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

闽南文化（通用12篇）

闽南文化 篇1

摘要：文化是两岸情感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台湾文化与闽南文化一脉相承, 在对台广播中, 有效地运用闽南文化要素, 让节目接“地气”、展“魅力”, 唤醒台湾同胞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 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深入挖掘郑成功文化、闽商文化、海洋文化等重要闽南本土文化要素, 搭建闽台交流新平台,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闽南文化要素的分析, 来探讨对台广播的效果。

关键词：闽南文化,闽商精神,对台宣传,郑成功文化,闽台交流

2014年6月20日, 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澳门, 日本平户市以及国内外异地南安商会的代表和嘉宾共700多人聚集在一起, 共同拜谒民族英雄郑成功。在郑成功的故乡——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镇, 纪念郑成功诞辰390周年暨“第三届南安·国际郑成功文化节”拉开序幕。腰鼓震天响、龙狮共飞舞, “两岸阵头大踩街”活动正式登场。由龙狮队、腰鼓队、布袋木偶、 大开道、器乐队等组成的10多个民俗“阵头”各展风采, 吸引了八方来客驻足观看。

由南安市人民政府、郑成功文化研究会、南安市广播电台联合闽南话广播协作网两岸15家电台, 现场直播“纪念郑成功诞辰390周年暨第三届南安·国际郑成功文化节”。热闹的气氛、熟悉的乡音正跨越海峡, 在微风中温馨地传播着。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 与宝岛台湾隔海相望, 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居地, 海峡两岸地域相连、习俗相同、血缘相亲、语言相通, 自古以来两地交往就十分密切。台湾有80% 的居民祖籍福建, 目前台湾岛内使用闽南话的人口多达1200多万。闽南文化对台湾影响深远。

近年来, 南安市广播电台立足郑成功祖籍地的优势, 以郑成功文化为主题, 在“南安市海峡两岸交流协会”、“郑成功研究会”等团体的配合下, 突破原有的传播方式, 积极拓展微博、微信、网络等新媒体传播渠道, 以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闽南话文化栏目精品吸引台湾民众, 用南音、高甲戏、梨园戏等乡音乡情感染台湾民众;同时在栏目中植入“爱拼敢赢”的闽商精神, 并将其作为栏目的灵魂去触动台湾民众深藏内心的、 与生俱来的敢闯敢拼的情怀, 把同根同源、血溶于水的民族情感统一到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上, 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一、听“乡音”, 用相同的声音拉进两岸的亲情

“天黑黑, 欲落雨, 阿公仔揶锄头要掘芋……”一首首耳熟能详的闽南语歌谣, 结合《咱厝人》女主播阿莹那清脆的闽南乡音, 又准时回响在闽台两岸的上空。“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20世纪40年代, 是福建群众移居台湾的高峰期, 他们在故乡的亲属多达80多万。但由于两岸断绝交往, 这些来自福建的民众无法回到家乡, 开始了与亲人和故土长达几十年的分离, 对家乡的思念, 成为这些祖籍福建的民众心底最深沉的痛。几十年过去了, 两岸终于恢复了交流, 但当年的小伙子、小姑娘, 如今都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 即便有心回乡看看, 也没有了那份体力。所以, 他们大多会选择通过对台广播来了解家乡的变化, 甚至通过对台广播来寻找失联多年的亲人。通过对台广播的闽南语节目, 不仅让这些老年人精神上得到了慰藉, 也让他们在台湾的家中能够听到来自故土的乡音, 体会家乡的亲情。

对台广播将闽南文化植入闽南语广播中, 并通过广播、微信等多渠道媒体分享给台湾听众, 不仅能让他们感受到浓浓的乡音乡情, 还能唤起他们对故土的深情回忆。在闽南语美食节目《咱厝美食》中, 我们通过探求“洪濑鸡爪”、“酸菜面”、 “草屯割包”、蚵仔煎、闽南“四物汤”等南安特色小吃的做法与渊源, 让台湾的年轻受众了解到, 原来在台湾常见的小吃都是来源于福建, 来源于南安。浓浓的乡音, 更激起了血脉相连的情感共鸣, 那一种亲如一家的情分, 延续乡情, 根植民间, 渗透到了每一个同胞的心间。

闽南话广播是传播闽南文化的载体, 易引起彼此的共鸣。 通过闽南语广播消除隔阂, 传递温情, 分享最新文化的成果, 达到最终的情感回归。其次, 闽南文化广播节目推陈出新, 既回顾了祖上一辈的传统文化习俗, 又把握了互联网时代求新求变的心理, 及时报道和体现祖籍地的最新情况和发展变化, 符合台湾听众的所思所想, 提高了节目的收听率。

二、接“地气”, 用共同的语言讲述共同的文化

不管是台湾同胞来到南安, 还是我们走进台湾, 当大家坐在一起泡茶、聊天时, 你一定会发现, 尽管两地的政治、社会形态有所不同, 甚至曾经分割近六十年, 但彼此之间的精神沟通却没有多少障碍, 在对事物的看法上, 双方的思维方式非常接近。原因何在?血缘、文缘、地缘等即所谓的“五缘”文化, 其所代表的是闽台之间紧密的五种联系:地缘相近、血缘相亲、 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五缘”被认为是南安在发展闽台关系方面的优势所在。

如何在对台宣传中更接“地气”, 更容易形成“以内容吸引人”、“以容量留住人”的新广播模式呢?在节目中, 深耕本地文化资源, 利用亲缘、血缘关系, 讲述平实感人的故事, 同时结合闽南俗语、打油诗、童瑶、歌谣等, 进一步满足台湾百姓的需求, 拉近彼此的情感, 以共同的语言讲述共同的文化。

首先, 从“文缘相承”看传播效果。“文缘”, 在闽台文化、 教育、艺术、民俗、宗教诸多领域中一脉相承。“文缘”可细分为“语缘”、“诗缘”、“戏缘” (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提线木偶) 、“乐缘” (南音、铜乐小调等) 、“艺缘” (木偶头雕刻、 花灯、石雕、木艺等民间工艺) 、“俗缘” (节庆习俗、婚嫁习俗等) 、“信源” (妈祖、广泽尊王等) 。“文缘”林林总总, 丰富多彩, 几乎处处都能感受到闽台文化一脉相承的气息。

闽台的主要方言为“闽南方言”, 福建媒体最大的优势在于对“闽南方言”的熟悉、理解和应用, 这使得福建媒体特别是闽南的媒体能够更精准地进行“同源化文字”解读, 这样解读出来的讯息在对台广播中偏差也会较小。

其次, 从“血缘相亲”看“受众选择”。春秋战国时期, 闽越族部落选择舟楫, 成了首批登上台湾岛的原住民。据说, 现生活在台湾中部山区、平原、岛屿上的阿美人、泰雅人、排湾人的原住民, 至今还保留着造舟出航、额头刺青和文身等习俗, 这是古闽越遗风的延续。南宋时期, 泉州知州汪大猷就开始到澎湖屯垦。明代开始, 福建人大批移民台湾。清朝康熙年间, 台湾划归福建省, 出现了历史上长达200年的“闽台合治”。据1926年统计, 台湾民众祖籍为福建的占83.1%, 其中泉州府属各县占44.8%。

“血缘相亲”是现代社会人们“寻根”的原动力, “家人亲戚的话比外人的话可靠, 同乡人的话比外乡人的话可信”。 因此, 对台广播要从“同声同气”、从闽台两地文化相通之处入手, 增进台胞对闽南文化和内地发展的关注, 同时挖掘郑成功文化、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九日山祈风、凤山旅游文化等本土文化要素, 让对台广播更接“地气”。使两岸关系在认祖归宗的亲情的基础上, 唤醒两岸统一的愿景;在老乡同乡的情感中, 填平心理深深的鸿沟。

三、展“魅力”, 用相似的“魂”凝聚共同的“心”

20世纪80年代, 由台湾歌手叶启田演唱的一首脍炙人口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 红遍了海峡两岸, 并经久不衰。歌曲唱出了闽南人共同的“魂”——“爱闯敢赢”的闽商精神。

多年来, 对台广播一直在挖掘和创新闽南文化要素的精神之魂及其呈现形式, 只有在节目形态中植入两岸观众能产生共鸣的“魂”, 才能凝聚起两岸人民共同的“心”。

在对台广播中, FM881广播电台结合闽商精神、海洋文化, 把“善观时变、顺势有为、敢冒风险、爱拼会赢、合群团结、豪爽义气、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新时代闽商精神植入栏目中, 建立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 促使海外各国闽商、海外侨商、 港澳台新闽商, 向着更高、更远的方向航行和发展。

台湾文化尽管有其浓郁的本土特色, 但它是闽南文化的一种自然延伸和拓展, 与中华文化更是同属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链。特别是在“输人不输阵”、“爱拼敢赢”的闽商精神鼓舞下, 两岸文化商贸交流激发出了极高的热情与创造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巩固和深化, 需要透过两岸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来共同发展, 两岸共同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 应当携起手来, 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深耕本地文化资源, 搭建两岸交流平台。2008年以来, 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呈现出“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大融合”的发展态势, 合作交流深化, 与此同时, 随着两岸信息社会的发展, 网络等新媒体传播渠道越来越多、传播速度越来越快, 对台广播资源正由“独享”变成“共享”, 内容也由“异质”趋向“同质”。对台广播报道和栏目更应顺应形势发展和媒体自身的需要, 通过突破、创新, 有效地引导听众, 同时在栏目中合理应用本土资源, 用闽南文化要素更多地接“地气”, 力求使台湾受众“深有所感”, 互为交流沟通, 共同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杜苏闽.对台广播中闽南文化要素运用分析[J].中国广播, 2014 (10) :32-34.

[2]张桦.闽南文化的特质与价值[J].今日中国, 2013 (7) :25-27.

