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乡愁（精选6篇）
教育的乡愁 篇1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余光中的这首 《乡愁》牵动了多少别离故乡的游子心。乡愁是几千年来印在中国人心头的一抹红霞, 挥之不去; 是伸手抓不住的惆怅, 若即若离。
一、从 “乡愁”到 “愁乡”
春节刚过, 网络上涌现大批返乡日记、返乡见闻。农村春节豪赌互攀、城里媳妇怒掀桌……, 引发网民的热烈讨论。事后调查, 这些都是虚假新闻, 但是虚假事件引发了巨大的舆论效应。话题炮制者的高明之处在于精准扣住了农村变革中的敏感点: 农村失落的精神文明。
消淡的感情、贫乏的文娱、滑坡的道德、空虚的精神等等让曾经的 “乡愁”开始隐隐变为了 “愁乡”。
二、从 “愁乡”到 “乡建”
面对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愁乡”更多是对农村精神层面问题的忧愁。“愁乡”最终引发乡村建设的思索, 解决农民精神层面的问题, 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如何实现 “愁乡”到 “乡建”的跨越就必须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
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 建设农村精神文明, 从内容上看:
第一, 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价值本质的认识以及对人和事物的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评价方法的观点和体系。价值观对人们自身行文的定向和调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价值观决定人的自我认识, 它直接影响和决定一个人的理想、信念、生活目标和追求方向的性质。要想改变农民群众的思想、修正不文明的行为。首先要改变其价值观念, 让其有着正确的人生追求, 正确的是非标准, 从而有正确的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对价值追求的高度凝练, 其基本内容是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深入人心, 才能让农民群众的精神找到正确的归宿, 有着正确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判断标准。
第二, 加强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1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 必然要加强农村传统优秀文化教育。传统优秀文化中的美德, 比如仁、义、礼、智、信, 可以提高农民群众的道德素质, 改善农村日益滑坡的道德现象; 传统优秀文化中的智慧, 比如琴棋书画, 可以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世界, 陶冶农民群众的情操。 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 让传统优秀文化这块瑰宝重放光芒, 才能让农民的精神世界得到充实, 才能让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得到提升。
第三, 加强农村现代先进文化教育。变革中的农村必须要有变革的思想与之配套。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要得以根除, 必须加强农村现代先进文化教育。现代先进文化中的先进科学技术, 比如QQ、 微信、微博等等互联网工具让农民享受与外面世界沟通的机会, 不再停留与小圈子交流, 而是与世界连为一体; 现代先进文化中的先进知识, 比如先进的科学种田知识, 科学的投资方式让农民受益匪浅。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 让农民接受现代先进文化, 才能让农民的思想与时俱进, 与世界同行。
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 建设农村精神文明, 从方法上看:
第一, 要把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结合经济建设一起。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 经济建设又是发展的中心任务。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结合经济建设一起, 引导农民树立发展的理念, 树立正确竞争的理念。与此同时, 经济建设又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要想做好农村思想政治教育, 必须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与此同时要善于利用经济发展提供的物质基础, 搞好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 农村思想政教育需要协同政府、社会、农民三者之力。 政府是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力量。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 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费投入。社会组织是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力量, 妇联组织要加强农村妇女教育, 引导农村妇女接受先进思想; 青少年组织要加强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 引导农村青少年群体树立正确思想; 其他各公益组织, 要与政府一道, 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贡献力量。农民作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对象, 也要加强自身的学习, 提高教育的主动性。
第三,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要同时搞好文化建设与思想建设。文化建设与思想建设两者密不可分, 没有文化知识, 思想政治教育难以发挥成效; 没有思想建设, 就没有学习文化的积极性。要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 必须把文化知识与思想建设结合起来, 培养有文化、有思想、有道德、有素质的新时代农民群众。
总之, 只有通过各种社会合力, 结合经济工作一起, 搞好农民文化建设与思想教育,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深入人心, 让优秀传统文化发挥魅力, 让先进文化引领农村潮流, 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美好农村。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建设农村精神文明, 让故乡成为载的动乡愁的美丽乡村。
摘要：随着时代的变革, 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的故乡却仿若渐行渐远。贫乏的娱乐、空虚的精神、失落的道德、苍夷的环境……, 这些都让游子对家乡的精神层面的问题感动深深的担忧, 如何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 让农村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变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精神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教育的乡愁 篇2
童年时心里有一朵向日葵，脸上的笑也纯粹，不用在意世俗的云云种种，那种笑和金钱无关，更不受冠冕堂皇的“修养”约束。
离开童年的小山村，我再也没有过那样恣肆的笑了!
