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镜鉴

历史镜鉴（精选6篇）

历史镜鉴 篇1

人民币国际化并非没有经验可循。从国际货币史来看, 笔者认为, 至少美元取代英镑、日元与马克国际化的不同选择两段历史很值得借鉴。凭借后发优势, 我们大可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充分吸收上述货币在成长为全球性货币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从而少走弯路。

尽管美国经济总量在19世纪末期就超过了英国, 1894年, 美国的GDP超过英国跃居全球首位。但美元全面取代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却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经济上超越英国, 到美元取代英镑, 大约花了50年时间。

在美元取代英镑的过程中, 如下事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 第一次世界大战帮助美国完成了从债务国到债权国的转型。一战结束后, 美国拥有全球40%的黄金储备, 美国国民财富达5000亿美元, 超过欧洲各国财富总和;其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英国与欧洲经济, 美国一跃而成全球经济、金融与军事霸主, 从根本上确立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再次, 布雷顿森林会议选择了美国的怀特方案而非英国的凯恩斯方案, 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建设上保障了美元的长期霸权地位;最后, 即使在二战结束时, 英镑在国际贸易计价结算中的比例仍高达40%, 但马歇尔计划的推出, 从根本上颠覆了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美元取代英镑的历史说明, 尽管强大的经济实力是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最终保证, 但国际储备货币的转换过程可能显著滞后于经济实力的变化, 而战争和危机可能会加快现行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衰落进程, 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建设既可能巩固也可能削弱现有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 如果一国致力于推动本国货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 那么这个国家最好是顺差国与债权国, 具有充足的外汇储备, 工业总产值与进出口贸易额均在全球范围内占据重要比重, 该国可以通过对外援助的方式来推动本币国际化, 在本币国际化进程中应尽量避免卷入战争与爆发危机。很显然, 这些国际经验能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重要启示。

相比美元, 日元与德国马克的国际化, 为人民币提供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货币国际化道路。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日本政府刻意地在亚洲地区推进日元国际化, 包括推动亚洲各国与日本进行国际贸易时用日元结算, 以及日本金融机构对东亚各国提供了大量的以日元计价的国际贷款与国际援助。由于日本具有持续的贸易顺差, 日元面临持续的升值压力。但为了保障出口, 日本政府在相当长时间内通过干预外汇市场抑制日元升值。直到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 日元兑美元汇率在三年时间内升值超过40%。由于担心本币升值会抑制出口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日本政府在1985年之后实施了格外宽松的货币政策, 遂导致日本国内形成了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1990年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 日本经济陷入长达20年的衰退, 日元国际化也陷入了长时间的停滞状态。

德国政府并不刻意地推动马克的国际化, 但却积极参与了欧洲货币合作。德国马克是通过推动区域货币合作而间接促使本币走上国际化道路的。由于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天文数字般的通胀心有余悸, 波恩政府战后一直把控制国内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 德国马克对美元汇率的升值幅度与日元相仿, 但波恩政府并未实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 这使德国经济避免了泡沫经济的冲击。德国央行竭力对抗通胀的信誉, 使德国马克最终成为锻造欧元的基石, 德国人也最终得以掌控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尽管目前欧元受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打击, 但相比于日元, 欧元的国际化程度要高出很多。

笔者认为, 就人民币国际化之路而言, 本币国际化与区域货币合作是看似矛盾但实则统一的路径。但人民币能否成长为国际性货币, 归根到底仍在于中国经济能否在未来20年内继续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 同时尽量避免出现恶性通胀与资产价格泡沫。这一点, 马克与日元国际化的经验恰好提供了一正一反的镜鉴。

日本医疗制度镜鉴 篇2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迎来经济腾飞，政府借此逐步建立并发展了一套目标清晰、层次分明的社会保险体系，提高了人口的综合健康素质，为日后的繁荣，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同样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增长。弹指一挥，已30年有余，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绩，然就卫生保健体系而言，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近年来中国政府试图抽丝剥茧、以点及面破解医疗难题的手段似乎大都陷入僵局，或收效甚微。患者、医生、政策制定者均有苦衷，而又难以达成共识。医疗问题横亘于三方，难以化解。

反观日本的卫生保健体系，其公平性、可及性、健康支出及健康产出等多方面表现卓越。

就公平性和可及性而言，日本医疗保险体系覆盖全部居民，无论城乡及就业状态，医疗保险覆盖所有居民70%的医疗支出，老人及儿童还有额外的优惠政策，而且居民可以自由在多数医疗机构获得服务而不需要转诊手续;就健康产出而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及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均显示，包括婴儿死亡率、人均期望寿命、人均健康寿命等各项指标，日本均在世界名列前茅;而日本卫生支出的GDP占比基本与OECD国家平均水平持平，明显低于美国、德国、法国等其他发达国家水平。

日本卫生保健体系出众，源于其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撑及卫生保健体系内部合理制衡机制。

医疗卫生问题是世界性难题。日本的卫生保健体系亦非无懈可击，经济停滞及人口老龄化对其可持续性构成了巨大的潜在风险。然他山之石，犹可借鉴，尤其是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掀开了新一轮改革的大幕，转变政府职能、巩固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及改善民生被提到了新的高度。这三者均与医疗卫生息息相关，如何贯彻落实，日本的经验或对我们有所启发。

历史

健康保险是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相对独立，但又与其他社会保障体系，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相互联系。这里，我们重点梳理日本社会保险体系（健康保险制度、养老金制度以及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过程。

千叶大学教授Hiroi 将社会保障分为三种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全民覆盖模式（Universal model）、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保障模式（Social insurance model）及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模式（Market-oriented model）。

全民覆盖模式下，社会保险覆盖全部国民并为国民提供均等福利，主要由税收维持系统正常运作。社会保障模式主要覆盖就业人员，福利水平与缴纳保费相关，主要通过保费维持系统运作。市场主导模式主要由私人保险系统提供社会保险服务，政府为居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救助，这是一种自助和依靠志愿服务的社会保障系统。

最初，日本学习德国，主要采取以雇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模式，随后日本社会保险的诸多特性向英国的全民覆盖模式靠拢，采取了税收和保费相结合方式，建立了“国民皆保险”“国民皆年金”的全覆盖模式。Hiroi把从“二战”期间至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社会保险制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1.初始阶段

