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免征额

2024-10-13

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精选6篇)

个人所得税免征额 篇1

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是指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个人收入中免于征税的金额。从各国情况来看,个人所得税几乎都有免征额的规定,只是其所含的内容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它一般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个人豁免,有的又称为重整旗鼓扣除,即纳税人为了维持本人及其赡养对象的生存所必需的收入,这部分维持生计的收入从理论上来说不应当被课税,需要从纳税人的应税所得中剔除;二是费用扣除,即纳税人用于弥补与工作相关的各种开销(如住房抵押贷款利息、人寿保险费、医疗费等)而需要的收入,这部分收入实际上是纳税人用来弥补工作成本的,所以不应当被课税。对于费用扣除,各国的做法也不尽相同:有的国家规定纳税人要按费用类别据实扣除(各项费用通常规定有扣除上限);有的国家则规定有标准扣除额,纳税人的费用扣除不需要实报实销,统一按该标准进行扣除;还有的国家允许纳税人在上述两种办法之间自由选择。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2,000元免征额,实际上是把国外的个人豁免和费用扣除合二为一,这种简化的制度主要是为了适应我国较低的管理水平。

一、对当前改革调整免征额舆论的评析

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理论界探讨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改革的文献也是各抒己见。这些文献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免征额应该随国民收入、居民收入水平、GDP的提高而同步提高;二是免征额应该随物价水平的提高(即通货膨胀)而实现指数化;三是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生活成本和物价指数差别实行地区差别的免征额;四是免征额应考虑家庭被赡养人员的数量,即家庭被赡养人员也给予免征额享受;五是在分项计征制下免征额制度不公平,应该以综合计征或分项综合计征制(即“二元制”,下文称“二元制”为基础设计免征额)。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有科学合理的成分,免征额的弊端与分项计征制和以收入者个人为纳税申报单位的制度框架有关,应该实现综合或“二元制”和以家庭为纳税申报单位,但也有相当的偏见。

(一)“免征额与人均GDP或人均收入锁定同步提高”不符合宪法原则。

近年来,不少学者和媒体指责我国个人所得税由于免征额定得太低而使工薪阶层成了主要负担者,所以导致了个人所得税劫贫济富;一些学者特别是社会媒体主张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应该与GDP或人均收入水平同步提高,甚至不应慢于后者的提高水平。例如,最近网络媒体大量报道,某些学者主张单纯地将免征额从2,000元提高到3,000~5,000元,某知名学者甚至主张5,000元。

首先,我们认为免征额的高低并不是导致工薪阶层税负过重、劫贫济富的主要原因。因为如果免征额定得太低,那么富人也照样被加重了税负;同时,提高免征额会使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同样减轻税负,而且由于高收入者适用的边际税率更高,所以减税额更多。事实上,如果说当前的个人所得税有使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主要承担者的倾向,那也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一是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还没有到位。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的收入构成不同,高收入者所在的行业主要是金融、保险、社会中介机构、娱乐,还有一些高收入者的收入来自兼职收入,或者来自于特许权使用费收入、财产转让收入等,在这些行业和这些所得来源分散,税务机关征管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其征缴率不足。而低收入者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薪金,收入比较集中,税务机关便于查处,供职单位扣税相对到位。所以,在这一点上,应该将税收制度上的缺陷与征管上的不力区别对待,不能由于征管不严使富人纳税不足而将一切推到免征额上。二是一些应税项目的税率设计不合理。目前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仅限于对工资薪金、劳务等勤劳所得,而非勤劳所得则大多实行比例税率,对拥有大量非勤劳所得的高收入阶层调节不力。三是目前个人所得税由于对一些大宗的投资所得不征税而导致一部分真正的富人不缴税,而工薪阶层却成了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承担者。这些不合理的局面也根本不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就可以解决的。

其次,我们认为免征额提高应不低于GDP、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速度的主张不符合宪政原则。我们可以简单推算:如果按照这些变量的相关关系来推算调整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那么,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比例增加只能靠收入差距的扩大来实现,否则,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只能永远成为只对少数高收入者征税的贵族税种。我们无意期望当下就使大部分居民成为纳税人、使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成为主体税种,但如果想使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按高于GDP和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的速度来调整提高,那么这肯定会使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没有发展壮大的前景。

(二)单独对工薪所得和承包承担所得提高免征额也不公平。

我国以往两次提高免征额都只针对工薪所得、承包承租所得。我们的推测恐怕也是因为社会媒体、舆论都认为工薪阶层成了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承担者,有违了个人所得税的宗旨,所以特别将工薪阶层可以享受的免征额提高到2,000元。照此逻辑,如果下一轮再度调高免征额的话,恐怕也会只提高工薪所得税免征额。但是,我们认为,这种针对不同所得项目实行差别免征额的制度既会导致拥有不同所得项目的个人之间的税负不公,也会扭曲劳动力资源在不同职业之间的配置,损失效率。

