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经济区（精选12篇）
西南经济区 篇1
在西部大开发和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大背景下, 2008年1月国务院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 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拟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成为“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2009年3月, 国务院在《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出建设西南物流区域和西南出海物流通道的规划。
北部湾经济区和西南物流大通道在国家战略规划中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首先, 北部湾经济区的重要功能之一, 就是要为枢纽地区构建一个中国通往东盟国家的海陆空交通网络, 在提高其沿海港口吞吐能力、高等级公路和大能力铁路路网密度、机场吞吐能力和服务水平的前提下, 提升整个西部地区出海出边国际大通道能力。
其次, 北部湾经济区是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泛珠三角经济区等多个区域合作交汇点, 是中国沿海与东盟国家进行陆上交往的枢纽, 更是国家十大物流通道中的“中部地区南北物流通道”、“东部沿海与西南地区物流通道”、“西北与西南地区物流通道”、“西南地区出海物流通道”、“进出口物流通道”等五大物流通道的聚焦区域。
再次, 从国家西部三大经济区的“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区 (包括重庆两江经济区)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形成的新经济开发带, “西北与西南地区物流通道”、“西南地区出海物流通道”横贯其中, 北部湾经济区挟西南物流大通道与东盟衔接。可见北部湾经济区的设立不仅是西部大开发的需要, 而且是为建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作前沿性基地。西南物流通道用以沟通中国西南、西部和东盟国家经济和贸易往来, 北部湾经济区正是这个物流大通道的枢纽。
战略地位问题
北部湾经济区是西南物流通道向东盟延伸的桥头堡。北部湾经济区为西南物流通道提供强大的经济基础。规划中的北部湾经济区虽然是一个集贸易、加工、信息、金融、物流、教育、文化交流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经济区, 但最基础的还是产业、贸易、物流等经济功能, 只有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制度创新机制, 才能更一步提升其他功能。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将北部湾经济区定位于“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 北部湾经济区与西南物流通道互相倚重、共同促进, 在区域优势和物流节点层面上也成为西南物流通道最重要的物流基地。从空间范围来看, 西南物流通道的主线是“成渝筑邕经济走廊”, 涵盖了成渝经济区、重庆两江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 三大经济区的物流可以通过北部湾经济区枢纽直通东盟国家;西南物流通道的副线有两条, 分别是贵阳至广东湛江线和成都、昆明出边到新加坡线。据南宁海关统计数据, 2007年四川、贵州、云南经广西港口进出口的货物量业已全面超越湛江, 西南地区进出口主要口岸中, 广西沿海口岸的货物量已超过上海、江苏、云南、广东等口岸, 占比27.5%。2008年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经广西口岸进出口货运量1208.8万吨, 是同期各省市经湛江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的1.8倍。西南地区进出口主要口岸中, 北部湾口岸的比重稳步上升, 2007年已占到绝对的优势。广西政府近期拟在北部湾建设130个投资总额为1654亿元的物流项目, 建成以保税物流体系为核心, 面向东盟和国际国内大市场的生产物流、国际物流、商业物流、农产品物流等协同发展的大物流体系。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保税物流体系包括南宁保税物流中心、钦州保税港区、凭祥综合保税区、北海出口加工区, 以钦州保税港区、凭祥综合保税区、北海出口加工区等为沿海沿边节点, 通过南宁保税物流中心核心枢纽为西南物流通道和东盟国家提供保税物流服务。北部湾经济区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国际物流的主通道, 也成为西南物流通道的枢纽、堡垒和最重要的物流基地。
联动和协同建设问题
在西部大开发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大背景下, 北部湾经济区和西南出海物流大通道究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不能把两者的发展机械式分割出来, 要在联动和协同建设的视角同时推进北部湾经济区和西南物流通道的战略构建和战略布局。各级决策机构要放下地方本位主义和狭隘胸襟, 要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尤其是西南地区的贵州、云南、广西等的通道建设问题, 更应该成一盘活棋, 而不应该各主其政, 浪费了本来稀缺的宝贵资源。原打算经过桂中工业发达地区的贵广铁路因为一些人为因素, 绕道桂东直走广东, 使西南大通道直达北部湾或者开通湛江的高速铁路步伐放慢了许多, 甚为遗憾。如果贵广高速铁路经广西河池、柳州、梧州, 与正在建设的南广高铁接轨, 离西南物流通道的副线——湛江港口仅一步之遥远;贵广铁路在河池南下与南宁相接, 又可以和建设中的湘桂高速、昆明—南宁高速相连, 完全可以使西南物流通道挟北部湾与大东盟交相辉映。
战略设计上要在西南经济区、西南物流区域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视域下推进北部湾经济区与西南物流通道联动和协同建设。
基于系统工程和协整理论, 北部湾经济区是国家战略版图中的西南经济的一部分, 西南物流通道也是西南物流区域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发展过程不可能超越整体系统的规律性运动。因此在战略设计上要在西南经济区与西南物流区域的视域下考量北部湾经济区与西南物流通道联动和协同建设, 只有西南经济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不断升级换代, 北部湾经济区才能够永远充满活力、保持繁荣昌盛的状态;只有把西南物流区域各节点城市和各级物流带、物流圈用现代物流设施和信息技术联结成完善的网络, 从重庆两江新区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打造一个对接东盟的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 西南物流通道才会成为现代化的通往东盟的物流大通道。
在战略实施上要重点夯实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基础与产业格局, 拉动西南物流通道的物流需要。北部湾经济区不仅仅是连接西南物流通道的物流中心区域, 还是一个新产业加工、新兴材料研发、新产品和新产业孵化的新经济发展中心区域。在吸纳石化、钢铁、有色、造纸、机械、电子等重化工业的同时, 要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等高新产业方面和金融、贸易、资讯等服务产业方面, 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深加工产业, 这样不仅保持了经济区可持续发展能力, 还能够拉动物流需求量, 为西南物流通道提供源源不断的物流服务需求。
在战略重点上要建设北部湾经济区的物流基础与设施, 打造功能齐全、信息发达、物畅其流的西南物流大通道。北部湾经济区的物流基础与物流设施建设必须在西南物流通道一揽子计划内通体构思、整体解决、分层推进, 也就是说要把北部湾区域物流网络放在西南物流通道大构架下实现整体性战略实施。西南物流出海大通道中铁路、公路、内河必须同步建设, 以达到运输与增长的协调。据预测, “十二五”期末西南地区生产总值比目前增加50%, 贸易依存度由目前的10%提高到50%, 所形成的国际运输量会相当于目前的5倍以上。西南物流通道的国际运输效应还会扩大到西北地区, 所形成的货运量还将多3倍以上。在这种前景下西南重要内陆运输通道最好与北部湾通道同步建设, 进一步加强服务深入西部大开发和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效果。
西南经济区 篇2
2012届女生文化节策划书
主办：西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承办:经济管理学院团总支学生会
协办：赞助商
一、活动背景
女生是校园里最亮丽的风景线，是在大学这座象牙塔里，永远不可能缺失的一部分。不论是学识、胆量还是面对未来的勇气与决心，女生都展现出让我们惊艳的一面。为了展现我西林女生的风采，我院特地准备了一场女生文化节。
二、活动目的 活跃校园文化氛围，引导广大师生对女生的关注。 提升女生文化内涵，提高我院女生综合素质，彰显新时期女生自尊、自强、自爱、自信的风采，引领女生成长成才。
促进男女之间交流。
弘扬女生文化，为在校女大学生营造良好学习生活环境。
三、活动标语
绽放美丽，放飞青春
四、主办：经济管理学院
五、承办：经济管理学院团总支学生会
六、协办:赞助商
七、活动对象：全校女生
八、活动时间：2012年5月～6月
九、活动地点：待定
十、活动计划流程
1、赞助：外联部找好赞助商，谈好合作条件。
2、前期活动宣传
西南经济区 篇3
民族文化的功能主要是通过民族意识的调控和引导而得以实现。民族意识是人们在族际交往中形成的关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的观念，它能唤起民族成员对民族利益的关注，并在处理与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中体现出来。我国作为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建立和谐健康的民族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发挥民族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对民族意识进行调控，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健康地发展，使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一）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在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中具有的推进作用
相对来说，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民族文化丰富鲜明是西南地区的一个显著特点。西南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是十分突出的。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众多的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互相碰撞，互相融合，各族文化既有差异又有统一，形成了多样性的地域特点；由于地处内陆边疆或是偏僻山野，加之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西南民族地区相对发达的汉族地区来说是较为落后封闭的，民族文化保留着某些原始生态性，特色独具，多姿多彩。可以说，拥有悠久历史、多元文化、美丽山水和奇特民风民情，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一种宝贵文化资源，应当加以保护、传承和开发。少数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仅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凝聚力，而且能够为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1、民族文化中团结爱国的意识，能够振奋民族精神，增强社会凝聚力，为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来提供保障。只有建立一个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物质文明，以思想道德为核心的精神文明，以民主法制为核心的政治文明的社会环境，现代化才能得以真正实现。以人为本，振奋民族精神，是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元素。民族问题是国际政治的一大热点。胡锦涛2006年5月27日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民族问题始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1］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保证，必须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振奋民族精神，为我国的发展经济、建设和谐社会服务。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支撑，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是推进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的重要文化保障。民族精神往往就孕育在民族文化当中，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就集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上。民族文化当中有许多对民族团结、同舟共济的要求和规范，并在千百年代代传承中根扎在人民心中。中华民族文化蕴涵的共同之处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各个少数民族则又有各自的追求和特点。由于西南民族地区大都地处偏远，经济社会落后，很多民族还保留着原始的宗教信仰，或者守护着古朴的民俗文化，并以之作为行为准则。有的全民族信仰一种宗教，学习和遵守共同的教义，认同共同的价值观。由宗教文化所产生的认同心理是很强烈的，产生的民族凝聚力是巨大的。西南民族地区的回族所信仰的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就对回族民族文化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回族教坊组织把分散的穆斯林集结在清真寺周围居住，规范他们的宗教生活，伊斯兰教“穆斯林皆兄弟”的信条促进了回族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除宗教文化产生的巨大威力外，世俗文化的力量也不容小视。民族的节庆文化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不同内容的节庆用不同的方式将人们召集在一起，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一种思想感情或美好愿望，在情感上将人们团结起来，增强民族凝聚力。瑶族的盘王节以祭祀先祖盘王为核心，集中整个族群，通过怀念祖先来强化族群意识。
文化对一个民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它可以凝聚人心，传递社会共识，汇聚民族信念。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也就是推进整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发展，对整体和个人都是一种积极的思想教育。民族精神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把历史传统和新时期形成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与时俱进，形成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氛围。因此，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倡导各民族各阶层团结和睦、平等互助、共同发展，从而能够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形成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2、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道德观念，有利于培养人们的道德意识，为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提供一种良好的精神支撑力。改革开发以来，随着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某些不良影响，某些领域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蔓延，经济活动中掺假制假、以次充好、欺行霸市、偷税漏税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腐蚀人们的灵魂，污染社会空气，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已经成为当前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挖掘优秀的道德因素，加以现代的整合，对于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作用。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的传统美德也蕴含在传统文化当中。坚持继承传统美德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也成为促进经济生产方式转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紧迫需要。
西南民族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十分注重集体主义的原则和诚实守信的行为方式，对传统道德的教育和传承十分重视，常常借助几千年传袭的民间习俗、故事传说、歌谣等形式，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潜移默化地给族民注入尊老爱幼、互谦互让、家庭和睦等美德思想，引导人们要勤劳、勇敢、诚实、善良，不撒谎、不作恶。壮族地区广泛流传的《一幅壮锦》的传说就是歌颂劳动创造幸福生活，面对艰难困苦不退缩的民族精神，傈僳族故事《找金子》、彝族古歌《猴子变成人》等亦是如此。彝族故事《智慧果》则颂扬智慧、鄙视愚昧。少数民族的思想道德意识，与我们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中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反对愚昧的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是可以承接和发展的。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长久以来形成的热情、好客、豪爽民族性格特质以及诚实、守信的风俗，也是社会主义新时期道德建设的良好基础。这些特质同样是当今吸引经济文化交流的潜在资本。西南民族地区在与外来经济文化的交流中，也能不断促进经济建设、提升自己的文明程度。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大力推动民族文化中的道德建设，加快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道德建设，从而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3、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创新精神，有助于在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的过程中培养创新意识、强化创造精神。民族文化往往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熔铸了历史，创造着未来，显示着创造精神。一种文化没有了创新与发展，其结果是必然消亡的。在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过程中，面临日趋激烈的竞争，一个民族文化创新能力的高低同样关联着一个民族前途的问题。要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就惟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是促进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
