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迁移（精选8篇）
农村劳动力迁移 篇1
“三农”问题历来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 而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城乡迁移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发展, 劳动力的流动日益频繁。从20世纪90年代, 农民工离乡外出就业平均每年以500万人左右的规模增加, 到200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近2亿3千万[3]。在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城镇化进程中, 由于没有关注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意愿, 衍生出了一系列诸如“留守孩”、“空巢”等社会问题。农村劳动力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潜在主体, 为此, 我们应该从农村劳动力的视角考虑, 研究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意愿问题。
1.概念界定
“劳动力转移”是指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从落后地区流入发达地区的现象, 包括移民和劳动力在区际间的流动, 移民只是劳动力转移中的很小一部分[4]。
蔡昉等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指劳动力从农村中转移出来并在城市定居下来, 它包括两个基本过程:一是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 在城市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第二个过程是迁移劳动力中的成功者在“乐业”之后寻求“安居”, 在迁入地居住下来[5]。李子奈等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有两种情况:“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 前者是指劳动力的临时流动, 后者为定居性迁移。
本文研究的劳动力迁移是指“离土又离乡”式的, 即迁移后可以享受和城镇“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 并且本文着重点在于对定居性迁移的意愿分析。
2.数据及样本分析
为了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的因素, 我们对长春市合心镇的农民关于劳动力迁移意愿的相关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 这份问卷包括对其家庭情况和个人迁移意愿的调查。共发出问卷395份, 收回有效问卷362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达到91.65%。
2.1描述性分析和定性分析
经过对有效调查问卷进行统计, 共有116个农民对迁移到城镇持肯定态度, 而不愿意的为246人。可见, 大多数农民对是否愿意迁移到城镇还是持否定态度的。
为考察有无迁移意愿的农村劳动力的基本差异, 我们按照迁移意愿将样本分为两组, 通过初步整理, 得出了两组中家庭基本情况的描述性统计量 (见表1) 。
(数据来源:实地调查, 文化程度:1=大专及以上, 2=中专、高中, 3=初中, 4=小学, 9=未上过学, 以上数据为均值)
首先, 年龄对农民是否愿意迁移城镇影响很大, 通过分析发现不愿意迁移的农民平均年龄达到了55.61岁, 而愿意的只有46.29岁,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老人一般愿意留守, 而年轻人则喜欢出去闯荡。
其次, 人均收入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由调查的数据得知不愿意迁移的农民平均的人均收入高达6278.63元, 这一数字远高于愿意的那部分农民的平均人均收入, 这说明了经济状况越差的农民越希望能搬到城里住以改变落后的状况。
而文化的差异也对农民是否愿意迁移城镇产生影响, 由上表可知, 文化程度越高, 越倾向于进行迁移。
最后, 住房面积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被调查者中平均的人均住房面积是30.66平方米, 而持肯定态度的只有28.70, 这和人均收入一样的, 也是经济状况决定人的主观意愿。
综合以上分析, 不难发现, 包括年龄、人均收入、居住面积、文化程度等在内的家庭情况都是影响农民迁移意愿的重要因素。
2.2 logistic回归模型
上面是对劳动力迁移意愿影响因素的初步分析, 为了更加深入客观的反映各个因素对迁移意愿的影响程度, 有必要对各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研究概率问题, 传统的方法一般只适用于样本含量大、分析因素较少的情况。其致命的缺点在于, 当被解释变量 (通常是二值变量, 0或1) 不满足应用条件时, 尤其是当各因变量都处于较低水平或较高水平时, 被解释变量的预测值可能超出0～1的范围, 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而经济计量方法Logitic回归模型较好的解决了上述问题, 这也是本文采用的方法。
2.2.1 模型的建立
设计模型时, 我们以农民迁移意愿作为因变量, 即愿意迁移的概率, 定义为P, 取值范围是[0, 1], 同时, 选取农村收入、居住环境和生活习惯、土地、下一代、城市就业与收入、基础设施、非农经验与自身技能、人均住房面积、文化程度、年龄、人均收入等十一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
为了简便计算, 我们分别以x1、x2…到x11代表上述十一个自变量, 建立线性回归方程得:logit p=b0+b1x1+b2x2+…+b11x11。
2.2.2模型的求解
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所调查的362个样本的截面数据进行逻辑回归处理。在数据处理过程中, 采用自变量组分步强制纳入法。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并且R2=0.989, 可知方程拟合检验极其理想, 该模型很好地拟合了各变量对迁移意愿的影响程度。
于是, 可得回归方程为:
Y=20.926+0.607X1-3.834X2-13.136X3+16.234X4-4.522X5-1.286X6+6.199X7+0.246X8+3.566X9-0.901X10+0.000X11
2.2.3 结果分析
以上的回归结果表明:总体来看, 各自变量的综合效应对迁移行为决策的影响程度较大, 而各个变量对迁移决策行为的独立影响程度较小。这表明, 农村劳动力在做迁移决策时是综合考虑各项因素的, 其迁移决策绝不因某个单独的或片面的因素而仓促决定。下面笔者将重点分析单个因素对迁移意愿的影响情况。
首先, 下一代对迁移意愿最为显著, 呈正相关的关系。通过表3, 我们发现下一代对迁移意愿有着极其显著的影响, 回归系数达到了16.234, 成为了最大的影响因素。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 父母对子女投入巨大, 尤其是当前城乡教育不平等, 很多父母甚至为了子女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或者将来有一个更好的前途而甘愿牺牲, 被迫迁移进城。
土地对迁移意愿的影响次之, 且呈负相关。土地是农民的根本, 它将是影响迁移意愿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从表3得出的结果也验证了我们的预期, 土地对迁移意愿产生阻碍的作用, 因为土地越多往往意味着财富越多, 这也就让农村劳动力失去了迁移的动力。所以土地越多, 越不倾向于迁移;反之, 则越可能产生迁移。
非农经验与技能对迁移意愿也产生正相关的影响。拥有一项好的技能和非农工作经验往往能有助于在城里找到好的工作, 从而有助于迁移城镇。因此, X7对迁移意愿有拉动作用, 即拥有技能或非农工作经验会会促进农村劳动力往城里迁移;反之, 则阻碍迁移的发生。
就业与城市收入对迁移意愿的影响位于X7之后, 呈负相关。就业难现在几乎己经成为了整个国人关注的焦点, 作为三大弱势群体之一的农民, 想进城谋得一份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这也是影响迁移意愿的一大因素。表3的结果表明在城里就业已经成为阻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因素。
居住环境和生活习惯对迁移意愿的影响呈负相关, 其影响次于X5。这个因素易受被调查者的个人偏好影响, 因此我们预期为不确定。而由回归结果知这个因素与迁移意愿形成负相关的关系, 原因可能是被访者大多年龄偏大, 对居住环境和生活习惯有着特殊的偏好, 他们往往更习惯于农村那种生活节奏和周边环境。
文化程度与迁移意愿也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上面的定性分析可以知道文化程度的高低也会影响迁移意愿, 表3的回归结果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文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迁移, 而文化程度越低则倾向于不愿意迁移。
最后, 由表3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人均收入这一变量对迁移意愿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这和我们的预期以及以往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可能的解释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该地区农民之间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收入已不再成为其是否迁移所考虑的主要因素, 但这种正相关的关系仍然存在。
2.3 多项分析
为了更好的体现农民的意愿, 我们在问卷中专门设计了一道题, 即“您认为应该政府落实那些政策, 您才更愿意到城里居住 (请选前三个最重要的) ”, 我们通过spss13.0中的多项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见下表) :
a.Group
不难发现, 农民最希望政府解决的三个问题分别是政府提供医疗、养老、失业等各项社会保障, 安排稳定的工作以及政府要低价提供城镇住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制约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 都是当今社会民众呼声最高的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几大问题, 这就更加凸显政府在劳动力迁移问题上的巨大作用。
3.结论
由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子女问题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的最大因素;土地、自身技能与非农经验、城市就业与收入等传统因素依然对迁移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居住环境与生活习惯正逐渐成为迁移意愿的一大影响因素;文化程度也是影响迁移意愿的重要因素;收入、住房面积等物质因素对迁移意愿的影响已不是很显著, 但正向的关系依然存在。
综合回归结果和多项分析, 政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促进农村劳动力迁移, 推进中国城市化合理健康地发展: (1) 整合教育资源, 改革教育制度, 促进教育公平; (2) 强化对“潜在移民”的技术教育与培训, 使他们具有脱离土地进入城市生活的能力; (3)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吸引更多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4) 创造就业机会、发展城市经济, 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5) 健全房地产市场, 提供更多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 以解决广大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 由于调查的局限, 我们所调查的对象有相当一部分是留守在家中的老人, 这对于调查数据及我们得出的结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次, 我们在进行调查的时候, 是建立在物质条件允许的假设基础上, 本文着重点在于对迁移意愿的研究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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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迁移 篇2
关键词：理性行动理论;迁移意愿;西部农村居民;家庭结构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1-0107-06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是城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强大的再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医疗教育、以及普遍生活水平等方面的优势，城市吸引着千千万万的农民迁移至城市，这是中国目前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基本走向[1]。
除非是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强制性迁移，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意味着无数人的决策，权衡利弊，决定去留。目前我国伴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大规模的自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属政府通过各类政策引导下的自愿性迁移。因此，人口流动过程中涉及了无数农民的决策，决定是否进城打工，并进一步居留城市。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首先，人们是如何做出决策的，在何种条件下，农村居民更倾向选择向城市迁移;第二，在决策过程中，决策的主体单位是个人还是家庭。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性行动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指出，许多社会学家在使用数据分析社会行为的时候，往往热衷于分析某种行为差异性的具体原因，而并不试图建立社会行动的理论解释[2]。实证数据分析的资料多自于个人数据，但在分析这些数据时，研究者却很少考虑个人在选择某种行为时的目的、意愿，行动的主观意义，对个人行为的解释通常归因于个人的社会特征及他们所处的环境，而根本不提“介入行为目的”，这就是数据分析的悖论。
对数据进行有关社会行动的分析与解释，理性行动理论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这不仅仅在于理性行动构成人们社会行为的主要部分，更在于社会生活的规则性主要源于理性的社会行为，而对社会规律和规则的探究恰恰是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旨[3]。理性行动理论可以捕捉行动的趋势，提供概率性的预测，对微观层面的社会行为提供主观意义方面的理解，从而为宏观社会现象的内在活动机制与运作提出解释，这正是数据分析有能力揭示的结果。
目前，国内已有对迁移意愿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落入了这样一个误区，他们注重于探讨不同群体之间的迁移意愿差异，而忽略了从决策者的主体意愿出发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将以理性行动理论为指导，对影响西部农村居民迁移意愿的因素进行探讨，试图弥补这个缺陷。
（二）对迁移意愿的相关研究
在分析当前的农村至城市的迁移行为时，国内的研究更注重于个人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如年龄、学历、性别、收入等[4]。但是，考虑到迁移，特别是永久性迁移往往是一种家庭行为，我们有理由认为，迁移意愿更多时候是一个家庭决策，而不是仅从个人角度考虑的个人决策。
本文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是迁移决策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新移民经济学派的斯塔克提出劳动力转移的相对贫困学说[5]，指出迁移决策背后的理性计算更多的时候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 家庭被看作是一种责任，同时也是一种经济上和心理上的支持，家庭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行为决策的核心[57]，少数研究涉及家庭结构： 家庭规模对迁移意愿没有显著影响[8]，全家共同迁移的被调查者更有可能选择留城[9]，但是由于分析的薄弱，得出的结论无法令人信服。