(三)地区差别的免征额缺乏科学依据。

还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居民收入水平差别很大,如果全国一个标准,也会有失公平。可以考虑:全国划出一个标准,每个省市根据自己的实际,对免征额适当予以调整,如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高一点,一般地区可以较低,不发达地区可更低些,这样更体现社会公平。对此,我们并不认同,如果以现有的各地人均消费支出额为依据,那么将按一定比例推算确定各地的免征额,但各地现有的消费支出额差异主要是由各地收入水平差异决定的,这种消费支出额差异反映了各地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以及福利水平的差异,而它不仅取决于各地居民按不同的消费水平、生活质量享受不同的免征额吗?更明确地说,低收入地区由于收入水平低、生活质量差反而要适用较低的免征额,反而要多纳税是一件公平的事吗?我们认为,只是不同地区消费支出水平差异中物价水平差异所造成的份额才可以作为各地免征额的差异额。而事实上,我们认为,由于商品经济和交通如此发达,以至各地商品价格差异都已经很小,只有占消费份额很小的那些鲜活农产品价格会有较大的差距。事实上,环视世界各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践,我们并没有发现哪个国家在实行地区差别的免征额,那么不仅有悖于人权平等和税收公平,而且还会带来收入者流动、结算支付改变、财产转移等多种征管上难于克服的复杂问题,所以,主张地区差别的免征额是一种草率的想法。

二、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确定依据之己见

在对当前有关免征额的舆论作评述之后,本文提出自己对免征额的看法,即依据宪政原则确定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确定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和事实基础,虽几经变革调整,但基本上都是基于人们的主观经验判断,缺乏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立法的价值目标,即究竟是将免征额提高到足够的高度,使得个人所得税成为只对少数高收入者征税的贵族税种?还是将免征额定得低一些,使得有纳税能力的人普遍纳税,承担民主宪政时代每个公民应尽的宪法义务,从而使个人所得税成为民主社会的大众税种?立法的价值取向不明确。同时,没有对免征额的经济和道德内涵进行明确阐述和科学的界定,也缺乏对现实社会公众生活状况、“基本生活费”内容的深入详细调查,没有建立起免征额与人均收入、人均GDP、人均消费水平、最低保障线(贫困线)之间的比较联系。总而言之,免征额设定缺乏科学、客观的依据,也没有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难以为社会公众及其各阶层所认可和接受。

我们认为“免征额”既是一个道德范畴,同时又是一个宪政范畴。免征额的道德范畴是指超过免征额的人必须是有纳税能力的,而不是让生活困苦不堪的人也纳税。那么问题就归结到什么样的人有纳税能力。我们认为,只有满足了纳税人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以后尚有余力的人才具有纳税能力,所以“基本生活费”就应该成为“免征额”的经济内涵和道德基准。同时,根据宪政精神和原则,一方面,每个公民都享受着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另一方面,每个公民都应该尽其所能承担公共产品成本,即宪政原则要求每个公民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后承担纳税义务。这包含了两个基本点,其一是宪法确定公民的纳税义务必须以纳税能力为基础,这就意味着必须设定保障基本生活的免征额,这表明宪法是建立在社会道德意识基础上的,因此,免征额的道德范畴与宪政范畴的价值取向是相通的。其二是超过“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界线的每个公民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以后必须承担纳税义务。我们反对将纳税的界线划在只使少数高收入者纳税的水准上,我们认为期望只让少数高收入者纳税,自己总想不纳税的意见缺乏应有的公民意识和宪法责任感;期望免征额划在自己的收入水平以上,而自己永远不用缴税是十足的“经济人”意识。至于什么是“基本生活需要”可能会有道德含义理解和技术上的偏差,但我们认为这一“基本消费支出额”应该指确保健康的饮食、中等的住宿、医疗保健、必要的交通、体面的穿着、必要的通讯费用等一般的、中等水平的消费额。为了维护免征额的全国统一,同时又照顾到这种实际情况,笔者认为中央可以通过立法,允许地方政府对纳税人的一些费用开支在规定的限度内(可以有一个浮动范围)实行税收抵免。允许税收抵免的费用开支可以包括纳税人的住房抵押贷款利息、自负的医疗费用、本人和子女的教育费用以及无收入来源老人的赡养费,这些费用开支都是劳动力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支出,可以有一部分在税前扣除。由于这种做法属于实报实销的性质,并没有普遍地提高免征额,同时对那些真正支付较大费用的纳税人又给予了一定的照顾,而且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仍做到了全国统一,所以可以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

摘要:个人所得税作为实现税收公平分配职能的首要税种,对社会收入分配调节起着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仍不健全,其调节力度和效果不尽人意。具体影响其调节力度和效果的因素很多,免征额是确定计税依据的第一环节。本文主要从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确定依据方面谈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评析

个税免征额提高 工资奖金再筹划 篇2

但政策所给予的优惠,并不是说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就可以直接松口气了。恰恰相反,正是在政策刚刚出台的时候,纳税筹划更该乘胜追击,抓住别人未曾发现的筹划点,从而在获得既得受益上的更多相对优势。

免征额提高后的直接减税

免征额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显而易见,纳税人至少有800元无需再缴个人所得税;甚至,因为免征额(扣除额)的增加,使得纳税人的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有可能降一级,又进一步减少应纳税额。

