭受黄河泛滥的侵袭, 万历二十一年 (1593) 黄河在单县黄堌决口, 冲毁运河堤岸。万历二十二年 (1594) , 总河舒应龙在微山湖东韩庄开新渠40里, 由彭河水道入泇河, 用来疏导微山湖、昭阳湖等湖泊的积水。这条新开渠道就是后来泇河的上游河段。万历二十九年 (1601) 总河刘东星受命继续治理泇河, 由万家庄经台家庄、侯家湾、良城等开凿新渠道, 韩庄以北微山湖沿岸开支河45里。万历三十一年 (1603) 黄河决口, 三十二年工部侍郎李化龙出任总河, 在舒应龙、刘东星开河的基础上继续开河, 万历三十三年 (1605) 工程收尾。这条新开的运河河道, 由夏镇东的李家口出南阳新河, 经过万家庄、台家庄、侯家湾、良城等地, 汇合承水、沂水, 向南注入直河口泗水故道, 跨越苏、鲁两省, 流经江苏, 入山东, 全长260里, 史上称“泇河新道”。泇河新道的开通使山东段运河避开了黄河的侵扰, 保障了运河全线的畅通, 同时也大大缩短了山东段运河的航程。
明代对山东段运河的治理在整条中国大运河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无可代替的, 时间之长, 用人之多, 工程之大, 在运河史上也是罕见的。山东段运河主要围绕水源问题, 和避黄问题进行治理。南旺分水工程的实施, 南阳新河、泇河的开通使山东段运河基本保持稳定, 成为京杭大运河的咽喉要道, 也使得京杭大运河进入全盛时期。
清代继续启用了明代运河, 并把治河作为当时政府三大要务之一。对运河只进行了一些整治和维护工作, 但清政府同样十分重视山东段运河的治理。明朝末年, 战争频发, 政府已无暇顾及运河的治理, 使得黄河决溢危及运河的事情常有发生。清初, 黄河多次决口, 侵入运河河道。此时由于黄河漫流及发源流经鲁中山区的泗水、大沙河等河流夹带大量泥沙入运河, 使得运河河道经常淤塞。所以, 清淤疏浚成为清政府治理山东运河的主要任务。清代主要沿用了明代的疏浚制度, 每年一小修, 称小挑或小浚;几年一大修, 称大挑或大浚。运道出现严重淤堵时政府还会进行大规模治理。同时还重修和新修了大量的水闸。这时期的整治基本保证了运河的畅通。
3 山东运河的遗产价值及旅游开发
山东省境内位于运河两岸的许多个城市, 历史上曾因“漕运”发达而成为山东乃至全国经济文化繁荣之地。昔日的繁华给大运河山东段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 目前仅已知的文物点就有一百多处。而今伴随着大运河“申遗”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进行, 众多学者也再一次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京杭运河山东段这一区域。
京杭大运河在其开凿和通航漕运的漫长岁月里, 孕育的运河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运河两岸的旅游资源涵盖了文学艺术、建筑艺术、科教文化、工艺美术、风情习俗、饮食文化、科学技术、遗迹遗物等多方面内容, 吸纳了北部的燕赵文化、齐鲁文化, 中部的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以及西部的秦晋文化等地域文化的精萃。千百年来, 运河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态, 它并没有随着运河的荒废和社会的变迁而消亡湮没, 而是以其坚韧顽强的生命力和独有的魅力, 保留和延续下来, 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京杭大运河所蕴涵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吸引力, 使得运河沿岸的一些城市也纷纷推出了以“运河”为主题的旅游宣传和促销活动, 沿线各个城市也都纷纷制定运河旅游发展规划, 已有许多项目正在建设或者已经完成。山东运河沿岸的一些地市积极抓住大运河“申遗”升温的契机, 借助“运河”品牌发展当地的旅游, 纷纷打出“运河牌”。近年来, 山东运河沿岸地区旅游发展已经初具规模, 各地市也都在挖掘运河文化, 陆续开展和推出一些与运河旅游相关的项目和旅游产品。但是, 有关部门重视的程度、旅游资源开发的深度还不够, 运河旅游的品牌尚未形成, 知名度和影响力都有待提高。
虽然山东京杭运河沿岸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在发展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认识不足, 观念落后, 还没有形成山东运河旅游的整体对外形象推销
