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产业

历史产业（共12篇）

历史产业 篇1

由于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 我们很难准确评价产业政策的实际效果, 这导致人们对于产业政策的看法各异。但回顾产业政策的历史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产业政策有不少裨益。

一、产业政策历史纵览

纵观历史, 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事实。

(一) 产业政策只在某些时期和某些方面产生作用

从发展阶段来说, 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发展的初期和危机时期, 产业政策往往能发挥作用。

从产业政策的类型来讲, 以发展新建产业为目标的产业保护政策历史上在大多数国家都产生过明显正向效果。这种产业政策在历史上曾被大多数国家采用过, 当然我们国家也不例外。但是, 过度和过长时间的产业保护政策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副作用, 过度的保护往往会导致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长期停滞不前。

从国别上来讲, 大多数学者认为实行产业政策最成功的是日本, 正是由于日本成功实施了产业政策, 所以日本经济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人们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实际作用仍是存在争议的, 质疑者认为, 日本战后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主要来源于民间的奋斗和创业精神, 政府的产业政策只是起到辅助作用。2016年11月5日在深圳举办的大梅沙论坛上, 日本国际公共政策研究所理事长田中直毅从日本的经验出发, 指出日本的产业政策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有效:“日本在20多年前曾经历信贷紧缩的时期, 这是因为宽松的产业政策并不是非常有效, 造成债务和财务等问题的严重后果。而这种影响持续至今, 市场配置资源扭曲的情况也在持续, 日本近几十年的经济都有所衰减。”

(二) 为促进新产业发展而制定的产业政策往往支持了“夕阳产业”而非“朝阳产业”

从历史上看, 在市场倒逼的产业调整时期, 一些陷入困难的产业由于各种原因, 在政府的产业政策之下得到政府的大量资助而得以长期低效率运转, 死而不僵。这导致政府投向新产业的资源数量被严重挤压, 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自发调整。发达国家对煤炭、纺织、钢铁、造船等行业的支持便是明证。

(三) 成功的产业政策只是一小部分

例如日本汽车工业初期, 政府出台产业政策要求中小汽车制造企业合并以实现规模效应, 但并未得到汽车制造企业的响应, 汽车制造商曾一度增加到20多家。迈克尔·波特等人用翔实资料证明:在日本最成功的20个产业, 基本没有产业政策的作用, 即使有, 作用也微乎其微;反倒是最失败的7个产业, 都受产业政策的严重影响。80年代之后, 日本产业政策的失误比比皆是, 包括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发、模拟技术、移动通信等方面, 都被产业政策带入歧途。通产省神话由此破灭。

(四) 产业政策不能逆市场而行

20世纪50、60年代的日本产业政策曾试图强化政府是市场的干预能力, 但绝大多数试图直接干预市场或试图强化政府干预的政策因为企业界的强烈抵制或难以在国会通过, 或难以得到实施。70年代, 日本逐渐形成了“利用市场机制的资源分配能使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的共识, 产业政策的指导方针有了很大转变, 即“应该严格抑制过分政策干预与产业的过度保护”, 产业政策的运用限定在市场失败的领域, 此后, 日本的产业政策转为功能型产业政策。

二、对我国产业政策的简单回顾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正式制定产业政策以来, 政府根据不同阶段经济的发展情况, 制定了总体性的产业政策发展纲要以及针对不同产业的具体产业政策, 这些产业政策对推进产业发展与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实有一项产业政策可谓非常成功, 那就是支持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 农业改革的成功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还产生了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政府首先在南方开设了经济特区, 对外国投资企业提供税收、资金、能源和土地方面的优惠, 后来还一度把这样的政策推广到内资企业和全国各地。这项政策非常成功, 20世纪90年代中期, 我国在全球劳动密集型出口市场上的份额已经达到四分之一。在加入WTO之后, 中国很快就变成了全球制造业中心。因此, 说这项产业政策成就了“中国奇迹”, 也并不为过。

产业政策在2000年后发生了较大转变, 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直接干预市场、以政府选择替代市场机制与限制竞争的管制性特征。

(一) 直接干预市场

2003年以来, 抑制部分行业的盲目投资、产能过剩是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时也是“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抑制产能过剩的产业政策中行政直接干预市场的措施被显著强化, 这种趋势同时也体现在随后制定的产业发展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中。

2003年, 政府发布的《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关于制止电解铝行业违规建设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防止水泥行业盲目投资加快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 这三个意见显著强化了这三个行业的项目审批和行业准入制度, 并要求国土部门、银行严格按照产业政策、行业准入和项目审批加强供地和信贷管理, 对违规审批的项目进行强制性清理;《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甚至直接规定“国家和各地原则上不再批准新建钢铁联合企业和独立炼铁厂、炼钢厂项目”。随后颁布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和《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中, 行业准入和投资核准、审批的规定更为严格也更为细化, 直接干预市场的措施显著加强。2006年以来, 一系列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促进产能过剩行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系列政策中, 行业准入和投资核准、审批进一步加强, “行政调控”被进一步强化。新世纪中国的产业政策具有强烈政府干预市场的特征, 也更为倾向于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

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延续了强烈干预市场的特征。《船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都规定不再核准或支持单纯新建、扩建项目, 《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和《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还规定所有项目必须以淘汰落后为前提。淘汰所谓落后产能也主要靠行政手段推行, 《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和《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都强调的“严格实行节能减排、淘汰落后问责制 (就是行政问责制) ”, “继续实施有保有压的融资政策”实际上是强调以是否获取行政审批作为金融企业发放贷款的标准。在《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中明文提出要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 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实施主要依赖行政手段。

(二) 以政府判断、选择来代替市场机制

中国产业政策的第二个特征是试图以政府的判断、选择来代替市场机制。中国产业政策中的这种选择性并不显著表现为对具体产业的选择和扶持, 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对各产业内特定技术、产品和工艺的选择和扶持。《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 (2000年修订) 》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05年本) 》的鼓励类目录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大类产业, 分别详细列出了526种和539种鼓励发展的产品、技术和工艺。1999年、2001年、2004年和2007年4个版本的《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中, 包括10个方面130项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 其中的每一个领域又列出十余项具体产品或者技术, 涵盖面亦非常宽泛, 几乎涉及国民经济所有二位数产业, 对产品和技术的选择性扶持也非常具体。《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05年本) 》中限制类、淘汰类的目录对于具体产品和技术的规定也非常详细, 都是直接提及具体工艺、技术、产品与规模。以上指导目录和指南并不是只具有指导意义, 而是与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土地优惠、金融信贷支持紧密联系的。《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暂行规定》第八条就规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国家产业技术政策》及其他相关专项规划和相关产业政策, 发布国家高技术项目公告或通知, 明确国家支持的重点领域、重点任务、实施时间, 以及安排国家补贴资金的方式和标准”。《促进产业调整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是引导投资方向, 政府管理投资项目, 制定和实施财税、信贷、土地、进出口等政策的重要依据”。这类指导目录、指南或者规划, 成为政府制定投资审批与管理、财税、信贷、土地等政策的依据后, 与其说是引导投资方向, 不如说是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了投资的方向, 实际上是以政府对于产品、技术和工艺的选择, 来替代市场竞争过程中对于产品、技术和工艺的选择。

这种以政府对于产品、技术和工艺的选择来代替市场选择的特征还体现在行业准入政策中。国家发改委已颁布了十余个行业的准入条件文件, 这些准入条件文件不仅仅规定了能耗、资源综合利用和排放的准入标准, 并对工艺、装备及规模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例如《铝行业准入条件》中规定:“申请核准的矿山投资项目, 总生产建设规模不得低于30万吨/年, 服务年限为15年以上”, “利用国内铝土矿资源的氧化铝项目起步规模必须是年生产能力在80万吨及以上”, “利用进口铝土矿的氧化铝项目起步规模必须是年生产能力在60万吨及以上”, “新建再生铝项目, 规模必须在5万吨/年以上”, “报请核准的电解铝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置换项目及环保改造项目, 必须采用200KA及以上大型预焙槽工艺, 且新建生产线阳极效应系数要小于0.08个/槽日”, 等等。这些准入政策已经不仅仅是消除资源和环境外部性, 而是直接以政府对规模、技术和工艺的偏好和选择直接代替市场机制的选择作用。产业发展政策中亦有此类内容, 例如《钢铁产业发展政策》第十二条规定, “建设烧结机使用面积180平方米以上;焦炉碳化室高度6米以上;高炉有效容积1000立方米以上;转炉公称容量120吨以上;电炉公称容量70吨以上。沿海深水港地区建设钢铁项目, 高炉有效容积要大于3000立方;转炉公称容量大于200吨, 钢生产规模800万吨以上”;第十七条则规定了需要加快淘汰的设备规模、生产工艺和装备。

在我国的产业政策中, 以政府选择代替市场机制的特征还表现在对产业组织结构、生产企业及企业规模的选择上。《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中第三条明确指出, “到2010年, 钢铁冶炼企业数量较大幅度减少, 国内排名前十位的钢铁企业集团产量占全国产量的50%以上, 2020年达到70%以上”;第二十一条则指出, “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集团, 进行跨地区的联合重组, 到2010年形成两个3000万吨级、若干个千万吨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企业集团”。这不只是对产业组织结构和企业规模的选择, 实际上“两个3000万吨, 若干个千万吨级的特大型企业集团”都是有所指地特定企业。在2009年出台的《钢铁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中则更为明确的指出, “力争到2011年, 全国形成宝钢集团、鞍本集团、武钢集团等几个产能在5000万吨以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钢铁企业, 形成若干个产能在1000万-3000万吨的大型钢铁企业”。在《汽车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中则明确提出, 鼓励一汽、东风、上汽、长安等大型汽车企业在全国内实施兼并重组, 支持北汽、广汽、奇瑞、重汽等汽车企业实施区域性兼并重组, 形成2-3家产销规模超过200万辆的大型企业集团, 4-5家产销规模超过100万辆的汽车企业集团。在对产业组织结构、生产企业及企业规模的选择上, 我国的产业政策具有强烈的“扶大限小”的特色, 试图通过扶持在位大企业的扩张与限制中小规模企业的发展来实现市场集中和形成大企业集团, 这实质上是试图代替市场竞争性集中过程与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