闽南文化 篇2

内容摘要：关于闽南语、南音、梨园戏、闽南语流行歌曲的简介、发展情况以及如何传承。

关键字：文化特色、流失、传承、发展。

学院：外国语学院 专业：英语教育 姓名：张婷婷 学号：100201115

闽南文化上承中原，吴越文化而由移居闽南的汉人和原住民共同创的先进的地域性文化，尔后又借鉴了南洋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使闽南文化更兴盛发达。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存有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以科学的分析态度对闽南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弘扬传统闽南文化的精华，摒弃闽南文化中的糟粕，在批判中加以继承，在继承中不断创新。

闽南文化具有传统性、连续性特征。这除了继承连绵不断的中华传统文化外，闽南文化自身的传统也是连绵不断，且不断发展。

闽南文化具有一体多元特征。即与中华传统文化为同一体又以闽南文化为主体，兼吸纳了南洋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的某些因素等。如建筑文化中除以“宫殿式”古大厝、临街骑楼为主流建筑外，也可见到中国传统建筑、中西合璧建筑、阿拉伯式建筑、侨乡特色建筑等。

闽南文化具有兼容性和开拓性特征。这在宗教信仰（多种宗教）、民间信仰（多神）、建筑、戏剧、方言等等都有所反映。如戏剧方面，多种剧种并存，歌仔戏、梨园戏、高甲戏交相辉映，即便同一剧种，也是各种流派，各种技艺争奇斗艳而竞相发展。

闽南文化具有开放性特征。这同闽南人中多为中原汉族移民及多侨民（闽南人移居国外，外国侨民留居闽南）息息相关，也与闽南海商文化发达有密切关系。此外，闽南文化具有上承下传的双重传播性特征。即主体文化由中原传播而来，融合土著文化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闽南文化，尔后又通过移民台湾传播到台湾及通过移居国外的华侨华人传播到国外。

闽南文化的精髓主要体现在闽南语之中。闽南语南语主要分布在中国福建的泉州、漳州、厦门和台湾省，同时分布在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和东南亚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文莱等国和地区。据统计全球讲闽南语的人多达8000万。属泉州和漳州口音的主要有福建1600万、台湾2000万、南洋约1200万。世界其他各地约200万。由此可见闽南语的使用之广、分布之广。

闽南语拥有古老的历史，是中国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法国语言大师马伯乐曾说过，闽南话是世界上特别古老的语言。它不仅形成历史悠久，而且还保存了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的许多特点，同时还保存了许多古汉语的词语。这些词语在普通话和汉语的其他方言中，有的没有，有的不用，有的少用，而在闽南话中则是基本词儿。故闽南方言被学术界称为“语言的活化石”。这在汉语诸方言中是非常突出的，也是区别汉语的重要标志之一。而闽南方言的独创性则主要表现在语言词汇、语法诸方面者有许多自己的特点。

而在如今的闽南地区，闽南语明显有了很大的流失，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某些年轻人似乎更乐衷于说普通话，尤其是一些学龄儿童，基本上不懂得说闽南语。闽南语的现状，引起了多数的人担忧，于是出现了幼儿园教闽南语，学唱闽南语儿歌等措施。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闽南人，我们有义务去保护和发展我们的闽南语，即使讲普通话在外来人眼中显得有素质，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两个闽南人用闽南语对话时那种亲切之感。

闽南文化中最有闽南特色的就是南音了了，南音又称“南乐”、“南管”、“弦管”，被世人誉为“东方古典艺术的珍品”、“中国古典音乐的明珠”、“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唐代琵琶普遍用拨子，而且是横抱姿势，泉州南音至今保持这一遗制。南音中所用的“拍板”，其演奏方式与敦煌壁画中的伎乐图一样。南音主要流行于泉州、厦门及漳州地区，在台湾及南洋华侨居住地也很盛行。泉州南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积淀丰厚。它是以中原音乐文化为主轴并与外来多种文化及古闽越文化，当地民歌兼容并蓄、交融发展的产物。它与西安城隍庙鼓乐、北京智化寺音乐、山西五台山青黄庙音乐并称为我国四大古乐体系。它又与江南丝竹，广东粤曲同属为我国最主要的民间音乐。

1984年在泉州举行的南音研讨会及1985年于泉州召开的中国南音学会首届年会，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纷纷撰写精彩文章，从史学、乐学、律学、音韵学、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多角度地对南音的历史价值、考古价值、艺术价值以及研究价值予以评价。原中国音协副主席、中国南音学会会长赵讽称它是：“一部活的音乐史。”原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长黄翔鹏赞它是：“华夏传统音乐的活化石。”泉籍著名作家白刃则介绍说，美国华盛顿大学民族音乐学院，搜集世界各洲的民族音乐，加以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中国的音乐是全世界最古老的音乐，而中国音乐之中，则以南音为最古。”

为什么南音古乐能世代相传，久唱不衰，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在历史进程中除了不断吸收兄弟乐种的声腔来丰富自己外，其决定因素是长期与梨园戏交融发展。

南宋时期，泉州成为南宋的陪都。这时泉州港处于兴盛时期，有“东方第一大港”之美誉。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文化的繁荣。以南音为基础，以带浓重的中州洛下正音的泉南腔为唱词吐音，并加以故事化了的梨园戏，此时应运而生。应该指出，它与宋室南迁而带来的宫廷文化如家庭班（又称家班戏）不能说没有关系。

梨园戏以南音为母体音乐，以南音“曲”为主要唱腔，在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部分民歌以及其他戏曲声腔，诸如弋阳腔、昆山腔、青阳腔、潮调来丰富自己，而形成“上路”、“下南”、“小梨园”流派。南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宫廷走向民间，又从民间搬上舞台而形成一种个性独特，雅俗共赏的传统音乐。南音古朴、典雅、舒缓、低回的音调却最适合配以哀怨、忧伤、抒情、思念，特别是以爱情为题材的民间故事，因而，极富感染力，与民众心灵相通，深受人们的青睐，有雄厚、坚实的群众基础。《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就有《陈三五娘》等梨园戏的痕迹。它不仅记有南音的滚门曲牌，同时还标有唱词及南音工×谱的撩拍记号，这说明南音与梨园戏的密切关系由来已久。梨园戏的产生不仅丰富了南音的“指”与“曲”内容，同时通过演出实践而对南音的撩拍、乐器、定音等方面作了发展。撩拍方面由原来二分音符为一撩而紧缩为四分音符为一撩；乐器方面则由品箫代替洞箫；定音方面也由“以工为商”为标准音的洞管定音法，一改为“以×代工”的品管定音法。由于南音与梨园戏在历史长河中互为渗透吸收，互为交融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从某方面而言，梨园戏对南音所作的改革更贴近现实生活，群众也更乐意接受，这无疑起到完善南音和充实南音的作用，让南音艺术更具生命力。

泉州经济发达，文化底蕴也足。但再仔细看，还是会发现，市民对文化消费的一种忽视。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是互为依存的，创意作为文化的一种新概念，在很多城市证实是可行的，它不仅可以丰富当地的生活，也可以服务于经济需求的，文化创意也是一种经济。弘扬闽南文化，发展闽南语流行音乐，我们急需培育、包装、推广泉州本土的闽南语新秀，为外界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表演、创作的本土人才。

闽南语歌曲是当代歌坛的一大主力，在近十几年来，很多流行的闽南语歌都原创于台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有着一批文化人，在那段时间里，集中地来做原创，来传承闽南文化。但是作为闽南文化核心区的泉州，在闽南语歌坛却少有领军人物，所以我们必须整合一大批新一代的文化人，来共同努力，传递文化的思想。现代闽南语歌曲因为加入了很多现代元素，譬如摇滚、爵士、蓝调这些，让这些方言歌曲带有很新潮的元素，自然会吸引人。

闽南床文化奇观 篇3

闽南人和台湾人习惯称床为“眠床”，为何要加个“眠”字呢？原来，台湾个别地区沿袭祖籍粤东一带的习惯，称饭桌为“床”，于是就在“床”前加一“眠”字，来区别饭桌和睡床，以免闹笑话。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闽南人和台湾人都很看重婚床，结婚的花费有相当部分就是用在床上的。传统婚礼很看重仿古婚床，做床的木料通常选用优质的杉木、樟木、楠木等，由能工巧匠精雕细镂而成，是古色古香的艺术品。闽南籍台湾著名学者林再复写的《闽南人》一书中，对古式眠床有这样一段描绘：“客厅两旁的房间为卧室，床前横一踏脚的长方凳，俗称脚椅，作为脱履登床之用。卧床和内地无异，但豪奢人家的床都很精致，三面围屏，雕刻人物、山水、花鸟。床的正面一如客厅，置长方形帖案。”由此看来，这婚床是洞房中的洞房。婚床之豪华舒适除了枕头、被毯等物之外，人们尤其注重帐钩与婚床的配搭。一对精美的镶银嵌玉的帐钩，其价格有多高可想而知。20世纪80年代，福建东山岛有位叫郑莲的民间老艺人曾用数百颗玛瑙、珍珠、钻石，根据不同的颜色、形状精心雕镂编缀成一对含有千姿百态的珍禽瑞兽、花鸟虫鱼金银帐钩。这件艺术品曾参加过“广交会”展销，令人叹为观止。姑娘出闺最讲究和最被看重的陪嫁品之一，也是一对镶金嵌玉的精美帐钩。新婚之日，人们入洞房看新娘的同时，其实也在欣赏婚床和帐钩的做工和质料。北京故宫里万岁爷的寝宫摆放的“龙床”，与闽南和台湾的古式婚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由此可见，闽南和台湾的古式婚床有多豪奢。

结婚是人生一大要事，而婚床则是要事中的重点家具，因而人们对婚床的安放不仅讲究而且慎重。首先要选择良辰吉日进行安床。安床的方位有严格规定，要按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窗向、神位来确定，忌与桌、柜、橱相对。屋顶有栋梁的，床的摆放要与栋梁平行，如果竖放谓之“挑梁”，被视为不吉利。床板必须成双数，一般为8块或10块，寓意好事成双。新婚眠床不能由新郎自己动手来铺，必须请来宗亲中的“福人”（幸福家庭的长辈）来操持。铺床时，席下4个角落或4个支床脚要垫放几枚古铜钱或硬币，寓意“财丁两旺”。操作过程中要说吉语，通用的安床吉语很有趣味，内容很中听：“洞房花烛通通红，才郎淑女配成双。祝贺明年得贵子，光宗耀祖把代传。”安床忌高低不平，忌床面太软。脊柱长期弯曲会影响血液循环，使人疲劳，容易生病，所以平稳的床和软硬适中的床才是理想之选。床的摆放不宜东西向，这是因为地球本身有磁场存在，磁场的方向是南北向（分南极和北极），磁场会吸引含铁物质，人体血液中含有较多的铁，因此睡东西向会改变血液在体内的分布，尤其是大脑的血液分布，从而影响睡眠质量。安床后，当晚要拜床公床母。早在明、清时，就有拜床母的习俗。据清代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载：“狄希陈与素姐拜了天地，牵了红，引进洞房。傧相赞教坐床合卺，又赞狄希陈拜床公床母。”崇拜床神，是希望新婚夫妻如胶似漆，交颈而眠，不同床异梦。

少男少女到了15岁，要在诞生的那张床前举行成年礼仪，答谢床公床婆的养育之恩，此俗谓之“牵出花园”，与我们现在的成年宣誓仪式有异曲同工之妙。父母病故，习惯将床移到厅堂的左侧，称作“搬铺”。

闽南文化与晋江伞业集群发展 篇4

一、闽南文化的内涵

福建社会科学院李鸿阶认为, 闽南文化的精髓在于“敢拼爱赢”的精神, 具有以下特色:首先, 闽南文化属于移民文化, 从汉晋时期开始, 由于战乱及其他原因, 出现了两晋永嘉年间的“中原板荡、士族入闽”格局;其次, 闽南文化有较强的兼容性和开放性, 闽南文化经过多种族文化的交融发展而成, 这种多元文化的组合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对外开放性。由此形成了闽南人敢于冒险犯禁、勇于进取和积极开拓的人文精神。

此外, 作为汉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闽南文化深受家族文化的影响。一是宗族性。宗族关系以血缘关系为标准, 宗族构成中国家族文化的中心内容。二是地缘性。地缘关系在当代社会关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三是礼俗性。家族共同体按照约定俗成和继承下来的风俗习惯来维持秩序, 而无正式的法规。此外, 家族文化强调家族本位主义及家长制权威主义思想, 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家族文化的这些特征在闽南文化中表现明显, 闽南人乡土情结浓厚, 宗族认同感强, 老乡观念强, 闽南商人在各地纷纷成立闽南商会从侧面上印证了这一点。

