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路径（共3篇）
平衡路径 篇1
一、中国经济失衡表现、原因及其代价
(一) 中国经济失衡的两大突出表现
中国经济失衡的一个突出表现, 是经常项目顺差过多和外汇储备规模过大所表现的外部经济失衡;具体表现就是经常项目顺差过多, 外汇储备规模过大。2001年12月,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仅为1.31%;从2002年起,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逐年扩大, 2007年6月达到历史高点10.71%;其后开始下降, 到2010年12月, 仍然有5.10%。目前,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已经突破3万亿美元, 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经济不平衡的另一表现, 是以劳动者工资水平过低、消费占GDP比例过低、国民储蓄率过高为特征的内部经济失衡。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10.3%, 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9%, 而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9.4%, 农民收入年均增长6.0%。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严重落后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
目前, 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 消费在GDP中的比例近年来持续下降, 2010年只有35%, 大约为美国消费占GDP比例的1/2。中国消费比例过低反映两个问题:第一, 中国居民没有分享到经济长期快速增长成果;第二, 投入产出效率较低, 实物资源消耗较大, 具有明显的粗放式经营特征。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二) 中美经济失衡的原因
中国经济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美国而言的, 也就是中美贸易失衡, 中国对美顺差过多, 美国对华逆差过多。造成中美经济失衡有以下四个原因:
1. 外部原因。
2002年以来, 美国资产证券化和住房信贷增长率井喷, 美国房价井喷, 全球能源和资源价格也出现井喷。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自2002年以后出现快速增长, 是和这场全球虚拟经济泡沫膨胀密切相关的。从需求角度看, 2002年以来美国需求和美国造成全球非理性繁荣带来的需求, 带动了中国出口。
2. 内部原因。
从供给角度看,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 全球资本大量增加对中国投资, 带来加工贸易顺差快速增加。与此同时, 中国为了应对加入WTO,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提升了供给的效率。归根到底, 中国巨额贸易顺差来自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劳动生产率提高。1978年以来, 中国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超过了美国。中国工资上涨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 国内物价长期低迷且低于贸易伙伴物价, 都增强了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3. 顺差结构。
近年来,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逐渐下降。从结构分析中发现, 中国加工贸易是顺差, 一般贸易是逆差。如果不考虑加工贸易, 实际上是逆差。在中国贸易结构里, 加工贸易占50%左右, 进口产品通过加工再出口, 必然产生顺差。在此过程中, 留在中国本土的仅为有限的“加工费”, 大多数利润都流入了跨国公司。
中国发展加工贸易, 主要是因为在特定历史阶段里, 中国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和大量廉价农村劳动力。这是中国经济比较优势所在。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充分发挥这种比较优势, 让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广大消费者享受到从中国进口的价廉物美商品, 同时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就业机会, 降低了通货膨胀率, 并拉动全球经济增长, 这是中国做出的贡献, 应该得到全世界的褒奖和认可。
4. 中美经济结构。
从中国方面看, 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对美顺差;进一步, 则是牺牲中国工人工资收入造成对美顺差。中国为了保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长期执行“价廉物美”的政策。为此, 一方面大力改造旧设备, 引进新工艺、新设备;另一方面, 则是牺牲工人工资收入。近年来, 中国仍然保持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 同时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更快。尽管有大量劳动供给, 工资也在不断上升, 但劳动生产率增长仍然快于工资上升。
与中国情况不同, 美国贸易逆差是储蓄太少、过度消费引起的。美国政府花费巨额支出用于战争和发展尖端武器, 而且, 美国人不知节俭, 浪费极为严重, 必然引发贸易逆差。因此, 美国必须增加储蓄、减少政府支出;中国则要从收入分配入手, 扩大社会需求, 改善社会福利, 同时注重保护环境, 从而根本解决中美经济失衡问题。
总之, 中国贸易顺差过多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配置资源、进行全球贸易, 推动了中国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在一定意义上, 中国巨额贸易顺差是中国生产要素价格长期低下和扭曲造成的, 是以牺牲中国工人工资收入和福利水平为代价的。
(三) 巨额顺差让中国经济付出了沉重代价
中国为了取得巨额贸易顺差, 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首先, 金融成本。一是货币对经济增长驱动力减弱。20世纪90年代中期, 每驱动1个单位GDP增长, 中国大约需要投放1个单位的广义货币M2;进入21世纪, 上升到需要1.8个单位的M2;2009年, 进一步上升到需要3.0个单位的M2。从国际比较看, 2010年中国M2/GDP为1.9倍, 美国为0.60倍, 欧盟为0.61倍。换言之, 中国用了11万亿美元的M2驱动着6万亿美元的GDP, 美国用了8万多亿美元的M2驱动着15万多亿美元的GDP, 欧盟用了近11万亿美元的M2驱动着超过18万亿美元的GDP。中国与美国和欧洲的差距可见一斑。二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失衡。这不仅表现在货币错配上, 更表现在价值亏损上。2010年12月, 中国外汇储备资产2.84万亿美元, 相对于1美元兑6.6元人民币汇率, 实际价值为18.74万亿元人民币;但是, 中国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里的外汇资产价值记载为21.13万亿元人民币 (按照历史成本计价) , 账面亏损2.4万亿元人民币。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 最终将由政府财政买单。三是因外汇占款过多引起通货膨胀压力。四是因外汇储备增加引起人民币升值压力。五是因顾忌国际热钱流入导致人民币升值而长期实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 导致资金价格扭曲、投资膨胀和产能过剩。
其次, 资源成本。一是煤炭消耗。2009年, 中国总共开采了30.5亿吨煤, 发电36506亿千瓦时, 但是, 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居民却仍然经常面临拉闸限电。二是原油消耗。2009年, 中国原油产量1.89亿吨, 进口原油2.038亿吨, 净进口原油1.99亿吨。三是稀土消耗。2010年1—11月, 中国共出口稀土3.5万吨, 中国现在占全球稀土的储量只有36%左右, 但是提供了全球90%的稀土供应。有专家估计, 世界最大稀土矿包头白云鄂博矿藏将在30年内消失;有“世界钨都”之称的江西赣州稀土资源矿将在20年内开采殆尽。
