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研究

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研究（共7篇）

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研究 篇1

1 引言

纵观历史,控制和利用海洋一直都是世界大国追求的目标。然而,其实现海洋强国建设的方式却截然不同。例如,美国、英国通过殖民扩张、工业革命、技术创新、发展海权等方式实现了国家强盛和海权维护,葡萄牙、西班牙则通过商业冒险和殖民扩张快速完成了从崛起到衰落的蜕变。因此,中国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吸取典型国家建设海洋强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与海洋霸权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目标,走和平式海洋强国建设发展道路。北极航线战略问题是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主要切入点,它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安全、国家战略及未来生存,对于我国的国家发展至关重要,更为实现世界海洋强国目标和中国梦奠定了基础。

随着北极海冰的加速融化,在北极地区围绕自然资源和航线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诸如俄罗斯对北极的科学考察、美国在北冰洋进行潜艇演习、丹麦海军进行巡逻及监视活动等,纷纷展示了对北极航线问题的高度重视。而北极航线的开通,势必会给北极航线问题相关国家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所以,中国有必要积极参与到北极科考和北极治理等北极事务中,以获得在北极航线问题的国际协调中足够的话语权。中国应围绕当前北极航线问题,预测北极航线的通航可行性和通航日期,制定合理的北极航线战略目标、原则和定位,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这4个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建设和谐海洋,维护海洋权益,推动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稳步发展。

2 主要海权国家的海运航线战略对国家海洋建设的影响分析

国家的海运航线战略必然影响国家海洋建设的整体发展,同时,处于不同国际局势下和自身发展不同阶段的海运航线战略对国家海洋建设的影响也不同。以下选择美国、日本和英国这3个海权国家为代表,分析其具有代表性的海运航线战略对国家海洋建设的影响。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兴起,源于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丰富的物资储备,再加上在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以及巴拿马运河的占领和创建,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取得重要的海外军事基地,建立了两洋舰队。同时,通过改建商船进行海外贸易运输,使得海外贸易及市场获得了扩展,进而使得美国的经济迅猛发展。这些战略都为之后的海洋强国之路奠定了基础。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岛国,它的工业原材料、燃料、食物等都要依靠海洋运输。由于每天霍尔木兹海峡都要通行大量商船进行贸易往来,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对于日本的海洋运输不言而喻。日本依靠海运航线运输进口能源,加强军备建设,充实海上力量,在海洋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同时,海洋空间也进行拓展。近年来,南海问题和东海纷争使得亚太地区局势不稳,日本利用海洋问题扩大海洋权益,以提升海洋综合国力。

英国作为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其优越的地理条件不仅有利于集中军队,还能提供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心位置和军事基地[1]。当国家受到威胁时,位于英吉利海峡的英国舰队可以占据内线位置,有效应对敌人的进攻。同时,英国还控制了一条主要贸易通道,俄罗斯、荷兰等国家的贸易都必须途径英吉利海峡,所以,英国加强了海上军事力量,以使贸易和海运得以生存和发展。

3 北极航线战略对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作用范围

(1)北极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其他各种矿产资源是人类尚未大规模开发的宝库。随着北极气候环境的不断变化,海冰的融化预期加快,使得北极成为各利益相关国争夺的焦点。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北极航线地缘政治国际协调机制的构建,在北极航线地缘政治问题上获得足够的话语权。同时,中国应拉近与北极航线相关国家的海上联系,加强与相关国家之间的政治往来,进而提升自身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使北极航线成为连接中国与其他世界核心政治体之间的重要桥梁,增强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2)从目前经济发展形式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今后依然离不开发达国家的市场和投资,北极航线使亚洲、欧洲、北美洲国家之间诞生出最近距离的海上通道,商船经由北极航线通行,节省航行的运输成本,分担中国石油、天然气进口资源的运输量,促进对外贸易额大幅增长,拓展中国的地缘经济空间,从根本上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实现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同时,中国以沿海地区的主导产业、优势产业为增长点,带动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升中国海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3)由于北极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和军事战略价值的重要性,使得各国对北极航线国际战略通道的利用,产生利益冲突,进而影响国际安全。所以,建立北极航线国际战略通道,不仅能够保障持续、稳定的能源供应,有效缓解东南亚能源“扼喉”之痛,还能够大力促进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国际合作。中国应在通道沿岸建立海军基地,不断提高自身在战略通道中的影响力,发展中不受他国制约。

(4)在文化方面,中国应深入开展与北极航线相关国家的海洋外交,加强与这些国家在北极航线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处理好与发达国家间的关系,尊重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倡导和谐海洋的发展理念,不断地摸索前行,大胆实践,以营造有利于海洋强国建设的舆论环境,清晰地认识到营造和谐海洋局面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

4 北极航线战略对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作用表现形式

4.1 通过北极地区科学考察,深入认知海洋

进入“十二五”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海洋科技的发展。2012年7月,中国第五次北极科学考察队乘坐“雪龙”号科考船,首次尝试走东北航线,从太平洋进入北冰洋,再沿着东北航线进入大西洋,前往北极进行科学考察,此次航行是中国北极科考历史上历时最长、航程最远、考察内容最丰富的一次。科考队在挪威海展开大气水文、海洋大气化学、海洋生物生态等考察,并在挪威海成功布放中国首套极地大型海-气耦合浮标,长期、连续、实时观测该海域大气下的多种参数,以全面了解挪威海在全球海洋循环和气候系统的关键作用。

