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传播（共12篇）
中国电影传播 篇1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背景下, 作为世界成员中的重要一员, 中国积极地加入到世界发展的大潮中。全面地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与世界其他国交流和竞争。自改革开放后, 中国以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发展进程中, 特别是加入WTO之后, 开放的程度更大。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地发挥自己的中国力量。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性组织, 遵守国际公约;对外开放, 招商引资;加强国际教育、科技、文化的交流;在全球性事务如全球变暖问题上主动承担责任。
由于历史原因, 国际上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20世纪初:战争混乱, 贫穷落后, 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这给我们国家参与国际事务, 树立国家形象带来了一定的问题。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蓬勃发展, 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融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国民素质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 由于我们对自己的改变认识不清晰, 没有能够很好地定位自己, 在国际传播树立的形象模糊, 在国际事务中没有很好地展现出自己的发展进步, 对传统的民族文化也没有能够很好地领悟和运用。
作为“软实力”的国家形象不但能能够使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更是我们国家综合实力的一部分。认识自身在世界格局中地位和在世界发展潮流中的进程, 稳妥的定位自己的新形象, 并通过科学现代的国际传播方式有效传播国家形象是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一、国家形象的现状
在各个国家发展的历史上, 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视国家形象。这是因为世界历史从未像今天这样被全球化的进程裹挟着前进。任何一个想要在世界进程中获得发展机会的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把自己置身世界潮流之外。因此, 每一个参与世界竞争的国家都要关注自己的国际形象, 以求在合作和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获得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 国际形象的现状和理想总是存在一定距离, 准确识别两者之间的差异, 才能更好地定位。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与华通明略 (Mill Ward Brown) 、Lightspeed GMI合作开展了三次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据2014年11月最新的点查数据显示, 海外受访者对中国形象认同率最高的描述是“经济发展迅速, 人民生活水平较高”, 占46%的比例;但是与此同时, 45%的受访者也会认为中国式一个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图1是中在对中国和海外调查中, 受众认为“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数据分布。从图中明显看出国内受众多认为中国是一个民族融合, 倡导国际合作, 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国家治理良好社会稳定。而海外受众多认为中国贫富差距大, 对国际和地区和平有一定威胁, 民族宗教矛盾尖锐, 政治混乱社会动荡。
自我认知和海外认知的形象之间存在差异, 这是目前国家形象面临的现实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国内和国际认识的差异, 也还在探索和研究中。或是意识形态、文化的差异, 国际关系的实际冲突, 或是国际传播的策略的问题。
在不断的发展中, 中国逐渐改变了从前那种社会动乱, 贫穷落后的局面, 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进行了改革,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实际情况得到扭转的情况下, 中国希望自身形象在国际社会上也得到相应的改变。但是, 从数据调查的结果看, 中国的国家形象依然不是理想的状态。“中国梦”、“一带一路”、“和平崛起”等理念的提出为国家形象的塑造提出了新的要求, 要树立一个健康、充满活力, 积极进取, 开拓创新, 勇于承担责任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大国形象不仅要身体力行地朝着这个目标发展, 在国家形象定位, 国际传播策略等方面努力。
二、国家形象定位
定位多用在市场营销策略中, 帮助企业在竞争中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找到合适为位置, 最大程度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国家形象的定位也是根据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 清晰的认知自己的地位和发展程度, 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 做出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建构。明确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传播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社会成果, 优良的传统文化信息, 塑造一个积极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现代化民族国家形象。
(一) 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
目前在国际社会中, 从发展程度来看, 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国土面积广阔, 东中西发展程度不平衡。历史悠久, 是世界上唯一文化没有中断过的地方。民族众多,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过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 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绩。开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也要看到, 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人口占大多数, 国民素质还不高。依靠能源的开发利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也使得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科技创新能力还不高, 以制造业为主的对外贸易领域并没有多少优势。
尽管全球化和信息化为世界各国带来的发展的机遇, 但是中国因为基础薄弱, 人口众多, 发展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承认自己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才能够为自己赢得较为平静的国际环境。现在有一些国家视正在崛起的中国为威胁, 多方阻碍中国的和平崛起。一方面, 我们要继续坚持走现代化的道路, 从政府职能的转变, 经济领域和文化体制的改革花功夫, 带领各族人民走向科学、民主、多元的现代化国家;另一方面, 要应对国际社会对我们快速发展的担忧, 积极地像外界传达我们的发展并不会威胁其他国家, 而是为世界人民的福祉贡献一分力量。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中显示,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我们国家态度有所不同。发达国家对我们国家的崛起表现出更多的担忧。认为我们国家的崛起将会使他们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为了赢得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在形象定位上, 我们应该坚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作为一个还在艰苦奋斗中的发展中大国, 我们的发展并不会给国际社会带来威胁, 而是积极地发挥一个国际成员的作用, 更多的承担国际责任。我们希望和其他国家一道, 探索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规律, 融入全球化中去, 发展科学技术,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二) 发扬传统文化的国家
在全球化语境中, 世界各国的竞争, 不仅是技术、器物层面的, 更是文化、价值乃至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 是一种多元、和谐的精神文化体系, “和而不同”, 开放包容, 滋养了民族精神, 也为我们准确定位国家形象找到了精神源泉。季羡林先生曾说过, “和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 希望全世界都能够接受, 那么, 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 在国家形象定位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当下提出的“和谐社会”, “中国梦”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底蕴下凝练而来。中华民族讲究天地、阴阳和谐, 不但不会破坏世界和平的局面, 还会为这世界的和谐努力。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四海之内皆兄弟”, “国虽大好战必亡”等思想, 是我们定位国际想象的重要依据。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思想, 深深嵌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在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下, 国家形象的定位应该朝着爱好和平, 谦虚和善的方向发展。我们既积极进取, 努力让社会制度更加完善, 社会更加充满活力, 积极吸收优秀的世界文化, 也遵循着自己的传统文化, 努力成为安定团结, 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将传统与现代很好地结合, 展现了具有历史文化和现代化文明的国家形象。
(三) 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国家
在全球化的合作和竞争中, 不仅坚持走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道路, 宣扬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民族精神, 还要积极投身世界发展潮流中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在涉及全球性问题的领域积极发言, 表现自己融入世界大格局的决心。在环境与健康、区域性合作和交流、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积极投身到维护世界稳定和发展的浪潮中去。
一方面, 积极加入国际性组织, 遵守国际公约, 按照国际标准要求自己。充分利用先进的国际化文明成果武装自己:现代化的政府, 科学民主的政治环境, 开放合作的经济体系, 多元融合的文化等, 加入到国际化的话语体系当中;另一方面, 主动出击, 积极地同世界各国在各个领域合作交流。倡导组建国际性组织, 在经济、军事、文化、外交领域同世界给国开展多边合作, 相互补充, 共同促进世界持续稳定发展。亚投行的创建, “一带一路”的提出等都证明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得到提升。
三、国家形象传播策略
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根本的在于努力做好自己, 使理想和现实形象的差距缩小。调整传播心态, 真诚坦率的传播自己, 改变那种只说好话不说坏话的传播习惯。还要综合运用国际话语体系和传播策略进行传播。
(一) 增强实力, 塑造务实的形象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物质基础和价值体系的综合体现, 是一种客观实在。不能完全依靠信息传播塑造, 更多的应该从实际做好, 在物质基础、价值体系、精神文化的发展来建构。短时间内的信息传播、形象塑造固然可以给人良好的印象, 但是最根本的是在国家建设发展中不断吸收人类文明的精华, 善于学习, 不断改善。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物质精神文化, 用先进的知识武装自己, 扬长避短, 不断进步。只有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形象, 使理想和现实的形象缩小差距。真正成为一个既现代, 又传统, 健康向上, 充满活力,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二) 调整心态, 提高传播自信
在融入全球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潮中, 国家综合实力得到提升。在国际交往中应该敞开心胸, 以开放的心态迎接世界, 允许多元化。既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发展和优势, 又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和劣势。坦诚接受国际社会的检阅。在国际传播中, 改变那种报喜不报忧, 单一正面宣传的方式。全面展示自己经济发展成果, 同时也不回避存在的问题。认识到国际传播的复杂性, 国际社会在正确认知中国, 对中国形象产生好感, 进一步地采取正面积极的行动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 无须急于求成。提高自信心, 全方位融入国际交往中, 发挥优势, 改进不足。
(三) 综合运用国际传播策略
在国际传播实践中, 遵循新闻价值, 以国际化的表达方式进行新闻生产, 客观真实地报道新闻。探索国际传播中的规则, 积极设置议程, 引导舆论。搞清楚各个国家对入境信息新的控制手段, 并采取合作的方式减少信息传播的障碍。重视新兴的媒体技术, 特别是新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运用, 利用好现代科学的传播技术营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传播环境。综合运用各个传播主体的力量, 使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联动起来, 形成国际传播的综合体系, 各主体在国际传播中进行国家形象的传播和塑造。根据传播对象国的不同采取差异化的传播策略, 多传播具有正确性的价值理念。例如, 国际反恐、全球气候的治理、和平和稳定。
四、小结
国际形象的塑造有赖于国家的综合实力、外交关系、国际传播等各方面综合协调。国际传播作为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渠道和途径, 要发挥好准确定位, 有效传播的积极作用, 配合其他方式为我们国家树立一个健康、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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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传播 篇2
[摘要]微电影创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将微电影与红色主题进行融合形成红色微电影具有一定的宣传教育意义，而加强对微电影创作与红色微电影传播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与价值。文章主要对微电影创作的相关要素与内容进行了阐述，基于此基础之上分析了红色微电影的传播模式与手段。
[关键词]微电影创作 红色微电影 传播研究
微电影就是微型的电影，是一种可以通过网络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的影片，时间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适合在移动状态或者在空闲时间中观看，其具有“微时”、“微周期制作”、“微规模投资”的特征。而微电影的内容繁多，其融合了幽默搞怪、时尚、潮流、工艺教育等不同主题内容，可以通过短片视频的方式呈现，也可以通过剧集的方式播放、将微电影与红色主题进行融合，就是以弘扬民族情怀以及爱国精神为主要目的电影题材。
1.微电影创作流程
微电影的创作主要包括了项目策划、组织创作团队、现场拍摄、后期制作、作品发布等流程，其主体如下：
1.1项目策划
创作者综合自己的想法，撰写剧本、撰写分镜头脚本、选演员及视镜、选景、规划拍摄时间、内容、计划以及在拍摄过程中各种突发事件、应对计划的策划书。确定拍摄的内容、要求、精度、时间以及预算等内容。
1.2组织创作团队
就要创作者基于策划书，对专业人才进行组织招募，综合实际状况对其进行训练，明确各个岗位的具体责任与义务。
1.3现场拍摄
现场拍摄就是在项目策划基础之上，按照拍摄计划进行影片拍摄，准备好摄影摄像器材、服装、道具及布景工作，做好拍摄时现场灯光、录音、场记工作。
1.4后期制作
在拍摄完成之后要进行后期的制作，主要就是通过初剪、精剪、配音、配乐、特效包装、调色、字幕等进行有效处理，经过一系列的工序，让影片达到预期效果。
1.5作品发布
多数的作品都是上传视频网站，而一些精品微电影可以通过电影发行公司进行排期上映。
2.微电影的多元化传播
众所周知，微电影的特性是多元化，纯电影艺术，植入产品广告，广告场所，自我欣赏，记录真实。就通信手段而言，它也是多渠道、网络、手机、电视、微信……在电视上播放缩微胶片的性能或质量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就微电影而言，它的创作目标是瞄准网络，尤其是情节的1到2分钟情节。广告被成功地植入了情节中，并且可以在网络上被广泛地观看和转发。电视台当然不会播放这样的微电影，但不能说在互联网上播放的微型电影的质量要比电视上播放的微型电影的质量要低。事实上，在正常情况下，故事片确实在拍摄，很难拍摄巧妙地将产品广告插入情节中的微型电影。就拍摄经费而言，差距是非常大的。以30分钟的电影为例，一般情节是20-60万；要植入的情节至少有100万个，而且创作要比一般情节难得多。
为了满足微电影的电视播放，平均播放时间约为30分钟，不少于20分钟。在国际上，30分钟电影通常被称为短片，微型电影在20分钟以下。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在10分钟或甚至少于5分钟的时间内定义微电影。一些电影节在3分钟内定义了网络微电影。在韩国，有一部3分钟的微型电影叫“感恩节”，它被翻译成不同的词。它已经在网络和微信传输中达到数亿次。我们能认为这样一部微型电影并不像电视广播的影响那么大吗？缩微胶片的最终目的地必须是互联网，而不是电视。自微信问世以来，国内外已经出现了多个电影节，其中包括“分钟”缩微胶片大赛。因此，微电影创作应了解微电影的广泛使用，了解微电影的多重传播，了解微型电影的终极属性。
当然，我也看到红火微电影能给电视台带来一定的收视率，也会给广大观众带来不同的视觉欣赏。因此，笔者不否认电视剧的微型电影爱好者的创作。然而，由于微型电影可以作为宣传工具，它也可以作为一种产品推广艺术，并且可以是一种“自娱自恋”的玩物，它也可以是“放气”“监督”的经验证据，也可以是一种生活经历的记录。我们不必关注微电影创作成就的“广播”。毕竟微电影的功能是多用途的，传播更是多元化的。
3.红色微电影的传播现状分析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结构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迁，而社会公众对于微电影也较为关注，一些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以及网络视频也深受人们的喜爱，人们也逐渐的进行了红色微电影的拍摄以及传播。
2.1传播红色革命精神
红色微电影的本质就是以红色为主要题材，通过对社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红色革命文化精神的传承为主要理念，进行文化的传播。而红色文化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话语系统以及文化生产方式，无疑给人们的情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表达方式。红色微电影不仅仅是将革命性以及政治性进行统一融合，其也凝聚人们对革命烈士的缅怀与情感，蕴含着人们对特殊历史时期的情感与价值理念，是一种珍贵的历史记忆。而在党的十九大的精神与纲领的引导之下，人们对于培育民族自豪感、使命感，挖掘民族情感以及文化价值、在复兴梦的引领之下，倡导培育核心价值观念，通过红色微电影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的宣扬，通过用各种红色记忆挖掘内心的情感，让人们在观看过程中不忘初心，追求信仰，这是一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深度诠释。
红色微电影的内容相对的较为广泛，其涉及到各个方面的不同内容，对抗日战争、解放真正、辛亥革命、革命烈士等进行了演绎，挖掘其内在的价值与精神。例如，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新华社通过《红色气质》红色微电影浓缩了中国共产党95年的光辉历程。在整个微电影中通过现代化的技术与手法，将历史照片与三维特效进行融合，对我党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道路进行了展示，揭示了共产党人的信仰以及追求。
2.2创作主体范围相对狭窄
在整体上来说，红色微电影相对与其他类型的电影题材来说，内容相对较为狭隘，主要的创作团体主要为政府机构、大学生以及独立导演制片人。而其中政府部门是红色微电影的主要创作内容。例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中共永定区委宣传部以及组织部就创作了一部以革命斗争为题材的微电影――《血脉》，通过对红色交通线的革命历史为主线，生动的反映了永定老区人民为了革命为进行了殊死搏斗，展示了共产党人的信仰。这种通过政府机关单位制作的电影是在国家主流意识的引导之下，进行思想意识传播以及精神建设、文化构建的有效模式与手段。
而通过在校大学生以及独立导演制作人创作的红色微电影也是较为重要的内容。湖北工业大学青佑之光实践团队拍摄的红色微电影《一人一井冈》，通过实地调查与拍摄制作，进行校园推广，是红色革命文化?鞑サ闹饕?方式。在校大学生自己创作红色为微电影可以在实践中强化自身的思想品质，在实践中了解革命历史，进而深入挖掘其内在的价值与内涵。
同时，在一些微电影网站上也有部分红色微电影，但是整体数量相对较少，不通过搜索几乎无法发现，这种状况是不利于红色微电影的传播与发展的。
2.3目标受众定位相对较为单一
在整体上来说，我国的红色微电影的受众较为单一狭窄。多数的红色微电影因为内容的影响，导致其主要的受众多为老年群体，青少年群体对于这些微电影缺乏兴趣，而一些微电影在拍摄过程中缺乏实践、内容空洞浮夸也无法满足青少年群体的审美需求。
多数的微电影主要就是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传播，网络是主要的群体。而青少年对于红色文化无法深入理解，这样就导致了其传播困难的问题。多数的红色微电影都是以革命、历史为主要内容，通过对英雄事迹的讲述，通过富有传奇色彩的清洁设置可以加强对青少年的吸引，满足了青少年的好奇心以及崇拜英雄的思想。对此，微电影要想通过红色为主体加强对年轻人的吸引，必须要保障制作精良、内容题材富有意义，要拓展目标定位，加强宣传。
3.红色微电影的创作方法
3.1政策倾斜，适当的资助
在红色微电影的创作过程中，作为中坚力量的学生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给电影的拍摄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对此，相关政府部门、高校以及以红色为主要内容的旅游景点，可以综合具体状况适当的给学生一定的资金支持。相关政府机关要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优势，给学生的创作提供便捷，构建浓郁的人文关怀氛围；高校必须要给学生一定的支持，要积极鼓励学生创作，为学生的创作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专业指导；而一些以红色为主体的博物馆、旅游景点等要为红色微电影的拍摄提供适当的场地以及各种资源支持与帮助。
3.2整合媒体资源，梳理营销意识
在现阶段的发展中，多数的红色微电影均缺乏完善的新媒体营销意识。在媒体融合阶段，要想拓展影响力，必须要整合各种媒体资源，通过视频玩网站、微博、微信、社交网站等方式进行微电影的宣传。对此，可以通过对各种直播网站、APP资源进行整合，加强对各种红色微电影的宣传，让人们更多更深入的了解红色微电影。
在网络时代，网民的主要群体就是中青年群体，而手机网民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长，多数的网民会利用碎片时间应用各种技术设备，而红色微电影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各种视频网站进行合作，利用社交网站的传播优势，通过微博宣传、微信推广，利用各种方式与手段进行传播。
同时，在微电影的拍摄过程中也是适当的利用名人效应。通过对知名的演员以及导演自身的名人效应，加强对红色微电影的宣传。在现阶段，虽然名人参与红色微电影相对较少，但是其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对此，要积极整合各种资源，利用名人效益加强对微电影的宣传，让人们认同微电影，了解微电影；当然，也必须要重视微电影自身的质量与水平，一部微电影如果粗制滥造，即便是其应用了再多的名人，也不会获得公众的认可；而微电影制作精良在加上名人效应势必就会在根本上增强其知名度，进而提升宣传效果。
3.3整合资源，共同发展
