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的湖北样本

精准扶贫的湖北样本（精选9篇）

精准扶贫的湖北样本 篇1

一、引言

按照中央要求,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要全部脱贫,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要全部摘帽,贫困退出机制改革由此提上日程。在接下来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我国要让7000多万贫困人口有序脱贫,全部摘帽,这就亟需一个规范的,可操作性强的贫困退出机制,对贫困对象通过规范的退出标准和程序实行有序退出、动态管理。〔1〕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正在逐步建立贫困退出机制,但是通过2015年湖北农村贫困退出工作的具体落实情况,笔者发现农村贫困退出机制还存在若干问题。

湖北省广水市陈家河村是湖北省著名的插花式扶贫点,截止2015 年秋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52户,贫困人口464人,其中:一般贫困户103户,358人,占比77.2%,低保户34户,91人,占比19.6%,五保户15 户,15 人,占比3.2%。该村2015年共计脱贫28 户,脱贫人口108 人,占比23.3%,28户均为一般贫困户。针对该村2015年贫困退出机制实施情况,笔者对该村贫困户和部分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了问卷访谈,问卷共13个题目,由被调查者基本信息、家庭收入、农村贫困现状、农村低保与贫困退出机制实施情况、贫困对象动态管理现状等部分组成。根据回收的问卷,对获取的数据资料使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针对调查得到的结果,笔者对目前农村贫困退出机制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二、农村贫困退出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贫困退出机制不灵活,缺乏动态管理

根据2020年全国消除贫困的目标,贫困村大多根据自身的贫困人数制定了详细的脱贫计划,每一年都设定了固定的脱贫户数、人数,这个计划基本上是固定的,按照每年设定好的脱贫人数展开贫困退出工作。〔2〕但是这个贫困退出机制普遍只规定了部分贫困户在每年年底集中进行一次统一的评定、退出,也就是说不管这一年里你什么时候脱贫了,都还是可以继续享受扶贫政策,直到年底进行贫困退出工作时,通过政府的认定,将你与其他脱贫的贫困户一起统一 “退出贫困”,才能把你的贫困户档案销户。与此同时,如果在这一年里有农户因为疾病或是子女就学等原因导致贫困,也无法及时得到扶贫政策的帮助,因为没有指标空给你,新致贫的农户必须等到下一年按程序进行评选、公示、建档立卡后,才有资格享受扶贫政策。而且据笔者调查发现,陈家河村目前也只有贫困退出计划,根本没对新致贫人群进入的方案,因上级已制定好了5年脱贫计划,还没有出台针对新致贫人员的扶贫计划。

扶贫是动态的,贫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状态。随着近年来扶贫效果的逐渐显现,很多贫困户的实际生产生活情况都在发生好转,但是政府并没有对这些贫困户进行实时管理,没有及时了解贫困户的最新情况。〔3〕在陈家河村2015年退出贫困的28户农户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较早前就已经具备了脱贫条件,其中包括部分因学致贫的贫困户,孩子可能在上半年已经毕业或是就业,不再成为家庭的负担;部分需要危房改造的贫困户,房屋已经修葺完毕;部分得到产业帮扶的贫困户,已经找到了致富途径。而他们都没有及时在2015年退出贫困户的名单,一直占有宝贵的扶贫资源,这样,新致贫的农户无法及时获取有效的扶贫帮助,最终导致有限的扶贫资源不能用在真正需要扶贫的人群身上。根据调查了解到,41.4%的被调查者认为存在实际已经脱贫但仍然享受低保或扶贫政策的情况;30.9%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地政府没有对贫困户进行定期家访;54.6%的被调查者认为存在实际贫困但却不是贫困户的情况;25%的被调查者认为存在脱贫后又返贫的情况(参见表1)。

2.贫困退出机制没有得到有效监督,缺乏有针对性的衡量标尺

政府是我国扶贫工作的实施主体,所有扶贫政策的制定、发布到实施,基本都是由政府作为主体完成,也就是说进行扶贫的单位是政府,评价扶贫成效的单位也是政府,确定贫困退出情况的还是政府,这样极易形成 “自说自话”。〔4〕调查中了解到,贫困退出机制的实施缺乏有针对性的监督,贫困退出工作也没有形成完善的评价体系,究竟哪个贫困户该退出、哪个贫困户该留下,决定权最终掌握在政府手中,衡量的标尺不够科学,这也是对扶贫工作的不负责任。

广水市是湖北省著名的插花式扶贫县,而陈家河村属于该市贫困情况较为严重的地区,广水市在多年的扶贫工作中也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目前,该地区贫困退出机制实施办法主要是先由贫困村评估再到市级进行验收,首先由村委组织人员进行贫困户入户评估,根据贫困户家庭的收入情况、住房安全情况、保障政策落实情况、贫困因素缓解程度开展讨论评价,得出结论后再进行公示。在这个贫困退出机制中,首先考察的是贫困户家庭收入情况,但是很多农村贫困户家庭的真实收入是无法有效判断的,贫困户有多少收入,从何而来,也很难从贫困户那里获得真实数据,因为很多贫困户存在 “福利依赖”心理,这也是造成很多贫困户长期“沉淀”下来的原因之一。据笔者的调研发现,家庭收入是目前衡量是否具有贫困户资格和享受何种程度扶持的主要标尺,但是在这个衡量过程中也同样问题重重:如对贫困对象缺乏监督考核,缺乏科学规范的标准来衡量受助人口家庭经济状况,退出过程中的随意性较大;村委会与贫困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于贫困户提供的家庭收入信息难以准确核实;对受助人口的就业机会难以全面掌控,对瞒报收入现象也难以有效监控,等等。

还有贫困因素缓解程度、保障政策落实情况的评价都是比较抽象的概念,缺乏具体衡量的标尺,很容易造成评价者的主观误判。农村的贫困退出评估工作结束以后,就是由县级、市级逐级公示验收,主要就是以走程序为主,最后备案销户,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老百姓上访,也很难再有谁去追究脱贫情况的真实性。

贫困退出机制缺乏客观的评价体系,实际操作又由政府一手包办,那么扶贫效果的真实性很有可能会打折扣,因为缺乏有力的监督评测指标,贫困退出是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一环,是对扶贫工作的验收、总结,如果在这一环上执行不力,亦或是缺乏强有针对性的执行手段,就可能会造成精准扶贫工作的 “不精准”(参见表2)。

3.民主评议和公示环节容易被忽视

“民主选穷”是确保贫困对象瞄准效率和精度的有效方法, 民主评议和公示是确保贫困对象认定公开、 公平、 公正的重要环节。〔5〕许多贫困退出机制对评议与公示也做出了强制要求, 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民主评议和公示环节往往容易被忽略,或是不按规定执行。陈家河村在执行贫困退出对象评议的过程中,民主评议往往只是流于形式,没有充分征求广大村民的意见。贫困退出对象基本由村两委干部直接讨论后制定,退出贫困户的产生结构及相关信息也没有及时公示,贫困退出机制执行的随意性较大。

2015年,陈家河村共计脱贫28户,共计108人,但是据笔者的调查发现,这28户脱贫农户的退出并没有在村里进行大范围的民主评议,很多都是村委会干部根据平时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不是真的脱贫也没有得到大多数村民的认可。由于贫困户的身份涉及到村民的切身利益,所以村干部在评选退出贫困对象时工作难度较大,确实存在了一些 “人情保”现象,有一些村民会找关系(走后门),隐瞒收入等手段来保留贫困户身份,继续享受低保以及扶贫政策。这样就进一步导致了扶贫对象的不精准,该扶的不一定能扶,不该扶的可能一直都在扶。调查了解到,48%的被调查者认为对贫困户退出贫困没有进行监督评测;32.9%的被调查者认为贫困退出时候没有进行评议和公示;36.2%的被调查者认为确定脱贫人员时没有征求群众意见;31.6%的被调查者认为评选脱贫人选时不公平;29.7%的被调查者认为存在不该脱贫的农户被脱贫了(见表3)。

4.干部不敢退、群众不主动退

我国自1986年开始评定贫困县,首轮评定共计273个。但目前,包括扶贫重点县和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在内,国家层面的扶贫对象共计832个。从1986年至今,贫困县评定经历了1994年、2001年、2011年3次调整,这3次调整当中是有进有出的,但总体来讲进多出少。832个片区县和重点县仍然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程度最低、比较落后的欠发达县。这些地方大多集中在贵州、四川、广西、甘肃等省份,很多是西部偏远山区,产业发展落后,资源贫乏,经济发展基础条件差,存在很多先天性不足,导致部分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国家扶贫资源,已经逐渐形成了对国家扶贫的依赖性,很多领导干部对贫困退出有畏惧情绪,担心退出贫困以后会失去扶贫资源的政策倾斜,生产生活会更加艰难。

贫困户缺乏主动退出扶贫体制的意识,也是制约贫困退出机制无法有效运作的原因之一。扶贫是一项政府组织的社会活动,贫困对象是重要的参与部分,如果得不到扶贫对象的积极配合,那么扶贫工作的推进就会受到限制。〔6〕当扶贫对象得到政府的低保或扶贫政策帮扶摆脱困境后,就应自觉的逐步退出低保或扶贫救助,但是极少有贫困户会主动提出退出贫困户行列。根据陈家河村2015年的贫困退出情况来看,贫困户的退出大多是在较为被动的情况下进行的,贫困户在经过当地政府的调查、评估、认定以后,被确立为符合脱贫条件的对象,但在整个退出贫困评估过程中贫困户都较少主动对实际收入、生活改善情况进行说明,并没有较为主动的退出贫困。

相较而言,农户在申请低保或是贫困户资格的时候大多是积极主动的,有强烈的主动意识,但是在几乎没有人会主动提出退出,就算已经实际脱离贫困,也很少有人会主动退出贫困序列。大多数贫困户对低保和扶贫政策已经带有了很强的依赖心理,还有极少数的村民认为一旦戴上贫困户的帽子,就应该终身享受低保和其他扶贫政策。在笔者与贫困农户的交谈中发现,很多贫苦户存在“等、靠、要”的思想,一部分贫困户对于扶贫组织的上门调查持抵触心理,或是刻意向工作人员展示出贫困的生活情况,还有一些贫困户会采取隐瞒收入,甚至找关系等不正当手段获取或保留贫困户资格,企图长期享受低保或其他扶贫待遇。