日本社保全民覆盖的理念可追溯至“二战”时期。彼时，因战争需要，受陆军“健民健兵”政策的影响，日本制定了一系列改善国民体质的政策，客观上在全国范围内促进了“国民皆保险”理念的形成。1927年《健康保险法》获批，日本第一个健康保险计划开始实施。该计划是基于雇员的健康保险，主要面向有10名以上雇员的企业员工。1938年《国民健康保险法》开始实施，该法案下的国民健康保险计划（以下简称“国民健保”）在自愿的前提下为个体经营者提供健康保险。随后，覆盖雇员的养老金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1943年，除了若干大城市，国民健保覆盖了全日本大约95%的市、村、町。

这一时期的健康保险系统保障水平低，不同职种间保障水平差异明显，被称为第一次社会保险全覆盖时期。这一阶段也是日本社会保险体系形成的初始阶段，基于社区的国民保险计划得以建立，基于雇员的养老金项目被引入。这两大体系为日后成熟的全覆盖社保体系搭建了基本的框架。

2.腾飞阶段

“二战”期间，日本民生凋敝，经济萧条，第一次社保全覆盖亦随战败一起终结。战后，在美国社会保障调查团的督促下，日本开始社会保障体系重塑工作，并于1948年修订了《国民健康保险法》。因战争而陷入瘫痪状态的国保体系开始重新启动。

这一时期，“全民皆保险”的理念已经基本形成，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从上世纪50年代起，社会保险全民覆盖模式的诸多要素被引入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1951年，日本政府创设国民健康保险税;1955年，通过修订国民健康保险法建立了国库对健康保险的补贴机制。此后，国民健保基金的税收占比由1953年的20%上升至1984年的50%。1958年，国民健康保险法再次被修订，修正案不仅规定所有国民必须参加国民健康保险，而且规定健康保险的报销比例不得低于50%。在1961年，随着覆盖就业人员和无业人员的强制国民养老金计划的正式实施，日本政府宣布全民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式建成，尽管保障水平及各体系间的公平性还不尽如人意。这一阶段被称为日本社保体系的腾飞阶段。

3.最终阶段

这一阶段，日本的社会保险体系在试错中不断完善，社会保险全民覆盖的框架最终得以确立。

经济的快速发展支撑了日本政府持续提高社会福利的雄心。政府逐步统一并上调了不同健康保险计划的待遇，并且建立了高额医疗费用补偿机制（个人医疗支出超过一定数额后，由高额医疗补偿机制分担）。

然而，1972年针对70岁以上老年人的免费医疗政策给日本的健康保险体系带来灾难。老年人的医疗需求在这项雄心勃勃政策的诱导下海量释放。为了迎合老年人的需求，医院数量、病床数量，特别是长期疗养病床的数量迅猛增加。这项政策导致医疗支出迅速膨胀，国民健保基金支付压力增大。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逐步终止了老年人的免费医疗政策，但其对日本医疗体系产生的长期影响至今仍未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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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冲击引发日本经济衰退，加之人口老龄化造成健康支出增加，日本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健康保险系统。由于基于雇员的健康保险参保人退休后大量转入基于社区的国民健保系统，导致国民健保支出压力剧增。因此，两项新的健康保险计划——老年健康保险计划及退休人员健康保险计划——被相继引入，用以调整不同保险计划间由于参保人员年龄构成差异造成的巨大的医疗支出差异。

老年健康保险计划取代了原有的老年免费医疗政策，为所有70岁以上及65岁-69岁伴有严重残疾的老年人提供健康保险。该计划的资金来源包括税收、保费及参保人的共付部分，剩余的部分由健康保险承保人、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按一定比例分担。患者自费比例约为总费用的10%，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老年人的过度医疗消费。

退休人员健康保险计划并非独立于国民健保的单独保险计划。由于雇员退休后都会转移到国民健保计划中，退休人员健康保险计划确定了原承保人和国民健康保险对退休人员的支出责任，缓解了国民健保的支付压力。

老年健康保险计划覆盖了一系列综合保健服务，包括医院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以及中级养老机构提供的护理服务。覆盖中级养老机构的目的在于引导老年人利用养老设施，而逐步降低综合医院长期疗养病床数量。但此项设计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造成了老年疗养体系由民政（社会保险）和卫生（健康保险）交叉管理的局面。医院内的长期护理及中级养老机构由健康保险覆盖，其他养老机构及家庭护理由其他社会保险计划覆盖。对养老服务的人为割裂，严重影响了服务的质量及效率。而长期疗养病床作为医院的主要盈利手段之一，各医院也并没有动力削减其数目。大量运营长期疗养病床占用了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推高了医疗支出，并成为日本超长平均住院日数的间接原因之一。这些缺陷为下一步的改革埋下伏笔。

4.完善阶段

为便于描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保险体系的发展，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为日本社保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阶段。

在这一阶段，日本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老龄化程度加深，因此财务的可持续性及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制定政策的主要着眼点，两项重要制度开始实施。其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于1997年被国会批准，并于2000年正式实施。该制度重新整合了养老保险，结束了养老服务由民政和卫生长期分治的局面。合并后的制度综合为老年居民提供了医疗、居家照顾等服务。更为重要的是，该制度的资金由社会共同分担，缓解了健康保险财政压力。其二，高龄老年健康保险计划于2008年开始实施，75岁及以上老年人自动进入高龄老年保险计划。为对高龄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支持，该制度覆盖了更为全面的卫生保健服务。同时为了缓解国民健康保险的支付压力，该制度采用了独立的多元化筹资机制，由个人、各级政府及其他保险机构分担医疗费用。

现状

随着医疗市场的逐步放开，政府职能需重新定位，管理的侧重点应逐步由“医院”过渡到“医保”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日本多项健康指标均名列前茅，如婴儿死亡率全球最低，女性人均期望寿命、人均健康期望寿命全球最高，男性人均期望寿命、人均健康期望寿命全球排名第二。OECD数据显示，日本卫生支出GDP占比与OECD平均水平持平或略低。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统计，日本的健康水平位列世界第一，卫生筹资公平性居世界8位-11位，卫生系统总体绩效居世界第10位。

日本的卫生保健体系的表现为何如此出众？作为传统的发展型政府国家，日本医疗保健制度发展和完善历程，多由政府的有形之手主导。然而不同于中国卫生保健体系中政府的大包大揽，其巧妙地利用了私人部门的特长。政府和私人部门相互制衡而又协同作用，共同创造了出色的卫生保健系统。私人部门增加了系统的活力并保障效率，而政府则通过复杂的手段成功控制了医疗费用快速增长，并且维持了系统平衡。政府始终如一地追求为居民平等、公平地提供医疗服务的理念，亦是日本医疗保健体系出众的重要因素。