再次, 环境成本。一是全国地表水污染严重。河流:七大水系总体为中度污染。海域:四大海区近岸海域中, 渤海为轻度污染, 东海为重度污染。淡水湖泊:只有作为中俄界湖的兴凯湖没有富营养化, 其他包括镜泊湖、博斯腾湖、洪泽湖、南四湖轻度富营养, 达赉湖、洞庭湖、鄱阳湖、洱海、中度富营养, 白洋淀处于重度富营养状态。大型水库:只有位于台湾省桃源县的石门水库水质没有富营养化, 其他包括于桥水库、丹江口水库、崂山水库、松花湖、董铺水库、门楼水库、密云水库、千岛湖都属于中度富营养, 只有位于辽宁抚顺的大伙房水库属于轻度富营养。二是酸雨。在监测的500个城市 (县) 中, 出现酸雨的城市281个, 占56.2%。三是二氧化硫排放量。2009年, 二氧化硫排放2214.4万吨。四是固体废物。2009年, 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203943.4万吨, 危险废物产生量1429.9万吨, 排放量710.7吨, 进口5981万吨。五是农村环境。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 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 新、老污染交织;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 危及农村饮水安全和农产品安全, 农村面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双重威胁。六是气候异常。七是水电和核电潜在的生态危害。
最后, 劳动力成本。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 在长期通货膨胀条件下, 实际购买力是下降的。农民工忍受着糟糕的劳动条件, 拿着微薄的工资, 几乎没有社会保障, 工会组织形同虚设。在激烈竞争之下, 很多企业不是依靠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而是依赖加大劳动强度、降低工资待遇等手段;于是劳动环境越恶劣, 工人就越少有机会接受培训学习, 增加工资收入就越不可能, 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窄, 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二、为什么选择渐进式汇率升值的策略
(一) 人民币汇率面临升值压力的含义
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国国内可贸易品价格和非贸易品价格的“双重运动”。从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价格角度看, 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有三重经济含义。
第一, 中国国内可贸易品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品价格不断下降。这是由于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快于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 也快于本部门工资提高, 导致出口产品价格相对下降或者绝对下降。非贸易部门工资比照出口部门工资提高, 超过了本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 导致非贸易品价格绝对上升或者相对上升。
第二, 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不断下降。在工业化大量引进技术阶段, 中国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不仅快于国内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 而且快于发达国家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其工资水平相对提高不仅慢于国内非贸易部门工资水平, 而且慢于发达国家贸易部门工资水平。中国出口部门“工资生产率弹性”, 即工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之比, 在全球是最低的。中国出口部门工资水平提高速度慢于美国, 而中国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快于美国, 这是技术“后发优势”造成的。中国原创技术较少, 在一定时期集中引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 可以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降低成本。当中国可贸易品劳动生产率提高快于发达国家, 而工资水平提高相对慢于发达国家时, 出口和贸易顺差就必然会增加, 从而产生人民币升值压力。
第三, 如果中国和美国具有相同的通胀率, 由于两国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变化不同, 那么人民币将有升值压力。由于中国是二元经济结构, 缺乏统一均衡的市场, 历史遗留的价格体系、服务教育医疗和土地等价格很低, 必然造成较大的价格上涨压力, 而不像发达国家价格体系已经较为均衡。因此, 中国非贸易部门价格上升一定比美国更快, 而可贸易品价格上升则较慢。如果两国通货膨胀率相同, 一定是中国可贸易品降价, 而非贸易品涨价。而直接决定汇率的, 正是可贸易品的价格变化, 可贸易品价格下降意味着货币面临升值压力。
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三重经济含义的核心, 就是在大量引进技术和外资时期, 中国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快于工资水平上升, 使出口价格相对或者绝对下降, 从而产生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
(二) 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大幅度升值的负面影响
汇率升值是任何快速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的历史阶段, 中国经济面临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 采取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度升值的方法, 不仅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高顺差问题, 而且还将给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带来三大负面影响。
一是增加失业, 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人民币升值后, 相应提高了中国农产品出口价格, 从而削弱其国际竞争力;农产品出口下降和进口增加会使本已十分脆弱的农村经济遭受打击, 特别是降低农民收入, 使农民入不敷出, 造成农村市场萧条, 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被迫涌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目前中国新增就业机会主要是出口和外国对华直接投资, 人民币升值会使国内生产成本加大, 对上述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城市就业压力空前加大, 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里更难找到工作, 使中国二元经济转变陷于停滞。
二是减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目前, 中国经济刚刚走出金融危机阴影, 经济恢复的基础不牢, 外贸依存度超过了60%, 一旦人民币大幅度升值, 将会导致外商直接投资下降, 出口产品竞争力受挫。中国外贸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优势, 而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一般利润很微薄, 一次不大幅度的汇率升值就会使企业由盈利变成亏损。出口急剧下降还会加剧国内产能过剩和失业, 导致居民收入降低, 国内消费需求下降, 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三是不能解决中国顺差问题。从长期看, 即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比较优势依然存在, 中国出口水平会逐步恢复。进口产品主要是生产原料、能源、先进设备和奢侈品, 具有较低的价格弹性, 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 以及国际收支状况可能恶化, 进口规模甚至会绝对下降。人民币大幅升值的一个可能结果, 就是在经历一段“痛苦”调整之后, 中国进出口金额可能都下降, 但仍然保持较高顺差水平, 这对中国经济将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 人民币汇率升值应考虑的经济因素
