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平衡（精选6篇）
司法平衡 篇1
一、舆论监督及其在我国现今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要搞清舆论监督, 首先我们要知道舆论为何义?古今中外, “舆论”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明确的, 只是在表述方面有所差异。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 具有相对的一致性, 强烈的程度和持续性, 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1]那么什么是舆论监督呢?在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从范围上给舆论监督做一个大致的划分。因为在我国通常所说的“舆论监督”与本来意义上的舆论监督有较大的差别, 它实际上是“新闻监督”, 因为大众传播媒介通常被称为“舆论界”。但这里我们要从另外的两个角度来划分舆论监督即广义上的舆论监督和狭义上的舆论监督。从广义上看, 舆论监督就是指公众监督。即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识形态, 对各种权力组织和其工作人员, 以及社会公众人物 (包括记者) 自由表达看法所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2]而狭义上的舆论监督即是媒体的新闻舆论监督 (简称新闻监督) , 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抨击或批评。[3]现今社会上的舆论监督绝大多数情况是指媒体监督。但这并不意味着广义上的公众监督无用武之地。
实际上狭义的新闻监督和广义上的公众监督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首先, 公众监督是媒体监督的力量源泉和坚实的后盾。正因为有广大的公众作为后盾, 媒体的监督报道才能有如此之大的威慑力以至引起拥有国家公权力的机关高度的重视, 才能使各种违法犯罪、贪污腐败的行径无处藏身。其次, 新闻监督能最有力的引导和反映社会舆论。社会舆论是公众意见的汇集也是公众情绪的反映, 公众是其主体。其潜在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但社会舆论常常是分散的、自发的, 很难跨越时空, 深入人心, 形成一种相互呼应的强烈效果。它必须借助新闻媒介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意志,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新闻机构利用媒介工具对社会公众舆论加以引导从而形成新闻舆论。新闻舆论一旦形成, 其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一般的社会舆论。
新闻舆论监督与其他监督方式相比有六方面的独特优势:a.其覆盖面特别大, 只要一经报道全社会就都知道了;b.与群众直接见面, 能更大程度的引起共鸣;c.有预警作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患于未然;d.新闻舆论监督本身就是一种置于公众监督之下的监督, 因此其搞暗箱操作是非常困难的。e.新闻监督可以与其他监督形式并行, 使它们的监督作用大大加强;f.新闻监督是各种监督的监督。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4]我国宪法也规定了公民享有监督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5]从党的宗旨和政策来看舆论监督也是允许并且可行的。
二、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意义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一国宪法之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判断该国民主政治程度的必要标准。按照洛克的观点:“人类结合成国家, 把自己置于政治之下, 其伟大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全他们应有的财产和权利。”[6]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国家的权力实际上源于公民的个人权利, 而国家成立的目的就是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公权力有着本质的扩张性, 如果不对其进行规制那么其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是必然的。法律的作用特别是公法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确定国家公权力的范围、公民权利的种类、国家机构的设置及其权力的行使方式。可即使是拥有最完善的法律制度的规范, 公权力侵犯社会权利的事件也是常常发生的, 这时就需要我们用立法和行政权之外的第三种权力来进行救济, 这就是司法权。我们所谓的司法通常是指在社会某种纠纷产生之后, 个人或者社会无法凭自己的力量进行公正裁断的时候, 而能发挥裁断作用的特殊社会机制。[7]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决一定的社会矛盾及其相应的涉法冲突。它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因冲突着的各方无法自主的解决纠纷, 而为其设定的由国家专门机关予以裁断的解决纠纷的机制。在我国司法机关主要是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而人民法院则更多的执行着司法所要求的最终裁决解决纠纷的行为。因此也成为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既然司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 那么公平的解决纠纷, 做出公正的裁断也就成为了司法的本质要求, 也就是司法公正, 它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的程序, 将国家规定的实体法按照公平、公正原则和合情合理原则来处理司法活动中的人和事的时候, 所体现出的一种公平价值和一种公正的司法实际效果和社会效果。[8]司法公正不仅促进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 切实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不法行为的侵害, 还使司法赢得公信力从而树立法律的权威。反之则会导致国家秩序的紊乱、经济发展的混乱及公民的合法权利遭到侵害。
司法公正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a.理性化的公正。这是程序公正的最高形式。即在司法过程中, 把正义的法律和法律所应有的正义精神现实地应用于纠纷的解决。b.形式的公正。这种模式并不考虑所适用的法律的正义价值如何, 而严格地依照现行的法律解决社会冲突。c.主观上的公正。即冲突主体对于冲突事实的真实感受和自认为正当的权益要求与诉讼裁判结果一致。d.过程的公正, 这是最为直观的公正, 其意味着在整个的诉讼过程中公正地对待作为当事人的冲突主体, 保证冲突主体有足够和充分地表达自己愿望、主张和请求的手段及行为的时空间。
司法公正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始终坚持司法公正, 反对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 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固有体制的缺陷和长期的法制不完善, 我国在司法过程中依然是漏洞百出:首先, 我国司法独立尚不完全, 特别是经济和人事上的不独立使得过多的外界干涉扰乱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行使其权力。其次, 我国司法系统工作人员的素质仍是尚待提高, 司法腐败现象越演越烈。再次, 程序公正的价值在我国仍然没有树立起来, 我国司法系统大多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造成刑讯逼供、诉讼程序走过场等情况时有发生。最后, 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使得上述的情况不能得到有效的揭露和惩罚, 以致让很多责任人逍遥法外。由于体制上的固有问题在短时间内不能解决, 因此加强监督机制特别是舆论监督是在短时期内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
1. 加强和规范新闻媒体的监督。
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有赖于新闻媒体的报道、传播, 以此置司法于阳光之下, 使其接受大众的监督, 这也是公开原则的要求, 它有利于促进司法的公正和社会效益, 有利于对广大群众进行生动的法制教育和宣传。“在审判尤其是刑事审判过程中, 反应灵敏的新闻界常常被视为有效司法的助手。”
2. 强化社会公众的监督。
我国宪法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以监督及提出批评、建议或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9]实际上, 由于法律观念的淡薄及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等原因, 社会公众的监督可谓微乎其微。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根本不接受只有纸上权利的社会公众的监督, 群众对司法工作人员“笑脸相迎、热情款待”, 人家还未必给你办事, 这又怎敢冒然地批评、检举和控告呢?即使偶有控告、检举, 也往往以事实不清为理由, 置之不理。社会公众监督是促进司法清廉、公正的重要途径之一, 如不能切实落实公民的宪法监督权利, 司法的权威和法院的正义形象、地位便难以在人民群众心中定位。
三、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作用