制止盲目投资、抑制产能过剩的产业政策中, 则是以政府对市场供需状况的判断以及对未来供需形势变化的预测来判断某个行业是否存在盲目投资或者产能过剩, 并以政府的判断和预测为依据制定相应的行业产能及产能投资控制措施、控制目标, 这实际上是以政府的判断和控制来代替市场的协调机制, 具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例如, 《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中认为, “到2003年底, 我国钢铁生产能力将达到2.5亿吨, 目前在建能力约0.8亿吨, 预计到2005年底将形成3.3亿吨钢铁生产能力, 已大大超过2005年市场预期需求”。

在《关于钢铁工业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的通知》中则指出“2005年底已形成炼钢能力4.7亿吨, 还有在建能力0.7亿吨、拟建能力0.8亿吨, 如果任其全部建成, 届时, 我国炼钢产能将突破6亿吨。而2005年钢表观消费量在3.5亿吨左右, 即使考虑到未来钢材需求的增长, 供求也是严重失衡的”。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分别就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六个行业的供需进行预测和判断, 认为钢铁、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等行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钢铁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认为钢铁产业“盲目投资严重, 产能总量过剩”, 需要“严格控制新增产能, 不再核准和支持单纯新建、扩建产能的钢铁项目, 所有项目必须以淘汰落后为前提”, 类似的判断和措施还出现在《船舶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有色金属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等产业文件上。

(三) 损害市场主体之间的自由、公平竞争

中国产业政策的另一个特征是:保护和扶持在位的大型企业 (尤其是中央企业) , 限制中小企业对在位大企业市场地位的挑战和竞争。实施这类政策往往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提高市场集中度, 避免过度竞争”为理由。这类政策的做法有:制定有利于在位大型企业的行业发展规划;制定有利于大型企业发展和限制中小企业发展的项目审批或核准条件;制定有利于在位大型企业的准入条件或严格限制新企业进入;在项目审批和核准过程中照顾大企业的利益、优先核准大型企业集团的投资项目, 对中小企业的项目进行限制。在钢铁产业和汽车工业的产业政策中, 限制竞争的特征尤为突出。

《钢铁产业发展政策》第二十二条中规定钢铁投资项目需按规定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审批和核准, 第八条同时规定, “2003年钢产量超过500万吨的企业集团可以根据国家钢铁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所在城市的总体规划, 制定本集团规划, 经国务院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进行必要衔接平衡后批准执行。规划内的具体建设项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不再审批或核准, 由企业办理土地、环保、安全、信贷等审批手续后自行组织实施, 并按规定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 这实际上是给予2003年钢产量超过500万吨的企业在项目审批和核准上简化程序, 发展改革委员会在实际的审批和核准过程中优先大企业限制小企业的倾向也非常明显, 中小企业投资项目审批的时间长, 获得批准的难度大;又如第十二条中沿海深水港地区建设钢铁项目钢生产规模必须在800万吨以上的规定, 几乎就是为宝钢、武钢、鞍钢、首钢等几家规模前几位的大企业量身定制的, 在这一规定下, 其他企业则难以建立沿海港口钢铁基地;第二十三条“钢铁企业跨地区投资建设钢铁联合企业项目, 普钢企业上年钢产量必须达到500万吨级以上”的规定, 就限制了500万吨以下规模企业的跨地区发展。

在汽车产业中, 产业政策为在位大型企业提供了更为严格的保护, 竞争进一步受到限制。在《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中第五章准入管理规定, 建立统一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和产品的准入管理制度, 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家质检总局对道路机动性车辆进行强制性认证, 并发布《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不在名录中的企业不得生产、销售机动车辆, 不在名录中的产品亦不得在市场销售;并要求生产企业具有产品设计开发能力、产品生产设施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控制能力、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能力。这种名录管理制度赋予国家发改委对汽车行业准入有绝对的决定权, 并不是符合准入规定的企业和产品就能进入公告目录, 而是必须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批准和支持。《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第十章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使大型汽车企业集团在获得项目审批时具有很强的特权, 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为潜在进入者进入汽车行业设定非常高的进入壁垒, 也为非轿车类汽车企业进入轿车行业设立了非常高的进入壁垒。在汽车工业相关产业政策体系下, 新的企业进入几乎不可能, 不同产品类型汽车生产企业进入不同产品领域开展竞争的行为也几乎被禁止。在汽车产业政策体系中, 合资企业成立的审批也是一项重要内容, 特别是在乘用车领域。由于国内在技术和车型开发上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异, 与国外先进企业合资权以及合资车型的多寡、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内汽车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发展空间。国家在合资审批过程中, 几乎是一面倒的倾向于其重点扶持的大型企业集团, 规模略小的汽车企业无论在获得合资审批的机会上还是合资的范围都受到极大的限制。

2000年之后我国产业政策的转变不仅直接影响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使得原有的产业政策并未实现最初期望的效果, 而且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使得一些学者和企业主开始对现有的产业政策产生质疑, 围绕产业政策的讨论逐渐增多, 张维迎和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应该说, 这次讨论切合了当下中国经济改革的脉搏, 因而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历史产业 篇2

张强 王定国

摘要：

关键词：历史遗产 旅游产业发展关系

旅游产业既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个与历史文化有着明确联系的产业，历史遗产对旅游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历史遗产提供了一些旅游景区景点，促进了旅游产业的发展

云南新建的十大旅游景区，其中就有历史遗产

二、历史遗产丰富了一些旅游景点的内涵，提升了一些旅游景区的品质，促进

了旅游产业的发展。

三、对历史遗产的认识和了解是人们进行旅游活动的一个基本动因，对旅游产

业的发展会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历史遗产可以促进旅游商品的开发，增加旅游商品的附加值，从而促进了

旅游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2、3、4、5、作者简介

我国IT产业实现历史性跨越 篇3

我国通信业由制约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瓶颈”，发展成为增长最快、综合效益最好的行业之一。从1978年开始，我国通信业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比GDP增长速度高出十几到三十几个百分点。我国电话网总规模在世界的排名从1990年的第15位迅速提升为目前的第一位。通信网络综合能力实现由小容量向大容量、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单一业务向多样化业务的转变。全国形成了“八纵八横”格状光缆干线，网络覆盖全国各省会和所有地市。通信网的技术装备基本实现了由引进为主向国产为主的转变。2000年，我国提出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TD－SCMMA，被国际电联确定为国际标准之一，这说明了我国通信业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按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通信业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深化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改革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对电信业实施了以政企分开、破除垄断、引入竞争为主要内容的战略性改革，极大地促进了通信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企业的活力，特别是促进了服务质量的改善，使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人民群众对通信服务的满意程度不断提高。

13年来，我国的邮政事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99年邮电分营、邮政独立运行之初，全国邮政亏损179亿元。3年来，邮政部门坚定不移地以加快发展为主题，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拓展业务，改善服务，实现了3年扭亏的目标，到2001年底，全行业实现盈利6000多万元。

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3年来，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始终保持高速发展态势。从1989年到2001年，全行业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利润和出口额年均增长分别为29％、27％、24％和30％。主要电子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长，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上缴国家税金，实现利润等指标均位居各工业部门前列。从1995年开始，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连续7年实现顺差，为国家外汇储备的扩大做出了积极贡献。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大国。

特别是我国在信息技术科研开发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全面进入自主创新阶段，重大成果不断涌现。我国集成电路直追世界先进水平，已具备0.25微米芯片设计开发和0.18微米芯片规模生产能力，以“方舟”、“龙芯”为代表的高性能CPU芯片开发成功，标志着我国已掌握产业发展的部分重大核心技术。许多软件技术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计算机开发生产水平也已进入国际前列。

我国信息化推进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服务。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倡导和支持下，信息产业部门配合有关部委先后组织实施了金卡、金关、金税等信息化重大工程，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运行和经济安全提供了先进的作业手段和网络技术保障，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信息产业部门进一步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全社会推广、普及和提高计算机和网络的应用，建立和完善电子商务认证体系，推动电子商务深入开展，还与有关部门合作，积极务实地推进政府上网、企业上网、家庭上网3大工程，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形成各方合力，加快了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生猪产业链历史分析及整合(上) 篇4

猪肉是我国人民长期喜爱的肉食, 相对于牛羊肉、牛奶、禽肉及水产品更适合中国人饮食习惯, 它是人们增加蛋白质摄入, 增强体质的重要食品。无论养猪生产处于什么历史时期, 无论社会经济兴衰和市场变换, 猪肉及其制品始终是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 这确定了它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它从未像朝阳产业般辉煌过, 但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不死鸟, 是一个永恒的产业。因此稳定养猪生产和猪肉的供应, 确保猪肉及其制品的安全, 满足人民对猪肉品质的要求, 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生猪产业链是从生猪养殖、屠宰加工、肉品制造, 最终到消费市场的社会分工及价值增值过程。生猪产业链的形成和现状相对其它农产品和工业品有一定的特点。了解生猪产业链的特点, 从产业链整体和历史背景中把握问题实质, 不去孤立地分别解析养殖、加工或者流通中的问题, 对产业发展和政策调整有重要的参考性。生猪产业各环节相对其它农产品, 有明确的社会分工和价值体现;相对工业品而言, 生猪产业又简洁而明晰。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养猪生产由农村副业逐步发展形成一个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 生猪产业链也脱胎于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初步形成, 但远未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 还处于稚嫩的快速成长时期。正确了解生猪产业链的形成历程和目前所处的状况, 特别是中国当前处于城市化及城乡统筹的大环境中, 把握生猪产业链各环节间存在的主要矛盾, 统筹制定产业政策, 具有现实及前瞻性意义。