西南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保持着千百年来形成的原始的天人合一、以伦理常情为中心的文化结构，向来被看作是是处在封闭自然状态、落后生产方式下保守僵滞的文化结构。但这种精神传统的稳定性、封闭性是相对而言的，其中的具体内容则无不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着，在与时俱进的最新实践中不断丰富着。
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发展进程中多维文化的交汇历史。西南民族地区是地中海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中国中原文化等世界四大文化衔接的中间地带，在多种文化的交融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样性格局与开放性体系，散发着独特魅力。与外界的相对隔绝使他们保留了纯净的人文价值，与外界的交往又促使文化的更新，这是少数民族文化独特的创新性表现。他们崇尚自然、注重人伦的理念，在今天重新建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为现代文化和思维提供了有利的参考价值。西南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也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发展创新，不断地适应新的时代环境。他们的很多人生礼俗，保持了纯厚的人文价值，又随社会进步而不断变迁，那些繁文缛节和劳民伤财的行为在现代文明程度的提升中不断地被变更、淘汰，并不断融入时代意义。比如，传统地人生礼仪中的成年礼已经发展为现代的成人宣誓仪式，成为加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和主人翁意识的培养的有效形式。
民族文化的创新精神发展了民族文化本身，更重要的是发展了整个民族，使一个民族能在时代的大潮中立稳脚跟，使一个民族的素质得以全面提高，从而有助于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良性推进。我们要着眼世界文化发展前沿，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立足于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不断从丰富多姿的西南民族地区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健康有益的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和力量，培养创新意识，强化创造精神，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开拓促进先进文化发展的新途径，使民族文化历久弥新、充满生机。从文化观念的创新到行为的创新，使人的全面发展得到充实，社会的进步也由此成为了可能，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也更为稳健。
4、丰富绚丽的民族文化在继承基础上的适度开发，有利于推进现代文化经济建设，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增加一种新的经济方式。民族文化是西南民族地区的特色资源。我国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生活在西南民族地区，他们丰富多彩的语言、艺术、服装、饮食等的民族文化要素，配合西南地区奇特多样的地形、地貌、物产，使西南民族地区散发着迷人的文化魅力。民族文化在保护、传承和创新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开发利用，走产业化的道路。民族文化产业化发展，既能产生经济效益，又能发挥社会效应，是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赢”产业。文化产业化是文化产业的行业或部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最佳化、最大化，用现代生产经营和管理方式运作而进行的综合性活动。通过市场机制对文化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现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扩大市场占有率，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文化产业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热点。首先表现在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兴盛。世人眼中神奇的西藏布达拉宫、神秘的喇嘛教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广西侗族的吊脚楼、风雨桥让众多游客走进了大山，民族风情游在旅游产业中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其次是民族文化演出业的起步和快速发展。西南民族地区盛产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如纳西族东巴艺术、壮族山歌、苗族芦笙舞等民族艺术，近年来通过文艺演出的形式走上了艺术舞台，丰富了人们的娱乐生活，也创造了颇为丰厚的经济效益。第三是民族文化特色产品得到了长足发展，以民族特色文化为主题的民族艺术品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这些文化商品依托民族文化尝到了商品经济发展的甜头。黔东南州丹寨县南皋乡石桥村是一个苗族村寨，石桥村古法作坊造纸艺术，起源于唐朝中期，保留着原始的家庭作坊生产方式，传统工艺世代相传，是目前保存完好的造纸“活化石”，以造纸为生的农户高达40余户，是名副其实的造纸村，近年来每年销售收入约50万元，生产的金丝、麻丝、压平、云龙、花草、凹凸、皱褶、超薄等八大系列近200款古法彩色手工纸远销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西欧、东南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被制作成贺卡、手提包、店面装饰纸等产品，很受欢迎。由于石桥村古法手工造纸工艺古老，工序繁多且彩色纸与众不同，观赏性强，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为旅游开发的重要项目来规划，也具有发展前景。按旅游接待和销售计，彩色纸每天可收入150元，一年可收入45000元，加上一年15万元的订单销售，光彩色纸一项可收入20万元。白皮纸生产每年可增加收入367.9万元，若开展对彩色纸工艺品的研究开发，提高它的附加值，可增加收入近百万元，两项之和可达500万元左右；年旅游接待量为1万人，平均每人按100元计，可达100万元。可见，民族文化在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建设中，不仅“搭台”而且“唱戏”，为经济服务的同时树立了文化品牌，获得了经济效益。
5、民族传统文化蕴涵的生态意识，有助于在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贯彻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是以人为中心的“自然—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指的是生态、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生态、可持续经济和可持续社会三者的和谐统一。实施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是我国发展的根本战略选择，也是发展中国家急待解决的发展问题。实现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既需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作保证，也需要较高的人口素质作支撑。对于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来说，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独特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是它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必须实施可持续性发展，对自然生态和文化进行科学保护和开发。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西南民族地区许多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对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保护态度十分明显，包含着朴素的自然生存环境可持续性发展观念。在采集业中，许多民族通过把握季节、轮换地点的轮耕方式来保证自然资源的再生产，如傣族柴林的轮换砍伐，能保持林木的持续生长，柴火资源不会枯竭；在渔业生产中，一些民族禁止使用小网眼的鱼网进行捕捞作业。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细节恰恰是民族自然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反过来又为人民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自然食粮。
民族文化生态也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保护民族文化生态不是一种简单的封闭式的行为，应逐步调整民族文化对现代文明的适应能力，运用现代的运营和管理观念来运作，让民族文化的生态在保护的同时得到很好的建设和发展，既不失掉原有的文化要素，又能够适应时代的进步。云南丽江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开发给民族文化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典范。东巴文化是纳西族的传统文化，与原始宗教东巴教相依托，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至今仍保留的东巴象形文字1400 多个单字，被誉为活着的象形文字。在文化经济开发过程中，纳西人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建立了东巴文化研究所，翻译东巴经，对东巴古文化进行诠释和整理，制作特色工艺品推向市场，开发东巴文化旅游，成为世界文化旅游的一条热线。实践证明，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发展既能为人文精神的塑造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也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独特的文化资源。
（二）西南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在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中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历史上几千年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交往有限等生存方式的制约，加上建国后长期受传统计划经济束缚、行政严格控制、生活方式简单的影响，形成了占主导倾向的传统的保守的社会文化，表现为坐井观天、惟我独尊、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等观念行为，构成经济发展状况滞缓的主要原因。西南民族地区更是长期处于欠发展状态，除了土地分散，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经济基础薄弱等原因外，传统文化的不利因素的阻碍作用也很突出。主要为人口出生率高，教育科技落后，技术落后人才缺乏。据国家有关部门调查统计，2000年西南民族地区的文盲、半文盲率为27.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四个百分点。［2］这些不利因素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生产方式转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抵消、抵触和阻碍的影响，由经济教育落后状况所带来的落后文化观念的不良影响，更应引起高度重视。
1、惰性文化观念，不思进取，缺乏经济发展的动力。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中，存在一种安贫守旧、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心态。某些少数民族群众长期生产生活于偏僻落后的地方，习惯于传统落后的生产生活状况，产生了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人生观，安于现状、好逸恶劳的幸福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经济观，“等、靠、要”的度日观，畏难怕险、墨守成规的工作观，喝酒赌博、事鬼迷性的娱乐观等等。这种惰性文化使人耽于封闭保守，不思吸收新知识、接受新思想，压抑了创新能力。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自足求同成为主要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人的主体性丧失，失去自律，更无自觉性。这种浑浑噩噩的惰性文化，对自身缺乏认识，不能激发自身所蕴藏的创造力，缺少进行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内在动力。
2、文化的非理性意识，缺乏市场经营思想，不利于现代经济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中，有一种不重生产、藐视商业开发、只重原始消费的自足行为。西南民族地区在历史上由于商品经济关系欠发达，缺乏“经济人”的理性观念和行为方式。对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所做的社会调查表明，有的民族地区相当多的家庭用于宗教活动的开支远远大于子女教育的开支，有的地区政府发了补助款、救济款以及其它名目的款项，受援者不是把钱用在生产经营活动上，而是拿去打酒喝，喝完吃光后再等政府补助等等，广西南丹白裤瑶地区的某些瑶族群众、都安七百弄的部分壮族瑶族群众在八十年代前这种现象比较多。据调查，广西百色田林县浪平乡的清明节祭祖活动“谢坟”长达3天—10天，其间请来当地一二十名“魔公”做道场、还愿等，耗时的同时还要耗费巨资。做一场道场，最长可以连续做10天，至少耗资1.2万元。这类观念和行为，如果不加以改造转变，现代经济活动就没有滋生、成长的土壤，人的主体性难以进行自我生产、自我更新，不利于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推行。
3、文化的孤岛现象，与外界缺乏交流，不愿发展创新。生存环境的闭塞，容易产生与外隔离，自我封闭，狭隘自大的意识。由于西南民族地区地形偏远复杂、流动性差，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缺乏交流与通融，历史上就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文化孤岛”。由于存在与外界的交通、技术和文化的屏障，文化生产的自成体系、自我发育，就形成了与外界社会几乎隔离的自我运行机制。这些历史传统现象至今还在一些地区延续下来，仍然形成封闭性和保守性的认识，他们安于贫困，视野狭窄、见识短线、思路不畅、因循旧例，不能产生创造性思维。表面上看，这种文化的排它与保守是对本民族的纯洁度的维护与捍卫，实际上却是源于对自身存在的独特性与局限性的无知，最终将导致民族文化生命力的萎缩与枯竭，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更不利于经济生产方式实现良好的转型。
在落后文化观念和保守行为的影响下，在西南民族地区在现代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过程中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后果。
1、民族传统文化出现断裂现象。落后封闭状态下的文化是脆弱的。由于市场文化、外国文化、异族文化的侵入，民族民间文化的正常延续和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容易出现文化断裂，遭致消亡和毁灭的命运。主要表现为：(1)学校教育和民族文化断裂。学校的教育一律汉族化、优势化，没有民族文化的舞台，导致在校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在教育上失掉本民族的传统文化；(2)语言与文学断裂。由于大多的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而学习使用的都是汉字，造成民族语言的衰退消失，带来很多先民的生产经验的失传；(3)高层文化与低层文化的断裂。外来文化成为高层文化，虽然是新的思想观念，但缺乏传统文化素养，远离民族风格特点，因此在人民群众中起不到传播的作用。(4)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断裂。这种现象将造成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不能可持续发展。
2、民族文化的消散与外来文化的被动拿来。出于对落后贫穷的耻辱感而遗弃自己民族的传统，甚至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而对外来文化缺乏一种批判的理性态度，全盘吸收，盲目仿造外来的颓废文化，盛行商品消费的“享乐主义”、“道德娱乐化”，甚至出现道德沦丧的现象，现在某些经济尚不发展的民族地区娱乐歌厅、酒店遍布，“小姐”四处行走，“笑贫不笑娼”；有人为了获得一己私利，不惜造假制假，多次出现假酒害死人的事件；为眼前暂时的经济效益，引进被淘汰技术设备，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些不良现象，使经济生产方式转型失去良好的文化环境的支持。
3、民族传统文化缺乏保护，造成文物外流现象。对本土文化自轻自贱，没有认识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更没有采取措施保护和抢救濒临失传的民族文化，致使民族文化大量外流，变成别人的文化珍品。据民族服饰专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戴平介绍，贵州黔东南苗族服饰原来有130多种款式，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珍品。但是，我们没有很好认识这块“富矿”的价值，没有采取措施保护和开发，却被外国人采取“低价收购、高价卖出”的手法，进行无序开发，造成了黔东南苗族服饰的严重流失。法国巴黎一家私立民俗博物馆已收藏了180多套苗族服饰。其中，黔东南的传统苗族服饰108套，极具文物价值的月亮山地区祭祀服“百鸟衣”就有15套，超过了贵州省自己的收藏。据介绍，贵州月亮山地区的祭祀服“百鸟衣”是一种极具文物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民族服饰，至今月亮山地区现存最为完整的一套“百鸟衣”已有300多年历史，如不采取措施，这套祭祀服有可能会被流到国外，将给民族文化和民族文物造成一项无可挽回的损失。［3］
