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人口（共9篇）
农村劳动人口 篇1
人口迁移既是非农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在人口方面的具体表现形式, 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要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存在着鲜明的特殊性,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面临着就业和生活两方面的难题。除了产业载体因素外, 难以支付起转移目的城镇的生活成本也是阻碍农村人口转移的一大原因。目前农村人口转移的研究多侧重于转移的过程, 而城镇生活成本及后续安居问题往往被忽略或笼统化。
一、基于“推-拉”理论的劳动力转移动因分析
目前, 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农村与城市同时存在着失业或就业不足。如果仅仅因为农业生产无序或效率低下、农村生活环境恶化而导致人口迁出, 在城市本身就业人口巨大、负荷沉重的情况下是难以承载大量涌入的农村人口的。如果农村收入水平不能提高到一定程度, 城市部门中充分就业的努力就注定要失败, 因为创造额外的就业机会将导致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部门。
另外, 大城市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 (包括吃、住、行) 也成为横亘在农村转移人口面前的一座高山。大量农民工干着脏累差的活, 领着不稳定的低工资, 享受着不完善的社会保障, 却必须支付与城市居民相差无几的生活成本;或者忍受着恶劣的生活条件, 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中去, 面临着“市民化”VS.“城市盲流”或“定居”VS.“暂住”的艰难选择。
“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转移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种是促使人口转移的力量, 即有利于人口转移的正面积极因素;另一种是阻碍人口转移的力量, 即不利于人口转移的负面消极因素。就我国而言, 农民愿意进城可能是因为城市在就业、收入、环境、福利等方面的吸引力, 也有可能是因为农村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而农民“回流”有可能是因为家乡的亲人、农活, 或者农村日益改善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创业机会, 亦有可能是因为城市失业、高昂的生活成本及其他。也就是说, 积极的因素既推动农民进城就业甚至安居, 也推动农村本地的发展, 而消极的因素即使令农民迁出, 也并不能带来长久的稳定与城乡差别的改善。这正是我们需要加以区别和重视的。本文就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四个方面具体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
(一) 人口迁出地 (农村) 的“推力”
在人口迁出地, 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力”, 把原居民推出其常居住地。产生推力的因素有自然资源枯竭、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和就业不足、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这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一些因素, 且都是农村地区发展不利的消极因素。事实上,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也能推动人口转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使得富余劳动力增加, 从而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外转移就业;另一方面, 农村经济发展, 能够推动农民受教育水平提高, 从而提高知识技能和就业能力, 使之迁移到城市谋求更高水平的职位。可以看出, 这种积极的“推力”更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
此外, 农业生产本身对于推动工业发展作用巨大, 以农业推动工业, 以农村发展带动城市就业, 这才是更好的“双赢”模式。目前一些学者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争议。蔡昉 (2006) 认为, 劳动力的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有条件的, 而在我国现阶段许多条件并不具备, 反而产生了流动与差距同时扩大的现象[1]。因此, 反过来考虑, 通过发展农业调整城乡利益格局,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从而促使劳动力合理流动, 这样的“逆向思维”更具现实性。
(二) 人口迁出地 (农村) 的“拉力”
在迁出地存在“推”人口转移因素的同时, 也存在着“拉”人口的若干因素, 如家人团聚的快乐、熟悉的生活环境、在出生和成长地长期形成的社交网络等。朱农 (2002) 发现婚姻状况对农村人口转移有显著的负影响, 对此的首要解释是已婚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转移成本 (包括现金成本和心理成本) [2]。这些“拉力”作为人口转移阻碍力, 在我国农村居民的身上有显著体现, 并形成了独特的“候鸟式迁移”方式。
在过去的若干年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 农村劳动力外出是解决农民就业和农户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然而, 在城市化的各种体制障碍一时难以消除的背景下, 农村劳动力又必须不定期地回到家乡 (例如农忙、节日等) , 甚至最终选择“回流”。也就是说, 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 但是他 (她) 的家人, 老人和孩子或许还在农村, 生活空间也最终还是在农村。这只能称之为“劳动力流动”, 而不能称之为“人口转移”。当然, 这种候鸟式的流动是逐步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 从城市化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说, 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也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 即使目前他们中的许多仍要回到家乡, 也已经为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做了有益的准备。
人口迁出地“推”的力量比“拉”的力量大, 占有主导地位, 因此才会有农村人口尤其是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向城市。
(三) 人口转入地 (城市) 的“拉力”
同样, 在转入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拉”力把外地人口吸引过来。产生“拉”力的主要因素是: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较好的受教育机会、较完善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较好的气候环境等。托达罗 (1992) 在研究农民进城的成本问题时曾经指出, 尽管农村青少年进城不会很快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 但在城里待的时间越长, 他获得工作的机会就越大, 所以往往仍然选择在城里等待工作。“较高的、持久的收入的引诱, 也会继续吸引乡村移民流向日益拥挤的城市贫民窟”[3]。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动机除了追求高收入外, 追求理想的就业机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就业机会除了与经济增长速度有关外, 主要依靠当地的就业结构, 而就业结构与当地的经济结构是紧密相关的。
工业和城市发展也与农业发展息息相关, 如果因为农业限制和拖累了工业和城市发展, 同样难以形成拉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足够“拉力”, 这样城市化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都有可能陷于停滞。
值得关注的是, 由于农业人员直接转移到城市正规部门就业非常困难, 因此非农业或乡镇企业部门和城市中非正规部门同时成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目的地。非农业或乡镇企业部门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过程中起到的独特作用, 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一大特色[4]。尽管乡镇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发展滞缓, 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减弱,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部分乡镇企业经过一轮轮的淘汰之后逐渐规范和壮大, 而更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出现, 都能够继续为农村转移人口创造更大的就业空间。
(四) 人口转入地 (城市) 的“推力”
与此同时, 转入地也存在一些不利于人口转入的“推”的因素, 如转移可能带来的家庭分离、陌生的生产生活环境、激烈的竞争、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就目前而言, 城市生活成本的问题应该得到重点关注。蔡防 (2001) 把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分成两个阶段来考虑。第一个阶段就是农村劳动力迁出农村的过程, 第二个阶段就是转移者在城市定居的过程[5]。农村人口不断迁出, 而后续在城市的安置和定居问题却困难重重, 住房、交通、通讯、食品、医疗、教育等方方面面, 无不为农村人口设置了一道道难以跨越的“关口”, 以至于他们迁移的收益甚至还不能弥补所付出的成本。尤其是对于那些长时间没有找到适当岗位而始终等待着“机会”的农村人口来说, 城市的“边缘”生活和恶劣条件对他们更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如果不能支付起转移目的地城镇的生活成本, 就只能被称为流动人口, 而不能说是转移、移民。大量流动人口聚集在城乡结合部、城市边缘地带, 也会给城市管理和规划带来难度, 造成无序和混乱。
总之, 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可能是因城镇有利的经济发展而造成的, 也可能是因农村不利的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正如18世纪英国农民被圈地运动推向城镇一样, 如果主要是由于农村情况日益恶化, 而不是城市本身有特别丰厚的收入和就业机会, 那么农村人口涌向城镇, 不仅不利于农村的发展和建设, 还会对城市的有序就业和管理造成冲击。这是我国目前人口转移过程中尤其值得思考的。下文以这四个方面的动因为基础, 选取代表性指标来考察其对我国实际人口迁移量的影响。
