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信访工作实践

检察信访工作实践（共12篇）

检察信访工作实践 篇1

自2009年中央政法委等八部门和最高检先后下发“《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若干意见》) 、《关于检察机关贯彻实施<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等两个文件后, 各地检察机关均全面开展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10年, 省高检将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纳入了全省检察机关控申条线的考核内容, 我院也因此更加重视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一方面, 不断加大工作力度, 积极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另一方面, 对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断进行归纳、总结, 形成分析意见, 并用于指导实践, 以有利于今后救助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关于刑事被害人救助的管辖范围, 即非检察机关终结案件的被害人, 检察机关能否对其实施救助

根据八部门联合发布的《若干意见》以及最高检的《通知》, 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主要由政法部门的公、检、法三家负责实施, 并且各部门负责实施救助的刑事案件被害人都有一定的管辖范围。如, 在侦查阶段或者由公安机关终结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应当由公安机关负责实施救助;在审查起诉阶段或者由检察机关终结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应当由检察机关负责实施救助;在审判阶段或者由审判机关终结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应当由审判机关负责实施救助。这种关于救助案件管辖范围和救助主体的划分既明确了公、检、法各部门的职责, 也为被害人寻求救助指明了方向, 防止被害人“救助无门”或“无路救助”, 可谓十分具有必要性。

但实践中也会出现案件尚在侦查、审判阶段或者案件由公安、法院终结的被害人到检察机关申诉信访, 并要求救助的情况, 对此检察机关应否实施管辖救助。如果按照《若干意见》和《通知》的规定, 这种案件要么由公安机关管辖救助, 要么由法院管辖救助, 检察机关不应当管辖。但如果案件的被害人情况紧急, 确实急需救助, 甚至为此到处上访, 并在一定社会范围内造成了不良影响。此时, 不管是从救助的本义, 还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维稳角度出发,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都应当实施管辖救助。其原因:首先, 如果以“不归我院管辖”为由让被害人去公安或法院申请救助, 可能会给被害人造成“相互推诿”假象, 违反效能原则;如果被害人事先已到公安或法院申诉过, 而公安和法院拒绝被害人申请的, 检察机关就更应当管辖。其次, 被害人既然已到检察机关来申诉信访, 检察机关就相应获得了救助“管辖权”。三是被害人情况紧急, 急需救助, 从道义上应当管辖。四是被害人到处上访,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作为促使被害人息诉息访的手段, 检察机关不应当冷眼旁观, 而应当主动出击, 积极实施管辖。综合上述四点理由, 笔者认为对此类案件的被害人, 检察机关仍然可以实施管辖救助。

二、关于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案件类型, 即检察机关终结的哪种类型案件的被害人, 检察机关可以实施救助

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终结于检察阶段一般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检察机关反贪、反渎等自侦部门办理的案件, 侦查终结后依法作出移送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决定的;二是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办理的案件, 审结后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其中又可分为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对以上几种类型案件的被害人, 是否都符合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情形, 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不同意见。通说认为, 对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撤销案件决定和公诉部门绝对不起诉决定案件的被害人不应当实施救助。因为这两类案件要么是不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 即犯罪嫌疑人没有实施犯罪行为;要么是不予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 即犯罪嫌疑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在这两类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不是没有犯罪事实, 就是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换言之, 就是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并没有给被害人造成不法侵害, “救助无从所出”。这是指一般情况而言。

然而, 一般之中总有例外。某些案件即使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但犯罪嫌疑人给被害人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依然存在。如在刑诉法第十五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中, 虽然犯罪嫌疑人死亡了, 当然不能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但其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并不因犯罪嫌疑人的死亡而消失。此时, 对被害人实施救助就显得尤为必要。可见, 即便是检察机关撤案和做出绝对不起诉决定的案件, 也不是一概都不予以救助的, 还应当视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至于检察机关自侦部门作出的移送不起诉决定和公诉部门作出的相对不起诉决定案件, 理应属于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案件类型范围。

比较有争议的是对存疑不起诉决定的案件, 是否属于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范畴。笔者认为, 对此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 视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要在实践中灵活把握一个度, 不能以偏概全, 不能一概而论, 不搞一刀切, 不搞全盘化。总的要求是做到坚持“三个有利于”, 即只要有利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 只要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 只要有利于发挥公平正义原则的, 就应当予以救助。

三、关于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对象种类, 即被害人一方有过错的, 检察机关能否实施救助

大量事实和实践证明, 在相当一部分的刑事案件中, 被害人一方并不总是受伤害的一方。他们有时候往往还是有过错的一方, 对刑事案件的起因、发生、发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相反, 犯罪嫌疑人一方有时候反而是最值得同情的一方。由此衍生出一个问题, 即如果要求救助的刑事案件被害人自身存在过错, 检察机关应否对其实施救助。对此, 实践中也存在不同说法。一种观点认为, 如果被害人自身有过错的, 不应当实施救助。理由是既然被害人本身有过错, 就应该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害后果。而犯罪嫌疑人亦因此遭受了刑罚的处罚, 双方在利益损失上已经趋于对等。如果对这类被害人实施救助, 相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显失公平。尤其是在受被害人挑衅、滋事而发生的故意伤害案中, 这种观点的呼声更加响亮。另一种观点认为, 即使被害人有过错, 仍然应当实施救助。理由是即便是被害人本身有过错, 但遭受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后果的是被害人, 尽管犯罪嫌疑人也需承担刑罚的处罚后果, 但那是对其侵害法益的惩罚, 而非对被害人伤害的弥补。实践中, 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除了要遭受刑罚处罚外, 还需赔偿被害人的民事部分损失就是对此最好的事实证明。可见, 对有过错被害人实施救助并不违反公平原则, 但在救助的数额和程度上可适当参考民事赔偿的过错责任原则, 予以相应的减少和降低。

四、关于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赔偿标准, 即犯罪嫌疑人已经赔偿或部分赔偿被害人损失的, 检察机关还应否实施救助

按照刑事被害人救助的一般标准, 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范围只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力赔偿, 而被害人生活确实困难的案件。但实践中有些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事先已经赔偿或部分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事先已经同被害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并已经实际支付了赔偿金, 而被害人反悔或被害人以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其经济损失为由向检察机关提出救助申请, 检察机关应否予以救助。

实践中对此也有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 不应当予以救助, 理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然已经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 被害人的损失就已经得到了弥补。此时, 如果再对被害人实施救助, 被害人反而构成了不当得利, 这与我国的相关民事法律规定相违背。再则, 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事先已经达成过调解协议, 如今被害人反悔而检察机关反而对其实施救助, 检察机关岂非是在帮助被害人违约吗?刑事被害人救助成了检察机关鼓励、倡导被害人违反社会诚实信用原则的工具, 这与社会舆论和社会道德是相违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 应当对被害人实施救助, 且并不违反社会公德和诚实信用原则。理由是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赔偿给被害人的金额不足以弥补被害人损失的;或者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确实有失公平的, 就应当对被害人实施救助。因为在实践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上升, 以及被害人伤势程度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有时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支付给被害人的经济赔偿金确实不能弥补被害人的损失;或者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在当时看来是合理的,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时双方协商好的赔偿金额已经明显低于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现在看来却未必合理。此外, 有些被害人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造成的伤害会出现恶化尚需后续治疗, 而原先的赔偿金不足以承担继续治疗的费用, 以至于连被害人的生活都陷入困难。因此, 对此类被害人实施救助, 不但不违反社会道德, 相反还会弘扬帮困扶弱的社会风气, 而且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上述刑事被害人救助在实践中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问题, 越来越趋向于只有通过立法这一条途径来解决。对此, 一些地方已经纷纷开始了有益尝试。如无锡市于2009年10月1日正式施行的《无锡市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地方性法规。2010年1月1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刑事被害人困难救助条例》与《山东省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实施办法 (试行) 》也相继开始施行。

随着地方立法的不断推进, 对被害人救助工作进行全国性立法的紧迫性也越来越高。按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厅有关负责人的话说:“被害人的多样性, 决定了构建这项制度必须全面考量。虽然目前有政策依据, 但其规范性与有效性是无法与制定法律所产生的效果可比拟的, 要进一步推进被害人救助工作, 就必须在国家层面进行全局性的立法。”

摘要：从2007年开始, 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已经在浙江省检察机关中试行了四年时间, 实践中经常遇到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以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检察院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实践为依托, 试图阐明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在实践中遇到的困惑, 以利于今后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顺利开展。

关键词：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

检察信访工作实践 篇2

检察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动员会议讲话

（2012年3月X日XXXX）

同志们：

今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之年，是迎接十八大胜利召开的重要之年。今年在全国政法机关将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在全国政法系统开展“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精神，开展好此项活动，我院将认真贯彻落实地区检察分院和市委政法委的部署，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确保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今天召开动员会议，目的就是通过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 教育活动，使全院干警在思想认识上有新提高，在作风建设上有新提升，在能力素质上有新增强，在执行力上有新加强。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认真领会会议精神，充分认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性

在全国政法系统开展“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是中央政法委为推动政法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强政法工作和队伍建设，开创政法事业新局面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忠诚、为民、公 1

正、廉洁”八个字既是党和人民对检察队伍的基本要求，也是此次实践活动的核心内容；要牢固把握“忠诚”是检察干警的政治本色，“为民”是检察干警的宗旨理念，“公正”是检察干警的价值追求，“廉洁”是检察干警的基本操守的精神实质，用实际行动体现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

开展检察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确保司法行政工作正确方向的重要举措，是保持党员干部纯洁性、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的有效载体，是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推进司法行政工作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我院干警一定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立即行动起来，扎实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增强检察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切实担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的神圣使命。

二、明确检察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的目标

开展检察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要努力实现四个目标：一是进一步坚守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做到政治上清醒坚定、忠诚可靠，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忠诚党的司法行政事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行政制度，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二是进一步筑牢为民的宗旨理念，切实从思想深处解决“权从何

