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变化（通用6篇）
年代变化 篇1
第一节家国的变迁
中国伦理片常常以政治伦理化的方式, 将国家和时代变化的历史主题和道德主题合为一体, 针砭时弊, 以家论国, 透过家庭人际冲突和情感矛盾, 折射巨大的社会政治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 在90年代的影像表述中, 出现了新的情感诉求。
1、以家论国的历史体验
田壮壮的《蓝风筝》是第一部直视并书写“文革”的影片, 影片中小主角的母亲陈淑娟的三次婚姻, 正是遭遇了此生中的三次政治运动: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和“文革”。“蓝风筝”几次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 暗指那个时代百姓起浮不定的命运。在时代无情碾过而留下的岁月灼痛之中, “蓝风筝”还有着另外一个身份, 美好自由梦境的幻灭并且被完全弃置, 梦魇接踵而至, 宛如挂在树上的蓝风筝破败不起。与诗意化的《蓝风筝》相比, 张艺谋的影片《活着》就要惨烈得多。电影削弱了小说“一个人坚韧的承受”的“活着”主题, 更突出体现的是时代悲剧造成了个人悲剧, 个人在历史的演绎中无法掌控的生命之痛。
相较于以上家国一体的影像书写, 文化传承中浓郁的思乡情结也唱出了奏鸣曲。台湾虽然从地理上、政治上说已经彻底没有了恋母情节, 但它毕竟是中国的一部分, 文化的脐带终究无法割断。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表现的是国民政府在1949年避走台湾后, 台湾与中国大陆政权相割裂的“他者”形象。而到了《台湾往事》中, 两岸人民对于统一的期盼, 不仅来自于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和两岸人民骨肉相连的历史和现实, 更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无比强大的凝聚力。
2、无国无家的漂泊意识
对香港人来说, 香港“九七回归”不异于一次新的“震惊体验” (本雅明语) , 由长期殖民统治积淀下来的身份危机、文化危机、认同危机将由于历史的突变而浮出水面, 并扩散为香港人的集体焦虑。电影作为反映时代的有力媒介, 无可避免地要反映这种心态。
(1) 迷离的寻根之旅
王家卫的电影中, 似乎每个人都在漂泊, 居无定所, 他们是不愿落地的空姐, 夜夜笙歌的舞女, 心不在焉的店员, 表情冷漠的杀手, 街上闲逛的警察, 无所事事的阿飞, 远走他乡的同性恋者, 但似乎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这可看出对当时香港人的心态的比喻。1997年前被殖民统治, 处在东西文化的夹缝中身份无法定位, 九七后, 又不知将来的生活何去何从。从《阿飞正传》、《重庆森林》、《春光乍泄》到《花样年华》, 都隐晦地反映了他自己对香港身份的认同和执着。
(2) 焦虑的身份危机
“探索电影和历史的关系, 也就是探索我们自身在文化中的位置和命运。 (张颐武语) ”。陈果的电影《榴莲飘飘》和《香港有个好莱坞》是“后九七”时代港人文化忧虑的言说, 是关于回归初期香港与大陆文化关系的隐喻表达, 陈果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深切的人文关怀来书写香港, 诠释出香港在“九七”期间欲拒还迎的殖民情结、漂浮无着的民族情绪、焦虑茫然的回归心态。
历史的发展淹不没文化的传统, 家国的变迁磨不灭思乡的念想。90年代以来的中国伦理电影对于家与国处在历史的羁绊中不能和谐共鸣的状态做出了深刻冷静的表现。家国一体的影像书写, 文化传承中浓郁的思乡情结, 迷离的寻根之旅, 还有焦虑的身份危机——无不以个体在家国分立中的思绪和体悟再次演绎了儒家文化关于“家国同构”的神话。
第二节家庭的变奏
传统的家庭伦理片往往融合主流意识形态, 强调伦理本位文化和电影的教化功能, 比如蔡楚生《一江春水向东流》。而在90年代以后的家庭伦理片中却出现了新的价值取向。
1、夫与妻
在传统的家庭伦理电影中, 总是要塑造一个贤良忠贞、外柔内刚的女性主人公形象来寄托儒家的人文理想, 弘扬为家庭和爱情献身的女性的坚忍品格。但是, 在90年代以来, 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 价值多元化, 道德伦理危机重重, 人们普遍对生活、对家庭产生一种不稳定感, 造成了婚姻中夫妻情感的危机。《谁说我不在乎》、《一声叹息》就是反映这种心态的十分典型的后现代电影。对于夫妻之间关系的另外一种阐释, 是独立于婚姻之外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如侯咏的《茉莉花开》、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2、父与子
从较早表现父子伦理的影片《孤儿救祖记》开始, 理想的父性形象就已经开始失落, 在相当大部分的影像中一直表现的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形象的萎缩, 传达的都是对于理想父性的渴望。90年代以来, 出现了一些影片, 有被称为中国版“父子情深”的《背起爸爸上学》、《和你在一起》, 还有在电影圈内引起广泛关注的“《暖春》现象”的《暖春》等等, 都回归了传统的父子伦理——“父慈子孝”, 表达了对于长期以来缺席的“理想之父”的寻塑, 而且在上述这几部影片里,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为父亲正名这个意图。
于此同时, 与理想之父的重塑、父慈子孝情怀的关注相映成趣的是对于父子冲突的多样化展示。从第五代导演开始, “父亲”就开始被钉在“暴君”的耻辱架上。“父亲”总是和这样一些词语联系在一起:强大, 专制, 粗暴, 不通人情, 漠视生命, 他是子一代脱颖而出最大的绊脚石, 也是加在子一代身上挥之不去的诅咒, 因而“父亲”形象总是以一种咬牙切齿的方式被呈现出来。王小帅的《青红》、顾长卫的《孔雀》同时选择了这样的叙事。而张扬执导的《向日葵》、徐静蕾的电影处女作《我和爸爸》, 则高度概括了中父子之间或父女之间从矛盾、对抗到和解的故事。