二、农村人口迁移量的影响因子实证
受数据搜集的可得性所限, 本文选取的指标全部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假设人口迁移量与回流农村的情感因素V1、回流农村的城市生存因素V2、迁移城市的农村客观因素U1、迁移城市的城市客观因素U2四个主因子相关, 其中V1= (v11, v12) = (婚姻, 家庭) , V2= (v21, v22, v23, v24) = (居住费用, 文教娱乐,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 U1= (u11, u12) = (农用地, 水资源) , U2= (u21, u22, u23, u24) = (就业, 收入, 交通, 城市环境) 。
令f为迁入城市函数, g为回流农村函数, 则人口转移量Q满足:
其中, ①和①'为迁入城市与回流农村的人口差量公式;②和②'为人口迁出农村与转入城市的推-拉差量公式。
为研究各城乡发展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我们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来探讨上述各分量与人口迁移量之间的相关性。
首先是因变量 (人口迁移量L, 单位:万人) 的确定与计算, 公式如下:
人口迁移率=人口增长率-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迁移量=人口迁移率*年平均人口数= (年人口增长量/年人口数*1000‰-人口自然增长率) *年平均人口数 (*)
其次是自变量的确定与计算。按照上文中涉及的因素, 我们制定了“人口迁移量影响因子表”, 具体见表1。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官方数据, 我们收集、整理了8个自变量和1个因变量对应的完整数据, 其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数据来源:2001-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通过散点图的变化趋势特征我们建立回归模型:
用最小二乘法拟合模型得到模型汇总 (表3) 和回归模型方差分析 (表4) 。
表3中R为复相关系数, 它表示模型中所有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回归关系的密切程度, 它的取值介于0和1之间, 取值越大, 说明线性回归关系越密切。此处复相关系数R=0.999, 说明所选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线性回归关系密切;而调整的R2=0.993, 值越大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越好。
表4是回归模型的方差分析表。可以看到, 方差分析结果中概率P值 (0.001) 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 , 所以该模型是有统计学意义的, 即上述8个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
最后我们得到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由于每个自变量取的单位并未统一, 所以各个自变量前面的系数大小差别很大。但如果尝试全部标准化, 用各分量的增长率说明之间的关系, SPSS运行出的结果反而很不理想。所以, 我们仍然采用上述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问题, 根据各系数的绝对值及符号方向剖析其对农村人口转移的影响。
首先, 农村抚养量每多1人, 人口迁移量多2.9人, 这说明家庭负担影响农村人口迁移, 家庭负担越重, 家里的劳动力越有动力 (或压力) 到城市务工、生活, 以谋取更多的收入来养家糊口。农村抚养量本应视为“回流”影响因子 (农村的拉力) , 实证中却反而与人口迁移量成正比, 这也凸显出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种被迫与无奈。
城乡消费差 (元)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 模型中城乡消费支出每差异1元, 迁移量多0.41人, 与迁移量成正比。居民消费水平最终是由收入决定的, 与其说农村居民进城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消费”, 不如说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所以消费差越大, 越容易吸引农村人口转移。但这也容易形成误区, 因为城市消费水平高, 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物价水平和生活成本 (如交通、住房、教育、日常开支等) , 农村人口盲目转移, 尤其是往大城市盲目转移, 只达到了城市的消费层次, 却达不到城市的收入层次, 必然是没有办法长居久安的。
农业的发展对农村人口迁移有着良性的推动力。但从农作物播种面积 (万公顷) 和有效灌溉面积 (万公顷) 两个影响因子来看, 有效灌溉面积的增加可以体现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发展, 其与迁移量成反比, 这说明农业条件改善后农民反而愿意留在农村耕种, 并未达到“以农业发展带动人口转移, 缩小城乡差距”的层次。目前的劳动力转移, 往往是因为农村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所致 (至少是因为城乡差别过大所致) , 存在着极大的盲目性。农作物播种面积与迁移量成正比, 似乎是良性推动, 但事实上是生产的无序性。
模型的最后四个自变量:城乡就业差距 (人) 、城乡收入差距 (元) 、城市实有道路长度 (万公里) 、城市绿地面积 (万公顷) 代表了城市对农村居民的吸引力, 或者说“拉力”。四个因素都与人口迁移量成反比, 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城乡就业差距折射出城市本身就业压力的巨大, 城乡就业者负担人数每差1人, 迁移量少3 442人, 这种巨大的反比效应显示出“就业困难”始终是横亘在人口迁移过程中的一条鸿沟。同理, 城乡人均收入每差1元, 迁移量少0.8人, 也反映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并没能拉动人口转移。城市实有道路长度和城市绿地面积的增加都带来人口迁移量的减少, 也许是因为农村生活环境也在同时发生改善, 也许是因为进城农民并未真正享受到城市环境改善带来的优越性, 这有待进一步检验和研究。
总而言之, 从回归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农村人口的迁移往往呈现出一种盲目和无奈, 且长期在就业、收入上处于劣势, 仅仅作为城市的边缘人物, 要么埋头苦干, 要么寻寻觅觅 (工作机会) , 离真正的“市民化”还很远。而农村的发展和农业的进步似乎也没有显示出良性的推动力, 城乡差距仍然很明显。鉴于此, 与其让农民盲目往大城市跑, 增加城市压力, 不如建立一个转移“梯度”, 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引导农民有序迁移, 合理就业。
三、农村人口梯度转移模式
在户籍制度改革、关注农民出路的当下, 适用于中国现实情况的农村人口转移模式, 应该是一个有序的、分层的梯度转移模式, 兼顾产业差异、区位差异、劳动力差异、生活成本差异, 从而逐步推进城镇化, 缩小城乡差距。换言之, 引导农村人口实现梯度转移, 注重产业差异、区位差异、劳动力素质差异、生活成本差异的影响, 充分发挥非农部门、二三线城市和小城镇的作用, 形成有序的、分层的梯度转移模式, 才是逐步推进城镇化, 缩小城乡差距, 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涌入大城市给城市发展带来冲击的有效途径。这里所说的“梯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产业梯度
无论从全国范围来看, 还是就某个地区而言, 产业分工体系的不完善造成了就业结构的不合理, 产业规模与城市规模的不合理也使得产业结构升级困难。优化产业结构, 才能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 而仅仅是大城市的就业岗位增加, 只会造成更多的人口涌入, 产生更多“等待就业”的人。合理地进行产业分布, 将更多的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分布到二三线城市甚至是小城镇去, 因地制宜, 使农村人口实现就近转移, 就近就业, 能够大大缩减其迁移成本、就业成本和生活成本。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更应该实现区域转移, 分布到离农村较近的城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低素质低技能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 这样就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的初步转移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区域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 就地发展农产品加工出口业, 然后利用外汇进口机器设备发展轻纺电子工业, 从而吸纳大批农村劳动力就业, 这是农业带动的良好就业模式。此外, 在二三线城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也是一个良好的途径。由于第三产业技术形成相对较低, 劳动方式又比较自由, 可与农业兼营, 所以对农村人口也有较强的吸引力。
(二) 区位梯度
我国现有100多座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大城市, 尤其是省会城市, 本身就存在着诸多的现实发展问题:物价居高不下、失业率增加、人口拥挤、交通拥堵、房地产调控艰辛。其面临的转型与持续发展问题, 主要也是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即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问题。而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往往是具有较高水平、较高技术层次的人才, 对农村人口的接收相当有限。此外, 大城市虽然生活条件优越, 但高昂的生活成本也使很多农村人口望而却步或者即使进入城市也被迫“回流”。
因此, 未来在城镇化进程中应该构建多元化城市发展模式, 更好地发挥中小城市的作用, 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由于其产业结构水平较低, 有更多的潜力和容量可以挖掘, 且其生活成本较低, 如果合理布局和建设, 可以对农村人口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因而, 应该加大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扶持力度, 使之迅速成长起来, 成为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应该形成产业分工、互补合作的产业结构。处于高势能中心的大城市应发挥其资本和技术的比较优势, 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而低势能地区的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应充分利用其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便宜的特点, 体现就业优先的原则。