红色微电影要想发展必须要整合社会资源，要加强与政府、学校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合作，推动其共同发展。红色微电影因为自身内容的特殊性，政府机构必须要在政策手段、资金费用以及宣传上基于一定的支持；而一些红色旅游景点也要配合微电影的拍摄，这样不仅仅可以提升微电影的拍摄质量，也会增加旅游旅游景点的知名度。而红色微电影在宣传过程中整合各种资源，可以提升其知名度以及影响力，要综合具体的剧情状况，巧妙的融合各种社会资源，进而做到互利双赢。在微电影《红色气质》的拍摄过程中，在电影中的各种图片素材都是来自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通过与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的合作，不仅仅提升了微电影的拍摄效果与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的知名度。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馆是现阶段全世界馆藏量最大且内容较为繁多的照片档案馆之一，其收集了最在1892年以来的各种历史影像，是我国馆藏量最大的照片档案馆。在《红色气质》中通过对一张张照片、一组组群像的定格，打开了中国发展的近代史册；通过对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赵一曼、杨靖宇、左权、彭雪枫、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吴吉昌等等不同时期的共产党人的展示，充分的展示了这些共产党人的与众不同的“红色气质”。在《红色气质》中将不同时期的共产党人跨越时空，欢聚一堂，通过三维虚拟现实技术还原历史，通过鲜活的故事与新媒体技术进行融合，让人们仿佛穿梭在历史长廊之中，看到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受到中国红色信仰的渲染与影响。
结束语：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篇3
摘 要：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一些质疑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这些质疑声音认为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是中国实行殖民扩扩张的重要手段，其目的在于对沿线国家进行殖民统治，是重置“宗藩体系”；“一带一路”是转移中国过剩产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下，这些质疑声音被不断放大，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实质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是建立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走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的道路。面对这些质疑，中国要主动应对、积极发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的声音，建构中国特色的话语权力，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国故事；中国声音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6）03-0001-05
2013年8月，在全国思想政治宣传工作上，习近平强调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1]当前，中国话语权的建构正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中国声音在世界上并未形成强大的影响力。相比较而言，西方的声音远远超过中国声音，这使得西方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具有较高的话语统治力。为了维护中国国家形象，展现中国的大国风范和外交风采，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我国外交活动的重要课题。
一、“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
2013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到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时明确提出愿与东盟国家发展好的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应对国际形势变幻和国内发展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了“秉持亲诚惠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完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2]
海陆联动，扩大开放。“‘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丰富对外开放内涵、完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深远意义。”[3]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从此，我们国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经过30多年的风雨兼程，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的共享发展就是要保障每个人都能公平地参与到社会分工当中，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社会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精神产品，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和谐局面，保证每个人民群众都能更多更公平地享受改革的成果。与沿海的发达经济水平相比，我国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一带一路”坚持全方位的发展战略，发挥新疆青海甘肃陕西等地区的资源和人文优势，积极扩大内陆地区的对外开放。依靠毗邻东盟国家的优势，西南地区打造路上联通东南亚、海上连接印度洋的交通要道，实现与东南沿海地区的优势互动。在整体上，形成联通东西、贯穿南北、有机统一的整体发展布局。“建设‘一带一路，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扩大开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以内引外联促进经济发展的务实之举，是顺应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要求的重大战略举措。”[4]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兴办特区开始，由点到面逐渐展开，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增加。“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的扩大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释放了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和潜力。
推进和完善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促进相关国家间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文化背景复杂多样、社会生态错综复杂。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各国间的合作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一带一路”建设为推动双边和多边的互动交流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双边和多边的互利合作将有效地实现地区和国家间的优势互补，互通有无。“一带一路”为国家间的优势互补开放了通道，拓宽了渠道，是国家间能在平等互信、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深化彼此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这种交流与互动在国家和民众两个层面展开。在国家层面，以国家高层的互动和访问为引领，扩大国家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合作。在民间层面，习近平同志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关键基础”，“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 [5]不断扩大民众之间的互动和往来，增进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增强彼此之间的认同，为强化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弘扬丝路精神，就是坚持各国的和平发展，摒弃国强必霸的思维，坚持各国之间的文明互鉴，尊重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选择道路，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交流。
共商共建共享，实现共同繁荣。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6]这就向世界表明，“一带一路”是基于各国的共同利益，坚持各国独立自主，并通过各国的通力合作实现的。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不是要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也不是替代现有的合理的国际合作机制和双边以及多边关系，而是实现沿线国家的联通与互动，将我国的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的有机统一，寻求各国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不断扩大利益交汇点，走一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一带一路”是一条和平之路，邓小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论断，并指出，这两个问题一个都没得到解决。时至今日，情况依旧如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领土争端、宗教矛盾、地缘政治博弈上的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威胁着“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我国提出的“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坚持建设共商共建共享的新道路，有利于各国管控分歧、化解矛盾、增进互信，推动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实现沿线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二、“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始终自觉承担大国责任、履行大国责任。“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开展受到西方某些国家政客和学者的质疑和指责。香农·蒂耶兹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堪比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二者都是新兴的全球性大国运用其经济实力来寻求外交影响、确保对外政策目标（包括维持国内经济增长这一基本目标）的重要战略手段。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发展道路，积极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准则，致力于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并承担国际责任与国际义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无论是GDP总量还是贸易额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是名副其实的大国。“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也期待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能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也确实展现了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智慧与担当。历史上，西方一些国家从低收入经济体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逐渐成长为世界性大国的过程中，“它们的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着对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策。”[7]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对相关国家的投资力度在逐年增加，这些投资覆盖范围广泛，涉及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也包括国际产能方面的合作。这将为沿线国家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并为这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和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将有效地拉动经济的增长，同时也会加速沿线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并将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投资互动，降低贸易成本，为实现区域一体化、深化合作的层次和内容提供更多的内在动力和外部保障。亚洲投资建设银行与丝路基金等金融体系的发展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人民币在国际投资中的作用也日渐明显。“作为区域内一直最坚挺的货币，人民币能在大宗商品贸易、丝路基金、亚投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8]人民币的健康发展，对维护地区的金融稳定，保障地区间贸易的通畅起到关键作用。当前中国工业的巨大产能以及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不断地转化为沿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发展要素，为沿线国家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进一步激发这些国家发展的潜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国企业为这些国家提供琳琅满目的商品，极大地满足了沿线国家人民物质与精神生活需要，实现资源和公共产品的共享。
三、“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话语权的建构
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积极承担大国责任。面对各种质疑，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声，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习近平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9]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并非是用宣传或者是用外交辞令来包装中国，而是通过交流互动使其真正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最终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认同。认同是属于观念范畴的内容，马克思曾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10]通过行为体间的互动，会在双方观念中形成关于彼此的知识，建构一种主体间的知识。[11]“主体间的知识不但指个体的观念集合，它还特别指行为体之间具有关联性的知识。”[12]共同知识会建构主体身份与认同，行为体的活动也是在这种身份和认同中展开。温特认为敌人的身份会导致利益的分歧，而朋友的身份会促进利益的一致，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各国的共同知识所决定的。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就对中国的发展存在着片面性认识，他们总是习惯用冷战思维和有色眼镜来看中国，把中国看作是他们竞争和斗争的对象，而不是朋友。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他们自然会对中国的政策和中国的发展提出质疑。在温特看来，“身份建构利益，利益决定行为”。 [13]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一员，毫无疑问，其行为要受到国际体系的制约，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观念的分配，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必然要超越物质层面，不断扩大在精神和观念层面的互动。通过观念的互动，使我国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理念不断向外延伸，在国际交往中把握话语建构的主动权，树立中国的崭新形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发声，加强观念互动，扩大集体认同。
第一，奉行“和合”主义的文化传统传播。习近平同志指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 [14]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和平统一，反对侵略与分裂。中国千百年来奉行“和合”文化，注重民族的融合和教化的作用。“和合”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要进一步弘扬和践行“和合”思想，使其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之源和力量之石。和主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关注人和。孔子认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一书中也提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管子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合则主要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庄子《齐物论》里提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古代的“和合”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与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合文化”包含着人与世间万物的相处之道，指引人的实践活动。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交替而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消除误会，澄清事实，是关系到我国与其他国家和谐相处的关键问题。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和平、和谐、合作的追求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中国民族的遗传基因中，世代相传、生生不息，“和合”文化为和平崛起的中华民族做了最生动的注释，成为中国对外交往最闪亮的名片。
第二，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传播。习近平指出：“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仍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要使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美好生活，还需要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15]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国家已经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并未彻底发生改变，虽然我国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我国人均GDP排名要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当今是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是不可能改变的。“我们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牢牢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5]坚持深化改革，坚持对外开放，始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第一要务，是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五大发展理念中的开放理念，正是针对新形势下我国社会发展问题提出新的部署。“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和实行也正是这一理念在实践中运用的具体举措，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成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扩大我国与沿线各国间生产要素的互通有无，有助于升级我国改革开放的格局，有助于提高我国开放性经济的发展水平。
第三，走合作共赢之路的道路传播。构建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是我们外交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威胁着世界和地区的安全，给国际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的对立消失，但思维方式中旧的落后的内容并未彻底清除，一些国家仍然沿用冷战的思维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实务。非此即彼、有你没我的思维方式仍旧统治着一些国家，这种思维方式直接影响着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互利合作。中国提出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国强必霸、零和博弈的错误思想，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历史和社会的变迁。习近平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9]中国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立场和原则，这对加强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深化对中国的认识，扩大对中国的价值认同都起到重要作用。在国际社会中，观念互动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通过中国的“言”与“行”将本国的观念表达出来，让别国真实地了解中国的意图和价值观念，这为增强彼此的合作，扩大利益交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观念上的彼此认同最终将会转化为行动上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合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可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中国也可以更好地融入世界。
“现在是中国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并发出中国声音的时候了，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过程的开始，从长远来讲也是一个大国走向强国的开始。”[16]“一带一路”是中国合作共赢理念的积极实践，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充分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主张世界各国的并肩协作，积极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相对于西方国际对外援助往往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和附加条件的特征，中国对外投资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不带附加条件。中国不断加大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在资金和技术上予以强烈的支持，目的是让沿线国家都能真正地富裕起来。只有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共同参与，才能让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相关各国人民。正如习近平所说：“要积极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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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N].人民日报，2014-06-29.
