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驱动（精选7篇）
协同驱动 篇1
近年来, 小榄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创新发展理念, 做大做强了五金制品、电子音响等国家级产业集群和LED新光源产业基地, 全面推进新型专业镇发展。特别是在科技创新上, 小榄镇大胆探索, 打造了全新的产业生态格局:传统制造业创造了小榄产业配套的土壤, 培植了传统产业的创新基因;新兴战略性LED产业打造了新产业崛起的技术集群, 形成了催生新技术的新链条;原有的产业基础与科技创新相结合, 不同产业链的创新融合催生了小榄产业发展的新生态。
政府引领, 产业创新发展有妙招
(一) 精准发力, 制定扶持奖励政策
“十一五”以来, 小榄镇政府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专项扶持奖励办法》等鼓励产业集群企业发展的一系列相关政策, 实现技改创新、创新创业、技术创新、发明创造、精益生产以及创新服务等方面的引导和扶持奖励常态化。保证每年都在财政预算中安排1200 多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十一五”以来连续9 年, 每年发放企业转型升级专项奖励均在1000 万元以上。2015 年, 我镇进一步优化产业创新的政策环境, 制定了新《关于进一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专项扶持奖励办法》、《小榄镇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企业上市的意见》等一系列专项扶持政策, 以优化产业布局, 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目前, 小榄镇正抓紧制定《小榄镇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小榄镇创建智能制造示范镇实施方案》等政策性文件, 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二) 推动产业升级转型
一是建设智能制造基地, 推动传统企业技改创新。在小榄镇3 万多家工商注册户中, 工业企业超过1.2 万家, 形成了以五金制锁、电子音响、服装制鞋、灯饰光源等产业为龙头的多个产业集群。“十三五”期间, 小榄镇将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产业, 打造智能制造示范项目, 搭建智能制造创新型公共服务平台, 实施产业整合和产业结构调整, 并出台多项保障措施, 率先打造“智能制造示范镇”。自2016 年起, 镇财政将连续三年每年安排不低于5000万元的财政专项资金, 作为智能制造发展专项扶持资金。
二是实施“质量引领、品牌驱动”战略, 推动优势产业升级发展。小榄镇把产业品牌建设工作, 视为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任务。2013 年, 小榄镇正式获国家质检总局批准筹建“全国制锁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获批伊始, 即成立由镇长任组长的筹建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区域品牌建设目标和规划, 大力弘扬“小榄锁具”品牌文化。目前, 全镇先后有省级以上名牌名标68 家140 项, 其中中国驰名商标20 个, 中国名牌产品12 个, 省著名商标61 个, 广东省名牌产品47 个。
三是借力科技创新, 培育和发展新兴战略产业。近年来, 小榄镇全力推进和支持LED重点企业发展。投资1000 多万元建立了LED产业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LED交易展示中心——“LED中国九州城”, 与华南师范大学合作建立“小榄LED产业技术研究院”, 在小榄建斌职业学校开设LED照明专业, 培养LED照明实用型人才等。通过科技创新, LED产业成为小榄产业升级的一大亮点, 镇内从事LED的企业数量已超过200 家, 培育了木林森、亿光、立体光电等为代表的LED重点企业。2015 年, 全镇LED行业及配套产业产值达80.3 亿元, 每年增长幅度在20% 以上。
(三) 实施科技创新战略
一是加强专利的申报与服务。小榄镇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推广、技术知识产权信息化以及特色行业专利导航服务等专利工作企, 鼓励企业使用专利导航服务资源, 提升产业研发速度和深度, 减少重复开发产品的成本, 降低专利侵权的风险和损失。同时, 小榄镇实施专利补助政策, 企业申报知识产权的积极性大大提升。2015 年发明专利申请436 件, 同比2014年增长113%, 有效发明拥有量318 件, 同比2014 年增长110%。
二是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建设。目前, 全镇共有高新企业38 家, 比2014 年新增15 家。已建成省、市级企业技术 ( 工程) 中心127 家, 其中华帝公司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近三年, 由镇内高新企业牵头, 与香港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学院、广东海洋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开展校企业合作20 多场, 带动企业460多家, 培训创新型人才9300多人次。
三是加快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引进广东自动化研究所等新型研发机构在小榄设立分支机构, 提升小榄中小微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华中科技大学、广东省自动化研究院等机构合作, 积极筹备设备自动化展示中心、激光加工技术研发中心等项目, 指导企业开展自动化、金属处理的协同创新工作, 协助有条件的企业构建以金属性质、材料结构为核心内容的研究院;联合广东省机械研究所成立小榄热处理服务中心, 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建立华工小榄工业技术研究院, 联合华南师范大学建立华师小榄LED产业技术研究院等。
四是积极搭建创业孵化平台。小榄镇科技创业孵化体系建设, 是运用市场经济规律, 集成资源, 把孵化服务机构、创业资本市场、中介服务机构以及其他资源有机组合成的完整体系。目前小榄镇已形成小榄镇科技创业孵化基地、小榄镇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中山聚龙创意谷三大孵化基地。创业孵化体系呈现出孵化器、服务机构、高校成果应用基地等彼此环套的链式衔接模式, 充实了小榄镇创业孵化体系内容。
(四) 引导服务平台建设
一是推进生产力促进中心升级发展。小榄镇生产力促进中心目前拥有专业服务团队600多人, 试验和办公场地3.1 万平方米, 总资产3.5 亿元, 各类先进设备500 多套,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技术创新、质量检测、信息网络、人才培训、企业融资、科技创业六大服务, 覆盖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 服务范围覆盖珠三角多个城市。以小榄生产力促进中心为核心内容的《专业镇中小微企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创新与实践》项目获得2012 年度广东省科技奖特等奖。2015 年, 生产力平台服务收入11752 万元, 服务企业6120 家, 完成合同8758 份, 开展各类讲座及培训班663 个, 职业培训27919人次, 新增投入2968 万元。
二是引导镇商会和行业协会创新发展。近年来, 我镇引导镇商会完善工作职能, 创新工作思路, 承接了部分政府职能。镇商会已被广东省社工委确定为省社会创新试点项目, 并获得“广东省社会创新实验基地”和“五好”镇街工商联称号。小榄镇高度重视行业协会的“桥梁”和“代表”作用, 构建形成了以小榄镇人民政府为主导, 镇生产力促进中心、镇商会为核心, 市四大行业协会为支撑, 中介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多方力量参与的镇域协同创新服务体系。
(五) 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一是推进锌铁棚改造, 强化土地集约利用。2015 年以来, 我镇率先在中山启动工业园区整合和锌铁棚改造工作, 通过扩、消、并、转的方式, 推进锌铁棚改造, 推动多层工业厂房建设, 提高土地利用率, 为企业提供发展空间。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成效明显。据统计, 2017 年之前共有72 个锌铁棚项目实施改造。改造完成后, 项目建筑面积将达3969683m2 (约5954 亩) , 由此带来的工业厂房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将达到35.5 亿元。
二是推动上市上板战略,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小榄大力推动企业上板上市,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目前已有6 家境内外上市公司, 有3家向全国股转系统提交挂牌申请, 12 家企业已与券商签署赴新三板挂牌协议, 并设有广州股权交易中心中山办事处。下阶段, 小榄镇将加快培育16 家后备上市企业、2 家后备上市资源库企业、36 家赴新三板后备培育企业;争取到2016 年再增加10 家以上优势企业签订协议, 打造新三板“小榄板块”。另外, 2016 年, 我镇将从打造总部经济、培育上市上板两方面帮助企业做强做大。小榄正筹建400 多亩总部经济区, 并成功申请200 多亩工业用地规模指标, 专门用于筹建“企业上市孵化产业园”。
三是市镇共建产业基金,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从小榄上市公司上下游新兴产业切入, 较快的进入制造业的两端, 提升小榄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中山市科技局与小榄镇企业将合作共建中山科技创新投资2 号基金。产业基金采用有限合伙企业形式, 为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 基金规模不超过4 亿元人民币。产业基金将利用并购基金的资金, 打造一支专业投资团队帮助小榄企业较快进入制造业的两端,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建设新型专业镇不断提升创新能力
未来小榄将以建设新型专业镇和中山市区域副中心为载体, 强化科技创新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 优化创新环境, 集聚创新资源和高端要素, 完善区域创新体系, 健全创新服务平台, 大力发展创新型产业, 不断提升创新对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支撑引领作用, 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建设一个基地。紧紧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以实现制造过程的智能化和绿色化为目标, 加快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基地。
二是打造两大平台。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合作, 共同打造协同创新平台;加快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对接融资, 打造科技金融创新平台。
三是聚焦三个工程。聚焦“大数据应用工程”、“企业竞争力提升工程”及“产业集群协同建设工程”三大重点工程, 加速集聚创新资源, 不断优化创新环境。
四是着力四大抓手。牢牢把握“高新技术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科技孵化器及知识产权”四大创新工作抓手, 制定专项扶持措施, 加快促进小榄企业创新发展。
协同驱动 篇2
我做ABAC代表的那个年代还是 APEC合作相对早期的阶段，那时候更多的是在制定经济合作的目标，到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目标已经实现。在这十几年中，伴随各个经济体之间越来越多的开放、合作与互补，贸易的壁垒越来越低，物流系统更优化更有效率，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发展。到现在APEC的议题也越来越从最初的贸易、关税、物流等拓展到服务与创新，包括信息技术带来的互联互通，我深深地为这些发展和进步感到欣喜。
信息技术将在APEC区域合作中发挥更加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届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的主题为“亚太新愿景：创新、互联、融合、繁荣”。
谈到互联互通，我认为信息技术会在APEC区域合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新兴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超级联接推动跨国合作进入了信息时代，APEC区域的合作也将迈入新的阶段。
新兴信息技术带来的颠覆力及其激发的创新浪潮正在给社会和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刻改变，也使得我们在复杂的挑战面前比以往更容易实现全球化视野下、跨越边界的协同创新，而中国将会在新一轮的合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谈到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伴随新的成长驱动力，我认为这个产业将迎来又一个黄金十年。
