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制造文献综述

绿色制造文献综述（精选5篇）

绿色制造文献综述 篇1

绿色发展是“十三五”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底色。发展绿色经济所需要的巨额投资必须依靠社会资本,即通过发展绿色金融来弥补资金缺口。“建设绿色金融体系”是“十三五”时期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201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201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发展基金。”作为一项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在经济新常态下,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实现绿色发展是解决资源环境制约问题的迫切要求,是落实“五大任务”和优化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键;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抓手之一。本文将通过对国内外与绿色金融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分析其核心观点,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绿色金融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一、绿色金融的相关概念

1. 发展绿色金融的必要性。

所谓“绿色发展”是指,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的制约下,通过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王玲玲等,2012)。当前,绿色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Carvalho等,2011),2008年雷曼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陷入经济萧条的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陆续出台了各种刺激经济复苏的计划,力图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同时绿色发展也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张梅,2013;朱留财和杜譞,2011)。

绿色金融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推手,黄建欢等(2014)分析了金融对区域绿色发展形成影响的四个机理(资本支持、资源配置、企业监督、绿色金融),在此基础上指出,企业监督效应和资本配置效应的作用是较为显著的,前者对区域绿色发展的积极影响相对最大。从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绿色金融有助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Wara,2007)。绿色金融是解决能源环境制约的关键条件之一,绿色金融可以通过有效合理的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何建奎等,2006)。另一方面,从微观角度来看,发展绿色金融是金融业本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Jeucken,2001)。银行等金融机构大力推进绿色金融业务,提高投融资活动中绿色金融所占比例,有助于金融机构提高声誉以及有效推进风险管理(Chami等,2002)。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来看,绿色信贷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不仅可以从金融层面促进经济健康发展,还有利于银行自身经营战略的转型,并以此提升银行自身的社会形象和国际竞争力(陈游,2009)。

2. 绿色金融的概念及其内涵。

绿色金融也被称为环境金融、可持续性金融或碳金融。西方国家对绿色金融的研究开展得较早。Salazar(1998)指出,绿色金融是连接环境和金融这两大产业的桥梁,绿色金融旨在依靠金融创新来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Cowan(1999)认为绿色金融是横跨绿色经济发展理论和金融学理论的交叉学科。Labatt和White(2002)指出,绿色金融是有效融合了金融创新与环境保护的产物,有助于企业和金融机构有效管理环境风险。Scholtens(2006)则重点分析了金融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传导机制,指出绿色金融可以通过金融工具的最优组合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贷款政策、贷款对象、贷款条件、贷款种类与方式等层面上,采取措施扶持绿色产业发展,以此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高建良,1998;和秀星,1998)。

Marcel(2001)提出了绿色金融四大阶段理论。该理论把银行业对绿色金融的态度分为抵制(Defensive)、规避(Preventive)、积极(Offensive)和可持续(Sustainable)四个阶段。当前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多数已处于积极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围绕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活动十分活跃,除了传统的绿色信贷以外,还有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各类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碳交易与碳金融及各类衍生产品等多种产品与服务。

二、我国发展绿色金融的瓶颈与国外经验

1. 我国发展绿色金融的瓶颈。

中国绿色金融研究与实践起步较晚,目前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很难满足绿色发展的需求。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预测结果,中国绿色产业的年均投资需求在2万亿元以上,而财政资源只能满足其中的10%至15%,融资缺口达1.7万亿元以上。2014年6月发布的《中国低碳金融发展2014年度报告》显示,国内绝大多数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占总资产的比例低于2%;我国绿色金融实践主体仍然是商业银行,融资形式以间接融资为主,证券和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参与程度更弱。马中(2016)根据我国绿色发展和相关规划设立的目标,按照低、中、高三种方案,分析得出如下结果,即我国在2014—2020年绿色金融资金需求总量分别为12.2万亿元、19.5万亿元和21.6万亿元。从供给侧来看,现有绿色金融体系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绿色投资资金需求。

在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方面,我国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首先,在绿色金融的理论研究方面,仍然存在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因此,在操作层面上,相关部门和机构会遇到实施障碍。其次,在构建制度框架方面,绿色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仍有一定缺陷,国家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利益关系存在偏差,与监管有关的法律和制度需要得到进一步充实,针对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的外部激励机制尚未形成。再次,从微观角度来看,金融部门本身需要进一步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总体安排,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绿色金融风险评估标准需要进一步明确完善。此外,人才、中介机构的配套相对缺乏也制约着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王红珠,2013;张藏领和王小江,2015;叶秀,2016;刘传岩,2012)。

2. 关于发达国家发展绿色金融的经验。

发达国家政府高度重视绿色金融,通过各种手段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李致远和许正松,2016)。张云(2016)重点分析了发达国家构建绿色金融相关法律体系的经验,指出环保立法是保障绿色金融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之一,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体系,以此明确环境责任,明细相关利益人的责任范围,同时,发达国家也为金融机构提供了绿色金融实施标准。此外,发达国家政府注重制定各种扶持绿色金融发展的优惠政策,营造有利的外部激励环境。例如通过利用贴息,优惠利率等措施调动各方积极性等。多数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国家对绿色信贷项目予以贴息贷款,具有显著的杠杆效应。

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将绿色金融视为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非常重视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与供给。综合分析各类资料,可以将发达国家的绿色金融产品归纳为以下几种:一是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产品。如澳大利亚BENDIGO银行的家居绿色节能贷款,美国WELLS FAR GO银行的绿色商业建筑贷款,加拿大温哥华银行的清洁空气汽车贷款等。二是针对环保技术的绿色金融产品。如德意志银行推出的环保技术租赁、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为温室气体排放公司提供的IPO服务等。三是保险公司的绿色保险。如通用汽车保险公司为客户提供的与混合燃料汽车和节能型汽车相关的具有优惠性的保险产品、瑞士银行的汽车零件回收保险、加利福尼亚州基金保险公司推出的绿色建筑保险等。