二、晋江市伞业集群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晋江市民营企业家敢拼善搏,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创建了民营经济发展典范之一的“晋江模式”, 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集群现象十分明显。目前, 晋江市已形成纺织服装、制鞋、陶瓷建材、食品、轻工玩具、制伞等产业集群, 在国内外市场上均有着不俗的表现。

晋江市的制伞产业, 几乎全都聚集在东石镇, 制伞产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2003年, 晋江东石镇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日用杂货工业协会授予“中国伞都”称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飞, 发展到2006年, 晋江共有伞业企业274家, 雨伞加工户5443户, 从业人员41655人, 伞业产值100多亿, 产值超亿元的企业10家左右, 产业规模名列全国前茅。相关资料表明, 晋江东石已成为中国制伞业的生产基地和主要出口集散地, 与广东、浙江的伞业集群并列为全国三甲。目前, 晋江伞业已形成“四三一”的生产格局, 即形成肖下、金瓯、凉下、刘厝4个制伞专业村;东石第一工业区、第二工业区及梅峰工业区等3个伞业工业区域, 占地2000多亩;并逐步建设一个全新的占地1500多亩的东石雨伞城工业区。晋江伞业集群经济的腾飞, 培育了“梅花”、“东纶”、“富兴”、“恒顺”、“福联”等知名品牌, 整个集群已具备相当的影响力。作为伞业集群龙头的梅花伞业, 于2007年9月份在深交所上市, 标志着晋江的伞业集群开始进入资本运营时代。

三、闽南文化对晋江市伞业集群发展的推动作用

美国著名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今天, 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 既不是资本, 也不是土地和劳动, 而是文化”。文化既是一种影响力, 也是一种生产力, 文化已成为经济发展中所隐含的深层次的动力。晋江伞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 深受闽南文化的影响, 很多方面都可以找到闽南文化的影子, 闽南文化是晋江市伞业集群发展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

闽南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其“敢拼爱赢”的精神, 受此影响, 晋江人多有一种强烈的“敢拼爱赢”精神, 又因地处古丝绸之路上, 晋江经商氛围浓厚。但在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商业的发展一直处于受阻碍的状态, 商业精神长期被压抑。改革开放后, 制约商业发展的一些因素被逐渐地移除, 晋江人抓住这个机会, 在20世纪80年代初, 借“来料加工”的名义办起了来料加工伞厂, 制伞产业开始起步。闽南文化中的拼搏精神, 与商业文化的冒险精神非常契合, 点燃了晋江伞业发展的第一把火。

闽南文化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乡情文化, 本土情结深厚。因为相同的语言, 因为相同的文化, 晋江于1988年吸引了福建省首家台商独资伞业企业———富兴公司落户本地。富兴的落户为晋江伞业送来了急需的资金, 但更重要的是为晋江的伞业发展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富兴公司引领着晋江伞业整体向前进, 在其辐射带动下, 萧下、金瓯、凉下、刘厝等村的伞业企业迅猛发展, 在东石形成了制伞专业村。

晋江华侨遍布港澳台及东南亚国家, 闽南文化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家族文化中光宗耀祖观念在心里挥之不去, 这些人致富后很多都选择回家乡投资办厂或投身于公益事业, 以另外一种形式回报家乡, 晋江伞业发展受此惠泽不少。

晋江伞业集群中企业个体, 大多是中小型企业, 规模较小, 资金紧张, 很难从银行等金融中介贷到款, 其融资时一般倾向于走情感路线, 利用血缘、亲缘、地缘网络把分散于各个家庭和民间的资金调动起来, 满足临时资金需要。这样既可以减少筹资费用, 又可以减少融资的不确定性和财务风险, 帮助中小企业稳定发展。

在伞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 由于产业链条上的很多企业都是源自同一个地方, 有的甚至是邻里亲戚, 相互之间熟悉, 彼此信任度高, 能够迅速达成合作的协议, 减少了一些交易的环节, 降低了交易的成本, 从而降低产品的成本, 对外更具价格竞争力。同时, 由于大家从小生活在同一个圈子, 除了商业上的交易往来外, 平时之间的交流也比较频繁, 导致了有关的市场信息能迅速被传播出去, 无形中提高了企业对市场的反应能力。私下交流的活跃, 也使得知识、技术及管理方法等要素更容易在集群内部之间进行传播, 也节省了企业获得这些要素的成本, 从而使得创新行为更容易在集群内部发生。

四、闽南文化及晋江产业集群的消极影响

在促进伞业集群发展的同时, 闽南文化中的一些负面成分也制约了伞业集群的发展。

(一) “宁为鸡头, 不为凤尾”观念导致很多中小企业长不大

“敢拼爱搏”精神作为闽南文化的宝贵资产, 繁荣了晋江的产业集群, 但怀有这种精神的晋江人, 容易滋生出“宁为鸡头, 不为凤尾”的心态, 当个人积累了一定财富后, 往往选择离开企业自己创业。这些离开的人, 往往都是能够独挡一面的人才, 一般都是企业当中的管理或技术能手, 不仅使企业的管理和技术无法很好地得到传承, 而且离开时的动荡往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平息。晋江伞业集群经过多年发展, 产业规模已超过100多亿, 但大型企业数量并不多,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二) 家族文化的封闭性阻碍了伞业集群与外部的交流

产业集群要持续健康地发展, 必须保持一定的开放性, 与集群外部交流各种生产要素, 这已成为一种共识。闽南文化利于集群内的企业抱成团, 但本土情结的自我封闭的倾向不利于企业发展过程中吸收外地的资本, 这使得企业往往容易错过一些良好的发展机会。闽南人排外情绪较为严重, 不会讲闽南语的外来人员很容易受到排挤, 集群从外部吸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才的能力受限, 长此以往, 因为集群内的人员大都来自同一个地方, 讲同一种语言, 思维习惯、观念等趋同性强, 集群的创新能力容易不断被弱化。受到家族文化的影响, 集群内的企业对外部人缺乏信任, 很多企业家希望能够将企业传递给下一代, 提升自己以及家族的社会地位, 这种中国的文化传统阻碍了家族企业吸纳外部资源, 限制了企业的发展规模。

(三) 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管理的不利影响

不难想象, 闽南文化中的家族文化成分必然渗透到集群中企业日常管理的方方面面。首先, 家族本位主义容易滋生对外人的不信任的氛围, 延缓了公司的制度化、现代化管理进程。另外也导致家族企业的差序式领导的用人原则, 首先考虑的是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等。其次, 家长制权威主义思想不利于集群企业中民主化的发展, 企业主往往家业不分, 离现代企业家的标准相去甚远。在千变万化的现代市场环境中, 独裁式的领导风格, 更容易在一些重大的决策上犯错误, 使企业面临着更大的经营和管理风险。再次, 家族文化的礼俗性容易产生“人情至上”的集群企业文化, 企业管理中总是“情感”多于“法理”, 管理通常依赖于个人的喜乐, 管理的随意性行为很普遍, 很多企业往往花了很大的精力制订了一套精细的制度, 但却对其贯彻落实不够重视, 还是依靠经验和主观判断进行管理, 制度成了案头上的摆设。

五、伞业集群发展对闽南文化的扬弃

闽南文化作为晋江伞业集群发展的文化灵魂, 对其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可以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同时规避甚至消除不良影响, 促进晋江伞业集群更健康地发展。

(一) 通过博览会、展会等形式加强与外部交流

近年来, 晋江伞业积极筹建伞业博览会、展会等活动, 特别是东石的伞文化节, 在全国知名度及影响力不断扩大。这一类的活动文化性质很强, 应该继续坚持下去, 可以吸引更多的外来人才加入本地企业, 也有助于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企业主的经营管理观念, 进而改造当地伞业的集群文化。因为这类活动的经济外部性很明显, 盈利不应成为其考虑的首要目标, 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其的扶持力度。也可以通过伞业协会组织更多的本地伞业企业参加外地的相关展览展示活动, 或者是一些思想、管理及技术交流活动, 通过观念上的引导来促使行为的转变。

(二) 异地建立研发中心等机构

经过历史积淀的文化, 其各个组成要素之间交互缠绕在一起, 要对其进行局部的改变需要系统性的工作, 需要花费相当大的努力和相当长的时间。因此, 闽南文化的某些不良影响, 单个企业或产业的努力对其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这种情况下, 集群中的企业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正视问题继续采取努力进行缓慢地渗透, 一方面避开其影响所及的范围。对于后者, 企业可以采取到异地建立研发中心、销售机构等, 请进来的办法行不通, 就主动走出去, 切实解决闽南文化排外性所造成的人才无法留住的问题, 甚至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将整个总部外迁到人才扎堆的地方。晋江目前有部分企业已经在厦门或上海等地建立销售中心或总部, 部分原因在于避税需要, 部分原因是为了弱化闽南文化的消极影响营造一个更好的用人环境。但是伞业集群中这种动作还很缓慢, 为了集群更好地发展, 为了延伸集群的触角, 制伞企业应该尽快迈出这一步。

(三) 进行企业并购或资产重组

企业并购或资产重组是很多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现实需要, 是一项高收益、高风险的活动。经验表明, 并购或重组的最大风险在于不同企业之间文化的融合。这恰恰也是其吸引力所在, 企业顺利通过这一关后, 必定脱胎换骨, 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这种做法与部门或总部外迁一样, 是异地扩张的一种形式, 都可以作为重塑企业文化的一种途径。当然, 不能单纯就文化而论文化, 必须结合企业市场扩张的步伐, 与企业的其他战略一起进行通盘考虑。目前, 晋江伞业集群中一小部分企业已经具备向外扩张的条件, 可以考虑进行异地并购。

摘要：文章从文化这一维度对晋江市伞业集群发展进行分析, 主要探讨闽南文化对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并就伞业集群发展如何克服闽南文化的不利影响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闽南文化,晋江伞业,集群

参考文献

[1]、汪晓梦.传统家族文化与我国家族企业管理[J].乡镇经济, 2005 (1) .

[2]、李鸿阶.闽南文化与海外华商的新发展[J].福建论坛社会经济版, 2003 (1) .

[3]、陈剑锋.基于知识的产业集群能力研究[J].财经研究, 2003 (2) .

闽南文化的作文 篇5

上午，大家都会去割艾草。割来的艾草都被挂在门前屋后。整条街都是绿茫茫的一片，仿佛有千万条绿色的丝巾迎风飞舞。这艾草寓意驱蚊除虫，驱灾避邪。

艾草驱邪的民俗流传至今，而十二点的光阴更让人难以忘怀。

正午十二点。家家户户都端着盆子，到河边取水。用晶莹剔透的水来冲洗脚或脸，洗走自己身上的晦气。之后，人们还会聚集在河边跪拜祭祀。不仅是跪拜，在贡台上还供着不少供品，有鸡鸭鱼肉、美酒果蔬等。当然，更少不了最重要的棕子。最后，将其中6个棕子投下河去喂鱼虾。(好让屈原的遗体继续安息于海底)祭祀便完毕了。其余的贡品便可以自己带回家食用，以求沾一些福气，带来好运。

午后，端午的又一个高潮到了——采莲。由一个打扮不堪入眼的醉汉为导，抬一尊木雕龙头。龙头雕刻的栩栩如生，眼睛炯炯有神，有一股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威严。身后跟着锣鼓队、花童等。这个游行队伍要进入每家每户舞旗拂尘。主人则要行待客之礼，送一些糖果饼干给他们。队伍十几米长，上百人组成。鞭炮声持续不断，锣鼓声响彻云霄。气势真是不同凡响!