在互联网时代，软件的形态和价值在不断演变，商业模式的创新与重构，将带给信息技术产业巨大的成长空间。
中国社会的变革需要信息技术，社会运行在走向更加有效率、更加精准的过程中，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对于中国制造业向高附加值、智能化、信息化、互联性的升级，信息技术也是重要的助推者，将赋予“中国制造”新的竞争力。
可以預见，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由于跟互联网的结合，跟社会发展新需求的结合，跟中国新经济结构调整的结合，将在未来10年保持高速的成长。
APEC区域合作将给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市场搭建更好的平台
当全球化进入信息时代，中国的软件与信息技术产业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迎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和空间。那么，良好的国际环境对于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非常重要，相信未来APEC区域合作的进一步加强会给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市场搭建一个更好的平台。
东软目前将近20000名员工中，有6000名在从事国际业务，在医疗健康和汽车电子等领域，我们在国际市场已经有相当的积累，这些业务有很多都来自APEC经济体。
面向未来，我们希望用不到10年的时间，将国际业务占总营业额的比例从目前的30%提升到60%。
在社会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中，信息技术作为一个水平的行业，会对所有其他行业产生积极的影响，加速行业的变革，推动商业形态的演变。
在过去的20年中，东软一直在致力于通过信息技术的创新来推动社会发展，我们为医疗、教育、交通、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20多个行业提供IT相关服务，可以说，我们的业务已经深深融入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而信息技术仍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和飞跃，在未来将会对各个行业产生更为深刻的改变和推动。
例如，在医疗健康领域，新兴信息技术，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物联网等正在颠覆原有的医疗健康服务概念与模式，将原来的信息孤岛有效连接起来，提升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强医疗健康生态系统中各方的协同。
信息技术的飞跃将给医疗健康领域带来新一轮的变革。医疗健康体系将与社会更加紧密地整合和相互关联，缓解人口老龄化、慢性病，以及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等挑战带给医疗健康产业的负担，使医疗健康服务更公平和普及。
超级连接
将加速APEC区域的医疗健康产业合作
本次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期间，我参加了主题为“健康亚太2020”的晚餐会议，来自各国的参会代表相互交流在健康领域的发展与合作前景。
当医疗健康产业所面临的挑战成为一项全球性的、系统性的挑战，跨越边界的合作成为必需，新兴信息技术所塑造的超级连接将加速APEC区域在这个领域的合作。
我们必须以全球化的视角和思维来重新审视和理解我们面对的挑战，以大胆的想象和开放式的创新来推动未来的合作。
APEC区域各经济体的政府、学术界、医疗机构、企业等需要加强合作来构建一个多方共赢的生态系统，相互交流、学习、借鉴、合作，共同推动APEC区域医疗健康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相信中国未来在这个领域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会成为APEC区域的医疗健康合作中的重要角色。
今年是APEC会议 25周年，会议能够在中国召开，表现了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在国际社会越来越清楚地展示了自己的定位，在APEC合作中越来越有影响力，中国工商界的融入也越来越深，这给中国企业在国际化道路上创造了更好的环境。
协同驱动 篇3
创新是一个国家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支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党在十八大作出的重大决策。报告指出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顺应时代要求, 加快经济经济结构调整,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依靠先进的科技水平寻求全新的经济增长点, 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百年中国梦的实现必须要全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 把创新发展摆在全局发展的战略核心地位, 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市场创新和业态创新等, 依靠创新引领时代发展, 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重庆作为“一带一路”的内陆开放城市和长江经济带的龙头, 联动东西贯通南北,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重庆主动融入国家对外开放格局, 发挥战略节点作用, 继续推进西部开发开放的必由之路。2015年重庆市政府出台了《重庆市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2015—2020年) 》, 计划提出要大力推进全市范围内的科技创新活动, 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动力, 加快提高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率, 推动国家自我创新示范区的申报工作, 打造创新驱动核心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科技是关键, 人才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 必须强化激励, 大力集聚创新人才”。为此, 推动重庆市实现创新驱动协同发展和打造创新驱动核心区的关键在于建设一支强有力的科技人才队伍, 充分释放人才资源的巨大能量, 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提升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和创新能力。
1 研究现状
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著作《经济发展概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这一概念, 指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华尔特·罗斯托拓展了创新理论, 将“创新”界定为“技术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OECD经合组织将创新界定为“新意念转化为新产品和现有产品或现有生产方式的改进”。创新驱动是利用知识、技术、企业制度与商业模式等无形创新要素对现有的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进行新的组合改造, 以创新的知识和技术改造物质资本, 提升劳动者素质和科学管理, 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的创造能力, 增加产出, 形成内生性增长[1]。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经过程, 经济发展最终要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驱动的关键是人才,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主导力量, 是经济发展的内驱力[2], 也就是说,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 实施创新驱动必须要依靠科技人才来实现科技创新, 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 实现创新驱动强国战略[3]。张占仓 (2014) 从国家层面分析了青年人才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特殊作用[4]。陈勇星 (2012) 以江苏为研究对象, 基于对创新驱动理论的分析从任务创新、理念创新、组织创新、手段创新、政策创新五个维度构建了江苏创新驱动发展总体框架[5]。马一德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探讨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间的关系, 从知识产权方面构建了知识产权模块化运行机制以期激发企业和个人的自主创新能力, 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6]。
总的来说, 人才对于创新驱动协同发展具有关键影响, 实施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必须要打造一支创新人才队伍, 通过人才驱动经济发展, 跨过新常态经济发展瓶颈。
2 重庆市创新驱动人才发展现状
创新人才队伍是重庆市创新驱动协同发展的核心要素, 是科技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层次人才的总和。为了探索重庆市创新能力不足的短板, 将从人才规模、人才质量和人才结构三个方面分析重庆市创新驱动协同发展人才队伍的支撑现状。
2.1 重庆市创新驱动科技人才队伍现状
科技人才是指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丰富的知识素养和一定的特殊技能, 从事创造性科学学术活动, 正在或已经为科学技术事业及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劳动者[7]。目前, 我国将科技人才的统计口径界定为具有大专及以上劳动者数量。如表1所示, 2009-2013年重庆市创新驱动科技人才总量逐年上升, 由82.61万人增加到209.86万人, 上涨了154.04%, 但是从整个国家来看, 2013年重庆市科技人才总量占比始终保持在2%附近徘徊,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西部十二省排名中也处于中等水平, 科技人才总量明显不足。
2.2 重庆市创新驱动协同发展R&D研发人员队伍现状
R&D人员全时当量指的是R&D人员折合成有效工作量之后的全年有效工作人员量, 表2的数据显示了重庆R&D人员全时当量的变化情况:2013年重庆R&D人员全时当量52612人年, 比2009年的35005增加了17607人年, 提高了50.3%, 但是与西部十二省相比, R&D人员全时当量仅占西部总量的11.92%, 与四川的109708人年存在极大的差距, 就全国而言, R&D人员全时当量占比1.49%, 在全国31个省市中排名18。
在人才学历程度方面2013年博士学历研究人员5665人, 占6.77%, 硕士学历研究人员12837人, 占总数的15.33%, 本科学历研究人员为26419, 占总数的31.56%, 三者共计44921人, 占R&D人员的53.65%, 在整个西部十二省中落后于西藏、甘肃、云南、新疆排名第五, 略高于四川, 相对于排名第四的新疆, 重庆博士学历人才占比比新疆低0.82个百分点, 硕士学历人才占比比新疆低8.9个百分点, 本科学历人才占比持平, 总体与新疆相差了10个百分点, 与其他三大直辖市的差距更为显著。
2.3 重庆市创新驱动协同发展高层次人才队伍现状
数据来源:重庆市统计年鉴2010-2014.
科技人才有高层次人才和一般科技人才之分, 高层次人才是推动科技创新的主导力量。2013年重庆市两院院士共计14人, 拟建立6个院士专家工作站;“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新增15人, 同年先后有23名科技人才入选“百千万工程领军工程人才培养计划”;2012年重庆市新增4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014年拟新增44人享受政府津贴;重庆市第二届市级学术学科带头人共计641人, 后备人选447人。虽然高层次人才总量在不断增加, 但是高层次人才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现有的两院院士中65岁以下院士1名, 65-75岁院士5名, 75岁以上院士8名;新增的44名享受政府津贴人才中40岁以下有3人, 40-45岁有8人, 46-50岁的有22人, 51-60岁的有11人;2014年高层次认证人才新增人员中40岁以下的有28人, 40-45岁的有3人, 45-50岁仅有1人, 50岁以上的高层次人才有3人。
2.4 公有经济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现状
专业技术人才指的经过长期摸索学习具有某一方面专业技术能力并能够自主创新的劳动者, 专业技术人才主要包括工程技术人才、农业技术人才、科学研究人才、卫生技术人才、教学人才、民用航空飞行技术人才、船舶技术人才。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0-2014.