三、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于湖北省广水市陈家河村152户贫困户的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农村扶贫对象贫困退出机制存在的种种问及其成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样本贫困户中41.4%的农户实际已经脱贫但仍然占有贫困户的指标,25%的贫困户存在返贫的情况;贫困户需要的脱贫条件与贫困退出机制衡量的指标并不是十分吻合;74.3%的贫困户企图使用隐瞒收入的方法保留贫困户的资格,48%的贫困农户认为政府没有对贫困户进行脱贫评测,32.9%的贫困户认为政府在选定脱贫名单时候没有进行公开评议,更有36.2%的农户认为贫困退出机制的实施没有征求群众的意见,31.6%的贫困户认为贫困退出机制的实施是不公平的。调查问卷显示,危房改造、安全饮水、医疗救助、养老与就业保障、小额贷款等因素是贫困户在脱贫过程中最主要的需求,对贫困户的脱贫效果有着显著的影响。上述调查结果对促进农村贫困退出机制健康发展有较为显著的政策导向作用:

1.全力构建科学、有效、公平的贫困退出体系

扶贫工作政府不能“自说自话”,要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估的作用,对贫困退出机制进行有效的检测评估,建立贫困退出评价体系,将扶贫对象最关心的扶贫政策纳入到贫困退出评测指标中来,构建科学有效的贫困退出机制指标体系,政府接受评估机构以及群众的监督,对贫困人口退出、进来执行科学、有效、公正的监测评估。

2.要适当加入约束、惩罚机制

扶贫工作往往都是只奖不罚,不能让那些戴贫困帽子的地方政府不但没有耻辱感,反倒是生长荣誉感,建立对在扶贫方面一直不作为的懒政行政处罚机制,不能让贫困一直持续下去,要建立“脱贫光荣”的机制。〔7〕将扶贫列入政府工作考核体系,应该适当对贫困退出落实不利的干部进行处罚,有些村干部对贫困户退出擅自做主,没有做到公平、公开、公示,那么就对村委会的上级部门乡镇政府进行适当处罚,乡镇做的不好就处罚县政府,只有触动到各级政府的切身利益,才能让政府部门切实重视起来,加大对下级的监督和指导。对脱贫不积极的贫困户适当进行制约机制,激励贫困户主动退出贫困。

3.巧用社会力量关注扶贫问题

通过传统媒体或网络定期公布扶贫、脱贫信息,为爱心人士参与扶贫工作疏通渠道,使社会力量也能参与到扶贫开发工作中来。〔8〕扶贫资源是有限的,对于已经脱贫的人群很难做到时刻关注,这就可以吸引一些民营企业家进来,利用民营企业家的实力、资源,去继续帮助刚刚脱贫的边缘人群,为他们提供工作岗位、技术支持,等等,防止他们发生返贫,保护精准扶贫工作胜利果实。

4.农村宣传教育、培训不能松懈

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不厌其烦的进行精准扶贫政策宣讲,让他们不再害怕摘除贫困户的帽子,调动贫困户脱贫的积极性。建立分项培训、面向市场的培训机制,把农民的注意力从享受扶贫政策逐渐转移到自食其力的方向上来。

参考文献

[1]王贵仁.扶贫重点县将启动退出机制[J].农村·农业·农民,2014,(02).

[2]杜毅,肖云.农村低保和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机制研究[J].西部论坛,2015,(07).

[3]肖云,吴国举,刘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退出机制构建研究[J].西部人口,2009,(04).

[4]黄荣华,冯彦敏,路遥.国内外扶贫理论研究综述[J].黑河学刊,2014,(10).

[5]Evaluation of UNDP contribution to poverty reduction[R].UNDP,2013.

[6]Pathways Out of Rural Poverty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overty Targeting[R].Asian Development Bank,2006.

[7]蔡菊生.基于贫困代际传递理论的贫困困境及反贫困策略[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5,(05).

[8]辜胜阻,李睿,杨艺贤.切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全国同步小康的对策思考[J].社会科学家,2015,(04).

精准扶贫的湖北样本 篇2

湖北省教育精准扶贫行动计划

（2015-2019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湖北省委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决定》(鄂发〔2015〕19号)精神，充分发挥教育扶贫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基础性、先导性、根本性作用，进一步提高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按照“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的总体要求，以扶贫开发重点县(村)薄弱学校为主攻方向，以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龄人口为主要对象，以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为延伸，坚持“精准扶贫，教育先行；教育扶贫，育人为本”，充分发挥教育扶贫的人才、智力、科技、信息优势，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遍及每一名教师，教好每一名学生，温暖每一户家庭，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提高贫困家庭脱贫能力，遏制贫困代际传递，为湖北在中部地区率先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基本原则

——育人为本，脱贫为要。将加快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作为第一要务，突出教育扶贫的“造血”功能；通过帮扶贫困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和就业创业，带动贫困人口的素质提升，助推贫困地区整体脱贫。

——全面覆盖，精准施策。按照定点、定向的原则，对接建档立卡的贫困村、贫困户和贫困人口，构建到学校、到教师、到学生的教育精准扶贫体系，因地制宜，因校谋划，因生施策，确保扶持到校、资助到生。

——项目支撑，改革驱动。聚焦贫困地区的每一所学校、每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加大教育政策和项目的整合力度，采取超常规的改革举措，向贫困对象精准发力，激发学校办学活力，激发贫困家庭自主脱贫的内生动力。

——五级联动，协力推进。坚持省级统筹、市（州）协调、县抓落实，建立省、市（州）、县（市）、乡（镇）、学校五级联动的工作机制，形成多点发力、各方出力、共同给力的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格局。

（三）范围对象

按照“全面支持，不落一县；重点建设，不落一校；对口帮扶，不落一户；困难资助，不落一生”的工作要求，全省教育精准扶贫的范围对象为：37个贫困县、4821个贫困村、3861所义务教育学校（其中，初中592所、小学2252所、教学点1017个）、34所中等职业学校、79所普通高中；76.6万贫困家庭学龄人口。

（四）工作目标

——学龄人口全部入学。贫困地区学前一年教育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入学率100%；学前三年教育毛入园率、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接近全省平均水平。

——困难学生全程资助。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现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学生资助全覆盖，确保不让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贫失学。

——薄弱学校全面达标。完成3861所义务教育学校“全面改薄”任务，办学条件基本达到国家标准；支持34所中等职业学校(职教中心)标准化建设；促进贫困地区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办学条件明显改善。

——教师培训全员覆盖。将贫困县（村）中小学（含幼儿园）教师轮训一遍，共完成26.3万人次培训任务，着力提高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教育教学水平。

——智力扶持全力支撑。采取对口帮扶和阶梯帮扶的方式，推动高校与37个贫困县建立帮扶关系，在人才培养、区域规划、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撑。

——均衡发展全数实现。巩固提高18个已通过国家验收的县(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确保未接受国家验收的19个县(市)到2018年全部通过国家验收。

二、重点项目

（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龄孩子在优先享受现行资助政策的基础上，予以最大限度的资助。学前教育阶段，按每生每年1000

元的标准给予生活费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学费、课本费全免，按小学每生每年1000元、初中每生每年1250元的标准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学费全免，按每生每年2500元的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学费全免，按每生每年2000元的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高等教育阶段，完善贫困家庭大学生学费减免制度，高校内公益岗位优先安排贫困家庭大学生。对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按每人每年不低于3000元的标准予以补助。引导各地设立特困学生救助基金，采取优惠政策叠加的方式，加大对特困学生的救助力度。

（二）优质学校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

进一步增加贫困地区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为贫困地区培养更多人才。实施优质高中招收农村学生计划，各地要安排更多的优质高中分配生名额，招收贫困地区优秀的农村初中毕业生和贫困家庭学生。加大国家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在湖北的实施力度，中央部门高校和省属重点高校安排湖北的部分招生名额，全部面向国家贫困县；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他自主招生试点高校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招生计划，参照自主招生办法重点招收农村学生；省属重点院校每年安排不少于1000个计划，面向贫困县招收农村学生。实行省属高等职业院校单独招收中职毕业生计划，对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子女单独划线、单独录取。

（三）特殊群体全面关爱

落实《湖北省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在37个贫困县特殊教育学校和承担随班就读残疾学生较多的普通学校建立40个特殊教育资源教室(中心)，配齐基本的教育教学和康复设备，为残疾学生提供个性化教育和康复训练。加强特殊教育经费保障，义务教育特教学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标准2016年达到6000元，以后逐步提高。

对农村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爱。支持37个贫困县每个乡镇至少建成1个留守儿童关爱中心，开设亲情电话，聘请“代理（爱心）妈妈”，招募志愿者，进行“生活引导、学业辅导、心理疏导”。对社会效益显著、群众满意度高的留守儿童关爱中心，省给予专门的经费支持和奖励。

坚持“两为主”方针，将贫困地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全面纳入城市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范围，与同城学生在收费、资助、学籍异动、入队入团、评优表彰及参与各种活动等方面一视同仁。落实随迁子女异地升学考试政策，在我省各地初、高中就读并获得统一学籍的随迁子女均可在学籍所在学校报名参加中、高考，享受当地户籍考生同等待遇。

（四）贫困地区薄弱学校改造

积极推进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和寄宿制学校建设。大力实施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5年规划，将贫困县（村）所在学校全部纳入“全面改薄”中央和省级资金支持范围，优先安排建设项目，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和“分项、分校推进”的原则，确保贫困县（村）所有学校校舍、教育装备、图书、生活设施

等达到国家办学条件基本要求。到2018年共完成3861所义务教育学校改造任务，其中2015年1569 校次、2016年1516校次、2017年1447校次、2018年1556校次。

统筹实施普通高中改造项目，在科学布局的基础上，每年重点改造16所左右贫困地区普通高中办学条件，着力加强薄弱高中教学及辅助用房、体育场地建设和教学仪器设备配备。

（五）扩大贫困地区学前教育资源

应对新的人口政策，建立贫困地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帮助农村贫困家庭幼儿接受学前教育。大力推进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集中建设资金，重点向37个贫困县倾斜，向贫困村所在乡镇倾斜，实现贫困县乡镇公办中心幼儿园建设全覆盖。推进学前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行政村延伸，支持县乡两级在有实际需求的贫困村，依托小学现有富余的校舍新建、改扩建一批附属幼儿园，逐步实现贫困村学前教育全覆盖。到2019年，共完成945所乡镇中心幼儿园和村级幼儿园建设任务，其中2015年223所、2016年210所、2017年171所、2018年171所、2019年170所。

