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价格政策

粮食价格政策（精选12篇）

粮食价格政策 篇1

摘要：粮食最低收购价的合理制定极为重要, 直接影响着当年粮食的生产。本文从种植面积、主要粮食产量、粮价波动、农民收益4个方面采用灰色模型和神经网络对粮食最低收购政策效果进行分析评价。阐明了最低收购价格对于稳定我国粮价稳定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灰色模型,蛛网模型,神经网络

1 引言

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是政府为了弥补市场波动对农民生产收益造成危害的一种重要手段, 对于稳定国内粮食产量和总值面积起着重要的影响。但粮食收购价格政策对农民增收起着多大作用, 是否应该采用这一政策, 学者们意见不一。有学者认为[1],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扭曲了市场定价规律, 一些地方部分粮食品种种植面积不增反降, 政策效果值得怀疑;任君君, 王文举等人[2]则利用供给——需求模型对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启动后对市场供、求曲线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验证了最低收购价存在托底粮价和提高市场均衡产量的作用。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粮食最低收购政策还有欠缺, 并提出了相关的改进方法。如方鸿[3]提出用粮食生产要素适当补偿法确定粮食最低收购价水平等建议。

我国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已有10a, 但有关该政策的讨论却从未间断。如何客观评价粮食最低收购政策早已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本文从种植面积、主要粮食产量、粮价波动、农民收益4个方面采用灰色模型和神经网络对粮食最低收购政策效果进行综合的分析评价, 以期对该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借鉴。

2 从种植面积和粮食增产角度对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施行的效果评价

2.1 4大小麦主产区政策效果评价

粮食生产属于土地密集型行业, 土地面积的多少直接反应农民种地的积极性的高低。从经济意义可知, 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对粮食种植面积的影响为正。选取1998-2012年湖北、江苏、安徽和山东白小麦种植面积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最低收购价格对粮食种植面积的影响。整理出全国统计年鉴中这4省白小麦作物的种植面积数据并分析可知, 自2004年以来, 4个省份白小麦种植面积基本呈上升趋势, 其中2006年增长尤为显著, 与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执行时间相吻合。但是小麦种植面积增长的变化是否与政策有关, 不好在纵向上通过时间做比较。因此, 建立灰色模型对政策施行效果进行一定程度的屏蔽。通过1998-2003年4大产地的小麦种植面积基于灰色模型预测2004-2012年小麦主产地的种植面积与实际种植面积对比如图1、2所示:

由图1结果表明政策效果屏蔽后, 4个省份的小麦种植面积均大幅度减少。由图2结果表明粮食最低价格收购政策施行后, 小麦最低收购价对其种植面积的稳定和增长起到了显著效果。2005-2006年4个省份的小麦种植面积增长幅度较大, 2008年后平稳增长, 山东省、湖北省效果最为显著。2006-2008年各省种植面积有所下降主要是受到2006年经济危机的影响, 但是在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保障下使得种植面积下降的幅度很小。

2.2 4大早籼稻主产区政策效果评价

从全国统计年鉴中选取湖北、安徽、湖南和广西早籼稻作物的种植面积数据, 同样建立灰色模型对政策施行效果进行一定程度的屏蔽。通过1998-2003年4大产区的小麦种植面积基于灰色模型预测2004-2012年小麦主产区的种植面积与实际种植面积对比, 表明政策效果屏蔽后4个省份的早籼稻种植面积基本处于下降趋势, 湖南、湖北大幅度减少。而粮食最低价格收购政策施行后显示, 4省份早籼稻种植面积基本保持稳定, 波动不大, 湖南省有上升趋势。广西由于属于沿海工业城市, 工业和城市化速度较快所以种植面积逐年下降, 但是下降幅度明显比政策屏蔽后小。因此, 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施行有力地保证耕种面积的增长和稳定。

从白小麦和早籼稻种植面积两方面分析, 连续提高最低收购价, 能够引导市场粮价稳步上升, 有效地调动了粮食生产积极性, 使粮食种植面积增加。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 “抛荒”现象大为减少, 土地流转费用还有所提高。

对于粮食增产的情况, 因为产量一般与种植面积直接关联, 因此从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出2004-2011年小麦主产地和早籼稻主产地的产量情况。根据2004-2011年各个品种粮食增长情况可以看出, 小麦主产地的产量于2006小麦实施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后, 粮食产量平稳地增长, 有力的保证了国内市场小麦的供应。而水稻主产地自2004年以来产量一直处于小幅度波动状态, 总体上比较平稳, 即使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 早籼稻生产也没有出现下滑, 说明最低粮食收购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粮食产量的增长和稳定。

3 从粮食价格波动角度对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施行的效果评价

从经济学原理[4]分析, 粮食价格决定于供求关系, 稳定粮食价格, 防止“谷贱伤农”, 就是使供求关系保持相对稳定。这里引入蛛网模型, 分析供求关系和价格相互影响机制, 从而分析最低收购价格对于粮食波动的影响。整理出1990-2012年主要粮食作物价格指数数据对蛛网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做出主要粮食作物价格指数趋势图, 如图3所示:

由图3分析可知, 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变化趋势分为明显的3个阶段。第1阶段:1993-1996年粮食价格是盘升的, 1993国家制定了粮食市场化改革, 提出了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放开粮食价格和经营, 保留粮食订购的数量, 价格随之上涨。第2阶段:1997-2004年价格大幅度下跌, 这一阶段主要受到了上一阶段调控的粮食价格过于偏离市场价格负面的影响, 使得这一阶段农民从事大量生产导致粮食产量供大于求, 其次过高价格的收购使得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第3阶段:2004-2012年国家施行了最低粮食收购价格的政策, 参考当年的市场价和均衡价, 使得国家调控机制能较为合理的发挥作用。这一季度粮食的价格上升趋势远比第一阶段要小, 价格波动的范围也不大。由上述模型分析可知, 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施行是有利于我国粮食价格的稳定。

从横向上来看, 整理出2006-2009年主要粮食作物托市收购数量。结果表明:从托市收购的数量来看政策执行6a累计收购粮食1831.5亿kg。其中小麦占较大比例。而我国的小麦生产情况是产大于需。因此, 该政策的施行有力地拉动了小麦价格的回升, 同时对稻谷市场价格起到了托底作用避免了因市场供求关系而导致的大幅度波动, 使得粮食价格在托市价格附近小范围波动。

4 从农民角度对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施行的效果评价

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构成的比重出现了较大的改变。从国家统计年鉴中2004-2012年湖南、安徽农民收入以及2010-2012年这2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支出数据可以看出, 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均是影响人均纯收入的主要因素, 粮食价格也是影响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大因素。故选取人均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农业性收入、粮食类CPI指数作为指标建立模型, 从农民收入角度对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施行的效果进行衡量。

为了合理的评价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施行对农民收益的效果, 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模拟的方法对施行政策的效果进行屏蔽, 利用2004年前未执行该政策的数据进行训练再随机抽取1985-2003年的数据5组进行检测, 在神经网络情况稳定、误差率较小的情况下, 对2004-2012年的农民人均收入进行预测。为了训练样本的情况能够较为稳定以及屏蔽数据单位不一致的影响, 需对训练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由于农民的人均收入影响的因素十分复杂, 且训练样本中的因素可能还有不显著的因素, 传统BP神经网络难以描述这样的关系。依据Elmand理论[5]:三层神经网络足以模拟大多数复杂的函数, 因此这里对BP神经网络进行修正和改进:引入随机动量因子, 并构造三层的GNN神经模型, 隐含层分别设置有15、5、1神经元。训练后预测值与检测样本的误差走势如图4所示:

由图4结果可知, 神经网络经过训练后误差走势相对平稳。因此神经网络是稳定可靠的, 采用此神经网络对2000-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做预测。再应用SPSS做农民人均收入真实值与预测走势图, 如图5:

结果表明, 实施最低粮食收购价格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有着较大幅度的提升, 而屏蔽政策影响的预测收入呈现缓慢的增长趋势。因此, 最低粮食收购价格实行的效果, 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积极性, 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和种植面积, 对稳定国家粮食产量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5 小结

本文综合粮食产量、粮价波动、农民收益这4个方面对中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 我国自2004年陆续对粮食主产区实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以来, 粮食价格保持稳定, 粮食产量也在增长。但明显在受到外界影响时会出现波动。

参考文献

[1]兰录平.中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 2013.

[2]任军军, 王文举.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J].中国农村科技, 2010 (4) :44-47.

[3]方鸿.中国粮食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机制研究[J].经济与管理, 2009, 23 (4) :20-25.

[4]王想斌, 唐芳语.最低收购价粮食收购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政策金融, 2006 (12) :47.

[5]时小虎.Elman神经网络与进化算法的若干理论研究及应用[D].吉林大学, 2006.

粮食价格政策 篇2

姓名：分数：

一、单项选择题（每道题2分，共40分）

1.《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以国务院令第（）号公布施行

A.405B.407C.406D.408

2.《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在粮食流通中应发挥主渠道作用的是（）

A.国有粮食购销企业B.私营粮食企业

C.个体粮食经营企业D.所有粮食经营企业

3.粮食价格主要由（）决定

A.国家宏观调控政策B.市场供求

C.粮食购销企业D.各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4.国家实行粮食收购（）制度

A.许可B.备案C.审核D.登记

5.从事粮食收购、加工、销售的经营者，必须保持必要的库存量。必要时，由（）规定最低和最高库存量的具体标准

A.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B.国务院

C.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D.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

6.粮食经营者保留粮食经营台账的期限不得少于（）年

A.2B.3C.1D.57.陈化粮购买资格由()认定

A.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B.省级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C.工商行政管理部门D.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8.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由（）制定,报国务院统计部门批准

A.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B.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C.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 D.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

9.全国粮食应急预案由（）制定，报请国务院批准

A.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B.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C.国务院财政部门

D.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及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

10.当粮食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为保障市场供应、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必要时可由（）决定对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

1低收购价格

A.国务院B.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C.中国农业发展银行D.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 11.倒卖陈化粮的，由（）没收非法倒卖的粮食 A.工商行政管理部门B.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C.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粮食行政管理部门D.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12.负责对粮食加工过程中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掺杂使假等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的部门是（）

A.工商行政管理部门B.产品质量监督部门 C.卫生部门D.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13.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粮食经营者的收购资格申请之日起（）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作出许可决定并公示

A.20B.10C.15D.30

14.具备中央储备粮代储条件的企业，需经（）审核同意，取得代储中央储备粮的资格

A.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B.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C.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D.国务院财政部门

15.超过正常储存年限的陈粮，在出库前应当经过（）进行质量鉴定 A.本企业B.国家级粮食质量检验机构

C.有资质的粮食质量检验机构D.省级粮食质量检验机构

16.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按照（）原则，加强对中央储备粮贷款的信贷监管

A.节约成本 B.资金封闭管理 C.提高监管效率 D.减少支出 17.《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于（）颁布生效

A.2004年5月19日B.2004年5月26日 C.2004年5月16日D.2004年5月29日

18.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在收到粮食收购资格申请后（）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A.5B.2C.6D.8

19.粮食收购者异地收购有违法行为，按规定需要取消粮食收购资格的，由（）作出取消收购资格的决定

A.收购地粮食行政管理机关B.授予收购资格的粮食行政管理机关

C.收购地粮食行政管理机关和授予收购资格的粮食行政管理机关 D.国家粮食行政管理机关

20.粮食收购许可证编号最后一位为1代表该收购者类别是（）A.法人B.其他经济组织C.私营企业D.个体工商户

二、多项选择题（每道题3分，共30分）

1.《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制定的目的有（）A.保护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 B.维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C.保障国家粮食安全D.维护粮食流通秩序

2.负责全国粮食的总量平衡、宏观调控和重要粮食品种的结构调整以及粮食流通的中长期规划的部门是（）

A.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B.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 C.国务院财政部门D.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

3.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经营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A.经营资金筹措能力B.拥有或通过租借具有必要的粮食仓储设施 C.相应的粮食质量检验和保管能力D.必要的运输能力

4.粮食收购者跨省收购粮食，应当向（）的县级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定期报告粮食收购数量等有关情况

A.收购地B.粮食生产地C.粮食收购者所在地D.粮食销售地 5.国家加强对粮食市场宏观调控的手段有（）

A.储备粮吞吐B.委托收购C.粮食进出口D.价格干预 6.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的规定，对粮食经营者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B.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国家要求对粮食收购资格进行核查

C.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粮食收购、加工、储存活动中的粮食质量以及原粮卫生

D.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7.以下关于粮食收购的说法正确的是（）

A.从事粮食收购活动必须取得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收购资格许可 B.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具体条件由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制定 C.粮食收购资格取得后，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D.从事粮食收购活动必须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9.《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粮食”的概念是指（）及其成品粮

A.小麦B.稻谷C.玉米D.杂粮

19.从事粮食收购活动必须经县级以上（）审核后，取得收购资格，并向（）登记

A.粮食行政管理部门B.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C.财政部门D.税务部门

20.粮食收购者从事跨地区粮食收购的，需持有效的（）到收购地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A.粮食收购资格证明正本B.营业执照正本 C.粮食收购资格证明副本D.营业执照副本