从表3可以看出2013年重庆市公有经济事业单位技术人才共计470146人, 比2009年的438394人增长了7.24%:其中工程技术人才比2009年上涨了11.94%;农业技术人才数量在逐年减少, 比2009年下降了6.81%;科学研究人才的变动情况尤为显著, 由2009年的1620人增加到2013年的2316人, 上涨了42.96%;卫生技术人员上涨了19.80%;教学人员的变化幅度比较微弱, 5年间教学人员增加了10275人, 增加了3.99%。从人才层次结构来看, 2013年工程技术人才占专业技术人才总量的11.94%, 农业技术人才占比2.86%, 科学研究人才占比仅为0.49%, 卫生技术人才为15.94%, 教学人员高达57.01%, 民用航空飞行技术人才、船舶技术人才等其他人才仅占专业人才总量的11.75%, 其中教学人员比例超过了总人才的一半, 而全国教学人员比例仅为42.33%, 北京为33.36%, 这个数据一方面说明了重庆专业技术人才基数过小, 专业技术人才短缺, 另一方面表明重庆专业技术人才结构不均衡, 市政府偏向大力发展教育, 扶持教育人员专业技术能力提升, 科学研究型创新人才严重缺乏。
3 人才服务支撑重庆创新驱动协同发展问题分析
人才总量匮乏、质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是制约重庆创新驱动协同发展的根源, 具体来说:首先科技人才总量虽然在逐年提高, 但是科技人才质量不高, 初级人才规模过大, 以硕士和博士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资源匮乏, 尤其是高层次人才严重不足;其次, R&D研发人员中人才结构逐渐趋于优化, 人才素质有所提高, 但是R&D研发人员主要集中在一小时经济圈的制造业企业和高等院校, 高新技术企业和战略新兴企业的研发人员总量不足, 而且R&D人员投入强度偏低, 不能保障研发质量和研发水平的提升;再者公有经济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才规模虽然有所提高, 但是人才结构失衡, 教学类专业技术人才数量过大, 超过了总规模的一半, 而战略新兴产业的专业技术人才数量十分有限。基于此将从重庆市创新驱动人才培养机制、人才引进机制、人才激励机制三个方面探究人才服务支撑重庆创新驱动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重庆市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
3.1.1 高校的人才定位不合理, 培养模式单一
2013年重庆市普通高等院校个数达到67所, 每十万人平均在校高等教育人数为2894人, 位居全国第八, 高等院校毕业生人数达到254079人, 但是毕业生的供应与创新科技人才的需求并不对等, 2013年重庆市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共计96679人, 其中工学有27833人, 约占28.79%理学毕业生7170人, 约占7.42%, 管理学毕业生17705人, 约占18.31%, 文学毕业生13844人, 约占14.32%, 经济学毕业生4480人, 约占4.98%, 工学和理学人才是创新驱动人才支撑的动力源泉, 而学校为社会输送的人才更多的是经济类、管理类、会计审计类, 使得管理学、文学类人才过剩, 理学和工学创新型人才供应不足, 创新型人才匮乏。另一方面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合理, 课程内容陈旧, 专业课程教育缺乏针对性教育, 教学模式单一, 侧重理论教学忽视实践教育, 实践环节缺乏灵活性, 教学考核模式沿袭传统的考试模式不足以全面检验学生的综合素质, 最终导致高校培养的人才创新能力不足, 与社会人才要求不匹配。
3.1.2 过分强调对创新型“新人”的培养, 忽略了对在职员工的培养
重庆依托高等院校和专科院校实现科技创新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却忽略了对在职员工的培养。高校培养的学生成为创新型人才需要一个社会实践的历练过程, 需要时间来积累经验实现自身创新能力和职业技能的提升, 而在职员工不同于应届毕业生, 他们通过长期的历练和岗位工作的积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职业技能, 进行创新型人才的继续培养不仅可以节约时间, 而且可以节约成本, 能够尽快补充重庆市科技创新人才规模和人才质量的短缺问题, 提高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创新能力, 充分发挥人才服务支撑重庆创新驱动协同发展的推动作用, 加快重庆创新示范城市的建设。
3.2 重庆市人才引进软环境不足
重庆地处中国的西南地区, 是西部唯一的直辖市, 自重庆直辖以来市委市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引进人才, 从最初的博士生服务团, 到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再到两江高层人才策略, “外专千人计划”、“两江学者计划”、百名海外高层次人才集聚计划等。虽然市政府在人才引进方面倾注了大量的精力, 但是当下重庆的高层次人才总量不足, 归根结底是人才软环境不足。
3.2.1 经济实力薄弱, 科技产业动力不足
E.G.雷文斯坦指出经济因素是影响人才资本流动最主要的因素。2013年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12656亿, 全国排名22位,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2615元, 天津市为97609元, 北京为92210元, 上海为89444元, 重庆市人均生产总值不足上海的一半, 经济实力单薄, 经济总量和经济质量在人才引进方面都缺乏吸引力。在产业方面, “6+1支出产业”是重庆的产业支柱, 但是这些产业依然沿袭传统制造业发展道路, 科技含量低, 创新能力不足, 人才队伍建设滞后。
3.2.2 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平台
知识产权是企事业单位科技研发的有力保障, 重庆市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水平有限, 削弱了创新型人才进行科技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首先, 知识产权服务意识不强, 重庆市内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数量少、规模小, 专业的知识产权专利服务从业人员数量不足, 尤其是知识产权类专家数量有限, 无法涉及到各个行业领域。其次, 由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不完善, 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频发。2014年重庆法院受理一审、二审知识产权案件2676件, 审结2385件, 结案率为89.13%;2014年公安机关涉假案件943起, 批捕知识产权犯罪案件17件, 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44件。
3.3 人才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不健全
首先, 重庆市缺乏一套科学全面的创新人才评价体系和职称评定制度, 科学合理的创新人才评价体系可以量化创新人才的衡量标准, 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有的人才职称评定流程相对复杂, 模式过于单一, 职称的评定本质上是一种考试, 以专业技术人才的相关专业知识技能为基础实行的一种可操作可量化的考核手段, 考取职称评定所需的各种证书得以晋级, 这种评定方式不全面, 漏洞过多。其次还缺乏长期有效的绩效评估体系和薪酬激励机制, 目前重庆市是在绩效评估的基础上构建薪酬体系和激励机制。一方面, 高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机构等机构采用单一的绩效评估体系, 单从工作“量”而不从“质”上测算员工的绩效会有失偏颇, 造成员工在工作过程中仅仅注重“量”的提高而忽视了“质”在个人工作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项科技研发成果的成功面世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 有些科技研发和项目研究需要经历几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成果, 不能因为成果还没有面世就否定员工从事此项任务的工作绩效。
4 构建推动重庆创新驱动协同发展的人才服务战略框架和对策研究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人才为先。基于对重庆人才服务创新驱动协同发展现状和问题分析确定了人才培养、人才引进和人才使用三维机制的人才服务支撑创新驱动的战略框架 (如图1) , 构建满足人才服务创新驱动战略协同性、连续性和对接性的人才服务战略框架体系, 并针对框架体系提出针对性建议, 打造创新型人才集聚高地, 发挥人才在创新驱动协同发展中的战略作用, 提高人才知识溢出向产业溢出效应的转化率, 提升重庆市区域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创新型城市的建设。
4.1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化
4.1.1 优化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
高校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主战场, 针对重庆市创新型人才数量短缺, 质量不足的现象, 高校首先要肩负起人才培养的职责, 一方面各大高校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开展各种科技创新活动, 比如定期举行一些科技发明和创新比赛, 调动学生进行自我创新的积极性, 塑造学生发明创造的理念, 调整专业结构, 加大理工科专业、医学专业人才培养;另一方面高校应该提高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人才质量与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就是教学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培养类型等息息相关, 为了提升科技创新人才的质量, 高校必须要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将胜任素质模型引入到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中, 改革教育理念, 合理设定培养目标, 完善课程设置, 拓宽教学方式, 进行多元化的人才培养。在课程设置方面, 高校要兼顾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加强与企业之间的合作, 聘请企业导师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 积极融入产学研教育合作模型, 通过校企联合、校工联合, 试行“3+1”的人才培养模式即3年的在校理论学习和1年的企业实训, 全面提升毕业生的综合素质, 尤其是提升其创新能力。另外在研究生培养方面, 高校要营造一个浓厚的学术氛围, 鼓励学生进行学术研究和科技发明, 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
4.1.2 提高中等职业院校教育质量, 由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向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转变
中等职业院校是在高中教育阶段进行的职业教育, 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重庆是一个工业城市, 汽车制造业、笔记本制造业是重庆的支柱产业, 而中等职业院校培养的专业技术人员是创新驱动协同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等职业院校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发祥地, 在培养过程中要加强创新能力的培养, 加强与国际院校的职业技术交流, 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 借鉴国外的职业教育经验, 由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向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转变。同时中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主体, 应该拓宽办学渠道, 一方面保持与企业间的紧密合作, 通过定向培养和委托培养进行针对性职业教育, 打造教育特色。另一方面中等职业院校可以与高等院校强强联合, 中等院校为高等院校提供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 而高校可以作为专业技术人才的“再加工”车间, 打造高质量的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再者中等职业院校不再局限于中专人才的培养, 也可以进行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 依托自身优势打造精英人才。
4.1.3 大力推广继续教育和社会机构培训, 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
重庆市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更多的是集中在对“新人”的培养即传统的学校教育, 而忽略了对“旧人”培养即通过继续教育和培训提升员工的创新能力, 从初级人才向中高级人才转变。一方面要加大对继续教育的扶持力度, 扩大继续教育的规模和质量, 提高继续教育的针对性, 使继续教育学校向社会学校和企业学校转型, 以便为社会提供匹配性的创新人才。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税收优惠鼓励企业要加大员工培训投入, 为员工创造培训机会, 加强对内部潜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加快推进百名党政一把手、百名优秀企业家、百名学术学科领军人才、百名工程技术高端人才、百名金融高端人才、百名宣传文化卫生体育领军人才和党外知名人士培养计划的“六百计划”和万名紧缺高级技师、万名农业支撑人才、万名社工专才培养计划的“三万工程”建设, 提升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
4.2 完善人才引进和留才机制, 壮大创新人才规模