在端午，小孩子最高兴的莫过于得到一件礼物——香包。它的色彩多以红黄紫为主，表面细绣着一些美丽的图案。据大人们说，香包里还有许多好东西。喻吉祥如意，带有长辈们对孩子的美好祝愿。

闽南文化 篇6

关键词：东亚文化；幼儿教育；闽南童谣

“天乌乌，卜落雨。海龙王，卜娶某”“月光光，渡池塘。骑竹马，过洪塘”……当一首首脍炙人口的闽南童谣再次唱响时，有多少闽南人会激荡起他们内心深处的美好回忆？在东亚文化不断普及和推广，闽南童谣实现传承和复兴的今天，让独具闽南特色文化内涵的童谣在幼教阶段通过教学实现传播，可以有效实现闽南童谣的继承和发扬。

一、东亚文化下的闽南童谣特点

传统的闽南童谣是以闽南地区的方言创作和传唱的儿童歌谣，有着欢快活泼、内容丰富、幽默诙谐的特点，合辙押韵且平仄优美的闽南童谣不仅具有符合儿童理解水平与心理认知的特征，同时朗朗上口的歌词也有利于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

由于东亚文化的诞生地是有着浓厚闽南文化的泉州地区，所以闽南童谣在发展和传承上又会表现出文化融合与多元思想的特点。针对这一点，泉州地区的童谣在语言用字上就体现出很强的泉州方言特征，诸如“嘴”和“喙”字的使用。另外，作为拥有着悠久历史的侨乡，很多具有华人奋斗团结、开拓航海事业的百折不挠精神也在泉州地区的童谣中有所体现。这都造就了具有泉州气息的闽南童谣别具一格的特征。

二、实现闽南童谣传承的紧迫性

由于方言的流失危机和外来文化的侵袭，闽南童谣面临远离儿童的危险。据此，抢救和复兴闽南童谣显得尤其迫切。而作为依托泉州方言所存在的泉州闽南童谣，对于保护和传承泉州方言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广大的泉州教育工作者必须从幼儿园开始，为幼儿创造语言环境，通过教授童谣的方式使幼儿了解闽南童谣的概念，并让他们在相应的语言环境中熟悉、热爱并能够积极地传唱闽南童谣，让这个拥有浓厚泉州气息和语言特点的文化得到真正的继承和发扬。

三、推广中班闽南童谣的重要性

1.由于每个幼儿的成长环境和性格特点存在差异，因此在语言表达能力方面会呈现出不同。教师可以利用闽南童谣的特点为孩子营造一个轻松欢快的语言氛围，通过引导幼儿在唱跳中进行闽南童谣的学习，比如通过游戏的方式学唱《老鼠仔》，可以有效激发幼儿的语言兴趣，从而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发现闽南童谣的美感，热爱闽南童谣。

2.由于幼儿的想象力十分丰富，因此闽南童谣可以通过幼儿的演唱，想象和创造出更多的新鲜事物。如果能够在多媒体运用的基础上进行童谣的文字和视频说明，还有助于学生对闽南童谣的理解，提高他们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例如，通过多媒体播放白鹭的宣传片引导幼儿学唱《白头鸶》就是如此。

四、在中班进行闽南童谣教学的方法

除了演唱和舞蹈的方式进行闽南童谣的教学，笔者通过实践，认为还可以利用以下三种方式实现在中班进行闽南童谣的教学：

1.在活动中体验闽南童谣。教师可以对区域活动时间进行有效利用，安排一个专门的娱乐时间进行闽南童谣的播放，让幼儿在聆听和感受中体验闽南童谣的语言、意境和韵律之美。比如说《剪刀歌》的趣味、《燕子飞过墩》的通俗，都可以充分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从而提高他们对闽南童谣的喜爱和艺术素养。

2.在游戏中享受闽南童谣。在幼儿的学习和生活中，他们最喜欢做的活动莫过于游戏。通过闽南童谣和丰富有趣的游戏进行有机结合，不仅可以使幼儿的活动积极性得到提高，也可以充分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比如在《玩骰歌》中，幼儿就可以在“一放鸡，二放鸭；三拨开，四合拢”的念词中一边游戏一边歌唱，既能对自己的身体形成认识，也学习了数字的相关知识。

3.在绘画中描绘闽南童谣。绘画主要的意义在于激发幼儿对闽南童谣的文学联想。教师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童谣让幼儿进行练习，比如《飞飞飞》，孩子可以通过想象画出蜻蜓的飞舞、或壁虎的灵巧、或鸡翁的憨厚。在绘画时，孩子们天马行空，画出的东西也从单一的事物变成了热闹的场景，不仅能提升他们的绘画和联想能力，也有助于加强他们对闽南童谣的感情认同和热爱。

在东亚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闽南童谣需要通过教育工作者对中班学生的教学得到发扬光大。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东亚文化变得更加富有生机，使闽南童谣在历史的长河中绽放光芒。

参考文献：

[1]黄莉琛.闽南童谣在幼儿教学活动中的实践与探索[J].考试周刊，2013（Z3）.

[2]阮俊宇.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闽南童谣文化价值及传承[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7）.

[3]周建标.“东亚文化之都”泉州发展文化产业的路径探索[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5）.

漳州闽南文化档案的保护与开发 篇7

一、漳州闽南文化档案资源十分丰富

漳州是闽南文化 (核心圈) 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1986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有着十分丰富的闽南文化档案资源。据2008统计, 漳州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处23个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8处、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00多处, 馆藏文物2万多件。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 拥有木版年画、芗剧、布袋木偶、锦歌、东山歌册、木偶头雕刻等6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6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市有芗剧、潮剧、南音、绵歌、大鼓凉伞等各种民俗文化团队900多支, 民间工艺有雕、塑、刻、绣、画、编、织等10大类1000多种。此外, 漳州还拥有漳州市博物馆、芗剧 (歌仔戏) 艺术中心、徐竹初木偶头雕刻艺术馆、芗城区灯谜艺术中心、漳浦剪纸艺术中心、天福茶博物院等多处闽南特色文化艺术场馆。多数闽南文化档案资源可以以文字、图表、声像、电子数据等形式加以保存, 如地方方言、戏曲技艺、民谚传说、民风民俗等。但基于某些文化的特殊性, 有些只能以实物的形式保存, 如各类承载着民俗信仰的神灵庙宇、宗祠祖庙、名人故居等。这些如璀璨繁星般的文化档案资源, 构筑了漳州闽南文化的厚重底蕴, 彰显了漳州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二、保护和开发漳州闽南文化档案的意义

(一) 保护和开发漳州闽南文化档案是传承发扬优秀闽南文化的内在要求。

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 保护和弘扬闽南文化, 就是保护弘扬中华文化。同时, 闽南文化还是富有创造力的文化, 保护好闽南文化的档案资料, 就是为创新闽南文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如二百年前的高甲戏和一百年前的歌仔戏, 都是闽南人在原有的民间乐曲和习俗基础上创新创造出来的。

(二) 保护和开发漳州闽南文化档案还是提升漳州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闽南文化就是漳州的文化特色和文化精品, 我们不要守着特色找特色, 而是要不遗余力地对既有的精品和特色文化加以保护和开发。闽南文化档案作为承载有显著民族和区域特色的闽南文化载体, 是提升漳州等地文化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部分, 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切实进行保护和开发。

(三) 保护和开发漳州闽南文化档案是推动漳台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

漳台两地地缘相邻, 血缘相亲, 语言相通, 习俗相近, 漳州对台文化资源厚实而凝重。丰富的闽南文化档案资源是漳州的宝贵财富, 漳台两地相近甚至共同的文化渊源, 特别是方言文化、祖籍地文化、民间信仰和戏曲民俗等, 就如维系两地人民的精神纽带一样, 建立起漳台人民的浓厚感情, 大大拉近了漳台间的往来与交流, 为漳台两地的合作发展, 乃至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漳州闽南文化档案保护和开发的现状

漳州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和各界有识之士为保护和开发漳州闽南文化的档案资源作了大量工作, 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基于多元文化背景下传统地域文化的局限性和脆弱性, 目前保护工作还不够多, 开发力度还不够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保护和开发工作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

一是重宣传轻落实。文化工作不同于经济工作, 而是“难出成绩、慢出效益”,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难免存在宣传引导等面上的做得多, 而真正抓落实的较少;二是保护与开发工作缺乏“顶层设计”。这种“顶层设计”至少应该包括对档案保护与开发工作的对象和范围、主管和执行单位、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时限、所需经费和人才队伍, 以及评估和鉴定的原则等。三是漳州闽南文化档案建档不够规范化。主要是缺少一个权威的数据库来全面收录闽南文化的档案, 各级档案管理机构也大多各自为阵, 档案的标注和存放不规范不统一。尤其是一些传播不广, 散落民间的珍贵档案没能得到科学有效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二) 保护和开发工作经费不足, 人才欠缺。

闽南文化档案的保护与开发工作范围广, 内容多, 程序杂, 技术要求高, 时间跨度长, 在各个环节都需要经费的支持和专业的档案人才, 特别是对一些民间还未发掘和保护的档案资料的收集和保护, 更需要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目前的档案经费在各档案馆的日常动作上已经捉襟见肘, 更勿论进行系统、全面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各级各类档案馆里熟悉闽南文化, 同时又热爱这项工作的专业档案人才还较缺乏。

(三) 保护与开发的理论氛围不浓。

漳州闽南文化档案的研究氛围不浓, 除境内漳州师范学院设置了“闽台文化研究所”进行研究, 并在大学生中开设了闽南文化类的相关课程外, 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对于如何就闽南文化档案的收集、分类、发掘和保护等都鲜有研究。此外, 社会上也还没有形成闽南文化档案自发和自觉的保护意识, 社会团体和个人较少参与到档案这项工作中来。

四、漳州闽南文化档案保护与开发的途径

(一) 大力推进漳州闽南文化档案保护与开发的研究工作, 营造良好的学术和社会认同氛围。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 漳州闽南文化档案的保护与开发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要大力发动学术界对漳州闽南文化档案的发掘、收集、分类和建档等方面进行研究, 特别要注重对开漳文化、民间信仰、漳台交流历史、民间艺术和历史名人的档案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研究;要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保护与开发工作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 提出切实可行的规划;地方政府部门要把保护与开发工作列入文化发展的重要议程, 着力打造以闽南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发展战略;要宣传和提倡社会各界参与到保护与开发工作中, 共同珍惜和珍重我们宝贵的档案资源。

(二) 为保护与开发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保障。

要以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契机, 塑造闽南文化的地方名片, 提升文化软实力。一是要加大投入, 支持闽南文化档案的发掘、收集和保管等。二是建设一支热心而专业的闽南文化档案人才队伍。要打破人才选择的条件束缚, 选拔那些真正热爱闽南文化并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才, 包括学术专家、民间艺术家、档案专业人才和社会热心人士等。要加强人才的培训工作, 突出档案保护的实用性和技能性, 以及档案开发的创新性和时代性教育。

