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危机

叙利亚危机（精选9篇）

叙利亚危机 篇1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向读者展示了叙利亚危机性质认定的过程: 国际社会对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定义以及调查委员会报告中认定危机性质的过程。

一、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定义

条约是判决的基础, 但是它也具有法律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判例则延展了法律的范围, 往往能够使法律的宗旨和目的得到更好的阐释。通过国际上的两个知名案例我们可以很清晰的了解目前国际社会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定义的态度。

塔吉克案 ( tadic) (1) 和切利比奇案 ( Celebici) (2) 是国际法上三个非常著名的案例。这两个案件的审判都是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进行的, 判决结果中对于武装冲突的定义也由此成为了国际社会对于武装冲突定义的一个权威版本。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在塔吉克案判决中写道: 只要国家相互之间诉诸武力, 或者政府当局与有组织的军队之间发生冲突, 或者在一国领土范围内不同的军队相互之间发生冲突, 就属于武装冲突。无论如何, 这 (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是发生在政府有组织有武装团体或者是一国以内的武装团体之间的暴力。

在切利比奇案中,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将国际性武装冲突解释为“有武装部队成员参与的两国之间的任何分歧”, 除此之外, “冲突持续的时间以及冲突规模的大小、受害者多少都不影响武装冲突已经存在的事实”。

在后来发生的阿卡耶苏案 (3) 中, 卢旺达法庭在审判时引用了塔吉克案中对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定义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解释, 为未来的司法实践奠定了基础。

第一, 至少要存在两个相互间作战的团体。在此, 并不要求其中一方是获得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

第二, 非政府的武装团体必须是有组织的。

第三, 该武装冲突要达到一定的紧张程度。例如, 具有集合性质。此处可以参考阿卡耶苏案中卢旺达刑事法庭确定的认定标准: 只要本国政府在冲突中动用了军队力量而不是警察, 就可以认定为达到了武装冲突认定中的紧张程度。

第四, 日内瓦四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中还要求要实际有效控制国家一部分领土。

第五, 关于冲突的持续时间的限制, 第二附加议定书设置了武装冲突“持久”的限制。然而从上文介绍的切利比奇案中, 我们已经提到前南国际法庭认为持续时间不影响武装冲突的认定, 没有对时间提出任何的要求。

根据上述判例以及条约的规定, 本文认为,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系发生在一国领土之内的不具备国际性的武装冲突。

二、叙利亚危机性质的确定及其转变

2011 年8 月, 叙利亚问题调查委员会成立, 并按照此前理事会的要求提交了调查报告,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 其中对于叙利亚危机的性质完全按照前南刑事法庭在塔吉克案中确立的标准进行了机械化的认定。

第一次认定: 调查委员会于2011 年11 月提交了第一份报告, 报告中委员会认为政府军和反政府团体的冲突已经越来越激烈。据目击者称, 坦克进入了城市, 并且频频向居民楼发射, 估计共有260 名平民被打死。在评估适用的法律时, 委员虽担心叙利亚冲突有上升到国内武装冲突的风险, 但是还是要依据有组织性和激烈程度来进行认定, 据此做出了如下判定:

委员会无法对武装团体的作战激烈程度作出判断, 同样地, 他们也无法判定像叙利亚自由军这类武装团体的组织性。因此, 委员会将不会在叙利亚冲突上适用国际人道法。由此可见, intensity和organization已经成为武装冲突认定中必须严格遵守的两个因素。

第二次认定: 2012 年2 月, 调查委员会提交了第二份报告, 称危机越来越出现暴力和军事化倾向。一些自由军团体采取了进攻性的行动, 目标是检查站、政府部队设施、警察派出所以及政府车辆。许多反政府武装团体自称为自由军, 他们由叛逃者 ( 主要是军人中的叛逃者) 以及越来越多的武装平民组成。自由军领导人住在国外, 其如何控制在该国境内各种不同的自由军团体尚不清楚。此时的调查委员会继续严格执行双标准: 尽管我们认为某些地区的冲突可能已经达到激烈程度的要求, 但是我们依然无法认定叙利亚自由军、地方团体以及其他反叛武装已经达到了组织性标准。

最终认定: 最后, 在2012 年5 月调查委员会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了一份定期更新报告。委员会表示, 他们已经看到了叙利亚冲突的激烈程度以及某些地区武装团体越来越高的组织性。直到2012 年5 月底, 国际红十字会称整个叙利亚都已经进入国内武装冲突的状态, 而不仅仅是霍姆斯和伊德利卜。7 月中旬, 红十字委员会宣布认定叙利亚冲突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从而引发了对国际人道法的适用。 (4)

参考文献

[1]佘发勤.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及其性质的判定[J].法学论丛, 2008.

[2]吴思科.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之路举步维艰[J].当代世界, 2014.

[3]殷智通.论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D].内蒙古大学, 2012.

[4]陈双庆.叙利亚为何不是利比亚[J].世界知识, 2011 (21) .

叙利亚危机 篇2

代表：土耳其外交部部长迈哈德·达武特奥卢先生阁下 陈潇玲

土耳其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大使 顾雪可 学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委员会：联合国大会 国家：土耳其共和国 议题;叙利亚危机

尊敬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理阁下：

2011年1月下旬，叙利亚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巴沙尔·阿萨德及其政府面临严重的执政危机。事件爆发以来，随着叙利亚反对派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升级，叙利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当地及周边的安全和平状况同样受到严重挑战。

自叙利亚危机爆发开始，我国一直采取持续高度的关注和积极主动地外交策略。可以说，此次叙利亚的危机对我国在中东地区乃至国际上的地位的提高是一个不可错失的良机。权衡我国自身的地缘优势，军事实力以及在北约的军事影响，我国有必要在叙利亚问题上表明坚定态度并且为此作出更大的努力，同时在外交策略上采取更为灵活的多边机制，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此次，我国受邀参与“叙利亚行动小组”外长会议，就将是一次很好的契机。以下请容许我对叙利亚问题及各方势力作一个简要分析。

此次叙利亚危机的爆发可以说是多重利益矛盾的结果。就叙利亚国内来说，叙反对派和政府之间的矛盾本质上为政权之争，也是叙利亚问题由来的主因与核心。其次，叙利亚问题涉及到中东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阿拉伯国家联盟对此作出的反应和态度将是我国对叙问题决议上不可忽视的参考因素。而对大国之言，尤其是美国和俄罗斯在此次叙危机中围绕“势力范围”展开的角逐，美国欲借“人道危机”推动叙利亚“政权更迭”，而俄罗斯则为保持其在中东地区传统影响力的最后据点不遗余力，决心对阿萨德政权进行有力支持。虽然矛盾错综复杂，但矛盾双方的目的无非是进一步壮大自己、夺取利益。叙利亚地区持续的**以及动荡局面的存在，将对于其他更广泛区域产生巨大的影响。

就土耳其而言，作为我国的邻国，叙利亚的一举一动直接牵扯到我国的利益，而作为北约成员国中唯一的伊斯兰国家，我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一举一动，无疑都将引起叙利亚盟友及对手的密切关注。随着自身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强国地位日益稳固，已具备在叙利亚危机中发挥较大作用的物质基础，在解决中东问题上也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如果土耳其能够主导叙利亚今后的政局走向，将大大提升其在中东地区，甚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但在另一方面，我国虽为北约成员国，却很难得到欧盟的认同；作为伊斯兰国家，又很难得到伊斯兰世界的认同，因而就目前形势而言，我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外交策略不应过于激进，同时也不应放过任何一个能够提升本国在地区和国际影响力的机会，保持一种积极参与解决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态度。

目前，在叙利亚问题上，各方势力皆已呈现出明显的政治意图。以美国为代表的多数西方国家、北约、欧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等组织已明确加入反叙利亚阵营；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则明确反对任何国外势力干涉叙利亚内政和对叙利亚政府进行制裁行为；俄罗斯对阿萨德政权采取了支持态度，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叙利亚侵犯人权问题进行的决议草案表决中投了反对票，可见各国对叙利亚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已见分晓。