4、民族文化素质低、人才缺乏，发展能力弱化。中国政府一直对少数民族采取一系列经济优惠照顾政策，在财力、人力、物力上对少数民族进行了必要的扶持，号召发达地区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等不发达地区，结成了对口支援关系，努力缩小民族间及地区间经济文化发展差距。但是，由于西南民族地区教育状况还很落后，少数民族人口的整体文化整体素质较低，相对于人口基数的人力资本存量不足，而且流失严重，更缺少创新型人才，少数民族干部的宏观管理调控能力弱化，所以，很多民族政策没有得到充分执行，形同虚设，更谈不上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国家提供的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资金、发展资金、补助费、财政定额补贴等多项专用资金，也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开发程度低，甚至被瓜分、挪用、侵占；少数民族适龄儿童辍学率高，除了贫困原因，也与不重视教育的风气有关。这些现象，不利于民族地区发展能力的建设，影响了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在由以农业为主转到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经济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我们应发挥民族文化在凝聚民族成员的精神纽带作用，引导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一方面要利用传统文化，实现文化变迁以适应现代化发展，推动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注意杜绝民族意识的狭隘性、保守性、利己性所带来的阻滞或破坏民族正常交往与发展的消极影响。
［1］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N]， 新 华 网，2005年05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5-05/27/content_3012553.htm。
［2］姜瑛、李荣，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J]，学术探索，2000年5期
西南经济区 篇4
(一) 云南建设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历史机遇
2009年7月, 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云南时, 从调整完善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战略格局的高度, 提出了“云南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要求。
根据2005年—2009年间的不完全统计来看, 国家先后出台了上海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海南国际旅游岛等18个区域经济统筹发展规划。国家出台扶持区域经济统筹发展的措施是国家宏观发展的需要, 是走出一条符合区域特色、布局特点的区域社会经济统筹发展道路。
当前, 云南省步入工业化加速、城市化提升、市场化转型、国际化拓展的时期, 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区域性国际化城市, 符合云南发展现状和趋势的战略定位。根据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发展理念, 今后要进一步改善云南对外开放条件, 有利于更好发挥毗邻东南亚、南亚的区位优势, 跨境而居民族的文化优势和源远流长的世代友好交往优势, 不断深化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全方位开放合作, 切实增强云南在全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有力推动云南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 加快“走出去”步伐, 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水平, 扩大利用外资规模, 加快改变云南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封闭落后面貌。
(二) 培育滇中经济区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创新实践
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年来,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今年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中, 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指出今后十年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总体目标是: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上一个大台阶, 基础设施更加完善, 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建成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一个大台阶, 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缩小;生态环境保护上一个大台阶, 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遏制。会议提出要“培育滇中、黔中、西江上游、宁夏沿黄、西藏‘一江三河’等经济区, 形成对周边地区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的战略新高地”。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年的基础上, 积极培育滇中经济区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创新实践, 有利于通过培育和发展重要经济区, 实现西部开发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优势, 提高西部大开发的综合效益。
(三) 培育滇中经济区是云南省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践
西部地区城乡统筹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相比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来的更大。改革开放以来, 云南省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 2008年全省GDP达到了5700.10亿元, 是1978年的15.9倍, 并于1994年提前实现了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同时, 云南省一、二、三产业结构比例的地区间差距较大。按现有经济增长方式, 若不加快推进云南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则云南省的产业结构层次要达到全国目前的水平大约还需要10年左右。
城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1年的1703.16元提升至2008年的13250.22元, 同期农村年人均纯收入由572.58元上升至3102.6元, 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云南省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兴边富民工程”中, 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主线, 在云南省贫困人口脱贫中取得了突出成效。云南省贫困人口从2005年底的737.8万人下降到2007年末的610.8万人、减少了127万人, 贫困发生率由25.4%下降到17%左右,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641元增加到1931元, 但同时还面临着73个国家级贫困县、7个省级贫困县、610.8万贫困人口亟待解决温饱的问题。这些贫困人口多分布在边境、民族和农村地区, 面临着基础设施不足、产业结构有待调整、生态环境治理欠佳、公共服务水平低、社会保障欠缺等重大问题。
只有继续加快培育滇中经济区, 发展壮大以昆明为核心的省域经济实力, 以城乡统筹为契机、以财政支付转移为措施, 继续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兴边富民”新三年行动, 才能更好地贯彻中央“巩固边防、睦邻友好、兴边富民、维护稳定”的战略方针, 加快民族、边境、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构建和谐社会。
(四) 培育滇中经济区是培植云南区域经济发展增长极的有效途径
2008年滇中城镇群 (昆明、玉溪、曲靖、楚雄)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295.08亿元, 占全省比重达到58.31%;人均GDP19397.66元,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6810.66元;滇中城镇群人口1698.7万人, 占全省人口比重为37.39%;滇中地区城镇人口727.7万人, 城镇化率达到42.84%, 远高于全省平均城镇化率33%的水平, 接近2008年全国平均城镇化率45.68%。
滇中城市群 (经济区) 是云南相对发达的地区, 各类主要经济社会指标都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因此, 国家积极培育滇中经济区是优化云南区域经济增长极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我国西南开放桥头堡建设与发展滇中经济区的关系
(一) 定位:在桥头堡建设进程中定位滇中经济区
滇中经济区是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最好的地区, 同时也是我国西南边陲一个十分重要的交通枢纽。我国建设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 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进程中的地区发展机遇, 而国家积极培育滇中经济区是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建设中的动力和引擎。
滇中经济区是桥头堡建设进程中的生产要素集聚区, 是核心城镇的经济密集带, 是人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等的交叉辐射地区。
(二) 机遇:桥头堡建设是培育滇中经济区的新一轮契机
桥头堡建设涉及方方面面, 包括沿边城镇发展、基础设施、能源、交通、水利、物流、产业、金融、生态、教育、文化等。培育滇中经济区是承载这些要素的最大效率地区, 以滇中经济区的建设带动桥头堡发展, 同时也积极有效地实现辐射带动滇西城镇群、滇东南城镇群、滇西南城镇群、滇西北城镇群和滇东北城镇群的稳步发展。
同时, 滇中经济区的发展应该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相协调, 做好经济发展的同时, 兼顾国家发展战略需求, 积极实现国家战略的贯彻和落实。所以, 桥头堡建设是培育滇中经济区的新一轮契机, 同时也给滇中经济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 市场:在桥头堡建设进程中扩大和拓展滇中经济区产品市场
滇中经济区是云南省的商品物资最富集的地区, 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消费型市场。在桥头堡建设进程及今后的发展目标中, 云南是中国面向西南开发的前沿, 市场面向南亚、东南亚, 而积极培育滇中经济区是建设桥头堡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加快和提升云南省自身经济总量和等级、产业结构和效能、市场结构和体系、交通物流和效率, 才能为今后开拓南亚、东南亚市场奠定稳固的基础。
(四) 产业:在桥头堡建设进程中优化提升滇中经济区产业结构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今后十年发展中, 产业发展要以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为龙头, 发展农牧业、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在桥头堡建设进程中, 云南省要建设“以两种资源为依托、城镇为载体、两个市场为导向、具有明显区域特色和明显竞争优势”的产业基地。两个产业发展的叠合是滇中经济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大发展机遇。
当前, 滇中经济区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 在城镇产业调整即提升过程中, 产业的重工业化是工业化的必经阶段, 如何在滇中经济区新一轮发展条件下既尊重产业发展规律, 又可以保护西南地区生态环境, 实现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协调发展模式, 是今后值得重点研究的问题。
(五) 经济支撑:培育滇中经济区是建设桥头堡的重要经济支撑
当前, 滇中经济区已经实现了由云南省域37%的人口创造了58%的GDP, 但昆明作为滇中经济区的核心城市, 其城市首位度已经远远高于其他城市 (包括玉溪、曲靖、楚雄等) , 并且是云南唯一的特大城市。培育滇中经济区不仅仅是全方位地发展昆明, 更重要的是将滇中经济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不断优化昆明市的外部经济环境, 实现玉溪、曲靖、楚雄等构成的滇中经济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将昆明可以转移的企业设置在曲靖、楚雄或者玉溪, 加大滇中经济区的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等, 尽早实现本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
在培育滇中经济区的过程中, 要依据经济区和城镇群发展规律, 进一步提升区域城镇群的城镇化发展水平, 实现综合经济社会发展要素在特定城镇群中的便捷流通。在城镇群融合达到一定效果和规模后, 经济要素实现畅流、社会资源得到高效率营运, 这是滇中经济区建设发展的总体思路。
(六) 核心城镇群:培育滇中经济区有利于构建滇中城镇群, 形成桥头堡核心区域
城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 它具有不同于土地的载体属性, 是载体平面和空间量化的具体呈现。构建和培育区域级的经济区和产业区, 需要有与发展目标相一致的匹配城镇群, 通过区域村镇的城镇化, 结合城镇群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要素配置、产业职能分工、文化科技共识等, 才能真正走上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道路, 最终实现区域级经济区和产业区的发展目标。
城镇是经济社会的载体, 经济发展是城镇发展的源泉, 积极培育滇中经济区有利于构建滇中城镇群, 同时也有利于将滇中城镇打造成为西南桥头堡核心城镇, 可以考虑设置“滇中桥头堡核心城镇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进行统筹规划和发展。
三、滇中经济区发展路径
(一) 城镇发展路径
滇中经济区包括昆明市、玉溪市、曲靖市、楚雄市四州市, 包含7个市辖区、3个县级市、32个县, 总人口1698.7万, 其中城镇人口727.7万, 城镇化水平42.84%。城镇发展涉及面广量多,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滇中经济区发展所依托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云南省域具有十分显著的优势, 但是相对于我国东部和中部的经济区来看, 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基础设施是城镇发展的基础保障, 是地区经济社会稳步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从当前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来看, 公路为代表的交通运输设施、城乡水资源基础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环保设施等等, 都需要得到有效的优化和提升。
二是城镇化发展。滇中城镇化发展思路是:引导区域城镇群发展, 加快滇中城镇群走特色化区域发展道路。优化发展特大城市, 结合云南桥头堡发展战略, 进一步优化昆明作为区域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的核心作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与质量稳步提升。优先发展大城市, 带动周边中小城镇协调发展, 形成较为合理的城镇体系结构。积极发展中等城市, 发挥承接大城市与辐射小城市的职能, 发挥中等城市地区增长极的作用。培植县域经济, 加强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有效吸纳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辐射带动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
(二) 资源集聚路径
资源集聚是城镇发展的一般性轨迹, 资源集聚能力的高低往往和城镇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关。在培育滇中经济区的同时, 通过本地区的资源集聚优势, 形成具备某种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条件, 产生一种引力, 把某些企业吸引过来, 从而状大地区经济发展。以昆明99年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为例, 无论从景点周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区交通体系完善、大量吸纳劳动力就业、增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还是景点内部的资源要素集聚, 都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为昆明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这些旅游景点和产业的发展, 全面提高了区域资源储备的增值效益, 为城市发展蓄积了强大的后劲。
(三) 产业升级路径
2010年, 我国出台了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推进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扶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森林旅游和农村服务业, 拓展农村非农就业空间”。云南工业发展受到自然环境和区位等诸多条件的限制。滇中经济区只能在提升工业品质、摒弃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增长模式, 实现区域工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条件下, 最大可能地发展低碳、绿色的产业经济。服务业是现代化建设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 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 才能不断改善产业发展结构, 增加社会劳动力岗位供给, 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水平。