例如,高先生月收入6600元。按原先免征额,高先生需缴纳个人所得税:(6600-800)×20%-375=785(元);当免征额提高到1600时,高先生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变为:(6600-1600)×15%-125=625(元)。这种减税方式显而易见,不属真正意义上的纳税筹划。

免征额提高后的筹划减税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免征额提高后的筹划减税方法。举例来说,赵先生与A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务用工合同。合同约定,每年A公司支付赵先生工资薪金及奖金共计10万元。A公司有四种支付方式。

A公司应该如何确定工资奖金的支付方式,以使自己的员工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最少?为此,A公司专门咨询了税务专家,税务专家做了如下答复。

根据规定,企业发放年终奖金时,以年终取得的奖金总数额,除以12个月,按其商数确定总数额的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因此,第一种方式时,64000/12=5333元,年终奖金适用20%的税率;同理,第二种方式下年终奖金的适用税率为15%(56800/12=4733),第三种方式下年终奖金的适用税率为15%(40000/12=3333元),第四种方式的年终奖金适用税率为10%(24000/12=2000元)。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4种结果。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关键在于工资与奖金划分不同时,其适用税率分别发生变化。我们知道,在工资薪金9级超额累进税率中,税率10%与15%的应纳税额临界点是2000元;税率15%与20%的应纳税额临界点是5000元。

方式一中,每月发放工资扣除1600元免征额后,适用10%的税率,而此时,年终奖金56800除以12时,商数为5333,刚好超过了临界点5000元,因此,奖金部分适用20%的税率,提高了应纳税额。

方式二中,工资薪金部分扣除1600元免征额后,刚好达到2000元临界点,同时年终奖金部分没有超过5000元临界点,仍适用15%的税率,因而共应纳税额比第一种方式减少了不少。

方式四中,年终奖金24000元除以12时,商数为2000,刚好处于临界点,工资薪金部分每月应纳税税额则为6333-1600=4733元,刚好未超5000元临界点,应纳税税额为最低。

此外,我们也发现方式三与方式二的应纳税额相同。这说明,当从第二种方式过渡到第四种方式时,中间的分配过渡过程的税负是一样的。这恰好给了公司或员工在选择工资奖金分配方式上的自主性:如果公司或员工偏好每月工资高一点,年终奖金少一些,那就可以在第二种方式与第四种方式之间调和,但原则是,工资与年终奖金适用的税率都应控制在15%以内。

工资与奖金的分配思路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工资奖金分配上的顺序规律。

(1)在全年收入固定的情况下,首先确定该收入状况下的大致税率,如年薪10万元时,税率大致在10%~15%之间;年薪若为20万元,则税率大致在15%~20%之间。

(2)以确定的税率区间中低税率处的临界点作为工资应纳税所得额,再加上免征额1600元,确定每月应发放的工资;其余部分,以年终奖金方式发放。

(3)以低税率处临界点的12倍作为年终奖金的发放数额,其余部分除以12作为每月发放的工资薪金。

(4)在步骤2、3得出的两组数据间进行调和。显然,步骤3时的组合的应纳税额是最低的,但有时为了企业或员工在资金上的偏好,可以在步骤2、3区间重新进行数据组合,这样做的结果是,既保证了缴纳尽可能低的个人所得税,又能在资金偏好间进行灵活调整。

我们举例来说明,例如,B公司与中层管理者签订的劳务合同中,约定的年薪是20万元。则我们进行下面的步骤。

步骤一:确定大致税率。20万元年薪的大致税率为15%~20%;

步骤二:15%税率对应的临界点为5000元,于是以5000+1600=6600元作为每月工资,剩余部分200000-6600×12=120800元作为年终奖金,则应纳个人所得税:[(6600-1600)×15%-125]×12+120800×20%-375=31285元;

步骤三:以5000×12=60000元作为年终奖金的发放数额,每月发放工资为(200000-60000)/12=11667元,则所纳个人所得税:[(11667-1600)×20%-375]×12+60000×15%-125=28535元;

个人所得税免征额 篇3

我国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颁布、实施了《个人所得税法》, 规定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免征额标准为每月800元, 以后在2006年、2008年免征额分别调整至1 600元、2 000元。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速发展, 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提高免征额是历史的必然, 也符合社会人文的自然发展规律。尽管免征额调整的频率、力度在提高, 但《个人所得税法》工资、薪金所得免征额仍然存在一定问题。

(一) 纳税人的免征额范围过于整齐划一

2008年, 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部年收入中, 工薪收入占66.2%,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 工资性收入占38.9%;毫无疑问, 工资、薪金依然是我国居民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据统计, 个人所得税来自工资、薪金所得的税款已达到40%左右, 工薪阶层和个体户成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力军。而现行个人所得税在免征额标准的设计上, 未能充分考虑纳税人的个体差异、纳税能力以及赡养人口的多寡、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年龄大小、教育子女、住房、养老、失业等因素, 更没有考虑地区收入差异及地区消费的不均衡性。本次个人所得税修正案网上征求意见, 创近年国家立法公开征求意见数量之最, 众多的参与者表达了同样的诉求, 以3 000元作为免征额标准, 对“净所得”征税的特征表现不明显, 税收公平调节收入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所谓个人所得税———“富人税”实施不到位。