三、简答题（每道题10分，共30分）1.根据《某市地方储备粮管理暂行办法》，出现哪些情况，由市粮食局报经市人民政府，可以动用市级储备粮？

2、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储备粮管理条例》，申请储备粮储存资格的企业，应当提交那些申请材料？

3、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储备粮管理条例》，成品储备粮承储企业，应当具备那哪些条件？

粮食局粮食政策法规测试题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每道题2分）

二、多项选择题（每道题3分）

三、简答题（每道题10分）

1、答：（1）本市粮食市场明显供不应求或者市场价格异常波动；（2）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

（3）市人民政府认为需要动用市级储备粮的其他情形。

2、答：储备粮储存企业资格申请表；营业执照；企业法定代表人以及粮食保管、检验和防治等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和从业资格证明；粮食管理部门对其仓库、检测、设备等实地情况的认定资料；经审计部门或者资产评估机构审核的企业资产负债和损益情况资料；银行资信证明。

国家粮食收储政策回归 篇3

“今年的粮食收储，除中储粮是委托政策收购主体外，其他企业不再接受委托。”国家粮食局局长聂振邦在今年两会上的表态，让不少人士解读为引入竞争机制的粮食收储政策又重新回归独家执行。

从八年前独掌托市收购大权，到与多家主体同台竞技，再到重新成为唯一委托政策收购主体，中储粮所面对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好转或改变。粮食收储政策绝非简单地画个圈。此番回到原点，绝非倒退回起点那么简单，而是在更高层次的基础上重新起飞。

抢粮风波

公开信息显示，2010年夏季小麦收储，除中储粮总公司之外，中糧集团、华粮集团受委托首次入市收购。在托市粮食收购改为多元主体的第一年，国内玉米、小麦、水稻等价格就出现轮番大涨，尤其是2010年6月，河南、安徽、山东等地出现了抢购小麦现象，引起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重视。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收购主体的增加和国家财政补贴的存在，在敞开收购条件下，收购的粮食越多，存储的时间越长，享受的国家补贴资金也就越多。这样的粮食收储政策，导致一些参与政策收购的企业尝到了多收多储多赢利的甜头，屡屡出现违规抢购粮食、收购粮食品质不达标、以次充好、想方设法拖延粮食出库时间乃至出现了“转圈粮”等乱象。河南、河北甚至出现了粮仓小麦爆满、露天存放小麦的现象。

抢粮乱象既扰乱了市场秩序，也增加了用粮企业的成本。上述政策仅仅执行了不到一年时间，多收购主体加入导致的小麦价格飙涨，就对通胀形成了新的压力，也影响了未来粮食调控政策的走向。

抢粮乱象让一些高层人士大为恼火。国家粮食局2010年11月4日公布六条整肃粮食收购市场的措施，意在减少粮食收购主体，避免抢粮现象发生。此后，国家粮食局还专门撰写一篇有关“粮价上涨”原因的调研报告上报给国务院。

中投顾问农林牧渔业研究员宋杰凝接受《国企》记者采访时指出：“由于中粮、中纺、华粮等粮食收购主体的性质不同，因而在利益诉求上也有所不同，加上我国未实行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因而存在管理成本上涨的情况。以中粮为首的参与粮食托市收购的企业偏重发展粮食加工和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粮价，也导致粮食抢购、收购粮食品质不达标、拖延粮食出库等乱象丛生，与原先设想的效果大相径庭。”

以玉米为例，从2010年以来，国内玉米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深加工企业对原料的大量需求是导致玉米价格大幅上涨的最主要原因之一。知情人士表示，过去国家下发一个文件即能平抑粮价波动，但现在粮食调控已经出现严重的“不适症”。抢粮风波增加了政策执行与监督的成本，削弱了政府对国内粮食调控的力度，国内粮价上涨幅度变得难以掌控。

政策回归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始于2004年。按照规定，国家每年在粮食播种前公布水稻、小麦等最低收购价政策，当市场价低于最低价时，由国家指定的粮食企业——中储粮总公司以最低价进行收购，以此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农民利益。

至今，粮食托市政策出现了几次大的调整。起初只对小麦和水稻实行最低价收购，2008年以后大豆、玉米等也开始了临储收购政策。这几年，粮食托市收购主体仅限中储粮。

从2009年开始，国储粮食收购主体范围开始扩大。首先，为缓解国家库存压力，满足企业需求，缓解运输瓶颈，玉米收购主体除了中储粮、中粮、中纺等集团外，南方饲料企业也可参与到收购中来。其次，为引入竞争机制，探索多元化道路，2010年开始，中粮、中纺、华粮三大粮油类央企开始参与托市粮食收购，以期营造一个竞争的收储市场。

不过，仅仅一年时间，中粮、中纺、华粮三大央企纷纷被“降格”，其参与政策粮收购的形式已改为受中储粮“委托”。当年出台的《2011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确定 “在主产区执行最低收购价的企业为中储粮总公司及其分公司”。 2012年，国家粮食局明确今年托市粮食收购仅限中储粮一家，并由过去的敞开收购改为将控制粮食委托收购规模。

中储粮总公司内部权威人士对《国企》记者表示：“早在去年国家就重新明确了中储粮在粮食托市收购中的独家主体地位。国家粮食局官员在今年也已公开表态，重申粮食托市收购委托主体仅限中储粮一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储粮在粮食市场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

业内人士表示，引入竞争机制的粮食收储政策改革似乎又回到了原点——重新回归独家担当。回归的重要原因是，减少政策收购主体，有计划控制收购规模，在保证农户一定收益的同时，避免粮食价格过度波动。

“当前恢复中储粮的粮食收储独家担当地位，表明之前多元化的收储策略在当前尚不可行。”宋杰凝告诉记者，恢复中储粮在收购粮食领域的唯一主体地位，一方面有利于政府降低管理成本，加强对粮食的调控力度；另一方面，借助中储粮本身拥有的专业性和执行力，将使粮食收储工作效率更高。同时政策将采取“有计划地控制收购粮食数量和质量”的方式加强对粮食收储的监管。

作为国内粮食市场调控的中坚力量，中储粮坚决执行国家最低收购价、拍卖销售、跨省移库等调控政策，结合自身业务经营，密切监测市场变化，抑制区域性、投机性市场波动，维护粮食市场稳定。与国际市场大起大落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粮食价格（除大豆外）保持平稳运行，成为全球粮食危机中的“安全岛”。

业内人士表示，中储粮在粮食收购方面重启“一家为主”的局面，无疑会增加其对粮食收储的掌控能力，在粮食供给方面主动性更强，加上国家对托市收购的企业存在一定收储补贴，使得中储粮获得更多资金供给，业务能力也将随之提高。

关于未来的粮食收储政策，宋杰凝表示，短期内，政府将通过加强对中储粮一家收购企业的管理来最大程度地发挥国家对粮食价格稳定的作用。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同时在监管体制、相应的配套机制更加成熟后，或为粮食收储注入更多市场化元素，形成多元竞争格局。

专业优势

国家粮食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需要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作为支持。

近几年来，中储粮总公司提升市场化运作水平，充分发挥对粮食流通的引导和促进作用，为国家制定粮食政策提供了信息支持。中储粮建立了反应灵敏的社会粮油价格监测体系，监测覆盖面不断扩大，日常监测点达到2246个，及时发布监测结果，并以每日快讯的方式报送国家宏观调控部门；粮油基础信息收集分析体系，则对国内粮食生产、消费、加工等情况进行调查和预测，加强综合性分析；中储粮还建立并发布了全国原粮收购价格指数，完整反映粮油各品种价格走势情况，填补了国内指数系统空白。目前国资委专门通报表彰了中储粮油市场运行监测工作。

业内人士表示，真正意义上的粮食安全，不能仅有总量的安全，还要有区域市场的平衡，更要有质的安全。因此，保障粮食安全既要靠发展生产，也要靠储备调节，做到藏粮于地、藏粮于库相结合。

作为粮食市场宏观调控的主力军和国家队，中储粮的职责和使命正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为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发展提供后勤保障。中储粮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总公司的仓储管理水平代表了国内行业的先进水平，在储粮过程中采用了包括储粮减损技术和绿色储粮技术在内的大量新技术、新工艺有力保证了粮食的数量及品质安全。

更重要的是，关于中央储备粮的粮食储藏标准体系基本框架基本建立，《粮油储藏技术规范》、《储粮化学药剂管理和使用规范》以及《粮油仓储规范化管理评价》和《粮油仓库管理办法》等将逐步规范我国粮油仓储行业的技术行为，实现粮食仓储管理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业内专家表示，借助在全国粮食市场中的布局能力及专业化组织管理优势，在政府有力支持下，相信中储粮一定能发挥好中央储备粮在调节供求平衡、稳定粮食价格、保护农民利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宋杰凝向记者坦言：由于当前政策对中储粮收购粮食的方式采用对粮食数量和质量实行有计划的收购，中储粮的粮食收购行为是在政府监督管理下有序进行的，因而在维护农民利益和稳定粮价方面都有两方力量进行推进和管理。政府的强执行力和企业运营的高效性，将使保护农民利益与防止粮价过快上涨两者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维护农民利益，防止粮价过快上涨，既是粮食托市收购政策的目的，也是粮改工作的宗旨。粮食收储政策实施载体回归一家为主，意义就在于此。

粮食价格政策 篇4

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指标体系与粮食财政补贴基本范畴

(一) 国家粮食安全指标体系构建

国家粮食安全的测度是一个基于对国家粮食安全内涵的本质理解、系统特征的选择及其观察数据的可用性, 遵循指标设定原则而进行综合评价的过程。本文是从国家的角度探讨粮食安全, 即为了实现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 保持粮食供求结构以及总量基本的平衡, 满足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以正常、合理的价格获得足够安全的粮食这一目标, 国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包括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 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有效、适当的调控,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其内涵可以概括为“充足的数量, 适当的粮价, 合理的储备、放心的质量、安全的生态”。由于国家粮食安全的整体性和复杂性, 评价其安全状况的指标也应当体现层次性、整体性、系统性。因此, 在设计国家粮食安全指标时应遵循全面性、代表性以及可操作性原则, 本文将国家粮食安全指标体系分为宏观指标和微观指标两个层次共10个指标, 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

鉴于目前我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财政补贴政策主要是针对粮食数量安全, 而关于保障粮食质量安全和粮食生态安全财政补贴政策至今还没有具体的规定, 即便有所提及也只是作为保障粮食数量安全的辅助政策。因此, 本文以粮食数量安全为切入点, 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财政补贴政策效果展开研究。

(二) 粮食财政补贴的基本范畴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间接性财政补贴政策到2004年推行的粮食直接财政补贴, 经过多年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收入性补贴与生产性补贴相结合, 综合性补贴与专项性补贴相配套以及以粮食最低收购价为保障的粮食财政补贴政策体系。

综合性收入粮食财政补贴政策包括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和粮食农资综合补贴政策。之所以说这两项补贴政策是综合性收入粮食财政补贴是因为国家财政按一定的补贴标准和耕地种植面积, 通过“一卡通”或者“一折通”或者直接发放现金的方式, 把补贴金直接发给种粮农民手中, 直接增加了种粮农民的收入。因此, 这两项粮食财政补贴政策属于综合性收入补贴。

生产性专项财政补贴政策包括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两类。该项政策实施的目的是提高我国粮食生产的质量和粮食生产效率, 从而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

二、粮食财政补贴政策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效果的灰色关联分析

(一) 研究方法与数据

1. 研究方法

针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财政补贴政策的效果评价, 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是灰色系统理论重要组成部分, 是基于行为因子序列的微观或宏观几何接近, 以分析和确定因子间的影响程度或因子对主行为的贡献测度而进行的一种分析方法。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弥补了其他数理统计分析法的不足。它对样本量多少、样本有无分布规律的要求不大, 简单方便, 易计算, 其计算步骤如下。第一, 根据研究的对象和评价目的, 确定评价的指标体系, 即确定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母序列和影响系统行为相关因素的子序列Xi。第二, 无量纲化处理, 本文采用初值像。第三, 求母序列与子序列的绝对差序列, 确定两极最大、最小差。第四, 计算关联系数。

其中p为分辨率, 一般取值为0.2

第五, 计算关联度roi。

得,

2. 数据来源与指标的选取

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02-2013年,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2-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农业部、财政部等官方网站以及其他相关网站搜集到数据。以反映国家粮食数量安全的粮食总产量X01, 粮食人均占有量X02,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X03, 粮食自给率X04四个指标为参考序列, 比较序列分别是X1“粮食直接补贴额”、X2农资综合补贴额、X3良种补贴额、X4农机具购置补贴额。

(二) 粮食财政补贴政策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效果的灰色关联分析

1. 关联度计算

根据无量纲化数据处理结果求出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之间的关联系数roi (k) , 继而计算出Xoj与Xi的关联度rji, 其中j=1, 2, …, 4, i=1, 2, …, 4, 得到关联矩阵如下。

因此,

2. 实证结果分析

(1) 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该政策与粮食安全四个指标的关联度分别是0.6356、0.6378、0.6377、0.6372, 综合关联度为2.548, 不管是在各项具体粮食安全指标中还是在综合指标中, 该政策的效果都是第一。因此, 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