来”、“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进一步增强宗旨意识，切实做好服务群众的各项工作。三是进一步坚定公正的价值追求，进一步端正执法、执业理念，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切实做到公正严格执法、依法诚信执业，不断提高执法执业公信力。四是进一步严守廉洁的基本操守，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促进检察院检风警风行风进一步好转。

三、深入开展检察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的具体部署

深入开展检察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一要着力抓好“大学习、大讨论”，组织全院干警，原原本本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精神，学习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同志关于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深入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大学习、大讨论，进一步增强建设、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自觉性、坚定性。二要着力抓好集中教育培训，重点抓好新任领导干部等集中培训，进一步提高执法执业能力和水平。三要着力抓好巡回宣讲，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推动司法行政系统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四要着力抓好主题实践活动，把政法系统今年开展的其他各项主题实践活动与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

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使教育实践活动有载体、有抓手。五要着力抓好警示教育，努力提高公正廉洁执法、依法诚信执业的自觉性。六要着力抓好开门整改，组织开展“开门评议”活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进一步提高司法行政工作水平。

检察信访工作实践 篇3

关键词：文件检验；检察工作；作用分析

随着当前犯罪案件的职业化、智能化、动态化趋势的发展，对于涉及文检工作的笔迹鉴定工作的难度来说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而检察机关在适应和发挥其自身监督职能的同时，更应从职责功能的定位上来提高认识，转变工作方向，在推进文检工作的证据、信息、监督、服务功能的同时，还要从检察实务的各个方面来发挥其自身的作用。

一、文检工作在收集和审查证据方面的重要作用

对于经济类案件在受理后，需要从立案程序来对报案人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查证，并结合办案实际进一步完善证据，以作为对立案决定的确立依据。文检技术人员对案件出具的鉴定书和检验报告都是作为案件侦查的重要依据，甚至是唯一的侦破案件的法律依据。对于案件侦破技术性思维线索的提供上，也是文检技术人员从具体的文检材料中，依靠检验手段，借助于系统的检验方法来发掘各类隐藏信息，为得出科学、公正的技术结论提供侦查线索。如通过对文检材料中的笔迹、人像、痕迹等信息来源的查证，或者通过对犯罪现场和案件中相关的文书物证进行分析，锁定犯罪嫌疑人，缩小侦查范围等，为提高侦查案件效率发挥其重要线索作用。在监督职能的发挥上，检察机关以国家法律为依托，从文检工作实践中对相关监督职责进行落实。主要表现有，一是通过对监督案件中的技术性证据进行审查判定，并出具相关审查意见和鉴定结论，特别是对于原鉴定结论存在的问题或缺陷要求重新补充鉴定，为推进正确鉴定发挥监督作用；二是对于诉讼案件中的证据进行技术性审查，协助公诉人完善证据锁链，做好出庭应诉的工作；三是对刑事申诉中的相关人员及物证进行鉴定，为申诉部门提供技术性证据。四是对于职务犯罪中的相关证据进行检验鉴定，并得出正确的审查结论等。

二、文检工作在提升办案质量和效率方面的重要作用

文检工作是开展检察实践的第一步，也是提升办案质量和效率的关键。在当前发展和振兴检察事业的总体要求下，强化文检技术工作的科学水平，吸收和借鉴先进技术方法来提升检察机关获取证据、审查证据和鉴别证据的有力手段，从而增强文检工作的证据能力。从现场勘验和对案件的初步审查等实践中，文检人员需要从中配合各业务部门来对相关证据进行发现、提取，并固定。特别是在获取有效证据工作中，结合案件现场实际，最大化地拓展证据的有效来源，以最客观、最科学的技术手段来揭露犯罪、指证犯罪提供线索。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构，在履行自身监督职责的同时，更离不开对相关证据的审查，特别是对于涉及专门性技术的问题进行审查时，必须从专业技术角度，通过开展文证审查，从技术上对鉴定材料进行审查判定，从而提高办案质量，发挥其审查证据的作用。证据是诉讼活动的核心，也是检察机关文检工作的中心任务，围绕证据来开展工作是文检工作人员去伪存真，依法“打假”的具体实践，为相关案件诉讼活动提供科学的证据，从而发挥其文检工作鉴别证据的功能。

诉讼实践中以鉴定人的身份出庭作证是检察机关文检工作的内容之一，特别是在重大刑事案件中，文检人员与公诉人从技术证据的角度来推进公诉案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发挥其质证的作用。

三、文检工作在提供侦查线索和方向方面的重要作用

从文检工作实践来看，对于贪污受贿或渎职案件来说，文检工作能够为自侦案件提供侦查线索和方向，更为审判结果提供科学的证据。通过与反贪部门的协作，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对相关勘查现场或相关字迹、痕迹进行检验鉴定，从相关证据的收集与筛选中，利用技术鉴定来获取有效证据，并对整个案件的审判和侦破提供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可以从案件侦查的方向上理清思路，突出重点。如某些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往往采用伪装摹仿他人的笔迹或变造印章印文，涂改单据凭证等手段进行作案，而检察机关文检工作就是要从众多的证据材料中，运用先进文检技术来锁定工作重点，突出文检技术在澄清确凿证据上的作用，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反贪、反渎案件中相关文书资料上，并从中获取有力证据，增强案件的侦破；二是促进“铁案”案件的审办率。如在某些涉及语言文字痕迹方面的案件审理中，文检的难点不仅是做出正确的文检结论，还要结合案件审查要求，及时为案件办成“铁案”介入到案件侦破中，并从技术手段来通过文检鉴定的准确率，为将案件办成“铁案”做出有力的推动；三是防范对错案漏案的纠察和补救。对于侦查监督部门做出的批捕起诉案件，需要检察机关从相关物证的检验鉴定中来发挥其法律监督职责，特别是对于案件涉及的文证审查或重新鉴定，要切实从防范错案漏案中，纠正原鉴定机构的错误结论，提高案件的审查质量，维护好国家法律的尊严，为协助案件侦查提供突破口。文检鉴定结论为庭审阶段作出重要的书面证据，特别是在经济类案件中，文检鉴定结论往往能够为案件的侦破提供有力证据，特别是对文检材料中的笔迹、印章、以及真伪性等，通过技术性鉴定来协助侦查、审查机关作出准确判定。

四、结语

检察机关的文检技术工作对侦破贪污、贿赂案件及民行、刑检等各类案件都起着重要作用，对于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当前检察司法实践活动中文检工作的新特点，新形势，新要求与新问题，从文检技术上、人员素质上、配套制度规范上来发挥其功能，从而为文检工作的有效、有序开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廖荣辉.论检察权的合理和优化配置.河南社会科学，2011（02）.

[2]黄燕芳.民事案件文书鉴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人民论坛，2011（20）.

作者简介：

肖莉（1974～），女，河南信阳人，三门峡市陕县人民检察院助理工程师。

检察信访工作实践 篇4

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 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制度”。社区矫正, 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使犯罪者思想和行为得到矫治,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制度的一种新型监外执行制度, 它既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形式, 也是刑罚以人为本精神的具体体现。

此外, 人民检察院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 刑罚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履行其法律监督职责的内容之一, 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进行法律监督, 是对刑罚执行监督的补充和完善。因此, 人民检察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是合理合法的。随着社区矫正立法正式列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和国务院2014年立法工作计划, 未来社区矫正的执行必将更为规范。在这一新形势下, 基层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基本载体, 强化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既是顺势而为, 又是责无旁贷。

二、基层检察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

近几年来, 基层检察院依据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 对如何更好地开展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进行了努力探索和有效实践。以罗源县人民检察院为例, 该县系福州市第二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县份, 社区矫正工作于2009年5月开始筹备, 2010年1月底正式启动, 罗源县人民检察院依托监所监察科, 并通过设立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 出台《实施细则》, 切实开展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

(一) 工作实践与取得成效

1. 掌握情况, 摸清底数

三年来, 全县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446人, 其中, 缓刑420人、假释19人、管制4人、暂予监外执行3人。截止2015年3月, 已解除社区矫正323人, 目前在矫126人, 其中, 缓刑117人、假释8人、管制1人、无暂予监外执行人员。目前, 各乡镇均已建立矫正档案, 成立帮教组织, 日常监督工作已有效开展。检察院根据矫正人员动态, 重点对司法所掌握的矫正人员档案、矫正措施情况、帮教活动等开展检察监督, 防止执法行为不规范及脱管、漏管等现象的发生。

2. 定期检察, 确保实效

组织对各乡镇司法所及监管机构开展巡查, 检察缓刑、假释、管制、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执行情况和社区矫正登记制度、管理帮教制度、考核奖惩以及档案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对重点矫正人员开展跟踪帮教和回访约谈。2012年以来, 共开展巡查10次, 走访全县11个乡镇, 抽查监外执行罪犯50余人次。针对巡查、抽查中发现的矫正人员档案管理、暂予监外执行人员病情复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向相关乡镇司法所及监管机构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3份、检察建议书3份, 均得到及时整改和反馈。

3. 跟踪监督, 拓展外延

在强化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的基础上, 罗源县检察院将办理的相对不起诉人员纳入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范畴, 进行跟踪与考察, 增强适用相对不起诉制度的效果。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累计对26名相对不起诉人员开展帮教工作, 定期电话联系, 掌握被帮教人员生活和思想动态。同时, 该院还积极配合和协助矫正机关开展社区纠正帮扶工作, 具备国家心里咨询师资格的检察人员主动担任社区矫正志愿者, 与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签订“一对一”帮扶协议, 积极做好未成年人的矫正工作, 使其真正回归社会,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 存在的问题

1. 监督手段有限, 监督力度不足

我国尚未出台真正意义的社区矫正法。目前主要采取的法律监督手段均为非强制性的, 且缺乏有效的介入机制, 监督力度被弱化。由于刑罚执行的主体趋于多元, 监督工作也显得乏力, 不能做到随时、全面和全程监督。