马秋君和刘璇(2013)重点分析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发展绿色信贷业务的经验,指出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有如下三点启示。第一,商业银行应加强社会责任意识,促进自身可持续发展。第二,商业银行应尽快完善可量化的评估指标,强化绿色信贷业务的准入机制。第三,商业银行应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入绿色信贷业务的各个环节,完善信贷流程。

三、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对策建议

1. 如何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

在绿色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市场存在较强的潜在风险和非传统性特征,在此环境下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金融缺乏足够的对绿色产业的投资动力,此时政府积极发挥推动作用,可以打破以利益为支点的弱式平衡。如果绿色金融是由政府主导发展的,此时的宏观实施主体分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二者之间的绿色投资博弈就是绿色金融的实施过程(胡春生,2013)。周道许和宋科(2014)认为,绿色金融产品具有典型的准公共特征,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需要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政府推进绿色金融发展,首先必须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有效边界,在此基础上在以下七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建立绿色金融发展的范本和模式,同时加大对地方政府政绩评估中环境因素和绿色发展的权重。第二,改善制度供给,通过财政性措施对绿色金融的发展加以引导。第三,针对绿色金融特有的风险,强化监管约束;在金融监管部门之间、金融监管部门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建立有效的跨部门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第四,完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的作用,引导专业服务机构(信用评级、资产评估、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数据服务公司等)开展绿色金融相关业务。第五,培养环境风险评估、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等诸多方面的领军人才。第六,各级政府要紧抓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大机遇,加强与境外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方面的合作(张承惠,2015)。

2. 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具体措施。

在实施投资的过程中要注重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绿色金融对社会资源的引导作用,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王军华,2000)。发展绿色金融,要通过资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要素流动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产要素从无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流向中高端领域,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促进金融性资金稳定、持续地进入绿色发展领域(马中等,2016)。推行绿色金融最需要的是观念的转变、科学的部署和长期的坚持;要将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纳入金融机构发展战略规划。总结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如下对策建议(李卢霞和黄旭,2011;张建军和段润润,2013;林欣月,2016):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第一,强化制度供给。完善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绿色金融监管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的实效性,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金融机构和环保部门应该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第二,要形成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针对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项目,要通过给予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信用担保等措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贷款额度,同时要树立全局观念,减少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第三,实现有序发展。建立健全相关准入标准。在市场扩容的同时,应统筹规划,避免恶性竞争的不合理发展。二是完善市场体系。第一,建立统一的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完善有助于推动绿色发展的债券、股权、基金、保险市场建设,加快建立高效的绿色低碳交易市场,满足多元多层次的投融资需求,提高市场整体竞争力;第二,扩大市场主体。应鼓励证券公司、保险机构、企业等非银行机构参与绿色金融市场的建设,逐步扩宽绿色金融发展领域,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模式);第三,建立专业化绿色金融机构。依靠专业化绿色金融机构落实各项政策,提高服务水平,推进绿色金融不断深化发展。三是加强金融机构内生动力。第一,鼓励发行绿色基金。国家可以通过划拨财政收入将资金用于建设环保型基金,让环保企业可以更大程度获取资金支持;第二,创新产品与服务。推动绿色金融衍生品发展。比如基于碳排放权的衍生产品,除了传统的碳期权、碳证券之外,还可以设计新型衍生品像碳排放权降幅保证或结构性证券等;第三是改革人才培养机制。明确培养人才的判定标准,在重视从国外引进相关的专业人才的同时,联合环保部门、教育机构加强对员工的专业化培训和团队整合,打造熟悉国际环保标准和绿色金融政策的人才队伍;第四,加强交流与合作。我国金融机构应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交流合作,借鉴成功的实践经验,使我国绿色金融更好地成长。

四、未来研究展望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学者对绿色金融的研究普遍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起步较晚,研究成果较少;二是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定性研究多,具有数据支撑的定量研究少;三是从现有文献使用的数据来看,大多局限于已公开披露的数据,对通过实地调研获取最新数据不够重视。今后有必要围绕以下三点,深入开展研究。

一是如何建立绿色金融监管制度体系。绿色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是绿色金融得以健康发展的基础。如何构建适合我国的绿色金融发展监管机构,使其履行绿色金融监管职能,以确保我国绿色金融的健康发展,是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二是政府如何引导绿色金融创新。价格信号、数量信号和绿色评级信号共同作用下的绿色激励理论表明建立政府引领下的绿色金融创新机制是必要的。今后应结合金融市场融资配给的特点,从市场均衡分析的全新视角,提出政府引导市场的绿色金融创新的有效激励理论。三是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目前,国内外尚未形成具有权威性和一致性的评价标准。今后应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突出绿色金融的基本内涵和服务范围、突出指标的代表性和数据的可得性,以及突出国际可比性等原则,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

摘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是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迫切要求,是在“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下,落实“五大任务”和确保“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以及培育“新兴战略产业”的关键;也是从金融层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内在要求。文章旨在通过对国内外与绿色金融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分析其核心观点,为我国打造绿色金融体系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绿色金融,生态文明,五大理念,供给侧改革

绿色制造文献综述 篇2

文献综述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关系一国国计民生的大事，一直是各国必不可少的产业，而浙江省作为我国的出口大省之一，农产品的出口一直是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但是，受到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时有抬头，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和各国消费者的要求，以往的关税贸易壁垒措施已经不再满足各国进口国家的需要，转而制定各式各样的绿色贸易壁垒措施。欧盟制定了各项绿色贸易壁垒来维护本国利益和保护本国贸易。日本有关部门也对所有进口农产品实施《食品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该制度涉及302种食品，799种农业化学品，54782个限量标准，涉及全部农产品、全部农兽药和饲料添加剂，涵盖了肉类、水产品、蔬菜、水果等几乎所有日本从我国直接进口的农产品，全面提高我国输日农产品技术门槛。

