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红人

网络红人（精选12篇）

网络红人 篇1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与流行, 网络红人大量兴起。作为虚拟世界中的“明星”, 网络红人及网络推手借助网络时代传播特点, 利用受众的“狂欢”心理, 在利益的驱使下, 作出“出位”、“越轨”的表现, 从而为自己赢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与之同时, 网络红人在消费主义文化中沦为一个网络符号, 他们消费受众的注意力的同时, 也被受众所消费。

关键词：网络红人,消费社会,网络媒介环境,传播学

伴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与流行, 网络红人应运而生且层出不穷, 以井喷之势在当前社会形成了一道奇观。借助互联网独有的传播优势, 各种红人活跃在论坛、博客、微博里。网络红人成为了虚拟世界中最受人关注的明星。2010年, 美国市场研究公司尼尔森亚太地区社会媒体报告指出, 中国的网络交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草根明星”, 真正的明星的关注度却不如“凤姐”。尼尔森报告列出韩寒、章子怡、犀利哥、姚明、袁腾飞五个人在中国的关注率, 他们分别为58%、22.3%、13.31%、3.24%和3.24%, 报告中指出通过互联网产生的“明星”所获得的关注度比传统的明星高出40%以上。

微博红人留几手以自己在新浪微博上毒舌吐槽点评网友照片而走红, 他犀利恶毒的文字以及点评吐槽毫不留情的作风受到广大网友的追捧。其经典语录如“你们感受下”、“负分滚粗”等引来了一大批年轻人的效仿, 成为了盛极一时的网络流行用语。他的新浪微博有着770多万粉丝。

一、文献综述

从最开始的木子美、芙蓉姐姐到今天的留几手, 互联网造就了这样一批网络红人。这些人因在网络上主动或被动公开一些与自己相关的信息或者作出一些行为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由于这些信息与行为本身或者其影响超越了人们的想象, 具有一定程度的颠覆性,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捧或吐槽, 形成了一定的舆论之势, 造成网络世界的狂欢。

网络红人现象是指在网络传播过程中流行的大众文化在现实社会中的一种表现。网络传播者依靠雷人的言论和行为或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人士, 经过媒介和网络推手的策划, 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引起很多网民共同参与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网络传播作为传播的主要方式, 利用网络传播的快速性、互动性等特点。2.以背后的某种利益为目的, 由一系列的网络红人事件为导火索, 通过网络推手有组织、有步骤的进行策划安排, 并由网络公关公司或其他组织进行有意推广, 从而引起网民的高度关注。3.网络红人现象的产生代表着草根文化的兴起以及网民的话语权的扩大。[1]

伴随着网络红人的走红, 学术界逐渐开始重视对网络红人现象的研究。在中国知网上, 笔者以网络红人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共得到674条结果, 其中有277条属于新闻与传播学科目。笔者以这277条新闻与传播学学科中关于网络红人的论文为样本进行分析, 剔除91篇与之无关的论文, 新闻与传播学学科中共有186篇关于网络红人的论文。

根据网络红人走红的载体, 学者们将网络红人分为三代:1.文字时代, 如最开始的木子美、痞子蔡等通过文字在网络上走红的网络红人。2.图文时代, 如流氓燕、二月丫头等, 他们以图文并具的方式将自己的一些信息与行为公布在互联网上。3.视频时代, 如香香、胡戈等网络红人以视频的方式走红于网络。本篇论文所论述的网络红人主要是指图文时代的网络红人。

学者们主要是从网络红人本身、网络受众、传播渠道、网络推手等方面进行探讨。关于网络红人个体的研究, 内容集中在他们如何进行“出位”表演来引起受众的注意。部分学者对网络红人的研究以受众为出发点, 探讨受众在网络红人走红过程中的作用, 以及网络红人的行为对受众的影响。以对传播渠道的研究为主的研究者主要是放在网络红人通过社交网络、个人空间、博客、播客等渠道。此外, 还有一些学者对网络红人背后的推手进行研究。一般都是站在某一个角度对个案进行研究阐述, 这些研究缺乏较系统、全面的论述。

二、网络红人的“出位表演”

网络红人走红的基础在于用力的“出位表演”。

微博红人留几手一开始在新浪微博走红靠的是自身惊人的表现。留几手在自己的微博上经常性地给那些相貌不错, 但是浓妆艳抹的女生负分或者零分。而且点评的内容毒辣至极, 如“芙蓉的姿势, 凤姐的气势, 小月月的体质, 建议遣送钓鱼岛前线。雌雄同体是你的本质, 丧心病狂是你的品质。完美诠释了‘无法直视’, 你们感受下。”“信不信我分分钟钟削死你”。他的微博上经常会出现一些诸如“负分”、“滚粗”的字样。与之同时, 他还经常以一副过来人的姿态对社会一些现象进行点评, 用词也很是夸张。这些微博内容颠覆传统、打破规则, 力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凭借对人物照片的毒舌点评, 留几手的新浪微博粉丝数量由200多增加到快40万, 登上了微博热门话题。

以往人们在点评他人相貌或事件时, 总是习惯于给别人留足脸面, 符合国人所崇尚的“中庸之道”。然而留几手在点评时却是一点情面不给, 留几手毒辣犀利的点评给网民不同于以往的印象, 他的这种“出位表演”带来了十足的话题性和争议性。这种“表演”都可以称得上是出位、反传统, 颠覆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想象。人们日常生活都过于平淡, 一旦出现这类“出位表演”, 人们立马会投入很大的注意力。一时间, 留几手的微博转发评论上万, 粉丝数量也不断地上涨。留几手也登上了微博热门话题。

可以说“出位表演”是网络红人走红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用力的“出位”表演, 这些网络红人还是一个普通人, 不会受到媒体、受众的关注。

三、无意识的网络传播

(一) 网络时代新的议程设置提供契机

1972年, M·E·麦库姆斯和D·L·肖提出议程设置, 他们认为大众媒介往往并不能决定人们的具体看法, 但是却能通过安排相关的议题或者提供大众特定的信息来有效地影响人们关注的内容。换句话说, 大众媒介不能决定受众怎么想, 但却可以影响受众想什么。[2]大众媒介, 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 从而强化该话题在其受众心中的重要程度。[3]

新媒体时代, 信息传播和接受高度自主, 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信息, 议程设置的传统理论基础似乎不再存在。但是网络媒体依旧存在着议程设置的功能, 只是这种议程设置不再仅仅是媒体对受众的议程设置, 受众也可以反过来对媒体进行议程设置。

当把议程设置理论与网络结合起来时, 网络成为一个信息源, 为大众设置了一个议题, 如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 同时它也为传统媒体设置了新的议题, 而传统媒体将这些作为自己的议题传播给整个社会, 双管齐下, 给整个社会设定了议题。网络红人的形成可以说与网络时代的议程设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留几手的犀利不同寻常的点评引起网友的关注和热议, 随着参与人数的扩大超过一定数量时, 便形成了微博热门话题, 实现了网络的议程设置。留几手的微博粉丝数量剧增、每条微博底下的评论和转发量多达上万。传统媒体随后对留几手进行各类报道, 他的犀利点评、网友的评论都成为了媒体报道的内容之一。这种网络时代网民自我设置议程是网络红人走红的必要途径。

(二) 意见领袖的推波助澜

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靠网络推手走红的网络红人, 还是靠自身的“出位”走红的网络红人, 意见领袖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意见领袖”这个概念。他认为, 大多数受众并不是直接从大众媒介上获得信息, 受众们大多是通过意见领袖来了解事件信息, 因而意见领袖的态度对受众的态度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4]

留几手在微博上红起来前, 他在豆瓣上聚集着一定的粉丝, 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他在微博上走红之前就通过写直播贴以及与网友互动在豆瓣和贴吧上有一定的名气。他一开始的粉丝大都是从豆瓣上追随过来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 留几手扮演着网络世界“意见领袖”的角色。他们传播一些并不广为认知的新闻, 对一些新闻事件发表自己的意见, 并以此影响其他人对这些事件的看法。[5]留几手的毒舌点评开始就是通过他之前在豆瓣以及贴吧积累的人气圈中传播开的, 进而在微博上引发了病毒式的传播。

(三) 弱把关的网络媒体

传统媒体的传播机制是典型的沙漏模式。各种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集中在一起, 通过“漏口”成“线状”地传播给受众, 而在这中间记者、编辑扮演着这“信息漏口”的角色, 充当着信息的把关人。[6]

自从国际互联网出现后, 公众与媒介的传受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网络媒体上的表现很是明显。在网络媒体上, 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可以成为完全意义上平等交流的伙伴, 他们既可以是信息的传播者也可以是信息的接收者, 彼此共享和参与共存。[7]网络赋予了公民一个自我表达的平台。受众不再只是被动接受信息, 他们可以直接向社会发布信息。在这一过程中, 网民本人就是“把关人”。这种模式省略了传统的新闻传播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 即传统媒体的“把关人”对信息进行把关。这使信息能直接从信息源传递给受众, 简化了信息的传播流程, 也就导致了新媒体的把关要远远比传统媒体薄弱。