英国社会学家戈德索普认为，许多使用数据分析的社会学家们并没有给予包括理性行动理论在内的社会行动理论应有的兴趣[3]， 国内对理性行动理论的讨论还停留在科尔曼的理论框架中[10]，仅有部分研究涉及理性行动理论的解释。与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不同，理性行动理论充分认识到决策者的社会“嵌入性”[11]，认为个人的社会行动，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的考虑，而更多的是基于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及社会结构，综合各方面因素权衡之下做出的决策。托达罗[12]认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动力来自于城乡预期收入水平的差异和城市的就业概率，迁移因素中涉及个人基于经济状况的理性选择，在户籍制度严格的中国也是如此[13]。蔡禾等[1]认为迁移多是农民工基于人力资本及城市生活方式认同的经济理性选择和地域性因素及制度合法性保障的社会理性选择。托达罗及蔡禾等的研究虽然考虑了个人想法在这个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考虑到迁移，特别是永久性迁移，往往是一种家庭行为，以及家庭户在农村地区地区不仅是消费单位同时也是生产单位这一基本事实，我们有理由认为，迁移意愿更多时候是一个家庭决策，而不是仅从个人角度考虑的个人决策。
本文将探讨个人是如何基于家庭结构而做出理性决策，以及这其中的机制是怎样的。
（三）研究假设
在本文中，我们将家庭结构操作化为以下两个基本特征：是否至少有一方父母在世，是否有子女。随着年纪的变化，家庭结构对不同年龄人群的迁移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城市中的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户口体系上，农村居民的子女在城市教育所面临的困难非常大，家里是否有学龄子女会成为影响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有子女的年轻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较低。随着年纪的增加，个人在农村的生活已经建立，放弃已有的生活模式成本较高，若是在农村的生活（例如农业生产、社会往来，等等）有父母照顾，迁移的成本会大幅降低，迁移意愿较高。并且，年纪较大的农村居民自身与父母对医疗资源的潜在需求都在逐渐增加，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也是迁移的一个重要拉力。通过理论分析，我们初步断定了家庭结构对不同年龄阶段农村居民的影响有显著差异。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两组假设：
假设一：
假设1a：有子女的年轻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较低;
假设1b：是否至少父母一方在世对年轻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假设二：
假设2a：是否有子女对年龄较大的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假设2b：至少有一方父母在世的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较高。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2010年由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其他西部省市研究机构共同完成的“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CSSC）”。此次调查在西部省市范围内使用了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抽样），采取入户调查的方法，分别在陕西、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宁夏、广西、新疆、西藏、贵州、内蒙古、重庆等12个省市进行了调查。最终该调查获得了有效农村样本6 523个。变量的具体描述。
（二）研究方法
在对比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以及家庭结构与迁移意愿的关系时，本文使用了列联表分析，并对结果进行了卡方检验。在分析不同年龄阶段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是否受到家庭结构影响的时候，我们使用了二项式逻辑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建立了两组嵌套模型进行分析。其方程表达式为：
lnpi1-pi=β0+∑βjxji+∑βkxki
其中，p 为选择迁移的概率，lnp1-p为迁移意愿的对数比率（log odds），β 为回归系数，xj 为家庭结构变量，xk 为控制变量。此模型设定家庭结构变量和其他一些控制变量决定了人们的迁移意愿。通过对客观数据的模拟，我们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并从中发现家庭结构变量与迁移意愿变量的关系。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居住意愿的二元分析
首先，对所要分析的变量进行二元分析，对假设进行一个初步的验证。分别分析了迁移意愿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不同父母状况下的迁移意愿;是否有孩子与迁移意愿的相关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逐渐下降。18～25岁年龄段的居民中有47.6%的人打算5年内定居在城市，或者已在城市定居;而随着年龄的增高，这个这个比例逐渐降低。卡方检验表明，迁移意愿与年龄的关系高度显著。此结果与以往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一致。
迁移意愿与家中是否有在世的父母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父母至少有一方在世的农村居民中，有32.5%计划在5年内迁移城市或者已经在城市定居;而在父母均不在世的农村居民中，有5年内迁移城市的打算或者已在城市定居的比例仅为20.1%。从百分比来看，有至少一方父母在世的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更高，与假设相符。家里是否有子女与个人的迁移意愿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家里有子女的农村居民中，有26% 的人打算在5年内移居城市或已在城市定居，而没有子女农村居民中，有42.1% 的人打算在5年内移居城市或已在城市定居。没有子女的农村居民有更强的迁移意愿，验证了我们的假设。但是，这两组变量的关系都有可能受到年龄的影响，显示出虚假相关，所以，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回归分析，以证明变量间的真实关系。
（二）居住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将家庭结构变量分别放入模型，做了两组嵌套模型来进行分析。其中，模型一为基准模型，模型二加入了家庭结构变量，模型三加入了交互项来看年龄与家庭结构变量如何作用于因变量。回归分析的结果。
模型一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别、教育和婚姻状况之后，年龄变量依旧对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迁移意愿逐渐下降，35岁之后，随着年纪的增长迁移意愿降低的幅度增大。此外，性别和婚姻变量对迁移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对迁移呈正影响，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二元分析中，我们初步验证了是否有父母在世与迁移意愿之间的关系，即父母在世提高了迁移的意愿。但是，模型二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年龄等其他变量之后，变量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有父母在世的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较低。
虽然在控制年龄后，父母在世变量对迁移意愿的影响发生了变化，但不能排除父母在世变量在不同年龄段的作用有所不同的可能。在模型三中，我们加入了年龄组与父母是否在世变量的交互项。加入交互项的目的是检验在不同的年龄组里父母是否在世变量对迁移意愿的效果是否有所不同。结果显示，年龄和有父母在世变量的主效果仍然是负向的，但交互项回归系数（除去与26～36岁年龄组的交互项）呈正向影响，且统计显著。换言之，虽然年龄愈大，迁移意愿愈低。但是，在同年龄组中，父母健在部分地提高了迁移的意愿，而且此效果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大。这说明了，虽然整体看来，年纪越大迁移意愿越低，但在年龄较大的农村居民中，有父母在世的人迁移意愿要更大，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表4给出了是否有子女与迁移意愿关系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为了结果更易解读，本组模型选择年龄组5为参照组。在这组模型中，年龄的影响依旧非常显著，随着年龄的增大迁移意愿逐渐降低。在加入了家庭结构变量——是否有子女后，所得的结果与二元分析一致，即有子女的人迁移意愿更低。但是，模型三的结果表明，在加入了交互项之后，此变量的效果就不在呈统计显著。这说明，是否有子女对迁移意愿的影响与年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有没有子女的影响，实际是有没有学龄子女的影响，这与我们的推测相一致。我们可以看到，四个交互项中，只有前两个是显著的。可以推测，比起年纪最大的一组（大于55岁），有孩子的年轻组的迁移意愿较低，因为他们的孩子大多处于学龄期间，而其它年龄组的子女对教育的需求已经不重要，所以交互项并不显著。
以上两组模型的分析结果与理论分析相一致。二元和多元分析所揭示的模式可以从农村居民的年龄所代表的生命历程阶段以及家庭结构中找到解释。迁移是有选择性的。年纪较轻和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的迁移的机会成本较小，经济回报较高，因而迁移的动力最强。但是，对年纪较轻的农村居民而言，如果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子女，正处在上学阶段，对教育的需求非常突出，虽然城市的教育条件比农村好，但是由于户口的限制，农村居民的子女在城市并不能平等的享受教育资源，所以他们的迁移意愿较其他人要更低。而年纪较大的农村居民的子女已经离开了学校，或者进入后中学时代，迁移对子女上学的影响不大，所以家里是否有子女对他们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对年纪较大的农村居民来说，由于在农村生活时间较长，在农村社会人际关系的嵌入性较高，若是在农村的生活（例如农业生产、照看留守儿童，社会往来，等等）有父母照顾，则迁移的成本会相对降低。并且，他们的父母已经迈入老年，对好的医疗条件更有需求，加之城市医疗资源的获取相对容易，城市的医疗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也是迁移的一个重要拉力。因此，家里有父母会促使非新生代农村居民有更强烈的迁移意愿。以上的分析结果验证了我们的假设，表明了迁移决策是以家庭为单位，综合各方面因素的理性选择行为，并非是完全基于个人特质的选择。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理论及实证分析发现：家庭结构是影响农村居民迁移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其影响机制有代际差异。家里有学龄子女的农村居民对教育资源的需要较高，虽然城市中的教育资源更好，但是对他们来说难以获取，因此他们的迁移意愿就较低;家里有父母的农村居民可以帮助照看在农村的生活，帮助年纪较大的农村居民降低迁移成本，并且城市中医疗资源具有优势，因此他们的迁移意愿较高。
以往大部分有关迁移意愿的研究将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为研究对象。进城市做工往往是迁移的第一步，农民工代表着农村中已经具有一定迁移意愿的人群。基于农民工调查的研究回答了农民工是否计划成为“永久性城市居民”，但对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由于自我选择误差，其得到的回答并不准确。本文使用了“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CSSC）”数据，对西部12省份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进行了整体分析，该数据资料包括了城市及农村样本，因而弥补了之前大部分研究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所可能造成的偏误，对全体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进行了分析。
迁移是一种选择性行为。以往的研究和本文所叙述的研究都表明，如果要实现农村居民向城镇逐步转移，年轻的农村居民最有可能实现迁移。但是，在教育资源等由户籍制度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不平等抑制了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成为阻碍农村居民迁移的重要因素。迁移农民子女教育问题，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制度的阻隔，因此，要解决该问题，首先应进行制度改革，更加合理的进行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建构与城市化进程相匹配的教育制度;其次，针对农村居民整体上收入较低以及城市教育成本相对较高的现实情况，对在城市就学的农村户口学生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最后，针对目前普遍出现的在城就学的农村户口学生“认同危机”以及该危机带来的一系列的心理问题、社会问题，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服务机制，让他们真正的融入城镇生活。
如果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那就应该打破教育资源获取的壁垒，消除农村居民迁移的障碍，让农村居民的孩子可以更平等地享有城市教育资源，这样才可以走出城镇化的困境，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行提供必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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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Structure and Migration Inten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Western China
HAO Yufei1，CHEN Jieming1，2*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2.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Texas A&M UniversityKingsville， Texas 77843， U.S.）
Abstract：Guided by rational action theor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s of family structure factors on migration intentions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s western region. We contend that rural residents intentions to migrate into cities are rationally formed and are based on concerns of the whole family units， rather than on individuals only.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Social Change Survey， we found that the presences of older parents and young childre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individuals decisions of whether to migrate. When age and education effect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those who have schoolage children are less willing to migrate， and those who have older parents alive are more willing to migrate.