（六）贫困地区农村教师素质提升

加大农村教师培养培训力度。探索建立全科教师培养模式，加强乡村教育本土化人才培养，重点为村小学和教学点培养全科教师；省属普通高校和中、高等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要加大贫困地区农村幼儿园教师培养力度。从2015年开始，“国培”“省培”项目重点向贫困县倾斜，培训经费70%以上用于乡 — 6 —

村教师，实现贫困县乡村教师（校长）培训全覆盖，其中2015年43288人次、2016年43540人次、2017年42754人次、2018年70365人次、2019年59217人次。将34所中等职业学校的4300余名教师，全部纳入省免费培训计划，其中2016年培训1760人、2017年培训1760人、2018年培训850人。

（七）贫困地区职业学校质量提升

支持贫困县每县重点建设1所标准化的中等职业学校。从2016年起，对34个有中等职业学校的贫困县每县投入1000万元改善办学条件，并持续加大投入力度，确保学校基础能力达到规定标准，满足办学规模和培养要求。支持职业院校办好一批社会有需求、办学有质量、就业有保障的涉农特色优势专业，满足地方产业发展与扶贫开发需要。推进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倾斜，每年从贫困县招收初中毕业生到大中城市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接受学费、生活费全免的职业教育，优先安排就业；学生毕业后若继续就读高等职业院校，仍可享受免学费政策。

（八）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实用技术技能培训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以贫困人口为重点，以县级职教中心为主阵地，发挥涉农院校的优势和作用，构建与当地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专业结构和培训体系，采取送训下乡、集中办班、现场实训等多种形式，每年开展各类技术技能培训100万人次。其中，对在家务农的群众就地就近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对进城务工人员进行转移就业和劳务品牌培训，对返乡创业人员开展

创业技能培训，使有培训需求的劳动者都能得到职业技能培训。在贫困县中等职业学校开展职业教育公益性改革试点，重点面向农村地区、贫困山区的农民试行免费学历教育。

（九）促进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创业

建立贫困家庭大学生实名制信息库，摸清核准学生家庭背景、学业情况和就业创业意向。建立贫困家庭毕业生“一对一”、“多对一”帮扶机制，点对点做好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创业帮扶。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规划指导、创业教育培训，举办专门招聘会，挖掘适合性就业岗位，优先推荐和帮助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创业。鼓励和支持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等新成长劳动力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就业创业能力。对高校毕业后服义务兵役、到省内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的贫困家庭毕业生，建立学费补偿和贷款代偿制度。支持黄冈师范学院、湖北科技学院、湖北民族学院、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等办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高校，实施国家级和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十）贫困地区教育信息化建设

继续加强贫困地区中小学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互联网+教育扶贫”，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将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贫困地区，实现“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和“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加强优质数字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巩固提升贫困地区“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成果，逐步扩大“在线课堂”开设规模，让贫困地区孩子“同在蓝天 — 8 —

下，共享优质资源”。探索建立贫困地区农村教学点网络学校，采取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光盘授课等多种形式，促进贫困地区农村教学点开齐开足课程，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到2018年，全省3973个农村教学点实现与省级网络平台互联互通，其中2016年1986个、2017年1192个、2018年795个。

三、改革举措

（一）推进经费保障机制改革

切实加大教育精准扶贫投入，坚持向贫困县倾斜，向贫困学校倾斜，向贫困学生倾斜。强化县级统筹功能，坚持以县为主统筹使用教育扶贫资金。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进一步调整教育经费支出结构，集中财力向扶贫对象精准发力。对各类捐赠给教育的资金由教育行政部门归口管理，实行“多渠道进水，一个龙头放水”。完善教育扶贫资金和项目的分配、使用、立项、审批、实施、绩效评价等具体操作规程以及公示公告制度，健全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审计监察等监管机制，切实提高教育精准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二）推进教师管理制度改革

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国标、省考、县管、校用”的农村教师管理体制。扩大贫困县教师补充比例,按照“总量平衡、退一补一”原则，各渠道新招录教师优先满足贫困地区和薄弱学校需求；综合采取“生师比”和“班师比”方式为乡村学校配备教师。扩大教师交流比例，构建更加开放、高效的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机制，通过托管、合作等方式建立共同

体，推动优质师资团队化交流。扩大贫困县教师职称中高级岗位比例，在特级教师、“名师工作室”等评选中，将乡村教师予以单列。乡村教师评聘专业技术职务不作外语成绩、发表论文的硬性要求，也不需要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专业水平能力测试。扩大教师关爱渠道，全面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和农村骨干教师补助政策，“湖北省乡村教师关爱基金”和“湖北省乡村教师奖励基金”向贫困县教师倾斜。

（三）推进办学模式改革

以“均衡、优质、共享、共进”为主题，充分发挥优质学校辐射带动作用，探索集团化办学、名校办分校、委托管理、学区制管理、教学联盟等多种办学模式，采取以强带弱、以大带小、以城带乡的形式，创建一批城乡一体先行区、优质资源富集区、改革创新先导区，整体提升贫困地区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探索五年制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支持湖北医药学院、湖北民族学院等设有医药专业的院校，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卓越医学人才，为贫困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和人民健康提供人才保障。

（四）推进教学方法改革

关注贫困地区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探索分层教学、走教制、导师制等教学管理改革，发掘每个学生的优势和潜能。探索适合每个学生的教育方式，促进每个学生健康成长，不让一个学生掉队。探索建立学习困难学生帮扶机制，采取“手拉手”和“一对一”等帮扶措施，让学习有困难的学生不断进步。— 10 —

通过多种形式的课外实践和展示活动，让有特长、有潜质的学生体验成功的喜悦、获得上进的动力。通过心理咨询和交流，让有心理障碍的学生变得阳光快乐。

（五）推进扶贫机制改革

举全省教育系统之力，构建全方位结对帮扶体系。推进学前教育结对帮扶，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安排城区公办幼儿园、优质民办幼儿园对口帮扶乡镇中心幼儿园，乡镇中心幼儿园对口帮扶所在乡镇村级幼儿园。推进义务教育结对帮扶，市（州）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安排辖区优质义务教育学校对口帮扶贫困县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对口帮扶农村薄弱义务教育学校，组织乡镇中心学校对口帮扶所在乡镇村小学、教学点。推进普通高中结对帮扶，省教育厅统筹安排优质高中对口帮扶贫困县普通高中。推进职业教育结对帮扶，采取“1+1+1”形式，遴选１所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和１所示范中等职业学校，对口帮扶１所贫困县中等职业学校。推进高等教育结对帮扶，采取“1+1”形式，组织1所本科高校对口支援1个贫困县。

（六）推进评价制度改革

改革教育评价制度，将教育精准扶贫纳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绩效考核体系，列入教育督导的重要内容，注重扶贫成效，引导精准施策，促进真抓实干。建立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体系，从贫困学生入学、特殊群体关爱、乡村教师培养、薄弱学校改造、职业技能培训等维度，合理设置考核指标和权

重，严格规范考核程序和方式，合理利用考核评价结果。聘请具备资质的第三方进行绩效评价，及时客观反映贫困状况、变化趋势和教育扶贫工作成效。开展贫困家庭满意度、特殊群体学生满意度调查。有关考核、评价、调查结果向社会公开，与项目申报、资金安排及评先评优等挂钩。

四、组织实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按照“省级统筹、市(州)协调、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省教育厅成立由厅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教育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全省教育精准扶贫工作，建立厅领导班子成员联系市（州）、相关处室联系贫困县的联系点制度。市、县教育局都要成立教育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实行主要领导负总责的教育扶贫工作责任制；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会同相关部门建立教育精准扶贫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完善配套政策，形成推进教育精准扶贫的强大合力。

（二）强化包保责任

按照军事化管理的要求，县(市、区)、乡镇、学校、班级层层签订责任状，实行包保责任制。各县(市、区)实施“一校一对策、一生一责任人”的帮扶机制，县级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对口帮扶乡镇、乡镇中心学校负责人对口帮扶学校、学校负责人对口帮扶班级、班级科任老师对口帮扶学生。通过层层包干，确保每所薄弱学校有扶贫联系人、每个贫困家庭学生有帮 — 12 —

扶责任人，定点跟踪，精准帮扶，一包到底。

（三）强化挂图作战

按照“县为单位、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的原则，运用现代管理手段，摸清底数、瞄准对象，构建覆盖贫困地区每所薄弱学校、每个贫困家庭学龄人口的信息管理平台，明确对每所薄弱学校、每个贫困家庭学龄人口帮扶的目标、任务、内容和责任。以此为基础，绘制教育精准扶贫的任务书和作战图，按时间节点扎实推进，实行动态销号。

（四）强化县抓落实

县级是落实教育精准扶贫的责任主体。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教育精准扶贫的有关要求，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改革举措、保障措施和责任分工，将包保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帮扶对象落实到具体学生、建设项目落实到具体学校、工作任务落实到具体。要将教育精准扶贫纳入“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在政策上重点支持、项目上重点安排、资金上重点帮扶、工作上重点推进。要建立到校到人的精准扶贫数据库和网络管理平台，详细清查办学条件现状，核实办学条件缺口，实施清单式管理，确保数据准确、管理规范。要建立健全教育精准扶贫规章制度和工作规范，确保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有序、有效推进。

（五）强化监督检查

建立“县级自查、市（州）复查、省级抽查”的教育精准扶贫检查制度，重点检查资金使用、项目进展、工程质量、工

作成效等。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学校、乡镇自查的基础上，每年对所有学校、所有项目资金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建立检查报告制度；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在县级自查的基础上，每年对所辖县（市）进行全面复查。省教育厅根据市（州）复查情况，采取派出检查组、聘请第三方机构等方式进行抽查，建立通报、约谈、督办、联动机制，合理使用抽查结果。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当地媒体、部门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开教育扶贫资金安排、工作进展等情况，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对弄虚作假、套取骗取或违规使用扶贫资金的，严肃依法依规处理。

