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微博热门事件

2024-10-20

新浪微博热门事件(共4篇)

新浪微博热门事件 篇1

一、引言

公共领域最早由阿伦特提出,阿伦特将公共领域界定为与私人地盘相区别的一个共同的空间,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1]

“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在20世纪六十年代由哈贝马斯诠释并引起广泛关注。在其1962年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定义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具有政治讨论功能。[2]1964年,在《公共领域》一书中,哈贝马斯进一步完善对公共领域的诠释:介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关一般利益问题的批判性公共讨论能够得到体制化的保障,形成所谓的公共意见。[3]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版的序言里,哈贝马斯又一次提及公共领域是合理权力与传媒力量的相互交织。[4]

我国学者也对公共领域做出界定,董天策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公共权力机关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人们在公共领域主要是交流思想,表达看法,阐明观点,并且具有批判性,这种批判性主要是针对公共权力的批判。[5]展江的观点是:公共领域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6]黄宗智则指出,公共领域特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7]以学者们对公共领域的界定为依据,笔者归纳出公共领域的几点特征:位于权力之外、全民参与、理性讨论、公共利益,并以此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研究的必要性分析

微博是一个用户之间可以相互获取信息,分享信息并可以传播信息的平台,每一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和消费者,是自媒体的典型代表。微博是一种脱胎于博客,并在技术与传播方式上对博客、BBS等新媒体进行了“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的“新新媒体”。[8]喻国明认为,微博是一种蕴含巨大能量的新型传播形态,其核心理念是信息的及时性,共享性以及基于即时共享信息形成的动态信息传播网络。[9]2009年9月新浪微博在我国首先上线。随后,腾讯、搜狐等多家微博也相继上线。进入2010年,微博的媒体属性日渐加强,媒介价值日益突出,媒体的粘合度和忠诚度不断提高,成为中国最主流的媒体之一。2010年更是被誉为微博元年。

微博发布信息迅速,容易形成热点,即“微博舆论场”。据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72起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微博首次曝光的事件为22起。比如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渭南警察进京抓作者事件、宝马碾压男童案、金浩茶油致癌事件、记者曝上市公司内幕遭网上通缉事件、王鹏遭跨省追捕案、唐骏学历门、方舟子被打事件、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雷语事件等都是由微博最先爆出的。在这些案例中,62%的事件在1天以内被微博曝光,14%的事件在1-3天被微博曝光。

2011年6月21日,微博上的又一起“舆论事件”拉开帷幕。6月21日晚,有网友发现,新浪微博认证用户“郭美美baby”连发数条微博,展示名牌包包、豪车,而其身份为“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2小时内,微博被转发上千条,引起轩然大波。尽管6月26日下午,郭美美再次在微博上发表声明,继续撇清与红十字会的关系,但社会舆论狂潮未减。传统媒体也介入调查,如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山东卫视《说事拉理》、《壹周立波秀》以及《广州日报》、《南方窗》、《市场观察》、《中国经济时报》、《厦门日报》、《南方都市报》、《中国经济周刊》等等都对郭美美事件进行了不同角度不同深度的报道。深圳红十字会副会长称郭美美事件后收到的社会捐款仅有一百元。佛山红十字会公布的资金收支情况也显示在郭美美事件后再未收到任何捐款(8月3日)。已上任三个月的中国红十字会“新掌门”赵白鸽称,个人捐款有很大的减少,原因是自然灾害相对少,以及6月以来遭遇的“网络事件”引发的信任危机。业界人士不禁感叹“三天毁掉一百年”。

“郭美美事件”始发于微博,从事件的发展轨迹也不难看出,“郭美美事件”的舆论焦点就集中于微博。微博不仅是此次事件的重要传播工具,更是汇集意见的平台。同时,微博也给红十字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推动了红十字会改革。郭美美事件使得网民踊跃发言讨论,其涉及的“红十字会”问题是属“公共利益”,因此,我们以新浪微博“郭美美事件”为个案进行研究。

三、研究设计和实施

拟对“公共领域”这一抽象概念进行测量评价,需要先把“公共领域”的定义分解为可操作性的概念。根据上文归纳出的公共领域特征———“位于权力之外、全民参与、理性讨论、公共利益”,研究者将“公共领域”分解为“转发次数”、“评论次数”、“评论态度”三个维度。其中,“转发次数”、“评论次数”两个维度可以测量微博是否有较高的参与度,即是否具有公共领域“全民参与”的特征;“评论态度”可以测量微博上网民的对话是否理性,即是否满足公共领域“理性讨论”的特征。而微博自身的新媒体属性也决定了微博具备公共领域“位于权利之外”的特性,在后文均有论述。

(一)研究问题/假设

研究假设(hypothesis):新浪微博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和功能。

(二)研究范围

因“郭美美baby”大量微博已被删去,6月21日“红十字事件”发生,至8月7日郎咸平采访郭美美母女为止,仅存微博5条,无法做纵向跟踪分析。故选取评论数和转发数最多的6月26日14:52分,郭美美微博的一条微博为研究对象。

(三)样本总量

以6月26日14:52分,郭美美微博的一条微博为研究对象,共“转发27131次”,“评论181468”次。以所有转发者的转发次数和郭美美baby原微博的评论数为研究样本。

(四)抽取样本

本研究选取系统抽样(systematic sampling)的抽样方法。

转发次数27128次,对其进行系统抽样,以100为单位,将27128次分为271个单元。即N1=27128,n=100,N1/n=271.28,k1=270,i=47;

评论次数181468条,对其进行系统抽样,以100为单位,将181468条分为1814个单元。即N2=181468,n=100,N2/n=1814.68,k2=1800,i=62。

(五)界定分析单位

本研究以系统抽样得来的270次转发数,及1800次原微博评论为主要内容。

(六)类目构建

根据分析的角度不同,对于同一评论的内容可以有多重归纳方式。本研究所构建的分析类目主要是依据不同传播内容及受众评论中态度情感而建立。

(七)编码

根据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的编制方式,研究者对微博评论的态度制定了五个等级的量表。