目前所谓的运河旅游, 也只是运河沿线的部分城市地方旅游的一部分, 运河文化旅游呈现支离破碎的景象, 运河沿岸景区景点关联性不强, 也没有形成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大影响力的品牌产品和项目, “运河旅游”的概念还远远没有走入人们的观念, 也没有形成以“大旅游”的理念来指导开发旅游, 形成一种地域协调与联合合作发展的意识, 山东运河旅游的整体对外形象没有形成。山东运河旅游需要统一规划、开发、建设和营销。既突出各地的特色旅游产品又能以一个整体形象来冲击人们的观念。
2) 发展目标含糊、前景定位不明确, 促销主题混乱
目前山东运河沿岸的很多旅游城市对自己的旅游发展定位, 并未表现出十分明确的目标。而在抓“申遗”契机, 借助“运河”品牌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又出现混乱不堪的局面, 如各自的宣传口号中都竞相标榜凸现“运河之都”字样。聊城前些年主打“水”文化, 推出“江北水城”的形象和品牌并获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近年或许是出于借势“运河热”, 又提出了“江北水城, 运河古都”的宣传口号。济宁也提出了“孔孟圣地, 运河之都”的宣传口号, 还请了大批专家学者来论证了济宁自古及今运河“河都”的历史地位。临清也打出了“运河名城”的牌子。而台儿庄更是提出了“江北水乡, 运河古城”、“运河古城, 时尚生活”、“大战故地, 江北水乡”、“打造二战纪念城市, 再现古运明清风貌”诸多宣传主题和口号。在运河申遗的契机面前, 不能一味地往运河旅游上生拉硬靠, 而要根据自己的地域特色文脉底蕴来提出真正切合自己的主题和口号。显然就目前的状况来看, 各地区做的还远远不够, 而这也直接导致了宣传效果甚微, 令人对其旅游形象的感知模糊混乱。
3) 运河沿岸的各地市单打独斗, 缺乏协调与联合, 没有形成一种合力
运河沿岸各城市都沿袭运河文化一脉也都想借运河申遗之东风, 应该形成一个有机统一整体, 凸现各自地域特色, 彼此之间相互协调互为补充, 以达到相得益彰, 多方共赢的目的。但目前这些地市基本处于一种各自为政、单兵作战的状态。各地市的宣传口号极为相似接近, 如聊城市的“江北水城”与台儿庄的“江北水乡”;所提品牌互相重复, 如聊城市的“运河古都”与济宁市的“运河之都”, 台儿庄的“运河古城”与临清的“运河名城”。这些旅游地在地域上的空间尺度并不大, 而这种做法就违背了旅游资源开发中的“替代原则”, 本身相互之间就成为了近距离的直接竞争对手, 很难做到共存共荣、协调发展。更何况如果不进行目标市场细分, 与江南运河旅游已经发展较好较为充分的扬州段、杭州段直接交锋竞争, 由于自身竞争力不强, 市场有限, 所以生存空间狭小。
4) 旅游产品以观赏层次为主, 提高型和专业型产品较少
在产品开发上, 指导思想落后, 没有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变化的新趋势, 不能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地域性优势推出可以让游客能够亲身参与并有深度体验的提高型和专项旅游产品。没有全新的指导理念, 旅游产品独特性也不明显, 仍以观赏层次的居多, 市场竞争力不强, 对游客的吸引力比较弱, 旅游者重游率较低。而对于一些不易通过传统模式进行开发的旅游资源则没能很好地开发利用, 资源开发不足, 甚至造成资源的浪费, 如临清的古街巷, 微山县的夏镇古镇、南阳古镇, 济宁市中区的地名等, 某些文化品味很高历史价值很高的资源甚至在这种大众化的旅游模式下失去了其本质核心的独特性而流于庸俗, 致使其旅游吸引价值降低。
5) 旅游市场营销不力, 产品定位混乱
在市场营销上, 营销观念落后, 营销方式传统。产品定位混乱, 结构单一, 雷同现象严重。而且往往是各个景点各自为战, 分散营销, 没有鲜明的市场营销主题, 不能形成整体合力。在营销方式上, 仍然是以传统的方式为主, 如媒体广告、宣传单、电视广播等方式, 营销无特色, 没有充分抓住游客心理, 对客源市场吸引力不够。
针对运河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以上情况, 山东运河旅游开发应该遵循以下一些原则:
1) 特色定位、主题鲜明的原则
定位准确, 特色鲜明是一个地区旅游业发展好的基本前提条件。京杭运河山东段各地区的旅游发展要紧紧围绕自己的特色进行深入挖掘, 切忌与其他地区出现雷同现象, 以此营造本地区主题独特鲜明的旅游形象, 构建富有地方特色的运河文化体系, 共同打造特色运河旅游产品, 增强市场竞争力。
2) 凸现文化内涵的原则