一生猪产业链的历史变迁

产业链的形成和优化具有适合市场的内禀性。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 有广阔的农村及众多的农业人口, 农业和畜牧业生产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 农村实行了集体化经济, 实行有计划的统购统销的政策;生猪生产长期实行调五留五政策, 生猪饲养具有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其特点是, 养殖分散、规模小, 基本无中间环节, 城市严格按国家计划调配, 农村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实为一体, 很难明确界定。这个阶段, 生猪生产处于农村经济副业地位, 上游的种猪、饲料、药品和疫苗供给和技术服务处于萌芽阶段, 城市的屠宰加工、消费和供应由国家统一收购调拨, 农村以覆盖有限的本地市场为主。总的说来, 由于经济发展滞后, 养猪生产力低下, 城乡肉食品供给匮乏, 人均肉食品消费很低。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 在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培育过程中原来自然的生猪产业链逐步断裂, 国家退出了产业链中的垄断屠宰环节, 大量屠宰厂民营化, 除了供港澳活猪、猪肉外, 生猪生产和猪肉供应放开, 完全市场化。在市场的调节下, 猪产业各生产环节重新整合, 以适应工业化、半工业化屠宰环节和分散的千家万户副业养猪小农生产的匹配要求。这个时候, 开始增加了中间环节, 种猪、饲料、药品、疫苗等前端产业从萌芽走上了发展阶段, 特别是饲料工业的迅猛发展造就了一批标志性的农业企业。在产业链重组前期, 猪肉深加工制品不再局限于罐头和腌腊制品, 以午餐肉和红肠为标志, 中国的猪肉深加工制品开始萌芽, 而以屠宰为载体的粗加工制品抓住一些国家食品短缺的良机, 大量出口粗加工冻品。由于市场的扩大, 生猪产业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生产和销售齐飞掩盖了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先天不足, 即千家万户的副业养猪和产业化发展的不适应, 这就注定了猪肉大量出口只能是昙花一现。在这个期间, 沿海地区借鉴移植其它行业的管理模式, 孕育发展了一批具有国际标准的深加工食品企业, 开拓了日韩深加工市场。这个时期中国人均肉食品消费量也快速增加, 接近了发达国家水平。这个阶段前端的饲料和后端的深加工制品实现了跨跃性发展;而屠宰环节除了个别企业的硬件设施更新提高了水平外, 生产管理和技术水平长期裹足不前;生猪产业链的源头养殖的产业化和规模化举步维艰, 除了良种率有所提高外, 副业千家万户养猪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可喜的是在这个阶段现代生猪产业链框架基本搭成, 向前向后都有所延展, 但各环节投资主体分离, 缺乏内在实际利益联接机制, 各自为阵。整个生猪产业链失去有机衔接, 更无内部完善机制, 各环节难以均衡发展, 产品质量难以保障。这些现象在成熟的工业产业链上是难以看到的。分割的生猪产业链如同快速发展的牛奶产业链一样暗藏危机。

二生猪产业链发展中潜在的问题

无庸置疑, 食品工业的发展应该始终围绕量和质两个根本问题, 即生产供给和质量安全问题。在特殊历史阶段, 增加财政和农民收入, 降低通货膨胀率也是制定产业政策不得不考虑的要点。围绕这几个方面就容易理清不同历史阶段的产业链的形态和面临的困难了。

在计划经济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阶段, 国家百废待兴, 财力不雄厚, 物质贫乏, 确保城市鲜肉和冻肉供应是面临的主要矛盾。压低农村肉食品消费, 确保城市基本定量供应来缓解供需矛盾, 降低对生产阶段的投入, 调拨农民的财力和物力的副业养猪是不得已的最优选择。在二、三产业未充分发展的这个阶段, 猪财政是县级财政的重要收入, 国家的食品公司的“一把刀”制度, 即控制了物资供应和基本食品安全, 也有效管理了财税收入。生猪产业链呈现非常简单的粗线条, 即生产———屠宰———市场。完成调拨任务后是以县乡镇区域为主的鲜销市场, 环节少, 产业链短。以基本的社会道德、生活常识和乡邻乡亲维系着最低的质量安全问题。

在国家逐步消除屠宰垄断环节后, 生猪产业进入完全市场化阶段, 长期压制的生产力得到恢复, 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从城市到乡村人均猪肉消费量迅速增加。这个时候, 从农业抽血成为历史, 反哺农业成为可能。在市场调节下, 生产和消费同步增长, 猪肉价格处于周期波动, 自我匹配和调节。这个时候的主要矛盾是过去小市场的产业链断裂向跨区跨省甚至迈向国际大市场的重组和延伸面临的阵痛, 前阶段形成的产业链各环节都面临着不同的困难。这种阵痛和困难造成了猪肉制品安全问题和出口市场的不稳定, 直接后果就是产业的不健康, 暴涨暴跌, 超过正常的市场供需调节范围。前段时期的生产和消费的繁荣已经难以掩盖落后生产方式的潜在隐患。

我们被生产的表面繁荣所迷惑和出口市场的忽隐忽现所吸引, 国家花了很大的财力物力对猪肉产业链进行延伸和框架搭建, 初步在全产业链进行了价值的市场分配。但是在对待生猪产业链内部环节的分割和落后状态缺乏宏观一致政策和前瞻性引导, 生猪养殖在整个产业链上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 生猪养殖的标准化、产业化更加滞后于链条上其它环节。

三现阶段生猪产业链面临的困境

透过现象看本质, 目前出口型深加工企业巧妇难做无米之炊, 苦恼于没有质量可控稳定的猪源;屠宰企业慌不择路地收猪以满足产能;生猪养殖企业和农户雾里看花地判断猪价格的涨落, 相当部分肉食品厂家以低价低端甚至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以维持生存, 整个产业无力自我优化来提高整个产业链的形象和市场地位。如果说前六十年我们为了保障供给, 在数量上下足功夫的话, 眼下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安全质量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很好解决, 将导致生猪产品在国外市场难以攻城略地, 国内市场不能整体提高产业地位和水平, 最后传导影响到上游的生产环节, 最终影响到量的稳定供给, 导致猪肉价格的大涨大落损害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

这种恶性循环源于生猪产业链各环节间的矛盾:长期分散饲养的养殖与工业化屠宰深加工的不匹配。目前的生猪产业链割断了生产者与市场消费者的联系, 由于环节增多, 费用成本增加, 吃亏的是处于链条两端的养猪生产者和猪肉消费者, 养猪生产者被动接受整个产业链的利润分配, 消费者买不到物有所值的猪肉及制品。政策在发展生产和保障供给上也处于两难境地, 在确保肉食品安全上完全处于有力使不出的尴尬局面。整个生猪产业盲目向成熟的产业学习, 盲目向市场化发育成熟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学习, 急于进行社会化的产业分工, 却忘记了中国养猪业现在还处于一个刚刚从农村副业转向为一个农村经济支柱产业的过程中;忘记了国家才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忘记了我国农产品生产长期是难计成本, 更多考虑的社会任务的历史;忘记了屠宰深加工的销售是千方百计地降低原料成本追求利润的工商企业本质;忘记了很多成熟产业都经过了一个整合再到分离的过程。这样急于社会化的产业分工将让生猪产业面临更多更大的波动和长期的自我挣扎。

我们迷失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时期出现生产消费的同步增长和出口的短期行为中, 强调城市供给和平衡物价, 因此在政策上强调对加工企业的扶持。致使加工企业在猪源不匹配的情况下盲目投资扩大产能, 将最困难的养猪生产环节的责任留给政府和养猪生产者。他们一方面向政府要政策, 要猪源, 另一方面却压低生猪价格, 以保障自身利润;并希望通过垄断局部市场的屠宰环节来确保利益。更有一些不法企业为了增加利润, 采取不法手段。而生猪养殖从副业生产开始进入企业化的养猪生产后, 过去忽略的地租、固定资产投入、环保、人工和资金利息等却将进入养殖成本。一头肉猪在妊娠期4个月和生长育肥期6个月的漫长300天生产周期里, 生产者面临疫病风险和市场风险, 往往处于盈亏的边缘。而屠宰销售环节晚进朝出或朝进晚出, 经营周期只有24小时, 机动性强, 无利可图的时候可以少做甚至不做。可以说目前在整个产业链上居于中间的杀猪卖肉是最大获利者。

反观对生猪养殖的支持政策缺乏连续性和平稳性。一段时期的强烈性政策诱使生产投资的投机性, 也给生产带来不稳定性。肉品深加工企业难以关心生猪生产, 更多关注的是屠宰企业的分割肉供应, 他们享受着出口创汇企业的光环和国家对出口的支持优惠, 实际上产业链上游的矛盾直接导致他们无法控制质量和安全, 外销市场在一系列事件冲击下逐步缩小。对养殖到屠宰这段环节产业化发育不全认识不足, 或未完全按产业化规律办事是造成这种偏颇的重要原因。

以鲜销产品为例生猪产业链分为五个主要环节:养猪生产者———活猪中间商———屠宰加工———批发———零售。零售商根据市场价确定进货批发价;批发商根据零售商确定的进货价来确定屠宰加工出厂价;而屠宰厂 (点) 根据批发商进价确定活猪收购价;中间商根据运输远近确定活猪交易价。每个环节都在博弈和妥协, 其原则是保证上下环节的基本利益, 否则难以维持产业链间的衔接。各环节最终妥协的结果双向传导到猪肉消费者和养猪生产者。养猪生产者只能被动接受中间商的采购价, 这个环节无双向博弈可能。在猪肉供应不足的情况下, 养猪生产者的利益有所保证, 并逐步传导到猪肉涨价;在猪肉供应充分的情况下, 其压力和损失全由养猪生产者承受, 生产者很难按生产成本核定销售价, 而其它环节均是24小时当日进出循环。

产业链的天生残缺, 是造成整个产业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生产者的被动造成了养猪生产大起大落, 一些治标不治本的强烈政策助长了波动的幅动。一些养猪生产者为其生存, 滥用抗生素, 瘦肉精, 贩买死猪、瘟猪, 又造成严重的食品安全性问题。不可控质量的猪源又传导到深加工、粗加工制品, 影响了出口, 甚至造成政治事件。国际市场因质量问题缩小后难以再开拓, 需求的缩小又反过来限制了整个产业链良性向上发展。所以说解决生猪生产供应问题, 不应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孤立地看待解决每个环节暴露的问题, 而应从整个产业链系统整体地去解决问题。 (未完待续)

历史产业 篇5

产业群系统优势的主导因素及其历史演化

产业群是一种历史现象,在不同时代都存在着某种特定因素主导它的.系统优势,并且这种因素在不断演进.