2. 监督工作力量较为薄弱

罗源县辖有11个乡镇, 各乡镇司法所均已建立帮教组织, 但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在人员配置不足, 且没有配备专职人员。监所检察科的干警, 既要负责对看守所执行刑罚和监管活动进行监督, 又要对社区矫正机构监外执行管理活动实行监督, 难免出现监督力量不集中, 监督不到位等问题。

3. 监督工作衔接机制不完善

相关部门间未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 信息的收集存在滞后性, 影响了社区矫正监督效果。此外, 社区 (村居) 虽然由基层政府管理, 但本质上却属于居民自我管理的群众自治组织, 社区工作和司法工作如何有效衔接、如何使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有法可依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

三、基层检察院做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对策

(一) 加强社区矫正检察机构建设

设立专门社区矫正检察机构从事社区矫正检察工作, 加强编制及人员配备, 制定专门的规章制度, 明确工作职责, 把具备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人员纳入社区矫正检察队伍。加大社区矫正监督网络建设, 建议政府划拨适当的经费, 组织开展相关业务培训, 利用社区 (村居) 等协助社区矫正监管组织开展矫正工作的特点, 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既督促他们依法矫正犯罪分子, 又发挥他们监督社区矫正监管人员的作用。

(二) 完善衔接机制, 加强信息沟通

建立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与社区矫正管理机构 (司法局) 的信息共享机制, 实现“微机联网、动态监督”, 真正达到办公信息化、自动化, 切实改变目前要每季度走访联系司法局才能掌握有关数据情况等滞后监督、被动监督局面。同时, 要加强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正面宣传, 互通有无, 消除人们对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错误认识。

(三) 检察机关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

强化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 以设立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为契机, 把无逮捕必要相对不捕、相对不诉、剥夺政治权利等都纳入社区矫正范围, 逐步形成定期检察与随时检察、全面检察与重点检察相结合的社区矫正监督工作机制, 实现社区矫正从“监管”环节的监督向“庭前调查、接收、变更、解除”等各环节的全程监督的转变。同时, 要改变执法观念, 重点加强社区矫正监管组织的检察监督, 从适用条件、交付执行、监管活动、变更执行、终止执行等方面加强法律监督, 防止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留下空隙。

参考文献

[1]刘强主编.社区矫正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2]&lt;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gt;, 2003-7-10.

[3]郭建安, 郑霞泽主编.社区矫正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检察院社会实践报告 篇5

近两个月的社会调查以我看到的和我没看到都让我幸福着同时也痛苦着。作为一个将来的法律人看着现实中的境况似乎也看到了自己将来的路我很幸福，看着人们越来越强烈的法律意识甚至用法律来替代道德层面的问题我很痛苦。法律只是法律，在现实中特别是婚姻家庭问题很多还是要通过道德来约束，这样可以让当事人少受伤害，也可比避免讼累。

社会调查期间，我利用此次难得的机会，努力工作，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向领导和检察干警求教，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党和国家的政策，学习法律、法规等知识，利用空余时间认真学习一些课本内容以外的相关知识，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法律技能，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为以后真正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基础。

在社会调查过程中，也发现法律的普及非常重要。我国政府为推进法治建设而进行的多年的普法教育活动，取得了很大成就。人们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普法的深度与广度上还有一些不足。比如有些时候，人们对有些法律条文是知道的，但却不知道如何适用它，以至于触犯法律；有时候人们对两个以上不同法律对同一问题的规定不明白，不知道该适用哪一部法律，有一个案件就是这样的，被告人原是某村会计，后来在改选中落选，这样一些会计帐簿、会计凭证需要移交，但是他一直认为《会计法》是规定的要等帐目清算后再移交，所以就坚持不交出，结果被以隐匿会计帐簿、会计凭证罪逮捕。这一个案例就说明我们的普法活动不能只做表面文章，要深入实际，真真正正的让人们了解法律、法规的含义。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确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确立法律神圣地位，只有这样法治建设才有希望。

我此次社会调查的主要部门是侦查监督科。侦查监督科的主要职能是：

1、对本级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本院自侦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批准逮捕、决定逮捕的决定，同时对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2、对案件审查中发现的漏犯进行追捕。

3、对本级公安机关和本院自侦部门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及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的案件进行监督。

4、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提前介入和引导侦查取证。以上列出的几条都是我在检察院实习期间所从事的主要工作。

以下是我在检察院实习期间的主要实习内容：

1、审查逮捕。我去检察院实习的当天下午，科长就让我去复印检察院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的格式文本，因为这是侦查监督科的主要工作。意见书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发案、立案、破案经过，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证据，需要说明的问题和处理意见。去的前两天，我主要是看一些档案材料，跟着科长去看守所提审，再就是向主管机关、刑事检查工作的田检汇报。最后就是处理一些法律文书的问题。其中对我来说，挑战最大的就是提审，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喜欢脸红的人，要是对犯罪嫌疑人表现得心虚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供词，如果翻供，那就更麻烦了。虽然刚开始去提审，我还有些担心，但去得多了，加上准备充分的讯问提纲，我也就像一名真正的检察官那样了。

对此部分的实习我感触颇深。一是基层人民法律意识的淡薄，甚至是无视法律的威严，断然用自己的办法解决矛盾纠纷。二是在基层，司法工作人员严重受到行政权的干扰。似乎一句“维护社会稳定”就能纵容一切，甚至践踏法律的尊严也在所不惜。长期如此，我不知道真正的依法治国何时才能来临。

2、追捕漏犯。在阅读卷宗的过程中，会发现有些案件中的人已经达到逮捕条件而公安机关却未提请批准逮捕，这时我们就要用监督职能，在意见书的需要说明的问题这一部分中提出来，再用正式的问书告知公安机关去执行。比如，在那起盗伐林木案件中，是共同犯罪的四人，且四人不分主从犯，都符合逮捕条件，公安机关却只报了一个，我们就要实行监督职能让公安机关补报，如果公安机关还是不报，就要责令其说明理由。

3、立案监督。这也是侦查监督科的一项重要职能。在我实习期间就碰到一起这样的案件：两位邻居因为修建院子发生纠纷，其中一家把另一家用绳子绑起来进行殴打，虽未构成轻伤，但已构成非法拘禁罪。然而公安机关没有立案，我们就要填写一份文书，交给公安机关，监督其立案。

4、提前介入。就是检察院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实习期间，我们县某加油站擅自换了控制加油的设备的主板，而未经工商部门检测许可，就投入使用。结果给100公升的钱只加90公升油，惹得众司机暴怒，围攻加油站要求补偿。虽然加油站和政府部门正在开会讨论处理方案，但作为检察院，我们有义务监督工商部门的工作，他们为什么没有及时检测加油设备，其行为是否已构成渎职罪，我们需要提前介入。但是我和科长两次步行去工商局都没有拿到关键资料，理由是县长明确说明这些资料无论谁要都要经过县里领导同意。我们的工作再一次受到行政的压力而暂停。

这次社会调查，对我而言意义重大，使我以前掌握的本本理论接受了实践的检验，提高了我解决问题的能力；拓宽了我的思维，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对法律在现实中的运作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我结交了许多检察官老师和其他从事法律作者，对我在法律方面的进步有很大的帮助。

民行检察建议的实践与规制 篇6

2011年“两高”会签的《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抗诉条件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意見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调解、行政赔偿调解，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从实践中看，检察建议在加强检察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年—2011年，嵩县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172件，法院采纳151件，采纳率为87.7%，其中再审检察建议63件，法院采纳42件，再审检察建议采纳率为66.7%。

新修订的《民诉法》第208条第二、三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其中第二款规定的是再审检察建议，检察机关可以民事抗诉与再审检察建议互补，如果认为人民法院不予再审决定不当，也可以提出抗诉。第三款是对民事诉讼违法行为的检察建议。通过发现违法行为并提出检察建议，检察机关不仅能够对不能适用再审程序的裁判行为（包括保全、先予执行、中止诉讼等不具有终局效力的诉讼中裁定和回避、罚款、拘留等决定）进行监督，对于人民法院受理、送达、庭审、调解等裁判外的其他诉讼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以及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特别程序等非诉讼程序中的裁判行为和裁判外的诉讼行为也能够通过检察建议进行监督，使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范围和内容更加丰富。

通过新民诉法以上规定，我们可以预见到民行检察建议在民行检察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从新民诉法实施以来看，嵩县院民行部门检察建议并没有明显增加，2013年1—8月，该院共制发民行检察建议14份，其中再审检察建议3份。通过分析，我们认为，民行检察建议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规制。

二、民行检察建议的法律规制

第一，加快民行检察相关规章制度的修订，促进民行检察建议权的落实。首先应该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明确民行检察建议权，尽快制定《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诉讼监督规则》，吸纳2001年9月制定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明确规定民行检察建议的启动方式、申诉时效等，应将民行检察建议规定成固定的民行法律文书，明确其制作发放程序。特别是再审检察建议与抗诉的衔接机制，明确再审检察建议启动再审后检察机关的法庭身份。在抗诉中，检察机关要派员出席并宣读抗诉书，相对于再审检察建议书来说，其法律性质应当与抗诉书相同，所以，应当规范人民检察院也派员参加庭审并履行宣读再审检察建议书等程序。

第二，规范民行检察建议的制作和发布程序，建立民行检察建议书说理制度。首先，应当明确规定检察建议发送的效力级别。原则上是同级检察院制作，经审批盖章后向被建议单位送达。若有必要，下级检察院也可提请上级院发送，上级院也可指令下级院发送。第二，应当明确检察建议的审批程序。应由承办人起草成文，民行部门集体讨论定稿，民行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再由分管检察长审核签发，由院办公室统一编号，加盖院章后以检察院的名义向被建议单位发送。第三，应当在检察建议书中加强说理，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法理依据，这样有助于增加工作透明度，体现公平正义。

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问题 篇7

(一) 出台背景

1. 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 是中央确定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2008年的中央司法体制改革意见中提到“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 这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证据审查和采信规则以及不同诉讼程序的证明标准等;二是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证明责任、审查程序和救济途径等;三是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和保护制度, 明确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和程序等。