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的两方面, 这是不可质疑的真理。同样舆论监督也是一把双韧剑, 如果适当的运用它就能弥补我们现有司法体制的不足, 促进司法公正。从“刘涌案”[10]中我们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应和新闻媒体的大力报道才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 因而依法判处刘涌死刑。辽宁高院二审判决不公的原因我们不得所知, 媒体也没有这方面的权力去质问。但通过对“刘涌案”整个立案、侦察、审查起诉和一审判决过程的全面而真实的报道, 把一个罪大恶疾的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呈现在了我们面前。毫不夸张的报道犯罪事实、情节和手段等给了受众最深刻的印象引起了公众的共鸣。很显然, 高院对“刘涌案”的审理不乏回应舆论之意, 但综观整个审理过程, 媒体没有大势的宣传自己的观点而是尽力的平息公众的怒气让其相信法律、保持克制。公众也没有刻意的在网络或是其他传媒工具上发表过多的言论。大家都在平静的等待着最终的判决结果。“证据确实、充分, 适用法律准确无误”。最终高院在舆论的监督之下做出了公正的判决, 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公众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法院也在没有外界干涉的情况下做出了公正的判决, 司法的公正得到了维护。这就是舆论监督的正面力量。
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够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是因为其威慑力, 但前提是其适度的运用, 如若不然便会诱发一场“媒体审判”从而误导公众甚至是妨害司法公正之实现。“王斌余案”就是最好的例证。王斌余系外出打工的民工, 因讨要拖欠工资不成愤而起杀机, 造成四死一伤的重大后果。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王斌余死刑。后者提出了上诉。就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媒体知晓了此事。但在对事件进行报道之时, 记者们普遍存在着对王的同情和对拖欠工资的包工头吴新国的反感。于是大量的报道充斥着王斌余被拖欠工资后的悲惨生活以及其在讨薪过程中的不幸遭遇, 其中不乏失实的报道。一时间群情激愤, 大家纷纷表示了对王的同情与支持, 和对现行刑法制度的不满。甚至有些公众运用网络宣传:“刑法是富人的保护伞, 是专门用来整治穷人的工具。”等不适当的言论。此时公众的一致意见是王不能被判死刑, 甚至根本不犯罪。他是无辜的是被逼的。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正是这些言论给二审的法官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几乎形成错判, 但最后主审法官还是顶住压力维持了原判。本案中王斌余的犯罪动机险恶, 手段残忍、后果严重, 按照法律的规定理应判处死刑。讨薪并不能成为其杀人的借口。定其杀人罪并判处死刑在刑法意义上讲是非常适当的。首先, 他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讨回拖欠的工资但其并未尝试。其次, 在讨要过程中对方并没有重大挑衅行为。再次, 即使是王因为被拖欠工资而生活困苦但其杀人行为也不能因此而改变, 定其杀人罪是适当的。其他原因只能作为影响量刑的因素存在。新闻媒体在本案的报道中不仅严重失实, 违反了新闻真实性这一重要原则。而且还在法院终审判决以前发表了自己对本案的看法。严重影响了公众的判断形成了“媒体审判”。给法院及其审判工作人员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妨害了司法公正的实现。这已经严重超出了所谓监督的范围, 而是向着干涉的方向发展, 是为法律所不允许的。我们在以后的报道监督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
四、正确处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问题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媒介与司法都是在党的领导下, 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且两者都有维护正义与公平的使命, 他们是不应该处于根本对立态势的。但在具体操作中, 也确实出现过新闻媒体不大正确的意见压力, 影响司法公正的事件, 当然也出现过司法压制正确舆论监督的事件。矛盾在于二者社会职能与工作性质的差异:
a.新闻媒体的职业特征就是报道新近发生的动态的东西、超常的现象;而司法对待纠纷的态度是消极的, 按照法律规定的管辖权限和程序去解决纠纷。这就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闻想报道、愿报道的一些关于司法方面的事件由于法律的规定而未能报道的情况。只能以自己对本案的观点做外行的分析。
b.媒介要求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报道, 而司法审判的时效相对要宽松得多, 这就造成了有些新闻媒体为抢第一手资料而擅自的对案件的发展做自我推断, 因而错误的引导受众的情况。
c.新闻语言力求标新立异, 而司法讲究用词严谨, 前后一致。正因为这样有的新闻媒体在报道法律方面问题时由于不懂专业术语因而用自己理解的词语代替造成法制报道失实的严重问题。
d.新闻事实是记者的所见所闻或采访所得, 而司法事实是指以法律为准绳, 有确凿的证据的事实。这样的差异往往出现由于新闻记者主观的影响而对案情采用不同角度的报道以致跟案件不符的情况。
e.舆论监督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 而司法代表着国家强制力和终局裁量权。司法是司法机关代表国家依照法律解决纠纷的一种行为。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都是由法律严格规制的。其不能越权执法。但舆论监督没有一个适当的度, 而且其监督更多是从道德层面来看问题, 由于不懂或缺乏应有的法律知识, 舆论监督的主体经常会过分的干涉司法审判工作, 妨害司法公正的实现。
出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矛盾是正常的, 关键是要寻找二者之间平衡点, 以更好的发挥舆论监督的优势, 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由于中国国民素质的限制, 想要过分的依靠公众的监督近期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这里着重要讨论的是如何处理好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之间的平衡问题:
1.在新闻媒体方面为做到监督适度, 正确的引导舆论。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应该从以下几点入手:
(1) 新闻媒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提高法制报道的水平。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他担负着报道新近事实, 提供各种信息以及向社会各界传达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等使命。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纲领的确定。新闻媒体又多了一种使命这就是对法治进程进行监督。由于我国媒体普遍缺乏法律监督意识, 从以往的报道来看 (特别是一些影响较大的综合性报纸) 很少是真正涉及到法律方面的。即使有也是在社会新闻版穿插。这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法制快速发展的需要了。因此当前最紧要的问题是提高媒体法制报道的水平, 增加专门的法制报道版面, 增大人员和物质方面的投入。
(2) 法制报道从业人员的素质亟待提高。从当前形势来看很多从事法制报道的记者都没有经过具体而细致的法律培训, 他们对法律事件的认知和报道更多的是从道德方面去观察。但道德和法律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在很多情况下它们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这时就要求我们从事法制报道的记者们尽量的从法律的角度去分析和观察事件的发展及最终的结果。但没有经过具体法律培训的人员不会了解立法者制定这条和道德相互冲突的法律的原意为何。他们更多的只会从道德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以致得出不利于判决的结论, 然后用他们的理解去引导大众从而妨害司法活动的进行及其公正的实现。例如在前不久的“见义勇为遭索赔案”中采访本案的记者由于缺乏相关的刑事法律的知识。在报道中过分强调死者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抢劫嫌疑犯, 一味的强调被告是见义勇为, 其行为是正当防卫的一种 (显然其没有请教过相关方面的专家) 。正是这样的报道引发了公众的不满, 纷纷谴责原告亲属“不要脸”、“垃圾就该死等”, 还利用互联网发表了支持被告的宣言书。此举也引起了成都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立即授予了被告人“荣誉市民”的称号。结果由于压力过大法院裁定驳回了起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闻舆论引导的巨大作用。也看到了因为其从业人员的素质不高, 不能正确的对待此次法律事件, 从法律的角度思考问题因而给司法公正的实现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加大力度提高人员的素质, 培养其法制观念也是当前提高媒体监督水平的重要举措之一。
(3) 新闻媒体在进行法制报道时要注意报道的策略问题。司法活动和新闻报道活动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矛盾。为了不影响司法活动的公正进行, 新闻媒体在报道方式和策略上应该和平常的报道有所不同。
由于司法活动相对于新闻的及时性来说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它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新闻媒体所需要的最终结果。因此新闻媒体在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应该是分阶段连续报道, 而不能适用一次性报道的方式。
在报道中新闻媒体应当尽量接近真实性, 不能对案件内容做过多的渲染和修改, 更不能对案件材料做断章取义的报道。
新闻媒体在进行法制报道的时候切记不能在法院做出判决以前, 私自对案件进行分析、对结果进行推断, 造成我们所谓的“媒体审判”等情况的出现。
新闻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的时候要把报道同党和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司法活动和新闻舆论监督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社会的常治久安。新闻舆论对司法行使司法权进行监督是必要而且应该的。通过媒体的报道把我们的司法活动展现在公众面前, 既有利克服“暗箱操作”, 防止“司法腐败”也利于培养公众的法制意识, 树立法律的权威。但新闻舆论的监督要有个度, 并不是什么内容都能去监督的。例如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法律明文规定是不能公开审判的。这时我们的媒体就应该主动尊重法律的规定, 而不是去煽动群众的“热情”, 干涉审判活动的进行。另外在对一些案件进行报道是要分清主次, 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不能因一己之私或是想扩大影响就盲目的报道甚至是虚假的报道。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不仅违反了新闻的党性原则也是公众所不允许的。