站在东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上, 导演李安的创作为中国伦理电影带来新的文化蕴涵和发展前景。从《推手》、《喜宴》到《饮食男女》“父亲三部曲”, 都是以一个家庭的解体过程为背景切入, 通过讲述中国传统的“家”在现代生存背景下的重塑而产生的挣扎与抗争, 痛苦与失落, 来展现中西文化在空间的骤然转换和时间的悄然变迁中所产生的冲突、摩擦和碰撞。这一系列影片的创作在父子冲突、和解之外隐喻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和解, 迈向了本土与世界的对话之路。
3、长与幼
传统的伦理道德规定长幼之间应当遵循兄友弟恭、兄良弟悌的训诫, 这就是“长幼有序”。到了华裔女导演胡安拍摄的《美人依旧》, 类型化的兄弟/姐妹关系才出现了一些变化, 由“兄友弟恭”变成了姐妹之间默默的较量。同样是两姐妹, 许鞍华电影《半生缘》中曼璐和曼桢之间的关系显然要比樱子和小菲之间的关系更为让人惊心动魄。
由家庭中“妻”的变化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由婚姻中夫妻之间情感的危机折射人们在价值失范的年代里不稳定的心态;由父与子、长与幼之间冲突抑或和谐去表现个体对于传统伦理以及传统文化的态度, 并且呼唤对于个体的尊重。家庭的奏鸣曲超越了“孝悌”伦理的指挥, 奏出了鲜活生动的多样化乐章。
第三节人性与人情的反思
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 关注的不是独立个体的人, 而是依照人伦关系网组织起来的人类群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 经济变革的大潮裹挟着西方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观念, 尤其是西方的个体本位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群体本位伦理, 在伦理关切和道德审视的视野里, 文学开始出现了对于人性和人情的反思。在中国的伦理影片中, 也开始了对人性、人情反思的探索与思考。
1、人性的异化与扭曲
张艺谋的《菊豆》在“弑父”与“乱伦”的故事中讲述了人性从被压抑到扭曲的全过程, 将中国历史及其封建伦理置于彻底解构的境地。如果说《菊豆》中的主人公扭曲的人性当中还有对自由与独立的追求的话, 那么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 人性的沉沦就更为彻底。这部影片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作家苏童以丰富的想像力描写了封建大家庭内部女性之间的明争暗斗, 写出了处于悲剧境遇下的女性对封建权力与等级规范的自觉认同, 她们相互倾轧与迫害, 其间透露出一种深入骨髓的人性冷漠、自私与残酷。张艺谋在创作《大红灯笼高高挂》时, 对原作进行的另一个重大改编:颂莲由主动退出权力之争改为为了争宠而假装怀孕, 最后事情败露, 她在陈府彻底失去了地位。影片的这一改编更有利于表现传统文化对个体的控制, 人性的扭曲与病态, 显得更具有震撼性, 不仅批判了悲剧所产生的社会与思想根源, 并且点明了“悲剧也产生于人物自我”的实质。
不同于张艺谋民俗化的影像书写, 陈凯歌电影《霸王别姬》是高度寓言式的。影片中, 化身为京戏的权力残忍地解构了程蝶衣的男性意识, 更为残忍的是, 程蝶衣对自己“虞姬”身份的认同其实是对化身为京戏的权力的认同。恩威并重的权力话语就这样穿透了程蝶衣, 自然合理的人性被扭曲。为了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段小楼, 程蝶衣为日本人唱起昆曲《牡丹亭》, 镜头横移, 窗户上观众的剪影与窗户外日本兵形成鲜明的对照, 暴力之下柔弱的民族文化呈现出凄楚的无奈, 历史的悲情令人愁肠百结;同样, “文革”时期的一个批斗会场景, “打倒程蝶衣!”“打倒段小楼!”的口号声不绝于耳, 在暴力面前, 段小楼终于违背良心, “揭发”了程蝶衣和菊仙。“革命”不仅使施暴者的行为合法化, 而且使暴力的对象成为新的暴力之源——紧接着的就是程蝶衣对段小楼的一番“揭发”。人性、历史与民族文化的异化处境, 在《霸王别姬》里得到空前冷峻的表达。
2、人情的冷漠与隔阂
在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流背景中, 珠江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讲述现代都市中老年人与长大成人的儿子、媳妇和保姆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影片《安居》。影片中把两代人之间极力希望沟通, 却因生存状态的差异而导致冲突和无奈描写得淋漓尽致。阿东和阿芳大量的行动和拌嘴争吵, 都是在闹市、楼群和行驶在高速公路的汽车上, 尤其突出的是儿子阿东常常是在奔波的途中, 在高速公路上打电话安慰旧居中的母亲。母亲盼望儿子归来, 儿子却总是在为生计奔波的矛盾冲突, 导致了母子之间情感的隔阂。现代城市空间成为生存困境、超级焦虑和情感隔阂的强度能指, 成为了跟传统伦理尖锐对峙的情感符号, 水泥森林和钢铁庙宇的冷漠威逼被表现到了极致。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伴随着思想启蒙话语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考, 中国伦理影片形成了非常重要的结构特征——悲剧性的历史话语跟反思性的伦理情感相结合。在谢晋的一系列影片中都表现出这种模式, 在历史的操纵下, 在政治的压力下, 人性的反思开始浮现。进入90年代以后, 中国伦理影片加深了对人性的异化与扭曲的文化批判力度;人情的反思也不再拘泥于历史和政治的羁绊, 而是更多地着眼于日常生活情境。人性、人情的反思在传统的视野之外展示了形式和风格上的丰富多样, 有了新的内涵。
摘要：8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 经济的发展、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激荡, 从基础上解构着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道德观念, 虽然在基本的叙事模式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伦理片已经负载了远远超越传统伦理电影的更多更丰富的内涵。而探讨90年代以后伦理影片的发展和变化可以深层地理解众多影片所建构的影像文化传统, 为中国电影在新的百年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伦理影片,家国的变迁,家庭的变奏,人性与人情的反思