人才引进是重庆市提高本地自主创新实力的主要方式之一, 人才引进多是对高层次人才的引进, 为了弥补重庆市科技创新高层次人才短缺的不足, 重庆市应该继续推进人才引进“千人计划”和百名海外高层次人才集聚计划, 尤其是要加快稀缺人才的引进计划, 同时也要加强本地人才粘性, 优化人才软环境, 变“流”为“留”, 兼顾人才引进和留才政策, 扩大高层次人才规模, 壮大重庆市科技创新人才队伍。一方面要改变人才观念, 不以学历、职称论人才, 基于个人知识素养、专业技能、创新成果等综合素质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 制定人才标准为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资源配置提供参考, 做到物尽其用, 人尽其能, 提高人才与岗位的匹配度;一方面要拓宽人才引进渠道, 采用多元化方面引进人才, 可以通过学术交流、项目合作、共建实验基地、打造创新科技园区等引进人才, 不仅要依靠优渥的工资福利待遇等物质因素吸引人才, 更重要的是要依托自身的产业优势和研发实力, 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一个美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由物质和职位吸引人才转变为项目和职业规划吸引人才流入。
4.3 优化人才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 营造良好的人才软环境
优化人才激励和保障机制首先要完善职称评定准则, 提高职称评定的科学性和公平性, 使得个人职称与能力名副其实, 还要完善绩效和薪酬体系, 兼顾量的多少和质的程度, 激励创新人才在个人岗位上不断突破, 提高创新成果的质量。其次要加大科研投入, 发挥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助推作用, 为创新型人才的发明创造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提高科技研发的成功率, 在加大投入的同时还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提供完备的知识产权服务, 保护创新成果, 激发和调动创新人才从事发明创造的积极性, 增强重庆市创新驱动实力;再者, 高新技术产业是创新型人才的主要聚集地, 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可以引导人才集聚, 依托“两江新区”发展平台、“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发展优势, 围绕市委、市政府明确大力发展的集成电路、液晶面板、物联网、机器人、石墨烯和纳米新材料、新能源及智能汽车等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跨境电子商务、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保税贸易、大数据云计算、跨境结算等五大服务贸易专项来打造重点支撑产业, 塑造科技创新产业优势, 为创新型人才的职业生涯规划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 以高科技产业集群实现创新型人才的集聚。
5 结语
创新型人才是发挥人才服务重庆创新驱动协同发展战略作用的基础, 加快创新人才队伍建设要立足创新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人才使用, 夯实人才基数, 强化创新人才实力, 激发创新人才活力, 发挥创新人才在科技研发、产品发明中的作用, 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 夯实产业优势, 深化产业结构转型, 提升成渝经济圈的发展实力, 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 全面贯彻国家推出的创新驱动协同发展战略, 打造西部地区创新示范型城市。
摘要：人才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 是重庆打造国家创新示范区, 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核心。当前重庆科技人才队伍总量匮乏、质量不足、结构不合理, 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十分匮乏, 老龄化现象严重制约重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究其原因主要是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人才软环境不足、人才激励和保障机制不健全, 亟需构建推动重庆创新驱动协同发展的人才服务战略框架, 立足创新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人才使用机制夯实人才基数, 提升人才实力, 激发创新活力, 通过科技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关键词：人才,创新驱动,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人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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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驱动 篇4
1 网络驱动的协同设计三维几何模型共享技术的具体概念
形成和发展还仅仅只有二十来年时间的网络驱动协同设计, 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和支持的新型研究领域, 在全球范围内的开发人员和对此的研究呈现出一股热潮, 并且有新研究成果、产品及应用系统不断涌现和问世。在当今网络世界, 各类科学家完全能够克服空间、时间和计算机设备差异等因素的制约和阻碍, 完全实现虚拟同地的工作在一起, 从而一个异地协同设计方式形成了, 这对于设计过程和功能相互有效实现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网络环境协同设计系统里, 从而能够完全对于地域因素的限制进行克服, 而实现各小组之间的交换信息、处理知识和转换各种数据等。
网络驱动的协同设计系统, 其目的和特性就是对于网络技术、协同科学和信息技术, 还有有关学科技术, 实现高效的对于一个群体的集体协同, 并且完成共同任务的大力支持。这个技术具有多样性的协作活动、群体和交互性德任务、广泛的应用领域和多媒体化的信息等诸多特征, 对于开发这样的系统提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结合网络环境下的协同设计系统特征, 一般把网络驱动的协同设计系统需求分为系统需求、应用需求和技术需求三个类别。
1.1 系统需求
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 以群体协同支持为目标, 这是网络驱动协同设计系统的明显特征, 并且它是一种具有广泛应用领域的分布式系统, 它包括了开放性、组通信性、综合性的系统支持、可扩充性、重用性、重构形和继承性以及安全性这些系统需求特征。
1.2 应用需求
在网络驱动环境之下, 对于协同用户为自己各类应用目标进行的有效协同工作, 是网络驱动的协同设计系统的基本目的。在不同的任务、环境和条件要求下, 网络驱动的协同设计系统提供的是不同的服务。以部分有效协同手段为依据, 网络驱动的协同设计在应用需求之下具有协同意识、群组工作机制、应用的动态特性、控制模型、用户应用模式和协同机制这些主要特性。
1.3 技术需求
要对于系统需求和应用需求, 在网络驱动的协同设计系统中进行很好的满足, 就必须从实现系统的保证出发, 对于技术支持进行相应要求。需要采用到的技术实现方式包括以Internet/Extranet/Intranet为平台或者多媒体高速宽带网络, 这些作为网络驱动协同设计系统基础设施的信息网络技术;以多媒体计算机会议系统、协同写作工具、工作流系统和群件为主的基本工具;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接口技术和安全技术。
2 网络驱动的协同设计环境下三维几何模型特征解析
2.1 对于网络驱动协同设计环境下的几何模型形状特征建模
相比传统CAD系统特征, 网络驱动的协同设计环境下的几何模型形状特征的建模, 有这样一些特征:主体性多、共同性、协同性、可共享性、灵活性、数据的一致性和可访问性以及可实时交换性。
在网络驱动的协同设计环境里, 特征造型的基本组成部分就是3D几何模型的形状特征描述。它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概括形式, 或从功能角度予以考虑, 或从设计及工艺角度出发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对于形状特征进行的合理定义。为了解决特征操作的特征识别、有效程度和面对特征设计的统一性, 需要从特征的边界构成到构造方法进行适当的过渡。处于直观形状特征和简化的需要, 对于3D几何模型的形状特征的粗粒度数据结构进行描述, 就需要用一个独立的数据结构体系, 来对于每个形状特征单元进行表达, 从这些数据结构的描述中, 能够对于形状特征的系列属性进行有效的描述, 并且按要求对于内容进行定论。
2.2 在基于局部操作的形状特征进行操作分析
把几何模型可以当成一系列的形状特征, 并且这些特征以某类关系形成的组合, 从而总结出形状特征之间肯定存在某类相应的联系, 包括相互之间的组合形式、从属和连接关系, 复杂一点的则是对于设计到布尔运算的规律等。要操作形状特征为基本单元的执行局部, 需要系列化和结构化、直观的形象和实现简单等优势特征, 必须的前提条件则是灵活的形状特征, 这些特征包括了产生形状特征、变化特征的功能、修改框架参数等相关内容。这些局部操作的研究, 都是建立在欧拉运算基础之上的。它通过拓扑变化操作的主要工作方式, 对于正确的拓扑关系和造型的合理性进行有效的保证。
3 网络驱动的协同设计三维几何模型共享技术的实现
协同产品开发是几何模型信息共享的基础所在。出于产品信息使用安全性保障的需要, 应当严格控制对其的访问权限, 这就存在访问产品信息过程中的矛盾问题。在对于信息消费者能在开发产品过程中自由而方便获取数据进行保证的同时, 还要严加控制数据访问的权限, 从而从根本上对于非法读取和操作数据的现象进行杜绝。这正时对于怎样安全而方便的使用产品数据的技术, 来进行产品信息共享的研究的关键和切入点。
产品信息的存储和传递, 已经随着信息技术的大力发展和CAX技术的发展, 逐步从纸张媒媒介方式向着数字化方向进行大力的转变。这类数字化格式的信息, 以非结构化数据形式为主储存在相应的信息仓库里, 以便于信息消费者进行查找和使用。随着三维CAD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产品数据更进一步对于二维表达方式的限制进行了摆脱和突破, 对于消除表达歧义和提高数据一致性上进行了大为有利的改善, 从而对于数据共享的能力进行大力的增强。
4 结语
对于人们工作方式, 网络驱动的协同设计带来的是革命性的变化。它对于人们改善交流信息和进行协作的方式, 以及对于人们系统工作的整体效率进行大力的提高。对于网络驱动的协同设计三维几何模型共享技术的实现, 已经取得丰富的研究进展和成果, 具有极大的推广价值, 并且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旭光.计算机支持的协同设计若干关键技术问题的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
协同驱动 篇5
欧美、日本等国的创新实践表明，产学研结合可将科技成果的产生与转化作为一个持续且完整的过程，使各创新主体的意愿得以体现和整合，是减少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中各种“阻滞”(Block)的有效途径。同样，基于“产学研”或“官产学研”合作现已成为我国高技术企业协同创新的主导模式。然而，我国高校在这种协同创新体系中相对比较封闭，现有的科研协作机制尚缺乏促进高校积极参与协同创新的驱动力[1]，导致我国高校并没有成为技术需求的主体供给方。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高技术企业长期缺少自主创新能力的支撑，更多地依赖于吸收和消化国外高新技术，使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目前面临着严重的“空心化”和“外援化”问题[2]。要解决这些问题，我国高技术企业需要在政府宏观政策的引导下对现有的协同创新模式进行完善，在协同创新的内外部驱动机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3]。虽然国内外学者现已提出了技术外包[4]、“产学研”或“官产学研”[5,6]、三层面协同模型[7]、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基于价值链的协同创新以及“五主体协同创新”[2]等多种协同创新模式，但是我国高技术企业整体竞争力弱、创新水平发展不均衡、创新资源有限的现状对有关协同创新模式移植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且多数协同创新模式尚不足以有针对性地解决我国高校在高技术产业“空心化”和“外援化”过程中的功能失位问题。近年来，师永志、甄晓非、Gloor等学者考虑到虚拟组织在合作对象、合作方式上的灵活性，提出了在协同创新模式中引入虚拟组织的观点[8,9]，但目前既能控制合作伙伴协同创新成本，又能充分激励合作伙伴创新积极性的虚拟协同创新模式仍未系统地建立起来。为此，本文针对我国高校在协同创新中的功能失位问题，依托于高校在创新资源集成上的综合性和虚拟企业运营的灵活性，提出高校优势资源驱动的多阶段虚拟协同创新模式(Multistage Virtuall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attern Driven by predominant Resources of University，简称MVCIP)及其运行机制，以期使我国创新主体在宏微观条件欠佳的情况下，能通过创新资源的跨区域集成快速地实现高技术的开发及产业化。
2 高校资源优势驱动的虚拟协同创新机制
2.1 高校的优势创新资源结构
目前，高校在产学研合作中主要承担创新源动力或产业孵化平台的职能，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等合作创新任务[1]。然而，高校相对于企业和其它科研机构，具有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实力雄厚、信息流畅、社会影响力大和前瞻性强等优势[10]，特别是在长期科学研究和社会化服务过程中还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源、生产资源、市场关系资源和软环境资源，通过适当的协同创新模式的支撑和引导，高校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为技术的开发、应用和产业化提供更宽领域、深层次、全方位的协同创新服务，而不仅限于承担创新源动力或产业孵化平台的职能。
(1)学术资源。高校在各类纵横向科项目研究过程中，可通过学术交流、鉴定会、专业年会以及联谊会等形式，将领域内的高端人才、研究院、高校实验室、学术咨询机构融合成系统的学术资源网络。学术资源网络是领域内高水平创新资源集成的平台，能根据协同创新项目的目标快速地确定到何处、找何人进行咨询或合作，不仅能为协同创新的技术发展方向、市场环境和重大决策等提供咨询，还可以在项目实施计划评估、过程监控、绩效评价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2)企业资源。高校的社会服务能涉及到高技术产业链的多个环节，能与众多的实体企业或辅助组织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有关企业所拥有的资金、信息、生产、营销和管理方面的关键资源都能以高校为媒介被协同创新主体所共享，高校可以依据技术研发和产品市场化的需要，从企业资源库中快速地选定协同创新合作对象或辅助对象，即使这些企业资源分布于不同的地域。