现在，我居处在人生第三个驿站，早已知晓屈原，也学会了包粽子，我总是尝试着给儿子制造点节日气氛，尽管我很努力，但是孩子并未表现出如我小时候那样的开心。我未免有些失落。也难怪，世事变迁，物是人非。我怎么能在他乡寻到童年的快乐呢!谁能告诉我去哪里找回那缝进母亲虔诚祈愿，熏香了多少个夏夜的香荷包?去哪里找到那具有隐形的魔力，能驱邪避晦的小笤帚?
历经岁月的沧桑，我明白童年的快乐早已定格为人生中靓丽的一抹，挥之不去!
如今，再闻布谷声声，倏忽之间我仿佛又回到童年的故乡，眼前浮现妈妈刚切好的冒着黄油的叫人垂涎三尺的咸鸭蛋;我手心里仿佛捧着能映出童真笑靥的晶莹的露珠，我看到了那一张张熟悉的童稚的笑脸，仿佛听到有清脆的笑声从露珠里迸发出来……那确是从那个小山村里传出来的，无拘无束的碎玉般的笑声，那笑声在时空里回荡，悠远而绵长!那是我梦寐难寻的乡音，魂牵梦萦的乡愁!
一切乡愁都是文化的乡愁 篇3
爱恋乡土，进而爱恋祖国，是人类共同的情怀。所以在这个题目下，我们看得到各种慷慨高尚的志节，乃至悲壮凄婉的情感。用各位习惯的说法，因为故乡是人自身的确证，是人认识世界最重要的起始。中国人当然也是如此，只不过，因受特殊生存环境与社会意识的影响，它有一些独特的表现非常耐人寻味，它背后所深藏着的文化意味，更值得人探讨和发扬。
“安土重迁”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意志与当然的选择，是有不得不然的道理的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同属于“中纬度文明带”，但因为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考察，它除了有一面临海的大河大陆型的基本地貌，它主要的文明地区地势低平，加以土壤肥沃雨水充沛，造成了特殊的农耕社会之外，仍无法掩盖其实际存在的近乎封闭的性质。所谓“禹、稷躬耕而有天下”，从早先的原始部落，一直到春秋战国，广大中原地区的文明几乎都可归因于封闭状态下的农业发展，由此造成的“重本抑末”的治世方规，还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一整套家族宗法制度，都无不与之相密合与相适应。
譬如，因为前者，中国人主要采取劳动力与土地自然结合的方式生产。又因相对而言的民众土寡，迫使人必须精耕细作；而这种精耕细作所造成的技艺与工具的完善，又反过来促使人更注意适应土地的生命周期，除非特殊情况，不会另行开辟屯垦之事。由此，它所建立起的自然经济社会，基本上就是与外部世界关系松散甚至隔绝的区域性小社会。因为后者，中国人会在土地提供的现实的知足感基础上，达成高度的情感与知觉的认同，由对土地生命周期的体认，进入到对乡土习尚礼俗的沿遵。如此世世代代固守土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最后造成一种独尚伦理的内倾的文化气质。对既等级森严又上下亲和的宗法权威的维护，对人伦血亲和礼义孝敬的遵奉，对一种顺天乐俗的生活情趣的崇尚，都是其表现。这与早先中亚游牧民族或欧洲海上民族通常更热衷向外拓展相比，区别很是明显。
我们要说的中国人的乡土意识与情怀，正是基于上述文化传统产生的。这种意识与情怀有一个基准性的情感表达，就是“安土重迁”。中国学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此曾作过讨论，他指出中国社会从表层看去就是乡土的，它的特点是“不流动”，它所重视和追求的是“稳定”。因此在那里，人与人之间的空间排列关系孤立而隔膜，不以个体为单位，而以集团为单位，大而言之是同宗同族，小而言之是家庭与亲人。至于这种稳定而不流动的关系之所以能够确立，就是基于上述农耕社会的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那一套家族宗法制度。所以，这个社会不需要创造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了的，它关注的只是如何不破坏这种关系。而类似远离乡土的行为，就意味着“流动”，就是对“稳定”的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土重迁”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意志与当然的选择，是有不得不然的道理的。