(八)训练编码员,进行试验性研究,检查编码员间的信度

本研究共有三位资料分类者。为检验分类者的信度(编码者间信度),采用了霍思提(Holsti)公式:

信度=3M/(M1+M2+M3)

M为三个分类者一致的分类数。M1、M2、M3分别代表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分类员的分类数。本研究的一致性百分比为92.4%。

注:三位编码员分别同时独立编码,编码不一致的微博评论数共计47条。

(九)按照定义内容进行内容分类

(十)数据分析(回归分析)

由于x,y不呈线性关系,根据散点图可观察其接近指数函数关系,因此将非线性关系转化为一元线性关系,再进行回归分析。

趋势线方程:y’=-0.9347x’+5.402R2=0.9286

即:随着x的增加,y成对数函数减少。由此可看出,微博讨论只集中在第一次转发,随着转发次数的增加,评论数迅速减少。网民在微博上的讨论多集中在微博原文中,对于他人转发及评论很少进行二次转发和评价;评论多为单向,并没有形成交流互动。即微博网友之间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讨论”。

四、结论

(一)位于权利之外的公民精神独立性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核心是公民精神的独立性,也就是意见表达的独立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哈贝马斯对以广播和电视为主导的电子传媒时代,公共领域产生的可能性相当悲观,甚至持一定的否定立场。他说:“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10]相对于传统媒体,作为草根媒介的微博,让大众拥有自己的话语权,给予大众独立思考的空间。在此次“郭美美”事件的研究中,有8.80%的评论者对郭美美的炫富行为表示“认同”,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大众话语权的自由度。因此,(一)符合研究假设。

(二)全民参与———多元话语的集散地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所谓的公共领域“原则上是向所有公民开放”,“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11]从这个角度讲,微博创造了一个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背景的公民共同参与的众声喧哗的空间,真正地成为了多元话语的集散地。微博的匿名性又提高了公众的自由表达度,信息传播者的地位及权威都会被隐藏在意见本身的价值和观点的新锐度之中,每个人的意见都有可能受到重视,得到关注。因此,(二)符合研究假设。

(三)非公共利益的私人领域

“郭美美事件”缘起于一位名叫“郭美美baby”的姑娘在微博炫富,以其新浪认证改为“红十字商会总经理”为爆点,在微博掀起了舆论狂潮。但从具体的数据分析来看,65.41%的微博用户仍然停留在“骂”的发泄情绪的阶段,39%的微博用户是纯转发,围观的状态,12.02%的微博用户表示留言评论文不对题。事件本身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虽然每天有1.2亿的信息发布量,但不难发现,大部分的信息都还是局限于“私人领域”。这在哈贝马斯看来,是“伪公共领域”,而非真正的“公共领域”。因此,(三)与假设相悖。

(四)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

“即时报偿新闻不断排挤延期报偿新闻,理性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的公众,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12]这是当年哈贝马斯对报刊商业化的批判。如今,微博依然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任何新媒体推向社会,经济利益始终是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在网络赢利模式日益成熟的今天,微博特殊的传播功能为商家进一步挖掘潜在的市场提供了契机。“熟客经济的角度看,微博对于商业推广、明星效应的扩散更有价值”。[13]因此,(四)与假设相悖。

(五)非理性讨论

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中,交往理性是指隐含在人类言语结构中并由所有言说者共享的理性。[14]从研究数据中发现,尽管存在着转发、评论,但评论多为单向,并无微博原文发布者的回复,且多是停留在转发一次的层面。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公民平等、自由、理智地参与讨论,而在郭美美事件和其他微博事件中,压倒性的谩骂是主要的,这就失去了讨论的意义。因此,(五)与研究假设相悖。

(六)结论

微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和功能,但还需在诸多方面进一步完善。

微博具备公共领域的雏形,如(一)和(二)中所述,微博体现了公民精神的独立性,且是公民多元话语的集散地,满足了公共领域“位于权利之外”,“全民参与”的特点。但微博的商业属性以及其一系列非公共利益的话题,非理性的讨论,又使得它偏离了“公共领域”的坐标规范。微博上民粹主义倾向严重,网民如何进行恰如其分地评价,克服情绪化倾向,理性批判现实,是所有网民需要思考的问题。

五、讨论与不足

本研究仅以“郭美美事件”作为个案,研究所得结论并不能反映微博上网民话语讨论的全貌,但从该个案中可以对整体有明晰的认识。

由于“郭美美事件”发起于微博,也是以微博为终结,可以较好地体现微博公共领域的特质,所以本次研究对象仅选取了“郭美美事件”。近期又有诸如“王立军事件”、“韩寒文章代写事件”等微博舆论热潮,不同类型的话题其研究结果也会有所不同,由于篇幅所限,本研究仅以郭美美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后续研究者可对不同类型的话题进行研究,以期得出更为精准的研究结论。

摘要:公共领域最早提出是在20世纪五十年代末,随着WEB 2.0技术的发展,微博为公共领域的重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本文选取“郭美美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将“公共领域”分解为“转发次数”、“评论次数”、“评论态度”三个维度,以此来衡量微博是否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与功能。

关键词:微博,公共领域,“郭美美事件”

参考文献

[1][3]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三联书店,1998:81-86,125.[1][3]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三联书店,1998:81-86,125.

[2][4][10][1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2-33,28,15,70-71.[2][4][10][1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2-33,28,15,70-71.

[5]董天策.网络传播与公共领域的构建.2010年传媒领袖讲习班.[5]董天策.网络传播与公共领域的构建.2010年传媒领袖讲习班.

[6]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3):123-128.[6]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3):123-128.

[7]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421-422.[7]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421-422.

[8]王君超,郑恩“.微传播”与表达权——试论微博时代的表达自由[J].现代传播,2011(4):81.[8]王君超,郑恩“.微传播”与表达权——试论微博时代的表达自由[J].现代传播,2011(4):81.