人民币升值到底应该保持多大幅度和怎样的节奏?有人主张, “一步到位”, 一次性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显然, 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状况是难以承受这种冲击的。目前, 中国二元经济特征明显,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重道远, 不具备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的现实条件。
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中国普通工人工资只有美日工人工资水平的1/20, 中国工人劳动生产率是美日工人劳动生产率的1/4, 因此, 中国商品竞争力会以5倍差距高于美日;同时又假设原材料等商品能够充分流动, 其国内价格可以随着汇率变动而调整, 因此就想当然地认为人民币汇率能够承受500%的升值。一个基本事实是, 中国大约2/3的出口加工企业是中小民营企业, 它们用了近1/2的总资产购买原材料, 只赚取5%~6%的微薄利润;如果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度升值, 很多中小企业将会关门倒闭, 进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急剧下滑和大量农民工失业。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大幅升值, 主要是考虑到以下经济因素:
首先, 经济发展动力。目前, 出口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人民币快速升值将会显著提高生产成本, 直接对中国出口产生消极影响, 进而直接减少就业机会。特别是, 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最为明显。同时, 人民币名义汇率大幅度上升, 不仅导致中国可贸易品价格上升, 出口竞争力减弱, 而且还会导致中国非外贸品价格上升, 从而致使国内需求整体下降, 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连锁效应, 使中国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其次, 人民币稳定性。一般而言, 经济快速增长通常蕴含着货币贬值预期:一是由于经济增长需要进口大量物资和技术, 从而对外汇需求增强;二是由于国内投资对货币需求过旺, 从而引起国内货币供给增大。如果人民币稍有升值压力就上调, 一旦人民币需求不足就下调, 必然造成人民币汇率频繁波动, 使得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特别是, 目前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外贸出口顺差和外商投资大量流入, 两个方面都具有暂时性。随着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外汇管制放松和人民币升值预期改变, 很可能导致形势发生逆转。
第三, 应付突发事件。目前, 国际金融体系由美元主导, 美国可以利用本币渡过金融危机甚至转嫁危机;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 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 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而且, 中国金融监管体系还很不健全, 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因此, 如果频繁调整汇率, 可能引发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和流出, 将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第四, 吸引外资, 防止内资外逃。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减弱。人民币汇率偏低有利于吸引直接投资, 人民币汇率偏高有利于吸引间接投资。例如, 在20世纪80年代人民币汇率偏高, 外资以贷款形式间接投资为主;而在20世纪90年代, 人民币汇率开始偏低, 直接投资开始占主导地位。而且, 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强化内资外逃的激励。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 国人往往具有强烈持有“硬通货”的偏好, 这表现为大量的合法和非法资金外逃。一旦人民币汇率高估, 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民币转换为外币, 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也就是维持人民币强势地位, 将促使那些准备外逃的资金慎重行事。
三、为什么选择渐进式增加工资的策略
(一) 中国工人工资现状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 在2000—2005年间, 中国人均产出增长了63.4%, 远高于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但是, 印度平均工资增长为11.5%, 而中国只有7.5%, 低了4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居民并没有享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更严重的是,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严重不公, 被淹没在“平均工资上涨”之中。在分配不公结构中, 既得利益集团占工资比重越来越大。据统计, 2005年中国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总数833万人, 占全国职工人数不到8%, 但工资收入和工资外收入总额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中国工资收入结构有三个特点:一是工资增速总体低于GDP增幅, 更低于财政收入增幅;二是工资向垄断企业职工倾斜, 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平均工资增长”掩盖了大多数人相对收入下降的事实;三是企业薪酬大部分向管理者倾斜, 且距离越来越大。在央企27个主要行业中, 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差距倍数, 由2002年的3.5倍扩大到2004年的6.4倍。与此同时, 很多地方最低工资和最低社会福利保障水平提高幅度, 远低于企业职工工资增长幅度。可见, 中国贸易顺差是以牺牲中国工人工资收入增长换来的。因此, 要改变中国贸易顺差状况, 必须改革中国工人收入结构。
(二) 汇率升值与工资上涨将产生不同效果
工资上涨产生诸多正面效应。根据萨缪尔森-巴拉萨效应, 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国家, 其实际汇率将出现同步升值。但是, 本世纪以来, 中国工资、物价和人民币实际汇率都保持相对稳定。与此同时,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逐年下滑, 造成中国经济内部不平衡。如果工资能够获得足够上涨, 将部分抵消“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从而减少中国贸易顺差。工资上涨可改善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 提升居民消费, 降低储蓄率。