4.1.1 关注北极地区环境

随着北极气候迅速变暖,北极成为一个影响着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的更加环保的地区,历经变化的过程中,北极航线通航预期的缩短,使得中国对北极地区环境的关注愈来愈多,科考人员可以通过冰面观察、冰浮标、水下机器人、航空遥感等手段,获得北极地区的冰面、高空气象、海冰、冰表融池、冰下水文和生态学特性等各类观测数据。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的年度报告显示,2013年北极的夏天比以往具有明显的海冰消退趋势,在欧亚大陆春季气温比正常气温高7°F,阿拉斯加经历了自1924年4月以来最低的温度。2013年5月和6月北极的积雪范围低于整年的平均水平,在此期间,在整个欧亚大陆中,诞生了记录中的最低点。2013年8月,巴伦支海和喀拉海的海表面温度比长期平均温度高达12°F。由于海冰面积存在较为明显的季节变化,从冬季到夏季海冰逐渐缩小,一般在9月份左右达到极小值。因此,北极海冰是影响商船能否安全通行的重要因素。而研究数据表明2013年9月是最近7年来海冰范围最小的一次,这意味着未来船只在北极航线通行时,可以选择的航线有很多,但各个航线的气候、水文和地理环境的不同,需要在航行时根据自身条件及所处环境进行选择,而且北极地区的气候、水文环境也随着年份、季节的不同有很大区别,这使得对北极地区环境的观察有着更高的要求。

4.1.2 勘探北极地区资源

北极地区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天然气还伴随着大量珍贵的矿物质。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13年2月的预测,北极地区将新增石油储量900亿桶、天然气储量50万亿m3,新增储量的80%来自于海洋。Eurasia集团最新发布的报告称北极地区作为“传统烃类燃料最后一个未开发的区域”,这里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分别占全球未开采石油资源的13%和未开采天然气资源的30%。尽管气候恶劣、环境脆弱、作业季节短、开采成本高、使用新技术等因素会影响对北极地区油气资源的勘探,但在全球未发现的油气资源中,北极地区占有很大的比例,能够满足全球对能源日益增长的需求。

4.2 通过北极航线的商船通行,提高海洋利用水平

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海洋可持续发展,提高海洋的利用水平。2013年8月,中远集团“永盛”轮试水北极东北航线,中国商船首次尝试经由北极东北航线到达欧洲,迈出中国商船取道北极航线的第一步,为未来中国商船大规模地在北极航线通行奠定了基础。

4.2.1 缩短与欧洲、北美的海运距离

如今,中国90%以上的国际贸易量都需要通过海运来实现,可以说商船运输是国际贸易的生命线。然而,从目前的海上运输通行来看,只能通过巴拿马运河或苏伊士运河来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甚至会绕道非洲南部的好望角[2]。北极航线可以分为东北航线、西北航线和穿越北极点的航线,该航线一旦开通,世界海运格局将会发生重大变化,与传统的航线相比,可以减少12~15d的航程,大约会节省2 000~3 500nmile的距离,可以有效减轻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日益严重的通道运输压力,避开日益猖獗的恐怖组织和频繁出现的索马里海盗的威胁,可以更好地保障过往商船的安全。

与此同时,中国将会大大拉近与欧洲和北美洲的海运距离,促进中国与北极地区国家的国际贸易。其中,东北航线的通航,可以缩短亚洲与欧洲的航行距离,如上海到鹿特丹的航线约8 100nmile,比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距离缩短了2 400nmile左右;西北航线的通航,可以缩短亚洲与北美洲的航行距离,如从上海、天津、厦门等港口到波士顿和纽约相比之下则可以节省2 000nmile左右。

4.2.2 降低运输成本

北极航线的全线开通,使海运距离大幅缩短,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船舶燃料费用和二氧化碳的排放,提高能源效率,而且可以节省运河费用、保安费用、人员费用和船舶损耗等。除了考虑燃油、航行时间、碳排放、船舶运行管理、人员薪酬这些影响因素外,还需要考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以及船型大小限制等影响海运成本的因素。一方面,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航线承担的运输量将会减少,可以有效缓解船舶造成的油污泄漏、船舶垃圾等对周边环境的污染。但是,随着北极航线运输活动的增多,北极地区将承受巨大的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应该采取合理的措施,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前提下,保证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北极航线没有对船舶吨位的限制,如果大型船只选择北极航线,单次海运费用可以节省20%的支出,每年船舶公司将节约几十亿美元,特别是对于那些不能通过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且只能通过好望角的巨型船只来说,节省的费用将会更多。航行时间的缩短,意味着中国航运公司有机会降低航运成本,提高运营效率,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扩大企业的经营效益,解决当前航运业的困境。

4.3 通过对外贸易潜力的增长,推动海洋经济发展

当前,中国正在全面发展海洋事业,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海洋强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设海洋强国过程中,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建设海洋经济强国。通过对外贸易潜力的增长,促进各国间的贸易往来,继续培育发展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效提升服务和监管海洋经济运行的水平和能力。

4.3.1 促进与北极相邻国家的贸易往来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中国对外贸易额越来越大,至北美洲的贸易航线,对外贸易额达494亿美元,占总额的13.5%;经东南亚、地中海至西北欧的贸易航线,对外贸易额达867亿美元,占总额的23%。北极航线作为连接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纽带,东北航线拉近了中国与北欧、西欧与波罗的海的距离,而西北航线使中国与北美东部沿海港口的航运距离大大缩短,这为中国与欧洲、北美之间的贸易往来提供了新动力[3]。

通过鼓励外商投资或中外合资,发展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放宽海关对进出口的限制和企业进入市场的限制,提高贸易自由度等方式[4],中国可以与北极地区及更广阔范围内的相关国家开展务实多样的贸易合作,合理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加速技术进步,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人力资本,使海洋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

4.3.2 培育中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

我国是海洋大国,但却并非海洋强国。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一重要论断,首次明确海洋事业发展的总体思路,从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思考海洋问题,实现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的历史性转变。北极航线的全线开通,世界贸易平衡将被打破。全球航线布局的改变,导致国际分工和产业布局将发生重大变化,进而影响中国沿海地区产业分工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其中,新兴产业势头将会迅猛发展,将会吸引国际投资更多的目光。

因此,应高度重视海洋的开发和保护,把发展海洋事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整合中国海洋科技优势资源,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促进中国海洋传统产业升级,引领和支撑中国海洋战略性产业发展,提高全民族对海洋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意识,推动海洋经济不断发展。