(三) 充分开发档案资源, 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档案资源只有被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 才能实现它的内在价值。一是立足对台交流平台进行开发利用。充分挖掘漳台间文化的共性, 特别是闽南方言、民间信仰和祖籍地文化等档案资源, 吸引台湾同胞前来旅游观光、寻根谒祖、朝圣进香等, 做大文化旅游产业, 并进一步吸引台商到漳投资兴业。二是推进文化档案资源市场化开发。扶持具有闽南文化特色的产业, 支持相关文化企业开发利用闽南文化档案, 大力倡导企业进行文化创新创造。要加强文化产业的科技研发力度, 大力开发声像、影视和动漫文化产业来扩大闽南文化影响力, 着力提高文化产品的科技附加值。三是研究建立漳州闽南文化产业基地, 将地方文化的特色和精品聚集起来, 以规模创效益。四是加强闽南文化圈之间的交流, 共同保护和开发闽南文化档案资源。主要是加强和泉州、厦门等地文化与档案部门联系, 互相学习借鉴, 如可借鉴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会的经验, 建设漳州闽南文化产业基地;借鉴泉州创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做法, 加强闽南文化档案的保护与开发等。

(四) 精心打造一批富有漳州特色的文化品牌。

在众多的闽南文化档案资源中, 选择一些漳州独有或具代表性的进行重点开发。一是展示漳台往来交流文化。以“唐山过台湾石雕园”和“东山陆桥”文化为主轴, 结合以郑成功收复台湾出兵遗址、施琅统一台湾出师地、东山寡妇村等, 全面展示漳台往来交流历史。二是不断发扬光大芗剧艺术。要大力培养芗剧人才, 创新芗剧曲目, 打造艺术精品, 推进两岸芗剧交流。三是扩大一批民间信仰文化的影响力。开漳圣王文化、关帝文化、保生大帝文化等闽南及台湾、东南亚一带流传甚广的民间信仰均来自于漳州本土。要保护好这些民间信仰的珍贵档案资源, 列为文化开发的“拳头品牌”, 以带动相关旅游、文化等行业发展。此外, 竹马戏、漳浦剪纸、木偶雕刻等漳州特色文化元素, 也是保护与开发的重点。

闽南文化瑰宝——泉州提线木偶 篇8

1月28日上午8点多, 老师们就带着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了虎邱茶业学校。涌动的人潮, 雷动的掌声告诉人们这里就是欢乐的海洋, 歌舞的世界。叔叔阿姨们的表演精彩纷呈,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提线木偶“花好月圆”。

随着一声悠扬的唱腔, 一位阿姨提着一个小木偶出场了。只见阿姨十指并用熟练地拨弄着手中的线板, 小木偶便能做出各种动作来, 仿佛真人那样自如流畅。流畅的木偶动作加上动听的歌声, 让人心旷神怡!最妙的是阿姨还操纵小木偶用毛笔写下了“花好月圆”四个大字。小木偶每写下一笔都引得同学们啧啧称奇。听老师说现在能操纵木偶写字的人没有几个了, 阿姨的表演真是了不起!

观看完文艺表演, 我的内心激动不已, 对于提线木偶更是好奇, 于是上网查看了有关提线木偶的资料。

闽南文化 篇9

对于当时在闽南与潮汕侨乡购地置业的众多华侨来说, 他们的选择过程整体宏观上就呈现为一种中西建筑文化的博弈过程, 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空间的形态演变。影响这一过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但总体来说可以归结为三点:首先是主体因素, 主要是华侨、工匠以及侨乡普通民众对西方建筑文化的认同、认知程度。第二是中西建筑文化对于不同社会空间的相容性, 属于客体因素;第三是中西建筑文化所形成的社会空间势力的强弱对比, 这一点可以归结为环境因素。

1 先有认同、后有认知的主体心理所导致的经验式的开放

先有认同, 后有认知, 这似乎与常规的认识过程相反, 略显夸张, 但却反映了近代侨乡的建筑风尚特点。西式建筑的流行并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 而是整个社会西化风尚的一部分。西式风尚达到一定程度, 不免出现“凡是西洋的东西就是好的、体面的”这一心理, 尤其在衣食住行四者中, 房屋的知识最难为普通人所把握, 即使是在传统房屋的建造中, 建造技术和风水之说也掌握在工匠和风水师手中, 讳莫若深。而有关西洋的建筑风格、历史渊源、技术内涵等专业知识, 更不是一般民众所能掌握, 因此华侨对西式建筑形式的选择, 往往是出于对一切西方事物的认同心理, 爱屋及乌, 却对其内涵缺乏认知。丰子恺曾记叙过这样一件轶事, 他在某城见到一间三层楼洋房的绸缎店, 门面造的着实讲究, “令人不禁想起路易时代华丽的宫廷建筑来”, 后来他登高望远, 却发现这洋楼最高层后面竟空空如也。朋友告知他说:“他们的门面是假的呀!这原来也是一所旧式房子。后来添造了一个洋式门面, 和一个‘假三层楼’。外面看看神气十足, 其实里面是破房子。而且这三层楼只有一堵壁, 壁的后面是天空, 那些窗都是装装样子的。”类似于这样的“面子”工程, 其实在当时的闽南与潮汕侨乡并不鲜见。笔者在潮汕调研时见到不少西式院门, 里面却是传统住宅的实例 (见图1) , 而在汕头的骑楼街区, 也有类似这种“假三层楼”的例子。可见建筑风尚与一切流行现象一样, 具有让人盲目认同的负面因素, 盲信盲从导致对西式建筑的模仿往往流于表面, 成为一种“表皮建筑”, 体现在主体心理的文化抉择中, 即使在那些认同并选择西式建筑风格来建造房屋的华侨中间, 西方建筑文化也只是取得了“表面的胜利”, 由于主体认知的局限性而无法取得更深入的发展, 这也是大部分的华侨建筑都停留在“中骨西皮”阶段的内在原因之一。因此尽管侨乡社会对西式建筑风格的认同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姿态, 但这种开放是一种感官经验式的开放, 而没有达到理论的高度, 在某些方面甚至妨碍了社会空间的进步。当然, 从建筑审美文化的角度来说, 主体经验直观式的借鉴吸收也使华侨建筑风格呈现出自然活泼, 不拘一格的情趣, 例如潮汕侨乡普遍出现的洋化门楼, 在传统凹门肚的基础上杂糅了南洋和欧式元素, 但却和谐自然, 没有矫揉造作之感 (见图2—4) 。再例如在有些华侨建筑的内部雕饰和彩绘中, 出现了轮船、飞机、洋楼等形象, 与传统装饰题材相映成趣 (见图5) 。由此不难发现在大量建筑实践中逐渐摸索出的具有充分社会适应性和体现出时代精神的建筑形态。

2 中西建筑文化对侨乡不同社会空间类型的相容性

社会空间是社会关系在空间中的分布, 并具体表现为城市与建筑空间环境, 不同类型的建筑空间往往适应于相应的社会空间。从大的分类来说, 例如商业建筑主要适应于经济空间, 宗教建筑主要适应于信仰空间等;而细分之下, 一座单体建筑也往往是多种社会空间共存的综合体, 如传统住宅就一般由信仰空间、伦理空间、生活空间组成。社会空间的形式有强有弱, 强形式的社会空间因其涉及较多的精神因素而较难发生改变, 如信仰空间;弱形式的社会空间则相反, 如经济空间, 随功能需要的不同而较易发生改变。在闽南与潮汕侨乡的中西建筑文化博弈过程中, 上述规律也得到了体现。西式风格最为广泛的存在于以骑楼为代表的商业建筑中, 其次存在于以洋楼为代表的居住建筑中, 而较少存在于传统祠堂和神庙建筑中。这是因为骑楼建筑以商用功能为主, 其建筑造型和装饰以招徕顾客为主要目的, 有必要突出其新奇性和热闹时尚的气氛 (见图6) , 因此经济空间虽然最受功能限制, 相应的建筑形式最为确定, 但一旦功能或社会潮流发生变化, 其可变性也是最强的。而在居住建筑中, 中西文化的博弈中呈现出最为微妙的结果。由于居住建筑具有较为复杂的社会空间组成, 其形式有强有弱。强形式的社会空间表现, 如居中的厅堂、祖堂等都是住宅中较难发生变化的部分。而位于两翼的护厝、后方的后包等区域往往有较多的西化成分。如闽南漳州角美镇东美村曾氏洋楼为例, 该建筑群从整体看是西化较为明显的外廊式风格, 但在中轴线上第一进的祠堂却是传统形制, 与两翼的西式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相似的例子还有泉州惠安东园埭庄庄红猴住宅、泉州北峰塔星巷陈碧峰故居, 洋楼形式布置在后包位置的例子如漳州角美镇流传村天一总局的南楼布局、泉州惠安东园埭庄庄添火住宅等 (见图7—11) , 洋楼靠后布置一方面符合传统习惯前低后高的原则, 另一方面也不需要承担居住空间的精神功能, 而仅仅是作为普通的生活空间而存在。至于在近代闽南与潮汕的祠堂和神庙建筑中, 西式成分是较为稀少的。这是由于祖先和神明崇拜都属于空间的文化强形式, 对异质文化有排斥作用。并且闽南和潮汕都是宗族较为发达, 地方神明信仰较为繁复的地区。一般来说, 单姓村落较为重视祖先崇拜, 祠堂建筑更为重要, 而多姓村落或者村落与村落之间往往通过地方神信仰联系起来, 具体就是通过遍布城乡的各种神庙建筑来实现的。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妈祖、关帝、三山国王等神明的庙宇以外, 还包括数量众多的土地庙, 它们大多规模较小, 但却香火鼎盛。有的甚至伴随华侨输出到东南亚地区, 成为华侨在异国他乡联系乡人的纽带, 泰国作家洪林写道:“由于神庙文化的形成才有了华侨社区的形成。在神庙文化逐日健全、催生之下, 华侨力量得到进一步凝聚而产生了兴学、雏形社团组织”。祠堂和庙宇在今天的闽南与潮汕地区仍然广泛存在, 它们仍按照传统的形式建造, 较少受近代的西式潮流或现当代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影响, 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3 一定时空范围内, 中西建筑文化势力的对比

在一定地域范围内, 中西建筑文化的博弈结果还取决于双方原有势力的对比。在西方建筑势力一定的情况下, 该地域原有的传统建筑势力愈强, 西方建筑势力的影响也就越弱, 反之则相反。虽然是一条简单的规律, 但对于我们把握闽南与潮汕地区侨乡建筑文化形态却颇有助益。首先来审视一下西方建筑势力的强度问题。与大多侨居北美的广东五邑华侨不同的是, 闽南和潮汕华侨侨居地大多为东南亚地区, 其所见闻多为以外廊式建筑为代表的殖民地建筑风格, 而非西方国家本土的建筑文化, 同时即使在东南亚国家, 殖民建筑风格也并不占统治地位, 因此华侨通过此种渠道所传入的西方建筑文化显然不如同时代广东五邑地区所传入的西方建筑文化强势。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 西方殖民者在各通商口岸城市租界区的建设活动也是文化侵入的一条重要渠道。此外, 近代西洋风格建筑的流行并不局限于侨乡地区, 在各接触外国势力较早的城市如上海、青岛、哈尔滨等, 西式风格都有广泛传播, 闽南与潮汕商人的活动范围也并不局限于海外, 而是遍布国内大江南北的, 所以闽南潮汕侨乡的西式建筑风尚也受到来自全国的推动力, 但总体来说, 在闽南与潮汕的多数地区, 西方建筑文化的固有势力并没有同时期的另外一个重要侨乡——广东五邑地区的强大。