(3)市场关系资源。市场关系资源是指能保证技术创新成果顺利市场化的稳定合作对象，如物流企业、销售商、企业用户等。高技术产品的专用性通常比较强，与领域内产品用户或销售商建立起良好的市场关系非常重要。市场关系资源可为协同创新产品的流通和销售提供系统化的服务，保证能以较低的成本快速地实现市场化。另一方面，维护广泛的市场资源可以使学术资源与企业资源的协同目标和合作定位更具有市场化的针对性。高校在协同创新中很重要的一项任务是维护市场资源与企业资源或学术资源间的沟通与信任关系。
(4)软环境资源。软环境资源包括高校可享受的优惠政策、高校的品牌效应以及高校所承载的创新文化等要素。政府财政投入、政府采购和税收优惠政策等在协同创新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有时政策法规支持甚至比资金支持所起的作用更大[11]。政府对高校所进行的投资、科研和产业化活动通常具有一定政策倾斜，高技术企业以高校为合作平台，主动申报各类高技术企业认定、高技术产品认定项目，在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时就可能享受更多的国家、省级层面优惠政策或政府资金支持。高校利用其品牌效应，举办多种形式的项目推荐或论坛，可为创新主体搭建起创新技术交流和共享平台，促进高技术创新主体间形成相互信任、互惠互利的协同创新文化。
高校的学术资源、企业资源、市场关系资源可分别支持技术协同、生产协同、市场协同等高技术产业化的关键协同创新环节，而高校的软环境资源则为这3种协同的顺利实施提供了环境保障，因此，高校相对于企业或其它科研机构具有更多的创新优势资源。其创新优势资源具有流动性、多样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为高校参与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协同创新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可为解决我国高技术产业所面临的“空心化”和“外援化”问题提供战略对接点。
2.2 高校优势资源驱动的虚拟协同创新机制
高校所拥有的创新资源虽然具有流动性、多样性、系统性和综合性，但要使这些资源能服务于具体的协同创新项目，则首先要解决跨区域资源的集成问题。由于虚拟组织在资源整合方面具有松耦合、动态性、灵活性等特点[12]，利用虚拟组织的运营模式整合高校跨区域的创新资源是一种很自然的思路。为此，本文提出了高校优势资源驱动的虚拟协同创新机制(MVCIP)，是指高校以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为导向，依托其学术资源、企业资源、市场关系资源和软环境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和分布式决策技术，将跨区域的高校、企业、科研机构、政府及辅助机构等创新主体集成起来，以提供创新合作平台、创新技术支持和创新过程管理等形式参与协同创新。MVCIP具有明确的服务于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导向性，其总体运作框架如图1所示。
受高技术竞争全球化以及高技术更新频率加快等因素的影响，高技术产品开发的复杂度、资金投入、风险不断增加，高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协同创新项目需要更加关注“更小风险、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更强优势、更好政策、更佳条件”等目标，这就要求协同创新应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寻找具有较强竞争性和互补性的优势创新资源，以支持技术开发、生产制造以及市场开拓等全过程，这是协同创新主体需要突破地域限制进行虚拟协同创新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高技术企业创新所依赖的关键资源，如知识、技术和人才等资源的易流动性及网络、群决策、工作流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跨区域、跨企业、跨平台的优势资源整合创造了外在条件。事实上，科技创新资源的跨境流动现已变得非常活跃，甚至超出国家范畴进行的国际化科学工程已成为国家合作竞争的重要形式[10]。高校可依据市场动态、技术发展动态，向高校资源系统内所有相关的主体发布协同创新需求信息，形成初步的协同创新主体备选对象;然后，在综合考虑“互补性/竞争性”和“成本/效率”的基础上，结合备选主体的利益分配诉求、合作网络特征[13]、创新工作流的复杂度以及高校的软环境资源、合作区域的硬件资源(如产业集群现状、硬件基础设施、行业协会资源以及地方优惠政策)等因素，设计出适合具体创新项目的虚拟协同创新管理机构和运营机制。各个跨区域的虚拟协同创新主体应该以合同约束为基础，通过共享或整合各种人才、资金、技术及知识等进行分工和协作，共同完成合作目标。
总体而言，高校在MVCIP中主要起三方面的作用:其一，通过其优势资源集成系统提供满足创新目标的跨区域协同创新备选创新主体;其二，可直接参与技术协同、生产协同、市场协同等过程，并利用其软环境资源为实施协同创新提供保障;其三，依托于社会影响力和稳固的合作关系承担协调协同创新主体合作行为的角色。MVCIP不同于过多关注产品技术整合的区域化集成创新，也有别于以“产学研”为基础的协同创新模式，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协同创新内容的丰富化。高校创新资源的多样性和综合性能促进高校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向高技术产业链的后端转移，协同创新的内容也会从合作高技术开发向产品生产、市场化的全过程扩展，进而促进高技术领域内关键创新资源的全面集成和科技创新主体间的深度融合。
(2)协同创新模式的灵活化。高校优势资源的虚拟集成使协同创新有了更多、更优的创新主体备选对象，协同创新管理机构可以根据“更小风险、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更强优势、更好政策、更佳条件”等指标对备选主体进行综合评估和优选，进而可以设计更为灵活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和创新流程管理方案。
(3)协同创新主体的动态化。协同创新主体在虚拟合作的框架下可根据协同创新项目的进展、创新主体的努力程度、阶段性创新绩效对创新主体作出动态调整。创新主体构成的动态化可无限扩展协同创新组织的界限，有利于根据协同创新需要适时整合更优质的资源，符合竞争全球化环境下的高技术创新需求。
(4)协同创新成果的高效化。MVCIP对协同创新资源整合以高校长期维系的合作关系为基础，可以快速地确定理想的协同创新主体;另一方面，MVCIP可以突破地域上的限制，利用网络通讯技术理论上可以根据项目目标整合最优的创新资源，保证协同创新能力可立足于高技术前沿。此外，创新主体构成的动态化也进一步确保了协同创新成果的可预期性和有效性。
(5)协同创新管理的复杂化。跨区域的虚拟协同创新主体在利益偏好、企业文化、工作习惯等方面均可能存在差异，导致在协同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多种冲突。此外，跨区域、松耦合的虚拟合作使管理部门难以适时监控创新主体的全作行为。合作信息网络建设、分布式群决策、工作流集成、冲突监控和协调等都将是MVCIP管理所面临的新问题。
3 高校优势资源驱动的虚拟协同创新模式的构建
3.1 虚拟协同创新的多阶段发展路径
一方面，高校优势创新资源的积累需要长期的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和社会服务;另一方面，从产业发展实践看，只有具有生产和市场化实力的实体才能真正地对创新方式的制度化起示范作用[9]。因此，高校要成为虚拟协同创新的主导力量，仅仅在技术创新、专利转让上实现突破远远不够，还必须依托于其优势资源参与到高技术产业链的生产和市场化环节，而高校在协同创新中功能的转换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高校优势创新资源积累和协同创新功能扩展的长期性决定了MVCIP的建立和完善必然需经历多阶段的过程。通常情况下，高校并不能作为直接主体参与到虚拟协同创新中，需要借助于科研团队、技术转移中心或校关联企业等主体与外界进行合作。高校无论以何种形式参与虚拟协同创新，都大致要经历团队内基础创新、高校内部协同创新、外部资源协同创新和产业链全面协同创新4个阶段，如图2所示。
第一阶段，高校主要从事科研团队内基础创新。在此过程中。高校主要积累学术资源和企业资源;同时，基础创新必须重新调整科研立项原则和科研创新方式，将横纵向科研与高技术企业二次创新的突破点和重大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打破高校科学研究与高技术企业创新需求间的“阻滞”。高校在第二阶段可以通过关联实体企业或技术转移中心等形式资助校内各专业研究机构进行跨学科、问题驱动式的研发活动，充分发挥高校优势资源的综合优势，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核心技术向成果转化，并不断开辟高技术成果应用的市场资源。在第三阶段，高校要充分与外部优势资源进行虚拟协同创新，并充分利用自己在学术、企业和市场三方面的合作关系，逐渐使自身成为领域内外关键创新资源集成的平台，从而逐渐地参与到高技术产业链后端的协同创新。在第四阶段，高校需要准确定位自身的技术核心，根据技术核心确定协同创新的重点环节。其更重要的任务是集成和协调高技术产业链中的协同创新资源，促进高技术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
3.2 构建以项目为导向的虚拟协同创新模式
对高新技术协作网络的实证分析发现，多数合作网络采用与某成员企业相一致的控制手段，比例达70%以上[14]，这说明高新技术领域合作创新主体虽然具有很高的相互依存度，但合作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多数决定于主导企业的合作需要，这种状态会使协同创新存在潜在的结构性冲突。同时有关研究也表明，伴随任务的完成、目标的实现，协同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及创新需求会随时间变化呈下降趋势。因此，有效的虚拟协同创新模式不仅要能促进跨区域创新资源的整合，还要明确创新主体的权、责、利关系，特别是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机制，促进创新主体信任关系的持续化。
综观国内外现有的协同创新实践模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管理下的“产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I/UCRC)模式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它是集组织化研究单位(Organized Research unit)、产业联盟(Industrial Affiliates)和研发联盟(R&D Consortia)三者于一体区域协同创新网络[1]。参考I/UCRC的运作框架，理想的MVCIP至少需包含高校相关组织(科研团队、技术转移中心、研究院或高校其它关联创新实体)、高技术企业、地方政府、研发机构和辅助部门等创新主体;而其运营模式既要利用虚拟企业在创新资源集成和管理上的灵活性，又要充分发挥高校在协同创新主体关系协调上的主导作用。
如图3所示，MVCIP的具体运行模式应该具有明确的项目依赖性。高校会根据协同创新项目运行需求，从其学术资源、企业资源、市场关系资源中选择合适的协同创新主体备选对象，并在协商的基础上建立起具体的MVCIP运行模式。通常情况下，MVCIP运行模式在架构上可以分为协同创新协调层、协同创新工作流层和协同创新主体层。协同创新协调层是虚拟协同创新组织的管理核心，由来自协同创新主体的代表共同组建虚拟协同创新管委会或类似机构负责虚拟协同创新的创新项目规划和运营工作[12]，如协调创新主体的业务进度、监控资源使用、协同创新行为等。第二层是协同创新工作流层，它是支持协同创新目标实现的主要创新工作流网络，各个核心工作流结点由对应的跨区域创新主体完成，并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实现虚拟化集成。第三层是协同创新主体层，各个创新主体在承担正常业务的同时还配备相应的优势资源，确保虚拟协同创新工作流按期完成。这种MVCIP运行模式实质上是由高校发起的，以项目为导向的动态协同创新网络，其优势在于既能充分发挥高校创新资源的综合优势，又能保障协同创新运行机制具有针对高技术创新项目不确定性强所需要的灵活性。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管理模式总是表现为其管理内容与方法能同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相适应，这种MVCIP运行模式的有效性还取决于协同创新具体环境和管理机构协调能力等因素。
4 实证研究
现代石油科技有限公司(简称MOST公司)是某高校科研团队通过创业投资创办的高技术企业，现已研发了近百种石油钻采工具配件、钻井油气层保护专业仪器。MOST公司的创建和发展以高校的石油工程学科、机械制造学科的科研力量为主体，通过与校内其它院系、国内石油院校、石油企业科研院所、大型骨干石油企业的协同创新，进行钻井和原油开采方面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化工作，现已成为支撑区域石油机械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研发和转移的重要基地[15]。
4.1 MOST公司的技术创新机制
强化自身技术创新能力是MOST公司成为领域内虚拟协同创新主导力量的首要前提，然后才能发挥高校的综合优势资源，不断地创造参与协同创新项目的机会。通过不断的实践和经验总结，MOST公司现已建立了制度化的技术创新机制，其流程如图4所示。
MOST公司的技术创新机制体现了直接面向市场关系资源的协同创新模式，实现了从基础性研究、技术应用、企业效益和产业发展间的良性互动，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坚持基础科研成果的开放式交流。MOST公司运营的同时，其核心科研团队仍坚持申报国家自然基金、省级科技基金、青年创新基金和中石油科技基金等各类研究项目，及时地通过各类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发布科研成果。通过这些方式，及时地更新创新理论，丰富研究手段，使技术开发能立足于国内外理论前沿;还有利于及时发现研究成果的不足，获得有关专家和企业的修改建议，确保产品的功能和技术性能均具有前瞻性和应用可行性。
(2)及时检验研究成果的实效性。MOST公司主张科研必须以解决石油企业的创新问题为导向，使基础性研究定位更能贴近于石油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利于从经济可行性、技术可行性的角度提出优化技术创新方案，从而为未来技术产品的市场化奠定基础。MOST公司科研团队在进行科研立项前会对石油企业在油井勘测、钻探以及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研;取得技术研究成果后，将及时地与石油企业解决问题的需要结合起来，进行产品的功能定位，并通过实地测试来评价产品的实效性。