[9]王晓兰.2010年中国微博客研究综述[J].国际新闻界,2011(1):24-26.[9]王晓兰.2010年中国微博客研究综述[J].国际新闻界,2011(1):24-26.

[1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M].汪晖,陈燕谷,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125.[1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M].汪晖,陈燕谷,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125.

[13]闫肖锋.微博社会学[J].青年记者,2010(7):77.[13]闫肖锋.微博社会学[J].青年记者,2010(7):77.

[14]张跣.微博与公共领域[J].文艺研究,2010(12):99.[14]张跣.微博与公共领域[J].文艺研究,2010(12):99.

新浪微博热门事件 篇2

关键词:报纸微博,叙事策略,同题传播

在新媒体发展的浪潮中, “微博客”无疑备受瞩目。而自从2011年全国“两会”上从中央到地方的传统媒体微博进行了集中“亮相”后, [1]传统媒体与微博如何衔接和共同发展的话题, 亦引起了学界与业界普遍关注。本文以《南方都市报》新浪微博对“2011年十大微博事件”之一——“小悦悦事件”[2]的报道为个案, 试图解析其独特的叙事策略及此种策略对于同题新闻竞争和报业发展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本文之所以选择《南方都市报》新浪微博 (以下简称《南都》微博) 作为研究个案, 基于两点考虑:首先, 新浪微博的用户数、知名度与影响力, 在微博网站中属佼佼者, 具有典型性。其次, 截至2011年12月27日, 《南都》微博在新浪微博“媒体微博影响力排行榜”中占据了“报纸类”的第一位, 在传统媒体微博的发展中比较领先。[3]

一、报纸微博同题新闻的叙事策略

2011年10月13日, 广东佛山2岁女童小悦悦独自外出, 被2辆车3次碾压, 18路人见死不救。后小悦悦被捡垃圾的阿姨陈贤妹救起, 经医院抢救无效, 于一周后离开人世。该事件在10月15日经南方媒体首次曝光后, 立即引起了全国各大媒体的集中报道, 也引发了国人的广泛关注和集体反思。

在众多同题报道中, 广东媒体表现突出。以《南都》微博为例, 从10月16日至12月12日, 共发出了有关“小悦悦事件”的微博53条。其中, 10月16日至26日集中发出了49条, 后直到12月12日, 尚有相关微博4条。12月12日的微博以“陈贤妹获奖”为内容。[4]笔者以为, 至此, 有关“小悦悦事

下面笔者试运用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和概念, 从策略角度对以上微博文本进行分析:

(一) 核心事件、卫星事件与关联性事件的交替出现

依据重要性程度的不同, 叙事学家把叙事文本中推动故事进展、在故事中占主导地位的事件称为“核心”, 把包括背景和细节在内的在叙事中处于较次要地位的事件, 称为“卫星”。[5]笔者将此借用到新闻叙事中, 同时将使“报道由于与其发生历史性的关联而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含义”[6]的新闻内容, 称为“关联性事件”。在一个完整的新闻故事中, 从功能角度看, 卫星事件使新闻核心得以充实和丰富, 而关联性事件则使新闻核心得以延伸并呈现出新的内涵。

笔者对《南都》微博中涉及叙事的部分进行了统计 (见表一) , 以上三种成分在数量上基本均衡分布, 而在发布时间上则交替出现。

微博报道的最初三天, 新闻核心已被定型, 即“受害者被漠视——受害者被抢救——施害者被惩罚——施救者被奖励”。而在报道的第三天 (2011年10月18日) , 卫星事件与关联性事件开始大量出现。

卫星事件中, 出现最多的是对核心事件的反应和评说, 以及较少的相关历史背景和知识性材料。这其中充满了各种叙事声音, 笔者将在下一节讨论。

关联性事件中, 出现最多的则是同一时间段内全国各地发生的与核心事件叙事结构类似的事件。笔者就其报道倾向进行了简单统计 (见图一) , 发现其中以正向报道 (颂扬见义勇为) 的数量居多, 从叙事策略角度看, 这些关联性事件对“小悦悦事件”的典型性直接提出了挑战, 使微博内容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含义。另外, 中立报道则延续了核心事件中最引人争议的部分——“受害者曾被漠视”。

经由微博这个载体, 核心事件、卫星事件与关联性事件这三类“新闻碎片”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绞缠”在一起, 某种程度上共同“凝聚”成了一个报纸微博所特有的新闻故事。

(二) 叙事声音的三重叠加

“简约而不简单”的微博本身就是一个“多声集合体”。

虽然篇幅短小, 但微博的形式却可以很丰富。单就所选取的文本来看, 笔者总结出了四种主要形式:1.发短新闻, 链接本报相关版面;2.转发其他微博, 加简介或评论;3.提供事实梗概或进展, 加其他微博更详细的报道内容;4.发起活动、倡议或调查, 多样的形式更能承载的多种叙事声音。“小悦悦事件”的微博文本从一开始就有来自各方面的声音充斥其中:当事人家属的个人微博、旁观者的加入和推动、记者的采访与评说、官方、民间、海内外、网民……

“众声喧哗”中, 有三种声音表达独特, 出现频繁, 彼此呼应, 相互渗透、叠加, 形成了某种合力, 令人难以忽视。

首先是媒体自身的声音。凭借健全的新闻网络和强大的传媒集团内部信息系统, 《南方都市报》的原创新闻数量在微博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见表二) , 这就保证其能够准确而集中地传递自己的声音。此外, 评论的大量存在也使媒体声音非常清晰。

其次是官方的声音。10月17日, 《南都》微博报道“小悦悦事件”的第二天, 微博中就出现了官方做出的迅速回应。前有省委书记汪洋号召“每一个人都要用良心的尖刀解剖自身丑陋, 忍住刮骨疗伤的疼痛来唤起社会的警醒与行动”, 后有“见义勇为”大讨论的开展和有关“见死不救”是否立法的争议。应该说, 官方的声音不仅及时, 而且响亮。

