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风险（通用8篇）
协同风险 篇1
一、引言
在房地产企业提供的所有服务当中,与商业地产相关的办公空间服务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办公空间作为企业活动的载体,是生产性服务活动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空间、基础设施。由知识经济发展带来的企业数量规模的扩张,极大推动了对办公空间的潜在需求。20 世纪90 年代在第三产业兴起的背景下,中小企业数量急剧增加。2008 年新登记内资企业123.26 万户,到2014年底,新登记企业365.1 万户,比2013 年增长45.88%。相比之下,办公空间的实际数量需求却没有呈相应的增长势头。房地产开发企业办公楼新开工房屋面积从2008 年的2471.95 万平方米增加至2013 年的6887.24 万平方米,但每年的增幅呈下降趋势。办公楼的供应量与实际需求量不匹配。究其原因,除了经济环境的影响,也与企业的性质相关。
新兴成长的公司越来越多地集中于网络、移动通讯等信息产业和金融服务业。这些企业对于办公空间的要求不仅限于基础的办公设施和知识收集、积累、修正和交换的业务,而更多地注重多功能的组合,适合灵活互动、交流以及高效经济的办公系统。在这一趋势下,已有不少办公空间演变为转型过渡形态,即协同办公模式:介于标准化的传统封闭办公室工作环境和社区化的独立分离家庭办公(SOHO)模式之间的共享形式,内涵包括为各种人群或企业提供可分享式的管理,主要服务于知识产业中不同领域的人士在不同专业化程度下的分工协作,不仅表现为办公室设备的出租,更重要的在于个体集聚下,专业网络反映出的社会联系。
2015 年以来,仅在上海,新兴的协同办公空间就已超过60 家。这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在鲜有可参考的学术文献中,国内外对此的探讨多数集中于该模式所带来的创新和便利,如Pratt(2002)认为这样的服务是连接技术、空间和人的综合体,高效的社会空间劳动分工、文化交融满足了当代“产品空间”的要求。投中研究院表示,这是一种更方便为草根创业者提供成长和服务的开放式生态系统。另一方面,这股来势汹汹的“第三次办公浪潮”也引发了对于其负面影响的思考。Moriset(2014)指出这种共享空间的扩张趋势带有本地化的表征,因其是以创新地区和城市环境的政策为基础的,从而不得不思考“共享泡沫”的可能。蔡延青(2015)指出,中国并不能直接照搬国外的联合办公模式,因为当前中国现有的新型办公空间收益很低。
那么,作为提供办公服务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房地产企业在面对这样的变革局面时,是否能够审时度势,以顺应潮流,获得成功,取决于对各方因素的衡量。
二、基于钻石模型的分析
影响房地产企业发展的因素可以从四个主要方面考虑:需求条件、生产要素、扶持产业以及企业结构。除此之外还有机遇和政府两大外部变数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可以说,当前的共享空间热反映出办公空间转型的大好契机,企业竞争尚处于近乎公平的起步阶段,而国家刚刚出台的万众创业,全民创新鼓励政策更是激发了各界人士对办公空间的要求。同时,与房地产业相关的金融、建筑等行业也在不断完善之中。毫无疑问,外部因素是一大利好。因此,转型的成败取决于企业内部所拥有的资源以及面临的市场情况。因此,本文主要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进行探讨。
1、市场需求条件的改变对办公服务的影响
从需求角度,主要探讨使用需求方,也就是对相关办公企业而言,办公空间所必须符合的整体特征。在当前的环境下,即要满足创新创业企业有别于其他成熟企业的要求。
(1)租赁成本要求低。传统的产业区位一般是成本驱动的,即受产品成本如交通运输、地租、劳动力工资、原材料等因素影响,因而其空间结构也受这些因素影响较大,而办公空间作为一种新兴的、特殊的产业空间,其占用土地空间小、产品运输指向低。即便如此,作为刚刚起步的小微企业而言,也不得不考虑办公空间的一系列租金和通勤成本对于企业运营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单个企业的资本投入不高,因此可承受的租金水平也相当有限。当前写字楼的平均租金逐年上升,小幅回落,这对相关企业来说是一项不小的负担。
(2)追求集聚效应。共享共同投入,保持信息和知识的高速流动从而获取集聚效应是城市办公空间结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创新企业也不例外。这些企业的办公环境对于增强彼此间的交流要求较高,而企业特性又注定了意向性的交流占主要地位,知识外溢和理念融通意味着其办公空间需要比一般企业拥有更多的社交和孵化等功能性空间。创意作为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依靠个人力量往往无法形成,更多地需要相互探讨,获得启发,进而形成完整的构思,最终落地。从一定意义上讲,办公空间是基础性的前提,空间的布局安排是营造适合交流和思维互通的必要条件。
(3)要素依赖度高。传统的企业选址理论认为最优区位是地租和运输成本之和最低的地点,即租金曲线和运输成本曲线的交汇点,而上述两条曲线是由企业活动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活动的区位选择是企业活动性质、租金和运输成本共同作用的结果。数据表明,专业服务业、IT通信业和房地产业占据了上海甲级写字楼主要需求,低附加值制造业出现由市中心外迁的趋势。高级写字楼的租户结构的演变凸显了行业向专业化、创新化特性发展。创业企业的办公空间选择,往往也与其具备高层次的导向职能和计划职能有关,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需要与外界形成大量的交互关联,从而形成的开放而非封闭的企业性质要求办公空间的位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密集的区域,往往在市中心或科教园区周围。
(4)便利设施必要但独立负担困难。鉴于目标企业还处于成长阶段,与主营业务有关的一系列支持服务如法律咨询、财务分析等尚不完善,单独聘用专门人才或与相关提供商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成本都过于高昂,因而在起步阶段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只是短期或临时性的。同样,对于接待前台及会议室等设施,如果作为基础投资加入企业的沉没成本中,将需要很长的周期才能收到回报。所以,在基本的办公设施需求之外,创新企业对于便利设施的选择也应当作为办公空间的考虑因素之一。
2、房地产企业供应策略
从供给角度,即要求房地产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在融合各方要素的基础上以充分应对日益变化的需求,获得最佳的收益,达到双赢。
(1)供应方式由整向零转变。当前商业办公楼的主要供应模式有三种:物业销售收益模式、混合型收益模式和物业租赁收益模式,三种模式各有侧重,但共同点是都要求较大面积的整租或整售,这就导致了供应价格和空置率的居高不下。如前文所述,价格因素是影响需求的重要方面,它同时也对供应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土地价格持续上涨,建筑成本、人力资本不断升高,企业财务压力不断增大的环境下,要实现持续发展,加快资金的流转是唯一的渠道。而由价格高而导致的空置率不断增加,对企业的盈利造成不利的影响,如此反复会产生恶性循环。针对中小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的特征,转变思维方式,从固定办公转换成灵活办公,缩短流动资金的回收期限,才能保证供应商的收益和稳定持续发展。
(2)注重创业资源整合能力。采用销售或租赁为主导的供应模式,其成功与否考查的是房地产商能否以低价获取土地或收购物业,同时取得较高的经营性收入或处置性收入。然而这种传统的方式在面对新兴的创业企业时则不尽相同,因创业企业的支付水平不高,并且他们需要的不只是简单办公室的物理形态,而是一系列能够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技术、资金、人脉等资源。房地产商除了需要具备营销能力来吸引目标群体之外,在硬件方面,还要有管理能力整合资源,灵活组合模块化的办公空间,从创业者真正的需求出发,以定制的辅导、服务与风险投资相结合,为初创企业提供从资金到资源、咨询的全方位的专业成长服务。有针对性地对各个零散的客户提供完整的服务,进行统筹规划。在这背后,需要房地产商在多个领域的丰富经验积累,灵活掌握相关信息以及能够有前瞻性地为客户创造需求。
(3)定价标准更强调附加值。由于整租和整售的供给模式导致定价较高,超出了起步阶段企业的承受能力,那么房地产商在制定适合目标群体的价格标准时,就应当注意到其特殊性。不仅需要以成本和利润为基础,还需考虑租户的期望、流动性以及附加增值服务的可行性,加以权衡以提高物业的出租或出售率。可以预见的是,与目标租户相匹配的纯租金定价必然低于当前整租或整售的价格,此时个性化的附加服务成为确保利润的关键,那么这些异质性服务的定价则成为吸引租户的手段。处于转型阶段的供应商应把握好租金+ 附加服务增值的定价标准。
三、实践与风险
1、实践
从全国的发展状况分析,根据业务和形态角度可将转型具体模式划分为多种,其中大部分是从非房地产企业的第三方作为发起人,他们通过与地产商或政府的协商,用整租或整购的方式获取既有办公楼或工厂等的使用权,再进行改造,一部分空间让有创业意愿的自由职业者单独承租较小的办公位,为其提供开放的共享交流平台;另一部分则招募具有发展潜力的创业团队入驻,除去日常基本办公外,部分或完整地提供包括创业培训、投融资对接、商业模式构建、团队融合、政策申请、工商注册、法律财务和媒体资讯等服务。直接由房地产企业发起的占比较少,比较著名的有SOHO3Q,其与前面提及的第三方模式唯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省去了获取办公楼的环节,其本质是将整个培育成功企业的过程纳入房地产企业经营表内,将办公空间的增值过程与对创业企业的投资回报过程相融合,形成扩大的封闭价值链。具体来说,不管是房地产企业还是其他机构,在被视为统一的办公空间供应商角度时,转型阶段的办公服务都具备开放和互助、结合与便利的特征。
(1)开放与互助。面向所有公众群体开放,以创业型人才为主,采取部分服务免费、部分收费,或者会员服务制度,为创业者提供相对较低成本的成长环境;通过沙龙、训练营、培训、大赛等活动促进创业者之间的交流和圈子的建立,共同的办公环境能够促进创业者之间的互帮互助、相互启发、资源共享,达到协同进步的目的,通过“聚合”产生“聚变”的效应。
(2)结合与便利。团队与人才结合,创新与创业结合,线上与线下结合,孵化与投资结合。通过提供场地、举办活动,方便创业者进行产品展示、观点分享和项目路演等。此外,还向初创企业提供其在萌芽期和成长期的便利,比如金融服务、工商注册、法律法务、补贴政策申请等,帮助其健康而快速地成长。
2、潜在风险
(1)盈利风险。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维持办公空间的持续盈利是首要问题。在基础运营收入方面,分散的客户数量,异质性的客户群体,前后交错、长短不一的租赁时间都不利于租金和配套服务收费来源的稳定,而对种子企业的隐形投资回报期长,对短期资本运营要求较高;在成本方面,合理筛选和扶持具有发展前景的创业团队,需要理性和经验,一旦决定对目标进行孵化,就要求资金的大量投入和人员的长期配合,同时,最终项目的成功与否,只有在进入市场才能验证,一旦失败,期间的各项人力资本支出、整租支出等就成为沉没成本。
(2)管理风险。基于盈利风险可以发现,往往只有承租人和创业企业在数量上累积、形成规模效应时,才能缓解盈利方面的压力。如前文所述,这对房地产企业整合资源、协调安排的管理能力提出了要求。受企业本身的人力财力等因素影响,办公空间的原始提供面积就决定了初期可容纳办公的规模,再加上管理团队认知水平的局限,很有可能无法应对日益庞大的客户群体。比如,租位的使用。因为租户的使用时点不一致,则85%的办公空间实际上可以供应120%的企业,那么企业在最大化利润的出租率就超过100%,这就要求管理方配备完善的后台系统。另外,从客户特性分析,初创企业在形成创意想法时需要的是基础办公设施和沟通共享平台,通过开放的环境自由地与相似背景的企业或员工交流,而成长后则更迫切地需要专业的公司发展指导,对保护自身商业机密更为谨慎,因此办公空间也相对封闭。如果无法妥善地针对不同规模的企业作出安排,将导致整体布局的混乱,不仅会使创业企业错失发展良机,最终也会影响房地产企业的名声和信誉,进而转型失败。
(3)用户来源。在新型办公空间较早兴起的欧美国家,有更多的人从事着自由职业,包括独立合同工、兼职工和临时工等。根据统计,在美国有5300 万人从事自由职业,占总工作人口的34%。只有在如此高的自由人口比例下,方能催生新兴发展的办公模式。事实证明,在协同办公空间的主要用户中,自由职业占比最大,同时也是最忠诚的用户。由于其数量众多,为空间的收入奠定了稳定的基础。然而,我国的现实情况却与之相异,由于第三产业尚不及发达国家的发展程度,与第三产业相关的自由职业者只能在北上广深等一线或二线城市聚集。这对于政府支持下蓬勃兴起的协同办公市场来说是一种挑战,也注定了我国的联合办公之路将无法照搬国外经验。当前我国的主流客群分布于创业企业和成熟企业的雇员之中,而二者的性质又大相径庭,如何在保留原有客群的基础上吸引更多人的青睐,这不仅是地产企业自身运营能力的问题,更与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格局有关。图2 显示了我国与国外主要客群的分布与相应的盈利贡献度。
(注:阴影圆表示我国情况,空心圆表示国外情况。)
(4)定位风险。办公室服务的同质化是转型过程应避免的问题。根据国际著名办公空间期刊Deskmag统计,在2010 年,全球共享办公空间供应面积为82000m2,2014 年已达到1603000m2,可见,办公空间的转型已经初具规模。如果房地产企业要占据一席之地,必须要根据自身特色,扩大目标企业群体,开辟细分市场,找准发展定位并形成专业化的风格和品牌。结合所在区域位置和资源特点,准确定位服务企业属性及规模,匹配协同办公空间真正的客群。这不仅在于针对不同性质的企业应提供不同的服务,还在于应打造有别于其他供应商的差异化服务。对成功转型企业的模仿可以作为初期的尝试,但照搬无法长久,因为在位企业的竞争优势并不一定能够复制,一旦失败,就会失去市场。
(5)过度扩张。在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国内创业咖啡、孵化器等不断涌现,截至2015 年4 月,国家科技部认证的创业孵化器超过了约1600 家。到2013 年,上海登记在案的创业苗圃累计59 家,孵化器累计101 家,专业孵化器70 家,在孵企业4087 家,新型孵化器组织发展迅速,服务模式日益多元化。短期内各地先后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创业空间的建立,政府引导及优惠补贴往往带来企业的逐利行为,一时间各类主体纷纷进入创业扶持市场,集中上市形成市场井喷,最终很有可能因无法“招创引智”沦为普通办公场所。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产业园区和传统孵化器开始涉足众创空间,个别传统孵化器为搏人眼球,促进招商,改头换面,扰乱了传统孵化器与众创空间之间的关系。此外,某些房地产商也加入“众创空间”的建设中。不能排除会有一些企业和个人借众创空间之名,抢占中心城区优质物业资产,引发不良商务模式。