文化内涵是一个地区发展旅游业的灵魂, 再美的风物如果没有了文化作支撑也就变得淡然无味。大运河山东段的景观、建筑、节庆、民俗等都是历史的产物, 是大运河历史的积淀。努力挖掘本地文化内涵并以恰当方式向游客展示出来, 使得运河风物变得有血肉、有感情, 又凝结了千年的历史积淀, 回响不绝。
3) 资源导向和市场导向相结合原则
旅游开发必须根据自己现有的旅游资源和旅游市场的需求和变化来确定自己的主题、层次和规模, 应坚持在充分认清自己所具有的旅游资源的特色基础上, 以市场为导向, 把二者结合起来, 针对不同的客源层次的需求, 集中优势, 统筹兼顾, 扬长避短, 求实创新。
4) 整体与局部协调统一的原则
山东运河论文 篇4
一、城市奢侈之风的盛行
山东运河城市地处山东西部，为齐鲁故地，礼仪之邦，其风俗历来不尚奢侈，尤其是鲁西南地区，其地近曲阜，为圣人所在之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一直以节俭著称于世。但自明代运河贯通以来，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各个城市纷纷变得富庶繁华，这样就刺激了市民的消费欲望，从而使社会风气由尚俭变成崇奢。史载在济宁“从前旧俗，早饭不过八碗，晚饭不过十喜而止，从无热吃烧烤之说，近则无论贫富，每有宴会动以十六样、二十样为美食，未及半厌饮，以后诸品竞属虚设，岂非暴殄?再从前，所饮不过本地烧酒、黄酒、今则非南酒不可，似此靡费，往往一饭破中人之产……”[2]足见浪费之巨，有鉴于此，政府甚至发出劝谕，让市民力行节俭提倡“向如仍照旧俗，每席以八样、十样为准，有减无增，鱼翅烧烤南酒之类一概不用，岂不省而易办?”[2]，然而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引起的奢华之风不是一次提倡就可以刹住的，相反奢华之风不但未消减反而愈演愈烈，甚至连丧事操办也变得奢华起来，“丧礼过于虚糜也，丧气称家之有无，今则专事浮文陈设铺垫，灯彩罩棚无比精益求精，且激集毫无相识之人，纷纷□送别名为社，自为壮观……”[2]
二、城市市井文化兴起，城市生活丰富多彩
除了社会上奢侈之风盛行外，城市生活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山东运河城市生活变得生气勃勃，丰富多彩。在大运河贯通前，运河沿线的城市都是一种政治中心型城市，其主要功能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的，城中的主要居民是官僚和衙役，从事工商业的人很少，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也很少。明代运河贯通之后，城市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各种各样的城市活动也随之开展。进入清代以后，经过明代二百多年的积淀，加上清中前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等因素的影响，这时的城市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引人注目。在这些城市中几乎每天都用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平常时节最常见的娱乐活动是斗鸡、斗狗、甚至斗鸽子等，而在节庆期间，则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在临清最兴盛的娱乐活动是斗鸡，“斗鸡走狗齐俗也，而清源(临清)为甚”。[5]而在节庆日期间，临清城的欢庆活动则更为热闹，尤其是在元宵节期间，城市内多处兴办灯会，市民几乎倾城出动观灯，街市上肩摩踵接，彻夜灯火通明，而又有客商坐在酒店里边，边喝酒边观灯，直到最后醉倒在酒馆里，整个城市呈现出一派节日狂欢的热闹景象，时人沈启祚的《灯市篇》很好的描绘了灯市的这种景象：“……炮花齐发吐朱丝，金菊葡萄满树梨，好事多方搆夺制，幻作浮图灯百枝，此时见灯不见市，嘈嘈失失声音碎，狂客使酒似颍川，醉奴狼藉当炉睡……”[5]
三、城市重商思想的盛行
山东运河地区地处山东西部，自古交通闭塞，重农抑商思想浓厚，但是随着运河的开通，城市的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城市里店铺鳞次栉比，商业十分繁盛，从而使得逐本抑末的思想开始松动，而且因为交通的发达，许多外地商人来到城市里经商、定居，包括许多晋商、徽商、两湖商人、浙商等全国著名的商帮，至今保留在聊城市的山陕会馆就是当时在东昌(今聊城)做生意的山西陕西商人建立的，这些全国闻名的外地商人也带来了他们重视商业的观念，这就使得重视商业利益的思想开始流行起来，“文不经商，士不言利”的观念开始淡出人们的头脑，代之于对商业利益的重视，运河城市的市民竞相以经商致富为荣，这导致人们的道德风尚也开始变化，在济宁就有“济宁州，太白楼，三岁小孩戏老头”[7]的民谣来说明济宁重视思想的无处不在，可见社会逐利重商的风气的盛行。
