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驱动（通用6篇）
投资驱动 篇1
近年来我国逐渐形成了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大规模投资, 尤其自2002以来, 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都超过了最终消费支出, 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 (如表所示) 。这种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获得的, 虽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 造就了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但是其固有的内在缺陷加深了我国经济社会矛盾, 使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就业增长缓慢, 妨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造成资源损毁环境破坏, 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波动, 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反观世界上其他幅员辽阔的大国,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一般都会采用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 将消费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1979年~2008年, 全球投资的贡献率仅为23.5%, 而消费贡献率为77.4%。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消费贡献率更是高达89.7%、73.6%、69.2%和91.8%;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消费贡献率分别为82.6%、75%、70.3%和69.1%, 都远高于中国。采用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 有利于促进就业增长, 推动第三产业发展, 改善产业结构, 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损毁, 减轻经济的周期波动, 实现经济平稳增长。更为重要的是, 采用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 有利于改善民生, 真正实现科学发展。然而, 由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 目前还面临诸多障碍。这种障碍主要来自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和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一、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型的障碍
1. 从中央到地方对GDP增速的狂热追求, 助长了投资需求的膨胀
改革开放之初, 我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 政府发展经济的愿望非常强烈, 希望通过GDP的高速发展来迅速拉近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从1979年~2009年, 我国GDP保持了年均9.9%的增速。同时, 按经济发展速度来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考核机制, 激发起地方政府强烈的投资冲动, 由于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着强大的资源控制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 使得这种投资冲动转化为高投资率, 并且更多地表现为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这种靠高投资实现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资本、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等有形的生产要素的投入, 而不是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这种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的。正是畸高的投资需求, 把消费需求压到了谷底。
2. 劳动者报酬增长缓慢, 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
目前我国在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中, 存在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象, 劳动者报酬增长缓慢且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24.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上升25.4%, 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4.1%和17.9%, 均低于前两者的增速。工资的增长速度赶不上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 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因此,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国民收入这块蛋糕中, 居民收入所分得的份额却相对减少了。据统计, 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 (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一般在55%以上) ;而代表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则分别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 居民收入水平低, 消费能力自然就弱。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40.4%, 城镇为36.3%。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如此之高的比重, 可见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之低, 自然用于其他耐用消费品以及娱乐、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就更少了。
3. 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 从整体上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倾向
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为我国带来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收入分配差距也在同时拉大。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表现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群体收入差距等多个层面。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一国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 中国为10.7倍, 美国是8.4倍, 俄罗斯是4.5倍, 印度是4.9倍, 日本最低, 只有3.4倍。一般来讲, 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会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 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高收入者来说, 基本的消费需要已经趋于饱和, 其收入会更多地转化为金融资产或其他经营性资产, 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能还会逐渐降低。广大的中低收入者由于收入和财产有限, 即便是对家电、汽车、住房等这些必要的消费品的需求也难以全部满足, 更不用说那些享受性、发展性的需求了。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由于收入增长缓慢, 强烈的消费愿望难以转换成现实的购买力, 制约了消费水平的整体提高。
4.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弱化了居民的消费意愿
虽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现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很多方面还有待完善。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居民只好通过削减自身消费、增加储蓄来提高自己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2010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到303303亿元, 储蓄率居高不下, 很多人即使有钱也不敢花。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覆盖面窄, 保障水平低, 社会保障基金不足等多个方面。社会保障水平低, 使得一些困难群众生活窘迫, 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全部满足, 更谈不上提升其消费能力。社会保障覆盖面窄, 广大农村家庭仍以家庭保障为主, 再加上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巨大的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难以启动。而社会保障基金的不足则会影响到现在及将来保险资金的及时支付和保障水平的提高。这些都会影响到居民消费意愿的提升。
二、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型的对策建议
1. 推进政府体制改革, 转变政策取向
实现向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转型, 关键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理念,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全社会破除GDP神话, 把经济增速降到合理的水平。正如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所讲的那样:“如果中国想调整经济增长方式, 不再那么依赖投资, 那么中国就要做出一些痛苦的决定。所有的情景设想都要求中国的发展速度不能像过去那么快了。”对官员的政绩考核要综合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考察, 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要加快推进财政税收、银行信贷等方面体制改革, 促进政策的着力点由鼓励投资转向促进消费增长上来。如财政方面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减少投资性支出, 增加消费性支出, 向“三农”、民生、社会事业等领域倾斜,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银行信贷方面要调整信贷结构, 鼓励消费信贷, 增加向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及农户的贷款, 控制投资过热及产能过剩领域的信贷投放。