四、规避风险的建议
有关统计显示,截止到2014 年,在全球已有的第三方发起的办公空间中,只有40%处于盈利状态,72%在两年的运营之后才转亏为盈,这表明尽管新兴市场潜力巨大,但已有模式还存在较大缺陷,转型还有待长期的探索和验证。房地产企业在办公空间的前期准备、建造等物质形态提供方面,具备先天的优势;在为入驻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后续成长方面,经验不足。因此,要想缩短成本回收周期,实现盈利,房地产企业就应与产业上下游的相关利益方合作,专业化分工,弥补价值链的欠缺部分,增强发展优势。
1、与潜在相关利益方合作
(1)第三方运营商合作。当原有的办公楼存量较大,传统租赁方式无法有效降低空置率时,为了更好地打开市场,房地产企业可以采取与第三方运营商合作的方式,共同承担办公楼成本,共享租金和增值服务收益。通过标准的租约合同达成协议,最大程度减少菜单成本损失,改变表现不佳资产的财务回报。
(2)与政府合作。实际上,地方政府对于创业的支持力度向来不减,这一方面是出于贯彻国家政策的考虑,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地方经济,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缓解就业压力。然而现实生活中,单靠政府扶持的高新产业、创业园没有形成规模,还处在各自为政的状态,知名度不高,创业者的潜力还有待发掘。房地产企业可以寻求与政府的合作,在开发阶段,通过折扣价获取土地资源或废旧厂房,统筹规划,为创业企业提供办公空间;在后续一体化的服务阶段,可以邀请相关政府单位长驻,为创业人员解读政策,节约办事流程。利用政策优惠,减轻房地产商的税负同时,还能够减少创业企业的交易成本,吸引更多潜在客户,让供求方双赢。
2、扩大融资渠道
房地产企业迫于本身的资金压力,要提高收益、降低风险,必须提高融资效率。在传统的融资领域,可以与介入银行系统的小微企业贷款合作,政府部门补贴扶持;在新兴的投资方式下,引入天使投资等合作伙伴,共同扶持种子企业,或者利用物业使用权、产权来置换创业公司的股权,提升相关企业的价值。充分利用互联网金融以及众筹平台,广泛地吸收闲置资金,形成风险共担,盈利共享的模式,化解盈利危机。
房地产企业面临市场压力和新形式冲击的转型,总的方向上就是要从开发商模式转向持有运营,从单一的租售赢利转向创业服务和客户资源的深度挖掘。就其行业来说,房地产是除了金融之外,唯一能与所有行业发生关联的领域,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脱离物业干系而悬空存在。所以,现在快速升温的房地产与创业结合的模式对于转型期的企业来说不失为一种可选之道。
摘要：随着第三产业和共享经济的发展,企业对办公空间的需求在稳步增加的同时呈现出灵活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协同办公的新型商业地产模式应运而生。该模式主要为创业企业和专业人士提供具有流动性、互助性和高附加服务的办公环境,增强企业与各方的联系。房地产企业作为供应商,则面临将传统商业地产转型为协同地产的种种风险。基于钻石模型,本文分析得出,在升级改革的过程中供方应当采用数量上由整化零、质量上以零为整的供应策略,并且积极寻求政府、第三方和其他渠道的合作,以应对可能存在的盈利、管理和控制客源等五类风险。
关键词：协同办公,创业企业,运营,风险
协同风险 篇2
关键词：协同创新 知识管理 风险识别
0 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面对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产品和技术的生命周期逐渐缩短，对于新产品和新技术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企业已经意识到单纯的引进再创新不足以提升竞争力，而协同创新正在成为企业和产业竞争力的源源动力。协同创新较传统创新更具复杂性，但创新的过程就是对资源重新整合的过程，这其中最关键的资源就是知识。
1 协同创新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的内涵
1.1 协同创新理论的内涵
协同创新是一项更为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其关键是形成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非营利性组织等为辅助要素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通过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间的深入合作和资源整合，产生系统叠加的非线性效用[1]。协同创新与传统创新相比更具有系统性、动态性和目的性。协同创新的过程是各个要素之间有机结合而非简单的组织叠加；动态性体现为协同创新系统是以产学研核心要素为主，其他要素为辅的灵活结合形式；目的性指的是协同创新的目标以国家意志为指导，通过政府的引导和机制，促进产学研等各要素发挥各自优势，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推动科技进步发展。
1.2 知识管理理论的内涵
知识管理是通过整合组织内外知识，使其有利于知识创新的管理活动。广义的知识管理不仅包括对知识进行管理，而且还包括对与知识有关的各种资源和无形资产的管理，涉及知识组织、设备、知识资产、知识活动、知识人员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管理[2]。知识管理的本质是一个创新过程。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被当作一种资本作为战略要素之一。对于知识资本的有效管理是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
1.3 协同创新是对知识整合的过程
创新是对资源整合的过程，协同创新是各个创新主体有效整合所需资源，使其最大化服务于创新活动。在这些资源中，知识是最核心的资源。协同创新就是对知识整合管理的过程。吴悦[3]等指出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过程中，知识的协同过程分为准备阶段、运行阶段和终止阶段，即知识的需求与流动、知识的共享与交互、知识的整合与创新。产学研过程中，知识一般主要存在于学校这个主体，但在如今的协同创新网络中，知识可能存在于多个主体里，例如知识型企业、研发机构等等，因此，对于知识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多个知识主体和复杂多变的知识环境，规避知识风险、提升知识安全管理的效率显得尤为重要。
2 协同创新过程中知识管理风险的识别
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知识资本是最大最主要的投资，作为一种投资，必定具有风险。张昕光（2003）将知识管理风险分为技术创新风险、时滞风险、人才风险、泄密风险和信息风险[4]。陈振斌（2008）将企业知识管理的风险因素详细的划分为管理过程因素、人力资源因素、组织结构因素、企业文化因素、信息技术因素和知识资产因素[4]。上述研究表明知识管理存在一定风险，且来源于多个方面，在协同创新这个复杂的网络创新系统中，风险及其来源也复杂多变，只有做好风险识别、及时规避，才能保证协同创新过程的顺利进行，以获得预期创新成果。笔者将从协同创新的过程入手，按阶段进行风险识别，为提出规避风险的对策打好基础。
协同创新的核心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从资源整合的角度讲又是知识创造的过程。根据笔者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生成机理的研究》（2011）中对技术创新的过程研究，协同创新的过程可分为创新意识产生、创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创新资源的转化和创新资源经济化四个过程。在这四个过程中，知识以隐形和显性的形式保持着动态的流动和转变，知识管理也存在着不同的风险。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知识管理的风险及其来源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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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协同创新过程中知识管理风险的识别
2.1 创新意识的产生过程
协同创新的第一阶段，是在国家、政府的引导下，由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达成一个创新目标的共识。在此过程中，知识管理主要表现为对隐形知识的管理，由于产学研及其他机构的性质特点，容易产生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泄露，引发信息风险和泄密风险。
2.2 创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过程
协同创新的第二阶段，是在创新共识的基础上，开展实验与研究。这一阶段也是协同创新的核心，关键在于将多方知识有效整合再创造，保证技术创新的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由于创新的主体可能是多个，知识管理的风险也就复杂多变，最大的风险便是创新风险。创新目标是否可行、成果能否产出就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验证。由于保密机制和人力资源的流动等因素，泄密风险和信息风险也同时存在。
2.3 创新资源的转化过程
协同创新第三个阶段，是将创新成果应用于实际或大批量生产的过程。若创新成果不需要大批量生产而是投入实际应用中，那么创新风险依然存在，因为创新成果是否和预期的目标效应吻合，需要进一步验证。与此同时，保密机制仍应发挥充分作用，以防止泄密风险。
2.4 创新资源的经济化过程
任何一项创新都是为了投入市场以获得经济效益，不论是以单一成果还是大批量的形式，新产品或新技术都只有实现经济效益才具有创新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时滞风险和创新风险会影响创新价值的产生。市场的变化是始料不及的，在经历了一定时间进行协同创新的成果能否如当初一般很快地被市场接受，就是时滞风险，同时也是创新风险，因为只有足够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作支撑，缩短创新周期，才能降低时滞风险，进而实现经济效益和创新目标。
3 规避协同创新过程中知识管理风险的对策
3.1 加强培训、提升全员知识管理风险意识
从图1中不难看出，泄密风险贯穿于协同创新整个过程中。泄密不仅仅指对创新成果的泄密，而是对创新过程中各个知识和技术点。任何一个环节的泄密都有可能导致创新的失败，因此参与协同创新的各个主体，都应该进行全员培训，加强人员对知识管理风险的认识。人作为知识的载体，只有充分了解协同创新过程中潜在的风险，才能为有效的规避风险打下良好基础。在协同创新这个复杂的网络中，知识管理的风险意识不应局限于对企业或员工自身，还应加强员工对整个创新网络的了解和认识，包括其他主体的背景、文化、组织结构和人员特征等，从中也尽量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息风险。
3.2 全面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全面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是协同创新的有力保障，更是规避创新风险和时滞风险的最佳途径。这里的技术创新能力不仅仅指参与实验与研究的人员的创新能力，而是协同创新各个主体从创新观念、创新意识、市场前瞻性和对创新风险的认识等各个方面把握创新的能力。这就要求政府做出正确、明确且动态性地引导，能够适时地对创新过程加以指导和帮助；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及其他主体则应从人才引进、设备升级、创新学习等方面加强创新能力。
3.3 建立健全知识管理模式及创新安全监管机制
一个企业可以有多种知识管理模式，可能一个知识管理系统软件就足够。但对于协同创新复杂网络来讲，知识管理面临的对象来源于多个主体和多个领域，创新过程中对知识的有效管理也变得复杂。根据协同创新的动态性，笔者构建了一个知识管理的动态模型（见图2），在该模型中，仍以协同创新的过程为主线，通过动态模型将每个过程中的知识管理链接起来，实现动态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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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协同创新过程中知识管理动态模型
如图所示，动态模型分解了协同创新各个过程中知识流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并指出主要的管理内容。知识包括隐性和显性，知识管理就包括具体和抽象。对于显性知识，即创新主体的信息、创新人员的信息、创新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和设备等，在创新的前期应利用管理平台软件，辅助进行知识整理和分类，并建立良好的创新环境，为知识应用打好基础。对于隐性知识，即存在于创新人员头脑中的信息、想法和随时可能迸发的创新想法，对于管理者而言应加强创新服务，及时把握创新进度情况，为创新人员提供舒适便利的工作条件，及时反馈与评价，为知识应用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也为创新成果的产出做好充分准备。当知识通过创新与应用以新产品或新技术为载体的形式进入市场时，知识管理并未结束，对于市场而言，需要对新产品或新技术加以说明或指导，以快速融入市场或被使用对象接受；另一方面，对于协同创新本身，知识管理应做好知识评价与反馈，评价创新活动各项指标，并将结果反馈给相关主体，以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为今后的协同创新奠定基础。基于上述对知识管理风险的分析，该动态模型以协同创新过程为主线，有利于风险管理的开展。在此模型基础上，需要健全的安全监管机制加强监督和管理，才能有效规避风险。
参考文献：
[1]陈劲，阳银娟.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内涵[J].科学学研究，2012，2.