作 者：康胜 KANG Sheng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杭州,310012 刊 名：系统科学学报  PKU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年，卷(期)： 14(3) 分类号：N941 B02 关键词：产业群   生产系统   创新系统   演化   协同  

历史产业 篇6

此次普洛斯又一次选定了鹅湖镇，普洛斯方面负责人说，这是因为“鹅湖镇有高效的行政服务，有悠久的历史生态和区位优势，有优质的硬件、软件和配套设施。”

普洛斯方面称，他们将继续与鹅湖镇政府合作，全力打造以先进制造及电子商务物流为代表的现代工业物流园。

高效的“一站式、保姆式”服务

2005年，鹅湖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负责工业园区内的规划建设、招商引资、筹资融资、园区公共事业管理和进区企业的服务等工作，下设财务部、招商部、规划建设部、行政审批部和办公室5个部门。

产业园一贯秉承构筑亲商、安商、富商的发展理念，专门成立了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全面实行“一站式、保姆式”服务，由专人到各相关部门依法、高效、及时、优质地办理相关手续，投资商只需提供相应的材料。

产业园能够提供诸多专人专项的服务，如注册审批、规划建设、人才招聘、融资、税务、法律咨询、申报扶持资金等服务。

为进一步激活企业发展动力，产业园还建立了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发展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和领导挂钩联系制度;广泛开展“暖心鼓劲行动”，组织企业家体检及参观考察活动，充分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定期召开企业座谈会，了解企业经济运行情况，与企业家一起分析形势、评估形势，共同研究办法，应对挑战;召开银企合作恳谈会，给企业与银行搭建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促进企业有效信贷，实现银行与企业共同发展。

早在2013年，通过招商引资鹅湖镇引入了普洛斯项目，从项目洽谈至土地挂牌出让仅仅用了42天，这在普洛斯150多个园区建设过程中创造了最快速度，普洛斯方面称之为“普鹅速度”。

历史、生态和区位优势

普洛斯为什么会选定鹅湖产业园？这还要从鹅湖镇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源讲起。

提起鹅湖，就会想到古韵悠远的荡口古镇。2010年荡口古镇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14年被列为国家级4A景区。境内古迹遗存众多：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代的江南古刹甘露寺、北仓河两侧近4万平方米的明清古建筑群、江南第一义庄等。这里还培育了诸多名人志士，如明代首创铜活字印刷的华燧、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当代国学大师钱穆、力学之父钱伟长，等等。

此外，鹅湖镇生态资源丰富，鹅湖曾经是历史上重要的水码头，拥有水域面积2万亩，水质清澈，风景秀丽，物产丰富。穿境而过的望虞河兼有航运、防洪、引水等多项功能，也是江南地区生态保护较为完整的区域之一。

更重要的是，鹅湖镇的区位优势明显，鹅湖产业园更是占据了鹅湖的有利位置，产业园地接无锡、苏州、常熟三市，为三市的中心点，便捷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造就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区位优势。

“在工业制造和流通过程中，约90%以上的时间在仓储、运输等物流环节，尤其是制造产业的发展对于现代物流的提升有着迫切的需求，可以说物流已经成为制造业的重要利润来源。”普洛斯项目负责人说，之所以选择鹅湖产业园落户，就是看中了其交通区位优势。“鹅湖地处苏州、张家港、江阴、无锡交界中心点，这些区域都在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未来制造业领域的蛋糕肯定会越来越大，这也就意味着必须有与之相配套的物流产业设施。”

优质的硬件软件配套设施

然而，这里不只是一个产业园，之所以能够吸引大批企业落户于此，在于其提供的优质商务配套资源。

目前园区“八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基本完善，形成了便捷交通运输网络和一体化的供水、供电、排污系统。专业园区3.66平方公里建成面积约为1500亩，已拆迁净地有3000亩，工业土地指标近1000亩，有承载重大项目的土地资源。

在软件设施方面，鹅湖镇拥有荡口实验小学、鹅湖中学、甘露幼儿园等优质教育机构，钱伟长、钱穆、顾毓琇等都是荡口实验小学或鹅湖中学的校友。

在医疗方面，鹅湖镇拥有鹅湖镇人民医院、甘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机构。鹅湖镇人民医院为二级医院，拥有GE公司高速螺旋CT、日本706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先进医疗设备，可提供先进医疗服务。完善的金融服务和企业商务所必需的会务场所、住宿酒店等高档服务场所也一应俱全。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发展，结合鹅湖镇实际。产业园将在全力提升投资环境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物流产业、新能源等，有针对性地进行项目招引，在保证质量、优化产业结构的前提下，着力打造聚集程度高、辐射能力强、开发机制活、发展环境优、服务效能高的特色产业园。

文化产业历史性的机遇与挑战 篇7

新中国成立以来, 文化部门, 相对于物质生产部门和行业, 大部分是被当作“事业”对待的, 没有产业经营的概念。只有少数行业 (如电影发行放映、图书发行等) 被认为具有企业的性质和商品化的特征, 但也还是被称之为“按企业管理的事业单位”。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我国的文化产业开始蓬勃兴起, 经过艰难初创、起步发展和急剧扩张三个阶段, 现在已经初具规模。文艺演出、电影发行放映, 文化娱乐、书刊音像出版发行、电子游艺、互联网上网服务、艺术品销售、文化艺术培训、体育健身服务等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林林总总, 丰富多彩, 遍及城乡。我们通常就把这些从事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的行业, 称作“文化产业”。当然, 这还不够, 按照“大文化”的概念来理解, 还应该把报业、广播电视业、广告业、文化艺术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甚至旅游业等也包括在广义的“文化产业”中。今天的文化产业已经与文化事业相对地分离出来, 也就是说, 公益性文化与非公益性文化、经营性文化与非经营性文化分离开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别在于, 二者投入的资金来源不同, 管理机制不同, 经营运作方式不同, 考核的标准也不同。文化事业承担的是政府交给的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任务, 主要依靠政府扶持、社会赞助;文化产业单位则主要面向市场, 依法经营, 自我积累, 自我发展, 依靠政府政策的宏观调控。有人在强调二者的区别时说:繁荣文化事业靠政府, 发展文化产业靠市场, 是有一定道理的。

文化产业是知识经济全球化的新兴产业,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从国际上看, 目前世界文化市场可谓四分天下:美国占有市场总额的42.6%, 欧洲33.9%, 亚洲、南太平洋国家19%, 其他国家占有剩余的份额。而在19%的市场份额中, 除去日本的10%和韩国的3.5%, 留给中国的已经不多。与此同时, 许多国家已经看到, 中国将成为21世纪世界最大的文化消费市场。美国、加拿大、欧盟国家纷纷抢滩登陆, 在电影、电视等优势项目上增加力度;日本、韩国也看到中国巨大的文化市场空间, 电影、电视、卡通, 乃至游戏机、玩具、花道等等, 都在伺机而动。从国内看, 十一五规划把文化产业放在整个文化建设的全局来加以谋划, 置于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战略高度来加以研究, 既考虑到满足群众多元化、多层次、多样性精神文化的需求, 又兼顾到国家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扭转的需要, 坚持不懈, 狠抓不放。这说明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 发展文化产业蕴含重大的政治意义。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扩大开放, 有利于我国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往, 及时捕捉到最新的科技文化信息, 更好地吸取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 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同时, 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形成早, 产业化程度高, 渗透力强。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 国外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资本将更为迅猛地进入我国市场参与竞争, 我国的文化产业, 作为振兴和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力量, 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 既涉及切割市场蛋糕的经济利益方面的, 也涉及产品内容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我们只有加快发展和壮大本国的文化产业, 创造出更多更强的中国民族文化产业的品牌, 占领更广泛更重要的思想文化制高点, 才能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 才能在竞争中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其次, 发展文化产业具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改革开放之初, 如果有人说跳舞、音乐、体育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似乎难以理解。但今天, 以电影、电视、MTV、世界杯足球赛、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代表的娱乐文化已毫无疑义地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的支柱产业, 文化产业的增长速度已远远高于全球经济的整体发展速度, 被称为21世纪的黄金产业。文化产业通过满足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 能够创造十分可观的经济价值, 起到增加就业、刺激消费、涵养税源等重要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 人们的文化消费占其总收入的30%左右,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支柱产业, 达到GDP的5%左右。美国400家最富有的公司中, 就有72家属于文化产业, 如时代华纳、迪斯尼等。我国的文化产业同样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很好的发展前景。我国发达地区的大城市, 已经把大力发展文化经济列为当地发展经济规划的重要部分,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三, 发展文化产业能够更好地丰富社会文化生活,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产业生产的文化产品和提供的文化服务, 作为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产物, 以其通俗性、娱乐性、商业性占据了社会公众的大量生活空间, 赢得了社会大众和市场的认同。人们在劳动之余, 可以尽情享受文化消费带来的愉悦和生活的快乐。与此同时, 一些成功的文化产业的市场运作, 使芭蕾舞、交响乐、西洋歌剧等过去老百姓难以欣赏到的高雅艺术产品也走近大众。可以说, 没有逐步兴起的文化产业和日渐成熟的文化市场, 我们的生活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精彩和绚丽。

第四, 从文化自身的规律来看, 发展文化产业也必将使文化充满生机和活力。长期以来, 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文化的主体部分一直是国办国养, 自身机制不活, 国家也不堪重负。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时代, 专业艺术表演、电影发行放映等文化部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不仅难以发展, 连生存也成了问题。事实证明, 只有发挥文化的产业功能,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产业运作方式促进自身的发展, 才能走出困境, 闯出生路。

由此可见, 发展我们的文化产业确实已不仅是一种现实的迫切要求, 更是一种重要的国家文化方略。我国文化产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发展文化产业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 不断解决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新问题,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 逐步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有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摘要：我国文化产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发展文化产业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 不断解决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新问题,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 逐步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有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沈从文与文化产业的历史关系梳理 篇8

文化产业在中国真正发展起来的是1985年之后的事。但是并不意味1985年之前, 中国没有这一产业的存在。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纸质传媒就开始登上中国近代民族产业的舞台, 兴隆起来, 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先锋。时至今日, 广播影视业、网络文化业、广告业、动漫业、休闲业等等纷纷登上中国企业发展的历史舞台, 使文化产业枝繁叶茂, 兴旺发达。和许多现代作家一样, 沈从文文学创作的身前身后, 其实都绕不开与文化产业的关系, 随着时代的变化, 文化产业的发展, 这种关系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1 20世纪初的纸质传媒业与沈从文的关系是互惠双赢的关系