(3)注重知识产权的申请和保护。为及时地保护知识产权，MOST公司特别设置了专利申报和管理部门。MOST公司在进行协同创新的同时也尽可能地明确本公司为成果所有权人，形成的固定资产归公司所有、形成的知识产权纳入公司的知识产权进行管理，并明确规定技术成果完成者的权利，取得有关荣誉证书或奖励的权利，还包括技术成果在进行技术改进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通过规范化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MOST公司能在协同创新中有效地避免技术开发和市场化后期存在的知识产权风险。
(4)力争实现产品报奖与市场化的“双100%”目标。MOST公司要求通过高校或行业协会对技术产品100%进行报奖，这是对技术创新水平的检验，也可确保公司研究项目必须具有学术价值或实践价值。力争实现产品的100%市场化是将技术创新、协同创新与企业自身发展统一起来的关键策略。通过实现“双100%”目标，MOST公司可以准确地进行产品定位，快速地回收R&D投入，迅速地拓展新技术产品市场。
4.2 MOST公司的多阶段虚拟协同创新模式
MOST公司的建立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校的综合资源优势、石油产业创新机遇和区域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政策，其发展过程体现了MVCIP形成的重要阶段。
(1)团队内基础创新阶段。创办MOST公司的科研团队长期坚持以高校为平台申报各类科研项目，共同主持和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新产品推广项目、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石油中青年创新基金项目、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以及各大油田科学研究项目45项;获得国家、省级科技进步奖20余项，3个产品被评为国家级新产品，取得了国家专利30多项，其中包括10余项国家发明专利。科研团队的横纵向研究成果为组建MOST公司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同时通过学术交流构和社会服务建起了稳定的学术资源、企业资源和潜在的市场关系资源。
(2)高校内部协同创新阶段。MOST公司作为由高校衍生出的协同创新主体，在其运营初期，管理人员充分利用高校在管理、市场、机械、地质、软件方面的优势资源解决人力、资金、管理、技术瓶颈等多方面的问题。在此阶段，MOST公司的创新不再是决定于石油企业需求或期待课题获批的偶然行为，而是面向市场机遇并充分利用高校低成本资源进行的制度化创新。进行协同创新时，MOST公司会结合市场需求和高校的资源现状，将新产品的技术和功能定位在可实现的范围内;产品试制、试销和批量化生产前，MOST公司会召集校内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可行性论证，并根据有关建议进行有针对性的技术改进、产品功能优化、市场化方法创新。
(3)外部资源虚拟协同创新阶段。MOST公司运营初期的协同创新资源限制在高校内，主要是出于节约创新成本的考虑，然而MOST公司成长的真正动力得益于“借智发力”和“多元化”的外部资源虚拟协同创新。为保持产品在技术上的先进性，突破校内资源在技术创新和管理上的瓶颈，MOST公司将高校可以联系或利用的国内石油高校、科研院所、供应商、大型石油企业技术资源都集成起来，建立了“协同创新资源数据平台”，并不断将业务伙伴或潜在的创新主体按核心能力进行分类存储，同时有专人与相关潜在创新主体维持高程度的友好关系，以备进行复杂协同创新项目时能及时地获得创新主体优势资源的支持。
(4)产业链全面虚拟协同创新阶段。MOST公司重视不断地开放企业边界，与外部组织进行产业链的全方位合作，协同创新内容涉及到技术开发、产品生产、市场开发等各个环节。同时，MOST公司还强调协同创新活动都应该与核心技术和高校可利用的优势资源有关，而外包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业务或非核心环节(如流通、零件生产、跨区售后服务等)。近年来，MOST公司通过协同创新开发的近百种产品均紧密围绕着石油机械及配套软件两项业务，每项业务重点把握产品设计、配套软件开发以及总体组装等3项关键环节。通过这种“深度合作、突出核心”的虚拟协同创新策略，MOST公司在保持核心技术的同时还有有效降低了创新成本效，提高了研发效率、生产制造和市场化速度。
5 结论
MVCIP相对于以地理聚集或产业集群为基础的协同创新模式，扩大了协同创新主体选择的范围，使协同创新的内容更为丰富、模式更为灵活化、成果更为高效化，有利于我国高技术企业在区域技术水平发展不平衡、优势创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快速地进行高技术开发和产业化。高校在MVCIP中的主导作用源自于其掌握着综合性创新资源的内生优势，其服务功能向高技术产业链下游的扩展能有效地解决我国高技术产业“产”过剩而“学研”不足所造成的“空心化”和“外援化”问题。高校无论以何种形式参与MVCIP的构建，通常要经过科研团队内部基础创新、校内资源协同创新、外部资源协同创新和产业链全面协同创新4个阶段，而高校在不同阶段中要转变其在协同创新中的角色和扩展协同创新内容。MVCIP高并非不注重实体创新，只是更强调通过跨区域的虚拟合作促进更大范围的协同创新优势资源持续性地在高校与企业间、企业与企业间共享和转移。值得注意的是，MVCIP是融合多主体关系、区域经济结构、技术要素、产业政策等因素为一体的复杂协同创新系统，分布于不同地域的协同创新主体容易受到合作动机、文化以及企业治理模式等差异的影响，这是虚拟协同创新管理复杂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充分发挥高校软环境资源的影响力，结合协同创新项目的特征，为虚拟协同创新模式等设计合理的组织机构、创新工作流集成和管理规划、合作协议框架是MVCIP管理的关键问题。
摘要：高校在协同创新中的功能失位使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面临着较严重的“空心化”和“外援化”问题。结合高校创新资源的综合性和虚拟企业运作的灵活性,提出高校优势资源驱动的多阶段虚拟协同创新模式。基于该模式,高校可充分发挥在学术资源、企业资源、市场关系资源和软环境资源集成方面的综合优势,树立其在跨区域虚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并按照团队基础创新、高校内部资源协同创新、外部资源协同创新和产业链协同创新的路径,逐步促进各种创新优势资源在跨区域创新主体间的全面集成和共享。实证研究表明,这种虚拟协同创新模式可使我国高技术企业在区域创新能力不平衡、优势创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也能快速地进行高技术开发和产业化。
协同驱动 篇6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一般由多主体共同参与,以农产品为中心,各主体相互协作来运行,其组织协同的结构特征和运行机制直接影响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关于农业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问题,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四个方面: 一是研究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发展趋势及发展模式等[2,3];二是对美国、日本等国先进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模式、发展经验或失败原因的归纳分析[4];三是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运行机制、治理机制及绩效的研究[5,6,7];四是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驱动因素的研究[8,9]。以上研究主要采用理论分析法或经验研究法, 缺乏基于中国经验数据的实证检验, 且很少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结构、运行机制及其驱动因素等三者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本研究在相关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结构、运行机制及驱动因素的理论框架,通过实证分析, 探寻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驱动因素对其协同结构及运行机制的作用机理, 以及农业合作组织协同结构和运行机制是否存在内、外驱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等理论和现实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建议。研究结果将对更深入地认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解决农业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理论假设
1.1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结构与运行机制
组织协同是指无序的各行为主体, 为某一共同目标,协调配合,形成统一、有序的整体的过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指组织内各主体相互协作、有序配合,形成具有互补效应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实现组织协同功能。农业合作组织协同主要包括协同结构特征与协同运行机制等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中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产权结构、利益分配机制等形成了合作共生结构;控制权结构、监督机制、决策机制、激励机制等形成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共同治理结构;合作经济组织的成立、资金来源与经营模式等方面受到规章和规定的约束, 从而形成合作经济组织的契约规范结构[5,6,7,10,11,12]。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弹性运作机制与广泛参与机制[13]。
协同的组织结构是组织内部选择的制度方案,在此方案下确定各组织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或相互关系, 构成了组织要素可以采取什么行为以及如何期待其他要素以可预见的方式行动的预期[14]。结构与运行机制两者相互依存、彼此促进,其中组织结构是形式、运行机制是内容;组织结构有形、运行机制无形;组织结构是运行机制的载体,运行机制是组织结构的体现[15]。农业合作组织协同结构和制度安排不仅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社的行为, 而且对组织的运行绩效具有影响[16]。
1.2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的驱动因素
组织协同发展的驱动力主要包括组织内部和外部驱动力量,内、外部驱动力量之间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其中内部驱动力量一般促进形成自发性秩序,外部驱动力量则促进形成构建性秩序,因此,内外驱动因素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组织协同的发展路径[17]。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的内部驱动因素研究的理论视角包括三个方面:1) 认为经济动机是农户参与合作社或使合作社协同运行的重要的内生驱动力[8];2) 提出市场化、农业生产专业化趋势与农产品生产和交易特性的变化及降低成本是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前提[9];3) 指出生产大户与管理者是合作经济组织组建与运行的主要动力[18,19]。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内部驱动因素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合作经济组织为成员提供有效的技术培训( 即组织学习) 、带头大户及乡村能人等为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及运行起到关键性的引导与协调作用( 即人力资源) 和经济收益。由此说明内部驱动因素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结构特征与协同运行机制均存在影响。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过程中, 政府通过强制干涉与引导等方式对合作组织的成立、组织结构及运行均有不同程度影响, 这种影响成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发展的重要外部驱动力[8]。但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主体,其主要影响来源于市场环境的变化, 农业合作组织的结构与运作随市场格局的变革而变革[20]。因此,政府和市场是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两个主要外部驱动因素,其对组织协同的结构特征与运行机制存在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本文假设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结构特征对协同运行机制存在影响,同时,二者均受到协同的内外驱动因素的直接影响, 并且协同的内外驱动因素可通过影响协同的结构特征间接影响协同运行机制。因此,构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的结构特征、运行机制及其驱动因素的研究模型( 图1) 。
2 研究方法
2.1 模型选择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 structural equationmodeling, SEM) 的分析方法。由于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通用的线性统计建模技术, 综合了因子分析与路径分析,对于处理多原因,多结果及不可观测变量( 潜变量) 等问题较传统统计方法有突出优势。因此,该方法非常适合探讨本研究中多个潜变量间的关系及潜变量与显变量间的关系。具体结构方程模型的三个矩阵方程式为:
图 1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的结构特征、运行机制及驱动因素研究模型Fig. 1 Research model of the collaborative structure,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of collaborative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s