(二) 免征额偏低得到一定程度的矫正但缺乏应有的弹性

将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免征额标准上调至每月3 500元, 减轻了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 矫正了原免征额偏低的倾向, 清晰鲜明地体现了政府壮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意向。

但从另一个侧面看, 税收与经济、社会内在的关联性很强, 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调整的幅度应与经济社会各种因素变动相衔接, 如GDP增长、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通货膨胀等指标, 使其具有一定“弹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的免征额, 未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物价指数是动态的, 而免征额是静态的, 通货膨胀造成个人所得虚假增加, 增加了纳税人的实际税负, 尤其加重了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 免征额标准未考虑随着经济的增长带来的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经济增长也是动态的, 并是增长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经济实现年均9.8%的增长速度, 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全社会民众应共同分享经济的增长———这块“大蛋糕”, 以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

(三) 免征额内外差异有失公平

根据规定, 在华工作的外籍人士及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及华侨享受超国民待遇, 他们可在扣除1 600元标准的基础上附加扣除3 200元, 实际扣除费用为每月4 800元。从对外籍居民的扣除规定看, 其扣除额较国内居民的高 (含附加扣除) , 而且这些纳税人还有额外的住房补贴、探亲费、子女教育费等费用的单独扣除。这种内外有别的规定明显不符合公平原则中的要求。中国加入WTO的一项基本义务是给予外籍居民以国民待遇, 它的本质含义在于内外国民的无差别待遇。但这些规定只适用外籍居民纳税人, 并不及于国内的居民纳税人。从某种程度上讲, 外籍居民的超国民待遇, 是对国内公民的歧视, 违背了公平原则。

二、确定工薪所得免征额标准应遵循的原则

(一) 税收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的核心是指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公平分配, 它是就纳税人的经济能力或纳税能力而言的。能力相同的人缴纳同样的税, 能力不同的人缴纳不同的税。税收公平这一原则成为一国税制设计与实施的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原则, 是检验税制与税收政策优劣的标准。公平原则是个人所得税“法治精神”的体现, 法制的公平合理能激发人们对法的尊崇, 提高公民依法纳税的积极性。马克思说过:“试问按公道来说, 能不能指望一个每天赚一角二分钱的人缴纳一分钱和每天赚十二块钱的缴纳一元钱那么容易?按比例来说, 他们每人都交出了自己收入中的同样一份, 但是这一捐税对他们的生活需要的影响, 程度却完全不同。”因此,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应当致力于建立一个全面公平合理的制度。

(二) 平等生存权保障原则

从平等权角度而言, 个人所得税的功能主要在于通过调节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 从而缩小社会民众之间的收入差距, 促进平等权的实现。基于这一思路, 如果免征额标准定得过低, 将使得低收入阶层负担较重的个人所得税, 这与开征个人所得税的初衷相悖, 也不利于公民平等权的保障。从生存权角度而言, 公民的最低生存条件必须要得到保障, 对于属于最低生存条件范畴的收入不能征税;如果免征额标准定得过低, 势必会损及公民生存权的保障。平等生存权是现代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应当拥有的权利, 而且这种权利要真实地体现在每个成员对基本生存资料的拥有上。而基本生存资料的标准是动态变化的, 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一标准有必要提高。

三、完善我国工薪所得免征额的建议

(一) 免征额应呈现指数化动态

免征额应随着通货膨胀进行指数化调整, 通货膨胀时期纳税人的收入并不能反映其实际购买力, 而且名义收入的增加会使其进入较高的收入级别, 适用较高的税率, 增加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因此, 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 对个人所得税每年都按照通货膨胀水平进行指数化调整, 使个人所得税免征额随着通货膨胀的波动而变化, 缓解中低收入群体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后的基本生活消费以及各不同收入群体税收负担所受到的影响。个人所得税的改革, 不应单纯纠缠于免征额的高低, 而应建立一个全面细致免征额标准的制度。当今CPI持续走高, 以工薪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低收入家庭受影响最大, 免征额如果随CPI的变动而调整, 可抵消物价升高致使居民购买力的下降, 保证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

(二) 考虑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目前, 全世界140多个实行个人所得税制的国家大都采用综合所得税制, 只有极少数国家实行分类所得税制, 原因是分类所得税制相对于综合所得税制而言易产生不公平问题。目前按所得项目分项、按次征税, 与综合各项所得按年征税相比, 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力度有一定局限, 不能充分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对不同的所得项目采取不同税率和扣除办法, 容易造成纳税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 存在较多的逃税避税漏洞等。因此, 通过对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和完善, 进一步加大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十分必要。

实行综合与分类征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要求有较高的征收稽核水平, 否则难以实现新制度的预期目标。因此, 要努力改进税收征管手段, 积极推进税务部门对个人各项所得信息收集系统以及银行对个人收支结算系统建设, 实现收入监控和数据处理的电子化, 提高对收入的监控能力和征管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 个人所得税改革, 还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三) 以人为本, 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一是个人所得税是对纳税人可支配收入进行直接调节的税种, 在设计个人所得税的税制时应充分考虑纳税人不同的负担能力, 对实际负担税负能力较弱的低收入群体, 采取相应有效的保护措施, 充分体现“等量所得, 等量税负”———横向公平的原则, 从而使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更容易得到纳税人的理解和配合, 体现税收人性化的一面。