农村劳动力迁移影响机制研究 篇3
新型城镇化即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每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 对应的都是上千万人口以及数以万亿元计的消费和投资。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 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将流入到城市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 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但当前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城镇化两极分化现象。大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在不断地膨胀, 中小城市比重在减少, 小城镇在相对的衰退。在城镇化两极分化现象中, 农民面临在不同规模城市间进行选择迁移。2006~2011年中国的这种新增加的城区人口, 城市人口50万以上的大城市吸纳了84%, 400万以上的巨型城市吸纳了61%, 小城市在萎缩, 新增加的城市人口有60%集中到了400万以上的城市里去了。现在70%的农民工愿意在大城市落户, 65%的农民工集中在了地级以上的大中城市。农民愿意进入到大中城市, 尤其是大城市。
在城镇化进程中, 农村劳动力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流向与国家在政策上的倾向存在分歧, 国家政策引导农民选择中小城市, 但是农村劳动力更希望流向大城市。众所周知, 大中小城市在诸多方面存在差距, 其中公共品供给水平差距比较明显。公共品供给水平是农民进行不同规模城市间选择时的重要影响因素。大城市的教育、文化、公共卫生服务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明显优于中小城市, 而土地价值与公共品供给水平有高度的相关性。大城市的土地价值高于中小城市, 不同规模城市土地价值等级的差异又影响着城市整体的公共品供给水平。因此, 农村劳动力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选择必然优先考虑大城市。
已有研究表明, 公共品供给水平与人口迁移存在正向效应, 蒂布特 (Tiebout, 1956) 提出了著名的“蒂布特模型”。个人通过选择居住的社区便会显示出自己对公共品的真实偏好, 并用这个机制来有效地显示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奥茨 (Oates, 1969) 对蒂布特模型给予了经验支持, 可以看作对蒂布特模型最初的完善和实证检验。如果一个社区内的公共产品组合越吸引人, 它的总租金从而财产价值就越高。麦圭尔 (Mc Guire, 1974) 在布坎南俱乐部理论的基础上, 进一步论证了最优地方政府的规模问题。叶建亮 (2006) 研究了转轨过程中城市人口控制问题。实行非歧视的公共产品分配政策同时对城市人口规模按照生产效率加以控制是现有体制下一个有效率的户籍制度安排。方大春等 (2013) 提出推动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需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并考察了城市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的影响, 得出了城市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的影响与东中西部公共品供给的均等化水平差异有关的结论。
在以往研究中, 学者们更多的是将公共品与人口迁移结合, 但并未将因地租效应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与城市人口规模联系在一起。从我国城市发展的现状看, 土地的价值与公共品的供给水平存在高度的相关性, 地方公共品在土地价值的资本化效应显著存在, 不同规模的城市土地价值不同, 规模越大, 土地价值越大, 公共品供给水平越高。当前,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提出的有关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为本文研究农村劳动力在不同规模城市间流动提供了新的条件。
二、地租效应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我国采用城乡区别的二元土地制度, 其中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 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 在1982年《宪法》中明确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地方政府作为国家在当地的唯一合法代表, 对土地行使管理权。从一定程度上来看, 地方政府是土地资源的绝对垄断者。而除了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外, 土地资产价值得到实现的另外一个前提就是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规定》和《土地管理法》的颁布, 也给出了土地有偿使用的具体规定。城市土地有偿使用收入 (如城市土地使用税) 、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全部划归地方政府。蒂布特模型以及奥茨的扩张研究发现, 影响人们对于居住地选择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不同地区不同的房产税。然而, 就我国的税收体系而言, 对于房产交易行为的征税, 我国各个地区的税率基本不存在大的差别, 到目前为止, 我国还不存在一项针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征收的税种。2005年以后, 国有土地供应出让的成交金额和纯收益迅速扩大。2007年土地供应成交价款已经突破12, 000亿元, 纯收益也超过4, 000亿元, 与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的比值分别接近50%。2013年土地出让金收入超过3.9万亿元, 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近六成。现行土地制度下, 绝大部分土地出让金是留作地方的基金预算收入, 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 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
不同规模城市的居民所享受到的公共品供给水平存在差距, 差距的直接原因在于地方各级财政收入和人均财政支出的差距。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品主要提供者, 其财政收入有近六成来自土地财政。土地作为不可再生的生产要素, 短期内供给相对有限, 在供给弹性较小的状况下, 需求的增加会较大幅度地提高要素的价格, 因此不同规模城市土地价格在面对不同的需求水平下呈现出较大差距。土地所有者将在此过程中获取较大的收益。根据前文提及的我国城市土地制度来看, 土地价格升高带来的收益主要由地方政府和本地居民所享受。一方面本地居民拥有土地的长期使用权财产增值;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转让权, 土地的升值使得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所以, 不同规模城市的土地地租差距较大产生两方面的效应:土地地租的不同程度上涨出现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入成本的不同, 同时也拉大了地方各级财政收入差距。
由于级差地租的存在, 居民迁移时考虑成本问题不仅仅需要考虑公共品成本分摊问题, 还需要考虑到地租问题。人口规模的变化, 居民所分摊的公共品成本发生变化, 同时级差地租也发生变化, 迁移人口对此与将要所获得的公共收益进行衡量, 决定是否进行迁移。
(一) 在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不同形成级差地租Ⅰ时, 这阶段的人口迁移受迁移规模的影响将出现两种情况
1、在人口迁移规模相对较小的情况下, 由于不同城市的公共品供给水平不同, 迁移人口为了获得更高的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进行迁移。在此阶段, 迁移人口规模较小, 全部迁移人口所支付的总成本不足以达到两个城市之间的公共品供给水平之差。在这一条件之下, 即使因存在级差地租而付出更多的成本, 但由于公共品的不可分割性, 迁移人口获得的公共品效益大于付出成本。
2、在人口迁移规模较大的情况下, 在完全信息并且同时进行迁移衡量的条件下, 迁移人口将重新考虑迁移城市。发生人口迁移的前提是两个城市之间因为出现的公共品供给水平不同, 在此阶段考虑较大迁移人口规模的原因在于, 全部迁移人口所支付的总成本达到两个城市之间公共品供给水平而带来的级差地租的时候, 将总成本投入到劣等土地的城市则可以使得两个城市具有一样的公共品供给水平。那么, 在已知将可能有这一规模的人口迁移, 迁移人口将迁移总成本投入到劣等土地的城市获得同样的公共品供给水平, 迁移将不会发生。
(二) 在不同的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上的追加投资形成的级差地租Ⅱ时, 这阶段的人口迁移受迁移规模影响也同样存在两种情况
1、在人口迁移未达到地方公共品最优人口规模条件下, 迁移人口在考虑到在较优土地城市支出成本后会获得更高的公共品供给水平的条件下进行迁移。在前文已经提到麦圭尔论证了最优地方政府的规模, 在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内, 该地区所提供的地方公共品的最优水平和辖区人口的最佳数量应该同时被决定。也就是说, 追加投资在人口没有达到最优规模之前使得公共品的供给水平在增加, 级差地租Ⅱ也在扩大。迁移人口付出的同样分摊成本在较优土地城市获得更多的公共品收益, 只要多获得的收益大于支出的级差地租, 迁移就可能发生。
2、当公共品投入超过最优水平时, 地方公共品达到最优人口规模, 由于拥挤效应的存在, 将出现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根据级差地租理论角度来看, 此时将更多的公共品支出到劣等土地城市获得的效率更高, 超过最优规模的人口将重新考虑要迁移的城市。
总而言之, 在考虑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进行迁移时, 必须对因公共品所获收益和因其带来必需的支付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当前, 我国正在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 即使在政府放开中小城市户籍制度和对大、特大城市户籍仍有所限制的条件下, 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愿意迁移到大城市去。从当前的大中小城市的公共品现状和未来新型城镇化下公共品效益变化看:首先, 大中小城市公共品的供给水平差距较大, 同时由于地租差异, 大中小城市的公共品支出上也存在巨大差距, 大城市都明显占据较大优势。就从当前的公共品差距, 农村劳动力会更为倾向于选择大城市;其次, 新型城镇化中一方面进行了户籍制度的改革, 加强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并致力于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市民平等的享有地方公共品效益;另一方面在农村劳动力充分自由流动条件下, 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也就是说在大中小城市之间农村劳动力享有的基本公共品是同一水平, 当由于大城市本身具有高水平的公共品供给水平, 虽然具有较高的排他成本———地租, 由于级差地租理论, 大城市的公共品分摊成本相较于中小城市低。农村劳动力将继续迁移至大城市。
