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效率（通用9篇）
旅游效率 篇1
旅游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 在我国“十一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 确立了加快完善旅游产业体系、全面提升旅游产业素质、综合发挥旅游产业功能三大主要任务, 强调要转变增长方式, 提高发展质量。对任何一个经济实体而言, 效率都是其走向繁荣和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旅游业要健康快速发展, 资源投入的有效使用是其中的关键。有鉴于此, 本文以旅游上市公司这一旅游业的重要微观主体为研究对象, 应用数据包络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简称DEA) , 从定量的角度探讨它们的经营效率, 以期能对企业管理人员改善经营绩效与政府部门拟定相关产业政策提供借鉴。
一、研究方法
DEA模型是评价多投入与多产出的决策单位生产效率的有效方法。本文利用Charnes et al. (1978) 所提出的CCR模型, 以及Banker et al. (1984) 所提出的BCC模型来计算我国旅游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表现。由于DEA模型通过数学规划求解出多投入多产出的同类决策单位的相对效率, 其优点是内生确定各个投入产出的权重, 不需要指定投入产出的具体函数关系, 排除了很多主观因素, 而且具有单位不变性的特点, 因此特别适合复杂DMU的效率评价。
CCR模型假设DMU的生产为固定规模报酬, 以求得DMU的技术效率值。假设有K个DMU, 它们都有N种投入和M种产出, 那么基于投入的CCR模型即为求解如下形式的线性规划:
其中, x表示投入, y表示产出, z表示权重。θk表示第k个受评估DMU的技术效率, θk=1表示该DMU为技术有效, 位于最优生产前沿面。θk<1表示该DMU相对于最优DMU是无效率的, 即位于最优生产前沿面之内。
CCR模型所得到的θk是DMU的整体技术效率 (以“TE”表示) , 利用Banker et al. (1984) 提出的DEA改良模型——BCC模型, 可将其分解为规模效率 (以“SE”表示) 和纯技术效率 (以“PTE”表示) 。BCC模型假设DMU在变动规模报酬下生产, 即在CCR模型加上一个约束条件, 此时, 求解所得到的效率指数值即为DMU的纯技术效率。相应地, DMU的纯技术效率值等于1表示纯技术有效, 小于1表示纯技术无效。CCR模型所求得的技术效率值除以BCC模型所求得的纯技术效率值, 即可得到DMU的规模效率。规模效率值等于1表示DMU在最优规模下生产, 小于1则表示DMU的规模无效率。
二、样本选择与变量说明
本文以我国深沪两市A股旅游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具体而言, 如果占公司销售收入比例最大的业务来自餐饮、酒店 (旅馆) 、旅行社或旅游景点, 就认为是旅游上市公司。按照这一标准, 我国目前一共有22家旅游上市公司。
本文以这22家旅游上市公司为样本, 分析的时间段为2002至2005年, 考虑到异常样本的影响, 对样本期间曾经PT或ST、主营业务发生重大改变、2002年以后才上市的公司予以剔除, 最后一共得到17个公司4年共68个样本。按照旅游业经营特点, 本文进一步将旅游上市公司分为酒店类、景点类和综合类, 其中酒店类共6家 (新都酒店、华天酒店、东方宾馆、大连圣亚、锦江投资、锦江酒店) , 景点类共5家 (华侨城、张家界、峨眉山、桂林旅游、黄山旅游) , 综合类共6家 (西安旅游、西安饮食、中青旅、首旅股份、国旅联合和东方明珠) 。
根据旅游行业的特点, 本文选择的投入项包括总资产和员工人数, 产出项则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利润。员工人数由作者根据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查找, 其余数据来自CCER上市公司数据库。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述样本公司的投入产出数据, 本文通过线性规划On Front软件包进行运算, 以CCR模型求出旅游上市公司的整体技术效率, 然后再以BCC模型求得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结果见下表。
2002年, 达到技术有效的为东方宾馆、西安饮食、中青旅、首旅股份和大连圣亚, 表现最佳。技术无效公司共有12家, 其中纯技术无效的有新都酒店、华天酒店、西安旅游、峨眉山、桂林旅游、黄山旅游、国旅联合, 规模无效的有华侨城、华天酒店、张家界、西安旅游、峨眉山、桂林旅游、黄山旅游、国旅联合、锦江投资、锦江酒店和东方明珠。
2003年, 我国遭遇SARS疫情, 但从相对效率来看, 华侨城、中青旅、首旅股份、锦江投资和东方明珠技术有效, 表现相对最佳。所有技术非效率公司的规模效率表现均不佳, 其中东方宾馆、西安饮食、峨眉山、桂林旅游、黄山旅游还表现为纯技术无效。我们对SARS疫情中不同类型旅游企业的效率表现有兴趣, 为此本文计算了酒店类、景点类和综合类3类旅游上市公司的2003年的平均技术效率, 结果分别为0.75、0.63、0.89, 综合类上市公司表现最好, 景点类最差。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酒店类和景点类上市公司的经营业务相对较为单一, 更加容易受到SARS的影响, 而综合类旅游上市公司由于业务相对多样化, 有较强的抵御能力, 因此受到SARS的冲击相对较小。
2004年, 达到技术有效的有华天酒店、东方宾馆、中青旅、首旅股份、锦江投资和东方明珠。共有11家技术非效率公司, 其中新都酒店、华侨城、西安旅游、西安饮食、峨眉山、桂林旅游和国旅联合表现为纯技术无效, 而新都酒店、张家界、西安旅游、西安饮食、峨眉山、桂林旅游、黄山旅游、国旅联合、大连圣亚和锦江酒店表现为规模效率不佳, 即未能达到相对最佳规模。
2005年, 整体效率表现最佳的公司有华天酒店、东方宾馆、黄山旅游、中青旅、首旅股份、锦江投资和东方明珠。所有技术无效的公司其规模效率都表现不佳, 而华侨城、西安饮食、峨眉山、桂林旅游和国旅联合的纯技术效率也同时无效, 说明这5家公司在强化自身规模的同时还应积极改善管理水平以调整投入产出, 节省资源使用。
综合来看, 表现最好的公司是中青旅和首旅股份, 技术效率在各个样本期间都达到最佳, 其次是东方明珠、东方宾馆、华天酒店、锦江投资、锦江酒店, 其余的特别是景点类公司经营效率相对表现最差。
四、结论
旅游业是我国的重要产业, 运用DEA方法对我国旅游上市公司2002年~2005年期间的经营效率进行分析,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1) 从技术效率来看, 表现最好的公司是中青旅和首旅股份, 其次是东方明珠、东方宾馆、华天酒店、锦江投资、锦江酒店, 其余的特别是景点类公司经营效率相对表现最差; (2) 当某年某个公司的技术效率为1时, 其余年度有很大可能会是技术效率为1; (3) 从不同类型旅游上市公司看, 酒店类和综合类的经营效率表现要明显好于景点类公司, 这可能与细分行业的特点有关。
本文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大多数公司技术效率低下, 其中的原因有两种, 一为纯技术无效, 另一为规模无效, 对于纯技术无效的公司而言要努力改善自身的管理问题, 对规模无效的公司应强化自身规模, 避免规模过大或过小, 控制扩张的速度。公司的经营者应针对制约自身效率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行调整, 强调对症下药。
摘要：运用数据包络分析, 本文探讨了我国旅游上市公司2002年～2005年间的经营效率, 研究结果表明, 多数公司都属于技术非效率, 其中部分原因是纯技术无效, 即管理效率不佳, 部分原因是规模无效, 即尚未达到最佳规模。另外, 本文发现, 酒店类和综合类旅游公司的经营效率和明显比景点类公司表现要好。
关键词：旅游业,上市公司,数据包络分析
参考文献
[1]刘亭立:旅游业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分析与评价[J].旅游学刊, 2005 (4) :92-96
[2]唐霞:我国旅游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J].旅游科学, 2006 (2) :47～53
[3]Banker, R.D., A.Charnes, and W.W.Cooper.1984.Some Models for Estimation Technical and Scale Inefficiencie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Management Science, 30, 1078～1092
[4]Charnes, A., W.W.Cooper, and E.Rhoodes.1978.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 429～444
[5]F·re, R., S.Grosskopf, M.Norris, and Z.Zhang.1994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66～83
旅游效率 篇2
关键词：多媒体 课堂结构 优化 建议
【中图分类号】G6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2-0126-01
中职学校饭店、旅游服务、航空等管理专业开设的《旅游地理》课，是学生从业所必备的专业基础知识。但它涉及的识面广、知识点多而分散，呈现给学生的一幅幅图表、一堆堆地名和繁杂的统计数据等，需要记忆的内容多。学生感到一看就会、一听就懂、一记就混，抓不住重点又枯燥乏味。教师如果仍采用“一支粉笔一张嘴、一本教材一张图”的传统教学方式，学生的注意力就会无法集中，产生听课疲倦，出现睡觉、讲话、开小差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旅游地理》课的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设置一种适合中职学生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课堂教学的效率将得到极大的提高。
一、运用多媒体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中职生源大多数是中考的失败者，读职校也许是他们无奈的选择。这些学生不但成绩差，纪律观念差，而且他们爱玩，学习主动性、自觉性、积极性也差，厌学情绪严重，生活习性和行为风尚也差。他们自尊、自卑、自弃、自以为是和逆反等个性心理状况更显突出。《旅游地理》课怎样使中职学生一开始就能产生学习的欲望，尽早进入最佳学习状态，这就得看教师在创设课堂教学情境这一环节中，如何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多媒体课件是集演示声音、图像、视频、动画、文字等静、动于一体的信息技术。运用网络收集和筛选的相关素材，加工、整理、制作成多媒体课件来创设教学情景，比较符合中职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求新、求奇的心理状态。如运用多媒体导入，可先播放一段与课题有关的动听的视频歌曲，悠扬的歌声加上背景画面，一种意境让学生浮想联翩；或朗诵一段诗词，富有韵律的诗词加上背景音乐，立刻触景生情，被其富有磁性的、悦耳动听的声音吸引住；或播放一段大自然风光图片呈现在学生的眼前，叮咚的泉水、百鸟的鸣叫、动物的嬉戏、花草树木的随风摇曳，让学生自由欣赏、自由议论、自由感叹，以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
当然，教学情境的创设不只用在课前的导入，贯穿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并逐步的扩展、深入、充实，这样就能不断地激发、推动、强化和调整学生的认知、情感和实践等活动。
二、运用多媒体突出学习重点、淡化学习难点
旅游地理的一些重难点内容，用多媒体以图像的形式,动态地加以分解、组合,把那些抽象的概念具体化、过程化，揭露事物的本质特征，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力的提高。
三、运用多媒体优化课堂结构，促进自主学习
《旅游地理》课运用多媒体教学，还能帮助教学走向教懂、教准、教活、教精，促使学生乐学、善学、勤学、活学，师生共同进入教与学的自觉状态和最佳状态，增强课堂教学的活力，优化课堂教学过程。如《青藏旅游区》有关“高原风光”的内容，我的授课过程为：情境创设→问题导向→分组合作→领取任务→查询信息→小组交流→合作提高。
①情境创设：下面将有一首歌曲把我们带入一个美丽神秘的地方……→播放李娜的《青藏高原》视频歌曲来创设教学情景。②问题导向：歌曲播放完后及时提出问题：a.从歌词和画面中你认识到这是哪个高原？b.你都看到了高原的哪些风光？c.嗅到了北京的哪些文化气息？d.勾起了你对西藏的哪些向往？通过视频让学生真正看到了古老而神秘的高原姿态和藏族风土习俗——青藏高原的的过去、现在的观光、朝圣、登山探险和进行科学考察和日新月异发展旅游事业的巨大潜力……赞叹、向往之感油然而生。③分组合作：将全班学生分成旅游的自然环境特征、旅游的人文环境特征，以拉萨市、西宁市等学习小组。④领取任务：学生根据分组，通过抽签在“任务”栏里领取各自的任务，然后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组成2-3人的小组。⑤查询信息：学生围绕学习主题,上网搜集信息,并加以归类、整理。⑥小组交流：课堂上安排由小组推选代表讲解，该小组学生可做补充，其他小组根据讲解的内容可以提问让其作答。每组的时间控制在3～5分钟。⑦合作提高：教师引导全班同学对每个发言人都进行正面评价，充分肯定其优点。然后根据小组讲解的情况作恰当的点评，对学生理解有偏差或错误的问题教师予以补充、指正，对学生应掌握的知识点予以归纳梳理并板书或展示，保证学生掌握完整的知识体系。
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协作学习、探究学习，既增强了团队精神、合作精神，又提升了学生收集、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也促进了学生的语言表述能力和组织策划能力，使学生自始至终保持良好的学习情绪，体验到了成功的快乐。
四、多媒体教学的几点建议
1、恰当使用
多媒体的介入虽然会使课堂活泼生动起来，但有时也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整节课使用多媒体在屏幕上切换，没有一个字的板书， 课堂容易形成学生“满堂看”。
2、控制容量，注重过程
课堂上“展示”课件的速度过快，学生思维跟不上，必要的课堂笔记无法进行，这种“过电影”式的教学方法，学生对所学知识没有进行吸收、消化。因此，课堂上必须控制教学的容量，留有一定时间让学生思考、消化、做笔记。
3、突出重点，简洁为上