四、小结
随着运河的开通，山东运河城市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整个北方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也就导致了这些城市风气的变化，这些风气可以看做商业发达以后山东运河城市在自身的基础上出现的新的社会风气，但除此之外，由于运河沟通南北，而山东运河城市又处于运河中部，随着南北经济往来的增多，这些城市还出现了许多融合了南北各地文化现象的混合文化风俗，这些文化风俗的出现值得做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何一民, 试析近代中国大城市崛起的主要条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2][3][4]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三, 风土, 徐宗干修, 许瀚纂
[5][6]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卷十一.风俗》王俊修
山东运河论文 篇5
一、设计运河治理具体方案
民国时期山东境内的运河治理始于1913年山东省政府设立的南运湖河筹备处,该处同时“兼办山东全省水利事务”。[2]1925年山东省政府在济南成立“山东运河工程局”,但由于省政动荡,经费困难,实施的具体治河举措殊为有限,随着政局变动,运河工程局的工作也陷入停顿状态。1930年山东省政府改组后,认为“运河工程不容稍缓”,于当年10月重建了“山东运河工程局”,任命孔令2)为局长,“一面整理旧有资料:一面派员实地履勘,延致水利人才,共同规划。”[1]运河工程局成立后,在搜集旧有资料基础上,于1931年正式设计提出了详细的《治运意见书》,并公布了《山东运河工程局施工大纲》,出台了治理鲁境运河的全盘规划。
按照省运河工程局《治运意见书》规划,治理鲁境运河应遵循“先南后北”原则,即先治理黄河以南的南运河,再对黄河以北的北运河进行修治,“实以南运为汶泗滕薛及鲁西坡水之惟一尾闾,鲁西千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咸系于此”,也因运工处的前身———“南运湖河筹备处”自民国肇始已对南运河进行了不少实地勘查、数据收集和初步的工程施工,治理南运河比北运河具有更加便利的前期资料积累;加之南运河连通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江苏省,江苏省内江北运河的治理在镇江的“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和此后的江北运河工程局实际操作下取得了一定进展,导淮工作也成为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最为重视的水利事业;运河、淮河、黄河水系互相扰乱,彼此纠葛不清,仅以局部治理远不能解决各种水患问题,因此,先治理山东省境的南运河也有利于与国民政府的导淮和江北运河的治理相结合,形成综合治理。“运工局”第一阶段规划中的十项工程,以整修戴村坝、小坝口、设计汶洪盛涨穿运及排泄工程、治理大小清河、治理南旺至济宁间之运河为主,“注重排洪,盖去患尤急于兴利”,[1]意在通过这一阶段工程,初步解决南运河对鲁西地区的水患问题。第二阶段工程一面继续“治理济宁至夏镇之间河道,以免水患,而维航运”等,一面开始对北运河水患问题进行初步治理,主要是“设计马颊、徒骇等河穿运工程,以利排泄而免水灾”[1]。此后各阶段工程将逐渐深入,由减轻水患发展到设计通航,并扩展至修建水电工程和用之灌溉沿运田亩,以使大片原先的“沉粮地”恢复垦殖。在运工局1931年初公布的《山东运河工程局施工大纲》中,亦是按照“先南后北”的原则,并进一步区分了“治标”与“治本”计划。治标计划包括续疏浚东泗河、疏浚蜀山湖上下游引渠、修理戴村坝(南运河),疏浚徒骇河、疏浚马颊河、疏浚四女寺减河及老黄河(北运河)等举措,主要以疏浚河道为主[3];治本计划则有改建、新建闸坝、桥梁、蓄水池,甚至恢复运河故道等举措,如“实行建造新闸、桥梁以便蓄泄而利交通”、“恢复南阳至兰家坝一段明初运河故道”等[3]。治本计划的实施难度明显更大。
二、实地勘估,设立水文站