2.在司法机关方面主要的是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 要改变态度, 正确对待传媒监督。消除对传媒的成见, 将依法应当公开的案件做到真正的公开审理, 把审判活动置于媒体置于大众的监督之下, 确保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和人民的知情权, 并利用其澄清事实, 宣传人民法院的工作情况, 求得媒体与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同时也借此机会对公众进行法制宣传, 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法制观念, 树立法律的权威。
(2) 加强自身建设。司法腐败及司法改革滞后是我国传媒介入司法的社会背景和重要原因之一, 当代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不信任, 对法院工作的某些不理解甚至反感是由于司法部门工作的长期缺陷所造成的。此外媒体的越权报道和虚假报道也是造成现在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倍受质疑的原因之一。要改变这种局面惟有从司法机关自身做起, 加强自身队伍建设, 按照党的十六大的要求, “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 严厉打击司法腐败;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司法活动, 加快司法改革步伐, 进一步增强司法的独立性, 减少司法公正对外界因素的依赖。
司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们必须重视。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缺陷要求新闻媒体对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舆论监督, 将司法机关的整个活动通过新闻媒体展示在公众面前。对内有利于促进司法机关内部工作, 防止“司法腐败”, 对外则给那些妄图通过金钱和权利干涉影响司法工作的单位和个人以威慑, 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 从而使司法独立真正的得以实现。只要掌握好尺度, 把握住策略, 运用好方法, 就能实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注释
1[1]陈力丹:《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 载《新闻与传播》2003年第9期
2[2]陈力丹:《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 载《新闻与传播》2003年第9期
3[3]孙旭培:《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同舟共济》1999年第7期
4[4]文正邦:《宪法学教程》, 法律出版社
5[5]中国宪法第35条:《宪法配套规定》, 中国法制出版社
6[6]罗素:《西方哲学史》, 商务印书馆
7[7]卓泽渊:《法学导轮》第四版, 法律出版社
8[8]程荣斌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第2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9]中国宪法第41条:《宪法配套规定》, 中国法制出版社
10[10]王梅芳:《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 武汉大学出版社
司法平衡 篇2
摘要：在结束不久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依法治国”第一次成为全会的主题，为司法公信力问题的根本解决提供了契机。本文以依法治国为精神指向，从利益平衡入手，分析利益的冲突与平衡对我国司法公信力树立的影响，通过分析司法公信力建设的困境，提出相应的建议，为我国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指引新路。
关键词：利益；正义；司法；公信力
一、概述
（一）司法公信力理论
司法公信力是指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司法权，使司法过程和司法结果易于接受，从而对法律产生信赖，是公众对司法活动的信任与期待。法律的存在是为了解决矛盾和纠纷，而司法过程就是连接当事人与法律的桥梁，当人们运用法律解决问题时，心中就会有一种法律信赖，信赖司法公正、有效、公平的化解矛盾，从这个角度讲，司法公信力是一种司法上的信任，是司法对公众权利的保障。换角度讲，司法公信力要求司法机关在裁判过程中独立、公开审理案件，坚持正义，此时的司法公信力是对司法裁判的思想指引，是构建和谐法治社会的利益平衡手段。
（二）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是法律存在的前提，法律的作用就是解决冲突，平衡利益，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得到平衡，社会公众的利益得到平衡，那么人们就会对法律信任，从而形成司法公信力。
1.个人利益间冲突。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构成的基本细胞，作为理性的个人，每个人都期望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权利与义务总是相对应的，权利的数量与义务的数量总体上是相同的，所以过度追求自身利益就会导致个人之间利益发生冲突，此时法律的出现就要化解个人利益冲突，平衡利益，进而在个人利益平衡的基础上树立司法公信力。
2.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可视为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部分构成整体，整体是部分的依托，当个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势必要损害到社会整体利益，如公共资源利用上，当个人为自己利益过度利用或损害公共资源时就会损害其他社会整体利益，因此要确保社会利益就要适当限制个人利益，个人所在乎的是眼前利益，而社会整体利益则着眼于长远，从长远上保护社会利益，既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又不忽视眼前利益，而法律则是实现这一利益平衡的手段，而司法公信力的树立则是利益平衡的保障。
3.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在司法过程中，无论是诉讼过程还是诉讼结果，都要公平，特别是在诉讼过程中要严格适用程序规定，才能实现公平，才能息诉止争，才能发挥法律的利益平衡作用，才能树立司法公信力。但是，法律也要效率，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效率是法律的价值之一，法律的低效率不仅不能及时化解纷争，而且不利于法律正义的实现。因此，法律要平衡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二、我国现阶段司法公信力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司法公信力的困境
1.司法公信力整体水平较低。当前，我国司法案件中存在各种申诉、再审改判的情况，特别是“信访不信法”现象的滋生蔓延，“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信访潜规则极大地影响了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此外，司法中刑讯逼供、证据不足、同案不同判等司法不公现象的存在都直接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发展，导致我国司法公信力水平较低。
2.司法公信力建设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近年来对司法公信力的理论研究很多，在理论层面对司法公信力建设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推动了司法公信力的建设，而两大诉讼法的修改也为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提供了契机。但是，司法公信力建设大多数停留在理论层面，很多建设性意见并没有有效落实，这种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的做法直接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建设。
3.重点化、系统化程度差。重点化差指司法公信力建设没有抓住重点，所谓“治泉找源”，司法公信力的建设必须从源头开始，仅针对一些制度做适度调整是不够的，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并且进行系统化规范性管理。系统化指将司法公信力建设视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实体法中的各个制度要逐步完善，程序法中各项制度要认真落实。当前二者建设存在分离现象，没有形成完整的对接，致使实体无保障，程序无依据的局面，导致司法公信力低下。
（二）原因分析
1.社会环境因素。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同，政治经济发达地区司法价值观高，法律意识浓，法律发展快、具体应用程序具体完整，法律在社会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大，司法公信力水平高。而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司法资源不足，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私了”成为解决问题的普遍方式，加之司法队伍匮乏，司法人员本身法律素质较低，法律信仰不高，适用法律能力较差，无法发挥法律平衡利益的作用。
2.法律与习惯、政策的冲突。众所周知，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和僵硬性等不足，需要其他规范弥补，习惯作为法律的非正式渊源，在法律规范中发挥着一定的补充作用，而某些地区却过分发挥习惯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使得法律形式化，危机法律的地位及司法权威。政策同样是影响我国司法公信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政法委打着政策的旗号对案件进行“协调”，纪委直接干预司法等，这些都影响司法公信力建设和司法权威树立。