网络红人的走红得益于这种薄弱的把关机制。网络红人通过弱把关的网络媒体把自己的“出位表演”发布出来, 网络推手利用自己的意见领袖地位将这些内容传递给更多的受众。在这过程中, 没有任何将其剔除的把关存在。

四、狂欢的受众

无论是留几手还是其他的网络红人, 他们的走红皆因为自身的某种特质在网络作用下被放大, 与网民的审美、审丑、娱乐、刺激、偷窥、臆想以及看客等心理相契合, 有意或无意间受到网络世界的追捧。

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迅猛, 人们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压力剧增。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中国网民中城镇网民占总体的72.4%, 主要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二线城市。生活在都市里的大多数人, 每天都处于忙碌之中, 有一种发泄郁闷、倾泻不满的心理诉求, 有一种游戏的欲望, 渴望得到刺激。在这种背景下, 娱乐成为了人们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这也就导致了娱乐病毒式地在全球蔓延, 它以电影、电视、音乐、文字等形式为载体, 无孔不入, 无所不在。

而网络便成为了这些人逃避现实生活的主要工具。网络虚拟性、弱把关等特质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宽松环境和机会平等的空间, 这也就为受众提供了营造狂欢广场的可能。在网络上, 他们可以不用顾及自己的社会身份, 可以是任何人。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无需照顾其行为的社会影响。彼此之间没有私人或组织利益, 不具有现实社会中摆脱不了的政治、经济、甚至是意识形态上的群体影响。[8]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中国网民中月收入为2001———3000元和3001———5000元的上网群体规模最大, 在总体网民中占比分别为17.8%和15.8%。500元以下及无收入人群占比为20.8%。从这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人在现实生活中处在被话语统治的位置上, 承受着来自官方羁绊和重压。此外, 他们还受着主流文化的束缚, 各种言行都得符合规范。当网络红人、网络推手在网络上进行用力的“出位表演”时, 这无疑给他们带来了狂欢契机。

按照西方经济学“理性经纪人”的假设, 假定人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 惟一地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网络红人出现满足了这些寻求发泄、刺激的网民的诉求和欲望。当网络红人的行为不符合常理时, 如凤姐、芙蓉姐姐盲目的自信, 受众们便对她们进行人身攻击, 用尽各类攻击性强的文字、图片等抨击她们;当出现一个符合受众期待的网络红人时如天仙妹妹、奶茶妹妹, 他们就会用尽全力去追捧。同时, 网络红人的草根性也为这种全民狂欢提供了基础。他们在天涯论坛、猫扑大杂烩、豆瓣小组、百度贴吧等各类BBS上尽情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看法。他们形成了一片大众地带, 在这里霸权的影响最弱, 这也许是一片霸权触及不到的地方。

约翰·菲斯克 (John Fiske) 曾说大众文本避开了社会秩序的各种规则, 大众文本中泛滥的双关语为戏拟、颠覆或者逆转提供了机会, 为人们提供了狂欢式的、规避性的、解放性的时间。[9]

于是, 在虚拟的网络空间, 网络红人和网民们上演了一场狂欢。在这里, 权威被蔑视, 传统被颠覆, 身份被瓦解, 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在面具下纵情地狂欢。[10]

五、消费主义时代的刺激

改革开放至今,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社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迅速进入了大规模的消费主义时代。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 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开始的只求温饱到今天的追求奢侈、讲究品味。人们逐渐开始摆脱传统伦理道德、消费习俗的束缚, 由苦行主义渐渐地转向了消费主义。炫耀式消费、奢侈性消费出现。[11]人们消费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 而是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当他们在消费时, 与其说他们在消费某件物品, 不如说他们在消费物品背后的意义, “买这个包表示我有钱、有品位”。

学者陈昕在其《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写道, “中国大城市 (如北京、天津) 至少是在我们的样本中己经存在较为明显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他认为乐于消费的生活方式已经通过城乡交流、大众传媒等途径扩散到了乡村地区。[12]

在网络虚拟世界中, 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当网络红人进入角色扮演, 他们就会选择各种符号如文字、图片、视频来呈现自己。这些符号的组合产生了特殊的意义, 这些网络红人就不再是他们自己, 而是一个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的形象, 成为了一个符号。“一个事件被赋予另外的所指意义后, 这个事件也成为了一个符号。”[13]

可以说网络红人的走红是代表他们的那个符号的走红, 网络红人变成被符号化的“消费偶像”。几乎所有网络红人的背后都有着一定的经济利益, 他们走红的过程中或者走红后都有着相关的团队对他们进行包装、策划。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 他们不再是他们自己, 他们实际上是个消费品, 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他们通过自己出位的表演来获得大众的注意力, 再将这些注意力打包卖给广告商。当这些网络红人符合大家心理的某个期望值或者迎合了某些人的喜好之后, 总会受到这部分人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 他们就是一种商品, 商品进行炒作的最终目的, 就是希望有人购买它。

留几手在给人打分的同时, 也会给一些公司、产品进行打分。在2013年3月15日, 留几手在晚上8点20时, 发布了一条指责“苹果”公司的微博, 这条微博与何润东等微博大V指责“苹果”公司的微博同时发布, 该微博随后被留几手删除。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幕后有着经济公司在操纵。此外, 有传闻, 留几手将自己的微博账号以高达百万的价格卖出去, 目前的微博账号运营者并不是留几手本人, 而是购买者的团队在运营。从留几手的微博上, 我们可以看出微博上的留几手毒舌犀利、大男子主义, 同时也具备一定的责任心, 他的微博也具有模式可循, 说话毒辣不留情面, 爱使用“感受下”、“滚粗”、“分分钟钟”等彰显自己豪迈的词汇。留几手通过自己的“出位表演”获得了大众的注意力, 他再将这些注意力卖给商家, 如替产品做广告, 来获得利益。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 留几手也就成为了一个消费符号, 成为了一件商品, 在被网友消费的同时, 他也在消费着网友们的注意力。

六、结语

作为互联网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产物, 网络红人的产生得益于这种被打破的受众与媒体之间传统的接收与传播的关系。网络红人现象的产生并不是自发的, 而是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红人、网络推手、商家、媒体等利益共同体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14]在网络红人现象的背后其实也是一场商业利益共谋。

随着网络日益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 网络媒介环境对人们的影响日益加深。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 其存在的最大价值是为广大公众和政府决策提供信息基础。[15]消费主义时代, 网络媒体应该加强对信息的把关, 注意充满商业利益的恶性炒作, 避免由此产生不良社会影响。而我们, 作为受众, 在面对网络世界层出不穷的红人时, 应该更冷静地思考, 运用自己的独立判断, 既不能失去批判的理智, 也不能沦为消费的奴隶。

网络红人 篇2

下载地址：美图看看

图1

老婆也好奇的凑过来，让我调出“犀利哥”的其他照片给她看看，No problem！美图看看有比较方便省事的图片管理功能，主界面左方的树型目录可以非常方便的调取到硬盘各个目录的文件，更绝的是就算把“犀利哥”混在万千张照片文件夹中，也能轻松的通过软件的“头像识别”功能，将“犀利哥”那风情万种的牛郎发型给瞬间找出来，

当然，“犀利哥”腰间那根全球限量发行的GUCCIxclot混色系腰带，也可帮助我在美图看看的目录文件浏览界面下，快速找到他！哈哈….

