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红色电影音乐

传播红色电影音乐（通用11篇）

传播红色电影音乐 篇1

当前, 红色文化已成为学界所关注的研究热点, 红色音乐作为其重要部分, 逐渐被文化学者们予以重视, 出于电影这一大众媒介的强劲传播能力, 红色电影音乐成为红色音乐传播的主要方式, 于是, 红色电影音乐成为宣传红色文化, 塑造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艺术形式。在特定的年代里, 红色电影音乐通过红色革命题材的电影中的插曲、或主题曲的形式, 以讴歌和赞美革命先烈们崇高思想境界和革命道德情操, 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理念而深入人心。作为纪录时代精神的文化符号, 红色电影音乐构成人们集体记忆, 许多经典曲目在各个场合被人们广为传唱。

电影历来被视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 在建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主流价值体系居功至伟。红色电影则是我国电影生产中独特的类型, 它展现了我党光辉的革命斗争历史, 同时也是弘扬和讴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革命精神的重要文艺形式, 在很长时间以来, 红色电影在鼓舞人民志气、凝聚民族精神方面起着积极作用。红色电影音乐作为红色电影的附加文化产品, 在大众文化传播领域潜在地执行主流意识形态塑造的文化使命, 因此, 红色电影音乐是考察音乐艺术参与建构人民群众的积极昂扬的革命精神的重要研究对象,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 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 其中涌现了许多红色电影革命歌曲的经典, 这些经典曲目不仅本身曲调优美,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而且在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中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成功地担当塑造主流价值观, 体现国家意志的任务, 充分实现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功能。因此, 我们对于红色电影音乐的艺术价值和传播规律的研究极有必要, 不止于此, 红色电影音乐的研究也能为当下在全社会范围如何重建被物欲倾斜的价值体系提出了重大课题和挑战, 在艺术的创作和传播领域中, 我们该如何运用红色电影音乐这个文艺形式, 修复普通人们的道德观和崇高的精神世界。

红色电影, 指的是红色题材的电影, “红色”指的是流贯于电影作品内部的革命精神、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思想风貌和内在特质, 它所体现的红色精神能净化人们的心灵, 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 激发人们为理想奋发图强的斗志。自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 产生大量的反映时代精神、对人民群众有着影响的文艺作品。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 陆续涌现了诸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烈火中永生》、《红岩》、《白毛女》、《洪湖赤卫队》、《红色娘子军》、《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经典的红色电影, 它们塑造和展现了在一个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期里, 整个民族和个人如何为生存和理想苦苦寻找解放道路的革命斗争精神, 揭示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对幸福的向往和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气概, 其鲜明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的风格标示, 在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成为诠释“红色文化”的主要途径和重要载体。

在这些红色电影中, 涌现了很多红色电影音乐的经典, 如《歌唱祖国》、《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南泥湾》、《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等, 这些曲目旋律优美、节奏明快, 在群众中广为传唱, 成为见证时代精神、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文化载体。这些红色电影音乐在社会文化领域当中广为传播, 成功地担当塑造主流价值观, 体现国家意志的任务, 充分实现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功能, 使得个体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感召, 自觉认同“构成经验自身的社会秩序的客观特征”, 积极主动接受被赋予的某种社会身份, 被成功地建构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这些红色电影音乐承载着某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人们的集体记忆, 成为研究社会主义文化和价值体系如何进行成功的塑造和传播这个问题极好的文化样本。

1949年新中国之后“红色电影”有许多观众许多耳熟能详的电影, 如《地道战》、《董存瑞》、《小兵张嘎》、《上甘岭》、《江姐》、《苦菜花》、《红色娘子军》、《冰山上的来客》等等, 它曾经陪伴一代又一代的人走过岁月。“红色电影”更多地指向于, 在两种或多种体制制度或思想观念并存时, 能够代表历史发展规律, 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那一方, 以这种意识形态指导拍摄或将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到影片中, 并使之成为影片的主导倾向。出现于红色电影之内的插曲或主题曲, 对红色电影所倡导的主旋律的精神价值进行渲染、加工、美化、煽情, 在某种意义上, 红色电影能制造精美绝伦的视听场面, 它还能以形象、直观的方式使人们在观看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融入到剧情设置的特殊情境, 电影音乐在这种形象直观的方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让观众们与片中人物感同身受, 不由自主地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影片传达的主题思想、价值观念。

匈牙利著名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曾经高度推崇电影中音乐的重要性: 电影里面的音乐有一天能像电影里的画面那样成为一种可驾驭自如的手段, 声带有一天能像画面那样从一种复制的技术转变为创造的技术。因此,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电影音乐参与塑造艺术形象的功能过于低估。而在大众文化领域, 首先被人们记住的是电影的某个经典唱段, 而不是某段电影画面或者镜头。红色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中, 杨子荣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那段西皮快二六“今日痛饮庆功酒, 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 甘洒热血写春秋。”这段唱词豪迈冲天, 充分表现了革命壮士的英雄气概, 和不怕牺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成为那个年代人们津津乐道和勇于效仿的精神偶像。崇敬英雄、歌颂英雄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创作风格成为红色电影音乐最为典型的电影修辞。

红色电影音乐并不完全寄托于英雄叙事, 有的红色电影音乐充分展现了优良的民族音乐传统, 同时还赋予了音乐以精美的文学色彩, 充分体现出红色电影音乐中雅俗共赏的音乐风格, 如电影《上甘岭》的音乐插曲《我的祖国》 (作曲: 刘炽) , 电影《祖国的花朵》里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 (作曲: 刘炽) , 《草原上的人们》里的歌曲《敖包相会》 (作曲: 通福) , 《我们村的年轻人》里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 (作曲: 张棣昌) , 《柳堡的故事》里的歌曲《九九艳阳天》 ( 作曲: 高如星 ) , 《红日》里的歌曲《谁不说俺家乡好》 ( 作曲: 吕其明, 肖衍为 ) , 《英雄小八路》里的歌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作曲: 寄明) 等等, 这些红色电影音乐涉及的体裁广泛, 创作手法更为鲜明, 它们真诚地表现出人们在面对民族危亡时的勇敢无畏精神和勇于开创幸福生活的决心和意志, 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 电影音乐对声音形象的塑造更为明确, 将电影所要表达的主题形象化明朗化, 尽管每首歌曲都有其固定的表达范畴, 有歌颂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 有表现了革命解放战争, 还有歌颂解放后新中国幸福生活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很多表达爱情的红色电影歌曲, 但是它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红色电影音乐通常以主题曲和插曲的形式来表达, 红色电影音乐主题曲以表现电影作品主题为主旨, 它表达了特定的情感和音乐风格, 集中表现了电影作品的影像形象、人物形象、时代背景和情感基调等, 由于电影歌曲都有文字撰写歌词, 因此其表达主题和情感基调往往具体可感, 因此能对剧情及电影主题能起到概括、揭示、强调、隐喻的功能, 从而有助于观众对剧情的理解和体会, 如以电影《红色娘子军》为例, 其主题曲《向前进》堪称经典, 贯穿整部电影的主题音乐; 1958年的电影《英雄小八路》则根据真实的抗战故事, 主题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1978年10月27日召开的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上, 通过决议被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音乐节奏铿锵有力, 歌词洋溢着坚定的革命信仰, 充分表现出了新中国少年儿童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激励着青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报效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

电影插曲也是红色电影音乐的重要表现形式, 常常出现在某些重要的电影场景内, 它们针对某一具体的情节主题而创作, 它们与剧情的发展紧密联系, 主要承担着表达人物情感, 推动剧情发展、烘托环境气氛的艺术功能, 从20世纪上半期起, 电影插曲就被广泛运用到电影音乐的制作上, 优秀的电影插曲所达到的轰动效应屡见不鲜, 如《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 电影插曲的表现形式也是比较多元化, 每次出现都是配合特定的剧情或场景, 以穿插形式出现, 如《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英雄赞歌》、《敖包相会》、《映山红》等等, 这些电影中插曲为电影作品的主题思想做出了补充说明, 有些甚至作为影片音乐的主题思想贯穿整部电影作品。电影《柳堡的故事》在以战争为题材广泛流行的特定历史年代, 将爱情作为电影主题在硝烟中净化提升, 其插曲《九九艳阳天》轻松明快、纯净甜美, 成为了一首给人以淳朴、阳光、健康等精神感受的爱情赞歌, 还有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几首著名电影的插曲, 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冰山上的雪莲》、《帕米尔的雄鹰》这些插曲将政治、爱情、间谍、战争等元素与少数民族服饰、高原和雪山风光等诸多视觉元素结合起来, 为电影完成叙事赋予了鲜明的艺术风格, 而电影插曲的作曲家们根据各民族民间音乐元素进行的升华改编, 使得民族音乐风格的艺术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音乐存在的最大价值就是为民众服务, 而与画面结合赋予意义的电影音乐更是如此。成功的电影音乐能被大多数观众接受并喜爱, 只有实现这个前提, 才能谈论电影音乐的其他职能, 红色电影音乐也是如此, 只有首先具备巨大的艺术价值, 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才能谈得上附着于其上的其它职能。红色电影音乐也是如此, 首先它得是精美的文化产品, 充满艺术价值, 其次才能在传播过程中, 成功地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 丢掉这个前提, 即使是程式化的红色电影音乐, 也不能机械地实现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包装, 红色电影音乐成功地实现了艺术价值与意识形态的无缝对接, 因而能够成为艺术传播和政治传播双赢的经典。

也要看到, 当下对红色电影的研究有之, 对红色音乐的研究有之, 而着重对红色电影音乐的研究尚不多见, 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部分, 红色电影音乐的研究做的还远远不够, 如此重要的研究对象, 其负载的意义绝不能停留于音乐艺术本身, 其参与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构建, 对民族文化传统和红色革命精神的传承, 对几代人艰苦奋斗、披荆斩棘的精神动力的讴歌和赞颂, 都是在当下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弥足宝贵的精神资源, 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发掘研究。

摘要：红色电影音乐是红色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 而我们对红色电影音乐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红色电影音乐由于自身的艺术魅力, 成功地担当塑造主流价值观, 体现国家意志的任务, 充分实现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功能, 对红色电影音乐的传播学解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红色电影音乐的成功所在。

关键词：红色电影音乐,传播学解读

参考文献

[1]王宏伟.传唱不衰的红色电影插曲[J].党史文汇, 2011, (8) .