二是对高收入群体收入的调节, 是个人所得税应有的职能, 应充分体现“所得不同, 税负不同”———纵向公平的原则, 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 在注重对低收入个人和家庭保护的同时, 要重点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收与管理。在国外个人所得税的税制设计和征管实践中, 高收入群体始终都构成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

三是消除外籍人员超国民待遇, 外籍人士在中国境内生活, 其免征额标准理应与处于相同社会经济环境下的中国居民一致。

个人所得税是被公众广泛关注的一个税种, 在个人收入多元化的今天, 工资薪金所得依然占有绝对的优势, 免征额标准的变化将牵扯到政府和每个纳税人的利益, 其中既有双方的利益博弈, 也要尊重公众的选择。我国的经济保持高速度增长, 免征额标准也应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基于起征点与免征额的纳税筹划 篇4

纳税筹划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一部分, 关于纳税筹划的含义目前理论界还没有统一的概念。我国税务专家唐腾翔、张中秀、盖地等都曾对纳税筹划做出相关解释说明。[1]笔者认为, 不管是哪种观点, 都从一定意义上揭示了税收筹划的内涵, 而且, 综合各专家学者对纳税筹划概念的表述, 纳税筹划突出表现出合法性、事先性和目的性的特点。即纳税人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 于纳税之前对涉税事项进行筹划, 以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 最终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使得企业稳步、良性发展。因此, 有效实施纳税筹划不仅有利于实现企业的最终目标, 而且在增强人们的自觉纳税意识, 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实现等方面也体现出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

2 起征点与免征额

起征点与免征额是税法规定的对纳税人的税收优惠政策, 起征点是指税法中规定的对某一特定课税对象征税的下限。如果涉税金额达到这一底限, 就要按照涉税金额的全部金额征税。相反, 只要涉税金额没有达到这一底限, 就无需缴纳相关税金。而免征额实际上是规定了在涉税金额中可以有多少金额在计税时予从总涉税金额中扣除。起征点与免征额在概念表述上截然不同, 因此在实际运用中起征点制度和免征额制度对纳税人的税收优惠存在差异。当涉税金额大于起征点和免征额时, 起征点是对全部金额纳税而免征额只就超额部分征税。反之, 当涉税金额小于起征点和免征额时, 都不用缴纳相关税金。可以说, 起征点的税收优惠是针对起征点以下的纳税人, 而免征额的税收优惠涉及所有的纳税人。[3]

3 不同税种下起征点和免征额的纳税筹划

3.1 增值税中涉及起征点的纳税筹划

税法中规定的增值税起征点的幅度为:销售货物的, 为月销售额5, 000~20, 000元, 销售应税劳务的, 为月销售额5, 000~20, 000元, 按次纳税的, 为每次 (日) 销售额300~500元。纳税人销售额未到达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增值税起征点的, 免征增值税;达到起征点的, 依照规定全额计算缴纳增值税。增值税起征点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个人。

例如, 某个体工商户, 月含税销售额为5, 170元, 当地规定的增值税起征点为5, 000元, 假设不考虑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该个体工商户的不含税销售额=5170÷ (1+3%) =5019.42元, 按照当地规定的增值税起征点5, 000元, 因此, 该个体工商户应纳增值税=509.42×3%=150.58元, 税后收入=5170-150.8=5019.42元。如果, 此时该个体工商户将月含税销售额降至5, 140元, 则不含税销售额=5014÷ (1+3%) =4990.29元, 没有超过当地规定的增值税起征点, 因此, 免征增值税, 税后收入等于5, 140元。

3.2 消费税中涉及起征点的纳税筹划

消费税新增和调整税目征收范围注释中, 高档手表是指销售价格 (不含增值税) 每只在10, 000元 (含) 以上的各类手表。税法中规定高档手表税率为20%, 例如, 假设某企业是一家中高档手表生产企业, 2013年生产并销售某一款中高档手表, 每只手表的出厂价为10, 100元 (不含增值税) , 与此相关的成本费用为5, 000元。如果将每只手表的出厂价格定为10, 100元, 则税法认定为高档手表, 那么, 每只高档手表应纳消费税=10100×20%=2020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2020× (7%+3%) =202元, 每只高档手表的利润=10100-5000-2020-202=2878元。此时, 如果将每只高档手表的出厂价格降至9, 900元, 税法不认定其为高档手表, 每只手表应纳消费税等于0,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等于0, 因此每只手表的利润为4, 900元。

3.3 营业税涉及起征点的纳税筹划

营业税起征点是指纳税人营业额合计达到起征点。新税法规定营业税起征点的幅度是:按期纳税的, 为月营业额5, 000~20, 000元;按次纳税的, 为每次 (日) 营业额300~500元。营业额起征点的适用范围限于个人。[4]