2. 控制投资规模, 提高投资效率
要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 必须完善现行的投资管理制度, 打破传统投融资体制中主要依靠政府分配投资资金的情况, 推动社会投资的发展。破除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壁垒, 扩大民间投资的领域, 制定保护民间投资的法律法规。合理控制投资规模, 在保持适度投资规模的前提下, 优化投资结构, 坚决抑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和产能过剩领域的重复建设, 加大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的支持, 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 将资金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地区, 并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倾斜。在产业结构上, 要加大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 第三产业要以生产性服务业为发展重点, 努力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 促进消费环境的改善;第二产业要着重优化内部投资结构, 强化投资约束机制, 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 着重提高投资效益;加大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一批战略新兴产业,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3. 着力扩大消费需求, 改善民生
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扩大居民消费的重要性, 并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 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 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消费需求的提升, 需要多方努力, 多种措施齐抓共管, 方能见效。
第一, 把促进就业放在政府各项工作的首位,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鼓励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 多渠道增加就业。
第二,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最低工资制度, 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深化工资制度改革, 建立工资随企业效益增长的动态机制, 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开展, 充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加强对垄断行业的工资调控, 缩小行业间收入差距;调整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税种, 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和财产的调控作用。
第三, 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争取做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城乡全覆盖, 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尽快开征社会保险税, 以确保社会保障拥有充足的资金来源。
第四, 推进新农村建设, 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强化各项强农惠农政策, 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为依托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组织,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 推进新农村建设, 进一步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
参考文献
[1]张建芹, 封延莉.投资驱动式增长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J].生产力研究, 2007 (18) [1]张建芹, 封延莉.投资驱动式增长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J].生产力研究, 2007 (18)
[2]卢萍.我国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格局形成的障碍分析及对策思考[J].理论探讨, 2010 (4) [2]卢萍.我国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格局形成的障碍分析及对策思考[J].理论探讨, 2010 (4)
[3]刘进军, 伏竹君.试论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J].甘肃社会科学, 2009 (6) :112[3]刘进军, 伏竹君.试论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J].甘肃社会科学, 2009 (6) :112
[4]孙丹.我国基尼系数超国际警戒线属收入差距较大国家[N].中国经济网, 2009-11-12[4]孙丹.我国基尼系数超国际警戒线属收入差距较大国家[N].中国经济网, 2009-11-12
投资驱动 篇2
近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几乎已成为全社会共识，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比较官方的提法是靠创新驱动，创新驱动几乎也成为从政界到学术界以及经济领域的日常用语。然而，中国经济真的唯有通过创新驱动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才能够解决诸多结构性问题吗？
城市化水平揭示创新驱动“马力不足”
如果把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分为多个阶段，那么，在不同阶段里，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会很多，但总可以找到一个主要动因，如大量廉价劳动力、FDI、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进步等众多因素其中之一。当今全球商业管理界公认的“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把国家之间竞争所推动的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富裕驱动。前三个阶段都是经济处于成长阶段，而富裕驱动阶段则意味着国家已经走到经济衰退阶段。
按照他的观点，英国在19世纪前半叶已经跨入创新驱动阶段，美国、德国、瑞典则在20世纪初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日本、意大利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进入了创新驱动阶段，韩国则在21世纪初进入创新驱动阶段。一国处于创新驱动阶段的主要特征如下：依赖生产要素而形成竞争优势的企业越来越少；很多企业克服了生产成本或汇率变化的冲击；大规模海外投资潮的出现；产业集群向纵向深化或横向跨行业发展；政府无为而治等。
就中国而言，过去10年经济平均增速超过10%，2011年也在9%以上，无疑是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显然，过去10年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绝大部分年份都在50%以上。因此，简单地判断，中国经济还未到达创新驱动阶段。至于中国当前经济增长主要以生产要素驱动为主还是投资驱动为主，实际上还是容易判断的：即前期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资源及廉价环保成本的时期已经过去，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成为主导经济的力量，故中国经济应该处在投资驱动阶段。
但是，从目前不少省市所提出的发展战略看，都期望通过“创新驱动”来实现经济转型，这明显高估了创新驱动在现阶段的作用。因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是城市化率水平还比较低，故存在巨大的投资需求和资源流动性需求，投资需求带动资金、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以寻求合理的资源配置。2011年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25%左右，GDP增速超过9%，且没有一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经济增速低于8%。但从它们的GDP构成看，无论是制造业中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还是金融业中的创新业务收入占比，或服务业中的新兴产业、新型服务模式的占比，都非常低，累计不足其GDP总量的10%，何来创新驱动呢？
我们不妨比照一下日本在1975年及韩国在2000年以后的城市化率和经济增速。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0%，1975年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8%，即便是最落后的北海道，城市化率也达到70%。自1975年步入创新驱动阶段之后，GDP增速回落到7%以下，大致在2-6%之间。韩国也是如此，2000年韩国的城市化率达到80%，而2002年之后的GDP增速则降至7%以下。如果再比较一下日本在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时的贫富差距，可以发现日本最贫困的5个县与最富裕的5个县之间的贫富差距只有1.6倍，而中国则在10倍以上。
中国在城市化发展滞后及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创新驱动显然还只能在一些经济高度发达的区域，如深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尝试，对于全国而言，即便今后还是延续投资驱动的现有模式，城市化率以每年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提升，10年之后的城市化率提升至60%，也仍然没有达到创新驱动所需要的社会经济发达程度。
投资驱动能否从政府主导转向民间