4.4 通过对外关系的发展,营造和谐海洋局面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国际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外交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情况日益复杂。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深入沟通和交流,拓宽合作领域等方式,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努力营造和谐海洋的局面。

4.4.1 增强与北极航线沿线及周边国家的交流

2012年8月16日,“雪龙”号科学考察船抵达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港,并展开对北极国家为期4天的首次正式访问。访问期间,“雪龙”号对公众开放,中冰举办北极科学研讨会,对北极科学考察、海洋观测等领域开展学术交流,加强了中冰在海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此次访问为对外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未来需要进一步增强与北极航线沿线及周边国家的交流,在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取得更多的突破性进展。

4.4.2 发展与北冰洋沿岸国家的外交关系

尽管中国是距离北极较近的国家,而北冰洋沿岸各国依靠有利的地缘条件,对北极航线可以形成先占优势,使得中国开辟和利用北极航线的难度大大增加。因此,深入开展与北冰洋沿岸国家的海洋外交,推动在北极权益争夺方面的交流与磋商,有利于提升合作层次、影响力和吸引力,有利于提高北极航线在国家政治外交工作中的地位,有利于更好地树立合作典范并增进互信共识。

由于北极地区具有丰富的资源和较为理想的通航预期,北冰洋沿岸国家凭借其地缘优势,在北极权益问题的争夺上不甘示弱。因此,应积极与北冰洋沿岸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发展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与其成为有力的战略同盟,避免误判和引发战略冲突。

4.4.3 拓宽与北极航线利益相关国家的合作领域

北极航线的开通,可以充分利用连接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最短海上路径这一巨大优势,吸引大量国际贸易货物由此进行运输,而不再通过原有航线运输,使北极航线利益相关国家的运输相对增多,促进这些国家的港口建设。

中国应在积极推进与北极航线利益相关国家在安全领域、能源领域、航线领域合作的基础上,加强与这些国家在海洋环境保护、水文气象预报、安全事务、技术援助等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能源领域中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海上通道安全航行系统方面,要不断深入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多边合作。同时,注重与贸易伙伴加强相关政策协调,在时机成熟时设立经济合作区,促进双方经贸关系和谐发展,进而努力提升中国在国际海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4.5 通过对北极航线国际战略通道的利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步伐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大力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制定科学性、权威性的海洋开发战略,保障国家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

4.5.1 形成北极贸易运输通道

北极地区国家大多数以渔业、木材业、矿业等产业的出口和加工为主,北极通道的开发,将成为欧洲与亚洲、亚洲与北美洲之间贸易往来的重要运输通道,改变了原有的陆路运输方式,将海运作为贸易往来的主要手段。而且,中国正处于东亚贸易的核心位置,具备打造北极航运中心的优势,中国应该抓住这一机遇,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带动进出口,采用集团形式投资,以按国际惯例运转的中国社会主义跨国企业为纽带,促进与北极国家在能源矿产、海洋资源等方面的互利合作,建立稳定的能源资源供应渠道,进而使得北极贸易运输通道能够良性循环发展。

4.5.2 开发北极能源运输通道

近年来,中东和北非局势动荡,地区矛盾复杂,石油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能源,其分布的极不平衡性和动态性使得世界各个国家对中东地区的能源展开激烈的争夺。而且,中国进口石油对于海上通道依赖性过强,通道路径相对集中,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使得石油在运输过程中存在很大的风险。天然气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进口依存度依然不断攀升。中国作为一个能源消耗大国,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需要加快对油气资源的勘探、长输管线建设、液化天然气项目引进以及市场开拓的脚步,加大工作力度。如果北极通道能够顺利开通,不仅将使中国增加一条更为便捷的能源运输通道,降低运输过程中的风险,还可以多一个石油、天然气进口来源地的选择———北极。同时,随着各国对北极通道关注程度的增加和北极通道开发进程的加快,北极通道全线开通指日可待。

在北极贸易运输通道的形成和北极能源运输通道的开发过程中,需要一支强有力的能够保护领海和远洋护航的海上力量,以保证军需物资的运输安全,降低运输过程中的风险性,避免在北极资源及航线权益争夺中与其他国家产生冲突,降低马六甲海峡、索马里等海域海盗、海上恐怖分子频繁活动等存在的安全隐患[5]。

5 结束语

通过分析主要海权国家海运航线战略以及北极航线战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海洋强国建设的影响,着重从中国对北极地区的科学考察、中国商船在北极航线的安全通行、中国对外贸易潜力的增长、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北极航线战略通道的利用这5个方面分析了北极航线战略对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催化作用。通过催化作用的效果,可以更加清晰地认知海洋、保护海洋、利用海洋,以推动中国海洋经济稳步发展,营造和谐海洋局面,加速建设海洋强国,用海洋梦、强国梦托起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海权论[M].张彬,张宗祥,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2]陆俊元.北极航线预期及其战略思考[DB/OL].(2011-03-12)[2014-03-21].http://www.crf.org.cn/a/20110308.htm.

[3]张侠,屠景芳,郭培清,等.北极航线的海运经济潜力评估及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J].中国软科学,2009(10):86-93.

[4]李振福,李漪.北极航线的世界航运网络格局影响分析[J].世界地理研究,2014,23(1):1-9.

[5]何剑彤,李振福,李娜,等.我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影响因素的ISM分析[J].上海海事大学学报,2012,33(4):64-69.