3.相关法律制度影响。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有上诉、申诉的权利也可以通过上访、信访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是这种规定也给当事人机会使其过度行使自己的权利，使得我国法院的既判力受到挑战，既使案件无限期延长，裁判久拖不决，又加剧了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当事人把败诉的原因归结在法院身上，影响司法权威。
同案同判是一般人对司法适用的最基础理解，而当前却存在司法同案不同判现象。使司法的终极目标——息诉止争，彰显正义——大打折扣，降低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任程度、破坏了法律的稳定性和统一性理论，影响人们对法律的认知，无法发挥法律的指引和规范作用，直接影响我国司法公信力的建设。
三、平衡利益，提高司法公信力
（一）立法过程中的利益平衡
立法是国家机关将一定阶级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活动，是对社会资源、社会利益进行第一次分配的活动，是利益平衡的过程，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必须平衡社会利益、个体利益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特别是平衡好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在立法过程中要兼顾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从而树立司法公信力。
（二）执行中的利益平衡
执行难也是司法面临的重要问题，在执行的过程中要平衡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有时单纯的物质执行无法平复当人事受到的损害，需要进行精神上的惩罚，因此单有必要将物质与精神相结合，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效解决矛盾和纠纷，实现利益平衡。
（三）司法过程中的利益平衡
司法过程中的利益平衡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法治活动的低效率不利于公平的实现，公平的实现有利于提高法治活動的效率。其次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法官造法”，由于法律的制定受一定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天生具有滞后性，这使得“法官造法成为必然”，但是法官造法并不是任意的，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法律所做的解释，在要严格遵循一定的规则不能任意发挥。最后，要平衡法律和习惯适用上的冲突，习惯的适用必须以法律为基准、为准则，才能实现利益均衡。
（四）司法理念和法律信仰的培养
浅谈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篇3
所谓的舆论监督是指公民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众人物的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的批评、建议, 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体现, 是人民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基于宪法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这三大公民权利而派生的一种监督行为, 在实践中通过媒介将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 这本身就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 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 也是落实审判公开的宪法原则的体现。
舆论监督作为制约司法的手段之一具有其独特的特征, 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是舆论监督的公开性。众所周知, 新闻、报纸、网络等媒体作为重要的大众传媒工具, 其受众具有很高程度的广泛性和公开性, 新闻媒体能够为绝大多数的民众所接触到。其次, 舆论监督具有其独特的引导性, 它能够直接反应民意, 并且监督内容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民众对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问题的评价。再次, 舆论监督具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虽然舆论监督能够反应民众所想与所求, 但是在现阶段, 舆论监督受利益与道德等因素的驱使, 而对社会各方面, 尤其是司法活动的公正性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正是由于舆论监督具有如上的几个特点, 导致了它对于司法公正的两方面影响, 首先是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转型期, 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 社会上存在着多种利益的冲突, 因此司法机关责任重大, 能否做到公正司法, 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新闻舆论监督作为我国社会主要的舆论监督形式, 其对于司法公正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新闻舆论监督使司法权的运作趋于透明、公开, 促使其沿着法制的轨道正常运行, 使司法公正真正得以实现。同时, 舆论监督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手段。在现实社会中,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可能滥用权力, 要防止这种行为, 就必须对权力加以限制。实践证明, 仅仅靠立法、行政及司法三个职能机构相互制约和监督还不足以保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 因而有人将新闻舆论的影响推向监督层面, 并比之为“第四权力”。新闻自由的一项有效功能就是传播信息、形成公意、造就舆论, 帮助公众实现知情权, 并对公众权力实施者进行监督。司法活动是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所当然应能纳入新闻媒体的视野内, 并成为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舆论监督不仅在程序上可以防止执法者滥用权力, 而且可以在实体上防止裁判不公, 成为防止司法腐败的道德防线。
在当代社会, 舆论监督是审判公开的必然要求。作为司法制度的核心内容, 审判公开的一项应有之义就是允许公民旁听, 允许媒体进行报道。在审判活动中, 法官代表国家对各种纠纷进行判断和裁决, 其司法运作过程与结果, 不仅事关当事人在权利义务方面能否各得其所, 更与能否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全社会公平和正义休戚相关。而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进行公允和翔实报道, 将法庭与社会连结起来, 进而使司法活动置于大众监督之下, 避免了“暗箱操作”, 以公开促公平, 以公平保公正。舆论监督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它是保障人权的客观需要。在司法程序中, 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 被追究责任的人是以弱者身份出现的, 他常常被与社会隔离开来, 要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心声变得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 允许新闻媒体以社会观察者的身份介入司法活动, 不仅是对司法机关的监督, 也是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诉讼权利不受侵犯的保证。由此可见, 就从司法活动本身的作用看, 媒体监督的价值应当是以外在的力量帮助和促进司法机关实现司法公正, 这与司法机关遵循自身的程序规律、追求司法公正是殊途同归。
舆论监督虽然对司法公正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新闻舆论监督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舆论监督得当, 会极大地促进司法的公正。反之, 新闻舆论监督也会干扰司法, 影响司法公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司法公正的前提是司法必须有权威性, 如果司法机关没有权威可言, 那么司法公正将不可能实现。新闻媒体往往曲解了舆论监督的概念, 认为舆论监督就是进行批评报道, 而不适当进行正面的报道, 影响了司法机关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大大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 最终影响了司法的公正。
第二, 新闻舆论监督往往以“媒介审判”的形式出现。对于某一案件, 新闻媒体经常在法院尚未作出判决之前, 用道德评价的标准评判案件, 进行有倾向性的报道, 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 严重影响了法官的公正判决, 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第三, 媒体监督的“官方色彩”形成不良司法压力。我国的传媒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 这无形中加剧司法机关在案件处理中所承受的压力。披上政治外衣的媒体对司法实行监督, 具有不平衡性, 从实质上来说是其他权力借助媒体对司法权的侵犯。