(2) 良种补贴政策。该政策与粮食安全四个指标的综合关联度为2.3949, 排序第二。与其他三种政策相比, 良种补贴政策实施年限最长, 起始于2002年。补贴金额的增速非常快, 仅次于农资综合补贴。该政策激励了种粮农民采用优良品种和良法技术进行种植, 优良品种不仅提高了单位面积粮食产量, 而且具有抗病抗倒伏能力的品种, 直接减少了粮食生产的损失, 进而缩减生产成本。同时, 良法技术种植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科学性, 增加了农民的综合收益。但是, 从该政策与四指标的关联度来看, 其效果并未达到最好, 良种补贴的额度有待继续增加, 方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3) 农资综合补贴政策。该政策与粮食安全四个指标的综合关联度为2.045, 排序第三。近年来随着物价的上涨, 用于粮食生产的化肥、柴油、农药等农资生产资料的支出也逐渐增加。农资综合补贴政策的实施弥补了因农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给种粮农民造成的损失, 降低粮食生产成本, 促进了种粮农民加大对农资生产资料的投入力度, 因而, 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粮食生产的规模和质量。这也是农资综合补贴政策实施的客观基础。

(4)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从灰色关联矩阵第一列中, 我们知道r11>r21>r41>r31, 因此, 粮食直接补贴在提高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种粮面积方面的效果要优于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和提高粮食自给率方面。但是, 总的效果是非常的不理想, 作用有限, 与粮食总产量、粮食人均占有量、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粮食自给率的灰色关联度分别为0.5634、0.5101、0.4472、0.4654, 由此可见, 粮食直补对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种粮农民积极性的作用不大, 主要因为其补贴力度较小, 农民实际获得的粮食补贴资金微不足道, 很难对农民形成较大吸引力。

三、相关对策建议

(一) 加大粮食财政补贴力度

有重点地向与粮食产量关联度高的粮食财政补贴政策倾斜。随着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效果的递减, 可以考虑试用粮食直接补贴政策退出机制, 将该项补贴资金转向其他与粮食安全关联度高的粮食财政补贴政策上或者作为专项资金分配到地方用于农业生产, 从而充分发挥粮食补贴政策的激励作用。

(二) 完善土地流转机制, 保障失地农民和种粮大户的双方利益

一是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程序, 合法有序地进行土地规模经营。为了保障实际种粮生产者的利益, 应取消对失地农民粮食补贴款的发放, 补贴给实际种粮大户;对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 可以通过增设失地农民保险基金或者为失地农民缴纳养老保险等政策。二是政府应加大对种粮大户的补助, 包括从贷款、机械、技术等方面进行扶持, 增强种粮大户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不断提高他们的种粮的积极性, 扩大粮食生产规模经营, 提高土地规模经济效益。

(三) 丰富粮食财政补贴政策形式, 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民技术培训等非货币形式财政补贴

目前, 粮食财政补贴政策的对象是种粮农民, 补贴的形式是单一的货币。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科学种田技术培训方面的补贴目前还比较少。为了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提高农民种田的科学水平以及综合素质, 有必要增加在这方面的财政补贴。

(四) 推行粮食生态安全财政补贴政策, 促进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加强生态环境监测力度控制粮食生产污染源, 另一方面财政支持各行业遵守环境保护标准以有效防控工业、农业污染。为了充分发挥粮食生态安全补贴政策的作用, 粮食生态安全补贴专项资金要实行统一管理, 专款专用, 如若直接补贴给农户, 则分散了粮食生态安全财政补贴的综合保障能力, 不利于生态环境污染的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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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莹, 崔杰.粮食质量安全学[M].科学出版社, 2010.

建国以来粮食购销政策的变革 篇5

安远县是一个“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低山丘陵山区。气候温和，宜种水稻、烟叶、红薯、大豆、瓜果类等农作物。农业以水稻为主，是赣州地区的产粮县之一。由于历代政府不重视农业生产，加之自然灾害侵袭，以致在建国前水稻平均亩产不到200斤，常年粮食产量仅有6500万斤左右稻谷。广大农民终年辛苦，除饱苛捐重赋的压榨外，还要遭权贵官吏的盘剥，收获之粮，所剩无几。

1949年8月20日安远解放。县人民政府指派财粮科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的“田粮科”和“县仓、公产管理委员会”，建立了“县人民政府粮食科”，逐步掌握了粮源，平抑了粮价，打击了不法商人投机倒把活动，控制了粮食市场，稳定了物价。

建国以来，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粮食生产和粮食工作。为此，制订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对粮食工作，制订了农业税依率计征合理负担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随后对粮食进行了“三定”，“一定三年”，“一定五年”，“大包干”和“合同定购”政策，多次提高粮油统购价，实行超购加价奖励的办法，采取统购价提高后统销价基本不动的购销价格倒挂政策，以及对城镇居民实行计划供应和定量供应的政策。使我县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3年全县粮食总产9225万斤，比建国前6500万斤，增产2725万斤，增长141.9%。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连年丰收。1978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15820万斤，1983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20054万斤，首次突破二亿斤大关，比1978年增产4234万斤，增长27.4%。从1985年起，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定购。定购价格统一实行“倒三七”比例价(30％按统购价，70％按超购价)。改革的核心，是要更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对粮食供求的调节作用。至此，实行32年之久的统购统销制度基本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双轨制“的粮食购销体制，即政府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直接控制一部分粮食购销，另一部分粮食购销由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自主进行，实行完全的商品交换，由市场机制调节。在确定“双轨制”的粮食购销体制后，政府还逐步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一是减少粮食定购数量，扩大市场调节的比重。二是通过多次提高国家定购部分的粮食收购价格，逐步使粮食定购价接近市场价。三是培育粮食市场，积极发展多渠道经营，建立了多种类型的议价粮油贸易中心、批发市场。四是提高统销价格，实现购销同价。在全面实现购销同价的基础上，1993年底放开了粮食价格和经营，取消了国家低价定量供应的统销制度，实行了30多年的粮本、粮票制度也随之消亡。短缺经济下的粮食计划供应已成历史，丰富的市场粮源极大地改善了居民膳食结构。

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提出了“三项政策、一项改革”的政策措施。这项政策的实施，为新的粮食生产高潮的到来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2001年国务院提出“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加强调控”的思路，2004年5月31日，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在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宣布，全面放开粮食价格和购销市场，同时取消地方乡镇统筹提留粮并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农业特别是粮食出现了“超常规”的增长。为了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2005年以来，除给种粮农民各种补贴外，主要粮食品种，实行最低价收购政策。即根据粮食生产成本，合理利润等制定最低收购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格的，在规定时间内敞开收购；超过最低收购价格时，由市场机制进行配臵。这样，既能促进粮食生产，又利于国家掌握粮源。

从2004年到现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由双轨制进入到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化新阶段，粮食行政职能由系统内管理向社会行业管理转变，依法管粮工作逐步推进。2004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同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标志着粮食计划经济时代的结束和粮食流通市场化时代的开启，尊重市场配臵粮食资源的选择权，新的粮食流通体制的总体框架设计为“在低门槛收购许可和最低保护价支持下放开收购、放开价格”，放开收购使粮食收购由单渠道流通向多渠道流通转变，放开价格使扭曲价格的双轨制向市场形成价格的单轨制回归。粮食收购许可和宏观调控责任赋予粮食行政主管部门社会粮食管理执法权，将粮食行政管理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新型粮食流通体制从2004年运行以来，县内粮食生产稳产增收，粮食价格出现恢复性上涨。

完善粮食补贴政策的建议 篇6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粮食补贴政策面临新难题。从江苏省兴化市中堡镇的实际看，目前的粮食补贴政策还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实施粮食补贴惠农政策的好处

对种粮实施补贴惠农政策后，最大的好处是有效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中堡镇一些原来不种田抛荒的农户，纷纷回家找村干部要田种，找代管户要田种，现在无一亩田抛荒。农民主动扩大粮食生产，全镇种粮面积逐年增加，粮食产量有增无减。中堡镇南长、夏庄两村，原来80%农户种植棉花，有了粮补后现在多数农户改种植水稻，全镇种粮面积，由原来的2.8万亩增加到3.6万亩；中堡镇通过“退渔还湖”恢复生态，2013年实施大纵湖退湖还渔、恢复生态，新开垦土地2307亩，全面种植优质水稻。

二、粮食补贴发放存在的问题

在具体执行落实种粮补贴等政策的过程中，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一）补贴项目繁多，操作难，经费少

1.补贴项目多，群众弄不懂。目前农民种植粮食补贴有7项之多，包括农资综合补贴，水稻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包括水稻、棉花、玉米、小麦、油菜等良种补贴。因补贴项目繁多，很多农户不知道补的是什么钱，也搞不清哪项是多少钱，少数农户还因此与村干部产生了不必要的矛盾。

2.实际操作难，行政成本大。粮食补贴发放工作有一套规范的程序，核实农民的实际种粮面积是计算粮食补贴资金的依据。因此，补贴面积要经过“初核、上报、张榜公布、复核、再公布”这样一个过程。由于村会计水平低，工作量大，多数会计不会用电脑，农户面积变动表格上报需要打字复印，一年至少有3次发放过程，填报、审核、公示等大量琐碎的工作，这对基层村来说负担过重，行政成本较大，每年粮食补贴面积核实的各项表格打印、复印费用、公示的车油等费用，每个村民小组均在200多元左右，兴化市中堡镇仅粮食补贴发放工作村级费用开支就达10万元之多。

3.种粮补贴工作经费不足。粮食补贴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操作成本高，需要很多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整个过程需要多个部门的审核与协作，无形中增加了部门合作协调的难度，费时、费力、费钱。高昂的行政成本，直接影响到政策的可行性和延续性，特别是村干部、财政所、农经站、农业部门，他们处在粮食补贴工作的第一线，负责面积登记、汇总、公示、发放、协调各种矛盾等工作。粮食补贴工作经费的不足，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挫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粮食补贴发放工作的进度和成效。

（二）补贴面积与实际种粮面积不相符

1.粮食补贴面积只占种植面积的76.04%。中堡镇粮食补贴面积为3.65万多亩，而实际耕地种植面积为4.15万多亩，面积相差0.5万多亩，种植这部分田块的农户享受不到国家粮食补贴，农民存有不满情绪。多出来的种植面积主要是开荒田、自然条件差的折头田、村机动田（未纳入土地二轮承包的土地）、新开垦的土地等。在落实农户种粮补贴时，一些村只好把补贴面积与实际种植面积按比例打折落实到户。

2.发放补贴时间提前，使补贴面积与实际种植面积不符。国家要求在上半年的3月份之前将补贴资金及时发放到种粮农民手中，此时农民并不种植水稻，种植面积难以确定，村干部只能主观臆断，以计税面积或二轮承包土地面积代替实际种粮面积，造成了补贴面积与实际种粮面积之间的不符。

（三）粮食补贴资金占农民收入比例小

2014年，中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3582元左右。而全镇实际得到的国家粮食补贴资金为564万元，对于受补贴的农民来讲，亩均补贴136元，人均收入158元，补贴资金只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2%。目前，农业生产资料和机械操作成本不断上涨，种粮补贴资金远远不能弥补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部分。同时，种粮的成本高、收益低。

（四）部分种粮户实际得不到粮食补贴

1.土地流转中实际种粮户未享受补贴。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不少土地向种粮大户集中，粮食补贴是补给土地出租方还是承租方，双方各执一词。出租耕地的农民认为自己是耕地的第一承包人，国家的补贴应补贴给出租方；租种耕地者认为自己才是实际种地的粮农，并已向出租方支付了租金，国家的补贴应补给承租方。土地转入户与流出的农户相互争利，一旦矛盾协调不好就会增加农村社会不安定因素。加上农村土地流转手续普遍不健全，只是村民间的口头协议，没有明确粮食补贴资金的归属问题，国家也没有统一的政策界定，实际是谁拥有耕地承包经营权、谁就享受粮食补贴资金，土地承租方争不到粮食补贴。如中堡镇9个种粮大户（合作社、小农场主），面积均在300亩以上，惠农政策得不到享受，其补贴均由流转户所得，不种田的享受各种惠农政策。

2.按人口或田亩平均分摊国家补贴。有些村在落实粮食补贴政策时，为了照顾大部分农民的情绪，没有按照村民实际种粮的亩数发放补贴资金，而是采取按人口平均摊派的方式发放国家粮食补贴资金，种植户不能按实际种植面积享受补贴。如中堡镇中堡村3个责任区的耕地大部分是提水养殖，粮食补贴资金按人口平均分配到户，不种粮同样得到粮食补贴。

（五）部分农户套领冒领国家种粮补贴

企业、公路征用的耕地面积享受粮食补贴。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招商引资的力度不断加大，不少农田已改变了性质。如企业新建厂房、公路征用、农户宅基地占用的耕地面积逐年增多，这些土地已缴纳耕地占用税和土地出让金，但上报给国家的补贴面积仍然不变。这些多余的补贴面积，由于人为操纵的机动性大，在实际操作中，或者原承包户仍然享受国家种粮补贴，或者有些村把这些面积落实到五保户或关系好的亲族好友农户的名下。更有甚者，报在村干部名下，谎报面积中饱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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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粮食补贴发放政策的建议

（一）精简合并补贴名称，简化设置“农业补贴”