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研究 篇2

摘要 说到海洋，就不得不说到海防，而在近现代中国史上，这一直是个沉重的话题。过去数千年，中国以“中央之国”自居，不论是一统天下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四处征战、不可一世的成吉思汗，都只重视陆上的经营，开疆拓土，征战四方，以上千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奠定了中国领先于世界上千年的强盛局面。但由于忽视了对海疆的经营，使得中国尽管拥有数千公里的海岸线和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却并没有成为世界海洋强国。即使是开创世界航海新时代的明朝郑和下西洋，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从此引领中国将目光转向海洋，却成为好大喜功的明成祖炫耀国力、四处施舍的工具。

关键词海洋战略海防中国海军军资

正文 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遭受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等六次大规模战争，首都三次沦陷（分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八国联军侵华攻占北京，日本侵华攻占南京），人民饱受蹂躏，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这些战争除抗日战争以外，无不以中国的失败告终，根源固然在于政府腐败、国力羸弱，但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海防虚弱、甚至是有海无防造成的。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侵略者都是依靠海军消灭中国海防守军并登陆，最终迫使清政府求和，中法战争虽然陆地上中国打赢了（镇南关大捷），但由于在福建马尾海战中一败涂地，整个战争其实还是输了，甲午战争，中日海军在黄海进行海战，本来略占优势的中国海军由于执行错误的消极防守战略，不敢放手一搏，处处被动挨打，最终没能逃脱全军覆灭的命运。

重温这一段历史，目的是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海防名义为防，但必须要采取攻势策略，以攻为守，否则防不胜防，海军就是一个进攻型的军种，不能总是蜷缩在浅水湾里当小鱼小虾，那样随时会被大鱼吃掉，要游进深海当凶猛的大鲨鱼，让人畏惧不敢惹你。海洋与陆地不同的是，除了各个国家的领海以外，占地球表面四分之三的海洋大部分属于公海，任何一个国家的军舰都可以自由活动，正如古话所说：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力者居之。对于濒海国家来说，建立强大的海军可以有效增加陆地的防御纵深。如果我们的海上力量能够充分向前延伸，将利爪伸进大洋深处，那就相当于无形中增加了自己的防御纵深。对海军来说，大洋有多宽，海上的战场就有多宽。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的海军只能控制离岸1000公里范围，那么别国的海军就可以到离岸1000公里处来打你，如果我们的海军有足够的实力控制海岸线3000公里的范围，相当于我们的防御纵深增加了2000公里。战争时期，拒敌于1000公里之外与拒敌于3000公里之外，可能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结局。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列强的战舰耀武扬威，军舰用舰炮近距离轰击中国陆地守军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要避免悲剧重演，就要发展我们的海军，并充分利用广袤的大洋来增加自己的防御纵深，对于中国来说，现阶段遭受陆上侵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主要的威胁来自空中和海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剧，世界贸易对海洋的依存度在提高，随着陆地资源的逐渐枯绝，我们已进入向海洋要资源要能源的时代，可以预见，到21世纪后半期，人类的大部分能源和资源将来自于海洋，中国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所蕴含的资源，远非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可比。因此，建立强大的海军，实行积极的海洋战略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2008年年底，中国海军终于走出了国门，远赴索马里执行护航任务，让广大国人为之欢呼雀跃，它与北京奥运会、神州七号一样，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重要的一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海军已经能够完全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也不能表明中国海防战略已经实现了重大转变，充其量只能说中国在海洋国防战略上跨出的一小步有益探索和尝试。进入2009年，中国的海洋权益被周边宵小蚕食的局面再度恶化，中国以防守为主的海洋战略再次面临着重

大考验，首先是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方态度趋于强化，其次是菲律宾国会2月17日通过“领海基线法案”，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化为菲律宾领土，中国南海主权在一次遭到蚕食。在为中国海洋权益受损担心之余，笔者不禁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中国到底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完整的海防战略？

从我国在南海等处所处的被动情况来看，我们在海洋权益的维护上基本是见子打子，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体系，以至于当出现一些海洋权益受到侵犯的情况时，大多只能依靠一些外交手段，如发表声明等，但这些外交手段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在此方面已经有过很多先例。其实，我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策略，完全就是一种被动性的防守策略，面对大量岛礁被越南等国占领难以收回、而我方又缺乏足够实力对南海进行有效管辖的情况下，不得已而出次下策，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一策略其实已经宣告失败。

原因一：搁置争议就意味着维持现状，在越、菲等国占有大部分南海岛屿的情况下，他们是南海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占领的时间越长，对岛屿的有效管辖时间越长，将来中国收回的难度就越大，除非中国有决心动用武力，否则想要收回比登天还难，搁置争议实际是让中国收回这些岛屿无限期拖延下去。你不是搁置争议吗？反正这些岛屿现在被我占着，争议有什么用呢？主权争议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是实际占领者。你的领土被别人占领了，你只是口口声声说这些领土是你的，却不去想办法收回，而容忍他继续长期占领下去，当几十年以后国际社会都默认了占领国对这些岛屿的管辖权时，你还怎么收回？也许有人说，中国现在还很弱小，首要问题是发展经济，等强大以后再去收回，问题是到底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才算强大，才可以出手？再发展30年，还是再发展50年？或许是100年以后？那时候就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老大，别人也不会把已经到手并管辖了几十年的岛屿乖乖地交给你，到时我们还得动用武力去解决，一样地要付出巨大牺牲和承受整个国际社会的压力。

原因二：由于南海远离中国大陆，海军力量的弱小导致中国对此地区缺乏有效管辖，“共同开发”对中国来说也成了纸上空话，中国想开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反而是越南等国利用南海离本土较近的优势进行单方面开发，逐步蚕食本属于中国的海上资源，如越南引进西方油气公司进行南海海上油气资源的开采招标就是例证。

原因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或许是一种安抚周边的权宜之计，但当时却并没有借此机会制定一个完整的海洋战略部署来维护海上权益，例如如何发展海军，如何经营南海，将来如何收回被占岛屿、国家法律方面的准备等，都缺乏系统的战略规划和思维。整个海军直到本世纪初才有较大发展，而数十年间竟未制定过一部关于南海的专门法律。这一切都导致中国在整个南海处于被动的不利局面。

在东海也一样，由于过分强调韬光养晦、中日友好，不敢动用军事资源，甚至在民间保钓运动上也未给予足够的支持，而是一味强调容忍、克制，害怕产生摩擦，影响中日友好大局，此种心理使得日方在此问题上愈加强硬，愈加得寸进尺。

中国海洋战略应有新思维 篇3

海洋问题是事关中国能否强盛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尤其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的时候，来审视在海洋问题上遇到的各种技术等难以解决的问题加以理论研讨和解决，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重视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经济以及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之外，今天我想特别强调海洋文化与海洋战略。海洋文化涉及国家与民族的海洋意识、海洋观念以及对外关系原则。