日本法律规定，所有日本公民以及持有长期签证的在日外国公民必须参加健康保险计划。参保人通过四种渠道支付卫生保健服务费用：保费、就诊时的共付部分、健康保险税以及自付部分（主要是用于支付健康保险未覆盖的医疗服务）。日本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主要包括医院（拥有20张及以上床位）及诊所（少于20张床位），其中大部分为非营利性机构，并且约有70%为民营机构。第三方保险机构主要负责征收保费并直接付费给医疗服务提供者。截至2011年共有约3500个保险机构，其中大部分类似中国的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国民健康保险的管理。因此尽管保险公司数量巨大，但几乎不存在竞争。政府主要负责宏观政策制定、地区医疗规划编制、医疗机构准入、行业监管及公立医院管理等行政职责。

日本的基本卫生政策被定义为严格控制的付费系统结合自由的卫生服务供给系统。就付费系统而言，政府通过设定全国统一的医保价格目录控制医疗费用。该目录控制了所有保险计划到几乎全部服务提供者的现金流。在这项制度下，所有的医院，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所有的医疗服务、器械、药品在全国范围内均统一定价。价格目录每两年调整一次，修订分别在整体水平及条目水平进行。

首先，内阁府根据国内的政治及经济状况确定价格目录的整体修订率，然后医疗服务、器械及药品等的价格会在整体修订率的框架内被逐条进行修订，修订后费率变化的总和相当于内阁府设定的整体修订率。各条目价格修订后对整体修订率的影响是经过数量加权的，医疗服务及资源的用量数据来源于全国健康保险理赔数据调查。整体修订率确定后，逐条修订的具体工作将会交由厚生劳动省的咨询机关中央社会保险医疗协议会（下称“协议会”）办理。协议会主要由利益相关者代表组成，通过谈判，逐条修订。然而由于确定价格的过程极其复杂，谈判实质上主要在厚生劳动省官员和医疗服务提供方代表之间展开。各条目的修改情况经常由厚生劳动省的态度所决定。为了控制医疗支出，最终往往偏向于采用抑制先进医疗服务消费而鼓励使用基本医疗服务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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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供给方而言，日本政府采取了自由主义的管理理念。按照《医疗法》要求，开设医院需地方主管部门审批，而设立诊所仅需在地方主管部门备案即可。尽管政府负有地方医疗规划的职责，但其对开设医疗机构采取了非常中性甚至被动的管理措施。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广泛采纳的新公共管理政策，更加巩固了以市场为导向对公共部门进行管理的理念。较低的行政准入门槛与日本的医疗传统相结合，催生了数量巨大的医疗机构及病床。2005年数据显示，日本急症病床数为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医疗市场自由主义的另一方面是就民众就医而言。在日本尽管有数量众多的诊所，它们通常提供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但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健康“守门人”制度，患者可以随意选择初级、二级甚至三级医疗机构就诊。

基于以上政策特点，有学者提出，日本出色的卫生保健体系除去固有的环境、基因及生活习惯等因素外，主要源于以下两点。第一，大量使用的门诊服务。OECD国家中，日本的人均医师访问次数最高。尽管日本的人均病床数也很高，但由于其超长平均住院日数导致的较低的病床周转率，其住院服务使用量相对来说并不高。使用门诊服务不仅比住院服务更廉价，而且还加强了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联系，医生可以更及时地掌握患者健康情况并对患者做出指导，起到预防重大疾病的作用。第二，对供方采取的成本控制手段。日本政府通过不断削减医疗服务、药品及器械价格来控制医疗支出增长。自2002年以来日本政府连续四次下调价格目录的整体修订率，对医疗支出增长影响显著。

然而日本的卫生保健体系亦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其一，私人部门主导的市场推高了医疗服务的使用量。在日本，约有80%的医疗机构及70%的病床由私人部门运营，竞争非常激烈。然而不同于其他市场，竞争在医疗服务市场并不必然产生高效。因为医生可以利用医疗领域专业性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优势诱导患者进行消费。在按项目付费的模式下，医生有动力为患者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此外，由于健康“守门人”制度的缺失及转诊制度不健全，许多大医院亦热衷提供初级卫生保健服务，造成医疗资源错配，降低了保健体系的整体效率。

另一方面，为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政府主导制定的医疗价格目录更加青睐廉价安全的初级保健服务或常规诊疗服务，许多先进的诊疗方法、药物及仪器被排除在医疗价格目录之外。短期而言，这项措施可以控制医疗费用上涨，然而压制技术进步可能从长期上降低卫生保健系统的效率。

不仅如此，即使目前日本的卫生政策也被认为是难以为继的。首先，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卫生保健需求总量持续攀升;其次，日本经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陷入萎缩至今仍未见明显好转，高筑的政府债务仍是悬在日本经济头顶的一把利剑;最后持续调低医疗价格的政策亦难以持久，过度压制价格会使产品质量降低甚至彻底从医疗市场上消失。

有机构认为日本的医疗价格已经降到了拐点。实际上自2008年以来，日本政府已经连续两次向上调整了价格目录的整体修订率。

为应对危机，日本政府已经采取了多种政策，如提高消费税率;开展健康促进运动，改善不良生活方式;改革健康保险结构，创立高龄老年健康保险计划;改革公立医院，提高效率;以及大规模削减医院内长期疗养病床等。但效果如何目前尚未见分晓。医疗难题正持续考验着日本执政者、利益团体及民众的智慧。

为中国带来的启示

经历了近30年变革后，中国的医疗制度再次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看病难、看病贵两大难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研究日本社会保障及卫生保健体系对建设中国卫生保健体系有以下两点启示。

其一，政府要合理安排建设综合社会保障体系的路径。患者就医要有适当保障水平的健康保险支持;老年患者还需要有养老金保障其基本生活;贫困患者需要社会救助体系为其获得必需医疗服务兜底;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中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亦应提上日程。

此外，医院是提供医疗服务并且财务独立核算的机构，过量社会保障及救助职能，非其力所能及。医疗机构的传统道德定位和其现实功能定位间的差距助长了紧张的医患关系，这种差距只能通过完善社会保障进行弥合。