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三次产业均衡发展, 走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的发展道路, 全面发挥和提升一、二、三产业的链式互动效益。
(四) 城乡统筹路径
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把城市与农村、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市民作为一个整体,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规划中去通盘考虑, 把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 统筹解决, 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市场经济体制, 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的协调发展。
城乡统筹的过程意味着将城市与乡村两个对象进行统筹发展, 也就是在统筹中将发展差异尽可能地缩小, 实现一种相对的均衡发展, 但并不意味着这一过程是均衡的。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差异始于“集镇—城市”的最初起源, 这种非均衡发展是不断积累的, 也正是基于发展的差异性, 使得城市迅速地成为区域经济的资源集聚核心。实施城乡统筹,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目标, 既不能人为控制城市的发展态势, 也不能把城市发展指标强压给乡村, 必须打破城乡发展中的平均主义, 坚持“非均衡”的发展战略。
滇中城镇是区域内部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 相比于乡村确实拥有更多优势, 而乡村在资源聚集能力上明显滞后于城市。应该承认城市优势, 看清乡村发展机遇, 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条件下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 促使城市加大对乡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进而带动周边区域空间的均衡发展。同时, 也要积极促使乡村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 强调城乡协调发展, 防止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四、结语
在“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建设进程中, 以西部大开发战略“培育滇中经济区”和西南桥头堡战略“发展滇中城镇群”为契机, 努力探索在我国西南高原地区实现发展城镇群和培育经济区协调共建的良好格局。在滇中地区城镇发展、经济繁荣的发展定位中, 要始终将经济、社会、生态问题统筹结合, 不以某一方面的损失弥补另一方面的缺失, 真正实现西部大开发和西南桥头堡建设发展目标, 促进云南经济社会与人民生活水平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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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宇.CAFTA背景下广西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6]云南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云南统计年鉴200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7]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西南经济区 篇5
一、学生信息
姓名：申江学号：20081252045年级：2008专业（专业方向）：
二、论文题目：新生代农民工生存能力分析
三、指导教师： 田小华
四、实习地点：昆明市
五、实习时间： 2011年9月日-2011年11月1日
六、实习目的根据教学大纲要求，综合运用所学经济、管理、财会、金融、贸易、统计等课程的理论知识，在昆明进行调市查研究、参与工作，使学生能将所学基本理论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七、实习内容及要求
1．调查研究
要求：通过调查昆明市农民工的生活方式、挣钱方式、心里问题等来研究他们的生存能力。
7．计划与统计
要求：学会计划调查的时间，并且能够将搜集的资料从多角度进行统计分析。
八、预期成果
1．学生必须把所学理论知识用于实践中，通过实习获取感性认识。学习实际工作经验，掌握工作技能，提高工作能力。
2．撰写毕业实习报告
3．收集与毕业论文相关的资料，为完成毕业论文打下基础。
西南林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签章）
实习指导老师（签字）
初秋，行走藏西南 篇6
一、旋转的拉萨
曾经对于郑钧的《回到拉萨》很是疑问，这个西安的粗犷男人，口中唱着“纯净的天空中有着一颗纯净的心，不必为明天愁也不必为今天忧。来吧来吧我们一起回拉萨，回到我们阔别已经很久的家。”拉萨跟他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把初次的邂逅称作“回家”？到了拉萨我才明白，世间存在着这么一群人，无论他们在哪里出生和成长，也无论他们是否到过拉萨，拉萨都是他们心中的故乡，来到拉萨就是回到了梦中的天堂。
坦白地说，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尽管布达拉宫的灵塔和壁画价值连城，大昭寺的佛祖12岁等身像和唐蕃会盟碑绝无仅有，但抱着猎奇心理的人注定会失望。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是西藏的象征，是藏传佛教的象征，是所有藏教弟子心中的神圣。藏民从不积累财产，死后所有的财产都捐赠给寺庙，这也造就了寺庙的富可敌国和藏民的世代贫困。因此无论从宗教、政治还是经济、财富的角度，寺庙都是整个藏民族的积累和沉淀。
有人说，拉萨是旋转的。在大昭寺，我看到许多早起转经的信徒，善男信女们手中拿着或大或小的转经轮，口诵六字真言，按照顺时针围绕转经路旋转着。长长的转经路上，架起了数百只金黄色的转经纶，里面放着经文，据说每转一圈就相当于念了一遍经文。拉萨传统的转经路有三重，沿大昭寺大殿一周为小转；沿八廓街一圈为中转；沿林廓路一圈为大转，囊括了布达拉宫和药王山，转完一圈需要半天。三条转经路都以释迦牟尼的12岁等身像为中心，因此可以说在藏民的眼中，布达拉宫并不是西藏的中心，真正的中心是大昭寺，确切地说是佛祖的12岁等身像。佛祖就这样在一千多年前护送着文成公主从长安来到这里，然后坐在这个地球最高处的中心，接受无数信徒的顶礼膜拜。而拉萨就是这样在旋转，一如生命在轮回。
圣经中的雅歌有这么一段话：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太阳升起，太阳落下，急归所出之地；
风往南刮，又向北转；
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
已行的事，后必再行；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也许世界就是这样旋转着，轮回着，而所有的宗教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
二、天湖羊卓雍
拉萨到日喀则的路上，我们沿着雅鲁藏布江逆流而上，河道时宽时窄，河水时清时浊，水流时缓时急，两旁山顶的积雪和雨水把山坡冲刷成一道道细窄的沟壑，银色的水流涓涓注入雅鲁藏布江。河谷中金灿灿的油菜花与绿油油的青稞交相辉映，在蓝天白云和群山的怀抱中，展示着高原特有的生命张力。江孜宗堡是壮烈的，西藏人民始终为1904年的抗英斗争而骄傲，江孜也有了“英雄城”的称号；白居寺是平和的，四大教派共处在这个独特的寺庙中，独特的“十万佛塔”成为白居寺的标志；扎什伦布寺是庄重的，这里是日喀则的中心，也是班禅的根据地。但是这一切都抵挡不了我对羊湖的向往。
羊卓雍湖，光是这个诗意的名字就勾起了我多少的思念。诗人说，湖泊是大地的眼泪，是地球的眼睛，而在我看来，羊湖则是大地的灵魂。
羊湖是美丽的。狭长的湖水在群山的环绕下向远方延伸，宝石蓝的湖水仿佛是童话中的梦境，抬头仰望蔚蓝色的天空，果真是“秋水共长天一色”呢。湖水清澈透明，没有一丝杂质，这是来自雪山之巅的圣水啊，在4000多米高原的架托下，羊湖俨然就是天湖，莫非是这湖水被擎到了天上？坐在这圣洁的天湖边，我感到窒息，掬一捧湖水洗净脸庞，仿佛自己的心灵也被洗净了。
羊湖的美是质朴的。在蓝天白云的呵护下，羊湖宁静地躺在群山的怀抱中。湖畔没有花团锦簇，没有亭台楼榭，没有文人墨客，有的只是牛羊。羊湖就这样洒脱飘逸，不落俗套。静坐在羊湖身边，倾听她的声音，羊湖仿佛在歌唱，这声音来自古远的天国，洗涤着我的灵魂，一直延伸到我的梦中。我还想去纳木措的身边，感悟她和念青唐古拉的美丽传说；还想去玛旁雍措的身边，体会她和冈仁波齐这对“神山圣湖”所处的世界中心。可是，西藏的神秘就在于让你无法一眼看穿，交通和天气无时不在阻挡你的步伐，仅仅一次的旅行是远远不够的。
三、定日到樟木
加措拉山，5220米，这是我们此行最高海拔。在加措拉山口下车，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头重脚轻，再看看身旁的同伴，无一例外都是嘴唇发黑。高原反应让我们来不及用心领略这世界屋脊的美丽。远方的雪山在阳光的反射下光芒万丈，站在这5220米的山口，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生命的源头还是生命的尽头：山脚的溪流来自远方山顶的积雪，不知道是哪条河流的发源地；放眼望去，天地融为一体，让人找不到方向。
在著名的定日珠峰宾馆休整一晚，仍然是头疼，无法入眠，果真是“高处不胜寒”。宾馆里很多外国人，津津有味地在逛着纪念品店，不知道他们怎么就这么适应高原环境。人们欣喜地期待第二天就可以看到珠峰了，我也躺在床上，不知不觉仿佛在梦中见到了珠峰。
可惜的是，一夜的秋雨打破了我们看珠峰的美梦。由于云雾的原因，路过珠峰的地点，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后来返程的时候同样没有看见，看来珠峰仍是我心中的一个梦，这个梦只能留待以后再实现了。
定日到聂拉木的路况仍然很糟糕，司机开玩笑说，西藏的交通图非常容易看，因为路很少。正当我昏昏欲睡的时候，惊艳的美景闯入了我的视野。聂拉木到樟木的路上，盘山路依旧颠簸，山间云雾缭绕，仙气升腾，给山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蓝天白云离我是那么地近，仿佛踮起脚尖就可以够着一样，就像幸福一样可以触手感觉到。一道道水流飞奔直下，好像是一条条银色的巨龙从天上直冲下来，又像是一条条洁白的哈达飘逸在山间。祥云、神山、圣水，这简直就是人间仙境。
晚上入住在山间的迎宾馆，吃完晚饭，独自一人漫步在山间，倾听瀑布强劲的水流声，头顶的蓝天没有一颗星星，沉默而深邃。翻过喜玛拉雅山脉，这里的海拔只有2800多米，没有高原反应，欣赏着世外桃源般的美景，直到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 “如果你不能去天堂，请来西藏；如果你来到了西藏，就不用去天堂”这句话，之前总觉得在高原反应的身体状况下，说西藏是天堂有种叶公好龙的意味，看来通往天堂的路总是充满艰难险阻。
走进西藏，也许会发现理想；
走进西藏，也许能看见天堂；
西南经济区 篇7
1967年日本科学技术与经济研究团体第一次明确提出“信息化”的概念, 用来描述信息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快速发展并逐渐取得支配地位的社会历史变革的过程。
现代信息化概念主要是围绕信息技术的应用展开。中国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在1997年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国家信息化的定义:在国家统一规划和组织下, 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 加速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进程。
二、信息化测度指标及指数计算方法
2001年7月底, 中国信息产业部公布了《国家信息化指标构成方案》, 本文以该指标为依据, 结合现实, 将西南地区信息化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定为:信息化装备率——长途电话交换机容量;局用交换机容量;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长途光缆线路长度;信息服务业职工人数;信息资源丰裕度——报刊期发数;录音制品发行量;录像制品发行量;WWW站点数;信息使用率——互联网用户普及率;每万户家用电脑拥有量;固定电话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函件数;农村信息化系数;邮电业务总量。
本文在指数计算上选择被普遍采用的信息化指数计算方法——加权平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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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I (Informatization Index) 为信息化水平总指数值, Pij为第i类构成要素第j个评价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值, wij为第i类构成要素第j个指标的权重, Wi为第i类构成要素指标的权重, m为第i类构成要素的指标个数, n为构成要素的个数。
三、西南地区信息化水平测定
由于指标数据比较大, 对各个指标数据进行无量钢化处理, 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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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是指标因素的个数, I1i是第i个指标的原始值, I2i是第i个指标的无量纲化后的值。将各个无量纲化后的值带入信息化测度计算公式:
undefined
其中, II (Informatization Index) 为信息化水平总指数值, Pij为第i类构成要素第j个评价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值, wij为第i类构成要素第j个指标的权重, Wi为第i个构成要素指标的权重, m为第i个一级指标下属的指标个数, n为一级指标的个数。得出2001—2007年西南省市信息化水平测度值。
四、信息化与西南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 信息化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分析
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法对信息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根据西南各省市2001年到2007年的信息化水平和地方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 运用EVIEW3.1软件, 对其生产总值和信息化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各省市的p值都在5%的显著水平下, 拒绝“I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DP”的假设, 而不拒绝“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II”的假设, 表明信息化水平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而经济增长不是信息化水平的原因。运用统计软件SPSS12.0对西南地区信息化水平与地方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做散点图 (图略) 。散点图基本呈直线型, 可建立直线型回归方程来解释信息化水平对地方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
(二) 信息化对西南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 建立西南地区信息化水平与地方生产总值的回归方程模型为GDPi=C+BIIi, 其中i=1, 2, 3, 4, 依次代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市。
使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2.0中的回归分析, 得出结论:
重庆市:回归分析中的系数C=-1.107, B=2.168, 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为0.513, 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884, 回归系数t检验的t值为4.229, P=0.008<0.05, 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意义, 重庆市信息化水平与GDP的回归方程GDP1=-1.107+2.168I1, 即信息化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 重庆市地方生产总值将增加2.168个单位。
四川省:回归分析中的系数C=-0.859, B=2.085 , 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为0.262, 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963, 回归系数t检验的t值为7.945, P=0.001<0.05, 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意义, 四川省的信息化水平与GDP的回归方程为:GDP2=-0.859+2.085I2, 即信息化水平每增长1个单位, 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增加2.085个单位。
贵州省:回归分析中的系数C=0.034, B=1.825, 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为0.289, 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943, 回归系数t检验的t值为6.322, P=0.001<0.05, 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意义, 贵州省的信息化水平与GDP的回归方程为:GDP3=0.034+1.825I3 , 即贵州省信息化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 地方生产总值增加1.825个单位。
云南省回归分析中的系数C=-2.335, B=2.448, 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为0.340, 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955, 回归系数t检验的t值为7.198, P=0.001<0.05, 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意义, 云南省的信息化水平与GDP的回归方程为:GDP4=-2.335+2.448I4, 说明云南省社会信息化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 地方生产总值增加2.448个单位。
五、以信息化促进西南地区经济持续增长
回归系数的大小反映了信息化对经济的影响程度, 回归系数越大, 影响越大。
西南各省市信息化水平存在差异, 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存在差异。围绕以信息化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这一目标, 提出以下建议。
(一) 增加信息化建设融资
提高西部地区信息化水平, 要提高西部地区的信息化装备率, 加大信息化建设的投资力度。首先要加大政府对信息化建设的政策扶持和投资力度, 积极发挥财政资金对信息化建设的资金引导作用, 支持基础网络和重要业务系统的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其次要鼓励大型企业增加对信息化建设的投入, 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电子商务和公益性信息化项目建设, 提升企业信息化建设投资主体作用, 引导民间资本更多地投向信息化建设。