对海洋文化的重视不仅要体现在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开发与利用，还体现在整个国家与民族对海洋权益、海洋诉求等迫切性的建立培养上。

首先，我们应该关注中国的海洋文化，应该建立一个正确的海洋文化。这是事关全民族生存发展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大事，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小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什么样的海洋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海洋意识、海洋理念。有了这样的意识和理念就决定了你的行为模式，最后你的行为就决定了你的强弱成败。

曾经，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所乘海船已达到万吨之巨，但就是这样一个如此强盛的海洋实力，到鸦片战争时，中国在海洋上一败涂地。

读读马汉的《海权论》，再对比世界历史可以得出结论，我们明代郑和下西洋看似强盛的背后，其实整个国家和民族对海洋的重要性并没有真正认识。对海洋的探求并没有跟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很遗憾的是，正是这种缺乏对海洋重要性认识的文化，即使有远抵非洲强大的郑和下西洋船队也只能成为一个满足皇帝私欲的孤立事件。

从历史看，中国败从海上开始败。甚至在清末时期，国力如此贫弱，左宗棠在新疆抚敌平叛尚能取得胜绩，海上反倒被几艘英国过来的战舰打得落花流水。接下来中日甲午战争时，历史资料表明，当时北洋水师的军力配置并不差，但还是输给了日本。背后固然有体制、腐败等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当时国家的决策层面和民众海洋意识不强，对海洋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因此，历史上种种教训表明：在海洋问题上必须重建我们的海洋文化，确立我们新的海洋战略。

我们固有的海洋文化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是对它的重要性认识还远远不够。从经济到资源，再到立体型开发等这些重要性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对海洋文化的认识没有到达一个战略高度，几千年来，中国人习惯了在陆地发展的小农意识所带来的陆境依赖占主导地位。我们从现在起，应该在学校和媒体上加强海洋领土意识和海洋主权意识的教育，树立正确的海洋文化观。

经济学家们曾经分析，在地图上北起漠河南至腾冲从北到南进行划线，中国70%的人口都集中在东部沿海。而国际上美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也是如此，70%的人口与经济布局都是在沿海。甚至日本这样一个岛国也是如此，地中海沿岸国家更是如此。

可以说，从过去到现在，从近代到现代，依托海洋所带来经济社会的重大布局是有内在规律可以遵循的。海洋的重要性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说要不要把它放在一个重要位置的问题。假如说，我们失去海洋，中国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全球化的生产、进出口贸易等将是无法想象的。

再次，有了正确的、积极的海洋文化观念之后，就要建立正确的海洋战略思维。充分认识到海洋在资源配置功能上的重要性，发展海洋经济、蓝色经济的紧迫性。

海洋最重要的战略性就是它的资源配置功能。正是因为有了海洋，没有的东西可以变有，有的东西可以拿出去和别人分享。反之，如果失去海洋，所有的资源配置都将大大提高经济的成本，缺乏竞争性。

正因为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维护海洋主权的对外原则，确保海洋不被侵占、掠夺。

当下，南海局势进一步严峻。本次论坛的关键词是文化强国和海洋强国。我觉得文化强国要看你用什么文化，海洋强国要看你用什么战略。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但是在追求和平的手段和方法上也应该树立一种正确的文化。我们必须选择一个正确的文化去对付现在在中国周边不讲道理、欺人太甚的那种行为。

在海洋争议问题上，过去我们一直提倡“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但是从逻辑上讲，如果不强调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在某种程度上容易被默认为主权存在争议。“共同开发”，本意是双方商量好再来开发，可是某种程度上，你开发你的，我开发我的，容易被误解为共同开发。

因此，应该提倡：“主权在我，协商开发”。这样就做到了既坚持原则，又有协商的余地。

在海上对外原则上，中国应该大力加强海监力量，着手成立具有海军实力的海岸警卫队。凡是进入我海域的，将其逼走、将其顶住，封锁其补给线，干扰其正常经济活动，报复其抓捕我渔民行为，同时武力保护我渔、油业活动。我们的方针应是：不求战，不畏战，有作为。

目前，维护海洋主权，决策层似乎面临两难选择：要么战争，要么让步求和。前者不符合战略，后者又如鲠在喉。其实我们完全有第三种选择：即强而不战，用军事行动阻止非法占有。他们有动作，我们就有反应，不轻易开战，但不畏战。我们不能依赖抗议，抗议是弱者对强者无奈的选择。我们要用警告行动证明：底线不能碰。

最后，我们呼吁全社会有一个正确的海洋文化、海洋理念；决策层有一个正确的海洋战略；同时，建议国家仿效美国、日本成立政府决策层面的海洋对策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是跨国防、外交、情报、农业、渔业以及气象等多个部门。此外，亟须尽早建立专门研究海洋战略的研究机构。

（本文系求是《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舒富民在2012年3月23日“中国（广东）文化强国、海洋强国与《海洋社会学》首发论坛”作为协办方致辞基础上整理而成）

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研究 篇4

刘赐贵在讲话中指出, 国家海洋局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是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一件大事, 无论对于海洋事业发展, 还是对航天事业的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相信通过共同努力, 双方合作必将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海洋遥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正式运行, 必将成为航天技术与海洋技术交融合作的新典范。他强调, 国家海洋局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是多年来双方良好合作的结果, 是新时期海洋和航天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希望双方能够加强组织领导, 密切协同,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确保协议顺利实施。坚信双方一定会以此为契机, 以发展海洋系列卫星, 实现海洋卫星由试验应用向业务服务转变为引领, 全面推进航天和海洋技术间的相互融合和创新发展, 为实现海洋和航天事业的共同发展, 做出新的更大的努力, 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马兴瑞在讲话中表示,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与国家海洋局本着“需求牵引、技术推动、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原则, 在海洋卫星工程、海洋通信信息系统、海洋观测系统等多个领域, 开展了包括战略发展规划研究、系统顶层工程设计、关键技术攻关、装备研发、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多层次合作。相信通过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必将再次强化双方良好合作关系, 促进我国航天科技工业更好地为我国海洋事业服务, 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发展的主要战略方向在海洋 篇5