然而，综合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非一蹴而就的易事，在中国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背景下，不同保障体系的建设及发展顺序，实需认真讨论分析。日本社保体系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清晰的研究样本：优先建立并完善健康保险体系，逐步发展养老金制度，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调整健康保健体系并设立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速，2010年中国健康保险覆盖率超过95%。与此同时养老保险亦受到空前重视，在2012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人社部宣布中国已基本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尽管成就巨大，但潜在的问题及风险不容忽视。社保体系建设依旧延续城乡二元化及管理、筹资分散化、碎片化的模式。保障水平偏低，地区、城乡不平衡等痼疾依然存在，更为严重的是覆盖面的迅速扩张导致地方社保支出压力剧增。有些地区甚至通过扩新还旧的方式弥补当期支出缺口。然而，随着覆盖率的不断提高，保费增幅降低，支出增加，必将构成财政隐患。与其广泛铺开，不如重点突破，优先完善健康保障体系。构建城乡均等的健康保障体系，并适度提高保障水平，顺应民意，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可以作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先行先试政策。

其二，要建立计划与市场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中国目前条件下，建立制衡机制有以下几重含义。

首先，政府应着重塑造卫生体系的公平性。为全体公民公平地提供必要的医疗卫生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通过“提低降高”整合目前“三轨制”的医保体系，有利于增进社会公平，缓和医患矛盾。同时国家应当建立对欠发达地区健康保险基金的转移支付机制，缩小地区差异。

其次，应当转变中国当前医疗市场政府一家独大的局面，通过市场竞争提高医疗资源配置效率。公立医院垄断的医疗服务市场与政府管理运营的健康保险体系难以形成有效制衡。在目前的框架下，无论公立医院绩效如何，终有政府为其兜底。向社会资本开放医疗市场，清除医疗人力资源流动的壁垒，营造公私部门各司其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增加医疗服务供给，提高医疗服务系统效率，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公立医院侧重社会保障性功能，重点保障非营利性及偏远地区医疗服务;私立医院可提供特色医疗、个性化高端医疗服务;常规医疗服务由市场决定，优胜劣汰，经营不善的公立医院同样要面临破产或转制风险。由此或可破解中国卫生资源总量不足及配置结构性失衡的双重问题。

最后，随着医疗市场的逐步放开，政府职能需重新定位，管理的侧重点应逐步由“医院”过渡到“医保”。随着医疗市场的成熟，政府应当逐步缩减公立医院，尤其是城市等医疗资源丰富地区的公立医院占比，淡化办医职能，强化健康保障职能。针对医疗市场开放后可能存在的医疗费用快速上涨的风险，政府应加强医疗成本控制机制建设。目前医疗服务、健康保险及医疗价格由不同政府部门分管的格局制约卫生保健体系的整体设计，不利于合理科学的价格形成机制。日本的健康大部制及政府主导的医疗价格谈判机制可为中国未来政府职能定位提供参考。

作者为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博士

“蝜蝂式干部”镜鉴 篇3

现实生活中, “蝜蝂式干部”却屡见不鲜:芝麻西瓜都往怀里抓, 结果得不偿失没收获啥;目标不明目的不清, 只低头拉车, 不抬头看路。这样的干部, 只有“苦劳”, 没有“功劳”, 领导不欣赏;看似“拼命干”, 实则“瞎忙活”, 同事有怨言;人虽吃了亏, 戏却不好看, 群众不满意……

“蝜蝂式干部”需要明白一个道理:抓工作干事业, 既要善于“拿起”, 又要懂得“放下”。如果说, “拿起”靠的是勇气, 那么, “放下”考验的则是智慧。

晚清的镜鉴 篇4

虽然晚清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大约70年时间，但甲午战争是其中具有“涟漪效应”的标志性、转折性事件。对曾历经甲午战争失败历史之痛国家的军人来说，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视角，透视晚清军事变革的失败，从中探寻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历史启迪，对于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强军梦有着非同寻常的意涵。

迟到而又半途而废的变革—抓住并用好战略机遇期，才能勇立时代变革的潮头

1793年9月，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领庞大“祝寿”使团，从万里之遥来到北京，给乾隆皇帝送上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仪器和兵器，包括铜炮、毛瑟枪、开花弹以及装载110门大炮的战舰模型等“贡品”，但想不到却被清廷大臣视为“淫巧奇技”，摆放在圆明园里当作玩器赏弄，对其新式火器操演也岸然相拒：“谅无稀罕”，“看亦可，不看亦可”。

19世纪是世界军事迅速发生变革的时代。蒸汽机的隆隆引擎，不仅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增长，而且直接导致了战舰、火炮等武器装备的迅速发展，催生了以海权为代表的现代海军和以路权为代表的现代陆军。

倘若清廷大臣对送上门的“洋玩意”进行一番研磨，发觉其科技工业含义及巨大军事价值，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就有可能重写。

然而，历史没有假设。正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思想僵化，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看不到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而丧失了尽早进入军事近代化历程的绝好机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巨大民族创痛，并没有真正触动大清王朝。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京师老窝，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才使清政府深感“社稷民生之困，时势艰危之亟”，“天时人事，无可再缓”，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艰难开启了“求自强以御外侮”的晚清军事变革历程。

1861年，李鸿章在安徽创建安庆军械所，拉开了以军事自强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序幕。

1875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订造四艘炮船，开始了清朝海军向国外购买军舰的历史。

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立，从此近代中国拥有了一支当时堪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海军舰队。

从总体上看，洋务运动顺应了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然而，晚清军事变革一开始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应激之举”。在相对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下，清政府自认为海上门户“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再次消弭了军事变革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北洋海军成军至甲午年间，6年多时间未置一舰，未添一弹。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历史上，有多少国家和军队抓住战略契机而走向强盛，又有多少国家和军队因错失良机而滑向衰亡。

如今，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深化国防和军事改革，扬起鼓荡的时代变革之帆。

人们注意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把“世界新军事变革”改为“世界新军事革命”，虽一字之改，但意义重大。军事革命是军事变革进入质变期的标志。一场新军事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影响和决定着各国军队建设与现代战争。

识天听风，临流观澜。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牢牢把握“时间窗口”，紧紧抓住战略契机，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以蹄疾步稳的务实作风，跟上世界军事变革的步伐，勇立时代发展的潮头。

改“器”而不改“制”的变革—突破体制性障碍的“瓶颈”，才能把军事变革真正引向深入

早在工业革命时期，马克思就说过：“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须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反观晚清军事变革，尽管清军手里拿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军队按照德国的军事操练训练出来，但徒具形式而已，军队的体制和官兵的“魂”还停留在封建时代。