现行的种粮补贴名称，包括农资综合面积补贴等7个补贴项目，建议将这些名目繁多的补贴进行简化合并，统一称为 “农业补贴”。 在 “农业补贴”下，设“基本补贴”和“专项补贴”。“基本补贴”用于农户承包田补贴发放；“专项补贴”用于“农资综合补贴”、“ 水稻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 良种补贴”包括“水稻良种补贴”、“棉花良种补贴”、“玉米良种补贴”、“小麦良种补贴”、“油菜良种补贴”等，这些补贴“谁种植、谁享受”。 实行一次性补贴，老百姓既看得懂，村干部工作不繁杂，简便易行、简单明了，方便基层操作。有利于减少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精力，降低补贴面积核实统计和补贴资金发放张榜公布的行政成本；有利于消除在补贴发放过程中相互扯皮“两张皮”的现象；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农业补贴政策效应，达到稳粮安民的目的。

（二）理论指导农村实践，科学界定补贴面积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其核心就是“三权分离”：尊重原有的集体所有权，划断农民的承包权，在此基础上保护务农者的经营权。2014年11月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指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对探索新常态下做好粮食补贴发放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具体说来，“基本补贴”面积要进行全面调查、科学界定，补贴面积长期稳定；“基本补贴”面积按土地确权面积或未经确权的二轮承包土地计税面积（2001年面积）为基数核定，即对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进行补贴；面积一经核实确定，原则上不得随便改变，保持补贴面积与国家土地承包期限的政策相一致，确保补贴面积政策的长期稳定，使农民普遍得到实惠，享受到国家的惠农政策。

“专项补贴”面积补贴数据的核实，要根据当年实际种粮情况，一年一核、实行动态管理，面积的核实以“谁种植、谁享受，不种植者、不享受”的原则，按实际粮食种植面积补贴发放到户，即对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拥有土地经营权者进行补贴。这有利于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不让种植者与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相互争利，减少补贴资金发放中的矛盾。

（三）及时调整补贴面积，补贴发放区别对待

对过去少数村因怕缴农业税瞒报的田（也称村机动田或在农田保护区内未纳入二轮承包面积的非承包的农田）、开荒田、折头田、新开垦增加的土地面积全面进行核查调整，凡是用于种植农作物的，要全部承认计算“专业补贴”面积；

对在经确权面积或未经确权的二轮承包土地计税面积（2001年面积）上，从事其他农业项目的面积，如从事水产养殖、大棚蔬菜、植树造林、饲养业用的面积，只给予“基本补贴”，取消“专项补贴”；

对被公路、企业、宅基地征用或划拨的面积，因这部分耕地已缴纳土地出让金、耕地占用税，要全部核减“农业补贴”面积。

（四）大力扶持种田大户，加速土地适度流转

对种粮大户在认证的基础上，按规模大小，加大对他们的扶持力度，解决他们对路桥、沟渠等基础设施的投入。

对于土地流转达到一定面积以上的种粮大户和规模型的小农场主（包括种粮合作社等），国家在财政资金许可的情况下给予享受补贴倾斜的政策，按种植面积多少、规模大小分几个等级，可在“专项补贴”发放标准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定的补贴标准，让种粮大户或小农场业主（包括种粮合作社）享受到国家鼓励粮食生产的惠农政策；这部分面积在“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下，每年可以进行一次核实统计，防止部分种粮大户或小农场业主（包括种粮合作社）冒领、套领国家照顾的面积补贴资金。

（五）适当提高补贴标准，强化补贴资金监管

要适当提高农业补贴标准，让农民种植粮食的经济效益达到或接近种植经济作物的经济效益，这样才能调动农民粮食种植的积极性。同时，将“农业补贴”发放时间调整为每年的7月份，有利于“专项补贴”面积数据核实的准确性。

为了加强粮食种植的宏观指导，建议国家在粮食种植上实行指导性计划，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对实际种粮面积进行监管。农业补贴发放实行核实、发放与监督分离的原则，建立完整的补贴审核、发放、监管体系，进一步明确农业、财政、监察部门责任：农业部门核实面积并录入到农业补贴发放“一折通”网络系统；财政部门对农业补贴发放面积进行审核，通过“一折通”系统委托银行直接发放到户；政府监察机构对农业补贴发放工作全过程跟踪监督，重点应放在接受农民对农业补贴工作发放的投诉，对违纪违规行为，监察机关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真正做到公平、公开、公正，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让种粮户享受到国家专项补贴，杜绝冒领、套领国家粮食补贴资金而中饱私囊的行为。

（作者单位：江苏省兴化市中堡镇财政所）

责任编辑：欣闻

我国粮食流通政策演进探析 篇7

1 我国粮食流通政策的演进

1.1 粮食自由购销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经历长期战乱,粮食非常短缺,粮食短缺是新政权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此时的粮食市场以私营粮商为主,存在部分粮商哄抬物价、扰乱粮食价格市场的现象。为了保证粮食供给并稳定物价,从1949至1952年,我国实行粮食自由购销政策。具体来说,就是人们在粮食买卖、运输、储存、销售方面不受太多的约束,可以自由地进出粮食收购、销售等部门。国家在组织大规模粮食调运的同时,首次提出了“储备粮”的概念,并开始着手在全国重要城市及地区建立粮仓。此时粮食购销体制基本上是以市场主导为重点,政府只是粮食市场的主体之一,没有粮食垄断权和购销优先权,国有粮食企业经营规模小,私营经济在粮食流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政府为了从宏观上保持粮价稳定,对流通市场加以调控,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政策:一是加强粮食流通市场交易准则的制定,防止出现市场失灵;二是政府通过利用自己手中储备的粮食,选择恰当的时机向市场抛售,以达到稳定粮食交易价格的作用。政府销售粮食,既通过现行的批发市场,也通过自己建立的零售交易市场,销售价格为平销价,与市场价格基本持平。与此同时,针对私营粮商的两面性,政府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合法经营的粮商予以支持,对扰乱粮食市场秩序的粮商依法严惩。

1.2 粮食统购统销阶段

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开展起来。但是此时我国粮食供应仍十分紧张,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仍然处在极低的水平,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粮食的巨大需求,粮食供给存在很大的缺口。鉴于此,中共中央于1953年10月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同年11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从当年12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由政府对全国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销售,规定严禁私营粮商对粮食进行自由流通买卖,在粮食价格方面由政府统一制定,实行统一管理。粮食统购统销的主要内容是:对农村的余粮户,在留足农户的口粮、种子、饲料和缴纳农业税后,政府统购其绝大部分的余粮;对城镇居民和缺粮的农民实行粮食统销。

1.3 从传统粮食流通体制向市场化转型阶段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体制改革开始启动。在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也开始了市场化转型,可分为四个阶段。

1.3.1 初步开放

针对当时粮价过低以及严重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情况,1978年,国家首先以提高粮食价格、调减粮食征购基数两个方面为突破口,开始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以解决粮食价格长期处于低谷,并因此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问题。打破了粮食价格完全由国家决定以及粮食购销完全由国有粮食企业经营的统购统销模式,初步放开了粮食贸易市场,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统购任务的前提下,对自家余粮进行出售,同时允许国有粮食部门按市场价格出售部分粮油产品。

1.3.2 双轨制

在初步放开粮食市场的基础上,国家于1984年开始进一步缩小粮食统购统销的范围,加强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并于当年首先将工业、饲料用粮由市场进行调节,退出统销范围。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明确宣布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粮食统购统销正式退出历史舞台。1989年,合同定购又进一步改为国家定购,从而形成了由国家定购价、国家统销价与市场收购价、市场销售价并存的粮食价格“双轨制”。

1.3.3 保量定价

国家开始尝试逐步对粮食价格双轨制进行改革。1991年5月和1992年4月,国家两次提高城镇居民定量口粮的销售价格,不仅缩小了粮食价格的购销倒挂,而且缩小了粮食牌市差价,即由国有商业执行的用挂牌方式公布的国家计划价格与由市场供求变动形成的市场价格之差,基本实现了购销同价,为粮价的放开创造了重要条件。1992年初,国务院同意采用以分区决策、分省推进的方式促进粮食购销和价格体制改革,允许各地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决定其放开粮价的时机和方式。1993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指出:经过10多年的改革,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已经结束,适应市场经济的购销体制正在形成,决定从1994年起,国家收购的粮食全部实行“保量定价”,即保留定购数量,收购价格随行就市。

1.3.4 低价供粮

1993年,粮食统销体制放开,国家放松了对粮食价格的管理力度,加上各种因素导致的粮食供求出现的紧张形势使得粮食价格持续上涨。政府采取了以低于市场价格的粮价向城市居民供应粮食,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以确保一省粮食供应。后来由于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一政策很快夭折。但是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变化是朝着粮食流通市场化取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1.4 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初步确立阶段

1.4.1 深化改革

1998年5月,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的重点可以概括为“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即“敞开粮食收购,实行顺价销售,封闭运行,同时加快国有粮食企业的改革”。这一政策的实施,又使得国家在粮食购销和价格控制方面进一步加强,缩小了市场机制在粮食价格制定过程中的作用。2000年,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粮食生产和流通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提出了大力推进农业和粮食生产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生产和流通协调发展,认真落实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适当增加粮食风险基金规模,扩大国家粮库建设规模,进一步拓宽粮食购销渠道,积极促进粮食销售、加工转化和出口等政策措施。

1.4.2 循序渐进的市场化

2001年7月,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粮食购销和价格制定的影响力,循序渐进,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粮食流通体制。浙江、广东、上海、福建等8个粮食主销省(市、区)率先实行了粮食购销市场化,进行了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尝试和探索。

1.4.3 新一轮市场化

从2004年开始,我国根据新形势,又进行了新一轮的市场化改革。同年5月,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本次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遵循“放开购销市场、直接补贴农民、转换企业机制、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的原则,完成了我国粮食流通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初步转变。国家又相继于2004年和2006年出台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关于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意见》,指出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从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入手,积极培育和规范粮食市场,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

2 我国粮食流通政策的评价

通过对我国粮食流通政策演进的回顾,可以看出我国的粮食政策经历了自由购销—统购统销—双轨制—初步市场化—全面市场化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历经数次粮食流通政策的修改及完善,目前已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符合我国国情粮情,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粮食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新的粮食流通体制。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加强,保证了粮食市场供应,维护了粮价基本稳定。粮油政策法规体系逐步健全,维护了正常粮食流通秩序。粮食流通体系建设逐步加强,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粮食流通对生产的引导作用逐步加强,促进了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

我们在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流通政策演进所带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粮食流通政策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一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粮食政策未能完全配套同步,仍然存在“谷贱伤农”和“米贵伤民”的情况;二是地方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时缺乏一定的执行力,一些地区对于农民的直补政策没有产生理想的效果,粮食保护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三是现代粮食市场的发展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粮食物流体系建设方面严重滞后,粮食企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低下,部分企业仍采用传统、粗放型经营模式;四是现代粮食流通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健全,粮食市场体系、粮食物流体系、粮食监管体系以及粮食法制建设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粮食流通政策也应不断完善和改进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以求发挥更大的政策指导作用。

3 完善我国粮食流通政策的建议

3.1 加强粮食宏观调控

在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充分发挥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作用,特别要大力推进粮食产销协作,巩固和发展粮食主产省与主销区之间的长期稳定的粮食产销协作关系。此外,要完善粮食直接补贴和最低收购价政策,制定新的农业法案,出台“反周期补贴”和“保证价格”政策,出台《主要粮食的供需及价格管理条例》,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积极鼓励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粮食订单生产和收购,增加种粮农民收入,保证粮食供给和市场稳定。

3.2 规范粮食市场秩序

进一步鼓励各类具有资质的市场主体从事粮食收购和经营活动,让更多的农民进入粮食流通领域。出台《粮食批发市场法》,鼓励各种投资主体投资粮食批发市场、粮食物流设施以及粮食产业化经营、粮食精深加工企业。健全粮食收购市场准入制度,按照规定继续做好各类粮食企业和个体户入市收购资格的审核和年审工作。同时,加强粮食市场监管执法力度,粮食、工商及其他行政管理部门要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及其赋予的执法职责,加强对粮食市场以及粮食经营者的监管,严厉打击违法收购、违法经营等各种行为,保护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3 发展粮食现代物流

根据国家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加快推进粮食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实现以粮食散装、散卸、散储、散运为标志的粮食流通方式的变革,提高粮食流通效率。依托大型深水港口和水路、公路、铁路交通枢纽,建设粮食疏运通道,完善重要粮食物流节点。另外,在我国,即使是一些物流基础设施较完备的地区,由于各地交通和运输部门市场化程度低,垄断经营严重,各地关卡林立,收费高,以至于降低了物流效能,增加了物流成本。因此,我国在进一步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出台《中国现代物流业发展条例》,树立现代化物流管理的大局观,形成现代化的物流管理模式。

3.4 转变企业经营机制

加快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组织结构创新,构建新型国有粮食企业。现有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可以通过改制重组,也可以进行资产重组,试行其他类型的股份制改革。鼓励各种资本参与企业改组改造,以资产为纽带,逐步培育若干个粮食企业集团,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要着力培育有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粮食产业化经营,加快以粮食购销、加工企业为龙头的粮食产业化体系建设,鼓励和发展粮食订单生产、订单收购,支持国有粮食企业发展粮食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推进企业科技创新,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解决粮食物流技术以及粮食流通信息技术等方面的问题,并加快科技成果在企业中的转化和应用,促进企业产品优化升级,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4 结论