年代变化 篇2
利用1880-20中国东部地区夏季降水量及1951-年中国160个站夏季降水量和北半球大气环流资料,在夏季降水分型的基础上,研究了夏季雨型的年代际变化规律,分析了夏季各类雨型所对应的北半球500 hPa环流场的主要特征.结果表明:东部季风区和西部区存在着20～40 a左右的年代际振荡趋势,东北区则表现为明显的15 a左右的`年代际变化特点;东部季风区四类雨型东亚大气环流差异显著,西部区二类雨型和东北区二类雨型欧亚大气环流的配置基本都相反.
作 者：赵振国 朱艳峰 柳艳香 许力 孙林海 李想 Zhao Zhenguo Zhu Yanfeng Liu Yanxiang Xu Li Sun Linhai Li Xiang 作者单位：中国气象局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北京,100081刊 名：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ISTIC英文刊名：ADVANCES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年，卷(期)：4(2)分类号：P426.61关键词：中国 夏季雨型 年代际变化 环流特征
年代变化 篇3
受市场经济的影响, 90年代文学创作具有新的特点。一方面, 紧贴大众文化的职业作家们更加看重文学的消遣性, 用文学满足大众生活需求。“痞子文学”, “美女作家”等应运而生;另一方面, 反映社会问题的底层文学造成强烈的“现实主义冲击波”。
从文类上看, 长篇小说和散文占主要地位。一方面, 是作家成熟的文体写作和文学“成熟”的原因, 另一方面, 长篇具有"文体的经济性", 易流行, 更易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以及改变成影视剧本。这也跟当时国家主旋律文化战略提倡有关。从内容上看, 主要反映都市日常生活、人欲等世俗化现象。具有消费时代的文学书写特点。但“历史”仍然是写作的主题。不是对重大事件的处理, 而是在“正史”的背景下, 转为对个人或家族命运的书写。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苏童《我的帝王生涯》, 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少数民族作家的阿来《尘埃落定》等。
二、知识分子存在方式变化的特征
1、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
随着社会分工严密的职业化过程, 国家体制内部的分工、现代企业制度的影响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 使得知识分子分化为某一领域的权威专家、作家进入高校成为学者、专职作家或者业余作家;“下海”经商或退居“边缘”。由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 文学界的分化也不可避免。作家创作的定位、价值取向的选择、对作品预期的市场效应等, 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质变, 作家们有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作家存在方式的多元化以及作家身份的复杂化都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
2、知识分子的世俗化:从高扬理想到面对现实
90年代的知识分子, 随着启蒙的逐步崩溃以及文学的轰动效应的消失。已不再具有优越的精神领导者的地位, 仿佛是从高高在上的神殿走到地上, 知识分子内心产生了变化, 理想已不再是他们整日摇旗呐喊的口号和践行的唯一目标。
1979年在南海划得那个圈, 到了90年代已经成为了吸引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批掘金者去探索和发现的‘新大陆’。是继续呆在神殿, 还是走下神殿, 和现实亲密拥抱, 许多知识分子迷茫了。他们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3、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和市场的关系更为紧密
文学跟大众文化消费密切相关。与紧跟国家意识形态相比, 他们和自由主义市场的关系更为紧密。不断地创造出迎合城市男女阅读口味的作品是大部分职业作家的主要创作目的。社会道德和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责任意识在他们那里已经逐渐退化。市场经济的影响反映在大众文化消费层面, 具体是指剧本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为主要内容, 还有消遣性报纸杂志的迅速兴起。
王朔系列是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的文化现象, 主要指由他主编的一系列电视连续剧。在《编辑部的故事》中, 主人公余得利一语道出了当时的社会生存法则:“钱不是万能的,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知识分子不拿钱托着, 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等等这些在80年代从未出现过的金钱崇拜论。此外, 电视剧《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等等都是反映知识分子如何在当时的社会生存、如何跟小市民打交道等问题;《渴望》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已经变样了, 知识分子王沪生嫉妒, 面对爱情时的动摇、意志不坚定。这是90年代对知识分子的书写。他喜欢工厂女工,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知识分子的地位。
三、变化产生的原因
