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控系统

指控系统（精选3篇）

指控系统 篇1

1. 引言

信息化战争下武器装备体系对抗是敌对双方作战体系之间的较量, 敌对双方武器装备体系对抗所有要素均参与其中, 形成的整体称为体系对抗系统。这个系统由部队、武器装备、编制编成以及作战理论组成, 具有显著的复杂性、不确定性等特征。对体系对抗系统的仿真是在一定的战争背景下, 输入作战方案和规划, 赋予武器系统相应的作战任务, 以仿真模型为主体, 模拟真实战场环境中武器装备体系在作战任务牵引下的对抗行为, 为武器装备系统性能和作战效能评估提供依据。作为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对抗的“中枢神经”, 指控系统是整个体系对抗系统的聚合器和效能倍增器, 同时也具有许多复杂大型系统规模大、关联关系多、整体涌现性等特征, 对其建模的有效性和正确性与否直接影响到武器装备体系对抗仿真的整体。

本文旨在通过采用SEBI组合建模方法, 正确抽象出指控系统的体系框架, 并准确地描述指控系统中涉及到的各类实体, 精致地刻画出实体间的行为, 同时描述实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在宏观层次上的表现。

2. 体系对抗仿真中SEBI组合建模方法与框架

SEBI (System, Entity, Behavior, Interaction) 是指体系、实体、行为、交互的建模方法, 从顶层上对要建模对象和内容进行抽象, 用于对体系对抗仿真模型的开发。SEB组合建模的基本思想是:依据武器装备体系对抗的特点, 将模型描述分为体系、实体、行为和交互等不同层次。体系层次描述对应于作战想定的生成, 实体层次描述对应于各种武器装备的类型, 行为层次描述对应于实体模型的行为, 表现为各种规则和约束条件, 交互层次反映是实体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相互关联, 以及实体动作的作用效果和结果。SEBI组合建模方法将建模层次分为五层, 分别是体系建模、实体建模、行为建模、交互建模和代码细化, 这五层相互之间承上启下, 互相关联。其参考模型如图1所示:

SEBI组合建模方法把复杂的体系对抗模型细化为相对独立的层次, 有助于建模仿真的分工协同, 适合像指控系统这样关系复杂, 涉及面多的大型复杂系统的仿真建模。下面, 将应用SEBI组合建模方法对指控系统的体系结构进行分析, 建立初步概念框架, 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体系对抗仿真下的指控系统的体系建模、实体建模、行为建模以及交互互联建模与分析, 给出相应的表示与描述, 将体系对抗仿真建模的复杂性分解到各个层次的建模中, 再通过组合形成完整的战场体系模型, 从而有效地支持电子信息武器装备体系对抗仿真的建模工作, 为后续深入研究形式上的描述、模型组合应用、重用重构等深层问题奠定基础。

3. 基于SEBI方法的指控系统建模分析

3.1 指控系统体系模型参考

体系对抗仿真下的指控系统体系模型面向的用户是作战想定设计人员, 关注点主要在作战方案的设计、各类装备的配比、装备性能参数和初始条件等对作战态势和作战结果的影响。体系层次下的建模主要是确定对抗双方的指控系统模型组成、装备的装配关系、初始状态和参数、交战交互关系以及装备之间需要交互的所有数据类型, 并支持装备组成关系在仿真过程中的动态变化。体系模型的结构类似于层次化的结构, 模型之间通过接口耦合或者隶属关系耦合建立交互关系和组成关系, 见图2。

3.2 指控系统实体模型分析

模型系统中的实体是依据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类的概念产生的, 实体中的属性描述内部状态, 实体的行为描述动态过程, 实体之间通过交互互相关联。实体的结构一般由属性和操作两部分组成。实体模型本身需要定义动态特征的基本要素与执行逻辑, 这些动态特征将由行为建模描述。