课件制作应以简洁为上。课件制作得十分艳丽、花哨，主题不清晰、重点不突出。有的教师在课件里刻意穿插一些与教学内容不相干的插图、动画甚至一些宠物，表面上看起来“课件不错”，“很有动感”，事实上却淡化了教学的内容。课件内容的过分渲染造成了喧宾夺主，学生往往会分心去欣赏动画“效果”却忽视了教学内容。
4、与传统教学手段互补
一节课究竟是用多媒体手段还是用传统教学手段，这得看具体的教学内容。如传统的“三板”（板书、板图、板画）在教学活动中的优势仍然不能低估。简易、正确、快速的地理版图，可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增强记忆，还可加强对所学知识的综合联系。
5、课堂的有效管理
中职生源很大一部分来自乡镇中学，由于习惯了“上课听讲”的传统教学方式，他们在网络课堂中不是漫无目的地浏览网站信息就是干脆去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而不顾老师设置的讨论问题，有的学生甚至玩游戏或者聊天。所以，在网络课堂教学中，既要运用传统课堂教学中一些常用的诸如巡视、表扬、批评、提问等管理方式，还可以通过计算机实现对不按要求操作的学生进行黑屏；或者老师可以作为一名参与者加入到某个小组的活动中，一起进行探究学习。这样一方面了解了学生在探究学习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一些自制力较弱的学生的一种监督。
旅游效率 篇3
一、贵州民族旅游村寨管理现状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贵州的部分民族村寨就开始迅速发展, 但当时主要是以旅游脱贫为出发点进行开发和建设。经过20多年发展和建设, 民族旅游村寨已成为贵州旅游市场的重点打造对象, 也从最初的旅游脱贫对象转为旅游新的增长点, 成为带动地区发展的亮点工程和项目。2000年后全国范围内旅游业进一步发展, 民族旅游同质化现象越来越明显, 一些民族村寨在经历了早期的快速成长后, 开始面临巨大挑战。有的脱颖而出成为旅游热点, 有的逐渐衰败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有的正跃跃欲试, 力图成为新的旅游景点等。从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学角度来看其管理现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从管理对象上来看, 民族旅游资源的管理缺乏整合管理, 资源利用和使用上比较随意, 缺乏依据, 已有的旅游项目单一、形式千篇一律、重复建设太多。
2.从管理主体上来看, 各地区由于历史发展原因, 主体发挥作用不尽相同。有的是政府主导;有的是村寨自身;有的还有其他外来参与主体等。多种参与主体交叉进行管理, 管理主体上的模糊和前后不一致, 造成在管理过程中的变化较大, 很难形成固定稳定的管理执行力。
3.从管理制度上来看, 缺乏有针对性的管理制度。没有制度的摸索前进, 有制度的, 执行不到位或形同虚设, 有些制度本身拟定就存在一定问题就更不用说利用制度来进行管理了。
4.从管理过程上来看, 决策缺乏依据;计划要不太死板, 要不就形同虚设;管理组织建设不健全、不规范、没有相对稳定性, 缺乏专业人力资源管理, 已形成的组织模式很难进行重大变革调整、民族村寨缺乏相应的组织文化建设;部分地区的精英分子能发挥优秀的领导力, 通过激励和沟通带动民族旅游村寨的发展;控制管理方面, 传统文化传承不够, 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面对突发事件应急准备不充分等等。
5.从旅游过程管理上来看, 贵州民族旅游村寨的“吃、住、行、游、购、娱”等很多方面, 都不同程度存在同质化现象。仅有少数村寨在特色餐饮和住宿方面有突出表现, 绝大多数村寨在旅游过程管理中都存在不同程度有待改进的地方。
上述现状分析, 并不是一概否定民族旅游村寨的管理, 在其管理中也有好的方面, 但在这里我们主要是发现存在的问题, 为后面的管理效率增进研究找到病症所在。
二、管理效率增进过程模型的介绍
借助芮明杰教授在其《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中对管理效率增进的过程模型来搭建我们的分析理论框架 (如图) 。
资料来源:芮明杰《管理学——现代的观点》
该模型叫做产权安排下管理效率增进的过程模型, 其理论依据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及代理理论和信息经济学及市场外部效应理论的结合。产权安排成为管理效率增进首要解决的问题, 然而外部市场体系不健全或是无效、内部管理混乱, 管理效率也要大打折扣。需要通过产权安排让管理内部形成传导机制, 激励产生有效的治理结构, 系统的治理结构在人为的基础上形成合理的管理过程, 促成有效的管理方式的形成, 在完善的市场机制条件下, 促使经营管理者提高其管理效率。在这个过程中, 人的因素不可忽略。总之, 需要产权、市场与内部管理三者有机结合, 体现产权理论与市场理论的结合。
三、旅游场域下如何提高管理效率
1. 从产权安排到治理结构
产权安排具体表现在产权的归属问题上。民族旅游村寨居民作为民族旅游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 他们拥有民族旅游村寨的所有权, 可以分享收益权, 只有这样才能带动他们的积极性。民族文化作为人类文化遗产, 其最终所有权、收益权归国家所有, 地方政府只是代理国家所有权, 行使相应的管理权力, 政府代理行使主导作用在其中不可忽视。其他参与主体也是通过一定方式, 参与到对所有权的代理和委托上, 这需按照签订合同分享相应收益 (合同内容需明确产权主体, 不能为了发展放弃产权归属, 只看短期经济效益而丧失了长期管理权到最终所有权) 。明确三者在产权中的关系后, 主要就是建立一个合理的收益分享制度, 而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涉及到治理结构问题。从产权安排到治理结构这一过程中, 激励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即如何在治理结构上充分调动民族旅游村寨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体现在制度中。贵州的民族村寨各有其发展特点, 明确统一的产权安排后, 治理结构上就应该结合具体村寨的具体情况形成不同治理结构的制度, 不能照搬部分村寨成功的模式。
2. 从治理结构到管理过程
良好的治理结构是保证管理过程的基本条件。在管理过程中, 贵州民族旅游村寨还会受到其他旅游市场外部环境、旅游信息技术发展、自身人力资源努力程度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 要有良好的管理过程, 必须确保这些因素有优势。首先, 贵州民族旅游村寨必须具备竞争意识。通过市场竞争, 让那些正真拥有民族特点具备发展条件的村寨高效率地发展下去, 淘汰那些盲从跟风发展的村寨, 使民族旅游村寨精品化、样品化、品牌化, 让其有提高管理效率的动力。其次, 随着旅游信息技术的发展, 对从业人员的知识要求提出极大挑战。要让人们充分认识到旅游信息技术所带来的进步, 从过去传统简单的管理中走出来, 正视技术, 科学地进行管理。比如调整贵州民族旅游村寨管理人员规模、管理层次等组织建设问题;运用旅游信息技术解决旅游产品打造、旅游市场营销等问题。最后, 贵州民族旅游村寨的员工多是当地居民, 其努力程度直接影响管理过程的顺利进行, 并最终影响管理效率。这些员工和其他场合下的一般员工不同, 他们除了获取报酬外还是民族文化的拥有者。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应让其对自身民族文化感到骄傲, 强调“人本管理”的人文关怀。谋求自我完善、自由发展为终极目的的管理, 将调动他们的自觉意识, 更好的投入到管理中产生有益的主观能动力, 使管理过程获得极大的动力支持。
3. 从管理过程到管理方式
管理过程涉及管理方式的选择, 不同的管理方式决定不同的管理效率。从管理过程到管理方式的选择过程中, 因受管理者自身因素、外部环境、生产过程改变等因素的影响, 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首先, 贵州民族旅游村寨由于产权制度不明晰, 导致管理主体不明晰, 这使管理过程中的管理者在管理方式上也存在极大的地区差异。有些民族村寨的管理者既是管理者又是所有权拥有者, 其管理方式就相对集权化;有些民族村寨的管理者仅仅是所用权的代理使用者, 其管理方式就相对民主。不同的方式有不同效率, 甚至有的方式在一个民族村寨有效, 到另外一个民族村寨就无效, 管理人员自身的个性差异也导致方式上的不同选择。为了寻求合理的管理方式, 管理人员必须严格要求自己, 不断完善自身知识结构, 充分结合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的选择和调整管理方式。其次, 外部市场的环境对管理方式的影响是比较宏观而抽象的。具体而言, 就是要求民族旅游村寨密切关注旅游市场发展动向, 结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适时转变管理观念, 从而实现从意识到行为上管理方式的调整和转变。最后, 旅游的高速发展已使旅游生产过程发生了极大变化, 不再是简单地将民族旅游村寨展示给游客, 应更加关注旅游者的需求, 有针对性地打造民族旅游产品。民族旅游村寨的管理者需要作详细的旅游市场调查, 结合市场分析报告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打造旅游产品, 这些工作对管理者都提出了极大的知识和技术挑战。管理者们同时还要带领员工开展这些管理工作, 管理工作内容发生变化的同时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4. 从管理方式到管理效率
产权安排、治理结构、管理过程最后都通过管理方式来影响管理效率。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 管理者将选择不同管理方式。贵州民族旅游村寨在实际管理中, 更多的是结合自身因素采取不同的办法。其中有的初见成效, 有的表现平平, 有的则严重阻碍自身发展, 绝大多数是在摸索中前进, 管理效率不高。管理方式对管理效率的影响最为直接, 它是所有管理因素在管理者身上的综合体现。因此, 这对管理者的要求比较高, 他们必须认真学习管理方式的典型代表理论, 如科学管理理论、哈林顿·埃默森的管理效率研究、权变管理理论等。管理者具备一定理论素养后, 还需大胆将这些理论运用于实际, 在实践中不断调整管理方式, 适应民族旅游村寨的特殊情况, 探索民族旅游村寨独特的管理方式, 并最终实现高效的管理效率, 全面提升民族旅游村寨的管理水平。
四、结论
管理的最终结果就是寻求资源的合理配置, 并使其有效被使用。贵州民族旅游村寨走过了早期的高速发展阶段, 进入了旅游场域下良性的发展阶段, 为了让民族旅游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和开发, 必须注重管理效率问题。诸多研究也开始从不同方面关注这个问题, 本文只是从管理学理论上分析了目前贵州民族旅游村寨管理效率的基本问题, 理论分析较多, 对具体民族旅游村寨没有展开太多的详细分析, 这部分研究将作为日后深入研究的方向, 为具体贵州民族旅游村寨的发展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参考。
摘要：本文建立在对管理效率增进过程模型的应用基础之上, 并结合贵州民族旅游村寨管理的现状, 针对旅游这一特殊的场域展开分析研究, 探求旅游场域下如何提高管理效率, 为旅游目的地寻求高速、有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意见和参考。
关键词：管理效率,增进过程模型,民族旅游村寨
参考文献
[1]芮明杰.管理学——现代观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旅游效率 篇4
【关键词】饭店业；DEA；技术进步；技术效率
一、引言
旅游饭店业是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星级饭店、社会旅馆、个体旅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旅游饭店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素质稳步提升，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饭店业的发展也非常迅速。近年来，星级饭店数量不断增长，每年新评星级饭店近千家。尽管现代饭店业是一个高技术含量的产业，但中国的饭店业历来采取的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技术创新速度缓慢，技术含量一直不高。因此，有学者称我国的饭店业的发展是一种规模的简单复制扩张，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备受国人关注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以致我国虽然跻身世界旅游大国，但是远不能称作世界旅游强国。因此，积极探索我国旅游饭店业产业效率显得尤为必要。
二、文献综述
产业效率研究是当今经济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常用全要素生产率（TFP）度量。其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对TFP的研究始于丁伯根（1942）和索洛（1985）在新古典的框架下研究“索洛余值”对增长的贡献。隨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从生产效率角度对我国行业经济的运行情况进行研究的文献也大量涌现。这些文献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利用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分析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不同地区间企业效率的差异情况。如姚洋、章奇（2001）分析了我国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情况，发现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大企业相比小企业、南部地区企业相比于东部沿海地区企业都具有较高的效率。赵永亮、徐勇（2007）重点计算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成本效率，认为技术效率的缺乏是企业成本非效率的主要因素。刘秉镰、林坦、刘玉海（2010）考察了我国钢铁企业的生产力变化，发现我国钢企每年变化的效率却呈现不断改进的趋势， 生产力逐渐改善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另一类文献则主要利用各省市的行业加总数据来比较我国不同地区间行业效率的差异情况。如颜鹏飞、王兵（2004）使用DEA方法测度了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情况，发现技术效率的提高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刘兴凯（2009）考察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状况，中国服务业TFP增长呈现出阶段性下降态势，东、中、西三大区域的TFP 增长及其构成存在明显的差异。