（六）强化舆论宣传

恒大援建贵州创精准扶贫样本 篇3

2015年12月，恒大与大方县签订精准脱贫协议，据此，恒大将在三年内无偿投入扶贫资金30亿元，通过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吸纳就业扶贫、发展教育扶贫和特殊困难群体生活保障扶贫等一揽子综合措施，到2018年底，实现大方县18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帮扶一年以来，恒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截至2016年8月底，已幫助大方县10494户、39817人初步实现脱贫。预计到年底再脱贫40500人，完成总脱贫任务的45%。

“短短不到一年，恒大结对帮扶大方县成果显著，创造了精准扶贫的‘恒大速度’。”一位业内人士指出，“恒大速度”之所以实现，归功于其坚持“造血”与“输血”并举，通过扶持产业、发展教育等举措，引导扶贫项目、资金、力量精确“滴灌”，提高当地可持续发展能力，走出了一条极具特色的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扶贫道路。

林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思考 篇4

一、我国扶贫工作的实践

实现共同富裕、为民谋福,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不懈奋斗的目标。建国以来,通过不断探索,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扶贫之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2. 5 亿人口( 中国标准) 的脱贫。大致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 一) 多种形式的生产自救阶段

建国后,国家贯彻生产自救方针,采取发放救济款资助生产和 “以工代赈”等措施,对改变农村面貌,保障贫困户生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二) 个案型的扶贫阶段

1978 年以后,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有组织、有计划地扶持贫困户从发展生产和商品经济入手,依靠国家、集体力量和群众互助等形式,采取干部分工负责、富裕户扶助贫困户、逐户落实等办法,帮助贫困户发挥自身潜能,达到摆脱贫困的目的。

( 三) 社区型以经济开发为主的扶贫阶段

1983 年起, 在政府的领导下, 各有关部门、机关、群众团体积极配合支持,帮助贫困地区发挥当地优势,挖掘资源潜力,开辟生产门路,实行多种经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从根本上摆脱贫困,逐步走上致富道路。

( 四) 扶贫开发走上正常轨道阶段

我国第一次大规模扶贫开发政策的调整始于1986 年,从上到下正式成立了专门扶贫机构,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确定了划分贫困县的标准,并划定了273 个国家级贫困县。到1988 年将牧区县、 “三西” 项目县加进来,增加到328 个国家级贫困县。第二次调整是在1994 年,国家启动 “八七” 扶贫攻坚计划,经过重新调整,国家级贫困县增至592 个。第三次调整是在2001 年,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 年) 》出台,纲要取消了沿海发达地区的所有国家级贫困县,增加了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县数量,但总数不变,同时将国家级贫困县改为扶贫开发重点县。第四次调整是2011年11 月19 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根据到20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为适应我国扶贫开发转入新阶段的形势,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 元( 2010 年不变价) 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1196 元的标准提高了92% ,对应的扶贫对象规模约为1. 28 亿人。扶贫对象从592 个县扩大到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到2013 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8249 万人。

( 五) 确保到2020 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阶段

2015 年11 月27 日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五个一批” 工程,其中 “发展生产脱贫一批”、 “生态补偿脱贫一批” 与林业扶贫密切相关。2015 年11 月29 日出台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决定》 提出总体目标是: 到2020 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有脱贫任务的22 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了脱贫攻坚责任书。各地区各部门迅速行动,形成了脱贫攻坚的浩大声势。

二、林业扶贫基本情况

我国的扶贫机制包括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帮扶及自我造血相结合,林业扶贫是部门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 林业扶贫的重要意义

1. 实施林业扶贫是改善贫困地区生态状况,改善人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必然选择。山区面积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69% ,全国60% 的贫困人口、11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592 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中的496 个县,都集中分布在山区。这些地区,既是生态最重要或最恶劣的地区,也是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加大森林植被恢复力度,改变贫困地区面貌是山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同时,发展林业可以实现保护生态和发展经济的“双赢”,拓展生存空间,优化生态空间,扩大生产空间,是新时期扶贫开发的必然选择。

2. 实施林业扶贫是改善贫困地区民生,促进农民脱贫致富的必然选择。比较其他行业,林业更适宜在山区发展。林业产业涵盖范围广、产业链条长、产品种类多,能吸收大量的劳动力,是增加就业、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广西河池市罗城县的一个油茶种植基地,由当地能人牵头成立专业合作社,租用农民土地发展油茶,基地规模为8000 多亩,涉及260 多家贫困户,农民将土地按30% 入股,收益期按股分红,并参与油茶经营和林下种植养殖,每年仅人均劳务收入就达2. 6—3 万元。因此,发展特色林业产业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必然选择。

3. 实施林业扶贫是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维护国土生态安全的必然选择。由于贫困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多属于江河上游、湖库水系源头、农牧交错地带等重点生态区位,涉及我国东北森林区、西北风沙区、西部高原区,长江、黄河、珠江源头。脆弱的生态状况直接影响到国土的生态安全。加大其生态建设是改善贫困地区的生存环境的需要,也是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必然选择。

4. 实施林业扶贫是促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扶贫区贫困群体贫困面较大,贫困程度较深,涉及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尽快解决贫困问题,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事关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也是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大局的必然选择。

( 二) 林业在精准扶贫中的优势

林业具有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多重效益,土地、资源、物种等优势和潜力大,林业在扶贫中作用独特。

1. 劳务精准到人到户。退耕还林、森林抚育、造林补贴、防护林等建设任务和护林员等

岗位,可直接精准安排到贫困户,增加其劳务收入或工资收入。贫困户参与林业重点工程项目每亩补助200—500 元。

2. 产业精准到人到户。林业产业涵盖范围广、产业链条长、产品种类多,技术要求和市场门槛都不高,非常适合贫困群众一家一户经营。油茶、核桃等木本油料,盛果期每亩产值可在3000 元以上,种植1 亩可实现1 人脱贫,受益期长达几十年。

3. 资产精准到人到户。我国集体林地和林木资源丰富,集体林改后,农民可以通过自主经营林地、林木获得更多收益。

4. 科技服务精准到人到户。林业在基层设有2. 5 万个乡镇林业工作站,可以将林业实用技术直接推广到林农生产一线。

5. 金融服务精准到人到户。目前,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都出台了直接面向贫困户的林业低息贷款产品,贫困户可以通过林权抵押、质押等形式申请贷款,中央财政还可以进行贴息。

( 三) 林业扶贫工作的开展过程

1. 农村改革间接带动阶段。1978 年,我国开始在西北、华北的北部、东北的西部建设三北防护林体系,通过工程带动了林业产业发展,改善了当地的生产条件和农民的生活水平;1979 年末,原林业部提出调整林业经济结构,正确处理农林牧的相互关系,纠正重采轻造和单一经营做法,把整个林业经济搞活,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 198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 《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切实把责任和报酬、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紧密联系起来; 198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 《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提出了退耕还林还牧、开放木材市场等富民政策。

2.启动实施扶贫阶段。1986年以后,伴随着国家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和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活动,原林业部作为首批10个中央国家机关定点扶贫单位之一,承担了黔贵九万大山地区6个地(市、州)19个县的定点扶贫任务。

3. 国家扶贫战略推进阶段。1994 年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颁布实施,明确了林业部门支持贫困地区发展速生丰产林用材林、名特优新经济林以及各种林副产品,协同有关部门,形成以林果种植为主的区域性支柱产业;加快植被建设、防沙治沙,降低森林消耗,改善生态环境。原林业部编制了 《黔贵九万大山地区林业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辟以预算内资金、贴息贷款为主的扶贫资金渠道。

4. 巩固扶贫开发成果阶段。2001 年国家出台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 》,林业围绕着 “以经济开发为主,为贫困地区办实事”的扶贫开发方针,结合林业重点工程实施,积极开展了与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密切相关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和退耕还林等林业重点工程建设,以改善群众生产生活基本条件为重点的林区道路、给水、希望小学、林业培训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优良种苗培育和名优经济林产业建设。

5. 新一轮扶贫攻坚阶段。2011 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后,国家林业局党组专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林业扶贫工作,并下发了 《国家林业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开展林业扶贫攻坚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在贫困地区继续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防护林建设、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沙化治理等生态建设工程,尽快提高贫困地区森林覆盖率,改善贫困地区生态状况和生产生活环境。同时,积极发展林业产业,扶持林下经济发展,调整森林资源结构,大力培育油茶、核桃、茶叶、优质果品、八角、中药材等特色经济林,以桉、杉、松、竹为主的用材林,培植以纸浆、人造板用材为主的工业原料林及其林下种养业。推进基地特色林业产业发展,通过林业产业结构调整,有效提高广大贫困群众自我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增加贫困人群的收入,为当地农民依靠林业建设增收脱贫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同时与水利部共同牵头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联系工作。

6. 打赢脱贫攻坚战阶段。2015 年12 月底国家林业局在福建召开了全国木本油料产业开发脱贫现场会。张建龙局长传达贯彻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部署 “十三五”林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2016 年4 月与水利部在贵州安顺召开了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现场会。

三、林业扶贫所做的工作

长期以来,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林业局党组的决策部署,各级林业部门以集体林区、山区、沙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主战场,坚持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同抓,贫困群体与贫困地区同抓,政策扶持与智力扶持同抓,探索形成了具有林业特色的扶贫模式和经验。

( 一) 以深化改革和创新制度为核心,破除制约农民脱贫致富的体制障碍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18 亿亩耕地的潜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和温饱问题。而我国农村土地的另一巨头——28 亿亩集体林地,长期存在产权不明晰、经营主体不落实、经营机制不灵活、利益分配不合理等突出问题,制约了集体林区的发展。200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 《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开启了 “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目前,全国已确权集体林地面积27. 05 亿亩,发放林权证1. 01 亿本,发证面积26. 41 亿亩。全国共建立县级以上林权服务机构1600 多个,林业合作组织15万个。农民通过林地转包、出租、互换、合作等方式,增加了财产性收入,通过发展林果、林菌、林药、林畜等林下经济,增加了经营性收入。辽宁省本溪县,从事干坚果经济林、林下中药材、山野菜等生产经营的农户有3 万户,超过全县农村户数的二分之一,全县农民人均涉林年收入超过7000 元,其中超过10 万元的2000 多户,百万元以上的70 多户,山上林业资产储藏价值超亿元的2 户。