当然, 不可忽视大城市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强吸纳作用。这就需要建立畅通的劳动力沟通机制和就业服务机构, 有效传递就业信息, 防止过多农村人口涌向有限岗位。经济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 农民的迁移大多数都经历过从农村向大城市转移, 再由大城市向中小城镇扩散的过程, 这也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三) 文化教育梯度
从大城市到农村, 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广泛的分割或分层,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教育分层。由于所受教育的水平不同, 农村劳动力通常面临着不同层次的劳动力市场 (低端、中端和高端) , 而且在短期内无法打破此类分层。政府应该帮助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发布机制以及职业培训机制, 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农村人口自身的年龄、文化基础、现有的技术水平等条件, 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分流, 让农村劳动力分别进入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就业地带, 选择与其教育水平和技能条件相符的就业岗位, 接受与其意愿和承受能力相符的职业培训。年轻的、文化层次较高的劳动力可以往大中型城市走, 年老的、文化层次较低的劳动力则尽量就近择业。同时还要考虑这些劳动力各自的技能水平和特点, 做出有利引导。
教育和培训能够增加劳动技能, 提高劳动力素质, 为就业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教育投资还是劳动者由低端劳动力市场向中、高端劳动力市场流动的基本条件。随着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提高, 小城镇的劳动力又向高一级的中小城市转移, 从而一级一级地推进, 最终形成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在大城市的集聚[6]。
四、政策建议
(一) 重视农业的发展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人口过多、过快、无序涌入城市, 减少、防止“盲流”冲击城市的问题, 必须实行统筹发展和协调发展战略, 加快农村地区、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步伐, 加大对农村的投入, 缩小城乡、地区之间的差别。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多年实践也证明, 农业发展滞后, 或者不按照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调整农业结构, 推进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不仅会造成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内部得不到合理利用, 进而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 劳动力向外转移的“推力”不足;而且工业和城市发展也会因农业限制和拖累而受到影响, 结果形不成拉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足够“拉力”, 这样城市化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都有可能陷于停滞[7]。因此, 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人口大国, 无论如何都应当重视农业的发展。
(二) 发挥政府保障作用
政府在针对农村人口的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与服务等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显露很大成效, 但政策的一步步落实仍然需要时间。例如, 在土地征收和“农转非”问题上, 成得礼等 (2009) 所做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内陆大中型城市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大部分失地农民, 对户口非农化都采取抵制的态度, 由此推断内陆大中型城市的当地政府在城乡结合部地区非农化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8]。失地农民的转型问题, 从侧面反映出农村人口在转移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和障碍。
政府应该切实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 合理规划城乡工业市场, 大力推进小城镇和中小城市建设, 使之成为农村劳动力聚集的主要空间。第二, 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 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在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应在政策法规、组织管理、专业人员配备和基础设备等方面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 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 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 从就业信息、职业介绍、人才培训、法律咨询和劳动保险等方面, 为农村劳动力的择业和就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减少农村人口转移过程中的盲目性。第三, 加大城市改革力度, 尤其是对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在城乡间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经济环境。
参考文献
[1]蔡昉.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前言, 2006 (6) .
[2]朱农.论收入差距对中国乡城迁移决策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 2002 (5) .
[3]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2.
[4]蒋贤锋.基于实物期权视角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分析:1949-2005年[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0 (2) .
[5]蔡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J].社会学研究, 2001 (4) .
[6]张林山.城镇化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梯度转移模式[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9) .
[7]程名望.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机理、动因与障碍[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8]成得礼, 谢子平.中国城乡结合部地区失地农民个人转型问题研究——基于北京市、青岛市、成都市和南宁市的入户调查数据[J].华东经济管理, 2009 (3) .
农村劳动人口 篇2
科学素质行动方案
为落实国务院《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要求，提高城镇劳动人口的科学素质，服务于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如下行动方案。
一、目标任务
（一）在广大城镇宣传科学发展观，重点倡导和普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节能降耗、安全生产、健康生活等观念和知识，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科学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
（二）围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需求，以学习能力、职业技能和技术创新能力为重点，提高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科学素质，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和自身发展的要求。
（三）围绕城镇化进程的要求，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技能水平和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
（四）提高失业人员的就业能力、创业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
二、实施内容
（一）加强对劳动者科技教育培训的宏观管理，进行专门的规划、组织和监督实施。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的关系，合理分工、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城镇劳动人口科学素质行动的开展。
（二）将劳动人口应具备的基本科学素质内容(是什么？？)纳入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课程和培训教材，将有关科学素质的要求（是什么？？？）纳入国家职业标准，作为各类职业培训、考核和鉴定的内容。
（三）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预备制培训、再就业培训、创业培训、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培训和各类从业人员的在岗培训和继续教育，全面提升城镇劳动者的科学素质。
（四）在企业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技能培训和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等活动，着力加强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教育，（为什么没有科学知识？？？）提高职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自我发展与创新能力。鼓励群众性技术创新和发明创造。充分发挥各级科协、技协、职教协会、培训中心及研发中心等社团、机构的作用。
（五）在企业事业单位建立带薪学习制度，鼓励职工在职学习，形成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共同投资的职业培训机制，培养职工的学习能力和自觉提升科学素质的意识。