1.1沈从文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纸质传媒业功不可没

从传媒业的发展史的角度来看, 沈从文该是生而逢时的。20世纪初期的中国, 正是中国民营报刊以及出版业发展、兴盛时期。民营报刊以及出版业等纸质传媒业是真正的商业化传媒企业, 也是中国文化产业的早期雏形。正是这些民营纸质传媒业, 让中国步入了早期传媒业的繁荣期。这种繁荣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影响巨大,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等无不借助了纸质传媒的推力, 而中国的文化人受益更大。上海财经大学人文系裴毅然教授在《稿费初始———推动现代文学勃兴的经济基础》有充分的论述, 他说“现代报刊的商业化操作催生了稿费制, 成为推动现代文学勃兴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 同时也聚集了最初的作家队伍。”[1]沈从文就是这只队伍中的佼佼者之一。

纸质传媒助推沈从文走出湘西, 这才使沈从文才有从事现代文学创作的可能。20世纪初, 具有大众传播意义的纸质传媒敲开了湘西封闭的大门, 也开启了沈从文看世界的眼睛。沈从文从军的几年, 接触了《申报》、《改造》、《超人》、《创造周报》、《新潮》等报纸刊物。知道到了“另外尚有一批人, 与自然毫不妥协, 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 违反自然的习惯, 同样也那么尽寒暑交替, 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 创造历史。” (《湘西散记箱子岩》) 那样的活法吸引了他, 于是他有了“多见几个日头”、“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 (《从文自传一个转机》) 的人生重大决定, 毅然决然离开了湘西。

纸质传媒的经济可能使沈从文选择了文学创作这条道路, 从而成为他自诩的中国职业作家第一人。沈从文1982年5月27日在吉首大学讲话中回忆早年创作:“我算是第一个职业作家, 最先的职业作家, 我每个月收入, 从来不超过四十块钱。”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第一卷 (第160页) 也曾经指出, 沈从文可能是中国第一位专业作家。

而沈从文要成为专业作家是要有条件的。在现代纸质传媒业前, 沈从文作为一介贫困的且只有小学文化的青年, 估计是很难成为一专业作家的。“古今中外, 文化一直是贵族官僚或中产阶层以上者才能摆弄的雅事余兴, 只有少数皇家近侍才能成为专业工作者。众多无官无俸的文人墨客, 大多需要王公贵族供养, 方能从事形而上的文化事业。”[1]“从社会需求角度, 古代社会除了替官家记史撰志, 留下一点历史资料, 社会并无需要供养专业文人的职业, 或曰社会文明尚未发展到需要专业文人的历史阶段。既无客观需要, 也就不可能出现满足这一需要的社会供给。同时, 既无专业职岗, 也就不可能涌现成批量的专业文人。”[1]很显然, 古代文人很少靠专业写作谋生。

而20世纪初的纸质传媒的商业化运作提供了这一可能。沈从文就是在这种稿费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代表。多方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陈朋远在他的《文化人与钱》一书的中对沈从文早期的收入有个案介绍, 沈从文到北京后, 1925年8月至12月, 在北京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工作, 以及在《现代评论》兼任发行员, 有过短暂的固定收入。除此之外, 沈从文北京早期的全部收入几乎均来自他的文学写作所得稿酬。1925年以后, 沈从文的稿酬收入基本能维持其生存所需, 而且还能抚养母亲和妹妹, “他一只手拿起笔, 另一只手撕块破布来捂着流血的鼻子, 就这样他还得赚钱接济母亲和妹妹。”[2]金介甫说“在这 (1929年) 以前, 他的大量写作显然是为了糊口。现在他提起早年作品, 认为那些东西只能算作是‘素材’, 是为了挣一千字五角钱稿费而把刚刚读过、体验到、道听途说或空想出来的东西, 匆匆拼凑成篇。”“在内心深处, 他接受了林宰平的批评, 认为他写那些作品主要是为了谋生, 而不只是为了推动文学革命。”正是这种谋生的可能性, 使沈从文找到了自己独立生存不依附他人的职业, 于是他埋头写作, 拼命挣稿费, 从1924年至1927年的短短三年中, 发表了151篇文章 (一说170余篇) , 当然这种做法, 也导致了他早期作品的良莠不齐。

纸质传媒让沈从文逐渐成名, 从而获得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大家都知道, 起初, 沈从文作为一个无名文学青年的投稿生涯所遭受的挫折的故事。窘迫之下的沈从文开始写信求助名人, 不管原因如何这一招很有效。郁达夫登门探望, 并发表《给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一文, 公开为沈从文鸣不平, 也促成了沈从文第一篇有名可查的《一封未曾付邮的信》的发表。名人效应再加上纸质媒体的传播, 沈从文获得进入公众视野的机会, 发表的文章也日渐增多, 逐步成长为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传媒界向来是一个扶强不扶弱的地方, 沈从文获得机会展示才华, 逐步走向良性循环的道路, 创作一发不可收拾, 终成正果。

沈从文又尝试做编辑工作, 在1928年与丁玲、胡也频合编《中央日报·红与黑》, 1933年被聘为《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 据李端生《报刊情缘》统计, 他先后担任过17家报刊主编或编辑。而编辑的收入相比较稿费更稳定一些。

这些由纸质媒介提供的独立撰稿人、编辑、作家的身份, 使沈从文完全可以借助纸质传媒平台, 获得生存的条件, 并且功成名就, 步入文学创作的巅峰。而这种成就又使沈从文获得另外一份职业:高校教师。沈从文创造了奇迹, 凭着所谓的小学学历成为了大学教师, 甚至走向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讲坛。而这奇迹的发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那个时代的传媒平台———纸质传媒业。

1.2沈从文给早期纸质传媒业提供了丰富、优质文化资源

20世纪初的中国纸质传媒业走向了市场, 进行商业化运作。曾经辉煌一时的政论文退居二线, 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显然更有读者市场。于是, 报纸的文艺副刊和文学作品的出版业开始兴旺发达起来。而这样的平台是需要稿源的支持的, 沈从文勤奋的文学创作和组织活动, 为纸质传媒业的兴旺发达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首先, 沈从文勤奋的创作给纸质传媒业提供了丰富的稿源。沈从文是一个多产的作家, 据不完全统计, 沈从文49年以前就出版了30多种短篇小说集, 6部中长篇小说。从1928年后, 就出现了报刊主动向他预约稿件的情况, 说明其作品的独特风格很有读者缘, 证明沈从文的文章是有市场。而且, 出版社给沈从文的版权费也在逐步攀升, 由原来的1000字2元升到4元。

其次, 沈从文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后, 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 “打破条条框框的门户之见, 给不同类型的作者提供了自由试笔的园地, 从而使《文艺副刊》拥有了当时实力雄厚的作家阵容。” (李端生《报刊情缘》) 这个队伍中, 有文化先驱周作人等, 有乡土派作家鲁彦等, 还有新月派、文学研究会、左翼作家、东北作家群等, 特别是沈从文利用这个阵地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锐, 如何其芳、刘白羽、卞之琳等等。

2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传媒业在消费沈从文

20世纪80年代, 由于政治的因素, 中国文化复苏, 文化界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中国文化产业延续1949年前的发展脉络再次起步, 传媒业成为领头羊, 率先发展。同样的原因使沉寂多年的沈从文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的传媒又再一次的发挥了捧红沈从文作用, 不过这一次不再是沈从文自身发展的需要, 而是学术研究、社会和媒体的需要了。更何况, 沈从文传奇的一生和个性鲜明的作品, 满足了大众猎奇的心理以及审美消费的需要, 媒体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吸引人眼球的热点。

笔者在知网做了一个调查, 仅对2000至2014年的全国重要报纸进行统计, 就题名搜索对沈从文的报道有106条, 就关键词搜索有1078条报道。限于条件, 还无法对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的报纸进行全面的调查, 从而做一个纵向比较。但笔者做了一个横向比较, 对与沈从文齐名的几位作家张爱玲、巴金、茅盾等也做了调查, 数据不相上下。可见, 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一直是当下新闻媒体的敏感追逐对象。

沈从文相关作品再次成为出版社争相出版的对象。笔者在读秀中文学术搜索进入图书搜索, 输入著者名沈从文, 获得从1981年至2013年出版的沈从文文学作品专著130本。这只是一个粗略的统计, 不尽精确, 但说明沈从文的作品在当下文化市场依旧占有一席之地。

影视传媒也不甘寂寞, 拍摄制作关于沈从文作品以及生平介绍的影视作品。据统计, 电影作品, 至今有, 凌子风1984年拍摄的《边城》, 黄蜀芹1984年《村妓》, 谢飞拍摄1986年《湘女萧萧》, 李劲松1995年, 拍摄的《烟雨长河》。

电视作品则主要是一些纪实、文艺的专题片。据不完全统计, 纪实的主要有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人物沈从文》、东方时空的大型人物系列片《记忆沈从文1934》、吉首大学拍摄的《永远的从文》、《走边城沈从文故居》,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刘洪涛专访》, 文艺的有电视散文《边城故事》、《品读边城沈从文》、《魅力咸安凤凰之子沈从文》以及《生命》《美与爱》等配乐配图朗诵。

网络传媒也将沈从文纳入关注的热点对象。常态固定平台有“沈从文吧”, 偶尔, 某些网络平台也会策划一些与沈从文相关的话题, 吸引人的眼球, 比较有影响的是2008年7月, 湖南小有名气的谢浮名的《沈从文, 文坛瞒和骗的第一高手》博客文章, 引起网友热议跟帖, 湖南的星辰在线趁势邀请到谢浮名和长沙理工大学教授左湘山就此话题进行讨论, 再次吸引广大网友眼球。

3 21世纪初至今, 沈从文与演绎、旅游等文化产业结缘

随着文化产业在中国全面兴起后, 沈从文又再度被消费, 或者说被开发利用, 成为新兴的文化产业演艺业、文化旅游业的新宠, 开发的文化资源的金矿, 特别是他的家乡湖南湘西, 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就目前表现来看, 文化产业开发利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是文化旅游开发。现任黄龙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凤凰古城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文智, 2002年获得湘西凤凰古城八大景区景点的经营权。利用凤凰的文化优势做足了沈从文的文章, 首先是沈从文故居与其他景点的捆绑销售, 今年3月又上演以《边城》的故事改编的《烟雨凤凰》。沈从文成为了凤凰文化旅游的一张名片, 游客们更多是因为沈从文而来到凤凰。另一个与沈从文旅游开发紧密联系的是花垣茶洞, 因沈从文《边城》而闻名, 而成为大湘西旅游的一个亮点。

其次, 是演艺业。《魅力湘西》中的歌舞《边城》, 根据沈从文的《边城》里翠翠的故事改编, 描述了翠翠与老大老二兄弟俩的恋情, 演员表现生动, 演出场面唯美。这应该算是将沈从文的小说搬到旅游演艺舞台第一个很成功的尝试。而后来的《烟雨凤凰》只是它扩展版, 并没有太多的创新。其他的表现, 有待进一步考证。

再次, 是旅游商业广告。沈从文的一系列文化符号成为常用不衰的文化品牌, 如:边城、翠翠、乡下人被各种商家以不同形式借鉴、利用, 以达到品牌营销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裴毅然.稿费初始——推动现代文学勃兴的经济基础[J].上海财经大学报, 2007:10.