( 二) 以发展木本油料为主攻方向,为山区量身发展脱贫产业

2007 年9 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 《关于促进油料生产发展的意见》。2009 年11 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林业局联合出台了 《全国油茶产业发展规划( 2009- 2020 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张高丽副总理、汪洋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发展木本油料产业作出重要批示指示。近5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木本油料产业。2014 年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 《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意见》。2015 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作出了油茶扶贫的重要指示。2015 年12 月,国家林业局、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出台了《关于整合和统筹资金支持贫困地区油茶核桃等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据不完全统计, “十二五”期间用于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中央投资达到200 多亿元。地方各级财政纷纷出台奖补政策,有的省份的木本油料大县最多每亩可享受补助1000 元以上。国家开发银行与江西省赣州市签署协议,拿出60 亿元贴息贷款支持油茶产业发展,针对贫困户的贷款期最长可达30 年,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最长8 年宽限期,执行不高于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目前,全国主要木本油料种植面积达1. 5 亿亩,比2008 年的7000 多万亩增加了8000 多万亩,木本油料总产量达到477 万吨,比2008 年的181 万吨增加296 万吨。全国参与油茶产业发展的企业1362家,专业合作社2057 个,带动林农200 多万人。云南省大理州核桃种植面积超过了1000 万亩,农民人均核桃收入2390 元,该州永平县的岩北村,50% 以上的国土面积种植核桃,2015年产核桃600 多吨,人均核桃种植收入8600多元。

( 三) 以加大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为主要措施,把农民身边的生态资源变现为脱贫致富的生态资本

2011 年中央启动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后,国家林业局部署各省利用林业资源优势,大力开展林业扶贫攻坚工作。编制了 《全国林业扶贫攻坚规划》及11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林业扶贫攻坚规划。在贫困地区实施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长江流域等防护林体系建设,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保护恢复等林业重点工程建设。贫困地区森林面积不断增加,湿地得到保护修复,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山更清、水更绿、空气更清新,成为人们旅游和休闲的重要目的地。各级林业部门充分利用森林、湿地、沙漠、物种的景观、资源和功能等优势,积极引导广大农民发展森林旅游休闲康养产业和从事景区服务,在解决就业的同时增加了收入。2015 年全国森林旅游人数达到10. 5 亿人次,创造社会综合产值超过8000 亿元。农民不离土不离乡就可以在家门口创业、就业,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生态资源成为了绿色财富。

( 四) 以对滇桂黔石漠化等贫困地区指导和帮扶为突破,探索林业片区扶贫新路径

配合水利部,牵头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扶贫工作,分别在北京、贵州、广西、云南组织召开了4 次片区联系( 推进) 会议。 “十二五”期间,共安排片区中央林业投资190 亿元,派出两批32 名挂职干部赴滇桂黔扶贫挂职。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举办林业扶贫专项技术培训班18 期,培训基层林业职工和农民1500 多人。同时,为贯彻习总书记考察河北省阜平县、甘肃临夏州东乡县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在调研的基础上,加大了对阜平核桃产业、东乡县生态治理项目的扶持力度。

( 五) 以帮助定点扶贫地区脱贫为己任,扎实做好部门对口扶贫工作

1986 年以来,国家林业局一直承担着黔桂九万大山地区6 个地( 市、州) 19 个县的定点扶贫任务。30 年来,始终把定点扶贫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定点扶贫攻坚规划,多次召开国家林业局定点扶贫工作会议,局领导坚持每年赴定点县考察调研,研究解决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部署定点扶贫工作。制定了 《国家林业局定点扶贫规划( 2011—2020 年) 》,“十二五”期间,共安排定点县中央林业投资近40 亿元,比2001—2010年10 年投资21. 35 亿元增加了18. 55 亿元。结合定点扶贫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了木本油料、速生丰产林、经济林、竹藤、花卉等一大批特色林业产业项目建设,帮助贫困群众增加收入。积极帮扶定点县所在省区争取金融支持,促成广西自治区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280 亿元的开发性贷款,打造林业扶贫开发攻坚的示范样板。积极派遣扶贫工作队赴基层指导,累计派遣司局级、处级干部200 多名到九万大山地区挂职工作。坚持每年举办多层次的林业扶贫技术培训班,培训对象为县级林业技术工作人员和农户。2011 年、2014 年,国家林业局分别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为定点扶贫先进单位。经过30 年的不懈帮扶,到2014 年底,19 个对口县林业产值由2000 年的10 亿元增加到242亿元,GDP由115 亿元增加到729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277 元增加到6113 元,森林覆盖率由59% 增加到69% 。

四、林业扶贫面临的问题

尽管林业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我国扶贫攻坚工作不断深入,已经进入了啃硬骨头的阶段,剩余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深山远林,面临着贫困程度深、生态承载力差、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诸多困境和挑战,脱贫难度越来越大。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林业扶贫工作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 一) 低水平的 “普惠”补助与向贫困户倾斜要求不相适应

长期以来,国家对林业财政投入总数少、广而散、标准低,特别是针对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和林业产业发展的农民群体、贫困户,实行的是 “小水漫灌式”补助,倾斜力度不够。

( 二) 一家一户 “小作坊”经营与规模经营要求不相适应

对于林业来讲,规模经营、集约经营才能有更大的效益,才能更适应市场要求。集体林改后,目前更多的是一家一户 “小作坊” 经营,规模经营主体发育缓慢,林地的潜力、资源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 三) 林业见效时间长与脱贫紧迫性要求不相适应

与农业相比,林业经营周期长,很多林业特色产业要5—8 年才能进入收获期。而中央要求到2020 年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林业必须采取超常规手段,多策并举,以 “短”养 “长”,将长期收益短期化。

( 四) 林业资产抵押难、贷款难与贫困人口发展急需贷款不相适应

农民经营山林发展林业面临筹措资金难、防火防虫难、产品销售难等问题。目前,农民经营权落实没有完全到位,林木的处置权、收益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公益林流转政策不明确,商品林处置权受限,导致经营者不能自主经营。尽管林权抵押贷款已经有了明确的政策,但是实践中仍遇到了一些门槛。以木本油料为例,油茶、核桃从种植到进入结果期有5—7 年的时间,由于这期间没有收益,又缺乏有效的补助政策,很多农民只能望而却步。

( 五) 经济发展需求与生态保护的现状不相适应

现实条件下,贫困地区发展经济难免要上一些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和项目,同时征占用林地、湿地等资源需求大。而贫困地区多属于生态脆弱地区,既是生态保护的 “禁区”,也是生态容易失守的 “突破区”。如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生态一旦遭到破坏,恢复至少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五、打赢林业脱贫攻坚战的思考

打赢林业脱贫攻坚战,既是一项经济工作,更是一项政治任务。当前,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政策措施已经明确,关键要真抓实干,确保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国家林业局和各级林业部门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期扶贫的重要战略思想指示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把做好新时期林业扶贫工作摆在更加重要位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林业发展给贫困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收获。

( 一) 抓好林业精准扶贫

1. 通过安排生态护林员精准脱贫。从2016年起,在全国832 个重点贫困县中选择身体健康、遵纪守法、责任心强、家庭人口在3 人( 含) 以上、能胜任野外巡护工作的20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转化为护林员,通过购买劳务,争取带动80 万人脱贫。国家林业局已经制定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办法》,近期将会同财政部、扶贫办下发通知,布置各省根据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情况编制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实施方案》并监督、指导选聘工作。县级人民政府成立由林业部门牵头的协调小组,组织乡镇政府开展选聘工作,选聘结果在乡镇公示。乡镇林业工作站负责实施后的建档管理、培训、组织护林。

2. 通过退耕还林精准脱贫。2016 年,国家林业局将协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拟把新增退耕还林任务的80% 安排到贫困县,增量任务优先用于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退耕还林,由林业部门按程序会同土地部门落实退耕地块,和贫困户签订任务合同。验收确定已还林后,由县财政将第一年800 元/亩补助直接打入贫困户一卡通,第二年、第四年验收合格后再分别打入300 元、400 元。乡镇林业技术人员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市场需求,指导贫困户发展适宜种植的特色经济林,使贫困人口获得长期、稳定收益。

3. 通过发展木本油料等特色经济林精准脱贫。据统计, “十二五”期间,全国新增油茶1500 万亩、核桃4000 万亩, “十三五” 期间将逐步进入挂果期和盛果期,油茶和核桃种植户的收益将逐年增加,收益期可达80 年以上。未来5 年要通过建立精准特色产业发展利益联结机制,发展木本油料、特色林果、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户得到收益: 第一种方式是将林业补助资金作为贫困户的股份,投向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参与劳务,按股分红、按劳取酬; 第二种方式是以专业合作社为平台,对贫困户土地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整地、统一购苗、统一栽植,栽植后分户管理,自行收益; 第三种方式是国有林场将适合种植油茶核桃的林地,按照一定标准,委托贫困人口种植,采取自主经营或委托林场统一经营,分不同经营模式,按比例分红,暂定贫困户受益期为30 年。

( 二) 发挥林业优势巩固脱贫成果

结合生态保护与修复,维护贫困地区发展的根基,助推贫困人口长期、稳定脱贫。

1. 实施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在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石漠化综合治理、防护林体系建设、湿地保护与恢复等林业重点工程以及安排造林绿化、森林抚育等林业各项资金时,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倾斜支持力度。未来5 年,贫困地区的林业投资规模和增幅要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15% 以上,吸纳更多的贫困人口参与林业工程建设,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劳务收入。同时,在确定造林绿化的林种树种时,要统筹考虑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充分尊重林农的意见,为今后增加林业收入打好基础。

2. 搞好异地扶贫搬迁迁出地的生态修复,安排搬迁人口就地参加劳动。

3. 进一步加强林业基础设施建设,搞好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科技推广、乡镇林业工作站建设。通过进一步加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为贫困人口兴办 “森林人家”、从事土特产销售和运输提供便利服务。扩大与旅游相关的种植业、养殖业和手工业发展,促进农民脱贫增收。