根据上文分析, 在满足以下三个方面条件时将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向中小城市:
第一, 当农村劳动力迁移时, 达到使得付出的总成本等于大城市与中等城市的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差距规模时, 此时农村劳动力将失去迁移至大城市的动力。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这样的推论: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条件下, 大中小城市公共品供给水平相同, 但实现的分摊成本大城市因原有的公共品供给水平而与中小城市相比较低。而实现的大城市的成本和中小城市的成本之差等于一定规模农村劳动力迁入大城市的总成本。在此迁移规模条件下, 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总成本投入到中小城市将实现大中小城市基本服务均等化且分摊成本相同, 则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将更有可能倾向于迁移到中小城市。
第二, 当大城市人口超过最优规模的时候, 根据级差地租理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大中小城市的成本将发生变化。地租增加但公共品的投入产出效率降低, 此时将出现的情况是地租和分摊成本之和的比较上, 大城市不再占有优势。中小城市在此阶段的公共品投入产出效率相对更高, 分摊的公共品成本将不再是农村劳动力流入的阻碍。
第三, 地方公共品的空间局限性。人口过多, 拥挤效应的存在,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下, 成本虽低但人口过多将出现排队获得公共品效应, 排队成本的出现将使得整个城市的公共品收益下降。在这种条件下, 农村劳动力将流向人口规模未达到最优规模的中小城市。
三、调节农村劳动力流向政策的建议
(一) 发挥大城市地租效应的排他作用。
积极鼓励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 逐步取消非市场原因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阻碍因素。土地资源不属于公共品, 它通过市场实现有效配置, 而公共品通过土地地租实现空间的有效配置。充分发挥土地地租的作用, 使得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通过大城市的地租来调节, 较大的级差地租将调节大城市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问题。
(二) 加强中小城市公共品投入, 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入的分摊成本。
政府在农村劳动力迁入之前就加大对中小城市公共品支出的投入, 从而提升中小城市公共品供给水平, 增强农村劳动力流向中小城市的动力。同时, 针对农村劳动力流向中小城市的成本进行补贴, 降低农村劳动力获得公共品的分摊成本, 从而进一步降低大城市的公共品分摊成本优势。
(三) 加快财政制度改革, 实现土地地租收入转移。
地租收益已经占到地方财政六成, 而大中小城市地租收益差距较大, 由于地租收益差距, 公共品支出将进一步拉大大中小城市的公共品差距, 加剧大中小城市的不均衡发展, 所以要加快地方财政改革, 在保证地方公共品供给充足的条件下, 降低地租对地方财政的刺激, 合理的配置土地收益, 将有利于大中小城市的公共品的均衡配置。
(四) 切实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建立土地价值转移鼓励机制。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需降低对流入到中小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支付的地租成本。地租成本无疑是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阻力, 同时也可以成为调节农村劳动力流向中小城市的重要工具。农村劳动力的土地收益是在农村实现的, 农村劳动力迁移至城市既失去原有土地收益又要支付多余的地租成本。而中小城市可以鼓励农村劳动力的土地价值在中小城市实现。中小城市相较大城市更具有土地地租和人口密度上的优势, 来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土地价值转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2]阿特金森, 斯蒂格里茨.公共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3]冯云廷.城市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
[4]南岭.社会主义城市地租问题再探讨[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88.4.
农村劳动力迁移 篇4
一、现今农村劳动人口城镇化迁移的特征
1. 大量城市农民工回流返乡, 成为农村劳动人口向城镇迁移的主力。
现今, 大中型城市的人口规模达到了顶峰。城乡人口流动格局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根据调查, 近几年来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的比例正在逐年下降, 中西部省份吸纳农民工的比例正在逐年上升, 同时农民工回流的比例正在逐渐上升。从回流的农民工的职业选择看, 他们倾向于进行工商业等非农业生产。从生活区域选择看, 他们更愿意选择到人口相对聚集、生活方式相对多样化的城镇。
2. 东部沿海的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 产生大量的农村劳动人口需求。
由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成本、人力成本不断上升, 并且大中型城市的城市转型、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在产业转移过程中, 中小企业由于其规模和企业自身需要等角度, 更愿意就近转移到城镇。我国的城镇数量庞大, 周边农村环绕, 可以就近吸纳大量农村劳动人口, 是承接现阶段产业专业的主要载体。
二、高等职业教育的显性优势
1. 高职院校与产业行业对接紧密。
在高职院校的办学背景看, 大部分高职庨有自身明显的产业行业特征, 绝大部分高职院校都与某一产业、行业甚至是企业紧密相关。高职院校的办学也与产业行业紧密结合, 一方面是依托产业行业办学, 另一方面是为某一产业行业的人才培养和产业行业发展服务。
2.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
高职院校以培养高技能高素质人才的基本的培养模式, 突出高技能是高职院校有别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重要特征。中等职业学校培养的具备一定技术能力一线劳动工人, 高职院校培养的是面向一线、具备较高技能和一定管理能力的人才。高职院校在职业技能培养上, 具有较多的资源, 包括师资力量、实验实训设备、企业行业合作支持等。同时, 高职院校的办学模式灵活多样、校企合作、学校行业合作紧密。
三、农村劳动人口城镇化转移对高职教育的需求
1. 地方产业扶持需求。
主动的农村劳动人口城镇化迁移, 地方产业的聚集与发展是最有利的诱导因素。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中, 先有产业再有城市、城镇的例子很多。在我国产业转移和城镇依托产业加快经济发展的背景下, 城镇产业也在蓬勃发展。城镇产业同时具有地域特性, 以浙江省为例, 城镇之间的产业区分明显, 且产业特征明显, 出现了如纽扣镇等城镇。但是由于地理因素、产业企业规模等限制, 城镇产业的知识需求、智力需求、技能需求更加迫切。
地方城镇产业寻求高职院校的服务和支持, 促进地方城镇产业的聚集与发展, 通过经济的发展吸纳周边附近农村劳动人口是最有效的途径。从农村劳动人口的需求看, 地方城镇产业的发展和繁荣, 必定带来对劳动人口的需求, 农村劳动人口在比较农业劳动和产业劳动的经济回报差上, 会主动参加到地方城镇产业行业企业中去。
2. 职业技能提升需求。
工商业劳动比农业劳动能带来较高的经济收入, 这是农村劳动人口城镇化迁移的主要因素, 但是工商业劳动的职业技能要求较高。农村劳动人口普遍文化程度较低, 缺少职业技能。没有职业技能的农村劳动人口进入城镇后, 不但自身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不能满足生活所需, 而且会成为城镇的不稳定因素。从城镇经济社会的角度看, 没有职业技能的农村劳动人口进入城镇, 不但不能为城镇产业企业和社会发展带来贡献, 同时也会给城镇社会管理带来较大的负担。
要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就必须使农村劳动人口进入城镇就业前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 以满足农村劳动人口城镇化的经济基础。高职院校是职业技能的输出高地, 除了满足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技能教育外, 也具备了对广大农村劳动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的能力。近年来, 各高职院校也在开展更加灵活多样的职业技能输出, 农民学院等职业技能输出载体与平台在不断发展与创新, 可以满足农村劳动人口的职业技能需求。
3. 人文素质教育需求。
有效的农村劳动人口迁移, 除了要考虑农村劳动人口的经济收入保障外, 同时还要考虑农村劳动人口对城镇生活方式的适应程度。城镇生活方式要求城镇人口具备一定的人文素质。一定的经济收入和对城镇生活方式的适应, 两者同时具备才能达到有效真正的农村劳动人口城镇化, 农村劳动人口才能长驻。必须培养迁移后的农村劳动人口的人文素质。
地方城镇政府、社区、社会机构相对力量较弱, 在农村劳动人口的人文素质培养上往往力不从心。高职院校同时也是知识的聚集地, 拥有一批力量较强的师资和具有引导和培训人文素质的学生, 同时高职院校与地方社会的结合度较紧密, 容易通过学校与地方、与社区的互动, 对城镇迁移后的农村劳动人口进行人文素质的教育与培养。
参考文献
[1]王欢, 叶柯柯.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培养[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2) :137-140.
[2]中国政府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EB/OL].http://www.gov.cn/, 2014.3.1.