治运工程的实施需要实地勘测当地具体情形,收集大量基础数据。京杭运河山东段自清末失去原有交通动脉的作用起,即渐沦至无人过问的状态。民国初年设立的南运湖河筹备处曾一度对南运河干支流进行过测量,但时过境迁,图表、数据有的遗失,现存的也有很多已与当时情况不符,“查沿运干支各河,民四、五(年)时,虽曾测有地形断面各图,然十余年来,沧桑屡变,与现下情形不符之处甚多。且所埋石标,历经人民损毁,水流冲刷,遗失不少。自宜加以埋补,以便施工时之应用。现已拟有二十年度测量计划,呈厅鉴核”,“一俟批准,即行组队出发,重施测量。”[4]山东运河工程局在恢复成立后,即着手实施了大量实地勘估、考察和数据收集工作。1931年初,运工局开始重勘“治运”计划第一阶段的主要地点:大运河重要水利枢纽戴村坝,“查戴村坝以年久失修,倒塌堪虞,前经拟具修理计划,呈送在案,复为慎重工程起见,率领工务课长工程师等,随同曹技正前往详细履勘,并修正计划,以期工归实际,款不虚掷。”[5]运河其他各段的测量工程也逐步开展,如1932年2月,“运河工程局长孔令2),以东泗河时为汜滥,鲁南各县,不堪其苦”,“呈准建设厅派测量队长赵文璧、纪巨文率领测量夫12名”赴兖州测量由兖州至滕县鲁桥段[6],为下一步整修施工做准备。
水文站对细致了解运河地区水文状况、指导治水工程发挥着重大的基础性作用。“夫天空降落之水,足以左右河水之流量;而水面之高低,亦随流量而增减。其变异之多寡,实与治水之事,息息相关。”[7]因此,山东运河工程局在成立之初即指出:“闻山东运河工程局因水文测验为河工必要设备,与预防水灾与发水利之设计工程俱有重大关系。如黄河上下流所设流量水标等站,虽经赓续至十余年之久,其测验成绩尚感不足。运河各地水文测站迄未设立,尤感缺乏资料,现经该局派员查勘适当地点,拟在沿运韩庄戴村金口四女寺等地设立水文站九处,并于济宁泰庄、刘老口、清河门等地设分站十七处,已拟就测验计划,呈请核定,将来审定以后,即将从速开办云云。”[8]1931年7月,山东运河工程局又向省府正式提交了《山东运河工程局设立水文站计划》,重申需附设水文站九处,分站十七处。而在此后的实践中,水文站的数目和地点又有增益变化。
三、治运救灾,以工代赈
由于经费短缺、人力物力严重不足和各方掣肘,山东运河工程局的治运工作一开始便颇为不顺。如修整运河枢纽戴村坝的计划,本为治运计划第一阶段的重要内容,运工局亦派人员赴戴村坝实地调研考察,搜集数据并了解民意,但在运工局将修治计划提交省府后,省府竟然“议决缓办在案”,这也引起了运工局的不满。“兹东平人民一再呈请,从速修理,以救灾黎”,运河工程局即“重申前请,俾得准备投标,庶伏汛过后,即行开工,早观厥成”,[4]再次向省府提出了尽快修整戴村坝的提案。最终在运工局的不懈努力下,戴村坝工程于1932年开始实施并最终完工。但是由于经费紧张,运工局的很多计划难以顺利得到落实。如运工局在1931年10-12月工作计划中称,“查第一期工程计划,行将审查完竣,施工测量,应即准备。本局前曾将其列入七八九三个月工作计划中,后因经费无着,未能见诸实施。现仍编入本期工程计划,一俟预算批准后,即行开工。”[9]运工局前一季度制定的工程计划,却因苦无预算而无法执行,只得再次列入下一季度的计划中等待实施,这在20世纪30年代山东运工局的工作报告中并不鲜见,很多工程甚至一拖年余,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运工局所有工程计划全告搁浅。
虽然一些工程计划因为经费等问题常常无法按期执行,但运工局在抗战爆发前仍取得了不少治运成效。如1931年运、泗、小清河决口,沿运各县如东平、鱼台、嘉祥、济宁、滋阳、金乡受灾严重。“现查滋阳济宁泗河决口三十二处,如早为堵塞,可涸复出田地四千顷,冬季犹可种早麦秈麦”,“运河新决口济宁四处,汶上一处,堵塞后,亦可涸地三千顷,至小清河决口四处,亦宜及早堵塞涸复。”[9]运工局很快提出堵塞方案及所需资金,报省府批准实施后,对沿运各县迅速救灾复垦做出了贡献。1931年底,运工局“派员督修东平堤工及汶、清两河缺口”,“除东平堤工修筑完竣,清、汶两河缺口,已堵塞十一处。嗣因天寒地冻,暂行结束,业经分别呈报,并准予派员验收各在案外,其余里仁保、小清河、三叉庄、汶河、罗家漫两缺口,俟明春冻解,再行续堵”。[10]1934年运河工程局在治理南运河经验的基础上,对北运河进行整治,“征调沿运7县民工20余万人参加施工,历时3个月,于7月15日全河土工大体告竣,计疏浚长度135公里,完成土方1400万立方米,用工款280余万元。”[11]由于治理运河工作能够起到减轻水患、灌溉田亩甚至恢复通航的成效,因此沿运民众对于治河工作是较为积极的,参加以工代赈的青壮年劳力也很踊跃。1934年7月,国民党中央对北运河疏浚工作提出赞扬,“查该河前当施工之际,适值麦收,各县均经给假10日,以利收获。假期满,经总工程师及督工员之催促,该民众等遵即复工,并各加倍出夫,异常努力,是以北运工程,完成极速,六月份业已大部竣工”,并表示“全工告成,定不在远”,将来沿运民众必得益良多。[12]