(二) 学习东部地区先进的信息化技术
加强与东部信息化发达省市的信息化交流、学习, 深化信息技术在西南地区的应用, 提高制造业生产过程信息化水平, 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强管理信息化观念, 节约管理成本, 提高管理效率。西南地区应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共享, 推动以电子商务为主体的各项应用服务合作, 为东西部开展经贸、科技、产业等方面的合作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信息交流与协作平台。
(三)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
继续推进广播、电视、电话、邮政“村村通”工程, 完善农村基础信息网络建设;提高农业生产过程信息化水平, 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农产品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等环节中的应用, 促进农民增收;积极开发、整合涉农信息资源, 推动农村经济信息服务社会化;开发具有地区特色的农业信息资源, 开展农产品网上交易, 促进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四) 加快电子商务发展
近年来,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迅速, 交易额年年攀升, 电子商务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信息化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2009年, 中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达3.8万亿元。加快西南地区电子商务发展是提高其信息化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首先, 西南各省市要尽快建立健全电子商务安全保障体系, 从技术、管理、法律三方面完善电子商务安全保障体系。其次, 要加快企业信用体系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 推进以信用制度为基础的交易、消费、信贷和结算体系的建设。再次, 企业开展电子商务, 需要具备必要的决策、能力、能力和资金能力, 西南地区企业要加强电子商务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依托高校、研究机构及社会办学力量, 建设多元化的信息人才培养体系;做好信息化人才引进工作, 广泛吸引高层次信息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参与西南部地区的信息化事业。
摘要：本文以2001年中国信息产业部公布的《国家信息化指标构成方案》为依据, 对西南三省一市信息化水平进行测度, 通过实证分析说明信息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并对西南各省市如何通过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加快经济增长提出建议。
关键词：信息化,西南地区,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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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经济区 篇8
1 西南山区农民增收面临的问题
(1) 资金不足, 农民长远投资困难。
农业生产中, 农业生产资料以及服务价格较为昂贵,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 对中长期资金需要也越来越旺盛, 但西南山区农户储蓄和财政两个层次的资金严重不足。由于缺乏金融资金的投入, 农业生产一直处于低投入、低产出的发展中, 并明显限制了农业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但是许多特色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长远的投资。实际情况是一些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集聚区还只能靠传统的“种粮”业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土地、钱物投资发展特色农业。
(2) 信息滞后, 农民面临较大的价格风险。
西南山区的信息化基础薄弱, 家庭电话、电视机的拥有量在全国比重较低。据2001年初调查, 西部地区农业网站仅占全国农业网站的1/10左右, 西南山区就更是微乎其微了。农户对价格了解的途径少, 只能根据上一期的价格来决定下一期的产量和品种, 而交易时, 却必须按即期市场价格进行交换。农业生产中这种价格信息的滞后性, 使农业生产者面临较大的价格风险和经济损失。
(3) 农产品流通方式的落后, 利润多被中间环节攫取。
在湖南一项针对农民有关农产品流通方式的调查显示, 42.86%的农民选择“私商来家里收购”, 35.71%选择“自己到城里销售”, 29.46%选择“到农村集贸市场设点摆摊”, 只有7.14%选择“根据购销合同交货”。可见农民在进行农产品流通时, 流通方式还比较落后, 或者“等客上门”;或是“自己摆摊”;或是“自运自销”, 还没有形成任何专业化规模流通优势和发达的农产品销售网络。而西南民族地区山地较多, 交通不便, 其农产品流通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由于销售到外地的交易成本高, 农户很少自己运作, 大多数是“等客上门”从小商贩到大户, 期间要经过多个环节, 每个环节都要挣钱, 每个环节都要确保自己的利润, 经过层层加价, 农产品价格上升, 而农民却没有机会分享。
(4) 农民素质低, 技术人才缺乏。
西南山地区六省中除广西地区外, 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的比重都高于全国15.88%的水平。据有关部门预测, 科技在农业增产中的作用2010年将达到70%。民族地区的特色农业更是高科技含量的农业。如优质烟叶, 无公害蔬菜、“双高”甘蔗的培育都需要较高的科技水平。而民族地区从事特色农业的生产者的科技文化素质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2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民增收的重要性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有农民自愿组织起来, 以农业上传者为主体, 以专业化生产技术和生产营销为纽带, 以增加会员收入为目的, 在农户自主经营的基础上, 实行资金、技术、生产、供销等互作合作的民办经济技术服务的组织。包括各种农民专业技术研究会、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协会等组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组织, 加快立法进程, 加大扶持力度, 建立有利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信贷、财税和登记制度。”近年来各地的实践证明,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引导农民进入市场, 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提供农产品竞争力, 促进农民增收, 建设现代化农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为农民增收提供资金支持。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在农户与金融部门之间开辟资金流向通道, 帮助会员、种养大户, 特别是有专业生产能力而一时缺乏资金的农民提供融资服务, 切实解决农民的增收所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担保贷款, 有力的促进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效益的提高, 直接带动了农户的生产和收益的提高。另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可以吸收一些社会资助资金, 也可以争取到相关企业的支持, 如贵州的“老干妈”食品有限公司, 从自身的产业化经营补助资金中拔出部分给当地辣椒协会, 依托协会组织生产和原料的收购。
(2)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降低和分散了农民的价格风险。
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一般都拿出专门力量与有关产品的大市场和中心市场联系, 掌握市场行情, 在此基础上, 合作组织以准确的信息和批量的优势, 用较低的交易费用获取优惠的采购和销售合同, 然后通报成员并有组织的生产。当产品价格出现下滑时, 合作经济组织会以适当的保护价收购, 这都有利于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如贵州省兴仁县富利野生荸荠协会, 与会员签订订单, 实行保底价格对会员的产品进行收购, 2005年, 荸荠合同保底价为3.00元/公斤, 正常收购价是3.6-4.00元/公斤, 使农民的市场风险大大降低, 稳定地保障了农民的收入。
(3)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利于规模经营, 创造品牌。
由于一定规模的交易数量是交易技术数量是交易技术运用和交易效率提高的前提条件, 农户分散经营时, 小规模的分散购销必然导致较高的交易成本。农户参加合作组织有利于实现规模经营, 打造品牌优势, 促进农民增收。如重庆市奉节县金云药材生产合作社自2004年成立以来, 建立了党参、花粉、板兰根、紫苑、金荞麦、贝母10个品种的生产基地共3200亩, 打造“夔党”、“云雾山贝母”两个品牌, 行程近了拳头产品, 辐射带动农户11320户, 药材种植总规模达20000亩以上, 年产中药材总量进8000吨。又如四川省广元市元坝区境内四面环水, 交通方便, 通讯发达, 土壤理化性能良好, 森林植被覆盖率达到52%, 空气清新湿润, 水质好, 无污染, 是种植猕猴桃的最佳适生区。2003年该村建立了紫云猕猴桃协会, 在协会的积极推动下, 全村共发展优质红心果猕猴桃1500亩, 其中完成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面积1000亩。至2006年底, 全村猕猴桃总产值达220吨, 年销售收人突破150余万元, 其中一级果售价高达5600元/吨, 猕猴桃种植户户均实现销售收人高达5000元以上, 猕猴桃产业得到较快速发展, 已成为该村的主导产业。
(4) 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促进了产品的深加工及多次增值。
专业合作组织的生产, 尤其是一些实力较强专业组织, 兴办储运、加工等经济实体, 实现了产品的增值, 然后按照合作互利的原则, 将加工或销售增值的大部分利益返还给组织成员。如重庆市万州区分水镇石碾李子协会, 利用协会专门的项目资金, 注册了“广洞岩”牌李子, 并对品牌进行一系列的宣传工作, 同时为搞好李子的销售工作, 理事会还专门制订了李子销售方案, 并在重庆、宜昌、梁平、垫江、万州等地设置了直销点。由于协会统一品牌、统一分级包装、统一商标标签, 2004你的李子单价比周边地区散户销售单价高出60%, 协会会员比当地未加入协会的李子种植户人均纯收入增收434元。2004年该协会实现总收人99.8万元, 比2003年增加10.1万元, 增长11.3%。除去必要开支, 获纯收益16.1万元, 比2003增加4.8万元, 增长42.5%, 按交易量返还会员盈余5.54万元, 比2003碾增加1.04万元, 增长23.1%。
(5) 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提高了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无论是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还是已经进入高级阶段, 都为农民提供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服务, 有些组织还对其成员进行家庭生产经营管理知识的培训。云南省腾冲县越镇奶水牛协会自2003碾成立以来, 开展了养殖科学技术 (牛冻改、农田种草、饲料青贮、水牛挤奶、疫病防治等) 和市场营销知识培训, 传递畜产品信息, 建立营销网络, 提供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由于协会与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了广泛的合作机制, 对会员的科技培训, 新技术, 新产品的普及推广在不断的得到增强, 素质不断提高。在协会的参与下, 一个健康、有序、文明、进步、向上的水牛奶开发市场正在形成。这些技术及经营培训, 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技术水平, 促进了农村专业技术人员和现代新型农民的成长, 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促进共同富裕。农民素质的提高也为西南民族地区农户发展边境贸易提供了智力保障, 使其能够按照国际市场标准组织生产, 寻找外贸市场新的增长点。
3 发展西南山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对策
目前, 我国西南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各类合作经济实力不强、经营机制不健全, 在发展中受到各方面的压力, 远远贸易发挥出应有的组织优势, 农户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而各国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实践证明, 合作经济组织是引导农民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切实维护农民利益的有效组织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的需要, 是提升产业化经营水平的需要, 是农村改革发展的需要。我们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以增加农民的经济收人为目标, 坚持民主自愿的原则, 依靠政府支持充分调动农民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1) 提高农民入会意识, 增加组织的数量和覆盖率。
从总体上说西南山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数量要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在农户中的覆盖率较低。以下分别抽取了东、中部和西南地区三个省市的数据进行比较 (见表1) 。数据显示西南地区的三个省市在组织数量及参与组织的农户所占的比例上都不及东、中部地区, 特别是贵州地区农户参与率只占0.91%。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提高组织在农户中的覆盖率, 应做好宣传教育工和典型示范工作。现阶段特别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普法宣传, 在积极让各级决策者充分了解符合国际通则的合作社制度和合作制原则的同时, 应在农村大力开展合作社知识的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大力普及合作社基本知识, 增进农民对于合作组织的认识和了解, 强化合作意识, 调动农民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 进行合作社建设的试点示范和推广, 引发农民的组织化愿望。在当前合作社知识和合作社企业家普遍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大面积推进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不太现实, 明智的做法是精心试点, 通过成功的个案让农民亲眼目睹合作社生产的单个农户不可企及的规模效益, 从而激发广大农民以组织化的方式进入市场的愿望, 发挥试点示范对农民发展合作社的带动作用。
资料来源①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课题组,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专题研究报告》, 2004.3 ② 徐旭初,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分析》,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年
(2) 政府应加强引导与支持。
目前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 组织规模小, 资金少, 会员和农民还不富裕, 抵御市场风险、生产风险的能力很弱。政府应当明确责任, 合理引导。利用农村能人、专业大户带头, 带领, 使他们在组织的发展中起到中坚的作用。鉴于组织普遍存在的内部制度不健全的问题, 政府应当在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上, 加强对其的监督和引导。而在组织的创办和经营中, 政府及其部门还应给予必要的优惠政策扶持:一是给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一定的启动资金, 降低农民入社的门槛。二是设立有关支持基金, 帮助降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成本, 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够解决实际困难。三是建立合作社税收体系, 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 例如对合作社免征所得税和营业税。四是低息贷款或贴息贷款。五是有关农业的国家项目优先由农民合作社承担或积极吸纳合作社参与。例如,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扶贫项目、技术推广项目、环境和生态保护项目等, 都应积极吸纳合作社参与实施。四是发挥桥梁作用, 帮助组织同科研、技术部门建立合作关系, 帮助组织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 加强人才的吸收和培养。
针对目前各组织技术人才普遍缺乏的现状, 要优先发放技术资料, 优先对经济合作组织的技术人才进行培训;一方百姓的富裕, 需要有一个杰出的领导, 要重视培养既懂技术又懂经济的复合型人才, 把选拔村级后备干部与培养协会中的人才紧密结合起来;尽可能的把农业的产前、产后部门建立在农村, 在乡村建立一体化公司或合作社。给予这些企业相应的资金、税收、贷款等方面的政策性支持, 给农民企业家一定的精神嘉奖, 这样可以吸引农民企业家, 参与到带动一方百姓发展的农民合作经济当中来, 通过组织和培养农民, 使农业生产标准化和商品化, 把广大农村和城市连接起来, 促进农业市场化和科技化, 从而使农民完成从单凭经验到依靠科技、从盲目生产到产供销协调发展的转变。这样既可以解决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 还能够促进农民企业家对农民致富的带动作用, 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于科技人员的下乡, 政府要给予大力的财政支持和精神嘉奖, 这是农民能够致富的最直接的途径;政府还可以实行大学生的上山下乡、支农支教活动, 对农村人才进行补充, 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整体运作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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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 顾海英, 朱国玮.农产品价格、合作社与农民增收的经济学分析[J].三农问题研究, 2006, (6) .