农村劳动力迁移 篇5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一书是探求影响
劳动力迁移的因素的最新力作。本书在诸多方面对传统研究实现了重大突破。
一、内容简介
本书是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研究劳动力迁移的一部著作, 全书共分为五章, 并附有一篇前言和三篇附录。本书第一章是序言, 主要讲了四个大问题:第一, 劳动力迁移及劳动力研究的双重危机。第二, 关于劳动力及劳动力迁移的现状及将来的一些争论, 第一个争论是全球化进程是否导致了世界范围内劳动力及劳动力迁移前所未有的结构上的弱化, 从而带来在工资及工作条件上的恶性竞争。第二个争论是全球化是否创造了支持劳动力国际化的有利环境。第三, 从世界历史透视劳工动乱, 作者从劳动力的来源、劳动力作为虚构的商品、资本主义历史的地域和空间矛盾三方面矛盾来阐释。第四, 对20世纪的世界劳动现状进行分析。
第二章讲劳动力的迁移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作者以底特律为例, 追溯了汽车的大批量生产的全球传播所带来的劳动力迅速而大规模的迁移。作者指出汽车公司总是对劳动力大量迁移作出反应, 将生产地迁往那些劳动力更廉价、更容易控制的地区。这种资本的流动导致每一次新的工业扩展都会产生新的劳动力迁移。这称为“底特律模式”。
第三章讲劳动力迁移与生产循环之间的关系。为了论述, 作者引入了一个“生产修整”的概念, 就是说, 资本家为了增加利润, 不仅会迁往原料与劳动力廉价的地方, 而且会转入其他的竞争不太激烈的领域。资本无论在哪里, 哪里就会产生相似的工人阶级以及阶级冲突冲突。作者研究了三个宏观调控的产品周期之间的内在和外在动力, 即世界纺织工业、世界汽车工业和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兴的主导工业, 从而得出结论, 劳工动乱随新兴工业的兴盛和衰落而不断变化。
第四章写劳动力迁移与世界政治的关系。主要讲了四个大问题:世界大战与劳工动乱的关系;19世纪后半期全球化与现代劳动力迁移的出现;国际与国内冲突的恶性循环, 作者是从国际冲突导致国内移民政策的转变以及劳动力迁移需新的移民政策保护等角度加以论述;劳工动乱、世界大战与殖民地的解放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论述, 作者指出世界劳动力的不稳定已经深深地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洲际冲突和世界大战相联系。
第五章是从世界历史的视角看当代劳动力迁移危机的原因、严重性及本质。与传统的认为这是一个临时危机的观点相反, 作者认为新的劳动力迁移将会在21世纪出现。
二、本书主要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书结构严谨各章并不是孤立的, 在作者认为, 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各个因素是相互关联的。在每一章开始的时候, 作者总会用一至二的篇幅将本章内容与前后各章联系起来。最后一章是对第一章的回归和升华, 所以读完这本书让人感觉条理清晰、逻辑严谨。
本书不仅具有理论学术价值, 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以底特律为例, 通过研究底特律的汽车工业与劳动力迁移的关系而总结出劳动力迁移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 从而使研究避免了空泛, 具有説服力。本书突破了关于劳动力迁移原因的传统观点, 认为劳动力迁移与资本流动、生产循环和世界政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此外, 作者对当代劳动力迁移危机进行分析, 并对新的劳动力迁移作出预测, 这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对于大型企业与各国政府制定相应对策提供了依据。
作者在书中非常推崇“历史比较的方法”和对“现代世界体系”的研究, 比如作者将世界纺织工业和汽车工业进行比较研究等, 而且在整本书中, 作者是将劳动力放在世界历史体系中进行考察的, 视野非常开阔。但是, 本书偏重于论述, 而数据等一手资料则不是非常丰富, 若作者更加注重数据方面的收集, 本书一定更具说服力, 也会使论证更具深度。
参考文献
[1]United Nati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licies[M].New York, 1998.
[2]2.【奥】阿普尔亚德 (R.Applayard) 周海旺译.陈威校《国际劳工迁移对迁出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6年第2期。
论企业迁移中的劳动者保护问题 篇6
关键词：企业迁移,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劳动者保护
企业迁移, 是指一企业放弃在原来的地方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迁去另一个新的地点继续开展业务活动。企业迁移实质上是企业出于谋求新的发展空间的目的, 进行区位再选择的一个动态过程。成功的企业迁移除了能使本企业得以长足发展外, 还能使企业劳动者也分享其中利益, 带动地区经济繁华和为社会经济做出贡献。企业迁移当中伴随着劳动关系的变化,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极容易受到损害, 原有的既得劳动利益处于不稳定状态。
一、问题的提出
在企业迁移领域, 现有劳动立法对劳动者保护的力度远远不够。首先, 企业迁移情形下的劳动合同没有统一的履行规则可遵循, 仅基本依靠《劳动合同法》确立的劳动合同履行基本原则来指导实践, 而这些理论上的原则缺乏细致规定, 可操作性不强。企业一旦做出迁移决定, 企业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就开始处于不稳定状态。在此过程中, 劳动合同是在调节企业和劳动者利益中起到核心作用。而当前, 由于没有统一的、具体的履行规则, 情况相似的案件中, 会出现判决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企业迁移情形下, 劳动合同履行问题上出现纠纷, 尤其是继续履行合同的补助标准、补助方式, 以及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等问题直接关系劳动者利益, 是劳资纠纷的焦点, 因此应该需要更具体、可操作性强、统一的立法规定来指导司法实践。
其次, 企业迁移是否属于法律上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法律并作出明确规定。国家劳动部《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中第二十六条对“客观情况”作了列举:“客观情况”是指发生不可抗力或出现致使劳动合同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法履行的其他情况, 如企业迁移、兼并、企业资产转变等, 并且排除《劳动法》第二十七条 (经济裁员) 所列的客观情况。”据此能判断企业迁移属于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但企业迁移这个概念是否属于《劳动法》第26条第三款以及《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款所特指的“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现有的法律法规则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以致于无法确定企业迁移情形下是否适用《劳动法》第二十六条和《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关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条件下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协商规则, 以及无法确定解除劳动合同是否适用经济补偿金的规定。我国有的地方出台的规章制度对企业迁移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 既有以行政区域变动为标准, 也有以现有的公共交通工具可以满足需求为标准, 更有以迁移所采取的协助措施为标准。[1]如广州市主要是劳动正能否利用现有的公共交通工具以及企业采取的交通辅助的标准进行认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意见表明跨深圳市行政区域的企业迁移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各地方对此问题的判定标准不一致, 会导致企业迁移情形下司法实践的混乱, 不利于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切实地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二、企业迁移情形下企业损害劳动者利益的现状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作为理性的经济人, 如果不加以规制其行为, 在企业迁移中固然只会把企业经济利益放在首位, 往往会利用企业的优势地位损害劳动者利益, 在企业迁移的情形下企业损害劳动者利益的情况主要有:
(一) 强迫劳动者继续履行合同
劳动者在得知迁移决定后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做好心理准备, 以接受工作环境的变化和做出相应的决定去消除企业迁移对自身生活环境和对家庭的影响。在实践中, 存在一些企业, 为了稳定现有的人力资源和尽量减轻迁移决定带来的经济负担, 会不断拖延迁移决定的告知时间, 滥用劳动者对工作的人身和经济依赖性, 很多劳动者一时无法接受失去工作不利的后果, 大部分会选择继续追随企业, 听从迁移决定到新的地方进行生产工作, 自己承受迁移带来的不利后果和经济负担。
(二) 变相解雇规避经济补偿金
企业迁移是一个寻求更大发展空间的方式, 对于企业来说, 这个过程也是淘汰劳动能力低下、劳动关系恶化的劳动者的良好契机。一些企业会在告知劳动者迁移决定前的一段时间内, 通过各种方式, 例如降低工资、加强劳动强度、削减福利, 来让劳动者主动产生工作上的厌恶情绪, 而主动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 这样的后果是使企业达到了淘汰部分员工、减轻来自劳动者的迁移阻力、降低解除劳动合同的而成本、规避迁移后的经济补偿金的目的。
(三) 违法解雇劳动者
在迁移前很多企业往往会在原来的生产经营地点张贴迁移告示, 单方告知劳动者如果不在确定期限内到新的地点报到继续工作, 即按照“旷工”处理, 而一些不愿意按照告示去做的劳动者, 企业会把责任转嫁到他们的身上, 认定是劳动者违反公司决定, 旷工数日, 而非法行使单方解雇权。然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是建立在劳动者存在主观过错的前提, 而在企业迁移这一事实中, 劳动者处于被动地位, 不能因为劳动者不接受企业施加的单方强制就认定劳动者有过错, 并且严重违反了企业的规章制度。这些企业行为的本质就是侵害劳动者权益的手段。
三、企业迁移情形下加强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建议
(一) 确立企业迁移是否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判断方式
企业迁移情形下, 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核心要件是判断企业迁移是否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对这个问题作出的不同判断, 可直接导致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情况截然不同的结局。因此, 需要结合现实因素在立法中明确其判定标准。
