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程展望

历程展望（通用11篇）

历程展望 篇1

一、我国体育体制改革历程

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 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样, 体育的巨大转变也有目共睹, 从集中型的举国体制到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体制, 从国家化到社会化, 我国的体育体制进行了一系列脱胎换骨的革新。这种改变不是在原有体制上修补, 而是一场彻底、根本的变革, 这期间有高潮也有低谷, 有改革取得的成功也遇到过不少挫折, 改革后的体制有其进步的一面, 但也存在着很多不足。

根据中国改革的发展路线, 我国体育体制的整个改革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三年调整, 形成举国体制 (1978~1980年)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上世纪70年代末期, 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一度瘫痪, 濒临崩溃, 在这百废待兴之际,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成为了中国新时期的一个转折点,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把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于是全国上下各级体委重新建立起来, 中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等体育行政机关开始重新运作。1978年下旬, 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 拨乱反正, 清除了“四人帮”在体育事业的流毒和影响。1979年2月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体育业务工作上来, 并确定了“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 侧重抓提高”的方针政策, 初步形成了奥运战略。1980年的全国体工会议则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战略, 更加确定了以竞技体育为工作的中心。这三年的调整, 三次会议的召开, 标志着中国以竞技体育为中心的举国体制正式形成。举国体制在当时生产力低下, 经济极其落后的情况下, 与我国的国情基本相符, 它集中了国家很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来最大限度地发展体育事业, 使得在文革时期被严重破坏的体育工作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运作, 并为80年代的体育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期间, 国家体委制订的奥运战略推进了竞技体育的迅猛发展, 同时, 也制订了一系列有关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的法规政策。1979年教育部公布了《全国学生体育运动竞赛制度》《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 (试行草案) 》《中小学体育卫生工作暂行规定 (试行草案) 》, 但总体来说, 由于国家“侧重抓提高”方针的引导, 群众体育与学校体育明显滞后于竞技体育, 从而形成了竞技体育一头热的局面。

第二阶段: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准备阶段 (1981~1984年) 。经过三年的调整, 中国的体育事业已基本步入正轨, 在举国体制的前提下开始对体育体制各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革试点, 1981年, 开始进行以提高体育总会、单项体育协会和行业体协的地位及作用为内容的改革试点, 1983年, 开始对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进行多方面改革, 1984年开始对体育科研体制进行改革。这一切为1986年的体育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实践上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同时, 在80年代中期, 国家体委逐步形成了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和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战略协调发展的思路。这一阶段体育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顺着三年调整的方向进行的, 以竞技体育为中心这一政策得到了巩固, 从而在短短几年内, 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令全世界震惊。特别是1984年第23届奥运会上, 中国队获金牌总数第4位, 标志着中国跨入了世界体育强国的行列, 而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中国的举国体制。

第三阶段:中国体育体制的初步改革 (1984~1992年) 。在1984年至1985年之间, 中国掀起了一股体制改革的热潮, 中央制订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等一系列改革的方针、政策, 全国的各行各业都在对旧有体制进行程度不一的改造与完善。同时, 1984年奥运会上中国队取得的佳绩也令国人振奋, 体育事业的发展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在这种外在环境及内在动力的推动之下, 1986年4月15日, 国家体委颁布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草案) 》, 为中国体育体制的改革拉开了序幕。这次体制改革的中心是由国家包办体育过渡到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 转变国家体委等行政机构的职能, 理顺体委与各方面的关系, 恢复、发展行业体协和基层体协, 放手发动全社会办体育, 并对竞赛体制、训练体制、科研体制等分别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这次改革虽然解决了当时的一些难题, 但总的来说, 改革的性质、方向尚不明确, 它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原有体育体制的修补、完善, 而未触及到根本, 因而, 旧体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如经费不足、责权不分、管办合一等弊病依然存在。

第四阶段:中国体育体制改革深化 (1992年~现在) 。1992年,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在中国大地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市场经济的确立使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变, 利益权力再次分配、社会力量有所加强, 国家的经济水平得到了提高。这时, 小政府、大社会的前提条件已成熟, 政府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包办一切事务, 下放权力给社会, 由社会办体育成为了大家的共识, 建立一种新型的、顺应市场经济基础的体制已是大势所趋。于是1993年的全国体委主任会议制定下达了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 确立了90年代体育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即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体育体制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育体制转变, 逐步建立符合现代体育运动发展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自我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在这一阶段中, 国家对体育的各个领域分别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 在1993年, 成立了14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1998年, 本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 国家体委再次进行了机构改革, 原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改组国家体育总局, 改组后的国家体育总局由国务院组成部门改变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内设机构减少到9个, 人员编制由381人减少为180人, 但主要职责不变, 这一系列的机构改革提高了我国体育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其次, 政府机关职能由过去的办体育转变为间接的管体育, 由过去的事无大小一手包办转换为以制订政策法规、实行监督协调为主要职责的宏观调控。同时, 国家也开始重视体育的法治建设, 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标志着中国体育开始步入法制化的转道。90年代的改革, 相对80年代来说, 要更为深入、更为彻底, 是一场对原有体制进行的根本变革, 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把体育社会化、产业化, 将体育与市场联合起来,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但一些深层的矛盾也随之暴露出来, 如体育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仍未理顺;全国体育总会与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依旧是虚设;又如, 虽然体育事业的法治建设有所改善, 但“人治”色彩依然很浓, 这些都需要我们花更多的精力, 更多的时间逐步去完善, 中国体育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

二、我国体育体制改革展望

从历史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体育体制的发展趋势, 可以得出我们体育体制发展的趋势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管理权限方面, 国家不再包办一切事务, 将办体育的权力交给社会去行使, 充分发挥基层单位与个人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积极性, 国家行政机关只进行宏观的决策、协调、监督, 将宏观与微观的管理结合得更紧密、更完善。第二, 体育已被定位为第三产业, 不再是福利型的事业, 因管理体育的方法不再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 经济、法律、行政三种手段的结合将是国家管理体育的主要方式。第三, 过去的条块矩形的体育管理组织结构将向垂直分化整合的组织结构转化, 分化即国家精简放权, 整合即国家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过渡, 这样减少了同级的地方政府对体育事务的干预, 又有利于我国管理体制向国家与社会共同办体育的综合型体制方向发展。第四, 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 因而多元化的管理体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存在, 在经济发展的地区, 社会办体育将占主导地位, 相对而言, 较贫穷、落后的地区, 国家行政机关将继续行使主要权力。第五, 机构设置方面, 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等社会体育组织不再有名无实, 它们将各自被赋予管理社会体育的权力, 管理中心不再存在, 各单项协会成为责、权、利统一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实体, 负责体育项目的一切进行渐进式、有序的、平稳的改革, 以尽可能不损失公民已有利益, 是理顺中国体育发展中诸多关系后的合理选择。

理顺中国体育发展中的事业与产业关系是进一步深化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 在整个社会中, 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的区别与彼此的范围界限就是经济上的私人品与公共品的界限的划分。整个社会体育中的存在着准私人品的体育产业、准公共品的体育事业和既有私人品又有公共品的混合体三种情况。属于公共部分的体育事业应该由政府来进行管理、投资和发展, 以满足人们对体育的需求。属于私人品部分的体育产业就应该由社会上的企业、俱乐部及协会和民间组织等力量来进行管理和发展。出于二者交集的中间部分就有政府和社会力量配合进行配合发展。只有这样不断的理顺各层面上的体育发展的关系才进一步推进体育体制改革, 从而为中国体育的全方面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政治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探索中, 中国体育体制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必将成为中国改革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摘要：本文对我国体育体制改革历经四个历程进行分析并对体育体制改革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体育体制,改革历程,展望

参考文献

[1]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体育概论,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2.6.

[2]张元.焦点与实质[M].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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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麦久.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与学科建设[M].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3.2.

历程展望 篇2

作者： 来源：天然气（煤层气）与管道网 浏览次数：

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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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我国最早使用燃气的城市之一，1865年，上海建成第一家煤气厂，于当年11月1日开始供气，从此开始了上海的燃气史。悠悠百年，历尽沧桑，走过140多年历程的上海燃气如今已成为上海重要的能源基础产业集团。截止2007年末，上海燃气集团拥有总资产值138亿元人民币，净资产78亿元人民币，年销售收入94亿元人民币，燃气用户511万户，地下管网1600km。员工近万名；天然气、人工煤气和液化石油气的年供应量分别为28亿m3、20亿m3和15万t。

一、发展概述

自1843年，上海开埠后，外国商人纷纷来上海投资建厂。城市逐渐发展，经济日趋兴隆。早在1861年，居住在上海租界的一些英国商人就倡议在上海生产和供应煤气，并于1862年正式发起筹建大英自来火房，选址苏州河南岸泥城浜以西(今西藏路桥西南侧)建造煤气厂及相关设施，建设工程历时1年6个月，在1865年9月建成，当年11月1日正式向用户供应煤气，主要用于照明，外滩、南京路一带开始启用煤气路灯取代煤油灯，从此标志了上海现代城市燃气乃至城市公用事业的开端。

煤气的应用在当时社会和市民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经营情况也逐步好转，并在1867年起盈利。与此同时，上海的煤气发展从其一开始就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既有煤气同行业之间的角逐，也有煤气与电力两种不同产业、不同的技术手段之间的较量。英商自来火房在同行竞争中淘汰了法商自来火行。从1882年上海出现电灯照明之后，煤气又与电力之间展开了竞争，直到上世纪20年代，电取代了绝大多数煤气照明，煤气的供应领域从光源转为热源，从而获得了发展。从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杨树浦煤气厂和吴淞煤气厂先后建成投产，到1949年上海解放，全市年总供气量为2983万m，管线总长414km，家庭用户1.74万户，民用煤气普及率仅为2.1%。在煤气正式供应上海到新中国成立前的84年中，上海城市煤气的发展速度十分缓慢。

上海解放后不久，市人民政府公用局即派军事联络员进驻英商上海煤气公司。1952年11月，市人民政府正式征用，更名为上海市煤气公司。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上海的煤气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先后对杨树浦煤气厂、吴淞煤气厂进行多次改建、扩建，1958年又兴建了吴泾炼焦制气厂(上海焦化总厂前身)，在1972年起对液化石油气实行全市统一管理经营，1984年开始兴建浦东煤气厂。以1989年与1949年相比，煤气销售量增长了近40倍，煤气居民用户数增长了75倍，国家累计投资12.3亿元，上海的城市煤气无论是制气设备、技术工艺，还是业务经营、人才培养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也为日后上海煤气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31990年4月，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用3至5年的时间，解决上海煤气供不应求的突出矛盾，实现全市基本煤气化。期间，浦东煤气厂二期工程竣工，吴淞煤气厂扩建完工，上海焦化总厂“三联供”上马，以及石洞口煤气厂建成，使全市的煤气供应能力在1994年底达到日供818万m3，液化石油气经过“三点一线”建设达到年供10万t，从而基本保证了煤气大发展对气源供应的要求。与此同时，公司在民用气发展方面迅速加快步伐，在5年时间内发展了110多万户家庭用户，实现了上海城市基本煤气化。在此基础上，公司又在“九·五”期间提出了全气化目标，并在上世纪末实现了城市全气化。上海煤气公司也被国家建委等部门评定为全国最大的煤气生产、供应特大型企业。

大发展也带来了上海煤气的大变化，煤气在供应规模、供应能力上实现跨越式发展，与之相适应的配套工程、储备设施相继建成投营，煤气生产、储备、燃气具开发等一大批科技成果荣获全国、市级奖，并涌现出了一批劳模、先进。对外交流也不断扩大，并成立了上海林内等多家合资企业。