浙江省在面临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的挑战下，农产品出口贸易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在面对如此不利的外部条件时，政府和企业家自身必须认真考虑应对措施，同时借此机会冷静反思自身发展的模式，规划出一条浙江省农产品更加合理的发展道路。

一、日本、欧盟对我国农产品实行绿色贸易壁垒的原因和背景

赵浛羽在《论“绿色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制约及其对策》中指出，我国出口遭受绿色贸易壁垒的原因主要是国际上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国内经济基础以及科技水平不高。

何梦迪在《绿色壁垒条件下浙江省农产品出口贸易研究》中指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浙江省农产品本身质量不高、农产品出口企业环保意识不足、农户分散种植，企业游击式经营、应对绿色壁垒机制不健全等是浙江省受到绿色壁垒冲击的主要原因。

陶泽邦在《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中指出，我国农产品出口屡受绿色壁垒困扰的原因有我国环保意识薄弱、环境标准过低、农产品检疫系统不健全、绿色壁垒具有隐蔽性和消费者观念变化等。李静，柯珍堂在《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对策》中指出，国际贸易自由化和环境保护全球化

王浩，朱巍在《绿色贸易壁垒对浙江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与对策》中指出，绿色贸易壁垒的成因是因为环保意识的提高、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作用减弱、各国环境标准的差异及国际公约的规则不健全。

在Nguyen Viet Khoi ,Le Thi Thanh Thuy的《Exporting Vietnam’s agricultural and fishery Products to European Union Markey under green trade barriers》中，环境保护和贸易保护主义是两个重要原因。

由此，国外对我国农产品实施的绿色贸易壁垒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有国外的客观原因，也有农产品产业国内发展存在的主观因素。

二、国外对我国农产品实施绿色贸易壁垒的影响分析

严旭，阙昭君，万芷吟在《绿色壁垒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其对策》中指出，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李朝霞，郭晓辉在《绿色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中指出，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贸易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的影响。

许林在《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对策》中指出，绿色贸易壁垒是一把双刃剑，近年来，绿色贸易壁垒的“兴起”虽然存环境保护认证和推动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等方面给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带来积极影响，但是总体上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

林玉洁在《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与对策分析》中指出，绿色壁垒是一把双刃剑，绿色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多，但同时在推动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改进农产品质量，保持生态平衡等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李静，柯珍堂在《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对策》中指出，农业是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对象，我国是农业大国，因此，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王浩，朱巍在《绿色贸易壁垒对浙江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与对策》中指出，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有利有弊。

由此可见，在面对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的挑战下，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弊大于利。

三、中国应对国外对农产品的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研究分析

赵浛羽在《论“绿色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制约及其对策》中提出了六点对策：

1、积极营造有利于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绿色通道”；

2、利用政策鼓励企业发展“绿色产业”；

3、通过产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铸造“绿色品牌”；

4、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农产品的“绿色保障制度体系”；

5、加快培养具有国际水准的“绿色人才队伍”；

6、建立适应国际生产竞争要求的“绿色信息网络”。

严旭，阙昭君，万芷吟在《绿色壁垒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其对策》中提出了七点对策：

1、提高绿色和环保意识；

2、倡导并鼓励发展绿色农业；

3、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

4、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体系；

5、尽快建立预警监测和应急机制；

6、通过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绿色贸易规则的制定；

7、实行出口市场多元化。

何梦迪在《绿色壁垒条件下浙江省农产品出口贸易研究》中提出了四点对策：

1、开辟绿色农产品市场；

2、搞好食品ISO14000认证工作；

3、加快认证和品牌建设；

4、发挥政府优势，建立相应预警机制。

陶泽邦在《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中提出四点对策：

1、加强生态环境教育；

2、积极推行IS0质量标准；

3、加强国际贸易信息收集；

4、发挥农产品行业协会的作用。

李静，柯珍堂在《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对策》中提出三方面的对策：

1、政府方面：加强环保宣传，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2、企业方面：加强与各国的技术交流，增加农产品的监测项目，借助行会的力量；

3、农民方面：提高农业素质，合理利用化肥农药，生产者和管理者各司其职。

许林在《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对策》中提出五点对策：

1、积极实施农产品绿色品牌战略；

2、实现农产品贸易向出口导向型转变；

3、不断完善农产品外贸环保法律法规；

4、鼓励农产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5、加强农产品贸易的多边合作。

王浩，朱巍在《绿色贸易壁垒对浙江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与对策》中提出七点对策：

1、建立农产品国际品牌战略；

2、推进清洁化生产和绿色营销；

3、建立农产品国际绿色贸易壁垒预警机制；

4、呼吁国家参与国际环境公约和环境条款的谈判；

5、研究相应的国际标准和先进标准；

6、加强地方政府引导和扶持；

7、加强生态环境教育，强化国民绿色经济意识。

臧大巍在《试析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对策》中提出五点对策：

1、提高绿色农产品意识，建立绿色贸易壁垒预警机制；

2、加强农产品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法制建设；

3、增加科技投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

4、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管，规范出口市场；

5、开拓出口市场和销售渠道，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四、评述

从上述资料国外对我国农产品的绿色贸易壁垒的背景的阐述，和众多学者对于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的影响以及我国应对的对策分析，我认为由之产生的贸易摩擦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由于我国市场准入机制的不完善，农产品产业的盲目上马是必然，凭借我国大量的农民基数，相对发达国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必然能迅速占领国外市场。日本由于自身因素造成的农产品竞争力弱于中国，是因为市场规律而被淘汰，而非由于中国企业的实际并不存在的质量问题所导致，因此日本的绿色贸易壁垒是有失公正的。本文希望通过对此次事件的分析研究，探寻应对国外对中国农产品的绿色贸易壁垒的应对措施，同时，也借此机会，反思浙江省农产品未来发展的正确道路。

