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教

依法治教（共11篇）

依法治教 篇1

目前,我国教育到了从数量发展到质量提高的转折点。今天的教育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成绩不小,问题不少”。教育最大的问题和重点是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而不公平的原因是质量不均衡,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区域、城乡、城市之间的教育都不均衡,虽然现在取消了重点校,但在老百姓心中还是有这种观念,这主要源于教育治理的不均衡。

教育公平靠政府解决,教育质量要靠学校来解决。小学人均经费北京是1万多元,而个别省份不足2 000元,北京是其5倍。同时,教育经费的省级统筹也不够,因此要立法,依法治教。至少应该有教育投入方面的法律,这样才可以依法平衡各地区的教育投入。

现代教育改革由两个轮子共同驱动,一个是观念转变,另一个就是制度建设。观念转变是社会问题。择校激烈和职业教育不能更好发展都是观念问题,社会中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和现代人攀比文化、地方官员过度关注升学率等都是观念问题。而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社会、家长、教师转变观念。教育应该培养具有思维能力的学生,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真正相信学生。制度建设是教育改革的又一个轮子。观念不是喊口号就能得来的,比如素质教育提倡了20多年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问题是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我国教育法比较抽象,也没有都做到规划纲要的要求。现在学校承担的责任太大,依法治校应该制定学校法,规定学校到底要承担什么责任。校长收到的文件和参与会议太多,很多问题不应该给校长,而是需要政府来解决。学校、校长的责任应该通过立法来明确和减轻,让校长有时间走到课堂中去。而且,学校规模太大,校长不好领导,如苏霍姆林斯基学校的学生才不到一千人。学校法应把学校规模也定下来,让校长可以走近学生和课堂,更加关注学生个体。

老子提出“无言而教,无为而治”,校长应该放手让教师去改革,教育部和教育局也应该放权,学校才能办出特色。我们的教育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自下而上。但北京十一学校就是具有创造力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学生自主选课学习,教师不搞评比;教师从微观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指令式管理转变为项目管理,充分相信教师和学生,以人为本。这很值得学习和借鉴。

依法治教 篇2

为了全面推进依法办学、依法治教，进一步提高学校管理水平，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切实维护和保障学校全体师生的合法权益，促进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有关精神，结合我校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根据《教育法》、《教师法》等有关规定，建立依法决策、民主参与的工作机制和现代学校制度，通过建章立制、依法管理、依法施教、法制教育等工作环节，增强校长、教师、学生的法制观念和依法治校、依法执教能力，创设良好的法制环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

二、工作措施

在推行依法办学、依法治教工作中，我们以健全组织机构为保障，以学校章程和制度建设为切入点，以法制宣传教育为基础，以规范学校管理、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为目标，强力优化依法治校的社会环境，通过三年的探索和实践，把依法治校工作落到了实处，落到了深处。

（一）树立法治观念，健全组织机构

学校领导要高度重视依法治校工作，成立由校长任组长的依法治校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学校依法治校全面工作，主持召开依法治校工作会议，讨论和研究依法治校工作计划及相关制度，解决有关依法治校的实际问题。领导小组成立后，要研究制定《依法办学、依法治教工作实施方案》，把此项工作纳入学校重要工作议事日程，并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管理中。全校要形成一把手校长负总责，各成员分工合作的领导体系，明确各部门和相关教师的责任。有计划，每月有具体安排，使依法治校工作得以扎实开展。

（二）制定完善制度，健全规章体系

健全学校章程和制度。校长和教职员工任职符合法定条件，做到依法执教。教师、财务、医务人员有资格证；工勤人员有上岗证或者规定的相关证件。学校要建立责权利统一的管理机制，有完善的决策机制和工作程序并得到执行，主动接受党组织、教代会的监督。依法建立《岗位职责》，本着合法、具体、实用、操作性强的原则，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完善教职工激励制度，奖励认真履行职责的优秀教师和优秀班主任。

（三）激发学法兴趣，普及法制教育

1、学校领导和管理人员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并积极开展教师法制培训活动。学校内部，要通过政治学习等形式系统开展教师法制培训活动，内容包括《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七部教育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学校的权利和义务，营造浓厚的学法氛围。学校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对学校工作的监督保障作用。有明确的党组织监督保障工作制度、有具体措施和工作记录

2、以两种形式上好法制课。一方面，根据有关文件精神要求，立足课堂，提高法制教育的渗透性。把法律常识教育纳入课堂，除确保思品课完成相关法制教材规定内容外，还要充分利用团队活动、集会及班会时间，开展“法制征文” “法律课堂”等活动。这种教育方式生动活泼、寓教于乐，既学到了法律知识，又受到了深刻教育，增强了法律意识。将法制教育与安全教育、纪律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在全校开设法治教育课，并适时邀请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来校讲座或者做交规知识宣传。

3、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法用法活动，加大法制教育合力。

组织开展以“文明礼仪伴我行”为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全面推行《中小学生守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全面推进和谐校园建设，在全体学生中大力提倡和践行“雅行、善行”的基本道德规范。积极优化法制育人环境。通过设立家校联系卡，举办家长开放日、家庭教育报告会、组织家长参加学校法制讲座等形式，向家长宣传法律知识和科学的教育方法，争取了家庭的支持。

（四）加强内部管理，规范办学行为

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和心理负担，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严格执行收费政策，规范招生行为，加强教育教学管理，坚决制止乱办班、乱收费、乱发资料，形成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做好学校安全稳定工作，保持良好的教育教学秩序。

（五）强化民主管理，创建和谐校园

1、强化民主管理和监督。坚持召开教代会。健全校务委员会、党支部、工会等组织机构，形成广泛参与、民主决策的管理格局。健全教代会制度，学校重大事项和关系教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如学校长远工作规划、学年工作计划、学校管理制度、大额资金建设项目、教职工考评方案、评优评模、职称晋升等，先经教职工大会审议通过，保障教职工民主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

2、坚持校务公开。学校积极推行校务公开制度，一方面设置校务公开栏，按照标准、规范、全面的原则，及时公开学校经费收支情况、关系师生切身利益事项的办理结果等，经常性地接受师生和学生家长的监督；坚持学校的重大决策由行政例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让教职工知校情、参校政、议校事、督校务。学校把财务管理、收费、教职工奖惩、职称评审、招生事务、学校重大决策等方面作为公开的主要内容，工会积极组织教职工参政议政，召开教代会，研究关系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学校还要设有校务公开监督小组，负责审议校务公开的内容，检查公开的内容是否客观公正，公开的

程序是否规范，真正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另一方面，实行了家长委员会、学校开放日、教学开放周，调动了社会各界参与学校管理的积极性。

3、财务管理规范，做好后勤服务工作。在工作中牢固树立一切为了教育教学服务的思想，后勤工作保障有力，服务及时，保证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学校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财务管理，自觉接受上级教育、财政和审计等部门的监督；严格执行市政府有关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的规定，不另立项目，不提高收费标准，不乱收费；严格按照财务制度的规定，学校要建立对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文体器材、生活设施和卫生设施、安全设施的管理制度；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使用效率。

4、安全工作不松懈，创建安全校园

学校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以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以完善和落实应急预案为基础，以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能力为重点，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维护校园安全和稳定，促进学校稳步发展。

（1）健全机构，落实责任。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学校与全体教职员工层层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明确各自的管理职责，确保安全管理工作有组织保障、责任到人。定期联系派出所、消防队等单位检查学校的安全设施和措施，校园及周边地区的安全隐患，并及时消除。

（2）多方教育，加强防范。将安全教育渗透到课堂，设立专门的安全教育课，聘请专门人员来我校为师生定期进行安全知识讲座，校园内班主任是

学生的安全第一责任人，利用一切机会开展安全教育工作。学校通过各种会议、广播、电子屏、橱窗、板报、绘画、演讲等多种形式进行安全宣传教育，每逢节假日前要发《致家长一封信》，做好安全指引。

今后，我校将以依法治校示范校的标准，认真贯彻执行上级主管部门的各项工作要求，全面、积极、稳妥地推进依法治校进程。进一步完善校园的管理制度，坚持依法治校，结合学校实际，不断总结，探索，切实抓好每一项工作。

依法办学、依法治教实施方案

沈阳市第182中学

扎实推进依法治教进程 篇3

一、依法谋划教育发展

实现教育现代化，法治是可靠保障;完善的教育法规体系，是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基础。我市在严格落实国家教育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不断完善教育法治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截至目前，我市已先后出台了《洛阳市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及《洛阳市中小学幼儿园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两部地方性法规。第三部地方性法规《洛阳市学前教育条例》已经批准立项，今年将进行立法调研工作。在立法的基础上，编制完成并经市人大审议通过了《洛北城区中小学布局专项规划》，同时启动了各县（市）及洛南城区的中小学布局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在今年6月底前实现我市中小学布局专项规划全覆盖。去年年底，我市把《洛阳市2016-2020年教育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纳入年度工作任务，并聘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发展规划课题组进行科学编制，为今后5年的教育发展规划蓝图。