1992年上海市煤气公司天然气公司(筹)成立，开始筹划实施东海天然气下游工程的建设。经过近6年的努力，来自东海平湖的天然气从1999年4月正式开始向上海供气，浦东作为上海改革开放的东方明珠，在比浦西地区迟用煤气123年后，一跃成为上海最早使用天然气的城区。2004年1月，举世瞩目的西气东输工程正式向上海供气，上海燃气从此进入了天然气发展的新时代。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进程中，上海燃气行业也实施了三轮重大改革。1997年6月，上海燃气实施了以“产销分离”为重点的第一轮行业改革，撤销上海煤气公司。分别成立上海煤气制气(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煤气销售(集团)有限公司。

2000年9月，实施了以“裂变重组”为特点的第二轮行业重大改革，撤销上海煤气制气(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煤气销售(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上海燃气市南、市北、浦东销售有限公司等九家独立核算企业，归口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局管理。上海煤气第一、第二管线工程公司和燃气设计院整建制划入城建集团。

2003年12月，上海燃气行业实施了第三轮改革，成立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归并吴淞、浦东和石洞口3家制气公司，浦东、市北和大众燃气3家销售公司，以及天然气管网公司和液化石油气经营公司等企业，燃气集团归口申能(集团)有限公司管理。燃气行业深化改革后，初步实现了从事业化运行机制向具有公益性特征的企业化经营机制的转变，企业管理逐步规范，服务形象明显提升，燃气行业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二、近二十年发展回顾

近二十年来，上海燃气以发展为主题、结构调整为主线、深化改革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不断满足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出发点，在加快气源建设、扩大供应能力、实现城市全气化、确保重点工程配套、调整气源结构、拓展燃气应用新领域、不断提高对外服务水平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不凡业绩。

提前实现全气化。1987年末上海管道煤气用户为99.7万户，城市民用燃气普及率不到50%。1990年4月，上海市政府决定，在5年内采取国家、企业、个人集资方式，增加气源326万m3/d，发展110万用户，相当于用5年时间去完成上海燃气问世以来125年中煤气用户发展总数(1990年末管道煤气用户114.7万户)。至1995年实际发展用户141万户，净增121万户，民用燃气普及率越过80%，基本实现城市燃气化。

“九·五”期间，城市燃气普及率继续快速上升，继静安区1995年实现民用燃气全气化后，每年有3个区实现全气化，1999年8月10日，全市城区实现燃气全气化，平均气化率达到98%，提前一年零五个月实现市政府提出的任务。同时，根据加快郊县集中城区化地区建设的要求，1996年6月，市煤气公司与松江县人民政府联手，组建上海松江管道煤气公司，并于当年年底通气点火。同年8月，奉贤燃气公司成立，1997年底通气点火。郊县“小煤气”得到改造，提高了供气质量。1999年底，上海七区的城镇实现全气化，用户普及率达95%以上。

天然气快速发展。东海平湖天然气进入上海，掀开了上海燃气史上新的一页。被列为国家“九，五”期间重点工程的东海天然气早期开采供应上海城市燃气工程，1995年9月国家计委报经国务院同意正式批准。整个工程分上、下游两部分。上游工程包括海上钻采、海底输送和天然气处理等，下游工程为输配、服务和管理。下游工程建设于1996年3月正式启动，工程投资14.8亿元，主体工程于1998年8月底建成，11月底完成调试等生成准备。1999年4月8日东海天然气下游投运气，经过五天四夜奋战，4月12日实现为上海通用汽车公司供气；4月28日起，居民用户开始用上天然气；同年7月，天然气顺利进入浦西。至2000年9月底，浦东地区实现管道燃气天然气化。

“西气东输”天然气供应上海，上海燃气开始进入天然气发展时期。2004年1月1日，上海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订《天然气销售协议》，开始接收“西气东输”天然气，并与浦东地区东海天然气高压输配管道连通，形成“东西互补、南北贯通、两环相连”，总长约500多km的上海天然气主干管网系统。2007年6月末，上海天然气用户数开始超越人工煤气用户，天然气全面成为上海燃气第一“大户”。

燃气应用拓展新领域。在实现城区全气化后，燃气行业对销售发展方向作了战略性调整，积极拓展燃气发展新领域。改造燃气锅炉，推广燃气空调和分布式供能，建设液化气加气站，发展天然气发电、化工和大工业用户，为改善城市环境，优化城市能源结构作出了贡献。至2005年底，上海燃气配合本市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共改造燃煤锅炉2000多台，为实现内环线以内“无燃煤化”，全市3×108m2“基本无燃煤区”提供了有力保障。至2007年末，共推广燃气空调686台，发展分布式供能系统12台，总装机量7112kw。天然气发电、化工和工业年用气总量超过15亿m3。

科技进步加快步伐。通过历年科技投入，建立和完善了“上海燃气生产调度管理系统”、“调度中心应急处置系统”、“燃气热线信息管理系统”、“客户信息管理系统”、“业务工程管理系统”、“燃气表具管理系统”、“管网远程监测监控(SCADA)系统”、“管网地理信息(GIS)系统”、“GPS车辆定位系统”和“煤气生产控制(DCS)系统”等一系列计算机管理系统，信息化应用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运用“燃气管道不停气快速抢修、接管技术”、“非开挖排管工艺”等，解决了生产运行和建设施工中的难题；“低压机电一体化燃烧器”和“调幅烧嘴”的开发，促进了燃气空调、燃气锅炉的大力推广和发展；“天然气改制工艺”研究，为天然气平衡利用和人工煤气清洁生产提供了技术保证；高压管道施工、管网控制、计量管理、天然气转换、人工煤气和天然气同步运行等各方面的技术运用和管理日趋成熟。

行业形象明显提升。随着用户数快速增长，燃气服务网络同步扩大，从1987年管道气6个服务窗口、液化石油气18个供应站，分别扩展到目前管道气30多个服务窗口、液化石油气20多个供应站；居民管道气新装业务原来全市只有一个窗口办理，目前实现跨区所有窗口办理。同时，燃气企业坚持把市民反映的热点列为服务工作的重点，将用户的需求转为服务工作的要求。通过建立和完善服务规范，实行公开办事制度，不断推出便民利民措施，开展创建“新风窗口”、评选“服务明星”等活动，服务质量得到持续提高。1995年11月，由上海市精神文明委员会宣布：市煤气公司在全市各行业中率先达标；2003年，燃气行业首次被评为市文明行业；2004年11月1日，全市统一的962777燃气热线正式向社会开通；2007年燃气行业连续第三次被评为市文明行业。2007年11月，燃气集团的“燃气销售服务”项目荣获中国质量协会“全国用户满意服务”称号。

三、未来展望

目前，上海燃气正在推进新一轮发展。“十一五”是上海加快实现“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的关键时期，上海燃气集团以服务本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全局为出发点，继续贯彻市政府有关深化燃气行业改革的文件精神，全力服务于全市能源战略和能源安全，围绕“发展与管理”两大主题，实现“安全供气、科学管理、优化服务、良性发展”四大目标。

平衡燃气供应，培育梯度市场。努力争取天然气增量，积极做好进口液化天然气和川气入沪的配套建设，构建天然气多气源格局。力争到2010年，天然气、人工煤气和液化气的供应规模分别达到60亿m3、18亿m3和20万t。进一步强化需求侧管理，加强市场细分和市场营销，培育梯度市场，积极做好世博园区等建设配套项目，加快推进燃气发展。

构建多气源供应一张网，健全应急储备保障体系。加快天然气主次干网及相关设施的建设，形成本市多气源供应一张网，并努力探索与周边省市形成互通互补；加快五号沟LNG扩建项目等安全储备和应急设施建设。将本市天然气基本用户的安全储备保障能力提高到15天。

确保安全生产，提高安全受控度。健全燃气管网安全运行监控、事故应急处置、社企安全用气协作三大网络。以“平安建设”专项整治为契机，提高管网安全巡查白检率，占压管总量每年净减20%以上；确保居民用户两年一次安检覆盖率和重要安全隐患处置率达到100%，家庭用户万户死亡率小于0.08。

提高服务质量，做优服务品牌。确立上海燃气服务水平在本市公共服务行业中领先的目标，确保服务规范率达到90%以上，保持文明行业称号，实现行风评议争创第一的目标。

加快科技进步，抓好节能降耗减排。健全集团系统技术管理和科技创新体系，完善科研培训中心的功能建设。通过优化生产，技术改造挖潜，将制气转换效率提高到78%以上，燃气配送损失率降至5%以下。

深化企业改革，推进科学管理。巩固和拓展集团统筹管理平台，进一步整合优化各类资源。改进完善集团的管理模式和事权划分，以及“一张网”的管理架构和销售服务的市场化模式等工作的研究和探索，深入稳步推进改革，科学调整生产关系，稳妥实施资本运作，积极推行集约化管理，不断增强集团核心竞争力。

上海燃气的发展史，也是无数“燃气人”不断追求、无私奉献的奋斗史。140多年的发展历程孕育出蓝焰闪耀，薪继火传的燃气精神，生生不息的内在因子将传承“燃气人”永不止步的进取精神。我们坚信，上海燃气的发展将不断开创新局面，谱写新篇章，再创新辉煌！

沪2015年人工煤气基本转换为天然气

2008年05月18日08:50 新闻晨报

到2015年，上海天然气用气量将达到120亿立方米左右，人工煤气用户基本完成向天然气的转换。记者昨天从上海市政科技周“专家论坛”上获悉，届时申城天然气的储备能力可以满足基本用户15天的用气量。

天然气储备拟从3天增至15天

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局副局长王以中在论坛报告中透露，“十一五”期末，上海天然气用户将增至360万户，人工煤气用户将减少至155万户，液化气用户维持在260万户左右。燃气用户总数达到775万户。2010年，上海天然气供应量基本满足全市各类用户需求，同时储备能力也将提高，争取天然气储备能力可以满足基本用户15天的用气量(目前为3天)。

王以中透露，2015年上海天然气用气量将达到120亿立方米左右，人工煤气用户基本完成向天然气的转换。2020年，上海天然气用量将达到150亿至180亿立方米，城市管道燃气实现天然气化。应急储备量也将从2010年的15天上升到2020年的30天。

专家建议燃气储罐处布设地震观测站

在昨天的论坛上，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专家赵鸣等指出，在各类自燃灾害中，强烈地震是对燃气系统威胁最大的灾害。这种威胁，不仅体现在燃气系统会在强烈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而且会在强烈地震后引发火灾、爆炸等一系列严重的次生灾害，给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极大威胁。值得警惕的是，城市地下管道工程运行时间长，抗震设防标准不高，为此建立燃气系统地震紧急处置系统已经十分迫切。

历程展望 篇3

摘 要：本文以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网络、应用、资源等建设实践，回顾高校信息化建设历程。通过建设成果供其它高校借鉴与研究。重点以“十二五”校园信息化建设规划实施过程，共同探讨未来高校信息化建设发展。

关键词：网络；信息化；网络应用；网络资源；集成；数据；共享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4）21-0060-02

一、引言

高校网络与信息化建设将推动整个教育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学校网络与信息化建设水平已经成为提升高校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衡量高等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在高校推进信息化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现代化大学的迫切需要和必然选择。哈尔滨工程大学网络信息化的建设实践，一直遵循合理规划、分步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本文以哈尔滨工程大学网络与信息化建设为例，共同探讨未来高校网络信息化建设发展方向，为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服务提供保障。