还有来自网络、更多代表公民个人的声音。这些声音一方面直接展示在媒体微博的即时评论与转发中, 另一方面则渗透入媒体对于新闻故事的讲述过程中。

非常值得关注的是, 《南都》微博在“小悦悦事件”前半段报道中, 比较鲜明地强调“自省”和“公民责任”, 对“18路人”的关注度和报道频率也比较高, 与官方声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呼应。而10月24日在转发了“凯迪数据中心”关于“小悦悦事件”的网络自媒体舆情分析之后, 《南都》微博增加了“父母对幼儿应尽监护责任”等相关内容, 这恰恰是网络自媒体议程设置的一个热点和传统媒体报道中相对被忽视的内容。也就是说, 经由网络的牵引, 报纸微博的“声音”中更多且更及时地渗入了公民个体的“声音”, 从而不仅实现了叙事声音的多元化,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官方、公民、媒体三方声音的交融、叠加和共振。

(三) “媒体微博故事”的三个层面

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性媒体, 微博最大的特点是“赋予每个个体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 将人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实现从‘信息中介’到‘关系网络’的转变”。[7]当传统媒体开始运用社会性媒体时, 也意味着其自身角色发生了某种转变。

在围绕“小悦悦事件”所进行的微博文本分析中, 笔者发现《南都》微博所“书写”的“微博故事”显现了较丰富的层次:

第一个层面, 工作的故事。《南都》微博以“小悦悦事件”为核心, 展示和记录下了一系列相关调查、报道、评论的内容和过程。

第二个层面, 社会活动的故事。《南都》微博作为活动的发起者和推广者, 发起了关于“小悦悦事件”的网络调查和民间智库成员的大讨论, 推广了《南都》记者有关“彭宇案”的高校讲座, 也推出了“南粤扬善”系列报道。

第三个层面, 生活的故事。在以上两个微博故事交替出现的间隙, 常常还可见到《南都》微博的“生活文本”。如:

“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整。” (10月26日)

“各位, 早上好。昨晚卡扎菲被打死了。” (10月21日)

“午饭时间到了, 休息一下吧。” (10月19日)

类似的文本, 展开了作为“人”的日常生活的叙事, 为报纸微博增添了一些人情味, 也成为了增加报纸微博社交性、实现人性化的重要一环。

三个层面的微博故事, 共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加个性化的媒体品牌。

二、“辫式”叙事及其对同题传播的意义

研究微博新媒体的美国学者曾预言, 一种由新老媒体融合而形成的“辫子新闻” (braided journalism) 将会出现并“带来更大的可能性。”所谓“辫子新闻”, 即是由传统媒体、公民新闻和社会性媒体三条“绳”所组成的融合新闻, 这三条各自又包含着大量的纤维的“绳”汇聚、交织在一起, 正在改变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8]

笔者以为, 在《南都》微博中, 由于有相当数量的来自传统媒体和公民个人的信息存在, 某种程度上已呈现出了“辫子新闻”的一些特征。同时, 通过对典型个案的考察和分析, 笔者认为在叙事策略层面上, 《南都》微博也正在形成其独特的“辫式”叙事:新闻故事的深度与广度得以通过三类事件的“绞缠”而凝聚起来, 报纸的声音试图迅速连接和呼应来自政府与民间的声音并且产生叠加效应, 而报纸自身形象也得以在工作、生活与社会活动三个“故事”的交织中逐渐丰满和鲜明。这其中, “绞缠”、“连接”与“交织”是共同的叙事特征, 而这种特征的形成, 既得益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中的多种信息提供者, 又来自于报纸自身对“新闻故事”与“媒体故事”的主动架构与讲述。

虽然仍有一些不到位或值得商榷的地方, 比如, 对于其他消息源尤其是个人微博上相关信息的开发和利用明显不足, 但报纸微博正在形成中的独特的叙事策略, 为“融媒”环境下的同题新闻传播与报纸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首先, 打破“同题竞争”思维定式, 在“竞合”中凸显优势。

在同题新闻的制作与传播过程中, 报纸微博进行“辫式”叙事, 不仅能够获得足够的新闻源和更广阔的报道视野、更迅捷地对于社会各方面的回应, 更能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在可信度、专业化、思想深度与信息整合等方面的优势。

“辫式”叙事是开放的, 它可以吸纳无穷多的消息来源、内容、声音。这其中, 事实可以被反复核实, 叙事可以被共同完成, 声音可以相互碰撞或交融、叠加、共振。报纸媒体采用“辫式”叙事进行同题新闻传播, 有助于与其他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草根记者”彼此借力、整合资源、获得创新与发展的契机。

尽管“同题新闻竞争”长期以来都是报业竞争的着力点之一, 也是报业树立品牌的重要一环。但在技术发展较快、融合趋势日益显著的大变动的媒介环境中, “竞合”的思路更符合网络新媒体的文化特性及有利于报纸等传统媒体的长远发展, 因而亦有其价值。

其次, 走出“差异化”迷思, 在“关系”中获得不可替代性。

在引起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媒介事件与新媒体事件层出不穷的当下, 大多数媒体在面对同题新闻“一哄而上”的同时, 也往往强调“差异化”。此次“小悦悦事件”, 除广东媒体作为报道的主力之外, 全国各地媒体也积极参与。有的着力于在本地新闻中发掘独家报道, 如安徽媒体的“合肥好人”系列报道;有的着力于发出独特的声音, 如《新京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等知名报纸与网站的相关评论。从这些媒体表现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传统媒体在一般意义上对于“差异化”的理解和运用。

然而, “辫式”叙事向我们提示了另一种“差异”的可能性:即在“关系建设”中吸纳各种独家新闻和关联性信息, 传递和促成不同声音的碰撞与交融, 用综合化、网络式、流动性的“差异”代替内容、形式或经营等某一方面的相对静态的差异。所谓“关系建设”, 主要指微博传播以关系网络为主, [9]因而以微博为平台的报纸媒体如果希望扩大影响力, 首先就需要经营和维护好与各方面的关系。