中国经济在经过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人们已经对投资拉动模式的可持续性感到担忧，尤其是地方债规模的突飞猛进，已经大大削弱了地方政府未来的投资能力。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资产泡沫的不断堆积，如中国目前城镇与农村房地产总市值占GDP比重接近3倍，而美国在次贷危机房地产泡沫破灭时该比重为3.16倍，日本在1990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前为4.61倍。可见，中国在应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方面虽然措施较多，且银行信贷中与房地产关联的部分比重不大，但房地产泡沫破灭的风险依然存在，其对未来经济的负面贡献也日渐凸显。
若单纯从区域经济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中国城市化率仍然比较低的角度看，中国未来无论是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投资前景都是不错的。但是，由于地方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活动已经导致产出率过低的现象，说明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是难以持续的。以全国东、中、西三个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变化为例，如从1995年到2011年前三季度，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已经从16%提高到了24%，中部从16.5%提高到27%，唯有东部沿海，从58%降至48%。这说明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的战略下，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明显快于东部，但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GDP相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产出比，超过2的分别是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江苏、福建和山东—无一例外都在东部沿海地带，其中广东以4.07的高产出遥遥领先。低于2的，则都是中西部地区的省份，如吉林、宁夏等（附图）。
政府主导投资的弊端实际上在2009年的“两年4万亿”投资中已经暴露无遗，按国家审计署的统计，2009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陡增62%，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达10.7万亿元，超过当年全国财政收入。实际上，政府也意识到通过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于是，在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36条”），其中明确界定了政府投资的范围，即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表示对于可以实行市场化运作的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应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并进一步提出，国有资本要把投资重点放在不断加强和巩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要为民间资本营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在2011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首次提出“促进经济增长从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
然而，从“新36条”的实际执行情况看，效果并不明显，尤其是在发改委《关于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并没有延续2010年的“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适当退出”提法，对鼓励国退民进的具体做法作进一步指导。这其实容易理解，因为改革往往需要倒逼推进：中国的国退民进始于1998年，其中，国有企业退出规模比较大的是在1998-2002这四年间。1998年是国有企业亏损面最大的一年，当时国家采取“抓大放小、国退民进”的政策，可谓是局势所逼。如今，整个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颇为良好，而且2011年政府财政收入达到超10万亿元的历史新高，让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退出投资或经营显然勉为其难。
所以，按通常的逻辑，投资由政府主导转向民间，还需要若干年的政府资产负债表恶化过程。今后，随着国有企业亏损面的扩大，政府部门债务压力的增大，政府投资能力将不断削弱，只有通过拍卖国有资产来维持财政平衡时，社会投资由民间主导的时代才会到来。但到那个时候，恐怕整个社会经济所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
要让经济增长可持续—
创新不能替代改革
2012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已越来越多，并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居民、企业及政府部门的债务水平显著上升，如温州等地的高利贷导致民间债务水平大幅提升，房地产销售低迷导致房地产企业等债务率的上升，而地方政府及铁道部等政府部门的债务水平也大幅上升；二是经济社会领域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如城乡居民收入结构、中等收入者群体比重、银行与实业对盈利的切分以及政府、企业与居民储蓄之间的不均衡等；三是经济高增长、货币超发带来的资产泡沫；四是产权制度改革进展缓慢；五是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这些日益严峻的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若一言概之，就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尽管我们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对于市场化程度达到怎样一种地步，却无现成的理论依据。比如，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但至今未触及存款利率上限。因此，房地产等资产泡沫的堆积、银行利差水平居高不下、地方债规模的膨胀等，应该与中国长期实行存款低利率政策有关。当物价、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不随着市场供求关系而波动时，市场就容易被扭曲；当行政管制过多、某些行业进入受限时，垄断和腐败就容易发生；当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过于自信，调控力度过大时，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就难以发挥作用。
面对内需不足、资源瓶颈、能耗过大等经济转型的困难，我们看到更多的口号是创新驱动，而创新的主导又是政府，各地方政府都在设计创新规划、创新考核目标。而创新理论的代表人物熊彼特认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另一位管理学大师波特也认为，当一国经济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政府应该淡化其作用，最好能做到无为而治。
而目前中国的企业家又在忙什么呢？刚结束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可见，目前存在企业家热衷于玩资产游戏、“以钱炒钱”。其背后的原因，应该是企业用工成本、融资利率的大幅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难以缓解，尤其是中小企业经营压力更大。
如果企业家连做实业都无兴趣，如何来进行生产流程、工艺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呢？故首先要营造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如果金融领域的回报率远远高过实业的回报率，且存在操作简便风险不大的机会，那么，企业家为了追逐短期的高额收益率，其创新动力显然还是不足的，只有整个社会的平均回报率水平显著下降，社会的公平性、透明度提高，企业才会专注于实业投资，才会形成企业家乐于创新的氛围。但只有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才能降低社会的资金成本，只有营造一个公平、公开的市场环境，政府不干预市场，才有利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目前，政府部门乐于做的事情是制定扶持中小企业或小微企业发展的各种规划，提供鼓励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和财税支持政策，这当然是件好事，但规划的制定与鼓励措施的提供，与实际操作和实际效果又是两回事，无法让企业摆脱经营中面临的真正困难，如融资成本的不公平，民企的融资成本高于国企；竞争条件的不公平，多个行业存在民企进入壁垒；权力部门的办事效率问题、透明度问题及寻租现象在中西部地区的存在，虽其各有差异，但都导致企业经营的隐形成本难以预料。
这样看来，经济社会的改革，也是创新的前提，改革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绕不过去的坎。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看，任何一个需要改革的领域拖而不改，则该领域的问题就会不断堆积起来，给经济运行造成很大阻力。有些领域短期内不改革，似乎不会对经济运行马上产生负面效应，但长期的负面影响会很大。因此，改革肯定会付出成本，但不改革所导致的成本会更高。
投资驱动 篇3
一、投资决策支持系统 (IDSS) 应用现状分析
会计决策支持系统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的交互式系统, 用来帮助会计问题决策者应用会计信息和其他信息, 采取适当的模型来解决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会计问题。会计决策分为经营活动决策、筹资决策和投资决策三个方面。投资决策支持系统是会计决策支持系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指利用数据仓库、联机分析处理等信息技术对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内外部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信息, 最终目标是实现企业投资科学化、最优化。投资决策支持系统可以支持的决策项目包括:企业扩建投资、新产品的开发投资、设备的更新投资、技术引进方案决策、投资资金分配决策。随着很多企业应用会计决策支持系统, 投资决策支持系统的理论也不断趋于成熟, 投资决策支持系统的应用普及已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而且国内外的开发者与企业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现行的投资决策支持系统, 尤其是国内这方面的应用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 传统的会计信息系统中大部分的数据是以货币计量的, 一些重要的非货币信息确被排除在外, 而且数据存储重复。信息不充分以及数据冗余影响了投资决策支持系统的数据来源及其有效性。第二, 虽然现在很多管理信息系统中都有投资决策支持模块, 但投资决策模块只有投资状况及投资成果的分析与评价功能, 对企业投资活动还只是投资管理, 没有投资决策功能。第三, 投资决策支持系统主要解决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问题。随着市场的变化, 企业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 用常规数学方法难以描述或解决, 而目前应用的投资决策支持系统中原有的模型已经陈旧, 无法适应新的决策。