二、校园网络、应用与资源建设

1.网络建设

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综合计算机信息网于1995年9月筹建，并实现了与CERNET、Internet的互联及校内网络办公自动化，2001年我校与中国网通联建校园宽带数字网，首期工程为5000个端点，实现了 1000M干线、 10M到桌面的校园宽带数字网的建设。2005年在原来ATM155为骨干的校园网基础上进行全面改造，采用三层组网结构，同年10月，校园万兆网全面竣工开通，实现了万兆作骨干、千兆到接入交换机、百兆到桌面的整体高速覆盖校园万兆网，性能达国内高校领先水平。另外，在没有光缆覆盖的校园边缘区域，通过电话线使用ADSL进行了全面覆盖。2011年以来，多次对校园网络核心和出口设备进行全面升级和优化，实现了IPv4/IPv6双栈全覆盖。目前，校园网共5个互联网出口，4个IPv4出口，1个IPv6出口，互联网出口总带宽达到7Gbps。同时，在我校逸夫馆、21B教学楼、启航活动中心自建了WLAN无线网络，并协助电信运营商开展无线进校园工作，目前已完成学生公寓和部分教学楼共计32个楼宇无线网络的覆盖，为我校信息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网络运行基础。

2.网络应用与资源建设

校园网提供了WWW、E-mail、FTP、BBS、域名解析等网络基础服务。建立了学校网站、新闻网站、专题网站和各部门二级网站。办公系统、教务管理系统、人事管理系统、图书馆管理系统、档案管理系统、财务管理系统、实验室和资产管理系统等应用系统相继构建，在学校教学、科研、管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网络教学应用与资源方面，建设了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台、精品课程制作系统、情景教学实时录制系统、ScienceWord科技文档处理系统、网络交互多媒体课程制作系统、VOD点播系统。通过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台开展网络教学与中外远程交互教学。在网络教学资源建设方面，建设精品课程教学资源，为师生提供了200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和100多门我校各级精品课程，自主研发、引进网络课程、学校优秀课件、教学视频、教学网站、100G容量英语教学资源等；加入中国高校教育资源网成为团体会员单位，大量资源动态实时镜像到学校服务器上，方便师生学习、使用；同时引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网上开放式课程公共资源；制作转换 “世纪大讲堂”、“对话”、“百家讲坛”各类讲座、英语原版电影、“空中英语教室”、“法学教学案例”等丰富的教育教学内容，为学生自主学习开辟一个全新的网络课堂，深受广大师生的喜爱。

3.应用、集成和数据整合

根据全国高校信息化发展进程，“十一五”期间，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信息化工作的重点已从“基础网络建设”阶段，进入到“网络应用、数据信息集成”阶段。

2008年建起功能全面、运行稳定、扩展灵活、管理方便的“校园一卡通”，实现了“一卡在手，走遍校园”。依托“校园一卡通”，2011年建起学校公共数据共享服务平台与校园综合服务信息门户平台，实现了学校公共数据的共享，全校范围的统一用户管理、统一身份认证，依托认证平台，实现通过一个账号访问多个应用系统的单点登录，即应用系统集成以及综合信息服务。2012至2013年，依托学校公共数据共享平台，重点加强基础数据平台和应用系统建设，实现数据的整合与共享。以共享数据平台为依托，新建数字迎新系统，在2013年迎新工作中，全面启动数字迎新，集中新生数据，实时数据共享，新生报到、缴费、住宿等各环节实时网络管理，新生报到要完成工序的99.9%，可提前在家完成，现场实现一分钟报到；新建毕业离校系统，2013年毕业离校，通过电子“离校单”一改毕业生“转战”各部门的状态，毕业生可查看到个人需办理手续的离校项目，并办理相应离校手续，实现了离校手续的在线办理，本科毕业生通过数字离校系统顺利办理了离校手续；新建教育收费系统，学费催缴工作模式转变，实现了各部门数据实时互联互通，准确确定未交费学生数据，在校园卡消费、学籍注册、选课、开题等各个环节对学生交费情况进行有效的制约和控制，提高了学费收缴率、极大减低了各部门的工作量；系统升级与新建，财务信息系统升级，新建14个子系统；后勤信息系统升级，新建13子个系统；数据挖掘开展数据统计分析，如全校本科生成绩挂科的统计分析、本科生留级预警分析、退学预警分析、2013学生异动情况、一卡通系统消费情况分析等，将枯燥数据变成可利用的数据，为领导决策分析提供依据。

三、“十二五”末期的发展建设展望

根据“十二五”信息化建设规划路线图，2011年是规划年，2012-2013年是基础建设年，2014年是基础建设提升年，2015年是基础建设完善年，力争到“十二五”末期，初步建成与研究型大学相适应的完整统一、技术先进、高效稳定、安全可靠的信息化校园。

1.网络优化及扁平化改造

通过扁平化校园网改造，实现校园网有线和无线认证、计费、管理一体化；简化运维管理，降低维护难度，提高运维管理效率。

2.硬平台的虚拟与优化

本着大数据集中、多点数据保障、多处协同办公模式，将现有硬件设备按需求增长进行扩充，实现主要及重要应用虚拟化和实时双活，避免硬件问题出现服务中断。同时，建立冗余链路、数据备份和容灾管理系统，提供快速恢复和容灾机制。

3.建设校级应用系统

按照学校数据标准，重建科研信息系统、人事信息系统、电子校务系统、档案管理系统等。通过应用系统建设牵动基础数据平台建设，规范各应用系统数据资源的创建和使用；汇集各业务系统数据，实现系统之间数据交换；建立面向全局、跨部门综合数据应用。

4.通过应用系统建设牵动基础数据平台建设

基于数据共享与交换平台，规范各应用系统数据资源的创建和使用，汇集各业务系统数据，实现系统之间数据交换，建立面向全局、跨部门综合数据应用。

5.大数据共用的探索

通过对学校现有数据的整合、抽取和加工，实现对数据的统一管理、统一服务和统一分析，完成数据对各级领导和各级部门的决策支持，形成数据从孤立到一体化融合的大数据体系架构。

哈尔滨工程大学网络信息化建设稳步、有序、可持续推进，伴随着制度、标准、规范的不断制订与完善，已初步实现“基础网络建设”进入到“网络应用、数据信息集成”阶段。“十二五”末期，一个以“四个三”为标志的信息化体系将初步建成：三任——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任何方式——全体师生（校友）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采用任何方式都能够便捷地成为校园信息网络在线节点；三互——互联、互通、互享——全校范围内实现各类硬件平台、网络终端以及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和互享；三全——全员、全程、全域——全体师生（校友）在学习、工作、生活的全过程、全范围既能享受到完善的信息化服务又全员成为信息化的建设者；三为——为学生、为教师、为部门（院系）——校园信息化建设的一切工作必须以为学生服务、为教师服务和为部门（院系）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起全新的数字化环境，朝着信息智慧校园迈进。

无人机的发展历程与展望 篇4

无人驾驶飞机简称“无人机”, 是利用无线电遥控设备和自备的程序控制装置操纵的不载人飞机。机上无驾驶舱, 但安装有自动驾驶仪、程序控制装置等设备。地面、舰艇上或母机遥控站人员通过雷达等设备, 对其进行跟踪、定位、遥控、遥测和数字传输。可在无线电遥控下像普通飞机一样起飞或用助推火箭发射升空, 也可由母机带到空中投放飞行。回收时, 可用与普通飞机着陆过程一样的方式自动着陆, 也可通过遥控用降落伞或拦网回收。可反覆使用多次。广泛用于空中侦察、监视、通信、反潜、电子干扰等。

2 无人机的发展历程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逐步成熟, 到了20世纪30年代, 英国政府决定研制一种无人靶机, 用于验校战列舰上的火炮对飞机的攻击效果。1933年1月, 由“费雷尔”水上飞机改装成的“费雷尔·昆士”无人机试飞成功。此后不久, 英国又研制出一种全木结构的双翼无人靶机, 命名为“德·哈维兰灯蛾”。在1934~1943年问, 英国一共生产了420架这种无人机, 并重新命名为“蜂王”。

英国人在无人机的研制上捷足先登, 美国人也不甘落后。早在1915年, 美国的斯佩里公司和德尔科公司就曾研制出第一架无人机。这架无人机总重只有272公斤, 由1台30千瓦的活塞式发动机作为动力, 装在一个4轮滑车上, 草地上铺设了滑轨。飞机发动后, 带动滑车在滑轨上滑行。达到一定速度后, 飞机即脱离滑轨飞上天空, 然后由一个简单的陀螺仪装置控制飞行方向, 由一个膜盒气压表自动控制飞行高度。1915年, 这架被取名为“空中鱼雷”的无人机不仅成功地进行了试飞, 而且被装上136公斤炸药成功地进行了攻击目标试验。

此后不久, 美国陆军的查尔斯·F·凯特林又研制出一种无人机, 并取名为“凯特林飞虫”。该机颇似普通的双翼机, 总重量为238.5公斤, 可携带82公斤炸弹, 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88公里。1918年9月, 美国陆军开始试飞“凯特林飞虫”, 并于10月22日终于把它送上了天空。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一个叫雷金纳德·德里的航空专家为美国陆军研制出了供打靶用的无线电遥控机。1939年, 美国又研制出了一种上单翼无人机, 取名为RP-4。

1941年, 珍珠港事件爆发。因战事所需, 美国陆、海军开始大批订购靶机, 其中OQ-2A靶机984架、OQ-3靶机9403架、OQ-13靶机3548架。后两种靶机均安装上了大功率的发动机, 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225公里, 飞行高度达3000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美国陆军航空队曾大量使用无人靶机, 并在太平洋战场上使用过携带重型炸弹的活塞式发动机无人机对日军目标进行轰炸。战争期间, 美军还打算将报废的B-17和B-24轰炸机改装成携带炸弹的遥控轰炸机。驾驶员先驾驶这种遥控轰炸机至海边, 然后跳伞脱身, 遥控轰炸机则在无线电的遥控下继续飞行, 直至对目标进行攻击。可惜由于所需经费巨大, 再加上操纵技术过于复杂, 美军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研制计划。在此期间, 美国海军也曾研制出3种喷气式无人机, 分别取名为“格劳伯”、“富根”、“加格勒”, 但因种种原因, 都未能正式装备部队。

二战结束后, 随着航空技术的飞速发展, 无人机家族也逐渐步入其鼎盛时期。时至今日, 世界上研制生产的各类无人机已达近百种, 并且还有一些新型号正在研制之中。而随着计算机技术、自动驾驶技术和遥控遥测技术的发展和在无人机中的应用, 以及随着对无人机战术研究的深入, 无人机在军事方面的应用日益广泛, 被誉为“空中多面手”、“空中骄子”。

现代战争已是坦克、大炮、飞机、军舰多兵种之间有机配合, 空地海天电一体的立体战争。其技术之先进、杀伤力之强和危险性之大, 都是前所未有的。而无人机以其体积小、重量轻、机动性好、飞行时间长和便于隐蔽为特点, 尤其是因其无人驾驶, 特别适合于执行危险性大的任务, 故在现代战争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在1982年发生的贝卡谷地之战和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中, 无人机在侦察监视、干扰敌方雷达通信系统和引导己方进攻武器等方面, 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3 无人机的展望

如今, 无人机已成为倍受关注的重要技术研究方向。这种关注一方面来自应用需求的拉动;另一方面, 也来源于这项技术的挑战性。虽然各有关政府或机构都将其视为战略性技术而投入巨大的资源开展研究, 但就目前的现状而言, 其性能与人类的期望本身仍然存在相当的差距。这意味着, 无人机在技术上发展仍然有巨大的潜力, 许多关键技术仍然亟待突破和发展。随着高新技术在无人机上的不断运用, 无人机的性能会越来越先进。可以预见, 无人机与有人驾驶飞机协同作战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参考文献

[1]无人机的发展现状与展望[J].飞航导弹, 2005, 2.