二、简化行政审批

敬畏法纪，遵规守矩是一切工作的红线。我们在教育行政工作中始终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为构建我市现代教育治理体系不懈努力。根据效能优化原则，我局成立了行政审批服务科，对所有行政许可、行政审批及服务项目实施归口管理、“一站式”服务，进一步优化了审批服务流程，使审批时限缩短了70%，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提升了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

三、严格规范办学行为

为加强中小学管理，维护教育良好形象，我们把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规范招生秩序和教育收费作为规范办学行为的重点，出台了《洛阳市中小学校校务公开工作实施细则》，明确了中小学校务公开的范围和问责处理办法，成立了全市治理教育乱收费联席会议领导小组，同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打破原有治理模式，建立异地交叉联合执法机制。仅2014年就查处涉及教育收费案件23起、违规收费32.15万元，对涉案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

四、开展专项整治活动

针对社会反应强烈的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午托班和非法校车问题，我们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每年都组织一到两次专项治理工作，切实维护中小学生的合法权益。我市出台了《洛阳市校车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和《午托班管理暂行规定（试行）》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明确了相关职能部门在校车管理、午托班管理工作中的职能，形成齐抓共管的格局。近几年，我市没有发生一起校车安全事故，人民群众对午托机构的投诉也逐年下降。

五、建立依法治校长效机制

为深入持久开展依法治校工作，大力提升办学水平，我市积极开展了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工作，要求各学校建立依法治校工作台账，将创建成果固化，实现创建工作的常态化。目前，全市已创建省级示范校28所、市级示范校220所。今年，针对各学校规章制度杂乱、操作性不强的问题，已启动全市中小学校内部规章制度合法性清理审查工作，进一步规范学校内部管理，为依法办学打下坚实基础。

六、创新普法教育方式

为更好地推进普法工作深入开展，不断提高师生的法律素质，在做好常规普法教育的同时，我们积极创新普法教育载体，丰富活动形式，切实增强普法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各地积极建立校外法治教育基地，定期组织法治安全主题班会活动和法治教育优质课评选活动。结合普法教育工作实际，我们与省、市有关部门合作，定期邀请知名法律工作者走进课堂，开展法治巡讲和宣传教育。如“平安河南进校园” “平安洛阳进校园”大型巡讲活动、“模拟法庭”教育活动以及“青少年法制教育巡展”活动。今年，我市还根据国家和省里要求，将法治课纳入课堂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法治教育。

七、做好中小学生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工作

按照《洛阳市中小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有关规定，我们逐步建立了全市中小学校校方责任险全覆盖机制、安全教育课常态化教学机制和灾害事故应急演练机制，在市直学校及部分县区学校建立了法律顾问制度，有效地减少了中小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

依法治教任重道远。今后，我们将借助全省开展“依法治教年”活动的大好时机，努力推动这项工作在全市再上新台阶！

章程:依法治教的抓手 篇4

我国《教育法》规定, 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必须有组织机构和章程。但长期以来, 我国学校没有章程, 这导致学校办学存在严重的行政化倾向, 政府部门可越权干预学校办学, 而学校行政办学也有很大的随意性, 教师和学生在学校治理中, 缺乏知情、参与、表达、决策权利, 教育法律法规的落实并不理想。国家把依法治教作为发展教育的基本方略, 教育部更专门发布纲要, 推进依法治教, 因此, 要把章程的制订, 作为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重要抓手。

既然制订章程目的在于依法治教, 让学校自主办学, 实行现代治理, 办出个性和特色, 那么, 在制定章程时, 就必须解决当前存在于教育管理、学校办学中的行政化问题。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目前我国学校在制定章程时, 基本采取的是行政程序——由学校行政主导制定, 再提交上级行政部门审批, 然后发布。这种章程, 从本质上说, 只是行政规章, 法律效力有限, 很难成为学校依法治校的法律文本。

十一学校的章程, 也有这方面的欠缺。舆论关注具体条款的“亮点”没有错, 可以说, 从“教师可以弹劾校长”角度看, 这是迄今为止, 包括已经颁布的大学章程在内, 力度最大的学校章程。这毫无疑问是章程的最大亮点, 值得肯定。但必须指出的是, 就是这一力度最大的章程, 其制定的程序, 也和其他学校颁布的章程一样。因此, 这一章程所具的法律效力还很有限, 基调还是学校内部的行政规定。学校的章程, 应该着重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举办者和办学的关系, 对于公办学校来说, 就是政府和学校办学者的关系。二是明确学校内部治理的结构, 即明晰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社会机构的关系。如果前者的关系已经明确, 那么, 章程着重解决后者。

我国学校办学, 上述两方面关系其实都没有明晰——在政府和学校之间, 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要建立新型的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在学校内部, 缺乏现代治理结构。因此, 这两方面问题都必须解决。这也就决定了学校章程不能由学校起草制定, 提交上级行政部门审批。一方面, 学校无法要求行政部门放权, 即使章程明确了学校有哪些自主办学权, 行政部门也审核、通过了章程, 可行政部门不执行, 谁来监督行政部门?另一方面, 作为学校内部的规章, 其他社会机构会遵守吗?具有法律效力的学校章程, 应该得到全社会遵守, 而不是学校的“家规”。

在发达国家, 学校章程的制定, 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 通过立法机构讨论、审议, 这适用于学校初创时期, 尚无明确的法律, 规定政府和学校的关系, 立法审议, 最主要的是解决政府 (举办者) 和学校的权责关系;另一种方式是, 学校获得“特许”, 自主办学, 在自主办学权限范围内, 制定学校运行的章程, 亦称学校内部立法。

我国不少人认为, 学校章程就应该是学校内部立法, 通过教代会审议, 提交上级部门审批通过, 但这忽视了两个基本现实。其一, 我国学校并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学校内部立法缺乏前提和基础。其二, 学校的教代会, 也存在严重的行政化问题, 并非全体教职工民主选举代表参加, 从而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十一学校制定学校章程, 应该说, 在校内实行了民主决策, 让教职工充分表达意见, 这是很大的进步, 但是, 却无法回避学校并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这一根本问题, 这一问题不解决, 学校就难以成为自主办学的主体, 依法治校就存在很大的隐患。

“一校一章程”, 这是依法治教的关键。要把这一工作做好, 在笔者看来, 有两种选择。一是在国家层面, 制定《学校法》。通过《学校法》, 明晰政府、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 然后在《学校法》框架之下, 制定学校章程, 这就理顺了政府授权、学校自主办学的关系。早在2012年7月, 教育部下发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 就提到要开展《学校法》的调研起草工作, 依法理顺政府和学校的关系, 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制度。并明确“以公办学校财政拨款制度、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为重点, 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保障教师和学生的民主管理权”。希望能加快《学校法》立法的进程。二是在没有出台《学校法》的情况下, 将每所学校的章程, 纳入地方立法程序, 即学校的章程, 在经过行政部门审批后, 还要提交人大讨论、审议, 以让学校章程真正成为学校依法治校的“最高宪章”。总之, 要做到依法治教, 必须按法律办事, 要用法治思维来制定学校章程。

依法治教 篇5

为进一步增强我校师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依法治教的能力和水平，推进依法治校进程，我校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教育法制建设的意见》及县教体局提出的加强校园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教育的要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工作中不断加强依法治教规范性。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立足于全面加强师生民主法制建设的客观需要，坚持依法治校与以德治校相结合，法制教育与法制实践相结合，将学校管理与发展全面纳入法制轨道，在全校师生中广泛深入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学习，进一步提高师生的法律素质，充分发挥普法在依法治校工作中的基础作用，促进学校向法制化管理方向发展和各项工作的健康顺利地完成。

二、工作任务

紧密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和学校工作中心，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学习宣传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国家基本法律以及师生日常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学习宣传依法保障校园稳定的法律法规，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和舆论氛围。

三、对象与内容

全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都是法制宣传教育的对象。

四、工作规划

1、切实加强对依法治教工作的组织领导。专门成立了依法治校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法制副校长和副校长为副组长，各处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组织机构，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师生员工一齐抓”的工作格局。确保了依法治教工作的贯彻落实。

2、制定了工作计划，把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部署，做到了年初有部署，年内有检查，有总结。

3、全面提升教职工的法律素质和工作水平作为基本目标，组织学习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照依法治教工作目标和措施，切实把普法工作落到实处。

五、工作的展开

1、依法治教工作纳入学校工作计划。一年中，领导小组专门研究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工作达3次，完善了工作目标的制订及相关措施，有针对性地以多种形式开展青少年学生道德和法制教育、纪律安全教育活动，确保依法管理校园、师生充分享有自身权力，校内学习风气有了更加良好的转变。