海洋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

海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21世纪可谓是人类“耕海牧洋”的时代。目前中国12个沿海省份，陆地面积占全国的14%，人口集中了全国的41%，工农业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海洋经济实现了年均22.2%的增长率，但目前海洋经济总值在全国GDP中只占3.4%，低于目前世界4%的水平，与西方海洋强国的差距则更大。

中国“外向型经济”高度依赖海洋。以石油为例，中国石油高度依赖进口。预计到2020年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将达到60%以上，2030年将激增到80%以上。而中国进口石油的90%依靠海运；从生产资料和产品来讲，中国40%的生产资料来自海外、65%的产品要销往世界各地。而中国经过海洋走向全球的贸易往来占中国经贸总量的90%左右，其中，通过南海—印度洋走向中东、非洲、欧洲的占56%，通过太平洋走向南、北美洲的占31%。

海洋给中国经济发展和崛起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以南海为例：国际能源组织认为南海有大量的油气资源，相当于第二个波斯湾，保守估计大致有230亿～300亿吨，可燃冰预计达到500亿～700亿吨油当量，可供中国开采上百年。而中国海域蕴藏的其它资源，更是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

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海上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实力不断提高，正阔步前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也正面临着主要来自海上的严重威胁，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必须从战略上重点对待和解决。

美国自从2009年正式吹响了重返亚洲的号角后，不断非难与挑战中国。它无理指责中国南海主权缺乏国际法依据，支持菲律宾就南海问题提起所谓仲裁，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袒护与中国有海洋争端的国家，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频繁在中国家门口举行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在亚洲加强军队及武器装备部署，多次把军舰、飞机开进中国南海，等等。凡此种种，严重威胁着中国的海洋安全。

日本与中国有东海划界争端，主张中间线划界，企图将东海一半归入其版图，并加剧争夺我钓鱼岛的动作，不断进行针对我钓鱼岛的夺岛演习。它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加紧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修改并实行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对中国的海洋主权和权益构成了严重的直接威胁。

越南与菲律宾在南海频频侵害中国海洋主权和权益。越南声称南海的西沙群岛及海域都是属于它的领土，还在南沙非法占领了中国29个岛礁。菲律宾占了中国南沙9个岛礁，并就中国南海海域及岛屿主权问题要求联合国仲裁法庭作出仲裁，企图永久占有中国的海洋岛屿。越南、菲律宾等还在南海与其他国家联合钻探了1500多口油气井，其中300多口在中国的南海九段线内，中国平均每年约有5000万吨油当量的油气资源被掠夺。

此外，从20世纪90年代起，印度开始实施“东进战略”，一方面宣扬“中国威胁论”，针对中国大力发展军事能力，从美国和俄罗斯大力引进先进武器；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同时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军事合作，并与越南联合在南海勘探石油资源，极力插手中国的南海事务。

中国必须改变不利的海洋环境

中国应在海洋环境方面趋利避害，寻求改变。

中国海洋环境的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国海域面临三大岛链封锁。这不仅是天然的地理障碍，更是地缘政治障碍和军事枷锁，迫使中国要发展经济和军事上能维护自身的海洋安全与权益，必须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并至少要走向第二岛链。但现在美国正在收紧这根锁链，策动印度和日本对中国进行东西战略夹击、澳大利亚和越南配合。其次，中国海域是有海无洋。中国有1.8万公里的海岸线，主张管辖海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但如果按照可管辖海域面积与陆地面积之比来看，世界沿海国家平均数是0.94，中国仅为0.3，不及平均数的1/3，况且还有约一半的主张管辖海域存在争议。这迫使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维护好有限的管辖海域，然后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及大西洋、北冰洋拓展利益。第三，中国有海而无纵深。中国近海是一个南北跨越38个纬度的狭长海域，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只能算是中国大陆的一条“护城河”。黄海和东海东西向最宽处不到400海里，历史上外敌从海上入侵中国，稍有动作即可直逼国门。南海总面积350多万平方公里，南北长3100多公里，东西宽2200多公里，约200万平方公里位于我国的南海九段线内，算是有较大的战略纵深，是中国海洋方向突围的最主要的方向。尤其是南沙群岛与多国存在争端，如果中国守住了南沙，相当于守住了国家的南大门，不但增加了1000多公里的战略纵深，而且向东可以进入太平洋，向西可以进入印度洋。

中国既有陆海两利，同时也有陆海难以兼顾的问题。《岛屿战争论》指出：“战略上的重点就是要基于国家利益所在。”既然海洋有中国巨大的国家利益，面临的安全威胁又主要来自海洋，那么，中国发展的主要战略方向必然是海洋。这是时代所决定的，也是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责任编辑 王浩钟）

浅谈郑和下西洋与中国的海洋战略 篇6

关键词：军事原则,军事战略,军事艺术,军事贡献,海洋强国,郑和下西洋

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容的国家, 自古就有经营海洋的传统。历经数代, 中国对海洋的认识不断深入, 国家在海洋上的利益也变得日趋重要。到了明朝, 面对来自海上的种种威胁, 保障内陆安全和稳定, 重新获取丰厚的海洋利益, 重塑中国的海洋大国形象已提上议事日程。从明太祖开始, 就在沿海各地设置卫所和水寨, 派陆军驻守, 并派出巡逻船队在近海巡防, 形成了水陆配合, 兵力和防御纵深配置的海防体系。这说明明朝的战略防御已从陆地边防为主转变为“陆海”并重。不可否认, 这种战略思想较之前代已有很大进步, 但是也并未把海洋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来发展, 对海洋的国防观念认识仍然比较肤浅。