也正因为是这样，才有类似“物离乡贵，人离乡减”、“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等谚语出现。或许有人会问，中国不是还有一句话，叫“树挪死，人挪活”吗，那又怎么讲？其实那主要是就一个人的行当选择讲，而不是说人可以随意背离故土。
尽管中国也追求并珍惜这种友谊，但乡土的一切仍无法代替
说到这里，相信各位一定会想到孔子讲的“父母在，不远游”了。确实，这种不离弃父母远走他乡，也是出于对宗法社会人伦血亲和礼义孝敬的遵奉。因为所谓“宗”，依《说文》的解释就是“尊祖庙也”，汉字的书写从“门”从“示”，“示”谓神，“门”谓家。自周天子行“家天下”，《周礼·大司徒》就明载“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当然，“不远游”不等于绝对不让人出门，只是说，当你一定要外出时，对父母必须有一个妥善的安顿，自己则必须有一个确定的方向，不然无目的地游荡，会徒增父母的困扰。是所谓“游必有方”。
至于为避乱、逃灾、求仕、谪居和从军，种种现实的原因，使得中国人更不免经常要离开乡土。尽管如此，他们全部的情感与想象仍会留在自己的乡土，他们感觉中最好的人事也仍然是乡人与乡情。这一点，对今天更乐意周游世界的各位来说可能比较难理解。还有，你们都不愿做所谓的“困守者”，更愿意领略与自己不同的生活，并乐意与不同生活中的人交朋友，你们的说法是，“有友谊的地方就是故乡”，甚至认为，“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人总会遇到故乡”。我所喜欢的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就这样说过。但中国人不这样，只要你有留意，乃或与中国人有交往，你就知道，尽管他们也追求并珍惜这种友谊，但乡土的一切仍无法代替。所以，通常是这样，当他们离家越远，心反而贴得更近。
中国文化中的乡土意识与情怀，固然主要是对家人、乡土和母国，但本质上说，更是对历史，对文化
由此可见，乡土情怀对中国人心灵的植入，是那样深切地扎根在人心底，以至于成为其情感最深层的底色，认识世界最稳定重要的“内结构”。这种中国文化中的乡土意识与情怀，固然主要是对家人、乡土和母国，但本质上说，更是对历史，对文化。
与其他古老的传统一样，对乡土的眷恋与热爱，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有时候，中国人所有的边缘焦虑和生存痛感，不仅基于“生活在别处”的不习惯与不方便，还基于文化身份的失落，包括由此引出的被“他者化”的痛苦。中国很大，中国的古人很容易在各自生命的不同阶段和场域体会到这种痛苦。一旦再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种内在的基因不可避免地被激活。此时所谓乡土意识的文化根性就会逃无所逃地显现出来，以至于有时人已慨然赋归，心仍不能平复。自几个世纪前东西方文明初度交往，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敏感而真实的文字记录，都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
现在，各位在世界各地，一定到处可见读书、旅游、做生意的中国人，有的人已获定居。你起初觉得讶异，继后略感不安。但当你了解了中国人的乡土意识，进而家国情怀，你就会理解，这基本上与你为生活和事业去中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受传统的影响，这个中国人的乡愁可能更强烈一些，他更容易在乡愁中感受自己的过去，并更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文化。“乡愁”这个词的西语词源本不仅指思乡，还包含对过往的难以言说的疼惜。汉语中没有这层意思，但中国人心里都有。
尤其是今天，全球化特有的“统合”、“压缩”性质，使得现代人普遍产生出一种类似罗兰·罗伯森所说的“现代性乡愁”。这种乡愁依托深厚的文化母体，对每个身在异乡的中国人而言特别易于感受。故当对乡土的眷恋凝结成浓稠的乡愁，这个乡愁虽可能沾带有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中所说的“家的意识形态”，但从根本上说，更与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相关。说到底，一切的乡愁，都是对文化的乡愁。