Let the World Hear the Voice of China by Reading China Stories： A Great Powers Responsibility and Discourse Right Construction under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Background
SHENG Zhong-jun， WANG Ting-ting， CUI Hui-ru
（Boda Colleg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136000， 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gained great achievement in implementing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but at the same time some people have doubts about it， thinking that it i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Marshall Plan”， an important way for China to realize colonial expansion， which might lead to Chinas colonial rule of other countries along the “New Silk Road”. They also think that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is to transfer Chinas surplus capacity. Under the Western-dominated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these doubts have been spread and severely affect Chinas national image. In fact，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aims at a peaceful， developing， cooperative and win-win road based on the idea of “mutual-consultation， mutual-construction， mutual-exploitation”. To resolve these doubts， China should respond actively， let the world hear the voice of China by reading China stories to gain the right of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make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more just and equitable.
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绿色传播策略 篇4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 在历史的文化长河中漂流绵延了五千年之久, 一直受到我国乃至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赞赏。但是,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 传统文化在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人群当中的传承并不理想, 甚至有人认为出现了文化断层的不良现象。因此, 各界有识之士都在积极探寻更有效、更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传播方式。
同时,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全球信息传播的大部分内容及表现形式都表现出较强的娱乐化倾向, 其影响波及传播过程的各个方面, 这为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新的启发。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娱乐化受到政府领导及各界专家的关注, 并在传统文化传播的实践中得以充分的应用, 如“京剧进课堂”活动, 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电视节目。
“将经典作品通过流行歌曲的方式表现出来, 请明星演唱国学经典……” (1) “2007年, ‘中国戏曲经典原创动画工程’将戏曲艺术与动漫艺术相互融合。此工程2007年启动,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湖南省文化厅及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南委员会联手推进。” (2)
当然, 从另一方面讲, 这些传统文化传播的传播娱乐化实践也证明了传播娱乐化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对于我国传统文化传播的促进作用。动画《补锅》色彩绚丽, 造型新颖活泼富有童趣, 特别是动作的设计, 融入了时代元素。学生们看得津津有味, 时不时发出阵阵笑声, 待课程结束时, 大家发现, 不少人已经能哼唱《补锅》中的唱词了。 (3)
但是,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传播娱乐化这一新的传播方式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既有有利的一面, 也存在一定的弊端。传统文化的过度娱乐化, 必将导致媚俗倾向, 而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产生负面影响。对此, 本文提出对传播娱乐化采取绿色传播策略的运用, 借鉴其优势, 减少传播娱乐化负面影响的产生。
绿色传播
绿色传播策略主要强调传播方式的环保与健康。绿色传播借鉴绿色广告的界定, 广义上来说, 绿色传播是指一切倡导人们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符合人们“以人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 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广告传播活动。 (4)
绿色传播策略应是指一切倡导人们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符合人们以人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 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传播方法。
传统文化的绿色传播策略, 是通过具体的文化传播方式, 在大众观看的同时, 能从传播活动中汲取蕴涵在其中的文化精髓, 来进一步感染传播受众。传统文化的绿色传播本身蕴涵优秀的文化理念, 能够引导人们向正确、健康、向上、文明的生活方式、处事方式、待人方式靠拢, 以树立正面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具体来说, 传统文化的绿色传播是指通过绿色媒体向传播受众传递绿色健康的科学信息, 并且在整个文化传播活动过程中始终贯彻绿色理念的一种传播方式。也就是说, 绿色传播在追求娱乐化的传播效果时, 还得体现传播方式的社会性与人文性, 注重娱乐与文化的和谐发展, 注重社会效益与文化效益。那么在实施表现上要运用和谐的并富有人文精神的沟通方式, 以文化传播受众的整体利益为核心, 对其生存处境的人文关怀。而这种绿色传播策略的提出, 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娱乐化, 也具有可观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绿色传播策略分析
现在是信息高速传播的时代, 文化也成了速食快餐, 许多传统文化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而逐渐遗失, 保护、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成了当务之急。绿色传播策略能给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带来一些惊喜、一些启迪, 并且在互动传播中也可以擦出一些非同凡响的火花。
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在传统文化传播中起着把关人的作用, 决定了传播的整个过程。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中, 很多文化传播工作者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 也付出了很多心血, 但是传统文化传播的路程还很长。
绿色传播策略中的绿色意识也对传统文化的传播者的素质提出了要求。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首先, 在传统文化传播进程中, 传统文化传播者数不胜数, 而他们的传统文化素质却参差不齐, 所以传统文化传播者必须提高自己的传统文化素质, 自我充电与自我增值, 以保证传播内容的真实性, 并且应该传播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内容, 从而更好、更全面、更正确地向人们传播传统文化知识。
其次, 传统文化课程选择以及设计要合理而不失趣味, 在当今娱乐化盛行的年代才能更好地传播, 如电视节目《百家讲坛》、《文化中国》可以体现与时俱进的时代性, 也让很多不懂或是不关注传统文化的人关注传统文化, 激起他们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
再次, 在教授课程中, 应该避免“一把抓”、“一刀切”, 选择传统文化某方面 (历史、文化、古代哲学、习俗等) 知识掌握扎实或具有特色的老师分别教授。然而, 在现代很多高校教师已经开始分开授课, 讲授自己擅长的传统文化课程, 比如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易中天主讲的选修课三国专题赢得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继而出版了专著《易中天品三国》, 他新颖独到的讲解使《易中天品三国》成为他的代表作, 他也成了讲三国讲得最让大众接受的人;《百家讲坛》节目中的于丹主讲《庄子》心得与《论语》心得, 大获成功, 在不久后也出版专著, 并且一度热卖。
传统文化的传播内容。在传统文化的传播中, 传播内容有时也许因为年代久远、没人相传或是传播失当, 而导致这些传统文化消亡。要想使传统文化的内容传播下去, 那么就必须改进传统文化的传播手段。
绿色传播策略的内容具有“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具有文化性、时代性, 其本身就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就传统文化的传播来说, 绿色传播策略给传统文化的内容传播带来了一些启示作用。
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内容来说, 第一, 在传播中选取优秀的、正面的、符合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传统文化内容, 比如, 在申奥表演中, 融合了中国各民族文化精粹的表演《茉莉花》让人一眼就记住了中国, 这不仅让经典民歌重现, 也冲出国门让世界人民了解我们。
第二, 积极收集面临遗失的传统文化内容进行传播, 比如推广集聚历史意义的地方性语言听说教育、传统技艺 (木雕、剪纸、刺绣技术等) 的传承教育, 在西安街头剪纸手工艺者魏伊平当场剪纸表演售卖作品卖价高达几十万元, 她的师傅库淑兰大师1994年的代表作《剪花娘子》仅4米长就卖到天价600万元, 可见, 剪纸艺术还是备受重视的。还有就是许多高校都开设有各种传统手艺类的协会。
第三, 加强对书画、戏剧的传播。在当今流行文化盛行的时代, 涂鸦文字、流行歌曲、街舞兴起, 而古典戏剧、书法、国画、武术的推广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例如在各大高校都有文学社、读书社、书法协会、美术协会、戏剧表演协会, 在体育课程中武术课程备受重视, 可见, 当今学校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已经引起重视;然后, 推广游览历史文化名胜古迹, 注意实地教学, 既能避免书本教育的空白与无味, 又能促进文化旅游地的兴盛, 比如台湾歌手组合S.H.E的专辑《PLAY》的主打歌《中国话》、黄磊与刘若英合演的电视剧《似水年华》都曾在浙江乌镇拍摄, 这既让很多追星族因为偶像的宣传而去乌镇旅游, 也让古老的城镇跃入人们的视野;最后, 多开发、投资传统食品网络建设, 让传统食品能够“抬头挺胸”, 比如在江西南昌主要街道都有大娘水饺连锁店、季季红火锅连锁店的身影。
传统文化的传播媒介。传统文化的传播媒介, 随着年代的演变, 它的传播方式也在不断进化。从最古老的人为教授到书本记录, 再到视听媒介的产生, 然后是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 如今又出现了手机这一新兴媒体, 都是传统文化传播的历程。但无论如何演变, 传统文化的传播媒介功能始终是传承文化。传统文化传播必然要依靠传播媒介, 所以传播媒介就肩负着传统文化传播的职责, 为了更好地传播传统文化, 正确使用传播媒介尤为重要。
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媒介, 首先, 可以采用受传者易于接受的传播媒介进行传播, 如电视、网络、动画、漫画等娱乐化的媒介, 比如中央电视台一度热播的《上下五千年》、《成语故事》等动画片不仅能让孩子们了解历史知识与文化知识, 又不失趣味性。
其次, 在电视节目制作上, 应注意传统文化性与娱乐性保持平衡, 避免失衡, 比如中央电视台开播的《百家讲坛》、上海卫视开播的《文化中国》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再次, 专门制作传统文化的网站进行传统文化传播, 应注意在网络宣传教育的同时, 避免引入黄色网站或是黄色、低级趣味的广告信息, 比如网站制作者应该具备良好的品德与职业道德, 掌握良好的技术, 严格做好把关人, 防止黄色信息或是反传统文化的信息出现在宣传传统文化的网站或论坛上, 关于这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网与中华传统文化网在文化宣传和内容介绍上都较为全面而又不失传统文化特色。
最后, 在漫画书抑或是动画里, 应宣扬正确、积极、正面、健康的传统文化内容。所以对于制作方来说, 也要求动画制作者或是漫画人有扎实的传统文化知识功底, 有良好的审美与品德素养, 才能将传统文化更好地呈现出来、传播出去。另外, 在制作内容上, 应尽量做到内容通俗易懂, 避免晦涩灰暗, 只有这样, 才能吸引观众或是读者, 值得借鉴的如未来出版社出版的《漫画成语故事》系列。
传统文化的传播受众。传统文化的受传者首先是缺乏传统文化教育的人们, 尤其是当下的青少年, 应该重点教育、传播。由于传播受众的自身水平, 对传统文化一知半解或是根本一无所知, 那么就会造成对传统文化理解上的偏差, 只有提高传播受众的个人水平, 才能有利于传统文化传播切实有效。
结语
综上所述, 从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传者四个方面结合绿色传播策略来谈对传统文化的传播, 使传统文化传播打开了新的视野, 开辟了新的道路。虽然本文将传统文化传播结合绿色传播来谈, 但这一形式也不是唯一形式, 而且在实际传播中也可能遇到很多实际问题。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这条道路,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本文提出的传统文化结合绿色传播, 是万里之跬步, 不过笔者相信这样的一个传播形式的结合一定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娱乐化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研究》)
摘要：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直是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 绿色传播策略的提出无疑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传播思维。将绿色传播策略与传统文化传播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将促进传统文化传播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传统文化,文化传播,绿色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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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品类传播问题 篇5
除了温习了一下品类战略的相关观点，还引发了我的另外一个想法：我发现中国企业除了在品类上定位不准这样一个通病，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些企业在品类上找准了定位以后，却不会传播，即品类传播的失败，从而导致了品类战略的失败。
我们知道做为一个品类，一个定位，一定要进入消费者心智才算成功，如果没有进入消费大脑，那么这样的定位只能是自己的意淫，没有任何真正的效果。所以一个品类的定位必须要用好的方法传播出去，但是国内鲜有品类传播方面的专家，这直接导致了一些产品的失败。比如里斯中国册子中提到的几个案例：
冷酸灵牙膏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它开创了“抗过敏”这一不错的品类，但是销售额始终徘徊在2亿左右，而且有下滑的趋势。它的问题出在哪了呢?是出在对品类的传播上做的不好，比如它使用的广告语是“冷热酸甜，想吃就吃”，但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也就是“冷热酸甜”什么都想说到，都想一网打尽，但给消费者的感觉就只是什么都能吃而已，其实冷酸灵应该清楚的告诉大家，什么是牙齿过敏，那感觉是怎么样的，可以用消费者易于理解的方式来表达，比如本人就有这样的经验，牙齿过敏时遇冷水就会牙疼，如果冷酸灵能够用这样一些方式来推广，才真正会达到品类传播的目的，而不是现在乱换包装，推出新产品等等的自乱阵脚。
另一个例子是万燕VCD，明明万燕是中国第一个做VCD的，但不会宣传，结果让爱多VCD后来居上，抢了先机，并创造了销售上的奇迹。虽然爱多后来没落了，但其实是在企业管理上的失败，
所以万燕比较可惜，没有成为VCD的第一品牌。
文中还提到了鲁花花生油的例子，花生油是一个品类，鲁花将这一品类的特点概括为“香”，所以其传播广告语为“香飘万家”。这种传播成功么?要我看，这也是一个失败的传播。花生油比其它油更“香”，这一点我赞同，但是用“香飘万家”这样的表述方式，其实并没有好好强调“香”，而又退回了平庸油的行列，或许鲁花应该用比如“更香一点”等等再强化的方式来宣传。
王老吉开创了凉茶品类，但其最初的宣传一塌糊涂，什么“欢乐开怀，全家共享”，根本没有将凉茶的定位说清楚，直到改为“怕上火”以后，王老吉才真正开始发力。
还有在广州销售的一个香港的感冒药叫做幸福科达琳，本来它可以定位为“港式感冒药”这一定位，但它偏偏要宣传药的效果，说“快速恢复”，同时用了一个比较难看的卡通形象，背离了药品的专业可信赖的调性。
青岛啤酒本来的品类定位应为“中国啤酒第一品牌”，但它偏要宣传什么“激情成就梦想”;TCL向来找不准定位，所以就宣传“创意感动生活”;维维豆奶品类定位为“豆奶领导品牌”，但是它的宣传点却是“欢乐”，即“维维豆奶，欢乐开怀”，喝豆奶会欢乐么?