1、社会环境方面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 大量的物质性消费迅速兴起, 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起来。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都用金钱来买单。社会上, 为了迈向现代化, 人人都在创造GDP, 金钱已成为不可忽略的价值标准。
突然涌现的大量物质文化给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当头一棒,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 知识分子的美梦也逐一破灭。同时, 许多知识分子通过对现实社会进行另类讽刺调侃, 通过自嘲或嘲他的方式诉说着他们的无奈和彷徨。
出书看销量, 编剧看市场, 当“现代化”真正到来时, 知识分子从80年代乐观的“理想”坠入90年代迷惘的“现实”。这种巨大心理落差使他们找不到存在感, 内心失落迷茫。随着市场调节机制和消费文化的日渐成熟, 精英知识分子无形中被推向一个更为复杂的精神卫道的“边缘”世界。
2、文化体制改革
由于国家文化政策的调整, 具有稳定生活保障的专业作家人数减少.市场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诱因之一, 之前的政府、单位之间的二元影响模式变成了政府、市场和单位之间构成的三元模式。三者相互作用, 影响着作家的生存境况。
为鼓励作家们与市场接触, 让他们参与市场分配, 国家对文学刊物、出版社的经济资助不同程度削减;文化主体与政府的关系相对独立, 跟市场的关系变得紧密。“文化经济”开始出现。另一方面, 版税制度的变化也是影响作家出版的一大因素。90年代, 版税制度开始全面实施, 1999年《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由国家立法, 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 刺激作家创作跟市场需求相结合。这也使得具有可观经济收入的社会“畅销书”成为可能。
3、大众传播方式的增多
90年代, 世界开始进入信息时代。中国无疑“被进入”电子时代。电子信息的高速度快节奏, 使人们以时间的瞬间感和当下性逐渐取代了历史性;平面感逐渐取代了深度感。大众传播方式的多样性, 使得知识分子对社会产生的个体经验和心态受到冲击。
通俗、流行文化开始崛起, 物质生活方式的改变促使人们渴望追求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这就衍生出诸多的音像制品, 唱片和磁带以及广播的蔓延使得流行音乐的迅速传播成为可能。港澳台流行音乐和影视作品通过以上途径大量涌入, 它们通过感官刺激着90年代的大众内心世界。
四、存在方式的变化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1、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生存无疑是90年代知识分子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由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 使得每一阶层都出于不同的利益进行文学创作。职业作家们更加看重文学的消遣性, 用文学满足大众生活需求。学者型作家看重社会问题的产生以及提出解决办法, 他们依旧试图用想象来进行对中国的启蒙。像90年代出现的几个重要的思潮, 无论是人文精神的讨论还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 知识分子都不单单从文学层面出发, 而是与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现状相结合, 探讨中国发展的出路问题。
2、对文学生产和接受的影响
由于文化体制的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变化, 使得具有大众消费性质的文学作品的生产明显增加。文学不再是具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才能享有的精神大餐, 它逐渐走入底层大众的生活中, 成为大众消遣的一部分。文学创作倾向的变化直接导致文学生产和接受的变化, 通俗文学是当时最为畅销的文学类型。通过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异常增多。大众传媒生产途径的变化, 使得文学作品已不单单是限制于书籍, 而是以多种呈现方式进入大众生活。
摘要：20世纪90年代, 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 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由之前与市场的疏离变为向市场逐渐靠拢。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国家文化体制方面的改革和大众传播方式的增多使得知识分子个人内心世界发生了改变, 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和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倾向是这一时段变化的主要特征。存在方式的变化对文学的创作、生产和接受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90年代,知识分子,存在方式,市场经济,文学生产
参考文献
[1]甘阳.古今中西之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1.
[2]王少华.时代的大潮——六集电视系列片解说词[M].现代出版社, 1988.06.
[3]张德祥.王朔批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23-25, 78-
[4]王朔.随笔集[M].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100-112, 167-180.
[5]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文艺争鸣, 1998.06.
[6]王岳川.中国九十年代话语转型的深层问题[J].文学评论, 199903.