指控系统实体模型是对指挥实体的名称、类型、属性、状态、输入输出接口、接口类型等进行描述的模型。指挥实体是对行动实体具有自动指挥与控制功能的指挥员和指挥机构等, 根据战场态势变化、战场环境实施指挥。以防空兵指挥所模型为例, 需要定义其类型名称、内部属性名称和类型、输入和输出功能接口等静态特征, 如图3所示。

3.3 指控系统行为建模

行为层次建模主要描述模型对于输入事件的响应、状态的变化规律、时间的推进、以及向外部环境输出事件等动态特征, 进而详细地刻画系统的指控作战过程和功能, 反映其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以及作战态势之间的影响关系。行为建模范围基于状态、基于事件、基于活动以及基于规则等方法, 用于描述系统的顶层行为逻辑。行为建模一般由实体层次的建模人员完成, 需要详细掌握系统的详细运行过程和功能机理, 并抽象为行为模型。指控系统行为模型是对指控实体指控决策过程以及结果的抽象描述, 反映仿真过程中对行动实体的连续指挥, 以及命令理解、态势分析、条件判断以及决策结果等, 图4反映了指控行为模型内部结构。

由于在仿真过程中, 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到武器平台的活动, 需要应用一系列的指挥控制规则对行为模型进行控制, 这些规则构成了行动实体作战中所遵循的规则集合, 主要包括三类规则[4]:1) 探测指控规则:用于模型外部预警探测网络, 模拟对传感器的指挥控制, 以及对来自传感器的探测信息进行信息连接和消息传递;2) 通信管控规则:用于模型内部通信网, 模拟对通信设备的管理控制, 以及对相应行动实体或武器装备进行通信连接和消息传递;3) 交战行动规则:用于模型外部火力打击网中的行动实体, 模拟对参战单元的决策和行动反应, 模拟相应的行动实体或武器装备的作战过程。

3.4 指控系统交互建模

体系对抗仿真下的模型系统通过对实体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描述来反映作战体系在宏观层面上的整体性。实体之间进行交互, 是建立在对实体之间各种关系的描述之上的。实体间的关联关系包含指挥关系、通信关系、支援关系和威胁关系等。武器装备体系模型在宏观层次上, 通过作战单元之间的指挥控制关系、协同合作关系、作战目标关系等关联关系, 对体系对抗双方或多方的武器装备体系的整体特征进行描述, 以此作为具有指挥能力的作战单元进行指控决策的重要依据。

复杂自适应理论认为, 个体之间的交互是整体的基础。关注整体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交互, 而交互的核心是信息的交互。对指控系统交互的建模可通过动态二维表记录和修改体系中信息关联的拓扑结构, 设C={C1, …Cm}是指控系统实体集, S={S1, …Sn}是各种情报侦察传感器集合, T={T1, …Tr}是指控系统实体集, F={F1, …Fs}是火力打击单元实体集。实体间的交互关系为, 无交互关系的为0, 有交互关系的为XYij, 其中, X, Y取自{C, S, T, F}集中;ij分别取自{1, …, m}, {1, …, n}, {1, …, r}, {1, …, s}, 从而建立交互关系。

4. 结束语

指挥控制建模在武器装备体系对抗仿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针对武器装备体系对抗仿真中的指挥控制系统建模问题, 采用基于体系、实体、行为、交互为建模对象的SEBI组合建模方法, 对体系对抗中的指控系统模型建立了一般框架, 为武器装备系统体系仿真建模方法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思路。

参考文献

[1]胡晓峰, 罗批, 司光亚, 等.战争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5.

[2]刘晨, 王维平, 朱一凡.体系对抗仿真SEB组合建模方法论[J].系统仿真学报, 2007, 19 (3) .

[3]杨峰, 李群, 王维平, 等.体系对抗跨层次建模方法论[J].系统仿真学报, 2005 (02) .

[4]熊志昂, 江洪斌, 等.指挥控制系统试验[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4.