2、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依法治教工作纳入到考核之中，经检查在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中存在严重问题的给予一票否决。

3、学习法律并依照法律法规维护师生的合法权益。每学期都组织教师、学生认真学习教育法律法规及相关法律法规。采用集中培训与分散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的学习各类法律、法规，以及《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主要内容。使师生知法，尤其是关于教师学生权利与义务部分及密切相关内容，学生通过学习能够掌握自己合法权益的有关法律规定。依法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严格依法认定教师资格，做好教师职称推荐评审工作。加强对教师思想政治、道德和法制监督，广泛开展了师德师风学习，使师德师风有了明显好转，不断提高教师的道德水准和法律素质。依法聘任教师，为教师提供相应的工作条件，保障了教师开展教学、科研、参加进修培训等权利，大力推进教师继续教育工作，采取了多种形式开展教师学历提高工作，对参加学历提高和学科研修的教师给予方便。充分发挥学校党支部、校务委员会、工会的保障和监督作用，增强民主决策意识，提高科学决策水乎，保障教师通过校内民主机制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依法制订教职工的请假制度和考勤制度，完善了的教职工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按照国家规定向学生无乱收费行为；依法治理教师违规补课、乱收费和违规征订学生用书，解决了社会反映较大的热点、难点问题；建立了校园安全检查制度和学生伤害等事故应急处理程序和报告制度；健全了学校各项工作的报告制度，如重大事故责任报告制度以及学生非正常伤亡事故等，几年来，学生犯罪率为零。学校维护学生受教育权，千方百计地解决学生入学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尊重学生人格，尊重学生人身权利和活动参与权利，保障了学生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无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现象，无侮辱、歧视学生现象。

4、依法行政、执法规范。切实转变不适合形势需要的校园管理方式、方法。依据法律规定的职责、权限与程序对学校进行管理，维护师生的合法权益。建立并完善了教育行政执法的公平、公开、公正的评议考核制度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依法实施教师任用合同制，完善了校务公开制度，各项工作更加透明，并纳入到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开展了学校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工作，强化文书、档案管理工作。

5、综合治理，对校门外的交通车辆秩序进行整治，学生上、下学出入校门禁止骑自行车，校门口每日有校领导值班；开学初对校园危房、食品安全、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等行动，依法保护学校、教师、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建立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工作预案，学校没有重大责任安全事故。

6、六五普法，根据全县教育系统“六五”普法实施意见，把普法工作落到实处。按照“六五”普法规划确定的目标，大力加强“六五”普法宣传教育，不断提高教师和学生的法律素质，推进了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的工作进程，促进校园教育的健康发展。

7、法制课适时地开展法制课教育，坚持学科适时渗透法制教育。做到有活动有组织、有时间保障、有教育的深入措施和反馈。

8、法制宣传。骋请法制副校长，每年都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大型的法制教育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师生的法律意识，提高了自我保护能力。在法制宣传活动中，利用黑板报、主题班会、校园广播等形式广泛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通过法制宣传，使全校的师生掌握了重要教育法律、法规的主要内容，进一步明确教育法律规定的各类教育主体权利和义务，营造出人人学法，人人懂法，人人守法的氛围，切实形成“学法、知法、懂法、用法”的良好风尚。以上是我校开展“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活动情况的简要汇报。随着落实“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工作”促进校园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给学校内外带来的勃勃生机和活力，我校将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在己取得的工作成效的基础上，将信心百倍地推进校园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工作的深入开展。

依法治教首先要增强规则意识 篇6

2010年，军人出身的刘信科带着敬畏“规则”的理性思维，由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走上了公安县教育局局长岗位。在他看来，部队上的“规则”就是军人的行为准则，教育的“规则”则更多地体现为对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认识、理解、尊重和遵守，“所以，依法治教，首先要增强规则意识”。5年来，刘信科坚持用规则为教育工作保驾护航，在规范办学、规范管理的基础上，实施特色发展和品牌战略，使“人口大县、农业大县、财政基础一般”的公安走上了教育强县之路，正渐入佳境。

规范护航：促使教育由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转型

“规范是我们坚守的一条底线，教育如果连规范都做不到，那绝不可能有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刘信科认为，穷县办大教育肯定有不少困难，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不作为或乱作为的理由。

多年来，公安县在教育收费问题上，始终坚持只讲政策标准，只讲全县大局，只讲纪律规定，不讲经费缺口，不讲运转困难，不讲偿债压力的‘三讲三不讲’原则。教育局明令要求做到“四个统一”：统一收费项目和标准，统一财政部门的收费票据，统一“收支两条线”的管理，统一公示收费项目和标准。加强对高中三限生、择校生、教辅资料的发行和学校预算外收入的管理。充分发挥职代会、工会在中小学校规范办学、依法治教中的监督作用。

面对“幼儿园收费标准不统一，随意性强”、“民办幼儿园管理体制、办园体制、投入体制不顺”等问题，刘信科态度明朗：“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开办幼儿园，但是公民办幼儿园一视同仁，都必须建立和完善包括审批和淘汰在内的准入退出机制，用制度来规范管理。”

公安县教育局建立了民办幼儿园的准入、清理与年检制度，积极争取中央、省项目资金，筹建杨家厂镇中心幼儿园等13个乡镇中心幼儿园；启动公办幼儿园核发办园资质工作，颁发《办园许可证》34个；全县学前教育基本形成了以公办幼儿园为骨干和示范、民办幼儿园为主体，公民办幼儿园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启动学前教育机构年检工作，重新认定收费标准和办园等级，杜绝无证办园现象的发生。

与此同时，严肃查处学校违规编班、违规补课、违规招生等突出问题，对违规办学行为实行“零容忍”。教育局聘请教育行风监督员督查指导工作，要求各学校通过走访学生和家长、召开学生和家长座谈会、设立意见箱、发放调查问卷、公布投诉举报电话（信箱）等形式，直接听取服务对象的意见和建议。

“对教育系统而言，依法治教首先是要规范办学和规范管理。”刘信科说，教育涉及千家万户，事关学生和公安的未来，我们要用“规范”为教育工作保驾护航，让教育由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转型，走教育内涵发展之道。

特色引路：满足人民群众对多元化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近几年，公安教育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仍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多元化需求。

如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刘信科给出的答案掷地有声，“规范+特色”。他说，高中阶段，一是加强以校企合作为载体的中职学校特色专业建设；二是纠正高中教育同质化发展倾向，引导普通高中由规模扩张向多样化特色办学方向发展。教育局印发《公安县加强学校体育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年）》，计划在3年内对全县中小学体育教师结构、场地设施、教学质量等进行优化升级，保障中小学生在校一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建立球类与田径运动会间次举行制度。开展体育特色项目学校申报和创建工作。大力开展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综合实践活动、科技创新大赛等活动。

目前，公安的素质教育特色创建工作初见成效。公安县第一高级中学成为全省首批命名的体育特色项目学校；车胤中学形成了文、理、艺、体多样化发展的办学特色；以荆州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为依托，全县建立了13个校外社会实践活动分站，形成了覆盖城乡的校外教育网络；投资近7000万元，建成并投入使用的荆州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是湖北省内唯一一所国家级示范基地。

刘信科说，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公安县秉承“拓展学校教育、衔接社会教育”的宗旨，以“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教育活动”为载体，优化教育资源，创新实践教学。建立并完善课程研发机制，适时新增和调整活动课程，投资五十多万元新增了DNA艺术链、海绵纸贴画、3D眼镜、航模、水晶花、二胡欣赏等课程。包括地震馆、射击馆、禁毒教育馆、模拟驾驶馆等在内的二期场馆也即将投入使用。

截至2014年底，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基地承接来自省内外的参训学员五万余人次；财政部、教育部以及省市有关领导多次到基地视察、调研；基地接待来自重庆、江苏等地的考察团二十多个。

刘信科说：“规范只能解决共性问题，而特色却要求打破千篇一律的模式，为社会提供个性化的满意的教育服务。”

品牌效应：通过示范校建设引领区域教育全面升级

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合格人才。在刘信科看来，公安是农业大县、人口大县，所以办好普通高中教育，打造职业教育品牌，既是推动义务教育健康发展的一种延续，同时也是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现实考量。

为此，认真编制全县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建立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等职业教育新机制；统筹做好高中阶段招生工作，积极引导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大力引进和培养“双师型”教师；推进新型农民素质提高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

通过近几年的品牌建设，公安职业教育形成了以县职教中心学校为龙头，其他各类职业培训机构为补充，学历教育与短期培训相结合，公民办并举和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县职教中心学校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湖北省示范中职学校，其中，护理专业被评为省级品牌专业，电子专业被评为省级重点专业，数控技术专业教室被授予省级实训基地。