综上所述，已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主要是以中国整体经济、工业经济、制造业或者服务业为研究对象，缺少针对具体产业的研究，对劳动密集型的饭店业的研究更是严重缺乏。本文试图用基于产出的非参数的曼奎斯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研究中国饭店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情况，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科学地测度中国饭店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客观地评价中国饭店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特征和发展趋势，以确定我国饭店业的高速发展到底是规模扩张还是技术进步。
三、模型、变量和数据
（一）DEA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是将数学、经济与管理的概念与方法相结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模型、方法和理论。DEA 是研究具有相同类型的部门（或单位）间的相对有效性的十分有效的工具，这些部门称为决策单元。通过对这样一组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的数据析，DEA 方法可以得出各DMU 的技术、规模综合效率或单独的技术效率指标，对决策单元的技术有效性和规模有效性作出评价， 其中技术有效即技术效率最佳者，构成了生产系统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面。本文主要利用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进行综合评价。
（二）变量与数据的选取
旅游饭店业的投入要素主要有劳动力和固定资产投两个。劳动投入量包括就业人数、劳动强度、劳动时间和劳动质量等方面的内容。考虑到指标数据的可得性，采用饭店业年度从业人数来表示劳动投入。
由于中国饭店业没有关于资本存量的数据，而且我国的旅游统计方面还没有涉及固定资产投入方面的数据，只能用饭店业的固定资产价值来代替资本投入，因为饭店业的总产值实际上是由饭店业从业人员与饭店的固定资产共同来完成的，所以本文采用饭店业年度固定资产总额来代替资本投入也是可行的。
对于产出变量的选取，人们选用的是旅游饭店业的营业收入。
已有实证研究表明，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的不同是导致研究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的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4～2008），研究覆盖了全国 31个省市，根据中国饭店业的发展历程，考虑到可比性，又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的样本为2004～2008年共五年的投入与产出数据。
四、我国旅游饭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中国 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因此在分析中国饭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时，利用 DEAP2.1软件计算了2004～2008年之间中国旅游饭店业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逐年的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并进行了分解。
1.旅游饭店业产业效率变化分析
表1中国旅游饭店业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及分解
表1列出了2004～2008年间中国旅游饭店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结果。纵观2004～2008年中国旅游饭店行业Malmquist指数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旅游饭店全要素生产率在2004～2008年间平均增长6.3％。总体上经历了先下降后回升的过程，2004～2007期间生产率增长速度出现明显的持续下滑，而2007～2008又表现出缓步回升态势。
根据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一步将TFP变动分解成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以找出它们各自的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技术效率是指在给定一组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一个企业的实际产出同一个假设同样投入情况下的最大产出之比，因而技术效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因素来看，中国旅游饭店业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的提高，其平均增长率为9.1％，其中，纯技术效率平均增长率为5.9%，规模效率平均增长率为3％。而同期技术进步则为负增长，其平均增长率为2.5％，从最终的估计结果来看，技术进步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技术效率提高的效果，表明我国旅游饭店业在技术进步方面是下滑的，且技术效率是推动中国旅游饭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旅游饭店业TFP对技术效率的依赖性是显而易见的。
2.区域旅游饭店业产业效率比较分析
我国区域旅游资源与经济发展状况差异较大，导致各地旅游饭店业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将全国31个省市划分为东中西三大板块来分析旅游饭店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状况，目前，国家和学术界一致认定的划分是：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表2中国旅游饭店业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及分解
表2的结果显示，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旅游饭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差异，且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也不相同。东部地区TFP保持着年均0.6％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中部地区的2.5％和西部地区的7.1％，从生产率的内部构成来看，三大地带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较大地依赖于技术进步，其技术效率水平基本保持不变，而中西部地区更多地依赖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规模效率的提高，说明旅游饭店业的规模效应比较明显，而技术进步呈现负增长，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旅游饭店业的快速发展。这一点在西部地区尤为凸显，主要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五、结论
综上可知，2004～2008年间，中国旅游饭店业TFP平均增长了6.3％。同时东中西部地区旅游饭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差异，且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来源也不相同，中西部地区TFP增长快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较多地依赖于技术进步的提高，而中西部则更多地依赖于技术效率中尤其是规模效率的提高。
为了缩小饭店业同国外的差距，提升饭店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需要同时重视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首先，要加快饭店业的市场化改革，鼓励创新投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把提高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水平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其次，注重区域的协调发展，确保区域饭店业全面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最后，建立区域协调机构，宏观上布局，微观上协调，保证资源合理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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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效率 篇5
经济长期性增长分为两个阶段:经济结构变动的前期追赶阶段和以效率持续提高为根本动力的后期增长阶段[1]。中国已进入经济长期性增长的后期阶段,基于产业发展视角研究产业效率提升问题,对于产业内生动力发展和宏观经济可持续推进尤为重要。21世纪以来,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迅猛,其中以滨海旅游业作为支柱型产业的海洋产业发展备受瞩目。滨海旅游业具有海陆兼备的地理区域特殊性,因地制宜提升滨海旅游产业效率、以效率提升促进滨海区域旅游业发展是本研究的首要目的。
国内外对于旅游业效率的研究较为丰富。国外研究主要针对旅游业内部各行业的效率,如对旅游业中的旅行社效率[2,3]、酒店效率[4,5]、旅游交通效率[6,7]、土地使用效率[8]、旅游产品销售效率[9]等进行研究。国内除对旅游业内部各行业的效率(旅行社效率[10,11]、酒店效率[12]、旅游博彩效率[13]、旅游服务效率[14]和旅游业投资效率[15])进行研究外,主要集中于对区域旅游业发展效率的研究:马晓龙[16]、王坤[17]、梁明珠[18]、李瑞[19,20]、邓洪波[21]等及相关研究者分别以中国58个主要城市、长江三角洲、广东省21个地级市、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和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安徽省17个地级市为研究区进行城市旅游业效率发展研究;陶卓民[22]、梁流涛[23]、金春雨[24]等及相关研究者以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区,从不同时间段、不同视角对旅游业效率发展进行研究。
国外相关研究起步较早[25,26],国内研究方法与之相近,在效率测度方面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及其相关改进模型,其他方法包括回归生产模型、指数方法、随机前沿分析法(SAF)等;但目前国内仅对滨海城市生态旅游效率进行研究[27]或基于效率测算对不同时间点效率值进行定性空间分析[28],尚未有针对中国滨海53个城市旅游业效率指数逐年变化及空间计量演化的研究。此外,在郭腾云等[29]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利用DEA方法对不同时间点效率进行研究,其效率值是基于不同生产前沿面计算所得,不同时间点效率值不具可比性。因此,本文在梳理滨海旅游业效率在旅游产业发展中驱动作用的基础上,利用面板连续数据,对中国53个沿海城市的滨海旅游业效率及时空演变进行综合评价,希冀为中国滨海旅游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2 滨海旅游业效率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滨海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体现人类活动与海洋资源的和谐互动关系:一方面,人类亲水性特点对海洋资源的需求愈加强烈,对滨海资源的利用呈逐渐深入趋势;另一方面,海洋资源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日益加深,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滨海旅游业是以滨海城市为载体,以滨海岸线资源为利用对象,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特点的“陆-人-海”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陆-人-海”是滨海旅游业系统内部主体,人类即是需求者又是产业内部和谐共生发展的催化剂,人类需求由“陆-海”供给,人类保护意识的增强促进“陆-海”关系和谐。滨海旅游业发展是人类与海洋、陆地和谐共生、相互促进的外在表现。
在滨海旅游业系统演进过程中,主导驱动因素是“人”,而人类系统演进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效率,故由效率因素驱动的滨海旅游业系统演化机理(图1)可知:人类系统与陆-海系统在正向投入和负向投入共同作用下,经自身协调作用,获得滨海旅游业效率产出;滨海旅游业效率与正负投入间存在相互反馈关系;存在除滨海旅游业效率直接影响因素等其他外部环境影响因素。其中,正向投入包括城市经济水平、旅游政策法规、旅游环境保护、旅游服务水平和旅游基础设施等;负向投入包括海洋自然灾害、疾病传播、岸线侵蚀、近岸和海洋生态环境破坏和经济危机等。正负投入与滨海旅游业效率间的反馈作用显著,在正负投入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滨海旅游业效率产生累积、反馈的协同效应,系统不会因某一因素作用而导致崩溃,其自组织能力结合外部环境影响会逐渐趋于合理性发展。