第一, 结合区域因素判断。区域迁移可分为行政区划内的企业迁移和跨行政区划的企业迁移。行政区划内的企业迁移, 是指企业的迁移行为活动在同一个市级行政区内进行。跨区划的企业迁移, 是指企业从一个市级行政区划迁移到另外一个行政区划, 或是从一县区搬迁到另一距离较远的县区。跨区域的企业迁移, 则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经过法定程序后用人单位可依据上述规定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这样的判断是考虑到迁移距离对劳动者的生活生产的影响所作出的, 跨区域的企业迁移, 除了与原生活生产的空间距离较大, 还经常伴随着行政管理因素的变动, 对劳动者生产生活的影响较大, 属于合同内容的实质性变更, 若强制劳动者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 忽视企业迁移对劳动者的巨大影响, 必然显失公平。
第二, 结合补偿方案判断。如果一概认为只要是市级行政区划内的迁移, 对劳动者原有的生活秩序影响不大, 就不属于客观情况重大变化的话, 必然会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同城迁移中, 劳动者正常履行劳动合同如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金钱, 会对劳动者原有生活秩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因此企业需要通过补偿方案来消除对劳动者的而影响, 如提供往返两地的班车或增加交通补贴、减少用工时间、提供住宿条件或住宿补贴等。若补偿方案适当, 使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待遇标准基本不低于原先标准, 则不认为是客观情况重大变化, 劳动者应该服从企业的规定, 继续履行合同。如无补偿方案或是补偿方案未能到消除企业迁移对劳动者造成的基本影响, 则认为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企业与劳动者协商后不能就变更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可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
(二) 加强迁移企业的协助义务
一是强化劳动合同变更时的协助义务。企业在迁移的情形下除了应当提前告知劳动者, 对劳动者进行合理的解释说明, 使劳动者对企业迁移消息有足够的了解外, 还应当提供一定的便利, 以降低迁移对劳动者带来的影响。企业迁移的最大收益者是企业本身, 作出迁移决定, 改变原有劳动合同履行条件的也是企业, 从公平正义和诚实信用的角度出发, 企业应该作出有效的协助措施帮助劳动者履行合同权利义务, 通过提供必要的交通补贴、弹性上下班时间和增加劳动报酬等方式, 尽可能消除因企业迁移造成的负担和影响, 以帮助劳动者更好地履行合同。
二是建立劳动合同解除后的再就业保护机制。企业负有对劳动者的义务, 这不仅要体现在劳动关系存续阶段, 也要体现在劳动关系终止后。劳动者是企业财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企业迁移, 使劳动者的原有生活秩序受到极大的冲击, 而劳动者还肩负着对其家庭成员的责任, 因此会还会带来其他影响。因此, 在企业迁移情形下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企业有责任去保障他们的再就业情况。例如, 再就业培训、介绍工作单位、同样条件优先录用、成立劳动者解雇补偿基金等等。应当鼓励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起带头作用, 并逐步在全社会建立一套劳动者再就业保护机制。
(三) 保障劳动者的法定民主权利
法律规定劳动者在企业中享有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 还以及一定程度的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的权利。劳动者有权知晓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事宜, 还能在生产经营重大决策中享有一定的话语权。但在实践中, 企业是迁移这一客观事件的主导者, 而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企业的通知是他们获取消息的唯一渠道, 劳动者掌握着极少的信息, 法律对权利保护的程序也没有细致的规定, 使劳动者的权利容易流于形式。我国可以适当借鉴德国的解雇保护制度, 在一些涉及到大多数劳动者劳动合同权利义务的决定时, 就应强制进行企业报告和职工听证程序, 监督企业行为, 保障劳动者在企业迁移重大决定中的话语权。一旦企业在迁移决定中的行为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单靠劳动者分散的个人力量难以对抗力量强大的企业, 个人劳动关系极容易受到破坏。因此劳动者还应发挥工会在企业迁移中的集体谈判作用, 团结起来、集中力量与企业正面谈判。提高集体的维权能力。
(四) 加强行政部门对企业迁移行为的监管
劳动法的立法价值是在极度倾斜的劳资关系中保护劳动者利益, 因此公权力应当适当介入, 从司法行政方面保护劳动者权益。劳动部门和相关部门对于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迁移行为必须加以监管, 以防止企业为了实现自主经营权而罔顾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作出违反劳动法律的行为, 保障迁移行为的全过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并引导企业迁移行为向着保护劳动者权益方向发展。在发生纠纷后, 劳动者可向劳动部门反映侵权事实应得到重视, 劳动监察部门应按规定及时、有效地启动行政保护程序。
参考文献
[1]方晓芬.企业迁移情形下劳动合同履行问题研究[D].南京大学, 2013.
[2]廖春.用人单位搬迁中劳动合同变更之判定[J].中国劳动, 2014, 10:55-57.
[3]刘小根.经营战略调整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吗[J].中国劳动, 2014, 05:57-59.
农村劳动力迁移 篇7
关键词：人口迁移,水力学,管网,动力学模型
0前言
自然界中事物的变化规律具有共性。社会需要是科学发展的源动力。各个领域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 其相应的研究水平也会产生明显的差异。以水流运动为研究对象的水力学, 无论是在理论分析、物理实验, 还是数值模拟方面, 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然人口迁移和水流运动的系统研究, 分别以列文斯坦发表《人口迁移规律》和雷诺实验为标志, 均出现在1885年前后[1,2], 但是目前人口迁移研究能达到精准定量分析的程度, 与水流运动研究相比还有明显的欠缺。基于事物变化规律的共性, 各个学科研究成果之间也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实质上, 这两者之间除了具体研究对象不同, 其输运的机理是相似的, 甚至是基本一致的。将水力学的研究成果推广应用于人口迁移问题的分析, 势必给后者的学科发展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1 管网水力学计算方法
水力学中把管网划分为枝状管网和环状管网两类。无论是枝状管网, 还是环状管网, 水力计算时所遵循的都是连续方程和能量方程。[2]其连续方程的形式是相同的, 即每一个节点流出的流量总和等于流入的流量总和。可用 (1) 式表示:
其中n表示与j节点相联系的管元总数;Qji表示i管元和j节点流量交换的代数值, 规定流出节点流量为正, 流入节点流量为负;Cj表示j节点和外部流量交换的代数值, 输入节点流量为正, 消耗为负, 无交换为零。
对于给水管网, 通常按长管进行水力计算, 即忽略流速水头和局部水头损失。单一管元的能量方程如 (2) 式所示:
其中k和j为构成管元i的两个节点;该管元通过的流量用Qi来表示, 并规定由节点k流向节点j时流量为正值;Hk和Hj分别表示k节点和j节点的水头, 其差值用驻Hi来表示;Ki为反映该管元阻力特性的系数, 由于实质上流量与水头差值之间呈非线性关系, 该系数值也与两节点水头有关。对于两类管网的能量方程具体应用形式有所不同。
枝状管网任一支路的能量方程可用 (3) 式表示:
其中m表示构成第k条支路管元的总数;hfi表示第i个管元的沿程水头损失;驻Hk表示第k条支路首末两端节点的水头差。
环状管网任一环路的能量方程可用 (4) 式表示:
其中m表示构成该环路的管元总数;hfi表示构成该环的第i个管元水头损失的代数值, 即规定一个环的正方向, 如若该管元水流方向与环的正方向相同则水头损失为正值, 否则为负值。
必要时也可加入局部水头损失的影响, 按短管来进行计算。当然, 上述这些关系式是相应于恒定流的情况。如果是非恒定流, 会更复杂一些。
2 人口迁移特性分析
人口迁移态势是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重要方面。人口迁移态势主要受社会稳定状况、经济收入水平、文化教育发达程度和生活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整体上, 总是由社会稳定性弱的地区向强的地区迁移, 经济收入低的地区向高的地区迁移, 文化教育水平低的地区向高的地区迁移, 生活成本高的地区向低的地区迁移等。这是共性。当然也存在着个性, 个人有向自己喜好的气候条件、生活环境的迁移倾向, 也会有投亲靠友的动机。简单人口迁移的概化动力学模型, 可仅分析具有共性态势方面的问题。
整体上,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 就会使人口集聚地的社会稳定状况变差, 经济收入水平降低, 文化教育发达程度降低, 生活成本提高, 继而就会使向此人口集聚地迁移的趋势减弱。相反, 随着人口数量的减少, 就会使人口集聚地的社会稳定状况变好, 经济收入水平升高, 文化教育发达程度升高, 生活成本降低, 继而就会使向此人口集聚地迁移的趋势增强。在社会稳定状况、经济收入水平、文化教育发达程度、生态环境优劣和生活成本之间, 人们会权衡出一个综合指标, 来评判宜居程度, 做出是否迁移和向何处迁移的抉择。当然这个评判结果会因人而异, 但整体差别不会太大, 综合指标可以用统计平均值来表征。人口迁移的速度, 也与受到的阻滞程度有关。两个人口集聚地之间的迁移成本越大, 迁移速度就越低。这些迁移成本包括迁移过程中的交通成本、迁移前后的居住成本等。信息越迅捷, 阻滞程度越低。人群迁移惰性越大, 阻滞程度越大。还与两集聚地之间各居住要素的匹配度有关, 比如用工需求、气候条件、生活习惯和居民素养等。匹配度越高, 阻滞程度越低。人口整体迁移态势, 犹如管网, 会达到一个静态的或动态的平衡。
3 人口迁移与水流运动要素的对应
可以把城市或乡镇村落这些人口集聚地看成是一个“节点”, 他们之间的联系路径构成各个“管元”, 整体上形成了一个网状结构, 和水流运动的管网相类似, 称为“人口迁移网络”。基于输运机理一致性原则, 人口迁移与水流运动要素之间存在着如表1所示的对应关系。
其中, “迁移跨度相关的阻碍”和“两城乡之间的迁移壁垒”都属于人口迁移中的阻滞要素。“与迁移跨度相关的阻碍”包括迁移过程的耗损、气候条件变化、风土人情差异、语言地域化等方面。“两城乡之间的迁移壁垒”包括由于行政区划所产生的户籍限制, 迁入地对迁移人口提出的学历、职称、投资和住房等要求等。“宜居指数”即是评价广大人口迁移倾向性的综合指标。宜居指数越高, 人们的迁移倾向越强, 反之越弱。“突发事件”包括迁入地涉及对迁移人口学历、职称、投资和住房等方面新政策的出台, 以及自然灾害和影响社会稳定的其它突发事件等。“定居惰性”主要是指精准信息传递的延迟度、人口固守家园思维定式的稳固度、墨守成规做事风格的影响等。“静态”是指突发事件影响已进入平稳期, 各城乡宜居指数趋于不变, 人口迁移趋势稳定, 人口分布态势平稳。“动态”是指新出台政策及突发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效应明显, 各城乡宜居指数随时间而改变, 人口迁移趋势加速或变缓, 人口分布态势异动。
通过这样的对应关系, 描述水流运动的管网理论和计算方法就可以应用于人口迁移问题分析。上述的四个表达式均是对应于静态人口迁移的情况。1) 式所反映的是某一人口集聚地人口迁入、迁出、出生和死亡等所引起人口变化之间的守恒规律。2) 式所反映的是两人口集聚地之间宜居指数差异与人口迁移速度之间的规律。3) 式所反映的是人口沿着任意一条路径在两人口集聚地之间阶梯式 (非跳跃式) 迁移时, 两地宜居指数差值应该等于构成该路径的所有必经迁移阻滞之和。4) 式所反映的是任意若干人口集聚地构成一个环路, 如若定义一个环路的正方向, 当人口迁移方向与环路正方向相同时阻滞为正, 否则为负, 那么构成环路所有必经联系路径对应阻滞的代数和为零。