图2

“情到深处即成魔”，在“犀利哥”无情的精神摧残下，偶等热血男儿决定也要“范儿”一回，立志以“犀利哥”为我等楷模，决定将偶的QQ头像、论坛头像、博客头像等等，一切可以换的地方，统统地换上“犀利哥”的光辉形象。瞧了瞧各类头像的尺寸规格，再打开美图看看的批量处理功能，在“批量修改尺寸”界面下，轻松改了几张适合做头像的“犀利哥”照片；保存，换头像去！

图3

是的！“犀利哥”就是这么犀利，就是这么有范儿！偶平常也爱在工作之余开心的恶搞恶搞，也喜欢和身边的朋友们一起分享我的快乐。所以，面对“犀利哥”的这身日本混搭风格，借助美图看看中指向“美图秀秀”的链接，给咱“犀利哥”加了一句俗气但又恰当的说明文字，呃…..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图4

网络红人 谁主沉浮 篇3

现在的网络就像一个制星工厂，每天都有新角色。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派”，网络明星的黄金时间通常极为短暂，当年的天仙妹妹、芙蓉姐姐、小胖等网络红人正在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而新网络红人却是层出不穷。

在2009年涌现的网络明星中，西单女孩无疑是最具个人实力的。没有任何个人背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女孩，每天坐在西单的地下通道中靠卖唱为生，养活自己和家人。如果没有网络，她的生活也许会继续平淡下去。只是在2009年2月，一个名为“西单地下通道女孩翻唱《天使的翅膀》”的帖子出现在网络上，在不到一周时间里点击率突破200万。女孩的空灵纯净的歌声似乎能穿透心灵，无数网友被深深地打动，称她为“西单女孩”或“西单天使”，就这样在她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迅速走红了网络。之后，她应邀在多家电视台登台演出，在网友的组织下还开办了自己的首场个人演唱会等。西单女孩的真诚、善良、面对艰难环境却乐观向上的精神打动了所有听过她唱歌的人。

一直以来，网络明星多以恶搞和炒作为主，而2009年涌现出来的红人中则出现了一股“职业”旋风。如烧饼帅哥、糖葫芦西施、最美女民工，以及青岛交警、深圳最美女交警和重庆最帅交警等。打工者走红，缘于他们接近于普通人的生活，他们阳光的一面更容易被网民接受和放大，而交警身上则是体现了良好的职业作风和气质。从中可以看出，网民对于网络红人的心态也开始转变，厌倦了低俗炒作，贴近生活、正面阳光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

网络红人与娱乐江湖 篇4

比“选秀明星”处境更尴尬的,则是“网络红人”。一方面网友免疫力大大提高,网络江湖一举成名之路越走越难;另一方面网络成名后的现状也并不乐观,不少一心借“网络红人”之名闯荡娱乐圈的草根,几乎都碰了个头破血流。

能够走红网络,大多靠着争议性极强的话题起家,甚至是一面倒的负面声音。第一代网络红人“芙蓉姐姐”,就是靠着一系列出位的臭美动作,一跃成为当年网络第一人,名声虽响,形象却一直不佳,依然是“恶心”的代名词。

然后是“专业”。尽管很难说清“演技”到底是个什么玩意,闯荡娱乐圈,必要的专业素养还是必须具备的。非专业出身的北漂代表王宝强,因为傻根、许三多,一举成名,近年参演的电视剧也广受好评,但在演技以及为人处事方面,依然受到不少批评。

娱乐是个大圈子,既然是圈子,就有圈内和圈外之分。“网络红人”贸然闯入娱乐圈,并要与圈内人抢饭碗,很自然会受到排斥。以选秀之王李宇春为例,自2005年超女夺冠进入娱乐圈以来,人气一直居高不下,也不乏重量级的作品,但始终难以得到主流音乐人的认可,摘不掉“选秀出身”的帽子。

除此以外,网络红人大多算个体户,没有经纪公司的上下打点以及人力财力支撑,也很难得到商演、代言、接拍影视剧的机会,无法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这也就形成目前网络红人“网络年有红人出,各领风骚十来天”的尴尬局面。

“网络红人”转战娱乐圈,只能说“看上去很美”。

网络红人 篇5

下载地址：美图秀秀

看看这张用美图秀秀处理的效果，是不是很有范儿呢？

图1

下面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简单的P图软件是怎么处理的。

1．网上有很多犀利哥照片，随意下载一张后用美图秀秀打开，就可以开始啦，先来抠图。

图2

2.用鼠标围绕“犀利哥”的脑袋跑上一圈，那忧郁的眼神深深的让人着迷，情不自禁的连那飘渺的白烟也抠进来了。我试了美图秀秀的三种抠图方法，建议用“手动抠图”来扣脑袋，因为其他两种抠图分别适应其他不同的情况。

图3

3.完成抠图进入编辑框中，这里就可以给犀利哥寻找一些合适的替身了。正好在淘宝溜达，顺便就帮犀利哥包装一下，换身行头。一看之下，大喜！效果果然名不虚传，很有明星大腕的范儿。

图4

小贴士：在这里小小的提醒下，换脸的时候记的取消描边和阴影哦！

4.因为烟雾不是很好表现，还有其他的地方需要修饰，使用“美容”菜单下的“瘦脸瘦身（液化）”工具来进行最后的破绽修补，

原来的烟雾效果很假，对其进行夸张化处理，效果貌似很不错。犀利哥出手不同凡响，就连吐出的烟雾都格外别致，太有魅力了！

图5

看看最终效果，潮男一枚呀。

图6

此外，我发现美图秀秀的逼真场景功能更好用，直接点击选中的场景，就能看到犀利哥出现在各大杂志封面、海报中。

图7

荣登milk杂志封面。

图8

读者封面人物。

图9

个人看法：虽然效果比不上专业水平那样完美无缺，但从创意的角度来说也是发挥了最大的创意想法，效果很满意！

“糖葫芦西施”成网络红人 篇6

19岁安阳女孩突然成了名人

因为在西安交大门口卖糖葫芦,被这所学校的男生们称为“糖葫芦西施”。出名之后,由于前去采访的媒体记者太多,害怕招来城管惹麻烦,一时不知所措的她甚至被气哭了,推着车子便回去了,连续两天没有出摊儿。

康晓菡,19岁,安阳内黄县豆公乡元村人。初中毕业后,她来到西安,开始跟随父母卖糖葫芦,至今将近五5年。

“我学习不好,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然后就不上学了,哎,现在想想有点后悔。”康晓菡说,当时还小,到西安玩了两个月。第二年,也就是2005年,她开始跟随父母学卖糖葫芦。

“糖葫芦是个季节性食品,主要在秋冬天卖。夏天没有山楂,做不成生意的。”康晓菡说,每年9月,西安交大学生开学后,她就会来到西安帮助父母做生意,临近春节,就会返回老家休息。“一般是干上半年,再歇上半年。”

康晓菡说,她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在他父亲一个朋友的带动下,她父母开始做糖葫芦生意,至今已10多年了,去过郑州、洛阳,随后落脚到了西安,在这里一呆就是11年。

如今在父亲的带动下,他们村已成为了一个专业的“糖葫芦村”,远近闻名。

“糖葫芦西施”走红大学

如今,康晓菡和父母在西安租房居住。

他们三个人白天都在家忙于制作糖葫芦,到下午三四点左右上街。三人每人有一辆三轮车,分别在不同的路段卖糖葫芦。康晓菡的三轮车,一般固定在西安交大南门,前去买糖葫芦的,多是该校学生。时间一长,她开始被学生注意和熟悉了,生意也一直不错。

让她没想到的是,自认为平凡的她会突然成名了。在西安交大BBS上,康晓菡被学生称之为“糖葫芦西施”,这曾是论坛每日必谈的一个话题。从论坛上可以看出,学生非常热衷这个话题。

“她长的很漂亮,你们吃过她卖的糖葫芦吗?”热心的学生,打探出了“糖葫芦西施”来自河南,甚至一些人把康晓菡的家庭情况也调查得相当清楚。在BBS上,“糖葫芦西施”很红火,西安交大的校内媒体为此专门采访过她。

随后,陕西媒体《华商报》跟进,并在10月19日头版刊登出了康晓菡的照片,更是引发了一场网络热潮,康晓菡也一夜成名。

对话

记者(简称“记”):糖葫芦多少钱一个?

康晓菡(简称“康”):那要看是啥样的糖葫芦了。纯山楂的2块,豆沙、核桃仁夹心的,3块钱。

记:一天能卖多少钱?

康:少了能卖100多块,好了能卖六七百。

记:现在生意跟之前比怎么样?

康:女孩子卖糖葫芦有优势,交大男生买的特别多。不过这几天来采访的记者太多了,不敢出门做生意了,过一段再说。

记:有什么的打算吗?

康:(笑)我想自己开个化妆品店,卖东西,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为了把糖葫芦生意做好,截止记者发稿前,康晓菡一家人已经在交大南门对面街道上开了一家名为“糖葫芦西施”的小店,由康晓菡负责看店,而她的母亲则依然在交大南门卖糖葫芦。

“网络红人”传播现象思考 篇7

“网红”并不新鲜。从以“才华”著称的痞子蔡、九把刀,到以“扮丑”著称的芙蓉姐姐、凤姐,再到以“搞笑”著称的papi酱、艾克里里等,这些互联网用户在UGC时代背景下,生产出越来越具有高度眼球经济效益的传播内容。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用户的迅速暴增,“网络红人”逐渐成为网络中一定层面里的话语权利中心,以“自组织”式的传播模式,在多个网络平台、移动互联网平台中全面联动。