依据协同理论,滨海旅游业内部各子系统相互协调、共同演进,与外部环境进行具有开放性质的信息流、资源流、能量流交换,自成体系却并不孤立。因此,要实现滨海旅游业效率的逐步提升,进而促进滨海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协同理论中的系统开放与自组织原理:自组织原理可依托系统正负向反馈,使其内部各子系统相互影响、制约和促进;系统开放原理可吸纳外部物质、信息、能量,维持系统整体的“耗散均衡”。需要强调的是,人是系统发展的原动力,所有约束机制与推动力均源于人的社会需求;人是参与旅游产业发展的人,也是社会中的人;人类社会呈进步态势,人类系统演进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效率,只有实现人的高效率自组织和开放发展,才能促进“陆-人-海”系统优化升级,进而促进滨海旅游业效率的逐步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3 研究方式
3.1 研究方法
3.1.1 滨海旅游业效率测算
在效率测算方面,国内外效率研究方法有多种,常用的是参数型随机前沿分析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AF)和非参数型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本文选用非参数型DEA方法。A.Charnes等[30,31]于1978年首次提出DEA模型并对其有效性进行科学评价,魏权龄[32]将DEA引入中国并发表多篇文章、专著宣传其测度效率的有效性,此后逐渐被国内学者所熟知并加以应用[16,17,18,19,20,21,22,23,24],由北京大学成刚博士等[33]推出的MaxDEA软件增强效率测算的便捷性。此外,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常用平价面板数据和效率分解评价模型,本文采用DEA结合Malmquist指数作为评价效率的方法。依据相关研究[34,35,36],K代表被评价城市个数、L代表投入指标、M代表产出指标、xjl代表第j个城市的第l种资源投入量、yjm代表第j个城市的第m种产出量,对于第n(n=1,2,…,K)个城市,DEA(CRS)表达公式如下:
式中:θ为综合效率指数;λj(λj≥0)为权重;s-、s+均为松弛变量且均≥0;ε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变量;e1T、e2T为单位空间向量。将式(1)中引入限制条件,即变为规模报酬可变的VRS模型[29]。
效率随时间演变的具体情况需Malmquist指数进行全要素分解评价,本文引入全局参比Malmquist指数,依据文献[11],由于面板数据所有各期总和作为参考集,各期参考的是同一前沿面,但所计算结果仍为单一Malmquist指数。相邻两期Malmquist指数前沿面虽然参考同一全局前沿,但效率变化计算仍采用各自前沿[33]。利用Global Malmquist指数模型(全局生产率变化指数,GTFP)式(2),可以分解出综合效率变化(EC)和技术进步(TC),综合效率变化又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分解如下:
式中:CRS表示不变规模收益;VRS表示可变规模收益;GM表示全局Malmquist指数;t表示时期。
由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分解可知[29,37,38],GTFP代表滨海旅游业生产率增长或降低程度,EC指数代表滨海城市的滨海旅游业投入要素配置、利用水平和规模效应影响等的变化,TC指数表示滨海旅游业生产技术变化情况,PTE指数表示滨海旅游业要素资源的配置、利用水平变化,SE指数表示滨海旅游业规模效应影响水平变化。同时,当效率值大于1时,表明在研究时间段内效率提升;当效率值等于1时,表明效率水平不变;当效率值小于1时,表明效率下降。
3.1.2 空间演变分析
经典空间演变分析方法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和标准差椭圆分析等,本文利用ArcGIS空间标准差椭圆分析(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SDE)进行研究。SDE方法已在地质学、人口学、犯罪学、社会学、生态学等领域广泛应用[39],由于滨海旅游业沿海城市分布较分散,利用该方法可从空间上推演出近年来我国滨海旅游业效率发展及演变趋势,分析原理如下[40]。
首先,确定椭圆圆心(研究中亦称为重心),公式为:
式中:xi和yi分别为特征值i的空间位置;是研究区域的算术平均中心即为椭圆圆心。
其次,确定椭圆的偏转方向,以坐标轴X轴为基准,12点钟方向(正北方)设定为0°,以顺时针方向旋转,公式为:
式中:是平均中心与(x,y)坐标的差。
最后,确定椭圆中X轴和Y轴的长度,公式为:
式中:σx和σy分别代表X轴和Y轴的长度,结合式(4)、式(5),利用ArcGIS10.2软件对滨海旅游业效率空间演变趋势进行测度。
3.2 量化研究指标选择
滨海旅游业效率主体基于投入—产出两大要素,能够量化表征且可获得数据的统计指标较少,故综合考虑滨海旅游业效率发展驱动因素及量化指标可获得性认为:投入方面,旅游业发展需要经济基础支撑,旅游投入不仅限于景区、酒店、旅行社等设施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经济整体规模等都会影响旅游吸引力,故旅游业投入指标选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本投入指标;旅游业从业者也不仅限于导游、酒店、旅行社、批发零售商店、租车公司服务人员等,还包括间接从业者,故旅游业投入指标选择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作为劳动投入指标(旅游业投入不包含土地投入)。产出方面,产出指标选择旅游产业直接产值数据,即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
由于资源禀赋及海洋自然灾害等影响因素具有量化可行性低的性质,并且各影响因素对滨海旅游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投入与产业产出上,故未对相关指标进行量化选择与处理。
3.3 数据来源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数据均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以及各市年鉴、统计公报等。由于旅游业的投入产出具有滞后性,故为规避2003年SARS对旅游业造成冲击这种小概率事件影响(影响2004年旅游投入产出),研究数据起始投入时间为2005年,对应产出时间为2006年,以此类推,投入数据时间段为2005—2012年,产出数据对应时间段为2006—2013年。为消除价格变动因素影响,将价值性指标进行平滑处理,价值性指标均折算为2005年价格。
4 滨海旅游业效率测算与分析
据式(2)和式(3)可知各效率和指数变化的关系和原理,不再赘述。基于收集的数据,利用MaxDEA Ultra(1-core)软件,结合DEA和Global Malmquist指数模型,分别计算2006—2007年、2007—2008年、2008—2009年、2009—2010年、2010—2011年、2011—2012年和2012—2013年中国沿海53个城市滨海旅游业的综合效率变化、纯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水平变化以及规模效率变化和生产率变化,并对其空间分异情况进行分区域研究。
4.1 滨海旅游业效率综合演变趋势分析
2006—2013年我国滨海旅游业总体效率时空演变趋势如图2所示。
(1)生产率变化呈弱改善趋势。其中2011—2012年变化较显著,此时由于2008年经济危机而投入的4万亿投资促进产业生产效率提升效应明显,进而导致生产率变化显著。由此可知,国家级政策性投资对滨海旅游业生产率发展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2)综合效率变化波动明显,主要原因:依前文所述投入产出对应2008年正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暴发之年,滨海国际旅游人数和收入暴减,导致综合效率在2009—2010年下滑严重;2010—2011年期间各行业发展趋势向好,滨海国内旅游人数和收入迅速增长,国际金融环境衰退放缓、部分地区开始回暖,滨海国际旅游人数和收入呈现一定回升,推动综合效率提升明显。由此可知,滨海旅游业对经济环境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和敏感性,综合效率受经济环境影响较大。此外,通过综合效率时间演进趋势分析,验证了郭腾云等[9]在其研究中提及的DEA效率测算非连续面板数据容易产生较大误差且不具可比性的结论,但众多高质量期刊中的相关研究仍采用时间断点研究[19,20,28],其准确性有待验证。
(3)技术进步水平波动变化较大,较其他效率变化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2009—2010年、2010—2011年和2011—2012年3个时期的对比趋势上。2009—2010年和2010—2011年技术进步水平与综合效率呈明显反差,而2011—2012年和2012—2013年技术进步水平与综合效率又呈明显趋同,说明经济危机对技术进步水平影响作用更显著且存在滞后性,其自恢复能力明显较弱,导致2009—2010年和2010—2011年波动较大;2011—2012年和2012—2013年,随着整体内外部旅游经济环境转变以及技术水平自我调节,技术进步水平恢复正常,呈现与整体滨海旅游环境相协调状态。由此可知,除经济危机因素影响,技术进步水平与综合效率水平呈趋同状态,但前者弱于后者,说明目前我国滨海旅游业综合效率提升受规模效率和纯效率影响相对较大,受技术进步水平提升影响相对较小。
(4)规模效率是产业是否达到最适规模的外部显现,体现在一定生产规模内由于规模增大而带来的收益递增现象。对比我国滨海旅游业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发现,两者演变规律吻合度较高。规模效率对于区域评价的优势在于能够规避大规模城市由大投入、大产出带来的外部经济环境较好的表象,避免高估大城市而低估小城市,以绝对投入和绝对产出评价滨海旅游业发展优劣程度;如,在滨海旅游城市中,天津和上海是绝对大规模城市,但其规模效率水平并未因大投入而更高,而是由其规模投入和规模产出共同影响。由此可知,滨海旅游业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时空发展规律相吻合,综合效率受规模效率影响较大;滨海旅游业整体效率不高应在规模投入问题上深入反思,过多投入并不会带来效率水平外溢。
(5)纯技术效率除2010—2011年波动较明显外,其他年份波动变化较小。由滨海旅游业演化机理可知,滨海旅游业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纯技术效率)受政策、人才、资金、技术效率共同影响,在中国现行体制环境下纯技术效率是推动滨海旅游业综合效率发展的主导因素,而其中的政策因素是目前我国滨海旅游业效率提升的主要影响因素。
4.2 滨海旅游业效率局域演变趋势分析
滨海旅游业受生态环境、水文环境、海陆空间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各个海域又因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水文条件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存在差异性,从而主导滨海旅游环境的形成。因此,将我国滨海城市按四大海域界线划分为4个组群:渤海沿岸城市组群、黄海沿岸城市组群、东海沿岸城市组群和南海沿岸城市组群进行分组讨论。其中,①渤海沿岸城市组群包括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秦皇岛、唐山、沧州、天津、滨州、东营、潍坊等城市;②黄海沿岸城市组群包括大连、丹东、烟台、威海、青岛、日照、连云港、盐城、南通等城市;③东海沿岸城市组群包括上海、嘉兴、杭州、绍兴、宁波、舟山、台州、温州、宁德、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潮州等城市;④南海沿岸城市组群包括汕头、揭阳、汕尾、惠州、深圳、东莞、广州、中山、珠海、江门、阳江、茂名、湛江、北海、钦州、防城港、海口、三亚等城市。因大连、烟台城市设施和旅游资源均位于黄海一侧,故划入黄海沿岸城市组群;同理,汕头纳入南海沿岸城市组群。
制图基于复杂数据简单化原则,选用雷达图对数据结果进行处理,如图3所示结合效率输出结果可知:
(1)2006—2013年各区域生产率变化存在差异,差异性较明显的是2009—2010年和2011—2012年。其中,2009—2010年差异较明显的是东海沿岸城市组群生产率提升水平较大,对比滨海旅游业效率综合演变趋势,此时期滨海旅游业生产率呈提升态势,说明此时期东海沿岸城市组群生产率对全国滨海旅游业生产率起主导促进作用;2011—2012年各城市组群生产率水平均高于其他研究年份,但各组群贡献率仍存在较大差异性,黄海沿岸城市组群生产率水平高于其他城市组群,说明此时期黄海沿岸城市组群对全国滨海旅游业生产率起主导促进作用。
(2)2006—2013年各区域综合效率变化差异较大。最为显著的是2009—2010年全国滨海旅游业综合效率几乎全线崩盘,进一步显现出滨海旅游业在经济环境中脆弱性较大的问题;2010—2011年各区域综合效率增幅明显,说明在外部经济环境不景气状况下,通过内需拉动能够有效提升区域滨海旅游业经济发展。
(3)2006—2013年各区域技术进步变化差异显著。与前文所述技术进步水平波动较明显体现在2009—2010年、2010—2011年和2011—2012年3个时期的对比趋势有所不同的是,各区域差异较明显的是2009—2010年。此期间技术进步水平提升迅猛,但渤海和南海沿岸城市组群明显低于黄海和东海沿岸城市组群,说明区域间和区域内城市技术提升能力在经济环境扰动条件下差异性较为显著。
(4)2006—2013年各区域规模效率变化最为显著的是2010—2011年。结合各年份发展趋势,渤海和南海沿岸城市组群规模效率发展总体优于黄海和东海沿岸城市组群,但后者波动变化更小、发展稳定性更强。
(5)2006—2013年各区域纯技术效率发展态势存在差异,差异波动幅度较大的时间段主要集中于2008—2011年。在整体演变趋势上纯技术效率变化大致呈正态分布,但各区域发展变化差异明显,说明纯技术效率发展水平具有区域不平衡性,但发展趋势较好。
5 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SDE方法对于空间演变的测度与表达主要基于影响椭圆空间分布的长短轴、方位角和中心等参数,以定量手段对研究对象进行空间分布整体特征描述。基于ArcGIS10.2软件获得长短轴、方位角和中心等参数(表1和表2)。
5.1 重心变化
