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期期间

刑期期间（精选2篇）

刑期期间 篇1

一、案情简介

被告人冯某, 男, 汉族, 1977年4月9日出生于贵州省某县, 初中文化, 职业务农。2012年8月14日被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同年9月18日因涉嫌强奸罪逮捕。经审理查明后判决, 被告人冯某犯强奸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 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2年8月14日起至2015年8月13日止) 。

二、分歧意见

在本案中刑期期间计算方法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全国法院判决、裁定书来看, 刑期期间计算都是采用本案的“习惯”计算方法, 理由是为了保护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罪犯从羁押之日起算, 从羁押之日次日起算就要多羁押一日, 所以采用“习惯”算法, 即本案的刑期应是自2012年8月14日起至2015年8月13日止。

第二种意见认为:期间有法律规定, 应采用法定算法, 理由是刑诉法第103条期间的规定, 期间以时、日、月计算。期间开始时和日不算不在期间内。最高法释【2012】21号第165条以月计算的期限, 自本月某日至下月同日为一个月。期限起算日为本月最后一日的, 至下月最后一日为一个月。下月同日不存在的, 自本月某日至下月最后一日为一个月。半个月一律按15日计算。采用法定算法, 本案刑期应该自2012年8月14日起至2015年8月14日止。

三、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即采用法定算法, 本案刑期自2012年8月14日起至2015年8月14日止。

第一, 法定是司法机关和诉讼当事人都必须遵守有关期间的规定, 否则即将引起一定的法律后果。法定期间刑诉法第103条、最高法释【2012】21号第165条作了规定。按照“习惯”计算方法将引起与法定计算的冲突后果。“监狱法”第十六条规定:罪犯被交付执行刑罚时, 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同时送达监狱。监狱没有收到上述文件的, 不得收监;上述文件不齐全或者记载有误的, 作出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补充齐全或者作出更正;对其中可能导致错误收监的, 不予收监。《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第二条规定:看守所检察的任务是:保证国家法律法规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的正确实施, 维护人民检察院在押人员合法权益, 维护看守所监管秩序稳定, 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人民检察院监狱检察办法》第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监狱检察的任务是:保证国家法律法规在刑罚执行活动中的正确实施, 维护罪犯合法权益, 维护监狱监管秩序稳定, 保障惩罚与改造罪犯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上述规定, 为了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人民检察院应该向不规范适用期间的司法机关提出纠正意见, 使司法机关自觉遵守期间法定性。

第二, 期间的法定性计算比“习惯”计算更加合理科学。在司法实践中, 监狱、看守所人犯入狱入所、出狱出所的时间, 除特殊情况外, 通常在早上8点至下午18点。按照“习惯”计算, 如果当天起算, 到当天晚上24点算一天;法定算法, 当天8点—下午18点区间至次日8点—下午18区间为一天, 不存在多算一天的情况, 可见, 法定计算比“习惯”计算要精确。期间月的计算也是一样 (月小和月大有具体司法解释) 。

四、思考

综上, 正确理解和把握期间的计算方法是准确计算期间的前提。由于目前法律对刑期期间计算的方法的规定是明确的, 不按法定的统一标准, 具体适用中容易产生误解和争议, 给期间的计算造成了一定混乱。笔者对如何正确计算刑期期间提出些值得注意的问题:1、各级司法机关要加强重视, 增强责任心, 执法行为要规范。司法人员不注重细节, 在审查案件时, 忽略时间期限的严肃性, 往往重视不够。2、加大办案人员的培训力度, 不断提高办案的综合能力。执法办案人员综合素质不高, 法律意识不强, 导致不能全面收集办案材料, 至于期限的日期更是不在然, 多一日少一日在思想上没有责任的压力, 进一步忽略了刑期计算的准确度。3、监督要到位, 公、检、法相互制约。通常只为案件的定性进行重视, 在期限方面往往互相不予理会, 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在一定程度还存在, 有个别公安干警、检察官、法官一般看材料对时间期限不够仔细, 不去认真核对, 甚至粘贴复制图便宜, 没有起到相互监督制约的作用。4、要加强办案责任追究制度。在司法实践中, 办案人员对错误计算刑期行为, 通常检察机关进行纠正, 但没有对办案人员责任追究, 各部门没有相关的制度约束, 办案人员在心理上不产生压力, 往往出现刑期计算的错误, 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鉴于目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间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期间的计算解释没有得到统一实施, 笔者建议:一是各诉讼环节的承办人员要提高责任心。认真学习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间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期间的计算解释, 有责任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二是办案人员在侦查终结、审查起诉、移送起诉、制作判决书时, 要仔细核对卷中的文书材料, 不能仅仅依赖于一种文书制作判决书。且在判决书制作出来后更要认真校对, 防止不应出现的错误发生。三是派驻检察室检察干警, 要深入监区监室听取羁押人员对羁押期限的反映, 及时核对审查纠正, 时常查看在押人员台账, 在押人员档案资料, 严把关, 对每一件案子都要规范, 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四是建立办案责任追究制, 强化工作责任心。办案各部门制定相应的办案制度, 有错必纠, 有错必追, 谁出错, 谁负责, 杜绝轻视刑期期限多一日少一日无所谓的思想。五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检察院对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 对其执行情况要进行调研了解, 认真组织学习, 专题讨论, 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 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及时反馈, 及时解决, 切实维护司法的严肃性。