互动性是衡量“关系建设”的主要指标。互动性并不仅仅表现在粉丝数、评论数与转发数等可量化的内容上, 也表现在叙事的策略选择上。从本文对典型个案的解析来看, 笔者认为“辫式”叙事能够较灵活地在各个叙事主体之间实现切换和制造交流机会, 更能够在各方声音中寻找可贵的衔接点、从而在声音的汇聚与交融中促进传统媒体微博成为不可替代的“意见领袖”, 因而极大增强了报纸本身与读者、网民、社会各方面的互动和交往。

再次, 尝试“人性化”转型, 在“融合”中实现共赢。

现今, 相当一部分报纸媒体对于微博的利用往往停留在较肤浅的层面上, 比如, 仅将其作为版面的免费“广告”或“预告”。这显然并不符合微博的传播特点, 因而也很难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作为一种新兴的“融媒体”, 微博不仅是个人或组织的传播媒介平台, 还是用户与用户之间构成的一个全局的社会网络。[10]新浪微博中“名人微博”强大的粉丝团与辐射效应, 向我们证实了兼具社会知名度与个人魅力的“人”在微博社交网络中是多么游刃有余。

发展较快的报纸微博如《南都》微博, 通过“辫式”叙事, 能够做到把“媒体的故事”交织于“新闻的故事”, 从而增加了更多丰富透明的内容和显现出人性化的一面。而对于报纸微博来说, 形象塑造本身也是纸媒体上的“新闻故事”得以实现较好传播效果的前提之一。微博不仅作为纸媒体的公告版、宣传单、压缩版而存在, 也可以作为纸媒体的“名片”或“形象代言人”而存在。在报网融合进程中, 报纸微博的多重角色会更有利于促进新旧媒体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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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经文摘.140字的中国:2011微博十大事件[EB/OL]. (2011-12-07) .http://finance.sina.com.cn/g/20111207/181610952482.shtml.

[3]新浪微博风云榜[EB/OL].http://data.weibo.com/top/in-fluence/media.

[4]《南方都市报》新浪微博.陈贤妹领公益大奖响起7次掌声[EB/OL]. (2011-12-12) .http://weibo.com/nd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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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沃尔特.福克斯.新闻写作——报刊记者指南[M].李彬,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9:40.

[7]童希.社会性媒体的传播机制及社会影响——“微博元年:传播与社会”圆桌论坛综述[J].新闻记者, 2011 (3) :61-63.

[8]谢尔.以色列.微博力[M].任文科,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109.

[9]彭兰.媒体微博传播的策略选择[J].中国记者, 2011 (2) :82-84.

新浪微博热门事件 篇3

1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尤尔根·哈贝马斯, 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其思想庞杂深刻, 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曾经这样阐释公共领域:“所谓的‘公共领域’, 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 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 公民们作为一个集体来行动:因此, 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 即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

深入探讨公共领域的内在特征, 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对公共领域讨论加以界定:第一, 公共性。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定义为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的公共空间。第二, 理性交往。参与主体间的理性交往是公共领域形成的基本前提, 参与者应抱持平等、尊重、包容的态度与异己者对话。第三, 批判性。人们以普遍适用的理性尺度讨论公共事务, 对其做出独立于公共权力领域之外的理性评价。

分析当下中国网络舆论环境, 不妨从公共性、理性交往、理性批判这三个界定出发, 通过研究新浪微博加V名人对“方韩之争”这一公共事件的讨论情况, 衡量微博环境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构建。

2 新浪微博与“方韩之争”

2.1 新浪微博概况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报告显示, 截至2011年12月底, 我国微博用户数达到2.5亿, 网民使用率为48.7%。而“新浪微博”, 拥有最高的人气。新浪2011年全年财报显示, 目前新浪拥有国内最大的微博服务平台。

(注:粉丝数量的确定截止日期为5月1日)

同时, 新浪微博具有“名人认证”、“发布”、“转发”、“关注”、“评论”等功能。门槛低, 但每条微博不能超过140个字符。用户可借助微博发感慨、亮评论、晒心情, 还可对自己喜欢的其他用户添加“关注”, 成为其“粉丝”, 关注其动态。

2.2“方韩之争”事件

2012年1月15日, 网络人麦田发表博文, 质疑韩寒是由其父韩仁均、合作人路金波包装而成, 引起关注。次日, 韩寒发表博文, 否认麦田质疑, 并悬赏2千万奖励找到韩寒背后有团队操作证据的人, 自证清白。1月18日, 麦田向韩寒致歉, 称对韩寒的质疑证据不足。但方舟子拿过接力棒, 与韩寒在网上展开对决, 明确指出韩寒作品“代笔”, 其人“被包装”。1月29日, 韩寒委托律师起诉方舟子造谣。对此, 方舟子明确应战。2月3日, 韩寒在博客上发表文章, 就“方韩之争”正式收笔, 之后也撤销了诉讼。但就韩寒代笔问题, 方舟子发言至今, 坚持“一战到底”。

3 研究样本的选取

3.1 对新浪加V名人的选择考量

哈贝马斯曾说:“公众舆论使得具有批判意识的私人公众承担起批判和立法的社会条件。它所期待的是, 具有一定知识和判断能力的选民能够在公共讨论中承担一种积极的角色, 从而有助于发现具有合理形式并引起普遍关注的正当而公正的政治行为的约束标准。”而加V认证的学者、媒体人往往满足“一定知识和判断能力”这一要求, 理应更可能摆脱古斯塔夫·勒庞所谓的“乌合之众”的身份符号。

也就是说, 考察中国网络环境下公共领域的构建, 微博加V名人的表达现状是极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

3.2 加V名人对“方韩之争”表达状况的样本选择

由观察分析, 笔者发现对这一公共事件密切关注的人群主要集中为知名学者作家和媒体人。因此, 笔者将加V名人的身份类别分为三种——知名学者、媒体人及其他。并分别从每一种身份类别中, 选取三位名人从2012年1月15日到3月15日期间所发相关微博作为样本。