历史遗留产业建筑的改造与再利用 篇9

1 改造与再利用的可行性

一般来说,产业类建筑大都结构坚固,且其宽阔的内部空间具有使用的灵活性。改造的可行性比较大,以下三点更说明了产业建筑改造再利用的可行性甚至是必要性:1)经济因素:这些工业建筑大多未超越其使用寿命,其内部空间还具有使用价值和商业效益,且大都靠近城市中心,土地增值的潜力明显。2)环境因素:相比推倒重来,改造再利用的开发方式可减少建筑垃圾及其对城市环境的污染,同时减轻在施工过程中对城市交通、能源的压力。3)社会效益:它们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景观价值。在工业建筑组群改造中,业主和建筑师把这些建筑的历史和工业景观作为一个城市文明进程的里程碑。

2 改造与再利用的原则

1)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价值。此种开发方式主要面对有着独特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既有历史性,又有景观的特殊性,可将其作为参观旅游对象。人们在获取自身使用要求的同时,也得到与历史对话的机会。2)充分考虑所处地区功能需求。历史建筑所处区位是影响改造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决定了建筑所在土地的价值及改建投资利润。根据所处地区功能需求,可将其改造为公园、博物馆、学校、图书馆、住宅或其他各种文化、办公用房、旅馆、餐厅、购物中心等。3)合理利用原有空间和结构潜力。利用历史建筑原有空间和结构,通过进行内部空间的功能替换或对原有空间进行重组,为其找到新的合理用途。由于原有产业类建筑的空间条件与结构类型各有不同,因此对其现有的条件充分利用和采取合理的改造方式十分必要。

3 改造与再利用的主要方法

3.1 空间改造

空间改造即寻找一种空间需求大致相同的使用功能,将建筑改作他用。特点是不对原建筑进行整体结构方面的增减,只需进行必要的加固,修缮破损部位。改造主要集中于开窗,交通组织,内外装修与设施的变更。依据新功能的需求,采用垂直分层或水平划分等手法将内部大空间改造为较小的空间;将若干相对独立的建筑物之间采用打通,加连廊搭接以及建筑间封顶连接等方式连接为更大的相互可流通的连续空间。

3.2 建筑改扩建

建筑改扩建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见图1):1)维持、恢复原建筑外貌:以维持建筑原有历史风貌为设计原则,在改造中建筑的外部形式受到严格的保护。2)新老元素形式协调:从保持原建筑历史风格的角度出发,改造从总体形式上呼应原有历史建筑,对损毁部分的补足虽不求精确复原,但也不做突兀的对比改动。3)新老元素形式对比:改造以整修和完善为目标,补足和添加部分采用轻巧的新材料和样式,明显区别于原有建筑的厚重外观,形成对比。4)形式彻底更新:此类改造以创造新的环境形象为目的,原有形式往往不具代表性,建筑只被看作一个新功能的容器,改造后以崭新建筑形象出现。

3.3 环境景观设计

1)尊重原有场所特征,并加以利用与塑造。2)尽量全面地理解特定地段生态环境,融入当地特色。3)对原有道路及停车系统的重新设计是一项必要的内容。重要原则是减少行车道路对步行环境和公共空间的干扰与侵入。

4 改造案例分析

4.1 河岸边的创意发电厂

著名的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其前身其实是泰晤士河畔的岸边发电厂。位于泰晤士河南岸,与圣保罗大教堂隔河相望,连接它们的是横跨泰晤士河的千禧大桥。外表由褐色砖墙覆盖、内部是钢筋结构的美术馆原本是一座气势宏大的发电厂,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是它的标志。今天的泰特现代美术馆由瑞士两名建筑家赫尔佐格和德默隆改建而成,他们将巨大的涡轮车间改造成既可举行小型聚会、摆放艺术品,又具有主要通道和集散地功能的大厅,观众从这里乘扶梯上楼。

4.2 闹市中的巨型煤气塔

维也纳有4座建于1896年～1899年的煤气塔。每座直径64.9 m,高72.5 m(见图2)。作为欧洲最古老的,也是最大的煤气塔,它们早已成为奥地利最重要的产业建筑遗产。但随着奥地利将全国的煤气供应改为天然气,这些庞大的煤气塔于1986年被彻底废弃。1999年～2001年,努维尔、库帕等建筑师极富创意地将这些看似无用的煤气塔转变成了“煤气厂城”。这个新“城市”有92 300 m2,615套公寓、一个青年旅馆、一个托儿所、11 000 m2办公楼、一个三层高的商业中心、一个含15幕电影院和3 000座音乐厅的娱乐综合体。3 000辆车位的地下停车场通向名为“煤气厂”的地铁站。这种戏剧性的转变实际上并不只是一种先锋实验,而是城市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对建筑遗产生死存亡不可避免的必然要求。

4.3 苏州河畔的破旧仓库

登琨艳是中国台北著名建筑设计师,建筑设计界“怪才”,是在苏州河畔老仓库建工作室的第一人。据说,这栋仓库曾是上海大亨杜月笙的粮仓。当时仓库二楼和三楼2 400 m2的地方,里面杂居着100多个男女民工。但登琨艳独具慧眼,将其改为工作室。改建手法不留痕迹,使人以为什么都没动过,地板,立柱和梁架裸露着粗糙的木纹,屋顶悬挂着老仓库常见的廉价矿灯(见图3)。登琨艳在这里将经济实用与艺术追求、粗犷与简洁、先锋派的时尚与古典的浪漫融合成了具有现代水墨画气质的艺术殿堂。尽管这个实践极其质朴,但在我国毕竟是首例,引起了极大反响。

5 结语

产业建筑的改造与再利用,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建筑观问题,即建筑不再被看作一个静止的、一成不变的非生命体,而被看作一个能够进行新陈代谢的生命体。旧建筑是建筑生命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不断地对其进行更新改造并加以利用,可以使它恢复原有的活力。城市更新中产生的大量工业废弃建筑,既是城市建设发展的文化资源,也是阻碍城市发展的“包袱”。我们应该运用更多的理性来探索这些建筑本身魅力,发掘其优秀的文化特色,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挥创造性思维,将其进行改造与再利用,并注入新的社会标准,才能够维护人类良好的生存环境,才能更有利于我们的城市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阮仪三,张松.产业遗产保护推动都市文化产业发展———上海文化产业区面临的困境与机遇[J].城市规划汇刊,2004(4):53-57.

[2]王建国,戎俊强.城市产业类历史建筑及地段的改造再利用[J].世界建筑,2001(6):33-34.

[3]陆地.建筑的生与死:历史性建筑再利用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56-57.

[4]周卫.产业建筑的保护、改造和再利用[J].城市建筑,2005(2):11-12.

[5]俞孔坚,方琬丽.中国工业遗产初探[J].建筑学报,2006(8):12-15.

历史产业 篇10

一、结合江苏区域历史文化特色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品牌产业

江苏区域历史文化资源丰富, 各种历史资原在当今时代如何找准自身的定位, 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完美对接, 是值得探索的课题。如南京的云锦作为中国传统丝绸工艺的巅峰, 在当今发展中, 不断创新、求变, 南京云锦研究所成立南京云锦时尚开发公司, 力邀服装设计国际大师, 创立自己的时尚服装品牌“南京云锦·龙缔丝脉”, 并将其推向世界, 打造中国民族服装品牌。

二、设计为本, 利用江苏区域历史文化资源, 打造文化衍生产品

植根于传统文化中的衍生品, 具有独特的商品特性, 它既有助于市场化生存, 也有助于历史文化的推广。特有历史资源为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以动漫设计、工业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服装设计等为手段, 大力开发文化相关的衍生品。如苏州博物馆自行开发, 在衍生品开发中共设计了11个大类55个品种:折扇、瓷板画、冰箱贴、T恤衫、台历等, 两年里实现360余万元营业额。

三、结合江苏区域历史文化特色,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任何时代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科技的创新, 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不断丰富文化的内涵。文化创意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与现代科技的结合, 以提升文化产品创造力、表现力、传播力。如无锡灵山景区在将现代科技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上, 可以称为典范。

九龙灌浴利用现代高科技再现佛教典籍《本行经》记载的佛主诞生这一佛教盛事。此外, 梵宫的室内设计中, 特别是顶界面的灯光设计中, 将LED照明技术利用的惟妙惟肖, 给人带来极大的视觉感受。

四、以江苏区域历史遗存为点, 创立相关文化区为面, 以小见大, 发挥产业聚集效应, 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对于历史遗迹, 要以保护修复为原则, 在保存历史遗迹的同时, 适当的进行相关文化区的开发, 打造系统化的文化产业区, 如春秋淹城以遗址公园为核心打造遗址公园、传统商业街坊、野生动物世界、春秋乐园、春秋文化拓展区、宝林寺宗教文化区等六大功能, 摆脱了传统单一的遗址保护模式, 用现代人能接受的方式, 极大地拓展演绎了春秋文化, 丰富了文化体验, 同时, 也带动了如餐饮、酒店、交通等其他行业的发展。再如南捕厅历史街区, 以清代中晚期的建筑群为基础, 打造一个集“文化、旅游、餐饮、购物、娱乐”为一体的游憩商业区, 除修复原有建筑街区外, 还引入传统的手工艺、戏曲等民俗文化元素。另将老字号品牌购物店、现代餐饮、现代娱乐设施等融入街区中, 活用历史资源, 做好文化创意产业。