汇率调整和工资上涨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中国二元经济造成大量廉价劳动力, 中国出口竞争力不应长期建立在这种低成本优势上。长期看, 中国经济增长就是要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 特别是缩小二元结构差距。继续维持低工资, 必然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 升值预期将鼓励热钱涌入, 会扩大外汇占款及被动货币供应, 进而增加通胀压力, 使富者更富。在国内投资缺少机会的情况下, 增加了国际资本外逃的可能性。涨工资惠及低收入群体, 是一种结构性政策;升汇率则更多惠及富人, 是总量政策。基于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考虑, 特别是出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当前中国更应该采取提高工人工资, 而非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这一措施有利于完善收入分配体系, 防止社会进一步两极分化。但是, 工资由市场决定, 政府不能直接决定工资水平。因此, 必须推进工资形成机制改革。
汇率升值和工资上升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名义汇率上调和工资上涨都会导致实际汇率升值, 除了这种替代关系, 汇率和工资之间还存在互补关系, 过分强调其中之一, 都有失偏颇。汇率升值有利于控制国内整体通胀水平, 从而为工资增长提供空间, 且能提升货币工资的购买力。此外, 工资上涨不仅会增加出口企业成本, 而且会增加非出口企业成本;而升值则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出口部门生产成本, 从而能较好地调节中国经济内外失衡。
美国敦促人民币升值, 而不愿中国工资增长, 还有其自身的原因。中国工人工资提高对发达国家维持世界社会经济中心地位是不利的。首先, 中国工人工资上升, 直接提升了中国内需;其次, 中国工人工资提高使得跨国公司无法获得廉价劳动力;再次, 中国工人工资提高还可能影响发达国家移民等社会政策。
(三) 增加工资促进经济再平衡考虑的因素
通过增加工资来促使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 主要是考虑到以下经济因素。第一, 财富分配效应。人民币升值对高收入阶层有利, 因为他们不但持有大量存款, 而且有很强的进口商品需求倾向。人民币升值后, 他们原先存款对进口商品购买力提高了, 从而变相增加了他们的财富。相反, 对低收入阶层而言, 他们不但没有多少存款, 而且本身也不消费什么进口产品, 因而人民币升值不会给他们带来好处。与此不同, 工资上涨对象是低收入工薪阶层, 从而直接提高这一阶层的财富, 缩小收入差距。
第二, 需求转移效应。人民币升值以后, 进口商品将更加便宜, 结果需求替代效应使得高收入阶层将其需求转向这些进口商品, 而且, 出国需求诸如旅游、子女求学以及其他消费将不断增加, 从而导致国内产品和国内市场需求下降。近年来,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上升了20%多, 大量中国人到欧美旅游、留学, 这些人大都来自高收入阶层。同时, 原来供高收入阶层消费的那些国内产品价格由于外来竞争而下跌, 而为这些产品提供生产要素的主要是低收入阶层, 从而导致这部分人收入下降;而且, 低收入阶层自身所需求生活必需品价格却难以发生相应下降, 进一步导致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平下降。相反, 针对低收入阶层工资上涨不仅会提高低收入者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 而且会刺激原先供高收入阶层消费的那些国内产品需求, 从而反过来进一步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 缩小收入差距。
第三, 技术改造效应。小幅货币升值不会对那些出口行业造成很大冲击, 因为中国企业劳动力成本太低, 因而出口行业不会因人民币升值而产生较大的技术改造压力;相反, 企业主会以出口实际价格上涨为借口而在工资不提高的情况下, 延长工人劳动时间或提高工人劳动强度, 把负担转移到工人身上。相反, 如果工人工资上涨, 主要竞争压力就会直接作用在企业主身上, 从而刺激他们改善企业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和加快技术进步。对在国内市场上面临国外竞争的企业而言, 币值上升固然可以促使企业主更加关心技术改造问题, 但他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负担转移到工人身上, 因为中国有大量的潜在劳动力, 而工人工资上涨同样会对这些企业技术改造起到相似的效果。
第四, 社会就业效应。有些人担心工资上涨会引发失业问题, 因为工资上涨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而降低投资, 但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事实上, 根据一些上市公司财务统计, 工资总额平均只占公司营业收入的5%以下, 因而即使工资翻番, 企业成本上升也不是很高, 而且, 工资上升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容量, 反而刺激投资, 增加就业。相反, 币值上升对宏观经济具有强大的紧缩效应, 引发大量失业现象。
总之, 缓和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两个途径——提高工资和提高汇率产生的利益分配效应是不同的。前者有利于低收入阶层, 后者有利于高收入阶层。与其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 不如提高老百姓工资, 这不仅能够缓解贸易顺差压力, 而且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从而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效应是截然相反的。
(四) 中国工资过快上涨缺乏现实性
工资过快上涨将带来诸多弊端。如前所述, 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快速升值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危害。同样, 工资过快上涨也会带来诸多弊端。一是工资成本上升超过企业承受能力, 可能导致企业陷入生存困境;二是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完全依赖涨工资调整实际汇率, 会对国内通胀造成较大压力。其中, 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机制尤其值得关注。如果物价上涨很快、赶上工资上升, 实际工资水平则得不到提升。
中国工资大幅度上涨并不现实。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供给限制了萨缪尔森-巴拉萨效应。出口部门扩张只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长期以来未能对劳动力市场构成压力。统计显示, 2000年以来中国工资水平有一定上涨, 但上涨幅度总体滞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2010年以来, 用工荒问题变得严重, 劳资摩擦有所加剧, 市场工资和最低工资明显上升。但是, 这些变化并不是中国劳动力供给进入短缺时期, 或者“刘易斯拐点”即将来临的前瞻性表现, 而是对过去工资长期低增长的滞后纠正。眼下中国遭遇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压力, 决定了工资只能保持适度增长。
总之, 一个现实的选择, 就是采取“渐进式增加工资+渐进式汇率升值”的政策组合。
四、选择“渐进式增加工资+渐进式汇率升值”政策组合需要采取配套措施
(一) 正确处理与要素价格调整的关系
选择“渐进式增加工资+渐进式汇率升值”的政策组合, 还需要正确处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增加工资之间的关系。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和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 既相互替代, 又有互补性, 可并行不悖。同时, 适度调整劳动工资和浮动人民币汇率, 比单纯大幅提高劳动工资更平稳, 有助于保障工资水平提高与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效率提高相匹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中国已在生产要素价格改革、节能减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需要进一步推进资源税费改革, 提高环境污染成本, 提高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水平等。未来中国劳动力价格、资源能源价格和环境代价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