年代变化 篇4
1.使学生了解地球的早期演化各个阶段的特点（初生地球、大气的早期演化与水圈的形成、生命的起源和大气的继续演化）
2.使学生了解地球上岩浆岩、变质岩、沉积岩三种岩石的形成和特点、以及化石的形成过程和作用。
3.使学生理解地质年代划分依据和各阶段的特点。教学重点
1.使学生了解地球上岩浆岩、变质岩、沉积岩三种岩石的形成和特点、以及化石的形成过程和作用。
2.使学生理解地质年代划分依据和各阶段的特点。教学难点
使学生理解地质年代划分依据和各阶段的特点 教学方法
实验法、讨论法。教学媒体
投影仪、投影片、岩石标本、实验器具。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我们的行星最初只是由岩石和气体构成的世界。那时的太阳比现在暗淡，而月球则在距地球轨道上以不到现今十分之一的距离运行，像是个庞然巨物。经过了数亿年，地球才变得适于生命存活。然而，在今日这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地球上，总有些景象能让我们想起它那艰难出世的过程。
【板书】
一、地球的早期演化和地质年代
【教师讲解】早期的地球景象有如炼狱，到处是滚烫的岩石和令人窒息的毒气。后来，地表冷却，大陆漂移，山脉隆起又被蚀为平地，生命出现，地球变得温和可亲，绿意盎然，几乎所有这个行星的旧貌都已了无痕迹。然而，从最古老的岩石、最深处的岩浆、甚至是陨击坑遍布的月球表面，科学家们找到了线索，描绘出这颗星球的起源。随着地球的童年岁月逐渐清晰，它曾经有过的罕见景观也日渐明朗，在今日地球条件最严酷的一些地方，仍能找到那些与古老地球神似的景象。
地球临产的阵痛开始于４６亿年前。那时，围绕年轻的太阳旋转的岩石和冰块颗粒相互碰撞融合，滚雪球般生成越来越大的团块。在猛烈的连环冲撞中，这些团块撞在一起构成了行星，其中就包括婴儿期的地球。在混乱中，另一个大如火星的天体撞击了我们的行星，所挟的能量相当于数万亿颗原子弹，足以把地球熔透。大部分撞上地球的物体都被撞击所形成的岩浆深海吞噬，不过，这次撞击也把相当于一颗小行星质量的汽化岩石抛上了轨道。这些撞击物的残骸迅速聚合成一个球，从此以后，月球就用空洞的眼神瞪视着地球历史的开展。【板书】
1、初生地球
【启发提问】看课本大气的早期是怎样演化的？水圈是怎样形成？ 学生分组讨论后回答，相互启发补充。
【教师小结】大约在47亿年前，宇宙中尘埃聚集，形成了地球及其所在的太阳系的其他星球。当时的空气中不含有氧气，而含有很多二氧化碳（碳酸气体）、氮气。
最初的地球很小，但不断有宇宙中的尘埃及小的星体撞击，体积不断增大。而且撞击时能量聚集，温度不断上升，最终融化为液体。
不久，星体撞击的次数减少，地球表面的温度降低，形成地壳。这就是今天的地表。但是，地球内部的岩浆不断喷涌，形成大量的火山。火山灰中的水蒸气冷却凝结为水，从而形成海洋。
【板书】
2、大气的早期演化与水圈的形成
学生讨论、回答：生命起源的过程怎样？大气又是怎样继续演化的？
【教师小结】到了３８亿年前，撞击缓和下来，液态水得以存留。大约在此时，或许在海洋中，无生命的化学反应跨过了某道门槛，产生了复杂到足以自我复制的分子，并向着更复杂的形态进化。最早自３５亿年前开始，生命之路开始演进至单细胞的蓝绿藻，它们在有阳光照射的海洋中茂盛地生长。这种数以万亿计的细微有机体改变了这颗行星。它们捕捉太阳的能量来制造食物，氧气作为副产品被释放出来。一点一点，它们把大气改造成适合呼吸的空气，为后来的生物多样性开启了大门。【板书】
3、生命的起源和大气的继续演化 【转折过渡】地层好比是记录地球历史的一本书，地层中的岩石和化石就像这本书中的文字。用现代科学的方法通过对古老岩石的测定，人们得知地球已经存在46亿年了。【板书】
二、地层和化石
学生讨论、回答：地球上岩浆岩、变质岩、沉积岩三种岩石的形成和特点 【教师小结】由岩浆，经喷出或者侵入（未喷出而冷却）作用形成的就是岩浆岩。如花岗岩，玄武岩。
由其他岩石经风化侵蚀、搬运、堆积，最后固结而形成的具有层理、有时带有化石的岩石就是沉积岩。如石灰岩，砂岩。
由其它岩石在高温、高压的条件下，经压固、富集、重结晶等作用下形成的新的岩石，就是变质岩。如大理岩，石英岩。
【分析讲解】岩石是天然产出的具稳定外型的矿物或玻璃集合体，按照一定的方式结合而成。是构成地壳和上地幔的物质基础。按成因分为岩浆岩、沉积岩和变质岩。其中岩浆岩是由高温熔融的岩浆在地表或地下冷凝所形成的岩石，也称火成岩；沉积岩是在地表条件下由风化作用、生物作用和火山作用的产物经水、空气和冰川等外力的搬运、沉积和成岩固结而形成的岩石；变质岩是由先成的岩浆岩、沉积岩或变质岩，由于其所处地质环境的改变经变质作用而形成的岩石。
【板书】
1、三种岩石的形成和特点
【启发提问】化石是怎样形成的？他有什么作用？ 【教师小结】化石就是生活在遥远的过去的生物的遗体或遗迹变成的石头。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地球上曾经生活过无数的生物，这些生物死亡后的遗体或是生活是遗留下来的痕迹，许多都被当时的泥沙掩埋起来。在随后的岁月中，这些生物遗体中的有机质分解殆尽，坚硬的部分如外壳、骨骼、枝叶等与包围在周围的沉积物一起经过石化变成了石头，但是它们原来的形态、结构（甚至一些细微的内部构造）依然保留着；同样，那些生物生活时留下的痕迹也可以这样保留下来。我们把这些石化了的生物遗体、遗迹就称为化石。从化石中可以看到古代动物、植物的样子，从而可以推断出古代动物、植物的生活情况和生活环境，可以推断出埋藏化石的地层形成的年代和经历的变化，可以看到生物从古到今的变化等等。【板书】
三、地质年代
【启发提问】地质年代划分依据和各阶段的特点 学生根据投影片讨论、总结。
【教师总结】地壳上不同时期的岩石和地层，(时间表述单位:宙、代、纪、世、期、阶；地层表述单位:宇、界、系、统、组、段)。在形成过程中的时间（年龄）和顺序。地质年代可分为相对年代和绝对年龄（或同位素年龄）两种。相对地质年代是指岩石和地层之间的相对新老关系和它们的时代顺序。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根据地层自然形成的先后顺序，将地层分为5代12纪。即早期的太古代和元古代（元古代在中国含有1个震旦纪），以后的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古生代分为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和二叠纪，共7个纪；中生代分为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共3个纪；新生代只有第三纪、第四纪两个纪。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地层里，大都保存有古代动、植物的标准化石。各类动、植物化石出现的早晚是有一定顺序的，越是低等的，出现得越早，越是高等的，出现得越晚。绝对年龄是根据测出岩石中某种放射性元素及其蜕变产物的含量而计算出岩石的生成后距今的实际年数。越是老的岩石，地层距今的年数越长。每个地质年代单位应为开始于距今多少年前，结束于距今多少年前，这样便可计算出共延续多少年。例如，中生代始于距今2.3亿年前，止于6700万年前，延续1.2亿年.下页包括生物进化地质年代表 【转折过渡】以上我们介绍的都是自然界对地表形态的作用，人类活动与地表形态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全课小结】
【布置作业】完成填充图册相应的练习。板书设计
第一节 地球的早期演化和地质年代
一、地球的早期演化和地质年代
1、初生地球
2、大气的早期演化与水圈的形成3、生命的起源和大气的继续演化
二、记录地球历史的“书页”——岩层和化石
1、三种岩层的形成和特点
2、化石的形成及作用
三、地质年代
1、划分的依据
年代变化 篇5
20世纪30年代中期, 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5年, 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中国东北后, 又发动了“华北事变”, 先后与国民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实际上攫取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面临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 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 积极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8月1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 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八一宣言》) , 随后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发表。之后不久中共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 于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即“瓦窑堡会议”。会议主要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讨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 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那种认为不可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联合抗日的“左”倾关门主义的观点, 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重新肯定了民族资产阶级能够联合抗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并为鼓励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 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投资, 开设工厂与商店, 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 尽可能的减低租税条件, 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在红军占领的地方, 保护一切对反日卖国贼运动有益的工商业, 使得全国人民明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但是政治上自由, 而且是发展中国工商业的最好的地方”【1】