（六）优化整合各种教育培训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形成广覆盖、多层次的教育培训网络，为劳动者提高科学素质提供更多机会和途径。
（七）以城镇社区为依托，通过社区科普活动室、科普学校、科普画廊等机构和设施，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宣传，建设学习型社区，发挥社区在提高劳动者科学素质方面的作用。
三、主题活动
2006—2007年的活动主题为节约能源和安全生产。2006年以节约能源为主，适时启动安全生产，2007年以安全生产为主。2008至2010年的活动主题，根据国务院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确定。
（一）行动宗旨。将节约能源和安全生产的知识与能力（仍是知识为主，与精神和方法及思想无关）培养作为职业培训的重要内容，并在城镇劳动人口就业前培训、企业职工岗位培训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培训中强化节约能源、安全生产知识与能力培养方面的教育培训内容。
（二）行动目标。使大多数城镇劳动者了解节约能源的知识、技术与方法，（仍然是知识，与方法和精神思想无关）了解国家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掌握本岗位安全生产基本规程和常用技术方法，树立起节约能源光荣和安全生产第一的意识，做到自觉节能降耗和按照岗位操作规程安全生产。
（三）主要活动形式。分为节约能源主题活动和安全生产主题活动。
1．节约能源主题活动方面，配合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安排，设计如下内容：
——将“节约能源”的观念、知识和方法列入科学技术教育和培训课程，作为面向城镇劳动人口开展科学素质教育、培训和考核的重要内容。
——加大宣传，利用各种媒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以节约能源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培养城镇劳动者节约能源意识，形成自觉节约能源的习惯。
——倡导和推动职业院校和企业积极开展科学素质主题活动，建立科学素质主题教室或主题角。鼓励各类企业、行业协会及培训机构开展知识竞赛及评选节约型班组和节约型个人的活动。
2．安全生产主题活动方面，将紧密配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启动的全民安全素质工程进行： ——宣传普及安全生产法规和安全知识。倡导和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价值观，营造“关注安全、关爱生命”的舆论氛围，使社会公众自觉遵法守法，人人做到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伤害。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搞一两次集中活动，形成强大声势，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观念。
——在职业标准、职业培训教材和职业技能鉴定内容中，强化安全生产规程与防护技术的内容。
——广泛开展安全培训和教育。企业必须按照《安全生产法》的要求，对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班组长和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高危行业从业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培训和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作业。在其他人群的培训中，如城镇劳动人口就业前培训、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培训和下岗失业人员培训，都要普遍开设安全生产知识课程或模块，使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人员都能够学到相关的科学知识。
——加强安全生产学科教育，倡导和推动职业教育院校和企业培训中心建立以安全生产为主题的科学素质主题教室（与科学素质的关系是什么？安全生产与科学的关系？）或主题角，作为宣传、普及安全生产知识的平台。
——配合安全生产主题活动，开发和指定一批教材和宣传册。
——加强宣传。以安全生产为主题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广泛开展知识宣讲、技能竞赛、橱窗陈列等活动；鼓励新闻媒体开设专栏、专题、专版，拍摄影视专题片、广播剧等，宣传介绍安全生产方面的政策法规和新技术新方法及先进企业和先进个人的事迹。在各类培训机构和生产现场的显著位置，都要张贴有关安全生产的宣传画和重要规程。
——在企业文化的建设中，进一步强化企业安全文化的内容，把安全文化建设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各环节中。
四、组织实施
此项行动的关键在于政府推动，行业、企业、培训机构、社区的积极参与。为此要采取如下措施：
（一）建立部际联席会议，负责协调推动行动方案的贯彻落实。
牵头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参与安全生产主题行动）
责任单位：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人事部、广电总局、中科院、工程院、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
（二）建立地方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地方工作的协调落实。
在省级以下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参照部际联席会议的工作模式，建立由劳动保障部门、工会和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牵头的，由多个部门参加的城镇劳动人口提高科学素质行动联席会议制度，并逐级制定行动方案加以落实。各部门要分工负责，抓好本系统的工作，做到责任落实到人，经费有保障。
（三）明确职责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委共同制定城镇劳动人口提高科学素质行动方案，并组织协调方案的落实；指导职业院校和企业建立科学素质主题教室（或主题角）；开展并推动安全培训活动；开发和指定一批培训宣传所需的教材和宣传资料；组织、协调开展相关表彰活动。
全国总工会：与劳动保障部配合共同牵头制定行动方案；依托各级工会组织开展节约能源、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活动，开展与安全生产相关的技术比武和技能竞赛活动。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参与城镇劳动人口提高科学素质行动安全生产主题活动的指导和推动工作。
中宣部：协调指导以节约能源、安全生产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教育部：协调指导院校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并在相关课程中增设节约能源与职业安全与防护方面的内容；引导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节约能源和安全生产的宣讲活动。
广电总局：利用影视媒体和广播开展以节约能源、安全生产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并做好相关内容的公益广告制作、播出工作。
科技部：将节约能源、安全生产等内容纳入相应科技计划；向公众推介与此相关的成熟技术和知识。
人事部：指导协调对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的工勤人员进行节约能源和安全生产方面的教育培训和宣传。
共青团中央：依托各级共青团组织，组织形式多样的以节约能源和安全生产为主题的培训、宣传活动，提高青年劳动者的科学意识。
全国妇联：依托各级妇联组织，开展以节约能源和安全生产为主题的实用技术培训，以及宣传教育进社区进家庭活动，提高妇女的科学意识和健康生活意识。
中科院、工程院和中国科协：组织编写针对城镇劳动人口的科普读物，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学者组成宣讲团，深入厂矿、工地、学校等进行科学技术知识的宣讲活动。
（四）评估检查
1．各地应定期上报工作开展情况和相关信息。
2．劳动保障部门、工会组织、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及相关责任部门共同对所管辖区域内的单位、部门在该行动中的开展情况，进行专项评估检查。
五、保障措施
（一）政策保障
1．将安全生产培训纳入城乡劳动者各项职业培训计划中。
2．将安全生产知识和能力作为职业技能鉴定的重要内容，对于国家规定的实施就业准入的职业和工种，劳动者必需持证上岗。
3．在国家有关劳动者培训补贴的项目中，将安全生产培训纳入其中。
4．国家制定奖励政策，对安全生产培训成效显著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二）人员保障
1．聘请企业及相关机构专业人员和安全员作为安全生产知识培训的兼职教师和辅导员。
2．在国家开展的企业培训师职业资格培训中，强化安全生产方面的培训，不断壮大安全生产培训师资队伍。
（三）经费保障
1．地方各级政府应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城镇劳动人口科学素质行动。对科学素质主题教室或主题角的建设给予适当补贴，对先进集体和个人给予奖励，对城镇从业人员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安全素质教育给予补贴。
农村劳动人口 篇3
一、现今农村劳动人口城镇化迁移的特征
1. 大量城市农民工回流返乡, 成为农村劳动人口向城镇迁移的主力。
现今, 大中型城市的人口规模达到了顶峰。城乡人口流动格局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根据调查, 近几年来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的比例正在逐年下降, 中西部省份吸纳农民工的比例正在逐年上升, 同时农民工回流的比例正在逐渐上升。从回流的农民工的职业选择看, 他们倾向于进行工商业等非农业生产。从生活区域选择看, 他们更愿意选择到人口相对聚集、生活方式相对多样化的城镇。
2. 东部沿海的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 产生大量的农村劳动人口需求。
由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成本、人力成本不断上升, 并且大中型城市的城市转型、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在产业转移过程中, 中小企业由于其规模和企业自身需要等角度, 更愿意就近转移到城镇。我国的城镇数量庞大, 周边农村环绕, 可以就近吸纳大量农村劳动人口, 是承接现阶段产业专业的主要载体。
二、高等职业教育的显性优势
1. 高职院校与产业行业对接紧密。
在高职院校的办学背景看, 大部分高职庨有自身明显的产业行业特征, 绝大部分高职院校都与某一产业、行业甚至是企业紧密相关。高职院校的办学也与产业行业紧密结合, 一方面是依托产业行业办学, 另一方面是为某一产业行业的人才培养和产业行业发展服务。
2.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