4 人口迁移网络分析模型建立及应用前景
基于管网水力计算理论的人口迁移分析方法, 作为可以精细定量分析人口迁移问题的数学模型, 具有巨大的潜力。其研究进程可以采用循序渐进原则, 由简单到复杂。在范围方面, 先以国内为主要研究对象, 认为各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基本上不受任何硬性约束, 可近似认为具有自由迁移的特征。跨国跨境直至移民类型的迁移往往有壁垒的限制, 可概化为一个定值甚或忽略不计。在复杂性方面, 先静态分析, 然后再考虑新政策出台和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影响进行动态研究。如果所有城乡之间均建立联系路径, 则计算工作量巨大。可以先根据行政区划, 假定人口集聚地仅与同级别及相邻级别之间有迁移联系。这也不失一般性。城乡个体之间虽然并非都有直接联系, 但都有间接联系。把通过中间行政区划级别的迁入和迁出看作一个过渡, 人口迁移也可以实现行政区划级别跨越。先忽略两城乡之间的迁移壁垒, 即引入管网中长管的处理方法, 进一步研究时为了提高分析精度再考虑此方面的影响。
人口迁移动力学模型的构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 借鉴水流运动的管网水力计算理论, 根据人口迁移网络的性质及其影响因素, 初步构建人口迁移动力学模型。接下来, 由长系列的历史资料, 比如2000年至2010年统计数据, 确定模型中的参数。最后, 利用若干年份的实际资料, 比如2011年至2015年统计数据, 对模型进行检验, 并修改完善。基于经过检验完善之后的模型, 就可以实现对人口迁移的预测。比如分析静态人口迁移的长期趋势, 发生某种程度的自然灾害或出现某种类型的突发事件所导致的人口迁移动态响应, 制定应急预案。也可以进行反分析, 根据人口集聚地对迁移规模所能够承受的程度, 制定相应力度的政策干预措施。
5 结语
人口迁移背景可以进行联系路径的网络模式化。借鉴水力学关于水流运动管网计算的研究成果, 将人口迁移与水流运动的基本要素建立准确对应关系, 就可以构建精准定量分析人口迁移规律的动力学模型。这对该领域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钟水映.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M].湖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5 (1) :14-30.
农村劳动力迁移 篇8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脱农,留农,个体特征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急剧缩减,农业劳动力弱质化趋势凸显。在“城镇拉力”和“农村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大量农业劳动力持续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1]。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同时也为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而又低成本的人力资源支持。但是,农村青壮年人口的过度流失也造成农业劳动力断层问题。以农民老龄化与女性化、农村人才空心化和农业生产副业化为表征的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问题日益突出[2]。因此,为深入研究影响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微观性作用要素,本文以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从现阶段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和区域5个角度来具体探讨农业劳动力在“脱农”与“留农”之间进行权衡决策的微观影响因素。本文将农业劳动力的就业迁移意愿区分为“脱农”和“留农”。前者指农业劳动力完全脱离农村、迁离到城市进行工作和生活,后者指农业劳动力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二、调查样本状况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笔者和课题组成员共同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农业接班人危机’:形成机理、动态演进与破解之道”的部分问卷调查。问卷调查于2014年年末分别在位于东、中、西部的浙江省、河南省和陕西省3个省份所辖共9个县的农村展开。调查对象为一般农民(包括专业农民、兼业农民等)。每个调查样本县所辖农村发放调查问卷110份,共发放990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927份。
为了保证数据采集的均衡性,本研究实际采用其中的900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浙江省、河南省和陕西省各采用300份有效问卷。调查样本总体情况的统计性描述如下。
(一)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与受教育情况
从总体统计情况来看,被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是31.62岁,其中年龄最大的为53岁,年龄最小的是16岁。分性别情况来看,男性平均年龄是33.81岁,最大年龄和最小年龄分别是53岁和16岁,女性平均年龄是29.07岁,最大年龄和最小年龄分别是48岁和17岁。被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大致呈现正态分布。
从被调查对象的受教育情况来看,样本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72年,其中最长年限是16年,最短年限是2年。首先,分性别来看,男性农民的受教育年限普遍高于女性农民。这或许与农村中广泛存在的“重男轻女”思想有关。其次,分区域来看,就被调查对象而言,浙江省的农民受教育年限高于河南省和陕西省,而且河南省的农民受教育年限也高于陕西省。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水平产生正向影响。作为东部区域的代表性省份,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部区域和西部区域的河南省、陕西省,其教育软硬件条件相应优于中、西部省份,所以被调查农民的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河南省和陕西省。最后,整体来看,被调查农民的受教育年限多集中在7～9年的阶段中,即初中学历;其次为4～6年的阶段,即小学学历;接下来是高于10年的阶段,即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最后是低于3年的阶段,仅有0.60%。被调查对象的受教育层次同样大致呈现正态分布形状,具体见表1。
(二)被调查对象的农业生产经营状况
从农业生产经营总体统计情况来看,区域差异相对比较明显。如表2所示,作为农业大省和粮食生产核心区,地处中部区域的河南省土地资源丰富,被调查农民拥有承包耕地的比率最高,达到89.31%,而且人均经营规模最高,达到13.3亩。而作为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其农民拥有承包耕地的比率最低,为62.49%,人均经营规模也较低,为5.67亩。地处西部的陕西省则处于中间层次。就不同被调查对象所经营耕地规模情况来看,经营规模集中于4～6亩的农民所占比例最高,为21.15%,其次为低于3亩,所占比例为19.80%。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农民所经营耕地的规模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未来提升土地规模化经营水平的空间依然很大。同时也需要注意到,被调查农民的生产兼业化率与其所处区域耕地的人均经营规模成正比关系。比如,河南省被调查农民的生产兼业化率最高,达到73.53%,其所拥有耕地的人均经营规模也是最高。这可能是当前随着耕地经营规模的提高,留守在农村的农业劳动力明显不足,需要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在农忙时节回流到农村,以弥补劳动力投入的缺失。这也反映了在传统主要农区,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严峻程度。
资料来源: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整理而得,下同。
三、基于年龄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脱农动因的实证分析
如表3所示。首先,从影响农村排斥力的因素来看,第一,经济因素是导致被调查农民脱离农村的首要原因。这是因为在众多因素中,“务农收益低”的选择率基本上达到最高,平均达到66.94%。第二,35岁及以下的青年农民最看重职业发展前途,但36岁及以上的中老年农民则比较务实,最看重劳动收益的高低。如26～35岁和25岁及以下的被调查农民选择“农村致富机会少,没前途”的概率最高,分别为72.07%、76.81%。而36岁以上的被调查农民选择“务农收益低”的概率最高,为69.13%。
其次,从影响城市吸引力的因素来看,第一,经济因素同样是导致被调查农民向往城市的首要原因。这是因为在众多因素中,“二、三产业劳动收益高”的选择率最高,平均达到66.82%。第二,25岁及以下的被调查农民比较看重发展机遇和增长才干,如该群体选择“发展机遇多,发展空间大”和“学习专业技术,长见识”的概率最高,分别为63.26%和57.82%。但26岁及以上的被调查农民选择“二、三产业劳动收益高”概率最高,分别为69.93%和73.52%。这说明,该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相对更加重视自身的收入水平。
最后,综合所有影响因素来看,第一,就整体脱农动因而言,城市吸引力的影响程度(其总和选择率为205.81%)高于农村排斥力(其总和选择率为189.13%),这与程明望等(2005)的研究结论一致[4]。第二,分年龄层次来看,对于35岁及以下的年轻农民而言,城市吸引力的影响程度(其总和选择率分别为229.94%和213.37%)高于农村排斥力(其总和选择率分别为188.76%和194.44%)。但是,对于36岁及以上的中老年农民而言,农村排斥力的影响程度(其总和选择率为184.21%)却高于城市吸引力(其总和选择率为174.12%)。这可能是因为,农村中年轻人多受市场经济影响和现代意识熏陶,比较向往城市的繁华多彩和优越生活,并且正处于梦想出人头地和提高自身技术能力的年龄阶段,外出“闯一闯”的意识较强。但是,对于中老年农民而言,他们遍尝农村生产生活的不易,也感受打工的辛苦,想法更加务实[5],很多是想摆脱农村清苦的生活、改变经济条件而选择到城市打工挣钱,而不是向往城市中的繁华表象,因此农村的排斥力对于该群体脱农的影响程度更大。
(二)留农动因的实证分析
如表4所示。首先,从影响农村吸引力的因素来看,第一,土地和宅基地等有限财产是吸引各年龄段农民留在农村的首要因素。这是因为在众多因素中,“具有土地和宅基地保障”的选择率最高,平均达到68.33%。第二,各年龄段被调查农民的侧重点有差异。对于25岁以下的年轻农民来说,他们比较看重“国家惠农政策力度加大”,选择比率达到27.84%,这说明该群体有在农村干事创业的愿望,希望国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而对于25岁以上的被调查农民而言,他们虽然也比较看重国家惠农政策的支持力度,但是更注重“可以照顾父母和小孩”,选择比率分别达到39.43%和54.97%。因为这些年龄段的农民普遍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压力,能够照顾家人也是他们选择留在农村的重要原因。