[2]孔祥浩，吴咏梅，张研.基于协同创新的知识管理模型构建[J].价值工程，2012，12.
[3]吴悦，顾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知识协同过程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2，10.
[4]胡秋梅.企业知识管理理论研究评述[J].科学管理研究，2011，
2.
项目资助：天津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计划项目《基于产业安全的协同创新与国家战略研究》13ZLZLZF03600。
协同风险 篇3
关键词：协同知识创新,风险分析,风险控制策略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使市场环境动态变化、技术更新日益加快、竞争关系愈演愈烈、产品生命周期愈来愈短, 成功将属于能够不断创造并广泛应用新知识以快速推出新产品的企业[1]。即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实质是企业间知识创新能力的竞争。企业迫切需要联合其他组织开展以知识创新为目标的协同合作, 以规避弱肉强食的市场竞争态势, 重塑核心竞争力。但该模式在实际运作中, 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 为指导企业顺利开展协同知识创新活动, 本文在阐述其实质的基础上找出可能存在的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控制策略。
一、企业协同知识创新
企业协同知识创新是指以核心企业为中心, 通过网络其他组织构建协同链, 以提高企业及协同链整体竞争优势为目标, 充分调动和挖掘协同单位 (即协同链上的参与主体) 的资源和能力, 组织协同团队, 发挥知识员工集体智慧, 实现知识价值增值的一种创新活动。该创新过程是一种以知识员工为中心, 强调设计方法和创新技术相结合的知识创造过程[2], 是一个动态的、持续发展的, 并能促使企业及员工的创新行为更加有效的过程[3]。其目标是通过协同链上企业之间知识的共享和创新, 带动协同链整体的可持续创新发展, 使核心企业及其协同单位均获得比其独自创新更高的速度、更低的成本以及更持久的竞争优势。
企业协同知识创新实质是为应对内外环境动态性和竞争方式的快速变化而采取的一种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创新模式, 因此该过程的起点应是核心企业对内外环境的动态感知。当发现自身的竞争地位受到威胁, 产品销量下降, 顾客需求转变, 内部资源和能力无法满足现实需要或发现新的市场机遇时, 问题便开始出现。如果核心企业通过自身努力和自主创新能够掌控和扭转目前局势, 那么协同合作就没有必要。反之, 则需要在认真分析问题症结的前提下, 寻求其他组织来共同开展协同知识创新。核心企业可以通过各种现代化手段从已有或潜在的网络合作节点中按照目标要求选择合适的组织, 组建协同链, 与协同单位对目标进行再一次深入研究, 并根据目标细分、资源独特性等因素对预期收益进行合理化分配。之后, 各协同单位需要制定协同团队人员招聘计划, 通过各种手段挑选合适的知识员工以组建结构合理、职责明确的协同团队。协同团队组建后, 需要团队领导者迅速组建良好有效的团队文化, 同时各协同单位和团队成员需要积极共享知识资源, 以便团队成员发挥集体智慧进行知识创造工作。团队成员在知识的不断转移、共享的过程中形成创造性思维后, 经过试验形成能够满足目标要求的新知识, 并将新知识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解决核心企业遇到的问题。如不能解决则需要将结果迅速反馈。同时, 需要对新知识加以有效地管理和支配。当问题得到解决, 而内外环境再次发生变化时, 核心企业应迅速做好下一轮协同合作的准备。
二、企业协同知识创新风险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 企业协同知识创新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需求的动态变化
需求的动态变化是企业开展协同知识创新的重要前提。而顾客需求受经济、政治、文化、心理、时间等多方面的影响, 企业随时会受到突如其来的风险的袭击。尤其是进入知识经济和协同商务时代, 顾客需求多样性、动态变化性和时代性更加明显。因此, 当企业已经着手开展协同合作后, 需求变化有可能改变企业的创新目标和创新行为, 造成资金、设备和人员的浪费。
(二) 协同单位选择不当
协同单位是构建协同链的主体。其选择是否恰当, 直接关系到协同目标的一致性。不同的选择主体在做出选择时, 应事先制定出详细的选择标准, 否则, 可能会因主体选择不当, 面临因无法实现协同目标而在协同知识创新过程中途更换伙伴, 不仅不利于协同工作的展开, 也会严重影响知识积累和创新的速度和质量。
(三) 利益分配不均
核心企业从协同网络中选择到合适的结点企业或组织 (即协同企业) 之后, 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预期利益的如何分配。企业是以盈利为首要目标的, 没有哪个企业只愿意付出而不收回报的。而在协同知识创新过程中, 创新成果所创造的利润如何分配, 由谁分配, 分配多少等问题不仅关系到协同企业自身的直接利益, 而且也影响着协同企业知识共享与创新的积极性。
(四) 知识员工选择问题
协同知识创新的主体是从各协同企业或网络结点中选择出来的知识员工。而知识员工的知识或经验大多隐藏在个人头脑中, 具有内隐性且不易传递性;知识员工创造新知识的能力一般来讲无法进行正确、合理的测评;知识员工较强的自主性、独立性且蔑视权威等特点给企业协同在如何选择、如何测评以及如何管理等问题上增加了难度。如果知识员工选择不当, 不仅会引起团队内部知识交流、共享困难, 而且很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创新风险并浪费时间错失良机。
(五) 团队文化建设问题
协同团队建立之后, 主要问题是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一套知识员工都比较认同且自觉遵守的团队文化。团队文化在知识创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一, 引导并刺激团队成员的成就欲望, 激励他们为实现目标努力工作。第二, 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 解决内部矛盾与摩擦, 使彼此相互信任。第三, 鼓励成员之间知识交流、共享尤其是隐性知识或经验的转移。第四, 宽容地对待失败, 鼓励团队成员将隐性知识升华并转化为显性知识, 完成知识创造过程。然而, 在短期内建立一个如此良性的团队文化其困难可想而知, 对团队成员尤其是团队领导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六) 信任风险
彼此信任是协同合作的基石。但团队成员由于担心自身的核心知识被其他成员泄露, 通常会采取一些保护和防范措施。而他们又希望其他成员能够毫无保留地将其核心知识提供共享, 以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这种矛盾心理必然会降低团队成员间的信任程度, 抑制协同效应的发挥。
(七) 知识创造风险
知识创造是指在已有的知识体系基础上, 通过脑力活动创造新知识的过程。该过程如果遭遇失败, 则不仅表明团队成员在一定时期内做了很多无用功, 而且也浪费了协同链为协同团队所提供的各种技术、设备和资金等资源, 更加严重的是有可能导致整个创新过程的失败。
(八) 知识产权抢注风险
注册知识产权是国家对具有独创性、价值性等知识的一种保护措施, 但由于国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以及功利主义的影响, 往往会发生产权抢先注册行为。在新知识的应用过程中, 可能会被他人发现其未来巨大的市场价值而抢先注册, 势必会给企业协同知识创新的协同单位造成重要经济损失。
三、企业协同知识创新风险控制策略
风险无时无刻都存在, 但现代企业已不再被动地承受风险带来的损失, 而是积极主动地去识别和规避风险。通过对风险类型的分析,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控制策略, 以抵御风险, 降低企业损失。
(一) 建立动态需求识别机制
顾客需求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 其变化直接关系到协同创新目标的调整。但顾客需求的变化并不是无声无息的, 而是会表现出各种迹象。企业可以通过组建需求识别团队, 建立需求识别系统, 对顾客需求实施跟踪调查, 并及时反馈信息以便于领导决策。该机制要求识别团队人员具有敏锐地市场洞察力和想象力, 将识别的片段形成信息, 并及时地将信息输入到需求识别系统。同时, 要求该识别系统需要动态更新, 从多方位多角度捕捉有用信息以利于辅助领导作出英明的决策。
(二) 构建网络节点选择知识库
企业在开展协同知识创新过程中, 主体选择是协同合作首要的步骤。主体选择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协同创新的工作效果。因此, 企业需要通过各种信息网络技术以及人际关系, 建立网络节点选择知识库, 存储有关组织和知识员工的各种信息, 尤其是那些拥有独特资源和能力的组织或个人。在建立过程中, 要求知识库存储介质质量高、容量大且兼容度高。在搜寻信息及存储过程中, 要做到面广、信息全面且按类别存储以便及时调取。同时, 要求在选择不同主体节点时, 能做到按照创新目标的信息要求, 进行科学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在建设成功之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动态更新并及时淘汰知识库信息。
(三) 严格制定并落实目标培训计划
在开展具体工作之前, 需要制定必要的培训计划, 并认真地将其落实。由于协同单位的地位或角色不同, 团队成员受自身经验、专业知识的限制和理解水平的差异, 需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岗前目标培训。培训不仅可以使协同单位或团队成员对团队目标有清晰的认识, 而且还可以增进协同单位或团队成员间的沟通与交流, 形成相互信任的文化氛围。在制定目标培训计划时, 要对目标进行合理有效地分解, 做到全面、具体和明确, 保证大家容易理解和领会。培训前主讲人应对目标具有深刻准确的理解和把握, 且在讲述中用语规范准确、谈吐清晰。同时, 在选择和布置培训场地时, 要尽量选择僻静场所, 且会场结构要利于互相讨论和交流, 便于大家共同领悟目标要求。
(四) 建立信任形成和评估机制
彼此信任是协同知识创新活动开展的基础。但信任机制的建立需要从两方面着手:第一, 建立信任形成机制。即通过各种措施促使彼此产生信任的方式或方法, 如采取长期合作、提升信誉、提高欺骗成本等措施, 在长期的商务或交往过程中形成信任基础。第二, 建立信任评估机制。即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信任评估指标体系对候选单位或知识员工进行全方位的审核评估。同时, 在以后的协同合作过程中, 必须不间断地实施动态评估, 以确认其信任等级作出正确决策。
(五) 建立各种激励和保障机制
知识创造是一种探索性的工作, 偶尔的失败在所难免。需要在团队内部建立宽松、鼓励试验、容忍失败和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由于知识员工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蔑视权威、成就动机强和工作自由等特点[9], 要求在协同团队内部建立各种激励措施, 如精神与物质激励相结合、短期与长期激励相结合等方法。同时, 为了防止知识创造失败给企业带来损失, 协同单位还应建立各种保障机制, 如失败应急准备方案的制定、再次试验的准备等。
(六) 建设统一规范的信息网络技术平台
知识员工协同工作是企业协同知识创新过程中的核心。建设强大的信息网络技术支撑平台, 有利于知识员工快速高效地获取相关知识, 并传递共享自身经验以及新思维, 提高共享水平和工作效果。因此, 需要各协同单位在资金状况允许的条件下, 考虑知识员工的工作特点, 采纳相关人员的技术建议, 建设满足工作需要的具有统一规范且兼容性较高的信息网络技术平台。
(七) 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知识共享是建立在彼此信任基础之上的, 但信任缺失就容易造成知识逃逸风险的出现。因此, 企业在开展协同合作过程中, 不仅要努力促进彼此信任的形成, 而且要有准备地保护因知识逃逸而给知识提供方带来的损失, 对造成知识逃逸的主体相应地给予惩罚。因此, 不仅需要政府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而且需要企业在建立协同链和协同团队前, 在互相协商的基础上, 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做到权责明确、惩罚适中。同时, 这还将有利于惩戒抢注知识产权的行为人, 降低因抢注而给协同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
四、结论
总之, 企业协同知识创新是一个相互协同创造 (下转第68页) (上接第11页) 新知识的系统的动态过程。要顺利实现创新目标, 协同链各单位必须密切关注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 采取适当的风险控制措施, 以保证企业协同关系长久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Nonaka.R einmoeller.Th‘e AR T’of knowledge-systems to capital-ize on market knowledge[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16 (6) :673-684.[1]Nonaka.R einmoeller.Th‘e AR T’of knowledge-systems to capital-ize on market knowledge[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16 (6) :673-684.