( 三) 加强贫困地区生态保护

精准扶贫的湖北样本 篇5

彩信媒体, 俗称“彩信报”, 是基于移动通信技术MMS (Multimedia Messaging Service) 协议, 以手机彩信为介质, 由媒体单位制作内容, 经由移动运营商网络推送至用户手机终端的一种移动端媒体产品。目前, 国内彩信媒体受众体量庞大, 发送快速即时, 内容精炼概括。我国第一份彩信媒体是《中国妇女报》于2004年率先推出的《中国妇女报——彩信版》。在随后的几年中, 彩信媒体的发展呈现出“井喷”之势, 涵盖了新闻、娱乐、体育、财经、旅游、健康、饮食、双语、教育等领域。但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 彩信媒体的发展已经遇到了一些较大瓶颈。

1.1内容瓶颈

彩信使用2G时代的技术标准, 单条彩信容量上限为100KB, 只能容纳4-5张相对清晰图片, 因此限制了内容的展现度和丰富性, 无法呈现海量的文字、图片、视频以及动态特效。

1.2交互瓶颈

彩信媒体限于技术标准, 无法实现网络层和传输层的数据交互。用户仅能单向收取信息, 只能通过短信回复进行互动, 无法实现阅读量统计、点赞、评论等互动功能, 也无法增加社交属性。

1.3数据瓶颈

彩信媒体因为没有数据交互, 所以就无法积累用户数据, 空有庞大的用户量, 仅能通过包月扣费获得定额收入, 不能获得更深层次的用户数据溢价。

上海报业集团从2006年就开办了《上海手机报》,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 逐步成长为上海地区规模最大的手机报, 用户规模达到300万。多年来《上海手机报》曾获得新闻出版总署“报业新媒体10强”、“年度最佳作品”等荣誉, 并成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市网信办、市通管局指定的上海市“手机一城一报”项目。集团在手机报的十年耕耘期间, 经历了彩信媒体的起起落落, 也一直在探索彩信媒体的突围之路。2013年, 集团获得了上海市科委专项扶持资金项目课题:面向数字出版的大样本数据监测分析平台关键技术研究和精准推送应用实现 (项目编号:13511507100) , 由此研发了一套基于大样本数据监测分析的彩信媒体精准推送系统。

2.实施目标

基于大样本数据的深度分析和价值挖掘, 早已成为信息技术和媒体领域共同的研究热点。上海电信作为国内领先的通信运营商、《上海手机报》的承运单位之一, 其千万级的用户每天都在产生大量的位置数据和使用行为数据。本系统的目标, 即是通过数据仓库、数据挖掘技术, 将上海电信的海量用户数据转化为《上海手机报》彩信媒体精准推送目标。

因此, 系统基于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的用户特征数据仓库, 通过监测、分析和筛选用户的基本数据、交互数据和地理位置等信息, 对彩信媒体用户进行聚类分析 (clustering) 和分组标签。然后通过精准化的彩信+链接的推送形式, 将用户引导至手机网站和APP应用, 同时提供新闻阅读和商品销售等各种服务, 进而获取用户交互数据, 持续优化数据模型。最终实现用户流量、互动参与、广告展示和商品销售的大幅提升, 从而突破彩信媒体的内容、交互和数据三大瓶颈。

3.系统实现

整个系统由4个模块构成, 包括: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模块、消息推送模块、面向终端用户服务的WEB网站和手机APP应用模块, 以及用户分析模块。

各模块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下图所示:

3.1基于深度数据包截取 (DPI) 的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模块

该模块基于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的移动网络深度数据包截取能力, 对彩信媒体用户的各种网络访问行为 (HTTP GET请求) 进行收集, 并通过抽取/转换/加载规则进行海量存储, 依托开源数据库建立起原始用户访问数据仓库。其次, 模块针对用户访问特征内容在数据仓库中进行分类, 使用数据挖掘能力聚类出特定偏好的用户群体, 形成用户特征描述。这样, 我们就以用户手机号码为基础, 为每位用户建立了标签 (单一用户可建立多个特征描述标签) 。在此基础上, 模块结合云处理能力, 按一定业务模型定时进行数据运算, 不断更新用户特征数据库, 从而提供针对用户特征信息的实时查询能力。

3.2基于用户状态的消息推送模块

彩信报编辑人员根据业务需要, 首先在用户特征数据库内查询到最合适的受众用户群体, 然后利用消息推送模块, 将制作好的内容下发, 以期获得更高的阅读率和较好的效果。消息推送模块不但能发送传统的彩信内容, 而且还集中了多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点对点消息推送能力, 包括运营商通道的短信、Wap Push, 以及Android C2DM、i OS Push Notification、Windows Phone Push Notification等。这样, 利用消息推送模块, 我们就可以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以及用户的当前状态 (手机在线状态、客户端在线状态等) , 选择高效率、低成本的推送方式, 最终将消息发送给用户。

3.3基于用户属性和位置识别的个性化WEB网站及手机APP应用模块

WEB网站及手机APP应用模块是最终面向用户的前端产品。我们通过彩信推送, 让用户可以通过彩信链接跳转至web网站或是APP应用中的特定内容页, 从而实现彩信内容与移动互联网产品的无缝对接, 拓展彩信媒体的内容展现形式。此外, 该模块还能够根据数据仓库定义的用户标签, 以及实时获取到的用户位置等属性, 对用户实现个性化的内容展示和推送。同时, 用户在WEB网站或是APP应用上的阅读和社交行为等交互信息, 也将不断输入用户分析模块, 持续优化补充用户特征数据库。

3.4基于上网行为和互动反馈数据的用户分析模块

用户分析模块通过感知彩信媒体用户在WEB网站和手机APP应用上的特定行为, 对用户行为进行匹配描述, 再利用数学模型形成特征标记, 实现基于用户个人信息、搜索历史、个性标签、自我设定等相关信息的分类和整理, 并将分类整理结果输入数据仓库, 从而进一步丰富用户特征信息。该模块重点分析了以下数据:用户在我们WEB网站或是手机APP应用的停留时间、跳出率、回访者、新访问者、回访次数、回访相隔天数;注册用户和非注册用户之间的浏览习惯差异;用户所使用的搜索引擎、关键词、关联关键词和站内关键字;用户不同入口形式 (广告或者网站入口链接) 的不同效果等。

4.效果和展望

经过多两年的研发, 目前系统已经初步建成, 并正式投入使用。

从实际使用过程中可以看到, 系统的使用效果基本达到了设计目标, 业务收益显著。以2015年阳澄湖大闸蟹券的销售为例。我们首先制作了一份精美的阳澄湖大闸蟹券广告彩信专刊, 并内附有网站销售链接, 用户可以直接进行在线购买。接下来, 一方面, 我们随机推送了240万普通用户。另一方面, 我们通过系统在《上海手机报》80万上海电信彩信媒体用户中, 选取了77055名带有“美食”标签的用户进行推送。反馈情况表明, 这次推送增刊起到了良好的广告效果。在240万的普通用户投放中, 广告费用7.2万元, 总计获得订单135份, 收入10.5万元, 投入产出比为1.46。而在精准推送的77055个目标用户中, 产生的订单就有165单, 推送费用0.23万元, 收入12.8万元, 投入产出比为55.65。

今后, 我们还将继续深入使用和推广该系统, 进一步提升上海手机报的用户体验和商业经营, 并通过用户数据的不断积累, 持续提升推送的精准性。与此同时, 我们还将利用该系统, 改善传统媒体无法针对用户需求进行内容定制的缺陷, 通过精准化的内容推送, 充分发挥移动阅读优势,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唱响主旋律, 打好主动仗, 宣传科学理论, 传播先进文化, 塑造美好心灵, 弘扬社会正气。

摘要：彩信媒体, 俗称“彩信报”, 是基于移动通信技术MMS (Multimedia Messaging Service) 协议, 以手机彩信为介质, 由媒体单位制作内容, 经由移动运营商网络推送至用户手机终端的一种移动端媒体产品。

精准扶贫措施要更加精准 篇6

打好扶贫攻坚战,核心是精准, 关键是落实。

(一)在扶贫对象上要做到一个不落。强卫书记指出,精准识别是前提。 精准扶贫的第一步就是精准识别,选准真正的贫困对象。长期以来,贫困人口是统计调查部门根据住户调查数据推算出来的结果,这个数据对于掌握研究贫困人口规模、分析判断贫困的发展趋势具有指导作用。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谁是贫困人口、贫困原因是什么、如何针对不同贫困状况进行帮扶、帮扶的效果如何”等不确定因素,导致扶贫政策实施存在“大水漫灌”现象。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是要通过科学有效的程序把贫困村、 贫困户精准识别出来,并逐村逐户建档立卡。去冬今春,鹰潭市在这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初步完成了全市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为打通扶贫攻坚“最后一公里”奠定了基础。 下一步,还要对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逐一核实,准确掌握贫困村和贫困户的脱贫需求,切实把贫困对象摸清、 把贫困底数摸清、把贫困状况摸清、 把贫困成因摸清。

(二)在扶贫措施上要做到量身定制。围绕省里打好产业扶贫、保障扶贫、安居扶贫三大攻坚战,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既要帮助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解决最迫切、最现实的困难,更要帮助其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一要强化“造血”功能,注重产业扶贫。强卫书记指出,要真正实现脱贫,关键还是要加强产业扶贫,而扶贫产业一定要“对路子”,而不是 “花架子”。二要发挥“兜底”功能, 注重保障扶贫。要重视社会保障政策 “兜底”作用,统筹实施最低生活保障、 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特困救助等各项救助制度,实施精准保障扶贫。三要改善居住条件,注重安居扶贫。 要结合秀美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序实施扶贫移民搬迁、村庄整治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三大工程, 改善贫困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贫困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精准扶贫的问题与对策 篇7