高职院校以培养高技能高素质人才的基本的培养模式, 突出高技能是高职院校有别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重要特征。中等职业学校培养的具备一定技术能力一线劳动工人, 高职院校培养的是面向一线、具备较高技能和一定管理能力的人才。高职院校在职业技能培养上, 具有较多的资源, 包括师资力量、实验实训设备、企业行业合作支持等。同时, 高职院校的办学模式灵活多样、校企合作、学校行业合作紧密。
三、农村劳动人口城镇化转移对高职教育的需求
1. 地方产业扶持需求。
主动的农村劳动人口城镇化迁移, 地方产业的聚集与发展是最有利的诱导因素。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中, 先有产业再有城市、城镇的例子很多。在我国产业转移和城镇依托产业加快经济发展的背景下, 城镇产业也在蓬勃发展。城镇产业同时具有地域特性, 以浙江省为例, 城镇之间的产业区分明显, 且产业特征明显, 出现了如纽扣镇等城镇。但是由于地理因素、产业企业规模等限制, 城镇产业的知识需求、智力需求、技能需求更加迫切。
地方城镇产业寻求高职院校的服务和支持, 促进地方城镇产业的聚集与发展, 通过经济的发展吸纳周边附近农村劳动人口是最有效的途径。从农村劳动人口的需求看, 地方城镇产业的发展和繁荣, 必定带来对劳动人口的需求, 农村劳动人口在比较农业劳动和产业劳动的经济回报差上, 会主动参加到地方城镇产业行业企业中去。
2. 职业技能提升需求。
工商业劳动比农业劳动能带来较高的经济收入, 这是农村劳动人口城镇化迁移的主要因素, 但是工商业劳动的职业技能要求较高。农村劳动人口普遍文化程度较低, 缺少职业技能。没有职业技能的农村劳动人口进入城镇后, 不但自身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不能满足生活所需, 而且会成为城镇的不稳定因素。从城镇经济社会的角度看, 没有职业技能的农村劳动人口进入城镇, 不但不能为城镇产业企业和社会发展带来贡献, 同时也会给城镇社会管理带来较大的负担。
要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就必须使农村劳动人口进入城镇就业前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 以满足农村劳动人口城镇化的经济基础。高职院校是职业技能的输出高地, 除了满足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技能教育外, 也具备了对广大农村劳动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的能力。近年来, 各高职院校也在开展更加灵活多样的职业技能输出, 农民学院等职业技能输出载体与平台在不断发展与创新, 可以满足农村劳动人口的职业技能需求。
3. 人文素质教育需求。
有效的农村劳动人口迁移, 除了要考虑农村劳动人口的经济收入保障外, 同时还要考虑农村劳动人口对城镇生活方式的适应程度。城镇生活方式要求城镇人口具备一定的人文素质。一定的经济收入和对城镇生活方式的适应, 两者同时具备才能达到有效真正的农村劳动人口城镇化, 农村劳动人口才能长驻。必须培养迁移后的农村劳动人口的人文素质。
地方城镇政府、社区、社会机构相对力量较弱, 在农村劳动人口的人文素质培养上往往力不从心。高职院校同时也是知识的聚集地, 拥有一批力量较强的师资和具有引导和培训人文素质的学生, 同时高职院校与地方社会的结合度较紧密, 容易通过学校与地方、与社区的互动, 对城镇迁移后的农村劳动人口进行人文素质的教育与培养。
参考文献
[1]王欢, 叶柯柯.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培养[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2) :137-140.
[2]中国政府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EB/OL].http://www.gov.cn/, 2014.3.1.
外来人口劳动就业管理工作的思考 篇4
外来人口劳动就业管理工作的思考
为创建 “平安江苏”、“平安建邺”，贯彻区委、区政府关于在全区各项工作中做品牌、争第一、创优先的施政要求，使劳动就业管理工作有利于全区经济发展，有利于河西大开发、大建设，有利于社会稳定，创建安全城区的需要，进一步巩固我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区”的成果，创建最佳外来人员居住地、最佳外来人口管理服务站的工作，我个人想就外来人员劳动就业管理工作谈几点看法。 1、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随着河西大开发工作的拉开，我区外来人口不断增多，到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已达成10万余人，这对建设繁荣新城区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给社会治安、城市管理工作带来了困难，特别是对我区如何保持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区的成果，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要求全区各职能部门，各街道必须从全区一盘棋的高度落实抓好外来人口管理工作，实施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把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的整体规划和考核中，做到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具体工作有人干，区委区政府在全区工作中把流动人口管理工作量化到各局、各街道，签订目标责任书，做到责任明确，措施到位。 2、分工明确，落实管理职责。区劳动局在外来人员劳动就业管理工作中应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对全区各街道、各用人单位，做到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发挥劳动监察和各街道劳动保障站的基层管理作用，各街道劳动保障站负责用人单位发证、合同签证的监督、服务作用，各街道对外来人员做到分片负责，流管站负责查验证件。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人抓、抓的住，有人管，管的实，并积极的做好接待投诉工作，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3、优质服务，规范管理行为。实施长效管理与优质服务相结合，充分利用各街道流管站和劳动保障所这一常设阵地，对外来人员劳动就业工作进行切实有效的管理，主动上门查验证件，登记造册，并做好台帐，使流动人口劳动就业证发证率达到上级要求。 4、加大培训，搞好队伍建设。区流管办要配合各街道抓好流动人口管理人员的工作，继续加大对基层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加强协管员队伍的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和专项工作的指导，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做到依法管理，规范操作，文明执法，热情服务。
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将开始收缩 篇5
据《华盛顿邮报》2011年5月31日的一篇报道, 过去30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正在快速地发生着变化。过去看起来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已经发生了转变, 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根据人口学家的预测, 以及新近发布的人口调查数据,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不再增长;在今后5年的某个时间, 这个数字将开始变小, 并且中国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力资源正在从沿海加工工业基地向内陆地区回流。这个趋势对过去几十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形成了冲击。
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变化将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形成深刻的影响。过去一年间, 廉价劳力短缺已经让沿海加工企业老板尝到了苦头。由于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新的就业机会, 沿海地区正在迅速失去对农村廉价劳动人口的吸引力。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推动了劳动力成本的增长, 甚至也对通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沿——东南沿海地区, 已经开始积极地推动当地经济结构的转型, 而中央政府也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发展以技术和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进行转变。
美国智囊机构大西洋理事会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盖保德就认为, 中国的工资水平在过去十年的大多数时间都是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这是因为中国更多地将资本与技术、培训和教育结合起来, 并且中国将会针对劳动力的供给不断调整劳动生产效率。同时,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相当成功:既有长期教育投入, 也有资本设备和人员培训方面的投资, 这是很好的投入组合方式。
农村劳动人口 篇6
我国人口数量增长迅速。从建国以来的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 在短短的52年中, 我国人口数量翻了一番, 从1953年的6.0194亿人增加到2005年的13.0628亿人。尽管计划生育措施的有效实施使我国人口增长的势头得到遏制, 但预计在未来的25年内, 我国人口仍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在2033年达到人口数量15亿的高峰后, 才会有所回落 (见图1) 。
人口数量的迅猛增长, 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 突出表现在失业问题极其严重, 物质供应非常紧张、住房短缺、建设资金不足等方面。但也要看到这一形势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笔者将采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方法来阐明和论证这一观点。
二、模型设计
在一个具有M个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的连续统一的经济体系中, 每个人的效用为他所消费的商品数量的函数。 (为分析的简化, 假定消费品种数为2, 分别为商品X和Y) 则每个人的效用函数为:
u= (x+kxd) (y+kyd) (上标d代表购买)
其中, x, y为商品X、Y的自给量, xd, yd为其购买量, k为市场的交易效率系数。每个人对两种消费品有如下的生产函数:
数据来源: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index.htm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R].2007-01.