[2]Shu-hsien Liao.Knowledge management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literature review from 1995 to 2002[J].Expert Systemswith Ap-plications, 2003 (25) :155-164.[2]Shu-hsien Liao.Knowledge management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literature review from 1995 to 2002[J].Expert Systemswith Ap-plications, 2003 (25) :155-164.
协同风险 篇4
本文将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企业在协同创新中存在的风险问题, 并通过构建动态激励模型寻求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对企业实现创新目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企业协同创新的实质及存在的问题
2.1 企业协同创新的实质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产品生命周期日益缩短,企业意识到单靠自身的力量去完成技术创新显然难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 协同创新成为企业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有力途径。协同创新是把协同思想引入创新过程中,其实质是参与协同的要素通过实现共享利益、共担风险、互补资源以及功能互动,实现“1+1>2”的放大效应。企业协同创新是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为了实现高科技创新而开展的跨组织创新管理模式,其目标是技术知识的增值,以及协同组织的利益共赢。 在协同创新中,企业作为经济发展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资金、设备等支持科研机构技术研发。 科研机构作为组织实现高新技术创新的重要依托,是企业实现创新的力量源泉,其创新能力是支撑国家自主创新体系的中坚力量。
2.2 企业协同创新的问题分析
在企业协同创新过程中, 协同主体属于不同创新系统,拥有各自特有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函数。 对企业来说,更倾向于选择可以适应当前市场环境,节约生产成本并最终能获得最大收益的科技创新。 但对于高校等科研院所,实现有创新意义的科研成果才是其最终目标。 利益目标的不一致性容易引起企业和科研机构达成协议困难,再加上协同创新活动的利益分配机制常常难以合理体现创新主体参与协同的努力程度,会挫伤科研人员进行研究开发的积极性, 最终阻碍协同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在协同过程中应根据主体所承担风险的不同,在协同创新组织内部建立监督机制、激励机制等来解决利益冲突引发的风险,确保组织不断深入发展。
3企业协同创新的风险识别
技术创新充满了不确定性,协同创新更是一项高风险的创新活动。 广义的协同创新是指参与创新主体在创新过程中存在的所有风险,包括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资金风险、政策风险等这些由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引起的创新风险,这些风险是创新主体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必然会面临的风险。 而狭义的协同创新风险是由于创新主体间信息不对等、利益目标不一致、契约不完备等因素产生的委托代理风险。 主要有:道德风险、知识产权风险、沟通风险、激励风险、协调风险。
4规避委托代理风险的协同创新激励机制构建
企业需通过可观察到的信息构建动态激励模型来督促科研机构努力工作。
4.1 模型的基本假设
假定有两个时期,各时期的产出函数:yt=net+θ+ut(n>0)
et代表盟员科研机构各期的努力水平,n为努力的边际贡献率。 θ~N(0,λσ2)表示盟员的创新能力;ut~N(0,(1-λ)σ2)为影响技术创新产出的扰动项,且 λ>0,θ>0;u1,u2相互独立,与 θ 无关。
假定盟员科研机构的努力成本函数为:
假定盟主对盟员制定的报酬合同为:wt=at+btyt
其中,at为科研机构的固定收入,bt为科研机构的收益分享系数,即动态激励因子。 与静态的委托代理激励模型不同的是,可以通过当期的创新成果来推测出第一期盟员的创新能力,进而盟主可以确定盟员第二期的报酬。 盟员第一期努力水平会影响以后的报酬,即声誉机制发挥了作用。 根据以上假设得:
4.2 模型的建立与推导
在协同创新中,盟主企业是风险中性的,科研机构作为盟员是风险规避的,绝对风险规避度量值用r表示,贴现率为 φ。盟主和盟员的效用函数分别为:
盟主和盟员的确定性等价收入分别为:
得最优动态激励模型:
科研机构的参与约束条件为:
第二期中盟员科研机构和盟主企业的确定性等价收入分别为:
(IR1) 是盟员科研机构参与博弈的前提条件。 (IR2) 表示科研机构第一期的创新成果会影响第二期的分配方案。 其中,L为盟员新的固定收入,H是盟员在确定性等价收入中所能分享的比例。 此外,还需满足盟员的激励相容约束:
由于第二期就是激励合同的最后一期,故e2由(IC2) 来决定,得:
引入时间约束条件, 保证第一期结束后盟员还会继续合作,即:
(IR2)取等号代入,得到新的目标函数:
因此,最优化动态激励机制的委托代理模型为:
由此可得:
将(15)代入(17)可得:
对b2求偏导得第二期盟主对盟员最优的激励水平为:
由(14)得:w2=N+(H-b2)E(θ|y1)+b2y2
只有当H-b2>0时,盟主制订的第二期激励机制才会起作用,将w2代入后得到:
e1代入目标函数后得:
4.3 模型的启示
(1)影响两期最优激励水平的各种因素分析
可以看出b2*随着边际贡献率n的增大而增大, 说明科研机构努力水平的产出系数越大, 企业第一期的激励水平就越大。
可看出b2*随着当期的努力成本系数m2的变化而反方向变化,即在第二期企业倾向给努力成本系数较低的科研机构制定更高的激励水平。
可看出两期的激励水平都随着产出的方差 σ 的减小而增大。 说明科研机构在技术创新时努力的可观察性越大,企业制定的激励水平系数就越大。
(2)对第二期固定报酬的分析
可以看出, 随着r,λ 的增加第二期固定报酬a2也增加,即科研机构对风险的厌恶程度、创新能力的贡献率都会影响第二期固定报酬的大小。 此外,第二期努力成本系数的增大会使固定报酬减小。
5结语
本文通过对激励模型的研究,得出在协同创新中,企业通过对科研机构第一期的科研表现来了解其创新能力及努力程度。 科研机构越是努力,能力信息暴露的越多,企业在第二期制订的激励水平系数就越高,促使科研机构从全局考虑,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努力工作不害怕风险来推进协同组织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清辉.合作创新风险研究综述[J].工业技术经济,2005,24(1):57-59,73.
[2]唐志英,周德苏,叶怀珍.物流联盟协同创新的两阶段动态激励模型[J].交通运输工程学报,2013,13(4):94-101.
协同风险 篇5
在生产规模逐渐扩大并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并未建立完整的生产能力评估体系和具体方法,针对任务需求策划缺少基础数据的支撑,无法提前识别计划执行风险,从而造成生产运行效率不高、任务规划调控不强、管理决策效果不好。对生产能力进行评估,就是要针对特定的产品任务结构、生产方式、既有资源等进行全面衡量,采用科学的方法准确描述其任务输出能力范围值,并准确识别任务需求和生产能力之间的缺口风险,从而采取相应的管理方案保持两者之间平衡。因此,生产能力评估体系的建立成为当前生产管理活动的重要基础工作,同时也与精益生产推进工作紧密相关。面对当前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模态,其生产能力评估无法参照流水式“生产节拍”的评估方法,应结合实际情况建立一套宏观调控与微观执行相结合、模型计算与专家修正相结合、信息管理与现场调度相结合的生产能力评估体系,以满足我所今后生产管理精益化发展的基本要求。生产能力评估体系[1]通过建立完整、可操作的生产能力评估体系,可全面描述现有资源的总体特征和表现能力,建立不同产品类周期计算函数及工序作业计划编排模型,准确识别任务承担及技术发展的资源瓶颈,评价总体任务与生产能力的对接风险大小程度,从而支撑各项管理决策的制定。
1静态生产能力普查
众所周知,生产能力[2]取决于设备、人员、技术以及组织模式等多个综合因素,但在具体计算生产能力的时候,首先应关注设备能力。在进行生产能力评估之前,首先要普查“人—机”结合的能力输出范围,具体算法见表1所示。通过生产基础数据的普查和计算,可以清楚的看到:对于某个生产单元来讲,其各工种的生产能力在支撑保障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会回归为一特征值,从这一特征值可以计算出某类设备的任务输出范围,同时,通过普查也可以掌握资源配置、发展瓶颈、技术水平及管理模式等要素,为进一步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和管理改进提供了基础。说明:
1.1人均工时以年度12个月里工时最高的三个月为基数,数据统计为任务繁重、加班比较频繁、计划完成良好,表现为潜在能力而非平均能力。
1.2估工偏差为设备工时输出与实际工作时间的差值,综合反映了设备效率、管理水平、估工松紧、人员技能之间的差异,但估工松紧程度当前影响最为明显。
1.3设备能力为峰值水平的75%～80%的综合取值(表1计算设备能力根据原址情况取80%),具体计算为:设备能力(小时/天)=班次×Min(数量,人员配置)×人均工时×(75%～80%)。
(单位:小时/天)
2动态生产能力分析
在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能力评估方法建立中,必须实现对生产计划的动态、柔性分解和预测,必须解决“产品需求、投产批次、生产周期、设备能力”相互制约问题,从而随时获得某年度不同时间段内生产能力“溢出”的相关数据,支撑管理决策、提升管理效度。解决这一问题有效方法,其核心是建立拉式作业计划编排系统对年度计划进行模拟计算。拉式作业计划编排是按照“精益生产”的思想来设计的,类似于平常所说的倒排计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该系统输入的是年度生产计划(即产品矩阵),与当前大多数PMIS系统中单一订单输入不同。思路是建立一个生产周期函数软件模块T(I)=F(i,j,aij),通过软件计算对年度计划每一个交付节点按一定裕度进行工序作业计划编排,从而得到不同周期内能力需求曲线。生产周期函数T(I)=F(i,j,aij),i代表产品类(实际案例中设1=“5473机箱”,2=“6273拖架”),j代表交付月份,aij代表交付数量,T表示i产品在j月交aij台的生产周期。在软件模块里,每一个T(I)都将对应一个EBOM,每一个EBOM在PMIS里有都对应一个工序链数据库(包括工序工时定额)。将产品按照EBOM进行树状展开如图1所示,根据具体的交付数量、交付时间,按拉式生产方式、采用经验修正值增加一定裕度进行“倒排”,具体计算内容有:
2.1单工序作业时间(相对时间坐标)
单工序作业时间tn=tm×aij×kn+δi,其中tm是n号零、组件第m道工序的定额时间,aij是产品I交付数量,kn是父子关系零件的配比系数,δi的是每道工序的修正时间,包括检验、审理、周转等。
2.2单工序起止时间(绝对时间坐标)
若将产品最终交付时间Tend看作零点,则最后一道工序的起止时间为[Tend-(tend×aij×kn+δi),Tend],以此按照产品结构树逐步向前平移,则形成了每道工序的起止时间为(Tm-1,Tm),而Tm-1=Tm-(tm-1×aij×kn+δi)。在数据库记录里,上工序的结束时间一般被定义为下工序的开工时间,日常管理中所出现的工序间等待被适当考虑进δi里,不作断点处理。
2.3生产周期及最迟开工
按照产品结构树进行工序作业起止时间的计算,最终都可以确定出终端零件的第一道工序的最迟开工时间Tn,从Tend到Min{Tn}时间就是该批产品的生产周期,而Min{Tn}就是该产品的最迟开工时间。对于函数T(I)=F(i,j,aij)来讲,i与aij的变换都将会影响生产周期,但需明确的是它不像单工序作业时间一样随着数量线性变化。
2.4动态生产能力分析
依据产品EBOM[3]基础库、工时定额库、产品交付表等三个基础数据源,运用生产周期函数T(I)=F(i,j,aij)对交付表里所有的产品节点进行工序作业计划编排,则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工序作业集合,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就会形成各工种的能力需求数据,从而根据能力标定值的情况进行瓶颈定位、定量分析,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决策。前面提出计划编排要适当考虑裕度,此处裕度是通过调节δi大小来控制作业计划的松紧程度的。
3计划风险管理策略
3.1计划执行风险类别
(1)第一类风险:显性风险,即“能力溢出”,指在生产运行环境稳定、可靠的情况下,在特定时间段内任务的实际能力需求超出既有设备标定能力,该类风险易于察觉并提前采取措施。(2)第二类风险:隐性风险,即指在计划执行过程中随机产生的、不可预测的一些计划管理风险,主要包括开工条件不具备、重大质量事故、设备突发故障、新订单增加、不可预计的技术风险等五大类风险,它不以“量”的形式出现,但却由于“质”的严重程度不同对造成生产周期的拖延。
3.2风险管理策略
3.2.1显性风险管理策略和方法:
(1)加班、增加人员、增加设备班次;(2)外协协作:根据年度部门生产实施规划,制定出年度外协生产指导原则并判定出资源冲突月份、资源冲突的产品种类、典型工种类别,有征对性地制定出月外协生产实施计划,切实有效地减轻内部资源冲突的压力;(3)设备投入(短期不考虑、主要是中长期管理策略):这主要研究的是连续3年内集中表现的设备资源冲突项目,对严重影响计划执行、对计划执行波动因素非常明显的设备,采取增加关键设备来补充,从而减少计划执行的风险;(4)不断进行工艺创新:这主要是对工艺方法、加工方法的一些革新,工艺技术人员要不断运用6σ工具优化加工参数,编制工艺标准化作业,规范员工加工操作方法和习惯,对新设备和新材料不断运用全新的工艺方案进行尝试改进,不断运用精益管理的思想如快速切换等;
3.2.2隐形风险的管理策略和方法:
(1)开工条件不具备:根据生产周期函数得出开工保障条件的需求计划,对部分需求计划不能满足的项目要进行主生产计划的调整,这样将引入新资源冲突,对新的资源冲突同样可以引用显形风险的计划管理策略和方法来解决;(2)质量问题波动:首先,质量问题预防管理策略:对历史质量审理进行系统分析回归,将历史质量问题进行汇总、分类,有征对性地进行系统持续培训,充分发挥QC小组的职能作用,持续开展质量管理工作;对关键、重要、重灾区且经常出现质量问题的要素,进行CHECKLIST并纳入具体工艺文件;(3)现场质量问题处理:加快质量处理速度(一般质量问题4小时处理结束,特殊质量问题8小时处理结束),设立“质量协调专员”,组织协调解决质量问题,大大缩短质量问题的审理周期;(4)减少设备故障:应该对历史设备故障进行统计分析,增加设备故障风险点的控制,尤其是易损易坏设备(如XK8170)、严重老化设备(如MAHO600E)、关键设备(如DMU60P),同时还应该加强日常设备的管理工作,如加强设备日常巡检工作,设备日常保养维护工作,设备备件的储备管理工作,关键设备任务的外联延升工作;(5)新任务的增长:对新增关键重点项目,必须做好投产前的任务策划工作,重点分析对现有关键资源的冲突问题,指定专人进行开工条件的派查和落实,制定详细的质量问题解决预案,对关重设备资源进行提前排故,做好生产保障工作;(6)技术风险:规范并加强工艺技术评审工作;对关键重要项目必要时对评审等级进行升级,确保工艺技术的可实施性。