参考文献

绿色制造文献综述 篇3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制造业；外包

Chinese manufacturing outsourcing development research of a literature review

- based on value chain under discussion

ZhangQiuPing

Harbin commercial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in Harbin China 150028

Abstract：

Outsourcing industry become the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conomic one， at the same time manufacturing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of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on the growth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is paper aims to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scholars， analysi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outsourcing research situation， analysis the value of various research results， for bett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what kind of pattern will be used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provide certain theoretical basis， in order to make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rough the outsourcing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Key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utsourcing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脚步的加快，国际分工格局也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即由传统的产业间分工发展到产业内分工，而今又发展到产品内分工。这也就意味着在全球以生产工序为依托的国际分工和生产制造业外包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形成并逐步发展壮大。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观察，在产品内分工的格局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各个生产工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承担着某种产品生产链条上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管理以及销售等。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全球价值链的加长，为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外包的出现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通过对中国制造业外包发展的文献进行综述，能够为更好的研究中国制造业外包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同时能够使得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不断的加长的基础上，更好的承接国际外包业务。

一、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

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 Chain， GVC）。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格里芬等人的理论没有摆脱商品这一概念的局限，并没有突出强调在价值链上运营的企业在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方面的重要性。直到2001年，格里芬和该领域研究者在《IDSBulletin》杂志上推出了一期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特刊--《价值链的价值》（The Value of Value Chains），从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了全球化过程，认为应把商品和服务贸易看成治理体系，而理解价值链的运作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价值链的形成过程也是企业不断参与到价值链并获得必要技术能力和服务支持的过程。这份特刊在全球价值链研究中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研究产业升级，指的是价值链之中或尚未嵌入的企业通过嵌入价值链获取技术进步和市场联系，从而提高竞争力，进入到增加值更高的活动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在2002--2003年度工业发展报告《通过创新和学习来参与竞争》中这样描述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机制：“全球价值链扩散功能和工艺流程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提供了改善各种能力的机会。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企业集群而言，当务之急是将其融入更广泛的系统中去。这就要求有步骤地采取行动，使企业治理达到世界水准。另外，还必须通过有意识的创新和学习获得必要的技术能力。鉴于未来获得市场进入和先进技术的前景，上述努力是值得的。”实际上，无论是采购者还是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为了进入国际市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必须获得初始技术能力。当地企业一旦进入全球价值链，由供应联系所引发的学习效应就会出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以改善其技术能力，为价值链升级做好必要的准备。

二、关于中国制造业外包发展的研究

随着外包业务的发展，更多的学者关心的是服务外包，所以对制造业外包的界定还不存在，但是与其相关的概念学者们还是给予了描述。张为付（2005）从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角度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的基础和机理，指出国际产业资本将向具有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集聚。吴解生（2005）积极评价了大规模的产业吸纳对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作用，认为对制造业国际转移的积极吸纳将在较长时期内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他同时指出“中国多年来对制造业国际转移的强劲吸纳主要得益于以劳工成本优势为基础的区位优势”，但同时也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面临挑战，并非“不可动摇”。赵张耀和汪斌（2005）研究了一种新型的国际产业转移模式--网络型国际产业转移模式，这一模式强调了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生产组织体系的影响，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雁阵”发展模式的“龙型”发展模式，换句话说，“当代的国际产业转移同时发生于多个不同层次的国家间，表现为各个不同层次国家在同一产业不同工序上的联动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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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stra和Hanson（2003）建立了一个国际外包模型并将其应用于中国加工贸易，对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产权与控制权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外资在中国进行的加工贸易倾向于这样一种管理制度安排外方拥有加工贸易企业的所有权，而中方负责投入品的采购。刘志彪（2005）也指出“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走‘国际代工’的道路，是一种内生性的自然选择”，“‘国际代工’方式是中国企业最佳的低成本学习途径”。隆国强（2003）通过调研认为“加工贸易的蓬勃发展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迅速推进工业化进程的一条有效途径”。

江霈和王述英（2005）认为“对生产、销售环节所面临的市场风险的分离以及由此带来的成本节约，是诱导厂商选择外包生产模式的关键因素之一”。具体到中国加工制造业，他们认为“外包生产模式当中的上下游厂商都是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特点选择最适宜自己的产业位置，他们之间并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同时指出对于那些本身不具备资本、技术比较优势的中国企业而言，从事专业代工生产是符合实际的理性选择；对于那些有一定实力的中国企业来说，应着力于代工生产本身层次的提升。刘志彪 （2005）也指出“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走‘国际代工’的道路，是一种内生性的自然选择”，“‘国际代工’方式是中国企业最佳的低成本学习途径”。谢伟（2005）认为“我国企业的技术能力提升有助于我国突破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天花板’现象”，而加工贸易是技术学习的机制之一。隆国强（2003）通过调研认为 “加工贸易的蓬勃发展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迅速推进工业化进程的一条有效途径”。

总结

通过文献探析，发现对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在随着经济的全面发展，分工的不断加强而在不断的增加，但研究中大部分都是基于对于价值加长的原因以及企业在价值链中如何发展进行了研究，没有针对如何利用价值链已经加长这一结果去进一步分析企业分工的特定模式—外包。同时，当前大部分学者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外包主要基于对外包的现状以及发展进行的探讨，但却没有分析何种外包模式更适合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希望基于本文章的分析论述，能够为后来学者对于模式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许统生，陈瑾，薛志韵.中国制造业贸易成本测度[J].中国工业经济．2011（7）：15-20