出现品类传播问题，导致企业浪费的不只是一半的广告费，而是绝大部分，除了维持在媒介上的一定曝光率，其植入消费者心智的作用却已丧失，这是中国企业应该正视的重要问题。
微电影传播特征刍议 篇6
关键词：微电影 现代性 视觉奇观
微电影是数字网络时代出现的媒介新产物，它是以短小精悍的电影式故事情节，借助各种具有视频播放功能的移动新媒体和网络平台进行广泛传播，以满足当前受众需求的视听娱乐产品新样式。近两年来，微电影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欢迎，学界也对其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关注，充分肯定了微电影所具有的传播特征和优势。但是，学界对微电影传播特征及其优势得以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尚缺深入研究，本文力求对这一问题做些较深入的探讨。
一、微电影的特征及其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
微电影正是由于“微”的特征才与传统电影有着相应的区别，其特征与优势表现在：一是篇幅小、播放时间短，一般在几分钟到十几分钟间，受众只需花费很少时间就能欣赏一部剧情完整、高潮迭起的故事电影；二是制作周期相对较短，一般几天时间就能完成，与传统的电影、电视剧相比，从制作完成到投放播出，其周期大为缩短；三是制作成本相对较低，由于篇幅和拍摄周期的短小，演员片酬、制作团队费用、设备租赁等资金投入能大大节约。虽然它篇幅短小、投资节省、制作快速，却能给受众带来一定的娱乐享受，与近年盛行的微博、微小说等成为共同构建“微时代”大众文化传播的文化样式。
从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来看，无论是微博、微小说还是微电影，它们大多是人们在繁忙生活中借助手机、移动电视、掌上电脑等移动媒体消费的文化产品。这种接受方式无需花费大量时间，无需位于特定场所，如电影院、客厅或书房，无需专心致志地关注，它占用的是受众的闲暇时间，这些时间又错落、凌乱、短小、不定时地分布在受众的日常生活中，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征。究其根源，这种注意力的碎片化、娱乐方式的碎片化实际上是现代传播的必然结果。
在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中，微电影的产生正是随着便携式摄像机、影视后期编辑软件、Web 2.0网络、3G移动网络，以及相应移动新媒体的发展而产生的，可以说是数字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同时，虽然现代社会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现代人却被限制在机械式的狭小范围中。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变得快速而短暂，就连娱乐消遣也只能被压缩到很小的空间。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作为消费对象的文化产品就必须在日常生活的时间夹缝中以短小精悍的形式赢得受众的青睐，“微时代”各种文化产品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正好符合这样的文化需求并应运而生。
二、媒介话语权的掌控：受众自我认同的诉求
微电影基于网络与移动新媒体传播媒介，使得传播方式从作者中心向受众中心转移，受众可以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从媒介特征来看，电视是将传播主体与受众二元对立起来的，而网络则突破了单向传播的模式，它能够使受众在传播过程中提高自主性、互动性和参与性。其一，受众在网络中对信息的可操作性大为增强，不但能够随意点播自己喜爱的作品，还能自由评论和转发，从而介入传播过程。其二，随着媒介融合的日趋成熟，受众能够主动参与到不同媒体的互动中，改变过去传播过程中被动接受的地位。例如，与电视广告商业结合的微电影《心回迈锐宝》先在电视上投放微电影的浓缩剪辑版以引发受众兴趣，促使受众到网络中寻求完整版，以此提高受众的主动性。其三，伴随着数字媒体技术日趋便捷化发展，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员也能拍摄和制作微电影，亲身体验影像操纵和表达的快感。从传播内容上看，微电影传播媒介的特性决定了其内容设置必须以增强受众吸引力为出发点，时刻考虑如何让观众参与进剧情发展中。在微电影的制作中，观众不再只是旁观者，他们的喜好能够通过网络互动反馈机制影响剧情设置，甚至直接参与创作。
总之，无论是受众自主选择信息、主动参与媒体互动，还是介入创作，传统电影中少数人掌控的媒介话语权一部分被转移到了普通大众手中，受众的主体性大为提高。微电影借助传播媒介互动性特质，充分调动了观众的参与积极性，使得普通大众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而且能对信息进行主动的选择甚至影响到传播主体信息的发布。同时，受众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微电影创作，也能令观众从被动接受转变成主动寻求，而且始终以观众喜好为中心，这实际上形成了消费语境中“观众本体”的商业电影运作模式。受众对于微电影话语权的掌控从根本上体现了当下受众在娱乐消费时渴望寻求自我认同的文化心理。
三、传播内容的浅表达：审美感性化的转变
从传播内容的角度来看，微电影依靠精彩绝伦、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吸引受众。一方面，微电影篇幅短小，无法依据传统电影那种“起承转合”的叙事结构，没有完整的情节，因而部分剧情只得压缩或省略，极力创造富有戏剧效果的高潮和结局，如微电影《一触即发》就是靠追逐的高潮情节和用人物变脸逃脱追捕的结局而引人入胜。同时，悬念能将与故事结局相关的情节或信息巧妙地安排在全剧适当的位置，引发观众的好奇，形成一定的观众期待，从而增强叙事的吸引力。《心回迈锐宝》在电视上播放了2012年梁朝伟与1999年的自己在同一道路上飙车的内容，引发了观众对于剧情的好奇，从而渴望观看网络完整版。另一方面，微电影依靠剧情传达的情感诉求引发受众对于故事语境的共鸣而打动人心，如《老男孩》和《李雷与韩梅梅》反映了80后成长历程的酸甜苦辣，《相约山楂树》体现了现代人对纯美爱情的渴望，《看球记》和《天堂午餐》则触动了现代社会日渐疏离的家庭亲情，这些故事主题都契合了当下受众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取向。
微电影的内容表达方式实际上体现为当前电影依靠叙事技巧和情感诉求吸引受众的浅表达模式。情节的一波三折和结局的精妙是为了在有限的播出时间内极大地满足受众的娱乐快感，而情感诉求引发的感情共鸣本身就是一种快感体验，它们的初衷并不是引发理性思考。微电影传播内容的浅表达体现了受众从注重实践意义的理性审美向以娱乐、消遣为主的感性审美转变，归根结底，这种转变离不开当前审美文化转向的影响。微电影剧情方面的精心设计在于迎合了受众对于情节的体验，而不断营造的各式情感诉求更多贴近受众的审美心理，两种方式都没有强调理性意识，而是更多借助于感性审美，将人和人的感性体验放置首要位置。
四、电影的奇观效应：视觉文化的审美核心
虽然微电影比起传统电影制作来说规模小、成本低，但它并没因为投入低而制作粗糙，相反，越来越按照电影标准制作，投入巨大，这是当前视觉文化影响下电影奇观化的必然结果。当代电影的奇观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动作奇观、身体奇观、速度奇观和场面奇观。微电影为了获得受众认可，其创作不得不考虑奇观效应。如微电影《一触即发》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集合了耀眼的明星、从高楼纵身跃下的动作、快速追逐的车驾场面、不断变化的后现代金属质感的高楼大厦以及变脸的特效，充分展示了好莱坞式大制作所具有的电影奇观的几大必备要素，从视觉上带给观众极大刺激。同时，微电影还通过名人效应制造视觉奇观。很多知名的微电影邀请明星担任演员以在视觉上吸引眼球，如吴彦祖主演的《一触即发》、桂纶镁、彭于晏主演的《酸甜苦辣》、梁朝伟主演的《心回迈瑞宝》、周迅主演的《指甲刀入魔》等。有的微电影由著名导演操刀制作，如姜文的《看球记》、贾樟柯的《爱的联想》等，甚至网易娱乐还推出了“明星微电影”系列。
微电影所包含的奇观效应与当下视觉文化的转向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认识世界更多依赖于视觉感官，可视性成为了当前消费文化的主要特征。作为以视觉为主要表现方式的文化产品，影视更加注重感性体验，特别是运用数字虛拟技术大量制造日常生活不常见的、美轮美奂的电影奇观以俘获人心。微电影所包含的电影奇观符合了当前受众对视觉审美的需求，其传播效果彰显了电影奇观在视觉文化时代的美学效应。
参考文献
[1]郑晓君.微电影——“微”时代广告模式初探[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1（6）.
[2]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J].学术研究，2004（2）.