晚清军事变革是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反映，洋务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正是在这样指导思想之下，晚清军事变革仅改其“器”，不改其“制”；仅改其“表”，不改其“里”。“徒守湘淮成规，间有改习洋操，大抵袭其皮毛，未得其奥妙”，对深层次的体制变革鲜有涉及，军队结构、指挥体制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就使得北洋水师这支生长在封建落后、封闭保守体制机制和一穷二白工业科技基础上的舰队先天畸形，存在严重“水土不服”。

更为重要的是，军事现代化不可能摆脱社会整体转型“单骑突进”，而晚清社会催生不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政治军事制度。

探寻晚清军事变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不难发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需要靠制度的变革和变革后的制度来保障。体制机制的顽瘴痼疾不克服，军队改革与发展就难有大的作为。

今天，人们常说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攻坚，就是攻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之“坚”；涉深水，就需要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勇气，在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上求突破，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唯亲”而不用“贤”的变革—把握好选人用人导向，才能为推进军队改革发展提供可靠的人才保障

吏治腐败，用人不当—晚清军事变革失败的一大症结。

李鸿章为北洋海军选择将领时，将有海军经验、学堂毕业和国外留学出身的专业人才排除在外，而把出身陆军、不懂海战的丁汝昌选为海军提督，究其原因，不外乎淮军旧部，与李同乡，对其唯命是从而已。就连舰上洋员都讥讽丁汝昌“不谙海航事务，实为傀儡提督”。

“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这是严复在给堂弟信中的一段话。20多岁回国被待以国士，到40岁还考不上举人的严复发此牢骚，揭示了清朝吏治腐败的实情，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实情。

美国学者鲍威尔认为，“中国军队在1900年，像在1894-1895年时一样，最大的弱点是缺乏够格的官佐。”缺乏具有现代知识和现代战争素养的军官，无法培养符合现代战争要求的军事人才，始终是晚清军事教育最大的不足之处。那种以弓刀石和默写武经为主要内容的武举考试，已大大落后于时代潮流，却仍被清廷视为“成法”而坚持不改。

“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

军事变革，唯在得人。军事变革的行为主体是人，人是军事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推进军队现代化，从制定政策、推行决策的最高统帅部的组成人员，专职施行机构的人员，到创新武器装备、军事思想、作战方式、编制体制、训练方式、管理教育等方面的指挥员及战斗员，需要组成一个杰出的人才群体。其选拔是否恰当，能力发挥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军事变革的成败。

不全面又不“中用”的变革—把提高战斗力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赢得战争和历史的检验

恩格斯曾经说过：“衡量一次军事改革是否成功，标准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一条是看经过这种改革的军队能否经受住战争的考验。如果说军队改革有一个核心的话，那么这个核心就是从根本上提高战斗力。”

军事战略乃战斗力提升之本。战略决定成败。中日军队战略差异决定甲午战局。晚清军事变革自始至终缺乏明确的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目标。在日益严重的战争危机面前，李鸿章一味采取消极防御、“避战求和”的战略指导方针。战前迷信所谓“万国公例”，寄希望于外国调停，“以夷治夷”；战中一再退守，避战保船，“累累错失战机”，最终打败了一场国运攸关的战争。

军事理论创新乃提升战斗力的先导。先进的军事理论是军事发展的助推器，也是军事改革的航标灯。缺乏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使晚清军事变革成为“没有方向的行军”，也是甲午海战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军事理论特别是作战理论的创新，任何军事改革都必然是盲目无序的，带来的结局必然是战场上的被动挨打。

文化力乃战斗力提升之源。文以化人，文以铸兵。军事变革“变”到深处是文化。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面对西方列强叩关，他们“脱亚入欧”，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维新和军事革命。而晚清死抱封建传统文化的“辫子”不放，以“祖宗成法”和“弓马平天下”的理念打近代海上战争，焉有不败之理？甲午战败引发的尚武精神、国民意识、耻感文化、散漫习气、苟且世故等的文化反思，至今仍是一堂并没有上完的课。

小结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晚清军事变革已化作历史的烟云，而“前车”的“辙印”经过岁月的淘刷更加清晰。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时代号角已经吹响，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新征程已经开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人民军队昂首前进的步伐！正是：

昙花一现自强梦，变革垂败叹晚清。

痛定思痛铭国耻，强军兴军箭在弓！

城市品牌建设的国际镜鉴 篇5

2008年,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城市品牌营销市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强调城市整体形象和品牌竞争力的“国际化都市营销”时代悄然来临, 许多城市开始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 纷纷借力诸如奥运会、世博会等重大的国际赛事、国际会议的举办推进“城市品牌国际化战略升级”,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和英文国际频道开始备受城市关注, 一大批类似CCTV“倾国倾城”的跨国大型城市推广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中国的城市品牌营销, 已经拉开了跨时代的序幕, 进入到全新的国际化竞争时代。

>欧美城市品牌化典型

众所周知, 城市既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也是社会文明与发达程度的显著标志和财富的聚集地。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 步入后城市化时代的西方一些大都市, 凭借其强大的资金流、信息流和人才流, 迅速转型为“全球城市”, 例如纽约、伦敦等, 它们以良好的城市品牌和城市形象彰显出国际化大都市的魅力和“磁力”。从目前西方著名城市的发展、转型、复兴等实现情况来看, 其市政当局都十分重视城市形象的打造和城市品牌的推广。他们深深懂得, 具有积极的品牌形象并能在大众心目中产生好感的城市, 往往会成为世界聚焦之地, 引领着世界经济、文化及时尚潮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纽约市成为主导世界的城市, 但1950年起, 开始步入衰落, 只余下工业和商业。到了20世纪70年代, 美国遭遇了产业向廉价市场转移的挑战, 之前屡试不爽的税收优惠等刺激手段已然过时, 无法有效吸引投资和优秀人才, 使得包括纽约在内的许多城市发展面临瓶颈。当时, 纽约市已经面临几乎破产的境地。上世纪80年代初, 它的街道坑洼不平, 肮脏并且危险, 犯罪率上涨到非常危险的程度, 纽约被美国民众视为混乱与暴力的代名词。

为扭转这一困局, 纽约市政府展开了一系列行动, 以重振市民信心, 恢复城市声誉。纽约市重塑城市形象的策略是从建筑物开始的, 由于拥有许多世界著名的景观和摩天大楼, 政府开始大规模挖掘自由女神像、帝国大厦、世贸中心、联合国大厦等宝贵景观资源的文化内涵, 一方面帮助纽约市民恢复对城市的信心, 另一方面对外广为传播纽约市积极正面的形象。