[2]任红梅.新中国红色电影的传承与重构[J].电影文学, 2014, (9) .

[3]王宏民.红色的记忆, 难忘的歌声——重温和解析10部红色经典电影中的歌曲[J].音乐时空, 2011, (7) .

传播红色电影音乐 篇2

熊猫公司为这种新的Bagle蠕虫病毒变种发出了“红色警报”。熊猫公司称，Bagle.BC蠕虫病毒的传播速度正在迅速提高，使得被感染的用户越来越多。在被发现后数小时，它已经迅速上升

到最活跃病毒排行榜的顶部。

另一家安全厂商Messagelabs公司称，本周五，它截获了近900000份该病毒的拷贝，

携带该病毒的电子邮件使用了虚假的发件人地址，使得它好象来自收件人的朋友、同事或亲人。

Messagelabs公司称，携带有该病毒的电子邮件的主题包含有“Hello”、“Thank you!”、“Thanks”等问候语，当名为“price”、“Price”或“Joke”等的电子邮件附件文件被打开后，病毒就会传播。

红色文化的价值和传播 篇3

关键词：红色文化；价值；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7-0088-01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

关于红色文化的定位，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曾将红色文化称为“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就大部分学者来说，都认为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从时间上面肯定红色文化的一脉相承，而不是局限于某个时期。关于红色文化的形态，学界大多都认可红色文化是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统一体。例如管士廷认为，物质形态指革命思想、革命作品以及革命志士和烈士曾经用过的物品、踏过的足迹、与革命有关的遗址等。精神形态指党在面临考验时所表现出来的信仰、价值观、文化知识以及道德规范等，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二者相互融合，看到革命物品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革命精神，而革命精神里也是包含着一件件实际存在的事物。

二、红色文化的价值功能

（一）政治价值。

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造的宝贵财富，具有很高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首先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集体奋斗的浴血史，也是带领人民跨过艰难，走向辉煌的成就史。重温党一路走来经历的风雨，可以让人民更加坚定党的领导，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其次有利于深化党员教育，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红色文化为党员的培养和教育提供了丰富生动而直接的素材，党要继续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继续发扬革命建设时期所体现出来的伟大精神，做一个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的好政党。最后，也有利于提升执政党的形象。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同时，官员贪污腐败现象也愈加严重。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大会是号召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牢记“两个务必”。由此，才能让人民以及世界相信中国共产党，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象和国际形象。

（二）教育价值。

红色文化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其得天独厚的历史遗迹以及所承载的时代精神，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红色资源是集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以及爱国主义为一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资源。它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具有厚重的历史性，又有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可以为教育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红色文化中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真实的人物故事，对培养和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大的动力。革命中的英雄事迹能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因而红色文化在教育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经济价值。

红色文化的经济价值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产生的。它是一定时代背景下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同时它也能对经济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从它的精神形态层次来说，红色文化中所包含的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的精神都成为中华民族致富的精神财富。并且其中所包含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按客观规律办事等思想，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要求。它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从它的物质形态来说，革命老区的革命遗址，烈士遗物等物质财富，具有很好的品牌效应。加之山区风光优美，空气清新，更是适合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当地可以合理地利用这些文化资源，推向市场，成为新兴的产业模式。另外，烈士的后辈既熟知一些我们鲜知的事迹，本身也是一个吸引人的存在，他们可以很好的提供一些文化资源，既是招商引资的重要途径，也是吸引一些游客的一大原因。

三、红色文化的传播

（一）对内传播。

首先，重任自然落在作为文化传播主导的政府肩上，政府要大力鼓励红色文化的宣传工作，包括加大对红色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为革命老区的招商引资工作牵线搭桥，大力支持当地红色旅游业的发展，把发扬红色文化作为公益事业对待，尽可能多的对红色资源实行免费开放等等。其次，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场所，对传播红色文化也起着不可推卸的作用。单纯说教，被动接受的模式早已不适合人的思维特点和时代特征，因此学校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同时依据有利的条件，创新传播形式，对学生进行红色文化的教育。各革命地区的高校可以加强互相之间的交流和学习，为红色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网络日益成为主流媒体的重中之重，不仅要让我们了解红色文化是在报纸上或者在新闻联播上，更应该是在日益成为生活必须的网络上。网络传播快，传播模式多样，拥有大量的用户也就为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搭建好红色化的网络平台尤为重要，既要保证红色文化产品的量又要保证文化的质。

（二）对外传播。

我国正值经济转型期，人们的思潮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西方交替使用软硬两手，输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苏联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问题，迟早都是会功亏一篑。因此一方面在巩固自己国内思想意识的同时，也要向外输入我国的意识形态。在国际上和西方的意识形态进行正面较量，向外传播我们优秀的文化和民族精神，鲜活而又感人的事例足以让我们从思想内容上抢占先机。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红色文化的输出也可以唤起在外华人的中国心和归属感，让他们更多的了解民族文化，为国家感到自豪，同时也能为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从途径上可以学习西方渗透意识形态的办法，制作优秀的红色电影电视和动漫出口，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创造丰富的红色产品。创办红色英文网站，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红色文化。

参考文献：

[1]张月萍.论红色文化的科学传播[J].新闻大学，2014.

[2]管仕廷.论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J].传承，2012.

[3]刘润为.红色文化与中国梦[D].人民日报，2014-08-06.

论红色偶像剧的大众传播 篇4

随着2011年建党90周年的到来, “红色”成为一个热词在各类媒体中频繁出现, 报纸上宣传“红色文化”, 电视上则请出被青春偶像剧“挤掉”的“红色剧”, 从2011年年初的《湘江北去》到后来的《开天辟地》, 从央视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到地方卫视的《我的青春在延安》, 甚至《建党伟业》, 每部剧都融入了“红色元素”, 与“建党”联姻。

综观这些电视剧不难发现, 以往出现在“小清新”偶像剧中的青年偶像经过化妆师和造型师的改头换面, 使其穿越于历史中, 成为青年毛泽东、杨开慧、蔡和森等人物。“红色偶像剧”代替了“红色正剧”, 成为2011年“红色电视剧播出季”的重头戏。红色剧的娱乐化现象随着芒果台《风华正茂》的播出愈演愈烈。红色剧作为后味苦重的咖啡, 有了“偶像”、“伴侣”的融入, 是否会热播与流行, 是否已被新时代新观众所接受, 针对此问题探讨如下:

红色剧与红色偶像剧

红色剧是“红色文化”在电视荧屏上的另一种呈现, 以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为主要内容, 以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元勋和为中共、中国作出种种贡献的人物为颂扬对象, 以历史事件为线索, 夹杂着影视剧惯有的虚构、情感而创作的电视剧。早期的红色剧基本上为特型演员或中老年表演艺术家参与的“红色正剧”, 其特点是:观众群少, 剧本大同小异, 人物形象雷同, 特型演员固定又重复, 收视率较低。

红色偶像剧是指集数不多 (30集左右) 、用年轻演员、以细腻爱情戏为主、用新的角度演绎革命战争年代烽火青春的电视剧等。作为两种剧目的混合体, 其特点是观众群扩大, 适应各阶层、各年龄段观众, 剧本中融入了偶像剧常有的爱情元素, 把伟人的生活琐事、感情经历适当巧妙地融合在革命战争中, 是“娱乐至死”的直接体现。

红色偶像剧传播现象呈现

为了分析红色偶像剧的大众传播, 选取《中国1921》、《我的青春在延安》、《湘江北去》、《开天辟地》、《风华正茂》和同时段播出的红色正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国1945》等剧目进行对比。前五个剧目在同时段播出的其他电视剧中的收视率占领先地位。

演员构成:前五部红色剧中, 不论是饰演伟人、配角还是虚构人物, 均起用青年偶像演员, 如《中国1921》中的谷智鑫、李沁, 《湘江北去》中的保剑锋、周冬雨, 他们对毛泽东、杨开慧这对革命伉俪进行了全新的, 适合80后、90后接受的阐释。后两部正剧, 则用大腕张国立、唐国强对伟人进行诠释, 他们的表演更加细腻, 展现的不仅仅是伟人的伟大, 更多的是伟人年轻时生活细节和思想的变化。

题材选取:上述作品选题均为中共成立前后几年间, 只有《我的青春在延安》选取了抗日战争后期中共七大时的片段, 它是对以往红色剧坚持表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时期内容的有效补充。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则延续了以往红色剧的老套路, 长篇累牍, 剧情雷同。

内容展示:前五部红色剧中, 情感线索是除了革命线索以外的第二条线索, 而《我的青春在延安》、《风华正茂》更是将爱情提升为主线索, 革命则成为爱情线索的背景。后两部红色剧, 则主要展现革命、新中国成立时期的中国, 以及革命党人的奋斗史。

红色偶像剧娱乐化趋势分析

与以往献礼剧不同, 2011年红色剧打破了以往实力派演员一统天下的格局, 众多年轻偶像演员加入其中, 让红色剧看起来很“偶像”。有的红色剧甚至不能称其为红色剧, 而是具有一点红色血统的“偶像剧”。电视台将偶像剧中缠绵的三角恋爱移植到战火纷飞的年代, 换汤不换药, 俨然是“披着红色剧外衣的偶像剧”。