第四, 媒体监督混同政治、道德与法律。新闻媒体通常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 为了追求新闻的财富效应, 在政治、道德与法律面前, 在事实与社会评价之间, 媒体往往遵从于政治和道德, 而将法律问题隐蔽化, 将法律的运作视为隶属政治和道德的活动, 这就导致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细节乘虚而入。从而造成舆论的评断与法律标准下的结论有时大相径庭, 偏离法律航道的“媒体审判”对司法公正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面对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我们应立足国情, 找到二者作用的平衡点。要实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最根本的是实现舆论监督的法治化, 用法律来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传媒同时要追求经济利益, 因而传媒的舆论监督也要受到监督, 任何权力即使具有无可质疑的正当性, 一旦没有监督, 就可能变得压迫人和剥夺人。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的监督:首先, 新闻舆论监督不得损害司法的权威性, 司法的权威性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 如果司法机关没有起码的权威性, 那么司法公正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新闻媒体实施新闻舆论监督不得损害司法的权威性。维护法律与司法的权威, 这是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工作的基本准则。新闻记者应该尊重司法的权威性与独立性, 避免干扰司法, 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其次, 要严格限制媒体介入司法审判的时间。媒体介入司法审判程序的时间是否恰当, 直接关系到审判机关的公正审判, 因此严格限制媒体介入司法审判的时间是司法公正实现的重要保障。新闻报道与司法审判在时间观念上有一定的差异性, 新闻报道对时效性要求很强, 记者通常是尽最大的可能在第一时间将事件报道出来, 而司法审判则必须按照法定的诉讼程序来进行, 这就导致了记者通常为了抢新闻而不顾司法审判的程序, 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再次, 新闻媒体不能进行“媒介审判”。“媒介审判”是新闻舆论监督中经常存在的问题。媒介审判是指媒体在司法机关尚未作出判决之时, 以自己所认同的道德标准对案件进行评判, 作出有倾向性的报道。媒介审判不仅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 而且可能会引导公众对案件进行错误的认识, 进而影响司法的判决, 影响司法公正。媒体在案件的审判结束之前所作的倾向性报道不仅是越权的, 而且是违背现代法治理念的。因此, 必须通过法律来规范媒体的行为, 避免其滥用监督权, 进行“媒介审判”。
在对舆论进行必要限制的同时, 我们应该适时改革司法, 避免新闻舆论监督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要提高司法工作者的素质, 减少司法工作人员对外界的依赖。我国处于法制建设的初期阶段, 司法工作人员素质还不够高, 他们在审判的时候, 由于专业素质不高, 以致于其底气不足, 过多地考虑了判决的社会接受程度, 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而没有以法律为准则, 导致司法的不公正。因此, 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 使其树立以法律至上的观念, 自觉抵制外界对审判工作的不良影响, 真正做到依法审判, 维护司法公正。与此同时, 我们要同步构建起媒体与司法机关沟通的新渠道———司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现代社会既要保障媒体的监督权, 又要保证司法公正, 要兼顾二者, 那就要加强媒体与司法机关的交流, 这就需要构建媒体与司法机关沟通的新渠道———司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司法机关要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 司法机关应该通报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案件的进展以及可报道的程度、范围等等, 这样既确保了媒体以及公众的知情权, 同时又可以防止新闻媒体的不正确报道, 以便达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是当今社会实现公正的两大重要手段, 只有最大限度地减少、弱化、避免舆论与司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在二者博弈中寻求和谐共处、基本平衡与良性互动, 才能更好地发挥传媒的监督作用、维护司法公正, 才能更好地建设现代民主与法治社会。
摘要：舆论监督对司法的公正性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能否运用新闻媒体等监督工具对司法公正产生较为积极的作用是国内司法界与新闻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作为对民意有重要引导作用的新闻媒体应当与司法公正达到平衡, 而不应受太多的道德等其他因素影响。新闻等舆论应该客观地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 以尊重司法的公正性与独立性。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公正,影响,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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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为民周泽.“媒体审判”、“舆论审判”检讨[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5 (3) .
[3]、传媒与司法[M].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4]、陈新民.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A].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 司法公正与权利保障[C].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司法平衡 篇4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社会危害性；冲突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与渊源
罪刑法定原则，指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对犯罪处什么刑，均须由法律事先明文规定，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对此，我国刑法第3条对罪刑法定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大部分学者认为，运用刑罚权以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与约束刑罚权、保障人权的统一，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面的正确的含义，它克服了西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片面性，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新的发展。1
“罪刑法定”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其第39条规定，“凡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这被法学理论界普遍认为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渊源。到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其第4条也规定：“不论违警罪、轻罪或重罪，均不得以实施犯罪前未规定之刑罚处罚之。”自此，罪刑法定主义作为“保障国民权利和自由免受强大的国家权力侵害的必不可少的一大鐵的规律”，开始成为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而《法国刑法典》则被认为是罪刑法定主义的直接渊源。
在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正式予以确立，是在1997年全国人大对原有刑法进行大规模的修订时。罪刑法定原则被纳入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推动了刑事立法的完善和进步，也被看作是我国刑事立法史上的一大进步。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一方面是对立法权本身的限制，否认国家有对公民行为进行事后的形式追溯的权利，这就是从罪刑法定原则中派生出来的刑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司法权的限制，防止司法机关滥用刑罚权，避免对法无明文规定行为的刑事追究。
二、社会危害性的界定与表现形式
社会危害性，即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或可能造成这样或者那样损害的特性。2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评判某种犯罪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应当同时具备质和量的统一。也就是说，如果某种行为根本不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刑法就没有必要把它规定为犯罪；某种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也不认为是犯罪。