重心空间位移趋势代表滨海旅游业效率随时间演变空间整体效率演化趋势。滨海旅游业逐年效率值均存在空间变动,整体以2006—2007年重心为基点。生产率变化从2006—2007年开始效率南移趋势明显,仅2008—2009年和2011—2012年呈北移趋势,说明生产率发展南部地区优于北部地区;综合效率演变呈南移趋势且位移趋势明显大于生产率,说明综合效率发展南部地区优于北部地区;技术进步水平北部地区明显优于南部地区,说明近年来我国北方滨海旅游业更加注重技术水平提升,虽然综合效率明显为南部优于北部,但北部呈效率追赶态势;规模效率水平仅2010—2011年呈南移态势,说明北部地区优于南部地区;纯技术效率水平也是北部地区明显占优。综上分析可知,近年来我国滨海旅游业效率发展趋势为,南部地区优于北部地区,北部地区效率呈追赶态势,南北滨海旅游业发展效率差距逐渐缩小。
5.2 标准差椭圆
长短轴变化与南北向主轴方位角夹角大小代表效率发展集聚及演变趋势大小。长短轴差值代表椭圆扁率,扁率越大方向性越明显、集聚程度越高。滨海旅游业效率标准差椭圆长短轴差值较大,方向性明显,各效率值逐年演化趋势明显。生产率变化,各年份椭圆扁率大、平均转角25.64°,较基准值25.46°向东南偏转0.18°,说明空间上总体生产率增长趋势向东南沿海倾斜;综合效率变化,2006—2010年波动变化明显,之后发展态势平稳,2009—2010年转角率达到28.41°,说明研究期内2009—2010年以前综合效率南北互动演化,但2009—2010年之后南部地区明显优于北部,集聚变化更为明显;技术进步水平,2008—2009年起椭圆扁率不断减小,转交波动变化亦不明显,说明总体滨海旅游业技术进步呈下降态势;规模效率,从2007—2008年起逐渐呈椭圆扁率减小趋势,转角除由2009—2010年的23.30°转为2010—2011年的27.85°,其他年份变化不明显,说明规模效率水平发展呈下降态势,2010—2011年南部规模效率增长幅度较大;纯技术效率,椭圆扁率虽呈波动演化但最终趋于平稳,转角上由2009—2010年的28.74°逆时针旋转为2010—2011年的18.69°,说明北方滨海旅游业纯技术效率集聚和增幅明显。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梳理滨海旅游业效率在旅游产业发展中驱动作用的基础上,利用DEA-GM对滨海城市旅游业效率指数逐年变化进行测算与分析,并借助SDE方法进行空间计量演化分析。首次在对滨海旅游业效率演化机理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滨海旅游业效率逐年演化趋势及空间计量演化方面弥补前人相关研究的不足。综述,获得以下结论。
(1)基于旅游效率在滨海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分析得出:滨海旅游业是以“人”的高效率发展为原动力、以具有协同性的“陆-人-海”系统为依托,在旅游产业中具有特殊资源性质、在海洋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的绿色经济产业,其发展受人类经济活动效率的制约。
(2)基于逐年效率演化测算及空间计量演变分析得出:①滨海旅游业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敏感性较强、脆弱性明显;②政府投资对滨海旅游业发展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投资规模与规模效率不具指数效应;③滨海旅游业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时空发展规律相吻合,纯技术效率是推动综合效率发展的主导因素;④政策效率是中国滨海旅游业发展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⑤我国滨海旅游业效率空间整体呈现南高北低分布,但区域差距呈缩小态势。
(3)基于获得的结论及目前我国滨海旅游业发展现状,应从以下4方面促进我国滨海旅游业效率提升:①注重从业人员素质及专业化培养,引导旅游者向文明游、生态游方向发展;②完善区域发展配套政策措施;③提高各效率综合发展水平;④对区域发展差异性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效率提升措施。
(4)本文针对我国滨海旅游业效率在滨海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及时空演变进行综合分析,但仍存在有待深入探究的问题:①在投入产出指标选取方面,研究区域对纯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不完善,今后需考虑进一步探究各投入产出相关性;②空间演变研究方法有多种,其他方法对支持滨海旅游业效率研究是否更具针对性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
摘要：文章在梳理滨海旅游业效率在旅游产业发展中驱动作用的基础上,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全局Malmquist模型结合标准差椭圆分析方法,对中国53个沿海城市的滨海旅游业效率进行时空演变分析。结果发现:1滨海旅游业是以“人”的高效率发展为原动力、以具有协同性的“陆-人-海”系统为依托,在旅游产业中具有特殊资源性质、在海洋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的绿色经济产业,其发展受人类经济活动效率的制约。2滨海旅游业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敏感性较强、脆弱性明显,政府投资对滨海旅游业发展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投资规模与规模效率不具指数效应;滨海旅游业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时空发展规律相吻合,纯技术效率是推动综合效率发展的主导因素,政策效率是目前中国滨海旅游业发展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我国滨海旅游业效率空间整体呈现南高北低分布,但区域差距呈逐步缩小态势。3影响滨海旅游业效率的驱动因素具有相互制约、协同发展的特点,滨海旅游业发展应注重从业人员素质及专业化培养,逐步引导旅游者向文明游、生态游方向发展,完善区域旅游业发展配套政策措施,提高滨海旅游业各效率综合发展水平,结合区域发展差异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效率提升措施。
旅游效率 篇6
广西所在的滇桂黔石漠化区是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 全区涉及到贫困村的县份有105个, 只有柳州的柳中区及桂林的象山、秀峰、叠彩和七星区无贫困村 (《全区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旅游发展规划 (2015-2020) 》) 。扶贫开发又是制约自治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短板, 因此将 (乡村) 旅游扶贫作为带动村庄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的造血式扶贫方式是自治区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实施关键。以往学者们对广西旅游扶贫的研究包括旅游扶贫贡献率评价、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旅游扶贫模式、旅游精准扶贫等方面, 但针对旅游扶贫效率分析的文章较少, 定量分析更不为所见。基于此, 本文将通过数据分析以评价广西旅游扶贫效率:广西各市旅游业是否能带动地区脱贫, 多大程度促进贫困区经济增长及剖析旅游扶贫效率变化的源泉, 以为各市探寻提高旅游扶贫效率的有效路径提供理论参考。
2 研究方法、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2.1 DEA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DEA, DataEnvelopment Analysis) 由Coopor、Charnes和Rhodes于1978年提出, 该方法的原理主要是通过保持决策单元 (DMU, Decision Making Units) 的输入或者输入不变, 借助于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面, 将各个决策单元投影到DEA的生产前沿面上, 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DEA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DEA方法具有简化算法、剔除主观性、避免误差的特点。DEA方法对多输出-多输入的有效性评价问题上有绝对优势, DEA方法具有C2R、BC2、FG和ST等代表性经典模型, 本文采用的是最为成熟的C2R和BC2模型 (C2R模型是规模收益不变条件下得到的;去掉C2R模型假设, 引入约束条件得到BC2) 。
设有n个部门或单位 (DMU) , 每个DMU有m种输入和k种输出。xj0和yj0分别表示第j0个决策单元的旅游扶贫投入量和产出量。引入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ε (ε为任意小正数) , 利用Charnes-Cooper变换后可化为最终的线性规划问题如 (1) 式。评价DMU的在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的C2R模型为:
其中s+和s-为输入和输出的松弛变量, θ为目标值, λ为DMU的线性组合系数。依据DEA方法思想, DEA模型中的旅游扶贫效率参数反映旅游业对其经济拉动及产业集聚作用;技术效率代表城镇及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规模效率指数表示旅游业总体发展对当地经济推动作用。旅游扶贫效率评价是将各地级市作为实际DMU。因此, 由各参数值可得:当θ=1时, 对应的DMU为弱有效, 进一步, 若s+=s-=0称为DMU为有效;当θ<1时, 称为DMU为无效, 说明该单元没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
2.2 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文章分析所运用数据来源于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广西统计年鉴》 (2011—2015年) 、2015年各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基于文献梳理、旅游扶贫评价指标筛选及数据获取可行性, 文章选定旅游扶贫投入指标为可衡量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旅游者平均消费及人均游客接待量;旅游扶贫产出指标为能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GDP。本研究中DMU个数为14。
3 研究结果
3.1 旅游扶贫综合效率分析
文章以广西区14个地级市2008-2015年旅游扶贫投入/产出指标的面板数据为资料, 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法的C2R模型, 利用DEAP2.1软件, 对各个地级市旅游扶贫总效率逐年计算, 汇总结果见表1。
从空间维度分析, 2008-2015年广西平均旅游扶贫效率水平总体偏低, 只有三个城市达到了弱有效;各市之间扶贫效率差异较大, 扶贫效率从0.5到1的波动程度。但8年来, 其扶贫效率差异在缩小, 标准差从2008年0.144降到2015年的0.096。这与广西近年大力实施旅游精准扶贫政策、优化各地区旅游扶贫资源配置相关。
从时间维度看, 2008-2015年间, 柳州、防城港、贵港及钦州、玉林、来宾 (除去一年) 扶贫效率为1, 基本无波动, 处于扶贫效率弱有效。其中河池市总体扶贫效率最低为0.69, 贺州次之。因此, 这两市通过缓解“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来改善扶贫效率。比如河池、贺州等市加大旅游精准扶贫帮扶力度从而实在贫困人口脱贫进度。
3.2 旅游扶贫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分析
旅游扶贫综合效率可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乘积, 通过分解技术效率可分析扶贫效率的动力源泉, 当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大于1时说明其是TFP增长的动力, 反之其阻碍了TFP的增长。为实现此目的, 依据数据包络法的BC2模型, 运用DEAP2.1软件测得2015年各市旅游扶贫总效率分解情况 (见表2) , 由表2数据分析:从纯技术效率分析得只有梧州、北海、贺州、河池及崇左市没达到有效。这五个城市资源未充分配置, 未取得最大产出效果。从规模效率分析得百色、来宾及崇左市扶贫规模效率递增, 柳州、钦防及贵港、玉林市规模效率不变, 其余城市递减。大部分城市旅游扶贫效率都依赖于规模效应, 因此旅游扶贫效率低的地区主要是区域旅游业发展带动力不足, 旅游扶贫资源要素合理配置有很大提升空间。
4 结论及建议
广西旅游扶贫综合效率均值为0.866, 2008—2015年间, 旅游扶贫综合效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仅有三城市达到了弱有效;各地市旅游扶贫效率差异明显, 旅游经济强市扶贫效率较高、旅游经济弱市扶贫效率偏低, 未达到有效;从分解效率来看, 纯技术效率对综合效率动力作用规模效应的动力作用;8个地级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增或不变的阶段, 可提升对贫困地区旅游的资源投入水平以加大其扶贫开发力度来旅游扶贫效率。
旅游扶贫政策越来越受到各旅游资源富集的贫困地区重视, 探讨旅游扶贫效率问题需要更深入研究。本文认为, 未来研究需要从三方面出发完善旅游扶贫研究。扶贫效率指标选择, 衡量旅游扶贫效果的收入指标应更选择更微观指标, 如贫困家庭收入占旅游总收入比重或者贫困家庭收入等;研究方法上, 需探讨更多的定量分析方法多角度衡量扶贫效率。
根据以上结论, 可加大用于旅游扶贫的资源投入以满足旅游扶贫的资源需求即大限度的扩大扶贫规模效率以提高扶贫产出。有潜力的地级市要发挥旅游业在扶贫富民中的作用, 扶持重点村开展乡村旅游, 加大资金融入, 以整村推进的方式推进旅游扶贫更深发展;充分带动贫困地区居民就地参与旅游运营服务实现脱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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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龙祖坤, 杜倩文, 周婷.武陵山区旅游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与空间分异[J].经济地理, 2015, (10) :210-217.