我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也已表明自己的外交立场。首先，叙利亚政府与反动派之间持续升级的武装冲突已经严重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安全，而阿萨德政权在此过程中对示威民众采取的暴力镇压造成了严重的地区动荡和难民迁移，对我国的政治，军事和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其次，作为北约成员国和中东的主要大国，我国有必要权衡西方国家以及北约、欧盟、中东国家等的势力走向，以此制定最有利于我国的外交策略。因此，对于此次的“叙利亚行动小组”会议，请允许本人代表土耳其外交部向尊敬的总理阁下提出外交部初步制定的外交方针：

首先，在本次会议上，我国应继续明确立场，严厉谴责叙利亚政府采取的暴力反**行径，赞成安南提出的解决叙利亚问题六点建议，要求叙利亚当局进行人道主义停火，释放随意被羁押人员。

其次，我国目前应主张在和平基础上解决叙利亚问题，同时通过寻求与西方国家以及相关利益联盟的合作达成对叙利亚政府实行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制裁的共识，以此要求和胁迫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下台。就目前形势来看，西方和俄罗斯的博弈仍在继续，中国和伊朗的反战立场也很坚定，短期内国际上要求对叙利亚采取军事制裁的呼声并不会很高，并将难以实现。因此在此次叙利亚行动小组会议中，我国应寻求多边合作机制，争取与西方国家达成共识和合作，避免单方面过激的外交策略触动俄罗斯与中国的外交防线。

接下来，我国可在此次会议上积极谋求与多方力量合作，争取在叙利亚境内成立叙利亚安全管理委员会。通过该委员会，我国可以集结各联盟及西方各国的力量，将国际势力渗入叙利亚本土，同时也可借叙利亚安全管理委员会推行一系列政治措施以实现对巴沙特政府的控制和打击。土耳其将争取在该委员会中扮演积极角色并提出我国对叙利亚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计划等，以掌握我国对叙问题上更大的主动权，展现我国的外交姿态。

在此次会议中，我国将与美国、以及一些欧盟及阿盟国家（法国、德国、伊拉克等）进行积极协商，争取在对叙问题上达成共识。

由于此前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及欧盟、阿盟都明确表明反对叙利亚政府的立场，因此在此次会议中，我们应就采取何种方式来解决叙利亚问题与这些国家进行协商，寻求合作。因为随着我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强国地位不断地得到巩固，在中东地区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中的影响力也在迅速扩大，所以在与美国进行协商时，我国可以凭借自身的优势与美国进行协商，为我国在本次大会上的提案争取到更大的支持。同时考虑到我国加入欧盟并在阿盟中获取更多的大国认可度的战略目标，我国在与联盟进行协商时，除了借助自身的外交优势外，还应积极借助美国的大国影响力与外交号召力优势，团结更多的国家以赢得他们的支持，从而实现我国的外交意图。

叙利亚邻国冷热看危机 篇3

黎巴嫩：不介入政策

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黎巴嫩政府考虑到自己国小人少的特性以及同叙利亚的特殊关系，一直奉行不介入政策，多次表示不干涉叙利亚内政，反对军事干预叙利亚，主张通过对话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面对大量叙利亚难民的涌入，黎巴嫩既尽力安置这些难民，但同时反对在黎境内建立叙利亚难民营和在边境地区建立中立区，拒绝把黎巴嫩变成向叙利亚偷渡武装分子和走私武器的走廊和通道。

黎巴嫩政府在处理叙利亚危机问题上面临巨大压力，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叙利亚政府要求黎巴嫩严加控制边界地区，阻止武装分子和武器通过黎巴嫩边界进入叙利亚，并引渡叙利亚反对派人士。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向黎巴嫩政府施压，迫使其放弃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的不介入政策，转而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向其提供帮助。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尽管黎巴嫩在叙利亚问题上小心翼翼，谨慎行事，但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给黎巴嫩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最近以来，黎巴嫩许多地区武装冲突、枪战事件频频发生，冲突双方分别是亲叙利亚政府的武装派别和反叙利亚政府的武装派别。黎巴嫩一些派别8月15日为报复黎巴嫩什叶派人士哈桑·米高达德在叙利亚遭劫持，绑架了26名在黎巴嫩的叙利亚反对派人士。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叙利亚战火愈演愈烈，黎巴嫩安全局势不断恶化。有人担心黎巴嫩有可能成为叙利亚危机的第二战场。

土耳其：支持反对派

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土耳其一直站在叙利亚反对派一边：允许叙利亚反对派“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设立大本营，还主办“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对叙利亚进行制裁，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要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下台。

近年来，土耳其经济发展顺利，是20国集团成员，而且还是北约成员国，此外还积极要求加入欧盟，土耳其非常希望成为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大国。叙利亚危机发生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煽动下，土耳其的立场从视叙利亚为“兄弟国家”转变为公开要求叙总统巴沙尔下台，土叙关系因此恶化。今年6月，叙利亚击落土耳其战机，引起土方更强烈的不满，使两国关系跌至“冰点”。随后，鉴于安全形势不断恶化，土方决定关闭所有边境口岸。

最近，叙利亚军队弃守北方毗连土耳其的三个城镇，引起土耳其高度警惕。土政府担心在几国边境地区聚居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因此壮大，进而影响土耳其本国安全局势和主权稳定。因此，最近土耳其加强了土叙边境的军事力量。

伊拉克：力挺和平解决

持续发酵的叙利亚危机对伊拉克社会、经济和安全形势造成了严重影响。叙利亚是伊拉克的重要贸易伙伴。大到水泥建材，小到蔬菜瓜果，价廉物美的叙利亚商品早就成为大部分伊拉克民众的采购首选。但随着叙利亚局势持续恶化，叙伊贸易受到严重影响。记者走访巴格达街头商铺时发现，来自叙利亚的农产品和生活用品均大幅涨价，有的甚至翻了几倍。店铺老板和消费者均叫苦不迭。

叙利亚局势动荡以来，大量在伊拉克战争后外逃的伊拉克难民回流，一方面给伊拉克政府安置难民造成较大压力；另一方面给伊拉克本就脆弱的安全形势带来不确定因素。

此外，西方国家在反恐方面持双重标准，对在叙利亚作乱的极端组织持默许、纵容甚至支持的态度，使得伊拉克境内的武装组织也受到鼓舞。伊拉克7月下旬連续发生数十起爆炸袭击，导致数百人伤亡，安全形势再度恶化，当地分析人士指出，这与愈演愈烈的叙利亚危机有直接关系。

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政府多次公开表示，愿意发挥本国作用，积极配合解决叙利亚危机，主张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和平解决。伊拉克政府绝不干涉叙利亚内政，也反对外来势力干涉，反对武力解决叙利亚危机。在阿盟内部对涉叙决议的多次表决中，伊拉克政府是少数投票反对制裁叙利亚的成员国之一。

分析人士指出，伊拉克政府持上述立场，除出于对本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考量外，也有政治方面的因素。叙利亚危机若不能得到妥善解决，而是以内战形式收场，其外溢效应将使伊拉克的教派冲突和政治内斗愈加激烈复杂。

历史上长期受压制的伊拉克什叶派在战争后掌握了国家政权，而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逊尼派则实力一落千丈，在伊拉克现政府中处于弱势地位。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政府对同属什叶派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难免持同情态度。伊拉克什叶派担心，一旦巴沙尔下台，以逊尼派为主的叙利亚反对派掌权后，地区教派势力格局将被打破，伊拉克逊尼派会受到鼓舞，它们在与伊拉克什叶派的对抗中又多了一个可以借助的外力。

约旦：态度较中立

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约旦是受影响最严重的邻国之一，大量叙利亚难民涌入，给约旦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约旦首相塔拉瓦奈日前表示，自2011年3月叙利亚开始动荡以来，已有超过15万名叙利亚人逃到约旦境内，约旦政府在教育、医疗服务或基础设施方面为这些叙利亚人提供一切可能的服务。

约旦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寻求政治途径解决叙利亚危机。塔拉瓦奈7日呼吁国际社会尽快通过政治与和平方案解决叙利亚危机，立即停止叙利亚的流血和暴力冲突，使叙利亚人民免遭更多痛苦。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近半年来约旦政府在处理叙利亚危机时实际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约旦政府难以在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作出取舍。