例如, 某个体户, 平均每月开门营业25天, 每天平均收入20元, 月营业额5000元, 其所在地营业额按期纳税的起征点为月营业额5000元。则该个体户每月应纳营业税=5000×5%=250元, 此时, 如果该个体户每月减少营业额10元, 则每月营业额等于4990元, 小于当地营业税起征点5000元, 因此, 该个体户应纳营业税等于0。

3.4 个人所得税涉及起征点和免征额的纳税筹划

2011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作如下修改, 第三条第一项修改为工资、薪金所得, 适用超额累进税率, 税率为3%至5%, 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工资、薪金所得, 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3500元后的余额, 为应纳税所得额。[5]

例如, 某企业员工2013年度全年每月工资分别为:6000、3500、4500、1500、2000、2500、3000、3500、3000、3500、4000、8000。则2013年该员工应纳个人所得税额=【 (6000-3500) ×10%-105】+0+【 (4500-3500) ×3%】+0+0+0+0+0+0+0+【 (4000-3500) ×3%】+【 (8000-3500) ×10%-105】=535元

如果先按年估计总工资额, 然后按月平均发放, 最后一个月多退少补, 则 (6000+3500+4500+1500+2000+2500+3000+3500+3000+500+4000+8000) ÷12=3500元, 由于3500元未超过免征额, 所以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等于0。

以上不同税种下起征点与免征额的纳税筹划反映出起征点的纳税筹划普遍适用于纳税人涉税金额刚刚达到或超过起征点的情况, 将其降低至起征点以下可以规避纳税义务, 降低企业税负。但是, 起征点与免征额在实际中易被人们混淆使用, 产生纳税风险。因此, 正确理解、合理使用起征点、免征额体现了纳税筹划的现实意义。尽管起征点纳税筹划的应用空间较小, 但是, 理性的纳税人只有充分利用起征点的优惠政策进行纳税筹划, 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6]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纳税筹划的概念以及开展纳税筹划的意义, 然后比较分析了起征点与免征额这两个概念的异同点, 最后通过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以及所得税中涉及起征点和免征额的纳税筹划案例, 分析说明如何利用起征点或免征额进行纳税筹划, 以达到降低企业税负的目的, 从而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关键词:起征点,免征额,纳税筹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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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浩然, 王峥嵘.起征点与免征额的含义与正确使用[J].陕西教育, 2011 (7)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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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访华.对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研究[J].企业家天地, 2011 (2) :51-53.

起征点与免征额的含义与正确使用 篇5

通常见到的用法和称谓

在不同的资料、文件和媒体报道中, 对该“费用扣除”的叫法并不统一。中国财政部网站2009年6月17日刊登“个人所得税课题研究组”最新撰写的《我国个人所得税基本情况》当中, 第二部分“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主要内容”有“4.费用扣除: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采用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两种方法, 比较简明易行, 但对于一些情况比较特殊的家庭难以完全兼顾”[1]的表述, 这一表述与税法中的表述是一致的。按照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二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 “工资、薪金所得, 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800元后的余额, 为应纳税所得额”, 这里所说的费用减除与上面所述“费用扣除”是一个意思, 在2005年和2007年, 国家两次上调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 这一标准目前为2000元。

但在众多报刊和网上, 甚至某些税收专业书籍上都将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金费用减除称之为起征点, 如新华网2007年12月29日的快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9日上午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自2008年3月1日起由1600元提高到2000元。”[2]等等。事实上, 这是一种概念的混淆 (以下将详细说明) , 然而这种现象已达到了司空见惯, 习以为常的地步。

从以上实例来看, 国家专业机构 (如财政部) 的表述较为准确, 即个人所得税中的费用减除;而媒体大多使用“起征点”这一称谓。主流媒体及专家学者在术语的运用上一旦出现错误或是偏差, 对普通百姓的误导是相当明显且深远的。看来媒体的专业素养还有待提高, 以免误导大众。

起征点与免征额的含义、相同点和区别

事实上, 税法中所讲“减除费用”的正确称谓应为免征额, 媒体误用是因为起征点与免征额有相同之处。而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 使用上各自有极强的目的性。

所谓起征点, 指税法规定的对课税对象开始征税的最低界限, 即征税对象数额未达到起征点的不征税, 达到或超过起征点的则就其全部数额征税。免征额指准予从课税对象数额中扣除的免予征税的数额, 征税对象数额小于免征额时, 不征税;超过免征额时, 只就超过部分征税。由此可以看出, 起征点与免征额的联系在于当课税对象的数额小于起征点和免征额时, 都不予征税;二者的区别是, 当课税对象的数额大于起征点和免征额时, 采用起征点制度的要对课税对象的全部数额征税, 采用免征额制度的仅对课税对象超过免征额的部分征税。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为征税中操作方法的不同, 以及由此带来的适用范围和照顾的侧重点的不同。

从征税的操作方法上看, 假设某人某项收入为3000元, 税率为10%, 如果此项收入规定有2000元的起征点, 该纳税人此项收入的应纳税额为3000×10%=300元。而如果此项收入规定有2000元的免征额, 按照免征额的规定, 该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就应该是 (3000-2000) ×10%=100元。