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 笔者随机选取了以下九位名人作为样本。

3.3 对相关微博言论样本的选择和编码分类。

考察加V名人对“方韩之争”这一事件的表达状况, 笔者选取了所选名人所有与探讨这一事件相关 (包括发布及转发) 的共456条微博。基于对这些微博的内容分析, 根据相关微博的主要内容和表达方式, 做出如下编码分类。

3.3.1 信息类, 包括事实信息和传言信息。

事实信息来源于媒体报道的新闻, 具有确凿证据的信息或事件关键人物的言论。

传言信息来源于针对相关事实所流传的小道消息, 或是人们的主观猜测。

3.3.2 评论类, 包括浅层评论和深层评论。

浅层评论是指, 就事论事, 单就“方韩之争”的具体论点、争议进行分析和评价。

深层评论是指, 对“方韩之争”引发的法律、道德、行业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3.3.3 情绪类, 包括适当表达和过当表达。

适当情绪表达, 是指较为合理地表达个人情感, 明确自己对相关问题的态度;或是通过自嘲、幽默的方式影射自己的观点, 表明态度。

过当情绪表达, 是指在表达态度和情感的过程中出现不恰当、过激言论, 甚至对异己者进行讽刺、辱骂、人身攻击。

(注:对于只转发微博、而无评论或者用表情符号代替评论的样本, 归为情绪类。因为此类微博往往只是单纯地表达了博主的态度和个人情感)

3.3.4 其他。不能为上述类别所包含, 归入此类。

此外, 笔者还按微博的“发布”、“转发”功能简略分类, “发布”指博主完全独立发言, 并无引用。“转发”, 则指转发他人微博, 在此基础上表达自己观点, 包括转发和自己立场一致 (包含博主个人微博) 或相反的微博, 以及态度“中立”的微博。

经过对所有微博样本的内容分析, 笔者按以上具体类别对所有微博进行分类统计, 结果如下:

4“方韩之争”探讨状况分析

4.1 公共讨论理性不足, 感性有余

4.1.1 统计结果

从微博的内容类型角度来看:信息类微博仅占微博总数的9.87%, 不足十分之一;而评论类、情绪类成为主流, 分别占到39.91%、49.34%, 但情绪类高出评论类近一成。即理性类 (事实与评论类) 与非理性类 (传言与情绪类) 所占比例分别为46.71%与52.41%。

从理性的角度出发, 信息—事实类微博往往是基于对媒体的客观报道、核心当事人言论的关注, 本身是较为客观和中立的。而评论类微博, 往往就事论事, 对该事件的认识立足于论事说理, 甚至能够延伸到法律、道德、行业等高度, 思辨性突出。以上三类相较于小道消息、主观臆测, 相较于个人情感的简单表达、抑或更为过激的态度表现, 无疑具有更强的理性基础, 更符合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特征界定。但出乎意料的是, 针对“方韩之争”的微博样本, 非但不具有理性优势, 还显现出了非理性的绝对特征。

4.1.2 原因分析

从统计结果看来, 针对“方韩之争”的微博讨论跳脱了理性的框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 微博140字符的限制, 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理性讨论的空间。实际经验表明, 对于一个观点的阐释和评论不是三言两语能道尽的。我们需要运用大量的语言传达我们的论理思辨。尽管评论类微博也占到总数的近四成, 但事实上, 评论的质量并不理想。值得说明的是, 评论类中的“深层评论”只有2.19%, 这基本全部借助长微博或者链接。尽管长微博、链接能克服字数的限制, 但使用率并不高。

第二, 微博相对于论坛, 个性化更强。网络论坛为公众提供了更为开放和宽敞的讨论空间, 进入论坛的人们是在同一主题下自由活动。而微博则更像是在这一公共领域中划分出来的私人空间。微博用户拥有独立的微博主页, 它更像是QQ空间, 个性化更加突出, 进而削弱了公共性。人们对于公共事件的看法, 更倾向于个人情绪化的表达, 而忽视了微博公共领域的特征。

4.1.3 效果评价

笔者看来, 公共领域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于理性。基于理性的批判与讨论, 才是有效的交往, 才会得出富有意义的结论。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曾在伊里调查中, 意外发现了传播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两级传播。这一假说最初被表述为:思想经常从广播和印刷媒体流向意见领袖, 然后再从他们流向人群中不太活跃的那一部分人。眼观当下, 拥有众多粉丝的加V名人, 恰处于传播的第一梯级、毫无疑问地担当着“意见领袖”的角色。但颇为遗憾的是, 不少意见领袖“在其位不谋其政”, 忽视了公共领域中的理性框架, 也忽略了公共领域中理应承担的角色责任。

4.2 公共讨论过于局限、不够多元

4.2.1 统计结果

单就转发微博的立场来说, 转发己方观点的微博数量占转发总数的71.71%, 远超过中立、异方微博比例13.55%、14.74%。

这不禁令人想到, 人们在探讨公共事件时, 是否存在“党同伐异”的问题。2011年, “梨花教母”、知名女诗人赵丽华, 曾在微博上陷入舆论漩涡。腾讯网接连两次挂出“为什么应当质疑赵丽华”的专题 (第1838期) , 却都在短时间内被撤除;与早先微博名人对郭美美的穷追猛打相比, 仿佛一致失明失声, 的确显得过于沉默。由此看来, 这种状况已不是偶然。

4.2.2 原因分析

对于微博空间里, 舆论“党同伐异”现象, 笔者总结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新浪微博的关注机制, 尽管在“关注谁”的问题上基本没有限制, 但实际上用户关注的微博对象往往都是自己的朋友、家人, 以及自己喜欢、认可的名人。他们对于同一件事的立场往往一致, 或是受到所关注微博的影响, 而趋于一致。这就造成了, 当某一公共事件进入公共的视线、引起讨论, 微博用户接触到的言论、参与的讨论, 都局限在一个相对单一的空间, 而无法接触到公共领域大讨论背景下更为多元的声音。即便自己提出不同的观点, 也难免因为“沉默的螺旋”, 最终服从了群体的意志。