中国电影传播 篇7
关键词：文革,内参片,政治,封闭,传播
文化大革命, 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 这一非同寻常的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文革时的内参片, 就是中国电影遇上文革后的产物。纵观中国电影史, 电影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 政治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革内参片, 便是其失去了原本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同时, 在政治人物的操控下, 借助其自身独特的传播方式来完成了电影在那个特殊年代所带有浓厚阶级色彩的政治“使命”。
内参片, 即“内部参考片”。顾名思义, 就是不对外公映, 只提供给具有一定资格的组织“内部”人士观看并且起到学习与“参考”作用的影片。观看内参片, 并不是在文革时期特有的, 而是在文革前就已存在的电影现象 (这一现象的出现, 与中国电影特有的政治作用相当吻合) 。例如, “上译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译制过少量的参考片, 影片是供中央少数首长和外事部门的人员观看的, 以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动态。”1而到了文革时期出现的内参片则是领导集体将电影作为政治意图传播的有利工具。出于政治目的, 其对电影的利用达到了“极致”, 至此, 中国电影就只能在十分“封闭”的状态上进行传播。
本文就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文革时期的内参片在中国是如何进行传播的。
一、“封闭”地传入
文革时期, 中国电影是主要传播者已经不是电影人, 而是中央领导、部门干部等政治人物。这一时期, 国产电影的生产几乎是停止的。因此, 内参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引进的外国电影。这些电影中, 有来自同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影片, 如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难忘的一九一九》, 朝鲜影片《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 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 罗马尼亚影片《多瑙河之波》, 越南影片《前方在召唤》、《回故乡之路》、《琛姑娘的松林》等;还有一些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啊, 海军》和美国影片等。这些引进的电影, 经过领导人的筛选得以传入中国后, 又因其拍摄的国家及影片内容被分为批判片、参考片等。如日本影片, 当时就被定为受批判的影片。周总理就曾针对某一部日本电影指出“是一部吹捧法西斯的影片, 表面上反法西斯, 实际上却在歌颂军国主义, 影片内容很毒, 要让我们的外国使节们了解。”还有, “李先念同志对几部日本影片也有过指示: 可以在内部小范围发行、看看影片, 事实证明日本在复活军国主义。”2此外, 有关部门对译制人员在进行电影译制后开展的大批判活动, 肃清其在译制过程中受到的 “毒害”, 也就更进一步地从影片的内容与艺术水准方面控制影片的传入后的影响。再有, 引进的电影在译制过程中片名均是代号的, 有的是用英文字母ABC, 有的则用数字编号如“沪内14”、“沪内15”等, 为的是要将这些影片保密。领导集体通过对传入中国的电影的筛选与界定, 行使了电影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的“把关” 的权力, 实现对其对电影传播效果的控制。就是这些保密的电影的传入都是在内部进行, 仅局限在具有较高权力的一部分人之间。这种传播活动的信息是在封闭式的极小范围内进行流通的。
二、“封闭”地译制
由于文革时期, 国产电影的停产, 因此传入的内参片就需要进行译制才得以观看。这样, 在文革的中后期就“保留”了一批电影的译制工作者 (这一批电影人员实则也是从劳动中被安排回到电影工作中的) 。然而有所不同的是, 这一期间的译制工作已并非完全是艺术工作, 而成为了一项政治任务, 一项极为严肃且要保密的任务。有曾担任当时译制工作的人员就回忆说“参加译制工作的人都必须对影片的片名、内容保密, 连家人也不许透露。即便是本厂的翻译、演员, 只要在目前正在译制的影片里没有任务, 也一概不能接触这部影片。此外还明确规定, 剧本不能带出厂外, 剧本都有编号, 工作结束, 必须交还厂里。这是作为一条纪律必须执行的”, “译制 “内参片”有严格的规定……配音用的对白剧本不得带回家, 配音完成后一律上交、统一处理。凡是不参加这部影片译制工作的, 不管是厂内领导、工军宣队, 甚至局一级的领导也一律不得看片, 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命令。”3可以看出, 电影的译制工作是在领导已限制好的范围内, 更重要的是, 这一有限的范围与外界完全隔绝, 信息是不允许对外流通。这是电影艺术封闭的创作空间, 电影艺术方面的信息就是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中传播。
三、“封闭”的影讯
在文革时期, 电影已不再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供人们欣赏与娱乐。引进的内参片在译制过程中用来取代片名的英文字母或者数字编号, 更像是政治符号。可见, 电影在文革时期显现的是政治属性。这样的电影早已没有了商业性质。由此, 就不需要所谓的电影宣传或广告等影讯。所以, 在电影的传播过程中就没有了各种形式的宣传这一环节, 取而代之的是组织内自上而下的消息告知。对于有资格看内参片的人来说, 正是通过类似单位组织内的事务的通知从而得知影片的放映。这一信息的传播只限在组织内, 即那些有资格观看内参片的人中。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回忆说:“有一回, 院里放罗马尼亚电影《巴布斯卡历险记》, 那是一部娱乐性为主的电影, 但也是作为内部电影, 由每个单位发票, 在大操场上放映。平时放这些内部电影的时候, 放映消息都是保密的, 这回不知怎么让外面的人知道了……大院放内部电影再也不发通知了。院里的俱乐部开始和全院的观众玩起了捉迷藏。有时候, 一大院子人坐在操场上等电影开演, 结果他们搞个《地雷战》一类的东西放, 放了一半, 看到人们走得差不多了, 突然换上当晚的主片。有时候, 大家在那里等了半天, 他们就说一句:今天没电影。之后再也不理大家, 最后搞到差不多十点钟, 人们只好散去。有时候, 刚才说完没电影, 可不一会就开始放电影。弄得大家对他们老大意见。”4另外, 对于那些没有特权观看电影, 但那些想方设法看内参片的的普通百姓来说, 他们观看电影的讯息除了从部分能观看内参片的人那里获取, 没有其它的途径了。人们说到那时的情形: “那时家离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不远, 每逢休息日, 总是固定每个星期去看场电影。有一次, 刚到门口, 却发现人山人海, 怎么这么热闹?原来, 当晚放映的不是公映片, 而是内部参考片, 门口也没有写明放映影片的名字, 透出一种神秘感, 问传达室的老伯, 说影片是从北京电影资料馆借调过来的, 叫什么《蜘蛛女之吻》, 还获过什么奖等等。为什么没有票买, 小伙子啊, 不是没有票买, 而是根本没有票买, 这是内部参考片, 明白吗, 不公开放映的, 只放一场, 放完了, 明天就送回北京。什么人看啊, 是最近省里开个什么重要的会, 都是各地的领导, 已经结束了, 今晚就是特地放参考片招待开会的人, 特意从北京调过来的……内参片, 就是这样第一次听说, 就是这么神秘, 因为, 不是一般的人能看的。”5由此可见, 这比其它时期公开的电影的宣传自然就显得相当封闭了。
四、“封闭”地放映
既然被定为“内部参考片”, 影片的放映场所是至关重要的, 封闭的放映场所才能保证内参片对放映范围、 观看对象的限制。对于中央领导来说, 他们所观看的内参片多半是在钓鱼台内播放的。如江青、王洪文、宋庆龄等人, 他们都有自己观看电影的放映厅, 不需与其他人分享的。此外, 文革内参片的放映场所多数是各单位组织的礼堂、军队的大院等, 这与其它时期电影的放映场所是不同的。正如在军队大院里长大的人说的那样:“我们大院有三个放电影的地方, 一个是大操场, 这里一般是放一些公开的电影, 另有一个大礼堂以及一个小礼堂。 小礼堂只有一百多个座位, 在那里放的都是级别很高的保密电影内部电影。”6由于放映地点的局限, 那些没有资格看内参片的人们, 为了能看到内参片, 则发生在内参片放映时被人偷看这一现在看似怪象的事件, 这些都是源于内参片太过封闭的放映方式。其次, 由于文革内参片放映环境的封闭, 观看者又受到身份的限制, 观看内参片需持有入场证。这样的封闭的放映方式又一显著的表现是:曾有个别电影人员因为某些历史问题, 不能获得观影资格, 连自己参与译制过的电影都不能观看的事件。再者, 国外的影片进入中国后, 中央领导的十分严格的筛选和界定, 就使得这些入境片的传播范围与放映场所再加局限与封闭了。有人曾说道当时“在一些级别相对较低的机关单位, 那些外国的反动电影就不能公开放, 只能是某一级别以上的干部才可以看”, 以及“当时的内部电影有着十分严格的级别限制。高级的机关就可以放一些欧美日本的、带有一些政治色彩的所谓‘反动电影’, 比如《山本五十六》、《啊, 海军》、《军阀》等, 还有就是美国的《紧急下潜》、《巴顿将军》等几部。”7而这种放映方式也直接影响到了那个时期人们的观影方式, 有资格看内参片的观众受到的是一种政治待遇, 即组织生活、政治活动等, 由此可见, 内参片就是在只能允许极小部分有特定身份的人进入的极其有限的范围内, 封闭式地放映。可以看出, 这种传播形式是在封闭而固定的空间内将陈旧信息的反复传递。
综上所述, 文革时期的内参片, 出于政治意图, 从其传入、译制、影讯到放映, 都是极其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可以得出, 电影的发展与本国的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内参片的产生反映了电影在中国受到政治的影响之大。中国政治在影响本国电影本身特性的同时, 还从电影传播的各方面加以控制和利用, 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封闭”的传播形式, 进而赋予了中国电影中文革内参片的政治意义。
参考文献
[1]颜纯钧.电影传播的奇观时代——“文革”电影的一个观察角度[J].现代传播, 2010 (1) .
[2]颜纯钧.文化的交响[M].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0.
[3]陆弘石, 舒晓鸣.中国电影史[M].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
[4]韩炜, 陈晓云.新中国电影史话[M].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新环境下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策略 篇8
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新环境
1. 媒体环境:新媒体发展势头强劲, 影响力大大增加
全球已经确认有60亿的手机用户, 23亿的互联网用户。全球智能手机用户总数也已经突破了10亿大关。新媒体已经对传统媒体形成巨大冲击, 它的传播范围更广, 广到了打破了行业的界限、区域的界限、甚至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 打破了信息发布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界限。它的传播速度更快, 快到几乎是全球信息同步。新媒体已经成为人们工作、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过新媒体这个平台传输的各类信息, 几乎波及到社会的不同阶层、各个角落。
2. 社会环境:观影氛围趋向活跃, 观众基础形成
2010年, 科幻3D电影《阿凡达》在中国取得14亿票房, 令许多中国电影人和影迷觉得不可思议:一是他们没料到现在中国有这么大的票房市场;二是《阿凡达》影片的优良让中国电影人瞬间感到绝望。2012年末, 徐峥执导的《泰囧》强势来袭, 最终以12.6亿的高票房完美收官, 这让中国电影界似乎获得了新生。紧随其后上映的《西游降魔片》票房则成一路狂追之势, 日前累计票房已达到12.37亿, 有望超过《泰囧》。由此可以看出, 从2010年起, 中国电影市场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 中国观众的观影热情有了很大改观, 已经形成了良好的观众基础。中国电影市场上缺少的不是观众, 而是好的影片。
3.经济环境:海外并购加速国际化步伐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中国电影产业也必须加快进入全球化的轨道。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海外并购成为中国企业提高竞争力和进军海外市场的重要手段。2011年6月, 华谊兄弟国际有限公司拟与美国传奇影业公司在海外建立合资公司, 方便了中国影片在海外市场的发行和放映。2012年5月, 万达以26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AMC, 拓宽了优质国产影片向海外传播的渠道。同年6月, 卡梅隆—佩斯集团在天津成立中国总部, 中国总部将获得独家授权, 在中国使用CPG的高品质3D产品及技术。无疑, 这些都为中国电影进一步“走出去”打下了良好基础。
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中的策略
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实质上是信息跨国传递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主要经历传播者、媒介、接受者这三个要素。传播者即电影的制作者, 这里主要强调电影导演, 一部电影拍的好坏主要是由导演决定的。媒介其实就是电影的推广发行公司, 好的发行运作通常能让一部电影如虎添翼。接受者即电影观众, 它是检验电影综合质量的试金石。在全球化的语境下, 一切从实际出发, 立足国内, 放眼国外, 才是中国电影的出路之所在。
1.重新定位策略
第85届奥斯卡颁奖典礼, 中国电影再次铩羽而归, 让国人对中国电影感到更加失望, 各种批评纷至沓来。可是, 我们必须明确奥斯卡并不是评价好电影的唯一标准。中国电影在欧洲各大电影节获奖无数, 却在奥斯卡上屡战屡败, 这其中的问题显而易见----并不是说我们的电影一定不好, 而是美国人尚未认同我们的文化。就拿吴宇森的《赤壁》来说, 它在全球票房8000多万美元, 甚至一度称霸韩国票房、挤走美国大片, 却在美国大市场上只收获62万美元, 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夜宴》, 当年在全球其他市场大放异彩, 唯独在北美不卖座。更何况, 放眼奥斯卡获奖史, 我们发现亚洲电影获奖的真是少之又少。
奥斯卡被称为美国价值观的发布会。2010年, 《拆弹部队》能够战胜《阿凡达》夺得奥斯卡的真正原因其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它浓墨重彩宣扬了美国的价值观。目前来看, 中国电影要想获得奥斯卡奖, 就必须迁就奥斯卡, 向奥斯卡风格妥协。到时候, 若真是获奖了, 恐怕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了。所以, 中国电影不如重新进行市场定位, 先把目光从欧美市场收回来, 转而把重心投向已经有一定影响力的亚洲市场, 等到在亚洲立稳脚跟, 再去“平天下”。我们不能牺牲掉本民族的特色, 一味去迎合别人的口味, 毕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而应以一种民族的视野、思维方式向世人展示本民族本质的、核心的东西。
2. 导演策略
(1) 打造品牌导演
导演是影片灵魂的赋予者。一部影片的质量,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素质与修养。著名导演的票房号召力通常和著名影星的号召力相匹敌, 有时甚至超过著名影星。中国电影导演在世界知名度普遍较低, 票房号召力自然不行。在大陆, 张艺谋算是最杰出的了。然而, 目前国内非议最多的导演也是张艺谋, 这恰恰不利于导演品牌形象的建立, 我们社会各界不如多想想如何更好的帮助我们的导演走向世界。
(2) 导演要善于利用高科技
回顾卡梅隆《阿凡达》的轰动, 再看看李安《少年派》的成功, 我们发现高科技技术的使用在现代电影制作中已是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电脑特技制作之于普通电影摄制机械的优势在于:它为观众营造了一个艺术幻境, 一个遐想的空间, 使观众在幻境与现实之间穿梭往来, 在强烈、新奇的感观刺激下达到平衡与满足。而中国大部分的电影导演似乎还没学会在电影制作中动用先进科技, 这就让中国的电影在国际市场上有些相形见绌。这就需要我们的导演注意去学习国外的电影制作技术, 培养自己的特效制作团队, 充分发掘特效制作人才, 并为我所用。詹姆斯·卡梅隆从1994年就着手《阿凡达》的创作, 前后达15年之久, 不断的进行技术上探索是成功的关键。
(3) 导演要学会讲故事
电影艺术的实质就是利用屏幕给观众讲故事。故事本身是电影能否成功关键。张艺谋的著名电影《红高粱》能够取得巨大成功, 和莫言的故事讲得好密切相关。而讲故事就需要非凡的想象力, 可是目前中国导演最缺的似乎就是想象力。细数近年来中国拍的有影响力的大片, 几乎都是从历史素材改编, 如《赤壁》、《夜宴》、《金陵十三钗》等, 很少是原创的。国人也一直在询问, 为什么我们的导演拍不出科幻片?其中技术弱是一个因素, 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导演缺少那样的想象力。各种篡改各种改编, 国人早已厌倦, 反倒是国外的科幻电影在中国场场卖座。所以, 建议我们导演讲故事应该多元化的取材, 史前、未来、传说、新闻都可以成为素材, 太拘泥与历史终会被历史所淘汰。
3. 发行策略
(1) 利用网络营销
根据一份调查结果显示, 互联网因为其便捷的传播和丰富的信息, 已经成为海外观众了解中国文化的首要渠道。所以, 我们可以利用当今世界互联网发达的优势, 进行电影跨文化的网络营销。在好莱坞, 越来越多的电影开始依赖社交网络和在线游戏进行病毒式营销。《饥饿游戏》的巨大成功正是因为狮门影业就先声夺人, 利用了社交网络和在线游戏进行营销, 带动了网民的极大观影热情。