随着1937年抗战爆发、山东沦陷,山东运河工程局的治运计划及其实施亦不得不告中断。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又对南运河已建水利工程及水系走向等造成了严重破坏。然而山东各界对运河治理的强烈愿望并未因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抗战胜利后,南运河复堤治理再次被国民政府提上议事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府对运河山东段的治理高度重视,不遗余力地推进了不少工作。应该说,使大运河由灾变利,恢复其往日的繁华,并带动沿运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既是20世纪30年代山东运河工程局同仁们不懈努力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今日山东广大沿运群众的热切盼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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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山东运河工程局民国二十年十、十一、十二三个月工作报告[J].山东省建设月刊,1932(1).
[11]山东省水利史志编辑室.山东水利志稿[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430.
山东运河论文 篇6
1.1 文脉的源起与借用
文脉源起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所推崇的“以我为主”、技术至上、仅凭借功能进行创造和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其“机器式”建筑产品的批判,及对其造成城市建筑整体失序、原有城市历史文化特色丧失和人们的心理秩序受到损害等后果的反思。文脉主义、隐喻主义和装饰主义是后现代主义三大理论支柱,文脉主义中的文脉就是对英文CONTEXT的借用(CONTEXT原是语言学中的术语,表明语言环境中的上下逻辑关系)。
1.2 文脉的传入与延伸
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后现代建筑语言》和《什么是后现代建筑》两本国外畅销书在我国的翻译出版,后现代建筑理论被引入,使国内初步接触到文脉概念。后来,随着罗伯特·文丘里《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等关于后现代书籍的陆续翻译出版,在我国建筑师与学生中引发了一阵文脉热潮。随后,文脉的研究由建筑学延伸至社会学、旅游学、城乡规划学和风景园林等多个学科领域,各学科对“文脉”的涵义有着不同的解读。建筑学中建筑文脉的内涵可归结为两点,建筑在历时状态中的前后承接关系,即建筑对人文历史的延续与表达;建筑在共时状态中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即建筑与整体环境的有机构成与和谐;社会学将“文脉”二字拆分,“文”指文明、文化,“脉”指脉络,指出文脉与人类文化、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文脉是文化的关系,文脉是文化的脉络;旅游学引用“文脉”一词,侧重与地域旅游特色塑造方面的研究;城乡规划学中“城市文脉”的含义有三,其一,指与城市的内在本质相关联、影响的城市赖以生存的背景。在此,“文脉”被理解为环境、背景,这是“context”的直译;其二,认为是城市、自然环境及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间动态的、内在的本质联系。此定义突出了“文脉”的时空联系特征;其三,认为是城市历史的、文化的、地域的氛围和环境,以及文化现象的地理空间表征。这种理解结合了城市文脉的内涵与外显,凸显了城市文脉的历史、人文特性;风景园林学的“景观文脉”多指蕴含在景观作品中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区域自然地理背景、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积淀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四维时空组合,是景观赖以生存的根基。