指控组织鲁棒性理论的研究 篇2

科技的快速发展,导致大量先进技术开始被运用于军事斗争中。在信息技术支撑下,网络技术、虚拟技术开始在军事领域兴起,并不断成熟,一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正在逐步拉开帷幕[1]。网络环境下的C2组织结合信息技术,呈现出扁平性、灵活性等优势[2]。

由于在未来战争中,信息技术会在很大程度上对C2组织造成影响,很多机构开始对其进行研究,使得指控和组织领域的研究热点开始转向C2组织设计。Kathleen[3]在指挥控制的结构和行为上造诣颇深,他创造性地将计算数学组织理论作为研究方法。21世纪初,国内许多机构和部门将C2组织问题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且在该领域获得一些成果。

鲁棒性作为C2组织的一种基本属性,是其能圆满完成预期任务和妥善处置突发情况的决定因素,也是完成动态环境下诸多使命的保证。很早之前,就有人提议用鲁棒性来对质量计划和工程产品加以设计。根据Taguchi[4]的理论,使系统对动态环境变得不敏感通常比控制系统变化来适应动态环境容易得多。在这之后,很多领域针对自身在鲁棒性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以求改进。

文章将简单介绍指控组织及其组织结构,重点对指控组织鲁棒性优化方法进行论述。

一、C2组织

C2组织(command and control organization),即指挥与控制组织。文献[5]将其定义为:在作战使命的作用下,处于战场环境中的作战资源实体会形成整体有序的行为和与之协调的指挥控制结构关系。指挥与控制组织包含诸多作战资源,及其之间的指挥控制关系,另外还包含相关组织所处的环境[6]。

C2组织由作战资源实体、环境、结构和过程等基本元素组成。文献[7]表明在作为组织活动的承载物的实体中,物理平台资源是决策个体完成任务或者采取行动的依据;组织结构是实体间的3种指挥控制关系的体现:执行任务时物理平台资源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关系、决策个体与平台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决策个体与决策个体之间的结构分层关系;指控组织受环境的影响较大,不同的使命环境对组织设计参数的要求也各不相同;过程体现在组织为完成使命而执行整体有序的行为。

二、C2组织结构

C2组织结构体现了实体间的指挥控制的结构关系,这些结构将决定内部的协同配合,而这些协同配合又会对过程的执行造成重大影响。在指控组织实体之间原有的3种指挥控制的结构关系(决策实体间的协作交流关系、决策实体与平台的控制关系、平台与任务的分配关系)基础之上单独提炼出第四种结构关系:决策实体与任务的执行关系、则C2组织结构可以表示为[5]。

2.1金字塔式C2组织结构。金字塔式指控组织结构是传统意义上的指控组织结构,因而他的指挥层次比较多,优点在于层级之间指挥跨度小,但是缺点也比较突出,即在同一层次上的C2实体间缺乏协同配合,只能是在具有上下级关系的C2实体间实现指挥控制与协同配合[8]。

金字塔式C2组织的产生符合传统意义上平台中心战的作战理念的需求,因而它有着指挥控制实体之间跨度小,指挥层次较多,灵活性不足等基本特点。指挥信息逐层传递,在这样的情况下,信息无法及时有效地传达到位,对作战任务产生很大影响。 

2.2扁平式C2组织结构。现代化战争要求C2组织结构的实体在作战过程中能够实现信息交互、共享,协同作战,扁平式C2组织结构应运而生。由于具有指挥层次少,指挥跨度大,“扁平”状等特点,扁平式C2组织结构中拥有上下级关系的实体间既有控制关系,又有协作交流关系,而在同级实体之间只能相互交流、协同配合。组织结构扁平化[8],是将中间管理层尽量减少,尽可能给最底层以决策权,来提高组织运作效率。

扁平式C2组织结构与金字塔式C2组织结构情况相反,它删减掉过多的中间层次,将指挥层次变少,指挥控制实体跨度变大,反应周期缩短,信息传递过程加快,利于作战任务的圆满完成。