人民币汇率变动和要素价格调整在频率、灵活性、作用机制和影响范围是不同的。首先, 生产要素价格在向市场化方向推进过程中, 具有明显的通胀效应和分配效应, 需要与其他政策配套综合进行, 频繁操作的难度较大, 通常为阶段性调整。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 人民币汇率可升可贬, 根据经济形势和国际收支状况灵活动态变化。其次, 二者灵活程度不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 人民币汇率弹性较强, 可涨可跌, 生产要素价格具有一定的刚性。第三, 两项改革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机制不同。汇率浮动能较快地影响进口商品价格和价格总水平, 改变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比价关系;汇率升值将使资源从贸易品部门流向非贸易部门, 促进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要素价格调整影响价格体系内部各类比价关系, 侧重于发挥价格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另外, 二者对企业影响范围不同, 对通胀的影响也不同。
总体来看,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生产要素价格调整都必须符合宏观经济调控方向, 应该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推动企业改善管理和加快技术创新, 减少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 需要采取六大对冲措施
无论是汇率升值, 还是工资上涨, 虽然都有助于目前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 但是, 二者也都会增加中国企业生产成本, 进而削弱中国出口竞争力。为此, 必须采取六大对冲措施, 以抵消汇率升值和工资上涨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成本压力, 进而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动态平衡, 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证。
第一个对冲措施: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提高工资带来更多的需求、更大的市场规模, 从而有利于发展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有利于实现更高的投资和更高的利润, 有利于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然而, 提高工资必然会推高企业生产成本, 降低企业利润, 从而削弱企业竞争力。因此, 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 通过技术创新, 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 才能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竞争力。同时, 人力成本上升会倒逼出“节约劳动”型的技术创新, 从而形成“涨工资”和“促创新”的良性互动局面。目前, 中国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但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通过自主创新, 带动产业升级,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 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第二个对冲措施:加工贸易模式转型。中国加工贸易迅速发展, 在进出口总额中占据了半壁江山, 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渐进式增加工资和渐进式汇率升值相结合, 是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的现实选择。但是, 工资上涨和汇率升值都对中国加工贸易发展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加工贸易主要原料和零部件来自境外, 以美元计价, 产品也以美元计价, 出口收汇结汇后取得人民币收入用以支付工资和其他费用等, 因此其原料进口从人民币升值中受益较少, 但其成本却受人民币升值影响较大。同样, 加工贸易利润水平较低, 工资上涨带来企业经营成本上升, 对企业负面影响更大。因此, 中国只能采取“渐进式增加工资+渐进式汇率升值”的策略, 这就必须把成本上涨幅度控制在企业可承受范围内, 同时加快加工贸易模式转型, 以对冲工资上升和汇率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个对冲措施:劳动密集型模式转型。未来10年, 中国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 将不断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使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下降, 同时对就业带来严重影响。为了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汇率上升等因素的影响, 劳动密集型企业应采取积极对策。要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固有优势, 加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抓住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的机遇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发挥服务业吸纳劳动力多的优势以及通过提高劳动者技能等多种措施, 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转型。
第四个对冲措施:资源密集型模式转型。中国经历了由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 到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主导的转变, 但是单位出口贸易额的资源消耗始终居高不下, 以“高能耗”为特征的资源密集型贸易模式一直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贸易增长模式显然不可持续。从长远看, 人民币升值趋势已经形成, 工资上涨也是势在必行。中国实现资源密集型贸易模式转型, 关键是提高资源利用率, 显著降低单位贸易额的资源消耗水平。这是对冲人民币升值、工资上涨、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五个对冲措施:要素价格市场化。中国的生产要素, 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低廉, 人为地降低了生产成本, 增加了出口产品的短期竞争力, 但实际是“补贴”了跨国公司, 有悖于中国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加快生产要素价格改革, 让中国出口商品具有真实成本, 既有利于人民币汇率更准确地接近真实均衡水平, 也减少了升值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大幅波动。汇率是资金对外价格, 利率是资金对内价格, 资金是经济的血液。一旦价格信号失灵和血液流通不畅, 资源配置效率必然下降, 经济秩序必然紊乱。与汇率相比, 利率市场化改革风险要小得多。近年来,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展迟缓, 企业、居民和金融机构对利率缺乏敏感性, 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货币政策作用, 不利于国家宏观调控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目前, 实际利率是负值, 大量廉价资金供给助推了资产泡沫。相对于中国GDP年增长9%, 中国无风险实际利率应该保持在3%左右的合理水平, 目前居民储蓄存款大约30万亿元, 相当于居民一年给银行提供了9000亿元人民币利息补贴。如果居民每年增加9000亿元利息收入, 在乘数效应作用下, 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经济结构。