2014年，县职教中心学校与荆州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办学，实施“3+2”中职大专直通车办学模式，全校报名注册学生200余名；组织学生参加武汉国土资源学院、三峡职院、鄂州大学单招考试，录取学生近50名；组织学生参加全省技能高考，专科上线率达100%。选择就业的中职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100%。

普通高中教育是公安教育的又一大品牌，县一中是全省6所重点课程改革试点学校之一。刘信科说，教育局发展普通高中的策略是：课改、高考“两手抓、互促进”。

规范课程管理，确保国家和省课程计划的落实；加强普通高中课改示范学校建设，适时召开高中课改研讨暨现场推进会，积极推广课改的成功经验；加强体、音、美等教学功能室和信息技术、通用技术实验室建设，为顺利开设各模块的课程奠定基础；加强课改网络平台管理，落实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综合素质评价等管理制度；多形式地开展课改的师资培训工作，确保教师的业务素质适应课改发展需要。

刘信科认为，通过示范校等品牌建设，不仅丰富了全县的优质教育资源，而且为区域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榜样，明确了方向。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近几年，在刘信科局长的带领下，公安县教育整体实力明显增强，教育质量稳中有升，形成了高、初、小、幼、特相互衔接、普职相互协调、公办与民办相互借鉴和促进、示范学校辐射一般学校、城镇学校带动农村学校的良好态势。全县共有国家级重点职业技术学校1所，省级示范学校4所，市级示范学校10所，省五星级民办学校1所；县教育局被国务院授予“两基工作先进单位”；校外教育和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成为全国示范；教育质量特别是高考质量一直处于全省前列；公安一中经省教育厅批准成立国际部，与新西兰圣凯文中学联合办学，并被确定为清华大学新百年“领军计划”的优质生源基地。

（责任编辑 鄢志勇）

依法治教的几个基本关注点 篇7

一、学校管理者要具有清晰的法治意识

学校管理者作为学校的法定代表人或行政负责人, 要十分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是基于法定的职权和责任, 要依法维护学校、管理者和师生的合法权益, 也要尽量避免因失误而承担过错责任。在内部管理中, 学校也应借鉴法律规范和程序的明确性、准确性、稳定性、普遍性、指引性和可重复性, 使学校管理规范高效;同时, 使学校管理更具有创造性、灵活性和艺术性。例如:学校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要, 学校的重要处所应有书面、固定的警示标识, 一旦发生事故, 足以证明学校已尽到提示责任。

二、学校要切实全面地贯彻实施教育法规

教育法规是依法治教的法律基础和依据, 也是认定学校是否承担过错责任的首要依据。这里的教育法规, 是指国家调整教育关系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教育方面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教育方面的行政法规、国家教育部和其他行政部门的规章、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教育法规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教育规章等。此外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也常常对学校发布许多规范性文件或行政要求。学校管理者要认真研究这些行政性的规范、要求是否符合上述教育法规, 有无明显违反教育法规之处。对于符合或无明显违反教育法规的要求, 学校应坚决执行;对于明显违反教育法规的, 则应坚决抵制。

三、过错责任原则应是处理学校伤害事故的基本原则

学校、校长、教师基于自己的职责行使管理或教育职权, 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是学校法制的基本出发点。因此, 基于职务和职责而发生的责任原则, 必然是学校法制的基本原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常常出现为了“维稳”或“省事”, 有的行政机关以至司法机关不严格依法办事, 而把责任推给学校一方, 赔款了事的情况。实际上, 学校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麻烦, 第一要务就是查清事实, 分清责任。要看校方有无过失、过失和后果之间的联系和程度, 据此进行责任认定。

四、学校不拥有对未成年学生的监护权

近年有论者称, 学校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具有监护职责, 或受学生家长委托而应承担“委托监护”的职责。而实际上, 学校不是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 学校不承担、也不享有对未成年学生的监护责任和权力。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监护关系, 是一种法律严格规定的特定人身关系和权利义务关系, 首先是亲权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没有监护能力的, 监护人由谁担任也有详尽的规定。

家长把未成年人送到学校, 可以理解为家长将对学生的部分管理教育权委托给学校;学校接受委托, 依照法定职责对学生进行管理教育。监护人可以依法变更, 但监护权不可委托。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并不因被监护人来到学校、不与监护人同在而受到任何影响。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教育是学校的职权、职责所在, 而非监护权的受托, 二者不可混淆。

五、发生学生伤害事故, 学校只应承担“过错责任”

在现实中, 常常有人认为, 只要发生在校园内、甚至在进行与学校相关的活动中 (如学生放学路上、回家做作业时) 发生的事故, 都应无条件地要由学校负责。这在法律上被称为要求学校承担“无过错责任”。《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三款对“无过错责任”有明确规定:“没有过错, 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即承担“无过错责任”的条件是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 而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承担“无过错责任”的规定中并不包括未成年人在学校的情形。近年来, 随着社会对学生伤害事故关注度的不断提高, 法律对相应责任依未成年学生民事行为能力状况的不同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在发生学生伤害事故时, 对未满十周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 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 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 不承担责任”, 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学校若欲减轻或者免除对学生伤害的人身损害赔偿, 需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年满十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学生在学校活动期间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 则应依据《民法通则》规定的一般归责原则, 承担“过错责任”, 即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 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 学校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 。

六、校长还应了解教育法规以外的一般法规

学校管理者除了了解教育法规之外, 也应知道一些民法、行政法以及刑法的常识, 以备不时之需。例如:教师体罚学生, 如情节轻微, 可依教育法规的规定处理;如情节严重, 达到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触犯刑法的程度, 就应移送有关机关依法处理。在一般法适用的领域, 正是学校法律顾问的用武之地。法律顾问应向学校管理者和师生宣传普及法律常识。如能结合学校 (本校或社会) 发生的涉法纠纷案例进行评析, 则更会事半功倍。

依法治教 篇8

一. 高校“依法治教”在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 随着国家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 改善教育教学硬件条件, 提高教职工待遇, 缩小城乡间差距都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然而制度的变革必须依靠法律的护航, 依法治教这一理念便应运而生, 制定反映教育规律的法律, 通过法律规范教育过程中各方权利义务关系, 理顺相关管理职能部门权力运作界限便尤为重要。近年来, 由于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以及公民个体法律意识增强, 高校管理中法律纠纷呈迅速上升趋势。从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原告胜诉开始, 高等学校不断地被推上被告席。“高等教育领域里的法律纠纷愈多, 一方面表现了社会的进步和我国的法治进程, 显示了权利意识和法治理念正在深入高等教育领域;另一方面, 它也一定程度地表现出了我国法治的不成熟以及在高校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反映了学校管理关系和教育法律秩序的欠规范以及现行教育法制的缺陷”[3]。

(一) 约束学校管理权力的法律缺位, 导致学校权力的滥用

孟德斯鸠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所说“权力产生腐败,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一切公权力都应该受到法律的监督。首先, 高校拥有的管理权力应有明确的授权。高校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权、职权范围和运作程序进行, 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如今, 对公民受教育权影响最大的退学权应该由谁来规范, 高校能不能自己设定退学权, 法律还没有规定。针对退学权是否应当遵循和适用法律保留原则, 有学者认为, “高校不能自行设定退学权, 即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没有先行规定的情况下, 高校不能自行规定退学的条件、范围、种类”。[5]“权利限制首先应该坚持正当性、不贬损性和最低性原则, 而不应实质性地损害或剥夺权利本身”[6]。所以, 立法应该明确学校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及享有的权力及其限制。高校在依法行使“学生入学决定权”、“学生学籍处分权”等有关学生受教育权的获得或丧失的权力时, 应适用“法律保留”原则, 这个问题的实质即凡是有关限制甚至剥夺公民受教育权的立法权, 不应该属于学校, 只有这样才能够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一项权利。