传统的刑法理论，一般都将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来作为犯罪的基本特征和本质特征。即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是否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相应的危害。结合我国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的基本内容，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危害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即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基础；（2）危害国家所有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即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3）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4）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上述观点认为，刑法13条通过列举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揭示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各个方面的表现。这些方面概括地反映了在我国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基本内容。
“社会危害性”一词，并非我国首创。早在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5条中，就明确宣示：“法律只能禁止对社会有害的行为；法律无权禁止对社会没有危害的行为。”不少学者认为，宣言中的上述规定明确将“社会危害性”作为了犯罪的最本质特征，并且将“社会危害性“这一定义作为刑法中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性问题，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3
在我国，自1997年新刑法颁布后，许多专家学者开始为社会危害性在刑法理论中的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产生了较大争议。不少反对者认为，社会危害性的相关规定明显与新刑法中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甚至有学者从规范学的角度，进一步对社会危害性大加挞斥，认为：“对犯罪本质做社会危害性说的认识，无论它受到怎么言辞至极的赞扬与称颂，社会危害性并不具有基本的规范质量，更不具有规范性。……社会危害性说不仅通过其‘犯罪本质’的外衣为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刑罚处罚提供了一种貌似具有刑法色彩的理论根据，而且也在实践中对于国家法治起着反作用”。4与此相对的，不少学者却认为，社会危害性作为一项基本内容存在于我国刑法之中还是具备一定的合理性：“犯罪本质是多元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作为犯罪本质，社会危害性揭示了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这与社会危害性所具有的告知立法者为什么要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功能在逻辑上并无矛盾。社会危害性存在于犯罪概念之中符合法概念的独特要求，也符合价值主体的变易性要求。”5
三、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的相互关系
自1997年新刑法典颁布实施以后，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理论作为二项重要的刑法学内容存在于我国刑法中。对此，法学理论界开始围绕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理论相互关系等问题展开大规模的争议与讨论，主要讨论焦点还是在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理论能否并存的问题上。
其中，反对者认为，两者并存不合理，因为这是两个互相冲突、排斥的标准。以最具典型的陈兴良教授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观点为例，该类观点认为，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存在冲突和矛盾的，并认为，社会危害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词，还是个极度危险的概念，因为它使中国的刑法理论陷入苏俄刑法的泥潭中而无法自拔，这种政治色彩、阶级观念的标志性理念无疑将削弱甚至磨灭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使用的生命力。6同时，还有部分观点认为，社会危害性本身所具有的笼统、模糊、不确定性等特点，对国家的刑事法治起着反作用，社会危害性为超越法律规范的任意定罪提供依据，破坏了罪刑法定原则。7
但是，仍有部分支持者认为刑法中将二者内容并存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认为，当前我国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并非只是形式上的价值理念，而是兼顾了形式与实质的共同属性，并从实质角度强调了刑事立法的正当性和刑罚处罚的合理性。在司法实践中，将社会危害性作为刑法立法正当与刑罚处罚合理的根据，将社会危害性作为罪刑法定的实质属性，强调刑罚处罚的合理性，也是与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是一致的。
不难看出，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的相互关系，二者之间并存存在的冲突，以及能否实现平衡的问题，正是当前法学界关于研究二者之间争议的焦点，也是引起社会危害性理论存废问题争议的根本缘由。
综观上述争议，笔者的看法还是相对倾向于支持者方的观点及分析，即将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理论在刑法中并存是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主要理由如下：
（一）从出罪功能来看，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立场是一致的。笔者认为，刑法中所指的社会危害性是指被刑法化后的社会危害性，已具备法律规范的相关品质，其表现形式、界分标准等内容也是通过刑法定罪处罚的角度来予以规定，应当与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理论相区分。如刑法根据社会危害性的不同样态和不同程度，规定各类具体犯罪，形成固定的刑罚罪名；同时，也根据社会危害性的具体形式，从犯罪构成角度，为罪刑法定原则理论提供更加具体、明确的标准。由此可见，立法者将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关内容纳入刑法规定中，其根本目的也是与我国刑法的主要任务即打击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权利任务相统一的。
（二）从具体内容上看，社会危害性还是具备相对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的。笔者认为，评判一个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不能以整个社会发展阶段作为参照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必然存在有无与大小等方面的变化，但这些情形在社会的某一具体时间段内却是稳定的。这也为刑事法律的规定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当法律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内容和具体范围等是由条文形式加以规定，即具有了相对确定性。如我国《刑法》第61条明确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该规定明确要求司法人员在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要根据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来判处。可见，社会危害性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对明确性的要求。
（三）从法律适用上看，社会危害性理论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有益补充。当前，罪刑法定原则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原则，对保障人权、实现法的安全价值起到了积极作用。8但与此相对的，我们也无法否认，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本身所固有的不明确性、不周延性及滞后性等缺陷，给罪刑法定原则的有效落实以及达到预期效果所带来较大难度。如按照“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规定，司法人员对危害社会行为进行审查认定过程中，必须明确该行为在刑法中是否被规定为犯罪，否则将不能依法定罪。然后，由于法律存在的上述固有缺陷，刑法实施中难免会存在一定的法律漏洞，如果严格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许多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就无法认定为犯罪，更不能对其进行处罚，将无法有效达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立法本意。
注释
1何秉松.《刑法教科书》 [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2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上册）》[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张智辉，陈伟强：《社会危害性的刑法价值》，《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4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M]，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刘艳红：《社会危害性理论辨正》[J]，《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
6陈兴良.刑法知识论[M].北京：中國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李晓明、陆岸：《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辨析——重在从‘罪刑法定’视角观之》[J]，《法律科学》2005年第6期。
司法平衡 篇5