这种对乡土的怀恋，其实就是对广义的中国文化的怀恋。用中国学者李大钊的区分，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种动的文化，那它就是静的文化；再依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一书所讨论的，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种“游而求食”的“动物文化”，那它就是“植根于土壤”的“植物文化”。中国人对乡土的怀恋，就像树深深地根植于自己的文化土壤。
（摘编自《文汇报》2010年4月18日）
关于乡愁的美文欣赏：淡淡的乡愁 篇4
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个大水坑，是下雨天多家排水公用的，也叫渗坑。人们都叫它官坑。坑面，有半个足球场大小。雨季水深时，深可及腰，数月不涸，可养鸭养鹅。水坑边，有棵会开洋槐花的老槐树。这树究竟有多老?没人能说清楚。问爷爷奶奶，答曰:我们小时候，它，就是这个样子。
老槐树，粗壮的、盘根错节的老树根，好多都疙疙瘩瘩地裸露在地面上，伸得老长老长，象似一个小腿肚子上青筋毕露的沧桑老人，老得弯下了腰，整个树干呈斜坡四十五度。小时候，我和一群小伙伴们，飞奔着即可上树，在枝繁叶茂的树枝上玩耍。那树干，被我们踩踏得起明发亮、少皮没毛的。但它强大的生命力，仍然使它枝繁叶茂。就象个背虽已驼，却背着小孙子小孙女的老爷爷般，累也不说，苦也不说，表情依然笑嗬嗬。每年春天，槐花盛开满树，一嘟噜、一嘟噜地悬挂枝头。老远都能闻到那甜丝丝、香喷喷的槐花香，真好闻。用那些爱拽名词的文人们的话来讲，那真是花香扑鼻、芬芳醉人、沁人心脾、心旷神怡啊!大人们说，摘些洋槐花，蒸蒸菜，包包子，包扁食(饺子)，让孩子们尝尝鲜、解解馋。大人们发话了，我们才敢摘槐花。平时，花开未开时，我们猴急猴急，偷摘了尝鲜，大人们见了，就会训斥我们，说，花未开时，不能吃，别糟蹋了。现在大人们让摘了，一群小伙伴们飞奔上树，如灵巧的猴子般，各显神通。大人们在树下放个大笸箩，我们在树上，把摘下的槐花，扔向笸箩内。大人们在树下，用手一串串、一串串将槐花撸到自家的竹篮竹筐里，不争不抢，家家有份儿。树上树下，大人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伴和着好闻的花香，在索家寨上空飘荡。
老槐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转眼之间，我渐渐长大了。家里在寨外北端，划分了新的宅基地，盖了新的楼房，搬出了窑院，告别了穴居的原始生活。因离寨内东南端远了，加上也渐渐长大了，便很少再去光顾那棵老槐树了。
老槐树，何时没有了，我已不得而知了。前几日，我到寨里头闲逛，站在老槐树的遗址上，怅然若失，如同外星人初临地球般，不知意欲何往，茫茫然不知所措。
几百年，上千年都不曾失去的东西，近几十年却在不停地消失着，而且，仍然在加快着继续消失的脚步。消失的，有些是物质的，有些则是传统的文化和美德，甚至是信仰。后者的消失，则更为可怕，令人充满忧虑。
已有风声了，索家寨，恐怕是保不住了。用不了几年，将会被拆迁。这里将高楼林立、马路纵横，索家寨，将会消失。索姓家人，都会怀揣巨款，各奔东西。老祖宗们开辟创建的这个索氏群居部落，将不复存在。等到那时，我想站立一下，怀念老槐树下这片生我养我的故乡的土，恐怕是再也见不着了啊。唉——怎不让人滋生出一种淡淡的乡愁哇……
乡愁的慰藉 篇5
临走，粉红小姐抓起收银机旁篮子里的一把糖果往我和好友的手心里放，“吃吃看，这个糖很好吃的。”
一时盛情难却，就随手往嘴里塞了一粒。对于我这个已经多年不碰糖果的人来说，这味道非常的特别，口感不同于一般人工添加剂的甜腻，每一次的吮吸都有些辣辣的沁甜，口味纯粹而又天然，熟悉而又亲切，像是时常会在嘴边回味，却一时又想不起出处。
“这是什么糖，味道好特别。”好友似乎也和我一样，对这粒糖一尝倾心。
“黑糖姜糖，”粉红小姐说着也拆开一粒放进嘴里，“黑糖又叫做红糖，本草纲目上说，红糖可化瘀生津、散寒活血，姜则可以驱逐风寒，回阳通脉，温肺化饮，所以这颗糖除了味道特别还可化瘀活血和驱寒哟！”