昆山人才工作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 篇5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89年撤县设市以来，昆山完成了一个由传统农业县向现代工商城市的跨越，走出了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昆山之路”。实践表明，昆山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昆山人才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昆山人才工作也为昆山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一、昆山人才工作历史回顾

昆山人才工作发展历程大致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这一阶段主要特点是建国伊始，百业待兴，人才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步前进。历经社会主义改造、十年建设和文化大革命**三个阶段，我市人事工作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克服“左”倾思潮的影响，几经反复，初步建立起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由政府统包统配高度集中的人才工作体制。但是尚没有认识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人才的作用认识也不到位。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主，注重人才的政治历史，忽视文化素质，大多数专业人才遭受到打击和批判，人才工作在艰难中曲折前进。

第二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这一阶段主要特点是解放思想，打破束缚，人才工作在改革开放中恢复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决策后，相继提出人才强国和科教强国的国家战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逐步成为全社会的新风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我市的人才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人才工作被摆上了新的位置。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从政治上解放人才，从组织上优待人才，恢复、调整和建立了6000人的人才队伍。每年人才引进的数量从1976年的16人，猛增到1984年的258人。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广大人才以满腔的热情，贡献知识，贡献才华，为昆山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昆山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从1992年到2002年。这一阶段主要特点是与时俱进，深入改革，人才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破浪前行。东风春来满眼绿，人才工作迈向了高速发展的轨道。在这个阶段，我市建立了市人才服务公司，后来更名为人才交流服务部，继而更名为人才交流中心。由此，人才工作进入了体制化的时代。1992年，全省第一期大型人才市场在昆山举行，在全国开创了县级城市举办面向全国的人才市场的先河。人才市场进入了昆山人的视野，逐渐成为昆山人力资源配制的主渠道，成为昆山人才工作史上的里程碑。此后，昆山人才网也开始起步，人才中介纷纷出现，人才服务社会化、市场化逐渐起步。在这个阶段还相继出台了《昆山市引进科技人员及使用管理的若干规定》、《昆山市引进人才实行工作暂住证的暂行规定》，成为继深圳、上海之后在全国最早实施人才柔性流动战略的城市之一。昆山开始了大规模人才引进工作，1995年，我市人才总量超过万人，达到了13350人。

第四阶段：2002年至今。这一阶段主要特点是科学发展，人才强国，人才工作在服务科学发展中开创崭新局面。2005年，昆山被江苏省委组织部、江苏省人事厅正式列为省“人才特区”苏南试验点。昆山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在全国率先建立起贯通毕业生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人力资源市场之一，也是全国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史上第一个按照人力资源业务特点规划的市场。2008年，昆山市首开全国先河，实施亿元人才新政，把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用于人才工作。相继出台《昆山市关于加快优秀人才引进与培养的若干政策》和《关于引进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计划实施意见》，人才工作走向新的辉煌。截至2009年8月，我市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才总量超过17万人，其中博士140人，硕士2316人，有合作项目的长江学者和两院院士达到21人。昆山人才队伍建设呈现总量增长快、结构优化、层次提高的良好态势。

二、昆山人才工作的历史经验 经过六十年的人才工作实践，昆山人才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才队伍的整体实力进一步增强，各类人才总量稳步增长，素质不断提高，结构得到改善，建立起与昆山经济社会

发展相适应的人才队伍。人才作用更加凸显，各类人才投身昆山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事业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才工作的机制不断优化，基本形成了以人力资源市场为基础，党委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新格局。

（一）六十年实践表明，解放思想是推动昆山人才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的重要法宝。昆山的人才工作实践表明，不解放思想，人才工作就不能从僵化的计划经济时代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就不会确立市场在人才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更不会建立起在全国有影响的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大市场。不解放思想，全省第一期大型人才市场就不会在昆山举行，全国第一个县级城市中的博联会就不会在昆山成立，全国首个把财政收入百分之一用于人才工作的城市就不会是昆山。不解放思想，昆山就不会成为全国人才交流协会唯一的县级市常务理事单位。实践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更是永无止境。昆山人才工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人才工作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就是要从冲破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中获得新的目标、新的路径和新的动力。

（二）六十年实践表明，坚持市场机制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是保持人才工作旺盛活力的源泉。让市场机制在人才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创新意识、创造激情、创业愿望，才能实现人才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没有市场的驱动，昆山人力资源市场就不会形成网络招聘、现场招聘、猎头招聘等八大方式的立体招聘模式，就不会形成每年超过百万人进场的规模。没有市场驱动，就不会形成人才招聘、人才派遣、人力资源外包业务的全面发展。没有市场驱动，就不会产生众多的职介公司、劳务派遣公司，就不会形成社会化的人才工作机制。没有市场驱动，就不会形成昆山的人力资源服务业今天的发展，昆山的人力资源服务业就不会创造出如此巨大的规模。

（三）六十年实践表明，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昆山人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昆山人才工作的实践表明，只有坚持以人为本、解放人才，把“人才是目的”、“人才是主体”、“人才是尺度”的思想贯穿于人才工作始终，才能激发人才的积极性，才能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才能营造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善待人才、激励人才的良好环境。不坚持以人为本，就不会有“亿元人才新政”的引才气魄和力度。不坚持以人为本，就不会具备足以产生博士联谊会、留学生联谊会等联系高精尖人才的团体的土壤，不会为高端人才与政府对话构建起畅通的通道。不坚持以人为本，就不会成立优秀人才服务中心，建立起为优秀人才提供后续配套服务的各类绿色通道，不会形成一流的人才服务环境。不坚持以人为本，就无法叫响“聚人聚力汇资源、连才连智通天下”的理念，就不会形成鼓励人才创新，支持人才创业，激励人才成功，宽容人才失败，有利于各类人才干成事业、干好事业的良好社会氛围。

（四）六十年实践表明，坚持服务大局，紧贴中心工作，是实现昆山人才工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要促进发展，这是人才工作的灵魂和方向。我们只有把业务工作放在全局的高度，放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去思考、去谋划，才能不断开创人才工作的新局面，才能实现人才工作可持续发展。昆山人力资源市场要紧紧围绕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个大局，拓宽思路，主动服务，寻找人才工作与经济建设的结合点，切实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三、昆山人才工作展望

目前，昆山人才队伍的整体规模、素质能力、机构分布还不太适应昆山创新型城市的建设需要，高层次创新人才还比较匮乏，高技能人才还存在短缺现象，人才的自主创新能力亟需提高，人才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人才工作机制的障碍需要进一步突破。面临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新趋势，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促进科学发展，更具有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未来昆山人才工作主要发展方向是：一是要进一步增强以扩大就业为主的公共服务功能。致力于解

历程展望 篇6

[关键词] 务教育；体制改革；回顾；反思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 G521；G52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1128（2009）04-0061-05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教育领域，这种变化更是显著。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投入的增加以及教育管理体制的变革，整个教育事业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飞跃，特别是义务教育，不仅普及率一再提高，还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这些变化与义务教育体制改革是密不可分的。

义务教育处于整个教育金字塔的塔基，是中国教育跨越发展的基点，人力资源强国的基点和国家富强的基石，是关系国民素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工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普及义务教育提供了基本条件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到2008年9月1日全部免除城乡义务教育学杂费，我国的义务教育体制经历了深刻变革。大致来看，在这个历史时期，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可以分为以局部规模扩张为主、规模全面扩张、经费保障体制深刻变革以及全面均衡发展四个阶段。

一、改革开放30年

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历程回顾

1.以局部规模扩张为主的发展阶段（1978~1985）

198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由于工作上的种种失误，五年制小学尚未普及，新文盲继续大量产生。这种情况同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很不适应，同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要求很不适应。《决定》提出80年代在全国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1983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初等教育是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奠基工程，力争1990年前在我国除少数山高林深、人口特别稀少的地区外，基本普及初等教育。1983年8月16日，教育部又发出了《关于普及初等教育基本要求的暂行规定的通知》，提出普及初等教育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并指出当前阶段普及初等教育一般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以上，在校学生的年巩固率达到97%以上，毕业班学生的毕业率，城市达到95%以上，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达到90%左右，其他地区达到80%左右，在12~15周岁的少年儿童中，初等教育的普及率达到95%以上。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现在，我们完全有必要有可能把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当作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件大事突出地提出来，动员全党、全社会和全国各族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积极地、有步骤地予以实施”。

这一阶段，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相关政策更多地是关注义务教育普及率，扩大义务教育规模。在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上，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基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责任和权利都交给地方。相应地，在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上，《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国家财政推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自求平衡”的体制，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重心由中央和省（市）下移，这一规定基本上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奠定了基调，投资主体由级别较高的政府转移到级别较低的政府甚至乡镇和村。

2.规模全面扩张阶段（1986~2000）

1986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并于当年7月1日实施。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对于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着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到本世纪末，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重大决策。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定了到20世纪末我国教育发展的总目标是在保证必要的教育投入和办学条件的前提下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包括初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这就是著名的“两基”）。这些政策和规定的出台，为20世纪末的义务教育确定了发展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

1994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为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绘制了更为具体的蓝图，提出了“积极进取，实事求是，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原则，并以县为单位提出了“三步走”，即累计到1996年在40%~45%的人口地区“普九”（城市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农村），1998年在60%~65%的人口地区“普九”（增加了经济发展中等地区人口），到2000年在85%的人口地区“普九”（又增加了经济发展中等地区和少部分贫困地区人口）。1999年，全国共有2428个县（市、区，含145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通过了“两基”验收，人口覆盖率达到80%。

这一阶段，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义务教育发展的责任主要在地方和基层政府。1986年，《义务教育法》规定了义务教育不收学费，但允许经费不足的地方，“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城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主要用于实施义务教育”。1992年，《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收取杂费”。这样一来，教育事业费附加和杂费就逐渐成为义务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而这部分主要由基层家庭支付。1994年，国家实行“分税制”改革，财权上移，县乡两级政府财源缩减，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更加不足，为解决困境，向基层收费成了最为直接的途径。相关数据显示，1994年至2000年间，政府财政投入只占义务教育总投入的一半左右，其中还包括了从基层征收的教育事业费附加。而且各级政府投入的分担比例也不均衡，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政府全部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一级负担78%，县财政负担9%，省级负担11%，中央财政只负担2%，乡镇一级的投入部分又主要是从基层家庭收取上来的。总体来看，义务教育投资主体的下移，使教育事业费附加、杂费的收取成了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而作为被收取对象的基层家庭实际上成了这一时期义务教育投资的主体。教育事业费附加开征以后，继续鼓励社会各方面和个人自愿投资助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一些问题。虽然中央规定，不得向在校中小学生收取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各地也规定中、小学校和有关部门不得再硬性向社会各单位和农户摊派办学资金和实物，不得向家长乱收费。但是，由于办学经费严重不足，以各种名目向学生家长收钱的做法愈演愈烈。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1996年的《关于1996年在全国开展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1997年的《1997年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的意见》和《关于规范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1998年《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办学体制改革实验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以及“一费制”等，力图刹住教育乱收费这股风。

3.经费保障体制深刻变革阶段（2001~2005）

教育乱收费问题除了由学校和有关部门的违法乱纪引起以外，深层的问题是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为改变这个局面，保证教育的健康发展，义务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转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2001年，为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推进，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对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明确提出农村义务教育管理“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2002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提出了保障义务教育投入的具体措施。

“以县为主”的体制，将义务教育政府投资的统筹主体从乡镇一级提升到县一级，同时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扶持力度。这是1980年以来，政府首次以文件的形式规定投资重心上移，因为一般县级的财政要比乡级财政的实力强，所以教育经费的保障力度比原来更为有力。