1.3 城市空间文脉内涵
城市空间是物质空间与社会关系空间的综合,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其形态表征着城市历史的、文化的、地域的氛围和环境以及文化现象;城市文脉是城市空间形态及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间动态的、内在的本质联系的高度概括;城市空间承载、表征着城市文脉(展示有关联、有意味、有发展的文化关系继承结构),城市文脉在城市的识别、定位与发展三个性质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方面又反作用于城市空间的演进,二者相结合可进一步推进空间形态连续,可使人感到历史变迁以及不同时期生活场景变化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脉络的高品质城市建设步伐。综合文脉的本质涵义、各学科的理解、城市空间与城市文脉关系以及城乡规划学对城市文脉研究意义的思考,笔者认为城市空间文脉这个概念能明确文脉在城乡规划学的内涵,它可准确表达出城市空间文脉是城市空间形态和城市文化特色的高度概括,是文脉在城市空间形态上的外显,是文脉引领下的城市空间形态系统结构。
2 京杭运河山东段沿线城市空间文脉主要问题
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穿越山东的西南部,沿线较为著名的运河城市有明朝时期就位列全国前三十几位的德州、临清、聊城和济宁。对这几个典型运河城市的空间文脉问题进行梳理,有助于充分认识空间文脉问题产生根源,增强解决问题的针对性。京杭运河山东段沿线城市空间文脉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⑴就资源论资源,缺少文脉梳理及文化价值提炼。
由于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会通河全是由人工开挖而成,故流经山东及临近省份的自然河流都要为其提供水源。因此,会通河通了漳卫河、马颊河、徒骇河、大清河、汶河、泗河和柳林河等河流,形成了以运河城市码头为起点或终点,以会通河为轴心的水路交通网。同时,山东境内的几条官道、大道或与运河平行或与运河相交,形成了运河区域的陆路交通网。此水陆交通网就是山东运河城市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要文化脉络的体现,故京杭运河山东段城市急需转变传统的以文物为主的文化资源观,从文化线路的角度出发,开展以运河商贸文化为基点,以历史环境空间为脉的历史文化资源整理,扩展文化空间,挖掘文化价值。
⑵文化保护的“博物馆式”和“厚古薄今”。
目前存在对一些文化要素犹如博物馆式的机械保护,将保护传统和现代化对立起来,似乎要保护就是原封不动。另外,十分关注对历史资源的保护,而对近现代的工业景观、近代建筑等新的城市记忆似乎漫不经心。
⑶城市空间面貌趋同导致城市文化衰落。
由于一些城市决策者缺乏对运河城市历史的全面认识,城市规划缺少对文化特色的维护,建筑设计中缺少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城市建设中缺乏对文化肌理的尊重,再加上当前规划建设中抄袭、模仿、复制现象十分普遍,致使京杭运河山东段城市中面貌雷同的街区越来越多,城市空间的特色日渐衰微,“千城一面”现象日趋严重。
⑷“建设性破坏”造成城市空间文脉断层。
在现代化建设中重视空间生产的量,忽视空间品质的提升。有限的公共投入被大广场、宽马路吸干,纪念性有余而生活性不足,文脉弘扬更是难寻踪迹。而在城市的“旧改”、“危改”中,过度的商业化运作、激进的开发方式造成了京杭运河山东段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社区邻里的解体,导致城市空间文脉的断层。
3京杭运河山东段沿线城市空间文脉要素体系
京杭运河山东段沿线城市空间文脉问题之根源,主要是在城市建设中缺少对整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脉络梳理,缺乏将城市视为文化整体,仅仅关注现存历史文化遗产单体而忽视它们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即缺少文脉链条。作为现代城市空间形态体系中的弱势群体,历史文化遗产与现代城市发展之间矛盾重重,历史文化遗产空间上被分离的局面将持续存在。因此,运用整体性原则,建立历史文化遗产之间维系的纽带,以系统整合的方式构建完整的城市空间文化系统网络,将成为城市空间文脉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方式。笔者尝试借鉴城市形态学理论和城市景观生态学斑块——廊道理论对京杭运河山东段沿线城市空间文脉要素进行了提炼和体系架构。