y+ys= (ly-a) (Sy-b) (上标s代表售卖)
其中, li为生产商品i的一个人的专业化水平, Si是分配给生产商品i的初始资源数量。a是人们要进行一种商品的生产所必需的固定学习费用, b是每种商品生产所必需投入资源的数量。如果一种商品生产的劳动投入水平低于其固定学习费用, 以及资源投入水平低于每种商品生产所必需投入资源的数量要求, 则一种商品的产出为0。模型中, 假定:li>a, Si>b。固定学习费用和必需的资源投入数量的存在, 是因为这两者都是专业化经济的来源。新兴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正是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 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不断演进 (为简化分析, 设定不同商品具有相同的a, b值) 。
根据模型分析的现实意义, 以上参数均≥0。
以上假定显示, 每个人对商品的全要素投入是商品X的全要素生产率为:
因为:lxTFPx=21 (lx-a) (Sx-b) ·Sx12·lx12>0
这表明一个人生产商品的生产率是他生产商品的专业化水平的增函数。
另外, 每个人工作时间和资源禀赋约束是:lx+ly=1, Sx+Sy=S0, 其中S0是人均资源禀赋约束, 可以理解为能源、矿产或者土地等。
根据文定理 (1) , 每个人有三种可供选择的生产模式: (xy) , (y/x) 和 (x/y) (分子代表生产的产品种类, 分母代表购买的产品种类) 。由每个人的生产模式决策可形成两类不同的市场结构:自给自足 (A) 和分工 (D) 。
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 解出以上两种市场结构的一般均衡结果, 见表1:
根据姚定理 (2) , 比较结构A和D的人均真实收入大小, 得出所有比较静态均衡结果, 见表2:
其中, k0= (1-2a) (S0-2b) /2 (1-a) (S0-b)
三、理论分析
计算k0/S0>0, 这表明:当人均资源禀赋S0下降时, 分工成为一般均衡结构的临界值变小。即随着S0下降, 分工更有可能是一般均衡结构。这是因为分工水平和生产力之间的正关系 (归因于专业化经济) , 在人均资源恶化的条件下, 人们的理性选择会通过提高专业化水平来促进社会分工的提高, 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 从而降低资源的稀缺程度, 获得个人真实收入的增加并促成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 劳动人口的增长造成的人均资源的下降就有可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这也体现了加深分工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
尽管劳动人口增长造成的人均资源S0的下降可能促进均衡分工水平和生产率的提高, 但它对效用也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使用包络定理可以得出, 它对效用的直接负面影响超过了提高生产率的正面影响。但从uA和uD的表达式可以看到, S0下降对uA的负面影响比它对uD的负面影响更大。所以当劳动人口增长造成人均资源量减少时, 仍然是分工更可能比自给自足好。
劳动人口增长造成的人均资源量的下降尽管对当前效用有负面影响, 但一旦在较长时间维度上考虑人们的理性对策时, 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对分工演进和生产率的进步产生积极意义, 从而将劳动人口增长对社会经济的压力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由于分工比自给自足更好的临界条件由四个参数:k、a、b和S0决定, 要将劳动人口增长对社会经济的压力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变为现实, 就需要其他几个参数的配合, 以至少达到实现分工水平的最低要求。这一要求表达为:k>k0, li>a, Si>b。
否则, 自给自足就成为一般均衡, 劳动人口增长不仅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反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包袱。我国和印度经济在1949-1977年时期就是这一情况的很好例证。而18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日本, 由于在改善其它几个参数k, a, b方面的努力, 使得劳动人口增长造成的资源短缺危机确切成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从另一角度来分析, 交易效率临界值k0的表达式显示:在现实的人均资源量S0确定的条件下, 随着a、b的降低, k0减小, 即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降低生产的固定学习费用, 以及通过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降低商品生产所必需的资源投入数量也能使得分工更有可能成为一般均衡, 从而达到促进生产力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目的。另外, 不管由k0、a、b和S0决定的现实状况是怎样的, 只要k的值达到足够大, 满足k>k0, 则分工将成为一般均衡。这意味着致力于提高市场交易效率的措施也是促进分工, 达到推动生产力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三个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 就是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运输条件的迅速改善提供了高交易效率并产生令人瞩目的分工演进和生产率进步的良好佐证。
在劳动人口增长造成人均资源下降的情况下, 加深分工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要实现分工, 要求Si>b, 但从中也意识到, 人口数量增长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除了在上述分析的一定条件下外, 同时也仅在一定程度内发挥作用, 即必须保证Si>b。因为当M增长到超过一个临界值时, 人均资源量的过度缺乏将使上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不复存在, 庞大的人口数量将彻底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负, 因此, 控制人口极度增长成为必须。
四、结论
目前我国面临着劳动人口增加, 人均资源量下降的社会经济现状, 如何将人口压力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笔者提出如下思路:
1. 改善k值。
提高交易效率的方法包括城市化建设、人口的系统规划布局等措施降低交易的运输成本, 基础设施建设 (例如公路基础建设带来的交通状况的改善、办公自动化等) 降低交易费用, 科技的发展 (网络、信息化系统等的建设和运输工具的改进) 可以改善交易手段和方法, 通过制度建设 (例如法律制度、金融体制的完善、服务流程的改进、政府办公效率的提高等) 减小交易成本, 以及宣扬诚信、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 达到减小交易摩擦、提高交易效率的目的。
2. 改善a值。
通过形成崇尚学习的社会风尚及教育投资、职业技能培训等措施提高全民文化素质, 从而实现劳动者有能力, 且能以更低的学习成本、迅速熟练地投入到社会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中来。
3. 改善b值。
通过探索科技进步、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等手段降低生产的单位资源投入量, 追求以更低投入获得更高产出的高效益经济运行体系, 不断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
4. 改善S0值。
一方面, 通过资源开发、新材料的研制、节能降耗以及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等方法不断提高人均资源量;另一方面, 采取计划生育等措施实施有效的人口控制, 从而缓解资源短缺带给人类经济发展的压力和困惑。
采用新兴古典框架下的超边际分析方法, 对劳动人口在增长情况下, 如何通过改变交易效率、人口素质、生产率及人均资源量四个变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并分别针对这四个变量的改善, 给出了充分利用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的对策措施。总之, 劳动人口过剩和人均资源短缺不仅仅带给我国发展的压力, 遏制人口的增长是一方面, 在现实面前, 只要积极面对, 采取多种手段和措施, 就能将这一劣势转化为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的优势, 从而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更加全面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支持和动力。
参考文献
[1]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2]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3]杨小凯, 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4]杨小凯, 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5]周梅妮.制度建设的新兴古典分析[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2005 (6) :154-157.
[6]郭爱君, 范巧.甘肃省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形势分析[EB/OL].http://web.cenet.org.cn/up-file/99503.pdf.