(二) 高校行政管理行为不遵守正当程序原则, 致法治理念落空

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中, 学校以田永考试作弊为由对之作出退学处理决定, 原告认为学校除了编印和签发的“期末考试工作简报”、“学生学籍变动通知单”外, 并未给其实际办理退学手续。并且在此后的两年中, 原告仍然以一名正常学生的身份继续参加学校安排的各种活动, 使用学校的各项设施。学校依然为田永正常注册、发放津贴、安排培养环节直至最后修满学分、完成毕业设计并通过论文答辩等事实, “均证明按退学处理的决定在法律上从未发生过应有的效力”。然而临近毕业, 学校有关部门通知原告所在的系, 因对原告已作退学处理, 故不能颁发毕业证、学位证, 不能办理正常的毕业派遣手续。[7]法院认为, 被告人北京科技大学在对原告田永作出退学处理之前, 应给予其听证或是提出申辩意见的机会, 而后将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人宣布、送达, 只有严格遵照正当程序作出的行政行为才是没有瑕疵的行为, 也只有没有瑕疵的行政行为才能保证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法院判决被告败诉。美国的程序法学派认为, “把程序制度化, 就是法律”[8]。这也是对美国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拓展, 没有正当程序, 受教育者在学校中的“机会平等”就难以实现, 其合法的“请求权”、正当的“选择权”、合理的“知情权”就难以得到保障和维护。没有正当程序, 不仅难以在管理工作过程中实现公开和公平, 而且“事后救济权”也得不到保障, 从而也就谈不上对人的公正。“根据正当程序要求, 在学生因其不轨行为而被公立学校开除以前, 必须给其通知和受审训 (即听证) 的机会……法院一致确认, 正当程序条款适用于公立学校做出的开除学生的决定。”[9]学校依法行使自主管理权对违规学生作出处罚时, 是否具有符合法治精神的严格程序, 诸如原告的申诉权、学生管理部门的调查程序、专门委员会听证并作出处罚建议的程序、被告的辩解和申诉程序、作出决定的程序和实施处罚的程序等等, 是学校管理是否遵循法治原则的重要体现。

(三) 高校内部管理规定漠视学生合法权利

高校制度建设是高校依法治校的基本路径。“建立健全学校规章制度, 是学校民主法制建设的主要内容, 是学校民主化、法制化管理的前提。”[10]我国《高等教育法》第41条赋予高校校长的第一项职权就是制定具体规章制度, 使高校能够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教育政策的前提下, 依法有效的开展学生管理工作。在此基础上, 高校应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 修订学校原有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既要继承和巩固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 保证学生管理制度具有相对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 也要为今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充分保障高校、学生的合法权益, 真正体现法律的权威性。因此, 高校在学生管理过程中要尽可能做到管理依据合法化、管理程序正当化、管理行为规范化。但是, 现实中很多高校的内部管理规定都不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例如学校规定学生毕业时未完清欠缴的费用将不予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 然而事实上颁证行为与欠费行为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 颁证行为所涉及的是行政行为中的行政许可关系问题, 只要达到许可的条件和资质就可以依申请获得证书, 而欠费行为涉及的则是民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问题, 分别受不同的法律规范调整, 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学校将此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联系在一起, 明显违背法治理念。

还有在大多数高校存在的非常典型的现象, 学校保卫部门对作弊未遂的学生进行强制搜身, 并以搜出的作弊工具作为认定学生违纪的主要依据, 对学生作出开除学籍的处分。这里的问题是学校保卫处有无权力对学生强制搜身?学校保卫处是学校内部治安保卫机构, 其主要职能是根据公安机关的委托依法行使对学校内部治安事务的保卫工作, 但不具有法律授予的行政强制权, 特别是对人身的强制权, 对学生强制搜身已超越了其职权范围, 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对学生隐私权、知情权的保护也是现实中的一个盲点, 比如学生考试成绩未经允许能否公开, 学校作出影响学生利益的处理决定当事人是否有陈述申辩等等。

(四) 教育相关权利法律救济机制不完善, 申诉制度亟需重建

虽然宪法规定了公民的申诉权, 《教育法》又将其具体化, 确立了学生申诉制度, 这是对受教育权利程序方面的一个重要保障措施。但是整体来看, 我国对受教育权利的程序保障还非常薄弱, 以至于现实生活中受教育权利受损而得不到法律救济的现象屡屡出现。英国法学家韦德曾指出, “权利依赖救济”[11]。无救济就无权利, 救济对保障学生合法权益, 监督学校依法行使职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 必须完善相关救济制度。

我国《教育法》第42条规定了学生的申诉权, 是学生申诉的主要依据。然而, 《教育法》只是提出了学生申诉制度的建立必要与可能, 并未就其具体问题, 如学生申诉的范围、内容、程序等作出明确详细的规定, 完善的学生申诉制度的建立尚需有明确的法规或规章予以规定。2005年教育部修改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出台, 对申诉制度作出了一些规定, 例如规定了受理申诉的组织, 申诉的范围, 申诉时效等, 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学生申诉制度作出更加具体而详尽的规定。新规第六十条规定, 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由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但是, 该规定只是从原则上规定了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 以及该机构构成人员类型。规定的过于宽泛, 为高校自由裁量留下了过于广阔的自主空间。申诉处理委员会要公正的行使职能, 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也是制度真正发挥作用的前提, 否则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可能会流于形式, 成为学校用来‘做秀’的机构。”[12]

二. 解决高校“依法治教”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 树立依法治校理念, 为高校注入法治精神和权利意识

目前, 集中在高校的法律纠纷, 更多的是由高校管理工作者缺乏法治观念引起的。高校管理工作的价值导向, 过去主要是着眼于有效地规范和维护正常的学校教育秩序, 而对于如何“维护人的权益”重视不够。因为, 法的价值主体是人而不是物, 法的核心是权利。维护以受教育权为核心的受教育权益, 应是高校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所谓受教育权, 是指受教育主体公平、公正地普遍享有各种类型和各种形式教育的权利”[13]。随着社会的发展, 一个人受教育权的实现程度, 对其生存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受教育权已成为当代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高校在依法行使自主管理权的过程中, 不能不研究行使权力的结果与设置这些权力的目的或初衷是否一致。在考虑公共利益和管理效率的时候, 不能缺少法治意识和“维护人的合法权益”的理念。衡量高校管理工作好坏与成败的标准, 已不仅仅是管理效率的高低, 同时还要看其能否实现对人的正当权益的维护和保障。保障和维护正当的个体权利, 是现代法治精神的核心内容。管理工作应充分体现尊重人权的理性精神, 美国当代著名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指出:“如果政府不给予法律获得尊重的权利, 它就不能够重建人们对于法律的尊重。如果政府忽视法律同野蛮的命令的区别, 它也不能够重建人们对于法律的尊重。如果政府不认真地对待权利, 那么他也不能够认真地对待法律。”[14]大学管理工作, 不仅应使学生的正当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 还应有利于学生法律意识和内在法治信仰的养成, 大学的管理文化应该是一种充分尊重权利的文化。

(二) 转变传统教育观念, 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高校在日常的管理活动中, 必须树立和体现法治精神对人的尊重和关怀。学校管理的价值取向, 必须高扬教育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必须服务于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以人为本, 转变管理理念。在新形势下, 高等学校必须转变观念, 充分认识到学生与学校的关系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管教与被管教、管理与服从的关系, 而应该是一种相互平等的“教”与“学”的关系。高等学校的教育制度设计、管理、改革等各个教育相关环节, 应该围绕着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保障学生合法权益, 尊重学生人格展开。

(三) 完善教育立法, 约束规制学校权力的行使, 规范限制学校自由裁量权

为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法治要求对学校权力的约束和控制。对学校管理的立法控制, 是指在学校管理权力的设定阶段, 对学校行政中的自由裁量权——自主管理权力的合理性进行规则性控制, 明确权力安排并设定权力界限, 对涉及基本社会关系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 明确法律保留的行政基本原则。高校在依法行使自主管理权的过程中, 对于如招生不录取、退学、开除学籍这种使受教育者丧失受教育机会的重要事项, 其基本原则应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来规定。实质就是高校作出关系学生受教育权的获得或丧失的决定所依据的必须是法律的规定, 使用“法律保留”原则,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社会公正。

学校是一个以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为主要目的的组织机构, 为了使其积极主动地完成教育目标, 法律需要赋予它相当多的自由裁量权, 即学校对很多事务享有自由判断并作出决定的权力。学校在制定有关规章制度时, 可以根据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判断作出规定。高校依法享有自主管理权, 并不意味着该项“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当然合理。所以, 监督和制约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无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的整个概念是不适宜于为公共利益而使用权力和拥有权力的公共权力机关的”[15]。正如韦德所说, “法治所要求的并不是消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而是法律应当能够控制它的行使”, “法治的实质是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16]。高等学校有权制定校规, 但这种权力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 否则就会侵害到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对高等学校制定校规的限制, 主要体现在实体内容与制定程序两个方面。首先, 作为一项法定义务, 高等学校制定校规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即法律优先原则, 是指行政应受制于既存法律的约束, 不能与法律相抵触, 与法律相抵触的行政行为原则上是可以撤销和诉讼的。[17]其次, 在制定程序上, 参照一般规范性文件的制定, 应当经过起草、审批和发布几个相互衔接的阶段。制定校规的过程应该最大限度体现民主, 扩大教职工学生群体的主动性、参与性。因为校规与他们的日常学习生活, 教学教育活动密切相关, 只有经过这些程序制定出来的校规才能得到很好的遵守和实行。