五、演绎历史人文资源, 做活文化创意产业

深入挖掘江苏区域历史中的人文资源, 对于古老的民间传说、神话、名人轶事等用舞台剧实景演出的形式, 同时借助于高科技手段演绎历史文化。例如, 浙江杭州的《印象西湖》, 是世界惟一的都市山水实景演出, 以西湖水体为舞台, 将神话和传说在演出中自然融入, 力求打造杭州的新符号。再如杭州宋城的《宋城千古情》讲述了白蛇传、岳飞抗金等杭州著名历史典故。江苏区域如何去运作一些难以复制的精品项目, 关键还在于对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解读。

历史产业 篇11

摘 要：对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化发展的历史沿革进行系统梳理，分析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化目前存在3种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市场、专业协会，以期对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化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农业；产业组织化；历史沿革；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6.09.026

Abstract： This paper teasing systematically the historical reform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organizations in china， analyzing three mode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organizations in our country： farmer cooperatives， the professional markets an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industry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agriculture； industry organization； historical reform； model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央关注的重点问题，农业产业组织化发展水平对农业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关乎农业技术推广效果与农业生产效率，对农业现代化目标的完成也起到一定作用。产业组织化程度是衡量农业产业组织化发展的指标，是指产业内组织主体根据一定原则和方式，使生产经营规模小、经营分散、经济实力较弱的各个生产主体有组织地进入市场[1]。因而，笔者通过总结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化发展的历史，分析现有的产业组织化模式，以期为相关政府部门和学者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文献综述

产业组织理论是研究市场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企业行为和市场构造，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解释了如何解决产业内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与企业之间竞争活力的冲突。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经过近百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为今后的产业经济发展和政策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产业组织理论起源于英国，被美国经济学家系统化。20世纪60年代，基本同时出现了“结构主义”和“芝加哥”学派这两种理论流派。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和新产业组织理论。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是贝恩，它的出现是为了探讨厂商和绩效之间的影响机制。而新产业组织理论则出现在70年代后期，从多种理论基础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厂商内部和外部组织的多重复杂关系。

国内学者也结合中国国情对产业组织理论进行研究。王芳等[2]探讨了产业组织化模式对海南香蕉产业组织进程的影响，并分析了海南香蕉产业组织化进程中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任春峰[3]针对蔗糖产业进行研究，探讨了其产业组织模式，并提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模式将成为蔗农组织化的最重要形式的论断。学者们在研究中还构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化的产业组织理论思想，曹颖[4]对中国产业组织理论的演化和发展做了总结性概括，还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领域内发生的新变化进行了评述。冯素玲等[5]对中国当代产业组织理论进行了综述。牛丽贤等[6]将产业组织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划分为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引进和学习为主；第二阶段形成中国特色产业组织理论；第三阶段将博弈论引入产业组织理论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产业组织化理论都进行长期的理论研究，形成了系统的产业组织化理论成果，但针对农业产业的组织化研究较少，仅有文献研究某一类农产品的产业组织化[7-12]。本文对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化进行的研究具有一定系统性，以期为发展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化提供借鉴。

2 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化发展的历史沿革

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化的起步较晚，1982年出台的第一个中央文件中正式提出了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化名词——“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不仅仅消除了由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业生产所带来的弊端，还使得中国农业生产出现了新趋势。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分散的农户和市场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出现了难买难卖的现象。为解决该问题，农业产业组织的出现成为必然。随着农业产业化的范围越来越广，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开始慢慢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以适应时代和市场的需求。农业产业化生产发展的思想于1994年在山东得到首次实施，产供销一体化经营为后来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我国农业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对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化转型和发展具有超越时空的现实意义。

总体而言，我国农业产业从最初传统的小农生产经营向适应我国农业产业规模化的方向发展成为必然。我国农业产业发展的历程也将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化划分为3个阶段，分别为：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化的探索阶段、发展阶段和稳定阶段。

2.1 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化的探索阶段

农产品逐步向市场流通方向迈进的同时，该阶段的农业产业组织化还处于萌芽阶段。随着1994年山东省产供销一体化生产经营理念的成功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我国农业产业的发展，加快了我国农业产业的经营改革。

在探索阶段中，大部分的产业组织化生产都是“企业+农户”和“合作社+农户”等经营形式。此时企业或者合作社可以加大资金投入，凭借自身条件，购买或通过研发的形式引进农业生产技术，支持农户生产，为农民解决销售上的困难，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企业的经济效益，来达到双方共赢的局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该发展阶段还只是处在较微观的层面，农户和企业或合作社之间属雇佣关系，农户基本没有决定权，且企业占据了大部分利润，农户利益得不到合理的保证。农业产业组织化还需要继续适应市场需求，逐步推进。

2.2 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化的发展阶段

在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化的发展阶段，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连接更加紧密，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也得到了较大提高。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农民始终无法得到合理的回报，因此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无法从根本上满足农业生产现代化的需求。

为了强化农民的自身利益和主体地位，代表农民自身利益的组织出现，它介于农户和企业或者合作社之间，这个中间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为农民争取到更多利益，为农民说话，提高农民再生产过程中的积极性，使得农民和企业之间能够更好地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户+合作经济组织+企业”这一经营模式出现。通过中介组织的介入，建立了农户和企业或者合作社之间的平衡关系，保障了农民的正当利益。农民的收入增加，积极性也得到提高，这也促进了农业产业组织化的紧密程度，同时也有助于我国农业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但是在这一阶段的农业产业组织化模式对中介组织的标准要求较高。处于起步阶段的中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对相关工作流程不熟，在管理方面存在很大的漏洞，这使得该组织在运营过程中无法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不能够实现其真正目的，没有将其作用发挥到最大。

2.3 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化的稳定阶段

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化的稳定阶段符合时代与市场发展的需要，是农业产业组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一些全国性组织，如农业协会、合作社等蜂拥而出。高级阶段的农业组织出现，它可以代表农民的利益与企业交涉，以期减少成本，降低市场风险。只有充分考虑农户利益，才能够让农民专心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从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使农业经济发展得到质的提升，实现农业现代化。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比大，分布散，因此，我国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人群相对较少。且我国农业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时间不长，需要时间完善。后期希望更多农民加入到农业产业组织化中去，使农业生产的紧密程度达到最高，让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根本保障，从而更好地实现农业产业组织化的稳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3 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化的主要模式

随着近几年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化发展步入稳定阶段，农业产业组织化开始向多个方向同时并进。目前，国内对于农业产业组织化的现存形式还没有较为统一的划分标准。但基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笔者将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化模式主要概括为以下3种：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市场、专业协会。

3.1 农民专业合作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对农户提供和生产经销相关的技术和信息等服务来实现互帮互助目的的组织，该模式含有一定的经济互助性。在该组织内，服务对象是所有的组织成员，每个成员会享受到该组织所提供的一定权利，但也要履行相应义务。

笔者将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两方面进行阐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最早开始时被称为合作经济，西方较发达国家从19世纪就开始对它进行研究。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我国第一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在1980年成立，它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雏形。在这个阶段所创办的农村合作组织主要是为了方便广大农民群众进行生产过程中的经营合作交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当时主要以农村专业协会为主，进入90年代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始慢慢形成。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降低了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成本，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增加了农产品的供给量，我国农产品市场开始从以卖方为主的市场逐步向以买方为主的市场转变。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21世纪得到了飞速发展，尤其体现在数量、出资总额的急剧增加。根据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显示，2007年底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只有3.68万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增长了数十倍，实现了质的飞跃。到2014年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已经达到128.88万户，与2013年相比较，上升了31.18%，与2007年比，增加了35倍多。出资总额为2.73万亿元，与上年相比，上升了44.15%。截止到2015年上半年，我国新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有12.3万户，出资总额增加了0.3万亿元。值此，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总数在2015年上半年时已达到141.18万户，出资总额已达到3.03万亿元，突破了3万亿元大关。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中央及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出台了大量扶持政策，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农户对农业生产技术的需求增强，对技术的掌握程度提高，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逐步规范。

3.2 专业市场

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市场是指以现存有货物的大量批发为主，用来商品交易的场所，是一个具有较大规模的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市场主要从农场兴起，与一般的集贸市场相比，其最大特征体现在买卖商品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其次体现在以大额产品的买卖为主，最后体现在交易对买卖两边相互开放。

专业市场在80年代初期就已慢慢形成，初期主要以农户家庭和乡镇的相关企业商品交易为主。进入90年代后，专业市场主要服务周边地区，但其规模在逐渐扩大，产品的来源也从之前的农民家庭和乡镇企业为主覆盖到大城市和一些比较发达的城镇。现今的专业市场能够提供较完善的设施和服务，能够提供将物流、信息、技术、咨询和售后保障等服务为一体的平台。

根据现有数据，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的商品交易市场数量已达到5 089个，与2000年相比，整体增加了64.85%；年末出租摊位数从2000年的2 115 115个上升到2013年的3 488 170个，整体上升了64.92%；营业面积从2000年的82 615 615 m2上升到2013年的288 683 344 m2，整体面积提高249.43%，2013年的营业面积是2000年的3.49倍；2013年的市场成交额为983 651 254万元，几乎突破10万亿元大关，是2000年的市场成交额为156 723 889万元的6.28倍，见表1。

从图1中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2001—2013年间我国专业市场的市场数和成交额的变动幅度和走势情况。我国专业市场除在个别年份（2002年、2005年、2013年）的增长出现了负增长之外，其他年份一直都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增长，2006年的市场数和交易额都达到峰值。2013年我国专业市场的市场数和成交额的变动幅度较小，这也说明了我国专业市场在近几年的发展基本达到稳定状态。

3.3 专业协会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信息对称尤为重要，否则会造成农产品供需不均衡，对我国农业产业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为了适应整个行业的发展需要，除了以上两个组织外，还出现了其他形式的组织，专业协会应运而生，在形式上丰富了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形式，使单一组织模式演变成了多组织模式，给了农民更多的选择机会。

专业协会是由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及种植大户等根据在实际生产中根据实际需要，为了提高农民的切身利益而组织发展起来的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它将农户、企业和市场连接起来，发挥其最大的功能来实现农户和企业的双赢。但是在最近几年中，具有全国性的专业协会的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具有地方性的专业协会势头强劲。

参考文献：

[1]过建春，夏勇开.中国香蕉产业组织化发展现状及其评价[J].中国热带农业，2007（6）：12-15.