农村劳动人口 篇7
(一) 人口增长非常迅速
西方学者按照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动关系, 将人口增长过程划分为4个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 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出生率仍然很高, 但由于死亡率开始下降, 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提高;出生率开始下降, 但人口死亡率继续下降, 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相当高;出生率和死亡都很低, 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很低, 甚至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尚处在第3阶段, 出生率较高, 死亡率较低, 人口增长迅速。据世界银行有关资料, 1980-2008年低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口增长率高达2.1%, 而高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仅为0.7%。
(二) 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
人口学家将人口年龄结构划分为3种类型:年老型人口、年轻型人口、成年型人口。人口的迅速增长, 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比较年轻。2008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低收入国家为36.5%, 而高收入国家为18.3%。不过在一些人口控制工作推行较早、措施较为得力的发展中国家 (如中国) 生育率的持续下降, 导致少年儿童比重逐渐降低, 人口年龄结构已从年轻型转变为成年型, 并正在向老年型转变。
(三) 人口城市化速度较快
人口城市化是指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20世纪60-70年代,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平均每年以2.4%的速度递增, 超过同期发达国家1倍。不仅如此, 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发展更为迅速,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已上升到38%。
(四) 人口素质普遍不高
由于医疗保健条件、营养状况和文化教育状况等方面的差距,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素质较低, 婴儿死亡率仍高于发达国家, 而平均预期寿命则低于发达国家。除此以外, 与发达国家相比,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
劳动力市场结构的二元性, 即存在着城市和农村两个运行特点不同的劳动力市场, 这是二元经济结构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具体表现。还有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分成3个部门, 即城市正规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和农村就业部门。城市正规部门一般由政府和大型企业构成, 往往支付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 并提供稳定的就业, 但就业机会少, 申请者众多。城市非正规部门则是由个人或家庭所有的小企业构成, 劳动力密集, 技术层次低, 它提供正规部门所不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有时也与正规部门竞争, 就业岗位容易获得, 但工资比正规部门要低得多。由于进入容易, 这个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往往处于均衡状态。在农村就业部门, 就业对家庭成员而言, 主要不是为了获得工资, 而是为了获得家庭企业管理中的一份产出。
农业和其他初级产业部门就业人口比重较大, 并且经济发展水平越低, 这个比重也越大。目前, 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就业人口的比重仍在50%以上, 少数最不发达的国家甚至达到80%以上。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农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将会逐步下降。
劳动力增长迅速。发展中国家人口的高速增长以及较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必然导致劳动力增长迅速。据世界银行估计, 1960-1970年, 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为1.8%, 1970-1980年上升至2.2%, 1980-1990年仍保持在2.2%, 1990-2007年略有下降, 为2.1%, 而同期发达的工业国的增长率分别仅为1.2%、1.2%、0.7%和0.5%。
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很低, 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极低。其主要原因是,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一般是充足的, 甚至可以说是无限供给的。过剩的劳动力供给必将使得这些部门工资水平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二、发展中国家的失业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 克里希纳 (R.Krishna) 的研究颇有影响。他把发展中国家的失业分为两种:公开失业和非公开失业。公开失业定义为零工时零收入, 非公开失业则包括4种计量标准:在时间标准上, 劳动者在一年中劳动的天数或时数低于被定义为充分就业的天数或时数;在收入标准上, 劳动者在一年中获得的收入低于某种必要的最低额;在意愿标准上, 劳动者愿意工作的时间大于其目前工作的时间;在生产率标准上, 劳动者从目前就业中撤出来而不减少产出。总之, 如果符合这4条标准中的任何一条, 这个劳动者就可以被视为处于非公开失业状态。
爱德华兹 (E.O.Edwards) 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综合考察, 对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类型做了类似的划分。一是公开的失业。这类失业包括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自愿失业是指能够胜任某项工作的人拒绝考虑这种工作而暂时处于闲置状态, 非自愿失业是指积极寻找工作但仍无工可作的劳动者。二是非公开失业, 指发展中国家除公开失业之外的其他各类失业的统称, 具体包括以下类型;就业不足型失业, 这类失业者是指那些实际工作时间少于他们能够并愿意工作时间的劳动者;伪装的失业, 是指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的就业者, 如果从总就业中撤出一部分劳动者而不会使总产出减少;隐蔽性失业, 指有些人因无工可做而选择非就业的活动;提前退休而引致的潜在失业, 在不少国家, 尽管人均寿命不断延长, 但退休年龄却逐渐下降, 这主要是为更多的年轻人创造就业和提升的机会;健康受损引致的潜在失业, 指在正常情况下本来可以作全日工作的劳动者, 由于营养不良和卫生保健状况较差而使其不能全日工作;无效率生产引致的潜在失业, 本来具有生产性的劳动者, 因补充性的物质资源不充分, 生产率极低, 生产出的产品甚至还不能补偿他们生活必需品。可见, 与发达国家相比, 发展中国家的失业范围要广泛得多, 类型也更复杂多样。
发展中国家失业问题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最“头疼”的事情, 其严重性首先表现在城市公开失业方面。表面上看城市公开失业率不算太高, 但其发展趋势却呈现稳定上升的势头。其次城市和农村存在着大量的非公开失业。发展中国家城市的非公开失业能常存在于国有企业和城镇非正规部门。一般而言, 发展中国家的非公开失业率大约在20%以上, 再加上公开失业, 实际的失业率大约在30%左右。导致发展中国家存在如此严重的失业问题的原因, 表面上看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的极度不平衡所造成的。但进一步从供给方面看, 发展中国家人口的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劳动力迅速增加则是产生严重失业的主要原因;从需求方面来看, 除了人均农业资源、特别是人均土地资源相对不足的因素外, 主要是由于城市工业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较低所致。
解决发展中国家严重的失业问题有两种思路:减少劳动力供给;增加劳动力需求, 从供给方面来看, 降低人口增长率是最根本的措施。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可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下降, 但是一般有15-20年的滞后期, 这意味着降低人口增长率是减少劳动力供给的一个长期战略。要在短期内减少劳动力供给还应该在降低劳动力参与率上做文章。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降低劳动力参与率, 特别是通过发展教育, 提供更多的就学机会来降低年轻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有相当大的潜力。然而, 劳动力供给的调节总是有一定限度的, 因此, 解决发展中国家严重失业的重点应是扩大劳动力需求。在论述就业扩展与失业治理时, 发展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 以解决西方发达国家失业问题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和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早期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也不能作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失业问题的政策依据, 要解决其失业问题, 需要实施全方位的就业扩展战略。其主要内容如下:
城乡经济平衡发展, 即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这是解决农村非公开失业的重要措施。消除价格扭曲, 即通过消除劳动和资本的价格扭曲来扩展就业机会。选择和开发适用技术, 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短缺。因此应该尽量选择那些使用劳动力多、资本少的技术进行生产。增加出口, 特别是选择以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 也是扩大就业的重要措施。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以及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来缩小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 对缓和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度流入城市所带来的城市就业压力, 减少城市公开失业, 也有很大意义。
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
在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中, 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 或者说劳动力由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发展经济学家对这一现象进行过大量的研究, 提出了许多著名的理论模型。
(一) 刘易斯模型
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看, 它是发展经济学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第一个理论模型。在二元经济中, 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因此只要工业部门提供略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 农业剩余劳动力将由农村源源不断地注入城市, 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在现行固定工资水平上能够得到它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力, 其劳动力供给相对于需求来说是无限的。随着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大从而可以吸收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如此循环往复, 直到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 发展中国家也就完成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换。
(二) 拉尼斯-费模型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 (G.Ranis) 和美籍华人发展经济学家费景汉认为, 刘易斯模式的不足之处在于忽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业剩余产品增加是农业劳动转入现代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 为此, 他们根据农业和工业两部门发展的对应关系把劳动力转移过程分为3个阶段:
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阶段。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显性失业人口, 劳动力供给弹性无限大, 他们可以由农业部门流入城市工业部门, 并不会影响农业生产。
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不变制度工资的阶段。由于在农业部门存在隐蔽性失业的过剩劳动力, 这部分劳动力会继续流入城市工业部门, 而农业总产量却不能与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同步增长。粮食的短缺必然引起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上涨, 因此, 工业部门不得不提高工资。由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转变点被称为“粮食短缺点”。
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不变制度工资的阶段。农业部门已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农业部门劳动力收入不再取决于制度工资, 而是按照边际生产率分配原则取得收入, 这意味着传统农业已转化为商业化农业。因此, 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变点被称之为“商业化点”, 由此开始进入稳定增长的发达经济, 二元结构特征消失。
参考文献
[1]、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2]、高树华.我国二元经济的转换及人口问题[J].山东大学学报, 2008 (2) .