摘要：刑期期间计算在司法实践中与司法解释不一致, 笔者结合案例介绍, 存在司法实践与司法解释两种不同意见的计算方法, 并对这两种意见进行评析, 阐明自己思考的观点。

关键词：刑期期间,计算,司法实践,司法解释

一块名表带来十年刑期 篇2

在传统的权钱交易模式中充当媒介的往往是古董、字画、珠宝玉石……高额的价值令这些物品有了等同于货币的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以货币购买权力的赤裸裸。当社会整体性进入相对富足的阶段，财富不再是生存必需品时，被贴上精英或者上流社会标签的奢侈品，与古老的“送礼”传统和膨胀的虚荣心一拍即合，日益成为腐败的新宠。

作为贪腐案件中的一种物证，奢侈品的定位与价值评估存在相当大的争议。由于贿赂行为的私密性，行受贿双方的心理状态、言谈行为很难为第三人洞悉，所涉物品也较难以明确认定为非法所得还是正常购买，只能成为合法收入不足以支撑奢侈消费、有可能存在受贿行为的间接证据。即便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入罪，奢侈品的价值评估也存在相当大的模糊地带。

更深一层的顾虑是，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奢侈品腐败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模式，秩序渐生。除了商品类型相对固定外，收受方式、物品流转、最终走向等都已有迹可循，一套特别的供销循环链条已经隐约浮现。

高档手表这类奢侈品的价格鉴定比较特殊，因为它们基本上不存在贬值的可能，反而有很大的升值空间

刘宝在监狱服刑已经快半年了。他的身份真正变成罪犯是从6月30日开始的，因为这一天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

此前的刘宝曾是一个风光无限的人物：救火英雄，北京市国土资源局顺义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顺义区分中心原主任。虽然在京城副处的行政级别不是什么“大官”，但因为手握实权，也算是一言九鼎，尤其是在顺义区土地开发和利用领域。

然而，刘宝的风光人生因一块手表而改变，并因之被送进了囚牢。这一切得从2008年说起。

改变命运的一天

官方简历显示，现年50岁的刘宝曾经是出色的消防干警，参加过大兴安岭火灾扑救工作。1999年，他进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顺义分局工作，从一名普通的科员做起，由副科长逐级提拔，2005年被任命为副局长，分管辖区内土地储备资源的调查、统计和分析工作。

据其妻子说，刘宝当消防员时，在工作上破过全国纪录；进了国土局后，一心扑在工作上，甚至在她怀孕时也很少回家。

就在仕途上正顺风顺水的时候，刘宝认识了潘京萍，其人生轨迹由此发生了巨变。

根据刘宝的供述，他与潘京萍相识于2008年，彼时的他已经出任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顺义区分中心主任。这是一个由北京市国土资源局顺义分局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于2002年底成立，负责顺义区范围内土地收购储备、一级开发和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工作。

按照潘京萍的说法，经人介绍，她2006年下半年就认识了刘宝。那时，她是北京朗依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依公司）副总经理，负责销售和公司的对外联系工作，特别是与相关政府部门打交道。

且不管谁是谁非，可以肯定的是，2008年9月的一天，潘京萍敲门进了刘宝的办公室。

一番自我介绍之后，潘京萍告诉刘宝，朗依公司想到顺义区发展，需要买一块地，她来国土局咨询顺义区的土地规划情况。因为“觉得引进朗依公司有利于顺义区的经济发展”，刘宝向潘京萍作了说明。