同时, 纽约政府还决定以推广观光旅游来提升萎靡不振的经济表现, 于是找来了威尔斯·瑞奇·葛林广告公司 (简称WRG) 及著名的视觉设计师米尔顿·葛拉瑟 (Milton Glaser) , 联手发展出营销史上最知名的城市品牌化推广活动——“我爱纽约” (I Love NY) 。这句口号诉求简单明确, 加上广告公司所推出的一系列出色的设计, 直到今天它仍被广泛地用来推广纽约的城市品牌, 且未曾改变过。2005年, 美国歌坛巨星麦当娜还曾以一曲“我爱纽约”, 来赞扬这个让她成为巨星的城市。

一系列的宣传攻势配合有效的城市管理, 使纽约逐步突破了发展瓶颈, 1971年纽约吸引了1700万游客, 提供了40万就业岗位。1983年, 纽约被美国旅游协会授予“全美旅游营销大奖”。有人评价说:纽约是这个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城市。的确, 比起生硬的说明、指南, 纽约的城市品牌营销展示的令人热血沸腾的创意、希望、梦想, 总会更令人向往。

伦敦, 这座曾经在人们心目中日渐衰败的老工业城市, 曾经是保守拘谨的代言人的城市是如何在新时代转变形象, 重执世界品牌城市之牛耳的呢?

伦敦城市品牌建设的组织结构遵循“形散而神不散”的原则。所谓“形散”, 即其伦敦品牌机构 (London Unlimited) 并不是一个实体, 并没有专门为其服务的工作人员, 其所有雇员都是伦敦市政府下属机构中分管公共关系的工作人员。这些机构包括伦敦发展署 (London Develop Agency) 、伦敦第一 (London First) 、伦敦旅游局 (Visit London) 、英国贸易与投资总署 (UK Trade&Investment) 、伦敦投资局 (Think London) 、伦敦教育局 (London Higher) , 电影伦敦 (Film London) 、伦敦奥组委 (London 2012) , 以及伦敦东区、南区、西区、北区、中区发展分署等等。所谓“神不散”, 就是这样一个松散的机构却具有强大的力量, 其权力可以渗透到伦敦政治、经济及文化活动的方方面面。伦敦品牌机构由市长办公室直接管辖, 位于伦敦市政府决策的领导层, 参与伦敦市政府所有对外活动的策划与实施, 从而保证了伦敦的每一次公关活动都有统一的形象和声音, 以建立连续一致的品牌形象。

伦敦城市品牌的宣传是多元化的, 渗透到伦敦生活的各个方面。首先是媒体传播。英国广播公司 (BBC) 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全球传播工具为英国文化传播以及伦敦的形象传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活动传播。伦敦层出不穷的活动以及节日使传播成为有源之水。节日庆典活动是伦敦城市营销沟通的重要手段之一, 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大型的庆典活动。其中一些惯例化的、成功的节日活动, 如Regent Street的点灯仪式、每年8月的狂欢节、皇家庆典等已成为其特殊的“产品”。第三是政府传播。伦敦政府的每一个外事活动都是伦敦市政府不遗余力宣传伦敦的机会。伦敦市长每年都要安排出访计划, 以宣传推广伦敦。在北京奥运会期间, 伦敦充分借助2012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身份, 向全球大力开展城市形象推广。为此, 伦敦发展署还在北京设立了“伦敦之家”, 举行一系列由知名企业、政界和体育界名人参与的活动, 大力宣传伦敦在商业、旅游、高等教育和创意产业等方面提供的最佳服务。

>亚洲崛起与城市营销

随着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以日本、韩国、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崛起, 城市品牌化呈现出了全新的特点, 而城市营销也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广泛普及和应用步入了一个整合创新的新时代。毫无疑问, 城市所属国家的地位和形象会制约该城市的发展和形象;同时, 城市形象也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来源, 一个国家的首都及其经济发达、历史悠久、文化繁荣的城市又是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 所以, 曾有人说过, 当城市成功的时候, 整个国家也会成功。

以韩国为例, 韩国总统李明博一直很注重国家品牌建设。因为他担心, 韩国即使实现3万至4万美元的人均GDP, 也就是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国民和国家也未必就能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为此, 韩国政府积极推动相关政策, 希望在2013年年底以前将韩国的国家品牌排名, 从目前的世界第33位提升至第15位。作为韩国的首府, 首尔是东亚最重要的国际性都市之一, 也是韩国经济奇迹的引擎及缩影, 其城市形象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首尔城市形象推广的做法是:首先是通过大型国际赛事导入城市的国际形象, 用城市的品牌资本赢得世界的认同。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首尔先后成功举办了1986年第10届亚运会、1988年的奥运会和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 令城市形象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也为城市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无形资产。其次是领导人带头宣传城市形象, 借用名人拓展城市形象。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 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亲自给汉城做城市品牌形象代言人, 向世界发出了“欢迎你到汉城来, 欢迎你到韩国来!”的邀约;为了面向中国市场推广, 还邀请中国歌星孙悦作为旅游形象大使。再次是城市主管部门充分利用网络等新媒体广泛推广城市形象, 例如首尔城市规划局所属的首尔在线 (www.seoul.go.kr) 和数字首尔 (www.e-seoul.go.kr) , 用中、英、日、韩、法五种文字, 把传播首尔品牌形象、吸引旅游和投资等作为城市营销的主要功能。2004年, 首尔还以多语种开通了对外网络广播, 把传播城市形象推向了一个新起点。

国际著名品牌战略咨询公司Future Brand近年来连续发布“国家品牌指数”。据称, 2008年, 中国位列“年度最受瞩目国家品牌”及“未来之星”两个单项排名榜首。尽管在在列的78个国家中, 中国国家品牌的整体排名还处于比较靠后的第56位, 但得益于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中国的国家形象开始进入排行榜, 与2007年同一调查结果相比, 中国被受访者评为“正在流行的国家品牌”, 而中国的主要城市也开始受到日益增加的国际关注。