比较典型的两个事例就是：7月18日叙国家安全总部遭自杀式爆炸袭击，国际社会纷纷予以谴责，而约旦官方及媒体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而叙利亚前总理希贾卜8月初叛逃到约旦，并且猛烈抨击叙利亚政府。

面对日益恶化的叙利亚局势，约旦表示，已做好各种准备应对难民潮，约旦还呼吁国际社会对其安置叙难民提供援助。此外，约旦在国内加强防控，尤其是在与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区加强安全保护措施，防止恐怖分子混入难民潮中潜入约旦境内搞破坏活动。

金融危机中的澳大利亚 篇4

一、金融危机中的澳大利亚

从国际形势看, 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已经对美国、欧洲、日本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实体经济造成较大损害, 紧缩的信贷政策迫使很多企业失去生存能力, 社会总需求增长停滞、甚至下降, 失业率大幅度增长。澳大利亚在应对国际宏观环境的这些不利影响时, 不像欧美国家一样存在劳动力断层, 也不存在长期的资本断层。澳大利亚土地辽阔, 资源丰富, 农牧业发达, 是全球主要的铁矿石、煤炭以及农牧业出口国家, 金融危机背景下, 经济刺激计划加重了政府债务负担, 但谨慎的财政支出政策, 稳定的金融市场运作, 保证了澳大利亚的经济稳健。现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一) 金融制度完善, 金融市场稳定

澳大利亚的金融机构由银行、专业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组成, 金融业采取混业经营的模式, 商业银行能够经营包括投资银行业务在内的所有的金融业务。澳大利亚拥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 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完备, 且高效和透明。澳大利亚的银行一直保持较高的信用等级, 根据08年9月标准普尔对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100家银行的信用评级, AA级及以上的银行已大幅减少, 但澳大利亚4大银行均为AA级, 08年在金融风暴的影响显现后, 澳大利亚所有19家银行中, 标普仅下调了2家银行的信用等级。完善的金融制度与稳定的金融市场是澳大利亚顺利度过金融危机的基本保障。

(二) 金融机构运作保守, 债务风险整体可控

澳洲政府没有大量的赤字, 政府债务的等级很低, 是经合组织国家中债务等级最低的国家之一, 而且金融机构与欧美不同, 运作较保守, 持有的美国次级债券及其相关资产较少, 所受直接损失小。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经济刺激计划加重了政府债务负担, 但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 出台了保障银行存款的政策, 同时为了稳定基金市场, 许多基金公司冻结了基金账户, 客户不允许撤出投资本金, 谨慎的财政支出政策, 保证了政府债务负担整体可控。

(三) 房产市场运作良好, 无大规模信用违约

澳洲在房屋抵押贷款业务方面相对保守, 银行对房贷者的调查也十分严格。首先, 必须要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其次, 要有一份相对稳定、良好的工作;第三, 月贷款额不能超过月固定工资额的30%。鉴于此, 澳洲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出现大规模的房贷信用违约, 它向低条件贷款人发放的贷款量小, 澳洲的国会或议会不会像美国那样要求银行多放贷。澳洲的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情况总体看也还是比较好的, 有很好的现金流, 房贷机构总体盈利, 没有过度的杠杆操作。

(四) 政府及时救助, 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为了避免澳大利亚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陷入衰退, 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一是通过连续大幅下调利率, 以拉动区域经济;二是迅速采取多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如增加公开市场流动性、增加回购品种、扩大回购抵押品范围、与美联储等其它各国央行联手设立货币互换机制;三是关注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弱势群体, 改善民众生活条件和水平, 带动内需的同时稳定国内社会形式;四是加强国际贸易关系, 避免出口大幅下滑, 吸引外资进入;五是重点行业采取特殊保护, 避免经济严重下滑遇挫。澳大利亚政府借助拥较强的财政实力, 及时采取多种措施应对危机冲击。

(五) 抑制通货膨胀, 采用通胀目标制度

区别于美国次级债和金融衍生品的大范围发行, 澳大利亚的金融衍生市场并不发达,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其规避金融风暴影响提供了先决条件。自1993年始, 澳大利亚就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度, 在当地百姓的眼里, 金融危机前后物价几乎没有浮动, 澳洲央行同时表示, 该国家庭和企业对于未来前景的谨慎看法有望帮助抑制通货膨胀。在西班牙青年失业率高达50%时候, 澳大利亚的失业率仅为5%, 希腊正为应对债务不知所措, 德国今年一季度经济首次出现衰退, 越南、巴西、阿根廷等国通货膨胀已出现两位数的当下, 澳大利亚经济表现出的淡定, 与其稳健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度紧密相连。

(六) 尽享亚洲发展机遇, 主产业发展平稳

澳大利亚在发达国家中率先走出经济危机, 实现经济的强劲复苏和增长, 其重要背景是全球资源市场的升温, 而这些经济运行动力与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巨大市场需求紧密相连。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 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资源供给型国家, 而亚洲市场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这一显著特征令它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不但能够幸免遇难, 还能保持较好的经济发展势头。以我国为例, 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矿产是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 中国一半以上的进口铁矿石来自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政府积极鼓励中国企业加大对澳直接投资的力度。同样, 日本和韩国等亚洲铁矿石进口国60%—70%的进口矿石也来自澳大利亚。而亚洲国家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远远小于美洲、欧洲国家, 这些来自亚洲国家的稳定市场需求为澳大利亚顺利度过金融风暴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二、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负面效应仍在蔓延, 潜在风险仍不可小觑, 能够在危机中淡然度过的澳大利亚, 对我国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扩大内需, 深化产业结构,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增长迅速, 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于出口业务。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 我国出口产业及相关附属产业受到严重打击, 很多制造厂倒闭, 工人失业。与澳大利亚相比, 我国出口产业主要聚集在初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行业, 生产原料和销售市场均在海外, 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依赖程度高于澳大利亚, 这样也更容易受到世界范围经济危机的影响。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是平稳的, 但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面对下行经济压力和变幻莫测的宏观经济环境, 我国欲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拉动内需, 从根本上摆脱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外需的尴尬局面, 在整个社会上拉动内需, 提升产品附加值与竞争力, 加快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

(二) 保障我国金融市场稳定性, 健全金融体系

与澳大利亚完善的金融制度、稳定的金融市场相比, 我国金融体制建设仍需大力加强。一是要加强有效的监管制度, 加强监督措施, 对内应保护中小投资者及储户的利益, 对外应严格资本账户管制, 防止外国资本冲击;二是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我国企业融资过于依赖银行体系, 直接融资规模小, 风险在商业银行中不断积累, 表现为数额巨大的不良贷款;三是拓宽混业经营, 金融危机中美国式的独资银行受到严重打击, 而欧式的全能型银行生存较强, 澳大利亚的银行体系也基本为全能银行, 我国银行业应逐步拓宽混营范围, 成为融经营保险、证券业务、基金业务、信托业务等为一体的真正的金融综合服务平台。

(三) 加强宏观调控, 谨慎出台财政政策

美国金融危机主要表现在放贷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以及定价过高的股票领域, 其起源于次级抵押贷款, 却因为信用衍生产品的膨胀而蔓延, 澳大利亚的银行没有大量发放与次贷类似的贷款, 也没有大量购买美国的相关次级产品, 其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不发达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澳大利亚的金融业。欧债危机主要起源于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长期过度负债行为, 长期的负债投资导致了政府巨额的财政赤字。以希腊为例, 它的高福利政策并未建立在可持续的财政政策上, 历届政府为了讨好选民, 盲目扩大赤字, 造成公共债务激增, 而澳大利亚始终执行稳健的财政政策, 并不存在如此高昂的财政赤字。2012年7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广东五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中指出, 要进一步加大预调微调力度, 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特别要注重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有效解决信贷资金供求结构性矛盾。从长远发展来看, 我国必须加强宏观调控, 谨慎出台相关财政政策, 保持经济稳定发展。

叙利亚人道危机中的各国应对 篇5

新决议“全力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的一项计划。根据该计划，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要把权力移交给副总统，同时叙利亚应建立全国联合政府，并最终实行普选。