[2] 刘海云，唐玲. 国际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及行业差异[J].中国工业经济．2009（8）：78-80

[3] 鲍晓华，张莉. 中国制造业外包的水平的测度[J]. 统计研究．2011（4）：25-31

[4] 徐毅，张二震. 外包与生产率：基于工业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J]. 经济研究．2008（1）：103-113

[5] 詹宇波，张卉. 修正的E-G指数与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度量[J]. 东岳论丛．2010（2）：50-55

作者简介：张秋平，哈尔滨，哈尔滨商业大学讲师，博士在读，主要研究：中国外向型产业、FDI。

（作者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装备制造业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篇4

装备制造业作为里昂惕夫的产业关联理论的典型代表, 与其他产业在技术和经济上存在广泛而深入的联系, 其作为制造业的核心是国民经济链条中的关键一环。面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升级的需要, 对装备制造业的研究对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发展都十分重要, 因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关于装备制造业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本文拟在对装备制造业概念和分类进行界定的基础上, 从装备制造业制约因素和竞争力评价两个角度对国内关于装备制造业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 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议。

1 装备制造业概念及分类的界定

目前, 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国际组织并没有明确提出“装备制造业”这个概念。“装备制造业”可以说是中国独有, 装备制造业又称装备工业, 主要是指资本品制造业及相关的零部件制造业, 是为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各种技术装备的各制造工业的总称。

对于装备制造业的分类标准, 国际上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国内理论研究和实务应用中的分类方法主要有三种, 即:8分类法、7分类法和6分类法。8分类法将中国装备制造业划分为: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制造业、武器装备制造业;7分类法不包括前述8类中的武器装备制造业;6分类法不包括前述8类中的金属制品业和武器装备制造业。

2 中国装备制造业制约因素研究

2.1 主要研究成果总结

目前国内关于装备制造业制约因素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主要包括创新能力、产业集群、产业结构、资金、政府作用等。

(1) 创新能力。

对装备制造业创新能力的研究主要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原始创新等, 但以技术创新的研究最多、成果最为丰富。

张米尔、江诗松 (2004) 分别从技术层面、组织层面、制度层面分析了装备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支持条件, 提出要通过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的有效互动推动装备制造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对装备制造业的制约已经达成共识, 如丁耀民 (2008) 认为中国制造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存在明显差距的根本问题是技术创新;商潇丹 (2007) 认为影响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是创新投入水平、创新产出实现效益水平和创新环境。夏美霞 (2004) 根据目前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现状, 提出了强调了标准化、信息化和技术中心的创新企业管理模式。杨华峰、申斌 (2007) 在研究中归纳出装备制造业原始创新的定义, 并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 建立了装备制造业原始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2) 产业集群。

对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是从集群重要性、集群程度、集群方式进行分析, 近些年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产业网络层”、“集群耦合”等新的研究视角。

装备制造业自身门类多、技术构成复杂、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大的特点客观上要求企业间开展紧密的配套协作, 这就决定了产业集聚程度对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性 (张米尔、江诗松2004) 。张威 (2002) 通过构建产业集聚的衡量指标体系, 对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集聚进行了定量分析, 揭示了集聚的现状、特点及影响因素。张青山、徐伟 (2004) 则提出我国装备制造业企业集群要坚持以市场为主导, 形成具有高、新、强等特征的企业集群方式。李凯、李世杰 (2004) 在研究中构建起装备制造业集群网络结构框架, 并试图探究装备制造业集群要素结网、链接的深层次原因和装备制造产业集聚的特点, 他们还借鉴系统耦合的思想, 研究装备制造业集群的耦合机理和影响集群要素耦合度的因素。

(3) 产业结构。

对装备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主要是从宏观的行业结构和微观的企业结构两个层面展开。刘平 (2004) 认为, 能否发挥带动效应强和增长潜力大的行业的带动作用, 以及能否建立适合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企业结构是制约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在宏观的行业结构和微观的企业结构两个层面中, 后者得到了更多学者的重视, 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建立龙头企业, 形成一批拥有著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能力强, 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是优化企业组织结构、提升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潘智勇、朱怀意2004) 。

(4) 资金。

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装备制造业对资金有着很大的需求。对装备制造业资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方向两个角度。就资金来源问题而言, 吸引和利用外资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张威2002) , 刘勇、雷平 (2010) 通过分析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利用外资中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发现利用外资的正面效果更为明显, 对装备制造业企业、生产能力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在资金的运用方向上, 徐建平、夏国平 (2008) 通过将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与一些工业发达国家进行比较, 认为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强度、技术水平等指标体现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在研发经费上的投入制约着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

(5) 政府作用。

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使其对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对政府干预作用的争议主要存在于政府作用对不同环节的影响。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在企业经营活动层面, 减少政府干预有助于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 而在宏观层面, 政府运用合理手段, 加强宏观调控则更有助于竞争力的提升 (程竹生2004) 。对政府采购的探讨是对政府作用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 政府消费作为社会最终消费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 其数额巨大并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因而成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史丹2001) 。

2.2 评述

从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 对装备制造业发展制约因素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成果, 对创新能力、产业结构、产业集群、资金和政府作用的研究已经具备一定深度, 不少学者也开始将一些新的因素如标准化程度、信息化水平、与服务业融合程度等引入装备制造业的研究, 使研究思路不断得到拓展。但也明显地存在一些问题:第一, 对不同因素制约作用的主次关系尚未形成定论, 但研究中普遍对创新能力、产业结构、产业集群这三个认可程度较高的制约因素给予了很大倾斜, 而对资金、政府作用等因素的重视程度不够, 导致相关研究成果的缺乏。第二, 目前对各个制约因素的研究常常是独立展开的, 对不同制约因素的深度结合研究相对缺乏, 从而降低了研究成果的全面性。