起征点主要目的是照顾低收入的纳税人, 收入超过起征点的纳税人应该就收入全额纳税, 他们的税负基本上保持一致, 从财政收入角度保证了政府财政收入的稳定性。起征点的规定一般见之于流转税制设计中, 意在对收入低从而纳税能力不足的纳税人进行扶持与帮助, 范围限于某一税种的某些应税项目涉及的一定范围内的纳税人, 体现税收照顾的特殊性[3]。而免征额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纳税人的最低费用需要, 是对所有纳税人的照顾。免征额的差异意味着税负的差异, 调整免征额可以相应带动各经济主体税负的变动, 通过这一税收杠杆作用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所以免征额多用于所得税类。

起征点与免征额的正确使用

错误用法的危害在于“以讹传讹”, 让正确的用法可能不为大多数人知道, 或反而被人认为是错误的。以下列举一些这两个税收术语的正确用法, 由于起征点主要用于流转税制, 因此讨论的范围有所扩大, 不再局限于个人所得税。

我国营业税中最典型的起征点规定是针对经营营业税应税项目的个人, 当营业额达到或超过起征点即照章全额计算纳税, 营业额低于起征点则免于征收营业税。税法规定的起征点为:按期纳税的起征点为月营业额200~800元;按次纳税的起征点为每次 (日) 营业额50元[4]。在增值税等流转税制中也有起征点的规定。

我国个人所得税中, 对工资薪金所得, 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2000元, 只就超过2000元的部分征税。对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 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 减除费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 减除20%的费用, 然后就其余额征税。这种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在纳税人所得额中依法减除一定费用的数额, 就是法定的免征额[5]。外籍人员、在境外工作的中国公民和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工资薪金扣除费用4800元同样也属于免征额, 只是考虑到他们的生活成本相对较高而调高了相应的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 个人所得税中也有起征点的规定。在个人的偶然所得中, 如个人取得单张有奖发票奖金所得小于或等于800元的, 免征个人所得税;所得大于800元的, 全额按照个人所得税“偶然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因此800元就是该项所得的起征点。这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规定, 按照笔者理解, 这种偶然所得几率很小, 所得超过800元的几率更小, 通过免征额来调整税负作用并不大, 因此可以规定一个起征点。

综上所述, 起征点与免征额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二者的功能和适用范围有很大差别, 有必要在使用当中加以辨别, 特别呼吁媒体加强这方面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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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浪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1600元提高到2000元[EB/OL].http://finance.sina.com.cn/g/20071229/092543514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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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徐润.刍议起征点与免征额[J].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 2009, 11 (1) :39~40, 57.

个人所得税免征额 篇6

个税自1799年诞生于英国以来, 逐渐发展为世界各个国家的主体税种, 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1980年9月1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税法》正式颁布, 同时, 个税起征点定为800元。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工资的提高, 2005年国家将起征点提升至1600元, 2007年起征点更是提升至2000元, 2011年9月, 我国个税起征点再次提升至前所未有的3500元, 个税起征点在短短几年间即实现了三级跳。

从国家对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来看, 主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以城镇居民收支水平为基础, 兼顾地区性差异;二是起征点的确定与城镇居民住房、教育等相结合, 最大限度保证对居民的生活无重大影响, 至少不是负影响;三是起征点的几次提高也是为了促进居民的消费水平, 中国居民不像美国居民等发达国家超前消费, 与之相反, 中国公民收入多用于储蓄, 随着起征点的提高, 将会拉动内需, 刺激消费。

2 个税起征点提高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关系

个税起征点的提高自然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 而收入或者说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消费的最重要因素, 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时, 其消费也会随之增加。那么我们这里先定义一个机会收入, 机会收入完全是因为个税起征点调整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并不包括因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变化。机会收入是指个税起征点调整后居民的应纳税额和起征点未调整时的应纳税额之间的差额。

我国历次的个税起征点调整都是针对工资薪金收入扣除相关合理费用后的调整。同时在2011年个税起征点的调整过程中将9级超额累进税率变为7级超额累进税率, 这使得不同收入者纳税所对应的纳税级距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以级距点为例进行分析, 原先的3500元在调整后不再征收个税, 即相应的机会收入为125元, 这完全是由于个税起征点调整后产生的居民机会收入。同理可得在8000元、9000元、10000元这三个级距点机会收入会达到峰值的480元, 之后逐渐降低, 到达38600元时, 机会收入变为0, 之后机会收入开始为负。居民的收入与机会收入之间大致呈“倒U形”关系, 即低收入阶层的机会收入也比较少, 达到8000~10000元的中等收入阶层, 机会收入达到了峰值, 之后在高收入阶层中, 逐渐变为0, 并开始逐渐变为负数, 这个时候, 国家对于贫富差距的调整政策显现出来, 收入越多, 所征收的税也越多。

同时, 也有学者指出, 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也大致呈“倒U形”的关系, 即中等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 而处于两边的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边际倾向比较低。这主要是由于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趋于饱和, 机会收入的增加和减少对于他们的影响不大, 所以他们的边际倾向变化幅度不大。与此相同, 对于低收入家庭, 虽然个税起征点的调整使得他们的机会收入增加, 但是这些还不足以使他们有较大的消费倾向, 也只能产生有限的幅度变化。