俄罗斯、中国、伊朗、叙利亚等国投下了反对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根纳季·加季洛夫称该决议“不平衡”，没有对叙利亚的反对派团体提出任何要求。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在表决后说，中方不赞成对叙利亚实施武力干预或强行推动所谓“政权更迭”，认为制裁或威胁使用制裁无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

尽管联大决议能反映各国在重大问题上的意见，但与安理会决议不同，联大决议不具约束力。持续近一年的叙利亚危机也难以就此画上句点。

不过，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中东问题专家认为，巴沙尔政权难以招架西方和阿盟的压力。2月24日，由阿盟发起并得到西方支持的“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在突尼斯举行，巴沙尔政权面临更大的压力。

人道灾难令人震惊

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积极游说，试图让安理会通过对叙利亚政府实施制裁的相关决议。去年10月4日，安理会就由法、德等国起草提交的一份有关谴责叙利亚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遭到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否决。

2月4日，摩洛哥等多个阿拉伯国家联合美、英等国在安理会提出新的决议草案。该草案的内容与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类似，俄罗斯和中国再次动用了否决权。

虽然国际社会在针对叙利亚的决议草案内容上一直无法达成一致，但期盼暴力活动早日终结的愿望却是一致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月7日到访叙利亚，呼吁各方停止暴力冲突。2月17日至18日，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翟隽也到访大马士革，强烈敦促叙政府和各政治派别立即、全面停止所有暴力活动。所有人都很清楚，旷日持久的冲突已经在叙利亚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2月13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薇·皮莱在联大全体会议上表示，叙利亚危机导致约7400名平民以及军人和特种人员于去年丧生。

皮莱还表示，由于极端困难的情形，联合国方面在过去两个月当中无法对死亡数字进行更新，但可以肯定的是死伤人数每天都在增加。他还透露，受局势不稳定影响，去年叙利亚还有数千人失踪，2.5万人逃到其他国家，7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

专门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拉迪卡·库马拉斯瓦米2月9日提醒人们注意叙利亚儿童的人权状况。她在声明中指出，过去几个月来，叙利亚受害儿童的数量已达数百名，而且还在不断攀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安东尼·雷克披露的情况则更为具体。他说，自去年3月爆发民众抗议以来，叙利亚已有400多名儿童死亡，还有更多儿童受伤。此外，还有大约400名儿童被关在拘禁设施中。儿童被任意逮捕，在拘禁中遭到折磨和性虐待。

就在2月16日联大决议即将表决之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维也纳的记者会上说，“我们甚至（在叙利亚）看到了某些反人类罪行。”

英国驻叙利亚大使、目前已被召回国内的西蒙·科利斯曾亲眼目睹大马士革街头冲突的场面，他用“震惊”来形容过去几个月中“所看到的暴力和残忍”。

进入2月份以来，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的流血冲突在多个城市依然在继续。新华社驻叙利亚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写道：“医院人满为患、枪声时起时落、寡妇哀怨流泪……在霍姆斯，这样的悲剧已几乎天天上演。”

巴沙尔的选择题

所有人都希望，叙利亚的这场人道主义危机能够早日结束，但目前的局势依然不容乐观。叙利亚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迈了一些步子，解除了紧急状态，取消了最高国家安全法院，颁布了和平游行法等法案，甚至准备在2月26日就新宪法草案举行全民公决，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叙利亚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改为“国家政治制度基于多元化原则，各政党依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但巴沙尔拒绝提前下台，他的任期到2014年才告结束。这与叙利亚反对派的要求有着明显差距。据路透社报道，反对派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成员穆勒哈姆·德鲁比说，巴沙尔必须马上辞职，“巴沙尔已经失去了合法性，我们对他那些腐朽的宪法不感兴趣，不论新旧”。

叙利亚反对派之所以不妥协，与外界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事实上，阿盟和西方国家都铁了心要推翻巴沙尔。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东问题专家王联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美国之所以要颠覆巴沙尔政权，一方面是因为叙利亚向来对美国不算友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叙利亚获得了来自伊朗的支持，两国同为什叶派掌权，推翻了巴沙尔，有利于进一步孤立伊朗。

在王联看来，阿盟主要成员国沙特、卡塔尔等国与叙利亚则有着教派之争，它们都由逊尼派掌权，一直对什叶派掌权的叙利亚政权耿耿于怀，欲除之而后快，转而成立一个对它们友好的逊尼派政权。

博联社总裁、中东问题专家马晓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从大趋势上看，巴沙尔政权下台只是时间与方式的问题。

如果巴沙尔选择主动下台，就意味着接受阿盟的方案，把权力移交给第一副总统法鲁克·沙雷。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殷罡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不失为巴沙尔的一种选择，但这一方案不太切合实际。沙雷属于逊尼派，执政后会缺乏掌控军队的能力，因为叙利亚军队主要由巴沙尔所属的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掌控。另外，叙利亚国内的反对派一盘散沙，也难以取而代之。

至于军事干预，殷罡认为目前不大可能发生。叙利亚2月26日将就新宪法草案进行全民公投，只要公投通过，西方和阿盟也没有动武的理由；另外，由于军事干预的后果难料，甚至可能会引发一场地区性战争，美国并不想轻启战端。

殷罡认为，从大局看，巴沙尔政权短期内还不至于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叙利亚危机拖一段时间的可能性更大，各方需要耐心。

在马晓霖看来，如果叙利亚僵局持续，西方可能会直接向反对派提供军事援助，从而加剧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如果从安理会走不通，就像美国当初对伊拉克动武的一样，西方可能绕开联合国，由北约发动军事干预。

虽然马晓霖认为最后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倘若真如此，叙利亚国内势必遭遇更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利比亚过渡委主席贾利勒去年9月曾说，去年该国持续8个月的内乱致使超过2.5万利比亚人死亡，但愿悲剧不要在叙利亚重演。

王联认为，作为叙利亚最大的武器供应商，俄罗斯的支持对巴沙尔至关重要。但国际政治里充斥着利益交换，俄改变立场并非不可能。在去年利比亚局势演变过程中，俄的立场前后就发生了鲜明的逆转。

王联说，俄政府目前在叙利亚问题上对西方采取强硬立场，这与国内3月4日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不无关系，期望以强硬态度换取国内民众的支持，一旦选举落幕，俄罗斯未必会坚守原来的立场。

中国多次表示，在叙利亚问题上中方无意庇护谁，也不是谁的保护者。

叙利亚危机 篇6

数据显示, 澳大利亚大学在暑期学生的招生中, 中国学生的数量减少了30%~40%, 而职业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TAFE) 的报名数更是减少了80%以上, 这将给澳大利亚的高校带来沉重的打击, 因为在澳大利亚全部的留学生中, 中国学生占到27%。今年5月, 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清单 (Australia's Skilled Migration List) 名额的削减可以说是导致目前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因为60%以上的学生及其家长在做留学决定之前都会考虑到移民的可能性这个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张安梅编译)

澳大利亚高校世界排行遭遇集体滑铁卢

据《澳洲人》2010年9月9日报道, 最新的调查显示, 澳大利亚的高校在世界大学排行榜陷入集体不景气的境况。世界大学的调查排行之前一直由伦敦的《泰晤士报》运作, 今年则由伦敦的夸夸雷利—西蒙兹有限公司 (Quacquarelli Symonds Limited, QS) 调查和发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居于澳大利亚大学之首, 位居世界大学排行榜第20名, 但比去年下滑了3个名次。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也各自下滑了1个名次和2个名次, 今年分别居于第37名和第38名。昆士兰大学、莫纳什大学和西澳大利亚大学也各有下滑。退步最大的是阿德莱德大学 (University of Adelaide) , 由2009年的第81名, 跌至今年的103名, 不幸被排除在前100名之外。唯一例外的是新南威尔士大学, 比去年前进了1个名次, 上升至第46名。另外, 剑桥大学击败了哈佛大学, 成为第一个位居榜首的非美国大学, 这也是英国在本排行榜的7年历史中首次将哈佛大学挤出冠军宝座。在前10名的大学中, 美国和英国的高校各占6个和4个名额。第三名及以后分别是耶鲁大学、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麻省理工、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帝国学院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芝加哥大学、加州理工和普林斯顿大学。