三、指控组织鲁棒性理论

在指控组织鲁棒性理论中,其要达到的目标是:利用指控组织理论,构建一个组织结构,再对其进行鲁棒性优化,使其在不改变组织结构的情况下,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或者有因素干扰时,仍然能够维持良好的运作效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法:

(1)基于三阶段法和分组遗传算法的组织结构鲁棒性优化。三阶段组织设计方法采用3种优化算法分别求解在组织设计的3个阶段中发现的问题。

第1阶段:平台资源和任务调配。对组织使命进行分解,得到任务结构图,然后依据C2组织拥有的平台资源和任务对资源的需求,从而对“任务—资源”优化配置。文献[9]在求解该问题时采用了多维动态列表调度(Multi-dimensional Dynamic List Scheduling,MDIS)算法。

第2阶段:平台资源聚类。决策者获得属于自己的资源和需要完成的任务。他们相互协调,使用各自所拥有的资源来完成分配到的任务,在他们之间形成一个协调网络。文献[10]为解决这个阶段的问题时提出了两种方法:基于最小相异度合并规则(Min-Dissimilarity Clustering)的层次聚类方法和基于最小工作负载合并规则(Rest-Merge Clustering)的层次聚类方法。

第3阶段:决策实体层次关系确立。在上一个阶段获得的协调网络的基础之上,依照组织结构的约束条件和优化后需要达到的目标,从而对组织层次结构进行构造。文献[10]利用Gomory—Hu算法对组织结构进行优化。

综上所述,通过在决策者之间建立一个鲁棒性的协调网络,来构建其组织结构。流程图如下:

组织设计时,一个决策者拥有完成任务所需的所有资源会提高决策者的专业水平,从而提高任务的完成率[11]。

在不同使命环境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获得对整体使命环境最优的结构,因此,文章计划在第2阶段的“决策—资源”分配中运用分组遗传算法进行鲁棒性优化。

(2)基于粒度计算的组织结构鲁棒性优化。文献[12]对粒度计算的组织设计方法已经进行了详细叙述,在此不做过多解释。主要是对组织设计的3个阶段中的子问题进行分析。

阶段Ⅰ(集合粒化):第1阶段将平台集和任务集粒化为相同数量的信息粒,根据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具体分配,以及确定每个决策实体所拥有的平台和任务。

阶段Ⅱ(粒内规划):第2阶段将拥有许多平台和任务的规划问题分化成许多独立的拥有少量平台和任务的子规划问题。

阶段Ⅲ(决策分层):第3阶段通过运用决策分层方法优化决策实体的责任分配和决策实体间的协作,从而构造出决策实体间的协作交流矩阵。

组织设计时需要对下列使命环境变化加以考虑[13]:(1任务参数发生变化;(2)任务之间的依赖关系发生变化;(3任务分解发生变化。

就初始使命M而言,它的参数和上述使命环境变化范围能够通过估算、经验等方法确定。

四、结束语

文章简要介绍了指控组织及其组织结构,重点对指控组织鲁棒性理论进行论述。各种变化的外界因素,必定会导致先前得到的使命环境产生不可预料的变化,这会使得之前在静态环境下设计的优化组织很难维持较好的效能。针对这种情况,文章提出两种对建立好的指控组织结构进行鲁棒性优化的方法,目的是为了设计出一个能够较好地执行一定范围内的使命的鲁棒的组织结构。

目前,外军以及解放军具体研究了C2组织的具体应用和设计,但在武警部队还是空白,需要借鉴此组织现有理论和设计、评估方法,结合武警部队职能任务特点,进一步研究指控组织鲁棒性理论在武警部队应急通信保障中的应用,以提高信息化条件下武警部队在执勤、处突中的指挥、组织和控制能力。