其次来看本土传统建筑势力的强度, 这一点随着区域不同有很大差异, 在城市范围内, 泉州和潮州由于在历史上长期作为闽南和潮汕两地的政治经济中心, 传统建筑势力较为强大, 对外来建筑势力的排斥也较强, 这种排斥并不只是单纯抽象意义上的概念, 也以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阻力具体表现出来。以泉州中山路骑楼街的建设为例, 《泉州古城街坊摭谭》中记叙:“1921年泉州工务局成立, 完成旧城区测绘和交通设计, 局长为广东人周醒南。当时受到外界城市发展的影响, 开始从城南新桥头一带拆卸旧城, 辟为马路, 但因遭到商民反对, 只好悻悻中断。不久, 工务局易名市政局, 新任者霍沾在六个月中完成新桥头马路扫尾工程, 并埋设水泥排水管道。霍沾本意让新辟马路破城而入, 后碍于社会阻力, 只得循着城墙, 使马路从南门入城, 拆去天后宫西廊, 衔接旧街北上, 路面略作拓宽。那时因时局动荡, 计划又在孕育中宣告流产”。因为各种阻力, 长约2公里的中山路建设到1926年才完工, 中山路是泉州最主要的骑楼商业街, 和厦门、汕头这样新兴的开埠城市相比, 如此的效率可说是极为低下, 以汕头为例, 汕头“市区道路之拓宽铺筑, 自1921年兴筑海关街始进行, 至1928年铺筑干道15条, 总长度11.64公里, 总面积21.62万平方米, 至1934年, 铺建拓宽之干道已达34条, 总长度23.01公里, 面积39.57万平方米”, 可以看出建设量是泉州的数倍之多。居住建筑方面, 泉州和潮州的新建住宅仍以传统大厝为主, 洋楼零星分布于城市之中 (见图12) , 而在厦门和汕头, 则有成片的新式风格的住宅区。此外, 基于同样的原因。建筑的西式风格在闽南与潮汕广大乡村的传播也相当有限, 尽管有陈慈黉住宅那样的著名侨宅出现, 但并未形成普遍的风气, 与同时代广东五邑侨乡西洋风情泛滥的景象相去甚远。同样以五邑侨乡为例进行比较, 在中国的移民史上, 闽南、潮汕、五邑三地中, 五邑是移民最后进入的地区, 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土客大械斗正是这一移民过程的历史佐证。因此五邑受传统建筑文化影响的时间最短, 固有的传统建筑势力也弱于闽南和潮汕地区, 加之前面所分析的, 其传入的西方建筑文化势力也较强, 彼消此长之下, 遂成为三个侨乡中西风最盛的地区。

4 结语

闽南和潮汕地区作为我国东南沿海的两个重要侨乡, 其近代建筑的发展见证了中西建筑文化冲突和融汇的历史过程, 也是侨乡社会空间变迁的物质表现形式, 具有珍贵的建筑史学价值和文化学意义。除了对其形成的建筑文化现象进行描述和界定外, 明确其产生发展的内在机制也是研究的重要一环。总体来看, 在近代闽南与潮汕的城市和乡村, 传统建筑所建构的社会空间势力仍较为强大, 某些方面甚至到今天仍具有活力。新式建筑文化或活跃于传统势力较为薄弱的区域, 或与传统文化相结合, 或改变自身的形态以适应于特定的自然和社会历史环境, 这即是中西建筑文化的博弈结果, 具体则取决于各个层面上中西建筑文化势力的强弱对比, 这些层面包括主体和客体的, 也包括具体的历史情境。由于历史渊源的相似, 闽南和潮汕两地在这种文化博弈中体现出相当的共性, 这种共性研究也是进一步差异性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同时, 在全球化和文化大融合的当今社会, 深入把握侨乡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作用机制, 对于我们进行相似的建筑文化引导和操作, 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摘要：近代闽南与潮汕侨乡的建筑风尚是中西建筑文化博弈的结果。其产生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受主客体和环境三方面的影响。主体方面, 近代闽南与潮汕华侨及侨乡民众对西方建筑文化的认识具有认同先于认知的特点, 这也决定了主体对西洋建筑认识的感官性和经验性;在客体方面, 中西建筑文化针对各种社会空间表现出各自的适应性;在环境方面, 一定地区范围内原有中西建筑文化势力的对比影响着二者的博弈结果。

关键词：闽南,潮汕,近代侨乡建筑,社会空间,文化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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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 篇10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绘画作为人们反应现实、表达内心情感的方式也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如何从自然生活中捕捉形象、并通过适当的绘画方式表现出来, 就成了训练绘画技艺的重要方面。而速写作为训练造型能力的手段在绘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速写既是收集生活素材、积累形象的手段, 又是培养敏锐的观察力和艺术概括能力的重要训练方法之一。设计师们常常利用速写表现生动的风土人情、动人的景观设计, 收集优秀的造型以及运用速写的表现形式, 根据设计的意图构思, 画出各种不同类型方案的快速草图, 进行比较、推敲、使构思不断深化、提高、完善。速写既是造型艺术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功的训练, 又是设计过程中一种重要的表达手段。因此, 在职业中专学校的速写教学备受美术老师们的关注。走进生活、走进自然是速写教学重要模式之一。

闽南文化, 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又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极具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 是一枝别具韵味的艺术之花。泉州,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是一座具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名城, 国务院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 泉州排行“老九”, 专家组以“出类拔萃、当之无愧”全票通过。“地下看西安, 地上看泉州”,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千多个, 泉州就有十几处, 置于中国之最。我们将泉州乡土历史文化融于速写课堂教学中, 使学生亲近历史, 了解历史文化, 感受祖先的智慧, 用自己的方式让本土文化特色在专业设计上得到宣扬的同时, 形象造型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提高了艺术审美观, 开拓了个性化的创作思维。

二、

在教学过程中, 要求学生画速写时一定要有感而发, 要赋客观对象以生命力, 以形写神、不拘泥于形似。在泉州区域特色中, 庙宇多。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曾在泉州留下两句传世名言:“此地古称佛国, 满街皆是圣人。”学校周边的开元寺、崇福寺、中山公园、文庙、承天寺等成为我们现成的速写教学基地。结合名胜古迹的历史变迁曲折背景, 介绍建筑物的结构构架方式, 让学生对古代建筑物结构、艺术文化具有一定的了解。如到了开元寺, 最受瞩目的就是东西塔——镇国塔和仁寿塔, 了解国内最高最大的楼阁式石塔, 石塔上的雕像艺术;观察“栋隆旧绮”“八表四隅、柱盛镜础、楣承蟠螭、飞云翼拱、文榱刻桷”特色;感受大殿身室内的前瞻柱与内柱柱头上的华拱刻成飞天乐伎, 使殿内气氛异于一般佛殿的独特艺术。“手执乐器的飞天形象”是经过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传入泉州, 形成泉州寺庙祠堂古厝的一大特色, 在泉州的城雕再一次向世人展示泉州的历史文化。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将东方的“线”与西方的“面”融合在一起, 根据建筑物结构的变化, 利用线条的粗细、长短、直曲、畅滞、顿挫特点, 进行简化取舍表现, 讲究线的力度感和画面的疏密节奏感, 让线成为画的精神轨迹和生命经纬。结合“面”的重量和厚感的补充, 始终把握住建筑物整体感和整体气势, 依势结构, 造就建筑物大气逼人的态势。

在教学过程中, 速写要讲究立意, 意在笔先。要强调画面中的主观感情因素, 速写不是客观物象的纯自然再现, 而是画者对客观物象的传神写照。自然中的形态是千变万化的, 要热爱生活、熟悉生活, 用心灵去感受客观世界, 从广泛的客观世界中去发现美, 去发现新意和情趣。通过走街串巷, 由本校到西街、裴巷、华侨新村、文胜巷、县后街、状元街、南俊巷等, 从“红砖白石双坡曲, 出砖入石燕尾脊, 雕梁画栋皇宫式, 土楼木楼还有中西合璧”中感受泉州城古民居街道的丰功伟迹、历史风貌。在速写教学中, 引导学生观察把握历史遗迹:老墙陈街、电线杆、鸟窝、小姐楼、简瓦石墙、红砖窗花, 屋脊高低错落、此起彼伏, 进行场景联想, 如身临其境。利用线条的曲直、刚柔、浓淡、虚实表现泉州历史文化古迹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画面的情感、意境得到提升。从形体的内在结构去观察、抓住形体的本质特征, 用精炼的线条勾画出物体的主要结构和形体透视变化。利用线条的粗、实、重表现前面或主体部分, 利用线条的淡、虚、细表现远处或次要的景物, 达到景物空间层次变化。

速写要尽精微之广大, 要善于观察发现善于提炼。泉州的建筑物别具特色, 中主檐歇山式的泉山门, 屋顶悄悄地蹲着几只脊兽, 太阳西斜的时候, 长长的影子拉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在蟳埔等沿海一带, 海蛎壳成为各具特色的墙体。北门街的许多庙宇屋顶, 富丽堂皇, 极尽装饰之能耐。双翘脊, 屋顶的剪粘艺术, 优美圆润的卷草, 彩绘, 山花上的吉祥坠饰, 浮雕透雕彩色陶瓷片镶嵌的堆塑造型, 蓝天下, 一片金碧辉煌, 远远望去, 两两相望的龙以艳丽高翘的色彩渲染出一种宗教的氛围和人文张力。在教学过程中, 引导学生根据不同质感特征的物体, 采用不同的线条, 一般情况下, 质地硬的物体, 适用于比较刚健的线条来表现, 质地柔软细腻的物体适用于柔细的线条来表现, 外形明确、光滑的物体适用于实线条来表现, 外形松散、粗糙的物体适合于用虚线表现。

三、结语

泉州的魅力在于历史, 也在于现在, 更在于未来。在速写教学课堂中, 我巧妙利用本土文化, 引导学生探索生活, 了解历史文化, 了解本土艺术精髓, 掌握速写的造型技巧, 训练学生形象快速地表达对象的能力, 积累丰富的泉州元素, 在设计领域中体现泉州艺术文化内涵。使学生在形象造型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既提高了艺术审美观, 开拓了个性化的创作思维, 又加深了学生对本土闽南文化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的认同感。以上说法是否妥当, 还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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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桦, 周家柱.《速写》.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2.7

[3].陈支平, 徐泓.《闽南建筑》.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

在京工作的闽南人的文化变迁研究 篇11

关键词：文化变迁；文化保存；文化融合；闽南；北京；移民

1.关于文化变迁和移民的研究

1.1文化变迁。文化保存、融合和创新可以归纳成文化变迁。文化变迁有两种方式：一是由于群体社会内部的发展、变迁使其文化发生着变化；二是由于不同文化的群体之间相互接触，因适应环境的改变而发生文化的变化。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在研究角度上分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民族文化变迁研究、移民文化变迁研究。在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方面，学者们通过社会的各个方面，如经济、政治、生活生产方式等探讨社会文化变迁，分析此文化变迁过程的成因和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在民族文化变迁研究方面，学者们以各民族的文化创新为研究对象，探讨少数民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变迁。在移民文化变迁研究方面，很多学者研究移民及其文化在渗入新环境时的反应，分析当两种文化相互接触所表现出来的各方面的文化适应①。