第六个对冲措施: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目前, 中国是经济大国, 但还不是经济强国, 更不是金融大国和金融强国。其中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就是人民币仍然没有成为国际货币。如果人民币已经成为国际货币, 中国就无需保持巨额的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 出口企业也就无需面对巨大的汇率风险, 金融市场更不必畏惧国际热钱流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 必将助推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和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未来10年, 人民币国际化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中国应该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 并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参考文献
[1]C.Fred Bergsten.We Can Fight Fire with Fire on the Renminbi[N].Financial Times, 2010-10-4.
[2]连平.推动工资合理增长保持劳动力成本优势[OL].http://www.cf40.org.cn/plus/view.php?aid=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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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洪才.高度关注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失衡问题[J].中国金融, 201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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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洪才.大国金融方略——中国金融强国的战略和方向[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4) .
平衡路径 篇2
(一) 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与股东利益实现的对立性
在一定时期内, 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会增加支出导致公司利润减少, 这将使股东可获得的利润降低。而且即使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在客观上能够给公司带来利润, 这也是间接且长远的回报, 至少在短期内会造成公司利润下降并使股东短期投资利益降低。股东的出资目的在于最大程度的获取投资利益, 面对自己的利益因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而短期内受损, 股东必然会抵制公司的这一行为。承担社会责任导致公司成本增加进而短期内使公司及股东利润受损的结果, 会招致股东的抵制, 导致股东利益与公司社会责任的对立格局。
(二) 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与股东利益实现的一致性
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保障股东的长远投资利益。第一, 如果公司可分配给股东的利润减少, 则会积极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降低生产成本, 以获取更高的利润。这能提高公司竞争力, 使公司获取的利润逐渐增加, 分配给股东的利润也会增多。学者通过代理成本的分析也指出, 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促使管理者发挥更高的努力水平, 从而降低股东的监督成本, 提高公司利润。 (1) 第二, 公司落实社会责任, 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其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可以减少公司经营过程中的违法成本。按照法律规定, 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部分行为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公司经营成本。而且公司关注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从长远看不仅能增加利润还会从中取得社会收益, 如客户认同、良好的社会声誉、员工满意度等, 这些收益是长期性的, 不会在短期内体现为现金收入, 但无疑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2)
二、域外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实践
(一) 英美法系国家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实践
美国关于公司社会责任实践的进程表现为从加强公司法领域内授予公司管理者有进行公司捐赠等社会行为的权力开始, 影响到相关法领域 (最重要的是税法) 的制定法系列规章出台, 到最终在公司法中确立了“利害关系人条款”的发展脉络。 (3) 从80年代开始, 美国各州立法就对“利害关系人”条款予以明确规定, 根据内容与形式的不同大致分为:许可型、强制型、效力终局推定型以及债权持有人保护型。关于强制型立法模式, 康涅狄格州普通公司法第33—313 (e) 条要求, 董事会既要考虑公司及其股东的长期和近期利益, 又要考虑公司员工、顾客、债权人、供应商及社区的利益。 (4)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作者认为强制型模式比较适合我国。在强制型模式下, 董事会在经营决策中必须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同时顾及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这样有利于获得股东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支持, 又有利于敦促董事会在落实公司社会责任中积极作为, 并且在我国现行公司治理结构中由董事会负责落实社会责任具有可行性。与美国相比, 英国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讨论较为淡然。直到70年代后, 受美国影响, 英国学界才逐渐关注公司社会责任问题。制定法中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体现在1985年英国公司法, 该法第35条规定公司享有实施附属于或者有助于其任何贸易或营业开展的所有行为的权力;第309条规定, 董事会考虑的问题应包括公司全体职工的权益以及其他成员的权益。城市法典总则关于收购与兼并事项的第9条规定, 在董事向股东提供建议时, 董事应考虑股东的整体利益和公司雇员以及债权人的利益。 (5) 纵观美国、英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实践, 其主要通过法律的明文规定来强制公司承担社会责任。
(二) 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实践