企业管理人员急需一个模型驱动的企业投资决策支持系统, 以弥补传统管理信息系统在企业投资方面的不足。
二、基于模型驱动的投资决策支持系统概述
模型是指以某种形式对一个系统本质属性的描述, 以揭示系统的功能、行为及其变化规律。模型来源于实际, 又高于实际, 与客观世界相比模型更简单、更抽象。驱动是一种模型库、数据库各自独立的驱动方式, 以模型库为核心, 强调对于模型的访问和操纵。模型驱动的投资决策支持系统通常不需要很大规模的数据库。基于模型驱动的企业投资决策支持系统应当以下特征:第一, 集成化。接入互联网的模型驱动投资决策支持系统将企业整个投资活动所用所需对象作为信息采集点, 纳入企业信息网中。很多数据是从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直接采集, 少数数据从其他外部系统获取, 绝大部分的信息能够实时采集, 投资决策数据集成化。这些模型驱动的投资决策支持系统不再是信息孤岛。第二, 智能化。模型驱动的投资决策支持系统是由人、微型电子计算机系统、网络系统、数据及程序等有机结合的应用系统。它离不开人的相互作用, 尤其是预测与决策的功能必须在人的参与下才能完成。模型驱动投资决策支持系统是一个人机交互作用的智能化系统。第三, 模型化。投资决策活动涉及许多变量, 各变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而且不同的决策者具有不同决策风格, 投资决策支持系统要为了适应复杂的变量关系, 满足不同决策者的要求, 针对具体问题建立模型, 将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问题转化为结构化的问题。
按照投资决策支持系统可以支持的决策项目, 基于模型驱动的投资决策支持系统可以分为基于模型驱动的企业扩建决策系统、基于模型驱动的新产品的开发决策系统、基于模型驱动的设备更新决策系统、基于模型驱动的技术引进方案决策系统、基于模型驱动的投资资金分配决策系统。针对每一种系统的不同模块可以建立不同的决策模型。因为基于模型驱动的投资决策支持系统中的模型比较多, 现就如何构建基于模型驱动的企业设备更新决策系统进行探讨。
三、企业设备更新决策模型构建
基于模型驱动的投资决策支持系统是针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具体特点设计并采用模型驱动方式的投资决策支持系统,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经济性。企业设备更新决策是确定何时选择何种设备更新方式的投资决策。针对该系统的开发方法, 本文采用模糊评价法。
其一, 模糊评价法。模糊评价法是由若干组的评价人员分别对若干个备选方案的相应因素进行评价, 得到模糊评语矩阵和模糊综合评判矩阵, 再得到模糊综合评判向量, 最后根据最大隶属原则确定等级, 得到模糊解的方法。在企业设备更新决策中, 模糊评价法可分为5步:
(1) 确定因素总集U。因素总集U包括与企业设备更新决策相关的因素, 如企业设备更新目的、法律环境因素、金融市场环境因素、经济环境因素、股东、债权人、金融机构、供应商、客户和政府机构以及企业设备更新能力。对于各因素的选取应考虑可靠性以及经济性;对各因素应尽可能给予明确的定义, 能定量说明的最好给出具体数据。
(2) 确定评价人员。评价人员一般来自企业内部各级人员, 按各自的专业及经验分成决策层人员、财会人员、技术人员、设备使用人员4个评价小组。
(3) 确定因素子集。根据评价小组的特点, 将因素总集分成相应的4个因素子集, 即U= (U1, U2, U3, U4) 。评价人员只评价他们熟知的因素, 这样做出的评语更加客观可靠。
(5) 评价及评语的处理。因素评价一般采用5级打分的方式。满意为5分;介于满意一般为4分;一般为3分;介于一般不满意为2分;不满意为1分。每个评价人员根据各自的看法打分, 最终评价是对问题认识的一种模糊但具有一定趋势的描述。
其二, 企业设备更新决策模糊评级模型。企业设备更新决策方案包括四个具体方案:设备大修理方案、设备改装方案、设备原形更新方案、出现新设备时更新方案。因方法相同, 现只针对设备大修理方案具体建立模型。首选定义模糊评语为Eij (k) (m) , 其中i表示第i个评价小组, k表示第个i个评价小组中第k个评价人, j表示Ui子集中第j个因素, m表示备选方案中第m (m=1, 2, 3, 4) 个方案。就设备大修理方案而言, 将第i个评价小组第k个评价人的模糊评语汇集成评语矩阵:
Ei (k) (1) =[Eij (k) (1) ]
其中Eij (k) (1) 表示第i个评价小组第k个评价人就第1个方案对子集Ui中第j个因素的模糊评语, 第1个方案表示继续使用旧设备方案, 1燮i燮4, 1燮k燮l, 1燮j燮mi, 且i, k, j∈N。
根据评价人的权值集, 构成第组总的模糊评语矩阵:
其三, 决策方案结果。按照以上方法, 分别求出第二种方案设备改装方案、第三种方案设备原形更新方案以及第四种方案出现新设备时更新的方案的模糊综合评判向量S2, S3, S4。最后根据最大隶属原则确定等级, 就可以得到企业设备更新决策的模糊解。
四、结论
本文针对目前投资决策支持系统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基于模型驱动的投资决策支持系统。接着尝试构建了基因模型驱动的投资决策支持系统中的企业设备更新决策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基于模型驱动的投资决策支持系统的优越性。由于当今社会投资决策者面临的决策环境越来越复杂, 构建与之相对的模型越来越艰巨, 如何把遇到的问题转化成简单的结构化问题, 如何将基于模型驱动的投资决策支持系统的作用发挥到位, 在我国现今的企业环境中, 我们仍需做许多基础工作。
参考文献
[1]吴勇军、范敏:《基于数据挖掘的投资决策支持系统研究与开发》, 《科技资讯》2006年第30期。
投资驱动 篇4
自2008年中德之间的经贸关系进入“快车道”，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项目也不断增多。截至2012年底，中国累计从德国引进技术项目17995个，投资金额达595亿美元；中国累计批准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7820个，累计投资金额197亿美元。中国的德国商会发布《2012年德国在华企业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德国跨国企业在华投资面临劳动力成本增加以及本土企业竞争能力提高等挑战，但德国企业依然将中国作为全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德国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数量、规模、方式和范围等已经发生变化，其在华投资的战略变迁与驱动力也很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
一、德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规模
德国企业投资中国市场导向非常明显，就是要利用中国的资源条件和廉价劳动力形成了成本优势，增强企业在欧洲及亚太市场国际竞争力。由图1可看出，1981-1990年，德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缓慢增长。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德国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开始逐年攀升；1993年，德国政府提出了新的亚洲政策，要加强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而中国在这一政策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在此背景下，德国不少跨国公司纷纷调整经营战略的重点，制定了在华投资长远规划，大胆果断地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德两国政府的强力推动和支持下，德国企业对华投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力度越来越大。2002年到2012年期间，德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金额累计达116.51亿美元。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德国企业不但没有减少对中国直接投资，有些企业还加大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力度。德国企业对华投资额从2002年之后连续几年不断进行调整，略有起伏，但总的趋势还是呈螺旋式上升。
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行业主要是汽车、机械设备制造和化学制药等传统优势产业，这些领域的德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已经建立了长期、密切的合作。尤其汽车产业最为突出，德国大众汽车集团是中国汽车工业最早、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际合作伙伴，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对华投资的成功，对巴斯夫公司、汉高公司等跨国公司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以及新一轮经济增长，德国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德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二、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变迁趋势
（一）跨国公司投资股权安排方式的调整
德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初期，由于不了解中国市场，为了取得合法性，大多采用合资方式，以减少投资失误。随着中国市场逐步开放和规范，20世纪90年代后期，德国跨国公司合资企业所占比例逐步下降，而独资企业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并取代合资企业成为德国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主要模式。一般来说，跨国公司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投资时，首先要考虑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如果东道国社会政治环境和投资环境越稳定，在东道国的投资风险越小，那么，跨国公司就越倾向于拥有更多的股权投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稳定，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德国跨国公司始终把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体系中的重要环节。随着中国对外政策环境的改善以及对外商独资限制的减少，德国跨国公司已进入中国市场扩张阶段，跨国公司更愿意采用控制权较高、收益率更大的独资模式，这种新的股权安排方式是德国企业全面衡量中国经济发展各个方面后所作出的战略转型。