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时期, 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策略方面的基本经验, 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 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会后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鲜明地指出“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 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 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 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 我们就要保护他。”【3】。在当前的形势下, 首先考虑的是代表资本主义经济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战中积极的一面, “只要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的势力就是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扫荡和国民政府的反共浪潮的背景下,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陷于困境的抗日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的作用也日益重要起来。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政策相对于“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而言, 显得更加务实, 认为在“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 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 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 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4】”
1940年,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文章中, 系统阐述了未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纲领。其中对于资本主义经济, 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 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4】。从文章中可以看出,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 认识到中国十分落后的国民经济需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什么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因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 不但是一个进步, 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 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 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 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 相反地, 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只有经过民主主义, 才能到达社会主义,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5】这种思想以党的政治报告形式出现, 代表了当时党中央对这一问题的整体认识。也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民主革命阶段不应当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敌人, 采取消灭资本主义的政策, 反而应当允许有利于资本主义有相当程度的发展。
此时共产党的力量经过抗争初期的发展已经相当壮大, 但与国民党集团力量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而国民党集团的独裁和内战目的一直十分明显。“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 中国仍热存在着严重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希望“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 成立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 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 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国家。”【5】为了争取避免内战的发生, 中共积极谋求与国民党合作, 希望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 团结各党、各派、各阶层人民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这种形势下, 只有允许和鼓励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不“抹杀这种矛盾”, 不“抹杀这种不同要求”, 才“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5】, 才能使这种合作成为可能。可见这既是形势发展的需要, 也是战略策略的使然。
二、发展的同时利用、限制
1949年在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于资本主义的问题有了新的变化, 对资本主义经济明确提出了利用限制的思想。在论述五种经济成分的时候, 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排在第二位, 认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还需要尽可能的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 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但是要”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6】。