1 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是缺乏资金。缺资金排在第一位,占所有致贫原因的18%。由于缺乏原始资金,农民根本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购买各类生产工具。多数农户都反映缺少资金是阻碍农村发展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二是教育落后。根据数据显示,在调查到的贫困家庭中,其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其中“小学”所占比例最高,为49%,而后是“初中”“小学以下”“高职以上”和“高中”,分别占31%、13%、5%和2%。由此可见,走访到的农户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三是医疗匮乏。走访过的贫困户当中,家庭成员因罹患重病致贫更是占到5%的比例。由于村民自己或家人因疾病的困扰造成多年卧床不起并不是个例。这种因病生困,因困生病,循回往复的情况在贫困县的走访调查中屡见不鲜;四是贪腐严重。问题的存在,不仅导致国家资产大量流失,而且这是发生在如此贫困的地区,这使得扶贫工作难上加难。因而整治贪腐问题是扶贫的重要环节,这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

2 进一步提高精准扶贫效率的对策与建议

一是建立健全招商引资的金融制度。通过实施对外进行招商引资,把大量的外来资金融入到村,落实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外来企业外来资金的扶持,配合当地资源,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农副产业,把经济提升上来。这一制度中最关键最要紧的就是找准合作伙伴,找到资金雄厚且具有长远眼光的企业合作是实施本项金融制度的首要环节。“针对当地实际制定出合理发展规划,才能有效推动扶贫工作开展,最终实现脱贫致富。”[3]这样,不仅可以带动当地产业发展,把闲散在家的劳动力充分调用起来,而且还对外来投资企业产生巨大的效益。这样一来便为当地带来了许多就业机会,这不仅弥补了各种劳动力闲散在家待业的尴尬局面,而且还可以发展出具有当地特色的产业。

二是制定并落实普及基础教育的制度。为当地农户普及基础教育更是成为农村扶贫工作的必由之路。在开展教育扶贫工作方面,通过制定优良的教育制度,引进师资力量,把最新最前沿的科学知识带到特困村镇,尽最大力度普及给当地村民,使得特困家庭的儿童都有学上,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员都能接触到高水平的教育资源,从而带动提高农户的整体生产效率。在师资力量分配及教育模式方面,应当充分发挥当地政府和高校的力量,体现科技的主导地位,依托高校先进的理论实践研究,开办诸如“教育扶贫班”等形式的教育普及方式,实行“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和“多对多”辅导模式,把众多农业工业高校作为技术指导支撑平台,为每一户农民家安插辅导人员,落实好儿童教育和成人科技教育的每一步。实行责任到人的精细化管理,督促农户自身及家中的儿童不仅有学上,还要科学有效地认真学习文化知识。这一举措是“精准扶贫”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

三是完善医疗保健体系。通过走访发现,因为疾病给家庭成员不但带来的巨大痛苦,而且需要花费高昂的医疗费来医治。农户根本无法支付高昂的医疗费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更有甚者,目前乡村的医疗水平有限,无法为患者提供及时的医治,这不仅忍受疾病带来的痛苦,更加重了家庭的负担。因而提高当地医疗水平更是扶贫工作中的当务之急。只有劳动者都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投身于新农村建设之中。通过政府牵头,将县城乃至其他大型医院的高水平医疗条件引入当地农村,为广大村民提供更为有效的医疗,避免因为各种疾病导致的贫困发生。深入到每个农户家中,建立健全高效医疗体系,为每个家庭简历医疗备忘录,记录好其健康状况。实行“一对一”的精准扶助模式,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及时关注帮扶对象健康状况,从而为农户的健康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四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在走访过程中,通过与当地村民谈心互动了解到,贫困县却依然有官员贪腐的现象存在,这种歪风邪气为扶贫工作正常开展带来了强大的阻力,必须克服这一阻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得以稳步发展,这就要求必须加强基层党组织党内廉洁自律和加强上级党组织监管等多重监管方针共建的措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我党保持自身先进性,提高我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基础。就目前贫困农户的发展状况而言,首先需要解决贫困党员同志的脱贫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其他生活困难的同志,做好自己的工作,无论田间地头的劳作还是乡里乡亲的生活,都需要有共同信仰共同志向的党组成员互帮互助,相互扶助,摆脱贫困,共赴小康。当前,重点是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党内选举制度、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党内情况通报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逐步扩大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透明度。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需要各个基层党员同志齐心协力,积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共建先进基层党组织。

五是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以我国云南省为例,云南省是一个具有地理环境复杂气候类型多样的省份,在当地存在着“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地理差异相当大。正是这种多样性的地理差异,造就了在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着各种各样不同的作物,无论是“南西北方”还是“四维上下”,在云南这片沃土上都有着不同的相关作物分布。就是在这样一个具有相当特殊地理环境的地方,发展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业,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在日益成长的“精准农业”框架下,发展“精准扶贫”也便有理有据,不仅是有理论支撑,而且还可以将这种地域性优势作物发展模式移植到姚安县和南华县这样的国家级贫困县,作为重点培养对象,精细化管理,推行“精准到位”和“实时监控”的生产管理模式。从而造就出一大批新型具有云南高原特色的农业产品,紧抓落实“精准”二字,每个环节严格把控环环相扣,做出特色打出品牌,足以在农业市场站住脚。把特色农业发展上去,农副产品在高销量的基础上卖出高价,农户的收入自然而然的就提高上来了,一步步摆脱贫困,共奔小康。

3 小结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治贫形势的不断变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我国扶贫工作所面临的任务是具有多元化和综合性的。我国农村扶贫开发迎来了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历史新时期。[4]结合我国实地实际情况,从金融制度、教育资源、医疗保健、党组建设和特色农业发展这五个方面制定出相应的对策,针对我省各贫困县存在的普遍问题,在帮扶制度和策略方面加以创新和优化,在各级政府部门的牵头带领下,积极组织社会各界扶贫力量加入到农村扶贫中来,充分解决扶贫资源不到位等问题。充分发挥我国“精准扶贫”的长久高效治理机制,进一步提高对贫困县的扶贫治理效率,这是我国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李鵾.论精准扶贫的理论意涵、实践经验与路径优化--基于对广东省和湖北恩施的调查比较[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5,(8):810-816+829.

[2]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50.

[3]杨胜平,唐承安.关于如何利用精准扶贫破解农村经济发展难题--以湖南省凤凰县林峰乡毛都村为例[J].法制与社会,2015,(28):222-223.

广西地区的精准扶贫研究 篇8

对于精准扶贫的研究,国内学者从精准扶贫的含义作用入手,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扶贫工作做了梳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国家扶贫的重点是国家或者省级单位确定的贫困县;2001年开始将工作重点细化为国家确定的15万个贫困村。对于精准扶贫的难点,学者指出,当前精准扶贫的难点主要集中在精准识别、精准扶持和精准考核这三块,要做好精准扶贫,需要创新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1]

对于精准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文章指出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识别机制不健全,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确;[2]干部驻村的帮扶机制落实效率有待提高,体现在部分村干部脱离农村太久,不了解农村情况也没有深入了解情况,工作内容部分的表现为“政绩工程”或者“升迁跳板”,党员领导的带头作用没有充分体现,老百姓的认可度和积极性都不是很高;产业扶贫在扶贫工作中占据的比重比较小,[3]当前的瓶颈是老百姓的辛勤付出很难转换成经济回报,农村缺乏农业企业,更缺乏有竞争力的企业对农产品进行就地加工出售,在农村,市场调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

一、广西地区的贫困现状

广西作为集“老、少、边、山、穷”为一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据统计,广西到目前为止依然有贫困人口538万。(1)且绝大多数分布于大石山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与越南毗邻的边境地区等“贫困洼地”,住房难、行路难、吃水难、上学难、就医难、通信难、增收难等问题突出,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也是全国5个贫困人口超过500万的省区之一。[4]

广西地区的贫苦现状总体上呈现以下特征:一是贫困人口分布广;二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三是自然贫困等致贫原因复杂;四是受生态和资源限制。

由于受广西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广西地区丘陵错综,占广西总面积的10.3%,在桂东南、桂南及桂西南连片集中。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的国家级贫困县中,广西有28个,主要集中在桂西地区和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地区,贫困人口覆盖了河池百色崇左等地区。

国家扶贫办确定的国家级贫困县中,广西入选28个,具体名单见下表:

在28个贫困县中,占据比重最大的是百色和河池两个城市。百色是一个集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大石山区、贫困地区、水库移民区“六位一体”的特殊区域。山区占总面积的95.4%,平地台地只占4.6%,且土地石漠化严重,全市有近1300万亩的石漠化土地,其中强度以上石漠化土地近700万亩。在新一轮扶贫开发中,百色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全市12个县(区)中有9个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个是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按照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以下),2013年末全市农村贫困人口102万人。河池境内地形多样,结构复杂、山岭绵亘、岩溶广布,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脉多分布于边缘地带,北有九万大山,西北有凤凰山、东风岭,西和西南有都阳山、青龙山等山脉,是广西喀斯特地貌出露面积最多的城市,也是广西喀斯特地貌最多的城市。

二、广西政府采取的扶贫举措

对于广西自治区的扶贫工作,第一步,是解决好怎么精准的问题。第二步,是解决好钱哪里来的问题。第三步,是要解决好怎样脱贫的问题。

早在2013年10月,广西自治区政府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发[2011]10号)、《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我区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的决定》(桂发[2012]7号)等文件精神,制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扶贫对象扶持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中对扶贫对象做了明确规定,是指根据广西农村扶贫标准识别认定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广西农村扶贫标准并登记在册的有劳动能力的农村人口。[5]扶贫对象要同时满足多重标准,首先是家庭年收入低于广西农村扶贫标准并登记在册;其次是有劳动能力的农村人口;第三是要通过广西农村扶贫标准识别认定。同时满足了这三项标准才具备扶贫资格。

对于扶贫对象识别和管理,《办法》要求在甄别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农户申请、入户调查、民主评议、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县(市、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批的程序进行。《办法》还对扶贫对象的公示做了明确规定,提出了两个公示,第一个公示是村级民主评议小组对民主评议确定的扶贫对象户,要在村委会及相应自然村(屯)公示5天;第二个公示,审批结果在村委会及相应自然村(屯)公示5天。对于出现异议的,也制定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2014年6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下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教育精准扶贫扶持贫困家庭子女上学就业的实施意见》。《意见》主要涵盖了以下内容:教育资助优先享受;扶贫培训应补尽补;定人定向结队帮扶;精准帮扶实现就业。[6]