进入前百名的学校来自世界的22个国家, 调查对象包括15, 000多名学者和5, 000多位雇主。尽管哈佛大学最受世界雇主的欢迎, 不过剑桥大学却在科研质量上获得最佳, 以微弱优势取胜。QS排行榜与其他排行榜的差别之处在于, 更加关注学者和雇主的意见, 从而更广泛地反映了家长和学生的兴趣和意愿。

叙利亚危机 篇7

1 国际金融危机对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冲击

1.1 教育拨款锐减, 投资损失惨重

与英美国家不同, 澳大利亚教育的发展历来缺少私人基金以及校友捐赠的支持, 并且由于长期受到资源经济影响, 澳大利亚工商界对教育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不足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国家 (OECD) 平均水平的一半, 这使得澳大利亚职业学院的资金来源相对单一, 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投资收益以及学费收入三个渠道。

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澳大利亚经济萧条, 为了应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危机,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不得不大幅度削减教育拨款。据统计, 2007—2008年, 澳大利亚学生人均公共拨款下降30%, 在OECD国家中下降幅度最大, 成为自1990年以来澳大利亚教育拨款下降最严重的时期。

此外, 在金融机构破产和金融市场系统风险 (systematic risk) 的相互作用下, 澳大利亚职业学院投资损失十分惨重, 据统计, 2008年澳大利亚职业学院投资损失高达2.3亿澳元, 仅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就冻结学院账户近1000个, 直接影响工资支付、教学设施建设、债务偿付等项事务, 使流动资金压力倍增, 部分学院甚至出现破产迹象。

1.2 教育需求激增, 入学压力加大

历次危机证明, 学习职业技能, 提高业务水平是人们在经济衰退时期, 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在金融危机的时代背景下, 不断下滑的就业率增加了公众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从而导致了当前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进入新一轮的高需求期, 主要表现为入学申请人数大幅增加。据2008年统计数据显示, 澳大利亚境内学生申请人数比2007年同期增加了15万人, 增幅为7%, 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学生对有限的学校资源展开激烈竞争, 职业学院不得不提高入学门框的局面。

而面对严峻的财政困境, 许多职业学院又不得不通过提高学费来维持自身运转。从2007年秋季开始, 部分澳大利亚职业学院已经对学费开始一定程度的上涨, 并且不断呼吁政府取消学费上限。据不完全统计, 2008年秋季澳大利亚各大学的学费平均比2007年上涨5%, 而且很多学校都表示2009年的学费还会继续上涨。学费的飙升无疑加大了民众参与教育的成本, 加剧了其他教育机构也跟风涨价的趋势。

因此, 求学需求旺盛与学生入学成本加大、学院接纳能力有限, 也就构成了当前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存在的另一个突出矛盾。

1.3 就业市场萎缩, 学生就业严峻

职业学院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历来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当前金融危机使澳大利亚实体经济业绩大幅萎缩, 直接导致企业用人量下降, 毕业生就业机会明显减少。据澳大利亚就业市场统计分析, 受经济危机影响, 2008年48%的企业在不同程度上削减毕业生招聘岗位, 10%的企业冻结了人事招聘, 其中建筑业和制造业最为严重, 分别占80%和71%的雇主停止了人事招聘。

在此影响下, 职业学院学生的就业竞争也变得异常激烈。据澳大利亚毕业生就业协会 (GCA) 发布的《2008年澳大利亚毕业生调查》的报告显示, 2008年, 矿业、运输、餐饮等传统行业岗位的录用比例为20∶1, 而像高科技行业、银行业等高薪行业, 录用比例更是高达52∶1, 并且在抽样调查的4.7万个职业学院毕业生中, 只有57%的毕业生在毕业四个月后找到全职工作, 4%的毕业生未能实现就业, 各项数据均成为十年来的历史最低值。

2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

2.1 发展国际教育, 扩大资金来源

在经济低迷和政府拨款不足的双重打击下, 开拓国际市场, 向海外学生出售教育服务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教育机构快速获取收入的唯一手段。但同欧美教育强国相比,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在教育质量、教学设施以及师资配备方面并无优势可言, 要想在上述领域与其他教育贸易国展开面对面的竞争, 并且站稳脚跟, 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为此, 澳大利亚职业学院借鉴企业经营理念, 转用差异化策略, 通过精准的市场定位, 在国际教育竞争中谋求发展。

为了开拓更多的国际市场, 澳大利亚职业学院依据本国教育质量优越, 经济发达, 且毗邻亚洲, 亚裔众多等地缘和文化优势, 做出了以亚太国家为重点的市场定位, 积极设立咨询机构, 举办展览, 加强宣传, 千方百计吸引国际学员。与此同时, 为了更好地满足国际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澳大利亚各大职业学院还不断细化市场, 发展多元的教育形式。在学校类别上兼有职业教育学院 (TAFE College) 、英语专修学校 (ELICOS) 等多种类型;在教育方式上含纳了境内高校、海外分校、联合办学、远程教育等模式;在层次上覆盖了从大专到博士的各个层级。

如此多样的教育种类, 也为澳大利亚职业学院带来了无限商机。根据澳大利亚教育、科学与培训部 (DEST) 统计资料, 2008—2009年, 职业教育与培训部门的国际学生注册人数首次超过高等教育 (前者为212538 人, 后者则为200593人) , 教育服务利润达到87亿澳元, 极大地缓解了职业学院的资金流动压力和学费上涨压力。

2.2 变革管理体系, 管控运营成本

在大力发展国际教育, 丰盈学校收入的同时, 澳大利亚职业学院还把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作为应对财政危机的价值取向, 大幅加强运营成本的测算和管控, 对与教育及教育支持体系没有直接关系的经费严格控制。

在非营利性支出方面, 澳大利亚职业学院将危机视为全面审视学院运营体系, 对传统管理机构进行改革的机遇, 纷纷依据现代企业组织原则, 组建由董事会和院级管理团队共同构成的扁平式的管理体系。在此组织机构中, 董事会主要负责制定学院的发展战略并对执行团队进行监督, 院级管理团队则负责政策的具体执行, 这就避免了因参与决策群体过多而导致执行力下降的现象, 而人员的精简和行政效率的提高也极大地节约了学校的人员支出。

作为减少运营成本、获取利润的又一途径, 澳大利亚职业学院还大力发展网络教学。目前, 70%的澳大利亚职业学院占一半以上的课程都在网上开设, 许多其他教学工作, 包括注册入学、缴纳学费、资料检索、学术研讨等也都在网上进行。虚拟教学的开展摆脱了传统学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诸多限制, 为不同地域、学习风格和文化背景的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提供了便利。从市场的角度来看, 这一举措固然存在“顾客至上”, 满足学生需求的因素在内, 但事实上, 也更多地包括了对成本控制的考虑。

2.3 革新课程设置, 关注职业生涯

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在于能够使正在接受培训的年轻人获得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技能和能力, 从而增强他们获得工作的机会。

为了营造良好的就业前景, 澳大利亚职业学院不断研究金融危机以来学生和雇主实时变化的职业需求, 以市场为导向, 及时调整课程设置, 为学生的学业成功、职业发展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课程的设置主要依赖对三种市场信息的及时收集、分析和反应。一是学生的学习兴趣, 主要通过对各门课程注册人数的数据汇总和分析来获得。二是雇主的需求指数, 主要通过收集毕业生就业境况和市场职位需求信息来进行研判。三是政府政策倾向, 通过跟踪政府官员和业内人士发布的产业动向来寻求开设新专业课程的机会。完成前期数据分析后, 学校董事会统一对课程做出调整, 引进一些就业前景广阔的全新课程, 同时对于那些没有什么市场需求的课程则予以取消, 避免了专业设置与市场脱节的现象。