在“以县为主”的体制中，国家还实行农村义务教育资金转移支付制度，弥补义务教育经费在费改税后产生的缺口。转移支付分为两种，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性转移支付。200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每年拨款50亿元用于发展贫困地区农村的义务教育，这笔专款就是一种专门性的财政转移支付，这50亿元的转移支付金“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同时，对这笔资金的用途还明确规定，只能用于教师工资的发放、公用经费的拨付、校舍建设和危房改造等。这种转移支付制度的实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税费改革给农村义务教育带来的冲击。

但是，“以县为主”的教育投入体制也有它的局限性。尽管“以县为主”的教育投入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义务教育经费紧张的局面，但是，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均衡，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县级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也是十分有限的，把“县”作为义务教育投资主体以后，其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能力还是很有限的。而且，在当时的财政格局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配比例向中央倾斜，地方的财政能力有限。

4.全面均衡发展阶段（2006年至今）

2006年，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一五”规划开始实行。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从这一阶段的特征看，主要是深化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杂费，建立义务教育的长效保障机制；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坚持素质教育，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2006年，新的《义务教育法》对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首次明确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将义务教育的统筹权力收归省级政府，加强了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和教育资源配置的统筹作用，同时强调县级政府对本地区义务教育发展负有主要责任。2005年12月24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提出要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基本原则，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同期，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决定今后5年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182亿元，农村中小学生每年每人减免学费140~180元，2006~2010年，我国将逐步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建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在全国城乡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继续增加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提高保障水平。适当提高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认真落实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措施。在试点基础上，2008年9月1日，继2007年全面推行农村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政策后，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使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实现免费上学。

除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这一时期的义务教育体制还对以下两个方面给予了重点关注。一是深入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新《义务教育法》第四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第六条对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和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二是实施素质教育，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新《义务教育法》第一次把素质教育写进了法律，该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适龄儿童、少年身心发展的状况和实际情况，确定教学制度、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改革考试制度，并改进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办法，推进实施素质教育”。

二、义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反思与展望

1.义务教育的改革发展必须有法律保障

纵观30年来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教育立法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义务教育的规定，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以及2006年《义务教育法》的修订，从法律的高度保证了义务教育的重要地位，明确了各级政府和全体公民的责任，逐步增强了义务教育的强制性。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的法律指导精神更加明确，并且大大增强了可操作性，加大了执法力度。依法办事正在成为义务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法律不仅成为义务教育发展的保障，而且指引着义务教育前进的方向。

2.义务教育的改革发展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条件下，应当充分认识义务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渐进性，对义务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应当作历史性的评价。例如，在国家经济实力不具备的情况下，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很大程度上直接来自基层，来自家庭，还不能实现全面免费。但是，社会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国家及时调整政策，规定投资重心上移，教育经费的保障力度不断增强，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我国的义务教育正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3.义务教育的改革发展各级政府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义务教育的实施必须依靠各级政府，必须依靠学生与家庭。义务教育要保证规定的年限和教育质量，都必须有经济基础，有强有力的管理。因此，完成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任务首要责任在政府，首先是保证办学经费到位。如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办学经费不足，甚至缺口很大，地区教委或学校再不想办法创收，学校的运转就无法维持。各级政府都必须进一步提高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坚决依照《义务教育法》和相关政策规定，确保教育经费的落实，并对有法不依、不落实《义务教育法》规定的政府和责任人追究法律责任。政府以身作则，才可能有效地落实学校、家庭和个人实行义务教育的责任。近30年来，我国各级政府为义务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大幅增加对农村、西部教育的投入，使义务教育不断向均衡和更高标准发展。

4.义务教育的改革发展必须全面贯彻以人为本、均衡发展的原则

义务教育的改革发展既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适应学生成长的需要。纵观30年来我国义务教育的改革发展，指导思想逐步从着重国家、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向考虑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乃至家庭、个人发展需要的角度变化，教育的目标也从低水平的扫盲向高要求的素质教育发展，以人为本、教育公平成为基本原则，均衡发展成为发展义务教育的基本国策。

无论从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和人权平等的角度看，义务教育的发展都应当均衡。因此，在教育资源的分配，特别是教育经费的投入方面，政府必须坚持一视同仁，不应倾斜。建国以来，我国在教育经费不足又要快见办学成效的情况下，通过给重点学校特殊的支持，产生了一批优质学校。这种做法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今天，再对不同学校的义务教育给以薄厚不均的支持，就会产生社会不公。因此，义务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发展均衡，特别是政府经费投入的均衡。

政府经费投入均衡的最终目的，是希望所有义务教育的学校都同样办好，都达到一定的水平。事实证明，正像人的发展各不相同一样，学校的发展均衡也是相对的，由于学校的所在地区、发展历史、师资力量、生源水平等的不同，学校绝对不会都在一个水平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学生和家长的择校动机难以禁止。此外，由于社会对培养优秀人才的迫切需要，希望在义务教育阶段保留英才教育的呼声不绝于耳。因此，义务教育阶段选择优质教育的需求是大量存在的。然而，如果允许义务教育阶段存在有差别的优质教育，就有可能打乱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想部署。

当前，义务教育面临着上述两难境地。人们希望义务教育既保证宏观的均衡，又不违背因材施教的微观教育规律；既保证每个人接受良好教育的平等权利，又维护个人选择受教育学校的自由。如果我们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兼容局面，才是真正全面贯彻了以人为本、均衡发展的原则。我们应当相信人的智慧，在人们的积极努力下，一个既满足社会需要又满足人的个性发展的义务教育一定会实现。

参考文献

[1]任生心.民进中央改革开放30周年义务教育事业发展座谈会召开[N].光明日报，2008-11-10.

[2]吕福源.坚持“两基”，“重中之重”地位不动摇[N].中国教育报，2000-2-16.

[3]徐瑞娥.关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07（48）.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历程及展望 篇7

关键词：公共卫生,医疗体制,改革

一、引言

我国医疗卫生改革一直尾随经济体制改革而得到发展的, 作为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明显地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长期以来, 在经济改革方面多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 造成了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如国有企业职工和非国有企业职工, 不能公平地享受社会保障或者公共产品, 从而造成了社会在医疗公共产品上提供的不均衡 (引自宋晓梧, “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发言稿, 2006年3月) 。加之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 医疗卫生体制又涉及城乡不同经济类别的劳动者的医疗保障、不同情况下形成的医疗服务机构以及医药流通渠道等许多方面的改革, 情况比较复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利益主体多元化, 政府从大包大揽的管理方式中退出, 同时由于不熟悉卫生和医疗服务的特殊规律, 以至于政府责任缺位,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不足, 就自然形成了畸形发展的局面。

建国初期,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医疗卫生体系定位明确, 我国医疗卫生创造了一系列辉煌, 在医疗服务、预防保健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因社会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影响以及“政事一体化”的管理, 我国在医疗技术, 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问题。为适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全民健康素质提高的需要, 我国不断探索医疗体制新的发展途径, 相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尤其是从1985年开始的我国医疗体制改革, 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二、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历程

长期以来, 对医疗领域的范畴没有明确界定, 甚至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两类不同性质的领域也没有明确划分, 相关部门职能和政策界限模糊不清。因此医疗与卫生经常不严格区分, 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 医疗改革和卫生体制改革往往一并考虑。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过程具体如表1所示 (本小节内容主要参考邹东涛、欧阳日辉《发展和改革蓝皮书》相关内容整理) 。

三、我国医疗体制改革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应该肯定的是,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很大的成绩:卫生队伍进一步壮大、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卫生科技水平进一步提高、医药生产供给能力显著改善、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卫生法制建设得到加强等等, 这些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进步和全民健康素质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就目前从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效果来看, 现行的医疗体制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相当突出, 陷入了改革的困境, 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 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医疗服务公平性的下降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卫生费用不平衡。我国医疗资源约80%集中在城市, 其中, 2/3又集中在特大城市中的大医院。首先, 广大农村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不断流失, 设备老化, 房屋破旧, 患病者被迫到外地, 到大医院求医问药。大医院规模越来越大, 条件越来越高, 设备越来越好, 收费也越来越多。其次, 医疗服务的不公平表现在医疗服务层次和结构方面, 卫生资源集中在二、三级医院, 基层卫生服务和农村的卫生资源严重不足, 致使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越来越不平衡。再次, 医疗服务不公平表现在医疗保障方面, 城镇居民享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卫生费用, 近八成农村人口和近五成城市人口———亦即全国近四分之三的人口尚未参加各类医疗保险, 在遭遇疾病风险的时候无法得到政府的扶助。

第二,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严重。医疗体制改革以来,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的医疗服务价格的增长和卫生费用的增长极为迅速, 大大超过了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大城市一些高精尖医疗设备的占有率已经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明显过剩。而医疗机构为了收回投资成本和追求高收益, 随意对患者使用大型医疗设备, 乱检查、重复检查的现象时有发生, 加重了患者的负担。从1990年到2005年, 全国公立医院的平均门诊费用提高了约12倍, 平均住院费用上涨约10倍, 而同期城乡居民的平均收入仅上涨了7倍和5倍。医疗卫生支出已成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

第三, 现行医疗服务不能满足不同层次患者需求。改革开放造就了不同层次的收入群体, 不同层次的收入群体对医疗服务的有着不同的需求。虽然近年来我国建立了一系列医疗保障制度, 扩大了医疗保障的覆盖范围, 但由于保障水平有限, 特别是在公平性方面, 不同人群、不同地区间的医疗保障程度依旧存在巨大的差距。我国多数综合性医院走的是“大而全”的发展模式, 水平比较接近, 服务类型比较单一, 未能满足患者不同层次的需求。于是, 对于包括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等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 和绝大部分的常见病、多发病等基本医疗服务, 以及非基本医疗需求、主要靠市场化的方式提供的医疗服务界限不清, 难以满足社会不同群体的医疗需求。

第四, 医疗服务和药品定价不合理。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 国家药费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比重一般在5%-20%, 一般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比例约为15%-40%。同国际比较, 我国药费收入在医疗费用收入所占比重过高, 我国的医院医疗收入中, 药费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60%以上, 少数中小医院高达70%-80%。虽然政府一直在进行医德宣传, 卫生部也不断加强对医院的监督管理, 但在鼓励医院“自我创收”和“以药养医”的政策导向下, 难以化解医疗费用的过度增长。药费在医疗收入的比重说明医院的运行很大程度上依赖药费收入, 医院本该依靠医生提供医疗服务获取收入、维持运行的医疗行业。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很不合理的。

四、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展望

2012年2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十二五”期间, 要以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核心, 在三个方面重点突破:一是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到2015年,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60元以上, 三项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均达到75%左右。改革完善医保支付和医疗救助制度。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二是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范围逐步扩大到村卫生室和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三是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深化补偿机制改革, 破除“以药养医”机制, 推进医药分开、管办分开。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规范诊疗行为, 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会议要求放宽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准入, 扩大和丰富全社会医疗资源。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慈善机构、基金会、商业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以及境外投资者举办医疗机构, 鼓励具有资质的人员依法开办私人诊所。进一步落实政策, 改善执业环境, 对各类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给予优先支持。

2012年3月14日国务院下发《“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通知》。规划提出到2015年,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更加公平可及, 服务水平和效率明显提高;卫生总费用增长得到合理控制, 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幅度, 政府卫生投入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提高, 群众负担明显减轻, 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低到30%以下,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4.5岁, 婴儿死亡率降低到12‰以下, 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到22/10万以下。

医疗体制改革是一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发展工程, 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造福人民的光辉事业。如何加快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 进一步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 使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能够有效运转, 增强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参考文献

[1].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年[M].经济管理出版社, 改革出版社, 1988.

[2].王虎峰.我国卫生医疗体制改革30年的基本经验[R].发展和改革蓝皮书, 2008.