红色剧有偶像剧的“卖相”, 符合了当今大众传播的娱乐化趋势, 大众乐意接受, 电视台名利双收。国家广电总局日前在其官网上贴出的《关于2011年5月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中明确指出, 近期申报备案中, “个别剧目在表现抗战和对敌斗争等内容时, 脱离历史真实和生活实际, 没有边际地胡编乱造, 将严肃的抗战和对敌斗争娱乐化”。《通知》的下达, 将红色偶像剧的未来置于一个迷茫而危险的地步, 其进退维谷之局面是当今红色剧娱乐化趋势带来的后果之一。

红色剧为什么从正剧一步步演变成了偶像剧, 原因在于:

娱乐时代的到来: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出:“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贸易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 毫无怨言, 甚至无声无息, 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他认为“娱乐”已赢取了我们这个时代“元媒介”的地位[1]。这种娱乐, 不在于电视展示的娱乐性内容, 而在于其内容都以娱乐方式表现出来, 娱乐是电视上所有活动的超意识形态。电视娱乐正一步步渗入人们的生活, 从选秀、婚恋节目一步步异化成对红色严肃剧的娱乐, 导致配合媒体娱乐化现象衍生出的偶像剧泛滥。

偶像剧画面轻快、剧情简单直接, 描写的是与大众紧密相联的社会生活, 受众在偶像剧嘻哈打斗中观看, 不用思考与解读。红色剧与偶像剧联姻, 无疑使红色剧严肃而缺少新意的剧情生动化、形象化, 多了些受众易于接受的感情戏份, 使红色剧的传播更加大众化。

受众的需求:有学者认为, 娱乐化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 人们需要娱乐, 需要某种宣泄情绪和缓释工作压力的通道。如今商品化经济带来的消费市场, 成为娱乐化产生的温床。更多受众意识到工作之余, 需要的不是过往那种所谓高雅、实则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信息, 而是一种可以为快节奏提供消遣的“速食文化”。红色偶像剧就诞生于这种速食文化的氤氲之下。

另外, 人们在对传播媒介投入过多关注时, 反而觉得有些无所适从了, 有相当数目的受众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 忽视文化修养, 审美情趣低下。人们的感觉愈加麻痹、迟钝, 不能深入思考, 更多的是需求感官刺激, 以打发生活的烦闷单调和空虚无聊, 大众传媒娱乐化则为其提供了轻松活泼的娱乐方式, 满足了他们享乐和游戏的心理需求[2]。

红色偶像剧摆脱了高、大、全形象的模式, 满足了建党90周年对各电视台的一种期望或“要求”, 但红色剧的滚动播放, 会使受众放弃对电视台的持续关注, 他们可能会选择小说或者其他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速食文化”需求, 从而必然造成以盈利为目的的地方卫视收视率直线下降。为了追求受众并迎合建党90周年的大形势, 各电视台纷纷自制红色剧, 在“咖啡”中加入浓度适中的“伴侣”, 红色偶像剧的应运而生, 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媒体的利益:它是与大众需求息息相关的, 二者本质上殊途同归。詹姆逊说, “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 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 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俗文学之间的间隔正在消失。商品进了文化领域, 意味着文化产品正在成为商品, 甚至理论也在成为商品”。娱乐化商品的出现, 无疑使得电视台盲目追求娱乐化产品[3]。

市场经济的发展, 媒体转向企业化经营, 企业要利润要经济效益, 就必须创造出好的媒介产品, 迎合受众需求, 所以, 媒体应尽量使自己的产品大众化、娱乐化。受众在文化方面的特殊爱好引领媒体传播的趋向, 迎合受众, 吸引其留意就意味着获得经济效益[4]。对经济效益的渴求驱使大众传媒尽最大努力使自己传播的信息能让受众满足, 此现象直接导致了红色剧的娱乐化, 俊男靓女的亮相, 使本来严肃的红色剧焕发出年轻光芒, 吸引了本不属于红色剧的观众群。红色偶像剧打着红色招牌, 在各大电视台以青春偶像剧的内容“横行”。

社会的肯定:当今社会人们压力大, 大多受众宁愿选择娱乐, 在休闲时选择全身心放松状态, 这种心态, 形成了一种泛审美的娱乐方式, 在此社会氛围下, 大众传媒娱乐化便顺理成章了。

红色剧偶像化带来的影响分析

红色偶像剧在社会上已形成一种趋势, 而广电总局的《通知》更是给这一趋势定论为低俗化, 破坏了革命的严肃性, 红色剧与偶像剧联姻后带来的影响分析如下:

首先, 红色偶像剧有其自身的特性和优点。

对媒体而言:及时扭转进退维谷的局面, 一方面, 媒体在适当的时候, 放弃了一向不被看好的偶像剧, 纷纷转向红色剧, 满足了“党的媒体”性质, 为建党90周年献礼;另一方面, 迎合了受众, 争取了更多观众群, 直接提高了收视率, 为企业带来了良好收益。对受众而言:没有长篇累牍的红色剧之轮番轰炸, 也免去了爱情剧“帝王将相、总裁小秘”的格局, 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背景环境下的爱情故事, 更吸引受众的眼球。媒体把战场和爱情统统“陌生化”、“优化组合”, 给受众带来了新鲜感与感官刺激。对政府而言:红色偶像剧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偶像色彩, 但是毕竟是红色剧, 所有剧情还是围绕着建党、建国、建设三方面, 维护了党的功绩, 也为大众提供了视觉上的爱国主义教育。

其次, 红色偶像剧有其严重的硬伤。

廉价占用受众的自由空间, 降低大众品位与修养。以《我的青春在延安》为例, 剧中起用了新生代偶像, 而剧情完全将离愁别恨的爱情故事抽离了原有的香车豪宅背景, 被生硬地加上抗战、中共七大背景。这种做法不免显得生搬硬套, 将大众的红色情结完全曲解、低俗化;使人处于一种虚幻满足状态, 易产生麻醉作用。这也是广电总局紧急《通知》的关键。把革命战争娱乐化、理想化, 将敌我斗争演绎成小孩子的过家家, 绝对不可取, 这对新生代的教育不利。随着电视和数字传媒的飞速普及, 孩子们已经是“数字土著”, 在此背景下, 他们最先接触的党建、党史资料必然来自电视剧的剧情化展示, 而过多的偶像剧情、爱情剧情不利于下一代的党建历史教育。

结语

如今,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 且慢慢形成一种文化精神。麦克唐纳说, 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 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兴奋。所以, 红色偶像剧的出现并不是偶然, 而是历史发展到现在的一种必然。对于红色偶像剧的大众传播, 不能一味地跟风接受, 也不能嗤之以鼻, 而应冷静地思考, 在速食文化、传媒娱乐化的当今社会中, 如何传播我党的伟大历程, 吸引更多的观众接受红色剧, 使大众传媒名利双收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可以肯定的是, 红色偶像剧之路并不会持久, 真正适合广大观众接受的红色剧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问世。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张岩.行走在大众与小众之间[J].今传媒, 2011 (5) .

[3]詹姆逊著, 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等,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观看红色电影策划 篇5

组织观看电影《鸡毛信》活动策划

一、活动背景

前不久,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分别于2012年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在当前形势下,我国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领导全国人民改革开放，奋斗进取，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是中国不断走 向富强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历史！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我们肩负着更重要的历史使命，有责任也有 义务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必须 时刻牢记党艰辛而伟大的历史，牢记着那些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浴血奋斗的党员同志们，我们才能更加坚定不移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坚定不移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定不移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二、活动意义及目的

通过影片观赏教育，增强大学生党员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增 强党员集体意识，培养党员的集体荣誉感；引领党员学习先进、崇尚 先进、争当先进、做时代先锋、为党旗添彩；提高党员为民服务的宗 旨意识、党性原则、群众观念和优良作风，进一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和骨干带头作用，在学习中刻苦努力，在工作中尽职尽责，不断 创造新的业绩。回顾中国共产党血色的奋斗历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响应反腐 倡廉工作，教育大学生党员同志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党员同志们忧国忧民和爱国爱党意识，树立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思想理念，坚定为共产主义奉献终身的奋斗决心。影片简介与内容

三、影片简介与内容

195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编剧张骏祥，导演石挥

新中国儿童电影的经典之作！

荣获1949-1950文化部优秀影片三等奖及1955年在英国举办的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

影片《鸡毛信》是著名电影艺术家张骏祥根据华山同名小说改编的，是新中国首部正面反映我国少年儿童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的儿童影片。鸡毛信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地区军民创造的一种传递紧急情报的特殊邮件，信封上粘有鸡毛，以示十万火急。影片以海娃送鸡毛信作为全片的主要线索，结构单纯，情节曲折，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正是在曲折跌宕的惊险情境中，影片以生动细致的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坚贞顽强、机智勇敢的抗日小英雄海娃的艺术形象。影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注重儿童情趣。片头字幕像一本连环画．一页一页揭过，使少年儿童观众像翻看连环画一样亲切。每一片断的开头，也模仿连环画的说明写上字幕，对背景、环境、人物心情做出说明，用生动诙谐的旁白道出，强烈地抓住了少年儿童观众的注意力。扮演海娃的蔡元元也因此成为了新中国电影史上一颗耀眼的童星。