粮食支持政策的制度效率 篇8

制度是一系列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便于个人与组织或社会之间关系的协调和治理的行为规则。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诱导人们的行为决策,并且通过人们的这些决策来影响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制度效率是实现制度功能的基础和推动制度创新的内在逻辑起点。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效率的解释经历了一个从制度运行的外部特征到制度的内在构成要素的认识过程,威廉姆森、〔６〕科斯、〔７〕卢现祥、〔８〕梅纳尔〔９〕和布罗姆利〔１０〕分别从交易成本、经济福利和制度构成要素的角度评析制度效率。

粮食支持政策是在工业化中期国家干预粮食经济的正式制度安排。在实践中,粮食支持政策的制度效率直接反映或外化为运行效果,尤其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粮食经济发展环境变化使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对政策需求、响应程度和决策行为的差异,造成运行结果可能偏离预期目标。研究粮食支持政策的制度效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粮食支持政策的制度效率,考察该政策对经济社会行为主体及经济绩效产生怎样的结果,以此讨论改善粮食支持政策的制度效率的可能途径。

一、粮食支持政策的制度效率及其表现

1.粮食支持政策的制度效率

新制度经济学界定的 “制度效率”,是在有限理性、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约束下人们对规则的遵从与背离,即处于某项制度中的个人或组织对制度的 “适应性”效率。〔１１〕具体而言,制度效率是实施某项制度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其中,制度成本是制度的界定、设计、组织等成本和制度运行过程中的组织、维护、实施等费用,制度收益则是从降低制度成本的方面来定义的,即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外部性和不确定性等的程度。衡量制度效率有两种基本方法:当制度所提供的服务或实现的功能既定时,较低的制度成本意味着更高的制度效率;相反,当制度成本既定时,能够提供更多服务或实现更多功能的制度是更有效率的。

粮食支持政策主要包括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粮食 “四项补贴”和生产粮(油) 大县的奖励政策等,它具有激励和约束农民的粮食生产经营活动及粮食企业的政策性收购和经营行为的作用。粮食支持政策的制度效率,反映了粮食支持政策的运行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粮食支持政策的运行成本,是各级政府为实施粮食收购政策和各项粮食补贴而支付的财政资金及相关职能部门支出的管理费用。粮食支持政策的收益,表现为国家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所减少的粮食生产的外部性、不确定性和相关利益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情况。因此,当运行成本既定时,收益的减少或者收益既定时运行成本高昂,甚至运行成本和收益出现双边恶化,通常意味着粮食支持政策的制度效率低。

2.粮食支持政策的制度效率偏低的现实表现

我国粮食支持政策的制度效率低,集中体现在粮食支持政策的运行成本和运行收益的双边恶化,具体反映在粮食支持政策的运行成本过高,而粮食支持政策的收益较低表现在粮食生产的不确定性、政策成本分摊不合理,以及由此造成的外部性和相关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增加。

(1)粮食支持政策的运行成本过高。各级政府为实施粮食支持政策支出的财政资金不断增加。粮食 “四项补贴”财政资金支出,从2004年145亿元增加到2013年1771亿元。粮油物质储备管理事务的财政支出的增加,大致反映出最低粮食收购价格政策的运行成本的增长。其中,粮油物质储备管理事务的中央财政支出从2008年987.3亿元增长到2013年1236.63亿元,地方财政支出2009年才开始,当年安排1437.19亿元,从2010年676.84亿元增加到2013年744.28亿元。〔１２〕在较高的运行成本约束下,粮食支持政策的效果基本达到了政策预期目标,特别是粮食生产11连增,夯实了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但是动态来看,中国粮食安全的基础比较脆弱,粮食结构性短缺和区域不平衡的矛盾突出,依靠粮食进口满足国内需求刚性增长的压力增大。2012、2013、2014的谷物进口量分别是1316.9万吨、1520万吨和1951万吨,谷物自给率分别达到97.5%、97.3%和97%,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计算的粮食自给率分别是87.9%、87%和85.4%。大规模粮食进口冲击国内市场并压低农民绝对收益的情形不可持续。

(2)粮食支持政策的成本分摊不合理。粮食主产区政府为实施粮食支持政策承担较大的财政资金支出责任。2011年,全面取消粮食主产区的粮食风险基金的地方配套以后,现在各类粮食补贴的财政资金均由中央财政支出,稍微缓解了粮食主产区用于粮食补贴的财政负担。2013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运行成本占到粮食支持政策的运行成本的48.6%,地方财政承担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财政资金支出比例达到37.5%,相当于地方财政承担了粮食支持政策的运行成本的18.2%。本应该由中央政府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财政支出责任,部分地由地方财政承担,而粮食主产区承担全国80%以上的商品粮和几乎全部的粮食调出任务,其承担的粮油物质储备支出的责任较大,承担了比粮食主销区政府更大的粮食支持政策运行成本。

(3)粮食支持政策的收益较低。粮食生产的不确定性和外部性增加。粮食生产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粮食生产中自然灾害引起的减产和种粮收益增长停滞在部分地区引起农民抛荒、双季改单季、 广种薄收等现象。以河南省为例,2014年秋粮受到严重旱灾,受旱面积2715万亩,在秋粮播种面积比上年 增加近90万亩的情 况下,秋粮总产 量486.6亿斤,比上年减产9.04亿斤,造成农业损失33.77亿元。粮食生产的外部性,是粮食生产消耗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在市场交易中不能通过价格显现并获得相应补偿,导致粮食主产区的农业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出来,降低了粮食主产区政府抓粮食生产的激励和农民种粮的动力。以河南省滑县为例,2012全县粮食产量137.75亿吨, 据全省第一位,全县人均收入比全省人均收入低400元,财政收入在全省108个县中倒数第8名, 因此县级财政投资于粮食生产的动机较弱,农民安心种粮的意愿脆弱。 

(4)相关利益主体的道德风险增加。粮食再生产过程中的道德风险是指各相关利益主体忽视市场交易的基本道德规范或违背政策管理的伦理诉求的行为。例如,为追求粮食增产,农民掠夺性地使用耕地、水资源或破坏生态环境,为粮食产业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参与政策性收购的粮食企业为套取粮食收购和保管费用补贴,不惜用陈粮抵新粮或“加价收购”,出现 “拍卖粮出库难”、“转圈粮”等问题,政策实施的道德风险日益增高。〔１３〕在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的压力下,粮食加工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寻求粮食进口量增加,突破粮食进口需求管理配额甚至走私粮食。发达地区粮食主销区政府,松懈辖区内的粮食安全责任,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从粮食主销区调入粮食或依靠粮食进口弥补粮食需求缺口,引起粮食主产区的各种粮食补贴的转移性收入流失〔１４〕或冲击农民种粮收益。

二、粮食支持政策制度效率偏低的内在逻辑

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和制度实施是影响制度效率的基本方面。评价一项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主要取决于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耦合情况以及制度实施能在何种程度上减少个人和组织的机会主义行为或激励其追求潜在利益。按照青木昌彦提出的 “均衡制度观”,〔１５〕制度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相互联系的制度安排才是有生命力和可维系的,相互依赖的制度构成了整个均衡的制度环境状态。具体到粮食支持政策,制度环境是指制约粮食产业发展的经济、社会、法律环境,包括能够促进或促退粮食经济发展的农地流转、农业保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村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制度安排是指由中央政府制定的旨在维护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粮食价格政策、粮食补贴政策等;制度实施是指粮食价格政策、粮食补贴政策等的具体实施和执行过程及其监督管理和约束机制等。毫无疑问,粮食支持政策不可避免受制于其运行的制度环境,它自身与制度环境的耦合情况以及与促进粮食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安排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会释放出政策的导向、激励和约束功能,体现出个人或组织适应性。其中,居于核心和统领地位的是粮食支持政策的设计安排和监督实施,相关的政策安排起到辅助和配合作用,变动不居的制度环境塑造或重构粮食支持政策,尤其是粮食支持政策的功能发生递减时倒逼其迟早发生量变或质变,以适应制度环境的变化。以下从粮食经济发展的环境、粮食支持政策的设计安排,以及与相关政策的配合和监督管理等方面,探讨粮食支持政策的制度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其效率偏低的内在逻辑关系。

1.粮食经济发展的环境严峻

从粮食经济发展的产业、社会和法律环境看,粮食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粮食安全法律体系不健全,制约着粮食生产方式转变。一是粮食产业的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粮食产业的产值结构下降,粮食部门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农业其他部门劳动生产率。粮食规模收益不足掏空了粮食生产的青年主体。二是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土地流转中介服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以及农作物疫病防治服务等不配套,延缓了适度规模粮食种植和职业农民的成长。三是粮食安全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相继出台了 《农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都未能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规范粮食安全问题。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专门增加粮食安全问题的规定只是在粮食质量安全层次,对粮食安全的其它方面缺乏严格规范。概言之,严峻的粮食经济发展环境,引起粮食经济中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尤其是淡水、耕地资源的过度利用与农业生态环境压力沉重,造成粗放型粮食生产方式难以为继。

2.粮食支持政策的设计偏差

粮食支持政策的设计和调整,内生于国家对粮食经济运行的总体判断,只有与农民对粮食支持政策的需求相一致时才能产生长久的激励作用。中国粮食支持政策出台的背景,是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时粮食安全在低水平徘徊。从2004年开始, 国家陆续实行对种粮农民的 “四项补贴”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旨在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国家对粮食支持政策的设计符合农民对政策的需求,其激励效应、 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作用在最初实行时较为明显。然而,随着粮食经济发展环境日趋严峻,现行的粮食支持政策与正在分化的农民对政策的需求不相吻合,粮食支持政策的价值导向、政策模式、执行方式与范围和力度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 导致运行效果欠佳。

(1)价值导向未能彰显效率和公平。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本质是利用计划手段调节粮食市场均衡价格,会扭曲粮食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而降低经济效率。2009年以来,国家托市收购粮食,形成虚高的粮食市场价格预期,造成农民的惜售和粮食加工企业的盲目收购,而国家主动或被动地抛售收购的粮食又人为地压低粮食价格。因此,托市收购粮食反而会引起粮食价格波动,降低粮食流通和生产的效率。

粮食补贴的实质是国家出于粮食安全考虑而限制农民的要素自由流动所给予的经济补偿,兼具有激励种粮和向农民转移收入的作用。具体而言,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不够重视导入现代要素,助长普通种粮农民生产的短视行为,不利于缩小种粮普通农民与务工者的收入差距。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强调农业科技导入而彰显效率,但是良种补贴的亩均标准较低,农机具购置补贴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将拉大普通种粮农民与职业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2)执行方式缺乏灵活性。粮食生产的经济成本增加,国家被迫逐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形成典型的 “棘轮效应”。比如,在市场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中依然启动收购方案,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但是对农民增收的效果差强人意。〔１６〕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村土地流转形成了种粮的普通农民和职业农民的分化。普惠的粮食补贴相当于普通种粮农民的隐性福利,对其激励作用减弱,各项粮食补贴并不随着土地流转流向职业农民,而是最终转变为普通农户的地租收入,对职业农民几乎起不到激励作用。粮食补贴方式的明显漏洞是无论农民是否种粮、单位面积产出或自然资源利用以及农业生态环境如何都可以拿到粮食补贴,而从事规模化种植的职业农民得不到国家补贴,造成粮食补贴的约束和激励功能严重退化。

(3)保护的力度和范围有限。粮食支持政策的总量规模不算大。把中央财政对产粮(油)大县奖励算在内,2013年国家为粮食支持政策运行支出的财政资金共计4071.11亿元,占当年农业生产总值的比例是7.3%,没有达到WTO关于农业补贴8.5%的限制,尚有631.2亿元农业补贴的政策空间没有用足。2013年,农民收入中农业收入所占比例首次低于25%,工资收入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收入。这意味着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持续向农民转移收入作用已经变得非常有限。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没有覆盖玉米,只有临时的玉米收购,对种植玉米的农民增收效应微弱。粮食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竞争的性质,损害了按要素贡献分配收入的基础。我国耕地供给弹性不足、劳动力供给弹性较大,使务农者的工资上涨幅度赶不上土地租金上升。粮食科技推广和粮食生产的分工水平低,形成较低的粮食劳动生产率和粮食生产利润率,粮食生产的收入分配越发偏向土地承包者,不利于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这意味着随着农地流转规模扩大,土地密集型的粮食生产的收入分配偏向种粮普通农民,不利于职业农民,职业农民对粮食支持政策的保护诉求强烈。实践中,粮食补贴政策,缺少有效地甄别职业农民和实施针对性保护的措施,难以纠正粮食生产的收入分配偏向种粮普通农民的趋势,阻碍了转移劳动力 “去农化”过程和粮食生产方式向集约型转变。

(4)执行模式偏差。粮食支持政策实行 “价格 +补贴”的模式,引起农业部门的公共投资不足。 在财政资源有限情况下,国家对长期粮食安全的权衡让位于短期粮食增产的目标,农业领域广泛存在的基础设施、农业科技、金融市场、农业保险、生态环保等市场失灵长期得不到纠正。公共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投资匮乏,大型灌区节水工程、水生态治理工程的投入较少,华北地下水超采问题严重。农业科技进步支撑粮食增产的后劲不足,部分原因是公共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的缺口较大。公共财政对生态环保投入匮乏,在生态环保综合试点地区,农民退出有毒耕地、减少使用化肥农药以后得不到足够的经济补偿,农民生态环保积极性不高, 农业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3.粮食支持政策与相关政策的融合困难