历程展望 篇8

1950年,美国执业会计师协会会计程序委员会(CAP)制定了会计研究公报第40号《企业合并》(以下简称ARB40),并提出了三项标准来判断是否采用权益结合法。1957年,CAP对ARB40进行第一次修订,发布了第48号《企业合并》(以下简称ARB48)。以上两个公告对权益结合法使用标准的描述由于存在概括性太强的缺点,1970年,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发布第16号意见书《企业合并》(以下简称APB16),对ARB40进行了第二次修订。

对于APB16,理论界存在不同评价,美国会计信息使用者意见也较大。为此,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1996年重新开始讨论企业合并会计方法的问题,并在1999年发布的草案中建议:取消权益结合法;将商誉最大摊销年限缩短至20年并进入损益表,属于非经常性损益。由于这两点建议将会对企业并购后的财务业绩产生巨大的不良影响,取消权益结合法遭到了企业界的强烈抵制。这些反对意见引起了美国国会的关注,国会为此举行了两次听证会。FASB认为会计准则虽然具有行为影响,但作为公共政策应该保持中立,从而保证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而取消权益结合法与中立性要求是一致的。

因此,为制定出既适用于国内合并,又适用于跨国合并会计处理与报告的会计准则,提升企业间有关合并的会计信息的可比性,FASB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开展了分三个阶段完成制定关于企业合并会计准则的项目,并于2001年6月发布了《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41号——企业合并》(以下简称S F A S141)和《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42号——商誉和其他无形资产》(以下简称SFAS142),替代了APB16、APB17和SFAS38号《购入企业购置前的或有事项的会计处理》。2007年12月,FASB又对SFAS141进行了修订,旨在提高报告主体财务报告信息的相关性、可比性和一致性。

二、美国企业合并会计准则的变化

(一)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的变化

修订后的SFAS141规定,所有2001年6月30日后开始的合并,都应该使用新的购买法进行会计处理,而不再使用权益结合法。FASB认为实质上所有的企业合并都是购并,因此,所有的企业合并都应该同购买其他资产的会计处理方法一样处理一—以交换价值为基础。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它否定了权益结合法存在的基本假设,即否定了所谓权益结合的思想。但同时带来一个问题,在换股合并时,到底谁是购买方?谁是被购买方?FASB认为,在决定合并双方谁是购买方时,所有相关的因素都应考虑。特别是拥有合并后的企业的投票权的多少、董事会和高层主管的构成,以及是哪一个企业得到了并购所负担的溢价。

(二)商誉的确认、计量和核算

在制定企业合并准则的过程中,对合并产生的商誉的处理,在实践中产生了四种方法:立即注销法、永久保留法、系统摊销法、逐年重估法。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用减值测试替代传统的系统摊销,即商誉不必进行摊销,但每年必须在报告单元层次上进行减损测试。

IAS22(1993)、IAS22(1998)规定,商誉一般按直线法摊销,摊销年限应根据未来经济利益预期流入企业的最佳估计年限来确定,最长不超过20年。在APB17中,商誉和其他无形资产被认为是具有有限使用寿命的耗减性资产,因此采用了对其进行摊销的做法,并规定40年的最大摊销年限;对商誉价值用直线法进行摊销。在摊销之余,还要按照SFAS121《长期资产的减值、处置的会计处理》计量可能的减值。2001年以前的FASB也要求商誉按直线法摊销,摊销期最长不超过40年。SFAS141的发布改变了商誉摊销必须计入费用的规定,允许企业每年进行减值测试,将减值部分计入费用。

那么,如何反映商誉的价值变动呢?SFAS142在不确认商誉增值的同时,要求对商誉价值在报告单元层次上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减值测试,将可能的减值计入当期损益表中单独列示。报告单元是FASB新提出的一个概念。较以前的做法相比,修订后SFAS141在为计量减值而划分商誉所属单位时,采纳了一种更整体的观点,更好地体现了商誉的本质。

2005年,IASB-FASB发布的企业合并意见征求稿中规定,商誉是不可单独辨认和确认的资产所带来的未来的经济利益,在数量上等于合并日被并方的整体公允价值与被并方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的差额。控股合并方式下,当存在少数股权时,应分别确认属于控股方的商誉和属于少数股权的商誉。IASB-FASB认为,初始确认后,商誉不再摊销。每个会计期末,合并方依据SFAS142和IAS36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三)关于负商誉的确认、计量和核算

FASB关于负商誉的传统处理是按公允价值的比例冲减除长期有价证券之外的非流动资产的公允价值,如果这些资产的价值减少到零后仍有余额,则应作为非常收益确认。

2005年6月,IASB-FASB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当合并方的合并成本小于被并方整体的公允价值中属于合并方的份额时,首先要对合并中取得的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作为合并对价的现金、非现金资产或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进行复核。如果复核结果表明所确定的各项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是恰当的,则首先冲减已确认的商誉的价值;如果商誉的价值不足冲减,将余额确认为合并收益。

修订后的FAS141中规定,负商誉应按比例冲减购入企业的可辨认的长期非货币性资产,但递延所得税资产、通过销售被处置的资产及与养老金有关的资产除外。如果资产已冲减至零,则剩余的金额应按APB第30号意见书的要求确认为非常利得。如果企业购并涉及或有支付协议,且或有事项发生时,有可能确认被购买企业的一项额外成本要素,则购买企业还须将最大或有支付中的较小金额确认为一项负债。

关于购买商誉和负商誉的新的会计处理将同样影响到长期投资的权益法中去。

(四)其他无形资产的初始确认和计量

修订后的FAS141在购买法技术处理最主要的特点是,尽可能在购买日将外购商誉中可以单独辨认的部分确认为无形资产。规定如果企业合并时取得的一项无形资产源自合同或法律权利,不管这项合同或法律权利是否可转移,是否可与被购企业、其他权利或义务分离,都应与商誉分别确认;如果企业合并时取得的一项无形资产并非源自合同或法律权利,只有在其可与被购买的其他资产分离,即可与被购买企业分开,并可销售、转让、许可转让、出租或者交换等情况下才可以与商誉分别确认;如果一项资产不能单独但可与相关合同的资产或负债一并销售、转让、许可转让、出租或者交换的,也应单独确认为一项无形资产。

对于修订前完成的采用购买法处理的企业合并,修订后的SFAS141要求按照上述标准重新检查当初合并时记载的商誉和无形资产。当初合并时记载的商誉中包含有符合上述标准的无形资产,则应将其从商誉中分离出来单独确认。

修订SFAS141的目的是尽力从中分离出可单独辨认的无形资产,以增加会计的信息含量,减少商誉资产的不可单独辨认所带来的模糊性。同时也反映了在商誉数额及无形资产占企业总资产比重加大的情况下,重视这些资产的研究的趋势。

(五)少数股权的确认和计量

APB16关于购买法下少数股权的确认与计量,与合并方采用的合并理论有关。母公司理论下,少数股东权益被视为普通负债,属于少数股权的资产、负债按账面价值加以确认和计量,子公司本期净收益中属于少数股权的部分,在合并报表中作费用处理;经济实体理论下,对多数股权和少数股权一视同仁。SFAS141取消少数股权会计处理的备选方法,全面要求被购企业的少数股权以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金额的股权份额列报。FASB于2005年6月30日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中同样要求少数股东权益按公允价值反映。

三、对美国企业合并会计准则的展望

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要求越来越迫切的今天,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IASC改组后,美国在IASB及其他机构中占据了“主发言人”的地位。在制定关于企业合并会计准则的过程中,IASB和FASB开展了分三个阶段完成的项目,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目前,前两个阶段已经完成,在拟合作的第三阶段,主要探讨由单独的主体或业务集合而形成合营的企业合并、涉及同一控制下主体或业务的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并与加拿大会计准则委员会合作,进一步探讨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共同主体的企业合并如何使用收购法。笔者认为他们的共同目标是通过这三个阶段的合作,能够开发出一套既适用于国内合并,又适用于跨国合并会计处理与报告的会计准则,提升企业间有关合并的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一致性,促进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历程展望 篇9

一个国家的产业布局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以来,受我国政治、经济、历史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及产业布局制定者关于产业布局理论的认识和接受程度的主观约束,我国产业布局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的内涵、实践和特征,经历了均衡、非均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嬗变过程。这样一种嬗变,不仅反映了我国产业布局理论的不断深化,还深刻地改变着我国区域经济的现实格局以及强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

全面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产业布局的嬗变及其现实效应,将为我国产业布局理论及实践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历史素材和理论启示。为体现出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一脉相承的原则,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产业区域布局划分为以下3个时期。

1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实行公平优先的均衡产业布局

中国近代工业萌芽发端于明代中叶,从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争前的50余年间,东南沿海少数地区的工业开始形成,但由于明清政府限制对外贸易和闭关锁国政策,近代工业的发展极其缓慢。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封建买办官僚资本主义的腐败、军阀的混战,旧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极低,且产业区域布局极不平衡。新中国成立之初,从分布上看,全国70%以上的工业和交通运输设施集中在占全国陆地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狭长地带,重工业主要集中在辽宁省中部地区,轻纺工业和机械修配集中在上海、无锡、天津、青岛等少数城市,西南和西北地区当时总共才有300多家工矿企业,且绝大部分是以手工业劳动为主、设备简陋的小型轻工厂和修配厂。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纠正严重失衡的区域发展格局,改变生产力过于倚重东部沿海地区的不均衡状况,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处理产业区域布局的指导思想上,以前苏联的均衡配置论为理想模式,提出了产业均衡布局的战略构想。1956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34个中央部委经济工作汇报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一文,其中专门谈了沿海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标志着毛泽东区域经济思想的形成。他认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有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前的产业区域布局,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指导下进行的。

在“一五”计划(1953~1957年)中,我国重点是优先发展能源、原材料、机械工业等为主的重工业,工业化建设主要围绕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和694个投资限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进行,这些项目包括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和机械设备制造等产业。这些项目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摆在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这样,不仅东北、上海、武汉等工业基础建设得到加强,同时还以西部地区的川(成都地区)、渝、陕(关中地区)、甘(兰银地区)为重点,以重化工业优先增长为中心开始了西部地区大规模的工业开发。“一五”执行的其结果是,在西部地区形成了以兰州、西安、成都等城市为依托的新工业城市,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出现了崭新的形势,极大地改变了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

“二五”(1958~1962年)至“四五”时期(1970~1975年),国家在产业区域布局上更加强调均衡布局的指导思想,产业区域布局政策的重心开始大规模西移,产业区域布局跳跃式地向西部地区推进。“二五”时期,中央拟定的发展目标是,对西部地区继续加强重点项目建设,在西南、西北和陕、豫交界的三门峡地区分别进行以钢铁、有色金属和大型水电站为中心的新工业基地建设,在新疆开展石油和有色金属为重点的项目建设,加强了西藏的地质勘探工作,在大力开发攀枝花钢铁工业的同时,新建和扩建了一系列钢铁工业,“二五”实施的结果是,在西部地区的兰州、西宁、乌鲁木齐、银川、贵阳、昆明等地形成了一批机械工业基地,在缺煤的西北和西南地区新建了一些煤炭开采基地。“三五”(1966~1970年)和“四五”期间(1971~1975年),产业区域布局政策的目标是围绕国防和备战而确定的,其重点是开展“大三线”建设,在西南、西北、豫西、鄂西和湘西等地区新开辟了一系列工业基地。在新建的同时,国家又有计划地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搬迁了一批企业和科研单位,充实了内地的经济实力。“三线”建设对我国产业区域布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时期形成了工业建设在地域上的一次大转移,其时间之长,投资之大,影响之深为中外罕见。[1]”