3 中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评价研究

3.1 主要研究成果总结

国内关于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研究主要是以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展开。

(1) 定性研究。

定性研究借鉴了管理学上的SWOT分析思想, 从优势、劣势、机遇、挑战四个角度系统地揭示了装备制造业自身实力和发展前景。如程竹生 (2004) 在研究中指出, 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优势体现在中国作为一个具有较完整的装备制造业体系的发展中大国的事实。耿立民 (2006) 认为, 我国装备制造业面临的主要障碍体现在装备制造业大而不强、没有摆脱技术引进型模仿创新的模式、企业发展内在动力严重不足、没有形成强大的产业链四个方面。叶猛、罗晓光 (2002) 则对加入WTO后中国装备制造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析。

(2) 定量研究。

定量研究方式主要采用指标评价法, 包括简单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

简单指标法如崔万田 (2005) 分别使用工业经济总量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劳动效率指标对中国装备制造业三大基地进行了比较分析, 这种方法可以反应某一方面的竞争力, 但缺乏全面性。综合指标法则克服了单一指标法片面性的缺陷, 主要包括主成份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和算术平均数法。曾昭宁等 (2008) 采用19项主要经济指标,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了全国30个省、市、区装备制造业的国内市场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和排名;孙伟 (2003) 选取工业增加值、资产合计等八项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所占比重作为指标值, 对中国29个省区的装备制造业进行了聚类分析。李相银、韩建安 (2004) 选取市场影响力、工业增长力等四个指标, 运用算术平均数法求出装备制造业的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数值进行了比较。

3.2 评述

定性研究解决了部分因素难以量化以及数量分析方法的不确定性的问题, 而定量研究则弥补了定性研究分析宽泛化和可操作性差的缺陷。但从现有的研究可以看出, 定性研究的结论相对笼统, 而定量研究在指标选择上仍然存在争议, 尚未形成规范统一的研究模型。

4 总结性评述及建议

本文从装备制造业制约因素和竞争力评价两个角度对国内关于装备制造业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评述, 从中可以看出, 关于装备制造业制约因素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成果, 在创新能力、产业结构、产业集群等因素的研究上已经具备一定深度, 但在研究侧重点的差别性与均衡性上还有待进一步协调。在竞争力评价上, 定性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使整体的研究成果显得十分全面, 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也分别面临深度有限和难以规范统一的问题。

在装备制造业研究中, 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怎样科学合理地定义装备制造业?制约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各个因素之间是否有主次之分, 不同制约因素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怎样进一步完善定性研究的分析方法?如何合理地选取评价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指标?不同定量分析方法之间是否存在相悖或重合?怎样综合不同的评价方法的构建最优评价体系?等等。

参考文献

[1]张米尔, 江诗松.创新互动与装备制造业结构升级[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4, (10) .

[2]丁耀民.着力推进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J].中国经贸导刊, 2008, (6) .

[3]商潇丹.提升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D].吉林大学, 2007.

[4]夏美霞.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现状和发展方向[J].机械制造, 2004, (2) .

[5]杨华峰, 申斌.装备制造业原始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 2007, (11) .

[6]张威.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集聚[J].中国工业经济管, 2002, (3) .

[7]张青山, 徐伟.我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途径[J].管理科学文摘, 2004, (4) .

[8]李凯, 李世杰.装备制造业集群网络结构研究与实证[J].管理世界, 2004, (12) .

[9]刘平.主导产业选择视角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J].经济纵横, 2004, (7) .

[10]潘智勇, 朱怀意.浅谈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战略[J].企业经济, 2004, (2) .

绿色制造文献综述 篇5

R ichard N ormann和R afael R amire (1993) 认为, 在当今如此易变的竞争环境下, 战略不再是沿价值链定位一套固定活动的事情, 成功的企业不只是增加价值, 而且是再造价值。由此, 他们提出了价值群的概念, 即以企业为核心, 以企业产品的流程为对象, 可以发散性地找出很多网状的价值链, 这种价值链系统就称之为价值群。 (1) 而且, 他们认为价值密度观点在任何文化中都有效, 价值群概念完全适合于制造业。事实上, 固定资产和成本越大, 通过价值群中的创新定位来调整就越重要。李垣和刘益 (2001) 在分析传统竞争逻辑通过价值链模型长期影响着企业思维时指出了价值链模型的局限性, 在此基础上, 他们提出了价值网络的概念, 并分析了它对企业价值创造活动影响的特点。 (2) 其价值网络概念与R ichard N ormann等的价值群概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谢勇 (2005) 则认为, “价值群”是在信息技术和顾客价值急剧变化的新经济时代对“价值链”的重新诠释, 并针对动态价值群的协同问题进行了研究, 初步探讨了其模型和方法。 (3) 范晓阳 (2004) 从体验经济、个性化需求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论述了价值群的演变动因。 (4) 周爱香, 黄微平 (2005) 在揭示了价值群的社会意义上探讨如何优化价值群问题。 (5) 在实例方面申俊喜 (2001) 从IBM价值链的变迁中认为顾客也是价值的创造者 (6) , 杨爱荣 (2008) 则在医院中构建了价值群。 (7)

二、关于装备制造业成本控制

(一) 装备制造业成本控制分析

目前装备制造企业成本控制的不足有以下三点。

1. 仅重视了企业内部的控制, 对供应商的控制力度不够。

在装备制造业复杂产品的成本构成中, 物耗 (需要采购的材料和设备) 占整个产品成本的60%~70%甚至更多, 成本控制的重点在于物耗的成本控制。也就是说, 制造过程中的成本控制幅度很小, 成本控制的主要对象是物料供应商, 而不是企业内部。