2. 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过于粗略, 证据规则“不够用”。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关键, 侦查、起诉、审判都是围绕证据展开, 但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很不完善。1996年, 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作了全面修改, 其中关于证据制度的规定比较原则。1998年、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先后作出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 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 但仍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导致司法活动中随意性太大, 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造成了不利的后果。

3. 案件质量问题不少, 需要总结经验教训, 防止冤假错案。

这些年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 包括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王子文等重大冤假错案, 基本原因是搜集、使用证据上出现问题。证据搜集程序不规范, 刑讯逼供屡禁不止, 案件质量受到影响。

(二) 出台后的执行贯彻情况

《规定》出台后, 司法机关普遍较为重视, 在实践中将其作为当前的刑事案件证据规定来参照执行。但由于《规定》注意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加之体制等原因, 变通执行可能性较大, 严格执行有难度, 因此对打击犯罪的实践并未形成较大障碍。

此外, 公安机关更需进一步加强学习贯彻该《规定》。以笔者所在的检察院为例, 在《规定》出台后至今, 虽然没有因非法证据等问题导致无罪的案件, 但共作出存疑不起诉案件10宗10人, 其中因公安机关取证方式、程序不当或程序违法而导致的存疑不起诉案件4宗, 占存疑不起诉案件总量的40%。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主要内容及实践中的突

出问题

(一) 主要内容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体性规则, 主要是对非法证据特别是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规定》第1条就明确界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二是程序性规则, 主要是对排除非法证据问题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包括具体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和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

(二) 执行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

1. 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的理解和适用差异较大 (1) 对“刑讯逼供”理解与适用上的差异

“刑讯”, 即“用刑罚审讯”, “以酷刑逼供”, 亦即“刑求”, 典型的刑讯逼供, 是以积极的、相当强度的暴力方式实施的, 如殴打、电击、火烧、捆吊、“坐老虎凳”等。目前, 真正采取以上赤裸裸暴力手段进行取证的方式已不多见, 更多地表现为不规范、不文明的审讯方式方法, 如长时间不准嫌疑人入睡;对嫌疑人作出某些承诺;贬损嫌疑人的人格等等。实践中, 有人会认为这些全部是“变相刑讯逼供”, 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2) 对“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取证看待和处理上的差异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1998]23号) 第61条规定, “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也有类似规定。

然而, 《规定》第1条、第2条, 将排除非法人证的范围, 限于“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据此, 有人认为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已经在实际上不为法律所“严禁”, 只有一种例外, 即以威胁方法获取证言及被害人陈述, 才被“严禁” (即触犯后有不利法律后果的禁止) 。

2. 突出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 缺少对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的规定

《规定》突出了言词证据, 主要是对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操作规程作出了规范。但非法证据除了非法言词证据, 还有非法实物证据。现有司法解释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有原则规定, 非法实物证据因情况复杂, 难以作出一概禁止的一般性规定, 导致在实践中操作的不一, 影响司法的公正力。

3. 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问题

《规定》中辩方承担初步证明责任, 即提证责任;控方承担完整的证明责任, 即说服责任, 负责证明取证行为合法。在实践中, 往往会出现: (1) 因辩方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门槛过低, 导致滥用行为比较普遍。《规定》中对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次数没有限制, 且没有规定滥用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行为后果, 不少被告人都以遭受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为由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 企图利用排除规则混淆视听, 达到排除合法证据逃避罪责的目的。 (2) 作为控方的检查机关公诉部门承担证明取证合法性的机制不健全, 在目前的侦查中心主义机制下, 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介入知悉侦查活动的渠道不畅, 往往仅通过事后审查、书面阅卷的方式来评判刑事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难以全面、客观收集、规定相关的证据材料。

4. 非法证据排除的操作程序问题

(1)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条件不成熟。现阶段, 面对形势犯罪高发、频发, 维护公平正义等多重压力, 一方面, 侦查人员重打击轻保护等传统执法观念仍然存在,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有的侦查人员的侦查谋略、讯问技巧以及依法收集证据的能力尚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 侦查机关 (部门) 的侦查技术与手段上不适应犯罪手段现代化特别是职务犯罪智能化的发展趋势, 加之秘密侦查等技术性侦查措施以及公务员财产申报等制度机制尚不健全, 有的侦查人员不得不把案件突破放在获取口供上。在相关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健全的情况下, 要求侦查人员出庭证实自身侦查取证的合法性, 通常是一方否认刑讯逼供, 另一方认定存在刑讯逼供, 双方各执一词, 法院难以居中裁判, 庭审效果不好, 往往成为社会操作焦点, 给公正规范执法带来不良影响。

(2) 未赋予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调查核实非法证据的诉讼期间。现行法律规范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调查核实非法证据的诉讼期间, 公诉人不得不在现有审查起诉期限内挤出一定的时间来完成调查核实侦查取证工作。一旦被告方在庭审中突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 公诉人往往不得不申请法庭延期审理, 以便对侦查取证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调查核实, 拖延了庭审活动。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完善

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要通过启动相关立法与司法解释工作, 统一对相关内容的理解和适用及完善相应的程序规定, 充分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

1.各种与刑讯逼供具有同质性的行为, 均应作为刑讯逼供看待并适用排除规定

刑讯逼供是暴力取供达到一定程度, 使嫌疑人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剧烈疼痛和痛苦的行为。对于长时间不让睡眠、长时间保持特定姿势、饥饿、寒冷高温等方法达到使人肉体上、精神上遭受剧烈痛苦以至难以忍受的程度, 这些与直接采用暴力的刑讯逼供具有同质性即类似效用的行为, 应当视为刑讯逼供行为 (变相刑讯逼供) , 这符合了立法精神与现实的需要。

然仍需注意区分刑讯逼供与侦查策略、审讯不规范的区别。如侦查人员制造一种假象, 使嫌疑人错误认识、从而做出真实的供述;通过夸大不理后果施加一定的心里压力所取得的证据, 以及通过承诺一定的事项获取的证据, 这些都不易列入非法证据的范围。

2.对于非法实施的、可能导致虚假证据的“威胁、引诱、欺骗”的行为, 应作为非法手段予以排除。

《规定》中基本未规定对“威胁、引诱、欺骗”这几种方法的限制, 但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确规定,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两高的司法解释也有类似规定。司法实践中, “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具有一定的许容性, 但必须设定界限, 禁止非法采用这些方法, 否则, 即与禁止刑讯逼供的规定缺乏逻辑一致性, 又可能侵犯人权、破坏法制, 更严重的是可能导致无辜者承认有罪从而制造冤案。

因此, 在执行违法证据排除规定时, 对于非法实施的, 可能导致虚假证据的威胁、引诱、欺骗, 可以引用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 同时引用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中“等非法手段”条款予以排除。

3.完善对物证、书证的取得方式方法的规定

对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要否排除, 国内外都存在较大争议, 司法实践中一般不会排除。为规范取证活动, 确保办案公正, 现阶段对物证、书证的非法取证问题只能作出原则性规定, 即《规定》第14条:“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 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 否则, 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为了避免任意性过大, 应完善搜查、扣押等取得物证、书证的程序。

4.对辩方滥用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行为进行必要规范

对于辩方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 宜将时间限制在一审开庭前, 一审法院已就非法证据问题作出裁定的, 被告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重新再二审中提出申请;对于被告编造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事实, 否定侦查机关取证行为合法性的, 检察机关应在庭审中依法予以揭露和抨击, 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对于恶意攻击侦查机关违法取证、情节严重的, 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5.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要慎重

法庭在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前, 应当按照规定要求, 穷尽其他证明途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现有证据足以证实侦查取证合法的, 或者合议庭对于证据合法性没有疑问的, 可以不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摘要：2010年5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该《规定》注意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对检察机关办理案件提出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实施迄今已一年, 得到了检察机关的高度重视, 但在实践中仍然遇到不少问题。本文将分析《规定》出台后的执行情况, 结合实践解读《规定》的主要内容, 以期解决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

关键词：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实践

参考文献

[1]佘川, 程辉, 葛娟娟.论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1, (3) .

[2]曹坚.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及其本土化构建.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2, (5) .

[3]黄维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纲.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4, (6) .

[4]潘金贵.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探析.贵州社会科学, 2008, (4) .

[5]李慧敏.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农村.2010, (11) .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实践思考 篇8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 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2]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 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二、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

在我国,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担负着对刑罚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重要职责。社区矫正检察监督, 就是指检察机关对判决、裁定、决定监外执行的罪犯, 置于社区内进行教育矫正、监督管理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进行的监督。对社区矫正进行检察监督, 有其深厚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

(一)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

1. 权力制约理论

权力必然蕴含着特定的价值, 价值是权力设置、运行获得正当性的源泉。人们通过法律设置某项公权力必然基于特定的价值考量。由于权力本身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 使得任何权力都需要相应的监督才能尽可能保证其正当行使, 社区矫正执行权也不例外。对社区矫正进行法律监督, 是通过检察权对社区矫正执行权的适度制约实现执行公正的有效保障, 有利于人民检察院和社区矫正执行机关之间通过监督和制约机制实现包括执行公正在内的司法公正。

2. 现代社会人权保障理念

人权保障是社会发展的永恒话题, 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社区矫正对象虽然因先前的犯罪受到刑事处罚, 但其仍然是公民, 依法应当享有尚未被剥夺的其他权利。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如发生不当执法或者违法执法现象, 会对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社区矫正执法必须引入合理的监督制约机制, 使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得到有利保护。对社区矫正进行检察监督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地进行, 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司法文明的体现。

3.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社区矫正工作是将那些可以不收监关押的罪犯, 在社会上、家庭中把他们管教好、改造好, 充分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中宽的一面。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介入, 确保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活动中的有效实施, 是检察机关预防、控制犯罪, 实现刑罚最终目的的重要策略, 是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 有利于增强对罪犯教育改造的针对性, 提高教育改造质量, 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通过《宪法》、《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予以规定。其中《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215条、第222条分别就检察机关对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假释裁定行使监督权进行了规定。