公平优先的均衡产业区域布局拓展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空间,其所强调的均衡发展、产业区域布局向西部地区倾斜政策的着力实施,尤其是“三线”建设,刺激了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工业的增长。据有关资料介绍,从1956年到“三线”建设时期,西部地区相继建成近大约2000多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包括国防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形成45个大型生产科研基地和30多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修筑了10条总长8000公里的铁路干线[2]。整个西部地区形成了以钢铁、机械、化工、电子、航空航天、建材、能源工业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一大批装备精良、人才荟萃的工业基地和科研基地。如在西南地区建设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攀枝花钢铁公司为中心的攀西工业基地,以长江上游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在西北地区建设了航空工业、航天工业、常规兵器、电子和光学仪器等工业基地。这些战略后方基地的形成,客观上改变了我国工业东、西部地区布局长期不合理状况,带动了西部地区工业生产的发展,对于保障国家安全,加强国防建设,促进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使生产力的空间安排趋于均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但是,均衡产业区域布局影响对产业布局的因素缺乏全面的认识,用主观意志代替了客观规律,因此,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1)它脱离了发展和效率的主题,片面强调公平目标下地区之间的平衡,使得它最终不可能推动区域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相反还导致了区域内的共同贫困[3]。(2)“三线”建设按照“进山、分散、隐蔽”方针进行的工业布局,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造成企业效益低下;(3)均衡产业区域布局还使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缺乏地区间分工协作,没能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如对发达地区积累起来的生产力的利用重视不够,对落后地区的潜力和优势认识不足。

2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实行效率优先的非均衡产业布局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社会环境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迫切要求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区域布局得到相应的调整,否则将无法适应新形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为此,理论界展开了对产业区域布局的大讨论,专家学者们发表了大量论文和专著,大量西方区位理论被引入我国,前苏联的产业布局理论逐渐被摒弃,最后,增长极理论和梯度推移理论得到我国社会各界的认同,成为指导我国产业区域布局的基础性理论。

1978年,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充分吸收了西方产业区域布局理论的精髓,对我国产业布局做了重大调整,实行了效率优先的非均衡产业区域布局。非均衡产业区域布局的核心就是以经济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为基本原则,重新考虑我国地区产业布局的结构和先后发展秩序,实施产业布局向东部地区倾斜,然后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梯度推进。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次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这是我国实行非均衡产业区域布局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经济特区因此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和产业布局的重点区域,在这一方面,尤以深圳特区为代表。

在“六五”(1981~1985年)计划中,产业区域布局充分考虑到了利用区域比较优势,进行产业上的区域分工来加速整体经济增长的速度,明确提出了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并通过沿海地区的发展带动内地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六五”计划专门列出的“地区经济发展计划”,对沿海、内陆和少数民族三类地区产业布局做了具体部署,强调要在发挥东部地区经济技术优势的基础上,推进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以促进这些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互补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辐射和扩散效应。“七五”计划(1986~1990年)继承了“六五”计划中通过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带动内地发展的战略思想,并依据梯度推移理论,将全国的产业区域布局和开发顺序遵循先东部地区、后中部地区、再西部地区的顺序,即由高梯度向低梯度推移。在“六五”和“七五”两个计划时期,国家投资大规模向东部地区倾斜,西部地区在国家投资中的份额逐步下降到历史最低点[4],西部地区在“六五”和“七五”期间工业增长速度逐渐下滑,分别低于全国0.5、0.6个百分点[5],而同期东部沿海省份依旧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另外,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劳动力逐步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部分农民开始离开土地兴办企业,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彻底打破了我国工业布局上城乡隔绝的传统格局[6]。

“八五”计划(1991~1995年)恢复了沿海与内陆的划分模式,提出了促进地区经济朝着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新明确了东部、中部、西部三地带的划分,并且重申了沿海地区应以更快速度和更好效益发展的要求。从实践上看,“八五”期间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推进最快的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由一般加工工业到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总体开放格局。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今后15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一条重要方针,并重点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措施,为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指明了发展方向。

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纲要》中,专设了题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此后15年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纲要》进一步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及地理自然特点,突破行政界限,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逐步形成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东北地区、中部五省区和西北地区7个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各经济区重点发展适合本地条件的重点和优势产业,避免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促进区域经济在更高起点上向前发展。

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要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其中,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

非均衡产业区域布局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全面形成。从全国范围来看,对外开放已形成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包括不同开放层次,具有不同功能的梯度推进格局。这些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以及经济特区形成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成为我国产业布局的重点地区。而从一个地区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技术进步,新兴产业兴起,产业布局的指向已逐步由传统的资源指向转为技术指向。各地出现了一大批不同级别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科技园区、保税区、金融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等,成为各地区产业集聚的重点区域。其次,出现产业集聚现象。在市场经济带动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南方和东部沿海城市,一些产业已经开始依照产业发展的规律逐渐集聚,例如在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经济现象,并由一个产品发展为一个产业集群,如温州的皮鞋产业集群、打火机产业集群、人造革产业集群及锁具产业集群等都是闻名遐迩的产业集群,其产品几乎覆盖同类市场,甚至占领了国际市场。再次,跨地域经济带逐渐形成。由于地区间的合作不断得到加强,一些地理上相近的城市开始出现较为有序的分工。共享的区域市场得到一定程度的培育,一些大型的跨地区的城市经济带开始出现。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形成以上海、广州和北京为核心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三大经济带并产生了很大的地区产业集聚效益,这些经济带在推动产业经济“高度加工化”和“知识技术密集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7]。

但是,随着非均衡产业区域布局的全面实施和市场自发作用的逐步增强,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显现,主要有:(1)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开始凸现并日趋严峻,特别是东、西部地区差距相当悬殊。产业布局呈现出显著的自东向西逐级衰减的梯度分布态势,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差距都在迅速扩大。(2)区域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之间普遍存在着结构趋同现象。据测算,在“九五”计划期间,我国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相似率已达94%,中部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相似率达93.5%,西部与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相似率达97.9%[8]。(3)区域产业结构偏置与产业结构失衡两种情况同时并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无序,加上地区性经济封锁、市场分割,直接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因此,必须构造新的区域产业区域布局框架。

3 21世纪以来,实行区域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

为了平抑、弥合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过大的差距,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社会各界对非均衡产业区域布局进行了反思,并催生出以处理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问题为核心内容的区域协调发展。其基本出发点在于处理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关系;其核心要义是在保持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和总体国民经济较快发展的基础上,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

区域协调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得到中央的确认。经过连续几年的战略部署及战略实施,到1999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从此,我国产业区域布局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在胡锦涛同志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为统筹区域发展,中央先后实施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重大战略举措,并形成了一整套有机结合的、统一的区域整体发展战略。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方针,在区域关系上,强调因地制宜,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既要对战略产业和重点区域有选择地倾斜,又要对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比例关系进行协调,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确保各地区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2006年3月“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单独列为一篇,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了“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标志着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基本形成。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指导下,21世纪初我国产业区域布局举措主要包括:(1)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极。分别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培育新的增长极,即2007年6月,国务院批准成渝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2007年底,国务院又批准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配套改革实验区。批准实验区的目的是使其成为引领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增长极,促进我国区域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化。(2)提出新的产业区域布局模式。打破传统的按行政区划进行产业布局的模式,按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共4种类型的主体功能区进行产业布局。这种产业区域布局模式充分考虑到各区域的开发密度、发展潜力等因素,其目的就是使各地区的经济和人类活动与其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3)引导地方发挥积极性。中央以政府批文的形式,积极引导地方因地制宜进行产业区域布局。21世纪以来,国务院批复的规划和文件涉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天津滨海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辽宁和江苏沿海地区、黄河三角洲、广西北部湾、安徽等。这些区域将成为当地产业布局的重点,成为引领当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从目前来看,区域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已初显成效。(1)初步扭转了区域差距尤其是东、西部地区不断扩大的局面。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作用下,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资源在更大区域范围的优化配置,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得到有效发挥。(2)形成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四大经济格局。即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经济四轮驱动发展格局,并将成为我国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的区域产业布局和主要区域格局形态。(3)基本形成“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和成渝经济区四大经济增长极。随着成渝经济区规划的实施及试验区地位和作用的显现,将与“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一起成为我国四大经济增长极,在我国东、南、西、北疆土形成的这4个增长极将会发挥其集聚和扩散功能,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

4 展望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产业布局的几经演变,反映了我国不断总结区域经济建设和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及对产业发展内在规律认识的逐渐深入,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我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推进,我国产业区域布局将会朝以下方向发展。

4.1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从长期看,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缩小地区间人均和社会发展差距将是我国长期的政策目标和现实目标,产业布局作为实现此目标的有效手段,将不再单纯强调空间经济效应,而会在公平和效率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4.2 重视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

产业布局将会把全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统筹规划,强调地域分工的客观性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鼓励各区域发展自己特色优势产业,形成一个明确的区域分工,各地区的优势能够在地域分工的基础上得到较好发挥。在分工过程当中,区域之间有竞争、有合作,地区经济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协调发展,形成区域间的良性互动。

4.3 促进产业集聚的实现

从世界产业布局的发展规律来看,产业布局有集聚和扩散两种趋势,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调整和表现。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因而产业集聚仍将是一个长期趋势。促进产业集聚意在强调发挥区域各种资源要素的整合能力和协同效应,避免割裂区域内各种资源之间的联系。为此,国家将通过鼓励各种“经济区”建设和发展来为产业集聚提供载体。

4.3 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我国正处于转型期,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作用将会继续存在,有时作用还不能低估。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宏观调控机制框架的建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作用将会占据主导地位,产业布局将逐渐弱化政府的角色,政府的作用仅限于完善市场机制、培育要素市场、弥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和提高效率中的缺陷。产业布局将演变为在政府引导下、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选择行为,产业区域布局将更趋理性和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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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匡明.非均衡发展时期我国产业布局政策及其成效[J].当代经济,2007,(18)

历程展望 篇10

关键词：综放开采,放顶煤,发展历程

我国是一个以煤炭为主体能源的国家。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2》统计, 2011年我国煤炭产量和消费量分别为36.6亿t和33.8亿t, 在一次性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为82.2%和72.0%。据研究推测, 2030年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耗的比重将在70%左右,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煤炭作为我国能源的主体地位保持不变。我国厚煤层储量丰富, 约占全部煤层储量的44%。在1984年以前, 我国厚煤层开采主要以分层开采为主, 技术装备水平处于国际领先, 但是没有达到高产高效[1,2]。自1984年我国引进国外放顶煤技术后, 开始尝试在厚煤层中进行放顶煤方法、技术和装备的研究与应用[3,4,5]。经过30多年的发展, 综放开采方法基本取代了传统的分层开采方法,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厚及特厚煤层实现高产高效安全开采的主要采煤方法[1,2,4,6]。

1 中国综放开采技术的发展历程

综合机械化放顶煤开采技术 (综放开采技术) 起源于欧洲[4,5]。1964年, 法国布朗齐矿的综合机械化放顶煤采煤法试验成功, 标志着综合机械化放顶煤采煤法的开始。随后在前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得到了推广应用, 当时主要用于边角煤和煤柱的回收开采, 最高月产量仅4.96万t, 20世纪80年代逐渐萎缩, 到1992年国外最后一个综放开采工作面在俄罗斯停采。自此, 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使用综放开采技术的国家。近年来, 澳大利亚等国积极引进我国的综放开采技术, 我国先进的综放开采技术开始向全世界进行推广应用。

自20世纪80年代起, 在借鉴国外综放开采技术基础之上, 结合我国煤层地质条件, 积极开展综放开采技术研发和配套装备研制的研究工作, 经过长期的尝试、改进和提高, 我国综放开采技术整体实力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纵观这30年来我国综放开采技术的发展过程, 可大致分为以下3个阶段[1,4,5,6,7]。

1.1 探索阶段 (1982—1990)