在中国, 越来越多的商品也在利用社交网络进行营销, 因为看上去, 它们更廉价, 也更有效。例如, 在人人网上建立小社区卖衣服、首饰、食品之类的, 各种微电影微视频也是通过网络火起来。但是, 中国目前没有几部电影真正的利用上了网络营销, 还是以传统媒体为主。我们应学会利用网络营销, 打造立体的、多维的、全媒体的整合推广平台。
(2) 利用手机彩信和短信营销
既然全球七分之六的公民都拥有手机, 智能手机用户总数也突破了10亿大关。我们为何不利用手机作为媒介进行电影营销。短信和彩信广告已经应用到食品、服装、政务工作宣等当中, 并取得良好的效果。美国Mogreet表示, 彩信广告比应用内广告有效230倍。由此看来, 彩信是一条良好的推广渠道。
4. 观众策略
观众是电影产业的上帝。只有观众接纳和喜欢, 一部电影才能真正的实现其价值。所以, 我们的电影要想“走出去”, 必须让外国的观众喜欢我们的影片。但是前提是, 他们能够“看得懂”我们的影片。
新的调研数据表明, 对白听不懂、故事难理解成为外国观众观看中国电影最大的障碍。而对白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字幕翻译上, 对白翻译不好, 一部电影就可能精髓尽失。这也体现在电影篇名的翻译上, 比如《霸王别姬》当时向国外宣传时就翻译成了“Farewell My Concubine” (再见了我的小老婆) , 《花样年华》则被译成“In the Mood for Love” (爱的情绪) , 完全丢掉了电影本身的韵味。比较而言, 世界范围内英语文化的优势地位也是美国电影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优势。所以说, 中国只有大力培养能够精通中英文语境的电影翻译的人才, 才能让外国观众理解我们的影片, 从而喜欢我们的文化。
其实人们进电影院看电影, 不单是看明星, 看故事, 更重要的是看自己。但凡可以让观众找到自己的影子的影片, 都可以抓住观众的心。李安的《少年派》其实就和许多观众的内心达成了共鸣。观众与电影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依存的。■
中国电影传播 篇9
一、我们为什么要向世界说明中国:缘起与模式的改变。
从一年前国内四行业协会联合商务部在CNN推出的“中国制造”广告中, 可以看出中国人要与世界沟通的强烈意愿, 而这种意愿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运行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显然, 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经济和市场的重新分配, 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 这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市场份额和边界的调整过程其实是必然的, 即使不是中国, 也会由其他新兴经济体引发。但这种调整带来的相关国家国内产业调整、劳动力流动等问题, 总会引起一些民众的对立情绪, 为中国商品进入构成了很大的非关税阻力。并且, 由于语言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在传统西方文化视野里, 中国过去一直被边缘化, 被认为是一个神秘的国度, 而这种神秘往往意指异类的、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当这样一个被认为是异类的巨人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其商品在全球无所不在的时候, 对方往往由于不清楚你将按什么规则出牌、是否是自己的潜在威胁而心生疑虑。
我们也需要反思自身的进入方式。中国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涌入世界各地, 但中国的声音并没有实现全球化传播。缺少了文化的进入、对当地的社会人文环境没有贡献、对当地社会没有参与, 而只是单纯的商品大量涌入, 难免给人留下攫取利润的不良印象, 很容易导致“中国制造”威胁论。隔阂产生偏见、偏见导致冲突, 要真正改变“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 对外沟通和文化输出首当其冲。
按照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和框架理论, 虽然新闻中阐述的是事实, 但往往是经过建构的、单一角度的事实。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建构, 往往只能为受众提供一个角度, 并且是具有深厚西方文化底蕴和政治、社会背景的, 因此毫无疑问, 中国应当对建构自身形象有所作为, 而不是只依靠西方媒体来塑造中国形象, 这样不仅能改善西方主流人群对中国和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 而且能帮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
同样明显的是, 还要向世界说明, 中国需要规则与模式的改变。
从商务部等有关国家形象的广告中, 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对外传播思路的一些积极调整。政府能够开展这种国家形象的营销行为, 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 而要向西方输出声音, 就需要有他们可接受的媒体和方式来传达, 这种通过西方主流媒体投放商务广告, 使其听到中国第一手声音的做法, 在现阶段是一种务实的表现。然而, 国家形象广告不能成为唯一的推广模式, 它与企业、社会通过其他渠道进行沟通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公民交往, 学术交流、旅游都是很好的沟通方式, 中国还可以推出政策、文化等多方面的整体形象广告, 要让世界了解, 中国是一个遵循人类共同价值和游戏规则的国家。如果能够通过多层次的综合传播, 提供给西方主流人群解释中国的另一种角度并被其接受, 在一定程度达到某种平衡、消除某些误解, 就是非常成功的推广了。
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 眼下的国家形象广告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还有待商榷。对比与中国人通过整体概念把握具体事物的习惯, 西方人更倾向于从具体的个案和场景来体验, 更重要的是, 沟通的第一步不是晓之以理, 而是动之以情, 让对方产生认同感才是传播成功的关键。目前这类广告的呈现形式还是略显东方化, 并不符合西方人认识问题的角度和逻辑:整体上看这则广告是在讲概念、说道理, 而不是感染人或以情动人, 这种传达形式对于认同感的建立比较不明显。
这方面其实可以借鉴韩国的成功做法。中国人过去对韩国有多少了解和兴趣?但是韩国人通过韩风和韩剧中一些时尚元素的渗透和浪漫场景的营造, 让许多受众对韩国文化产生了兴趣和好感, 这种情感认同进一步带动了韩国的旅游业, 乃至整个韩国文化的对外推广。
好的传播效果应当是一盏能够照亮全部阴影的无影灯, 但这不可能由单一的传播行为完成。对于第一个国家形象广告而言, 我们也不能苛求其涵盖各方各面的诉求, 毕其功于一役。偏见的产生不是一时的, 因此它的消除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应该更加耐心和宽容, 创造更宽松的交流方式和空间。希望在“中国制造”等国家广告之后能够有更多后续的推广和传播活动, 真正达到对外沟通和文化输出的目标。
二、在造就传播的话语影响力方面, 国力是重要的, 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甚至不是第一位重要的因素。
“弱国无外交”, 这话是有几分道理的——任何有作为的外交都是建立在一定实力基础上的, 传播也是这样。有人把信息的流动比喻成一个连通器中的液体流动:只有当一端和另一端产生位差, 流动才能够产生。换言之, 传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和国家的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如果我们是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微不足道的小国, 即使你把报纸、电视、广播送到别人家门口, 也不会对你产生多大的兴趣, 只有当你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在世界上举足轻重时, 你的声音才有可能是人们“必听”的。
但是, 国力并不决定一切, 甚至它并不是决定传播影响力的第一位重要因素, 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日本的经济实力早就位居世界第二了, 但是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似乎和它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称, 原因可能有很多, 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缺少自身话语的独特核心价值——它和美国太一致了, 用传播学的术语就是传播内容的同质重复, 这样一来就缺少了人们选择和倾听它的话语的理由——与其听你说, 不如听美国说, 因为美国的表达更彻底、更鲜明、更到位。事实上, 人们在对同一类事物做出选择时, 多数情况下是只选第一, 很少会选第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就其经济实力而言, 它们所在的国家在世界的排名大约应该在几十名之后, 但是它们在反恐和中东事务上的国际影响力甚至可以和CNN这样的大牌媒体叫板。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充分有效地利用了阿拉伯世界的资源, 向世人展示了阿拉伯世界的视角, 让人们看到了事实的另一面, 为人们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提供了一个有独特价值的信息渠道。
显然, 上述事实其实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国际影响力, 或者当地发生了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重大事件, 便有可能为其建立世界话语权创造契机。但是, 这种可能能否变为现实, 则取决于实力和事件以外的因素,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传播内容与形式的价值因素。
从目前世界传播的格局上看, 不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基本上是由CNN、美联社和《纽约时报》等少数西方媒体所塑型的, 而且即使是我们自己的国际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上述媒体所塑型的。
为什么中国在世界传播舞台上的声音如此孱弱, 以至于严重“失语”?是因为我们的国力孱弱吗?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缺少造就国际影响力的内在品质吗?是因为我们表达的声音不够独特吗?显然都不是。我国传媒的表达 (从内容到形式) 不可谓不独特, 其旗帜鲜明的党派形象和不加掩饰的宣传腔, 非常明显地是和西方媒介有着天壤之别的, 但是这种“独特”似乎并没有构成吸引人们阅听的现实价值。显然, 除了实力和独特性之外, 传播话语影响力的造就还有着更加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 那么这个因素是什么呢?
三、在国际传播领域, 目前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是由西方主流媒介确立的, 它塑型了人们信息消费的胃口, 决定着传播致效的话语方式, 这是我国传媒走向世界时必须正视和顺应的。
从最一般意义上来考察, 价值是从物的有用性和主体需要的对应中产生的。在传播领域, 政治、经济、文化的辐射力构成了传播产品物的有用性的基础, 而打造与主体需要相对应的有用性, 便成为传播产品真正具备价值的关键。
首先, 传播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就是信息沟通和影响力的发生是建立在传授双方共同经验适度重合的基础上的。换言之, 一切产生现实价值的传播产品必须与人们既有的信息消费经验、信息消费偏好和信息消费模式相切合, 如果不切合, 传播者就会沦落为“沙漠中的布道者”——再好的教义、再多的资金, 也不会产生任何实际的效果。问题的关键在于, 在国际传播领域, 目前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是由西方主流媒介所确立的, 它塑型了人们信息消费的胃口, 决定着传播致效的话语方式, 这是我国传媒走向世界时必须正视和顺应的。譬如, 客观、公正、平衡、独立, 这是西方主流媒介主导下的国际传播市场的基本口味, 是人们对于传播产品进行价值选择和鉴别时的基础性标准。所谓客观, 就是要把事实报道与观点评论严格区分开, 不在事实的报道中羼进主观的评论;所谓公正和平衡, 就是要不偏不倚地对待争议双方, 引述一方观点时, 一定要同时引述与此不同或者对立方的观点;所谓独立, 就是指媒介要不偏、不倚, 体现社会良心和社会正义, 持有不同于任何利益集团的独立视角, 拉开距离报道事实和分析事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成功, 除去反恐形势凸显了阿拉伯世界的重要之外, 一群受过BBC严格培训的新闻人对于西方主流媒体传播规则的熟知和利用, 是其制胜的关键因素。
也许有人会说, 我们要高举旗帜, 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话看上去正确, 其实大谬不然。首先, 我们的报道内容是给我们自己看的还是给别人看的?如果是自娱自乐, 你尽管卡拉OK好了, 但是如果你是要给别人看的, 你就必须要和别人的需要方式以及偏好、口味相接轨。其次, 从传播艺术的角度看,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天然去雕饰, 最好的宣传是最没有宣传味的宣传。实际上, 简单地保持口径上的一致是最容易做到的, 但往往又是没有效果的。信息论告诉我们, 顺向流动的信息价值是比较低的, 只有错开一定的角度, 信息的价值才有可能确立。
四、构建国际话语权的第一步:“有新闻的地方就有我们”。
曾经看到过一条报纸的宣传语:“有新闻的地方就有我们”。但是, 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国际新闻报道中, 常常是有新闻的地方没有我们, 我们媒体的国际报道往往只是西方跨国媒体报道的“二传手”。近来, 加沙战火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但是我们了解加沙战况的全部资讯却几乎都是来自于西方媒体的报道;再往前追溯, 我们媒体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报道, 充其量也只是在西方媒体报道基础上的一种编辑。没有来自于新闻一线的第一手报道, 没有我们站在新闻第一现场发出的声音, 这意味着什么呢?往浅里说, 这是我们国家的传媒软实力还不行, 而往深里说, 实质上是听由中国人的头脑被西方媒体格式化——至少在国际新闻认知方面是这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世界是媒介化了的社会。大约70多年前,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舆论学者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在其名著《舆论学》 (Public Opinion) 一书中指出:大众媒介时刻在向人们构建拟态环境。换言之, 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 而人们由于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 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事物都保持经验性的接触, 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 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 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 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所谓‘拟态环境’也就是信息环境, 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 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 (媒介内部) 进行的, 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 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大量的传播学研究表明, 在这种由媒体构建起来的拟态环境基础上, 媒体在决定人们关注什么问题 (社会议程设置) 、决定人们从哪种角度看待问题和用什么逻辑来分析问题 (“诠释包裹”与“框架装置”) , 甚至于在塑造人们的态度和观点 (“启动效应”) 方面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1972年麦克斯韦·E·麦库姆斯 (Maxwell E.Mc Combs) 和唐纳德·肖恩 (Donald Shaw) 在《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指出:大众传媒对某些问题 (议题) 的特别报道倾向和力度 (显著性和重要性) 将影响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认知, 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 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 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其后, 心理学家凯尼曼 (Kahneman) 和特威尔斯基 (Tversky) 的决策研究发现, 同样的讯息经由不同的表达方式会导致人们做出不同的决策选择, 其不同的表达方式就是陈述的框架, 不同的决策选择结果体现着传播策略所显现的框架效应。而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 (Owen Goffman) 等人的研究表明, 框架构建就是人们通过选择思考结构 (框架) 对事件进行主观解释并构建社会现实的过程。有学者因而认为, 框架至少存在于新闻来源 (因其可决定如何从自身组织的角度诠释事件真相) 、新闻文本 (如新闻中的关键字、语词、标题等) 、新闻工作者、读者以及社会文化中 (框架的真正起源) 。