滇西南西南桦天然林优树选择标准 篇9
优树是指生长量、抗性等性状指标显著优于周围林木,经过评选确认且满足一定的质量标准和数量标准的具有良好表现的优良单株[2]。选优是树木改良的基础工作,树木改良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选优的结果。因此,选优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油松、杉木和红松上开展优树选择,现在扩大到桉树、杨树、松树等大部分栽培树种在内的优树选择[3]。陈强等[4]采用数量化回归的方法制定了西南桦优树选择的指标,建立了各立地因子、林分类型和树龄与材积的多元数量化模型,确定了优树选择的标准;庞正轰等[5]采用对比法对广西百色市西南桦天然林进行了选优,以材积生长量和树干通直圆满度作为优树选择的主要性状指标,选择出9株优树;而苏付保等[2]则采用平均木法对西南桦人工林开展了优树选择。该文以滇西南地区西南桦天然林为对象,进行优树选择标准方面的探讨,为当地选择西南桦优树提供依据,促进当地西南桦林的发展。
1 研究方法
1.1 选优方法
常用的优树选择方法有优势木对比法、标准地法、绝对值评选法等[6]。每种方法各有优劣,根据西南桦选优的目的、选优林分的实际情况,采用5株优势木对比法进行西南桦选优。
1.1.1 候选优树的选择与测定。
根据林分踏查情况,以生长量为主,兼顾形质指标,选定候选优树,实测候选优树的树高、胸径、冠幅、枝下高等指标,并对候选优树进行编号。在确定候选优树时,根据林分状况,每株候选优树间距30 m以上。
1.1.2 优势木的选择与测定。
优势木是以候选优树为中心,半径20~30 m范围内的仅次于候选优树的5株树木,其测定指标与候选优树一致。
1.1.3 复选优树标准的确定。
采用配对t检验法,检验候选优树与5株优势木平均值差异性,按5株优势木平均值各因子的数值每增加5%检验1次,确定入选标准的取值范围;在入选标准的取值范围内,每隔1%检验1次,得到显著入选标准值[3,7,8]。
1.2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SPSS软件进行各候选优树及优势木的平均值计算和配对t检验分析[9],西南桦优树及优势木材积计算采用下列公式:
式中:V为材积,D为胸径(cm),H为树高(m)。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长量指标的差异性检验
通过对滇西南、滇西地区各乡(镇)林业站工作人员及村民小组长、村民等的走访、调查、了解,初步选择在江城(JCH)、西盟(XM)、镇沅(ZHY)、景洪(JH)、耿马(GM)、瑞丽(RL)、陇川(LCH)、潞西(LX)、昌宁(CHN)9个县开展西南桦天然林优树选择,共选择出14块优良林分,60株优树,300株优势木,并做好标记。初选优树与5株优势木对比树平均值的测量数据汇总见表1。
利用表1的数据,采用配对t检验法分析初选优树的树高、胸径、材积与5株优势木平均值的树高、胸径、材积的差异状况,t检验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优树树高、胸径、材积3个指标的t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初选优树在3个生长量指标上均与5株优势木均值存在极显著差异,表明初选优树在生长性状上明显优于5株优势木的平均值,大部分初选优树均有入选的可能。
2.2 入选标准Δ值的确定
优树是按表型选择的,除遗传因素外,还有环境条件的影响,为保证优树选择的效果,在t检验显著的前提下,优树各生长量指标的入选标准应在5株优势木各生长量指标平均值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附加值Δ。即优树的入选标准应是大于或等于(X+Δ),X为5株优势木平均值。
2.2.1 确定Δ值的取值范围。
以5株优势木树高、胸径、材积生长量平均值的5%为起点,检验候选优树树高、胸径、材积3个生长量因子与每增加5%后的5株优势木树高、胸径、材积3个生长量的平均值差异情况,直到检验结果不显著时为止,最后2次的增加值则为取值范围。优树各生长性状的入选标准Δ值的取值范围见表2。
2.2.2 临界Δ值的确定。
在Δ值的取值范围内,每增加1%的5株优势木3个生长量因子平均值再与候选优树相应生长量因子进行t检验,直到检验结果不显著时为止,得出各生长量因子的临界Δ值见表2。
2.3 优树选择标准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西南桦优树与5株优势木平均值生长量的对比标准为胸径≥5株优势木平均胸径的1.25倍,树高≥5株优势木平均树高的1.16倍,材积≥5株优势木平均材积的1.80倍。当初选优树标准达到上述标准时可入选,但材积达上述标准时,树高或胸径2个指标不一定能同时达到标准,因此把材积、树高、胸径3个指标均达到标准的优树评为Ⅰ级优树,仅材积、树高或材积、胸径2个指标达到标准的优树评为Ⅱ级优树。最终选择出西南桦Ⅰ级优树21株,占候选优树的35%,西南桦Ⅱ级优树13株,占候选优树的21.7%。最终入选优树见表3。
3 结论与讨论
(1)选优是进行植物良种繁育的一种手段,一般情况下是根据表型进行选择[10]。该研究在限定形质指标的条件下,采用5株优势木对比法进行了滇西南地区西南桦优树选择的研究,通过统计分析确定了西南桦优树选择的生长量标准为优树树高生长量达到或超过5株优势木树高平均值的1.16倍,优树胸径生长量达到或超过5株优势木胸径平均值的1.25倍,优树材积生长量达到或超过5株优势木材积平均值的1.80倍。
(2)滇西南地区西南桦天然次生林中,通过与5株优势木的树高、胸径、材积的平均值作比较,从60株候选优树中评选出34株优树,其中树高达到标准者有23株,胸径达到标准者有32株,材积达到标准者有34株,3项生长量指标均达标准者有21株,评为Ⅰ级优树,只有树高、材积或胸径、材积两项达标准者有13株,评为Ⅱ级优树。
(3)该研究所讨论的滇西南地区西南桦优树生长量选择标准为最低标准,在实际评选西南桦优树时不应该低于本标准,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入选标准化,以提高选择效果。
(4)该选择标准由于选择区域较窄,不能代表云南省西南桦分布区域的情况。因此,选择标准只适用于滇西南地区西南桦天然林的选择。
(5)根据选择目的,西南桦以用材为主,优树选择是对形质指标控制为树干通直圆满,天然整枝高度为树高的1/3以上,无大的死结。因此,该文不再对形质指标进行讨论。
摘要：采用5株优势木对比法,在滇西南地区9个县的西南桦天然次生林中,共初选出优树60株,优势木300株。经配对t检验法分析,确定西南桦天然次生林中的优树选择标准为:树高应大于5株优势木平均高的16%,胸径应大于5株优势木平均胸径的25%,材积应大于5株优势木平均材积的80%,利用此标准,对初选的60株优树进行复选,最终选择出Ⅰ级优树21株,入选率35%,Ⅱ级优树13株,入选率21.7%。
关键词：西南桦,天然林,优树选择,t检验,5株优势木,滇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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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杜强,贾丽艳.SPSS统计分析从入门到精通[M].1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
西南边境沿线人居聚落 篇10
自2002年我国与东盟10国签订自由经济贸易区协议以来, 云南地区由于与缅甸、老挝、越南直接相连, 使得贸易活动更加活跃, 以沿边境分布的14个一类口岸为中心, 在周边形成了一定的发展区域。
另一方面, 云南依然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云南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在迅速的扩大, 并影响到了当地人的生活, 有学者研究表明, 读写能力、收入和健康水平具有强相关性 (Bhalla&Qiu, 2006) 。
跨境的贸易对云南的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一, 跨境的经济和社会纽带有助于将边境的“中间地带”进行模糊化 (Giersch, 2006) ;第二, 云南地区的城镇也在区域背景中有了新的角色定位, 如西双版纳的景洪, 伴随着“大湄公河流域”建设, 成为了一个“新兴都市” (Wasan, 2007) ;第三, 对外贸易的兴起, 也影响了云南地区的经济结构, 2006年, 云南的外汇收入中有30%来自旅游, 与此相关的服务, 如通讯、交通占了云南GDP的38.5% (而同期工业产值占42.7%, 农业占18.8%) , 国内游客和国际游客使得少数民族文化变得更加商品化。
由于云南边境地区多为险峻的山区, 交通条件有限, 且缺乏该地区的基础数据, 对于城市或土地方面的研究较少, 边境线带来的空间分割和限制, 使得获取周边国家土地信息的渠道变得非常困难。因此, 对该地区的空间分布研究一直进展不大, 笔者通过从卫星影像图中提取出建设用地信息, 对边境线两侧的土地利用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试图发现总结该地区聚落分布的状态, 寻找各个口岸地区发展水平不一致的原因, 为下一步边境地区的规划建设工作做出一点贡献。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包括边境线沿线的云南省全省、与之边境线相邻的缅甸两个省份、老挝的三个省份、越南的三个省份。
在研究区内, 具体包含云南省125个区县, 缅甸克钦邦与禅邦91个区县, 老挝19个区县, 越南28个区县。研究范围面积为720836平方公里, 其中云南面积占55.3%, 缅甸占35.2%, 老挝占5.0%, 越南占4.6%。
2.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为笔者根据2012年11月谷歌卫星影像 (50米分辨率) 提取的人居聚落用地 (见图1) 。
3 结果分析
3.1 斑块总体特征
经过上述处理, 共提取了分布于264个区县中的87010个建设用地斑块的用地边界, 以单个斑块的面积So为排序依据, 统计各个面积区间的建设用地斑块个数 (N) 、该区间斑块总面积 (S总) 、该区间斑块个数占全部斑块个数的比例 (P1) 以及该区间斑块面积之和占斑块总面积的比例 (P2) (见表1) 。
通过对这些斑块的形状特征进行分析, 斑块呈现如下特征:
(1) 斑块面积分布规律
从斑块个数N来看, 0.5平方公里以下的有85894个, 占总个数的98.7%;0.5—1平方公里的斑块为661个, 占总个数的0.8%;1—2平方公里为258个, 占总个数的0.3%;2—3平方公里的为67个, 占总个数的0.1%, 3平方公里以上的有132个, 占总个数的0.2%。所以, 在研究范围内, 0.5平方公里以下的小斑块占绝大多数。
从斑块面积S总来看, 0.5平方公里以下斑块面积和为4521.8平方公里, 占全部斑块面积的65.4%;0.5—1平方公里的斑块面积和为447.1平方公里, 占全部斑块面积的6.5%;1—2平方公里的斑块面积和为354平方公里, 占全部斑块面积的5.1%;2—3平方公里的斑块面积和为163.5平方公里, 占全部斑块面积的2.4%;3平方公里以上的斑块面积和为1426平方公里, 占全部斑块面积的21%。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看, 0.5平方公里以下的斑块在面积上只占了65%, 3平方公里以上的斑块虽然数量上占极小的比例, 但在面积比例上并不小。
(2) 周长与面积变化规律
将研究范围内的斑块按照四个国家 (缅甸、老挝、越南、中国) 分类, 分别观察每个范围内斑块周长与斑块面积的关系, 得到回归关系 (X表示单个斑块周长, Y表示单个斑块的面积平方根) (见图2) 。
四个回归关系中, 方差R2都大于0.8, 表明四个回归关系都是显著的, 具有较强的可信度, 其中云南的回归关系为Y=0.0706X+0.1305 (R2=0.8 5 8) ;缅甸的回归关系为Y=0.0807X+0.1675 (R2=0.808) ;老挝的回归关系为Y=0.0882X+0.1057 (R2=0.838) ;越南的回归关系为Y=0.0725X+0.1154 (R2=0.8158) ;从回归方程上来看, 其回归系数和常数项都相差不大, 表明沿着边境线两侧的四个区域里面, 斑块的周长和面积都呈现相似的形状特征。
(3) 形状规则度变化
由于四个区域内的斑块具有相似的形状特征, 因此, 将四个区域的斑块放在一起, 观察它们形状特征随着面积的增长呈现出来的变化规律。借助面积的平均形状AWMSI表示 (p、a分别为斑块的周长与面积) , AWMSI最小为1, 此时为简单的方形, 之后随着斑块变复杂、不规则, AWMSI的值也随之增大。
计算结果如图所示, 斑块面积从0平方公里至7平方公里 (图中AB段) , 平均形状因子从1.22增加到3.99;从7平方公里至10平方公里 (图中BC段) , 平均形状因子从3.99下降到2.83;从10平方公里到21平方公里平均形状因子呈现上升 (CD段) —下降 (DE段) —上升 (EF段) —下降 (FG段) —上升 (GH段) —下降 (HI段) 的变化, 其中在14
从上述变化中可以看出, 研究范围内的斑块的形状变化呈现如下的规律: (1) 0—7平方公里和20平方公里以上这两个面积区段内, 斑块的平均形状因子随斑块的面积的增大而增大, 表明随着斑块面积的增大, 斑块的形状变得更加不规律; (2) 在7—20平方公里之间的斑块, 其平均形状因子和斑块面积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线性变化规律, 在图像上呈现出波动性, 表明斑块形状的不规则与斑块面积之间的关系不明显。
对于上述现象的解释是, 在云南, 由于地形关系, 存在大小不一的“坝子地”, 绝大多数的建成区都分布于这些坝子地, 0—7平方公里的小斑块其发展过程还未受到地形的限制, 随着面积增大形状也更加不规则, 20平方公里以上的斑块大多分布于较大的坝子地, 由于用地相对开阔, 且还未将坝子地全部占满, 所以形状也随面积增大而变得不规则。对于7—20平方公里之间的斑块, 他们大多散布于面积相对较小的坝子地中, 随着用地蔓延, 形状在初期变得不规则, 但是由于受到地形的限制, 不规则的、随意的蔓延被限制, 形状趋于规则, 随着周边新的用地的发现, 其蔓延又改变方向, 形状又趋于不规则, 以此往复。
3.2 区域空间分布
3.2.1 建设用地密度
定义:建设用地密度=单个区县内建设用地面积总和/县域总面积, 单位是% (见图4) 。
建设用地密度结果呈现如下规律:
(1) 研究范围内呈现“T”字形的用地密度。