四、活动时间

2012 年 4 月 12 日

五、活动对象

```党支部全体成员

六、活动场地

文B209

七、注意事项

1、由于是集体活动，需注意人员的安全进场与离场。

2、工作人员维持好活动现场的秩序与环境。

3、做好各方面的筹备工作，尽量做到细致无误。

八、活动内容

1、前期安排

（1）由支部党委讨论确定观看的影片

（2）联系所需教室并安排好人员进行活动的会场布置

2、中期安排：

（1）提前十分钟安排人员布置现场，做好活动中可能出现的一切 问题，做好准备工作和解决方案。下午七八节课（2）安排人员操作电影的放映。（3）安排人员负责拍照。

（4）维持好现场纪律，安排好管理人员。（5）安排人员负责到场人员的签到情况。

（6）安排主持人，简要介绍本次观影活动的内容、纪律及要求。

3、后期安排：

（1）安排人员负责清理现场，回收工作用具。（2）维持好现场秩序，确保每个人员安全离开。

徐桑楚 红色电影大亨 篇6

这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故事。他从抗敌演剧队踏入文艺序列，1949年进入电影行业。虽然自称门外汉，但他善于汲取营养，从未孤立无援。上海电影厂的两个辉煌期他是见证者，更是创造者。尤其是新时期的十年，他带领上海电影制片厂，一手打造 “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仅1982年一年，在徐桑楚的主导下，谢晋导演的《牧马人》和吴贻弓导演的《城南旧事》相继公映，被电影界誉为“双绝”。这两部影片不仅斩获诸多奖项，还带给整个中国电影界强烈震撼。

从20世纪50年代他组织拍摄的革命却不乏诙谐的《鸡毛信》就不难看出，他对电影的喜闻乐见有着自己的把握。他大亨式的行事方式在业内也广为人知。1964年，他支持导演刘琼拍摄《阿诗玛》。尽管剧组顶住压力把影片拍摄完毕，然而《阿诗玛》还是被扣上“封资修”的帽子，直到1982年才重见天日。

这类遭遇并不会让他感到畏惧。“文革”之后，所有人的思想都偏于保守，观望者居多，行动者甚少。比如重拍的《南征北战》，部队的军装都是笔挺的“的确良”，用徐桑楚的话说就是“假得简直没法看，那时的情况很糟糕！”接任厂长后，徐桑楚立刻开始行动。打破禁锢成为首要任务，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他工作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鼓舞士气，鼓励所有人去做自己喜欢的电影。

70年代末，《庐山恋》诞生了被称为改革开放第一吻的镜头。在当年，女主角张瑜的频繁换装以及吻戏都引发了有关“道德”和“洁净度”的争论。然而这并没有出乎徐桑楚的预料。在《庐山恋》开拍前，他对剧组说：“你们安心拍，其他的事我来担着。”徐桑楚深知“文革”后中国观众强烈的文化需求对当局的影响。张瑜回忆说：“今天看来，老厂长的这种坚持让中国电影前进了一大步。”

徐桑楚敢于承担，也善于挖掘。“文革”之后，导演和人才的调动以及剧本严重缺乏，使厂内空前的热情受到制约。他们必须从电影厂之外寻找新的灵感。徐桑楚善于“抢”剧本。20世纪80年代，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大获成功。他本人又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交给八一厂。后者却显得有些举棋不定。这个时候，其他电影厂得到消息都纷纷派人去同李存葆联系，想把本子挖走。作家很谨慎，直到徐桑楚承诺他：“只要你愿意把本子给上影，我就请谢晋导演来拍。”接下来的故事尽人皆知，《高山下的花环》电影成为一代经典。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这之后，许多有争议的剧本都最终在徐桑楚的支持下投拍，比如《曙光》《天云山传奇》还有《城南旧事》。上影厂也在这个黄金10年中出了大量电影作品，占据了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创造了影业的一个奇迹。80年代，电影票价仅为2毛5分钱，共有5部影片票房过亿，《少林寺》《喜盈门》《庐山恋》《天云山传奇》《405谋杀案》。后4部电影均由徐桑楚制片。

除了支撑谢晋这样的导演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施展才华，徐桑楚还打破了中国电影曾经饱受束缚的题材空间，把故事内容拓展到有关女性、农村以及知青生活。黄蜀芹执导《人·鬼·情》，史蜀君执导《女大学生宿舍》，杨延晋执导《小街》这类的影片都从某种意义上帮助形成了当时国内相对自由的文化氛围，导演中心制的制作流程也被继承下来。一批新人，比如张瑜、陈冲、刘晓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

2006年，徐桑楚的口述传记《踏遍青山人未老》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然而，上影老厂长在书中谈及他人的功绩却远多于自己。对于从影之路，他曾表示对过去的工作环境、氛围、合作者充满了美好的留恋之情，特别是曾经亲历的上影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但没有亲手把《三国》搬上大银幕依旧成为徐桑楚职业生涯中一个遗憾。他甚至已经筹集到了2.5亿元的投资，并准备好了从“桃园三结义”到“三分归晋”的10部电影的剧本。上影厂的后辈们深知徐桑楚的愿望，他们甚至以参与《赤壁》拍摄的方式帮助老厂长圆梦。

传播红色电影音乐 篇7

《红岩》的母体是《在烈火中永生》, 1956年底, 罗广斌、杨益言把口述的材料加以记录、整理, 出版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 该书印数达三百万册。1958年, 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建议罗广斌等将这一题材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加以表现。小说写作几易其稿、反复加工整理, 终以《红岩》为名于1961年12月出版。

小说一问世, 就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就多次重印, 累计达四百万册。而到今天为止, 这部小说仍在大量印刷发行, 可以说是当代发行量最大的小说。不仅如此, 小说还被译成英、法、德、日等十几种文字, 受到海外读者欢迎。评论者称其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一本教育青年怎样生活、斗争、怎样认识和对待敌人的教科书”。1999年, 《红岩》被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并入选“感动共和国的五十本书”。团中央将此书定为“人生路标”系列丛书之一。这些事实表明了这部作品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和思想艺术价值。

小说问世以来, 还不断得到其他艺术媒体的青睐而不断被改编或衍生。先后就有20世纪60年代的歌剧《江姐》, 话剧、电影《烈火中永生》和一批歌曲、曲艺佳作。到20世纪80年代后, 又衍生出长篇小说《秘密世界》、大型《红岩魂》专题展览、大型现代舞剧《红梅赞》, 戏剧《华子良》, 电视连续剧《红岩》、《双枪老太婆传奇》, 以及形象报告剧、交响清唱剧、电影艺术片等, 显示了这部小说故事题材旺盛的生命力。在电脑游戏昌盛的当今, 以《红岩》题材为依据, 制作网络游戏, 小说中的两位人物小萝卜头和华子良将成为游戏中的主角。这样, 由1961年出版的小说《红岩》的人物故事不断衍生出各种红色艺术经典作品系列, 对中国各个时期各个年龄层次的观众仍然魅力依旧。

2 《红岩》的传播学分析

2.1议程设置理论与《红岩》的传播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70年代, 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 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 即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 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 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根据这种高度对应的相关关系, 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

《红岩》的传播与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烈火中水生》本来就是一部对革命历史事件的回忆录, 这个事件本身的政治性毋庸置疑。然而, 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后, 罗广斌、杨益言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领会, 获得了正确的指导思想。由此, 他们才得以比实际生活站得更高, 比个人实际经历过的生活时空看得更宽和更深, 进而坚定不移地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开始创作他们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岩》。在这当中, 《红岩》作者一直重视这部小说的创作目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要揭露关蒋罪行, 歌颂烈士精神, 要艺术地再现大形势敌弱我强, 小形势敌强我弱的典型环境中, 被拘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视死如归、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压倒敌人的典型形象。大而言之, 他们这是在自觉地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小而言之, 他们这是在执著地追求革命功利性与艺术完美性的辩证统一。这明显就体现了国家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进行了政治干预和议程设置, 在这种议程设置的强烈氛围影响下, 人们对《红岩》形成高度的关注和重视, 在强烈的舆论氛围下, 红岩精神愈演愈烈。当时的这种传播不排除很大程度上有“皮下注射”的成分在其中, 也就是说国家所设定的这个“议程”在人民大众当中就像子弹射入一样, 引起直接速效的反映。这种反应就是人民的普遍接受, 人们对红岩精神的膜拜, 对共产党员坚强意志的敬佩和学习, 对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的认可, 对共产党必胜这个坚定信念的确立。另外, 就是人民群众在大众之间对《红岩》进行进一步人际传播, 广泛普及。这种议程设置的收效不仅体现在那个时代, 纵向来看, 它一直延续至今。在《红岩》传播的将近四十年里, 无论是它的传播形式怎样改变, 无论是它的传播内容侧重何方, 这种红岩精神一直作为它的传播主旨鼓舞着人心, 流传至今。在这将近四十年的历程中, 我们的政治工作重心也一直是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 所以红岩精神作为一种“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 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 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和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一直是与我们的传统民族伦理道德和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相契合的。《红岩》虽然是我国建国前期的作品, 但是贯穿其中的革命精神, 以及江姐等人物的人生观、价值观始终是跟我们的社会主义时代一脉相承的, 这也就是在我们当今的政治环境下, 《红岩》一直传承, 并且始终鼓舞人心的关键所在。

2.2沉默螺旋理论与《红岩》的传播

沉默螺旋理论认为, 一切公众难以逃脱媒介意见的诱导, 反对的意见渐渐沉默着消失了。1973年伊莉莎白·内尔-纽曼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发表了《重归大众传媒的强力观》一文, 宣称大众传播媒介在影响公众意见方面能产生强大的效果。纽曼认为, 大众传播具有意识的累积性、普遍性及共鸣性, 不同的报纸、杂志、电视和其他媒介的报道对一个事件或一个议题的一致反映, 能发展出一致性, 使大部分人看待议题的方式与媒介表现议题的方式一样。

纽曼强调, 大多数个人都力图避免因单独持有某些态度而造成孤立。一个人一旦了解哪些观点是占优势的或普遍得到支持, 便对周围环境进行认真观察, 确定了自己的意见同占据优势的观点不一致, 便沉默起来;随后大都改变自己的看法, 和优势意见相一致。什么观点占优势, 经常是由传播媒介确定的, 或者由周围多数人对这一观点的支持造成的。如果自己的观点居于少数, 因为害怕孤立便不愿意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当本人保持沉默时, 持有少数观点的其他人也保持沉默。这样, 本来占支配地位的意见就更加得势, 而原来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纷纷转变观点, 形成了一种螺旋式过程。在这个“沉默螺旋”的过程中, 大众传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

我们在研究《红岩》的传播过程中, 难免会注意到大众传播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小说《红岩》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出版一年多的时间就发行了500多万册, 创下当时长篇小说发行的最高记录,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都有人起早排长队等候购买《红岩》。这一现象并不仅仅限于50年代到70年代。“文革”后, 《红岩》重印, 到1984年又发行了300多万册;90年代以后仍有多家出版社再版重印, 如果再加上《红岩》正式出版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的300多万册“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 《红岩》的发行量已经远远突破1000万册。这一发行量在当代文学史上称得上前无古人, 就目前文学发展的态势而言, 恐怕也是后无来者的。评论者称其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 “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 “一本教育青年怎样生活、斗争、怎样认识和对待敌人的教科书”。1999年, 《红岩》被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并入选“感动共和国的五十本书”。团中央将此书定为“人生路标”系列丛书之一。由此来看, 《红岩》的大量出版, 红色精神被高举提倡, 《红岩》被当作“人生教科书”, 在这种氛围的熏陶渲染下, 越来越多的人的思想统一起来, 团结起来, 整个社会充斥着红色的坚定意志, 个人的意志也坚定不屈的服从着“组织”的意见。