1.2 关于移民的研究。城镇化背景下，很多人去大城市工作多年并最终定居在异地，他们可以称之为移民。关于移民的研究很早就有。在学术界，已经成为众多学科的研究对象。有从史学上研究移民的迁徙史；有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移民的文化适应、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入等；从人类学民族学角度研究移民，大多数的学者是从生态移民的角度进行研究，有些从其他方面研究，比如政策性移民等；对于自发性移民的研究多关注于社会融入和规模调控，对其文化方面的变化研究涉及较少。

目前关于为何移民、影响移民的因素和移民为何持续的研究较多，关于移民的后果以及移民融合与转型的研究相对较少②。本研究试图通过调查生活细节和观念等，从而深入理解移民群体的文化变迁过程。

1.3关于移民的文化变迁的研究及意义。在移民的文化变迁中存在存在主体与客体。研究者多从主体或者平视者角度谈移民的融入和认同，或是从移民流入地的角度研究融入问题而很少以移民团体的源文化为主体来谈它们在异地的保存情况。即使有，也多集中于跨国流动的移居者或者是少数民族③，对于汉族移民的研究很少。事实上，在中国占最大数的汉族，在移民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生存环境的改变，为了适应环境，出现了文化的涵化和同化。对于这些汉族移民来说，其文化变迁情况的研究将会是一个新领域。因此，对当前移民中的文化变迁的特征、过程及影响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研究对象的典型性

福建人有着集聚生活、集中活动较为频繁等特点。他们的社团组织及活动比较丰富④，在北京的外来人口中，以河北、河南、安徽和山东等省份居多⑤，但福建相对于其他省份的团体，文化基因较为强大，他们的经济实力一般能够支持文化传统保存，他们的家族观念较安徽河南等省份也强一些，对文化较为看重。福建的文化又分为闽东、闽南、闽北、闽西和莆仙。研究选择在北京生活工作多年的闽南人作为研究对象。

3.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和问卷的研究方法。

访谈稿和问卷的编写。大部分研究文化的人认为文化可以分成若干层面。如安宇认为文化呈现为一个立体系统：由外至里依次是：物质层次、心物层次和心理层次。前面部分包括可视的东西，如衣食住行。中间部分包括风俗习惯、社会组织等机构，最后部分指的是人们的文化心理状态，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和民族个性等等。三个层次中，就文化推进的速度来讲，前者最快，中间次之，心理层次表现最为艰难⑥。与此相类似的，有研究者把文化分为物质、行为和精神三个不同的层次。人们的衣食住行文化一般归于物质层次；社会交往、婚姻生活、宗教行为等一般归于行为层次；价值取向、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宗教信仰、法律制度等一般归于精神层次⑦。故访谈稿和问卷时也主要从语言、饮食、节庆习俗、对下一代的教育、信仰观念、社会交往和适应等几个方面来编写。

为了更好地反映文化的变化情况，选择调查对象为在北京5年以上、有稳定住处和工作的闽南人。

4闽南和北京相关社会文化背景

闽南人具有的人文特征是：知权变、善经营、敢拼搏、重乡情。闽南语是闽南文化的代表之一。闽南地区主食以稻米为主，节庆期间会做一些糯米点心如糍粿等；对闽南人重要的节日有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和冬至，所以问卷设置了对这几个典型节日的问题；民间信仰是闽南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各地宫庙林立，供奉的神灵众多。闽南人崇文重教，有浓厚的家族观念与乡土情结。北京是国内移民的几大目的地之一。北京传统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饮食方面属于北方特色，主食以面食为主。当代北京城市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多元性。

5文化保存与汲取融合创新情况

研究深入访谈了五位闽南人，收集到39份有效问卷，研究结果分析如下：

5.1语言。有研究表明，语言这一维度是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一个判断指标，尤其是语言的偏好⑧。在接受语言调查的人中所有人工作时都用普通话而不用闽南语，在北京下班回到家仍有78%的人使用普通话，只有20%的人使用闽南语，有2%的人闽南语和普通话都说。即使在老乡聚会时，有20%的人用普通话，50%的人既用普通话又用闽南语。可见在北京家乡方言很少有被用到，方言呈现弱化的趋势：62%的人觉得自己的闽南语口音有变化，其中50%的人口音变化程度比较高。有35%的人为了生活工作方便而有意学北京口音。另外在有12人参与的子女部分调查中，67%的人的子女不太会说闽南语，42%的人的子女完全只会讲普通话。闽南语在异地的传承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5.2饮食。在主食上方面，米饭不再作为单一的主食，对面食的接受，是对主食的反应。另外，学会做北京特色菜如炸酱面等，是移民对当地饮食文化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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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的人表示来京后口味變了，普遍反映是变重口，如变得重咸重辣，咸辣并非北京菜的口味特点，这可能与川菜在北京普及有关。可见闽南人在北京的文化上受到不止北京或北方的影响，北京现在已经是多种文化并存互相影响的状态。

茶本是大多数闽南人日常生活不可少的，是代表闽南文化的要素之一。调查显示原先有每日喝茶习惯的人中50%的人喝得比以前少或几乎不喝。这可能与大城市的生活节奏快有关。

研究对象表示他们在北京如果想吃家乡菜，可能会自己做或去闽南菜馆吃，也会让家乡人寄一些特色食物过来，或者自己从家乡返京时带上。从家乡带或寄土特产过来，是移民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对于在北京工作的闽南人来说，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制作复杂耗时的闽南传统食物如炸枣、糍粿、芋包等很难亲自动手做，但是面线、炒米粉、番薯粥还是会经常在家做的。润饼菜偶尔有人做。在北京缺少食材，如笋和海鲜等也是他们不做那些传统食物的原因之一。

5.3节庆习俗。闽南人常过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冬至等节日。但来到北京后，很多节日习俗已经省去，或者说无法开展。有些闽南人因为配偶是北方人，有些节日如冬至在北京就不过了。有些闽南人到了北京后才开始过的节日如小年，这是文化融合的迹象。所有接受调研的人都会保持并热衷于亲友聚会的传统，可见闽南人的团结相亲精神仍然不变。

5.4信仰观念。祭拜神灵和祖先是闽南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每逢节日是必拜的，有些地方每逢初一十五都会举办敬神孝祖活动。但是调查显示，来北京后，90%的人都没有祭拜活动。原因是在北京没有祭拜的地方，也没有祭拜的氛围。

闽南人一直教育子女要爱拼敢闯，这一观念没有多大变化。

总结：结合访谈和文献资料，得出如下结论：（1）来自城市的移民的文化融合程度显著高于来自农村的移民。家乡属于城市的移民，对于作为城市文化共同特征的现代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比较熟悉。而来自农村的移民，他们不但面临着巨大的城乡文化差异，更可能因为在社会交往中带着鲜明的乡土文化特征而受到迁入地居民的排斥。为了维持自尊，他们很可能对移居地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采取拒斥的态度。（2）未婚新移民比已婚新移民的融合程度高。已婚新移民的闲暇生活的重心从家庭外部转向核心家庭内部，降低了与本地居民交往的可能性，学习移居地语言、了解移居地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的机会相应减少。（3）从访谈和现有样本量看，闽南人其原文化在北京保存情况较弱，但文化融合度也不高。这可能与“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有关。新移民不用学习北京话、北京风俗和待人处事的方式就可以较好地生存。北京城市文化本身就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多元性。因此，新移民有可能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而在移居地很好地生活。另外，在当代北京，不是单纯的主流与适应群体模式，而是很多个非主流群体与主流群体共存的模式，多群体文化彼此互相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流文化的影响力不会那么强势地发挥出来。（4）文化中的某些部分是表层性的，易被模仿、改变、消解或遗弃；而另一些部分是深层次的，深藏在内部，是族群文化的底层积淀物，常常成为族群文化表征的实在力量，不易改变或消解⑨。表层性的文化总是因为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改变，以及人口的流动和文化本身的流动发生变化，具体的方面有生活习惯、饮食、服饰、语言等。深层性的文化，总是在不断地延续，如观念信仰等。

注释

①任广跃：《移民的文化变迁研究——以金银滩为例》，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4月，第11、12页。

②周聿峨、阮征宇：《‘第二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合作会议’综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02）：78-80页。

③李加莉：《文化适应研究的价值及问题：一种批评的视角》，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II页。

④高红霞：《上海福建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⑤北京外来人口来源地（2005-2010）微信 《逃离你终将衰落的家乡》

⑥安宇：《冲撞与融合一中国近代文化史论》北京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⑦李静：《民族交往心理的跨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⑧李加莉：《文化适应研究的价值及问题：一种批评的视角》， 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31页。

⑨任广跃：《移民的文化变迁研究——以金银滩为例》，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4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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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李加莉.文化适应研究的价值及问题：一种批评的视角[D]. 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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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任广跃. 移民的文化变迁研究 ——以金银滩移民为例[D]. 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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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 篇12

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闽南人的思维方式、性格特征、心理状态、方言、民俗、民间信仰、民间艺术、民间工艺等, 都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文化特色。泉州是闽南文化的核心地带, 是闽南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 因此, 弘扬闽南文化大有可为。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 把自己的身份定位在“历史文化”上, 并不会与建设现代化城市相悖。泉州应该有这样的度量, 也应该有这样的胆量。曾几何时, 闽南文化与海派文化、京派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荆楚文化以及客家文化、闽北文化等一起都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闽南文化遗存十分丰富, 就泉州而言, 既是我国第一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东端的起点, 有很多全国少见的国家级历史文物。闽南的民风古朴, 南音更是被誉为中华文化的“活化石”。于是, 在古老而又神奇的泉州大地上, 海丝文化、服饰文化、古遗址文化、建筑文化、雕刻文化、石文化、墓葬文化、美食文化、方言文化等等都是构成闽南文化的重要品牌, 同时也是打造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砝码。

泉州独特的闽南文化, 千百年来, 在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上支持着泉州。但是, 我们绝不能忘却上世纪那个荒唐年代对闽南文化 (其他文化也一样) 的摧残, 闪烁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光芒的宝物被斥为“封资修”, 失去了有效的保护, 有的甚至遭受灭顶之灾。现在, 当我们在废墟上重塑昔日的经典, 到处呼吁抢救的时候, 我们才幡然醒悟到, 闽南文化之根植在我们的心中真的是很深的。那种种文明成果, 的确跟我们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缘。在大力推进文明建设的今天, 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丢掉闽南文化这一张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名片。

我们知道,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 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 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 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 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 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

精神文明建设是需要传承和发展的, 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以及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 都必须建立在前人创造的文明成果之上。这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宝贵资源。闽南文化形成久远, 积淀沉厚, 内涵丰富, 弘扬闽南文化, 对推进泉州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大有裨益。