粮食支持政策与农业保险政策、农地流转政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的融合不顺畅,不能形成制度合力,最大程度地激励和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一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滞后、农户参保积极性不高,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和标准较低,赔付难度较大。二是粮食支持政策未能与农地流转政策相对接。中央政府对农地流转的态度审慎,重视政策引导,缺少培育土地规模经营者的实质性的措施。纯粹依靠自发的土地流转和普惠型的粮食补贴,不容易留住有经营才能的劳动者,导致农业生产的智力因素匮乏和粮食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三是粮食支持政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不到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济风险高于普通农民,得不到国家的财政和农业保险的扶持,财政资金不能在公共服务领域充分发挥作用,解决其面临的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用地、融资和粮食市场流通等难题。四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兜底功能障碍。对农村贫困居民的救助标准偏低,不能提高其自救能力。最低生活保障的动态调整没有向市场竞争失利的粮食生产经营者倾斜,不利于培育职业农民。

4.对相关利益主体的制度约束缺失

粮食支持政策实施中的监督管理,涉及到地方政府、种粮农民、粮食企业等主体的利益博弈。在粮食生产、收购、储藏和流通各环节,缺少具体的法律法规明确界定和约束各相关利益主体的责权利,缺失常规性的监督管理机制,导致相关利益主体的投机行为。

一是中央政府缺乏约束地方政府的机制。 《农业法》既没有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对农业支持的法律职责,又没有严格要求农业生产经营者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粮食省长负责制形同虚设,对粮食主产销区政府懈怠粮食生产的做法缺乏有力的问责机制,间接地加重粮食供求的区域失衡。 二是省(市)级政府缺少约束农民种植行为的措施。粮食补贴没有与农民对耕地保护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相挂钩,放任农民粗放型粮食生产经营。三是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监管粮食企业的职能缺位。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对粮食企业的服务、监督不到位,积累了粮食企业的道德风险。中储粮公司同时承担储备粮经营和部分地行使政府调控职能,既参与市场竞争,又参与制定市场规则,破坏了粮食市场流通秩序。国家粮食局对中储粮公司在选择收购代理库点、收购资金运用、收购管理、粮食拍卖等行为缺乏有效监督,以至出现腐败和违法问题。各省粮食局没有完全与直属粮食企业脱钩,市县级国有粮食企业的政企分开没有落实到位,基层粮站的管理角色与收购行为相互混淆,粮食储备的代理成本高昂。

三、结语及对策建议

粮食支持政策的制度效率偏低,表现为高昂的制度成本及分摊不合理,粮食支持政策的价值导向不明和激励约束不相容,使农民、地方政府、粮食企业对该制度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粮食生产的不确定性和外部性增加。究其原因,是粮食支持政策不能与粮食经济发展环境相互耦合,以及与相关政策配合不顺畅和监督管理不到位。进一步,当粮食经济发展环境折射出的粮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智力和技术的因素匮乏时,粮食支持政策调整的速度、节奏和方向跟不上经济主体对政策的需求甚至抑制对潜在利益的追求时,粮食支持政策的激励和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功能将出现下降趋势,不利于粮食产业发展。

粮食支持政策的制度效率低是政府积极寻求粮食支持政策转型的根本原因。改进粮食支持政策的制度效率的思路,是有意识地降低粮食支持政策的运行成本和提高其运行收益。关键是创新粮食支持政策和强化其监督管理,明确各相关利益主体的责权利边界,建立起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国家应当优化粮食经济发展环境和推动相关政策改革,实现粮食支持政策与粮食经济发展环境的耦合,形成制度合力,最大程度地降低粮食生产的不确定性。 具体的应对之策在于以下几点。

1.创新粮食支持政策,增强其激励和收入再分配的功能

粮食支持政策的选择应该尊重市场规律和强调现代要素的导入,实行 “价格+补贴+公共投资”的模式,强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激励和向种粮农民的转移收入的作用,依靠农民的经济理性转变粮食生产方式。因此,既要倡导效率和公平,又要实施粮食目标价格政策,完善粮食补贴方式,以提高政策的效率性,并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2.加强监督管理,降低粮食经济行为中的交易成本

制度建设是缓解不确定性、机会主义行为和降低制度成本的有效途径。加强粮食支持政策的监督管理,从理念、执法和管理机制等方面纠正相关利益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主要包括: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安全问责;利用市场、政府 “两只手”纠正粮食生产的外部性,减少农民短视行为;发挥市场在粮食流通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粮食流通公平竞争。

3.优化粮食经济发展环境,促进与粮食支持政策间的耦合

主要包括:调整粮食产业结构,在粮食主产区推动职业农民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并且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此外,制定 《粮食法》、修订 《农业法》,规范粮食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建构粮食安全的微观基础。

4.推动政策衔接以提升制度合力

粮食价格政策 篇9

关于影响粮食产量的问题, 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是粮食的投入与产出, 二是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粮食的投入与产出实际就是粮食的生产函数, 是关于投入要素合理配置下的最大产出, 主要体现了技术层面。而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 如农户的种粮收益、粮食生产资料价格、劳动力投入的机会成本以及粮食价格等, 实际上, 影响粮食产量的不光这些, 凡是能改变粮食生产函数位置的所有因素都是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 比如制度等。因此, 分析影响粮食产量因素更具有很现实的政策意义。本文主要研究影响粮食产量另外两个主要因素:农民收入和粮食价格。首先来看粮食产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粮食产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被称为“谷贱伤农”。其意思为, 粮食产量增加, 供过于求, 粮食价格降低, 由于粮食需求价格缺乏弹性, 因此, 农民从粮食生产获得的收入就减少了。这是由于把农民收入仅仅限于粮食经营性收入, 现实中, 由于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 农民兼业现象普遍, 农民收入结构不仅有经营性收入, 还有工资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支付收入等。如果考虑到这些收入, “谷贱”则不一定“伤农”。因为, 一旦“谷贱”, 农民会转向其他方式以获得收入, 理性的农民会找到其他获得收入的方式。那么, 如果农民在其他非经营性生产中能获得更多的收入, 试问, “谷贱”会“伤农”吗?农民会增加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吗?因此, 粮食产量、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不是谁因谁果的关系, 而是一个循环的系统。

关于研究收入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现有文献不多, 国外学者Park (1993) 研究了我国价格双轨制下价格与粮食产量的关系, 他发现现定购价格和定购数量通过收入效应对农户的粮食生产产生影响, 认为收入是影响粮食产量的中间变量;Roland (1998) 重点考察了在价格双轨制下收入因素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 他认为由于定购数量给定, 农户交售给国家的部分只相当于一笔税收转移, 因此并未多大程度上刺激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Nigel Key (1996) 则充分考虑了农民收入、粮食价格二者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他认为如果提高粮食收购价格, 农民收入会增加, 农民的投入限制因收入增加而缓解则会提高粮食产量。

国内学者更多关注影响粮食产量的价格因素, 林毅夫 (1993) 认为, 如果定购数量由总产量内生决定, 定购价格变化通过“棘轮效应”对粮食供给反应产生正向影响;孙娅范、余海鹏 (1999)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粮食价格和粮食产量存在因果关系;高明 (2005) 则从社会比较收益的角度, 对农民收入与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进行了解释, 他认为农户是理性的经济人, 是耕地经营的微观主体, 他们对耕地投入的积极性是由种地的比较收益决定的, 社会比较收益低, 使农户对耕地的资金投入与劳动投入双下降, 影响了耕地的可持续利用与粮食产量的提高。雷钦礼 (2005) 甚至认为收益的高低对于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张治华 (1997) 通过实证分析, 分别考察了粮食价格与粮食产量、农民收入与粮食产量的关系, 他认为价格对我国粮食生产增长起着明显的调节和促进作用;同时, 粮食产量也引起价格的波动。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 与农民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显著相关。农民收入的增长既是粮食生产增长的结果, 也是下一年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因。而价格的上涨与粮食生产的增长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金和辉 (1990) 和郑毓盛等人 (1993) 从粮食价格与农民收入联动的角度研究了它们与粮食产量的关系, 他们认为定购价格是一种政策导向信号, 在定购数量不变的情况下, 定购价格的变动将会影响到农户的预期净收益, 从而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决策。

但是以上研究中, 同时考虑粮食价格、农民收入与粮食产量关系的并不多。即便考虑了, 也往往是一种静态的研究。近年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外出务工成为普遍的经济现象, 农民的收入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此, 在考虑这一重大变化的基础上, 本文尝试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VEC) 来动态地分析粮食价格、农民收入与粮食产量的关系。

二、描述性分析与假设提出

1、描述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产量相对较平稳的波动, 但粮食价格水平在不断上升 (见图1) , 从整体上升趋势来看, 它们不存在一致的变化趋势, 但事实上, 现有理论文献已经证实, 粮食价格和粮食产量存在较稳定的关系, 只是这种关系存在滞后性。何蒲明 (2010) 证实, 粮食产量和价格波动相互影响, 但产量的变化对价格的变化存在着滞后效应。李静 (2011) 认为, 粮食生产的波动是引起价格波动的最基本因素, 而价格杠杆对调节农户的粮食生产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敬桂和李静 (2011) 也认为粮食价格与粮食产量存在因果关系。从图1关于粮食价格和粮食产量的变动趋势来看证实这种滞后性, 二者变动趋势却不存在同步性。但长期来说, 存在着稳定的关系。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在农民收入方面, 总收入在不断上升趋势变动, 而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却呈递减趋势变动 (见图2) 。这说明, 尽管农民收入在增加, 但是农民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却下降, 这表明农民从事其他行业获得更多收入 (如工资性收入) , 因此, 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却呈递减趋势变动。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计算整理而成。)

从表1可以看出, 农民收入中, 转移收入的比重增幅度最大, 平均增长率为5.57%, 其次为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收入的比重, 其增长率分别为4.39%和3.80%。唯有经营性收入的比重呈递减幅度减少, 其比重增长率为-2.51%。这表明, 至1995年来, 我国农民的其他各项收入成大幅度上升, 而经营收入增幅较慢, 因此, 农民经营性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在减少。

2、假设的提出

根据上面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假说1:粮食价格和粮食产量具有协整性, 即长期稳定关系。尽管粮食产量受前一期粮食价格的影响, 即, 产量的变化对价格的变化存在着滞后效应, 但是粮食产量也影响粮食价格的变动, 这符合“蛛网理论”。这说明, 粮食价格和粮食产量互为因果, 相互影响, 从长期来看, 粮食价格和粮食产量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假说2:农民收入对粮食产量具有负影响。由于农民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呈递减趋势变动, 这意味着, 对于任何具有理性的农民来说, 如有可能, 它们会更多地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 从而减少经营性方面的投入。我们可以这样假设, 假设农民从事粮食生产获得的收入为0, 从其他行业获得收入无限大这两种极端情况, 那么农民肯定会放弃粮食生产而转向其他行业。也就是说, 粮食收入占农民总收入比重越小, 农民越不愿意从事粮食生产。从图2知道, 尽管农民总收入在不断增加, 但这种增加更多地来源于非经营性收入, 由于其他非经营性收入具有“挤出效应”, 即其他非经营性收入增加挤占了农民从事经营性生产的动力, 因此, 农民收入增加, 粮食产量会减少。本文接下来就对假说1和假说2进行实证研究。

三、数据与实证方法

1、模型及其说明

回答上述假说1和假说2实质上就是检验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和粮食价格所组成的系统协整性, 关于变量间的协整性检验, 大多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 。本文也采用该模型研究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和粮食价格之间的关系。自从Sim (1980) 具有开创性的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之后, 向量自回归模型成为计量经济学流行使用的实证分析的工具, 之后, Engel (1987) 和Granger (1987) 提出非平稳系统的协整关系的概念并产生了误差修正模型 (ECM) 。Johansen (1995) 和Hendry (1995) 等将协整概念应用到VAR模型, 从而发展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 。本文也将利用VE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本质上是包含协整约束条件的VAR模型, 对p阶VAR模型:

式中, yt是m维非平稳I (1) 序列;xt是d维确定型变量;εt是新息向量。经过变形, 可将其改写为:

其中, ∏=∑pi=1Ai-Im;Γi=∑pj=i+1Aj。则 (1) 式即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模型。由于各变量为非平稳序列, 经过一阶差分的内生变量向量中各序列都是平稳的, 所以只有构成∏yt-1的各变量都是I (0) 时, 才能保证新息是平稳过程。因此可得0<R (∏) =r<m, 此时, 存在两个m×r矩阵α和β, 使得:

其中, 两个分解矩阵的秩都是r。将式 (2) 代入式 (1) 后不难发现, β&apos;yt-1中每行都有一个I (0) 组合变量, 即每一行都是使得变量y1, t-1, y2, t-2, …, ym, t-1具有协整关系的一种线性组合形式, 因此β&apos;决定了协整关系的个数与形式, 它的秩r就是线性无关的协整向量的个数, 它的每一行构成一个协整向量。另外, 矩阵α称为调整参数矩阵。