>国际城市品牌建设几点启示

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未来城市的发展将与高科技一道成为主导21世纪的两件大事。”近年来, 我国在城市形象推广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使许多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效果也有好有坏。通过对纽约、伦敦、首尔等国际著名城市的案例分析和研究, 我们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首先, 要强化认识, 做好城市形象准确定位。城市形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城市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 而准确的城市形象定位则是强化城市内外认知的必要条件。以往我国许多城市只重视城市的硬指标, 不太重视城市精神的塑造, 忽视城市的个性和品质, 最终导致城市精神的沉沦, 城市记忆的伤失, 城市符号文化浮躁、杂乱、无序, 城市意象缺乏整体性思考, 城市形象随着行政长官变更而摇摆不定等, 浪费了许多资源。一个城市形象要想获得内外认同, 就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城市形象塑造的重要性, 重视城市意志品格和文化特质的精确提炼。在城市主题的确定上, 要深度的挖掘城市独特的文化内涵, 形成城市独特的风格和特色。只有区别于其他的城市, 才会在人心目中留下鲜活的印象。例如, 今天的巴黎, 留给世界的永远是服装之都、浪漫之都;维也纳, 音乐之乡;东京, 东西文化交汇的城市。正是这些印象, 带来的是源源不断的财富。

其次, 要完善拓展城市形象推广渠道, 有效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进行行之有效的整合传播。城市形象推广是一项庞大的、长期的系统工程, 它既需要政府、企业、市民的共同努力, 也需要整合各种媒介资源优势, 尤其是在当前新媒体影响日益扩大的环境下。从上述城市形象推广的经验来看, 一是在传播媒体的选取上, 要考虑目标受众的信息接受习惯, 针对不同的受众人群, 选择不同的媒体进行传播;同时要考虑运用整合传播策略和各种创新的传播方式, 比如当前针对城市品牌推广比较流行的影视植入、事件传播、病毒行销等方式, 根据推广目标和传播对象的特点, 采取差异化的推广方式。

第三, 要充分利用城市承办国际化重大事件的影响, 做好城市形象的树立和推广。重大事件一般被称为“大型活动”, 它是提升城市形象的绝佳机会。如园艺博览会、世博会、奥运会、亚运会、休闲博览会等。如前述案例所述, 重大事件不但可以塑造城市形象, 而且还可以扭转原有的负面形象。

最后, 城市形象推广需要内外并举。城市形象的最终认同取决于内外受众, 尤其是城市居民。城市品牌应该着重突出它的居民们公认的显著特征, 并以他们深信不疑的方式来进行推广。当对一个城市进行品牌推广时, 城市居民的个性特征应该是城市品牌特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城市的居民为自己的城市感到自豪, 并且愿意由内而外、自发地对他所属的城市进行口碑传播时, 才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其他目标受众。

三网融合域外镜鉴 篇6

三网融合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据公开资料与专家分析,世界各国陆续出台相应的政策来促进三网融合,尤其是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三网融合的发展方面都已取得重大突破。

工信部官员和专家指出,国外三网融合方面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一是电信和广播有各自的规律和特性,新技术、新业务的发展给电信、广电的监管带来了挑战,二者的融合将改变现有的监管体制,但是各国目前对IPTV等融合性业务的监管尚处于探索、认识之中;二是允许电信与广电部门互相进入,而不是人为设置壁垒,是国际主流做法;三是建立统一融合的监管机构,并采用统一的法律和政策既是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美国:立法促融合

对于电信业和广电业的混业经营,美国政府的态度经历了从禁止到支持的变化。FCC(联邦通信委员会)是美国对广播电视、电信进行管理的独立监管机构。直至《1996年电信法》,三网融合的法律障碍才得以扫清。

据新华社报道,1970年至1990年间,为保护新生的有线电视业,避免处于垄断地位的电信公司采用不公平竞争手段排挤有线电视公司,FCC禁止电信公司混业经营有线电视业务。

到20世纪90年代初,FCC认为,有线电视业经过整合后已发生很大变化,应允许电信公司进入视频节目服务市场,以促进视频节目多样化,因而建议国会废除混业经营的禁令。

不过,这一建议未被国会接受。自1992年年底开始,美国多家电信公司相继以联邦电信委员会政策侵犯言论自由为由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并最终胜诉。这些诉讼最终导致《1996年电信法》出台。

《1996年电信法》规定,有线电视运营商及其附属机构从事电信服务,不必申请获取特许权;特许权管理机构不得禁止或限制有线电视运营商及其附属机构提供电信服务,也不得对其服务施加任何条件;电信企业可以通过无线通信方式、有线电视系统以及开放的视频系统提供广播电视服务。

这一法律彻底打破了美国信息产业混业经营的限制,增强了基础电信领域内的竞争,允许长话、市话、广播、有线电视、影视服务等业务互相渗透,也允许各类电信运营者互相参股,创造自由竞争的法律环境。由此,整个电信市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竞争性准入许可。通过电缆和光纤传输信号的有线电视公司借助其设备优势,纷纷进入电话和网络市场;电话公司则通过设施升级和兼并等方式开始拓展网络和电视服务。原先分属不同领域的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差异越来越小,“语音+视频+数据”一体化的模式日趋普遍,并正朝着“语音+视频+数据+无线”的方向发展。

尽管监管机构FCC 的组织架构仍采用传统的产业导向作为内部分工的基准,但是在一个统一部门下的内部机构间的协调远比两个独立部门之间的协调更为容易。不过,FCC现有的组织结构模式仍不能完全符合产业融合的趋势,一方面造成内部管理资源浪费,另一方面甚至出现了政策或执法不一的情况,以致造成监管漏洞,企业往往选择对其最有利的部门申请业务。为此,FCC于1999年发布了《21世纪新FCC战略计划蓝图》,指出未来发展目标是将现行以产业导向型的各局室重组为功能导向型的组织。

在如今的美国,电视、电话及宽带网络三网融合被称之为“捆绑服务”。电信企业和有线电视运营商在三网融合的技术和基本设施方面各有特色,但又均存在不足。为了增强实力,一些公司在融合初期组成“临时夫妻”,共同渡过困难期。

三网融合给美国用户带来不少益处:一是方便。三项服务一次搞定,用户不需向三家公司申请。二是价格便宜。一般情况下,三网融合的“捆绑服务”费用每月要比单独申请服务的费用便宜20美元至30美元。三是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更多便利。目前有的公司已经将电话与电视结合起来,看电视时如有电话进来,电视机屏幕上将会显示出电话号码;此外,电视与电脑的结合,使用户可以通过电视机上网,也可在电脑上看电视节目。