在研究区内, 有两条明显的高建设密度带, 一条为从昭通—昆明—文山 (红河) —越南老街—越南河内方向, 另一条为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保山—德宏—瑞丽—缅甸腊戌—缅甸密铁拉方向。
这两条高密度建成带的形成是由于历史上多方面的原因。首先, 是早期形成的“古道”原因。其次, 是历史上人口延古道迁徙对这一分布特征的加强。另外, 近代的发展使得这一分布特征继续加强, 如法国殖民时期从越南老街经文山河口一直修建到昆明的铁路系统, 使得昭通—昆明—文山 (红河) —越南老街—越南河内这一条建成区密集带形成。此外, 由于昆明在历史上为大理南诏国的防守前沿, 使得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保山—德宏—瑞丽这一连线两侧人口密度较大, 而大理—缅甸腊戌—缅甸密铁拉为古代大理国进入东南亚诸国的交通要道, 造成了这一密集带形成的原因。
(2) 沿着我国边境线建设密度都很低, 且我国一侧的密度普遍高于另一侧。
沿着中越、中老、中缅边境线一侧, 建筑密度很低, 除了中越边境的部分地区之外, 其他边境地区的建设用地密度都呈现我国高于另一侧的状况。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两方面的:自然环境方面, 边境地区大多是地形险峻的山区, 人烟稀少, 很多地方被原始森林所覆盖, 由于大多地形属于横断山脉纵谷区, 使得很多直线距离很近的地区无法翻越山脉, 只能绕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山路;历史发展上面, 边境地区一直人口稀少, 人口数量一直没有得到明显的增长。所以边境沿线的建设密度普遍较低, 在我国境内一侧, 由于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入, 建国之后, “支边”也使得云南地区的人口数量增长明显, 对云南边境地区的人口数量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3) 滇中地区是研究范围内建筑密度最高的地区。
在研究范围内, 滇中地区是建筑密度最高的地区, 因为在这一地区, 是云南的两个最大的“坝子地”——曲靖地区和昆明地区, 并且这个地区有滇池等湖泊, 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 滇中地区的城市扩张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造成了当前这样的建筑密度格局。
3.2.2 平均斑块个数
定义某个区县的平均斑块个数=单个区县内斑块个数/县域总面积, 单位为个/百平方公里 (见图5) 。
(1) 平均斑块个数较高的区域仍然具有“T”形的结构。
从平均斑块个数来看, “T”形的结构更加明显, 延云南东部片区, 平均斑块个数密度大多大于20个/百平方公里, 另一片区为曲靖—昆明—保山—德宏片区, 这一沿线的斑块个数大多为30个/平方公里。
(2) 以河口为中心的中越边境延续了“T”形区域的斑块个数特征, 其他边境地区出现明显的断层。
从图5可以看出, 滇西南地区 (临沧、普洱等地) 的斑块个数集中在10—15个/百平方公里, 越靠近边境地区, 平均斑块个数越小, 只有瑞丽、孟定口岸、版纳口岸这三个地区的平均斑块个数略高, 之所以在边境地区形成这三个地方的斑块个数密度较大, 原因如下, 瑞丽和孟定口岸地区是因为交通条件造成的, 因为缅甸的NH3号公路和34号公路分别与我国境内的233省道和214国道在这两个地区相连, 使得这个地区的交通条件便利, 斑块个数较多 (建成区比例也较高) ;版纳口岸地区由于有西双版纳, 且这一地区有澜沧江—湄公河将中缅老泰相连, 使这一地区成为有名的“金三角”, 各种贸易活动活跃, 平均斑块个数较多。
(3) 缅甸、老挝靠近边境的省份中, 斑块平均密度普遍低于云南沿边地区。
在研究区内, 缅甸地区只有瑞丽—缅甸腊戌—缅甸密铁拉沿线的斑块个数略高, 由于地形和交通的作用, 这一地区的人口相对较多, 斑块个数也较多, 其他地区虽然建设用低密度较大, 但是由于这些地区人口相对较少, 人口聚集的结果是并未形成很多的村镇, 所以这些地区的平均斑块个数普遍较低。
3.2.3 斑块类型分布
将每个区县内的斑块按照斑块面积分为四类, 分别为0.5平方公里以下、0.5—1平方公里、1—2平方公里和2平方公里以上, 计算各个区县这四类斑块的面积和在各个区县建成区总面积中的比例, 得到如下图所示的结果。
(1) 0.5平方公里以下的斑块分布特征:缅甸老挝越南沿边境线呈现高比例带, 滇西南地区为次高比例带 (见图6) 。
如图6所示, 沿着边境线两侧, 0.5平方公里的斑块的面积比例是最高的, 特别是孟连口岸、打洛口岸对面的缅甸第二特区、第四特区, 这两个地区0.5平方公里以下的斑块面积比例几乎全都达到了100%, 缅甸这些特区的经济文化同中国云南联系较为密切, 对中国的经济文化非常依赖。在语言、货币、民族文化等多方面都与边境线另一侧的云南有着极高的相似度。这些地区由于经济落后, 聚落规模都非常小, 全部都小于0.5平方公里。老挝及越南和云南交接的边境线两侧0.5平方公里以下的斑块面积比例也达到了90%以上, 这些地区的斑块面积也几乎全是0.5平方公里以下的斑块构成的。
而一线之隔的云南边境地区, 0.5平方公里以下的斑块面积所占的比例明显小于边境另一侧的比例, 表明在云南边境地区, 与周边国家相比, 云南的斑块面积相对较大。
滇西南地区的0.5平方公里以下的面积比例为次高区域, 在保山—临沧—普洱地区形成了0.5平方公里以下斑块的高分布带, 由于地形的原因, 这个西—东南走向的狭长地带与昆明所在的大坝子地隔断, 这个地区在历史上也是茶马古道的一条重要线路, 从普洱市到大理经西藏运往印度, 所以有很多小村寨沿线分布。
(2) 0.5至1平方公里的斑块分布特征:集中分布在山地险峻、森林植被保存完好的滇西北及克钦邦禅邦西部地区 (见图7) 。
其中, 缅甸克钦邦和禅邦的西部片区此项比例最高, 大约为20%左右, 正如上文所述, 这个地区由于人口规模偏小且地形以原始森林为主, 使得人口聚集, 村庄规模较大。在滇西北地区这一比例也较高, 在10—15%左右, 原因与缅甸地区相似, 山地与森林等自然因素使得聚落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作用, 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聚集起来借助他人的力量, 交通条件的落后也使得新斑块的产生变得困难,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使得这些地区虽然建设密度和平均斑块比例都较低, 但是, 在斑块构成类型上以0.5至1平方公里的斑块为主体。
(3) 1至2平方公里的斑块分布特征:与建成区密度、平均斑块密度呈现出相似的“T”形结构, 表明在这些建成区密集的地区这一类型的斑块相对集中 (见图8) 。
1至2平方公里的斑块分布也呈现出T形结构, 一条为曲靖—玉溪—红河—河口—越南老街, 在这些地区, 此种类型的斑块占各自面积总和的8%—10%左右;一条为楚雄—丽江—德宏—瑞丽—缅甸腊戌—缅甸密铁拉沿线, 在这条沿线, 此种类型的斑块占各自面积的13%—15%左右。
这两条带上面, 无论是建成区密度还是平均斑块密度都较大, 是云南发展的最为成熟的两条发展带, 加上自古代以来形成的交通条件, 在近代不断得以加强, 使得这些地区的聚落发展成熟, 1—2平方公里的斑块面积在总面积中占的比例较大。
(4) 2平方公里以上的斑块分布特征:散点状分布于研究区内的主要城市所在地 (见图9) 。
2平方公里以上的斑块在各个城市所在地所占的面积比例较高, 如曲靖市麒麟区、昆明市、安宁市、呈贡县、大理州大理市、丽江市古城区、德宏州芒市、临沧市临翔区、楚雄州楚雄市等, 以及缅甸的密支那—八莫地区、木姐、腊戌、景栋—孟林地区和越南的奠边府。在这些城市所在地, 2平方公里以上的斑块面积占总面积的30%—50%, 个别地区甚至占到了80%以上。在这些城市周围, 圈层关系并不明显, 2平方公里以上的斑块所占的面积比例降到10%—15%。
3.2.4 斑块空间分布特征总结
研究范围内呈现明显的T形发展带, 瑞丽与河口是云南与周边国家相连的节点地区。
通过对研究范围内的建设用地密度、平均斑块密度和斑块类型分布的分析, 可以将研究区内的斑块空间分布特征总结为三个方面:
(1) “T”形城镇聚集带
“T”形的城镇聚集带一条为从昭通—昆明—文山 (红河) —越南老街—越南河内方向, 另一条为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保山—德宏—瑞丽—缅甸腊戌—缅甸密铁拉方向。这个T形城镇聚集带表现为较高的建设用地密度 (1%以上) 、较高的平均斑块个数 (20个/百平方公里以上) 、高1至2平方公里斑块面积比例 (10%以上) 。这个地带的形成是由于早期的交通条件引起的人口沿交通干道向边境地区的迁徙, 使得这个T形地带具有了早期发展的基础, 在这个T形城镇聚集带上, 少数民族以傣族、白族、纳西族为主, 这些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水平在云南当地算是比较高的, 加上近代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得对外贸易在这个T形城镇聚集带上逐渐兴起, 并形成了以瑞丽和河口为代表的对外贸易活跃点。通过这两个主要的边境口岸城市, 云南省内的这一T形结构向缅甸和越南延伸, 与这些国家的主要城镇形成了主要的发展轴线。
(2) 高原坝区缓慢发展地带
主要集中在越南、老挝、缅甸和云南共同围合出的滇西南地区, 这个地区在空间特征上表现出较低的建设用地密度 (0.4%—1%) 、较低的平均斑块密度 (10—15个/百平方公里) 、很高的0.5平方公里以下斑块面积比例 (80%以上) 。这个地区由于横断山区余脉的作用, 使得该区域与滇中城市群相隔离, 在这个地区, 由于茶马古道的原因, 具有一定的交通条件和斑块聚集基础, 但是历史上这个地区由于远离中原地区、环境险恶、交通不便, 一直以少数民族为主, 且这些少数的经济文化水平较低, 有11个少数民族都是在解放初期才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 如景颇、僳僳、怒、佤、德昂、拉祜、苗、瑶等, 如沧源佤族自治县, 有80%以上的人口都是由佤族构成的。而与这些地区一线之隔的缅甸、越南境内, 也是由于地形、政治等原因, 属于该国落后的地区, 地形原因使得边境两侧无法形成边界的贸易通道, 使得这些地区发展缓慢, 大多数的村镇都属于较为落后的原始农业模式, 主要种植香蕉、橡胶、甘蔗, 但由于耕作技术落后, 加上交通运输不便利等外部原因, 使得这些地区效益不高, 无法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
(3) 横断山区落后发展地带
这一发展地带主要集中于滇西北地区、相邻的缅甸克钦邦中北部地区以及大部分的边境线沿线地带。这个地区的空间特这表现为很低的建成区百分比 (0.4%以下) 、很低的平均斑块个数 (2—4个/百平方公里以下) 、较高的0.5—1平方公里斑块面积比例 (10%—15%) 。在这个区域, 由于属于横断山区, 并且有大量的森林植被, 使得这个地区保持着较为原始的风貌, 另外由于横断山脉使得交通极为不便利, 所以这个地区的贸易活动也极其不活跃, 由于不便利的外部环境, 使得人口稀少, 人们聚集生活以便共同抵御恶劣的条件, 造成了这个地区独特的建成区特征。
4 结论与讨论
(1) 历史文化、自然地形、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共同构成了研究区域内的人居聚落格局。
呈现出来的人居聚落格局, 其结果表明分布格局与该区域的历史文化、自然地形、当代社会经济发展都有很强的联系规律:自然地形提供了发展的平台, 历史文化 (如古商道、少数民族文化等) 形成了最初的聚落格局, 当代社会经济发展 (如铁路、公路、经济区建设等) 将历史的格局强化, 并使得新的地区出现了聚落的增长与加强 (如景洪地区) 。
(2) 区域人居聚落分布规律明显, 区域内存在发展不平衡格局。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在整个区域内, 人居聚落的分布规律与地形、交通呈现出密切的联系, 使得区域内呈现明显的T形分布格局, 这种格局也使得主要交通两侧的聚落成为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 而建设用地密度小、平均斑块个数少、单个斑块面积也小的地区, 其经济发展也较落后, 由于自然资源 (如地形、湖泊河流、植被) 的差异, 研究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大部分地区较为落后, 少数地区聚集发展较好, 而近年来交通条件的改变更加加剧了这种现象。
(3) 口岸发展条件差异很大, 边境地区依然是发展的薄弱环节。
在四个交接的边境地区, 是发展最为薄弱的地区, 除瑞丽和河口口岸借助历史条件、当前优越的交通联系和繁荣的对外贸易发展的较好之外, 大部分的边境地区都是该区域内发展最落后的地区, 虽然边境沿线存在14个一类、二类口岸, 但是这些口岸由于发展阶段的原因, 还未能有效的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通过进一步的调研发现, 由于边境口岸紧邻着的国外地区还存在战乱、交通不衔接、对岸人口稀少、对岸赌博和毒品泛滥等原因, 使得我国云南地区的边境口岸一直处于发展缓慢的阶段。
(4) 如何挖掘本地资源, 寻找发展途径是落后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
研究区内由于地形的原因, 使得地区分割明显, 商业流通、经济发展都受到一定的限制, 在地形平坦的地区, 能够借助规模优势, 经济条件发展较好, 而山区由于与主要城市的隔离, 使得自身优势条件无法发挥出来, 此外, 由于历史的原因, 在这些地区分布着不同的少数民族, 这些少数民族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地区特色, 如何挖掘本地资源, 从中寻找发展的契机是当前落后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Bhalla, A.A.and Qiu, S.Poverty andInequality Among Chinese Minorities[M].London, NewYork:Routledge, 2006.
[2]Giersch, C.P.Asian Borderlands:The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M].Cambridge, MA:HarvardUniversityPress, 2006.