4结束语
通过对我所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方式的特征分析,基于统计方法、运筹理论、计算机技术等对不同于流水线式的生产能力评估与计算方法的初步探索,解决了传统计划管理中存在风险问题,提前对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并对识别出来的风险制定相应的应对预案,解决了关键重点环节的资源冲突,有力地保障生产计划的顺利执行。在实际生产管理中,通过对该方法的进一步的应用实践,已经取得一定实际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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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玉霞,周根然.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模式的真实生产能力校核研究[J].价值工程,2008.
协同风险 篇6
关键词：净头寸,随机性,稳定性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一项主要内容是维持合理的流动性, 以满足合理的贷款需求和存款的提取。理论与实务界均认为, 流动性缺乏常常是商业银行陷入危机的最初表现。因此, 要保证商业银行安全、稳定地运行, 实现“三性”目标的统一, 必须对其流动性供给及流动性需求进行深入的剖析, 即对其净头寸的变动规律进行研究。通常认为, 商业银行的时点头寸是指在一定时点上的可用资金, 它是根据一定时点上的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有关项目的扎差计算出来的可用资金的余缺数额。在科技跃进和制度变迁的双重推动下, 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化和发展, 而金融全球化又在反馈性地促进着科技和制度的共同演进。这种金融经济和金融制度的互动性发展背景, 既为金融市场主体提高自身的金融自由度创造了种种有利的条件, 也增加了行为主体所面临的金融不确定性。基于这种复杂多变的现实性特征, 协同学理论建立了一整套数学模型和处理方案, 在微观到宏观的过渡上, 描述了各种系统和现象中从无序到有序转变的共同规律。鉴于商业银行净头寸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 对这样一个具有高度非线性特征的系统而言, 总是局限于传统线性的科学研究范式, 缺少非线性刻画是不全面的。因此, 以金融系统内的非线性机制为研究的切入点, 用协同理论分析商业银行净头寸系统的变迁, 对于分析净头寸的变动规律、完善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一、净头寸系统的非线性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目标是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 这三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均离不开净头寸的管理。因为对商业银行而言, 每天都面临着不同的流动性供给和需求, 这两者的不断变化构成了商业银行实时流动性风险的来源。一方面, 为了保证安全性, 商业银行必须保持足够的流动性供给与需求的差额;另一方面, 过高的流动性剩余必然会削弱盈利能力。因此,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与盈利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置换的关系, 而流动性管理的关键就是对净头寸及其演化进行客观分析, 减少资产和负债的单方面暴露。
(一) 净头寸系统的非线性特征
商业银行的净头寸系统由其所面临的流动性供给和流动性需求差额所构成, 非线性经济学认为头寸系统属于复杂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该系统的非线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维数。影响头寸系统运行的因素众多, 但可以归结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从宏观的角度看, 一国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必然会对银行的头寸系统产生影响, 因为针对经济发展的不同态势货币当局会调整货币政策, 而商业银行是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从微观的角度看, 商业银行所面对的服务对象千差万别, 其单独或联合的需求变化会对净头寸系统的运行产生相同或相反的作用力。然而, 无论是在宏观方面, 还是微观方面, 影响净头寸系统变动的因素数目都不是非常之巨大, 还不足以产生宏观的、超高维的简单性程度。
2.开放程度。净头寸系统对内是一个相对封闭, 而对外开放的系统。相对封闭是指其仅由商业面临的流动性供给与需求的差额所构成, 对其管理服务于商业银行经营的总体目标;而开放系统则指无论是流动性供给还是流动性需求, 都是通过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而获得的。由此使得头寸系统成为非平衡、非有序的耗散系统。耗散是系统复杂性的根源, 因为耗散而使系统自由度归并, 产生诸如吸引、分岔、突变、混沌等复杂的系统动态行为。
3.远离平衡。头寸系统的内涵是一个多目标、多变量、多层次的综合体。因为, 无论是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供给还是流动性需求而言, 在商业银行的日常经营中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而各影响因素在系统整体中的地位、角色极为不同, 有各自的目的、任务、行为规范等。这些因素相互耦合产生错综复杂的系统整体行为, 难以长期维持在一个均衡水平。
4.组元特征。商业银行净头寸系统与一般的社会经济子系统一样, 其主体是具有思维能力的人, 正是由于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的活动, 才使得构成头寸系统的流动性供给与需求不断变化。通常, 人的思维与判断能力局限于所收到的信息量, 由此产生道德风险、逆向选择行为, 以及“蝴蝶效应”, 使头寸系统的微小动荡以几何级数的倍数放大。
5.有限性。头寸系统的演化, 依附于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对商业银行而言其所运作的货币无论是存量还是流量及其变化速度都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同时, 作为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受制于金融法制、法规, 以及道德准则的约束。这种有限性, 形成了头寸系统的相应机制, 也直接导致了相应的非线性作用产生。
6.相互作用。头寸系统置身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之中, 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这些因素间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然而, 这些影响与作用却不具备线性系统所具有的简单叠加效应, 由此使得商业银行净头寸系统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 头寸系统的动态行为一方面受制于环境的非平衡约束, 另一方面取决于系统内的非线性因素的相互作用。其运行状态具有明显的动态性, 可能产生完全新型的行为特征, 因而需要把协同学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头寸系统演化的研究。
(二) 净头寸系统的协同学描述
协同学, 即协同作用的科学, 是Haken提出的解释非平衡系统相变和自组织现象的科学,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协同理论逐渐形成和发展, 其研究的是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协同, 即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有物质或能量交换的情况下, 如何通过自己内部协同作用, 自发地出现在时间、空间以及功能上的有序结构的。协同学突破传统科学研究范式, 不是将对象分解和还原成各部分之和, 而是立足于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其理论原则是, 系统的行为并不是其子系统行为的迭加, 由子系统的相互作用调节和组织起来的系统宏观性质和宏观行为就是它的各个子系统的合作效应。协同学既能抓住不同系统在临界过程中的共同特征, 又能结合具体现象描绘出它的转变规律, 因而有广泛的适用性。
协同学从“内因是根据”这一哲学原则出发对系统演化行为进行研究, 用“序参量”来描述宏观整体的系统量, 认为它是全部微观量贡献的产物, 却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诸微观量的机械组合, 而是各组成要素协同作用创造出来的;反之, 各组成要素的协同作用又是被参量支配的, 即部分与整体互为对方存在的前提条件。商业银行的净头寸是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在社会系统中动力学起着关键作用, 当对该系统进行深入研究时, 必须考虑“时间”参数, 也即必须研究与其有关的时间演化以及一些有关的方程结构。于是用一组状态变量{Q}m来描述该系统, 此处Q是子系统i的状态变量, 而子系统i的特征可由其运动方程来描述, 在此情况下, 对净头寸系统的分析变为处理一个偏微分方程组, undefined。进而, 研究该系统的稳定性与不稳定性问题、相变临界状态、自组织的形成等。
对净头寸系统的具体分析可以分三个步骤: (1) 作线性稳定分析, 确定稳定模态和不稳定模态; (2) 设法消去稳定模态, 建立序参量方程, 所谓序参量就是决定模态形式的有序程度的量, 序参量突变意味着宏观结构上的质变; (3) 解序参量方程, 可以得到从无序到有序的变化过程, 并由此决定系统的新的宏观结构。
二、净头寸系统的状态变迁
(一) 银行净头寸系统波动的随机性
1.转移概率。
根据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特点, 净头寸系统的演化过程可以认为是一种时间连续, 是状态离散的纯不连续马尔科夫过程 (Markov process) 。记Qij为系统从i到j的跳跃强度 (Qii是系统向自身跳跃的强度) , 则Kolmogorov-Chapman方程为:
undefined
当h→0时, 由Fatou引理得:
undefined
此为Kolmogorov前进方程, 同理可得后退方程, 其初始条件为:Pii (0) =1, Pij (0) =0, i≠j。若i>j, 当固定状态为i时, 采用前进方程, 当固定状态为j时, 则采用后退方程。
2.变动次数分布。
以N (t) 表示在[0, t) 内系统跃迁的总次数, 此时N (t) -N (s) (s
undefined
由式 (3) 知, N (t) 服从强度为λ的泊松分布。
由此可见, 在时间T内, 系统从状态i向j跳跃的概率为CundefinedPij (t) (1-Pij (t) ) λT-1, 其中Pij (t) 由Kolmogorov前进方程决定。
(二) 银行净头寸系统波动的稳定性
商业银行净头寸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子系统, 影响其跃迁的因素众多且复杂, 但可将归结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当宏观因素稳定时, 由于众多的微观因素的作用较小, 且方向不一致, 因此总体合力较小, 可忽略。设银行净头寸系统状态为, 则有:undefined, 对于F (v) 的一般表达式:F (v) =-kv-k1v3-k2v5-…-knv2n+1-…。于是, 系统的稳定点可能具有2n+1个, 由于涨落力的原因, 系统在稳定点间跳跃, 但其轨迹既不是杂乱无章的, 也不是清晰地围绕着某一稳定点在波动。记随机力为Γ, 则有:undefined (当F (v) =-kv时, 即为Lagevin方程) 。
(三) 净头寸系统波动的自组织现象
1.熵的变化。
熵通常用以度量系统的有序程度。商业银行净头寸作为一个系统, 其熵的变化表征着系统的演化方向。设系统处于状态i的概率为Pi, 则得熵undefined, 其中undefined。对均匀分布, Smax=q·lnn, 对极不均匀分布, Smin=0, 对于其他分布:Smin
2.稳定性与分岔。设净头寸系统为:
undefined
将n分为两类性质不同的组, 一组i=1, 2, …m是具有小阻尼甚至可以变成不稳定的模;另一组i=m+1, m+2, …, n是稳定模。当参数改变时, 稳定模与不稳定模将发生变化, 通过方程之间的迭代, 将具有稳定模方程的序参量用不稳定模的序参量替换, 则可求出不稳定模新的稳定点的解, 整个求解的过程体现着子系统间自组织运动而产生新的稳定状态的过程。非线性经济学认为, 由于系统在趋于一个新的稳定状态时, 子系统间不仅有正反馈, 也存在着负反馈。正反馈促使系统向新稳态跃迁, 而负反馈则对系统跃迁起阻碍作用, 并通过阈值使系统状态变化表现出突变性, 而这种突变性与涨落密切相关。
3.涨落导致稳定性的变化。
净头寸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开放是影响系统演化的因素之一。非线性经济学在对平衡相变的研究中, 发现相变过程是由于子系统间相互作用使得原来无序的均匀态变得不稳定的结果。一旦在临界点上某种微涨落被放大为影响系统整体运动的巨涨落, 系统就会失稳。如果此时巨涨落能够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进而稳定下来, 就会形成新的有序结构。临界点当然不只一个, 而这恰好都是非线性相互作用的不同表现, 这些相互作用提供了系统演化的多样性。
由于, 涨落是系统对于稳定态的偏差, 其是偶然的, 随机的。对商业银行净头寸系统而言, 通常情况下, 较小的涨落很快会被耗散掉, 系统会回到稳定值附近。但在临界点附近, 则情况有所不同, 可能存在不能被耗散的巨涨落, 导致系统发生宏观的变化, 此时涨落对系统的发展方向起着关键的作用。
三、结语
由于任何层次上的经济系统, 都是一个服从耗散结构的、非线性的、开放的动态系统。商业银行净头寸系统作为经济系统的子系统, 是由一个有人参与的、开放的、具有信息反馈功能的功能系统, 是一类重要的、典型的非线性系统, 自然成为复杂性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复杂的社会子系统, 其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因此, 通过协同学理论对商业银行净头寸进行理论分析, 有助于认识净头寸的变动机理, 把握变动规律, 从而有助于商业银行的安全、稳定运行。对商业银行净头寸系统的协同学分析得出:其波动过程是一纯不连续马尔科夫过程, 一段时间内状态变动的次数服从泊松分布;其波动的稳定性在共同和个体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可通过微分方程来表征;从宏观层面来看, 其波动过程是一自组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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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风险 篇7