旅游效率 篇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始终离不开旅游业改革创新的大力支撑。从20 世纪80—90 年代引发热议的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到本世纪初开始的旅游综合配套改革,再到当下的旅游全面深化改革,无不围绕着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而展开。可以说,如何通过旅游业改革来建立并完善旅游市场经济体制和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促进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一直是业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从各级政府不断出台的政策文件( 如《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 号、《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 号) 到人大《旅游法》( 2013 年) 出台,以及有关研究文献的不断增加便可见一斑。
笔者在中国知网( cnki. net) 以“旅游( 业) 改革”、“遗产( 体制) 改革”、“景区( 体制) 改革”为“篇名”( 1983—2015 年6 月)进行检索,共搜索核心期刊论文117 篇( 含CSSCI) ,博士和硕士论文20 篇( 其中博士论文1 篇) ,见图1( 旅游专业教学改革文献不包括在内) 。
其中,研究“主题”主要涉及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旅游综合配套改革、旅游全面深化改革、旅游教育改革等方面( 表1) 。由于旅游业改革发展主要属于中国这类转型国家的特色,故本文以国内核心期刊代表文献、硕博论文和代表性学者观点为基础展开讨论,从( 社会) 公平—( 市场) 效率角度出发对旅游业改革的有关研究展开客观述评,以期对实践发挥更加有效的理论支撑作用。
2 旅游业改革的公平—效率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经历了20 世纪80 年代的体制转轨变革到90 年代中期的转型升级发展过程。在20 世纪80—90 年代,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成为主流,推动旅游业从政治接待事业向经济产业转轨,旅游事业单位企业化,特别是旅游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管理权分离成为趋势。本世纪初期,旅游综合配套改革成为主流,广东、云南、海南、桂林四区,秦皇岛、成都、舟山、张家界四市,北京、天津、广州等先后成为旅游综合改革试验或示范区,旨在通过经济发达、旅游发达地区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示范探索旅游业转型升级发展路径模式,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当前随着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确立,旅游业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期,目的在于理顺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保障旅游休闲权益,促进旅游业领域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推动旅游业从单一经济产业向综合社会事业转型。可见,旅游业改革先是强调市场效率,并导致许多公共资源私有化、商业化( 如风景名胜区门票经济) ,后来才逐渐注意到社会公平,注重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提供( 如国家公园试点) ,兼顾( 社会) 公平—( 市场) 效率成为旅游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框架。
从公平角度看,旅游业改革一方面要求保障国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旅游休闲权益,提供基本的旅游休闲公共、准公共产品,特别是各类公共旅游休闲资源景区点的免费或成本价提供,以及城乡公共旅游休闲游憩系统的完善; 另一方面要求政府营造公平旅游休闲产业的经营环境,保障旅游休闲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打破垄断。
从效率角度看,旅游业改革要求体现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只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如旅游资源环境保护、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游憩系统完善、信息网路平台建设、旅游标识系统完善、区域品牌形象推广等旅游休闲公共平台问题,基于公益化、市场化、社会化促进政事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运作,以实现投入—产出效率最优化和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
综上所述,旅游业改革需要从公平—效率原则出发,规范政府在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前提下,逐步建立起以旅游休闲者、旅游休闲产业经营者“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体系、市场公平体系,以及“以市场化制度为本,创自由竞争之基”为基本原则的市场竞争体系,以保证旅游休闲( 准) 公共产品的提供,保障市场经营环境的健康,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因此,从改革理念或价值观树立与传播到有关制度的设计与运行,以及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需要体现公平和效率,进而促进旅游业经济社会效益的提升,实现“宜闲宜游”、“宜业宜商”、“宜居乐居”的社会理想。
3 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3. 1 旅游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旅游业改革首先面对的是中央与地方对旅游业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如何有效实现政企、政事、政社分离,建立并完善中央、地方对旅游业的决策与协调、监督与管理、公共治理与服务机构。蔡万坤[1,2,3]较早探讨了旅游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指出这是旅游业的根本问题,同时提出旅游外联体制的改革思路,并借鉴日本旅游管理体制与政策法规,抛出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有关做法; 罗福群[4,5]以广东为例,指出旅游经济体制改革要注意因地制宜,实行政企分开,加强行政管理,扩大地方外联权,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企业化、市场化、国家化的改革思路; 于英士[6]指出,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内容包括微观旅游企事业与宏观各级旅游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两方面,其中后者为重点; 王大悟[7]从系统论角度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分析了我国旅游事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矛盾,提出了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目标、主体构造及其实施措施; 陈仙波[8]探讨了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系统工程原理;王强[9]在指出旅游业主体、客体、介体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提出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四大原则———大旅游、大改革、大体制、大发展; 钟新民、况既明[10]以桂林为例研究了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局限,提出成立产业委员会的旅游”大管理”思路; 张俐俐[11]对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总结,认为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从1978 年开始至今,共经历起步、发展、深化和创新四个阶段; 曹芳东、吴江[12]从分形理论视角揭示旅游制度系统存在的制度内容分形、结构分形、环境分形、运行分形、功能分形、实施机制分形等特征,提出河南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整合制”系统构建与管理创新; 余凤龙、黄震方、曹芳东[13]探讨了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指出中国市场化体制改革依然是我国尤其是中西部省份旅游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 宋瑞[14]提出全面深化旅游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路; 胡抚生[15]指出,全面深化地方旅游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关键在于职能转变; 刘庆余[16]从“旅游治理”角度提出全面深化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思路。
旅游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是旅游管理体制改革,也是旅游综合配套改革,更是旅游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部分,业界与学界对改革认识逐步深入,经历了从事业管理、行业管理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治理自政企、政事、政社不分到政企、政事、政社分开,从领导决策协调、行政监督、行业管理到公共服务、公共治理的深化过程。纵观学界对我国旅游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研究,20 世纪80—90 年代主要围绕效率目标展开,强调领导决策协调与监督管理,关注政企分开、行业管理; 后来逐步意识到社会公平、社会参与的重要性,强调公共服务、公共治理,在政企、政事、政社分开的基础上,关注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治理,并没有脱离公平—效率约束框架。在研究对象上,以国家和地方旅游业为对象,关注国家层面较多,地方层面较少。在研究方法和层次上,主要局限于传统的案例研究、历史研究、对策研究,缺失理论研究、比较研究、深度调研。其实,旅游业在各地方的优势特色千差万别,特别需要重视地方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案例研究、比较研究、深度调研,在公平—效率原则下因地制宜地为各地方旅游、专项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具体的对策并提炼理论。
3. 2 旅游国企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旅游企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属于旅游微观管理体制改革,主要以国有企业、遗产资源、旅游景区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为热点重点。段强[17]以北京旅游集团为例,探讨了三级架构( 集团公司总部—专业化主力企业或企业集团—基层企业) 母子公司治理体制; 王德迅[18]研究了日本公司混合企业对我国国有旅游基础设施企业改革的借鉴作用; 袁三梅[19]探讨了江西国有旅游饭店的现代股份制改革与发展问题; 王凯[20]研究了MBO( 管理层收购) 对我国旅游企业产权重构( 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 的意义; 莫小芳[21]以桂林旅游股份公司为例,提出旅游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与法人治理结构思路; 张金山[22]研究了国有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和绩效的关系; 胡萍茜[23]研究了旅游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其成长性的影响; 李任芷[24]提出以混合所有制全面深化国有旅企改革思路。可见,在旅游国企改革研究方面,主要基于效率原则对旅游国企的现代股份制改造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展开研究,研究方法多以案例研究为主,期刊文献不多,硕士论文占一定比例,研究深度、广度、高度远远不够。从理论上说,作为竞争性行业的旅游国企改革可通过股份制改造成为国有控股平台公司、混合所有制公司而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平台管理和具体业务的分离,或直接民营化为市场主体,但这尚需学界本着公平—效率原则展开个案研究。
3. 3 遗产资源景区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与景区作为公共性旅游资源及产品,一直是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争论的焦点。魏小安、彭德成[25]指出,遗产地管理中存在制度僵化、管理乏力活力、资金无保障等问题。面临这些问题,国内学者以“产权转移”派和“国家公园”派为主分为两种思想: 王兴斌[26]、杨广虎[27]认为,自然文化遗产是经济资源,以市场为主导,让企业进行开发与管理,达到所有权、管理权、监督权、经营权的分离,并且在分离的同时得到制衡; 郑易生等[28,29]则强调遗产资源的非经济性,提出可参照美国“国家公园”的形式管理我国的遗产资源。此外,徐嵩龄[30]、张进福[31]从两方面考虑提出分离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某些遗产地或者非核心区可交由企业管理,企业可承担遗产地业务经营部分。实际上,产权转移派更多地是强调效益原则,“国家公园派”更多地是强调公平原则,而“折中派”则兼顾了效率和公平。
4 旅游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针对旅游产品价格混乱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价格双轨制和多年来的门票经济问题,也有学者从公共产品提供和市场价值规律视角对旅游价格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研究。如彭青[32]提出基于旅游商品特征对旅游价格管理进行企业化改革,协会、政府分别履行协调和间接宏观调控职能; 袁凌、熊正德[33]提出基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从公共产品角度对不同旅游产品价格管理进行改革; 熊正德、许统生[34]从旅游价格的杠杆效应出发,提出基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进行改革,并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旅游价格管理新体制; 熊经肇[35]以陕西省为例,指出要基于旅游价格的杠杠效应提升旅游产业竞争力角度进行价格改革;刘文彬[36]从政府规制失灵角度提出旅游价格管理的制度创新举措。可见,学界对旅游价格体制改革研究并不深入系统,尚待对不同旅游产品性质、特征及其价值、成本构成深入认识的基础上,从社会公益与产业效益、产业竞争角度展开价格体制改革研究。
5 旅游综合配套改革研究
本世纪初以来,随着我国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消费的结构性转变,人们逐渐把目光转向了发展性、享受型消费,旅游休闲逐渐成为居民的基本生活方式与人身权利,从而要求我国旅游业发展进一步关注产业升级与公益转型,前者关键在于文化创意、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的融入,提升效益; 后者关键在于从单纯的旅游增长观向兼顾环境、社会的旅游发展观转变,促进公平。与其他各行业、各地区的综合配套改革一样,旅游业和旅游地的综合配套改革( 示范或试验) 被提上日程( 2008 年广东成为首个“全国旅游综合改革示范区”,随后云南、海南、桂林、秦皇岛、舟山、张家界、成都、北京、天津、峨眉山、桐乡、延庆、广州等相继成为示范或试验区) ,以期通过示范或试验解决重点问题,提出系统方案,形成共性经验,进行制度创新,完善社会主义旅游市场体制,兼顾公平与效率。