三、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实践和困境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对社区矫正进行检察监督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充分贯彻, 有利于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我国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影响了监督权的充分发挥和监督的实际效果。

(一) 法律不统一, 配套法规不完善

如前所述, 由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尚停留在试点阶段, 实践中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主要依据“两高两部”的《通知》以及各部门、各地区自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检察机关在监督中拥有哪些权力, 应尽哪些义务, 如何处理矫正机构的违法行为, 受理矫正对象的申诉等, 均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配套的具体实施细则。这导致了检察监督在实际操作中过于弹性, 可松可紧甚至放弃监督权。

(二) 执行主体不明导致检察监督缺乏合理的监督对象

《通知》规定,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对象包括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剥权、暂予监外执行等五种刑罚的罪犯。而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均明确规定了这五种非监禁刑的执行主体是公安机关。但是依据《通知》精神, 司法行政机关具体承担了日常社区矫正管理工作, 已然成为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在这一模式指导下, 担负社区矫正试点的地区普遍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由政法委牵头, 司法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监狱管理局等部门参加, 形成了“政法委统一领导, 司法局组织实施、政法各部门协作配合, 司法所具体执行”的工作格局。检察机关究竟是以法定执行主体公安机关还是以工作主体司法机关为监督对象, 抑或是将二者同时作为监督对象,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权力的过于分散, 导致政出多门和执法混乱, 更影响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职能的有效履行。

(三) 监督职权和监督手段有限导致检察监督缺乏实效

在大陆法系国家, 为保证刑法的实施, 通常对检察机关的职权作出比较全面、明确的规定。如德国和日本的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 检察官在指挥执行的过程中可以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相应手段;法国的检察官和检察长则“有权直接动用公众力量, 确保判决的执行”。但是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力和手段却非常有限。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的规定,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手段主要是书面审查、与有关单位或人员谈话等, 手段简单且滞后, 且发现被监督单位有违法行为的, 能够采取的措施也不过是提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意见。一旦被监督单位不予执行, 法律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追究权力, 只能向上级检察机关报告。监督权力和手段的有限性严重影响了检察监督的实际效果。

四、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思考与探索

社区矫正在我国尚处于试点阶段,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也仍在探索过程中。随着“两高两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 检察监督也应当结合实际, 不断采取措施, 提高监督能力和水平, 为保障社区矫正健康稳步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一) 完善法律制度, 扎实检察监督的法律基础

开展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 是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的重要内容, 对于促进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 保障刑罚的依法正确执行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未出现过“社区矫正”一词, 社区矫正在法律层面缺乏应有的支撑, 致使其在实际运作中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结合我国社区矫正试点经验以及借鉴国外成功的社区矫正做法, 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可适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律来统率和协调社区矫正活动, 对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矫正内容、矫正程序以及各部门的权利义务作出明确规定, 并明确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 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开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需要指出的是, 当前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存在的“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不一致的局面, 使得各部门之间的有机协调和统筹规划难以落实, 不利于互相监督和制衡, 也造成了检察监督对象的模糊。笔者认为, 行刑权是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统一, 是国家刑罚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借鉴域外的先进经验, 借《社区矫正法》制定的契机, 通过修改完善相关法律, 将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和工作主体合二为一, 统一归属于司法行政机关内设的专门社区矫正管理机构行使。

(二) 强化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效力

在《社区矫正法》的基础上, 应当在全国层面制定与其相配套和衔接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实施细则。细则中一是要根据法律将检察机关的监督程序、监督方法、监督对象以及监督职权等予以详细规定, 赋予检察机关纠正违法的执行力和违法处置权。二是要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威性。要完善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进行监督的保障, 对消极或积极对抗检察监督的行为, 规定责任追究的程序, 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手段注入强制力。

此外, 各级检察机关应加大惩防职务犯罪的力度, 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与查办职务犯罪有机结合起来, 确保社区矫正对象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防止社区矫正被滥用为权力寻租的工具, 避免腐败和玩忽职守等职务违法犯罪行为发生。通过加大查处力度, 一方面能够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责任心, 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检察监督的实际效果和影响力。

(三) 拓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渠道

检察监督应贯穿于社区矫正工作始终。实践中, 由于检察机关获取社区矫正对象信息的滞后性和获取手段的单一性, 导致监督只能是事后监督、静态监督和外部监督。当前, 不少地区正在积极尝试各种方式, 拓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渠道。以上海市为例, 我们在全市部分区县的试点街道、乡镇设立了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通过定期下基层实地检察, 加强与社区民警、社工的联系交流, 并对矫正对象进行法制教育、受理各类控告申诉等, 从而将监督关口前移, 深入社区内部了解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 及时提出检察监督意见。

但是, 基层检察机关从事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专职干部普遍较少, 在实地检察方面存在时间上的局限性。实践中, 公安、司法等部门由于接触矫正对象更频繁、更直接, 所掌握的信息也比我们更全面、更及时。我们建议公检法司各部门之间加强沟通, 整合各方网络资源, 达到数据共享和实时更新, 拓宽监督视线, 实现对社区矫正的动态检察监督。

参考文献

检察信访工作实践 篇9

(一)基层检察文化的基本内涵

检察文化是以检察干警为主体的检察机关群体在长期的法律监督工作实践中和内部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集中体现,是具有检察工作特色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

作为检察文化的一部分,基层检察文化将国家宏观的检察体制与基层的地方特色相结合,集中反映了基层检察干警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时代风貌、理念思维。基层检察文化发展、传承于基层干警的检察实践中,它能够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切实提高检察人员的思想境界、职业操守、法律素养、执法能力,增强检察机关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

从内容体系上来讲,基层检察文化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方面。首先,从物质层面看,基层检察文化是有形的客观存在的文化。基层检察机关特有的办案环境、办公装备、文化活动场地等物质环境,直观反映检察机关建设成就和检察文化的品质。可以说,从检察机关庄严悬挂的国徽,办公场所张贴的警句格言,到载满表彰奖牌的荣誉室,处处体现着基层检察文化的特色。其次,从制度层面看,一系列的检察规章制度是检察文化的规范化表现形式,是检察干警公正廉洁执法的制度保障。通过落实各项制度,可以达到强化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的双重效果,从制度上保证检察机关依法公正行使检察权和检察人员的廉洁性。最后,从精神层面看,基层检察文化集理想信念文化、职业道德文化、公民道德文化于一体。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严格恪守廉洁从检各项规定,到忠诚为民、公正廉洁、尽心履职、开拓创新等等,这些都是基层检察文化精神层面的内容。

(二)基层检察文化的重要意义

基层检察文化是基层检察机关的灵魂。加强基层检察文化建设对于促进文化育检,保障“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提高基层检察机关的群体素质和工作效率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加强基层检察文化建设是改进执法理念、推进文明执法的必然要求。加强基层检察文化建设对于促进基层检察干警观念转变,牢固树立先进执法理念,形成并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群众观念,自觉做到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立检为公、执法为民,展现新时期检察干警良好的精神风貌,均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加强基层检察文化建设对于提高干警素质、推进过硬检察队伍建设的基本保证。只有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强化职业自律,陶冶职业情操,不断提高全体检察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才能积极构建一支政治坚定、廉洁高效、业务精通、执法公正的检察队伍。

第三,加强基层检察文化建设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客观要求。检察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检察文化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干警、服务社会、推动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如此,高检院《2014-2018年基层人民检察院建设规划》专门对加强检察文化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二、当前基层检察文化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基层检察院更加注重文化育人、文化育检的理念,在队伍建设中,能自觉坚持以检察文化建设为抓手,使检察文化建设越来越成为基层院建设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基层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基层院检察文化建设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对检察文化建设的认识不深、重视不够的问题

发展基层检察文化靠的是实实在在的举措,这需要基层检察机关内在的主动自觉。但是,实践中,一些基层检察机关更多的是把开展检察文化活动作为上级院下派的任务来完成,甚至认为这只是上级院的一种形式要求,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便失去了内在自觉性。究其原因,是因为没有真正地理解检察文化的价值,对检察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开展检察文化活动只是形象工程,勉强完成上级院的任务就行,从而导致在基层检察文化建设中投入的人力、物力、精力远远不够。

(二)检察文化建设因创新不足而缺乏特色的问题

尽管各个地方、各个级别检察机关的检察文化具有一定的共性,但是,因地域、级别、文化、历史、民俗、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不同检察院的检察文化建设在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和方法措施上必然存在差异,因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可是,实践中有的基层检察机关总是根据上级院的具体方案开展检察文化建设,甚至是盲目照搬其他院的经验和形式,而不是结合本院、本地区的工作实际,这就导致检察文化建设流于表面,难以形成特色,活力不足,干警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无法调动,检察文化的引导教育功能不能更好发挥。

(三)检察文化建设中只注重形式而忽视内涵的问题

在检察文化的内容体系中,物质层面的文化作为载体固然重要,但它充其量只是载体和形式,作为精神层面的文化才是检察文化的内在本质。但是,现实中,一些基层检察机关在检察文化建设中,只注重开展一些流于形式的宣传活动,却很少在提升文化内涵上下功夫。这就使得检察文化在引导干警树立理想信念、端正执法观念、培养职业道德、提升社会公德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不能很好的发挥。

(四)检察文化建设因定位不准而效果不佳的问题

形式多样、表现各异的检察文化活动,其主要目的就是坚定检察人员的理想信念,提高检察人员的职业素质,做到以文育人、以文育检。但是现实中,部分检察机关和干警对检察文化建设的理解过于狭隘,局限于检察政治教育和文体活动等方面,开展的活动也不外乎政治理论学习、传统文化艺术创作、文体竞赛等,过多的采用了一些流于表面的形式,开展检察文化建设的真正意义并未在实际中得到体现,致使检察文化建设的效果欠佳。

三、滨海新区塘沽院开展检察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滨海新区塘沽院始终坚持把检察文化建设作为提高检察人员素质、推动检察工作发展的动力,不断尝试创新检察文化建设的新途径、新方法,充分发挥检察文化的引导、教育和凝聚作用,用先进检察文化推动检察队伍建设科学发展,得出了一些有益探索。