1.1 互联网金融
1.1.1 互联网金融的含义
2012年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元年,在2013年,互联网金融迎来了井喷式的发展。作为一种国内出现的新兴事物和新概念,目前对于互联网金融尚无权威的定义。2012年,谢平教授在他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在这种金融模式下,支付便捷,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非常低;资金供需双方直接交易,银行、券商和交易所等金融中介都不起作用;可以达到与现在直接和间接融资一样的资源配置效率,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大幅减少交易成本。”
1.1.2 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
互联网金融由2012年起步到短短几年内如雨后春笋般大规模发展,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断趋于成熟,网络的更大规模覆盖、网络安全性的增强,网速的提升、移动端的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的发展等都为互联网金融在国内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而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国内互联网公司在发展规模、竞争力以及成熟度等方面均有大幅度提升,已经具备了“搅局”金融业、加速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能力。二是与中国的金融环境密切相关。多年来,银行是我国金融行业的垄断者和主导者,导致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及服务意识较弱,银行等主要服务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等,不愿意为中小微企业及普通个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金融创新发展被抑制,客户的潜在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就为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化、变革以及客户需求的爆发提供了契机。三是阶段性金融监管理念的变化和政策调整。2012年以来,新一届政府十分强调简政放权,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更好地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金融监管理念也出现了变化,监管政策也出现了阶段性的调整。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一行三会”等金融机构表现出支持发展的态度。“众安在线”的获批、互联网保险营销的许可、余额宝的放行、P2P涌现并出现一些风险后并没有被叫停等,都体现了金融监管层对互联网发展的支持。另外,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等其他部委也积极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金融监管机构对互联网金融采取更包容、更开放的态度。
1.2 普惠金融
2016年3月11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分组讨论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针对普惠金融进行了专题发言。他指出,从金融角度提升社会福利、增强社会保障、扶贫和保护弱势群体,向普罗大众提供更好、更便捷、更安全的金融服务,国际上的提法是普惠金融。普惠金融也写进了“十三五”规划,我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也都提到了普惠金融。
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现行金融体系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政府等较高端的客户,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则处于金融服务体系的边缘,这种现象导致最具发展潜力的客户因为得不到金融的支持而发展缓慢,甚至死于萌芽状态。因此,普惠金融体系强调完善和平衡现有金融体系,推动金融市场由高端向中低端市场开放,并提供更多种类、更合理价格的金融产品。普惠金融体系是小额信贷及微型金融的延展。普惠金融从出现到发展都伴随着小额信贷及微型金融的发展。从现实来看,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对于贫弱地区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小额信贷在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收入、通过开办微小型企业改善经济状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设普惠金融体系的过程,从实质上讲就是一个向更加贫困的人群和更加偏远的地区开放金融市场和推进金融服务的过程。普惠金融体系实质上也是一种金融公平的体现。普惠金融体系的愿景是满足有效金融服务需求,为人们提供信贷服务的公平机会、金融融资渠道享用权的公平,消除金融服务歧视和不公。
1.3 互联网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
现阶段,居民收入增加,投资与融资需求方式多样化,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对传统金融行业的改造日趋明显,消费者的投资、融资观念开始改变,导致传统的金融机构服务已经无法满足大众的金融需求,这使得普惠金融的发展成为必要。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具有地域分散性、资金自由性、人员普遍性等特点,这与互联网的开放性、自由性、平等性是相通的。
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协同发展是互联网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的重要产物,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选择,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金融需求。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协同发展、多牌照经营的特征,给监管机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监管风险;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固有特征,也给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协同发展带来关联交易风险、操作风险等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风险。如何对这些风险进行防范,从而实现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良性协同发展,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
根据艾媒咨询集团发布的“2015年中国互联网+金融研究报告”,2015年上半年中国网民对各类型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的认知度方面,第三方支付在网民中认知度最高,占为81.2%;其次是互联网渠道销售货币基金,认知度占比为57.9%;P2P与众筹融资认知度也有较大提升。
2 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协同
2.1 互联网金融产品协同发展的界定
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协同发展是指基于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互联网与金融快速融合的背景下开展金融产品多元化、一体化发展的新兴发展模式,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主要趋势。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协同发展有助于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拓展多元化业务,降低企业的综合运营成本,同时,也可能带来一定的风险与监管挑战。
2.2 互联网金融产品协同发展主要模式
互联网金融产品协同发展,关键在于“协同”,强调产品多元化,互联网金融企业旗下至少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金融产品。因此,在这里只讨论互联网金融产品“协同发展”的主要模式,对单一的模式不再进行单列讨论。
从互联网金融产品业务的发起人或主体来看,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协同发展可以分为以下模式:一种是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互联网化,即传统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多元化的业务,如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工商银行等,都利用互联网开展自己的金融业务;第二种是互联网公司等非金融机构利用自己的平台优势、技术优势发展互联网金融,如京东集团设立子公司京东金融集团,阿里巴巴发起设立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简称“蚂蚁金服”)、腾讯公司出资设立财付通网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简称“财付通小贷”)等;第三种是以做互联网金融业务起步的专业互联网金融平台,如网信集团、人人贷等。
从组织形式来看,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协同发展模式可以分为如下几类:一种是母子公司形式,即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企业等直接或通过自己的子公司进行产品的协同发展、多元化发展,如中国工商银行,腾讯公司,京东集团等;一种是母公司不从事互联网金融服务,而是设立子公司专门提供多元化互联网金融服务,如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中国平安等。
从业务内容看,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协同发展可以分为如下几类:一种是依托母公司的电商平台模式。代表性企业是京东集团旗下的京东金融集团和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该模式主要凭借母公司的电商生态系统优势,共享母公司的商户和客户资源,以第三方支付为核心,以商户和客户的需求为出发点,将商户和客户资源从电商平台移到金融服务平台,最大限度防止商户和客户流失,维持商户和客户的保有量;一种是以腾讯为代表的网络社交平台模式。腾讯公司利用自己海量用户以及用户之间关系及关系链,筑牢自己的信用基础,实现信息流、资金流、商品流的高度融合,通过对不同客户进行分析,明确客户的金融需求和金融偏好,为客户提供针对性、互动式的多元化金融服务。第三种是以百度为代表的搜索平台模式。相比阿里巴巴和腾讯,百度在资金流、供应链等方面处于劣势,但是,百度最大的优势在于用户流量和搜索能力。百度金融正在和贷款垂直搜索平台好贷网达成合作。百度负责前端的引流部分,后端的业务落地由好贷网完成。第四种是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平安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服务互联网化。该种模式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线下优势,积极开发线上平台,推进线下线上融合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布局电商平台和通用账户,实现“资金流、贸易流、信息流”三者合一。
3 国内外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协同发展综述
早在1997年,世界知名的电子商务领域专家、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玛丽·克罗宁(Mary Cronin)博士所著的《互联网上的银行与金融》一书就形象地描述了互联网可以让资金以光速到达全球的任何角落,在当时的美国,银行、证券、基金、信用卡等金融服务领域都开始与互联网深度结合。随着2000年前后以“.com”为代表的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全球对互联网模式的认识更加理性,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应用结合也更接地气、更具生命力。2009年诞生的众筹行业的代表性公司Kickstarter被时代周刊评为2010年最佳发明之一和2011年最佳网站称号;而2007年诞生的P2P行业代表性公司Lending Club(借贷俱乐部)连续两年(2011年和2012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美国最有前途的公司之一。
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孕育于2012年,在2013年,互联网金融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创业公司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做单一产品起家,逐步走向产品的协同化发展,致力于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很少有公司只开展一项金融业务。比如以第三方支付业务起步的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现在已经发展到第三方支付、征信、融资、社区金融等多产品协同发展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中国平安旗下的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陆金所”),结合全球金融发展与互联网技术创新,在健全的风险管控体系基础上,为中小企业及个人客户提供专业、可信赖的投融资服务,开展了P2P、私募基金、信托理财、信托直营、保险等多元化业务,整合旗下产品协同化发展。