由上讨论可知, 第一手新闻资讯的掌控, 在形成社会议程和诠释框架方面扮演着至为重要的角色, 因此当我们缺失新闻来源第一手把控能力的时候, 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了社会议程设置的能力, 失去了对于事件的解释权, 并且最终让我们的人民无奈地接受西方媒体影响力的格式化。
问题的关键还不仅仅在于人们的认知层面。认知上的误导往往会进而导致自我实现预言的社会效应。研究显示, 如果媒体在初始时构建了一个假环境, 那么在特定条件下就足以引发基于这种情境状态的社会行动。社会学者默顿曾举例美国1930代代大萧条时期的一家银行倒闭来说明这一概念。一家经营状况良好的银行, 在某一天偶然聚集了较多的人提款, 于是有人据此做出一个判断:这家银行的经营出了问题。这本是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 却在储户中流传开来, 结果大家争先恐后地提款, 致使这家银行真的经营不下去了。这个结果, 当然不能证明最早认为这家银行经营出了问题的那个人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而是预言影响了储户的行动所致。
从个人行动的社会性角度看, 个人的决策总是会受到他人影响的, 在变化较为迅速的社会中, 人们会把媒体的报道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试想, 当媒体所构建的拟态环境出现偏误的情况下, 媒体的假定会成为许许多多社会成员的假定, 这时自我实现预言就可能成为一种危机传导的机制。
处于崛起中的中国需要关于世界的真相和与世界沟通的能力, 而真相和共同能力在认知上的本质就是信息对称以及由此造就的优势。信息对称的认知, 必须由不同媒体多角度报道来共同构建, 因此“有新闻的地方就有我们”是实现把握世界真相、与世界有效沟通的至为关键的第一步。
五、对内传播体制的改革是对外传播模式变革的前提和基础。
从中国社会言论尺度的宽松度和活跃程度看, 30年来每十年中国都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中西方的参照点不同, 西方观察中国的参照点源自西方的价值标准和利益诉求, 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进步很快时, 西方还在批评中国太不民主、过于专制。中国社会现在并不缺少自由, 抛开媒介的丰富程度, 信息公开条例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 但是在正式的媒介表达尤其是官方语言里, 其表达还是有很大的限制。为什么我们总觉得自己进步很大, 但是外国人并不认可这一点?恐怕我们自己也有某些根本性的不足。就像我们做社会调查一样, 有些指标是反映社会深层的指标, 有些指标是中介性的指标, 还有些指标是显示性指标, 显然我们在显示性指标方面的呈现做得不够, 我们没有把自己具有本质意义的进步一面展示给别人, 就像我这人很好心, 但总是说些不那么让人爱听的话, 这样双方就会产生误解, 这恐怕是目前对外传播效果不够好的症结所在。
中国电影传播 篇10
一、技术与网络维度:从快速跨越 到深度渗透,为新媒体传播提供有 力支撑
2013年,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更为深入,移动通信4G发展的正式启动和以3G为基础的移动互联网的深度渗透为中国新媒体传播带来了新的契机。新一代的高速、泛在、智能、弹性、开放的宽带网络,进一步推动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应用的出现。在新媒体技术方面,高钢认为,移动互联网、智能便携终端和云计算这三大核心技术将形成千姿百态的信息服务,改变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信息交流的模式与样态,从而使公共信息的提供方式,社会关系的经营方式,社会结构的演进方式发生革命性改变。杨然认为,在宽带战略的引导、激励和示范下,LTE成为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无线技术,光纤接入也已成为固定宽带市场中最大的增长点。而在3G、4G技术之后,5G移动通信系统的发展和软件定义网络(software-definednetworking, SDN)技术等新热点均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在大数据发展方面,邬贺铨认为,在科学研究领域, 基于密集数据分析的科学发现成为继实验科学、理论科学和计算科学之后的第四个范例。与此同时,诸多研究者对大数据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给予了客观提醒。雷震洲认为,大数据为人类带来了新的巨大价值,但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风险。由于数据集十分巨大,而测量颗粒又十分精细,有可能造成“虚假发现”的风险。另外,由于分析数据的数学模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可能得出不公平或有歧视的统计推断。从这年的新媒体研究中, 既可以感受到新媒体技术的深刻影响,也可以观察到研究者对于人本核心在新媒体技术发展中特殊意义的思考。
二、终端与应用维度:从泛在化智 能到社会化应用,推动进新媒体传 播泛化渗透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开放平台上的应用服务就成为新媒体传播的核心基础。这年, 涵盖手机、电视、阅读器、可佩戴设备等在内的智能终端的发展趋势倍受关注,微博、微信、微电台、微电影等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典型应用方兴未艾,移动互联网的深度发展使得新媒体传播的社会化趋势日益强劲。在智能终端方面,张洪忠通过分析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用户看电视和读报纸杂志的时间变化情况,发现两种移动终端的使用都会使近三成用户减少对电视和报纸的使用。黄升民等认为,和其他新兴技术形态相比,OTT TV对电视行业的改变更加深远、更加快速,也更具颠覆性。赵子忠、徐琦认为,可穿戴设备的流行令数据日趋成为数字化内容的新形式,“量化自我”逐渐成为新的生活方式。在微传播方面,喻国明认为,微博作为当下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平台,实现了两大类信息的传播——事实信息和意见信息传播。微博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和重要传播工具,其有效使用是有规则、讲规律的,因此人们可以准确把握住微博有效传播的内在规律。方兴东等认为,微信体现出来的融“即时化、社交化”为一体的特征, 以及基于移动终端,呈现跨网络、跨终端的特点使微信的传播机制与规律都呈现出新的特点。而微博和微信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成为研究者关注的 焦点之一。
三、内容与业务维度:从数据新闻 到社会化服务,深层改变传播内容 结构
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中,融合的特质在新媒体传播表象之下奠定着新媒体传播的未来形貌,不同入口、不同屏幕成为新媒体内容争夺战的前沿。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基于移动宽带网络的内容、业务、服务、应用成为新媒体传播发展的核心部分。在内容方面,新媒体技术在新闻领域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令人关注。彭兰认为, 在大数据等技术支持下,新闻信息资源的结构性变化,也会导致新闻业务形态的变化。方洁、颜冬认为,数据新闻是新闻业面临时代变化做出的积极应对,它使“众包新闻”这种合作共享式的生产方式得以在现实中成功运转, 进而改变了专业媒体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模式。周葆华认为,新媒体实际上是在重构新闻业的工作场景, 从“后台”到“前台”的“可视化”过程打破了既定的场景秩序,也在深刻改写新闻和新闻工作的定义。在社会化传播对于新闻的影响方面,喻国明等认为,微博成为新闻生产中的重要环节,整个新闻生产因微博的介入而从以前封闭的专业化组织生产演变成人人都可能参与的社会化大生产。蔡雯等认为,如果能突破现有瓶颈,微信对于新闻媒体将不仅是一条新的内容推送渠道, 更是一次发掘用户资源、将传统媒体品牌优势向新媒体领域延伸拓展的难得机遇。在技术背景下,虽然内容的重要性并未削弱,但是技术的变革却使得围绕内容的相关环节和组织发生了本质变化。
四、媒介与组织维度:从融和媒介 到开放组织,促进媒介组织独立开 放
新媒体传播中的媒介和组织是承载新媒体传播活动的重要主体。因此新媒体传播中的媒介和组织如何选择方向,如何创新发展,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从去纸媒化到去电信化、去广电化,可以感受到新技术对于传统传播领域的冲击和重塑。在新旧媒介关系方面,胡正荣认为, 用传统媒体的思路做全媒体是做不起来的,必须破除一个旧世界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胡翼青认为,新旧媒体竞合关系之辩,不是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专业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在传统媒介转型发展方面,唐润华认为,创新发展模式是报业实施战略转型的核心,如果不能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那战略转型就是一句空话。沈阳、罗婷认为,传统媒体转型,全局影响力靠微博,全局盈利能力靠自研APP,全局信息分享量靠门户和推荐型新闻客户端,精细的用户沟通则依靠微信。在试错中寻找正确方向是传统媒体的宿命。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媒介组织,尤其是传统媒介组织的变革已经从被动性变革向主动性变革深刻演进。
五、舆论与影响维度:从复调性喧 哗到网络化社会,凸现新媒体传播 社会影响力
当一些观点纠结于互联网舆论是否能够代表中国民意的同时,互联网舆论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舆论形态并在不断扩展着自己的领地。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互联网舆论变得越来越复杂、丰富,具有不可阻挡的突破性和渗透力,在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方面留下深刻的印记。在舆论研究发展方面,李良荣、于帆研究发现,网络的匿名性并没有减轻人们发表不同意见时的社会群体压力,过于自由的言论反而纵容了情绪化和极端化言论的产生。喻国明等认为,借助大数据,舆情研究的视角将更加多元化,社会舆情研究将真正成为一门与多学科交叉的社会显学,成为一门学科,改变目前舆情研究“策为上、术为主、学匮乏”的尴尬学术现实。在舆论场冲突方面,芮必峰认为,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需要通过适当方式交换资本,形成合力,找到规律,规避可能产生的符号暴力,以期寻找到一条和谐的互动之路,重建舆论场的“符号权力”。朱春阳等认为:从当代中国的社会格局演变来看,“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不能再被人为地塑造成对立关系,而是应该强调两个舆论场的顺畅沟通和良性互动。在舆论场主体多元化研究方面,李良荣等研究发现“公众共同的利益诉求”“事件发生地”“首发媒体”“首发 位置”“中央媒体参与报道”等因素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关键成因。王全权等认为,各级政府不应过分放大网络技术赋权对环境抗争的负效应, 而应看到草根民众在此过程中的诉求无奈。在舆情管理方面, 邱新有等通过计算政府、传统媒体、微博三方信息博弈中有效信息量的不同,推导出在突发事件中政府应采取及时发布信息、引导信息流向的有效策略。惠志斌认为,应以微博刚性把关机制和微博柔性把关机制相互融合的管理模式来推动微博事件信息扩散的科学引导。此外,在互联网整治进程中,我国所出现的互联网舆论从微博平台下沉到微信平台的现象,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关注。
六、战略与产业维度:从国家战略 到数字生态,推动信息传播产业转 型升级
新媒体传播领域,不是一个孤立的发展领域,而是中国信息传播领域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动力核心。从国家战略维度来看,信息消费、4G牌照、宽带中国战略、移动业务转售、信息安全、三网融合、智慧城市等等都已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主题。而新 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电信、互联网等领域,基于新一代信息传播技术、网络、应用融合而成的新媒体传播领域则共同构建成一个大型的数字生态系统。在新媒体国家战略方面,王润珏认为,自从中共十八大提出“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的发展方向以来,以新媒体为核心内容的现代传播体系构建成为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与目标。杨培芳认为,电信业深入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网业分开,更确切地讲,应该分为网络、平台、业务三个层级的分管体制。只有理顺基础公共服务的价格形成与管理机制,才能促使我国电信行业走出自由主义和行政垄断的双重误区。在新媒体产业发展方面,胡正荣、李继东认为,随着数字常态时期的到来,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传媒业日趋于电信业和信息技术业交融,跨界和跨区域运作方兴未艾,传媒产业范围不断扩大,传媒业延伸到信息传播业。曾剑秋、郭燕认为,由于缺乏三网融合相关立法、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管理体制不到位,监管效率较低等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在推进的过程中,广电、电信的表现并不如人意,三网融合依旧面临着诸多困境。总之,新媒体产业的开放度和活跃度仍显不足,在新媒体环境下,新媒体融合产业应该进一步发挥其在整个信息传播产业中的创新之核的推动作用。
七、体制与治理维度:从制度安排 到治理共识,引发顶层设计变革
随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和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新媒体传播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也将日益凸显。基于公共治理的共识,基于公共治理“善治”目标的追寻将成为新媒体传播领域研究者新的研究方向。在传播治理方面,郭小平认为,新媒体为公民记者赋权, 促进基于新媒体平台的社会与国家的互动, 拓展了民主的政治空间。新媒体构成环境善治的重要社会机制, 而环境风险的“善治”强调公共参与、多元协商与理性妥协以及民主过程的开放和有效。张显龙认为,“自上而下”的管制模式和“自下而上”的模式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将是互联网信息安全管制最佳模式,它既解决了参与各方的利益共享平衡问题,又保证了模式可实际操作的效果。在实名制管理方面,顾理平等认为,中国政府强制推行微博实名制的成本过大而收益甚微,微博实名制总体上是一个不经济的规制策略。张文祥等认为,在公共言论领域,不仅不应强推实名制, 政府还应承担保障公民网络匿名表达的义务。在公共性研究方面,王蔚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中的污名化愈演愈烈,这个一度令知识分子骄傲的称谓,正在遭受知识分子自身的唾弃。公共知识分子在话语中的“消逝”,将为中国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建构带来更多的迷思。安珊珊认为,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创建,既担负着促成自上而下政治治理观念改革的使命,也在推动着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的孵化。胡菡菡认为,微博的社区属性对促进协商民主的作用最为明显,既能带动广泛的政治参与也能促进身份平等和理性交往。总之,探讨互联网治理的研究成果有一些,虽然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但是也存在一些认识误区,总体上缺乏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探讨。
八、理论与研究维度:从中国语到传播前沿,推动新闻传播学研出现新变化