[2]王芳，过建春，夏勇开.海南香蕉产业组织化模式初探[J].安徽农业科学，2008（24）：10702-10703.

[3]任春峰.广西蔗糖产业组织化发展模式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7（3）：50-51.

[4]曹颖.产业组织理论的演化[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5（7）：92-99 .

[5]冯素玲，后小仙.当代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综述[J].经济纵横，2007（14）：84-87.

[6]牛丽贤，张寿庭.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综述[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6）：136-139.

[7]马培衢.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运营绩效的调查与思考[J].河南农业科学，2006（2）：5-9.

[8]赵治辉，胡剑锋，吕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实证研究综述[J]. 河南农业科学，2007（11）：22-24.

[9]贺应军，张秀梅，赵登宏.彭阳县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调查与思考[J].内蒙古农业科技，2007（3）：93-94.

[10]国玉慧，王德文，姜海燕，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环境与对策研究[J]. 内蒙古农业科技，2011（6）：5-7.

[11]仇继东，信丽媛，王丽娟，等.天津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J].天津农业科学，2015（1）：61-64.

历史产业 篇12

1 历史文化街区概述

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过人民政府审核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以及历史风貌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顾名思义它不仅包括历史留下的一些文物古迹、历史建筑, 乃至一条溪流、一棵古树等这些客观存在的物质形态的内容。而且还包括除此之外的一些非物质形态的内容, 比如它承载的文化信息、当地的风俗特色、人们的生活习惯等, 要保存文化的多样性。以下是其组成的详细介绍。

(1) 物质形态历史文化。主要包括以前人们生活的街道、街道两侧的建筑 (包括商用及居住) 、文物古迹、河流、树木、山石等。这些内容真实地反映了人们当时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及社会的发展包括经济、交通、文化信仰等。使得当下的我们置身其中能够切身体会当时的物质空间条件。这些历史留下来的完整的传统建筑和街道及历史环境风貌为我们传递了真实的历史信息, 它们是城市形态结构的真实体现, 不同阶层, 不同经济层次的人生活在其中, 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学习, 共同构成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形态。总之, 这些物质形态的历史文化是我们最宝贵的城市文化遗产资源, 政府和民众都应该在了解学习的基础上去保护, 保证我们城市传统历史文化的发展与延续。

(2) 非物质形态历史文化。是指能够反映历史信息及文化的非物质文化, 主要包括传统的风俗习惯、居民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民俗节日活动、地方特色小吃等。同样这些信息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政治文化状况、人们的文化修养层次。这些更是人们生活的最直接的写照。这些非物质状态的文化信息传递到今天, 或许结合当下的文化发展水平及知识认知层次, 我们会得到新的有价值的启发来指导我们当下的学习、工作、生活。比如历史留下的一些有效有价值的信息但还没有合理解释的信息, 比如中药秘方、生活习惯中的小窍门等。或许通过我们当下先进的科技设备及知识, 我们会给予合理的解释并发现更有价值的信息来作为新的应用来指导生活。

2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中的问题

近年来无论是城市还是县城中心等市级或县级经济文化政治中心, 都出现了“旧城改造”这样的词汇, 所谓“旧城改造”, 顾名思义就是将以前的一些旧式老式的房子、街道等改建成适合现代化信息沟通及居民居住生活的地方。其初衷是好的, 但是我们所谓的“旧城”正是这所城市以前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它包含了一些承载历史文化信息的街区, 而这些历史文化街区我们不能失去, 我们可以在保护其原有历史文化信息的基础上去修缮, 提高当地原住民的生活环境以保证其现代化的生活质量。但是由于在旧城改造中政府部门管理上的疏忽及政策机制上的不健全, 历史文化街区在保护及开发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1) 街区保护制度的不健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离不开政府的管理支持, 但是由于各地政府只是从整体上去解读街区保护的政策, 缺乏保护方式的具体实施, 街区的保护仍然问题百出。比如政府只是注重一些具体的建筑物的保护, 而忽视了这些建筑物所处的环境。这些建筑物中有居民居住, 而居民的生活就要求有相配套的能保证他们现代化生活质量的公共设施的支撑, 所以好多历史文化街区内出现脏、乱、差的情况, 比如卫生设施不齐全、交通消防条件差、排污采光通风差等, 存在很多不利于历史文化保护的因素, 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这样忽视历史建筑与环境关系的做法, 不仅破坏了街区原有的历史形态结构, 而且可以想见,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这个历史文化街区将不复存在, 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也将难以延续。

(2) 街区内居民保护意识的缺乏。由于历史文化街区内居民对历史文化价值知识的认知淡薄, 他们缺乏保护的意识, 他们只是将其当成自己生活的场所, 而且易于从自身利益出发, 肆意的房屋改建、扩建, 没有规划的违章拆建翻新, 缺乏政府的统一指导, 例如有些居民利用旅游事业带来的机会肆意对房屋进行改造等行为, 使得街区的建筑格局遭到破坏, 不利于历史文化街区的发展。

(3) 商业开发带来的问题。一些商人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中, 只是一味地追求利益, 利用旅游业的发展, 在历史文化街区内大肆建造商铺、餐馆、旅店等。同时利用现代化的混凝土原材料将这些商用的店铺仿造成历史建筑的样子来吸引游客, 使得历史文化街区失去了原有的历史文化氛围, 蒙上了一层浓厚的商业色彩。房地产商过度的开发造成了建筑物密度的增大, 街区的建筑格局遭到严重破坏, 而且由于街区商业人口的增加, 街区的生活环境及生活方式发生严重变化, 一些传统的民俗习惯将荡然无存。所有这些使得这个历史文化街区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底蕴, 彻底变成了一个商业步行街。有的街区甚至出现原住民全体迁出的现象, 把街区内的民居作为旅游资源来开发, 这些以利益为首的行为改变了街区的真实性, 街区内的历史文化形同虚设, 也变得毫无意义, 丧失了原有的历史韵味。

3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的几点建议

(1) 政府要切实做到以人为本。针对历史建筑与居民生活质量要求不和谐、配套设施不健全的情况, 政府应该就历史文化街区的公共设施及服务制定特殊的方针措施。必须把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与以人为本结合起来考虑, 做到协调统一, 因为历史建筑及居住在此的居民都是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政府可以在历史文化街区内在不破坏原有建筑设施的基础上, 为居民配备现代化的休闲娱乐运动设施, 供居民锻炼身体;政府每年定额拨款用于住户房屋的修葺;政府保证住户污水排放设施的正常等这些保证居民现代化生活质量的措施一定落实到位。保证居民生活在历史建筑环境中, 但是拥有现代化的生活质量。

(2) 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宣传教育并健全法律法规。虽然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我国国民的整体文化层次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但是历史文化保护意识还比较薄弱。政府应该加强历史文化保护的宣传教育, 不仅是对生活在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居民, 让他们意识到保护自己家园的重要性, 同时对于参观历史文化街区的游客也应该加强宣传, 可以制定保护历史文化相关的手册。当游客进入街区内时, 这样的手册不仅介绍了此街区的历史建筑知识及文化传统, 同时告知游客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重要性, 使得他们行走在这个街区会下意识地具有保护意识。这将非常有利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针对之前提到的街区居民无规划的房屋扩建、乱建、改建问题, 居民在增强历史文化保护意识的基础上, 如果再结合上健全的法律法规, 相信历史文化街区内的违章建房问题将迎刃而解。健全法律法规就要求将法律法规具体化, 比如对于建筑的高度, 外观要求等。不要给不法者钻了空子。

(3) 街区内历史建筑物分类保护。针对街区内历史文化建筑物的现存状况, 可以采用维修、改建或扩建、内部改造、清除等方式进行保护。但是所有保护方式的前提都是在保证原有历史建筑历史风貌的条件下, 保持与原历史建筑内在结构, 外在风貌上的和谐统一。比如针对外在风貌及内在结构保持比较完好的历史建筑, 只需要维修一下即可;有的外观形貌尚可, 但是内在需要多处改造;有的意义重大的历史建筑周围存在的一些影响历史风貌的小建筑, 因为其历史文化价值不大, 可以清除等。

对于历史文化街区内建筑物的利用上也可以分类保护利用, 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展示给人们街区的历史文化氛围。例如对于历史文化价值大的建筑物我们在做好保护的同时只是供人们参观的, 而对于有些历史文化价值不大的建筑, 可以供游客居住体验, 这样游客就可以以当地居民的身份切身体会当地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以及文化风俗, 而且也减少了商业目的强的仿照历史建筑建造起来的旅馆和客栈。这样既保持了最原始的历史建筑中的生活氛围, 又使游客更深刻地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信息。

(4) 针对街区商业化开发中的一些建议。历史文化街区的商业化要兼顾经济效益以及历史文化效益, 争取要让街区内的原住民参与进来, 增强他们的主动性, 因为他们是对当地历史文化最为熟悉的人。对于历史文化街区商业化来说, 必须要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特色, 不要搞什么小吃街, 竟然还有外地的小吃, 这样会失去当地的特色文化。街区必须具有展现当地历史文化的特色商店, 比如一些老字号的餐馆、小吃、茶馆等。最好是当地人自己开的。同时在艺术文化方面, 也可以设立当地的特色表演, 定期举办一些民俗活动, 保留当地的文化特色。这样既保留发展了历史文化街区的风俗文化, 又向游客展示了当地的民俗习惯特色。对于街区历史文化的发展及延续具有深远意义。

4 结语

21世纪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具有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发展的需要, 更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精神的传承, 是独一无二的, 必须得到充分保护, 在保护的基础上采用正确的可持续开发模式, 要做到街区经济发展效益与传承历史文化效益的协调统一。政府应该正确规范历史文化街区的商业开发, 开发商不能只是追求经济效益, 同时应该在保护好历史文化的前提下去开发。街区内的原住民应该发挥主人翁的精神, 提高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意识, 增强自身的主动性, 使得街区的历史文化得到更广泛的发展, 使更多的人了解街区的历史文化内涵并将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蓝雪梅.公共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以济南市为个案研究[D].山东大学, 2008.

[2]赵岚韡, 周铃.浅谈成都三大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利用[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5) .

[3]刘标超.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发展[D].河北农业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