(四) 畅通救济途径, 重建申诉制度

学生申诉制度是由我国《教育法》所确立的一项法定救济制度, 它应当而且可以成为保护学生受教育权利的一条重要救济渠道。但是这项制度还很不完善, 急需在立法上将学生申诉制度予以规范化、具体化, 使其有更大的可操作性。一是保持申诉机构的独立性、中立性。学校应该在申诉机构的设置上更多地吸纳没有行政兼职的教授等学术人员, 而不是行政人员占据申诉委员会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样一方面可以使申诉机构独立于学校的管理机关, 尤其是独立于学校违纪处分管理部门, [18]只有这样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才可以独立地作出裁判, 而不会过多地受制于大学内部各权力职能部门。二是维护学生利益, 需要学校在申诉机构的设置上更多地兼顾在校学生的利益, 因为他们才是申诉这项救济途径中真正的权利人和利益方。只有学生能够在受理申诉的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 申诉机构才能真正了解学生的处境、学生的困惑以及解决问题的最优手段, 才能够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单方面地作出错误决定。

在美国, 各高校都有各自的申诉规则, 这些规则非常的具体、详尽。以耶鲁大学本科生规章中有关申诉制度的规定为例:耶鲁大学的申诉受理机构由10名常设成员和1名特设成员组成, 其中10名常设成员包括3名终身教授、3名非终身教授、3名学生代表以及教务长或教务长制定的代表。[19]可见, 在美国的高校申诉机构中, 都是以教授而非行政管理人员作为机构中的主要成员, 这样可以保证申诉机构相当于学校的职能管理部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同时学生代表的作用在美国申诉机构中也得到一定的重视, 反映了学生的利益, 可以说这样的制度设计才具有公正性和可操作性。

最后, 程序问题是整个申诉制度的关键。在处理学生申诉的过程中应该坚持正当程序原则, 根据实际情况和当事人的主观意愿考虑是否公开申诉, 实行听证制度, 回避制度, 保证学生不会因为其申诉行为而受到加重处罚, 也不会遭受恶意的刁难和歧视对待, 彻底消除申诉人的后顾之忧, 也避免此制度沦为“做秀”。

摘要：依法治教是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方针在教育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经过多年的努力, 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 逐步走上了依法治教的轨道。但是, 我国依法治教还存在诸如约束学校管理权力的法律缺位、高校行政管理行为不遵守正当程序原则、高校内部管理规定漠视学生合法权利、教育相关权利法律救济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我们应该从树立依法治校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完善教育立法、畅通救济途径等方面解决高校“依法治教”中存在的问题, 使我国高等教育能够真正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轨道。

依法治教 篇9

一、研究生教育中依法治教存在的问题

1、研究生教育立法的问题

(1) 研究生教育立法体系不完备。目前我国涉及研究生教育的立法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等, 但是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规范研究生教育。《高等教育法》是一部系统调整本科生、专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的立法, 其条文和规定过于概括和笼统, 没有凸显出研究生教育与本科、专科教育的不同之处。《教育法》的调整范围更为广泛, 更加不可能对研究生的教育有细致的规定。研究生教育应该有专门细致而严谨的立法规范, 过多地使用“暂行”、“试行”、“草案”等不利于教育的规范化建设, 诸如《研究生教育法》、《研究生教育经费法》、《研究生院设置法》等具体化法律规范要确保出台。

(2) 研究生教育立法规范轻程序, 缺乏可操作性。“重实体、轻程序”是我国立法的普遍现象, 研究生教育立法也不例外, 法律条文用语空洞, 强调原则性规定, 缺乏配套的实施细则, 可操作性不强。当学生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 没有畅通的申辩、救济机制, 最终只能上诉至法院解决, 诸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等学生告学校的案子日渐增多。

(3) 研究生教育立法滞后, 缺乏严谨性。伴随着研究生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研究生教育立法的步伐明显跟不上, 新的法律不能及时出台, 旧的法律不能适时修改, 研究生教育立法滞后, 不能与时俱进。诸如《学位条例》、《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十几年来未曾有任何修改。研究生教育立法的很多规范性文件本身就是违反宪法、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相关精神的, 下级规范与上级规范相抵触的现象严重, 有时甚至严重违背, 相关文件、条例的颁布缺乏严谨性, 漏洞百出。

2、研究生教育执法的问题

(1) 研究生教育执法主体不明确。我国高等教育行政执法主体的多元性, 决定了研究生教育执法主体的多元化。政府、高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高等学校等都可以作为研究生教育执法主体, 立法的不足造成现存的法律并没有对其各自的权利义务作出明确规定, 导致执法主体不明确, 权责不明晰, 经常出现“执法打架”现象。

(2) 执法行为的不规范, 不统一。“行政执法”的实质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要有法律根据, 受法律规范制约。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规范执法行为的法律欠缺, 研究生教育执法人数不足且素质不高等因素的存在, 导致了执法行为的不规范。教育行政部门在使用裁量权时存在着滥用、误用、越权使用等现象, 采取的一些管理措施没有体现合法合理、公平正义的原则, 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3) 研究生教育执法缺乏制度保障。研究生教育执法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力量保护, 官本位下政府的不当干涉导致研究生教育领域的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等现象大量存在, 研究生教育执法的权威性难以树立。

3、研究生教育司法的问题

(1) 我国缺乏法定化的、制度化的行政司法仲裁制度。当下高等教育领域, 虽然教育行政部门具有处理高校领导、行政人员、教师、学生等人员的惩戒职能, 但是缺乏法律条文化的明确规定。

(2) 司法力量在研究生教育领域的影响力不足。关于教育的司法问题, 法院、检察院等相关部门的干涉力度不够, 全国各地司法机关对于教育的司法问题评判不一, 法院内部对于教育的司法问题评判不一, 有的划为民事案件处理, 有的划为行政案件处理, 导致判罚的标准不一, 或者司法力量干脆不干涉, 直接让权于高校内部自我解决, 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法律保护, 对于司法的权威性形象造成具大的挑战。

4、研究生教育执法监督问题

(1) 法制监督体系不完备。我国有着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 在研究生教育领域强调的是行政监督, 缺乏强有力的法制监督。我国的行政监督体制不完善, 对于行政腐败的监管不力, 研究生教育领域的行政腐败逐渐扩散, 研究生教育缺乏强有力的法制监督体系。

(2) 高校内部研究生监督机制不健全, 教学管理信息公开化程度不高。在各高校内部, 相互之间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学校缺乏对导师、学院、学校畅通的监督渠道, 不能够打造有效的双向监督渠道, 不利于建立阳光透明的研究生教育制度。教学管理的信息公开程度不高, 研究生作为受教育者的知情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证, 监督内容范围小。

(3) 社会对于研究生教育的监督不积极。研究生教育是我国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教育阶段, 对于强调人才的经济社会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社会对于研究生教育的监督有利于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完善, 对于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 社会对于研究生教育的监督积极性不高, 社会舆论、公司企业、政府机关、人民群众的关注度不高, 监督积极性不高。

二、研究生教育中依法治教问题的成因分析

1、研究生教育立法问题的原因

(1) 社会整体法律意识淡薄。环境对人有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当下我们国民的整体法律意识淡薄, 法律维权意识淡薄。上至拥有立法权的人大, 下至在校的研究生教育领域相关人员, 对研究生教育的立法渴求性不强, 对研究生教育立法的重视度不高, 国家对研究生教育立法的资金投入不多, 研究生教育的立法工作举步维艰。

(2) 我国教育立法水平落后。主要发达国家的教育立法已经越发关注其技术性问题, 往往对法规目的、用语限定、逻辑结构、文字表述等都予以高度关注。目前, 我国的教育立法是由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 立法程序过于复杂导致规范过于概括和笼统, 多强调原则性规定, 缺乏配套的实施细则, 不能真正维护权利和规定义务, 实践中往往出现“大、假、空”等问题, 归根结底是由于立法水平落后造成的。

(3) 我国研究生教育立法监督力量弱。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的权力机关, 对于研究生教育立法的关注度不高, 立法的实地调研不足, 很多时候是根据教育机构、教育委员会的提案进行投票表决, 导致法律规范过于笼统, 缺乏完善的实施细则。

2、研究生教育执法问题的原因

(1) 执法主体权限不明, 职责不清。行政机关、法律授权的社会组织、行政委托的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领域的执法权限划分不明, 职责划分不清, 容易出现“抢着管、没人管”等现象。

(2) 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不高, 实际执法能力欠缺。实践中的执法人员综合素质不高, 实际执法能力欠缺, 按部就班的就理论而实践往往是事倍功半, 很不利于打造法律的权威性。

(3)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中国特色的教育领导模式。教育的政治化不利于学术研究发展, 政治力量的干涉不利于学术的和谐自由发展, 不利于高校建设的和谐发展。参看美国等教育强国, 教育模式是单纯的校长负责制, 设置教授委员会讨论解决学校的一些重大问题, 具有高效性和实际操作性。