3 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

3.1 个税免征额调整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水平 (绝对数量上)

上海市居民2010年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如表1所示。

注:本表数据为城市居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资料, 由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提供。

上海市居民2011年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如表2所示。

注:本表数据为城市居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资料, 由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提供。

上海市居民2012年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如表3所示。

注:本表数据为城市居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资料, 由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提供。

从绝对数量上来看, 2011年中高收入户的消费支出出现了大幅度上升, 增加了3614元, 到2012年这种趋势放缓, 只比2010年增加2802元, 显然, 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对于中高收入户的影响较大, 消费支出出现了跨越式上升, 其他收入水平的居民消费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这其中, 高收入户的增加量不是很大, 只有653元, 可见这次调整的影响对于高收入户的影响很小, 他们的消费情况基本趋于饱和, 等到2012年时, 他们适应了起征点变化的影响, 消费支出又进一步增加。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在2012年消费支出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起征点调整由此的影响可见一斑。对于低收入户来说, 这几年的消费支出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3.2 个税免征额调整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水平 (相对数量上)

从相对数量上来看, 低收入和高收入户一直是增长的, 而对于中等收入户 (包括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 的影响却是一样的。在个税起征点调整的当年, 刺激性消费的支出比较大, 而次年当居民适应了这种变化, 慢慢地消费放缓, 虽然相比于2010年的消费量是增加的, 但较2011年来说环比增长跌破100%, 即消费支出下降, 如表4所示。

从食品消费环比支出上看, 随着每年的增加, 各个收入层次的居民食品消费的环比增长越来越少, 说明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食品支出占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小, 基尼系数也越来越小, 如表5所示。

3.3 个税免征额调整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 人们 (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和社会集团) 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 (包括劳务) 的比例关系, 有实物和价值两种表现形式。实物形式指人们在消费中, 消费了一些什么样的消费资料, 以及它们各自的数量。价值形式指货币表示的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上海市统计局根据居民的消费内容来划分居民消费结构, 同时对于居民的收入又进行了更细节性的划分, 分为三大类、五小类, 分别是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消费支出分为八类, 分别是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居住支出、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众所周知, 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即为恩格尔系数, 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恩格尔系数较大, 反之, 高收入人群的恩格尔系数较小。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食品的支出在人们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正逐步缩小, 而高收入居民的基础物质消费基本已达到饱和, 中低收入居民才是这部分收入的主力军。个税免征额的调整恰好使得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 在消费方面也更具灵活性, 实现了其他各消费支出的同步增长, 改变了居民以食物支出为主的消费结构。

4 结语

第一, 2011年9月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对于上海市居民乃至整个国家的居民的影响是深远的, 大大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对于上海市居民来说, 对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刺激是巨大的, 不仅促使其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上面加大了消费, 且消费总支出更是一年比一年高, 拉动了内需, 同时, 这使得居民的生活层次和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进。

第二, 虽然我国个税起征点调整了, 但是我国目前仍然施行的是个人所得税制, 这本身就有其内在的不足性或缺陷性。因为, “一刀切”的方式对于不同收入来源采取同样的税率并不能完全、全面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水平和能力, 表现在, 收入相对比较集中而收入来源又少的居民却要多纳税, 这与收入来源多且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少纳税形成了对比, 造成了纳税不公。与此同时, 对于施行“一刀切”的纳税方式也不能综合考虑到纳税人的家庭负担是否过重、其他不可控支出是否过大。这种做法很显然有失其合理性。

第三, 对于目前的个人所得税, 我国实行个人申报和代扣代缴两种方式相结合。但这本身就有其自身的缺陷性。首先表现在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很淡薄, 而且收入来源比较多样和隐蔽, 很容易造成纳税申报不真实的情况, 不能起到很好的合理税收和国家合法税收收入的作用。同时, 我国的《税收征管法》不能适应税收工作发展的需要, 处罚的程度和内容也不是很完善。

我国现行的数据统计中, 比较权威的多来自于统计局, 但是往往数据会比较滞后和官方化, 所以合理确定起征点首先要完善好统计基础, 个税起征点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也不是一概而论的, 仅对于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对于消费的影响往往微乎其微, 还需要配合税率和税距的变化来共同起作用。总之要合理地把握一个度, 既注重社会公平, 又注重增强效率。

此外, 各个地区的经济差异很大, 各级省、市区等可根据自身情况合法、合理地进行有效的税务调整, 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地域发展不平衡, 同时, 要多学习和借鉴国外的优秀经验。

摘要:税收是政府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工具。2011年9月1日起, 中国内地个税免征额提升至3500元, 众所周知, 个税作为对居民收入影响最大的一个税种, 其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不言而喻。本文将以个税免征额的调整是否能够促进上海市居民的消费进行相关的论证。个税免征额的调整不仅使得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较之前有了较大的改观, 同时, 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本文暂仅以上海为例, 分析思路与方法, 希望能为其他各省市乃至全国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个税免征额,居民消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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