改革开放以来, 全国各地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精神文明, 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泉州地区也不例外。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县城、文明村、文明窗口、文明社区等活动如浪涌至, 激活着七百万泉州人的心。本土上沉积多年的茶文化、瓷文化, 石文化、渔文化、服饰文化等如岩浆一样喷薄而出, 构成了一条条民俗风景线, 有力地推动着本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惠安县崇武镇就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双丰收的典型之一。在创建文明城镇的整个过程中, 崇武是一个特别的小镇, 建城六百多年来, 她的历史、自然、人文都闪烁着别样的光华, 中原文化的注入、海洋文化的移植, 使崇武本土的闽越文化因为多元而丰富和生动起来。到过崇武的人都会惊讶, 一个只有七万人口的小镇, 除了创造七十亿年产值, 而且还拥有一支由6名省级作协会员、14名市级作协会员领衔的文学创作队伍, 连同摄影、美术、书法、音乐、民间文学等门类, 这支文艺队伍更是庞大, 而且还有国家级会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崇武先后办了《崇武文学》和《海韵》二份纯文学刊物, 这在全国都是少见的。所以, 谢冕教授说:“在海滨的风沙和贫瘠之中, 如同这里花一样开放的女性那样, 这里开着文学艺术的花朵。一切也如同这里的环境和氛围, 如同这里的自然和人, 崇武的精神之花同样是:愈是艰难, 便愈是美艳。”

崇武的精神之花之所以能如此美艳, 就是得益于对闽南文化这一宝贵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崇武作为闽南人类学研究基地,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倍受关注, 近二十年来, 人类学专家已有《崇武研究》、《崇武大乍村研究》等十多本专著问世。本地人类学研究工作者也编写出《崇武石文化》、《天风海涛话崇武》等书, 多层面地展示了崇武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 为全面协调推进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崇武同时也是我省镇级较早参与三套民间文学集成编纂的地方, 《崇武镇民间故事集成》 (附有谚语、歌谣) 也成了专家研究崇武的宝贵资料。长久以来, 这些优秀的民间文学使崇武人认识自己的办量、权利和精神财富, 激励着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为造福人生、造福后代而坚韧奋斗的意志。

崇武镇就是依靠对闽南文化的开发和利用, 在大力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 精神文明建设也走在泉州乡镇的前列。泉州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现场会在崇武镇召开, 这就是一个明证。勿庸置疑, 闽南文化是地方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

我们要大力推进泉州地方精神文明建设, 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科教兴市, 坚持先进文化, 坚持弘扬主旋律, 进而提高全民素质, 提供智力支持, 发展地方特色文化, 营造加快发展的精神动力。闽南文化恰恰在地方精神文明建设中可以起到正催化剂的作用。

在农村 (包括社区) 中, 优秀的闽南文化可以沟通阶层关系, 透明邻里感情, 化解社会矛盾。夜幕里, 休闲地, 三五成群, 或弄管, 或拨弦, 一曲南音, 其乐融融。像这样的场景, 在泉州地面上是随处可见的。惠安县独辟蹊径, 自1990年起, 每年农历七月都举办“芳草之夏”戏剧调演活动, 时历一个月, 用闽南人喜闻乐见的梨园、高甲、木偶等剧种来吸引观众, 大大地压住了“普渡”之风。连续举办十九届的“芳草之夏”, 给农村 (包括社区) 带来的是先进的地域文化和雄浑的精神动力。人们追求和享受的是积极向上的文化食品, 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也日渐见少, “三德”教育, 有的放矢。

在学校里, 先进的地域文化也愈来愈得到青少年的青睐, 地方历史、自然、人文知识也堂而皇之地走入课堂, 已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经过多方努力, 作为中华文化“活化石”的南音也成为一些学校学生的必修课, 泉州师院还设立南音本科专业, 这对提高青少年的综合素质是大有益处的再者, 先进的闽南文化也在校园里得到弘扬, 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发展, 在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中占领了重要的位置, 青少年的心灵自然日见纯洁, 文明程度也日见提高。

在企业里, 浸透闽南文化的企业文化更是得到企业主的重视。一句“爱拼才会赢”所凸现的闽南人的海洋性格更为彰显。过去的晋江、石狮这些经济发达地区, 往往被人戏谑为“文化的沙漠”, 可现在, “沙漠”不见了, 随之而业的是“文化的绿洲”。企业主为了打响企业的品牌, 无不吮吸闽南文化的精华, 道德观念和人文意识成为企业打造品牌的两大主要元素。几年来, 文化精品屡见不鲜, 营造出闽南地区特有的“绿洲效应”。以“祖国万岁, 惠泉长流”支撑自己精神世界的惠泉人, 近年也在其北厂打出“生态旅游工业园区”的新招, 充分利用当地民间传说和故事的催化作用, 融文化于企业, 让人在品赏闽南文化的同时也品赏到富有文化特质的啤酒, 同样, 人们在物质享受中又多了精神享受。

浅谈空间展示艺术中的技术美学

魏文卿 (景德镇陶瓷学院江西景德镇333403)

摘要:在现代生产方式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年代, 空间展示艺术越来越被社会各界所关注, 它是融会了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一门综合艺术。

为适应时代发展, 现如今的空间展示艺术更加注重艺术与技术的结合, 依据技术美学原理, 用科学理性的思维进行构思设计, 从新对美的形式与内容进行探讨研究和价值判断, 提出设计过程中应该考虑到的各项性能, 使设计达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

关键词:空间展示艺术;技术美学;艺术美

引言:

随着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 空间展示艺术作为社会“公共空间”中的介入型艺术, 已经更为社会所考虑, 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 成为大众活动的一部份, 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并影响着建筑设计、影视技术和网络媒体等等。

上世纪30年代, 技术美学的出现对空间展示艺术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使空间展示艺术无论是在视觉和意念还是观念和感受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在信息的传达上改变了以往只向人们提供视觉材料的局限性, 逐步扩充了其他感官所接受的信息形态。本研究结合空间展示艺术的实践创作, 从技术美学的角度, 客观理性的诠释设计创造的合理途径。

一、认识技术美学

技术美学是随上世纪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产生的新的美学分支学科, 是美学原理在物质生产和生活系统的具体化。技术美学常常在设计的过程中被忽略, 人们有时候只是注重设计的实用价值而忽略它的审美功能, 无法完美的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50年代, 捷克设计师佩特尔·图奇提出“技术美学”这一名称, 从此, 这一名称被广泛应用。技术美学是研究技术美的科学, 是在现代科学技术最新成果的基础上, 全面考虑劳动生产的经济、实用、美观和工艺需要而进行的设计, 技术美是技术美学的核心。

技术美学没有固定的风格与表现形式, 法国著名美学家杜夫海纳在艺术实践中指出“技术对象成为美的对象……当它受到审美作用时也不失去它的其他性质——愉悦性、功能性、可理解性, 因为这时它是在感性中表现它们的。”从这句话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技术美作为一种与功能相联系的美, 是区分于艺术美的基本点, 是人智慧、意志、力量、情感的结晶, 充满了人的因素, 带有浓烈的“属我”色彩。

技术美学在表现上呈现高度的综合性, 其形式大致分为比例分割、线条与形状、均衡稳定、统一整齐、韵律与节奏和色彩的美感功用。技术美学的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生产中的美学问题和劳动生产中与美学问题密切相关的艺术设计, 本质是要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建立一种符合人的本质的和谐、舒适、愉快的审美关系。

二、基于技术美学上的空间展示艺术

1. 体现“绿色生态”的空间展示艺术

美的形式是人们不断追求的, 空间展示艺术中的技术美是一种人造的美, 不同于艺术美的地方在于它是人类物质生活领域的。在这里, 美是与功能联系在一起的, 是以功能性作为前提, 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21世纪呼唤环保意识“还青山一片绿色、还秀水一片清澈、还蓝天一片净……”这是时代赋予你我他的责任,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在珍爱生命的同时, 人类更需要的是环保。在空间展示艺术中将技术美学与绿色环保概念应用其中, 其实是对现如今世界环保话题的一种关注也强调了基于技术美学上

除了上述之外, 泉州地区的很多社会层面也在建设精神文明的进程中重视闽南文化的催化作业, 这里就不再赘语。

闽南文化的特质和作用已在泉州地区引起高度的重视, 随着《中华闽南文化》网站的开通, 随着中国文化周暨海上丝绸之路泉州文化节赴阿拉伯国家展览……随着第五届泉州旅游节的成功的绿色生态空间展示艺术。上海世博会主题馆就是一个展现技术美学的绿色生态建筑, 外墙东西两侧设计了一层立体绿化, 植物通过屋面的雨水收集系统进行灌溉, 充分带走建筑物的热量, 能在夏季起到良好的隔热效果, 达到经济、实用、美观的设计统一, 成为一座绿色、节能、环保的经典建筑。从设计与技术的角度上来看, 达到了自然美和功能美在空间展示艺术与技术美学上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2. 体现“数字媒体”的空间展示艺术

空间的体系概念是动态发展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升, 网络技术、媒体技术、智能技术等新媒介技术的产生影响着空间展示艺术的变化与发展, 正是设计与技术更高层次的结合, 因而扩大了技术美学在空间展示艺术中的延伸空间。众所周知,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科技进步, 并且具有浓厚的审美要求和高标准审美情趣的民族,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提升, 在空间展示艺术方面, 高科技材料的应用也让设计倍添光彩, 但是光谈技术也是不行的, 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才是现阶段我国在空间展示艺术上需要关注和加强的地方。回望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的巨型LCD画卷, 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影视图像的形式在145米的画卷上不间断的播放, 并且画面的边缘自然融接, 毫无痕迹, 可谓天衣无缝。它是数字科技与本土化风格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完美结合, 是技术美学中光影技术与艺术的完美体现。

3. 体现“网络信息”的空间展示艺术

信息化时代的来临, 网络传播信息和公众自由交流方式迅速发展。通过电子技术、声控技术, 特殊效果和某种概念化的虚拟场景构成了一种新的空间被称为虚拟空间, 它同样具备开放性、多元化、交互性。计算机技术打造了另一个具有无限广阔虚拟空间的世界, 显然, 这种跨越时间和地区限制, 可以被世界上任何一个能够使用计算机或其他电子终端设备上网读取信息, 呈现出极度开放式特征的数字化平台, 就是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 而在这个空间上发生的每一次人机交流所必须依附的视觉界面, 就是一次空间展示艺术在当今网络信息时代的数字化表现。如微软公司推出的My Space个人网络空间服务, 它是第一个向互联网用户提供网页自主排版和网页背景可选择更换的服务的网站, 而其中的用户形象图片自定义功能, 更是吸引了大批追随者。

三、结语

空间展示艺术与技术美学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并呈现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 抽象与具象的关系。对其研究不仅可以促进设计的审美创造, 而且有助于对主体——人的审美塑造。因此, 对空间展示艺术中技术美学的研究应是漫长而富有探索性的。

参考文献:

[1]米盖尔·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2]李泽厚:《美学四讲[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9.

[3]孔寿山, 金石欣, 杨大钊:《技术美学概论[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4]焦成根:《设计艺术鉴赏[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4.作者简介:

魏文卿, 1985.2, 籍贯:江西省南昌市, 职称:助教, 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

举办, 随着“泉州十八景”走上邮票,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 在泉州地方精神文明建设中, 闽南文化的影响是不可等闲视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