此外, 澳大利亚职业学院还积极开展创业教育。例如澳大利亚堪培拉技术学院 (Canberr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就新开设了创业学课程, 教学方式采用案例教学, 通过大量真实案例, 使学生对创办企业的流程以及企业的运营有更加深刻的体会。此外, 学校还聘请拥有丰富创业经验的企业家担任创业实践指导教师, 有创业意愿的学生可以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 实现创业梦想。

2.4 争取政府支持, 优化外部环境

作为国家教育的资助者, 教育改革的推动者, 澳大利亚政府历来在澳大利亚教育的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为此, 澳大利亚职业学院积极与堪培拉建立联系, 为职业学院的脱困寻求政策支持。

在多方的游说和努力下, 澳大利亚吉拉德 (Julia Gillard) 政府于2008年先后颁布和修改《澳大利亚技能法案》和《澳大利亚技术学院2005年法案》, 明确勾勒出金融危机背景下,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蓝图。

首先, 增加关键领域投资, 促进学科升级。为了解决职业学院接纳能力不足的窘迫处境, 吉拉德政府将每年2亿澳元的职业学院特别补助的终止年份从2009年延长到了2010年, 以资助各所教育学院更新教学设备, 扩大国民就学机会。同时, 为了实现政府“提升职业教育水平, 服务澳大利亚未来经济”的战略目标, 澳大利亚政府又在拨款的分配上加大了选择性和竞争性, 在教学拨款总额整体下降的情况下, 优先保障诸如护士、幼儿教育、数学等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急需学科的发展, 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关键领域, 充分发挥其战略意义。

其次, 加强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联系, 提出将产业界、职业学院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合作列入科技政策范畴, 鼓励企业与职业学院开展合作办学或共同创业, 并通过税务减免、税务回扣等优惠政策, 为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创造条件。例如昆士兰州就推出“智慧昆士兰州”计划, 支持和资助大学、职业学院联合企业创办高新技术园区, 技术孵化基地、校办企业等科研成果转化机构, 在促进创新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 为职业学院毕业生提供有偿实习和就业机会。而对于那些已经积累一定实际工作经验, 并且具有强烈的创业意愿的毕业生, 则提供人均5000澳元的创业基金, 以及在公司创办初期提供税收、咨询等方面的技术支持。

最后, 改革国家课程框架体系, 准许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学院开设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这一举措不仅将招生范围扩大到了传统高校领域, 扩大了职业教育的目标市场, 而且实现了职业教育的层次高移, 为学生提供了公平向上的发展机会, 增强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3 澳大利亚危机应对措施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

3.1 营造有利于职业学院发展的外部环境

澳洲职业学院之所以能够快速摆脱困境充分表明了职业学院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以及产业发展的大环境。鉴于此, 作为我国教育发展推动者的政府, 应设立专门机构对职业教育与培训事物进行统筹, 并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 出台全国性的职业学院发展战略和政策法规, 为职业学院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此外, 产业界也应当与职业学院建立互利双赢的伙伴关系, 一方面依托职业学院的教学和培训优势, 将员工培训直接交由职业学院完成, 另一方面为职业学院教师、员工接触市场提供机会, 增进其对企业和市场的变化与需求的了解, 进而提高教育产品的针对性和市场性。

3.2 开发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 增加职业教育吸引力

澳大利亚经验表明, 提供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 培养符合职场需求的技能人才是构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基础。因此, 为了增强中国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现行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必须树立以就业为导向的课程观, 从培养体系和课程改革出发, 提高课程的市场性和前瞻性, 并在适当阶段, 提升职业教育档次, 实现职业教育内部,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之间的衔接和沟通, 彻底改变职业教育层次偏低的困局, 为学生的就业和升学提供更广阔的前景和空间。

3.3 改革资金管理制度,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目前我国高职学院的教育资金管理中, 存在着预算不准确、忽视资金使用环节、内控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使得学校资金使用整体效率不高、管理不严。为此, 我国高职学院必须借鉴现代企业资金管理制度, 引入成本核算机制, 对培养人才支出的各项成本进行核算, 明确每个学生的培养实际成本, 剖析现有支出的成本中的必须成本和通过挖掘潜力可降低的成本, 使内部非营利性支出大幅降低。

参考文献

[1]Marginson, S..In the global context:national Policy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EB/OL].[2009-12-01].http://www.cshe.unimelb.Educ.au/people/staff_pages/Marginson/CPP&CSHF_symposi_pdf, 2009-12-1/2011-05-15.

[2]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Australia's Exports of Education Services[EB/OL].[2009-04-07].http://www.rba.gov.au/publicatins/bulletin.pdf, 2009-04-07/2011-05-16.

[3]Bradley D.2009Review of Australian TAFE Education:Final Report[R]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2009:11-12.

[4]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Finance2008:Finance Report of Higher Education Providers[R].Canberra: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9:23-26.

[5]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Australian Job Market[R].Canberra: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9:12-15.

[6]Graduate Careers Australia.Survey of Australia Graduates in2008[R].Canberra:Graduate Careers Australia, 2009.38-39.

[7]Baird, B..Review of the Education Services for Overseas Students (ESOS) Act2000:interim Report[R].Canberra: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9:5-6.

[8]陈衍.欧盟增强职业教育与培训吸引力的政策措施探析[J].比较教育研究, 2010, 4 (243) :47-48.

[9]常建坤.发达国家创业活动和创业教育的借鉴与启示[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7, 10 (3) :42-43.

[10]Verity F.Big Boost for Apprentices and Skill Shortage Industries[EB/OL].[2009-02-25].http://www.nswalp.com/media/news, 2009-02-25/2011-05-13.

叙利亚危机 篇8

关键词：尼日利亚,教师资格,制度,进展,困境

一、导言

对非洲国家而言,教育和培训是促进国民素质和生产能力提高的基本途径,是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国家建设的基础。普及基础教育、发展高等教育是所有非洲国家的基本国策之一。这也是尼日利亚在独立后积极实施基础教育普及计划(UPE&UBE)和高等教育免费政策的基本动机。

基础教育发展的根本保障是有高质量的教师。科斯曼尼和澳鲁伯特(Kosemani&Orubite,1995)认为,合格的教师是学校课程改革和创新的保证。拉里·黑治、罗勃·格林瓦德和理查德·D·莱恩(Larry,Greenwald&.Laine,1998)的研究表明,高质量的教师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教师专业背景、教师教育课程、教学经验和教师文化能力都与学生成绩和教育质量相关(Hedges&Greenwald,1994)。[1]因此,提高初任教师的专业标准成为教师教育的国际化趋势。从这种意义上看,尼日利亚提高教师资格标准,通过严格的资格认证和注册来招募教学人员,对其实施基础教育的计划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要使全国基础教育的教师队伍达到教育普及计划对教师的要求。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取决于两大要素,一是教师的选拔制度,二是教师的教育制度。尼日利亚在推行基础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试图通过制定高标准的国家教师资格制度和设立教师教育学院的政策来建立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但由于不恰当的制度安排和教师报酬长期偏低,导致尼日利亚教师数量不足、师生比过高、有专业经验的教师严重缺乏等问题,理想与现实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本文的主题是:推行高标准的教师资格标准与实际成效之间的关联性。令人关注的是,尼日利亚国家教师资格委员会(NCE)最近出台了一项关于基础教育教师最低准入标准的新政策,试图通过新的准入制度提高教师的质量,并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2]但事实上,获得教师资格认证和注册教师的比例仍没有大幅增加,教师队伍呈现出全面性的下滑趋势。这种政府通过制定教师准入资格的标准来提高教师队伍的政策,在尼日利亚等经济欠发达的非洲国家的有效性值得质疑。

二、分析:教师资格标准的政策内涵

尼日利亚的教育管理体系是联邦政府主导下的三级管理体系:义务教育以地方政府管理为主;高中和第三级职业教育以州政府管理为主体;高等教育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管理。因此从管理体制的表面上看,基础教育教师的培养体系应该是三级分权的,但实质上却是联邦政府进行集权管理。教育部(MOE)负责制定教师教育的政策及相关的教育条例,联邦政府成立的国家教育学院委员会(NCCE)负责制定全国教师教育机构的教师教育项目的标准,监督所有教师培养和培训项目的实施。[3]