旅游综合配套改革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旅游综合配套改革及其示范或试验区的理解。如庄伟光[37]分析了广东首个“全国旅游综合改革示范区”的含义、优势、特色与措施; 田里等[38]提出了建立“云南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进行“二次创业”构想; 刘少和[39,40]对广东“旅游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的制度创新,以及深化旅游综合配套改革与促进旅游转型升级发展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邓祝仁[41]对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目标、任务与方向进行了分析; 卢跃东等[42]以桐乡市为例,提出旅游综合改革的核心内涵———“一业( 旅游业)驱四化( 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化、新型城镇化和服务业现代化) ”。二是旅游综合配套改革示范或试验区建设路径模式及其政策措施分析。如罗明义等[43]综合分析了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战略取向和政策内涵; 吕华鲜等[44]从飞地理论视角提出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发展“飞地经济”模式,进行“二次创业”的构想; 李莉叶等[45]从旅游市场失灵与综合效应角度分析了旅游综合改革示范或试验区旅游政策; 莫凌侠[46]研究了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旅游法制体系建构问题; 蔡建刚等[47]分析了张家界生态旅游开发的价值补偿机制; 李文峰等[48]从全要素协同视角提出了国内海洋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发展路径。三是旅游综合配套改革示范或试验区建设的效应研究。如张英等[49]实证研究了国家旅游综合改革政策对旅游产业影响; 周运瑜[50]以张家界为例构建了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成果评价体系并进行了评估。四是就旅游公共服务发展和游客满意度展开专项研究。如黄燕玲等[51]从供需感知视角研究了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旅游公共服务发展; 肖婷婷等[52]研究了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旅游公共服务游客满意度; 程道品等[53]研究了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与旅游目的地满意度的结构关系; 吴露岚等[54]研究了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游客对旅游公共信息服务的满意度。
总之,学界对旅游综合配套改革以应用研究、案例研究为主,理论研究并不深入。从旅游业发展历程看,旅游综合配套改革是对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延续与拓展,旨在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发展。因此,学界研究应聚焦旅游业综合配套改革与旅游业转型升级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要求在公平—效率约束下,研究制度创新如何促进旅游产业升级和公益转型,以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旅游休闲需求并保障其权利,即一方面促进旅游业创新升级,突出优势特色,提升产业效益; 另一方面促进旅游业公益转型,落实国民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提升满意度。
6 旅游全面深化改革研究
2014 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2015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年。我国旅游业也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旅游法》成为依法治旅的基本大法,《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4]31 号) 成为我国旅游业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学界也在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旅游综合配套改革研究基础上,从全面深化改革视角开始对旅游业改革展开新的思考。其中,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旅游行政体制、旅游公共治理、旅游国企改革、旅游主体市场化等重点方面。如戴学锋[55]指出,正如改革开放初旅游业成为启动改革的破题点一样,旅游业应成为引领社会经济全面深化改革的破冰行业; 宋瑞[14]分析了旅游行政管理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问题; 胡抚生[15]分析了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职能转变问题; 刘庆余[16]指出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应从旅游管理向旅游治理过渡; 李任芷[17]提出基于混合所有制推进国有旅企的市场化进程; 戴斌、李仲广[56]对新型市场主体以及国有旅企的现代化变革进行了研究; 王慧娴、张辉[57]提出市场主导下的旅游业M( 市场) —G( 政府) —S( 社会) 多主体改革模型。总之,学界对旅游全面深化改革研究才起步,主要局限于理论探讨。旅游业的全面深化改革是对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旅游综合配套改革的全面深化,如土地制度限制、小微信贷不足、消费不足、区域壁垒、产业壁垒等对旅游业发展所造成的障碍; 全面深化改革旨在建立基于公益化、市场化、产权化、社会化,促进政事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运作的体制机制,全面理顺旅游业关系,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共治,促进社会公平,增进市场效率,提升游客满意度。
学界对旅游教育改革也展开了较深入研究。如徐栖玲[59]提出全面素质旅游教育; 王大悟[59]提出旅游教育产业化改革;刘赵平、凯茜·恩兹[60]以康乃尔酒店管理学院为例,提出基于核心资源与持续竞争优势的中国旅游教育改革等。人才是旅游业的基础,旅游教育改革即是旅游也是教育综合配套改革的一部分,改革方向在于建立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教育体制和教学体系,关键在于结合旅游业发展趋势和人才培养规律而守正创新,即回归旅游教育的根本———以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为中心进行教育体制机制创新,而社会实践( 实习、实验、实训) 、科学研究等要围绕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而展开,但这尚需教育界本着教育本质规律展开系统研究。
7 存在问题、研究趋势与展望
7. 1 存在问题
中国旅游业改革创新构成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创新的一部分,但由于行业边界的模糊性、学科的边缘性、专业的应用性特征,学界研究并不深入。一是理论建构不足,政策研究有余。有关研究主要借用其他相关学科理论,基本局限于应用性政策方案研究,这无疑反映了学界对旅游休闲之于人生、组织、社会的价值深刻认识不足,影响了对旅游业改革创新的深入研究。二是研究议题设置不足,受到政策影响有余。学界对旅游业改革创新研究议题选择明显受到政策( 如管理体制改革、综合配套改革、全面深化改革) 影响,缺乏依据旅游休闲之于人生、组织、社会的价值而自主设置研究议题的学术独立。三是实证、比较研究不足,思辨、规范研究有余。由于旅游的国际性和地方性特色,旅游业改革创新既需借鉴经济发达特别是旅游发达国家经验展开比较研究,又要因地制宜深入田野调查展开本土案例研究,但学界在这方面明显存在不足。四是视野不够开阔,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旅游领域,缺失“跳出旅游研究旅游”的系统研究。
7. 2 研究趋势与展望
旅游效率 篇8
关键词：DEA,旅游业,评价
近20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旅游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旅游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地位、经济作用日益得到提高。如何抓好旅游产业的培育, 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 对各地区旅游业发展状况进行有效的评价很有必要。
在国内大多数以星级酒店为研究对象。而研究区域旅游产业效率不多见, 陆湘林对山东省17地市旅游业效率的研究, 杨荣海、曾伟对云南旅游效率进行了研究;而对整个国内区域的效率研究比较缺乏。故本文就以DEA方法对中国各地区的旅游产业效率进行探讨, 并提出提高地区效率的相应对策。
一、DEA模型介绍
DEA是一种“面向数据”的测评方法, 用于测评一组具有多种投入和多种产出的决策单元的绩效和相对效率。由于DEA方法对个体的差异尤其是DMU效率的考察有着独特优势, 而且可以规避参数方法的多种限制, 所以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
(一) CCR模型
假定一组被考察单元的个数为n个, 每个被考察单元有s个输出变量和m个输入变量。yjk表示第k个被考察单元的第j个输出变量, xik是第k个单元的第i个输入变量。第k个决策单元总效率计算问题可以转化成如下线性规划问题:
公式 (1) 中Xk= (x1k, x2k, …xmk) , Yk= (y1k, y2k, …ysk) 。此模型称为CCR模型, 是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下得到的。
(二) 超效率DEA模型
DEA的CCR模型把决策单元分为有效和无效两种, 而对于同时有效的决策单元, 则无法再做出评价和比较。Andersen等于1993年提出一种超效率评价模型能够对DEA有效的单元进行排序。
超效率评价模型与CCR模型数学形式相似, 其形式如下:
(三) BCC模型
线性规划 (1) 假设规模收益不变, 使得运作在规模收益递增或递减的有效前沿面上的DMU得到非DEA有效的评价结果, 却没有区分是规模有效还是技术非有效。
BCC模型引入约束∑λJ=1, 去掉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 可以得出单元的纯技术效率。
BCC模型将系统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即系统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指各地每年能否有效利用生产技术, 使产出最大化;它表示投入要素在使用上的效率。规模效率指各地每年产出与投入比例是否得当, 实现产出最大化。
二、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变量选取要考虑旅游行业的本身的特点 (资金、劳动密集型) 而且要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 所以笔者选取了固定资产、基本单位数及从业人员作为投入指标, 以营业收入和旅游人次 (包括国内或入境游) 作为产出指标;其中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的数据包含星级酒店, 旅行社及其他旅游企业。考虑的数据的权威性, 我们采用了《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7年正副本数据。考虑到投入和产出滞后效应的同时性, 以及当年投入的大部分必然影响当年产出大部分的实际情况, 本研究也忽略这种滞后效应对旅游效率结果的影响。
三、结果分析
我们选取之前介绍的DEA模型, 计算各地区旅游业的系统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 结果如表1所示:
注:系统效率以超效率DEA模型测算;b:Drs为规模效益递减;Irs为规模效益递增;“-”表示规模不变;纯技术效率用BCC模型测算;用系统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这个公式测算规模效率, 其中这里的系统效率用CCR模型的数值:即超效率DEA模型中数值>1看成1, 其余不变。
(一) 规模收益分析
按照规模收益值把各决策单元分为规模收益递增, 规模收益不变, 规模收益递减三种情况, 具体见表1。
北京、天津、上海、安徽、河南、重庆的规模收益值为1, 旅游发展表现为规模收益不变, 即在此投入组合基础上, 增加旅游投入会导致旅游产出等比例增加。山西、内蒙古等12省 (市) 、自治区规模收益值小于1, 旅游发展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 即在此投入组合基础上, 增加旅游投入会导致旅游产出“规模经济”。
其余地区的规模收益值大于1, 旅游发展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减, 即在此投入组合基础上, 增加旅游投入会导致旅游产出“规模不经济”。
(二) 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析
从上述理论部分说明得到可知系统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 由表1可知由于纯技术效率引起的系统无效的地区只有1个, 占系统无效比例的4%;由于规模效率引起的系统无效的地区有5个, 占系统无效比例的20%;由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引起的系统无效有19个, 占统无效比例的76%。
(三) 东中西部效率差异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形成了东部, 西部, 中部三个地区, 而且表现出地域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多数集中在东部沿海一带, 那地区差异在旅游业效率上是否存在呢?我们将从不同的地区旅游业效率进行辨别。这里我们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结果如下表2所示:
注:全国按照东、中、西部进行区域划分, 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个省区;中部包括陕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9个省区;西部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1个省区。“/”之前为该区域处于DEA有效的省份数量, 之后为该区域省份总数。区域比较的数值为差异显著性水平。其中两两区域比较使用Mann-Whitney方法;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比较使用Kruskal-Wallis方法。
如表2所示, 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三个地区旅游业系统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相同”这个假设:Kruskal-Wallis检验证明, 三个区域旅游生产效率的差异性是不显著的。同样的, 我们发现东部、西部、中部的两者之间无差异:Mann-Whitney检验证明不显著。
(四) 旅游业地区聚类分析
为了更加清晰地划分各地区的旅游生产模式, 我们将Michael Norman和Barry Stocker的方法进行聚类分析, 我们把它分为如表3所示的5类 (最优规模、规模过小、规模过大、纯技术无效率和易改进) :
处于最优规模的地区, 其总体效率 (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都大于1, 其地区无需改进。处于规模过小的地区, 其规模效率小于0.9, 规模报酬递增, 这些地区不仅需要增加投入, 而且要注意其投入比例。在无效率的地区中都有冗余, 如果光不计比例的增加投入, 必然不能改变其投入产出效率。处于纯技术无效的地区, 其投入的运用效率不高, 导致产出不高, 其必须提高每年的投入运用效率, 使产出最大化。处于规模过大的地区, 规模报酬递减的, 更应该对现有资源的利用现状进行分析, 设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提高其产出, 从而达到更优的状态。处于易改进的地区, 其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都比较高, 只要略微改进即可。
四、理论解释
根据波特教授的定义, 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 它们同处或相关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 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而旅游产业集群是指围绕旅游六大要素, 以旅游目的地为核心, 同时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 且在目的地地区范围内相对集中, 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相关产业的厂商以及相关的机构的旅游经济集聚现象。邓冰等人认为旅游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有以下几个条件:旅游资源、客源市场、交通区位、产业链作用、政府支持等。国内学者徐康宁认为凡是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 产业集群的特征就比较突出;相反, 产业集群的现象就比较弱。
我们可以看到效率较高地区的形成旅游产业集群的条件都比较成熟, 且相对占有一定的优势。而且可以看到北京、上海等地其经济开放程度高, 产业集群的特征就比较突出。故我们认为那些效率较高的城市其旅游产业集群现象相对较高。旅游产业集群能降低经营成本;使旅游企业有了更强的创新能力;促使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促使集群内的旅游企业改进企业制度, 完善企业管理机制, 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旅游产业集群的强大可以促使本地旅游品牌的影响力的提高, 创建旅游目的地明星效应。所以我们认为上海、北京等地区旅游效率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其旅游产业形成了较强的集群效应。由于产业集群的作用使得这些地区资源组合能力、转化能力、分配能力相对较强, 最终使得这些地区的投入产出效率较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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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荣海, 曾伟.基于DEA方法的云南旅游业效率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报, 2008 (1) .