（二）跨国公司逐步向服务型领域转变，加大了价值链两端的投资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促使跨国公司纷纷调整自己的全球投资战略。中国始终是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中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中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制造业生产能力已经大大提高，一些领域已经很难获得市场份额和利润，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也进入调整期，纷纷对中国制造业市场业务进行调整和重组，投资领域也逐步由生产型领域向服务型领域渗透。同时，在华德国企业的行业分布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加大了对价值链两端的投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战略主要是劳动力本土化，因此，加工组装环节还是有相当利润的。德国跨国公司主要采用劳动力本土化战略获得竞争优势，把组装加工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中国，也就是把“微笑曲线”的附加值最低的部分转移至中国。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跨国公司的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公司战略也随之变化。DAveni指出，战略变迁对于组织成功的变革尤为重要，甚至认为战略变迁本身是企业竞争优势之源。德国跨国公司紧跟外部环境变化加大了在价值链上游研发环节的投资，多数大型的德国跨国公司都加大了在价值链下游如物流、营销、批发零售等的投资，并进一步强化其在华战略布局。
（三）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选择逐渐转向中部和西部地区
20世纪90年代初期，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环渤海湾以及珠三角地区。德国企业在长三角地区投资最多，其中金融、贸易和加工业发达的上海及苏南地区占近47%。在投资环境相对不利的中西部地区投资较少，其中6个省尚无德企投资。随着我国政府的积极引导和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中西部地区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及优惠的引资政策，德国跨国公司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热情逐年增加。据统计，2008年，重庆吸收德国企业投资金额为192万美元，2009年上升至1086万美元，2010年增长到3114万美元，2011年达到47100万美元，2009-2011年间在重庆的投资上涨24倍。企业数量方面，已有43家德国跨国公司入驻重庆，其中包括麦德龙、巴斯夫等世界500强企业。以西安、成都、重庆等为代表的二线城市正成为吸引德国企业投资的新目标。麦德龙、巴斯夫等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国西部市场良好的表现也吸引了其他德国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西部市场。endprint
三、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变迁的驱动力分析
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股权方式、投资领域和投资区位等战略变迁，主要可以从经济驱动和政策驱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经济驱动因素主要包括市场竞争驱动和产业链驱动两个方面，而政策驱动因素更多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产业政策等方面。
（一）市场竞争驱动
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据统计，52.5%的跨国公司认为中国市场对其全球战略有着关键意义，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其全球业务的一个“真正的市场”，这加剧了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面对有限的中国市场资源，德国跨国公司战略变迁成功往往依赖于竞争对手的经营活动变化。以汽车行业为例，全球汽车巨头涌入中国：宝马、奔驰落户中国，凯迪拉克在中国生产，大众的高档车市场份额受到挑战。而在中低档汽车市场中，通用、福特、丰田等汽车厂商也推出了越来越多的新的车型来抢占市场份额，大众的品牌优势受到严峻的考验。随着奇瑞、比亚迪等本土汽车制造商的崛起和上汽、一汽等自主品牌汽车的发展，使大众汽车在中国的市场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市场激励竞争促使跨国公司在投资方式、投资领域及区位等方面进行适时调整。
（二）产业链驱动
中国近年来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尤为重视，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变，也顺应了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德国跨国公司就要顺应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变来调整以前的投资战略，着眼于在中国市场的整体战略投资，对产业链中的各个阶段进行纵向投资并强化销售、售后服务网络环节，加大了在零售、批发、技术服务等领域的投资规模。按照产业链结构中的企业角色理论，德国在华投资跨国公司一般处于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是产业链管理的主体企业，控制着产业链中有利可图的环节，因此，收益最大。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变，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转变成以市场为导向，跨国公司加大了在价值链上游研发和下游物流、营销、批发零售环节的投入，因此，在中国市场的研发、营销及服务等活动变得与生产及采购活动同等重要。
（三）政策驱动
自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为了吸引外资企业出台了诸多优惠政策，因此，德国跨国公司最初通过选择最佳的合作伙伴，以合资企业方式获得比本地企业更多的优惠政策，占领中国市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不少德国跨国公司加强了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利用关系策略获得生存与发展，这种关系策略通常建立在个人和管理者之间以及与政府官员之间的非正式协议的基础上的。以德国大众公司为例，进入20世纪90年代，德国大众大打“政府牌”，赢得了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大力支持，最终垄断中国轿车市场。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原来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都要去掉，市场变得透明化和规则化，关系策略已不占优势，尤其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于外资的一些优惠政策吸引力下降，国民待遇的政策逐渐呈现，德国跨国公司面对这样的制度环境变化加快了在华投资的股权方式、投资领域和投资区位方面的战略调整。
四、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变迁路径选择
（一）战略连接
Nohria和Garcia-Pont（1991）认为，战略连接是指跨国公司通过战略性连接活动取得资源，可与能力互补的厂商连接取得所需资源，以达到规模与范围经济，增强其竞争优势。德国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投资时，就在构建与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战略连接关系。如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大众公司，1981年建立上海大众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制度非常不完善，德国大众始终高举“帮助中国建立民族汽车工业”的旗帜，顺应中国市场发展，以合资方式赢得了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大力支持。德国跨国公司当初看重的主要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将公司自身的优势资源和中国市场的战略资源相连接，降低投资风险，改善竞争地位。跨国公司开始对华投资，也就是在建构其与东道国的战略连接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德国跨国公司到中国沿海开发区投资设厂，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公司自身原有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为了取得沿海地区廉价劳动力资源和潜在市场。而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德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股权方式发生变化，同时加大了在价值链上游研发和下游物流、营销、批发零售环节的投入，因此，低等级的优势资源会连接到东道国低等级的战略资源，而高等级的优势资源会连接到高等级的战略资源。
（二）战略嵌入
德国跨国公司经过了优势资源和战略资源的连接后，跨国公司的战略变迁路径主要是战略的嵌入阶段。20世纪80年代，德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战略嵌入主要是零部件本地化，随后的原材料采购本地化是中国政府外资政策的压力的结果，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竞争加剧的新形势下，德国跨国公司积极主动采取生产、技术、人才的本地化，不少跨国公司在中国各大城市建立全球研发中心或技术中心，更有甚者在中国的大城市建立地区总部。德国跨国公司从最初的以经济嵌入为主转向以经济和社会、技术与制度为主的全方位嵌入，进而全面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德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战略变迁路径表明，跨国公司基于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自身发展战略出发，逐步将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环节，希望与中国企业共同成长，以实现其持久发展目标，实现双方企业共赢。
（三）战略耦合
随着德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战略变迁路径进入战略深度嵌入阶段，未来发展路径应该是战略耦合阶段。耦合是物理学名词，这里主要是指德国跨国公司与相关产业间通过良性互动，利用各自的耦合资源产生的相互作用、互动融合的现象。德国跨国公司加大了中国制造业市场在价值链两端（上游研发和下游物流环节）的投资，最初跨国公司看到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只是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随着中国制造业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跨国公司开始将价值链延伸，加大了研发、设计和物流等投资。德国跨国公司的战略耦合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与中国产业系统的战略资源的相互作用、互动融合，实现跨国公司的产业升级换代，价值链从低端向高端的转移。德国跨国公司与中国相关产业的企业间构成了一个企业共生的生态系统，成员企业形成共生体，具有共同演化、相互协调、双赢的协同性。