第二, 由于微博的名人实名制, 网络的匿名保护消失殆尽。人们在发表言论的时候瞻前顾后, 亦是在所难免。但如果每个人都忌惮理性批判之后的诟病, 每个人都盲目站队画圈、对人不对事, 而选择趋利避害式的置身事外, 那网络环境下的公共领域将永远无法形成、舆论质量将永远无法得到保障。

4.2.3 效果评价

在笔者看来, 理想的公共领域包含着更为多元的声音和思考。基于广泛公共性与和谐交往的公共讨论才是有价值的。赫佐格曾在对听众收听日间广播连续剧获得满足的调查研究中, 确定了三种主要的“使用与满足”形式:感情释放、愿望的想象和有用建议。时至今时今日, 公众对于微博的运用也同样脱离不了以上三种“使用与满足”。相对于魔弹论, 它更加强调突出了受众的主动选择性。但如果人们使用微博探讨公共事件, 仅仅是满足情感的释放, 仅仅是从单一的舆论圈里获得“有用建议”, 那网络舆论极端化走向、进而引起的社会分裂或将成为可能。还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 我们就某一公共事件进行讨论的时候, 对于持对立观点的人, 我们应该予以尊重和包容。这不但是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内在特征规范, 还是源自于道德的基本要求。

5 结语

本文以新浪微博加V名人对“方韩之争”的探讨为例, 得出结论:由于微博的“微”特征以及“私人空间”的明显倾向, 人们对于公共事件的讨论越来越趋于情感的个性化表达;而微博的关注功能与加V名人的实名认证, 也使得公众讨论的层次和空间过于局限和狭隘。因此, 微博环境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所强调的理性交往与批判, 包括公共性等特征, 均面临严峻的挑战, 网络微博环境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构建并不成功。

笔者希望通过“方韩之争”这一当下公共讨论情况的缩影, 引发人们对网络环境下公共讨论现状的关注和反思, 从而做些改变, 有所改善。正如哈氏公共领域的乌托邦色彩, 我们的网络环境可能永远无法达到绝对的理性。但一个明确而远大的目标, 却总能为我们提供广阔的进步空间, 让我们一直向前。

摘要:本文通过对新浪微博加V名人探讨“方韩之争”的微博进行内容分析, 考察当今网络环境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构建状况。本文作者发现:微博环境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所强调的理性交往与批判, 包括公共性等特征, 均面临严峻挑战。网络微博环境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构建并不成功。

关键词:公共领域,微博名人,方韩之争

参考文献

[1]汪晖, 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三联书店, 1998.

[2]希伦·A·洛厄里, 梅尔文·L·德弗勒.刘海龙等译.《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3版.

[3]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

新浪微博热门事件 篇4

一、“构建认同”与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紧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1]由于突发事件与民众牵连广泛,大多具有突发性、不可预见性、重大危害性、紧迫性,发生伊始,在恐慌心理的主宰下,非理性情绪占据了主导地位,舆论往往呈“井喷”态势,群情滔滔,众声喧哗,各类小道消息包括谣言四处蔓延。

舆论乱象深层的现实根源是当下中国社会转型变革带来的思想震荡。正如《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中国社会存在普遍自认为弱势群体的底层认同;反映了“官民冲突”和“贫富冲突”的“群体性怨恨”以及安全焦虑、社会信任困境等一系列心态问题。[2]社会心态中弥漫的陌生感、疏离感、不信任感,实质是以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冲突,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孤立和断裂为表象的社会认同的缺失。突发事件中尖锐、复杂、噪杂的舆论态势只是一面放大镜,凸显和放大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重构并逐渐分化、归属感降低、社会认同缺乏的现状。

在社会学者看来,“社会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对于社会团体而言,是增强内聚力的必要条件。”[3]社会认同的“意义系统由象征符号构成,比如知识、道德、法律、归因机制和价值取向等,一般通过传媒、教育、人际互动等途径发挥作用”[4]在社会认同意义系统的建构中,大众媒介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独立性和意向性的话语生产系统,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到网络媒介,大众媒介均被视为粘合社会的混凝土,其通过构建认同,引导舆论,整合、协调社会的功能,早已得到普遍的承认。“媒介通过传播共同的价值规范与文化传统加强了社会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凝聚了离散的个体,整合了差异性的大众社会,强化了社会凝聚力的向心趋势。”[5]

尤其是发生突发事件的危机状况下,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复杂多样,碎片化、无序化的舆论呈现分崩离析,游移不定的漂浮状态,急需大众传媒更好地发挥社会动员和组织功能,进行整合。此时大众传媒的要务是通过有选择、有倾向性的宣传报道,以人道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精神内核,增强群体成员的向心力、凝聚力、归属感,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与一般新闻媒体相比,传统主流媒体,地位特殊,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宣传功能属性明显,在突发事件尖锐、复杂的舆论态势下,理应在传递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社会认同方面担当重责。但是,面对新媒体的严峻挑战,自身传播观念僵化的主流媒体在突发事件的舆论场中话语权缺失,引导乏力。影响力日渐衰退,与其身份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2012年始“微博媒体国家队”的崛起可视为在困境中,主流媒体放低身段,拉近受众距离,打造“自己人形象”的突围之举。@人民日报新浪微博(以下简称@人民日报)表现尤为抢眼,2012年7月21日,北京发生特大暴雨,@人民日报在当天凌晨四点发布了第一条微博,以与民众共进退的的姿态跃然上线,在7-9月间的“北京7·21暴雨”、“唐慧母亲被劳教”、“日本购岛闹剧引发风潮”三个突发事件中,@人民日报直面现实、敢于发声,其主帖纷纷为各大网站、传统媒体转载,在突发事件舆论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引发了大量粉丝的热烈追捧,获得了民众认同,起到了“舆论定海神针”的作用。本文将以这些备受追捧的热帖为样本,探讨其如何构建认同,发挥舆论引导的良好效果。