3、研究生教育司法问题的原因

(1) 研究生教育司法的独立性不强, 容易受行政力量干预。法律赋予司法人员过宽的自由裁量权, 但是一方面由于我国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 难以驾驭过宽的自由裁量, 另一方面“官本位”思想严重, 过宽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受到行政力量干预, 破坏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司法独立。

(2) 研究生教育司法的权威性不高, 司法难以服众。各地各级法院对于高等教育司法案件的民事和行政归属界线区分不明确、不统一, 直接导致司法标准不统一, 判罚不统一。研究生教育司法领域难以保持“司法法治原则、司法平等原则、司法权独立行使原则、司法责任原则和司法公正原则”, 难以确立其权威性。

4、研究生教育监督问题的原因

(1) 研究生教育监督力度不够。单方面的监督只会造成专制, 合理有效的双向监督才能够确保监督体系正常运行。我们缺少的是学生、老师等基层实体、一线人员对于上层教育机构、组织、领导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

(2) 研究生教育监督不全面, 渠道方式单一。缺少社会舆论、公司企业、政府机关的监督, 没有教育监督的有效渠道, 不能够完全充分切实地保障研究生教育领域各方利益。

三、研究生教育中依法治教的对策

依法治教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伴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和进步, 依法治教在研究生教育中的运用也将更具规范、更具条理。我们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条件下, 在遵循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的保障下, 积极吸收外国研究生教育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 推动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1、完善高等教育立法, 加强研究生教育立法

(1) 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环节, 我们必须在大方向上完善高等教育立法, 小角度上加强研究生教育立法。要在遵循我国研究生教育规律的前提下, 广泛吸收其他领域先进立法理念加强研究生教育立法。积极开展诸如《研究生教育法》、《研究生教育经费法》等具体化法律规范的立法工作, 保障研究生教育的法制化进程。与此同时, 一方面加强可操作性建设。在坚持立法原则性的前提下, 确保法律的可操作性, 更加关注一些技术性问题和细节问题, 避免出现实践中的“大、假、空”等现象。另一方面, 坚持研究生教育立法的与时俱进。研究生教育立法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必须顺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适时进行改革与创新, 以保证法律的先进性。

(2) 研究生教育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教育问题, 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必不可少, 对于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立法完善, 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 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改良。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特色, 诸如重要的教育立法地位、丰富的教育立法内容、完备的教育立法体系、严格的教育立法程序、高明的教育立法技术、完善的教育法律监督体系、教育立法与教育改革的良性互动等对于我国的研究生教育立法都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2、规范研究生教育执法, 树立执法权威性

(1)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切实提高执法人员实践操作能力。执法人员的质量直接影响着执法的效果, 一方面要强调执法人员的理论知识水平, 注重理论的定期考核, 另一方面, 要培养实务操作能力, 注重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当然仍应该强调其道德意识、法律意识等综合素质的提高。

(2) 不断树立执法的权威性, 统一各地区的执法标准,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强研究生教育相关人员对执法的信赖度, 做到和谐阳光下的教育执法。

3、构建研究生教育司法体制, 加强研究生教育司法队伍建设

(1) 研究生教育司法体制的构建。要积极开辟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干预研究生教育的有效渠道, 加强行政司法仲裁制度等制度的建设, 加强司法在研究生教育领域的影响力。

(2) 研究生教育司法队伍的建设。要在现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中, 注重倾向性地引导其了解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体制、教育侵权违法现象等。

4、开辟研究生教育监督新渠道, 确保监督强有力

(1) 开辟研究生教育监督新渠道。监督渠道的多样化有利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阳光和谐发展。在传统的监督体制下开辟社会舆论、公司企业、政府机关、人民群众的监督, 广泛开拓网络媒体、新闻报道等监督面, 充分调动社会各种力量监督积极性, 保障监督的全面性。与此同时, 积极创新监督奖惩机制, 充分调动社会各种力量的监督积极性。

(2) 在广泛开辟监督渠道的同时, 确保强有力的监督。构建双向监督体制, 切实保障研究生教育相关人员的合法权利。

四、结语

研究生教育的法制化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的法制化建设, 对于社会的法制化建设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全面彻底的研究生教育立法是我国研究生教育法制化建设的前提, 合法高效的研究生教育执法是关键, 公正独立的研究生教育司法是核心, 畅通健全的研究生教育监督机制是保障。研究生教育领域立法的完善化、执法的规范化、司法的公正化、监督的畅通化对于我国依法治教的教育理念的贯彻执行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本文旨在分析研究生教育领域依法治教的问题、成因和对策, 希望能对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注: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 (编号:2008B067) 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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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依法治教 篇10

一、依法治教的含义及必要性

(一) 依法治教的含义

国家机关和有关机构, 根据教育法律法规政策, 在其职权范围内, 从事教育治理活动的相关活动, 称为依法治教。依法治教是依据、遵从相关法律规定, 把法作为治理工具, 作为各项教育教学活动的管理和开展的唯一标准和最高权威。依法治教中的“法”包含范围广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行政处罚法》等。因此, 依法治教的主体也包含范围较广:各级人民政府、审判机关、检查机关、各级政府的其他有关行政部门等。高职院校教师作为依法治教中的密切相关者, 更需配合政府部门或教育行政部门, 积聚社会全体公民的共同努力来完善依法治教。

(二) 依法治教的必要性

依法治教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和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产物。首先, 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 迫切需要依法治教, 高职院校改革步伐也逐渐加快, 依法治教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管理关系由原来的自上而下的纵向型教育行政管理关系, 转变为纵横交错型的新格局。教师与学校之间因共同目标、培养所需人才而形成的委托培养关系即为横向型教育行政管理关系。所有这些关系的产生和维系, 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之下, 包括企业、高职院校、科研机构三者之间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企业、高职院校两者间的“产教结合”关系, 高职院校和科研机构平行主体之间的教学合作关系等, 各种教育法律关系相互交错, 通过依法治教, 便能更好的平衡、维系、规范和调整各主体间的教育法律关系。

其次, 依法治教有助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职能的改变和管理方式的转变。如国家对高职院校的直接管理扩展为各种力量参与的多样化、多渠道、多层次办学, 多种办学形式共存。政府主管部门在实现从直接管理、具体管理到间接管理、宏观管理的转变过程中, 不断实行简政放权和落实学校自主办学, 以期高职院校能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教育管理的需要。

二、依法治教中影响高职院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一) 影响高职院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外因

1. 经济收入

《教育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 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教师的工资报酬、福利待遇, 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教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并逐步提高。建立正常晋级增薪制度,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张爱莲 (2010) 研究表明, 高职院校教师的经济状况对其主观幸福感水平有显著影响。更高的收入会给教师带来更丰富的物质资源享受, 伴随着教师拥有更高的自尊心、自信心和幸福感。因此, 经济收入较高的教师主观幸福感水平一般也较高。当然经济收入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教师向上比较会降低其主观幸福感水平, 向下比较则会增加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因此, 在依法治教中明晰高职院校教师经济收入构成规则、明确其绩效考核制度和经济收入的增长机制, 让教师能明确预期自己的经济收入, 做到合理调整分配的资源, 有效避免因自己期望值过高而产生的失落感。因此, 通过依法治教明确、规范教师的经济收入、构成比例、奖罚规则和晋升条件, 是提升高职院校教师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

2. 社会支持

《教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履行维护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的合法权益的义务。拥有良好社会支持的教师, 就会感受到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较低的消极情感。通过依法治教让教师拥有更全面的社会支持, 就越能提高教师的自尊心、归属感和喜悦感。同时教师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升, 也有利于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和积极情绪情感的产生, 在日常教学中这些积极因素会影响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主动性, 有利于良好教学环境的创设。

3. 生活事件

《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 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 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高职院校教师被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各种生活事件所包围, 教师除了承担自身教学管理任务外, 还需要兼顾家庭及社会, 各方面的压力会在教师个体身上积聚。若教师的紧张感难以排解, 就容易滋生负性情绪。依法治教能给教师提供一个正常、合法、合理且有效的排解途径, 能通过强有力的渠道排解教师的压力, 教师压力程度的缓解, 能较好地促进教师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升。

(二) 影响高职院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内因

1. 职称

众多研究表明, 职称对教师主观幸福感水平有显著影响, 不同职称的教师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差异。研究经过多重比较, 教授职称的教师在主观幸福感水平上最高, 且显著高于副教授, 但在负面情感上没有显著差异。

2. 学历

《教师法》第七条规定:教师享有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训的权利。高职院校教师进行更高层次的学历进修是其自我发展的需要。毛荆莉 (2011) 等研究表明, 学历层次不同的教师在主观幸福感水平上存在着明显差异。高校中博士教师容易出现低幸福感水平, 因为他们在单位中的数量相对较少, 而外界对他们的期望值相对较高。同时他们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价值体现, 有较强烈的自我价值和自尊的需要, 在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下, 易导致低幸福感。而本专科和硕士学历的教师, 在科研工作、期望值等方面面临的压力相对较少, 还能参加更高层次的进修学习, 满足自身发展进步的心理需求, 缓解了相同层次的竞争压力。因此, 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相比于博士学历的教师略高。