一、“网络红人”现象的传播基础

(一)深度交互的网络传播特性和开放多元的网络文化环境为“网红”的茁壮生长提供了肥沃土壤

网络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具有传播的复合性、连通性、开放性、多级性和网状化属性,[2]深度交互功能是网络媒体之所以成为“第四媒体”的关键要素之一。网络文化是一种全新而又不脱离于传统文化概念的新型文化形态,与文化的发展历程相似,网络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由孕育到精英,再到大众化的三个阶段。中国电信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曾静平教授认为,网络文化是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产物,是传统文化在网络时代的扬弃创新,是“大媒体时代”多种媒体嫁接融汇的结果。[3]得益于网络传播自身的联动性、海量性、虚拟性、原创性等特点,网络文化的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的大众化特征也愈发凸显,草根化则成为网络文化突出的属性特征。网络传播文化环境是用户生产内容得以产生的基础,而网络传播的交互性又为用户生产内容的扩散提供了温床,正如尼古拉斯·盖恩教授所说:“网络的交互性使得用户生成内容的生产和大范围传播成为可能。这一发展伴随着一种新形式的交互文化的兴起——在这种文化里,用户同时也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因为他们在消费其他人生成的内容的同时,也参与了网络空间的建构。”[4]

(二)灵活生动的网络传播形式和复合多样的网络传播平台为“网红”的迅速发育提供了有力武器

自从蒂姆·博纳斯·李教授提出WWW(万维网)技术构想后,超文本和友善的用户界面让网络传播形式走向多元。从文字到图片,从图片到音视频,再到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提及的“超媒体”,“网红”所运用的网络传播形式也从文学作品拓展到了照片、视频等多媒体形式的有机整合,并已然呈现出“看”大于“读”的趋势。尽管早在19世纪中期,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图像》中提出“图像革命”的说法,认为其会给语言带来巨大攻击,因而对图像传播进行了严厉批判,[5]但在移动互联的今天,碎片化的用户行为决定了“看”的效率和质量优于“读”。微博、微信、播客、论坛等网络传播平台的自由切换和信息共享在扩大“网红”影响力的同时,进一步增添用户黏性,凝结网络趣缘群体,进而形成多面立体的个人门户。

(三)直观量化的网络舆论整合机制和多元生态的网络舆论场是“网红”人气暴增的强力发酵剂

从以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为代表的近代舆论观,到以沃尔特·李普曼、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为代表的现代舆论观,无论是强调自由表达,还是强调大众媒介的作用,抑或是强调公众心理的从众动机,舆论形成的标志始终都是广大公众在一定的时空,针对一定的公共事务而公开形成的在信念、观点、意见、态度和情绪等方面达成的统一。网络平台对这统一状态的形成更加有效,评论、转发和点赞的网络议题筛选机制以更加直观、更加数据化的呈现方式,直截了当地推进了网络舆论平台中的意见整合,把顺应网络舆论走势的议题精准推送至需求用户终端,高点击率、高转发率、高评论率、高转化率逐渐构建了新型网络舆论的整合机制和衡量指标。“场”是由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场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6]网络中的舆论场即是在网络平台中形成的虚拟互动场,该场域中舆论议题走向丰富、舆论整合机制走向成熟、舆论参与者走向全民,舆论文化生态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网红”根植于多元生态的网络舆论场之中,而多元生态的网络舆论场又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广大网民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从而为“网红”赚取人气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网络红人”现象的传播属性

(一)传播者的经济利益驱动性

网络是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有利环境,网络经济时代的发展,使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实现途径和方式产生了改变,也使其带来的经济利益更加快速、更加庞大。

近几年来,网络内容付费呈现出爆发式的发展态势,这种非强制性的付费方式和完全自愿的用户体验“润物细无声”地成为内容生产用户的吸金法宝。新浪微博于2014年8月邀请部分自媒体认证用户对微博打赏功能进行测试,12月正式向所有微博用户开放,[7]平台用户可以对内容生产用户的传播内容进行打赏,“微博通过打赏和付费阅读,帮助自媒体用户来实现变现,2014年6月~2015年6月,通过微博,自媒体作者收获超过5000万元的收入”。[8]

同时,高黏性用户群对博主的紧密追随,使明星经济、IP经济、社群经济等经济形式共同构建了网络空间粉丝经济的多极格局。在网络平台上,社群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长尾效应十分巨大。正如马克·格兰诺维特所说,“弱连接”在个人社会网络形成过程中具有不容小觑的强大力量,“桥”是“在一个网络当中,提供给两点之间唯一路径的一条线”,它“不仅是自己可以操控的网络资源,同时也是穿越社会距离的管道,以便某些理念、影响力或信息可以从自己传达到他们身上”,[9]这些弱连接凝聚的网络人群成为网络社群经济的发展基础。《罗辑思维》在罗振宇及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当前互联网社群经济中的突出践行者,papi酱成为当前“网络红人”中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突出领军人。

(二)传播内容的市场嗅觉性和受众迎合性

麦克姆斯和肖所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在传播学效果研究上具有深远意义,在传统传播视阈中,传播者作为信息的把关人,对于传播议程具有绝对的把控性。网络时代的到来使网民得以自我赋权,每一个用户都可以自主在网络平台上进行议程和议题的相对自由设置,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和左右其他用户的议程与议题的设置过程。借用框架理论的观点,每一个网民对网络传播内容都应具有既有的框架认识,这一框架决定了网络传播内容的生命力和持久力,符合用户框架体系的传播内容自然成为了网民关注的焦点。为了从网民筛选机制中脱颖而出,网络中的积极传播用户在传播议程和议题的设置方面紧扣大众化、草根化的市场需求,在内容方面多以原创性、碎片性、娱乐性为显著特点。

以papi酱为例,她得以迅速蹿红的重要缘由之一就是视频内容符合网民口味,想网民所想,说网民所说。从《男性生存法则第一弹:当你女朋友说没事的时候》到《papi酱明星系列视频:明撕ing面对面》,她的每一部蹿红作品在视频传播内容上多以男女朋友、明星、减肥、方言、社会热点问题等为话题,表达方式通俗易懂,市场嗅觉灵敏,受众迎合性极强。

(三)传播受众的狂欢需求和窥视心理

网络用户,特别是移动端网络用户的猛烈增长,使网民与传统传播受众之间呈现出诸多新特点。网络社会环境背景和网络使用人群的年龄结构决定了网民传播需求从单一信息获取和发布到获得娱乐放松、释放生活压力等多维度的立体拓展,并在某种程度上以后者更为突出。网络用户的自由表达和社会参与需求更加强烈,边缘性需求也更加突出,个性化、叛逆性、群体感染性成为网络传播受众的突出特质。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给予互联网用户的行为特点以强大支持,在狂欢的乌托邦世界中,所有人群可以突破一切社会阶层和等级的束缚,以完全自由的状态打破理性和严肃。“随便而亲昵的接触”“插科打诨”“俯就”和“粗鄙”都可以在网络这个相对自由、相对虚拟的世界中得以实现,将这种狂欢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在网络世界中,网民可以并且希望突破常规的主流价值观,捍卫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并对与自己观点一致的内容高声疾呼,更加激烈。人类的窥视心理也在网络空间中得以满足,在社交网络直播平台中,“网络红人”及其言语和行为的走红,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网民的窥视心理,这是广大网民获得网络社交快感之所在。网民愿意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前提下窥视其他人及其看法,当有人表达出自己想表达却不敢表达的内容时,或者当有人展现出常人不敢展现出的状态时,这种心理就得到了满足,同时这样的传播内容也获得了网民的青睐。

三、“网络红人”现象的传播效果思考

传播效果内在包涵着传播过程的即时效果和长久效应,在网络平台中,传播效果的长久效应比传统传播领域中辐射范围更广、传递速率更快、蔓延时间更长。公共领域中的非理性因素带来了网络道德低下、网络伦理恶俗和网络文化畸形的紧迫问题。

从汉娜·阿伦特到于尔根·哈贝马斯,人们对社会中的公共领域一直有着执着的追求,我们希望拥有一个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可以在其中发表自由言论,而不受到其他任何势力的干涉和约束。以哈贝马斯的观点为例,公共领域的核心功能和其形成的基本条件,在于以“民主商谈”的方式达成理性共识,尽管今天有众多学者将Facebook、Twitter、微博、微信等互联网社交平台比喻为人们向往已久的公共领域,但其中的非理性言论、非理性行为、非理性社交等现象使这一理想与成为现实之间仍有一定距离。

就“网络红人”的传播机制来看,能够走红的标志之一就是赢得网民的选票,在网络社交平台中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因敏感的话题、粗陋的语言、异化的行为等成为夺取网民注意力、获得巨大眼球效益的主要手段,这种简单粗暴的传播方式在很大层面上触碰了社会的核心道德和伦理体制,从网络空间生长蔓延到现实社会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网络文化生态,甚至是真实社会文化生态的畸形。起源于19世纪美国的“黄色新闻”一度遭受到全世界范围内新闻传播学者的严厉批判,尽管其在受众定位、故事化新闻报道手法和写作方式等方面具有深远的可借鉴意义,但是“黄色新闻”极强的煽情主义、哗众取宠,甚至是直白的暴力犯罪报道也为当今网络生态发展敲响了警钟。网络空间中的“泛娱乐化”现象愈演愈烈,按照尼尔波兹曼和诸多学者的观点,“泛娱乐化”和“娱乐化”有质的区别,后者强调满足人们身心发展的基本需要,而没有强烈的功利性目的,前者强调以娱乐的手段和方式攫取利益。网络中部分积极内容生产用户不惜一切代价迎合受众的口味,大多数“网络红人”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无不透露着浓厚的泛娱乐气息,无不顺应着当代网民“爱玩”的心理需求,扮丑、暴露、粗陋、性感成为越来越多的网民热力追捧的对象。因而“恶搞”也成为了“网络红人”重要的吸睛手段,严肃者不再严肃,经典者不再经典,肆意任由广大网民娱乐消遣。在这样的网络文化负生态中,广大的青少年成为其重要的受害对象,人生责任感淡化、人生理想模糊、人生价值取向实用化、人生态度偏差化和审美标准的感性化,[10]这正是当前网络传媒严重泛娱乐化对青少年造成的重要负面影响。