2. 控制起点太晚, 很多成本已经刚性化。

现行的目标成本控制方法的起点是从制造企业与用户签订制造合同后才真正开始的。但影响产品成本的两个法律性文件———《产品买卖合同》和《产品技术规格书》, 在合同签订阶段已经确定。这样一来, 虽然多数成本发生在采购阶段, 但形成于设计报价阶段。等到采购过程中再对这些项目进行控制, 从很大程度上讲已经属于事后控制了。

3. 诸多的经营风险也是影响成本的重要因素 (陈占夺, 2008) (8) 。

对出口企业来说, 由于装备制造业的特殊性:订单式生产、制造周期长、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价款, 即先签合同后生产, 签合同日期早于交货日期很长一段时间, 签订合同日期与实际收汇日期有着很大的时间差 (最后一期款在交货时付清) , 导致了人民币升值给企业带来了立时可见的巨额损失, 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趋势更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另外, 钢材、关键配套设备的价格变化和供应困难不但增加了装备制造企业的采购成本, 还加大了企业的缺货风险, 这使得项目的建造周期延长和成本失控。

综上所述, 装备制造业复杂产品成本控制的目标在于整个产业集群创造价值最大化;控制的重点在物耗;控制的时间重点在销售合同签订阶段 (即设计形成阶段) ;控制的对象在于物资供应商;控制的方法应首选前馈控制, 然后综合应用事中控制的各种方法加以保障。

(二) 装备制造业的各种成本控制观

基于流程的装备制造业成本控制。陈占夺 (2008) 提出了基于流程的装备制造业复杂产品成本控制观。他以装备制造业复杂产品的流程为主线, 应用供应链思想, 对装备制造业成本进行控制, 将成本控制的起始点延伸到营销和研发阶段, 即主要成本形成阶段, 在成本的最佳可控时间点, 利用框架合同等方法进行控制。从根源上控制和降低成本, 做到全过程控制, 并有效地规避部分经营风险, 保证项目利润的实现。构建了基于流程的成本控制模型:设计产品的总目标———设计成本控制模型———设计成本控制———采购成本前馈控制———合同承接后的目标分解———合同执行期的成本控制和合同执行完毕后的成本分析。 (8) 并依据上述模型对船舶制造业全过程进行成本控制 (陈占夺, 2006) (9) 。

研发阶段的基本特征是, 现有产品技术资料和数据重复利用率低, 生产过程复杂, 难以实现良好的成本控制;产品研发周期长、技术新、耗资大、风险大, 零部件标准化程度低, 需求数量少, 质量标准高, 难以进行批量生产和采购造成零部件成本高;市场信息不对称造成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价格高;生产过程中流水作业和协同程度低, 资源计划和生产调度难度大, 质量管控难以到位, 时常会出现返工现象, 这些都增大了成本控制的难度。王飞、魏法杰 (2010) 认为成本控制的关键在于前馈控制, 把装备的全寿命周期费用的标准作为目标来控制研发成本, 把研发过程的成本控制作为整个项目成本控制的起点。对大型复杂装备研发成本采用专家控制系统, 对装备研发成本进行实时监控和预测。对于输入的问题系统经过推理后给出相应的参考建议, 为成本管理智能化提供可行依据, 解决了大型复杂装备研发成本难以控制的问题。其研究成果对大型复杂装备制造企业实现成本管理控制智能化、专业化、科学化以及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0)

装备制造业材料成本比重很高, 甚至超过90%, 成本控制最敏感的因素是材料成本, 加之直接人工和其他费用是不可控因素。王义洪 (2010) 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材料成本提出了措施:设计优化是降低成本的根本;采购“质优价廉”的材料是降低成本的关键;严格控制发料和科学用料是降低成本的重要保障。 (11)

(三) 其他方面

李卫娜、潘燕华 (2006) 在产品设计阶段引入供应链上的连锁成本管理方法, 从源头上进行成本控制;在生产阶段引入虚拟利润中心制度, 并与成本改进制度相结合, 以实现生产阶段有效的成本控制, 并最终实现全过程的、动态的成本控制。 (12)

吴君民 (2008) , 按“目标成本→设计成本→采购成本→生产成本→实际成本→成本分析→考核激励及反馈控制”构筑大型单件小批制造企业和谐成本控制体系, 对船舶制造企业成本控制采用作业成本法和目标成本法结合的方法, 用低成本战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 将“邯钢经验”的大量大批流程制造企业“生产周期间”成本控制拓展到大型单件小批生产的船舶制造企业的“生产周期内”成本控制。利用CAD/CAPP/PDM/ERP系统集成, 围绕“成本控制”、“交货期控制”、“质量控制”三个中心进行企业流程再造, 实现了交货期、质量与作业目标成本的联动控制。 (13)

李向阳等 (2003) 提出双基标准、双向编制调整执行的成本计划模式, 来解决大型离散制造企业直接编制成本计划的难题。双基标准是工序费用标准和零基预算标准 (简称零基标准和工基标准) 。零基预算标准指的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基本费用所引发的费用标准, 包括制造部门的成本份额, 通常体现为部门的费用总量由制造产品分摊。工基标准是生产设备、工作中心在满负荷条件下的单位加工工时的费用标准, 即工时价格。所谓工基标准, 仅与设备加工有关, 是占用设备每单位小时的加工费用。双向计划各自考虑影响成本的部门属性和任务属性, 通过差异分析调整, 形成执行成本计划。 (14) (15) (16)