不管是否真的是为了“顺义区的经济发展”，与潘京萍的这次见面成了刘宝人生的滑铁卢，却是确确实实的事。

三方面提供帮助

为了帮朗依公司尽快落户顺义，刘宝介绍潘京萍认识了顺义区李桥镇原党委书记李丙春（李丙春受贿案已进入司法程序，他也收了潘京萍的一块手表）。一开始，朗依公司看中了李桥镇的一块地，但最终因为那块地要走法院的拍卖程序而没有买成。

此后，刘宝根据对方要建药厂的具体情况，建议朗依公司买顺义区北务镇北方印刷产业基地的地。获得认可后，刘宝便给时任印刷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的李某打电话，让她在选地一事上为潘京萍提供一些便利，把朗依制药公司留在开发区。刘宝不仅向潘京萍提供了尚未进入土地市场交易的地块信息，并告诉她，如果朗依公司看上了，他再协调该地块上市交易。

在确定所要购买的土地后，朗依公司就土地价格和出让方进行了交易前的“商量”，朗依公司希望出3000多万元。很快，朗依公司与北方印刷产业基地管委会就购买土地问题达成意向，随后该土地随即经由顺义区土地整理储备分中心履行挂牌手续，并由朗依公司按照自己的报价如愿购得。

作为土地整理储备分中心主任，刘宝在上述土地交易过程中，按照职权和程序行使了审批权。刘宝在后来的庭审中辩解说，“在朗依公司购地过程中，他是依法行使职权，并未为朗依公司谋取利益。”

但潘京萍的供词起到了重要作用，她认为：“在我们公司购地过程中，刘宝至少在获取土地信息、土地价格形成和排斥竞争对手三个方面起了作用。”

事实上，根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产业政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城市规划和土地市场状况，编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度计划，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开发布。公开发布后，有购买意向的企业才能获取相关地块信息。显然，这些程序性规定在刘宝的招呼下，都化为乌有。

与此同时，按照正常程序，土地价格应按土地评估结果等综合因素由政府部门最终决定，买地企业只能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预估价格，按照起始价和定价规则购买，不能提前和出让方协商。朗依公司说多少钱就多少钱成交，显然不是正常现象。

另一方面，土地交易要经过招、拍、挂程序，最终价高者得地，因此，每一个购地企业都无法保证自己选中的地块不被其他市场参与者通过竞价拿走。由于潘京萍与刘宝等人认识，且在价格方面与出让方达成了一致，朗依公司购得选中的地理所当然。“对方就不会再考虑其他企业了，即便有别的企业去看地，也会找理由推掉。”潘京萍说。

收受手表后上交

2009年9月的一天，刘宝正在办公室里看文件，潘京萍再次不约而至。不过，这一次她不是来咨询的，而是来感谢的。

公司顺利落户顺义，朗依公司决定由潘京萍给提供过帮助的人送一块手表表示一下谢意。她此番是专程来给刘宝送表表示感谢的。

潘京萍在案发后曾表示，给刘宝送表还有另一层意思——因为朗依公司今后要在顺义发展，因此，除了向他表示感谢，还希望通过他认识更多的政府官员。“刘宝是负责顺义国有土地储备交易的领导，知道很多土地政策上的法规、规定，也掌握很多辖区内的土地利用信息，可以提前提供一些土地出让的信息，并介绍一些土地的实际管理部门如开发区管委会或者乡政府的负责人认识，这样在通过市场交易土地出让之前，就可以提前获取更多的信息如购买的条件和资质要求、价格构成以及其他竞争者的动态。”潘京萍说，“既然与刘宝建立了联系，就不想断了这个关系。”

两人寒暄几句之后，潘京萍便将包装好的手表放在刘宝办公室的沙发上，随即离开。至于当时说了些什么，两人都说记不太清楚了。

按照刘宝的说法，潘京萍放下东西就走了，他不想要，但没追上，又因为与潘京萍联系不上，退回去的想法只得暂时作罢，他后来口头向领导汇报过。潘京萍也说，刘宝当时确实推辞了几下。

据刘宝供述，潘京萍走后他将手表从沙发上拿到了办公桌上。因为不是自己的东西，他甚至没有打开包装盒看看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此后将近一年时间里，这块表就一直躺在他的办公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