四、“网络红人”的发展机制思考

(一)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机制,营造和谐健康网络传播环境

目前,针对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态势,世界各国都先后颁布了有关互联网服务和互联网环境等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或成立了有关互联网治理的相关组织。例如,新加坡的《互联网行为规范》、韩国的《青少年保护法》《互联网信息保护全面措施》、德国的《未成年人媒体保护公约》、美国的《儿童在线保护法》、法国的《互联网版权保护与作品传播管理局法》、英国的互联网观察基金会等。[11]我国也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法律法规,但仍然存在层面不够高、针对性不够强、执行效果不够好等突出问题。因此,建立健全关于网络舆论引导、网络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机制势在必行,这是营造和谐健康网络传播环境的重要制度基础。

(二)珍视人民赋权,积极发挥“网络红人”正能量

“网络红人”从一定程度上讲,是网络平台和网络社会中的“意见领袖”。自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意见领袖”这一概念以来,我们就把这种被人民赋权的舆论焦点寄予了依靠其客观理性引导舆论走向的希望。网络社会中的“网络红人”在“去中心化”的世界里,已然成为网络中不同领域内的“意见领袖”,在享受网民热情追捧的同时,应该担当起相应的义务和责任,注重自身言论、行为、观点、意见的多级影响。在网络社会的舆论引导、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自身优势,提高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荣誉感,坚决捍卫广大公众的公共利益,特别是要在一些突发事件中,以适合网络传播特点的方式,积极主动传递“网络红人”正能量。

(三)提升网民媒介素养,提倡理性网络生活

媒介素养经历了几代范式的发展推进,自1992年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对媒介素养进行权威论述以来,随着传媒环境的复杂化、传播媒介的多元化,媒介素养的内容愈加丰富,意义愈加深远。网民与传统受众不同,其生产内容、参与传播的可实现性和主动性得到了空前提高,因而网络时代中,网民的媒介素养已不再仅仅停留于对信息内容的甄别、批判与赋权,而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信息生产素养、社会交往素养、社会协作素养和社会参与素养。[12]它要求用户在生产内容时应当更加认真负责,用户在社会交往时应当更加尊重他人,用户在进行社会协作时应当更加智慧聪颖,用户在进行社会参与时应当更加理性自由。只有当每一位网民的媒介素养得到提高,我们才会迎来哈贝马斯所倡导和向往的理性世界,才会迎来真正有机融洽的网络生活。

摘要：随着互联网传播的日益发展,“网络红人”在用户生产内容时代下,作为一定层面的网络话语权力中心吸引着诸多目光。本文从传播基础、传播属性和传播效果三个角度对网络红人现象进行深度剖析,并从法律法规机制、发挥“网络红人”正能量和提升网民媒介素养三个方面探讨网络红人的健康发展机制。

“网络红人”引发的典型报道 篇8

启示一, 恰当运用网络语言, 有效引导受众“优先式解读”。

“编码/解码”理论认为, 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 即按照媒介赋予的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性解读, 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 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

传播者当然希望受众能够进行“优先式解读”。但随着社会的多元化, 政治话语时代已逐渐过渡到公众话语时代。受众的解读方式从优先式解读为主变为多元解读方式并存。过去一味吹捧、表扬的典型报道和高、大、全的“道德圣人”易让受众审美疲劳, 甚至产生逆反心理, 使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尤其是年轻一代, 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不愿被舆论同化, 更喜欢用自己的思想批判地进行解读。新闻工作者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 开始探索典型报道的创新, 在人物选择和报道方式上更注重时代的审美观念和人们的情感需求, 报道平民化、客观化、人性化, 力求真实还原, 发掘普通人物身上的不凡之处。

80后的北京交警孟昆玉, 年轻、帅气、阳光, 是北京市和平门岗的一名交警。他工作8年来, 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责, 热情为民服务, 理性文明执法, 深受好评。有网友拍下他2分钟内不停地为路过群众指路11次的视频, 被戏称为“最唐僧的交警”。选择这样一个普通青年民警作为报道对象, 使受众感到可亲可近, 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细观有关孟昆玉的一系列报道,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既反映孟昆玉的工作成绩, 又真实还原他的个性、爱好, 塑造出真诚生动、有爱有恨的“草根形象”:

他的视频辑在人民网连续一周高居点击量排行榜榜首;他阳光帅气, 被视为电影《爱情呼叫转移2》里帅哥交警的原型;他始终坚持微笑、人性化执法, 被他处罚过的司机最后成了他的好朋友;他拥有强大的“中老年妇男妇女”粉丝团, 经常会有大爷大妈给他送绿豆汤…… (来源:人民网《“北京最帅交警”孟昆玉的雷人经历》)

熟悉他的同事和朋友们都说, 他是典型的80后, 疯起来比谁都疯, 宅的时候不出门, 碰到糗事的时候也很郁闷。

小孟爱唱歌, 到了KTV, 一曲接着一曲, 乐滋滋地当“麦霸”。

小孟爱上网, 午夜起来玩社交网站的小游戏, 什么“偷菜”、“抢车位”乐此不疲。 (来源:新华网《“京城最帅交警”孟昆玉的快乐生活》)

“雷人”、“粉丝团”、“偷菜”、“宅”、“麦霸”等网络语言出现在主流媒体的典型报道中, 让人耳目一新, 更易为广大年轻受众接受。央视《新闻联播》发表短评《奉献最帅气》总结得就很好:80后交警孟昆玉, 让大家那么喜欢, 就在于他的朝气和阳光、敬业和奉献。他有着80后青年的共性, 有血有肉, 亲切而没有距离感;他爱自己的工作, 平凡中挥洒激情, 细微处展示青春和美丽;他遇事替别人着想, 别人也就成了他的“粉丝”。“最帅交警”, 就是对他的尽职奉献最时尚的赞誉。

启示二, 利用“草根”舆论, 结合网络特点推动“议程设置”。

孟昆玉典型的推出, 是政府部门借力于数量庞大的网民, 以“北京最帅交警”走红网络为新闻点, 利用网络媒体、平面媒体、广电媒体的良性互动, 进行“议程设置”的过程。

议程设置理论是在传统大众媒介的基础上提出的, 少数媒介占有、控制着信息的传播权, 在传播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受众由于缺乏接触这些媒介的有效渠道, 他们的意见很难在议程设置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传统媒体通过这种特权地位实现了对舆论的引导和控制。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进行议程设置, 编辑记者会主动引导受众关注某一件事情, 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环境。在这类新闻报道中, 记者、编辑、主持人等共同完成整个议程设置的全过程, 成为舆论领袖。而在网络时代, 传播权分散到了广大受众手中, 受众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 大批由普通网民成长起来的“草根舆论领袖”闪亮登场。这些新型舆论领袖关注网络, 善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经常以敏锐的视角发现社会的真善美或阴暗面, 以“帖子”等形式实施网络舆论的“议程设置”, 引导网民点击阅读, 并参与评论, 从而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孟昆玉先进事迹之所以能迅速传播, 离不开网络舆论领袖, 离不开网络舆论的“议程设置”。

2009年8月2日, 人民网收到网友传来的街拍视频, 一位阳光帅气的交警在指挥交通。网友称, 这是黄晓明在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中饰演的交警原型。视频发布后, 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8月5日, 央视国际网分别以《出租车司机最喜欢的交警》、《超级“唐僧”的北京交警》、《雨中执勤的可敬交警》为题, 对孟昆玉进行了详细报道。新华网、中青网、环球网、搜狐网、新浪网等争相转载, 《北京最帅交警相册》、《帅哥交警超酷手势》、《最帅交警雨中推公交》等视频在网上疯传, 点击量高居榜首。至此, “北京最帅交警”孟昆玉已经成为网络红人, 为广大网民所知晓, 最初的舆论“议程设置”预热后, 开始由网络宣传阶段转入传统媒体宣传阶段。