注:问卷内容是多项选择,下同。
其次,从影响城市排斥力的因素来看,第一,生活负担重是构成城市排斥力的首要因素。因为被调查农民选择“房价高、看病贵等,负担重”的比率最高,平均达到53.19%。第二,分年龄层次来看,对于35岁及以下的年轻农民而言,选择“房价高、看病贵等,负担重”的比率最高,分别为64.79%和62.48%。这说明,年轻人的财富积累非常有限,他们对于城市中的沉重生活负担反应更加敏感。但是对于36岁以上的中老年农民来说,他们选择“没有社会保障,缺乏安全感”的比率最高,达到53.23%。这显示出,农民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注重生活的保障和依靠。
最后,综合所有影响因素来看,第一,就整体留农动因而言,城市排斥力的影响程度(其总和选择率为185.38%)高于农村吸引力(其总和选择率为164.50%)。第二,分年龄层次来看,对于35岁及以下的年轻农民而言,城市排斥力的影响程度(其总和选择率分别为183.53%和185.11%)高于农村吸引力(其总和选择率分别为130.68%和163.49%)。但是,对于36岁及以上的中老年农民而言,农村吸引力的影响程度(其总和选择率为199.30%)却高于城市排斥力(其总和选择率为187.52%)。这说明,对于大部分年轻农民而言,现阶段农村中存在的一系列优势还不足以激励其选择留在农村务农,反而是城市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迫使一部分农民选择回流到农村。这与郭力等(2011)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6]。但是,对于中老年农民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更愿意回到农村去,因为他们更加注重生活的保障、家庭的幸福,当然也更加注重“老有所依”。
四、基于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脱农动因的实证分析
如表5所示。首先,从影响农村排斥力的因素来看,第一,在性别方面,男性脱离农村受农村排斥力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女性。这可能是由于男耕女织的农业传统,男性在经济收入以及家庭生活质量方面的压力要高于女性,所以他们对于农村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具有更高的敏感度。第二,在受教育程度方面,”高中以上”的总和选择率为206.57%,高于“初中”的191.38%和“小学以下”的167.86%。这说明,学历越高,被调查农民脱离农村受农村排斥力的影响程度越显著。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该部分农民的见识越提升、能力越增长,他们就越不满足于农村的现状,摆脱农村落后生产生活条件的意愿也越强烈[7],对农村排斥力的敏感程度就越高。
其次,从影响城市吸引力的因素来看,第一,在性别方面,男性脱离农村受城市吸引力的影响程度同样要高于女性。第二,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学历越高,被调查农民脱离农村受城市吸引力的影响程度越显著。这说明,学历越高,受现代文明熏陶越多,就越向往城市现代化的生活。
最后,综合所有影响因素来看,第一,无论在性别方面,还是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经济因素依然是影响被调查农民脱离农村的首要因素,这是因为他们在各因素中选择“务农收益低”和“二、三产业劳动收益高”的比率最高。第二,在性别方面,男性受农村排斥力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城市吸引力。但是女性受城市吸引力的影响程度却高于农村排斥力。可以这样来解释:男性在农村体力劳动中占有一定优势,但对于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城市,明显缺乏信心和底气;而女性在农村体力劳动中占处于弱势地位,但她们具有天生的依赖心理和攀比心理,容易对城市中繁华多彩的生活产生向往和依恋。
(二)留农动因的实证分析
如表6所示。首先,从影响农村吸引力的因素来看,第一,在性别方面,男性更看重农村中所拥有的有限财产,而女性更注重家庭生活质量。这是因为男性在众多因素中选择“具有土地和宅基地保障”的比率最高,达到52.79%,而女性选择“可以照顾父母和小孩”的比率最高,达到46.38%。第二,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以下”的总和选择率为134.17%,高于“初中”的129.20%和“高中以上”的108.42%这说明,被调查农民学历越低,他们选择留在农村时,受农村吸引力的影响程度越深。这可能是学历低的农民视野较狭窄,见识不足,而且对自身能力缺乏自信,就相对比较留恋在农村生活的种种优势和好处。
其次,从影响城市排斥力的因素来看,可以得出如下规律:第一,在性别方面,男性更在意城市中高昂的生活成本,他们选择“房价高、看病贵等,负担重”的比率最高,达到47.28%。而女性更在意城市中生活的安全感,她们选择“没有社会保障,缺乏安全感”的比率最高,达到58.05%。第二,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学历越低,被调查农民留在农村受城市排斥力的影响程度越显著。这说明,学历越低,融入城市生活的难度越大,所以他们对自身在城市中的种种劣势反应就越敏感。最后,综合所有影响因素来看,在性别方面,男性受农村吸引力的影响程度(其总和选择率为156.70%)要高于城市排斥力(其总和选择率为139.87%)。但是女性受城市排斥力的影响程度(其总和选择率为172.19%)却高于农村吸引力(其总和选择率为163.75%)。原因可能是:受农村中男子嗣承规则的影响,男性农民往往留恋于农村中的有限财产,所以对农村吸引力表现出更大的敏感度;而女性农民则不具备上述条件,所以对农村吸引力的敏感度有所降低,而且很多女性农民受自身条件所限,在城市中往往并不具备工作方面的良好禀赋[8],生存优势不明显,所以对城市排斥力表现出更大的敏感度。
五、基于收入与区域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脱农动因的实证分析
如表7所示。首先,在收入水平方面,月收入3000元以上的农民受农村排斥力的影响程度(其总和选择率为171.91%)要高于3000元以下的农民(其总和选择率为150.08%),月收入3000元以上的农民受城市吸引力的影响程度(其总和选择率为186.64%)也高于3000元以下的农民(其总和选择率为157.39%)。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农民通过外出务工提高了劳动收益,分享到了打工收入所带来的好处,所以他们对农村排斥力和城市吸引力表现出更大的敏感程度。而很多低收入农民由于自身能力所限等原因,并没有通过在外打工获得较高的劳动收益,所有他们对农村排斥力和城市吸引力的敏感程度就比较低。
其次,在所处区域方面,浙江省的被调查农民对农村排斥力和城市吸引力的反应程度(其总和选择率分别为181.93%和208.96%)均高于河南省(其总和选择率分别为169.15%和186.78%)和陕西省(其总和选择率分别为151.59%和163.20%)。这可能是由于浙江省经济较为发达,该区域农民受商品经济大潮影响更加显著,他们更加倾向于走出农村,到城市中去干事创业。所以,农村排斥力和城市吸引力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更高。
最后,综合所有影响因素来看,无论从收入水平角度,还是从所处区域角度,被调查农民受城市吸引力的影响程度都要大于农村排斥力,该规律与上文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
(二)留农动因的实证分析
如表8所示。首先,从影响农村吸引力的因素来看:第一,在收入水平方面,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农民(其总和选择率为195.39%)受农村吸引力的影响程度要高于3000元以上的农民(其总和选择率为170.14%)。这可能是由于低收入农民对农村有限财产及乡村生活状态有着更深层次的依赖,而高收入农民更加注重在外打拼,对留在农村的吸引力反应不是很敏感。第二,在所处区域方面,陕西省的被调查农民对农村吸引力的反应程度(其总和选择率为178.01%)高于浙江省(其总和选择率为155.53%)和河南省(其总和选择率为170.66%),而且浙江省最低。这可能是由于陕西省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较为落后,该区域农民受传统农村生活习俗的影响更加强烈,所以对农村有限财产及乡村生活状态更加留恋。而浙江省地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该区域很多农民已经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打拼多年,而且也已经习惯城市中的生活,所以对农村吸引力的反应程度就比较低。
其次,从影响城市排斥力的因素来看,第一,在收入水平方面,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农民(其总和选择率为200.80%)受城市排斥力的影响程度要高于3000元以上的农民(其总和选择率为175.51%)。这说明,低收入农民更加难以在城市立足,所以对城市排斥力有着更强烈的反应。第二,在所处区域方面,陕西省的被调查农民对城市排斥力的反应程度(其总和选择率为19652%)仍然高于浙江省(其总和选择率为167.61%)和河南省(其总和选择率为186.07%)。
最后,综合所有影响因素来看,无论从收入水平角度,还是从所处区域角度,被调查农民受城市排斥力的影响程度都要大于农村吸引力。这说明,当前部分农业劳动力回流到农村主要是受城市排斥力的影响,而农村吸引力所起的作用比较有限。
六、研究结论
本文以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从现阶段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和所处区域5个角度具体分析了农业劳动力在“脱农”与“留农”之间进行权衡决策的微观影响因素,并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在影响农民脱离农村或留在农村的众多因素中,经济利益始终是最为重要的决策考量[9],无论农民选择在家务农还是外出打工,提高经济收入都是其最直接的目标。所以,城乡劳动力收益差距应当是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形成的最根本性的作用因素。第二,对不同统计特征的农民而言,城市吸引力对于“脱农”的作用大于农村排斥力,而且城市排斥力对于“留农”的作用大于农村吸引力。这充分说明城市因素对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农村因素。因此,在城市与农村关于争夺和吸收青壮年劳动力的博弈中,农村依然处于弱势地位。第三,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水平等作用因素看,弱势农民(主要是指老年人、女性、低学历或低收入者)对脱农动因中农村排斥力的反应程度低于优势农民(主要是指青壮年、男性、高学历或高收入者),且对留农动因中农村吸引力的反应程度高于优势农民。这充分说明,弱势农民具有更强的留农意愿,优势农民具有更强的脱农意愿。如果此种趋势持续下去,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城市中的劳动力质量越来越好,而农村中的劳动力质量却越来越差,那么,城乡之间关于劳动力质量的“马太效应”势必日益凸显[10],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将更趋严重。由于不同统计特征的农民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其对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微观影响就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需要深入全面地把握和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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