[3]、成方.论我国劳动力与人口关系[J].湖南大学学报, 2006 (3) .
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篇8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9月14日发布《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5》, 表示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 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蓝皮书介绍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 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 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 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 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 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在这一新的城市时代, 蓝皮书认为城市经济将占支配性地位, 城市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 城市品质受到高度重视, 城市发展趋向集群化, 绿色休闲空间备受关注, 而现有城市在经济结构、规划建设、管理体制、环境质量、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和安全等方面还难以适应城市时代的新要求, 城市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 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科学发展, 全面提高城市品质和城镇化质量, 积极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深度融合, 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共同繁荣, 走低碳、环保、高效、和谐、安全的绿色繁荣之路。
农村劳动人口 篇9
一、实证方法和研究数据的选取
研究样本数据采用的是1993—2014年的具体时间序列数据,通过人均GDP指标衡量经济增长,对于人口方面,着重测度相关老龄化因素,通过老年抚养比指标,也就是ODR对我国老龄化程度进行衡量,并且增加了人力资本—HC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PGR的指标,其中前者可以将人口质量变化有效反映出来,后者可以将我国人口数量发生的变化准确反映出来。ODR指标、HC指标以及PGR指标共同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因素造成的影响[1]。依据我国实际情况以及数据可得性,选择我国超过65周岁的老年人口数以及同期劳动人口数量之比来表示老年抚养比,对于人力资本而言,可以通过年度教育总经费以及当年GDP之比来表示其度量。本文所选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或者是世界银行,同时,为消除源数据所具有的异方差性,全部数据都选取自然对数构建相应的模型。
二、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计量分析主要要求之一就是数据变量保持平稳,可是在实际经济生活里面,时间序列数据一般处于非平稳状态,因此,进行实证分析的时候首先应该对四个变量实施平稳性单位根相关检验环节,选择对数后的具体变量数据和相应的一阶差分开展ADF检验(其中5%表示达到显著性水平)工作。
依据EVIEWS最终分析结果能够知道,PGR、PGDP以及ODR全部拒绝了有单位根这一原假设,属于一阶单整序列,而其中HC的原数据以及一阶差分均处于非平稳状态,继续对以上几个变量的具体二阶差分实施ADF检验(其中5%代表显著性水平)过程。依据检验结果可知,上述四个变量全部拒绝了原假设,也就是具有二阶单整关系,属于同阶平稳序列,需要对其协整性进行验证[2]。
(二)协整检验
分析时间序列的过程中,必须确保所用时间序列处于平稳状态,也就是没有随机趋势或者是确定趋势,不然将出现“伪回归”现象。因为实际经济里面的时间序列一般是非平稳的,如果对变量进行差分让变量平稳,就将丢失总量的具体长期信息,因此需要采取协整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3]。
首先应该确定VAR模型具体滞后阶数,能够通过综合运用HQ、LR、SC、FPE以及AIC相关标准来确定,通过分析结果能够得出2属于最优滞后期,同时AR根模倒数全部在1以下,因此这一模型非常稳定。
因为VAR模型具体滞后期是2,所以协整检验滞后期应该是1,通过Johansen检验协整检验每个序列,依据检验结果可知,迹统计量或者是最大特征根统计量都于5%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对原假设进行了拒绝,这表明HC、PGR、PGDP以及ODR间具有协整关系。其中,标准化协整方程如下:
通过上式可以发现,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反向,而人力资本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如果老年抚养比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人均GDP将会降低6.52%,依据现阶段我国实际情况,人口数量自然增长率正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影响,所以,为了抵消老龄化加剧以及减小自然增长率,增加人力资本是个有效的手段。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经过协整检验之后可知变量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可有没有构成因果关系还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检验。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来对HC、PGDP、PGR以及ODR间有没有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其中确定滞后期是2[4]。依据最终检验结果能够发现,当处于5%显著性水平的时候,HC、PGDP、PGR以及ODR相互之间是格兰杰原因,这种因果关系具有双向存在性,并且均属于经济体系里面的内生变量,经济增长(也就是人均GDP)和人口变量(包括人力资本、老年抚养比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的关系。
(四)对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
对于脉冲响应函数———IRF而言,其主要作用时对源于某个内生变量的具体随机扰动项里面某一标准差冲击给相应VAR模型里面全部内生变量当前值以及未来值造成的影响进行衡量。本文将分别对PGDP予以一个HC标准差冲击、一个ODR标准差冲击以及一个PGR标准差冲击,其中脉冲响应分析图可以将冲击作用非常直观地表现出来(如下图所示)。
依据脉冲响应分析图可知,在第0年的时候对PGDP予以一个ODR脉冲,不会严重影响到前五年的PGDP,可是从第六年开始不良影响逐渐开始显现,同时存在进一步扩大的发展趋势,这说明人口老龄化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长期负面效应。同时,在时间不断累计的条件下,这种负效应就会逐渐增加,变得更加严重。而对PGDP带来一个PGR的相应脉冲,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在第五年的时候这种影响程度提升至最大,之后慢慢降低[5]。尽管本文获得的脉冲响应图仅仅将十年之内的冲击效果显示出来了,可是能够通过这种响应图对收敛的趋势进行预期,其中预期结果是该趋势不会发生变化,并且最终将逐渐回归到零,即对于人口增长率而言,其造成的影响具有一定时效性。此外,还应该考虑HC给PGDP造成的冲击,PGDP遭受冲击后的当时会产生负面影响,慢慢加深到第三年就会达到最大程度,之后这种负面影响逐渐降低,直至第六年变成零,接着会呈现出一定的正面影响,同时影响程度逐年提升。这种现象说明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在起初几年不仅不会给经济增长带来正效应,还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可如果从长期来看,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给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正效应是非常深远的。
三、结语
尽管当前我国劳动力的老龄化程度不会严重影响到经济增长,可在老年人口高峰期逐渐临近的情况下,我国劳动力必然会承受老龄化的冲击。国家在关注人口老龄化现状的时候,更应该全面了解劳动力老龄化未来发展趋势,同时制定合理的政策预案,从而采取更科学更有效的方式去解决劳动力短缺的相关问题,达到我国经济不断高速增长的发展目的。
摘要：最新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已经彻底步入人口老龄化这一阶段,到2012年底,超过65周岁的老龄人口比重甚至达到8.68%,在坚持实施现有生育政策的基础上,劳动人口实际增长速度于2014年出现一个峰值,同时总抚养比也会开始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该劳动人口结构的改变一定会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利用EVIEWS计量软件构建VAR模型,对劳动人口和老龄化,对国家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同时提出相应的思考和结论,仅供相关部门参考。
关键词：劳动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影响,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1]郑君君,朱德胜,关之烨,等.劳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中国9个省市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4,(4):149-159.
[2]王金营,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J].人口学刊,2010,(5):15-24.
[3]孙爱军,刘生龙.人口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4,(1):37-46.
[4]宋琪,马树才.基于资本投资视角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8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