8月10日, 新华社发稿《交警孟昆玉的马路人生》, 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不平凡的民警》并配发评论文章《奉献最帅气》;随后《人民日报》、央视《焦点访谈》、《小崔说事》、北京电视台、凤凰卫视、《光明日报》等全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北京最帅交警”从网络世界走向现实社会, 在更大范围内激起全国公众的热议。

启示三, 多媒体优势互补, 立体化、交互式传播见实效。

综合利用各种媒体的传播特点, 加以系统的规划和整合, 可以扩展新闻事件的深度和广度, 形成强大的舆论合力, 实现理想的传播效果。孟昆玉宣传报道就是如此。首先借中国政法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请大学生拍下孟昆玉顶烈日、淋大雨、早站岗、夜巡查的各种视频, 并上传至网络, 并称之为“北京最帅交警”。这组视频生动形象, 视觉冲击力强, 迅速在网上传开, 由此触动了传统媒体的兴奋点。广电媒体、平面媒体以“最帅交警”网上蹿红为新闻点, 及时跟进, 现场拍摄、采访孟昆玉, 多角度、全方位展开报道, 使孟昆玉的形象和事迹广为人知。

在此过程中, 各种媒体并不是简单组合, 而是互相交融推动, 从而实现了网络舆论场、媒体舆论场、社会舆论场的统一。如:传统媒体在开始报道孟昆玉典型时, 都是以“北京‘最帅交警’孟昆玉走红网络”为新闻由头, 电视媒体几乎无一例外地播出了相关视频。而此时的网络媒体也“不甘示弱”, 人民网、新华网等纷纷推出“‘北京最帅交警’孟昆玉的精彩人生”、“帅哥交警孟昆玉的快乐生活”等专题, 以视频、图片、文字介绍、本网专稿、其他媒体报道、网友留言等多条块展开宣传。此外, 消息、通讯、评论、访谈等的组合式运用, 也丰富了报道形式, 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在报道中, 通过受众和典型人物在网络上直接对话、举行网络活动等方式, 充分利用网络互动, 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孟昆玉被广泛报道后, 人民网、新华网、中青网、千龙网纷纷邀请他作在线访谈或组织网上座谈会, 就“80后社会责任与自我价值实现”开展大讨论;童话大王郑渊洁在网上发起为孟昆玉寻找丢失婚戒的“人肉搜索”, 也吸引了网民广泛参与。网友留言说:“看过许多模范事迹, 但这一例是最真实和最令人感动的。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 难的是有如此高的做人境界、化解矛盾的技巧和长久的坚持。孟昆玉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社会的希望。”

网络红人 篇9

网络红人现象

什么是“网络红人”?简单解释之就是通过互联网络迅速蹿红的人。从早些年的“芙蓉姐姐”到近年的“凤姐”“犀利哥”再到一曲成名的“江南鸟叔”,这些人“成名”的原因不尽相同 , “芙蓉姐 姐”“凤 姐”以“丑”“贱”成名,“犀利哥”以“犀利”让大家“耳目一新”,而“鸟叔”以一支粗鄙到家的神曲《江南style》雷倒众人,从韩国到中国,下至4岁儿童上至80岁大妈,大街小巷各种晚会活动,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家狂跳《江南style》的身影,而“鸟叔“本人也随着神曲的流行而迅速蹿红,并且为之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我们看到 的是这些 人如何如 何的“红”,反观之呢?就是这些人到底是怎么“红”起来的?有些人可能就会想,为什么“凤姐”红了、“鸟叔”火了,而我为什么就不能“红”起来呢?看起来大家“红的”原因千奇百怪,接下来我们从新闻传播学角度来对产生此现象的因素进行分析和解读。

网络红人现象产生之原因

1.消费主义文化

消费主义的特征主要是消费至上,侧重于物欲的满足,追求感官的享受,在现实生活中主要体现在:物质占有欲膨胀,享乐主义、追求快感,“身体”成为重要的消费因素。网络作为媒介,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社会生活最具支配性和主宰性的力量之一,引领着人们的文化需求,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把网民一个个培养成显在或潜在的消费者,网络成了消费主义的兜售器。

2.新闻的泛娱乐化

在表现手段上,利用娱乐新闻的报道技巧,以娱乐的态度和视角报道具有严肃和重要新闻价值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同时应平衡新闻和娱乐的关系,首先应当严格遵循传播规律:真实性、准确性、权威性、可信性,在坚持不能舍弃传播规律为前提后,才决定哪些新闻需要“硬”,哪些新闻需要“软”;对于娱乐化的“度”,还是需要把握好的。

3.新闻价值的深度挖掘

新闻价值是选择和衡量新闻事实的客观标准,即事实本身所具有的足以构成新闻的特殊素质的总和。素质的级数越丰富越高,价值就越大。“网络红人”出现的价值在于:草根文化容易被大众接受,其形象具有的讽刺性而引起国民的心理认同感,对受众产生了影响,具有了影响性。

4.报道方式碎片化、网络推手对其推波助澜

那些懂得网络推广并能应用的人将“网络红人”进行策划包装,使红人以极快的速度红遍网络,达到传播的效果。把普通人在网络上炒红,从而达到红人推广企业产品的作用。

对网络红人现象采取的对策

说到对策,那不得不提的就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尽管红人的信息不是新闻记者直接发布到网络的,但把红人推在网络和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就对报道对象的隐私权存在侵犯,对报道对象的身心健康造成一定影响。新闻职业道德,首先是人的基本道德,其次此案时富有新闻职业特性的道德部分,一定程度上,新闻工作者是伤害犀利哥的推手,这是丧失职业道德的表现。

其次,是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红人现象中,新闻工作者通过议程设置,过度自由地将娱乐犀利哥的信息涌向读者,对于没有新闻甄别能力的未成年人来说,这些而误导性的新闻会让未成年人认为红人是真正的社会审美。所以,新闻记者应该反思,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新闻媒体应该靠为大众提供需要的娱乐麻醉而生存,还是应该勇敢地向过度娱乐说不!

结论

网络红人 篇10

到现在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对“网络红人”这个定义进行全面而详细的界定,百度百科显示:“‘网络红人’是指在现实或者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关注从而走红的人”。

一、“网红”发展历程梳理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每一种媒介技术的产生都会带来与之相应的传播或其他社会活动,因此,真正有意义的不是传播内容本身,而是传播工具的性质以及它所带来的可能性和造成的社会后果。“网红”见证了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按照互联网发展的轨迹,以往对“网络红人”的研究大多分为三代:

第一代:文字时代的“网络红人”,如痞子蔡、安妮宝贝等。

第二代:图文时代的“网络红人”,以芙蓉姐姐为代表。

第三代:宽频时代的“网络红人”,如胡戈、后舍男生。

2014年,4G网络在中国出现并迅速得到普及。移动宽带4G快速普及导致视频类应用扎堆出现,网红也随之进入了视频为王的新时代。我们暂且将这一时期命名为“后宽频时期”。

后宽频时期的“网红”大致可以被分为四类:

第一,知识社群类“网红”,如罗振宇及其开创的罗辑思维知识社群,包括微信公众订阅号、知识类脱口秀视频及音频、会员体系、微商城、百度贴吧、微信群等具体互动形式。

第二,短视频和直播“网红”,如谷阿莫、papi酱等。除了PC端为平台的YY语音、六间房、酷狗等,依靠移动端平台的网络主播类软件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第三,电商类“网红”,如张大奕、雪梨、滕雨佳、赵大喜等。电商类“网红”是电子商务与“网络红人”相结合的产物,根据第一财经发布的《2016中国电商红人大数据报告》,12016年红人产业产值预估接近580亿元人民币。

第四,游戏主播型“网红”。2015年出现了映客、花椒等短视频移动应用,虎牙直播、战旗、龙珠TV、斗鱼TV、熊猫TV在内的网络直播平台不断拓展,并捧红了众多游戏主播。

二、“网红”现象产生的必然性与可能性

(一)网络消费主义的兴起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与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

即将过去半个世纪,用这段话来形容和概括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也毫不为过。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我国网络零售额达到3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已成为交易额超过美国的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另外,据NNIC发布的第二十一次中国互联网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网民2.1亿,玩网络游戏的达1.2亿。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了300多亿元。

网络消费主义的兴起为“网红”现象提供了土壤,电子商务和网络游戏为主的网络消费跟其他领域一样,需要竞争者在营销和推广方面下功夫。有研究者指出,作为广告代言的明星是青少年的“消费偶像”。“网络红人”作为“消费偶像”无疑是合格的,在淘宝网红店铺和在线直播频道,“网红”推荐商品的效果比明星代言还好,这是网络消费发展的必然趋势,“网红”不过是称谓,就算叫网络导购、网络促销员,其实质还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网红”对商品(包括实体的商品,也包括游戏、知识等无形商品)的展示,还缓解了人们面对物质世界生产过剩而产生的消费焦虑。以罗辑思维为代表的网络知识社群,社群成员以兴趣集结,通过意见领袖的知识筛选,社群成员不用在信息超载的世界里主动寻找就能获得想要的信息。