改革开放初期，德国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多是以“技术换市场”的模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外部环境变化，德国跨国公司基于中国市场的长远潜力和自身发展战略考虑，在华战略表现出“嵌入性”特征。德国跨国公司在制造业的品牌、技术能力和专业人才上的优势，与中国企业的资金和市场渠道的结合，是“所有权优势”的完美结合。由此可知，德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在经济和政策两大驱动因素的作用下，变迁路径表现为从战略连接到战略嵌入，最终走向战略耦合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时雨.2012年中德关系大事记.德国研究，2013（1）：108-123.
[2]王志乐.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德国企业在华投资的回顾与展望.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
[3]Selma Koehn， Felix Schmidt.Business confidence survey German business in China（2012）. Germ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2012（1）：2-7.
投资驱动 篇5
关键词：经济增长,无形资产投资,驱动因素
引 言
经济增长或发展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纵观经济增长理论演变过程, 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 (无形资产) [1]。
1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沿革与无形资产投资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等不同的阶段。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驱动因素是不完全相同的。
1.1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驱动因素
对经济增长的分析是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76) 、托马斯·马尔萨斯 (Malthus, 1820) 、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 1817) 等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 (Donald J.Harris, 1986) [2]。古典经济学家在强调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外, 还强调知识积累、技术进步、精神资本等无形资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并且阐释了决定经济增长过程的简单机制。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76) 认为影响国民财富增加的因素有劳动、资本、社会经济制度等[3], 他重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同时强调分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也有重要作用。而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 1817) 主张避免经济陷入“静止状态”, 不仅需要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劳动的持续投入, 而且还需要技术革新和实行自由贸易。约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 1848) 提出“技术知识的进步及其在工业上的应用, 会使同样数量和同样强度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4]。Bentham.J (1818, 1843) 、Hodgskin.T (1825) 、Rae.J (1834) 认为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并且知识积累和有形资本积累同时进行。Bentham.J (1818, 1843) 更强调企业家的个人特质对经济的贡献[5]。费里德里希·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1844) 首次运用近似于“人力资本”概念——“精神资本”概念[6]。威廉·罗雪尔 (Wilhelm Roscher, 1854) 强调“技术进步是增大一国财富的真实源泉及其实力”[7], 提出了涵盖劳动能力、信心、灵巧、厂商名声等的无形资本概念。马尔萨斯 (Malthus, 1820) 认为继续增长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重大约束条件。
进而, 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1890) 发现了因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而促成生产中报酬渐增趋势, 该渐增趋势因外在经济而加强。他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 指出“优良的教育, 即使对于普通工人也予以很大的间接利益……它是物质财富生产上的一个重要手段, 不比物质财富的生产所能助成的任何事情为低劣”[8]。其经济增长思想可归纳为下述公式 (1) 来表示:
g=f1 (n, e, w, F, A, S) [9] (1)
式中 (1) :g代表一国的实际总收入, n代表该国劳动力数量, e代表劳动力的效率, w代表积累的财富数量, F代表自然资源的丰欠程度, A代表生产技术水平, S代表公共安全状况。
1.2 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中经济驱动因素
哈罗德 (Roy Forbes Harrod, 1939) 和多玛 (Evsey D.Domar, 1946) 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的基础上, 提出了动态均衡的“哈罗德—多玛”模型将凯恩斯的短期分析长期化。在严格的假设下他们认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是:一国的储蓄率等于资本——产出率与有效劳动增长率的乘积。他们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 资本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该结论在短期中有一定的现实性, 但没有考虑供给方面的生产函数, 均衡增长不被模型独立决定, 其稳定状态的增长很难实现, “经济体系充其量也只能平衡在均衡增长的刀锋上”。由于“累积性”的扩张或收缩问题, 被称为“不稳定原理” (Harrod, 1939) 。但是, 哈罗德—多玛模型标志着经济学界运用数理经济方法研究经济增长的开始, 是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的起点。
1.3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驱动因素
现代增长理论虽然以哈罗德—多玛模型为开端, 但是自索洛于1956年提供了“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的第一个‘新古典’版本”以后,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都以索洛模型为出发点。索洛 (Solow, R., 1956) 和斯旺 (Swan, T., 1956) 分别提出了观点一致的模型 (索洛—斯旺模型) , 该模型克服了哈罗德—多玛模型的“刀锋均衡”问题。米德 (J.E.Meade) 和萨缪尔森 (P.A.Samuelson) 也相继提出了与索洛论点基本一致的模型。丹尼森 (Denison, E.) 、肯德里克 (Kendrick, J.) 、卡斯 (Cass, D.) 以及库普曼斯 (Koopmans, T.) 从理论和实证方面修正并扩展索洛—斯旺模型, 并日益使之精细化。
在新古典生产函数和固定折旧比例的假设条件下, 索洛-斯旺模型得到均衡增长的条件如公式 (2) 所示:
式中:
在该模型中, 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 还取决于技术变化。该模型强调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 纠正了“资本决定论”的论断,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经济增长模型完全从供给方面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源。在索洛—斯旺模型的带领下, 主流经济增长理论都以自己的长期增长稳态来解释形成“卡尔多稳态”的原因。
但是, 在该模型中, 长期人均增长率完全依赖于外生的技术进步率, 技术进步本身被假定为外生决定的、偶然的、不费成本的资源;而对技术进步及其源泉一无所知, 缺乏一个明晰的动力源泉, 是通过“假定增长来解释增长的” (Romer, David, 1996) 。从政策角度来看, 因其假定增长是外生的, 没有为经济增长提供任何政策余地。
为了充分考虑到消费者、厂商的个体最优决策行为, 为宏观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微观分析基础, 拉姆齐 (Ramsey, 1928) 、卡斯 (Cass, David, 1965) 、库普曼斯 (Koopmans, 1965) 将储蓄率作为内生变量建立家庭最优消费选择模型, 深入探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阿莱 (Allais, 1947) 、萨缪尔森 (Samuelson, 1958) 和戴蒙德 (Diamond , 1965) 以离散的方法研究消费者和厂商最优行为, 用世代交替模型代替RCK模型的无限生命假设。布兰查 (Blanchard, 1985) 发展了一个连续时间的世代交替模型, 使其进一步接近现实。他们从微观经济的角度考察长期宏观经济总量运行情况, 不仅完善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而且为以后的经济增长模型确定了准则。
1.4 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驱动因素
20世纪70年代, 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建立以后, 经济增长理论力图将经济增长的宏观问题建立在“可靠的微观基础”上, 从个体、部分出发解释整体的思想, 已视为其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新经济增长理论在此也做了一番努力。
阿罗 (Arrow, 1962) 和宇泽Uzawa (1964, 1965) 、Sheshinski (1967) 、罗默 (Romer.D.1986) Jones和Manuelli (1990) 、King和Rebelo (1990) 、Barro (1990) 、Rebelo (1991) 、Jones、Manuelli和Rossi (1993) , Rebelo和Stokey (1995) 等用凸性生产函数来替代新古典生产函数, 使用AK模型、具有收敛性的内生增长模型、CES模型, 探求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 以此研究内生经济增长。新经济增长理论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求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 进行内生化处理。
1.4.1 以资本投资的外部性作为经济驱动因素, 内生化经济增长