英国:最彻底的融合监管

管理机构的融合,是网络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2003年,英国依据《2003年通信法》设立了融合性的监管机构OFCOM(英国通信管理局),将原电信管理局、无线电通信管理局、独立电视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局、播放标准委员会5个机构融合,彻底打破了原来信息领域中存在的各种壁垒,使技术和业务得到进一步融合。

因此,在融合监管方面,英国在各国中做得最为彻底和典型,从OFCOM部门分类和部门职责中,基本看不出广电和电信分块管理的痕迹。OFCOM直接对议会专门委员会(该议会专门委员会同时负责英国贸工部和文化、媒体与体育部的有关事务)负责,而不需对内阁大臣或政府部长负责。OFCOM分为六大块:内容标准分部、技术标准和频谱分部、战略市场发展分部、组织计划发展分部、频谱政策分部、竞争市场分部。

与欧盟、美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英国允许运营商自行选择相应的网络传播内容。欧盟监管框架指令认为,无需考虑传播内容的种类,而将“电子通信网”定义为“广播与电视网以及有线电视网、卫星网络、固定(电路交换和分组交换)网络及互联网、移动地面网和电缆系统在内的电磁手段传输信号的其他资源”。基于这一要求,英国、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都已经将其转化为国内法律。

英国立法明确规定准许传统广电和电信双向进入,同时对电信业采取竞争开放监管办法,对广电业的准入相对严格一些。根据《2003年通信法》对于经营电信业务实行一般授权制,申请电信业务不需要许可证,而经营广播电视业务需要许可证。对融合性业务形态,广电企业和电信企业都可以经营。

英国电信作为英国最大的网络运营商,现在不仅同时提供互联网、电话等通信服务,也开办了自己的网络电视频道;而著名的英国广播公司(BBC)也进军网络,一年前推出在线电视服务,凭借内容优势吸引了大批网络用户。

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英国电信公司全球联合通信业务的负责人史蒂夫•马斯特斯表示,网络融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统一产业标准;其次是基础设施的融合;然后是延伸拓展阶段,即各种通信服务的融合。

对英国来说,网络融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改造老的电话网,它们是二三十年前建造的,大量使用铜线,还应用了许多技术标准不同的设备。到了2000年后,这些网络才逐渐统一到一个主干网上。

随着技术进步,现在音频、视频、电子邮件和即时消息等都被集成,变成电脑或手机上的一个功能。马斯特斯说:“这是真正的延伸拓展阶段,我们在人与人的交流(通信方式)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融合,我们的工作变得更有效率,并能更大限度地分享信息。”

法国:便宜又便利

目前,三网融合在法国也快速发展。市场研究机构Pyramid在一份最新的报告中指出,到2014年,随着法国各运营商加快投资光纤网络,将有50%以上的家庭选择三网融合的服务。

早在2003年下半年,法国电信就推出了非常丰富的IPTV产品,包括交互式电视与电子节目指南、视频点播、个人视频存储、电视上网和收发邮件、电视商务、视频游戏等。截至2006年6月,法国IPTV用户达173万,而同期的数字电视用户为30.6万。

家住巴黎15区的纪录片制作人尼古拉•古热订购了因特网服务供应商Free公司的服务套餐,每月只需缴纳30欧元,就能享受电话、上网和电视等多重服务。这比先前单独购买各项服务便宜了许多。

除价格优势外,便捷是消费者青睐三网融合服务的另一个原因。消费者只要面对一家运营商,每个月一张发票就能搞定所有事情。古热说,看电视或打电话的同时可以从网上下载文件,而且运营商为消费者提供交叉服务,比如用电脑看电视,用电脑打电话等,这一切都让他的生活更加快捷。同时,三网融合对消费者的设备要求也比较简单。古热说:“我一共只需要两个盒子,一个用于连接互联网和电话线,另一个接电视,这套系统就可以运行了。”

日本:继续破条块分割

三网融合在日本正在催生网络的融合、用户终端的融合和相关法律的融合。

据新华社报道,日本正在着手开发下一代网络——NGN。虽然实现三网融合,目前的电信、广电和互联网仍是各有各的网络,NGN所要实现的目标简单说来,就是消除这些网络的界限,整体更新为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网络,实现各种服务的融合。NGN博采现有的电信、广电网络和互联网之长,它既具备传统电话网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又像IP网络一样具有弹性大、经济划算的优点,而且比现在的互联网通信速度更快、通信品质更高、安全性更强。

三网融合还推动用户终端的融合。日本日益流行的信息家电就是传统家电和信息通信技术的结合。

三网融合在日本面临的难题是有关法律的重整。日本2002年出台《电信业务广播法》。该法的出台,使通过电信宽带网络承载电视节目成为可能。不过,富士通综合研究所执行顾问佐佐木一人说,日本的通信产业和广电产业仍分属独立的法律体系,因此,以日本广播协会为代表的广电产业和通信产业迄今一直是“划界而治”,各自独立发展的。两个产业各有各的固有既得权益,在价值观和文化方面也存在差异。所以,当要推动通信和广电融合时,势必要涉及如何调整两者间上述种种的课题。另外,近年来出现的新服务超出了现行《广播法》和通信领域相关法律调整的范畴。

日本国际通信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裘春晖介绍,日本总务省计划2010年向国会例会提交《信息通信法》的草案。这部法律将统一与通信和广电相关的《电波法》、《广播法》、《电气通信事业法》等9部现行法律,旨在打破条块分割,以创造一个通信、广电相关企业都能自由参与竞争的环境。

在监管方面,日本在总务省下面设立信息通信政策局和综合通信基础局,同时监管电信和广播。信息通信政策局主要负责制定广播和通信发展的政策;综合通信基础局主要对广播和通信设施及业务的管理负有责任。

对中国的启示

纵观各发达国家经验,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技情报研究所拓冬梅称中国可获得启示如下:

1.统一的监管机构和允许相互进入的政策是三网融合的制度基础。信息技术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三网融合的基础,但是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制度和体制是推进三网融合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障。

2.宽带基础设施是三网融合的物理基础。三网融合是典型的双边市场,有线电视运营商和电信运营商围绕宽带用户展开了激烈的平台竞争。英国家用带宽相对较窄已经成为制约IPTV发展的重要因素。速率为1Mb/s至2Mb/s的带宽只能支持标准清晰度电视和同步宽带互联网的连接,这种带宽不足以支持高清晰度电视等更高端的业务。

3.监管政策要考虑广电和电信的属性差异。三网融合确实改变了广电与电信相互隔离的外部关系,但双方各自独立的内在特性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