公司社会责任在德国、荷兰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实践模式主要是构建推动公司社会责任落实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建立职工参与制度是这一实践的重中之重。德国1937年股份公司法明确规定, 董事必须追求股东的利益、公司雇员的利益和公共利益。1965年的股份公司法略去这一规定, 但是在德国, 尊重雇员利益和谋求公共福利被视为是不言而喻的。 (6) 荷兰有关职工参与的立法活动可追溯到1950年颁布的工厂委员会法。依照该法, 雇员在100人以上的公司可建立工人理事会。工人理事会由职工选举产生, 代表公司职工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管理,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7) 荷兰职工参与作为一种模式而最终形成, 则以1971年结构法的颁布为标志。 (8) 从这些国家公司社会责任的实践来看, 其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经验主要是规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构建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制度既有利于维护职工权益, 体现了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一方面, 也有利于通过职工参与对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的事项监督公司承担起社会责任。因为职工在公司内部是其员工, 在公司之外也是普通的社会公众, 公司的经营行为同样会对其产生影响。
三、平衡公司社会责任与股东利益的路径
(一)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通过职工董事制度落实公司社会责任
从国外的研究和实践来看, 公司治理结构被视为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一环。 (9) 我国《公司法》也有职工参与公司治理机构的规定, 如新《公司法》第44条第2款、67条第1款、108条第2款。因此, 德国在公司社会责任立法实践中推进构建职工参与制度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但是新《公司法》仅规定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以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职工代表, 这一规定不利于发挥职工董事的作用。董事会作为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如果能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有利于促进公司社会责任的落实。然而, 董事会主要是维护公司以及股东利益的机构, 无法指望其在经营决策中能主动维护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所以, 无论何种性质的公司其董事会成员中都应当有职工代表, 并且应当增加职工代表的比例, 这有利于解决决策主体单一化所带来的弊端。通过强行公司职工参与董事会, 使董事会在经营决策时能充分考虑各方利益主体的利益, 而非只关注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而且职工作为公司社会责任中的利害关系人, 公司的经营决策以及内部管理规定都会对职工利益产生重要影响, 强行让职工参与到董事会中也有利于从保护职工利益的角度落实公司社会责任。
(二) 完善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制度
美国注重在税法上确立公司参与公益性活动的保障与激励制度, 这一点值得我国借鉴。本文主要从完善税法的角度谈激励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
新《企业所得税法》第27条、33条、34条对企业履行部分社会责任的行为进行税收减免, 该激励制度有利于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此外该法第9条对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的规定, 具有有激励作用。同时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予以税前扣除, 又有利于限制公司的非理性捐赠行为, 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虽然《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53条第2款对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中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中的“年度利润总额”作出了规定, 即“企业依照国家统一会计年度的规定计算的年度会计利润”, 但是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对公益性捐赠的规定仍需要继续完善。
1. 公益性捐赠支出应根据超过法定比例的额度, 允许超额部分向后结转
《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以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53条对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 未规定根据超过额度的不同, 可以对超过额度较多的部分向以后年度结转。这种粗放的立法方式与国际税收的通行做法相悖, 而且容易限制公司公益性捐赠的数额, 尤其不利于激励大型公司通过公益性捐赠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此应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33条中增加一款, 对于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中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 应根据超过法定比例的额度, 允许超额较多的部分在一定年限内予以结转扣除。当然超过法定比例的数额以及结转扣除的年限, 应根据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公司的发展规模予以具体确定。
2. 应明确实物捐赠中实物的作价
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没有就实物捐赠如何享受税收优惠作出规定。此方面的立法缺失,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的实施效果, 无法起到激励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作用。因此, 应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增加一条作为第54条, 就实物捐赠中如何认定实物的市场价格作出规定。当然, 由于当所捐实物的买入价低于其市场最高价时, 捐赠者将能从税务上得到优惠, 或者说多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以创造利润, 因此, 法律应该对此行为进行限制。 (10)
(三) 健全公司社会责任公益诉讼制度
有关组织”并不明确, 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应<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十三章专门针对公益诉讼进行的解释中, 从第284-291条均未对公益诉讼的具体提起主体作出明确解释。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公益诉讼提起主体的模糊规定, 使具备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主体可能相互推诿导致诉讼真空。另外, 如果他们怠于提起公益诉讼或者相互推诿导致受害者的权利无法得到救济的情况下, 公益诉讼如何继续开展?最新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都没有对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怠于提起诉讼时的情况给予受害者以救济途径, 也没有规定对公益诉讼提起主体进行监督的机关, 对于这一漏洞, 希冀短期内重新修法无疑很不现实。所以应在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规定, 对于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怠于行使起诉权的情况下, 应允许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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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甘培忠, 郭秀华.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价值与实施机制[J].社会科学战线, 2010 (1) .