三、扶贫效果分析与存在的问题

精准扶贫总体效果非常明显,但是由于工作量较大,涉及人口众多,因此在具体统计和操作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另外有地方党员领导玩忽职守导致政府扶贫在老百姓心中产生了消极影响。比如广西马山县扶贫事件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精准扶贫在广西地区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首先,精准识别的农户参与度不足。按照精准扶贫的主旨是针对每个地区的真正的贫困人口和家庭,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问题。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地方政府按照规定对贫困户建档立卡,但老百姓对于这种官方行为并不关心,在具体的收入和财产统计过程中并不是充分配合。大多数老百姓关心的是最终结果,也就是自己能否享受到直接的经济实惠。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农户对精准扶贫的操作流程并不了解。另外,真正贫困的农户对政府的公共事务相对冷漠[7],或因为在外务工、身体残障等原因不能充分参与到扶贫工作当中。

其次,精准帮扶缺乏差异性。由于致贫原因不同,贫困户对政府的帮扶需求存在差异。尽管在此之前,国家已经逐步开展了诸如生产救助、学业救助、大病救助、房屋改造、低保救助、农业实用技术、担保贷款等各类补助,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部分农户存在极端心理和偏见倾向。比如一些农户认为补偿的都是关系户,自己没有关系即使申请了也没用,表现出消极冷漠的态度;另一种是“政府的钱不拿白不拿”“先申请,万一得了呢”等心态,表现为一种狂热的占便宜心理,甚至不惜动用亲友关系。

第三,精准扶贫资金有限。精准扶贫的资金一部分来源于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另一部分主要依赖于广泛吸纳社会力量。但是由于地域差异较大,比如广西,贫困县比较密集的百色和河池,贫困人口远远多于其他地区,不论是国家专项扶贫资金还是吸纳社会力量,都远远不够,在这两个地区,长期贫困导致可利用的社会资源也比较匮乏。甚至有村民坦言“对于扶贫资金,一二千元也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有没有也无所谓”,这也增加了村民的消极心理。

有学者指出,精准扶贫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广东省扶贫“双到”工作的经验。广东和广西,同属岭南地区。自然条件、气候等诸多因素都有相似和可借鉴之处。参照广东省在其东西北欠发达地区14个地级市和恩平市等83个县(市、区)的3407个贫困村扶贫的成功经验,采取如下措施:首先,明确帮扶单位,定点定人定责,着力解决“谁去扶贫”的问题,具体比如,各帮扶单位“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贫困村中的贫困户,分别由帮扶单位安排党员干部,责任到人,实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一定3年不变;其次,全面建档立卡,实行“靶向疗法”,着力解决“扶贫扶谁”的问题;第三,科学制定规划,落实帮扶项目,着力解决“扶贫扶什么”的问题。在扶贫规划过程中,要突出特色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服务事业、基本民生保障等四个方面的重点帮扶项目,形成项目进度计划和落地实施清单。在当前全国性的精准扶贫活动中,务必要冷静思考,充分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把工作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社会服务事业这三个方面。脱贫应该用极为有限的资金发挥尽可能多的作用,尽量避免直接给贫困户送钱达到急功近利的跃进式脱贫,否则治标不治本。

摘要：我们国家一直重视农村的扶贫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扶贫特点总体上呈现区域扶贫,使得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为了充分解决老百姓的脱贫工作,国家提出了精准扶贫策略,来针对性地解决以往扶贫工作中存在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目前,我国在精准扶贫方面的困难体现在精准识别、精准扶持和精准考核三个方面。广西作为集“老、少、边、山、穷”为一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在扶贫工作中,既存在共性又存在特性,本文将对广西的扶贫工作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以确保扶贫工作顺利推进。

关键词：精准扶贫,广西,少数民族

参考文献

[1]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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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的湖北样本 篇9

一、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基本情况

庆阳辖内7县1区, 是六盘山连片特贫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截至2015年8月末, 全市贫困人口共计54.86万, 贫困面达20.94%, 扶贫任务十分艰巨。因此, 集中金融资源实施精准扶贫, 具有必要性、现实性和针对性。

(一) 组织领导得力

全市人民银行牵头成立了所在地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并对辖内金融机构精准扶贫工作进行督查, 开展了金融扶贫示范县、金融支持革命老区建设示范县的创建工作专题调研和专项推动。通过召开金融联席会、信贷工作座谈会, 制定下发了《2015年庆阳市信贷增长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庆阳加快扶贫开发的意见》等文件, 引导金融机构重点围绕精准扶贫加大信贷投入力度。

(二) 积极推动落实

庆阳市辖内华池、合水两县积极创建全省精准扶贫示范县, 率先在全市落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办行制度, 涉农金融机构与1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签订了主办行合作协议, 为其提供金融服务, 并累计发放贷款6 240万元。

(三) 加大信贷支持

一是为精准扶贫注入了大量再贷款资金。截至2015年8月末, 人民银行占用支农再贷款限额9.9亿元, 累放支农再贷款9.4亿元。二是积极引导全市金融机构扶贫, 重点加大信贷投入。截至2015年8月末, 全市发放妇女小额担保贷款0.9亿元、双联惠农贷款8.93亿元、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贷款2.39亿元、农耕文明贷款1.12亿元, 助学贷款9万元, 为贫困群体提供了信贷支持。

(四) 缓解贷款难题

在人民银行庆阳市中心支行的推动下, 人民银行、财政部门、法人金融机构积极落实“降、贴、让”措施, 即“及时落实人总行关于降低支农再贷款利率降低一个百分点的优惠政策, 财政部门给予支农贷款适当贴息, 法人金融机构适当降低支农贷款利率”, 通过三方努力, 切实降低了支农贷款利率, 有效缓解了农户贷款贵问题。

二、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存在问题

(一) 部分金融机构对精准扶贫工作的认识不足, 积极性不高

目前, 庆阳市的国有商业银行仍然以强大的实力和悠久的历史, 在金融业以几乎垄断的市场份额占据不可撼动的地位。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权限相对集中, 市县分支机构授信额度普遍较低, 因此, 部分国有商业对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充分, 信贷投放的积极性不高, 在工作开展过程中, 表现出不主动、不积极、不配合, 存在被动应付、敷衍了事的现象, 导致支持精准扶贫工作进度缓慢, 工作任务难以完成。

(二) 个别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之间缺乏有效沟通

个别县政府扶贫部门与辖内金融机构之间沟通协调较少, 信息共享不全面, 双方存在“雾里看花”现象。即地方政府的一些扶贫措施未及时告知金融机构, 同时, 金融机构信贷支农的工作措施未及时向地方政府汇报。由于缺乏有效沟通和协调, 导致个别县的精准扶贫工作存在时滞, 工作开展情况不甚理想。

(三) 部分金融机构扶贫方式较为单一

目前全市金融机构对精准扶贫的方式多为信贷支持, 主要表现为向贫困群体发放贷款, 利率水平普遍上浮偏高, 并未降至合理区间, 加之担保基金不足, 个别地方政府贴息不到位, 形成银行欠息挂账, 金融机构发放扶贫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导致贫困群体获得实质性的帮助较少, 未达到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要求。

(四) 金融服务有待创新

目前, 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受垂直管理体系限制, 市、县分支机构缺少自主创新能力, 因此, 全市金融机构的产品和服务创新主要集中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如合水县金城村镇银行推出信贷产品“金灿灿”, 惠及果农722户, 发放贷款5 821万元;合水县农村信用联社推出信贷产品“金果宝”, 惠及果农2 406户, 发放贷款11 090万元。尽管地方法人机构大力开发产品、不断创新服务, 但对贫困群体而言, 这些金融服务仍然难以满足贫困地区群众的需求。

三、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对策建议

(一) 建议金融机构高度重视, 提高认识

人民银行应积极引导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 在深刻领会精准脱贫工作会议精神的基础上, 充分认识扶贫攻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坚定决心和信心, 从讲政治和践行社会责任的高度, 提高认识、创新思路、强化措施、精准发力, 把金融精准扶贫放在心上, 落在实处。同时, 对辖内金融机构精准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定期抽查, 及时发现问题, 提出推进措施和意见, 全力促进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工作。

(二) 建议地方政府建立银政协调机制

地方政府应积极搭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平台, 如通过召开银政座谈会等形式, 将政府扶贫部门项目告知金融机构, 为扶贫项目争取信贷支持。同时, 使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实现信息共享, 加强信息交流, 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此外, 地方政府应对金融扶贫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及时协调解决, 通过银政之间的有效互动, 推动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工作的高效化。

(三) 建议人民银行积极探索金融精准扶贫方式的多样化

人民银行应结合双联行动, 将扶贫村创建为金融精准扶贫示范村。同时, 引导辖内金融机构建立以人、财、物投入为辅, 以信贷支持和提供金融便捷服务为主的“一对三” (即“行对村”“行对企”“行对户”) 的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模式, 严格落实金融精准扶贫主办行制度。同时, 充分利用现有信贷产品或开发新的信贷产品, 加大对示范村涉农企业、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各类经营主体和农户的信贷支持, 并在信贷政策上予以倾斜, 贷款利率予以优惠, 使贷款期限与农业、企业生产周期和农户需求匹配。

(四) 建议金融机构创新服务, 扩大带动效应

建议金融机构做好涉农项目, 提高贴息贷款占比, 积极开展精准扶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应严格落实利用支农再贷款发放的涉农贷款利率县域不得高于5.85%、非县域不得高于6.85%的要求。辖内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要切实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重点支持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涉农企业, 发挥辐射带动脱贫致富的作用。同时, 紧密围绕庆阳市“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庆阳民俗文化产业园、岐黄中医药文化生态园等重点项目, 加大信贷投入。

摘要：2015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省调研时强调, 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 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2015年5月, 甘肃省老区脱贫致富工作会议在庆阳市召开。处于发展期的庆阳市, 如何借助金融资源实现脱贫致富, 是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笔者在庆阳市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效的基础上, 对存在问题深入分析, 部分金融机构对精准扶贫工作认识不足、扶贫方式单一等是影响金融扶贫效果的主要因素。笔者认为可从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人民银行3方面着手, 建立协调机制、创意服务手段。

关键词：精准扶贫,金融支持,金融创新

参考文献

[1]许锡龙.金融支持扶贫攻坚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农村金融, 2013 (09) :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