(二)媒介技术的发展为“网红”提供可能

网络媒体因为“人人都可以发言”的低门槛性,具有包罗万象的特质和无限可能的发展潜力。喻国明教授认为,互联网不仅仅是传播工具,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操作系统。“互联网是一种全新的‘高维媒介’,而不是基于传统媒介范式的新媒介:对于以‘个人’为基本社会传播单位的赋权与‘激活’,是互联网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大改变。”[1]

在笔者看来,所有网络媒体的工具特性都可以被称为“技术”。例如,移动互联网智能媒体,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就能做到随时随地网络直播;二维码,扫一扫即可加关注,各大网络媒体平台粉丝流量的转化在技术上显得方便快捷;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给日常生活带来方便,也是网络消费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VR(虚拟现实)和AR(增强现实)技术的运用开拓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边界……正是媒介技术的不断向前推进,才使得普通人在网络走红成为可能。技术发展服务人类,媒介技术让普通人有了更多直接面对世界的机会,而不像传统媒体时期需要打破层层平台壁垒。无论是对一般受众还是“网红”,媒介技术的发展都值得更多期待。

摘要：“网络红人”诞生于网络,也无可避免地在网络的解构和重组中寻找新的定义。近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社交媒体和网络直播平台的兴起,普通大众有了更多自我表达和发泄的渠道,“网络红人”呈风起云涌之势,渐渐成为一种现象。本文意图对“网红”发展作简要的梳理与分类,并从必然和可能两个角度分析“网红”现象是如何形成的。

关键词：“网络红人”,网络,社会,现象

参考文献

网络红人 篇11

关键词：“网络红人”；传播学；网络媒体；“犀利哥事件”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9-0040-02

“网络红人”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如今，这种现象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从最早的痞子蔡、安妮宝贝，到后来的芙蓉姐姐、天仙妹妹，再到如今的胡戈、犀利哥等人，他们均凭借着自身独一无二的“个性”而在网络上迅速蹿红，并随着传统媒体的跟进与放大，从虚拟走向现实。可以说，无论在审美层面，还是在传统价值观念与社会公德意识上，“网络红人”现象均对社会大众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然而，作为一个“被走红”的网络红人，“犀利哥”的成名无疑值得人们予以广泛且深入的探讨。

一、“犀利哥事件”始末

（一）起始阶段：“帅” “身世”成关注焦点

2010年1月30日，“犀利哥”的照片首次亮相于“蜂鸟网”的摄影论坛，但其真正走红网络还是源于天涯论坛上的一篇帖子。

2月21日，ID为“街头湿人”的网友在天涯论坛发表了一篇题为《秒杀宇内究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帅到刺瞎你的狗眼！求亲们人肉详细资料》的帖子。文中，作者将“犀利哥”与日本潮人藤原浩相提并论，并以恶搞的形式赞美“犀利哥”的强大气场，由此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追捧。

同时，网友们也开始关注“犀利哥”的身世，并对其进行了“人肉搜索”。其实，“犀利哥”原名程国荣，是宁波当地的一名乞丐。

（二）发展阶段：舆论转向“关爱帮助犀利哥”

天涯论坛中ID名为“抓紧马甲以免被扒”的网友首次将视角转向对“犀利哥”的关爱与帮助。在原帖的回复中，他倡导网友们要有同情心，不要把一个流浪汉作为娱乐对象。随后几天，该帖子多次被转发。

然而，随着事件的发展，开始有网友怀疑“犀利哥”的身份，并在论坛上发布犀利哥的PS照片。直到2月25日，天一论坛名为“老馋猫”的ID发帖对“犀利哥”的身份进行证实，才使舆论回到了正轨。此外，ID名为“ken119110”的网友在蜂鸟论坛的回帖中，也呼吁大家对“犀利哥”伸出援助之手。至此，网友们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帮助犀利哥。

（三）高潮阶段：传统媒体跟进，政府予以救助

随着“犀利哥”的网络蹿红，国内的《中国日报》、《南方周末》、《钱江晚报》等媒体对“犀利哥”事迹进行了曝光。而日本“Searchina”网站、英国《独立报》和美国《BlackBook》“时尚人物”专栏等国外媒体也对其进行了报道。

其间，网民要求政府对“犀利哥”进行救助的舆论也愈演愈烈。3月2日，据新华网报道，“犀利哥事件”已经引起宁波市政府的重视。此后不久，“犀利哥”便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资助。3月7日，“犀利哥”回到了阔别10年的江西老家与亲人团聚。

（四）尾声阶段：商家借机谋利益，“犀利哥”开始新生活

2010年5月1日，“犀利哥”受邀参加某农庄的时装表演，但因表现不佳而令无数市民和网友倍感失望。最终，他不堪舆论压力悄然返乡。后据报道称，“犀利哥”曾于6月8日去北京从事“配送”工作以实现自身价值。

在“犀利哥”一举成名之后，许多商家便开始借机谋利益。比如创立“犀利哥”的男装品牌，以及拍摄电影《犀利哥传奇》等。可以说，虽然“犀利哥事件”至此告一段落，但一些商家对于“犀利哥”的关注还没有停止。

二、从传播五要素角度分析“犀利哥”走红现象

据国内著名传播学者郭庆光的总结，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是由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反馈等要素构成的。下面，本文将从传播五要素的角度，对“犀利哥”走红现象进行分析。

1.传播者。具体地说，“网络红人”现象中的传播者主要分为“网络红人”本身、“网络推手”和“网络红人”信息的受众这三种类别。在“犀利哥”走红的过程中，其主要是由“网络推手”在虚拟网络的背后进行操作，而并非“犀利哥”有意为之。

所谓网络推手，其实就是帮助“网络红人”成名的一个牵线人，他们通过在网络上进行“议程设置”来吸引网民的眼球，并达到控制舆论的作用。最终，通过一系列环环相套的助推作业，使被推者产生影响力和知名度，以达到自己谋取商业利益的目的。

在“犀利哥事件”中，最初的网络推手便是天涯论坛的名ID“街头湿人”，但事实上他并非以谋利为目的，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获悉“犀利哥”真实信息的心理诉求。不过，事件发生不久便有网络团队以获利为目的介入其中。

2.受传者。随着我国网民数量的不断增长，网络受众在网络事件中的影响力也迅速提升。可以说，在现代社会谁掌握了受众，谁就掌握了一切。比如在“网络红人”事件中，受传者可以通过分享、评论、发帖等方式行使自己匿名的权力和表达的自由，乃至发展成为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去控制舆论。然而，在海量的网络信息面前，大部分受众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们对“网络红人”的追捧主要源于猎奇心理、降压心理及群体狂欢的心理。可以说，“犀利哥”身上的许多特质激发了人们强烈的猎奇热情与窥私欲，由此在网络上一窜而红。与此同时，社会竞争压力之大与媒介的不断变革使得大众仿佛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容器之中，孤独且压抑。因此，“犀利哥”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受众释放压力、排解孤独、追求流行与热闹的出口。

3.讯息。对于“网络红人”的走红而言，讯息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在“犀利哥事件”中，其讯息也就是传播内容具有奇特性、刺激性，能够满足大多数受众的心理诉求，因此引起了受众的广泛围观及追捧。

比如，在“街头湿人”最初发布的帖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帖子题目十分醒目、刺激，如“极品路人帅哥”、“刺瞎”、“亲人们”、“人肉”等词语都在暗示网友前来围观；而用“犀利哥”将流浪汉的形象符号化，能够提高其辨识度，并有助于其知名度的提升；此外，“街头湿人”还将“犀利哥”与藤原浩相比，从而将受众关注的视角引向“犀利哥”的又潮又酷，由此增加了讨论的热度。

4.媒介。作为现代社会的“第四媒体”，网络媒介具有时效性、自主性、互动性、灵活性等特点，这无疑为“网络红人”的走红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如在“犀利哥事件”中，网络的双向互动特性促使传播者能够及时得到受众的反馈，从而不断调整议题以推动事件发展。此外，網络媒介还凭借其强大的力量将网络事件推向现实社会，为传统媒介设置了议题。

而对于传统媒介而言，尽管其传播过程是单向的，缺乏与受众的互动，但其具有受众范围更广、可信度更强的特点。因此，在“犀利哥”网络走红之后，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使此事件彻底上升为一个社会议题，而“犀利哥”也超越了网络的范畴，以真实的形象走进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中。

5.反馈。网络的双向互动性保证了反馈机制的运行，它使单向传播增殖，从而通达至全球各地。在“网络红人”事件中，获得反馈讯息是传播者的意图和目的，通过反馈讯息，传播者可以对舆论环境进行测量，并对接下来的行动予以谋划。可以说，良好的反馈是所谓网络神贴诞生的必要条件。通过观察“犀利哥事件”中天涯论坛原帖在两年多时间内的网友回复，我们便可以发现“反馈”在事件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起初的信息发布，到后来的“人肉搜索”，网友们以帖子为渠道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反馈，从而达到了信息上的共享。