而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把握司法平衡的关键性问题。一般的公民都能享有基本的人权, 置于社会中能得到平等的对待, 而罪犯往往在人权的保障上被其他社会主体的有色眼镜所屏蔽。在当今的国际社会, 维护和保障人权是一项基本道义原则。社区矫正对象判定有罪之后, 被判处社区矫正, 表面上与一般公民无异, 但是他们通常会被打上前科人员的烙印或者是视为“信用不良者”, 而无形中剥夺了他们与其他社会公民的同等权利。在社区矫正蕴涵的惩罚性和恢复性二元功能中, 如果选择不当, 就可能导致刑罚和社区矫正的失衡, 进而损害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否合乎保障人权的要求已成为评判一个集体 (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 优劣的重要标准。但是, 在具体实践的层面上, 对于人权的具体定义, 以及保障人权的具体方式都没有统一的定论及做法, 导致基层司法矫正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过程中对社会服刑人员的人权尊重与保障问题经常被忽视。因而, 在新刑诉法实行的前提下, 以保障人权的要求, 如何发挥社区矫正的二元性价值, 以及如何平衡二元性价值之间的冲突, 是社区矫正发展与完善的重要环节。刑罚理念及其制度、刑罚执行方式的变革与发展, 实际上就是一个平衡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社区利益、被害人利益和罪犯利益的过程。在这个平衡的过程中, 司法的价值也在不断地自我平衡着, 法律价值的选择也随之调整, 只有改变以前那种“重惩罚、轻矫正”的模式才能在新形势下把握司法平衡性, 更加符合社区矫正的社会价值。
一、在社区矫正的监管力度上需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刑罚的谦抑性, 是指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的范围与程度, 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遏制某种违法行为和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 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遏制某种违法行为和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 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在社区矫正的工作中所谓的效益, 就是社区矫正产生的效果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期望。一般而言, 如果社区矫正动态适用所产生的结果与刑罚目的之间具有重合的一致性关系或者契合程度较大, 那么, 我们也就有理由说明矫正的效益是好的甚至是优于刑罚效果的, 社区矫正正是刑罚效益的体现和升华。在实践中常常发现司法矫正机关在监管力度上过于严厉, 比如对待被判处缓刑的对象, 按规定需要半月来社区矫正机关报道一次并每个月写一片思想动态汇报, 并且非常强制性的要求必须要在哪个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准时来报道, 没有顾及到由于作为一名成年的社会人所承担的工作、家庭以及社会责任, 强制的监管反而起到反效果。要尊重和保障作为一名社会公民的应有权利, 只要是合理存在的情况, 可以相对灵活的采取缓和的措施;只要是有利于罪犯的改造, 监管力度上可以在遵循法律原则的基础上适当给予放宽, 要在心理上、根源上真正的矫正, 让其能融入社会收平等的对待。
二、在社区矫正管辖问题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
在司法实践中, 就发现有社区矫正对象在户口所在地的司法机关进行社区矫正, 但是其真正的生活的城市是在另一个城市, 家人、生活圈都不在本地, 但是他要每半个月来报道一次, 由于路途遥远且花费巨大, 给他造成了非常大困扰, 长此以往反而使其产生逆反的心理, 增强其对社会的抱怨, 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也有悖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初衷。中国人民都讲究“安居乐业”, 而社区矫正也是一样, 在矫正对象的常住地司法机关进行矫正, 保证其以前的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 能够大大的增强矫正对象回归社会、融入社会的可能性。这就需要司法矫正机关要“因才施矫”, 从矫正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 制定出符合每个矫正对象自身情况矫正方案, 既兼顾效率也兼顾公平。
三、社区矫正要开展帮扶帮教的矫正工作, 使矫正对象不脱离社会、不边缘化
犯罪是社会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犯罪的发生不仅仅是个人主观意志的选择, 同时也是社会中诸多不良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因此, 对罪犯处遇的重要方面是利用社区资源来帮助罪犯复归社会。首先是有针对性的教育及心理矫治。社区矫正机构应建立教育工作相关制度, 定期组织矫正对象开展集中教育、警示教育及公益劳动, 督促一线社区矫正工作者, 及时针对每个矫正对象制定矫正方案, 开展经常性的有针对性的个别谈话教育。心理矫治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必要内容, 社区矫正机构应当建立心理矫治制度, 对矫正对象进行心理测评, 依据测评结论制定矫正方案, 增强矫正效果。其次是要帮助社会服刑人员适应社会生活, 积极协助相关部门解决他们的生活、就业困难, 落实应当享受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 对符合条件的农村籍社区矫正对象落实责任田。
社区矫正背后包含了若干深层合理的理论基础, 蕴涵着人道主义和行刑效益化的等价值理念, 是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也是社会不断进步、刑事政策日趋理性化的重要标志。社区矫正不仅体现了对人的尊严的尊重, 更重要的是满足了罪犯再社会化和实现自我发展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司法行政人员在社区矫正日常工作中要重矫正、轻惩罚, 改变工作理念, 转变工作作风, 把握司法平衡的度。通过社区矫正组织进行的社会化的教育, 使罪犯适应并顺利回归社会, 并能够增强社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达到预防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 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摘要：社区矫正蕴涵着惩罚性和恢复性的双重属性, 在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我国新刑诉法的背景下, 如何把握惩罚和矫正的关系面临着新的要求。如果选择不当, 就可能导致刑罚和社区矫正的失衡, 进而损害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在社区矫正的司法平衡性上的把握必需以矫正为主, 在社区矫正的工作力度、人性化管理、帮扶帮教等方面上从人权的平等对待、回归社会的角度把握司法工作中的惩罚性与恢复性的关系。
司法平衡 篇6
关键词：新闻舆论监督,司法公正,冲突,平衡对策
1 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新闻舆论监督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舆论监督得当, 会极大地促进司法的公正。反之, 新闻舆论监督也会干扰司法, 影响司法公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 有些法制观念淡薄的媒体人员往往在吸引公众“眼球”上大做文章, 这就导致许多与事实不符的细节乘虚而入。甚至有些新闻媒体曲解了舆论监督的概念, 认为舆论监督就是进行批评报道, 而不适当地进行一些带有个人倾向性评价的报道, 影响了司法机关在公众心中的形象, 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 最终影响了司法公正。2006年4月3日上午, 兰州市榆中县来紫堡乡桑园子村阳洼沟垃圾场内发现一个装有尸体两前臂的包装袋。《兰州晨报》两名记者在未经细致调查、未向公安机关核实的情况下, 捕风捉影, 主观臆断, 采写报道了《残绝人寰——垃圾场惊现儿童残肢》。报道称:当日上午10时许, 兰州市城关区阳洼沟垃圾场工作人员从一个白色塑料袋发现了两条胳膊及部分碎肉、骨头等, 塑料袋内还有生姜、朝天椒等调料。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办案人员从现场分析, 认为是一起杀人碎尸案, 小孩被杀后肢解煮熟, 被害人年龄在5-8岁之间。该报道发表后, 搜狐、网易、新浪等30余家境内媒体、网站迅速转载, 特别是“法轮功”某网站也转载了这一新闻并置于头版头条。同时, 此篇报道还引发了网民的大量评论, 其中多数是针对公安机关的负面评价, 部分网民联系“甘肃骷髅事件”和“时任意大利总理指责我国用婴儿尸体作肥料”等负面报道, 发表过激言论, 败坏中国政府形象的事件。
1.2 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冲突
由于新闻舆论监督往往对具体案件进行道德评价, 以道德的标准来评判案件, 而司法审判则是要求司法人员以法律的标准来进行审判, 即进行法律评价。在现实生活中, 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活动, 往往裹挟着社会道德来评判案件, 以舆论的压力来影响司法人员的思维。对于某一案件, 新闻媒体经常在司法机关尚未做出处理之前, 用道德评价的标准评判案件, 进行有倾向性的报道, 有时甚至带有个人观点的评论, 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 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1.3 司法与媒体的社会角色和定位不同
媒体的任务是在第一时间内尽可能准确地将正在发生的, 或者刚刚发生或是将要发生或是刚刚被发现的事情告诉给公众;而司法的本质特征则是滞后的、被动的, 是在对既存的证据按照一定规则进行判断的基础上, 对过去所发生事实的一种法律上的认定, 有着严格的程序性、极高的确定性与权威性, 非经司法程序不得变更。有的媒体往往以“媒介审判”的形式出现。对于某一案件, 经常在法院尚未做出判决之前, 用道德评价的标准评判案件, 进行有倾向性的报道, 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 严重影响了法官的公正判决, 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1.4 司法人员与媒体记者素质高低不同