摘要：简要介绍指控组织及其组织结构,重点对组织结构的鲁棒性优化问题进行详述。提出了两种优化方法:基于三阶段法和分组遗传算法的组织结构鲁棒性优化、基于粒度计算的组织结构鲁棒性优化。鲁棒性优化的指控组织的优点在于组织对外界环境的不敏感性,即组织在外界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依旧可以维持较好的运作效能。

指控系统 篇3

1 出口退税是一项被WTO所允许的政府行为

出口退税,是指对出口产品退还其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已缴纳的流转税,如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特别消费。在我国主要是指增值税。它的基本目标是保证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商品平等竞争,从而增强竞争能力,促进国家的对外出口贸易。出口退税的理论依据是避免双重征税和保证国际竞争的公平性,已为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和普遍实施,成为国际上通行的税收贸易惯例。

免征或退还出口产品的国内税是对出口货物的一种非歧视性的赋税政策,尽管它是促进出口的有效措施,却并不是一种优惠的政策,而是维护公平竞争所必需的。那种认为出口退税是一种违反《反补贴协议》的政府补贴行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出口退税是一项被WTO所允许的政府行为,其深层含义是,出口货物价格只包括生产要素和国内资源的实际成本并能够直接反映一国的比较利益,在国际市场完全竞争的前提下,按照这种比较利益做出的外贸进出口决策形成了微观和宏观利益相一致的最优出口结构,也便于公平评价出口生产和经营企业的经营成果。

2 依据WTO规则完善我国出口退税制度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出口退税是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但是,并不能由此推出中国的出口退税制度是完全符合WTO规则的。因此,根据WTO规则完善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就成为当务之急。

2.1 依据WTO国民待遇原则,改进我国出口退税制度

WTO国民待遇的实质是把无歧视原则适用到本国企业、商品与其他成员方的企业和商品之间,目的是消除或降低贸易与投资障碍,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虽然今年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两税合一,但在出口退税政策方面缺乏统一性,即使相同的出口商品由于企业的性质,成立时间以及贸易方式不同,出口退税的政策适用方面是不同的。具体表现为内外资企业不统一和新式三资企业不统一。这是由于:第一、我国相关退税政策规定:有出口经营权的内资生产企业和1999年12月31日以后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产货物的自营出口或委托代理出口可以退还增值税,而对非自产的出口不予退税[2]。第二、我国的现实税收优惠政策导致内外企业,中外个人在我国境内所享受的税收待遇不同。据资料反映,外资企业的实际税收比内资低1/3到1/2左右[3]。

我国2007年6月19日最新公布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中的出口退税率与WTO国民待遇原则不相符。具体表现在:①同一种法定征税率的商品,其退税率不同;②同一大类出口商品,退税率却有差异;③同一商品同一征税率,但贸易方式不同的,退税也不尽相同。如对“进料加工”的商品减增进口环节增值税,对“来料加工”的商品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优惠政策,使得进口原料加工贸易和使用国产原料加工贸易的实际退税率有别,税收负担不一。

2.2 依据WTO透明度原则,完善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

所谓WTO透明度原则即要求WTO成员方对其贸易有关的法律、规章、政策和裁决等,均要以书面文字公布,以透明的方式让世人知晓,使各成员方对法律和法规可以有合理的预期。比照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透明程度还稍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我国出口退税的法制化管理滞后,这对出口退税制度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带来很大影响。出口退税法律层次过低,退税执法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除了在《增值税条例》和《消费税条例》中对出口退税有零星的规定外,出口退税是以大量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等部门分别或联合作出的规定,在通知,批复等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甚至税务机关的行政解释也成为出口退税的重要法律渊源[5]。其次,由于我国现行的退税指标是根据年度财政状况由预算安排实行计划退税,而不是根据出口实际情况退税。这就造成了出口退税政策的不可预见性。一方面,退税机关在执行退税时难以把握;另一方面,企业无法按自己的实际出口的情况预见实际退税的数额,以便进行财务管理和成本核算,更好地发展出口贸易。