从以上可以看出, 对装备制造业的成本控制还停留在就成本而论成本的阶段。

三、关于复杂产品成本控制

(一) 装备制造业复杂产品的特性

装备制造业复杂产品是一种复杂产品系统 (Hobday, 1998 (17) ;陈劲, 2005 (18) ) 。复杂产品系统 (complex product and system, Co PS) 是由美国军事开发系统中大型技术系统演化而来的, 即使在西方, 复杂产品系统也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复杂产品系统是指研发成本高、规模大、技术含量高 (技术密集) 、用户定制、单件或小批生产的大型产品、系统或基础设施, 包括大型电信通讯系统、大型计算机、航空航天系统、智能大厦、大型船舶、航天工程、海洋工程、电站等 (Hobday和Brady, 1998; (19) Hansen和R ush, 1998 (20) ) 。现有的文献对复杂产品系统进行了以下研究。如, 李新 (2009) 研究的是复杂产品系统的模型的构建, (21) 陈占夺 (2008) 提出了复杂产品系统环境下知识管理活动与研发绩效的关系模型, (22) 周勇庆和童亮都从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进行研究, 周永庆 (2004) 侧重于复杂产品创新项目绩效的影响因素, (23) 童亮 (2006) 则侧重跨组织知识管理机制的研究。 (24)

装备制造业复杂产品的复杂性主要包括: (1) 生产类型和产品流程:属定购型, 先与用户签订合同再生产, 产品流程与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区别很大; (2) 生产数量:为单件或小批量生产, 没有规模效应 (Hobday和Brady, 1998 (19) ;Hansen和R ush, 1998 (20) ) ; (3) 产品:技术密集型, 涉及多领域知识, 具有系统性、复杂的功能和界面, 研发成本高; (4) 组织:具有跨企业性, 需要多企业参与 (Hobday, 2000 (25) ;Prencipe, 1997 (26) ) ; (5) 风险:项目周期长、风险大, 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会有无法预料的事件发生; (6) 成本:产品成本高, 在成本构成中物耗费用 (配套设备、材料等) 占总成本的比例很大, 是成本控制的重点。

(二) 产品的复杂特性对成本控制的影响

1. 国外对产品复杂特性对成本控制影响的研究情况。

国外没有直接研究复杂产品系统成本控制的论文, 其中一些只能说间接与成本控制研究有关, 如:Sodhi Manbir S.和Lamond Bernard F.等研究的“柔性制造系统启发式经济生产批量的确定 (Heuristics for Determining Economic Processing R ates in a 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 ”; (27) N ishi Tatsushi和Sakata Akihiro等研究的“准时生产下计划自动编制系统 (Autonomous DecentralizedSchedulingSystemfor Just-in-timeProduction) ”; (28) Kamarajan Jawahar和Forrest Marion研究的“随机模拟应急和绩效改进:怎样平衡收益和成本 (Stochastic Simulation for CrashandO therPerformance Improvements-How to Balance Value and Cost) 。” (29)

2. 国内对产品复杂特性对成本控制影响的研究情况。

在国内相关研究中, 专门研究复杂产品系统或大型单件小批制造企业成本控制的也较少。目前关于复杂产品制造业的成本控制中, 有一些专门针对其中某些行业的研究, 例如, 战德臣教授提出的针对大型离散制造企业的基于工序费用成本控制方法;葛世伦教授提出的针对船舶制造业的目标成本控制方法, 但是, 针对复杂产品制造业的共性研究却不多 (李卫娜、潘燕华, 2006) 。 (12) 吴君民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大型单件小批制造企业成本控制的特点以下几个特点。第一, 由于大型单件小批制造企业产品生产重复性差, 其成本控制相对其他制造业来讲, 时效性强, 必须控制在产品“生产周期内”完成, 难以或无法像大量大批生产那样进行产品“生产周期间”的成本控制。第二, 为了保证按期交货, 企业通常难以在产品技术资料全部准备完成后才开始生产, 而是边设计、边生产、边修改, 这意味着其生产组织过程中所用的制造信息MBOM是不确定性的、动态的、增量接收的, 所以其成本控制也是动态的。与其产品结构及产品生产过程标准化程度低, 工艺种类及工艺路线复杂多变, 需面向市场进行设计与制造, 传统的标准成本等很难满足管理的需要。相对说来, 目标成本法、作业成本法有较好的适应性。第三, 成本控制的目标是综合的, 交货期、质量、成本应联动控制。交货期、质量、成本控制是大型单件小批制造企业三大管理目标, 三者间相辅相成、此消彼长, 是一个多目标决策问题, 一味地追求单一的成本最小化、最优化的目标, 往往会以牺牲交货期、质量等为代价。应综合考虑三者关系, 开展联动控制, 发挥综合控制的效益。第四, 随着需求个性化的发展, 单件小批制造将会成为未来制造业的一种主要制造模式。对于企业数据描述来说, 其它制造模式也可以被视为大型单件小批制造模式BOM与工艺线路动态复杂的一种特例。研究大型单件小批制造企业的成本控制对其他类型的企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但反之不然。 (13)

综上所述, 装备制造业复杂产品的特性对成本控制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单件或小批生产:许多零部件没有可参照的标准, 使得定额无法准确确定, 标准成本难以制定, 目标成本缺乏最佳实践。由此造成标准成本无法应用 (梁娟, 2003) (30) 。第二, 多企业参与:由于网络组织中的各种利益竞争, 导致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极为困难, 增加了项目过程中成本控制的难度。第三, 用户定制:用户要全过程参与的产品项目之中, 在技术指标的确定、设备选型、工程变更等方面都有着很强的影响力, 这大大削弱了制造企业对成本的控制能力。第四, 产品技术的复杂性:许多配套设备都是专用的, 供货途径少, 这增加了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目标成本控制中流行的比价采购对这类设备没有明显的作用 (陈占夺, 2006) (9) 。

摘要：针对装备制造业成本控制的不足提出了不同的成本控制观, 而对基于流程的成本控制观存在一定的共识。产品复杂性对成本控制在单件小批、多企业参与、用户制定等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而随着价值群概念的提出, 价值群完全适用于装备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