三、由“网络红人”现象引发的思考

结合“犀利哥”走红现象，我们不难发现，目前的网络传播与监管存在着诸多问题。而对于社会和公众而言，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引导，创建良好的网络文化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在我看来，要对“网络红人”现象予以规范，须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新媒体的管理与建设，提高员工的社会责任意识与职业道德素养。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媒体，其匿名性、开放性与自由性为许多低俗信息的散布提供了便利，这就需要网络媒体加强网络立法，并对其内部监管制度予以完善。同时，网络媒体应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一心一意为广大受众服务，而不应为一时的经济效益所迷惑。此外，网络媒体还应制定严格的员工管理制度，注重员工自我约束力及管理能力的培养，并积极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

第二，政府与媒体应积极宣传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促进网民加强道德自律。互联网的隐匿性，使得网民的言论发表较为自由，并较少地受到法律及道德上的约束，因此，对网民进行道德宣传及教育便显得尤为重要。此外，政府及媒体的宣传还应促进网民提高自我约束能力，并培养其养成文明上网的良好习惯。由此，网民良好的责任意识及较强的道德自律能力，便会推进网络文化环境的良性发展。

第三，媒体应从传统的“把关人”转变为新时代的“引路人”。Web2.0的时代，使得网络媒体的“把关人”角色趋于弱化，而网民对于信息的传播则更为自由，从一定程度上讲，人人都发挥着“把关人”的作用。同时，网络时代的媒介话语权由精英阶层向草根阶层过渡，这就要求网络媒体做一个Web2.0时代的“引路人”，对网民的言论进行积极有效的引导，而非采取强制的方式堵塞错误舆论的产生。

虽然，“网络红人”的出现，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娱乐身心、舒缓神经的减压阀，但不可否认，这种现象与此同时也弱化了人们的社会公德意识，并促使人们的审美观发生畸变。如今，面对日趋泛滥的“网络红人”现象，盲目地加以遏制并非良策，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客观的态度，对其进行分析并想办法正确地予以引导，力求通过强化新媒体的责任意识、提高网民的道德素养以及转换媒体的“把关人”角色等方式，不断促进“网络红人”现象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彭兰.网络传播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唐琳婕.从“犀利哥”走红看当代媒介的议程设置[J].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0(3).

网络红人 篇12

过去一提到网络红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依靠锥子脸、大长腿走红网络的年轻女性。近几年,新媒体环境为网红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正如麦克卢汉所讲,真正有意义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媒介所提示给我们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人类只有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活动。现如今,网红们通过经营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实现与粉丝的互动,其形成成本和门槛已大大降低。然而,在网红数量激增的同时,行业内部的竞争也愈加激烈,要想在长时间内保持粉丝数量平稳增长并扩大知名度,单靠长相甜美、衣着暴露和行为大胆已经远远不够。不说满腹经纶,起码也要有些真才实干和不同寻常的个性表现,具备职业化素养和专业化能力。电竞女王Miss作为女性职业选手参加比赛时期,以玩心理战、冒险、变化多端、极具侵略性的打法著称,在界内大有名气。而作为一线电竞主持,她除了每天策划线上节目《Miss排位日记》《Miss开心直播》外,还受邀担任职业赛事解说,参加各种商业活动,打理4个淘宝店,若没有极强的专业能力,恐怕无法胜任。

网红成名,其背后的“推手”功不可没。近几年来,网络推手从以个人工作室为形式零散存在向专业化、集中化和规范化转变,他们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大,并由此形成一批专业网红孵化公司和网红速成培训班,由专职人员负责。这些机构通常利用新媒体环境,制造和发布引人注目的话题并制造卖点。《网红来了》是我国第一个网红视频杂志,传递网红资讯,负责网红孵化,拥有PC端、服务号、订阅号等自媒体平台,在上线一周未发一篇文章的情况下,就成功获得10万多精准粉丝的关注。

2 网络红人表现形式呈现多元化特征

表现形式的多元化是新媒体技术的典型特征。从以安妮宝贝、九把刀为代表的文字网红,到性感靓丽的图片网红,再到现如今的“多媒体网红”,表现出一种“快餐文化”现象,这种文化只能填饱肚子,却没有太多营养,吃多了反而会坏了身子。快餐文化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传播效率取得收益,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对于新媒体时代的网红来说,她们的自主选择权利不断扩大,往往运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甚至需要自己拍摄、剪辑和制作,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增加信息量,不断缩小与粉丝 距离。

卡尔·霍夫兰的说服模式认为,态度的改变主要取决于说服者的条件、信息本身的说服力和问题的排列技巧。如果传播内容是受众赞同的或可能接受的,那么把它首先提出比较有利;先唤起公众的需要再提出问题,更易于被公众接受。在以交互和共享为基础的互联网环境下,网红正是通过不断创新传播内容和形式,吸引更多观众,强化粉丝心理。网络主播们就正在尝试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她们首先通过唱歌跳舞,电子竞技,搞笑段子甚至不雅行为“讨好”受众,抬高身价。成为红人之后,观众再想获得她们的“青睐”,就要不断地花钱买礼物。曾获得YY娱乐年度盛典女主播第一名的沈曼,现在一个月内就可以靠虚拟礼物赚取16万。此外,电子商业的发展和网购群体的扩大也催生了一种新的“走红”方式,即通过经营网店或代言商品谋取利益。据统计,去年双十一期间,每7件衣服就有1件是网红所卖。对于那些请不起大明星做代言的微商们而言,网红更是不二之选。可以说,是技术造就了网红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特征,使其成为“孵化公司炒作+自主经营或代言品牌+主播平台吸金+ 微博微信吸粉”模式下的新媒体网红。

3 传播模式的互动性和娱乐化迎合受众心理

处于新媒体环境中的受众,对受众心理的分析和捕捉是网红选择传播内容和形式的重要环节。1972年,M.E.麦库姆斯和D.L.肖提出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议论的先后顺序。而在新媒体时代,网民个人意识迅速崛起,呈现去中心化趋势,参与互动和分享信息的欲望增强。人们显然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信息,而是渴望拥有更多自我选择的空间并通过使用媒介来服务自己。只要能引起网民兴趣的,都有可能成为议题。媒体的功能被进一步弱化,人类完全告别了“媒介强大效果不能抵抗”的皮下注射论。可以看出,与网红的平等交流和互动性特征恰好迎合了受众的心理。

美国学者查尔斯·赖特认为,大众传播中的内容并不是务实的,它的一项重要功能是提供娱乐。网络自媒体平台的发展,使泛娱乐化现象愈发显著。网红所传播的内容具有娱乐化、浅表化特点,很容易使以20~30岁年轻人为主的受众处于轻松愉快的环境之下,从而释放自身压力。2016年4月12日,霍金的微博发出后立刻激起广大网友“围观”。著名的高智商物理学家和社交网站一贯亲民、娱乐的风格形成了反差。5小时粉丝数便超过百万,刷新了新浪微博的最快纪录。

一方面,网红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现实需求,其草根性的出身和接地气的传播特质有着强有力的传播效果;但另一方面,虚拟化的网红文化使包括微信、贴吧在内的网络文化环境走向庸俗化、低俗化,进而使公众审美价值发生畸变。更不容小觑的是,新媒体为网红提供了一鸣惊人、名利双收的机会,使“读书无用”论在青少年群体中逐渐强化。

4 网络红人外部环境的发展特点

把关人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内部工作人员,有对大众传播的一切信息进行过滤和筛选的权力。而在新媒体时代,所有网民都可以自由发布信息,或多或少地行使着把关人的权力。这种现象看似是将媒体的权力边缘化,但换个角度想,在这个“人人都是把关人”的信息时代,对网红的引导和监督有了更加自觉而强大的力量。也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政府、媒体和精英群体在对网红传播模式产生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的同时,在与网友的讨论过程中引导舆论,使网民的言论自由在网络平台上得以实现,也使网红传播朝规范化方向发展。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相互融合造就了网红发展的又一大趋势。从上海卫视《娱乐星天地》节目专访网红张辛苑开始,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在网上寻找新闻素材,网红受到电视台、电台的关注,从而走进新闻、电视娱乐节目乃至报纸版面,在整个社会上拥有了更高的知名度。

2015年中国网红排行榜中,王思聪位于榜首,papi酱次之。可见当今网红已不仅仅是女人的天下,“花瓶”年代成为历史。从网红排行榜的出炉可以看出,在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已成为网红排行的主要依据之一。未来网络红人将在判断标准、媒体形态等外部环境的多样化中生存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昝再利.传播学视野下网络红人现象解读[N].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2-08.

[3]金莹.理性看待“网络红人”现象合理引导网络文化发展[J].人民论坛,2014(14):158-159.

[4]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文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5]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