纵向来看, 《红岩》在传播过程中一路昌盛, 被拍成舞台剧、电影、电视剧, 制作成网络游戏等等。这除了《红岩》故事本身的魅力所在之外,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20世纪60年代传承下来的红色思想、红色精神在社会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 作为一种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不断被提倡, 在社会中作为一大主题影响着各个年代的人, 在人们的意识里这成为了爱国情操的标志和伦理道德的标准之一, 所以说各个年代的人对《红岩》的基本认识是统一的, 是始终不渝的。

2.3使用与满足理论与《红岩》的传播

使用与满足理论站在受众的立场上, 通过分析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动机和获得需求满足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类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同传统的讯息如何作用受众的思路不同, 它强调受众的作用, 突出受众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受众通过对媒介的积极使用, 从而制约着媒介传播的过程, 并指出使用媒介完全基于个人的需求和愿望。1974年E·卡茨在其著作《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中首先提出该理论, 他将媒介接触行为概括为一个“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的因果连锁过程, 提出了“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经后人的补充和发展, 综合提出“使用与满足”的过程。这个理论提醒我们受众使用媒介的目的是很不相同的, 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掌握控制权, 该理论引导我们更加关注受众, 把十分满足受众的需求作为衡量传播效果的基本标准。同时, 它认为受众的接触媒介是基于个人需求进行的, 强调受众的能动性, 推翻了受众被动论。

在《红岩》的传播过程中, 传播方式的不断改变和传播侧重点的转移, 这不得不归结于受众的选择倾向性。大众传播为了满足受众的需求, 不断贴近受众的喜好, 迎合受众, 以至于《红岩》顺利广泛的传播。最初的《在烈火中永生》是一部回忆录, 后来编纂成小说《红岩》。相比较, 小说本身的性质就比回忆录曲折、离奇, 更为吸引受众。小说有明显的冲突、悬念来推动情节发展, 在重重矛盾和多条线索的萦绕发展中, 带领读者满足好奇心和审美需求的过程中, 让读者潜移默化的领略红色精神。然而, 《红岩》中, 江姐、许云峰、成钢等人物角色本身的平民性成为了大众乐于接受它的一个重要桥梁, 这些正面人物最后都成为了英雄, 普遍的英雄崇拜心理又成为了人们追随《红岩》的一个关键诱因。20世纪80年代, 人们的审美趋向逐渐倾向于视觉和听觉艺术, 《红岩》被改变成舞台剧、戏剧、电影、电视剧等等, 在这些改变的艺术形式里, 江姐、小萝卜头等英雄形象都更加凸显, 甚至独占舞台, 这些都是在满足受众需求, 迎合受众喜好的基础上进行改编的。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 游戏和网络成为大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红岩》在网络上以各种方式兴起, 满足了当今受众对互动的需求, 当今受众以自主的方式接受着《红岩》, 人们不断在网络上发表的正面评论, 以及对英雄的进一步崇拜, 唤起了更多网民的关注和共鸣。在这其中, 网民则作为“意见领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传播作用。所以, 《红岩》在适应受众的同时, 受众也不断配合着《红岩》的传播, 使之愈演愈烈, 不断辉煌。

参考文献

[1]何云贵.对《红岩》的接受美学分析[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02) .

新媒体语境下的红色文化传播 篇8

一、新媒体语境下红色文化传播的基本特征

1、多样性

从新媒体的学科特性看,其是基于传统媒体上的交互式媒体展现,对红色文化的传播应有基本的规范要求,并因此使得精神感染力表现地更为强烈和持久。但需要警醒的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红色文化,因传播形式的多样化而传播的内容也易趋多样化,导致受众群体易进入“乱花渐入迷人眼”的境地。这不仅仅指约束性相对宽松的新媒体,受其影响的传统媒体也不例外。

2、互动性

新媒体的一个核心词汇即为互动性,这意味着传播的信息与受众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传”与“送”之间的双向流通,表示受众在接收信息的同时,有能力通过一定的形式反馈并参与到过程的演变中,对其施加影响从而引起形式乃至内容的变化,这在威廉·吉布森提出的“赛博空间”概念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诠释。而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播来说,这种新媒体的互动性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3、即时性

新媒体突破了传统媒体在时间、空间上的限制,通过新媒体技术的运用,形成了零距离的即时传播。传统媒体传播语境中的“档”、“期”等术语,在新媒体中被“时”、“分”乃至“妙”所代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场景已发生在每一位新媒体使用者身上。这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播来说,影响是显著而深远的。在发挥传统媒体优势的同时,运用新媒体技术,采用故事、箴言、简介等形式,实现红色文化精髓内容的迅捷传播,把受众的关注热情、参与激情与认同感情融合在一起。

二、河北红色文化的生态体系

1、物化生态

物化生态主要指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的物化载体,如遗址、旧址、陵园、故居、纪念馆等场所,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奋斗史上所形成的独特印迹与中华文化遗产优秀的内涵因子。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征程中,在河北大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如今,河北已经形成了以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为核心的红色文化资源体系,平山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阜平城南庄晋察冀革命纪念馆、乐亭李大钊故居等更是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独特的道德魅力享誉中外。

2、精神生态

精神生态指的是红色文化经过凝练、升华和洗礼后,形成超越时代、语言与地域的红色精神。在河北红色文化生态体系的精神生态层面,内容丰富,特色突出,犹如一幅满园春色的画卷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其中,西柏坡精神是一朵盛开的、让人感叹不已的马克思主义之花。西柏坡精神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国革命在经过了充满着硝烟、炮火与鲜血的漫长征程后,终于在西柏坡时期看到了胜利的黎明曙光。西柏坡精神也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启新征程的精神支柱。

3、艺术生态

艺术生态指的是红色文化中的经典事件、经典人物或经典瞬间,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加以艺术的加工、升华,以影视、歌曲、诗文等形式展现出来,使红色文化在“特殊”的形态中得到弘扬。从目前所见,红色文化主要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几种载体形式体现出来。影视类:《西柏坡》、《小兵张嘎》、《地道战》、《狼牙山五壮士》、《敌后武工队》等;小说类:《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新儿女英雄传》等;歌曲类:《歌唱二小放牛郎》、《打保运船》、《保卫胜利果实》等。凡此种种,无不在一段段凝重肃穆的历史时空中展现出一幅幅可歌可泣的画面和一个个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通过这种艺术表现手法,红色文化的内涵在视、听、读、思等更为生动、形象与现实的层面传递着精神力量,感染着受众群体在艺术享受中进一步的思考。

三、新媒体语境下红色文化的传播路径

1、遵循红色文化传播的规律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征程中形成的宝贵遗产,蕴含着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自由与幸福的思想感情、信仰价值和思维方式。我们不仅仅需要对其保护,更要进行合理开发与有效传播,包括使用基于数字化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媒体,使其特有的价值功能在新时期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然,在传播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既需要承袭红色传统扎实稳妥的推进,又需要注意新媒体技术的创新性,通过构建科学、高效、规范的传播体系,弘扬积极向上的主旋律,创建良好的舆论氛围,实现红色文化在新时期的传承创新。如现在对西柏坡品牌的打造上,已经注意了新媒体技术运用下的立体化、全方位、多视角的运作模式。

2、丰富红色文化传播的内容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主要在革命年代凝聚而成的红色文化,对于受众来说,既期望通过一定的载体感受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又在一定程度上会意识到与现实生活的错位。这基本上可归因于两方面的缘由,一是红色文化自身常不自觉出现“高大全”的逻辑形象,二是受众在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上常会出现“过去式”的误区。问题的解决,自然需要考虑信息的真实、客观等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如在介绍革命人物时,既需要展示其铁骨铮铮、慷慨激昂的斗志,又要表达其柔情似水、细腻温润的情感世界,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有着七情六欲的人物原型。这既符合历史的真实,又因贴近生活而深入人心,进而影响受众群体对红色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前几年上映的动画电影《西柏坡》即是成功的案例。

3、创新红色文化传播的形式

红色文化在传播上,需要采取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有计划地进行立体传播,充分考虑现代受众群众的生活节奏与思维习惯,使传播在与时俱进中发生。当然,在传播的频率上要掌握适度原则,以免因为长时段大范围的单一传播而导致过犹不及的审美疲劳。而一定程度上的“红”和“绿”搭配,让红色文化的传播融入到主流文化的潮流中,既保持本体的特色又不过分的渲染,寓启迪、思考与教育在自然和谐的氛围中,如此方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真正功效。如以李大钊来说,与其沉浸在长篇大论地谈论他在理论研究宣传以及革命斗争实践中的功绩,不妨将其融入到历史文化的传承创新与新时期社会转折的进程中,也许会更有益于理性的认识。

摘要：红色文化因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与传统文化传承中的特殊定位,需要创新在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内容、载体和路径,这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作为红色文化资源大省的河北,进行相关问题的探讨无疑是极有必要的。

关键词：新媒体,红色文化,传播,河北

参考文献

[1]周小华.基于新媒体技术的马克思主义传播[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2

[2]康彬新媒体时代的受众研究——由麦奎尔的《受众分析》谈起[J].新闻知识,2011(1).

[3]刘建民.基于传播学视角的微博德育文化功能管窥[J].新闻知识,2014(3).

传播红色电影音乐 篇9

1 河南省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意义

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视察河南时首次提出了“新常态”。同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新常态”就是要反映当前“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就是要展现“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就是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在社会建设和人文教育方面“新常态”要求我们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倡导社会风尚,促进和谐社会和幸福社会的建设。钟利民教授在《论红色文化的经济价值及其实现问题》[1]一文中将红色文化定义为中国大地上培育出来的独特的革命文化。李水弟等在《历史与现实:红色文化的传承价值探析》[2]一文中指出红色文化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优良的革命传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重大的传承价值。

红色文化既蕴含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一心为公的光荣传统,记载红军成长奋斗的革命文献,还包含了革命老区以及革命旧址等,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河南省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形式多样,底蕴深厚。故而在“新常态”下,研究河南省红色文化对外传播,把本土红色文化传播出去,如此不仅有利于提高河南的影响力,有利于本土素养的提高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原经济区和粮食发展核心区的建设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2 河南省红色文化特点