(一)发挥检察文化导向功能,积极构建精神文化

着力深化干警理想信念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教育,通过局域网开设学习十八大专栏,举办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专题讲座,利用内部刊物交流学习心得,积极开展主题征文、书法、摄影作品征集活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召开干警座谈会、支部组织生活会,不断深化干警的群众观念。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广泛深入企业、机关和重点项目工地,宣传检察工作,增进检群感情。组织参观周邓纪念馆、平津战役纪念馆,开展党的优良传统教育。组织开展“党在我心中”征文和廉政警语活动,观看《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和《失德之害》等党内专题教育片,进行党的群众路线和反腐防腐教育。开展“在职党员进社区”和“帮扶困难群众”工作,倾听群众呼声,感受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二)注重制度约束作用,深入推进制度规范化建设

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着力深化建章立制工作,形成机关管理和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围绕反对“四风”突出问题推进建章立制。修订完善有关会议公文管理、学习培训制度,切实树立良好的会风、文风和学风。制定《机关考勤办法》、《“人脸识别系统”考勤登记制度》、《值班工作暂行规定》等工作纪律制度,解决作风懒散突出问题,提升干警精神风貌。制定《廉政风险岗位防范措施》、《检察人员行为规范》、《关于检察干警八小时以外遵纪守法的暂行规定》等4项,严防违纪违法问题发生。健全厉行节约制度,防止铺张浪费,形成厉行节约的文化氛围。建立完善执法行为规范,强化文明理性执法,树立检察人员良好形象。健全检务公开、群众来访接待、领导干部联系服务群众制度,着力服务和保障民生。

(三)注重文化载体建设,着力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检察文化通过物质层面的载体得以展现。近年来,该院以基础设施建设和软环境建设为重点,致力于营造文明庄重、优雅和谐、井然有序、充满活力、文化气息浓厚的办公环境,使干警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从而激发团队精神,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搭建文化发展的平台和载体。近年来,我们不断强化资金支持和后勤保障,先后完善提升本院局域网、视频会议系统、侦查指挥系统、案件质量档案制度、电子邮件、专网电话等,开通检察微博,开设特色栏目,丰富干警文化生活。修建改造院荣誉室,维护提升干警健身房、职工食堂、党员活动阵地,大量添置文化设备,为干警工作学习和开展各类活动提供良好的条件。

二是积极建设“软”环境,提高检察工作软实力。借助荣誉室改造工程,收集整理本院检察历史资料和荣誉奖章、奖杯、奖牌,固定干警的集体记忆。定期开展廉政警语、书画、摄影作品征集,制作成画板张贴于大厅、走廊,既起到教育警示作用,又美化了办公环境。经过近几年的不懈努力,我院视频新闻《塘检播报》日益完善,方便干警及时了解院内重大工作部署和自己关心的事项。充分利用院局域网,发展网络文化,拓展检察文化新空间,为干警构筑“精神家园”和学习平台。

三是以开展文体活动为载体,不断陶冶干警情操、增进干警身心健康和文化水平。经常性开展干警喜闻乐见的“琴棋书画”、文艺联欢和体育比赛活动,组织干警积极参加市院组织的运动会、足球篮球比赛等各项文体活动,让干警们在集体活动中加强沟通,增进友谊。积极开展“内引外联”,在认真开展内部文化活动的同时,与塘沽法院、辖区企业联合举办一系列文艺活动,广泛宣传检察工作取得的成绩,充分展示检察文化建设成果。

(四)注重地域文化传承,着力打造特色鲜明的检察文化

检察文化建设要依托本地文化资源,紧贴检察工作实际,富有时代特点,注重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因此,我们坚持植根深厚的地域文化土壤,着力培育干警的忠诚情感、责任意识和爱乡爱土情怀。

一是积极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大潮。滨海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肩负着改革开放“排头兵”的重担。为使广大干警深刻意识到肩负的服务新区改革开放大局的使命,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积极组织干警深入社区、企业、大型工程项目,开展法律宣传和预防职务犯罪活动,了解发展形势,融入发展大潮。组织干警参观大沽炮台遗址、平津战役纪念馆、周邓纪念馆等具有本地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培养干警民族主义情结和对事业奉献与执着的精神。

二是大力弘扬践行天津检察精神。不断挖掘、选树在执法办案中涌现出的信仰坚守法治、弘扬践行天津检察精神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加大宣传表彰力度。坚持以鲜活的人物和事迹感染人,在平凡的岗位工作中见伟大,组织开展“看得见的塘沽检察精神”主题实践活动。通过树立典型、加强宣传、弘扬正气,更好地发挥广大干警在服务发展、服务群众中的积极作用,切实激发检察队伍正能量。

三是努力打造自身检察文化品牌。注重结合本院工作实际及本地区经济人文特点,积极发展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浓郁地域特色、主题积极向上的检察文化。凝聚各方面力量,积极稳妥推进“一室一栏两微”建设。“一室”,即本院荣誉室。集中全院干警智慧,进一步优化荣誉室建设,将其建设成为反映我院历史、记载工作成就、展示机关形象、进行主题教育的重要基地。“一栏”,即本院局域网检察文化建设专栏。进一步丰富网络专栏内容,增强文化宣传效果,充分反映文化建设动态和成果。“两微”,即本院官方微博和微信。通过微博和微信这类新媒体,恰当灵活的运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开展检察宣传,使之成为增强检民互动互信的重要平台。通过在内容、形式、传播手段等方面不断推进检察文化创新,着力打造检察文化精品,让特色检察文化充满无限生命力。

摘要：作为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文化具有教育、引导、约束、激励、凝聚、辐射等功能。深入推进检察文化建设,对于推动基层人民检察院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层检察院作为检察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认识检察文化的重要价值,积极探索新时期开展检察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从精神、物质和制度多个层面建设富有地域特色、体现检察特征、符合时代精神的检察文化,坚定不移地做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建设者、保障者。

基层院检察文化建设的认知与实践 篇10

检察文化是以检察官为主体的全体检察干警在长期的检察活动中, 逐渐形成的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 以提高监督能力为目的, 以营造良好人文环境为形式的具有鲜明检察特色并得到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等精神财富[1]。基于这样的定义, 借助管理理论, 笔者将检察文化的构成描述为3个同心圆, 即外层是物质层, 以物质为载体的精神成果, 指检察形象和工作品牌形象等;中层是制度文化, 包括管理模式、激励机制、行为准则等;内层圆是精神文化, 是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等。

二、基层院开展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检察事业是发展的, 检察文化必然会随着检察事业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变化。依据管理学理论, 文化建设的方法论应当同样以螺旋式发展理论为依托。因此, 检察文化建设一方面必须关注和支持检察工作当前的现状, 另一方面还要为检察工作长期发展提供持久的内在动力。通过文化导向的循环和递进, 既推进文化内核的提升, 演绎文化的生命轨迹, 又推动检察工作迈向更高层次。

(一) 目标导向

文化建设如何进位争优, 提高核心竞争力是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培养、树立敢于拼搏、不畏艰难的进取精神便成为坚定的目标导向。围绕检察工作主题和辖区的人文精神, 开展检察精神大家谈活动, 并通过主题演讲、正确的发展理念和执法理念征文等形式, 发掘检察文化内涵。通过精神树立塑造干警的思想, 激发干警的热情, 使之成为全体干警共同追求的行为准则。

(二) 规则导向

讲“管理三要素”, 讲如何“建班子”、“定目标”和“带队伍”, 打造学习检察、能力检察和制度检察。以培育干警学以致用为抓手, 营造主动提升素质的氛围。完善学习培训制度和工作机制, 激励干警提升学历层次和知识储备, 使干警的眼界始终与时俱进。开展各种比武、研讨活动, 提升干警岗位技能。举行院际交流活动, 丰富干警的实战经验。通过系列活动逐渐引领干警将“围着目标转”转变成了“围着规则转”, 从目标导向变成规则导向, 将用制度管人管事的理念落到实处, 有效提高工作效能。

(三) 支持导向

讲整体的团队意识, 要求干警之间相互支持, 要求部门之间互相配合, 资源共享。并把人文关怀融入文化建设, 落实好干警休假规定, 关心干警身心健康, 走访干警家庭, 教育引导有不良倾向苗头的干警, 拉近感情上的距离, 增强干警和家属对检察机关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组织干警学习经典国学, 引导大家在文化传承中将修身正己理念和“温、良、恭、俭、让”等传统美德融入言行之中, 使检察文化过渡到支持导向。

(四) 创新导向

发展的新形势赋予了检察文化更新的含义, 那就是树立“如履薄冰、从头再来”的危机意识, 坚持核心价值理念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 强化“学习与开拓, 先行先试, 改进工作”的创新意识, 实现“服务理念转变在先、服务本领掌握在先、服务效能提升在先、服务环境优化在先、服务基层奉献在先”的为民服务“五在先”, 使检察文化汲取时代养分, 总结衍生新的内涵。

三、基层院文化建设的共性问题

(一) 缺乏正确的认知理念

检察文化建设的过程是强化检察队伍凝聚力、提高干警综合素质, 指引干警价值取向、树立职业形象的过程。但基层院和部分干警对检察文化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不够全面、准确, 对文化的作用认识不够。检察机关工作的中心是执法办案, 不搞检察文化案子照样办。有的基层院和干警对文化建构身份, 身份决定利益, 而利益决定行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认为文化建设是务虚的东西, 开展文化建设是对正常工作秩序的冲击, 是浪费时间。

(二) 呈现出一定的盲从性

将硬件设施建设理解为检察文化内容, 把建设庄严的大楼, 改善办公环境作为检察文化建设的重头戏。“2003-2005年, 建成了审讯监控、自动受理举报、视频会议、机要通道等网络办公平台;2006年完成了‘两房’建设任务, 并建有文化长廊、阅览室、院史室、文体设施等……检察科技文化的发展解放了检察生产力。”以致文化建设缺乏文化的特质以及文化的内核, 只是停留在最表层的内容。