3.1 国外具有行业特色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协同发展模式
3.1.1 Prosper
Prosper是美国的一家P2P在线借贷平台。Prosper的亮点在于平台设有投资限制规则:
(1)投资人最低出借金额为25美元。平台支持投资人使用Quick Invest或Auto Quick Invest进行自动投标;
(2)在贷款发布的24小时内,单个投资人的投资金额不能超过总借额的10%,24小时之后则无限制;
(3)普通散户投资者在平台上出借的总金额上限为2,500万美元,机构投资者无最高金额限制。
3.1.2 Mint
Mint是一个免费在线个人财务管理服务网站,由美国和加拿大企业家Aaron Patzer创建,是一款以客户为中心创建的理财产品协同发展的互联网平台。Mint允许用户管理银行、信用卡、投资、贷款交易及结余。用户还可以设置预算和目标,方便理财。
Mint平台的亮点在于:首先它可以通过授权把用户的多个账户信息(例如支票、储蓄、投资和退休金等)全部与Mint的账户连接起来,自动更新用户的财务信息。其次,它能够自动把各种收支信息划归入不同的类别(例如餐饮、娱乐、购物等)。这两项功能结合起来,用户相当于拥有了个人财务中心,可对自己的财务状况与日常收支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Mint可利用数据统计功能,帮助用户分析各项开支的比重、制订个性化的省钱方案和理财计划。通过为用户每月收支、预算与现金流统计管理功能,帮助用户分析每个月在饮食、娱乐和购物等各方面的开支比重,以便用户制订出更有针对性的“节流”方案并与其他同性质的用户横向对比。
3.1.3 Fundrise
Fundrise是人人网投资的一家美国房地产众筹公司。与以上两家房地产众筹平台不同,Fundrise有四种众筹产品:(1)房地产夹层债权众筹;(2)房地产优先股众筹;(3)房地产优先债众筹;(4)房地产普通股众筹,而且Fundrise也在为修建中的房产进行债权众筹。所有的Fundrise的众筹产品都是通过组建有限合伙公司进行运作的。
3.2 国内具有行业特色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协同发展模式
3.2.1 中国联通沃百富
中国联通沃百富是广东联通携手百度、富国等金融机构,于2014年推出的全球首款互联网通信理财综合服务平台,打通理财、话费、流量、购机四大板块,为用户带来全新通信消费体验和理财投资收益新方式。在产品上线一年的时间里,已拥有数量达120万的高知核心用户群,理财交易超过23亿。在沃百富平台上,用户能实现保险代售、水电煤缴费等日常生活服务;沃百富提供三种基于通信服务癿理财方式,分别针对用户的手机终端预存话费,推出话费理财、流量理财等业务。
中国联通沃百富主要有三大平台优势:一是渠道用户。沃百富平台依托于联通广泛的线下营业厅渠道,根植于全国近3亿联通用户,为实现互联网金融O2O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二是跨界融合。基于沃百富构建的金融能力及运营商天然优势,构建涵盖终端、话费、流量的通信理财差异化营销服务新方式。三是支付结算。联通具备第三方支付、基金销售支付牌照,齐全的支付和资金结算能力成为发展跨界金融的通行证。
3.2.2 苏宁金融集团
苏宁金融集团,是苏宁云商集团中重要的战略业务单元。依靠苏宁线上线下海量的用户群体、特有的O2O零售模式和从采购到物流的全价值链经营模式。
从2011年苏宁成立独立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南京苏宁易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到2014年苏宁成立金融公司,苏宁金融已经实现了从消费者到用户的“端到端”的金融解决方案和增值服务能力。其中苏宁理财平台业务增长迅速,截止至2015年第二季度苏宁理财投资金额约达117亿元,环比增长率为54%。并在国内首次推出个性化定制理财服务,包括定期转入、自动预约、基金定投、提前变现、定制转出、智能缴费等功能。
4 互联网金融产品协同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防范
4.1 互联网金融产品协同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协同发展,丰富了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产品链,扩大了互联网金融企业服务的群体,增强了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实力,是互联网金融企业打造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协同发展机制并不是完善的、完美的,还存在一定的风险和问题,这些风险和问题需要慎重对待,不能忽视。
4.1.1 传递性风险
传递性风险,是互联网金融产品协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风险。它主要表现在:(1)集团内部的关联交易。(2)授信额度重复扩大的风险。(3)集团成员的破产救助。(4)雪球效应,当集团任一个成员出现信誉问题时,由于集团内财务一体化、管理一体化、形象一体化,牵连影响的是投资者对整个集团的信心,诚信危机出现时,外界可能断绝集团的资金来源,影响集团资金流动性,甚至由此导致集团的破产倒闭。
4.1.2 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当前越来越被金融管理层重视。《巴赛尔协议》对操作风险的定义为:工作人员和系统由于外部事件的原因导致内部运行过程出现失误而带来损失的风险。它将诸如业务决策有关的战略风险排除在外,但它包括名誉风险以及法律和守法有关的风险。
操作风险有来源于工作人员的过失、自动系统的失灵或通讯网络的失败而引起的公司损失暴露。随着银行、保险和证券部门对技术和自动系统的信心的增加,因此管理与之有关的操作风险具有更高的优先次序。流行外部采购的相关技术服务是促使重视这些风险的另一个起作用的因素。随着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的融合,业务工具不断创新,纷纷通过不同的市场和工具来处理大量的交易和事务。因此,与操作风险相关的记录维护、结算和保管活动就有加大风险暴露的可能。这也使得金融公司高度依赖技术雇员、自动系统、通讯网络和内部控制来维持交易量和确保每一个交易得到批准以及正确地记录在案。互联网金融产品协同发展后,操作风险更加难以管理,特别是大股东有意挪用或偷窃公司或客户资产。
4.1.3 道德风险
互联网金融产品协同发展的道德风险主要指,决策者利用手中拥有的市场信息与决策权力,做出有利于决策者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行为,而产生的金融风险。在我国,“道德风险”的产生主要源于其产权结构单一及产权主体缺位,特别是产品协同发展后,各金融公司间的交叉持股现象严重,从而极易导致“内部人控制”。
4.1.4 互联网金融产品协同发展带来的金融监管的风险
监管体制不健全的风险表现为产品协同发展的业务监管真空风险、法律空白风险、寻租行为风险。体制方面的风险主要体现在我国的德隆事件。
4.2 互联网金融产品协同发展过程中的风险防范措施
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协同发展、互联网金融综合业务平台的打造,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向。纵观当前互联网金融市场,只做单一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企业已经很少。上文已经提到互联网金融产品协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这些风险会阻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在本部分,笔者就互联网金融产品协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风险提出一些防范措施。
4.2.1 加强金融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由于目前我国的监管还是属于分业监管,因此,需要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形式可以是监管部门上级设立协调组织、监管联席会议、监管部门内成立相应的协调部门等。并出台与之配套的规范监管部门之间协调的相关文件。我国目前需要在信息共享、监管范围、危机处理、并表监管等具体监管措施方面进一步细化并付诸实施。
4.2.2 强化风险隔离,建立防火墙制度
互联网金融企业要积极利用产品的协同带来的业务互补和业务创新优势,但同时也要避免局部风险系统化,应在各成员产品的公司之间建立“防火墙”制度,有效隔离风险。对专用资源要建立必要的保密制度和隔离机制,以免引发内部交易风险。
同时,要加强关联行业运行风险的监测和提示,保持市场策略制定的独立性。为减少市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危害性,各成员产品公司应加强对自身行业运行风险的监测研究,建立对母公司的风险报告制度和对其他子公司的风险提示制度,各子公司结合自身具体情况,独立做出市场判断和应对策略。
4.2.3 建立退出机制
为应对某项业务或某一成员公司经营不利甚至破产的可能,并减少这种可能带来的整体危害性,实施协同发展的金融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能进能出,是确保互联网金融产品协同健康发展的后备防线。
5 结语
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协同在提高经济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促进普惠金融发展、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协同并不完善,还存在一定风险。在进行互联网金融产品协同的风险防范时,应当将其纳入我国正在构建的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体系,按照推进国家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方向,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行动力量。通过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不断促进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更好地协同发展。
摘要：我国互联网金融的起步较晚,监管还不够完善,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协同发展更是处于无先例可循、探索发展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及时发现协同发展带来的风险并进行防范。本文以综合型金融机构复合型产品开发销售的多层次供给为背景,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协同发展着手,借鉴国内外的创新模式,为我国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协同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注重发现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协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并提出解决的办法和预防措施。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协同,普惠金融,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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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风险 篇8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客户需求瞬息万变, 企业只有不断加快产品开发步伐才能适应社会需求。创新是企业得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产品开发是企业创新的主要形式。我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普遍低下, 缺乏新产品开发所需要的大部分资源与要素, 难以独立进行创新活动, 需要打破企业间界限, 充分利用外部资源, 推动合作创新成为必然。基于特色经济、块状经济等形式的各类产业集群, 为实现不同企业合作产品创新提供了条件, 并已在实践中蓬勃开展。美国硅谷的微电子、生物技术集群, 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集群, 日本丰田市的汽车产业集群, 我国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等地区的各类特色产业集群等得到了迅速发展, 并且各地也正在大力推动产业集聚区建设。协同产品创新是基于企业间的地域临近或网络联接平台, 实现不同主体之间面向某一 (类) 产品创新的协同过程。产业集群内的企业由于地理上的临近和集群主导产品的一致性, 为协同产品创新提供了良好外部环境, 也比较符合我国当前企业发展实际。考虑到仅仅研究基于地理临近的产业集群协同产品创新问题, 为区别于全球协同创新网络中基于信息联系的集群, 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区域产业集群。
与大批量生产相比, 集群制造被看作是OECD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以及发展中经济体走向新型工业化的有效途径。在我国, 集群制造在现实经济发展中主要表现为“专业镇”、“块状经济”、“一村一品, 一镇一业”、出口加工贸易区以及高新技术开发区等空间集聚现象。仅仅依托产业集群实现协同制造并不是产业集群发展的目标, 集群协同创新能力才是集群竞争力的根本所在。李桢业 (2008) [1]认为, 我国产业集群经过多年发展, 虽已具有一定规模, 但仍然处于集群制造而非集群创新阶段, 形式上的产业“扎堆”并没有有效碰撞出创新的火花, 产业集群最重要的功能即创新功能不足, 面临着紧迫的升级问题, 产业集群升级的本质是集群创新机制的构建问题[2]。
基于地理位置临近的区域产业集群为协同产品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有利于产品创新主体间的知识溢出, 也有利于促进集群内企业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3]。虽然基于区域性产业集群的协同产品创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创新风险, 但是, 这只是风险的分散和转移, 并未实现风险的消解。当前, 对产业集群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集群本身的成长、升级等方面的风险[4], 集群创新的风险与风险防范也是广受关注的问题 (陆立军等, 2008;赵骅等, 2010) [5,6,7,8], 学者们已经界定了集群创新风险的种类及风险控制机制, 但集群创新的风险传染问题尚未引起广泛注意。