旅游效率 篇9
海洋旅游是指以海洋环境系统为背景的旅游活动,海洋环境不仅包括海洋水体部分,还包括陆地上受海洋气候、海洋文化作用和影响的海岸带和海岛等区域[1]。作为世界产业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海洋旅游业将旅游与海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据统计,世界上75%的旅游活动发生在海滨、海岛和海洋。根据《2014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滨海旅游业以占海洋经济35.3%的比重领先于其他海洋产业,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
浙江省拥有的海岸线长度和海岛数量均居全国第一位,拥有的海域面积相当于陆域面积的2.56倍,这些都为浙江省海洋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同时,浙江省将海洋旅游业作为海洋经济强省建设的五大重点产业之一加以扶持,海洋旅游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由于中国海洋旅游业发展较晚,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从投入产出角度对浙江省海洋旅游业效率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对沿海典型县域海洋旅游资源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的测算,得出浙江省海洋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模型选取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数学、运筹学、管理科学和数理经济学的一个交叉领域[2],本研究选取的C2R模型是数据包络分析中用来研究具有多投入和多产出的决策单元同时为规模有效和技术有效的一种方法。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都有相同的m项投入与s项产出,则C2R模型的公式如下:
式中:xij、yrj分别表示第j决策单元的第r项产出;si-、sr+分别表示松弛变量和剩余变量;xi0、yr0分别表示第j0决策单元的投入值和产出值;θ表示综合效率指数,λj表示权重变量;ε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一般取10-6)。
当θ=1,且si-=sr+=0时,则该决策单元DEA有效,即相对于其他决策单元,该决策单元的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当θ=1,si-和sr+不同时等于0时,则该决策单元为弱DEA有效,即该决策单元可以减少si-而保持原产出不变或者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将产出提高;当θ<1时,则该决策单元为非DEA有效,即该决策单元的资源配置效率低,经济结构需要调整[3]。
对于非DEA有效的决策单元,通过投影分析可以得出该决策单元效率不足的原因和程度,进而得到各决策单元要达到DEA有效的调整方向和程度,为决策者提供重要信息[4]。
2.2 决策单元的选取
研究对象是浙江省海洋旅游业效率,而海洋旅游业是以海洋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为基础的,表现出鲜明的海洋性特征,因此研究地域范围选取的是浙江省的沿海地区。从行政区划角度来看,沿海的县域范围比地级市范围的海洋性特征更为明显,又根据《浙江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中划定的旅游休闲娱乐用海范围,从浙江省37个沿海县市区中筛选出既拥有海岸线又拥有旅游休闲娱乐用海的12个县级行政区,即象山县、北仑区、奉化市、苍南县、平湖市、普陀区、岱山县、嵊泗县、玉环县、三门县、温岭市、临海市,以这12个县级行政区的海洋旅游业效率作为DEA模型的决策单元。
2.3 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
根据旅游业的特点,大多数评价旅游业效率的研究都采用星级饭店数量、旅游景点数量、旅行社数量等作为投入指标,以旅游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作为产出指标[5]。参考上述研究所选取的指标体系,结合浙江省海洋旅游的特征,本研究选取海岸线长度、旅游休闲娱乐用海面积、星级饭店数量、景区资源评分等4项指标作为DEA模型的投入指标,选取旅游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等两项指标作为DEA模型的产出指标。数据来源于《浙江统计年鉴2014》、各县级行政区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浙江省和各县级行政区旅游局官方网站。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3 浙江省海洋旅游业效率综合评价
3.1 综合效率分析
利用DEAP Version 2.1软件中的C2R模型对2014年12个县级行政区的海洋旅游数据进行测算,得出的综合效率值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DEA有效的有奉化市、平湖市、普陀区、岱山县、临海市,综合效率得分最高,表明其投入资源配置相对于其他决策单元已达到最优;象山县、北仑区、苍南县、嵊泗县、玉环县、三门县、温岭市为非DEA有效;综合效率最低的是苍南县,仅为0.582。
奉化市、平湖市、普陀区、岱山县、临海市综合效率值都为1,是浙江省海洋旅游业最高效率区,但它们达到最高效率的原因却不尽相同。奉化市和平湖市的海岸线较短,海洋旅游在全部旅游活动中所占比例不高,而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的产出指标中的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数均为包括海洋旅游在内的全部旅游活动的总收入和总人数,因此可能导致奉化市和平湖市出现以较低投入获得较高产出的效率虚高现象[6]。普陀区和岱山县均位于全国第一个以群岛设市的地级行政区———舟山,这里是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心,舟山群岛作为中国第一大群岛,集海岛风光、海洋文化于一体的海洋旅游资源丰富,景点众多[7];普陀区拥有普陀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朱家尖海水浴场等著名景点,被誉为“东海蓬莱”的岱山县也拥有岱山岛省级风景名胜区等景点,每年都吸引众多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普陀区和岱山县的海洋旅游业效率自然就高。临海市拥有的旅游休闲娱乐用海面积是所有决策单元中最小的,但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临海市有众多与海洋文化相关的历史文化古迹和风景名胜区,包括桃渚戚继光抗倭古城、江南长城、临海国家地质公园等[8],这也是临海市海洋旅游业效率高的原因。
3.2 投影分析
对非DEA有效的决策单元进行投影分析即可得到使其实现相对有效的目标值,DEA有效的决策单元的目标值即为其原始值。根据DEA模型中的目标值和松弛变量的取值,可整理出各决策单元的投入冗余量和产出不足量(表3)。
用非DEA有效的决策单元各个投入指标的投入冗余量除以实际的投入量即可得到该决策单元各个投入指标的冗余率,用各个产出指标的不足量除以实际的产出量即可得到该决策单元各个产出指标的产出不足率,具体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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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至表5可知,DEA无效的象山县、北仑区、苍南县、嵊泗县、玉环县、三门县和温岭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综合效率值最低的苍南县各项投入指标的冗余率都较高,尤其是星级饭店数量冗余率高达85.2%,同时产出不足率也较高,表明其投入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在保持原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可通过合理组合使投入降低。象山县和三门县冗余率最高的投入指标都是星级酒店数量;嵊泗县、北仑区、玉环县、温岭市冗余率最高的投入指标都是海岸线长度,其中嵊泗县和北仑区冗余率第二高的是星级饭店数量,玉环县和温岭市冗余率第二高的是景区资源评分,说明海岸线资源、星级饭店、旅游景区的利用效率较低,从而导致其海洋旅游业效率较低。
3.3 浙江省海洋旅游业投入产出分析
由上述12个沿海县级行政区的海洋旅游业效率可大致得到浙江省的海洋旅游业效率。对上述12个沿海县级行政区的DEA值求平均数可大致得到浙江省的海洋旅游业效率为0.92,表明浙江省海洋旅游业效率整体较高。将这12个沿海县级行政区的各项投入指标的冗余量之和除以原始投入量之和、各项产出指标的不足量之和除以原始产出量之和,可大致得到浙江省海洋旅游业各指标的投入冗余率和产出不足率。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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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6可以看出,浙江省星级饭店数量的冗余率最高,究其原因是旅游星级饭店存在结构性供需矛盾。一方面,旅游饭店业进入壁垒低,投资热情高涨,结果饭店越建越多,而其退出壁垒较高,导致局部数量过剩[9];另一方面,满足游客日益增多需求的具有鲜明特点的酒店较少,如会议酒店、汽车旅馆、主题酒店等,因此星级饭店整体上利用效率不高,对浙江省海洋旅游业综合效率的贡献较低。海岸线长度与景区资源评分也有一定程度的冗余,浙江省海岸线长度及海岛拥有数量均居全国第一位,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海洋旅游的条件,但现有的海洋旅游项目多为传统的观光旅游产品,面向经济实力雄厚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及海外等目标客源市场的高端旅游项目较少,如商务会展、邮轮、游艇等旅游产品,难以满足目标市场日益多样化的需求[10]。
4 结论及建议
4.1 结论
运用DEA方法中的C2R模型对象山县、北仑区、奉化市、苍南县、平湖市、普陀区、岱山县、嵊泗县、玉环县、三门县、温岭市、临海市等浙江省12个沿海县级行政区的海洋旅游业效率进行测算得出,奉化市、平湖市、普陀区、岱山县、临海市的海洋旅游业效率最高,象山县、北仑区、嵊泗县、玉环县、三门县、温岭市的海洋旅游业效率较高,苍南县的海洋旅游业效率最低。通过投影分析得出象山县、北仑区、嵊泗县、玉环县、三门县、温岭市、苍南县非DEA有效的原因是存在不同程度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情况。
浙江省的海洋旅游业效率整体较高,投入冗余率最高的指标是星级饭店数量,海岸线长度、旅游休闲娱乐用海面积、景区资源评分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冗余,同时还存在产出不足的情况。通过调整投入组合、合理配置资源,浙江省的海洋旅游业效率还有提升空间。
4.2 建议
抓住契机,加速发展。浙江省海洋旅游资源丰富,继我国唯一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群岛型新区———舟山群岛新区设立之后,还应抓住国家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契机,深度挖掘整理开发浙江省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物古迹与文化价值,扩大浙江海洋历史文化的影响力。积极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交通的完善、贸易交流与人员来往的日益频繁,必定使浙江省的海洋旅游业受益。
合理投资,打造精品。浙江省海洋旅游业整体效率较高,但旅游项目多为低层次的游览观光和休闲娱乐,今后的投资应该瞄准高端旅游市场,深入开发度假、会展、邮轮、游艇等精品项目,以高端拉动低端,使海洋旅游产业链得到延伸与拓展[11]。同时,与之配套的度假酒店、会议酒店、邮轮码头、游艇基地也应同步建设。管理部门应引导合理投资,避免重复建设而导致的内部近距离激烈竞争。特色是旅游之魂,应努力打造精品,树立浙江省海洋旅游的独特品牌与形象[12],是提高其海洋旅游业效率的关键,也是实现海洋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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