为了适应小学和初中教学的新需求,1960年阿斯比(Ashby)委员会建议通过建立教师教育学院,实施新的教师教育方案和统一的教育资格证书。1961年和1964年之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建立了5所专为初中教学服务,专门针对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师资的教师培训学院,以此作为一个教师培训的紧急方案。1968年第六个高级教师培训学院在拉各斯大学教育学院成立,它是由该大学教育学院与联邦高级教师培训学院合并组成。由国家教师协会授权这些教师培训机构颁发尼日利亚教育资格证书,证书分为西非学校资格证书(高级中学资格证书)和普通教育资格证书两种。

1973年,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提出普及小学教育政策(UPE)。为了保证全国普及小学教育的需要,尼日利亚在全国实施基础教育教师培养和培训计划,并对所有的基础教育教师培养计划实现免费教育。政府在全国建立了一大批高级教师培训学院,招收小学毕业生进行4至5年、初中毕业生进行2年、大专毕业生半年的教师教育计划。学员完成培养计划的学习便可获得尼日利亚国家高级小学教师证书(二级教育证书),有经验的小学教师或持有初级小学教师证书(SSC)的人员通过1年的在职培训取得准二级教育证书。为了统一经由不同途径拥有教育资格证书的大学毕业生的水平,以及不同的综合大学(因为教师学院一般附属于大学)制定的教育资格证书的最低标准,1989年,联邦政府制订了国家教育资格证书标准(NCE)。国家教师资格证书标准的最低学历是大学本科或专科毕业。1993年,联邦政府颁布31号法令(法案),成立了尼日利亚教师注册委员会(TRCN),[3]提出具有国家教师资格证书标准的教师不仅要进行注册,而且还要接受每年的资格审查,年审不合格的教师将被取消教师执业资格。

尼日利亚在2000年实施普及基础教育(UBE)以来,合格教师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因此,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一方面出台了新的、分层次的教育资格证书政策,要求教师通过在职继续教育逐步提升资格证书的层次;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一个“关键教师培训计划”(Pivotal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me,PTTP),以满足实施普及教育过程中对合格教师的供求需要。新的教师资格标准将教师资格证书分为三个等级:教师二级教育证书(TGIIC by DLS)、尼日利亚国家教育证书(NCE by DLS)以及“关键教师培训计划”证书(PTTP by DLS)。PTTP计划是一项为期18个月的教师培训课程,专门针对只有中学毕业文凭的教师,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为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培养急需的基础教育教师。然而,要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关键教师培训计划”满足基础教育发展对教师数量和质量的需求绝非易事。因为,计划的有效性要受制于其他因素的制约。如到2003年“关键教师培训计划”共培养了3.2万名持有PTTP证书的毕业生,但由于地方政府缺乏支付这些新教师工资的财政资金,最终只有56%的毕业生获得聘用,这就严重影响了这项计划实施的有效性。

三、成效:教师资格标准与教育质量

根据尼日利亚推行教师资格制度的进程,尼日利亚基本上是根据未来的目标制定政策,缺乏对现实条件的分析和研究。由于不恰当的制度安排和教师报酬长期以来处在低水平,导致教师数量不足,有专业经验的教师欠缺,教师队伍结构很不合理。[6]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07年)所发表的《世界儿童状况报告》,尼日利亚尽管入学人数在日益增加,但仍然只有60%的尼日利亚儿童就读小学,这与尼日利亚提出的普及基础教育的目标有很大差距。即使有机会入学,但绝大多数学生接受的都是不合标准的教育(Ja Ja,2008)。[7]此外,根据2003年的统计数字,大约有2,015所小学没有任何类型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而这些小学的80%分布在农村地区,这些学校基础设施薄弱、日常经费严重缺乏。除了城乡差异外,尼日利亚的区域差异也非常严重。由于长期以来,教师的工作条件很差,工资很低,教师职业缺乏吸引力,政府又推行更高的教师资格标准,但又没有保证教师达到合格的有效措施,这就导致了教师的流失,限制了未来新教师的专业发展。

教师数量不足是普及基础教育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根据普及基础教育委员会《标准行动计划》提出的标准,到2007年,基础教育的师生比要达到1∶40。按照这样的标准计算,多数州的小学和初中教师存在严重的缺口。根据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06年全国60%的州存在教师缺额,其中约比、包奇和巴耶尔萨等州的小学师生比分别达到了1∶69、1∶89和1∶93,教师缺口最大的阿夸伊博姆州缺教师18,252人。初中缺教师的州更加普遍,有18个州存在教师缺额现象。最严重的埃邦伊和河流州分别缺教师1,526人和1,186人。[8]如果要算上不合格教师以及普及基础教育委员会提出的小学前三年用本地区语言,四年级以后用英语教育,初中再加上法语课教师等因素,教师的需要量可能还要翻倍。

根据尼日利亚教师资格制度的教师标准,小学教师的最低标准二级教育资格证书、初中教师的最低标准是国家教育资格证书。但实际上,要达到这一目标是相当困难的。根据联邦政府2006年公布的数据,全国各州的基础教育教师队伍中不合格教师比例还相当高。以小学为例,全国36个州和一个联邦首都区平均教师合格率仅为48.5%,合格教师不到一半。其中,索科托州小学合格教师仅为19%,即使在合格教师比例最高的阿南布拉州,合格教师也只有77%。2003年实施“关键教师培训计划”后,联邦政府将初中教师的合格标准定为“关键教师培训计划”证书的持有者。由此,初中合格教师的比例比小学稍好一些,但不合格教师比例仍然很高,而且非常普遍。全国各州初中合格教师率平均只有71.06%,奥约、埃基蒂、阿南布拉等州情况较好,合格教师率分别占教师总数的86.62%、80.98%和84.93%,其他像包奇、凯比、卡齐纳等州只有52.08%、57.68%和58.55%。[8]

随着普及基础教育政策的推行,小学入学人数将会迅速扩大,小学教师需求的压力还会大幅度增加。同时,初中合格教师缺乏的形势将更为严峻。由于小学升初中的入学考试取消,进入初中的人数也将大规模地增加。如何在这种学生人数急剧增长的情况下提高教师的数量和质量,已是尼日利亚实施普及基础教育必须破解的一道难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各种师资培训项目以及教师教育机构的扩大,教师教育资金的短缺造成培训设施严重不足、资料缺乏、师资薄弱,教师培养和培训计划的质量令人不安。可以预计,即使这些计划可以勉强招募到教师培养所需的最低人数,满足基础教育发展计划的基本需要,但要在短期内缩小差距,追求强行的NCE资格作为中小学准入教师资格标准,那么这种追求数量的培训计划将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在没有针对性的、切实有效的政策干预下,这一计划显然是脱离现实的。[10]

四、反思:一种悲观主义的视角

首先,通过提高教师资格标准来促进教师质量和水平的有效性值得怀疑。近几年,几项着眼于教师教育资格和教育产出之间(Piras&Davedoff,1998)的研究结果(Kosemani&Oribute,1995)[11]指出:在教师资格与教育产出之间不存在明显相关。唐纳德·埃里克森(Donald Erickson),在一次采访中提到:

“一些我见过的最差的教师是那些拿到高资格认证的人。看看我们的公立学校,到处都是被认证过的教师。是什么样的魔力使其得以完成的?不过,我可以带你到我所见过的最好的老师那去。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是未经认证的....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在我们所有的学校教育中学到的东西能造成教师能力的很大不同(1998:13)。”

社会对教师的期望很高,但大多数教师是“通才”而不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为明天的儿童提供知识和技能,是经济和社会进步依靠之所在,教师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因此,实现教师教育体系的全面变革,不仅取决于教师教育培养机构的效力与效率,而且更多地决定于教师工作的环境和条件。[13]一项有效率的政策应努力提高在职教师的专业素质,而不是强化最低资格标准。教师要有奉献精神,要有能力和激情,要有能力激发学生有效地学习与交往的兴趣。