在运用VEC模型之前需要进行VAR模型滞后阶数选择, 滞后阶数正确与否影响实证的结果。本文将使用LR检验统计量, 最终预测误差FPE, AIC信息准则, SC信息准则和HQ信息准则这五种方式严格确定滞后阶数。

(1) LR检验统计量。似然比 (Likelihood ratio, LR) 检验涉及两类模型, 无约束模型和有约束模型。无约束模型 (unrestricted model) 是指没有任何限制的模型;约束模型 (restricted model) 是指在零假设约束下的模型。似然比统计量是无约束模型和约束模型的最大似然值之差的2倍, 即:

式中, 和分别表示观测样本条件下的无约束模型和约束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计, k为卡方分布的自由度, 等于约束条件的个数。

(2) 最终预测误差FPE。最终预测误差FPE (final prediction error criterion) 是把下式为最小值的p作为VAR模型的最佳阶数:

其中, 为滞后p期的残差的方差估计, n为样本量;k为待估计参数的个数。

最终预测误差准则的优点在于它平衡了选择低滞后阶数造成偏离性的风险和选择高滞后阶数造成方差增大的风险。

(3) 信息准则。由于在应用VAR模型时希望滞后期足够大, 从而能完整反映所构造模型的动态特征, 但是滞后期越大, 自由度就减少, 因此需要在滞后期和自由度之间寻找平衡。一般根据AIC (Akaike info criterion) 、SC (Schwarz criterion) 和HQ (Hannan-Q uinn criterion) 信息量取值最小的准则确定模型的阶数, 计算式如下:

AIC=-2l n+2k n;SC=-2l n+klogn n;HQ=-2l n+2klog (log (n) ) n

式中, k=m (rd+pm) 是估计参数个数;n为观测值个数, 且。

同时, 运用VEC模型需要进行协整检验, 大多使用Johansen (1985) 协整检验。协整检验法主要包括迹检验法和最大特征值检验法。

迹检验的假设为:

H0:至多有r个协整关系

H1:有m个协整关系 (满秩)

检验统计量为:

式中, λi是大小排第i的特征值;T是观测期总数。

这不是独立的一个检验, 而是对应于r的不同取值的一系列检验。检验从不存在任何协整关系的零假设开始, 接着是最多一个协整关系, 直到最多m-1个协整关系, 共进行m次检验, 而被择假设是不变的。

最大特征根检验法的假设为:

H0r:有r个0协整关系

H1r:至少有r+1个协整关系

检验统计量为:LRmax (r|r+1) =-Tlog (1-λi+1) =LRtr (r|m) -LR (r+1|m) , r=0, 1, …, m-1

检验从下往上进行, 先检验H00, 若接受, 则表明不存在协整关系, 若拒绝, 则继续往上检验H01, ……, 直到接受H0r, 表明共有r个协整关系。

2、数据与系统构建

按照本文问题分析的需要, 粮食产量模型的内生变量集设定为:

xt= (FPt, RIt, PIt, trendt)

其中, FP表示粮食产量, RI表示农民收入, PI表示粮食价格, trend为时间趋势变量。为消除异方差和减少数据波动, 对数据分别取对数, 分别表示为LFP、LRI、LPI。因此, 粮食产量模型的内生变量集设定为:

xt= (LFPt, LRIt, LPIt, trendt)

可以利用该系统分析粮食产量、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的相互关系。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1983—2009年相关数据。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利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表示农民收入, 用粮食价格指数表示粮食价格。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以1983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基期, 把环比价格指数转换成定基价格指数, 然后对收入和价格指数数据进行了平减。

四、实证分析

1、实证检验

(1) 单位根检验。运用协整理论, 需要首先实证各变量是否具有同阶单整性, 本文利用目前广泛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注: (c, t, k) 表示带有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期, 这里通过AIC、SC最小原则选择滞后期。)

由表2可以看出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及粮食价格的对数生成的数据为非平稳的, 但它们的一次差分为平稳数据, 即LN FP~I (1) , LN R I~I (1) , LN R I~I (1) , 因此, 它们具有同阶单整性, 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 因此它们所组成的动态系统的协整关系可以用协整理论分析。

(2) 滞后阶数选择。VEC模型需要选择合适的滞后阶数, 滞后阶数选择的正确与否关系到是建立正确VEC模型的关键, 本文利用上述的LR、AIC、SC、和HQ统计量进行检验, 选取的标准为满足准则最多的阶数。检验结果如表3。

(注:“*”为根据相应准则选择的滞后阶数。)

表3表明, 有大半的准则选择4阶滞后阶数, 由于VEC模型变量差分一次, 因此, VEC模型滞后阶数应为3阶。

(3) 协整设定检验。为研究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及粮食价格所组成的非稳定系统是否协整, 我们首先需要进行协整设定检验, 对于系统xt= (LFPt, LRIt, LPIt, trendt) 所有的协整设定及其相关信息 (滞后阶数为3) 见表4。

对于表4, 我们首先排除数据中有二次趋势的情况, 不难看出, AIC=-16.54649 (SC=-14.00737) 最小, 对应于数据中有线性趋势, 协整关系应包含时间趋势和截距。基于此, 我们运用上述的Johansen的协整理论检验这种协整以确定协整个数, 结果见表5。

如表5所示, 迹检验表明在0.05显著性下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原假设被拒绝, 因此有2个协整关系。

2、实证的结果与分析

通过上述各项检验, 表6为VEC模型的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调整系数, 该结果清楚表达系统间的长期和短期变动情况。

表6的协整关系表示为以下多项式形式:

这一长期均衡关系可以解释为粮食产量、粮食价格以及时间变动稳定关系。该协整关系实证了假说1。第二个协整关系可以表示为:

这实际是农民收入、粮食价格和时间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

由于 (3) 式和 (4) 式是稳定关系 (I (0) ) , 其线性组合仍然为稳定关系, 因此结合以上两个协整关系 (3) 和 (4) , 得到以下描述粮食产量、粮食价格、农民收入以及时间长期均衡关系 (5) 式:

(5) 式表明, 从长期来说, LPI、LRI的系数符号与理论一致, 粮食价格引起粮食产量正向变动, 农民收入引起粮食产量负向变动, 实证了假说2。

由于 (3) 式是关于粮食产量、粮食价格以及时间长期均衡关系, 该式表明, 从长期来看, 粮食产量受粮食价格正影响, 粮食价格增加, 则粮食产量增加, 因此要想从长期确保粮食稳定增长, 除了保证其他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外, 粮食价格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时从 (3) 式看出, 在样本期里, 我国粮食产量在逐年增长, 尽管增长幅度不大。

(4) 式是农民收入、粮食价格和时间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 由 (4) 式可以看出, 农民收入与粮食价格成正向变动关系, 粮食价格越高, 农民收入越高。其原因可能是, 一方面国家对粮食实行价格保护政策, 粮食价格相对价高, 因此, 农民从粮食获得收入较高。另一方面, 由于国家采取一系列粮食补贴政策, 降低了农民种植粮食的成本, 因此, 增加了种植粮食的积极性, 粮食产量增加, 在粮食价格保护政策下, 农民收入也就增加。因此粮食价格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动力。从时间趋势相的系数来看, 我国农民的收入也在较大幅度不断增加。

(5) 式把三个变量作为一个系统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根据 (5) 式可以看出, 粮食产量、粮食价格、农民收入以及时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从长期来说, 粮食价格对粮食产量产生正向影响而农民收入对粮食产量产生却产生负影响。关于粮食价格对粮食产量的正影响很好理解, 粮食价格增加, 农民从粮食生产中获得更多收入, 从而增加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 因此粮食产量增加。但是关于农民收入对粮食产量负影响理由可能是农民收入不仅仅来源于经营性收入, 而且还有工资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以及转移支付收入等, 而且其他非经营性收入相对经营性收入给农民带来更大的效用, 因此其他收入对粮食产量产生“挤出效应”。即, 由于其他非经营性收入比经营性收入获得更大的收益, 农民转向其他行业, 因此减少了粮食产量生产, 粮食产量降低。

同时由表5知道, 在△LFPt方程中, α1和α2系数都不显著, 对LFPt做外生性检验, 即假设α1和α2系数同时为0, 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 因此, 粮食产量对于长期协整关系来说是弱外生变量, (5) 式所示的协整关系对这一变量的短期变化不具有有效的调节效应。同时, 说明粮食产量是政府可以控制的变量。类似的, 在△LRIt和△LPIt方程中, α1和α2系数都不显著, 对LRIt和LPIt做外生性检验, 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 因此, 农民收入和粮食价格对于长期协整关系来说也是弱外生变量, (5) 式所示的协整关系对这一变量的短期变化不具有有效的调节效应, 它们也是政府可以控制的变量。综上所述, 尽管在长期, 粮食价格支配着粮食产量, 但是在短期, 这种粮食产量的稳定性还不能对即期粮食价格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 这一结论隐含的意义为, 粮食产量不宜作为我国提高粮食价格的目标变量。而农民收入的弱外生性表明, 我国粮食产量还不足以对农民收入的短期调整产生显著影响。

五、结论

本文首先对我国粮食产量、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进行描述性分析, 通过对农民收入结构分解分析的基础上, 运用VEC模型实证检验粮食产量、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 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和粮食价格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从长期来看, 粮食产量受粮食价格正影响, 因此要想从长期确保粮食稳定增长, 除了保证其他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不变外, 粮食价格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在样本期内, 农民收入对粮食产量具有负效应, 这主要是因为, 在农民收入结构中, 农业经营性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在下降, 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取决于其他非农业经营收入 (尽管经营性收入比重仍然很大) , 由于其他非经营性收入比经营性收入获得更大的收益, 农民会转向其他行业, 因此减少粮食产量生产。同时, 由弱外生性检验表明, 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和粮食价格对于长期协整关系来说都是弱外生变量, 它们对短期变化不具有有效的调节效应, 尽管在长期, 粮食价格支配着粮食产量, 但是在短期, 这种粮食产量的稳定性还不能对即期粮食价格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 这一结论隐含的意义为, 粮食产量不宜作为我国粮食价格的目标变量。而农民收入的弱外生性表明, 我国粮食产量还不足以对农民收入的短期调整产生显著影响。由于, 粮食产量、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都是弱外生变量, 是政府可以控制的变量, 因此, 政府可以对他们进行适应性的宏观调控以保证粮食安全, 粮价稳定和农民收入增长。

摘要：本文首先对中国农民收入结构进行分解并分析农民经营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在样本期内变动趋势, 在此基础上利用VEC模型研究农民收入、粮食产量以及粮食价格之间关系, 研究结论表明, 长期来说, 粮食价格对粮食产量具有正影响, 而农民收入对粮食产量具有负影响, 同时, 根据变量的弱外生检验显示, 粮食产量不宜作为我国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目标变量, 我国粮食产量还不足以对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的短期调整产生显著影响。但是, 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和粮食价格都是可控变量, 政府可以对他们进行适应性的宏观调控以保证粮食安全、粮价稳定和农民收入增长。

中国粮食政策面临两难选择 篇10

2013年12月30日下午,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一场学术报告会上指出, 近年来, 尽管粮食连续增产, 但中国粮食政策面临更为艰难的挑战, “正在被迫做出两难选择”。首先, 中国粮食已连续十年增产, 进一步增加粮食生产是一大挑战。若继续按传统办法, 增加农药、化肥、薄膜等石油用品投入, 农村环境将难以承受, 农产品安全难以保障。其次, 近年来, 中国粮食进口不断增加。2012年, 中国粮食进口总量达到1 605亿斤, 这相当于10个浙江省的粮食总产量。

陈锡文说, 保障粮食安全, 增加粮食产量, 需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办法有二:一是提高农产品价格, 这是最主要的方法。中国从2004年起, 对重要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 至今已有11年, 稻谷、小麦等主要品种名义上的最低价已翻了一番。2013年, 小麦、玉米和大米这三个品种的国内价格都已高于进口粮食的国内到岸完税价, 小麦高5%, 玉米高6%, 大米高25%。如果中国继续提高粮价, 就会刺激粮食进口, 对国内农业和粮食生产造成冲击。二是补贴农业和粮食生产。2004年, 中国首次对农民实行粮食补贴, 当年是146亿元, 到2013年, 这一补贴预计超过1700多亿。而增加粮食补贴会遇到WTO关于农业补贴的“黄箱政策”限制。

湖南旱情蔓延粮食价格近期看涨 篇11

今年3月份以来湖南持续的旱情引发人们对农业生产的担忧。记者近日通过走访发现，持续的旱情目前尚未对粮食销售价格造成很大影响。不过，持续的干旱却引发了人们对粮食涨价的预期，几位粮油商店的负责人均向记者表示，虽然目前市场上粮油价格还比较稳定，但受今年严重干旱的影响，近期涨价的可能性较大。

粮价稳定叶类菜暴涨

近日记者在位于长沙市五一路的华泰粮行发现，几种本地产大米零售价格大约维持在2.6元／斤左右。

“目前干旱还没有影响到大米的销售价格，但是下个月就难讲了，浏阳河、洞庭湖这些种粮食的地方现在都缺水。”粮行老板告诉记者。

据湖南省粮油信息中心显示，截至5月31日，全省中籼米批发价格较上周（5月24日）上涨0.07元／公斤，涨幅为1.9％。从近两个月的情况来看，全省中籼米批发价格基本稳定在3.6元／公斤左右。