将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当做物质资本和技术投资的副产品, 把资本投资的外部性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阿罗 (Arrow, 1962) 提出知识与生产率的增益来自于投资和生产, 边干边学或知识是投资的副产品。知识水平本身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过程, 由于其公共品性质, 作为一个整体, 经济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利维哈里 (Levhari, 1966) 区分了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性质;谢辛斯基 (Sheshinski, 1967) 对阿罗模型进行简化和扩展。但是由于阿罗的边干边学概念只适应于单个产业或产业过程, 不适应于整个经济;再加上阿罗模型存在两个问题:存在外部性时竞争均衡的存在性;动态最优过程中, 社会最优与目标函数的有限性。罗默 (1986) 在确保竞争均衡存在的前提下, 对阿罗模型进行扩展, 建立了罗默模型。该模型得出均衡增长既不依赖于外生技术进步, 也不依赖于人口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罗默 (1986) 认为私人边际产品与社会边际产品的比例为如公式 (3) 所示:
式中:D1f (k, Nk) 代表私人边际产品;ND2f (k, Nk) 代表社会上所有其他私人边际产品;γ代表整个经济的全部知识存量弹性;v代表补充知识存量弹性。
根据模型可知由于竞争均衡导致私人投资知识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罗默 (1990) 随后对其1986年模型进行了修正。
1.4.2 以产品创新作为经济驱动因素, 内生化经济增长
罗默 (Romer, Paul M., 1990) 认为技术变化为持续的资本积累提供激励, 而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又解释了产出的绝大部分。技术进步源于人们根据市场刺激作出反应而采取的有意识的行动。罗默 (1990) 假定经济中存在最终产品部门、研究与开发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 从而建立水平创新的内生化模型, 得到经济增长率如公式 (4) 所示:
式中:g代表增长率;δ代表效用函数中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ρ表示时间折现率;
该结论说明增长率与H相关, 即存在规模效应 (增长率与人力资本成正比) ;而这一结论成了后来学者实证检验的焦点。
Grossman和Helpman (1991a, ch4, 1991b) 认为, 生产率的提高表现为同种产品质量的提高, 而产品质量的提高源于专门的技术研发, 与罗默 (1990) 不考虑新知识产生以后对原有知识的负外部性不同, 他们认为优质产品的出现会使旧产品不断淘汰, 创新表现为创造破坏性过程, 建立起产品质量阶梯不断提高的内生增长模型。但他们忽视了厂商从事有成本的模仿活动的刺激, 以行业领先者不从事研究创新为假设前提, 与事实不符。阿格奥和豪伊特 (Philippe Aghion & Peter Howitt, 1992) 在Segerstrom, Anant和Dinonpoulos (1991) 的研究基础上, 解释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假说, 建立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内生增长模型 (AH模型) 。AH模型表明经济增长不是线性的而是存在起伏的过程, 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双刃剑。新知识对于知识的生产既有正的外部性, 同时新知识对原有知识的替代降低了收益, 具有负外部性。
1.4.3 以人力资本积累作为经济驱动因素, 内生化经济增长
Lucas (1988) , Becker, Murphy和Tamura (1990) , Tamura (1991) , Lucas (1993) , Goodfriend和Mcderott (1995) 等强调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重要源泉, 他们为人力资本的产生和积累设立“生产函数”来内生化人力资本的存量变动, 解释经济增长。
卢卡斯 (Lucas, 1988) 引入Schultz和Becker的人力资本概念, 借鉴罗默 (Romer, 1986) 的处理技术, 修改宇泽的技术方程, 建立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两时期模型”、“两商品模型”, 得到最优均衡增长率如公式 (5) 所示:
式中:g*代表最优增长率;σ代表跨时替代弹性的倒数;ρ代表时间偏好率;λ、β、γ分别代表人口增长率、整个经济中资本总存量的产出弹性、人力资资本的产出弹性。
该模型避免了“没有人口增长就没有经济增长的不愉快的结果”, 但是没有考虑两部门内生增长的动态性质, Mulligan和萨拉-伊-马丁 (Sala-i-Martin) 、谢丹阳 (1991) 对其进行修正。 (Mankiw, Romer and Weil, 1992) 建立一个标准的4变量最终产品总量生产函数, 得到每单位有效劳动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函数如公式 (6) 所示:
式中:
1.4.4 以技术模仿、扩散作为经济驱动因素, 内生化经济增长
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 知识是完全外在于经济体系增长过程的, 不存在扩散过程。其实, 知识是弥漫在空中的公共产品 (Alfred Marshall, 1890) , 以企业间不付费用方式转移而扩散的。技术扩散是在不确定和有限信息的条件下进行的, 一般表现为: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以及研发的溢出效应等 (Griliches, 1991) 。而研发溢出效应是经济增长所关注的重点。由于逻辑斯蒂方程不令人满意, 巴罗和萨拉-伊-马丁 (Sala-i-Martin, 1995) 引入国际技术扩散模型, Shekhar Aiyar和Cal-Johan Dalgard (2002) 建立一个知识不完全代际转移模型, 来说明知识在扩散过程中失真问题。虽然, 约翰森 (L.Johansen, 1959) 、索洛 (Solow, R., 1960) 、费尔普斯 (Phelps, 1962) 、马修斯 (Matthews, 1964) 、布雷斯 (Bliss, 1968) 以及巴尔德汉 (Bardhan, 1973) 等都提出了技术传导模型。但是, 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 知识扩散模型片面强调知识在国际间的扩散, 事实上知识在抑或内部产业内 (企业间) 、产业间、在新知识生产部门间的扩散更为重要, 更具现实意义 (左大培, 杨春学, 2007) 。
1.4.5 以创新、企业家精神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 内生化经济增长
熊彼特 (Joseph A.Schumpeter, 1912, 1939, 1942) 将经济增长看成是对现存经济关系格局的突破, 突破力来自企业家的创新。内生的研发和创新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沿其思路, 赛格斯特罗姆 (Paul S.Segerstorm, 1990) 、阿格亨和豪伊特 (Philippe Aghion & Peter Howitt, 1992) 分别建立了具有破坏特征的内生增长模型。
除此之外, 一些经济学家从其他方面内生化经济。巴罗和贝克尔 (1989) ;Becker, Murphy和Tamura (1990) 把生育内生化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建立模型。杨小凯和博兰德 (Yang and Borland, 1991) 采用“超边际分析”将最终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分工内生化建立模型, 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微观机制。
2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进展与经济驱动因素
萨拉-伊-马汀 (Sala-i-Martin, 1997) 认为截面数据解释经济增长问题是无法信服的。Gang Gong, Alfred Greiner and Willi Semmler (2004) 利用时间序列, 引入非线性知识生产函数
Aghion和Howitt (1998) 指出Jones (1995) 的结论忽略了技术复杂性程度的提高, 忽视了社会总产品数增多的情形。
Dajin Li (2002) 基于宇泽 (Uzawa, 1965) 和卢卡斯 (Lucas, 1988) 两部门模型, 发现从长远来看不能拒绝AK模型具有促进经济增长正外部效应[15]。Dinopoulos & Thompson (2000) 发现改进的罗默模型 (1990) 表明长期经济增长与实物资本投资呈正相关关系。
Accinelli and Brida (2007) 假定对数增长率的人口增长对拉姆齐 (Ramsey, 1928) 模型扩展;而Luca Guerrini (2010) 利用Guerrini (2006) 模型, 假定人口的非持续增长, 引入二维动态系统, 再次扩展拉姆齐Ramsey (1928) 经典模型[16]。
Timothy Kam and Yi-Chia Wang (2008) 扩展了Glomn and Ravilumar (1994) 的内生增长模型, 研究表明政府的公共投资具有溢出效应[17]。
熊俊 (2005) 放松了“希克斯中性”、“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 对总生产函数自变量进行调整, 扩展了索洛模型[18]。贺俊、陈华平、毕功兵 (2006) 认为垂直型和水平型模型忽略了人力资本积累对净增长的作用, 应把这两个因素纳入到同一个分析模型之中, 并增加一个人力资本生产部门构建新模型;得到均衡增长率如公式 (7) 所示:
式子中:σ是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ρ为时间贴现率;δ2为人力资本生产部门的生产率。
该模型说明经济均衡增长率与人力资本部门生产率成正比, 与时间贴现率成反比。
张延港、戎晓霞、王峰 (2008) , 在罗默模型基础上引入了人力资本因素, 同时内生化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 克服了Jones (1995) 曾指出的技术进步是常数这一假设的缺陷。他们认为在平衡路径上, 产出、技术的增长都与人力资本的最大积累率有关, 而非简单的仅由人口增长率来决定[20], 另外, 经济平衡增长率与技术水平的外部性无关。
鉴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经常忽视转型动态 (Kremer, 1993;Jones, 1995ab;Todo and Miyamoto, 2002;Ha and Howitt, 2007;Madeson, 2008) 。Ha and Howitt (2007) 以及Madeson (2008) 通过协整分析来区分琼斯 (1995ab) 模型和熊彼特模型。Norman Sedgly和Bruce Elmsile (2010) 利用Eicher和Turnovsky (1999) 建立的新古典和内生增长杂交模型, 验证第一代内生增长模型、半内生增长模型及熊彼特增长模型;并支持创新模型[21]。
B.Bedgly haskara Rao (2010) 认为索洛 (1956) 外生模型能够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现象, 对外贸易和人力资本对其有重要影响[22]。Man-Seop Park (2010) 指出保罗和萨拉伊马汀模型 (2004, ch, 6) 以及产品水平创新模型存在的问题是内部不一致[23]。刘和东、施建军 (2010) 认为自主创新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 经济增长是技术创新的原因;同时, 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互为因果关系[24]。
3 新经济增长理论面临的挑战