2.1 资源丰富、形式多样

河南省红色文化遍布全省,不仅丰富而且形式多样。1927年8月初,中共中央起草了《湖南运动大纲》,开始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1929年5月,徐子清等领导河南商城的农民、士兵起义,开辟了豫南根据地。1931年红军攻占光山县新集(今新县县城)后,将鄂东根据地、豫南根据地、皖西根据地三个根据地连接成鄂豫皖苏区,以新县为鄂豫皖苏区首府。另外,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是中原革命的摇篮,被誉为“小延安”。刘少奇、李先念、张劲夫、张爱萍、彭雪枫、张震、朱理治、少敏、方毅陈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过。中原局、河南省委还在竹沟举办教导队和党训班等,培育党政军干部1 400余人。同时竹沟还是新四军二师一部、四师、五师的发祥地和三师、七师部分骨干力量的出发地。

此外还有郑州二七纪念塔,洛阳洛八办,新乡刘庄,南阳彭雪峰纪念馆、编外雷峰团、桐柏革命纪念馆,信阳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商丘淮海战役陈官庄等多个红色文化遗址。

2.2 底蕴深厚、保护得当

河南省红色文化不仅底蕴深厚,而且得到了妥当的保护。在竹沟创刊的中国共产党著名报刊《拂晓报》、《小消息报》,宣传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抗日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积极作用。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辗转中原,抵达竹沟后修订的,这部书从党性的高度,教育共产党员必须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共产党员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的目的、方法和基本要求。这部书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更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生崇高思想境界的鲜明写照。

2016年9月12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红色文献展”在河南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一楼展厅开幕。此次红色文献展共设36个展柜、343件展品,展出时间为期一个月,回顾了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党的伟大成就,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了正能量,对进一步教育和引导我省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2.3 理论研究深入、对外传播滞后

近年来,随着河南省委、河南省政府大力实施文化强省战略,一系列有利于文化产业研究、发展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河南省文化产业的发展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对于红色文化方面,相较其理论研究,对外传播方面滞后凸显。

关于河南省红色文化的研究在中国知网上可以检索到万余篇,例如杨春风在《河南省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及开发研究浅论》[3]中提到河南省红色文化可以大致分为传统历史红色文化,红色革命战争文化,当代革命遗迹、遗物及革命精神三种类型。谭备战在《论河南省红色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4]一文中提到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陈莉莉、王晓帅在《红色文化品牌打造的价值与路径——以河南新县为例》[5]一文中提到红色文化品牌主要涵盖了会展收藏、红色旅游、红色文化艺术、休闲娱乐、影视广播等领域以及其他衍生领域。这些文献从各个角度深入地剖析了河南省红色文化,为红色文化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但是专门研究河南省红色文化如何对外传播的却寥寥无几。

3 河南省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

3.1 借船出海

近年来,入境游已经成为国内热点话题之一。中国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享誉世界,吸引着各国游客。2016年9月30日,由中国旅游研究院和Visa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6》发布会”在京举行。《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接待入境游客13 382.04万人次,同比增长4.14%。2015年入境旅游外汇收入1 136.5亿美元,旅游服务贸易顺差91.5亿美元。2015年中国接待入境过夜游客5 688.57亿人次,同比增长2.30%市场规模总量位居世界第四,仅次于法国、美国和西班牙[6]。

红色文化旅游既是一项具有教化育人功能的文化活动又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红色旅游就是以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与战争时期为了解放人民大众所建树的红色纪念地、标志性的建筑物为载体,以革命英雄事迹、革命光辉历史、革命者崇高的精神和光荣传统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缅怀先烈、学习英雄事迹、领会革命精神和关荣传统、参观游览红色故地的主题的旅游活动。通过发展红色旅游,把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和英雄事迹作为开展思想道德建设的珍贵教材,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对于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拥护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河南省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形式多样,大多分布在民风淳朴,地域特色浓厚,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深厚,有些地方红色文化与历史文化古迹有机融合,例如中牟县双塔岗寿圣寺,不仅是历史文物古迹,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作为红军游击与地方农民武装一起守土保民的前沿阵地,对于海外游客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不妨将入境游和红色旅游结合起来,大力发展“入境红色旅游业”,通过“入境红色旅游”,将红色历史,红色精神,红色遗址等借助入境游的大船,送出海外,这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海外人士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同时也将会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

3.2 巧用“融媒体”技术

“融媒体(Convergence Media)”是个理念。这个理念以各种媒体形式的发展为前提,以发扬各种媒体的优点为手段,力求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将单一媒体的竞争力变为多媒体共同的竞争力,从而达到优势互补。2016年10月17日,中国载人航天飞船神舟十一号发射升空,并于19日与天宫二号成功实施自动交会对接,中国中央电视台通过“央视新闻”客户端与电视观众进行了“筑梦天宫有奖问答”互动。在此次大型直播中,央视采用了8块数据大屏,并首次利用大数据技术实时统计答题互动活动的参与人数、参与热度、答题准确度等数据,由节目主持人进行口播,通过语言、图表和文字方式全方位立体式在节目中解读网民参与热情。受到了良好的评价。所以,“融媒体”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媒体,而是一个把广播、电视、互联网的优势互为整合,互为利用,使其功能、手段、价值得以全面提升的一种全新的模式,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具有时代触感的科学方法,是在传播实践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行为

在对外传播河南省红色文化的过程中完全可以“融媒体”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谋求更大空间范围和更广阔领域的互动,实现河南省红色文化的有效传播。最初,对红色资源的开发大多比较粗糙、简略,多为文字及图片的介绍,虽然直观、形象和真实,但枯燥乏味,体现不出创新与发展,不适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和游览者的消费取向,很难对参观者产生穿透力、震撼力和感染力。应把传统的单一媒体传播转变为现代的“融媒体”传播,利用“融媒体”把那些原来单一的红色文化资源逐渐转变为富有时代触感的红色文化资源,由传统的陈列式的“静态”资源逐渐转变为融合后的“艺术品”,以增加红色文化资源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3.3 大力发展红色文化教育

文化形态是本质的、内涵的、深层次的,文化氛围对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是自觉的,也是最深刻的。所以每个人都应是自己文化的传承者。在21世纪的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人员交流、往来已经日趋频繁,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河南省红色文化,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活动,尤其是在高校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河南省红色文化的传播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要坚持教材开发、教学研究、教师队伍建设三位一体的发展原则。教材开发要紧紧围绕河南省红色文化的科学内涵、历史背景、时代价值等内容进行,尤其要重视研究在“新常态”下如何践行红色文化教育。教学研究就是研究组织教学的方式方法,要切实贯彻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文化构建紧密结合的原则。教师队伍建设非常重要,没有一支知识结构齐备、教育理念先进、教学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即便教育资源如何丰富,教育设计如何理想,教育效果都是空中楼阁。学生们应该明白,学习河南省红色文化,不只是为了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河南省红色文化的概念、内涵、形成背景等知识,而是要得到河南红色精神的熏陶,对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钟利民.论红色文化的经济价值及其实现问题[J].求实,2010(3):84-87.

[2]李水第,傅小青,杨艳春.历史与现实:红色文化的传承价值探索[J].江西社会科学,2008(6):159-162.

[3]杨春风.河南省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及开发研究浅论[J].现代企业教育,2011(6):151-152.

[4]谭备战.论河南省红色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1(1):108-111.

[5]陈莉莉,王晓帅.红色文化品牌打造的价值与路径—以河南新县为例[J].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15(10):51-56.

论红色文化在新时期的弘扬与传播 篇10

一、弘扬红色文化的时代紧迫性

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实质内容、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的强大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传承红色文化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重大而深远, 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深入人心, 激励全国人民不断开拓与创新, 具有时代紧迫性, 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1、多元文化冲突下红色文化面临挑战

文化人类学认为, 文化不是人们先天固有的, 而是通过后天习得的。“人们通过接触大量的有象征意义的符号, 逐渐建立起符号和价值之间的对等关系, 才能在心中形成一个意识和观念的体系, 并用它去进行社会价值的再生产, 即是文化。”红色文化就像一条长河在近几十年的发展演变中, 既有基本的积淀, 又有不断的变易。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文化交融现象出现, 不同价值观、社会思维和行业取向也随之产生, 形成了不少亚文化。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拒斥主流社会价值观和规范群体, 能够激发替代主流文化的观念, 包括在任何文化模式上不同于社会其他部分人群分支。美国社会学家T罗扎克曾提出“反文化”的社会学术语, 指的是西方青年所奉行的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的价值信仰和生活方式, 这种反文化会对社会产生负作用。