明成祖时期, 郑和对海洋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战略性的高度。他指出:“欲国家富强, 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 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 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 可用之扩大经商, 制服异域, 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1]在这里, 他突破了传统的狭隘的大陆观, 鲜明地揭示了海洋对濒海国家的重要战略意义, 特别强调控制南洋对明朝的重大军事意义, 而掌握制海权的基础便是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海洋主权意识和忧患意识, 郑和提出了"以海屏陆"的军事战略思想, 即通过建立强大舰队, 控制海上要道, 在海洋上采取攻势, 使巩固的海防作为广大陆疆的屏障, 以掌握战略主动权, 保障内陆安全。这实际上就是实行积极防御战略, 即所谓“我以攻为守, 则守有余”[2]。为此, 郑和有步骤地建立舟师, 控制航道, 建设海外基地。

“一国海军优势, 对陆上和海上的大角逐都有巨大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在战争的全局方面, 海军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战略因素。”[3]因此, 明朝政府在舟师建设上倾注了大量人力物力。郑和船队由两百余艘船舶组成, 不仅包括许多装备着足够数量的武器和战斗人员的指挥舰 (即宝船) , 还包括各种辅助船、补给船。例如, 船队编成中有专门用于水战的战船, 以搭乘人员为主、兼具作战性能的坐船, 既能用于战斗、又能运输补给品的马船, 专门运水和供水的水船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船队中还有一种战坐船, 是专门用来搭乘两栖部队的。它本身只装备少量的自卫武器, 战斗主要靠两栖部队使用自己的武器进行。这支两栖部队在后来的锡兰山战役和苏门答剌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 船队还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如, 一种可灵活操作的火炮--碗口铣, 用于水战、攻城池用的喷筒, 还出现了新兵器“赛星飞”,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水雷雏形。可见, 郑和船队完全是按照航行和作战的需要来编组和装备的, 是一支具有远洋航行、海上作战、海上运输、两栖作战能力的海上劲旅。

同时, 明朝政府还从水军中调拨了大批精锐的军卒充任郑和船队的主力, 包括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旗校、勇士、力士、军力、余丁等各色将士, 主要被编入舟师和两栖部队这两个序列中。其中舟师是担任海上作战和海上运输, 而两栖部队既能海上作战, 又能登陆作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战斗力强的有机的战斗整体, 确保在航行途中面对各种危急情况时能够应付自如。难怪李约瑟赞叹道:“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 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 以至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 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4]

有强大的舟师作基础, 郑和逐步放开手脚实施其经略海洋、“以海屏陆”的军事战略。他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南亚和南亚海域, 因为这里是通往西洋、实施远洋战略的必经之路。通过控制南洋的交通要塞, 建立贸易和远航中转站, 打通东西方海上通道, 然后集中力量向印度洋及以西海域发展, 最后远慑西亚、东非。

由此可见, 郑和在实施“以海屏陆”的军事战略时, 步步为营、层层推进, 通过在南洋腹域要地扎稳脚跟, 对西洋诸国呈中心辐射状控制, 牢牢掌握了南中国海的制海权, 在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铸起了一条坚固的海上防线, 有力地促进和带动了整个陆防, 使明朝的国防体系浑然一体、固若金汤。

综上所述, 郑和下西洋过程中始终坚持维护和平、反对霸权的军事原则, 通过制定经略海洋、以海屏陆的军事战略, 充分运用恩威并施、灵活多样的军事艺术手段, 成功地解决了明朝发展海洋的一系列战略性问题, 使明朝的海上军事实力得到充分彰显, 海上军事利益得到充分实现, 海上军事地位得到充分巩固。郑和下西洋在军事上的重大贡献, 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也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借鉴。

参考文献

[1][法]弗朗索瓦德勃雷著, 赵喜鹏译:《海外华人》, 新华出版社, 1982年2月北京第1版第6页。

[2]军事编译局:历代名将言行录, 1934年版卷27。

[3][美]艾塞马汉著:海军战略, 商务印书馆出版, 1994年8月第1版第6页。

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研究 篇7

地缘政治环境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地区地缘关系中所处的外部安全状态, 是一国“地理上的国际环境”, 它主要考察与国家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地理因素, 这些因素是国家政治力与作用力的基础。[2]主要包括国家的地理位置、疆域、资源等因素,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政治力量的地理结构和相互关系。东亚地缘政治环境, 主要是指区域内外国家在东亚地区所形成的相互关系, 它是分析和研究东亚格局、秩序等内容的基础, 是各种政治力量活动的空间舞台。

传统的地缘政治基本上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地理关系是分析地缘政治环境的基础。但是, 随着冷战的结束, 整个地缘政治区域化的问题却再次呈现出来。[3]在欧洲, 由民族国家组成的欧洲联盟已成为新的地缘政治实体, 参与地缘角逐。在亚洲, 东盟内部集合力不断增强, 日益作为一个独立主体参与地区地缘经济关系, 并尝试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发挥作用。因此, 从长远看, 地缘政治的整合使得各国在思考、制定本国的地缘战略时, 不能再把眼光局限于民族国家, 必须把相关国家纳入战略视野进行战略思考。[4]因此, 国家的地理位置及其与临国的接壤情况, 是考虑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 它对一国地缘战略的制定有着直接影响。西方地缘政治学者认为, 要维护国家安全的政策, 那就必须考虑国家的领土在世界上的位置。[5]

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 美国企图以军事手段获取对东亚的垄断性控制。美国一直没有放弃传统地缘战略思维, 力图加强对东亚的军事控制。冷战以来, 美国官方公开强调要在东亚等战略地区保持兵力优势, 遏制潜在对手的挑战。美国海军已经明确提出其全球海洋战略, 企图利用海洋优势加强对东亚大陆的地缘扩张。[4]虽然美国通过举行多国海上演习、推动地区安全对话来证明其控制海洋具有“公益性”, 但仍难以掩盖其垄断性实质———企图威胁、排斥地区内某些国家对海洋的和平利用, 以达到压服、遏制这些国家的目的。