(三) 不具备自身发展的特色

检察文化既有共性的一面, 也应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但是, 在抓文化建设的过程中, 基层检察院往往忽视辖区的地域人文文化、光荣斗争史以及检察工作的自身特点, 造成泛泛化, 没有鲜明的特点和个性及品味。

(四) 专业人才匮乏

由于文化通过引领或渗透能发挥调动、凝聚或涣散检力的作用, 对检察工作的发展起到倍增或递减的效应, 所以, 检察文化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可由于处在探索阶段, 且检察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 所以理论支撑和专业人才都明显不足, 使得活动开展乏力。

四、提升基层院文化建设水平的途径

(一) 科学提炼文化内核

以“执法为民”为核心, 融合“理性、规范、高效、文明”的司法理念, 努力挖掘基层院自身实现工作目标所需要的文化支撑点。同时, 结合辖区人文特点和基层院几十年发展中积淀下的历史传统, 高度概括提炼出独具特色的文化精神内核。进行提炼时, 虽可对上级院或其他基层院的有益经验加以借鉴, 但必须要结合自身地域特色, 并兼顾未来进行设计。同时, 可采取“院训”等形式, 把无形的东西以有形的形式加以表达, 给干警们描绘出一个清晰的愿景、一个印象深刻的基调, 使干警在工作生活的具体行为中“万变不离其宗”地去揣摩和体会本院检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并自觉将其作为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

(二) 抓好职业精神培育

将职业精神培育作为检察文化建设的根本来抓。一是培养干警尊崇法治的职业理念。引导干警树立职业理念是检察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 而文化建设正是促成这种理念养成的手段。检察文化发展的目标是要培养干警树立法律至上的信念, 以法为是, 以法为上, 崇尚法治。二是提高干警执法为民的职业意识。检察权是人民赋予的, 检察执法必须根植于民众的支持和信赖之中, 必须体现出司法关怀, 体现出为民的服务意识和公仆作风。三是提升干警清正廉洁的职业操守。检察机关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 干警必须廉洁自律、正身守道。

(三) 找准文化建设的切入点

执法办案是检察机关的主要工作, 而检察文化建设的作用之一就是引领干警树立忠诚、公正、清廉、文明的价值观。可见, 业务建设是检察文化建设的最佳切入点。坚持从文化的视角提炼管理理念, 以目标管理、绩效管理、流程管理为主要内容, 细化执法责任要求, 建立健全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规范化管理体系, 使工作有导向、衡量有标尺、考核有标准、奖惩有依据。

(四) 加强行为文化建设

行为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外化[2]。要注重规范干警的仪表、言谈、举止、交往, 努力培养符合检察职业要求的行为习惯, 使干警的言谈举止体现公正、高效、廉洁、文明的职业特征。培树身边榜样, 大张旗鼓地弘扬正能量, 形成传承检察精神、代表检察形象、引领工作创新发展的典型群体, 凝聚人心。利用各种文化阵地, 开展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 营造团结和谐的发展氛围, 满足干警求知、求美、求乐的精神文化需求。

(五) 加强检察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做好新形势下检察文化工作, 抓好文化人才队伍是关键。要把思想政治坚定、组织协调能力强、具有开拓精神、懂检察业务、熟悉文化工作、热爱检察文化的优秀干部和文艺人才选调到文化建设岗位上来, 激发检察文化创造力。

参考文献

[1]常安.关于法律文化概念构建的再思考——对概念和问题本身的诘问[J].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4) .

检察信访工作实践 篇11

一、发展民营经济的顶层保障

民营经济在我国经历了一个由限制、甚至打击，到默认、允许、明确肯定、鼓励发展的曲折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对发展民营经济思想更加明确，态度更加坚决，措施更加具体有力。1999年以来的宪法修正案都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分别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宪法》为依据，全国人大又相继制定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国务院专门制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我省、市也相继出台《湖北省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武汉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办法》等关于非公经济的一系列政策、办法，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和法律保证。

二、从突出贡献看服务民营经济的必要性

民营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1998年，在我国GDP的构成中，民营经济仅占2%。到了2001年，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24%。2010年以来，民营经济总量已占到GDP的50%以上，交纳税费总额已占我国财政收入的近60%，民营企业已经超过4千万家。民营企业所提供的公平、灵活、宽广的就业环境，使数亿人收入稳定、生活质量提高。武汉市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成绩喜人：截至2010年底，全市私营企业14万余户，从业人员75万人，注册资金3310亿元。2010年实现增加值2282亿余元，增长15%，占全市地区总产值比重达41%，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达11家；全市近200万人在民营经济领域就业，约占社会从业人数的50%，占全市新增就业人数的90%以上；民营企业给国家纳税200多亿元，在全市单年增长的122亿元税收收入中，有88亿余元来自民营经济，税收收入增加贡献率达72.52%。

三、服务民营经济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民营企业虽然所处的环境不断改善，但还存在不少问题：从外部情况看，一些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垄断地位设租，处心积虑地利用手中的项目审批、资金拨付、金融放贷、工程发包、检查验收、行政执法、刑事司法等权力向非公有制企业索贿受贿。一些政府部门利用行政权力谋取部门或者个人利益。有的打着“为企业办实事”的幌子，介入企业经济活动，从中乱摊派、乱收费，或者变相营利；有的在正常业务中也讲“潜规则”，人为设置障碍，以“研究研究”、“请示请示”为由，吃拿卡要，拖着不办，迫使民营企业充当行贿角色。一些不法分子专门欺侮民营企业，盗窃、哄抢、诈骗、敲诈勒索和假冒民营企业注册商标等，导致一些民营企业“四面接招”，防不胜防。从内部情况看，有的企业主法律意识淡薄，对自己的行贿行为不认为是违法犯罪行为；热衷于找关系、托人情，用钱用物把事“摆平”；甚至遇到企业内部人员侵占、挪用企业资金等违法犯罪问题，也仅仅把人“开了”了事，导致企业遭受重大损失。有的企业规章制度不健全，依然延续“老板说了算”、“老板就是制度”的旧观念，即使有制度，也是讲在嘴上、贴在墙上、印在书上，就是不能落实到行动上，执行力非常差；会计、出纳形同虚设，结果让一些企业蛀虫钻了空子，采取侵占、截留、吃回扣等手段，挖企业墙角。

四、惩防并举保护民营企业免受不法侵害

汉阳区院始终把服务民营企业放在突出位置，与公安、法院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一手抓打击，一手抓预防，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一是严打刑事犯罪，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从2008年至2012年，汉阳区院先后办理涉及侵害民营企业利益的盗窃、抢劫、诈骗、敲诈勒索、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案件68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400余万元，并且依法办理了侵害民营企业的“黄俊华”8人恶势力犯罪团伙，“骆中秋”6人盗窃民营企业团伙案件，净化了民营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在此基础上，对17家重点民营企业实行挂牌保护，使辖区内民营企业免受不法分子的侵扰。

二是严查职务犯罪，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汉阳区院紧密结合检察职能，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向民营企业索贿、受贿犯罪等严重损害民营企业利益的案件放在重要位置，加大查处力度。五年来，共查办司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的职务犯罪案件20人，占立案总数的19.2%。如原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审判员贾耀作利用执行标的物的拍卖工作的职务便利，多次收受或索取拍卖公司等多个民营企业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30余万元案件；原区商业管理委员会、原经济贸易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科科长韩洪超，利用负责汉阳区成品油零售管理、农贸市场新建改造升级等职务便利，先后16次索取或非法收受私营业主贿赂共计人民币94.5万元案件等。同时，为维护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从源头治理贿赂犯罪，汉阳区院也严肃查办了民营企业利用不正当手段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五年来共查处行贿犯罪9件10人。如武汉国华礼品发展有限公司单位行贿480万元案件等。

三是狠抓预防犯罪，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主要做了三件实事：一是进行个案预防。结合办案向民营企业发出预防犯罪检察建议100余份，帮助企业堵塞漏洞，建章立制，加强管理。二是开展共建活动。与8家民营企业签署廉政共建会议纪要，派人到民营企业宣传法制，组织民营企业的员工到汉阳监狱、琴断口监狱、汉阳区警示教育基地接受警示教育，提供法律咨询，帮助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增强法制观念，既学会用法律规范企业和员工的行为，依法管理、合法经营；又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三是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五年来汉阳区院还对涉及民营企业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依法提请抗诉7件。如武汉路达有限公司经济纠纷一案，汉阳区院在一、二审败诉的情况下，依据事实和证据，按照法定程序提请抗诉，最后由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了原判决，从而使武汉市路达有限公司避免了一百余万元的经济损失。路达公司的总经理万幼成感慨地说：“跟国字号企业打官司，说实话心里没底，是汉阳区院在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公正的说法，也使我们继续投资、扩大企业规模增强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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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整合全社会资源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

民营企业预防工作，只有纳入全社会的防控体系之中，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整体作用，才能取得更好的预防效果。

一是建网络，把民营企业预防工作纳入全区预防整体格局。汉阳区院建议区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专门建立了辖区民营企业的预防网络，由13家民营企业、13家行政执法单位、5所高校所组成。这个网络按照“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要求，以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为核心，以诚实守信、依法经营为抓手，综合运用强化教育、完善制度、加强管理、依法行政、有效保护等措施，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涉及民营经济领域的职务犯罪的发生，切实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二是建制度，不断提高为民营企业服务质量。为了进一步改善辖区民营企业发展的“软环境”，“让一切劳动、知识、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汉阳区院积极争取区统战部联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服务民营企业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强化政策、法律服务，强化培训服务，强化组织服务，强化协调服务，强化维权服务，强化预防服务等16大举措，在切实解决民营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了加强对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规范民营企业投诉受理工作，依法及时办理民营企业的投诉，汉阳区院建议区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并代为起草了《武汉市汉阳区民营企业投诉受理办法》，对投诉受理机构、投诉及投诉受理、投诉的办理、投诉的办理时限、各成员单位投诉电话号码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共分6章29条，既防范了行政执法单位和人员该作为不作为或久拖不办的现象，又保证了便民、高效和有错必纠，受到民营企业的欢迎。三是建机制，帮助企业完善内部管理。与区工商联、区工会联合开展民营企业反腐倡廉建设“十个全覆盖”和民营企业厂务公开活动，帮助企业建立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建立涉及职工切身利益、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党风廉政建设、重大决策和生产经营管理等重大事项的公开制度，帮助企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有效提高了民营企业反腐倡廉的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