毋庸讳言, 当前无论司法人员还是媒体从业人员在政治素质、职业操守、法律知识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再加上人的天性有一种渴望占上风的本能, 媒体与司法作为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体系, 总是本能地希望自己的影响力能够强势, 这就导致这两个体系的从业人员也总本能地希望自己认为正确的意志能为对方所接受, 从而引起媒体监督与司法审判之间产生一定的冲突, 进而影响司法公正。
1.5 司法人员接受媒体监督的意识不强
由于司法与媒体之间由来已久的冲突, 某些司法人员本能地对媒体监督存在排斥心理。在很多司法人员心目中至今还仅是将媒体监督定性在正面报道司法工作或案件的层面上, 媒体在他们看来应该是司法的宣传堡垒, 是树立司法正面形象的阵地;而忽略了媒体对司法工作的“监督者”和“公证员”身份。这种观念上的差异导致有的司法人员对新闻记者的采访要求一概拒绝, 有的对媒体采访横加阻拦, 使得媒体报道与监督面过窄, 深度报道与监督得不到实现。
2 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策略
在现代法制国家,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密切相联, 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并监督司法权的行使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毋庸置疑, 媒体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了以其他监督形式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缺乏制约或不当的监督也给司法公正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从而妨碍或破坏了司法公正。在此, 笔者提出一些平衡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策略:
2.1 实施新闻立法, 规范新闻舆论对司法公正的监督
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实现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 要实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最根本的是实现舆论监督的法治化, 用法律来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的, 监督完善新闻立法, 规范舆论监督行为, 要尽快制定《新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构建媒介与法院有关的合理法律框架。维护法律与司法的权威, 这是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工作的基本准则。新闻记者对于司法工作的报道, 要特别注意尊重司法的权威性与独立性。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 要坚持客观、准确、公正的原则, 从客观的角度, 以还原事实真相的方式来进行报道, 仅对事实上的客观性的事件本身经过进行描述, 对其是非曲直不进行任何评判。当前,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的监督:
⑴规范媒体调查、报道案件的程序规则。新闻报道与司法审判在时间观念上有一定的差异性, 新闻报道对时效性要求很强, 记者通常是尽最大的可能在第一时间将事件报道出来, 而司法审判则必须按照法定的诉讼程序来进行, 这就导致了记者通常为了抢新闻而不顾司法审判的程序, 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对此, 我国可借鉴国外的有关做法, 通过立法赋予司法机关一定的推迟媒体报道时间的权力, 来适当限制媒体的报道时间, 对理论性的报道应尽量在生效判决做出之后面世, 对调查性报道则力求采用第一手资料, 争取做到报道与评论分开, 防止媒体过早地介入司法程序, 影响案件的公正判决。因此媒介介入案件应牢固树立“立结案”意识, 按照相关规定, 对有关新闻事实进行报道。
⑵提高记者的素质, 实现法制报道记者的专业化.从司法实践来看, 新闻舆论监督干扰司法,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专门负责法制新闻的记者都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有时记者为了追逐新闻不顾司法活动的规律, 或者单纯以社会道德的标准来评判案件, 这些都可能引导舆论向司法机关施压, 最终影响司法公正。因此, 实现法制报道记者的专业化, 是平衡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重要的措施之一。另外, 媒体应加强自律, 本着职业道德与良心对司法进行监督, 对司法过程中违法违纪行为的批评要准确。记者在报道新闻时应明确自己的目的, 注意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和隐私保护, 不过分渲染炒作, 不侵犯其他监督对象的合法权利。
⑶建立特殊的监督渠道。舆论监督的方式应多种多样, 不能仅局限于批评报道。司法机关应建立一条专门接受舆论监督的“绿色通道”, 记者可通过情况反映、内部反映、建议书等形式, 向司法机关反映存在的问题, 由司法机关在限定的时间内把调查、处理结果告知记者。记者可将调查和处理结果公之于众。如记者对司法机关调查和处理结果存在异议, 可在文责自负的情况下将自己调查的客观事实公之于众。
⑷建立不当监督处罚机制。为了防止新闻监督被滥用, 必须对新闻监督规范化、法制化。媒体有权报道和评论庭审活动, 但如果报道失误、失实, 媒体应承担有关责任。鉴于我国新闻监督责任不明的情况, 建议在新闻监督立法时, 参考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 对新闻媒体滥用自由权损害司法公正的行为, 确立“藐视法庭罪”和“诽谤罪”两项法律制度。
2.2 改革司法, 加强司法机关与媒体的协调配合
⑴司法机关要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舆论监督对司法工作的干扰, 固然有记者滥用监督权的原因, 但司法工作人员素质不高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司法审判活动中, 一方面由于部分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不高, 在司法的过程中易受外界的影响, 过多地考虑了判决的社会接受程度, 而没有以法律为准则, 导致司法的不公正;另一方面, 作为被监督者的司法机关和审判人员应当正确认识和对待新闻传媒的监督, 不应将司法活动人为的神秘化, 形成黑箱和灰色区域。因此, 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 使其树立以法律至上的观念, 自觉抵制外界对司法工作的不良影响, 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⑵司法机关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及时将群众关心的案件情况公之于众。司法机关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和诉讼的不同阶段, 确定可以公开或应予公开的内容, 定期适时地发布司法活动的信息, 以便使公众和媒体及时地了解事件的真相或诉讼的进展。这样既确保了媒体以及公众的知情权, 同时又可以防止公众的猜疑和新闻媒体的不正确报道, 达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据笔者所知, 目前很多地方司法机关已探索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但是由于制度不够健全, 加上传统观念的影响, 还没有切实发挥出该制度的优势。
⑶司法机关要“主动出击”, 发起“宣传功势”利导媒体监督。当前, 很多学者提出司法机关应该主动出击, 通过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方式, 在司法机关设立专门的部门加强对外宣传工作, 将本单位的司法、行政等活动形成宣传材料, 及时在相关的报纸、网站和电视台进行刊载和播放, 大力宣传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现在这一做法在全国司法机关中相当普遍, 从司法机关刊登的宣传文章来看, 效果是比较好的, 对“走出去”的战略在各地各级司法机关已达成共识。笔者认为, 这是司法机关对媒体监督“主动出击”的最好例证, 不仅可以满足新闻媒体报道的需求, 而且可以达到普法和宣传司法工作的效果, 加强群众对司法工作的信任。
⑷推广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与法制报道记者之间“挂职锻炼, 进行资源共享。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最大限度促进司法公正。通过“挂职锻炼”让司法工作者对新闻媒体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了解新闻媒体的运作规律及特点, 加强与新闻媒体之间的联系。促进司法成果的宣传, 达到普法和宣传司法工作的效果的统一, 加强群众对司法工作的信任。通过“挂职锻炼”还应落实在日常的工作中去, 落实在日常的制度中去, 形成良好的日常机制, 通过机制的形成来促进工作的完成。
综上所述, 从我国实行司法改革的过程来看, 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经历着“在冲突中不断演进, 在演进中寻求平衡, 在平衡中促进互动”的循序过程。一方面新闻媒体增强对司法活动的关注和报道体现了大众传媒和公众舆论对司法的监督, 并进而体现了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可以起到促进司法改革、减少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 大量的新闻报道、偏颇的公众舆论以及社会舆论的过于关注可能引起党政部门对司法机关对社会热点案件的处理加以干涉, 从而妨碍司法权的独立行使, 动摇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因此, 在这种新形势下, 既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和促进作用, 又要避免大众传媒对司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既要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 又要维护司法独立的原则和司法的权威, 这是法学界和新闻界需要共同探讨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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