式中:X表示外生观测变量向量,在本研究中指反映内、外驱动因素的指标构成的向量;准为外生潜变量向量,即内部驱动因素与外部驱动因素组成的向量;Λx反映内、外驱动因素与其各自的观测变量间关系的系数矩阵;Y为内生观测变量向量,即反映协同结构特征与协同运行机制的指标构成的向量;η为内生潜变量向量, 即协同结构特征与协同运行机制向量;Λv反映协同结构特征、协同运行机制与其各自观测变量间关系的系数矩阵;δ与ε为测量误差;B和Γ为路径系数,B表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Γ则表示外生潜变量对于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ζ为结构方程的误差项[21]。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3年8月对湖北省宜昌市40个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的问卷调查。从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来 ,宜昌市各类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得到迅猛发展, 范围包括畜禽养殖、蔬菜、木本油料、魔芋、渔业、柑橘和茶叶等方面。根据调查的可实施性,在本次调查中,选择生猪养殖合作组织10家,蔬菜合作组织8家、魔芋合作组织8家,茶叶合作组织8家,柑橘合作组织6家进行调查。调查对象为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及领导者。调查中总发放问卷300份, 获得有效问卷272份,有效回收率为90.67%。
2.3 变量设定
基于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根据已有研究,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驱动因素归纳为组织学习、经济收益与人力资源等方面[8,9,18,19];将外部驱动因素归纳为政府促进与市场需求两个方面[8,20];将协同结构特征与协同运行机制分别归纳为合作共生结构、共同治理结构、契约规范结构和弹性运作机制、广泛参与机制等方面[5,6,7,10,11,12]( 表1) 。每个观测变量分别设计题项以陈述性语句提问, 并运用里克特5级量表进行赋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比较不同意,3代表意见中立,4代表比较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
2.4 量表效度与信度检验
为保证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运用SPSS17.0软件对10个观测变量进行因子分析与信度检验。由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10个观测变量的分组状况良好,除个别项的因子载荷稍偏低外,其余各项的因子载荷 量均在0.68以上 , 并且通过KMO与Bartlett’s球体检验 ,得到KMO值为0.84,巴特利球度检验统计量为1 641.28,对应的P值接近于0.00,说明量表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对量表数据进行信度检验,发现四组数据的Cronbach’s系数值分别为0.82,0.79,0.85与0.90 ( 表2) 。系数值均在0.70以上,由此说明本文数据信度效果很好。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内部驱动因素中组织学习、经济收益与人力资源的均值为3.60-3.95( 表2) ,略高于中间水平,说明组织成员对内部驱动因素有一定的认可度。外部驱动因素及协同结构特征所对应各变量项的均值为4.20-4.40,即组织成员对组织协同的外部驱动因素及结构特征的感知度很高。协同运行机制中协同运作机制与广泛参与机制的均值分别为3.89与3.97,说明组织成员对协同运行机制的感知度也较高。
3.2 驱动因素分析
对所构建的SEM模型的模型适配度进行检验,发现该模型的各项指标检验中除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RMSEA) 与简约适配指数( PGFI) 处于临界点处以外,其他各项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 表3) ,模型适配度较好,说明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效果理想。
由潜变量间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汇总情况可以看出,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结构特征对协同运行机制的路径系数为0.59( 表4) ,说明协同结构特征对协同运行机制具有极显著影响, 协同结构特征决定了协同的运行机制,结论与Schmid[14]、任胜钢等[15]所提出的观点相符。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驱动因素对协同结构特征及协同运行机制均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26与0.38,说明组织的提供学习机会、提高收益和具备技术人才等内生性驱动力量,不仅可以决定组织协同结构的构建,而且这些驱动因素在组织运行过程中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外部驱动因素对协同的结构特征与协同运行机制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60与-0.08( 不显著) ,说明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只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结构特征具有直接影响, 而对协同运行机制并无直接影响;合作经济组织协同的内、外驱动因素对协同运行机制的间接影响系数分别为0.15与0.36,均较显著,说明合作经济组织协同的内、外驱动因素可以通过影响协同结构特征进而影响协同运行机制。
SEM模型的路径系数中除外部驱动因素对协同运行机制的路径系数不显著外, 其他各项路径系数均显著( 图2)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驱动因素中,组织学习、经济利益与人力资源对内部驱动因素的标准化回归路径系数分别为0.63,0.79与0.94,三个变量的代表性依次增强, 说明人力资源状况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协同驱动的贡献较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中有能力的领导者或技术人员在组织协同中起到关键性驱动作用。外部驱动因素对政府促进及市场需求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86与0.77,均为正向影响,即政府的促进及市场需求均能作为外部因素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产生积极的驱动影响, 并且政府促进的代表性比市场需求的稍强。合作共生结构、共同治理结构及契约规范结构三项均能较好地反映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结构特征, 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73、0.83与0.88。契约规范结构影响最显著, 调研中发现契约规范是当今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规范成员权利与义务及其他合作关系的主要途径, 故其能较好反映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结构特征。同时,长期合作共生结构、共同治理结构也能较好反映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结构特征。运行机制对弹性运作机制和广泛参与机制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87和0.94,表明弹性运作机制和广泛参与机制均能较好反映运行机制,并且广泛参与机制的代表性强于弹性运作机制。
图 2 模型标准化回归系数及估计参数结果( 注:* 表示 P<0.001)Fig. 2 Parameter estimates of standard regression model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驱动因素、组织协同结构和运行特征之间存在显著的多阶因果链的逻辑关系,有利于深入认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问题。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内部和外部驱动力作用下, 产生了合作共生、共同治理和契约规范的协同结构以及广泛参与和弹性运行的运行机制。组织学习、人力资源、政府促进是当前农业合作组织协同的主要内在驱动因素,不仅对组织的协同结构具有直接影响作用,而且对组织协同的运行机制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作用。政府和市场的驱动因素仅仅直接影响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结构, 但其可通过组织协同结构间接影响组织协同的运行机制。
4.2 启示
第一,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必须关注其各项内、外驱动因素,以良好的协同驱动力来构建合理的组织结构特征, 并通过合理的结构特征来带动组织的健康运行。
第二,通过契约规范合作双方的权责,提高农户对组织建设的参与度及对组织的忠诚度来加强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 在组织运行过程中注重合作及沟通方式的灵活应变,采用多途径、多方式解决问题,根据经营需求尽量降低参与门槛,促使一般农户均能参与。
第三, 培养优秀领导者、高能力素养的技术人员,以高素质人才带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优秀的领导者、高能力素质的技术人员等不仅能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制定正确的战略目标, 保证组织对技术的需求,获得核心竞争力;同时高素质人才的个人魅力在农民群体中所产生的特殊号召力与吸引力能为组织的协调运行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第四, 发挥政府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促进作用。《合作社法》的颁布不仅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而且政府的资金补助为很多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提供了资金援助, 在农户对政府存在很强信任感的情况下, 可充分利用政府的促进作用来协调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摘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组织协同理论,构建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机制及其驱动因素的理论模型,采用SEM模型对该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的结构特征、运行机制与内外驱动因素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外部和内部驱动因素对组织的协同结构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内部驱动因素和组织协同结构对组织协同的运行机制具有显著直接影响作用,同时内外部驱动因素通过组织协同结构间接影响组织协同运行机制。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协同驱动因素、组织协同结构和运行特征之间存在显著的多阶因果链的逻辑关系;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同是内外驱动因素作用的结果。研究阐明了人力资源、政府促进、契约规范与广泛参与是当前农业合作组织协同的主要驱动因素等结论。提出了建立高效能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必须重视人力资源及政府等驱动因素的影响,并运用有效驱动力来改善或构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合理的协同结构,通过合理的协同结构来带动组织的健康运行。
协同驱动 篇7
浙江省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成效显著。从2008年起,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发挥科技支撑作用,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中央七部委《关于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企业的意见》以及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在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中充分发挥人才保障和支持作用的意见》的精神, 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针对浙江籍院士多而在浙江工作的院士少、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对科技创新的需求强烈的现状, 在借鉴兄弟省市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浙江省科协与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浙江省经信委、科技厅、教育厅、人保厅、财政厅等部门合力有序地推进院士专家工作站 (以下简称工作站) 建设工作。经过4年来的努力, 截止到2012年底全省共建站252家 (其中省级站53家) , 签约院士190名 (其中省外院士171名, 外籍院士3名) , 共有1 700余人次的院士专家及其团队进驻工作站, 累计举行地方和行业发展战略咨询活动50余场次, 签订科技研发项目600项, 有效转化成果近300项。主要成效可归纳为“四个一批”:一是柔性引进了一批院士专家高端人才, 推进了浙籍院士与专家的回归。170多名外省的院士加盟浙江省, 成为浙江省的“编外院士”, 其中多数是浙籍或在浙江工作、学习过的院士, 因而被形象称为“浙籍院士回归工程”, 成为创新型省份建设的“智高点”。二是共同搭建了一批产学研用有机结合的创新平台, 推进了多方主体的协同创新。通过院士直接引进了一批国家级大院名校及创新团队参与浙江省企业科技创新, 如杭州通过建站引入中国科学院工程塑料研究中心和国家生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并建立了相应的研发基地;依托院士专家所在院所的科技资源改造是提升建站主体的研发机构, 增强了企业自主研发能力, 如海圣压力器械公司依托邱贵兴院士工作站筹建了绍兴生物医用材料与器械研究院。三是合作攻关破解了一批核心关键技术难题, 推进了建站企业研发水平的提高。宁波东方集团在黄崇祺院士团队的主持下建立了国内最大规模“大长度、大截面高压电等级”光电复合交联海底电缆研发基地, 共同承担了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课题, 研制了我国第一线110 k V光电复合交联海底电缆, 打破了国际封锁。工作站已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核动力”。四是联合培养了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创新人才, 推进了科技信息的共享与利用。“依站办学”实行传帮带, “借站留学”把企业人才送到院士所在院所深造, “驻站求学”则是采用请进来的方式就地培养。如李依依、费维扬、张齐生院士相继在企业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 并与工作站实现联合互动的培养新模式, 出站博士多数留在了建站企业。