其次,根据劳动力市场中的供需关系来分析,提高教师的资格标准将增加教师职业的机会成本。教师职业与其他一些职业不一样,其职业选择是一种准入性的,即首先是从大量的申请人中选择最合适的候选人进入教师培养机构学习。然后,是想要成为教师和在培训之后仍然想成为教师的人的第二次职业选择。许多人发现,目前的教师培训和准入制度决定要想成为教师必须接受长期的专业培训才能获得入职机会,机会成本太高。因此,在教师工作条件差和低工资的状况下,提高教师资格标准可能对教师供应产生负面影响。一个有效的教师供应干预政策必须考虑到目前尼日利亚教师职业的低地位,因其会影响招聘,阻碍有能力的人进入教学。甚至有一些通过大学教育院系进入教学岗位的教师也并不十分乐意成为教师。[16]

第三,当教育资金严重不足时,社会就会试图控制教师的投入成本,通过引进大量的低学历教师,或者使用社区志愿者来补充学校师资力量。这是有效地利用替代投入混合的方式来提高教育质量。在某些情况下,社会经济背景的同质性表现决定这种混合投入的消极的、积极或中立的影响。埃里克·哈努谢克(Eric Hanushek)调查了关于教师资格对于学生学习成绩影响的113项研究结果。85%的研究发现,学生的教育表现与教师的学术资格没有正相关的影响。只有7%的研究结果发现呈正相关,5%的研究发现有负面影响(Hanushek,1996)。[17]事实上,教师资格的要求甚至对教师的绩效也没有正相关。最后可以明确的是,正如科尔曼研究所指出的,家庭是决定一个学生学业表现的最重要的因素。[18]

叙利亚危机 篇9

北高加索：切尔克斯人的故土

叙利亚的切尔克斯人是在19世纪中期高加索战争期间陆续从北高加索迁往叙利亚的。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前，叙利亚切尔克斯人和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各共和国，例如阿迪格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在商业和其他领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2011年8月叙利亚的内战开始大规模爆发，虽然在叙利亚的切尔克斯人大多不支持内战中的任何派别，但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并相继逃离叙利亚。很多人去往约旦和土耳其，也有少数人迁往俄罗斯。2012年10月12日，叙利亚的切尔克斯人组织发表了致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和俄罗斯联邦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和阿迪格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要求返回历史上的祖国俄罗斯。这种态度得到了俄罗斯国家和北高加索中西部地区的领导人的支持，当然更得到了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切尔克斯人的支持。

叙利亚切尔克斯人重返故土是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冲突的重要机遇。俄罗斯妥善安置他们返回北高加索，除了可继续保持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话语权，还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可以打破格鲁吉亚议会在“切尔克斯种族灭绝问题”上对俄罗斯的指责。2011年5月21日，格鲁吉亚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声称俄罗斯帝国在19世纪的高加索战争中“预先计划”了对切尔克斯人的大屠杀，并伴随着“蓄意的饥荒和流行病”，这应被认定为“种族灭绝”。第二，俄罗斯可以充分利用当前的形势团结切尔克斯人，因为欧美的切尔克斯人试图吸引全球媒体关注“切尔克斯种族灭绝问题”和城市索契的关系，并以此反对2014年冬奥会在索契举行，因为索契在19世纪60年代曾是切尔克斯人在北高加索的统治中心。2006年10月，欧美的切尔克斯人组织给欧洲议会写了一封信，请求确认“切尔克斯种族灭绝问题”，并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反对在索契举办2014年冬季奥运会。以叙利亚的切尔克斯人返俄为契机，俄罗斯得到一个面向现实和未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机会。

叙利亚切尔克斯人问题的由来

切尔克斯人原本居住在欧亚两大洲交汇处的高加索北部山区，19世纪中期在高加索战争后被沙俄驱赶离开故土。为了征服切尔克斯人，沙俄在1859年～1864年进攻北高加索，切尔克斯人战败后，不愿接受东正教君主统治，开始大量移民。最初他们从北高加索的家园移民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定居在小亚细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而那些没有移民、臣服于俄罗斯沙皇统治的切尔克斯人被安置在库班河左岸的低地。如今，俄罗斯联邦的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的主要居民就是当年没有离开北高加索的切尔克斯人的后裔，阿迪格共和国的主要居民就是那些被安置在库班河左岸低地的切尔克斯人的后裔。

在1877年～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战败。奥斯曼土耳其当局为了抵消在叙利亚地区日益增加的反对土耳其统治的当地居民数量，增加远离首都伊斯坦布尔但更忠诚于帝国的臣民的数量，就把1864年后迁居到小亚细亚半岛的许多切尔克斯人武装起来集中迁居到戈兰高地和外约旦地区。由于切尔克斯人骁勇善战，在奥斯曼帝国和法国统治叙利亚时切尔克斯人的职业多与军事相关。1946年叙利亚摆脱法国控制获得完全独立，切尔克斯人的军事武装也被解除。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叙利亚失败后，叙利亚的切尔克斯人逃离戈兰高地地区，大部分迁往叙利亚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等城市，少部分迁往美国、加拿大、德国、奥地利和荷兰。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共有大约500多万切尔克斯人，其中85%生活在多达几十个国家的异国他乡，其中居住在土耳其的人口最多，有大约100万人。而叙利亚切尔克斯人的人数有十几万，他们多是逊尼派穆斯林，一直保持着独特的文化习俗和语言（阿迪格语），和其他种族间的通婚比例仍然很低。

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施加影响的

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许多俄罗斯专家和官员反对叙利亚切尔克斯人回到俄罗斯定居，说他们本质上不是北高加索人而是阿拉伯人，他们被叙利亚高度同化和阿拉伯化，和俄罗斯文化格格不入，如果他们大量返回定居在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这会导致移民和当地切尔克斯人之间关系紧张。随着叙利亚内战不断升级及索契冬季奥运会的临近，俄罗斯改变了长期以来不允许俄罗斯之外的切尔克斯人返回北高加索地区定居的政策，不仅同意他们返回，而且还同意了俄罗斯切尔克斯人的要求：俄罗斯之外的切尔克斯人可以大规模返回北高加索地区。在这一问题上，土耳其和西方国家要求俄罗斯不仅要保证叙利亚切尔克斯人返回北高加索，更要解决叙利亚切尔克斯人返乡的后续问题。

自1864年以来，叙利亚切尔克斯人从来没有中断自己和历史上的祖国的文化和精神联系。梦想回到自己历史的家园是绝大多数切尔克斯人的心愿，年轻一代尤其如此。如今，除俄罗斯族人外，切尔克斯人是俄罗斯旅居境外的第二大民族。在叙利亚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领导人密切关注切尔克斯人在叙利亚的情况，除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切尔克斯人问题也是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积极施加影响的原因之一。同时，关注俄罗斯海外利益特别是海外同胞利益是俄罗斯推行“软实力”外交的一部分。目前接收叙利亚切尔克斯人的工作已经在阿迪格共和国和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有条不紊地进行。

2012年1月31日，叙利亚切尔克斯人协会的三名成员到达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并会见了总统阿尔森·卡诺科夫，请求俄罗斯允许叙利亚切尔克斯人返回北高加索。3月，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专门开会讨论了叙利亚切尔克斯人返回俄罗斯北高加索的问题。下半年，约600名切尔克斯人开始从叙利亚返回北高加索，他们主要是工程师、建筑工人、水暖工和教师。为了帮助他们融入俄罗斯社会，俄罗斯积极解决他们的住房和就业问题，同时在当地开设了俄语课程，让孩子们在幼儿园和学校学习俄语。根据阿迪格共和国各部门专家的说法，阿迪格共和国的首都迈科普市将是这些移民的主要居住地。除了阿迪格共和国，也有大约300名切尔克斯人去了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移民局积极解决在现行立法中的问题，在人道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使叙利亚切尔克斯人在俄身份合法化，尽快让他们获得俄罗斯国籍。而且按照现在俄罗斯联邦移民局的工作常规和效率，从开始做邀请到寄出再到最后拿到签证，需要大约三个月时间。而现在叙利亚的内战局势瞬息万变，如何让叙利亚切尔克斯人尽快拿到签证离开叙利亚，也是俄罗斯联邦移民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一些散居在各个国家的切尔克斯人也多次表示，希望像叙利亚切尔克斯人一样，回到历史的家园——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