平衡路径 篇3
从区域布局上看, D学院地处珠三角发达地区, 依托地方产业发展, 在当地产业发展背景及政策大力扶持下, 通过产学研、校企合作的教学模式, 为社会和企业培养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从专业布点上看, D学院75%的专业集中在机电、电子、计算机、财会、管理与设计等六大块, 开设大规模实训课程, 理论结合实际以学生就业为导向, 能较好地适应企业与社会的需求。本文结合实际情况, 使用SWOT工具对D学院进行一次战略分析。
1. 优势 (Strength) 。
第一, 良好的师资团队和硬件设施。D学院现有教职工1 100多人, 其中专任教师995人, 校外兼职教师685人, 副高以上职称180人, 博士170人, 专任教师中“双师”素质教师比例达到78%。D学院占地面积158万平方米, 校舍建筑面积53.88万平方米, 其中教室12万平方米, 图书馆5万平方米, 体育馆2.8万平方米, 实验实训场所15.6万平方米。第二, 适应行业与地区发展需求的办学特色。D学院依托珠三角地区产业发展, 秉承改革创新精神, 以“办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全国一流现代化职业技术学院”为发展目标, 以政校行企深度融合为办学理念, 努力培养有一技之长、具备良好综合素质、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的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的技术技能人才。第三, 在同类职业院校中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区域化与行业办学使D学院的专业及其课程设置与地区和行业的发展紧密结合, 对接某市5大支柱产业和4大特色产业, 注重校企合作与实训基地实施教学的教学理念, 使D学院在教学上主动适应行业需求, 不断深化教学改革, 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拥有良好生源的同时, 保持了毕业生就业率在同等院校中的竞争力, 全校普通全日制在校生20 000余人, 毕业生就业率达98%以上。
2. 劣势 (Weakness) 。第一, 学生综合素质较低, 社会适应能力较弱。高职院校由于注重对学生技能水平的培养, 相比之下, 学生理论知识方面比较欠缺、复合型知识不够、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较弱, 致使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的空间受限, 岗位换置能力不强;第二, 社会对高职院校的普遍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源量。何种层次和类型的高等教育学历学位的信号作用在人才、劳动力市场上的影响较为突出。由此造成普通高职高专学生在就业中容易处于被动地位,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职类院校的生源;第三, 科研成果较本科院校在数量和质量上有差距。首先, 高职院校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较弱, 缺少高层次人才科研创作的动力和氛围;其次, 社会对高职院校科研能力存在普遍的片面理解, 理由是认为高职院校并非科研单位, 其主要目的是培养技能型和应用型方面的社会人才, 科研项目的价值不高;再次, 作为高职院校教师, 通常需要承担较重的教学和实训工作任务, 对待科研工作难免会稍显力不从心。
3. 机会 (Opportunity) 。
国家相关政策的倾斜与扶持, 为高职院校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近年来,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培养高级技能型人才的教育已成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大量资金, 重点用于支持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充实教学设备、资助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等。国家在政策和环境上对职业教育大力支持, 职业教育在近些年得到了迅速发展。
4. 威胁 (Threats) 。
与本科高等院校之间的相互竞争。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就像高等教育的两条腿, 对学生来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本科普通高校大多办学历史较悠久、办学条件较好、社会知名度较高, 相比高职院校更能吸引大量的优秀高中毕业生。另外, 普通高等院校的扩招也给高职院校带来生源不足、质量降低等问题。
结合以上分析, 笔者为D学院做一个SWOT的情况分析表, 见表1。
二、设计D学院的战略使命、愿景与目标
使命:围绕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不断创新办学体制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精神和实践能力、能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愿景:办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全国一流现代职业院校。短期目标:建成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长期目标:建成国家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
三、设计D学院的学院、部门、教师个人三个层面的平衡计分卡指标体系
了解了D学院的战略发展目标之后, 第二步则应是衡量组织战略。可利用多种较为合理的重要指标来评估战略发展情况, 最终构建一系列的全套指标系统。
1. 构建学院层面的BSC指标体系。
结合D学院实际, 确定四个维度的战略目标, 将D学院战略细化为具体的指标, 选定院长领导岗位作为试点, 尝试从战略目标中提炼出领导的BSC指标, 各部门与教师个人的BSC指标则根据岗位特点从学院的指标中进行层层分解。步骤: (1) 设置学院绩效指标选项, 结合各部门具体岗位的职责与要求, 找出关键绩效指标作为学院的绩效指标, 直接责任人为学院领导; (2) 设置各项绩效指标的权重;结合D学院实际, 设置各项指标的权重, 见表2。
2. 设计学院各行政部门和各教学部门BSC指标体系。结合各教学部门、行政部门的职责与工作特点, 对备选指标进行分解、筛选与补充, 最后形成D学院教学部门与行政部门的BSC指标体系。以D学院某行政部门BSC指标体系为例, 见表3。
责任人:院长
责任人:处长
3. 设计教师个人层面的BSC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