3. 年龄与教龄

新入职的年轻教师在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还在熟悉和适应中。在申报一些重大项目方面, 即使有较高的科研水平, 也没有资本和资历, 所以并不占优势。同时年轻教师的收入相对偏低, 在资金不太充足的情况下, 又要真正做出科研成果就更为困难了, 因而新入职的年轻教师主观幸福感水平偏低也正常。

三、在依法治教中提升高职院校教师主观幸福感水平

(一) 完善教育法规体系, 完善高职院校教师经济收入增长机制, 创设公平公正的教学管理平台

依法治教首先应是有法可依。目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为核心的教育法规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 包括《中华人们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国家性法律法规, 还有地方政权根据本地区实际发展需要, 而制订的各项地方性教育指导方针等。这些法律法规能反映教师经济收入增长机制和教育教学规律, 体现教师的共同意志, 符合教师的利益。在依法治教中不断完备各项教育法规体系, 让教师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 使各项工作都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当教师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 能够按照教育法律法规来维护自身利益。同时, 在教师职级晋升、项目申报、教学常规活动等方面, 依法治教能给教师提供公平公正的平台。在公平公正的教学管理平台上, 教师能清楚知道自身进一步发展需要的各项条件, 可以明确发展目标, 真正做到在教育管理工作中起点上的平等、过程中的平等, 使教师做到长期目标与短期发展的有效结合, 在公平公正的教学管理平台上能有更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更畅通的发展渠道, 从而提升自身主观幸福感水平。

(二) 健全民主监督制度, 完善学历提升和职称晋级等渠道, 增强高职院校教师感知幸福的能力

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其所处的外界环境密切相关, 而依法治教就是教师所能感受到的最为明显的教育环境。高职院校教师感知幸福的能力与其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低密切相关。依法治教是高职院校教师所处的大环境, 若教育法律法规内容不能体现教育工作的民主, 即使法律法规再完备, 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教育法律法规。作为教育工作者的高职院校教师, 应当依法接受国家、社会、群众的监督。而现阶段我国高职院校教师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不少教师有心理困惑或心理疾病, 面对学历提升的压力, 职称晋级的不完全透明等, 极大地降低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因此, 健全民主监督制度, 减少在教学工作、职级评比过程中给高职院校教师的压力, 让其及时调整目标, 做出合适的调整, 能够提升高职院校教师幸福感知能力, 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此外, 高职院校教师自身的努力也非常重要。在民主环境中, 更高的学历和高级职称教师更能感受到尊重感和自信心, 高自信心的教师其感知幸福的能力也越强。高职院校教师在其教学过程中明确教学规则并遵守规则, 更易产生积极情绪。拥有积极的生活信念、乐观的生活态度、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教师, 就能保持平和、愉悦的心境, 其感受幸福能力就越强。心态良好的教师在日常教学管理工作中, 能对学生起到积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他们在依法治教中使用民主方式, 恰当地解决问题, 并运用具体的心理调适策略, 如寻求社会支持、立即处理问题、适度的休闲等方面, 来促进身心的和谐发展, 增强主观幸福感水平。

(三) 提高教育执法队伍素质, 给予高职影响教师强大的社会支持, 积极促进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行业是需要终身学习的行业, 专业成长是其主观幸福感来源之一。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从长远出发, 制订高职院校教师师资队伍建设培养方案, 为其营造宽松的氛围和提供强有力的社会支持, 提供高职院校教师自我实现的机会和施展才能的平台。而平台的组织搭建, 就需要一支适应社会需要的执法队伍, 包括教育督导队伍、教育司法队伍、教育法律服务队伍等。教育执法人员首先应当具有过硬的政治素质, 较强的理论水平和相应的文化基础知识, 并熟悉教育法律法规政策, 同时还应有教育实践经验。拥有一支素质良好的教育执法队伍, 能对教师在专业发展方面提供强有力的社会支持和保障, 也能改善教师工作的外部环境, 缓解教师的心理压力。

(四) 提高全社会公民教育法律意识, 提升教师的职业声望和地位

提高全体公民的教育法律意识, 就是提高全体公民对教育法律精神实质的认识和理解, 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实施作用进行合理评价, 强化公民对教育行政执法和司法的信任, 和提高公民遵守教育法律法规的自觉性。

全体公民的教育法律意识的提高, 有助于提升高职院校教师的职业声望和地位。教师职业声望和地位的提升, 又可以让教师个体感受到人们的尊敬、羡慕和重视, 教师个体就会由衷地产生自豪感和优越感, 从而获得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目前,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 教师的地位和声望亟待加强, 在提高全社会公民的教育法律意识过程中, 增加教师工作满意度和职业认同感, 逐渐提高教师的职业声望、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只有全社会公民教育法律意识的提高, 才能从根本上贯彻落实依法治教, 提升教师主观幸福感水平。

摘要：高职院校教师是依法治教的坚实力量和保障, 开展依法治教有助于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水平。通过对依法治教内涵的阐述, 分析影响高职院校教师主观幸福感水平的主要因素, 提出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建议。建立健全教育法律体系和民主监管制度, 为高职院校教师在经济收入增长机制、职称级别晋升等方面提供公正的平台, 促进其专业发展, 同时提高社会公民法律意识和教育执法队伍素质。在依法治教中提升高职院校教师主观幸福感水平, 不仅具有理论意义, 还具有实践意义。

关键词：依法治教,高职院校,教师,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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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虐童事件反思依法治教困境 篇11

对于这两名教师，地方教育部门、涉事幼儿园都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处理：辞退涉事教师，并准备就此对所有教师进行集中的师德教育。包括一些网友，也认为这是师德严重缺失的结果。然而，就这两起事件的性质分析，这不能仅进行行政处理（辞退只是行政处理），还应该进行司法处理，这也不是师德的问题，而是违法问题。最新的消息是，浙江温岭这名教师已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拘，这表明，暴力体罚、虐待儿童，应按违法犯罪处理。

虽然对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女教师，舆论纷纷认为我国应增设“虐童罪”，完善处罚细则，加大处罚力度，这颇有道理。但客观而言，从法律体系说，我国的教育法律法规已经比较完善，针对中小学的就有《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政府、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权责，有明确的规定，依照这些法律，教师虐待孩子的行为，已然违法。

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已有的法律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这些法律并没有根植于教师的脑海，甚至在教育管理、学校管理中也被忽视。在这种情况下，增设一项“虐童罪”，对现实能起到多大改变作用呢？前不久，我国出台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其中之一是教师不得挖苦学生，这条标准令人匪夷所思，表面上看，这是要求教师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可是，关于这一点，《我国未成人保护法》早有明确规定，这何须在标准中再提？另外，法律的规定，是教师的底线标准，这怎成了专业标准？

由于有法不依，因此，我国一再在政府文件、通知中，重申法律已经做出的规定，这非但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反而让教师的法律意识十分单薄。而对于教师的教育，本应该明确从法律角度提出的要求，也被演绎为师德。这实质造成师德标准的下降。本该是人人都应坚持的底线，做到了反而成了有道德的事。

要改变这一问题，需要转变传统的“师德教育”为法律教育，在教师入职和日常管理中，明确告诉教师必须依法教育、管理学生，不得侵犯学生权益。对此，学校必须清理一系列与法律法规冲突的校内管理规定，给教师们做出示范——我国一些中小学制订的校规，其实是和上位法有冲突的“土校规”，诸如，要求男生女生交谈时要距离1米以上，否则要被处分，甚至开除，就明显侵犯学生的权益。另外，学校在教育中，也应把法律教育、规则教育作为十分重要的内容，增强学生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这是监督学校和教师，依法治校和依法教育的重要力量。

（来源：熊丙奇的博客，作者熊丙奇）

【一句话点评】

即便未曾为人父母，也知道儿童的懵懂与柔弱，究竟是什么，让他们能下此“毒手”？除了个人，恐怕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和社会原因。

【素材运用】

对师德的严厉拷问，为人师者，基本的职业道德荡然无存。教育者首先应该对教育对象怀有情感上的善与爱，这是不能退让的底线，是最重要的“教学基本功”。

如此狠心的教师，为何能够在教师队伍中生存并成长？我们不禁要问，学校的择师标准、考核项目是否科学合理？社会对老师的价值判断、评价体系又是否存在偏差？

儿童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则是一个国家是否制度完善、道德完备的重要衡量指标。虐童，让我们看到了繁华社会丑陋的一面。

（作者：孟娜，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