比如大众文化在赢得中国青年一代认可的同时, 也使一些西方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 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新权威主义等附加在大众文化里扰乱着青年人的价值判断。它使一部分青年学生以游戏人生的态度宣泄感情, 调侃传统价值、漠视信仰、抵制主流文化, 导致了他们人性结构中的享乐欲望与价值理性的分裂和对认, 从而使其陷入了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泥潭。“在深层意义上, 这是大众文化对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价值的解构, 造成了青年学生的道德失范, 使他们形成了非理性的信仰。”作为高校应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大众文化的发展, 发挥信仰教育的渗透、批判、引导和整合功能, 帮助青年学生提高价值鉴别的能力, 树立科学的信仰。

红色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天然构成, 具有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而在多元价值观的竞争背景下中, 在不断强调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今天, 我们要运用文化批判、引领、整合的功能,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消费和管理的各个环节中去, 传承红色文化, 充分发扬“红色文化”的德育功能, 为培育人才及建构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持。

2、红色文化是道德教育的理念信仰

德育信仰是一种理想、信念和信仰的道德教育, 它能够促使学生领悟道德的终极价值, 实现从“知”到“信”、从他律向自律的提升与转化。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而红色文化是革命前辈在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留下的大量丰富的精神财富和光荣的革命传统, 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红色文化蕴含的道德规范、行为方式和理想目标, 可以激发人们坚持真理的勇气、追求真理的意志和献身真理的精神, 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塑造高尚的道德情操。

就德育内容而言, 红色文化资源是不可或缺的。要加强与改进德育工作, 实现德育工作目标, 使青年一代爱党爱国、思想活跃、充满热情、渴望成才、团结协作、品德高尚, 政治上积极上进, 学习上勤奋刻苦, 情趣上健康向上, 生活上丰富多彩, 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德育载体, 德育载体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而不断变更。文化是德育内容的有效载体, 借助本国的文化育人, 实现德育的现代化。情感是人们行为启动和保持的内在强大动力, 是关系人格和个性养成的关键因素。红色文化能够使人们的情感得到陶冶, 心灵得到升华, 精神得到激励。运用红色文化进行道德教育, 使他们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 指引他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可以通过制作更多更好的红色文化影视产品, 创作编辑出版更多更好的红色文化图书和电子出版物, 开展丰富多彩的红色旅游, 构建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独具地方特点的红色文化德育体系。运用红色文化蕴含的革命情谊、革命意志和英雄气概陶冶人们的情感, 形成一种健康情感与红色文化的耦合状态, 使人们在广袤的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中孕育健康情感,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红色文化产业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文化与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产业在现代经济结构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已成为新的国民经济增长点。现在的华人世界中, 一些实业家的祖辈或父辈曾参加过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有的甚至曾指挥过千军万马, 高级将领回想当年事, 确是情牵几代人。虽然生活在全国各地, 有的甚至散居海外, 但发自内心的对红色文化难以割舍的情愫使革命者的后代对红色故土魂牵梦萦。许多经济尚不发达的革命老区已经以此为纽带, 招商引资、招才引智, 以红色文化搭台, 经济贸易唱戏, 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文化和旅游相互融合、相互渗透, 以文化促进旅游发展, 以旅游促进文化传播成为新的发展趋势。红色文化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革命老区保留下来的革命遗址和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也是发展相应的红色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革命老区大多位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山区, 风景优美、生态宜人。把红色文化和生态文化结合起来, 寓思想道德教育于文化娱乐、观光游览之中, 两者相映生辉、相得益彰, 既有利于传播先进文化, 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 又有利于把红色文化资源转变为经济资源, 推动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

二、弘扬红色文化的主要传播途径

“每一个时代的文化都具有特定媒介所承载的内涵。……失去了媒介的承载, 文化就失去了其得以延续和散布的载体。……文化的传承不仅依靠媒介散布延续, 同时也要依靠岁月沉淀, 社会成员不断互动所累积的精神产品。”在物质生活日益富裕的今天, 主要应通过以下几种传播途径来弘扬和传承红色文化。

1、传唱红色歌谣

在语言的各种形态中, 口语是最生动形象、最简洁传神、最活泼明快的。在口头语言的面面相传中, 人们可以获得相互之间的交往反应, 在既定的交往时空中没有隐私可言, 彼此有着巨大的生命空间和行为预期。不仅如此, 口头语言还因为其不断地容纳和更新的功能, 使其始终跟随社会生活的发展步伐在丰富其容量。可以说, “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信息有多丰富, 口语表达的形式就会有多丰富, 这种与时俱进的特点, 成为了以口头语言为载体的歌谣所独具的长处。”社会发展到今天, 物质生活日益富裕, 人们更渴望精神文化产品的享受, 红歌恰好满足了广大观众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需求。红色经典革命歌曲承载着光辉的历史, 朔造着民族精神, 激励着一代代人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而英勇奋斗, 许多歌曲都被公认为是不朽的经典, 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红色歌谣, 不仅具有个性解放的能力, 使民众个体能够通过感觉和情感等感性的审美冲动, 而成为红色文化艺术传播的主体, 并以审美的方式展现和提升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唱红歌、听红歌, 追忆过去那些艰苦又充满激情的岁月, 给人鼓舞、催人奋进。唱红歌引导大众关注、了解和传播红色文化, 推广革命精神、弘扬主旋律, 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凝聚了全民族的团结力量, 巩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中国红歌会”给我们带来了成功的启示, 看红歌、谈红歌、唱红歌, 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把红色做成特色, 以主流引领多元”是红歌会的突出特点, 健康、积极、向上是红歌会的显著基调, 始终坚持弘扬主流价值观, 坚持媒体应有的文化自觉。许多观众评论红歌会所表达的对革命英雄的崇拜, 对红色历史的缅怀, 对幸福生话的赞美, 代表了一种主流价值观。红歌会丰厚的底蕴、怀旧的色彩使许多中年人参与进来, 成为忠实观众。很多观众都反映, 全家人一起观看红歌会, 既增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沟通, 又促进了家庭与社会的和谐。红歌会像一个巨大的心灵磁场, 使各阶层的人汇聚在红歌舞台, 一起激动, 一起欢呼, 起到了给人鼓舞、催人奋进的作用。

2、加强红色影视经典的社会学传播

个体社会化已成为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及其他许多学科共同关心的课题。从社会学的观点看, “个体社会化是指个体适应社会的要求, 在与社会的交互作用过程中, 通过学习与内化社会文化而胜任社会所期待、承担的角色, 并相应地发展自己个性的过程。”要充分发挥红色经典的社会教育作用, 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 必须加强文艺的社会传播与对文艺的社会控制。红色经典向社会传播, 当前主要是靠影视剧展播。红色影视艺术作为影视艺术的一种, 对促进国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红色影视剧的直观性、形象性以及强大的视听觉效果, 我们可以强烈地、震撼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为了自己的崇高理想和政治信仰, 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 民族的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妻离子散的舍小家顾大家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

在红色影视艺术教育中, 实现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 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一部部红色影视剧在诠释革命历史事件和彰显革命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的同时, 也向人们传递着理想信仰。《狼牙山五壮士》的五壮士、《长征》中的毛泽东, 《可爱的中国》的方志敏、《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孔繁森》中的孔繁森、《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等革命英雄人物, 他们为了共产主义理想, 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这种精神震撼了人们的心灵, 冲击着他们的思想, 影响着他们的理想信仰。红色影视艺术在本质上是爱国主义文化, 蕴涵着激昂的精神力量, 它包括了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为了取得祖国的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中华民族的富强而浴血奋斗、视死如归的经典爱国事例, 涌现出的许许多多可歌可泣、感天动地、流芳千古的壮烈场面和爱国英雄人物。如电影《步入辉煌》中的抗日英雄杨靖宇、电影《赵一曼》中的赵一曼等。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品格和民族气质之中, 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

3、红色旅游

红色旅游产品是一种文化旅游产品, 文化性是产品生命力的精髓, 红色旅游资源具有厚重的历史内涵与人文价值。红色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是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中决定旅游产品的品位、等级及其生命力的首要因素, 红色旅游资源蕴涵着灿烂的红色文化。大力发展红色旅游, 传承红色文化, 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 加强公民思想政治教育, 提高思想觉悟与境界。一方面, 国内旅游者慕“革命圣地”之名而来, 通过参观游览革命历史遗迹、遗物, 聆听导游讲述英雄事迹、革命故事, 既净化了灵魂, 又颐养了身心。这种熏陶必然激发游客对革命历史的思考, 从中获取一种精神力量。另一方面, 红色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不可复制的文化。当红色旅游推向国际时, 中国的红色精神也随之传到了海外。外国人对创造了奇迹的中国革命历史充满浓厚的兴趣, 想通过红色旅游了解中国发生的故事, 以慰其猎奇之心、饱其向往之福、探其不解的谜。此举不仅有利于光大中华民族的优良革命传统, 而且有利于宣传社会主义中国, 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我们的文化, 使他们对有着如此璀璨文化的国家充满羡慕之情, 仰慕之心。因此,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游客来到革命老区瞻仰、寻访, 抛却的是疑问, 心怀的是景仰, 衍生的是学习, 无疑有利于传承与光大中华民族的优良革命传统。

红色旅游还是一项重大的教育工程。充分挖掘红色旅游对于加强和改进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公民道德教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 使红色旅游不仅成为旅游者放松心情、陶冶性格的一种精神享受, 而且成为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红色旅游也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红色旅游, 实质上就是实施保护和利用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项伟大工程, 它突出彰显了具有震撼力的伟大民族精神, 凝聚了一个震动世界的伟大的党、伟大的民族所进行的革命事业的伟大历程。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是民族发展的根基, 也是民族相互区别的重要特质。红色旅游还是一种良好的美感教育, 是一种集自然美、艺术美和生活美为一体的审美实践活动。人们热爱美好的事物, 追求美好的生活, 渴望从那个物质极度贫乏, 但精神却十分富足的年代里发现生命的意义和快乐的真谛, 获得心灵的满足和精神的超越。祖国壮丽山河是美, 热土承载的红色精神也是美。通过红色旅游, 使人们在感受美、欣赏美的同时, 不知不觉丰富他们的审美体验, 提高审美情趣, 受到美德教育, 得到美的享受。