事实上, 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由于存在密集的物资流转、信息和知识的交流、业务流程的对接等互动, 组织间风险传染的可能性极高。在产业集群不同主体之间的风险传导研究领域, 刘英杰 (2008) 研究了产业集群风险的增强传导机制和不同结构类型的产业集群风险传导机制[9]。余荣华, 姜明君等 (2008) 结合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分析了产业集群风险传导的机制, 提出了控制产业集群风险传导的措施[10]。王淑英 (2011) 借鉴SIR传染病模型, 建立了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的风险传染模型, 并提出了风险防范措施[11]。在集群协同产品创新中, 风险传染使得风险在整个集群甚至集群外部相关主体间进行扩散, 造成严重的风险后果, 对集群企业及区域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因此, 需要深入分析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的风险传染机理, 探寻遏制风险传染的有效技术和方法, 为集群企业和集群管理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但是, 当前国内外对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的风险传染及其免疫问题尚未进行深入研究, 在我国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 面向创新能力培育的产业集聚区建设逐步进入高潮, 推动集群协同产品创新是我国当前众多产业集群升级的必然选择, 因此展开对集群协同产品创新风险传染机理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2 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的风险传染内涵与条件
2.1 集群协同产品创新风险传染的内涵界定
风险管理是管理学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 国内外学者就风险来源、风险识别、风险管理的常见策略和方法、风险衡量的工具和方法、风险预测的方法与技术、风险决策、风险管理系统等进行了全面研究, 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12,13,14], 这里不再赘述。针对风险的动态扩散问题, 作者所在的科研团队先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进行了企业内部风险传导问题的全面研究, 构建了企业风险传导关联图, 深入研究了企业风险传导的动因、传导路径和载体、传导链和传导网络等问题, 并将研究成果应用到了银行操作风险的传导、企业营销风险传导、跨国并购的风险传导等问题上。这些研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企业内部风险传导理论并提出了风险防范的具体方法, 但在组织间动态风险传染领域的研究相对不足。
在集群协同产品开发过程中, 产生于某一合作伙伴的风险因素可能通过一定的载体传染到其他主体, 这与生物学中的传染概念具有类似的内涵。在以往的研究中, 作者及研究团队主要使用风险传导进行界定, 风险传导往往是由风险水平高的主体向风险水平低的主体传染, 而在区域性产业集群的协同产品创新中, 风险传染的发生与参与者的风险程度无关, 风险程度低的主体可能由于其较高的风险免疫能力和完善的风险免疫系统而免受风险的影响, 而那些风险程度高的主体则可能受制于较低的风险免疫能力, 在面对风险事件时, 反而容易被感染。因此, 本文以风险传染来界定集群协同产品创新中的风险影响现象。在产业集群协同产品创新中, 风险传染是指在不同主体参与的协同创新中, 来自创新体系外界或创新体系内某一主体的风险因素进入其他创新主体, 并在该主体创新团队或企业内部进行生长, 或者被该主体自身的免疫机制化解, 或者削弱该主体风险抵御机能, 破坏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稳定性, 且在一定条件下集中于该主体的某一工作环节, 并不断扩散成长, 导致该主体创新能力受到伤害甚至引起危机的过程。
2.2 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的风险传染条件
结合传染病学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11], 基于协同产品创新的区域性产业集群风险传染需具备以下条件。
2.2.1 病原体 (即风险源)
病原体是能够引起宿主致病的各种微生物和寄生虫, 集群内外能影响协同产品创新的风险因素都是病原体, 是风险得以传染的源头, 在一定条件下会形成风险流。风险源包括集群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 (协同创新主体、集群其他参与者、创新团队等) , 但是并非每一风险要素都会造成传染。
2.2.2 风险宿主
宿主是在自然条件下被传染性病原体寄生的人或其他动物, 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网络中的任何主体和参与人员及集群外主体都可能是风险宿主。
2.2.3 风险传染途径
风险因素需要依托一定的载体, 借助载体的运动实现风险因素的运动, 进而将风险因素从一个主体传染到另一个主体。如果没有相应的免疫机制, 风险因素将在全部节点企业间传染, 并造成风险结果。本文认为, 集群协同产品创新中的风险主要通过知识 (信息) 的转移、作业流程对接和有形载体 (人员、材料等) 的流转等3种传染途径形成风险传染。
2.2.4 易染企业的存在
风险是针对一定对象的, 即风险传染对象。对于区域性产业集群而言, 协同产品创新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措施普遍不足, 在面临各种风险因素时, 都可能是易感企业。
2.2.5 风险达到阈值是产生传染的前提
当风险源的风险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使得企业自身结构功能无法抗击时, 便产生了企业风险, 而风险超过该企业的风险阈值时, 风险便会依附于风险载体进入协同创新网络并进行传染。风险在创新链网的某个节点迸发并传染的前期, 风险流会经过一个变化、蓄存并冲破风险阀值的过程。在社会环境出现变化时, 一旦风险因素在某一个节点的累积超越了风险阀值, 可能造成快速的风险传染启动, 风险突然迸发并快速地在产品创新链网上传染。
因此, 在集群协同产品创新中, 风险传染的发生需要具备诸多条件, 在风险水平超越阈值、风险依托于载体之上、企业风险免疫能力低下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同时还必须发生在风险要素正好与企业的某些环节 (缺陷) 契合的情况下。因此, 控制风险传染的发生条件是集群协同产品创新风险免疫的出发点。
3 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的风险传染模式
在集群协同产品创新中, 由于不同易感企业的风险免疫能力不同, 其面临风险传染的发生时间、概率和种类等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导致不同易感企业面临的风险在时空上也有很大差异。根据集群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和各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类型的不同, 借鉴李存斌 (2009) 对项目风险传递的研究成果[15], 以集群协同产品开发的核心企业为例, 基于协同产品创新的区域性产业集群风险传染的模式有以下4种。
3.1 串行传染模式
串行传染模式是指在产业集群内, 一家易染企业在受到风险传染时, 不同风险的传染结构是链式状的, 不同风险流依托于各自的传染载体, 依次传染到易染企业, 并进入易感企业, 在集群协同创新系统中进行传染, 即同一易感企业面临的不同风险不是同时发生的, 这种情况下的风险传染结构如图1所示。
假设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风险的表示方式为R (i) , 则串行传染模式的基本传染方式为:
3.2 并行传染模式
并行传染模式是指在产业集群内, 创新系统或创新网络中的不同串行风险 (两类以上) 同时进入传染节点 (易染企业) , 并在协同产品创新系统中并行进行传染, 不同风险流彼此互不影响, 如某一创新节点企业可能同时面临基于人才问题产生的风险流, 只是风险流的风险源不同 (可能是核心人才流失, 也可能是核心人才病假等) , 这两类不同来源的风险流可能同时传染到同一易染企业, 但由于风险性质相同, 这些风险因素之间并未进行耦合, 易染企业只需应对其中影响最大的风险流即可, 这种模式就属于并行风险传染, 其传染结构如图2所示。
假设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风险的表示方式为R (i) , 则并行传染模式的基本传染方式为:R=max[R (i) ]。这种情况下, 由于不同风险因素的风险性质、风险结果相同, 集群企业实际被传染的风险为并行风险因素中的最大值, 企业只需要启动能应对这一风险的免疫系统即可化解风险, 当然, 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风险免疫失效。
3.3 与型传染模式
与型传染模式是在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系统中, 某节点企业面临 (一般是核心企业) 的不同风险是按照某种类似于扇形的形状进行传染的, 这种传染结构表示为该企业提供支持的其他参与企业产生的风险同时传染到该企业。如某企业同时面临的影响协同创新进度的风险不止一个时, 这些来自于下层风险宿主 (参与企业) 的风险将需要首先进行叠加才会对上层节点企业产生影响, 然后从该传染节点进入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系统中进行传染, 其传染结构如图3所示。
假设参与协同产品创新的不同节点企业面临的每个风险的表示方式为R (i) , 则与型传染模式的基本传染方式为
3.4 或型传染模式
或型传染模式是指在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系统中, 某参与企业面临 (一般是核心企业) 的不同风险也是按照某种类似于扇形的形状进行传染的, 但这种传染结构与与型传染模式不同, 下层风险宿主 (即参与企业) 只要有一个发生风险时, 下层风险就可以传递到上层参与企业, 并在整个创新系统中传染, 而不用等待下层其他企业风险的发生。其传染结构如图4所示。
假设每个风险元的表示方式为R (i) , 则或型风险传染结构的基本传染方式为:min[R (i) ]≤R≤max[R (i) ], 被传染的集群企业受到的风险传染水平介于最大的下层风险与最小的下层风险程度之间。此种情况下的集群风险传染, 被传染企业可以逐个处理下层传来的风险, 如果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风险免疫系统, 被传染企业将能够规范化、标准化的处理下层风险因素。
以上4种风险传染结构是复杂问题的抽象, 而实际中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的风险传染很少严格按照以上4种简化模式发生, 往往是几种模式的复合, 但最终都可以抽象成是由这些基本结构组成的。区域产业集群协同产品创新风险传染模型应该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模型, 根本原因在于集群系统创新是在一个复杂的链网结构中进行的, 包括推动产品创新的基本活动和不同创新主体对知识的生产、开发、扩散、利用和创新的全过程, 风险传染正是沿着这些网络联系而进行的。
4 风险传染视角下集群协同产品创新风险程度
产业集群改变了创新主体的线性创新模式, 实现了网络式创新。在产业集群的协同产品创新中, 不同创新主体 (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以及中介机构) 共同参加新产品的形成、开发、生产和销售过程, 不同主体通过正式合约或非正式安排形成创新网络, 而且网络形成的整体创新能力大于个体创新能力之和。创新网络通过企业间的分工协作, 减少了创新的不确定性, 而且企业可以利用内部网络广泛的技术基础迅速开展创新活动, 从而降低企业参与创新过程中的风险。
但是, 在风险传染网络中, 不同创新主体所拥有的创新资源 (包括试验设备等等有形物质资源和知识等无形资源) 的流动是协同产品创新的基础, 创新资源在协同中实现了更深层次的应用, 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但是, 不同的创新资源在集群内部不同主体之间的流动, 形成了风险流所依附的风险载体, 为风险因素在集群不同主体间的流动与传染提供了可能。风险流依附于不同的载体, 形成不同的风险传染模式, 最终形成了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的复杂风险传染结构。
为衡量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网络中的风险状况, 以某节点企业i为例, 计算其在风险传染背景下的风险程度, 如图5所示[16]。
节点企业i面临的总风险Ri取决于:子系统i的自身风险R0i、节点企业i所在的不同创新链的上一节点企业的总风险Ri, Ri=Rai-1+Rbi-1+…+Rji-1, 不同创新链节点企业i-1的风险向节点企业i传传染的风险传染系数fj。节点企业i面临的总风险可表示为:
Ri=R0i+faRai-1+fbRbi-1+…+fnRji-1=R0i+∑fj×Rji-1 i=1, 2, …n; j=1, 2, …n
R1=R01
据此可知, 在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网络中, 基于风险传染的创新节点企业的风险水平受到自身初始风险水平、风险传染两方面的影响。自身初始风险水平一般而言是相对确定的, 且企业能够客观判断, 但是, 风险传染带来的风险传入量却是不确定的, 受到创新链网结构、风险传染系数等的影响。从创新链网结构而言, 节点企业在产业集群中参与多项产品创新活动是常见现象, 在不同的创新项目中, 上一节点的风险水平、风险种类、风险传染系数都将不同, 因此, 企业参与的创新项目越多, 风险传染带来的风险程度也会越高。同时, 必须要强调的是, 不同项目下的上一节点传染而来的风险可能会相互耦合而产生更大的风险, 这个问题另文进行深入研究。因此, 对于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而言, 参与协同创新的项目数量需要合理控制, 要根据企业风险控制能力确定同时进行的协同创新项目。
从风险传染系数来看, 传染系数f主要由节点企业i的管理制度、人员水平、风险管理水平、风险免疫系统的健壮性等参数共同决定, 是介于0～1之间的实数, 随着f值的提升, 节点企业防御所在创新链上一节点的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 风险传染被节点企业所吸收和化解。一般而言, 从上一节点传来的风险会与节点企业i的自身初始风险进行耦合, 而后向下一节点企业传染。
事实上, 由于在产业集群协同创新中, 风险传染模式不同, 风险在创新链网中的传播路径就会发生变化, 节点企业所承受的风险水平也随之而变。一般而言, 在集群内的创新活动中, 风险传染是沿着企业间的合作联系进行的, 这也是集群协同产品创新风险免疫的出发点。
5 小 结
本文针对产业集群背景下的协同产品创新所面临的风险传染问题, 结合传染病学理论、系统理论、创新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等, 提出了集群协同产品创新风险传染的概念, 并对风险传染模式进行了探索, 有利于理论界和实践界认识风险传染现象, 为进一步探索集群协同产品创新的风险传染和免疫问题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