刚成立的新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 社会上存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 农业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其中, 农业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占国民经济总量的80%以上, 非公有制经济居主导地位。贸然采取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是不符合当时的国情的, 对于当时已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是十分危险的。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大约需要15年至20年的时间, 因此认为新民主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是帮助社会主义前进的, 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但, 必须在发展的前提下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对于发展和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党中央这些认识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 建国初期我国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迅速地恢复, 与当时采取的经济政策充分调动了各种经济成份的积极性是分不开的。
三、要使资本主义绝种
建国后,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 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营经济迅速壮大, 社会主义工业在全国工业 (不包括手工业) 总产值中占据领导地位。同时社会生活中出现新的矛盾, 农村中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我无法满足城市和工业发展对粮食和农业原料的需求;城市中以银元之战和粮棉之站为代表的国营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起伏不定, 对国家生活的稳定产生恶劣的影响。【8】随着三反和五反斗争的深入开展, 资本主义经济不利的一面日益凸显出来。1952年,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文件批示上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 “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7】。在资本主义经济负面作用被放大的时候, 这种强调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信号。1953年毛泽东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 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 认为“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 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 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 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7】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否定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1953年12月, 经过毛泽东两次修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认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 就是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非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受到限制、改造直到消灭。”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不可克服的矛盾”, 有必要“完全消灭资本主义成分”【2】。因此在总路线公布后, 全国掀起了三大改造的热浪。1955年, 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指出“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 是要在农村这块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并以此来隔断农民与资产阶级的来源, 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这样做的目的, 是“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 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 变成历史的东西。”【7】这就是毛泽东著名的“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原本正在摸索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过急过粗过快的冒进势头, 匆忙的在1956年实现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并且随着认识误区的越走越远, 最终走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结果刚刚起步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人们思想受到极大束缚, 阻碍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
综上所述,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鼓励发展到利用限制, 再到使资本主义绝种的极端变化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的回顾, 有助于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有重要的启示。
摘要：20世纪四五十年代,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国内资产阶级阶级地位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变化过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认识,变化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612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695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59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650, 678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060, 1029, 1056
[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432
[7]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65, 82, 199
年代变化 篇6
一、伪满时期日伪的侵略政策、经济政策与移民增加
“九·一八”事变后, 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934年, 黑龙江省辖区被日伪政府瓜分为龙江、滨江、三江、黑河四省, 另设北满特区和特别市:哈尔滨市。1937年增设伪牡丹江省, 1939年又新设伪北安省和伪东安省。日伪当局借口“防止苏联入侵”, 从关内向黑龙江地区输入大批苦力, 使黑龙江省人口迅速增长。1936年山东、河北两省移入的劳力有73184人, 1938年更增至109365人。伪满14年间, 黑龙江省人口由600万人增至1000万人以上, 增加的人口大部分是移民。