为了使“出口退税”制度符合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主要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首先要提高出口退税制度的法律层次,增强出口退税制度的稳定性。出口退税制度的法律层次较低与不稳定是有很大的因果关系的。由于出口退税制度的立法层次低,对其进行修改调整只需国家税务总局在部门内进行,而不需经过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批准。国家税务机关在调整出口退税制度上获得了巨大权力。这样做虽然保持了出口退税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但伴随而至的是其不稳定性。因此,增强出口退税制度稳定性的根本在于提高出口退税制度的法律层次,依据国际标准和惯例制度出口退税政策法规,以增强其政策的透明度[6]。其次,要完善出口退税适用的相关制度,改变现在的年度退税指标,根据年度财政状况由预算安排实行计划退税的现状,实行根据出口实际进行退税的制度。

2.3 加强出口退税管理,消除灰色区域

近来年,出口骗税大案时有发生。在2001年被查获的潮阳和普宁两地的特大骗税案中,从事骗取出口取退税的100多个犯罪团伙,从1999年到2000年6月,虚开增值税发票金额323亿元,涉嫌偷骗税近42亿元。有报道称,2000年全国骗税金额达300亿元,更有业内人士称,几乎所有的出口企业都有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这些数据和说法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出口骗税情况的严重性。

出口骗税不仅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大量流失,而且使应该获得退税的企业因为退税指标有限而无法及时退税。同时,出口骗税寄希望于靠骗税获利,不惜压低出口价格,不仅破坏了正常的贸易秩序,而且影响合法企业的出口和发展。根据WTO的相关规定,出口退税不可高于国内已征或免征的间接税,如果高于即视为一种变相补贴,各国可以援引《反补贴协议》征收反补贴税。如果出口骗税普遍存在,国家又不采取有利措施进行管理,无异于出口补贴。

出口退税是增值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任何完善出口退税的措施和步聚都应从完善整个增值体系的角度着眼和进行。因此笔者认为,完善出口退税管理的首要环节是强化征管,只有在推进征管改革,强化税收征管,在全面提高我国税收征管水平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科学、严密、稳定的出口退税管理机制。其次要加强海关、税务、外贸、银行等部门间的协作,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建立有效约束机制。理顺增值税管理体系,加强退税与征税机构,特别是跨地区的征税机关的横向联系,并保持与海关、外贸的信息交流,完善退税工作,有效防范骗税发生。最后,在出口退税制度中要全面实行“免、抵、退”办法。“免、抵、退”办法是指国家对出口货物在生产和销售环节的销项税进行免税,出口货物所耗用的原材料,零部件的进项税在内销货物的应纳税款中抵扣,抵扣不完的再按规定免税。实行这一政策,不仅有助于缓解退税指标不足带来的退税滞后的矛盾,保证出口退税的及时到位,而且对于解决征退分离问题,有效防止出口骗税起到了一定作用,也有利于我国税收政策与国际接轨。

出口退税是一项国家主权内的重要的税收制度。WTO规则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促进公平,公开,公正的贸易体系是其一般原则。出口退税制度充分体现了WTO关于非歧视性待遇,促进公平竞争等基本要求。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完善出口退税的各个环节使之更加符合WTO规则,不仅是履行WTO规则所要求的义务,更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与其他各国的贸易争端。当然,对于有些国家歪曲事实,滥用WTO规则对我国进行贸易制裁的行为,我们也要积极地利用规则据理力争,切实维护国家的权益。

参考文献

[1]尹立.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规则及其成案研究[M].南:泰山出版社,2006,101

[2]邱小欢.WTO与我国出口退税制度[J].引进与咨询,2004,(5)

[3]刘佳.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5(5)

[4]唐永红.创新出口退税机制[J].全面实行零税率.对外经贸实务,1999,(3)

[5]刘剑文.出口退税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