六、创新举措增强民营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在服务民营企业中求真务实、不断创新是汉阳区院的一大特点。如组织筹办“全区服务民营企业对话会”，对用地、治安、享受税收优惠、员工入户、子女入学、吸纳下岗职工就业所应享受的优惠政策、规范执法和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坦诚对话化解矛盾；联合辖区民营企业成立预防犯罪讲师团，对发案单位、部门乃至整个行业进行个案剖析，教育和警示该部门、行业的工作人员廉洁奉公、恪尽职守，杜绝类似案件在自己身上和本单位、本部门和本行业再次发生；编写检察机关服务民营经济专著《直面民营经济——来自汉阳区院的报告》以全新的视角，围绕民营经济的发展与检察机关的使命，对检察机关服务民营经济、开展职务犯罪预防的方式、路径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总结了一批检察机关服务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防范廉洁风险的好经验，同时也对如何更加有效地服务民营经济发展、预防民营企业职务犯罪等问题进行了深度研究，有较强的学习价值，受到民营企业的一致好评。

经过共同努力，辖区民营经济有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一是民营企业的数量更多了。全区民营企业由2005年的1904户增加到2010年的6674户，增长了250.5%；个体工商户由2005年的13235户增加到2010年的24618户，增长了86%。二是所作的贡献更大了。2010年，全区非公有制经济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6.6%，上缴税收占全区税收的80.7%，非公有制经济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比重85.5%，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49.3%，并且提供了8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三是市场竞争力更强了。10多个中国名牌、省名牌企业和产品集聚汉阳，九州通医药集团和新龙药业集团2家企业跻身全国民营企业500强。四是承担社会责任的范围更广了。他们恪守诚信、遵纪守法、乐于奉献，回馈社会。如九州通医药集团，每年都主动招收下岗失业人员。近年来，他们用于赞助公益活动、资助社会团体、捐赠福利事业、参与抗洪救灾、修桥铺路、建校助学、助残扶贫、抗震救灾款项累计达1700多万元。集团党委荣膺全国非公企业“双强百佳”党组织称号。

（作者：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检察信访工作实践 篇12

一、在交通肇事案件调解过程中, 保险公司对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出具的调解协议 (或检察机关的调解协议) 不予认可

保险公司就交强险的理赔一般不存在异议, 但是商业险的理赔都是要有严格的程序和要求, 往往不愿意到场参与检察机关的调解, 保险公司更倾向于当事人到法院起诉后得到法院的判决、裁定或者在法院接受调解, 他们认为法院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更具有法律效力。我们在实践中主要把握以下几点: (1) 通过保险公司参与调解的方式尽快解决交强险的理赔问题, 如果赔偿超过交强险的部分, 先就交强险外的部分进行调解, 督促犯罪嫌疑人先行垫付, 再由犯罪嫌疑人向保险公司进行商业险的索赔, 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无垫付能力的, 积极联系公安机关和保险公司等, 调查了解其社会关系网, 争取外围赔偿。同时, 加强被害方的调解工作, 适当调整赔偿方案, 争取尽快获赔, 以便一致达成和解。 (2) 先由双方当事人直接签署赔偿协议, 被害方出具谅解书, 协议签订后, 由被害方就保险赔偿部分向法院起诉犯罪嫌疑人和保险公司, 取得赔偿款。检察机关可尝试运用附条件不起诉机制, 推动和促进当事人双方和解程序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3) 根据江苏省综治办、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公安厅、江苏保险监管局《关于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处理中推行人民调解制度的意见 (试行) 》的文件精神, 加强公、检、法、人民调解组织和保险监管部门、保险行业协会的沟通和联系, 建立保险公司派员参与调解的机制, 开通刑事和解案件理赔程序“绿色通道”, 邀请公安、法院、保险共同参与调解, 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作出一致确认, 以便调解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在办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时, 城乡赔偿标准存在的差异导致双方当事人对赔偿数额的认定难以调和

司法实践中, 由于打工、外出等各种原因, 被害人的户籍地与实际居住地不一。如果被害人是农村户籍, 而实际居住地和案发地是在城市, 那么被害人一方就要举证被害人已经在城市居住一年以上, 才可按城市赔偿标准, 但相关的举证材料要求较高, 被害人一方的举证往往存在困难。因此, 我们经常遇到本身是农村户口, 但当事人提出要参照城镇标准来赔偿, 由于没有关于农村户口参照城镇标准赔偿的成文的规定, 在调解时双方各执一词, 僵持不下, 最后导致无功而返。对此, 在实践办案和调解工作中, 我们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1)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赔偿标准和被害方提供相关参照依据及证据, 在主持调解时, 适时邀请法院民庭或诉前调解中心派员参与调解, 如果涉及到保险理赔, 双方认为确有必要时, 由法院同时出具民事调解书来确认调解结果。 (2) 避开是非标准, 尽量作调和工作, 然后以折中方式, 在赔偿数额上取一个中间值, 最大限度让双方当事人都能接受, 促成最终和解。 (3) 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成功和解, 检察机关主动协助当事人承担举证义务。如一些农村籍当事人在主张民事赔偿过程中, 因所在的务工企业惧怕给该企业带来劳动争议纠纷, 拒绝出具用工事实材料和工资证明等情况时, 检察机关为维护被害人一方应得的合法利益, 应及时协助和帮助被害方搜集被害人用作主张“在城市居住一年以上”的有关材料, 促使和解程序圆满解决。

三、刑事和解案件最终能否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各地检委会讨论中存在分歧, 给办案和调解都造成一定困扰

在办理刑事和解案件中, 特别是交通肇事类案件。在何种情况下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比较适当难以权衡和量化。如:是否有自首情节的问题, 主要责任还是全部责任的问题, 机动车辆是否有制动不合格的问题 (不明知的情况) , 赔偿数额多少的问题等等, 这些都是检委会讨论的焦点。案件讨论过程中, 有委员认为如果以上严重情况叠加, 则情节严重, 不能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如犯罪嫌疑人负全部责任, 没有自首情节, 其所驾车辆经检测制动不合格 (本人不明知) , 且赔偿数额较严格标准较低, 但被害方表示谅解的, 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对犯罪嫌疑人作相对不起诉处理;还有委员认为, 作相对不起诉决定, 一定要有法定的从轻或者减轻情节, 如自首、立功、未成年人等情况, 否则不能作出不起诉决定。对此, 我们在实践中主要按以下几种不同模式处理 (主要针对交通肇事类案件) : (1) 符合以下几个条件的, 可以在调解成功后作不诉处理:①有自首情节, ②赔偿到位, ③被害方谅解, ④负主要责任, ⑤根据案件情况, 一般要求车辆制动、灯光 (事故发生在夜晚) 等合格, ⑥无超速超载等情节。 (2) 如在交通肇事案件中负全部责任的, 一般不作不起诉处理。全责作不诉的例外主要是单方事故等情况, 受害方当事人往往有特殊关系, 如父母、夫妻、子女等, 有的受害方是孤寡老人的, 一般也作不诉处理。 (3) 不特别规定交通肇事案件中全部责任不可作不诉处理, 一部分是全责的案件也可作不诉处理, 主要是双方达成了赔偿协议, 一次性履行到位, 并得到被害方谅解, 而且谅解程度要请求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 有自首情节, 车辆无制动不合格, 无社会不良影响等。

四、对公安、法院和其他调解组织主持调解的案件缺乏有效监督途径, 调解监督机制有待健全和完善

当前, 随着“公安调解”“法院诉调”等各类调解热潮的兴起, 实践中, 不少轻微刑事案件在进入检察环节前就已经由公安、法院、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组织调处和解。法院、公安纳入诉调、公调的案件数大幅度增长, 而社会公众对于在当前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下, 各类调解结案的案件所产生的效果还存在一些异议, 认为有虚假诉讼调解、强行调解的可能, 公众对于调解的客观、真实、公平产生疑虑。如何确保调解结果客观公正, 谁在监督, 当事人调后不服有异议如何获得救济等, 这些都是空白。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 对于各种专业调解组织的调解尤其是司法环节中案件调解的监督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在具体实践中探索了以下监督方式: (1) 建立审查公调案件和介入公调的相关制度, 进一步深化公调监督方式, 创建了“纠正不当调解”、“纠正调解违法”、“纠正漏调解”和“纠正应调而未调”及“建议公安机关撤案”等监督途径, 保证调解监督工作有序开展, 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我们在受理检调案件中, 加强对公安调解案件的监督, 从介入监督到审查监督, 在事前、事中、事后监督中努力确保公安调解工作的公正性、合法性。 (2) 建立诉调案件书面审查监督和现场介入监督等多元化监督制度, 创设了“发出支持调解意见书”、“发出督促调解意见书”、“发出检察再调解意见书”等监督模式, 加强与法院诉前调解中心、民事审判、刑事审判和执行部门的联系和沟通, 通过阅案卷、查台帐及召开座谈会、联席会等形式, 对诉调案件进行了有针对性地监督。 (3) 建立调解监督全覆盖平台, 将检察机关对调解的监督延伸和拓展到一个地区专业调处机构及乡镇基层调解组织, 通过“被监督方实时报送相关调解文书——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意见——被监督方意见反馈”这一流程实现监督目的, 用足用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资源优势, 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延伸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触角, 使检察监督真正落到实处。

摘要：近年来, 检察机关逐步建立了以刑事和解为主线的检调对接工作机制, 在执法办案过程中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但也遇到一些问题和矛盾。本文结合实践中探索的一些具体做法, 对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和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