进入21世纪后, 在舆论的推动下, 日本对海洋国家身份的追求深入人心, 制定综合海洋安全战略, 以应对东亚地缘形势的变化。日本政府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制下制订了以实现海洋综合管理、可持续性海洋开发利用、海上航线的安全保障等综合海洋战略, 它是包括涉海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军事等多方面的一个庞大的集合。在海洋外交方面, 逐步加强对美合作, 且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 在海洋安全保障方面加强与泰国、马来西亚以及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合作, 积极构筑所谓的“西太平洋国家联盟”等海洋国家联盟组织, 参与制定和维持海洋新秩序, 并力争成为“太平洋统一体的领导者”。

俄罗斯、印度对中国东亚地缘压力相对弱化。俄罗斯、印度作为中国的第一、第二大陆上邻国, 其地缘战略一直是影响中国陆地安全的主要因素, 且冷战时期两国都一度成为中国陆患的源头。但是, 冷战结束后, 俄罗斯国力衰弱, 地缘战略呈现出内向性, 且与中国一样正面临美日等西太平洋的地缘压力。因此, 中俄在目前及以后一个时期的地缘战略取向不存在根本性冲突, 相反却有较大的合作空间。[4]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鼓吹“中国威胁论”, 但因受到印巴矛盾的制约, 难以集中兵力从陆上对中国施加压力。然而, 近年来印度海军发展较快, 并在尝试向中国海拓展活动范围。

长期以来, 东亚地区一直存在诸多的安全问题, 在黄海主要是与韩国关于苏岩礁的争执;在东海是与日本关于钓鱼岛及东海划界问题的争执;在南海则面临多国对中国岛礁的掠夺。目前, 中国对所属海域的实际控制不到50%, [6]而外大陆架划界的申报使得这一趋势更为严峻, 中国8个海上临国不同程度地扩展了自己的海洋管辖权主张, 使岛屿主权的争夺更加复杂。

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南海海域。越南和马来西亚在2009年5月6日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外大陆架界限“划界案”, 直接涉及对南沙群岛的瓜分。5月7日, 越南又单独提交了“划界案”, 声称对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日本在2008年11月12日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日本外大陆架界限“划界案”, 日本的外大陆架方案集中在日本东面和南面水域, 对74万平方千米的外大陆架提出管辖要求, 这比日本本土面积38万平方千米大两倍。各国外大陆架“划界案”的提出将会加剧南海诸岛的争夺, 中国将面临维护海洋权益的严峻挑战。

21世纪中国要复兴, 必须高度重视东亚地缘环境的变化。中国要从新地缘环境的海洋权益、国家安全、海洋安全、战略资源基地的高度, 考虑海洋问题, 把建设海洋强国作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因此, 必须从战略高度进行选择。

一是国民的海洋观念有待增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 两千年前, 就形成过“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的思想。[7]但是, 旧中国疏远过海洋, 实行过海禁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 走过曲折之路。在很长的历史时代, 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不是向海的民族, 也没有倡导海洋的政府。黄土文化维系中华民族五千年, 使中国成为多民族的大国。但是, 重陆轻海的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过消极影响。这种思想至今仍有深刻影响, 许多中国人至今海洋意识不强, 影响中国在海洋世纪走向海洋。因此, 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 宣传海洋文化, 是提高民族素质和振兴海洋事业的重要任务。

二是继续增强综合国力。所谓综合国力, 一般指的是主权国家经济、军事、科技、资源等方面实力和影响力的总和, 或“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包括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8]在历史上, 决定大国兴衰的根本因素是综合国力。世界历史上的海洋强国也是当时综合国力强的国家。许多控制海洋很久的国家, 最后衰落了, 决定性因素也是综合国力衰落了。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 综合国力落后于多个世界强国, 即使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 赶上美国,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远远低于几个世界强国。这是制约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最基本因素。

三是适时运用国际司法程序, 争取有利的外交态势。外交协商和谈判是解决领土争端的最优先选择。这是因为领土争端问题非常敏感, 关系到各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及民族的尊严和荣誉, 本质上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 也是一个需要外交语言予以解决的政治问题。然而, 法律手段无疑是非常现实可行的选择。利用国际司法程序, 它有可能打破目前不利于中国的“谈不拢”的局面。更由于司法程序解决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中国的主动出击不仅等于向世界宣布中国对争议岛屿拥有主权, 还可以赢得足够的时间, 为采取其他途径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四是正确研判相关国家在海洋方面的利益存在, 加强彼此之间的协调。目前, 外部势力介入东亚海域争端的现状已经不可避免。因此, 面对东亚的复杂局面, 单纯的宣示主权已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国应当面对现实, 从战略角度进行思考, 妥善处理与美国、日本的关系, 逐步增强中国在海洋问题上的发言权, 以减弱外部势力的影响。为此, 中国应以灵活务实的姿态, 适时灵活地加强与美国、日本的战略对话与合作, 寻找共同利益的增长点, 扩大交流和对话的渠道, 建立高层和各级战略对话机制, 增信释疑, 尽量将其对东亚海洋问题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为此, 中国应进行战略思考:应看到维持南海的稳定局面是中、美、日的共同利益;中国必须防范美国、日本将有关中国切身利益的海洋问题国际化带来的后果, 认真研究东亚海洋问题国际化的对策。

五是中国应在东亚海洋安全机制的构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如果存在安全利益分歧和冲突的各方缺乏沟通和合作机制, 他们之间的分歧就有可能扩大, 冲突往往难以避免;反之, 分歧就有望缩小, 冲突可以得到控制。为此, 中国应在机制构建方面积极努力。中国应在加强双边对话的基础上, 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对话机制, 促进地区建立多边信任措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蔡拓主编.国际关系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211

[2].郭渊.地缘政治与南海争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58

[3].杰弗里·帕克;刘从德译.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3:116

[4].段廷志, 张晓峰.东亚地缘战略环境与中国海上安全[J].当代亚太, 2004, 4

[5].斯派克曼;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15

[6].叶向东等主编.现代海洋战略规划与实践[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23

[7].杨金森.海洋强国兴衰史略[M].北京:海洋出版社, 2007: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