1982年9月, 由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开采所和沈阳煤炭研究所联合攻关, 共同完成综放工作面总体设计和放顶煤液压支架设计研究工作。1984年, 我国第1个60 m长的综放工作面在沈阳矿务局蒲河煤矿进行缓倾斜长壁综放工作面试验, 由于支架设计有缺陷、配套设备与生产系统不匹配、生产管理经验不足等原因, 该试验未取得成功。1986年3月, 在窑街矿务局二矿进行急倾斜特厚煤层试验分段放顶煤工业性试验, 并取得成功。随后在乌鲁木齐、阳泉、平顶山、晋城、潞安、辽源、鹤岗、兖州、枣庄、淮南、铜川、大同等国有重点煤矿和许多地方煤矿得到了推广应用, 并取得了良好的技术经济效果。1988年和1989年, 阳泉一矿和综放面月产达14万t, 综放队年产104万t, 比该矿分层开采综放工作面的产量和效率提高1倍以上。与此同时, 郑州米村矿和抚顺老虎台矿分别在三软不稳定煤层和水砂充填采空区遗留水平煤柱中探索综放开采技术, 但进展不大。该阶段, 我国成功进行了缓倾斜和急倾斜综放开采工艺和高、中、低位液压支架的工业性试验, 试验结果均表明了综放开采的可行性和经济性。

1.2 推广阶段 (1990—1995)

1990年开始, 一批缓倾斜厚煤层矿区开始推行综放开采技术, 以阳泉、潞安、兖州为代表, 各自年产突破百万吨。这一阶段取得以下主要成果。

(1) 认识和观念的进步。普遍认为综放开采是采煤技术的革新, 是一种先进的高产高效采煤法。

(2) 产量和效益的突破。兖州兴隆庄煤矿工作面单产突破3 Mt/a, 达到了高产高效的目的。

(3) 难采煤层综放技术的突破。1995年, 郑州米村矿三软不稳定煤层综放开采年产突破100万t, 阳泉的高瓦斯煤层、石炭井矿务局的大倾角 (30°左右) 煤层的综放开采取得了新突破。

随着综放开采理论研究的突破, 1991年煤炭工业部重建后批准成立了煤炭工业部放顶煤开采技术中心。同年, 在科教司的领导下成立了综采放顶煤技术专家小组。在综放专家组的指导下, 原煤炭部13项重点攻关课题和5个综放示范点基本完成阶段目标。

1.3 成熟阶段 (1996至今)

自1996年至今, 由于综放开采本身具有高产高效安全的技术优势, 再加上综放开采技术难题取得了新的进展, 煤矿企业推行综放开采的积极性方兴未艾。此外, 国家政策上鼓励煤矿采用综放开采技术, 使得我国综放工作面的单产和总产量越来越高。“十五”期间, 兖州矿区“600万t综放工作面设备配套与技术研究”项目的实施和完成, 使我国综采放顶煤开采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实现了平均日产20 376 t、最高日产24 047 t、最高月产631 668 t、最高开采工效369.39 t/工、平均采出率87.43%的最高水平, 创造了20多年来我国也是世界上综放开采单产、工效和采出率的最好纪录。“十一五”期间, 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对煤炭工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科技部立项实施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特厚煤层大采高综放开采成套技术与装备研发”, 相关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煤炭企业广泛开展产学研相结合, 建立特厚煤层综放开采产学研创新联盟, 致力于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的研发, 研制出世界首套年产千万吨、适应20 m特厚煤层综采放顶煤工作面的成套装备, 使特厚煤层大采高综放开采技术和装备水平再上了一个新台阶。

目前, 综放工作面月产已经突破了1 Mt的好成绩, 在适宜矿区和矿井已经完全具备了10 Mt/a的生产能力, 总体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现在, 在条件适宜矿区, 正开展15 Mt/a综放开采工作面配套装备技术的前期研究和装备研制工作。近年来, 凭借我国放顶煤开采技术的领先地位, 我国首次将放顶煤开采技术输出到国外先进的采煤国家与地区, 如兖矿集团将两柱液压支架综放开采技术出口到澳大利亚澳思达煤矿, 已取得了巨大成功[8]。

2 中国综放开采技术的优势

(1) 高产高效。由于综放开采一次开采厚度大幅度增大, 煤层开采强度加大, 实现采放平行作业, 低位放顶煤液压支架工作面有两个出煤点, 一个工作面相当于多个工作面, 综放工作面单产和效率相对于分层开采和单一煤层综采面提高1倍左右。

(2) 巷道掘进率低。巷道掘进率一般是分层开采的33%~50%, 采用综放开采既可大幅度降低煤炭的生产成本, 还可以改善采掘接替关系。

(3) 工作面搬家次数少。一般百万吨工作面的搬家次数综放较分层开采可减少一半以上。

(4) 吨煤成本低。与分层开采相比, 吨煤设备使用量少, 吨煤可节约电耗18%左右, 材料消耗量可节省8%左右, 吨煤成本降低5~20元。

(5) 块煤率增加。放顶煤开采块煤多, 煤炭销售价格增加, 煤矿的经济效益随之提高。

(6) 对地质条件、煤层赋存条件有较好的适应性。综放开采可在缓倾斜煤层中适应煤层厚度的变化, 相比分层开采更加适应在不稳定煤层和破碎顶板煤层等复杂煤层条件下进行开采。

3 中国综放开采技术的展望

经过30多年的发展, 我国在综放开采技术领域硕果累累, 但是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3,5,6]。

(1) 煤矿管理水平不高。我国应努力提高煤矿的管理水平, 加强班组建设, 组建一大批素质高、效率高、技术精、懂管理的高水平综放队。

(2) 理论研究不足。我国的煤炭科技工作者应重点研究放顶煤开采技术的可行性和经济性, 建立“基本顶—直接顶—顶煤—液压支架—直接底”的放顶煤采场力学模型, 掌握顶煤运移与变形规律、顶煤裂隙发育规律、顶煤破碎机理、综采工作面的岩层移动规律和采空区瓦斯流动与分布规律。

(3) 综放配套设备改进。综放开采技术的进步与综放配套设备的发展相互促进, 我国应研究如何提高配套设备的可靠性、适应性, 重点研究煤矸识别技术, 实现放煤口见矸自动关门, 降低含矸率, 进一步降低吨煤成本、减少顶煤损失。

(4) 顶煤放出率不高。根据我国各矿区的实际情况, 深入研究不同煤层条件下综放开采的可行性和最佳综放工艺, 重点研究减少工艺损失、初末采损失和端头损失的方法。

(5) 安全保障技术体系不足。我国应着力解决高瓦斯、煤尘大、自然发火等恶劣开采条件下的综放开采技术, 努力改善综放工作面的工作环境, 健全煤矿安全保障技术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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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干线传输网的发展历程及展望 篇11

近十年来, 随着ATM、帧中继等高速业务层网和电信级IP业务网的飞快发展, 特别是3G网络的建设, 都要求干线传输网提供大容量的高速传输通道。

2省内长途传输网发展

随着数据业务以及各类电信增值业务的飞速发展, 我省长途传输网在2000年后, 适时建设了32波*2.5G的DWDM系统平台, 用以承载传统SDH系统及高速率的数据业务。经过近10年建设, 形成了目前基于高速率DWDM系统+ASON系统的干线传输系统平台, 初步形成了格型网的网络结构, 在重要的系统段落采用了基于光放段光缆线路保护 (OLP) 、基于光复用段层 (OMSP) 。

3长途传输网现状分析

3.1网络结构分析

省内长途传输网在网络建设初期形成的环网基础上逐渐建设链型系统, 将网络结构逐步演变为网状网, 形成ASON网络承载平台。拓扑如下:

在DWDM网状网基础上组建ASON网络, 链路以2.5G结合10G的方式, 根据具体业务需求进一步发展网络结构。ASON网络结构拓扑如下:

3.2技术选择分析

目前我省干线传输网采用的DWDM (40*10G) +ASON (10G) 平台建设, 在重要段落采用OLP或OMSP方式进行保护, DWDM系统采用了支持多业务的OTU板卡, 但未具备光通道保护 (OCP) 功能, 整体技术较先进, 网络安全性较高。

3.3承载业务分析

未来几年内, 干线传输网的业务承载将趋向高速率、高带宽, 业务类型将逐渐向全IP类型业务转移。

4长途传输网的技术选择及发展方向

4.1长途传输网的技术选择

4.1.1 WDM技术

随着宽带业务的增长, 省内IP网络对干线带宽的需求将以10Gbit/s为主, 从网络长远发展角度考虑, 省内长途传输网新建WDM系统采用C波段80/96波技术制式, 10Gb/s WDM技术是目前WDM系统建设的主流技术, 在保证系统合理富余度的前提下, 利用WDM系统超长距离传输的优势, 合理设置OADM站, 减少再生型OTU的数量, 降低网络成本。

4.1.2 OTN技术

OTN (光传送网, OpticalTransportNetwork) , 集成了SDH和WDM系统的优点, 处理的基本对象是波长和/或子波长级业务, OTN结合了光域和电域处理的优势, 提供巨大的传送容量、完全透明的端到端波长/子波长连接以及电信级的保护。具备高容量、多业务适配和带宽效率、端到端的业务连接和高的QoS保障及电信级的自动保护/恢复能力等特点。

在综合考虑技术发展、业务需求、设备价格等因素的基础上, 近期建设的波分系统所采用设备均具备开通OTN的能力, 未开通OTN功能。

4.1.3 ASON技术

智能光网络是通过独立的控制平面完成业务的配置和连接管理的光传送网, 主要面向网状网结构。建设ASON网络需具备以下条件:大部分节点具有三个以上光缆路由出口、六个以上网络节点、运维力量及技术水平能满足网络维护需要。

我省的客观条件可以满足建设条件, 根据具体情况, 在2008年开始逐步建设了A-SON网络, 到目前, 已经成为小颗粒业务的主要承载系统。

4.2长途传输网建设建设原则及策略

4.2.1 WDM层面

(1) 根据各专业尤其是IP网对枢纽楼定位, 优化调整WDM网络结构, 尽量减少局间转接电路需求, 使传送网络能满足较长时期的业务网发展需求;

(2) 进一步完善重点段落的保护方式, 对光缆高故障段落根据光缆网络资源情况采用OMSP或OLP保护, 提升网络安全性。对于重要业务电路, 在WDM层面可通过OCP保护提供网络保护。

(3) 现有WDM系统容量可以满足网络业务需求的情况下, 应充分利用现有WDM网络的能力;现有网络能力不足新建WDM系统主要采用80/96x10Git/s制式, 省内干线有较多的GE、2.5G等业务情况下, 新建WDM网络可考虑采用大交叉容量10Gb/s OTN电交叉连接设备。

4.3.2 SDH/ASON层面

(1) 尽可能采用WDM+SDH/ASON技术组网, 原则上省内新建SDH系统应承载在WDM系统上, 以10Gbit/s系统为主, 根据网络结构尽可能实现环网保护, 具备网状网光缆条件时可以采用ASON技术组网。

(2) 结合网管系统融合, 逐步实现电路的统一调度和管理。

(3) 减少SDH供货厂商数量, 对部分运行时间长、系统质量差、维保费用高、备件难以保证的系统逐步退网, 降低运营成本, 提高SDH网络运行效率。

5结束语

长途传输网的优化和演进将是一个长期持续和必然的过程, 智能光网络技术是构建下一代通信网络的核心技术之一, 其创新的网络体系结构将对通信网络技术带来深远的影响, 也为人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 它需要随着业务网络的发展以及自身在不同时期的特点, 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制定灵活多样的优化方案和演进计划, 才能确保长途传输网的安全可靠运行

参考文献

[1]蒋力三, 关于省内长途SDH组网方式的考虑[J];邮电设计技术;1995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