“目前国家严格控制粮食价格，所以旱情的影响尚没体现出来，但是如果旱情继续下去，不能得到有效缓解，减产将不可避免，粮食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长沙市马王堆蔬菜批发市场信息中心主管潘桐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虽然干旱对粮油价格的影响尚不明显，但“菜篮子”却是实实在在地感觉到“重”了。

“当前正值湖南本地菜大量上市时节，但持续的干旱大大影响了本地叶类菜品质和上市量。此外，５月初叶类菜价格暴跌亏本，挫伤了农户种菜的积极性，导致上市量减少。”潘桐说。

据悉，目前长沙市蔬菜整体价格行情稳定，叶类菜虽然大幅涨价，但大量瓜果类菜品上市导致价格有所下跌，拉平了整体价格行情。

力争全年播种粮食7900万亩

湖南是鱼米之乡，作为我国重要的产粮大省，湖南省稻谷产量常年居全国第一，粮食产量约占全国粮食产量的６％。

据农业部门调查统计，今年湖南省早稻种植面积2659.2万亩，比上年增加109.8万亩。４月下旬以来，晴好的天气还使今年早稻出苗率、成秧率比去年高5至10个百分点。

不过，受降雨持续异常偏少、江河来水偏枯、工程蓄水不足以及水利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等情况影响，从3月末开始的湘北干旱持续至今，目前已蔓延至湘中，湘南干旱迹象也开始露头。截止到5月30日，全省累计平均降雨301毫米，比历史同期均值621毫米偏少51％。其中入汛（4月1日）以来，全省累计平均降雨166毫米，较历年同期均值382毫米偏少57％，是1910年以来历史同期降雨最少的年份。

旱情对湖南省农业生产带来较大影响。全省87个县（市、区）1064万亩农田受旱，其中重旱179万亩，待播耕地缺水缺墒487万亩，32万亩早稻干枯死苗，全部改种中稻、一季稻或旱粮。目前全省中稻、一季稻还有500万亩未移栽。烟叶、柑橘、棉花等旱作物生产也受到影响。

“当前湖南的粮食生产正处在关键节点，早稻、玉米进入产量形成期，中稻正在抛栽，晚稻开始备耕，这些都是实现粮食生产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全年大局，现在到了粮食生产最为紧要的时期。”在近日召开的湖南省粮食生产工作会议上，湖南省副省长徐明华如是指出。

不过，据气象部门分析，未来一段时间湖南仍无强降雨发生，晴热高温卷土重来，旱情将持续发展。

为尽量减少灾害损失，5月31日湖南省农业厅下发紧急通知，要求要确保早稻面积不减少，凡有水源的，要千方百计抽水灌溉种早稻；确因干旱没有栽插早稻的，要扩种一季晚稻；目前还没有栽插的中稻，要抓住近期降水的有利时节，及时整田栽插，抢在安全生产季节栽插。

蔬菜生产则要通过覆盖遮阳网、地面覆盖稻草和地膜等措施避免阳光直射，减少土壤水分散失；同时积极推广抗旱能力强的蔬菜品种，适时使用抗旱剂增强蔬菜的抗旱能力。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研究进展 篇12

关键词：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功能定位,实施效果,制约因素,政策建议,展望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资源。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粮食播种面积逐年减少,粮食产量波动很大,1998年产量为5.12亿吨,2003年跌至4.31亿吨。粮食产量的锐减,形成很大的粮食供需缺口,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为刺激粮食生产,我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增加对农民的生产和收入补贴、减免农民赋税负担等。在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中,最主要的是将过去对流通环节补贴的做法改为直接补贴生产者,其中实施粮食直接补贴是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这一重大举措引起国内学者的极大关注,笔者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根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的不同,对近年国内外学者的文献进行梳理并简要评述。

1 关于粮食直补政策功能定位的研究

1.1 克服农业具有弱质性的需要

Theodore W.Schultz(1960年)指出,政府必须向农业投资,对农业实行支持政策,不仅要注意投向,还要对农民给予指导和鼓励。“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速水佑次郎和拉坦的观点是农业与工业相比具有明显的弱质性,所以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扶持和投入,尤其是现代要素的投入。政府的农业政策性投入是农业投入极为重要的部分,农业补贴显得非常重要。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产业领域存在着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现象。根据这一理论,Paul R.Krugman(1993年)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和农村会出现凋敝,若不给予补贴,就会引起不可调和的城乡经济矛盾。这就要求政府出台相应政策,“以工业反哺农业”,进一步推动粮食产业的发展。韩喜平等(2007年)认为,粮食生产具有特殊性和弱质性,对农业生产实行保护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选择,而我国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更处于弱势地位;且近年来的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国家关注,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同时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对整个农业实施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1.2 减少农村贫困的需要

Ragnar Nurkse(1953年)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表明,相对贫困的农村地区由于存在人均收入低-资本稀缺-人均收入低的恶性循环,因此独立发展存在困难,需要国家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通过同时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来摆脱恶性循环。这意味着国家要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尤其是要积极考虑增加农民的直接现金收入。阿德里亚诺(2005年)在讨论取消农业补贴会不会结束农村贫困中谈到,发展中国家有权对农业实行补贴,因为这样有助于他们消除饥饿和解决贫困,而农业补贴中不对或很少对贸易产生扭曲的,无疑就是对种粮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

1.3 减少贸易扭曲的需要

Hennessy(1998年)指出,处于不确定性环境中,即使是同生产挂钩的直接补贴政策也会改变生产者的生产决策。Teresa Serra等(2004年)认为同价格支持相比,直接收入补贴对一国贸易的扭曲程度较小,但是也能影响经济单位的决策。世界银行农业经济学家Juergen Voegele认为,加入WTO后,中国应效法欧洲部分国家,将补贴以直接收入划拨形式给予农民,用来改善生态环境,而不是考虑更多采用价格支持,因为价格支持的结果是对贸易造成扭曲,这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开展。柯柄生(2002年)认为价格支持措施扭曲市场价格信号,而且效率很低,而直接补贴措施是没有争议的“绿箱”政策。张红玉(2008年)在对比了中外粮食补贴政策后得出结论,指出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目标应该从增产转移到增收上来,并从经济持续发展和与WTO国际规则接轨等方面阐述了对农民进行粮食直接补贴的必要性。国内外学者对于粮食补贴的功能定位研究主要经历了从要不要补贴到怎样补贴的过程。这些研究不仅为我国的粮食直补政策寻找理论依据,更为该政策的发展完善起到推动作用。

2 关于我国粮食直补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

2.1 从经济理论角度进行定性分析

从经济理论角度出发,现有的分析主要是以粮食的需求-供给曲线为理论分析工具,同时通过福利经济学关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者、粮食消费者、经营者和政府的影响以及社会总福利的损失与否进行分析。宋吟秋(1998年)利用经济学原理对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直接补贴政策能改变粮食市场需求曲线的弹性、提高粮食产量。肖国安(2005年)认为现在的粮食直接补贴并没有起到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因为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实施后得利多的不是粮食生产者(农民),而是粮食消费者。其原因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关系确定,政府给予农民补贴降低了粮食市场均衡价格,政府补贴通过市场价格的降低隐形给了消费者。同时,杨茂(2007年)认为在现有的市场机制条件下,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也不能平抑粮食产量和价格的波动。

2.2 从实证出发进行定量分析

由于粮食直接补贴的实施效果和可能存在的问题最终反映在粮食产量和农民实际收入等指标的变化上,因此许多学者通过实地调研获得数据,并采用各种不同的定量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

韩喜平等(2007年)运用粮食的生产函数和粮食的成本曲线、产量进行动态分析,以此来检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产量效应,得出的结论是在政府支付同样成本的情况下,实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比实施生产资料补贴政策在增加粮食产量方面更有成效。王立志(2006年)对齐齐哈尔市进行调查分析后认为,粮食直补政策实施在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种粮农民积极性方面具有显著影响。陈薇(2006年)通过对河北省粮食直补试点县的实地调查和个案分析,认为粮食直补在农民中得到了认可,在对农民种粮意愿的选择上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但政策本身对粮食种植面积的影响很小,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甚微。肖海峰等(2005年)基于河南、山东、河北3省的调查问卷分析发现,粮食直补政策较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农民对现行粮食直补政策评价较高,并且期望补贴标准在未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肖海峰等(2006年)利用PMP模型,基于河北、河南和山东3省5个县340户农户调查数据,定量评价了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及各种补贴形式对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得出就当前的补贴标准来看,无论是按计税面积补贴还是按播种面积补贴,粮食直补政策对我国粮食产量的影响都不大。随着补贴标准的提高,农户粮食产量以略高于补贴标准提高的幅度增加。而从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来看,按计税面积补贴的粮食直补对农民增收效果明显。

3 关于我国粮食直补政策制约因素的研究

3.1 资金来源问题

杨秀琴(2007年)认为我国粮食直补资金主要来自于粮食风险基金,来源过窄,地方财政压力较大。陈薇(2006年)指出,由于目前粮食库存量大,粮食风险基金大部分甚至是全部都占压在超出库存的利息费用上,直补资金筹措困难。

3.2 补贴模式问题

李瑞峰(2006年)指出,我国目前粮食直补政策补贴类型纷繁复杂,各地区差异较大,而种类繁多的补贴类型表明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目标界定不清,不利于政策的有效运作。杨光焰(2005年)认为各种补贴方式各有利弊,但在实际操作中应确定主导的方式,否则补贴方式过多,各地自行其事,名义是因地制宜,实则会导致补贴过程中的混乱,补贴结果可能会偏离政策目标。陈正华(2009年)认为现行粮食直补标准过低,难以起到调动粮食生产积极性的作用,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一些农民弃粮种经济作物,或外出打工。基层政府也多强调农业结构调整,较少考虑粮食种植面积。王金晖(2007年)指出由于目前补贴金额较小,对粮食安全的保障作用不明显。杨秀琴(2007年)认为我国目前财力有限,各地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强度太低,对促进农民增收实际效果不明显。林弓长(2008年)指出因各地采用不同的补贴方式,具体补贴标准出现较大差异,而且各地还普遍存在补贴标准确定主观随意性强、不稳定等问题。

3.3 补贴效率问题

陈薇(2006年)、王立志(2006年)分别通过对河北省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调查分析认为,在粮食补贴工作中,工作人员的工本费用过高,加大了补贴成本。叶慧等(2006年)根据各省粮食直接补贴的相关数据,利用DEA模型从“制度效率”和“规模效率”两方面研究补贴效率,结果表明:我国粮食补贴制度效率普遍不高;各省市补贴制度效率存在较大差距;补贴无效率的区域多集中在粮食主产区,且普遍表现为规模效益递减。

3.4 政策落实问题

吴成福(2006年)认为在直补过程中,部分地区按照耕地面积而非粮播面积计算直补金额,农民及时在耕地上种植经济效益比较高的经济作物,同样也能领取直补款。这样,就挫伤粮农的生产积极性,达不到政策的预期效果。陈正华(2009年)在调查中发现,在按照既定种粮面积补贴方式中,有的地区拿补贴的面积多,但实际种粮面积少,粮食补款对农民按种粮面积兑现,将直补的差额资金挪作他用。林弓长(2008年)认为现行补贴方式透明度差,补贴资金很容易被截留、挪移,造成政策落实不到位。

4 关于我国粮食直补政策政策建议的研究

4.1 分析政策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完善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

针对诸如补贴方式、对象和范围复杂,补贴标准过低,补贴标准确定随意性强,补贴方式地区差异大,政策落实不到位等当前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存在的普遍问题,吴成福(2006年)建议应该构建农业收入支持体系,建立监督机制,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等;王金晖等(2007年)建议将粮食直补政策与农业保险结合起来,逐步变粮补为农业保险也是解决农业直补政策存在问题的可行方式;陈薇(2006年)、王立志(2006年)提出完善改进粮食补贴政策体系,努力建立长效机制,提高政策的整体效能,补贴标准应适当稳定,提高到能补偿农民种粮成本并能保证适当收益的水平;杨光焰(2005年)建议合理确定粮食直补标准,建立产销区间的直补资金转移机制;杨秀琴(2007年)提出拓宽粮食补贴资金来源,加大补贴力度,并认为直接补贴不能代替保护价,应将其与价格挂钩的不固定补贴相结合,并把粮补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以更好地发挥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等;赵德余(2004年)、李瑞峰(2006年)认为在政策设计上应加强中央宏观调控,形成稳定的政策体系,防止地方差异过大和地方保护主义,不断改进各种粮食直接补贴方式,警惕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目标冲突。

4.2 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并完善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

很多学者在评价粮食补贴政策的效果时,仅在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民种粮积极性等方面进行简单评价。陈明星(2007年)建议应以综合效率作为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基本原则,确保粮食生产支持的总体水平,提高粮食生产支持的综合效率。针对有些学者提出的将我国目前实行的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增支补贴以及最低收购价政策归并,建立对种粮农民单一的综合补贴制度的观点;吴成福(2006年)指出,要逐步构建农业收入支持体系,配合直补政策改革。通过建立完善的农业收入支持体系来稳定农业生产者收入,其中建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机构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4.3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来完善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