新媒体传播研究逐渐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镇和主流。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也自然濡染上浓郁的中国色彩和中国气象。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媒体传播研究是确立中国传播学研究世界影响的重要基石之一。李良荣、张华认为,互联网与新媒体的迅猛发展, 推动了传统新闻学、大众传播学又逐渐走向以互联网为基础、以信息传播为重心、以沟通互动为目标的“大传播”领域。彭兰认为,研究“个体”这样的社会最基础“单元”发生的变化,不仅是研究Web2.0及其他新技术影响的重要角度,也是研究今天及未来社会变迁的基础。Web2.0及正在兴起的各种新技术,不仅在重新定义数字化的个体,更在重新定义未来的传播格局和社会走向。廖圣清、柳成荫、申琦、秦绍德认为,传播学与外部学科互引程度加强,反映传播学开放性的提高,但与信息科学互动不足,可能成为传播学未来发展的隐忧。韦路则建议研究者将诠释研究范式带来的传播研究的“文化转向”更好地融入新媒体研究中,借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深描”新媒体事件在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所建构的特殊意义。 这年,研究者普遍对于新媒体传播能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未来研究格局带来更为深刻的变革给予很高的期许。
讲述中国故事 传播林业声音 篇11
190多个国家的上万名代表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0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10次缔约方会议。大家争先恐后地针对气候变化这个直接维系着地球和人类未来与发展的大事发表自己的观点。
当地时间12月5日13时刚过，位于会场F大棚紧邻出口的“中国角”就已经开门迎客。这是中国系列边会开幕的第一天，各种肤色的代表们闻讯赶来，想听听即将开始的中国林业边会能告诉世界些什么。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采取的政策和具体行动，一直都是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热点。为了更好地在国际讲坛上传播中国林业在气候变化中发挥的作用，主办边会的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负责人策划了不少方案。最终决定，以讲述中国故事、传播林业声音为主题，邀请多方代表，共同讲述了“中国林业碳汇交易促进农民增收”的故事。通过完整的故事演绎，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林业碳汇交易促进农民增收的过程、机制和成效。
这一新的主题、新的形式、新的角度，吸引了英国、法国、尼日利亚、多哥、南非、苏丹、加蓬、秘鲁、韩国、博茨瓦纳、中国等20多个国家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绿色气候基金等国际组织的70多名代表。代表们纷纷提问，希望了解更多的细节，获得更详细的资料和技术指导，以便在各自的国家或机构进行试点和推广。
此时的利马已是初夏。气候大会的会场设在临时搭建的密不透风的大棚里，让代表们感到闷热难耐。但他们依然兴趣盎然。一方面大家感受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使命，另一方面被中国的绿色边会的话题所吸引。
国家林业局气候办副主任、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秘书长李怒云主持了边会。她说，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和制度建设进程中，森林所具有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双重功能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森林植被的恢复和保护，成为全球增加森林面积最快和人工林最多的国家，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做出了貢献。与此同时，中国对占全国森林面积一半多的集体林实行了改革，农民获得了林地的使用权、林木的所有权和收益权。但是，森林经营周期长，短期内没有收益，怎样才能帮助农民通过可持续经营森林获得收益、巩固林改成果，是个关系到林业碳汇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大问题。
这个问题一下子激起了与会各国代表的兴趣。李怒云告诉大家，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作为中国国内首家以增汇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为目的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积极组织当地林业部门、科技支撑单位、林权交易所等，开展了“帮助林农可持续经营森林增汇、出售碳汇减排量增收”的研究，建成了“农户森林经营碳汇交易体系”。
她解释说，这个体系参照国内外自愿碳交易规则，考虑了农民单家独户的特点，研制了“农户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编制了“林业碳汇项目审定核查指南”，建立了碳汇减排量注册平台和碳汇自愿交易托管平台并在浙江省临安市开展了试点。
接下来的主旨演讲，按照“农户森林经营碳汇交易体系”的运行程序，由政府部门、碳汇计量单位、审定核查专家、碳汇交易托管平台的代表组成了发言团队，完整地展示了该体系科学规范、严格管控、环环相扣的项目规则和经验。
李怒云用一张示意图展示了整个体系的运行模式后，临安市林业局副局长朱永军简要介绍了所制定的管理办法，其中包括发布项目信息、征求林农意见、明晰林地产权、森林经营技术要点、农户限期报送经营活动信息以及发放碳汇证的规定等，以确保首期42户林农顺利加入试点。
浙江农林大学教授周国模说，该校制定开发出了我国第一个《竹林项目碳汇计量与监测方法学》和《竹子造林碳汇项目方法学》，2008年在临安营建了全国首个毛竹碳汇林项目，2009年编制了全国首个县级碳汇林业建设规划《临安市碳汇林业建设总体规划》，2010年推动临安市成为全国首个碳汇林业实验区，开展碳汇造林和森林碳汇经营计量监测长期试验，该校获得全国首批《林业碳汇计量与监测资格证书》。这些工作为推动当地地区林业碳汇项目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还介绍了颇具特色的农户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和碳汇计量情况。他说，农户经营碳汇项目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和创新意义，又有特殊的技术管理要求。我们参考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林权改革和生产实际，开发了专门针对农户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计量与监测的技术和方法。这些技术可操作性强，便于复制和推广。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武曙红对林业碳汇项目审定核查指南行业标准做了简要介绍。她说，林业碳汇项目额外性认定、现场和文件审查、碳汇量审定等程序，是确认项目碳汇量真实可靠的重要环节。审定后的碳汇减排量，在中国林业碳汇注册系统开设了专门的窗口进行注册。依托注册信息，临安市林业局给农民发放碳汇证，该证记录了农户项目的预期碳汇量。农户再与华东林业产权交易所签署托管协议出售碳汇。
华东林交所董事长沈国华向与会者们展示了托管初始登记、托管信息保存、碳汇交易流程以及托管变更登记等交易环节。他负责任地告诉各国代表：我们依托上述交易体系，开展了真实的交易。签约之后，临安42个农户森林经营碳汇项目产生的预估碳汇量，分别被中国建设银行浙江分行和公众以30元/吨的价格购买，真正实现了农户森经营碳汇项目的成功交易。
李怒云说，这个以促进农户森林经营碳汇项目为目的的自愿碳汇交易体系，是帮助农民出售生态服务获利的有益探索，是通过林业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创新举措，是贯彻落实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具体行动，是顺应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程涉林议题的科学实践。
逻辑严谨的讲述，在各国代表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位南非代表说，这一体系的研发和运行为企业搭建了自愿减排、扶贫惠农的公益平台。企业购买碳汇、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帮助林农实现了生态服务价值的货币化。这种交易模式，为解决林业生产周期长、短期内林农难有收益的问题提供了
思路。
一些国家的专家认为，这种创新的生态补偿模式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农民收入、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环境的有效途径，能够调动广大企业和农民的积极性，值得在本国试点推广。
随后，福建省永安市委书记黄建平介绍了《发展碳汇林业，建设生态文明》的情况，中国低碳旅游推介委员会秘书长刘霞介绍了中国低碳旅游的倡导与实践，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雷海清介绍了温州的碳汇林业发展情况，帮助各国与会代表了解中国绿色碳汇事业发展的全貌。
北京二外附中校长付晓洁介绍了在中学生中开展绿色碳汇教育的情况，向各国代表展示了中国的明天和希望。他和李怒云一起，把共同编写的、刚刚出版的3部有关绿色教育的中英文校本教材《中国湿地》、《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中国沙漠化防治》，赠给了与会的法国、南非、玻利维亚等外国代表。拿到新书的外国代表们十分兴奋，没等边会结束，就迫不及待地翻看了起来。
利马下午的太阳亮得刺眼。2015年的联合国气候大会承办方——法国巴黎正在会场外起劲地做着前期的宣传。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组织的代表团队并没有因为边会的成功而感到如释重负。相反，他们意识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优势 篇12
强调自我修养的中国文化具有融合世界文化的基础。儒、释、道三家鼎立,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以明德为首务, 以天命率性为圣教, 以至善为指归, 以中庸为道统;道家以自我的“超圣入神, 超神入化”为最高人生境界;佛家则是要通过个人的人生修炼, 解脱生死, 其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悟道成佛。中国文化, 总体上强调的是个人内在的修炼, 着力点是精神情操的自我升华。西方文化总体上探讨的都是社会、政府如何为个人自我个性的张扬创造条件, 着力点是个人发展的外部的制度提升。
东西方各自文化的要旨不同, 但却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 成就健全向上的人生, 成就健康、活力的社会, 两方面缺一不可。东西方文化在这两方面实现融合, 于各国未来有利, 于人类有利, 存在融合的基础。
“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核心对世界文化发展具有指向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的思想, 肯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然, 尊重自然, 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 反对片面地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
西方文化则以人为万物的尺度, 万物为人所役, 斗天、斗地、斗自然, 争名、争利、争荣誉, 吃荤、吃素、吃海珍, 纵情、纵性、纵欲望。这种观念, 短期观察于人有益, 长远观察害则大。现代西方在物质丰裕的同时, 横行的物欲, 已对人类长远发展造成空前威胁。
有识之士在看清西方文化长处的同时, 也对其弊端予以充分的警惕, 并从中国文化中看到了人类未来的希望。“天人合一”的“大爱”, 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
推崇“社会大同”的中国文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文化最鲜明的民族特性是“和”, 是把和谐当成社会的终极目标。老子曰, “为无为, 事无事” (《道德经》第63章) 。强调“天之道利而不害,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道德经》第58章) 。儒家“和合”、“中庸”、“大同”。《礼记》中“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与, 盗窃乱贼而不做。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 (《礼记·礼运》) 。这是对社会终极目标的具体描述。推及邻邦关系, 提倡“善解能容、协和万邦” (《尚书·尧典》) 。《周易·乾卦》中说“首出庶物, 万国咸宁”。即主张万邦团结, 和睦共处。孔子也提出:“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 既来之则安之。”主张以交往感化外邦, 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孟子则提出“仁者无敌”, 主张“以德服人”, 提倡王道, 反对霸道。在局部冲突不断发生的当今社会, 这种思想无疑是具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作用的。
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策略
进行文化自省。文明的自我反省, 并不是自我否定, 它是发展的最好动力。亨廷顿说, 正是不断有人谈论美国的衰落, 美国才没有衰落。“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最大资源, 21世纪的中国能够开创多大的格局,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人能否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活水源头中”。
在传播内容选择上, 强调民族性, 兼顾世界性。 (1) 文化与众不同的一国特性同它的世界普通适用性即所谓的“普世性” (或“普适性”) 是相通的。例如, 颇具民族特色的意大利歌剧历经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发展, 是因为其主题是人类所共享的——爱情与死亡, 其终极关怀是各国民众所共同追求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中国五千年的文化, 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 可以细化的东西很多。中国“和”文化, 如“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文化理念应是传播重点。
重塑传播形象, 刚柔并济, 避免程式化。不能片面认为古代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全部, 更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奇异部分作为宣传主体, 以偏赅全。针对不同地区要有不同的策略, 比如对非洲国家, 我们可以加大力度宣传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而对欧美, 可以淡化政治色彩, 着力展示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先求文化认同, 再求政治理解。不要一提中国文化, 就让外国人想起“武术旗袍大花脸”。 (2) 2008年北京奥运会, 我们抓住了这个全球性的媒介事件, 整合文化的力量展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成果和国人的时代风貌, 凸显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形象的精神本质和文化内涵, 是一个成功范例, 值得研究推广。
选择传播载体, 拓宽传播途径。我们要大力发展外向型文化产业, 政府要重点扶持能传播和宣扬既有中国特性又具普世性的文化价值观的广播、影视作品, 以基金会、奖励、补贴和免税等方式开拓相关的大众媒介产品的国际市场。要以奥运会、世博会等为契机, 搭建与世界交流与对话的平台, 通过文化的整合、设计和引导, 使真实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呈现在世界面前。
抓住传播重点, 注重语言传播。语言的传播度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根本指标。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键差别就在于语言 (包括汉字和口语) , 正是由于语言的差别, 才导致了思维的差异。正是因为汉字的借用, 越南、朝鲜、日本等邻国在文化精神、思维方式、道德观念等方面都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 应当积极扶植以海外华语观众为主要对象的中文电视广播节目, 逐步提高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和普及化水平。积极地向国际社会推荐以圣人“孔子”为名、旨在全球推广汉语的孔子学院。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对外汉语教学师资, 规范汉语言教学, 寓文化价值观于语言教学。 (3) 要加快信息产业的发展, 积极推广汉语网络信息 (不只是商业信息, 更多的应是自由信息即一般性的文化信息) 服务, 让中文真正成为中国文化沟通和影响世界的“使者”。
注释
1 李智:《论中国文化软权力化的对外传播策略》, 《阴山学刊》, 2008 (6) 。
2 周瑾:《中国文化元素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 《对外传播》, 2008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