“我知道了，这不就是妈妈煮的红糖姜水的味道吗？”好友一语点醒梦中人。
是啊，这就是红糖姜水的味道。每月总有那么几天暗涌翻滚、手脚冰凉、疼痛难耐的日子，妈妈就煮些红糖姜水来喝。喝完，全身暖烘烘的，阴冷的寒气一扫而光。这恐怕是只有女孩才能心领神会出的味道——是妈妈的味道。
也许这个娇小瘦弱的女孩独自一人在异乡游历时，这样一粒小小糖果所带来的沁甜是缓解乡愁的最好慰藉。
乡愁的牵引 篇6
贺昆：原先制作版画是采用多版套印的方法，上一个颜色就得换一块版，而当时一块版的价格并不便宜，创作一块版画的成本是很高的，并且用多版的方式进行版画创作很麻烦。郑旭是学版画专业的，他家里条件不是太好，但他又想搞版画创作，所以他就尝试着用一块版来进行版画创作。印一次，刻一遍，有几个颜色刻几遍，刻完之后版没了，就叫绝版。最先以独版的方式进行版画创作出的作品叫作独版多色套印木刻，而后来我在西方讲学，我的朋友帮我翻译过来，说正确的翻译应该叫做绝版木刻，所以绝版木刻就此被正式命名。而绝版木刻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颜色自由、灵动、随意、斑斓，它的创作很尊重艺术家的个性，让艺术家在进行版画创作过程中充满了生命力。而同时绝版木刻在全国的版画创作中慢慢突显出来，获奖率很高，普洱当时就有很多人开始进行绝版木刻创作，甚至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思茅现象、思茅画派。这其中的标杆人物就有郑旭、魏启聪和我。
《云南画报》：你觉得绝版木刻诞生在普洱与普洱的风土人情、民族特色有关吗？
贺昆：有一定关系，但没有必然的关系。绝版木刻得以在普洱诞生与艺术家的艺术思想、艺术风格有关，但同时艺术家与这片土地是血与脉的关系。普洱这片土地可能300年或者500年没有一个贺昆，我现在的工作室——古道博刻，是留给普洱，甚至于是留给人类的财产。而一个地方有没有文化，有没有艺术的氛围关键在于这个地方的政府、人民对艺术家的尊重和负责任。
《云南画报》：你有很多机会留在北京、上海，甚至于国外很多大城市，但为什么选择在普洱创建古道博刻工作室？
贺昆：我本身就是普洱人，留在普洱是乡愁的牵引，是一种寻根。此外，普洱年平均气温20℃，气候宜人，周围没有大山大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平和心态，与世无争。同时普洱是一个有灵性的地方，是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得天独厚的优势，而普洱人对文化，对艺术也是尊重和崇敬的。
《云南画报》：你认为普洱的绝版木刻艺术怎么样才能与市场更好地接轨？
贺昆：创作出的作品不知道怎么走向市场，或者是难以走向市场，是普洱版画创作者，乃至于全国版画创作者的茫然。这与全国的教育导向、社会氛围相关，而西方有一套成熟的艺术与市场想融合的运作模式，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应该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系统，把艺术创作与文化产业相融合，与市场相融合，成熟的商业模式会逐渐引导版画创作者走出作品难以出售的茫然。
《云南画报》：在你看来绝版木刻在普洱能不能形成一种文化产业？
贺昆：艺术行为不可能成为产业，但是在普洱有可能形成东盟艺术圈。东盟艺术圈的形成需要有一定的艺术氛围，而艺术氛围的形成就需要有足够数量的艺术家。同时东盟艺术圈的打造更需要政府和企业的支持，把绝版木刻与养老、养生捆绑起来，把普洱做成像戛纳一样的城市名片。
《云南画报》：你现在的版画作品大概处于什么样的价位？
贺昆：我现在的版画一般就印30幅，自己留存2—3幅。版画的价格是与版画的尺寸大小相关的。小的可能就几百块钱，大的几万块钱的也有。我现在的版画售卖分为两个系统：个人系统和社会系统。个人系统就是有喜欢我画的人直接就跟我联系或是直接到我的工作室来看画。而社会系统就是我的画挂在银行，作为一种投资理财产品，这种情况下我的画的价格就处于浮动的状态。
《云南画报》：你从事艺术创作这么多年，艺术带给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贺昆：艺术教会了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