寻找西南联大 篇11
“我特别钦佩西南联大人在政治、经济压力下仍然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民主、学术自由、思想多元化，以及对不同意识形态和学术观点的包容。这种价值，是最佳的中国传统和最佳的西方传统的相结合，它不仅是中国大学最鲜活的血液，也是全世界的。西南联大人使得这种原则成为了西南联大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西南联大能够在漫长而黑暗的战争年代中存在的基础，这确实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在世界教育史中写下了独特的一页。”中国史专家、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易社强说。1971年到1972年间，易社强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偶尔读到一本题为《联大八年》的书，这本书让他深信西南联大对于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有深远的意义。
易社强说：“他对于西南联大的钦佩，甚至说热爱，是多年来和其师生接触中逐渐加强的，在一个国家生死救亡的关头，还有人肯定学术自由以及多元性的价值，是非常了不起也非常少见的。”易社强觉得在这一点上，中国迄今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超越西南联大。
后来的命运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举行最后一次常委会，标志着西南联大正式结束。三所大学各自复员。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昔日联合组成西南联大的高校们在这次院系调整中结局迥异——南开大学此前已由私立改为国立，调整又大力扩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保留，而且还接受当时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则仅仅保留工科院系。
西南联大的学生也有着不同的人生命运。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曾经于西南联大就读的何兆武，在《上学记》中总结了西南联大学生的三种命运，大抵上一种是搞学术的，努力向学，真正有高水平，无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现在都已是名家。一种是参加民主运动或搞政治活动的，解放后大多成为大小领导。何兆武把自己归为普通的第三类，“或者做教师，或者做点什么别的工作。”
南开大学化学院教授，院士申泮文告诉记者，据他的统计，1938年至1946年期间，西南联大的理学院和工学院中，按教师和学生的总人数计算，平均每12位师生出产一位院士。地学(地质、地理、气象)三系，院士成材率高达＆1。文科院系则没有这么幸运。1952年，社会学系被取消，1978年恢复时，健在的昔日研究社会学的学者多数都已经超过80歲。
易社强的调查
1973年，易社强开始有意识地在美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搜集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1980年，易社强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第一批美国交换学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常驻昆明的美国教授。他访问了至少100多位西南联大人，包括学生和老师。
易社强的老师是费正清，他来到北京的时候，西南联大的大师级人物还健在，比如冯友兰、金岳霖，他们都是费正清的老朋友，易社强就揣着费正清的介绍信去拜访。
令易社强觉得有趣的现象，是他想在宾馆里采访某个联大校友，但是那时人们不愿意单独被采访，总是带一个朋友来，因为害怕单独一个人跑到外国人住的宾馆。当时有些地方还没有对外国人开放，幸运的是，易社强当时的接待单位是昆明师范学院，即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他们帮助易社强联络去蒙自等地访问，但不包括四川叙永。
“他们说对不起，我们是云南的一个单位，你想去四川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易社强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去旅行采访非常困难，资料并不是想看就能够看，“要看地方，要看单位，要看个人的态度，要看运气。”
民间收藏者
2003年，云南师范大学新闻系新生龙美光入学，当时，他对西南联大的认知仅限于“一二·一”运动——作为西南联大的有形遗产，云南师范大学保存了西南联大的旧址，也承继了西南联大的血统。
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进校的新生人手一册，很多同学不是很感兴趣，龙美光却悄悄地保存下来。后来则发展到专门搜集西南联大的史料，他有一个四层的书架子，其中两层都是关于西南联大的书，国内出版的所有相关作品，他几乎买齐了。
他还搜集西南联大相关的物件，如今已经有50件左右，他的稿费甚至生活费都投入了进去。龙美光最心爱的西南联大藏品是梅贻琦的一份手札，“是用毛笔字一个一个抄下来的，很工整，很有文化功底，感觉得出来。”
“原来中老年人知道西南联大的人多，现在青年人也知道了。”比龙美光动手还要早20年，搜集西南联大物品的陈立言，以前曾经任过基层修理厂厂长，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西南联大。
陈立言告诉记者，“如今你们北京的人来旅游，都要到昆明旧货市场，都买西南联大的东西。校徽、纪念册、书、毕业证、通知书，什么都买。手稿更不用谈。”陈立言看中的《联大八年》一书就被一个北京人买走了，令他耿耿于怀。后来终于淘到，“这么一本薄薄的烂书，卖几百块。”陈立言告诉记者，他的藏品，清华大学曾有意收纳。
西南联大与“实用主义”
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是《西南联大·昆明记忆》的作者，该书分三册，包括《文人与文坛》、《文化与生活》、《学人与学府》。上个世纪90年代初，余斌开始研究并撰写有关西南联大的文章，那时的杂志都觉得很新鲜。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也开始查找闻一多的资料，涉足西南联大的研究，令他意外的是，这么辉煌的成就几乎就没有人总结。
闻黎明认为，关于西南联大以回忆录讲故事的方式多，真正从宏观角度研究的少。而且实用性很强，几乎是宣传缺什么，就从西南联大的历史里找什么。比如过去只谈民主运动，现在需要人才，又谈培养人才的重要性。
而早年的西南联大的遗迹正在消失。当年大师们的故居，如今自然地成了废墟或被推倒建了高楼，“大部分都已经被毁灭了。”曾经为此专门拍摄照片纪念的余斌告诉记者。
生于1984年的龙美光在网上建立了西南联大虚拟的纪念碑。刚刚毕业，现在云南民族中学担任文秘工作的龙美光，甚至建立了一个网上的梅贻琦纪念馆，他还计划用“80后”的视野，写一部西南联大的书，主题是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龙美光告诉记者，现在读大学80％为了就业，有一部分人读研，但也很功利。他想探讨，在这个功利的时代，该怎么看西南联大。
最后的聚会
2007年10月27日，北京，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的会场，贴着“联大精神，永放光芒”的标语。有坐轮椅来的，有老伴、儿孙搀扶来的，更多的是三五成群，白发老人热烈地握手。即使年纪轻的，也有80多岁。大部分人很难等到下一个10年聚首。
86岁的何兆武告诉记者，他参加校友聚会
的主要目的就是怀旧，因为还有人叫他“小何”。1939至1946年，他在西南联大度过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那是他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采访中，何兆武一再谦逊地认为自己是“不成材”的那类。他把自己归结于报废的一代，因为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大炼钢铁”“下乡劳动”。何兆武回忆一次领导讲话，那领导说：“大家要注意啊，你们人在农村就要心在农村，不要心还在北京，想着哪篇文章还没有写完。”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何兆武才得以开始集中精力搞研究。此时他已近60。
他的著述，如“历史研究中的—个假问题”“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等论文都曾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
1998年，何兆武获得首届“正则学术促进奖”。颁发理由是：“半个世纪以来，何兆武先生秉承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的学风，在极其困苦的环境下，勇于思考，笔耕不懈，为现代汉语思想学术做出了长久的贡献。”
91岁的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中科院院士申泮文，正忙着写还原西南联大本来面目的纪念文章。计划中的一章是“和谐校园、兼容并包、学术与思想意识的自由王国”，其第一节是《西南联大人群思想意识状况的分析一思想意识中庸的非黨人群占绝对优势》。
除了依然坚持教学科研，开设教育博客，申泮文管的“闲事”还包括为恢复南开中学校产的努力、参与民间对日索赔。他告诉记者，他赞同西南联大校友邹承鲁的话：“知而不言有罪”。
接受完访问，91岁的他骑上自行车扬长而去。自称“强悍”的申泮文成为南开大学的著名一景，成为学生口中“上坡不下车，下坡不刹车”的骑车“九段”高手。
更多的西南联大校友，默默地承担起命运的重荷。
辽宁鞍山85岁的1944级校友林光民，刚刚出院，接受了记者的电话访问。林光民早年毕业于经济系，留美获得硕士，曾给上海市长陈毅写信，要求参加革命。后来分配到鞍钢。因为曾参加“远征军”，林光民在鞍钢下属的厂子中过了20年。落实政策后，林光民回归本行，在鞍钢经济研究所当了研究员。林光民在美国的儿子希望他写下自己的这段经历，作为家史收藏。
也是1944级校友，当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帅子凤，住在湖南汉寿县城关敬老院。他骨折瘫痪在床，82岁的老伴黄世惠接受访问。现年84岁的帅子凤，担任过吴宓的助教，曾就职于贵州大学和武汉大学，也是昔日“远征军”的一员。曾被错判入狱，后来回到原籍，从汉寿一中退休。老伴收入不高，帅子凤退休工资只有1000多元，但坚持给云南的希望小学捐款。老伴黄世惠表示，“当然要捐款，他是那里毕业了的。”
2006年8月，由几位80多岁的西南联大校友自发编辑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四级通讯》(终篇)问世。结尾是“更正”与“附言”，因为一年前的通讯录已经发生不少变化。编者在“附言”中写道：
“在上列变更中有15位学长去世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咱们谁闭上眼，都不算‘短寿’了。我想，学长们都想得通!咱们的《通讯》真正就停止吧。”
回头再看《西南印象》一课 篇12
本文就教师们针对《西南印象》观后发表的一些评论,及音乐课改中的一些问题作点滴探讨。
一、关于音乐课的导入
音乐课如同其他课一样都存在导入的环节,其方法众多:故事导入法、图画导入法、猜谜导入法、问题导入法、情境导入法、复习导入法……但无论是何种导入法,它都应该服务于接下来的音乐教学,而非其他。
《西南印象》的导入,以多媒体呈现秀美的西南风光,配以浓郁的西南风情背景音乐,由教师向学生抛出一个小小的问题:“同学们,你们知道贵州、云南、广西位于祖国的哪里?”这个导入实际融合了情境导入、问题导入两种方法,为下面引出本堂课的教学内容做好了时空及情感上的铺垫。叶圣陶先生说:“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与亲。”学生情感的触发,往往与一定的情境有关,多媒体的呈现正是起到了创设情境、让学生置身于特定的西南情境中的作用。而且,教师所提的问题简单易答,符合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水平,能让学生在课的开始就获得成功的喜悦,从而亲近老师、亲近课堂。
有教师点评说:“在导入的时候,教者用提问的形式,问云南、贵州等地是我国的哪个地区,我觉得如果播放一些西南地区的有名的山水以及有代表性的服饰,可能更能抓住学生的眼球,激发学习兴趣……”
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些常态课乃至评优课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为了营造所谓的氛围、体现学科综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教者会在导入时利用多媒体播放大量的无关于本课音乐内容的地理、历史、人文等方面的图片、录像,一晃四五分钟甚至七八分钟就过去了。如此,学生的眼球是抓住了,课堂也一下子被“炒热”了,但却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一点———音乐课的音乐性,演变成了地理、历史、语文课的导入。不少课例证明,过了这段热乎劲儿, 待回到正题时,学生的兴趣则是一落千丈,前面的“热炒”导入变成了画蛇添足。记得听过一节以“水”为主题的音乐公开课,导入部分大约有近十分钟时间让学生在听、看通过不同方式倒水时所发出的声响和呈现的形态,与后面所教授内容完全“皮肉分离”。这样的导入设计意在何处?无论从与课的内容结合来看,还是从导入的时长来看,都算不上好的设计。
二、关于多声部歌曲教学
2012年南通市暑期教师全员网上远程培训,笔者作为基层管理员和辅导员,曾经发起“关于多声部歌曲的教学”的活动,得到许多教师的响应,大家讨论热烈跟帖积极,但近99%的教师认为较难。教师们说:“我也尝试过在课堂上进行多声部的歌曲教学, 但是花了好长时间最后的效果并不是很好……”“多声部歌曲的教学比较难……”“在课上,简单的可以和一和,难的都以失败结束,达不到和声完美统一的效果……”“合唱的确是大部分音乐教师遇到的麻烦问题,刚刚唱的各自声部很好,等到一起唱的时候就全部变成了高声部……”由此,多声部歌曲教学历来被教师们视作雷池,教学中总感到学生不能唱好,于是避难就易只教一个主旋律声部彼彼皆是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更不用说在展示课、比赛课中进行多声部合唱教学。
笔者所上《西南印象》一课,重点内容便是进行《赶圩归来啊哩哩》第二课时的合唱教学。该歌曲合唱部分曲谱如下图:
从谱例上可以看出,两个声部节奏型相同,上下方两音的音程大多数相距纯四度,这给教学带来一定的便利。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这首曲子合唱部分同一小节的两个声部的曲调似乎是一种“问答”式的对应关系。于是,在教学中可采取化整为零、化难为易、两个声部分小节的“接龙式”的演唱办法训练。
训练曲谱如下图:
如此演唱熟练后,再分声部将各自的曲调连唱,然后再严格要求控制各自音量的前提下进行合唱,果然事半功倍,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很轻易地掌握了。最后一步将整首曲子完整地演唱, 一首齐唱加合唱的作品在短短的音乐课上顺利完成,达到了有效教学之目的。
有教师点评说:“×××老师上的《西南印象》,两声部歌曲的教学通过巧妙的形式对学生进行启发引导,再通过力度、速度、情感的渲染,最后形成了和谐美妙的歌声……”
诚然,这种训练方法并不适合所有的合唱。就像有的教师跟帖说:“合唱训练应从轮唱学习开始,有了轮唱的基础,再进行合唱训练……”这也不完全正确,因为涉及到声部间的和声问题,并不是所有的歌曲都可以进行轮唱的。
笔者认为,多声部歌曲教学不妨试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①培养兴趣感受美。让学生多听多看,让其觉得这个有意思,虽然大家唱的曲调不一样,但是那么的和谐统一,进而感受到美,至少对多声部的演唱不那么反对。听听通俗音乐里的多声部演唱,调动起学生学习多声部的演唱兴趣是一个不错的办法。②克服畏难心理。实际工作中,教师避难就易只教主旋律,这首先从心理上就给学生一个暗示:多声部的歌曲演唱,真难,还是算了吧!如果教师是这样的心理,那何谈学生呢?因此,教师必须首先打消这种心理,寻求合适的教学方法(比如语言激励———你能行,能唱得像录音里的那样美;小试牛刀———从最简单的开始,让学生极易获得成功……)帮助学生克服畏难心理。③技术训练层面。关于多声部合唱训练,众多的专家高手已给出了答案。笔者以为音准训练方面应该让学生多做听音练习(单音———形成固定音高、音程———培养旋律感),多做模唱训练;节奏训练方面,可以由易到难,分组进行不同节奏型的合作练习。如果说合唱训练仅仅解决了音准、节奏的问题,那还远远不够,因为那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的,后期还有声部合成、歌曲整体处理等。
三、关于整合与综合
教材资源整合、学科综合不等于上课内容的拼凑、叠加。合理的整合、综合是有筛选的,是为音乐教学服务的。反之,则可能演变成融语文、历史、地理、美术等其他学科的“杂烩”课。如学唱《春晓》前,开展竞赛看谁背诵的有关“春”的诗词歌赋多;欣赏《羊肠小道》,则先把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地理知识讲上一长串……
《音乐课程标准》强调:“在实施中,综合应以音乐为教学主线, 通过具体的音乐材料构建起与其他艺术门类及其他学科的联系。”
《西南印象》一课,让学生了解西南少数民族的器乐、常见的演唱形式等是仅次于合唱教学的一个环节。在介绍乐器巴乌时, 笔者整合资源果断舍去凄美动人的巴冲与梅乌的故事的讲述,而是实地演奏将要欣赏的《渔歌》片断,既让学生领略到乐器柔美的音色,又为欣赏做好铺垫。欣赏《什么结籽高又高》时,始终抓住其“对唱”的演唱形式这一音乐要素,富有传奇色彩的“刘三姐”传说一带而过。而侗族大歌,则是通过一段简短的视频,让学生自主寻找其有关音乐方面的特征,如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等。关于风雨桥、鼓楼等教材上有所介绍的,本课例丝毫未涉及,因为它们并不在音乐之列,但引导学生将其当作课外延伸阅读,丰富知识,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