伪满时期黑龙江省人口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日本移民侵略的扩大。“九·一八”事变前, 在东北的日本农业移民大批侵入东北。到抗日战争胜利时, 东北的日本农业移民已达106000户, 318000人。据统计, 黑龙江省47个县397个村就有日本农业移民41249户、119142人。七七事变后, 日伪当局为强化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 先后推行了所谓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北边振兴计划”以及“战时经济政策”。随着这些侵略政策的实施, 东北地区普遍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是从东北掠来大批苦力。伪满初期曾一度限制过华北地区移民的流入。1937年, 日伪当局放弃了限制移民的政策, 此后大量移民进入黑龙江省, 为该地区的土木建筑、矿山、林业、铁路等产业部门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日伪当局特设伪“大东公司”, 专门从事“移民审查”、“移民募集”, 并利用诸如降低移民交通费等手段, 千方百计增加对黑龙江省劳动力的供应量。
1937年和1938年的两年间, 黑龙江省来自华北的移民分别为75204人和109365人。而这个数字只是伪“大东公司”对华北移民的统计数字, 并不包括从东北其他各省移入的人口, 以及通过其他途径流入黑龙江省的人口。实际上, 当时黑龙江省的移民中, 有不少来自东北其他地区。例如, 据伪“北满经济调查所”1937年对一个月内长春至哈尔滨之间列车上运载前往黑龙江省移民的出身地情况进行了调查。在所调查的10678人中, 来自东北的移民有7015人, 占移民总数的66%, 来自华北的移民有2266人, 占总数的34%。其中, 来自伪辽宁省者占23%, 来自伪锦州省者占4%, 来自伪吉林省者占17%, 来自伪热河省者占13%。伪“北满经济调查所”的调查结果表明, 1937年进入黑龙江省的移民, 除了华北移民外, 更多的是东北地区区内的移民, 究其原因:第一, 东北地区南部开发较早, 人口密度不断加大, 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据1930年统计, 辽宁省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12人, 吉林省为89人, 黑龙江省只有23人。第二, 东北南部工业比较发达, 尽管也需要大量劳动力, 但因华北移民首先进入东北南部, 使南部地区逐渐出现人口过剩状态。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 一部分在南部找不到工作的移民只好继续北移, 直至移入最北部的黑龙江地区。
黑龙江省的牡丹江、佳木斯、北安、黑河等地交通不便, 土地及其他资源开发受到很大限制。清末民国时期, 随着移民政策的实施, 北部边远地区人烟稀少的状况逐渐改变。1937年以后, 因日伪实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北边振兴计划”, 使该地区的人口数量迅速增加。据资料统计, 1937—1941年的四年之间, 黑龙江省新增加人口1691000人, 年平均增加42万人。1942—1945年, 黑龙江省共流入移民284万人, 年均流入70万人, 黑龙江省仅仅4年的移民数量与民国时期的移民相差无几, 这是黑龙江省移民史上的一个高峰期。
二、伪满时期黑龙江农业移民向其它产业移民的转变
日伪“北边振兴计划”的实施, 黑龙江省北部边疆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空前扩大, 日伪政权为了满足对“苦力”的大量需求, 便实行了野蛮的“抓劳工”的方式。因此, 来自华北的移民, 实质上已经不是过去那种自由的移民, 而是一种强制性移民。从移民的部门分布来看, 也不再以农业为主, 而是适应日伪经济掠夺和所谓的“边防建设”需要, 大量进入土木建筑、林业、矿业、交通业等部门。因此, 黑龙江移民的重心, 便由持续近百年的农业移民转为非农业的“劳工移民”, 这是伪满时期黑龙江移民的显著特征之一。
伪满时期的黑龙江移民, 即:所谓“产业移民”, 或称“劳工移民”, 主要是指在煤炭、林业、采金、土木建筑、交通等产业部门被迫从事劳务的移民。例如在林业方面, 日伪为加强对森林资源的掠夺, 在黑龙江省设立248家林业公司, 占全东北林业企业总数的53.9%。日伪出于资源掠夺的需要, 还在黑龙江地区开设大批煤矿、金矿, 进行疯狂的掠夺性开采。如鹤岗、鸡西等, 伪满时期在黑龙江省形成了林业、煤矿业和金矿业三大产业部门。就各部门的移民分布情况来看, 从事煤矿业的有45500人 (1943年) 、从事采金业的有30000人 (1937年) , 从事林业的有107600人 (1944年) 。从移民的地域分布来看, 伪牡丹江省有20000人, 伪三江省有30000人, 伪滨江省有33000人, 伪北安省有21600人, 伪黑河省有3000人。这些移民大多是日伪当局以“紧急劳动力供应”为由, 从山东、河北两省掠来的。
除实行上述强制性的“产业劳工移民”外, 日伪还推行更为野蛮的军事劳工移民。在实施所谓的“北边振兴计划”过程中, 日军为了修建军事工事和军用铁路, 不仅从华北掠来大批“苦力”, 而且在省内以“勤劳奉仕队”的形式, 强行征集大量劳工, 被称为“省内移民”。此外, 日伪还推行了“特殊劳动者”的强制移民。
通过这一系列手段, 在日伪统治的14年间, 黑龙江省人口增加了约500万人。1945年, 该省人口已超过千万, 增至11181000人。这一时期移民的主体是“劳工移民”, 移民人口的性别构成和职业结构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 1935年伪“大东公司”搞了一次“华北移民年龄构成调查”, 结果表明, 华北移民中不足20岁的占13.5%, 20~30岁的占39.4%, 30~40岁的占25.6%, 40~50岁的占13.6%, 50~60岁的占6%, 60岁以上的占1.9%。从华北移入东北的移民中, 有92.1%系5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从移民的性别构成来看, “九·一八”事变前黑龙江省的农业移民多属家族移民, 性别构成虽然以男性为主, 但女性仍占一定比例。但是, 在伪满殖民统治的特定条件下, 产业劳工移民和军事劳工移民往往以男性移民占绝大多数, 造成性别比例严重失调。随着移民由农业移民向产业及军事劳工移民转化, 移民中女性的比例急剧下降。据1935年东亚经济研究所的统计, 当年的东北移民中, 男性占91.7%, 女性只占8.3%。
在伪满时期黑龙江省移民的职业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民国时期, 黑龙江省移民的职业构成非常简单, 是单一的农业移民。进入伪满时期, 日伪当局在“经济统治”政策下, 推行所谓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北边振兴计划”, 对移民就业采取强制手段, 使移民职业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 即由农业为主的职业构成转向工矿、林业、建筑交通铁路、商贸及军事工程诸领域, 使移民职业构成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 使产业工人阶级产生。
三、伪满时期黑龙江地区移民与经济社会的变化
日伪政权对黑龙江地区的实行了强制移民、强制职业分配和殖民政策, 在构建殖民地经济结构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1. 移民增加使黑龙江人口密度增大
由于日伪当局把大批劳动力强行迁移到黑龙江北部边境地区, 使当地的人口密度有所提高。据中东铁路管理局出版的《满州通报》所载, 1930年黑龙江地区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14.7~15人, 1941年黑龙江省人口密度已增至每平方公里24.7人。
2. 移民使黑龙江形成了交通体系
伪满时期黑龙江省移民被强制分配到工矿和交通部门, 产业劳工移民和军事劳工移民成为当时移民的主体。在移民的累累白骨上, 日本在黑龙江地区构建了掠夺和运输当地资源的殖民地型交通网络。
3. 移民使人口向城市集中, 使城市的经济功能增强
伪满时期, 黑龙江移民由农业移民转为产业劳工移民和军事劳工移民, 因此, 黑龙江地区的移民很多流入城市, 使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尤其是在日伪重点实施经济掠夺和军事基地建设的东北部边境地区, 如北安、黑河、牡丹江等地, 城市人口增加更为显著。“牡丹江市, 1931年还是个人口不过3600人的小城镇, 1941年该市人口竟增到19.86万人”, 成为黑龙江省仅次于哈尔滨的第二大都市。与此同时, 该市的日本人也由1933年的8000人增至1941年的56000人。
黑龙江地区各个城市各具特色。牡丹江是伪满的重要军事基地, 佳木斯是日本移民集中的地区, 哈尔滨、齐齐哈尔是开发较早并已经成为当地政治、经济中心的城市。这些城市都是在大量吸纳移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的人口增加速度都很快, 尤其是牡丹江和佳木斯二市的人口增长速度更快。鸡西、鹤岗等矿业城市的人口也在增加。这些增加的人口只有一小部分是自然增加, 绝大部分都是移民增加。
参考文献
[1]熊映梧.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 1989
[2]王京斯.1931年以来的中国东北[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