总之, 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就是讴歌革命英雄、弘扬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工程。弘扬红色文化可以增进人们的爱国情怀, 可以培育人们的坚强信念, 可以铸就人们的创新精神。在多元文化背景下, 我们要运用文化批判、引领、整合的功能,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消费和管理的各个环节中去, 通过红色歌谣、红色影视剧展播、红色旅游等多种传播范式来传承红色文化, 充分发扬“红色文化”的德育功能, 为培育人才及建构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持。

摘要：“红色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文化,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构成部分, 它蕴涵着丰厚的革命、历史文化内涵。时代的发展使得大力弘扬红色文化更具紧迫性, 因为这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再审视, 更是挖掘“红色文化”价值的内在要求。当前我们应通过传唱红色歌谣、红色影视剧展播和红色旅游等各种传播范式来弘扬红色文化, 充分发扬其德育功能, 为培育高素质社会主义人才及建构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持。

关键词：弘扬,红色文化,传播途径

参考文献

[1]吴晓川.川陕苏区红色文化的歌谣建构与传播[J].文艺争鸣, 2010 (10) .

[2]谈谷铮.当代西方青年文化价值趋向[J].青年研究, 1986 (4) .

[3]李志军, 邓鹏.从文化冲突对青年学生信仰的影响看信仰教育[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0 (9) .

[4]吴瑛.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战略[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5]周志强.大众文化理论与批判[M].北京:高教出版社, 2009.

传播红色电影音乐 篇11

摘 要：延安“鲁艺”的新型音乐体裁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技术积累，民间音乐研究开拓了“红色经典”音乐创作的新模式，毛泽东《讲话》精神为“红色经典”音乐指引了创作方向，专业的创作队伍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人才储备。延安“鲁艺”音乐在推动新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同时，奠定了中国“红色经典”音乐的基础。

关键词：延安鲁艺音乐；红色经典；价值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2-0239-02

延安“鲁艺”音乐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20世纪“新音乐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鲁艺”为新中国的音乐创作摸索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延安“鲁艺”音乐创作从抗战歌曲到大合唱，从以秧歌剧为代表的歌舞音乐，再到新歌剧，完成了中国新音乐创作的跨越，奠定了我国“红色经典”音乐的基础。

一、新型音乐体裁的探索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技术积累

抗战时期，延安“鲁艺”的音乐家创作了大量的歌曲。伴随着延安“鲁艺”歌曲创作的丰富，1939年冼星海在延安相继创作了大型合唱作品《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自这两部作品为起点，在延安掀起了“合唱运动”的热潮。之后短短的二、三年间，延安相继产生了三十多部大型的大合唱作品。冼星海自己也认为《黄河大合唱》是一次崭新的尝试。“《黄河》歌曲的创作，虽然产生在物质条件很缺乏的延安，但已经创立了现阶段救亡歌曲的新型歌曲了。”①虽然此后延安“鲁艺”时期创作的大合唱作品中，其艺术成就远没有超越《黄河大合唱》，但是这一时期的大合唱音乐创作，从延安传播至全国，其团结奋进、勇于抗敌的精神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大合唱作品的创作也奠定了中国合唱艺术的基础。

建国后50、60年代，随着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合唱艺术的创作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合唱作品。如《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江上的歌》《祖国颂》《红军根据地大合唱》等等。还有1965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30周年而创作的大型合唱作品《红军不怕远征难》（简称《长征组歌》）。

新歌剧也是诞生于延安“鲁艺”时期的一种新型音乐体裁。1945年，延安集体创作的《白毛女》被赞誉为中国新歌剧的奠基之作。《白毛女》的成功演出，在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虽然关于创作手法引起了众多争鸣，但毕竟在我国歌剧是新型产物，创作者一边创作一边摸索着中国新歌剧的发展道路。在陆续几年的争鸣、反思和改进的大讨论中，中国新歌剧的发展逐步走上了繁荣的道路。如《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等。1957年“新歌剧讨论会”后的10年间又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如《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等。可见，延安“鲁艺”初期的歌剧，虽然音乐结构简单、歌剧表现手法不完美，但自《白毛女》诞生后，其创作经验和创作模式影响中国剧坛半个多世纪。

二、民间音乐研究开拓了“红色经典”音乐创作的新模式

“鲁艺”在延安的7年多的时间里，始终坚持对民间音乐进行研究和探索，在音乐领域做出了极大贡献。学习和研究民间音乐一直贯穿于音乐系的教学和创作中。这一时期，对于汲取民间音乐精华而创作的成功经验也备受关注。尤其在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演出后，关于民族民间音乐与创作的研究和讨论异常热烈。

1938年7月，延安“鲁艺”音乐系在吕骥的倡导下，成立了“民歌研究会”，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民歌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出版了《绥远民歌集》《陕北民歌集》。1941年2月，“民歌研究会”更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该会在探求音乐创作的民族风格，改造和利用旧形式，创造新形式，学习民族传统，借鉴西洋音乐等方面树立了榜样”。②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的《讲话》为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延安“鲁艺”的民间音乐研究工作得以深入的发展，其视野从收集整理民歌扩展到说唱、戏曲，其创作从歌曲延伸到秧歌剧、歌剧。此后，陕北大地上掀起了“新秧歌运动”，出现一批新秧歌，如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1945年，贺敬之、马可、张鲁、瞿维等人创作的歌剧《白毛女》是学习和研究民间音乐的成功体现，它为中国歌剧创作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延安“鲁艺”的民族音乐研究，开拓了音乐创作的新模式。新中国成立后，音乐家继承了延安“鲁艺”音乐的创作传统，开拓了新音乐的发展，创作了大批优秀作品，如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克拉玛依之歌》《蝴蝶泉边》《乌苏里船歌》等等。

三、毛泽东《讲话》精神为“红色经典”音乐指引了创作方向

“政治体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艺术，以支持或反对它们的发展，以给它们一定得激励。古今中外，我们都可以发现政治多少直接或间接地干预音乐舞台，致使一些音乐服务于政治的目的性非常明确。”③

延安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这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它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和政策。”④

延安“鲁艺”的音乐工作者聆听《讲话》之后，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投身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向民间艺术学习，并且尽力创作了适应他们的欣赏口味的新音乐。“鲁艺”音乐家创作的音乐作品易学、易唱，贴近生活，反映抗战时事，群众参与性强，曲调简单，节奏明快，深受群众喜爱。音乐家们在向底层民众普及新音乐的同时，也开创了中国化新音乐的创作道路。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毛泽东《讲话》指引了延安“鲁艺”的创作方向，确立了音乐创作的“革命性、民族性、大众性”的风格特征。延安“鲁艺”的音乐创作受到了当时抗战时局的影响和共产党文艺政策的指引，力求作品以抗战为目的、以现实为题材，服务抗战、贴近民众，扎根民间音乐。建国后的音乐创作也秉承延安精神、“鲁艺”精神，以《讲话》为指导，创作了一大批以“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为特征的优秀“红色经典”音乐作品。endprint

四、专业的创作队伍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人才储备

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一直领导着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争，一部分文艺青年及爱好音乐的青年人奔赴延安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延安逐渐聚集起了一批艺术人才。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了多所大学，其中包括专门培养艺术人才的鲁迅艺术学院，简称延安“鲁艺”。“鲁艺”聚集了众多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音乐人才，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音乐工作者。

延安“鲁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的第一所培养艺术人才、艺术管理干部的院校。它在音乐教育上创立了一个崭新的体系，在培养艺术人才方面探索出了一条新路。“鲁艺”音乐的发展和创新不但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为新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培养了一大批有实际工作能力的音乐艺术干部和一批专业创作人员。

建国后，“鲁艺”的众多师生成为各地区音乐工作的领导骨干和音乐创作的主要力量，他们呕心沥血地为新中国音乐艺术的创作、教学及音乐事业的发展继续做着贡献。如音乐家安波，1938年2月入“鲁艺”音乐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他创作了歌剧《纪念碑》和《草原烽火》。1964年，他在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任编导和音乐组长。再如音乐家刘炽于1939年入“鲁艺”音乐系，师从冼星海学作曲和指挥。建国后他创作的著名作品有歌剧《阿诗玛》、大合唱《祖国颂》、歌曲《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等。

延安“鲁艺”不仅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民音乐家，还培养了众多的文艺干部。如吕骥担任中国音协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李焕之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中央民族乐团首任团长兼指挥等职。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耕耘，为我国的新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总之，延安“鲁艺”时期的音乐生产和传播活动对国民的音乐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的历史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艺术范畴内，更体现在政治范畴中。延安“鲁艺”音乐文化的创造奠定了中国“红色经典”音乐文化的基础，当代“红色经典”音乐的流行与传播正是延安“鲁艺”音乐文化精神的传承和社会影响力的必然结果。

注 释：

①冼星海.我怎样写《黄河大合唱》.曾刚.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22.

②谷音，石振铎.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内部资料）.1986.16.

③伊沃·苏皮契奇.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140.

④黄华.陕北礼俗音乐的考察与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156.

参考文献：

〔1〕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曾刚.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M].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

〔3〕计晓华.试论延安鲁艺时期中国化的音乐创作[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4，（2）：42-45.

〔4〕白玮.“鲁艺”与中国大学精神的塑造[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6，（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