此项工作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和中国科协领导的高度重视与充分肯定。继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邓楠和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肯定后, 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第二次对工作站建设作重要批示, 浙江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多次给予肯定, 作出批示, 提出要求。中国科协陈希书记来浙江省调研工作站建设并提出了协同培养研究生的新要求, 书记处张勤书记来浙江调研时也肯定了浙江省科协在工作站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经验。2012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与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两办”《意见》) , 省编委正式批复成立全额拨款公益性事业单位———浙江省院士专家工作站服务中心, 省财政将以奖代补的省级工作站经费纳入预算, 并与省科协联合下发了《浙江省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省委人才办还对省级有关部门进行了“两办”《意见》的任务分解。所有这些, 不仅凝聚了浙江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工作站建设的关心支持, 也为浙江省工作站建设的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
浙江省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特色鲜明。一是以服务企业技术创新为目标, 着力构建直接为企业服务的高端智力创新平台。现在的创新平台和载体很多, 工作站如何实现差异化, 贯穿浙江省科协工作的始终, 实践中也逐步形成了“三五七”的建设思路, 即:“三共同” (共创平台、共建机制、共谋发展) , “五平台” (引进高端智力平台、协同创新平台、战略咨询与信息交互平台、人才培养平台、成果转化平台) , “七原则” (企业为主体、需求为导向、项目为纽带、实质性合作为基础、产业化为目标、内生驱动为根本等) 。对工作站的这些理解与定位逐步得到了院士专家和企业的认可与肯定, 为工作站建设有序推进奠定了基础。二是以“大联合、大协作”的工作方式和“有为才有位”的理念, 竭力打造具有科协特点、浙江特色的科协服务创新品牌。科协具有人才荟萃和组织网络化的优势, 但缺乏资金、项目、政策等手段, 举党委人才办、组织部的旗, 与科技、人才、教育、财政、经济等部门合作形成合力推进的工作方式, 既可以充分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优势, 又可以争取到党委和政府的重视。而在理念上坚持有作为才有地位, 不仅使这项工作逐步得到了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理解、关心、支持, 解决了机构、人员、经费及政策措施上的诸多瓶颈, 而且也使这项工作进入了党委和政府的工作目标和任务之中。目前, 浙江省委、省政府在技术创新试点省份建设、创新型省份建设、人才发展目标任务分解与考核中都已将工作站建设列入。三是以制度、管理的顶层设计为保障, 努力构建服务工作站和院士专家的长效机制。由于工作站建设是自下而上推动的, 是从院士行活动逐步演化而来的, 故缺乏整体布局、长远规划, 也没有其他创新平台那样有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为此浙江省科协从一开始就依靠并联合省级有关部门以协调小组的名义下发实施意见, 并逐步探索管理办法、评审认定办法, 以及考核办法等, 及时指导各地和工作站加强管理制度的规范化建设。各地也在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工作推动方式和工作站管理模式。特别是浙江省委、省政府“两办”《意见》印发以后, 不少地方纷纷出台相应的政策及管理办法。
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也要有新思路和新举措
工作站建设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新形势下, 工作站建设还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正式确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对形成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平台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更加明确, 我国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 而是必须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因此要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 加快科技创新, 向人才要“红利”。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不仅对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提出了新要求, 还对科协所属学会组织 (即科技社团) 提出了“三个发挥作用”的具体任务, 这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以文件形式第一次明确科技社团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可以发挥重要的职能和作用。可以说, 工作站建设是科协及学会组织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有效载体与抓手, 如何进一步推进并更加富有成效, 是当前面临的一大课题。换句话说, 如何建立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内生性的引导、推进、激励与服务机制, 促进高端智力集聚浙江、浙江籍院士专家回归、推动浙江创新发展, 是需要认真思考并切实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按照新的形势要求提升认识、丰富内涵、科学指导、优化运行、形成机制, 工作站建设就会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 就会被其他协同创新平台和新的产学研用合作形式所取代。此外, 工作站的发展还不够平衡, 区域协调、部门合力、内生驱动、上下互动还需要强化, 部分建站主体对工作站建设的认识还不够到位, 国家层面缺乏统一的建设意见, 相应的政策、环境、载体、途径、保证等还不够明确, 这些也是制约工作站建设的因素。因此, 工作站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任重道远”。
进一步深化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的思路与措施
一是对工作站及其建设的认识要有新的提升, 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目前, 浙江省的工作站建设已从过去的面上推进与数量扩张进入到内涵与质量提升的新阶段, 对工作站的内涵与本质也要有新的认识, 要与时俱进。过去认识的高度不够, 甚至还有误区。这与这项工作是基层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缺乏及时的总结提炼有关。发展到今天, 工作站建设已经不是前些年单纯的院士行, 也不只是单向的技术推广、一次性的项目合作和被动的成果转化, 而是在供求对接的基础上、院士专家团队与企业的紧密“联姻”, 发展成为基于院士及团队与企业双方内生驱动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 并且在合作内涵与职能上已拓展提升到发展战略咨询、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国家重大专项合作承接、高层次创新人才合作培养, 许多工作站已成为企业技术研发中心的核心, 从而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源动力, 部分建站院士也已经进入从点到面、从技术合作到投资经营机制的综合性合作, 实现了一些地区或行业共性技术的共享。这正是浙江省院士专家工作站与其他创新平台单向性、被动性、短期性、间接性的不同所在, 特别是发展战略咨询、合作培养人才的职能和直接无缝对接、双向内生驱动、互动互利协同创新的特点是其他创新平台所不具有的。
从本质上讲, 工作站是有助于推动形成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平台, 是基于内生驱动的产学研用的有机统一。这符合党的“十八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 是符合国家推进创新的路径与政策方向。以企业为主体、以双方有效需求为导向、以内生驱动为动力, 就是要通过院士团队把高校、研究院所、其他创新平台的科技资源或创新要素与企业的资本、技术及其经营机制相聚合, 因而能够形成高效的协同创新系统。作为高端智力人才, 院士是企业推进技术创新, 实现“两富”现代化浙江的最大潜力、优势之一。浙江要在新一轮发展中抢占制高点, 需要更加重视并发挥院士“智高点”的引领作用。其实, 院士及其团队就是一座“金矿”, 院士及团队与企业紧密合作所构建的工作站平台可以做到3个能够:一是能够汇集一流的专家和富有潜力的后备力量, 使相关的科技资源和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从而起到了“聚宝盆”的作用;二是能够搭建高水平、跨学科、跨领域、跨区域交叉综合的战略决策咨询平台, 使企业成为创新的决策主体, 从而起到了“航向标”的作用, 引领企业发展;三是能够突破传统体制并穿越高校、院所、政府与企业的边界而推进知识的生产、扩散与应用, 从而真正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智本和资本的交融。工作站就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平台、智本与资本交融的载体。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认识, 会进一步增强推动此项工作的责任感和自信心, 也就弄清楚了工作站是一种怎样的协同创新组织形式或合作模式, 应该如何推动院士团队与企业结成基于有效需求和内生驱动的协同创新机制。
根据“两办”《意见》, 今后要在浙江省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域, 如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经济等重点领域等, 集聚一批高层次领军人才, 培养一批具有较强创新研发能力的团队, 构建一批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平台, 形成一套有利于吸引院士专家等高端人才创业创新的激励机制, 探索具有浙江特色的产学研用合作和协同创新的有效模式与机制。对此, 工作站建设不仅是有效的载体, 也是重要的抓手。
二是工作站建设的内生驱动与工作推动机制建设要有新的推进, 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如上所述, 工作站建设是实践中自发产生的, 又是主要由科协来推动的, 缺乏顶层设计, 各方面的认识也有差异, 有先天不足。因此, 一方面要继续以“大联合大协作”的工作方式, 集中各部门的职能与优势, 在党委人才部门的旗帜下形成合力推进的工作机制, 切实落实各部门对工作站支持扶持的政策与措施。另一方面又要加强统筹协调和宏观指导, 有计划有重点地推动工作站建设与发展, 切实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要科学规划、突出重点、有序推进, 成熟一家建一家, 不攀比、不求数量、更不能徒有形式, 对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个院士团队建站进行必要的引导和数量控制;申请建站的单位不仅要具备相应的条件, 有内在的有效需求, 还要对区域、行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引领带动、产业集聚与提升、科技辐射与推动作用, 从而放大工作站的成效;此外, 还要完善工作站申报认定、绩效考核、表彰激励、动态管理的制度与方法, 健全制度、强化日常监管、引导各方自律, 努力提升工作站建设的水平, 确保富有成效和持续健康发展。
作为建站主体, 不仅要为院士专家团队提供良好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 更重要的是要以需求为导向、以工作站为平台、以院士团队为旗帜, 有效整合各方的科技资源、吸纳凝聚各方面的创新要素, 在与院士团队的合作上形成互动互利、协同协作、集聚集成的运行机制和支撑体系。工作站建设已有4年实践和探索, 企业与院士团队的合作在形式上也有许多卓有成效的模式, 没有最好、也没有固定的模式, 适用就是最好的。当然, 作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企业主体、有效需求、协同创新、互利共赢就是基本的关键词。其实, 技术创新是市场需求与技术供给双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 作为企业在科技创新合作中的有效需求就是指企业既有合作创新能力又有合作动力的需求, 而院士及其团队不仅具有技术供给的能力, 更有研发成果工程化、市场化的需求。浙江省科协的任务就是要在二者之间构建互利共赢的协同创新平台, 并为使双方的交易成本最低提供服务。下一步还要推进工作站与企业研发中心、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博士后流动站、创新团队乃至专业研究生培养等创新平台 (载体) 的相互促进, 优势互补。推动高校、院所与企业的产学研结合与协同创新, 可以为工作站建设并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