无形资产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 无形资产投资问题已成为经济增长所关注的焦点。新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发展问题提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 在理论界和实践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 新增长理论将面临新的挑战。
(1) 在生产理论方面新增长理论没有取得突破。生产理论基本假设的变化是增长理论取得突破的关键, 新增长理论仍然以固定要素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 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不能解释技术进步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 新增长理论与索洛模型的假设没有本质区别。
(2) 新经济增长理论虽然追求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但是忽视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 只探寻到R&D这一层面, 未做深入分析, 技术进步的微观基础是厂商的内部组织、技术进步效率、厂商知识产权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等。
(3) 新增长理论开启了索洛“余值”的“黑箱”, 给出了技术变化的一个内生解释, 但不顾及历史、社会、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进行超越时空的纯经济分析。无法解释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
近年来, 制度的计量研究已经成为制度经济学实证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Acemoglu, 2001;Person & Jabellini, 2005) 。经济增长及经济现实都与其制度、文化、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相关, 不能简单地从经济系统本身进行解释 (Chang;Eans, 2005) 。要素的积累和技术的创新不是增长的原因 (North and Thomas, 1973) 。制度主要用于激励与约束个体或组织从事生产及政治、经济、社会和其他活动, 对保持持续合作、减少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以及提高经济产出具有重要作用 (North, 1981, 1990) 。就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 产权制度的作用往往表现得更为显著。
(4) 新经济增长理论忽视了技术变化过程的不确定性, 假定技术一开始就能实现其生产能力。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稳定偏好假定的结合, 并始终如一地贯彻到底” (Becker, 1976a, P.5) 。在分析方法上, 新经济增长理论以库恩——塔克定理为核心,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为基础, 动态一般均衡分析为基本分析方法 (Koopmans, 1965) , 这是一种经济学牛顿力学的机械决定论范式。经济增长或发展不是力学上机械的位置移动, 而是生物学上的有机运动 (Alfred Marshall) 。一般均衡分析只是着手研究主要问题之前的一种有益准备工作而已。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使经济增长表现为非均衡的进化过程, 技术进步具有累进性和路径依赖的特性, 实际上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
(5) 新增长理论需要根据时代的要求进行改进。用既有的理论解释现实, 无论是对经济科学的发展还是对现实的解释, 都是不够的, 需要在现实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后工业”经济的上升中, 知识和技能等无形资本取代实物资本而成为主要的投入 (Deane and Cole, 1969;Revell, 1967) 。后工业经济时代, 自然资源相对宽裕, 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冲突还未引起足够重视。随着经济的发展, 21世纪环境和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内生变量和刚性约束条件。新古典经济学家, 只重视经济系统, 忽视了支持经济系统的生态系统;内生增长理论有必要考虑内生增长理论的循环经济模型[25]。
4 结 语
纵观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沿革历程, 我们可以看出资本投资的外部性, 产品创新, 人力资本积累, 技术模仿和扩散, 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重视制度等无形资产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 但是, 为了进一步地揭示无形资产的经济贡献,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是否考虑制度因素, 生产理论基本假设的前提是否合理, 如何进一步分析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等方面有待进一步的修正。
投资驱动 篇6
公司每年投入5亿欧元进行研发, 为轮胎行业贡献了几乎2/3轮胎方面的技术变革和发明, 在其拥有世界级粉丝无数的“米其林轮胎先生”诞生100年 (1998年) 之际, 米其林发起的“必比登挑战赛”更是集合了全球汽车界的创新力量。
轮胎行业的很多“第一”都是米其林拥有的, 比如1891年, 成立两年不到的米其林公司, 就发明了世界上首条可拆卸轮胎, 并于1895年创新性地在汽车上装配充气轮胎, 大大地提升了汽车的操控性能、效率、速度和安全, 使汽车加速进入了千家万户;1923年推出的世界第一条低压轿车轮胎, 是轮胎行业革命性的变革;1946年推出第一条子午线轮胎和1992年推出第一条绿色轮胎;2004年推出首条无空气轮胎;2008年推出世界首个集中了驱动和悬挂电动机、可以让汽车抛弃发动机和传动的“主动车轮”及2011年的世界首款自动修复轮……这些“第一”构成了米其林的历史篇章。
降低滚动阻力和更环保一直是米其林分布在全球各地研发中心的科学家、工程师们的奋斗方向, 于是我们看到了其一次次崭新的由创新技术推动的绿色时代。
开启轮胎绿色纪元
1992年, 米其林绿色轮胎成功问世, 开启了节能轮胎的新纪元。在汽车行驶的过程中, 需要通过消耗燃油用以转换成能量来克服车辆行驶时的各种阻力, 其中约20%的汽油被轮胎滚动阻力所消耗。米其林绿色轮胎的“绿色”在于一项全新的做法——含硅配方, 即将硅原料作为碳黑的部分替代物融入到轮胎胎面中, 硅有助于在不降低轮胎抓地力 (尤其是在湿滑路面上) 和耐磨性的前提下, 降低滚动阻力, 从而降低车辆行驶所需的能耗, 实现为车主节省燃油消耗和给人们生活的环境降低CO2排放的双重优点。
有一项测试显示, 停止发动机的推动力后, 使用米其林绿色轮胎的汽车远比使用一般轮胎的车滑行得更远, 使用米其林绿色轮胎, 平均可节省4%~6%的燃油。这项技术在米其林绿色轮胎的胎面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即“Green X”。此外, 米其林绿色轮胎还采用了不对称设计花纹, 以加速雨天排水和降低胎噪, 使得米其林轮胎的环保不仅体现在节能减排, 而且还可以降声减噪。所以在市场上, 车主常常提到用了米其林轮胎后, 胎噪小了很多是事出有因的, 要归功于科技的力量。
自1992年以来, 米其林已经开发了五代轿车节能轮胎和三代的载货汽车省油轮胎, 滚动阻力降低40%以上。20年间, 米其林在全世界各地销售的绿色轮胎帮助节省了超过155亿L燃油, 并减少CO2排放量超过3899万t (数据更新至2012年上半年) 。
打开绿色汽车之门
从1998年开始, 米其林创办了必比登挑战赛, 这项赛事的宗旨之一就是“清洁”, 评比的标准不是速度而是废气排放、油耗量、根据ISO362标准测试的噪声 (附近住宅承受的噪声极限) 、行驶里程、安全性 (如加速性和制动性) 以及使驾驶成为享受的操控稳定性和整体设计。
时至今日, 这项比赛已经在法国、美国、德国、中国、日本和巴西等国举办, 足迹遍布欧洲、美洲和亚洲, 世界上销量最大的混合动力车型丰田Prius、本田insight、戴姆勒-奔驰的燃料电池参赛车Nebus和Necar.2、沃尔沃生物柴油车等都是在这个赛场上现身。丰富的活动, 包括清洁车辆展示、主题国际论坛与会议、拉力赛, 每年都吸引着举办地的数万市民参与。中国上海曾经在2004年和2007年两次举办此活动。
必比登挑战赛的平台上, 米其林本身也跳出“轮胎制造商”的身份, 积极提出了多项可持续发展移动方案。在2011年于德国柏林举办的必比登挑战赛上, 米其林更是展示了五款创新轮胎和三项技术突破, 其中世界上第一款自动修复轮胎, 采用的橡胶合成材料被钢钉戳过后, 胎面上产生的小洞即可立即被“复原”, 使得胎压保持正常, 同时其他性能不受影响;由于无须用轮胎, 汽车可减轻近30kg, 在城市中行驶, CO2排放量每公里可减少1.9g。载货汽车概念轮胎可载重多达5t, 配备这种轮胎的双轴拖车可以承载与三轴拖车同样的有效载荷。由于总重量减少了900kg, 在承载更多的货物同时更加省油。而轮内电动机技术, 则是在主动车轮的技术上集成了电动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 可以使汽车不再需要发动机和传动系统, 为电动车时代提供了一种新的汽车可能性。
而Velroue项目, 则是在法国政府、法国石油/新能源研究所 (IFPEN) 和雷诺合作下, 共同推出的一个新的双模多用途车概念。ElLisup项目是米其林与西班牙伊萨客车公司 (Irisbus) 共同推出的快速充电电动客车和混合动力客车项目。该项目基于12m长的标准化客车, 配备有锂电池、超级电容器和轮毂电动机。
世界各地政界、汽车的整车厂商和零部件厂商、能源供应商、大学和科研机构及新闻界, 都在此平台上共同讨论可持续道路移动性所面临的挑战、探寻未来的解决方案, 可以说, 米其林使人们有机会重新审视汽车的整个概念。
创领中国绿色先机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 而米其林1989年就来到了中国的前瞻性目光使其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轮胎巨头之一。作为“绿色”倡导者, 米其林一直希望扩大绿色轮胎在中国市场的发展。
2003年, 米其林推出了中国市场上第一款绿色轮胎——米其林ENERGY MXV8, 在此后的近10年里, 这款产品得到了很多奖项, 更赢得了来自车主、整车厂商、轮胎销售商、专业媒体甚至赛车手的赞誉。2005年和2007年, 米其林又在中国相继推出米其林ENERGY X M1及升级产品E N E R G Y X M1+。2009年5月, 新一代节油轮胎米其林PRIMACY LC博悦正式登陆中国。米其林博悦比上一代产品ENERGY MXV8更加环保, 省油1.4%, 车内噪声降低1d B, 并且将磨耗寿命至少提高10%。2011年, 米其林还在中国推出专为金砖四国市场设计的米其林ENERGY XM2韧悦轮胎。此次, 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从大自然的竹子中吸取灵感, 研发IronFlex技术, 使轮胎不仅更结实坚固, 减少了突然损坏的可能, 行驶里程提高了20%, 还能有效缩短刹车距离4%, 减少碰撞刮蹭事故的发生, 给中国车主带来更好的掌控和安全性, 韧悦更使米其林在高端市场之外, 扩大了在大众主流车型这个细分市场的销售。至此, 米其林在中国销售的轿车及轻型载货汽车轮胎中已有至少70%属于环保轮胎, 同时它还是中国市场上第一家推出载货汽车和客车省油轮胎的厂家。自2006年以来, 载货汽车和客车省油轮胎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米其林载货汽车和客车轮胎还提供了其他绿色方式:它的结构设计保证其具有四次生命——新轮胎寿命、经刻沟后的轮胎使用寿命、米其林的翻新技术、轮胎第二次翻新。据米其林公司介绍, 刻沟和翻新可优化轮胎的里程数, 延长轮胎使用寿命两倍多。通过刻沟、翻新延展的轮胎使用寿命, 节约原材料的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