3.1 城市形态学角度的要素提炼
从城市形态学的角度出发,可将城市空间形态系统看成是一个由点、线、面三种不同功能的形态元素组成的相对抽象的系统。在城市尺度上,各文物保护单位可视为文化点,大面积的文化景观和具有保护价值的大建筑群可被视为文化面。文化点和文化面承担着文脉传承的功能,我们可称之为文化功能体;城市道路、河道水系、各种绿带和体现城市秩序的轴线,具有一定同质性、连续性和层级性,具有联系文化功能体的路径功能,可被视为文化廊道。由此,城市空间文脉系统便可抽象简化提炼为“城市文化廊道”(景观+文物)和“城市文化功能体”(文物+准文物)。
3.2城市景观生态学角度的要素提炼
依据城市景观生态学斑块——廊道理论,结合文脉既是文化脉络的社会学内涵,通过概念的移植,在城市尺度上,城市空间文脉系统可看成是由文化斑块、文化廊道、文化基质构成的整体。文化斑块是城市内的文物保护单位,被周边现代建构筑物孤立成岛状斑块,大、小文化斑块可分别对应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群)。文化斑块是决定文化网络功能与结构的主体,也是文化网络中物质、能力、信息的源头或者汇集处。随着旧城改造的推进,文化斑块的数量面临减少的危险,及时挖掘未被挂牌保护的一般性民居建筑、近代工业建筑及传统街巷纳入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文化斑块数量才有增加的可能。文化廊道是不同于周边文化基质的线性要素,是城市内各文化斑块间流通的通道。在京杭运河山东段城市中运河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廊道。从相对面积、连接度和动态控制三方面来判断,现代环境建成区是文化基质。
3.3体系架构
考虑到我国目前已有文化线路、遗产运河等大尺度的线性廊道概念成功运用在国土尺度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故其概念也可以在城市尺度上借用为文化廊道;2014年《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修订版也明确表达出了从文物保护向文化遗产保护转变的取向,现在的“城市文化基质”也有部分转化成“城市文化斑块”的可能,城市空间文脉要素体系需“城市文化斑块”和“城市文化基质”两个要素以示区分。因而,城市空间文脉系统要素可提炼为“城市文化斑块”、“城市文化廊道”和“城市文化基质”三大类要素。和城市文化基质相协调,以文化廊道串联文化斑块,进行城市空间文化的网络化体系构建,需要遵循以下原则才能带动各要素互相合作,发挥整体功能(图1)。
⑴连接度原则。只有新建或者改造一定数目的文化廊道来增加文化斑块的连接度,把松散的文化斑块联系起来,才能使城市空间文化网络逐步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的整体。
⑵作用力原则。文化斑块间的作用力通过文化廊道传递,作用力随着廊道的长度逐渐减弱。合理设置网络中的文化廊道长度,才可以创造出高效运转的文化斑块组群。
⑶等级体系原则。网络中的文化斑块存在显著功能等级差异,居于主要地位的文化斑块担负辐射连接其它次要斑块的作用。对于一个稳定的网络而言,需要不同等级的文化斑块组合嵌套。
4结语
文脉是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诞生而出现的,倡导以注重环境与文化关联的设计手法来反对冰冷的现代建筑而引起广泛的关注。文脉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虽长期以来被学术界广泛、模糊使用,但并没有提升到一定高度并单独剥离开来形成完整独立的理论体系,致使其目前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城市空间文脉的传承是一个城市规划建设实践问题,亟需提出其主要内容并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以指导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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