二、@人民日报如何构建认同

(一)研究样本的抽取

以《人民日报》在新浪开通的官方微博为研究对象,抽取上述三个突发事件中最受追捧的热帖为研究样本。所抽取的主帖以转发量和评论数为主要标准,因为这是衡量主帖是否有影响力、是否得到受众认同的最重要的指标,并把北京暴雨事件中影响力巨大、转发量超过10万的主帖原文摘录。[6]

北京7·21暴雨事件中@人民日报的相关微博共43条(7月22日4点58分第一条微博,至7月27日“你好,明天”帖告一段落)。根据转发量、粉丝数及其它媒体转载率,筛选出影响力排名前十一个的帖子作为分析样本,第一条帖子由于其为@人民日报发的第一条微博,有特殊性,也列入其中,按发帖时间顺序排列如下表。

表一:序号11主帖:

【你好,明天】过去7天,一场暴雨让我们感到生命的无常与重量,也看到周遭的种种不足与缺陷,同样铭记于心的,是灾难中爱的赠与和传递,是对责任的坚守和护卫。想起最近很流行的一段话: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转发数:74964,评论数:15724)

2012年8月5日-8月11日,@人民日报发布“唐慧劳教案”相关8条主帖,选择了转发量,评论靠前的4条主帖作为分析样本,按发帖时间顺序排列如下表。

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与钓鱼岛所谓的“岛主”签署“买卖合同”,对其实施“国有化”。此举引发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抗议。北京、湖南、陕西、山东等地民众走上街头,表达强烈抗议。同时网络上出现一轮“抵制日货”的热潮。日本进行购岛闹剧后在9月10日-9月20日@人民日报共发布22条相关微博,抽取转发量过万的10条微博作为分析样本,按发帖时间先后,排列如下表。

(二)如何构建认同

主题分析来看,这些主帖话语资源来自主流的核心价值观,又与风险社会下中国社会心态暗合,善于调动认同因素,巧妙制造共识。

上面研究样本,按主题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类:

1. 对公平、正义的渴求,获取底层、弱势群体的“自己人”认同效应

“唐慧劳教案”序号1的主帖,序号3的主帖,均强调“公正”。“唐慧劳教案”序号1的主帖,是一条充满感情和思辨的微博,转发量13万多条,评论数4万条。对专家、对政府表达了强烈的质疑的同时,大声疾呼的是“权利与尊严、公平与正义”。

2. 突破禁忌,对现行体制弊端进行尖锐批评,倡导以人为本,打造“社会进步意象”获得认同

在“北京暴雨”样本中,标号3的主帖“微评论:没有一流的下水道,就没有一流的城市”,序号5的主帖“微评论:别用‘抗灾的坚强’掩盖‘防灾的脆弱’”均严肃指出当代中国城市市政建设、市政管理的普遍弊端,可视之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直言不讳的、尖锐的批评;

序号10的主帖“微评论:公布遇难者名单应成制度”,附上了刊登名单的《人民日报》版面,倡导的是“以人为本的制度”的建设,呼唤对“生命尊严”的彰显。

3. 对光明、责任、温暖等正面事例的渲染,传递正能量

“北京7·21暴雨事件”中,序号11的主帖是一条影响力巨大的帖子,不仅转发量、评论数居前,而且频频被报纸、广播电视媒体,包括网络门户网站引用。这条微博配上了精心归集的“暴雨中那些温暖我们的身影”系列图片,强调“灾难中爱的赠与和传递,对责任的坚守和护卫。”“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4. 围绕爱国、正义、理性主题,打造民族国家意象,打造国家民族的集体意识

保钓事件主帖中,序号2、3、4、5宣扬的是“和平”和寸土不让的钢铁意志。序号6的主题词是“文明、理性、正义”。序号8主题词是“正义、爱国、文明、法治”,序号9主题词为“居安思危,革新图强”,序号10围绕“重塑族群信任和时代气质”展开。

社会认同内涵复杂,综观上面帖子主题,主要打造的是政治认同,其中包含了对国家认同、执政合法性的认同、族群认同的多重认同意蕴的构建。上文表中所列的微博,特别是影响力巨大的三条微博,转发数、评论数遥遥领先,获得了民众的认同,甚至是热烈追捧,不仅在微博舆论场上,在整个舆论领域,在促使大量对抗性、对峙性的争议出现向正面转化产生了巨大的“正能量”传播力。笔者查阅了因主帖引发评论的前50条帖子,跟帖大多都表达了感动和认同,进而接受,更有不少就此表示要“加关注”,成为@人民日报的粉丝。

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建设,并总结提炼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3个层面24个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点出了关键词。大部分民众在上述突发性事件的诸多评论帖中,表达意见时不仅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立场,并能引之为自己的观点做辩护。“这种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资源的利用,不但出现在体制内的大众媒介中,而且在新媒介互联网中,甚至在那些较为个人化的博客中也有明显表现。”[7]原因在于,以“娱乐化、悲情”为主要表征的底层认同的心态所渴求的公平、正义、爱与温情等,其实在主流价值观所倡导的价值体系中一样占据了核心的位置。

可以认为,@人民日报实现了草根精神与主流话语的奇妙结合和巧妙平衡,准确地找到了底层认同的心态和主流价值观之间的重叠地带,是其引发民众情感共鸣,获得民众的事实认同、观点认同、情感认同,最终达成对“家国想象共同体”政治认同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三、结语

从上文原文转载的最受热捧的主帖来看,@人民日报的表达方式和其内容十分挈合,多使用“我们、吾”第一人称和谈话语体,强调对话双方具有某一共同的特质,拥有共同的观点,从而拉近了与受话者的距离,在受话者无意识的情况下与之取得了同一,使得受话者更易于接受自己的观点,支持自己的决定。由此看来,认同既是舆论引导最终目的,也可以理解为实现目的的手段、策略和过程,受众的“同化”与“顺应”的认同心理是构建社会认同的关键性的基础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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