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日本有多远

中国离日本有多远（共9篇）

中国离日本有多远 篇1

地理距离上,我们离日本很近,但在内心,却无限遥远。

几年前,我曾去过日本。我们一行9人从广州新白云机场起飞,3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大阪的关西国际机场。如果从上海起飞,只要一个半小时。如果从大连起飞,只要一个小时。

从地理距离上看,我们的确离日本很近。

从文化上看,你到日本,到处能看到汉字,它的标识系统,你能看懂七八成,上洗手间、找楼层,你基本没有太大问题。

为什么中日民众的心理距离比美国还要遥远?因为他们在心理上已经脱亚入欧,而我们在和日本人交往时,因为两国特殊的历史和恩怨,比和美国人交往还要有障碍。

你看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大学的创始人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你就明白日本人已经是香蕉人——黄皮白心。而我们中国人,在他们眼里已经是落后的民族。

看看福泽谕吉《脱亚论》所写:“我日本国土地处亚洲之东陲……然不幸之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两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在此文明日进之活舞台上,论教育则云儒教主义,论教旨则曰仁义礼智,由一至于十,仅以虚饰为其事。其于实际,则不唯无视真理原则,且极不廉耻,傲然而不自省。以吾辈视此二国,在今文明东渐之风潮中,此非维护独立之道。若不思改革,于今不出数年,必亡其国,其国土必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无疑。”

1894年甲午一战,开始印证福泽谕吉关于中国的预言。

真是一声叹息!

干净背后的力量

去日本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干净!花儿朵朵软件的马总去过基本所有的欧美的唐人街,发现日本的唐人街最干净。

日本不仅仅是大城市的主干道干净,连小街小巷都特别干净。日本一家学术出版社的老板晚餐后带我们去他的出版社和书店,在东京大学大门的正对面,要穿过一条小巷,当时还是晚上9点半,里面也是特别精致和干净。

难道日本仅仅就是比较干净吗?这干净背后难道真就那么容易吗?

干净和贫富没有必然关系,和追求完美有关。一个人就算穿一件打补丁的衣服,也可以干干净净。

我小时候,应该是30年前,中国应该是很贫穷吧,我们村就有几家人比较干净。为什么这几家人干净?因为他们的女主人爱干净。结果,我们村,也就这几家人有出息,孩子都考上大学,都成了才。

干净代表一个习惯,一种追求。广岛亚运会,开幕式结束时,全世界的人发现,数万日本人退场后,在体育场里,居然没有发现一张丢掉的废纸!

再给大家讲一个朋友的故事,他在日本三菱重工工作,卖印刷机给大陆的印刷厂,他有一次带一个国内印刷做得比较大的老板去日本参观,这个老板也做得比较大,发展得很快,有点志得意满。参观时,日本人让这个老板进印刷厂前把鞋脱了,当他从印刷厂出来,发现白色的袜子居然还是白色的,整个印刷厂全部是自动化生产,就没有几个工人。

我带队参观了东京的一所初中,他们的学校也特别干净,我们一进去需要换鞋,每个人有一个鞋柜,上面居然预先写好了每个参观团团员的名字。

地铁里可怕的皮鞋声

我们住在东京的京王酒店,附近就有一个很大的地铁交换站,你早上来到这个地铁站,你看见洪水般的却非常有序的人流,基本没有人讲话,更没有人大声讲手机,你只能听见可怕的皮鞋声。

日本人做事是以不给别人添麻烦、不影响别人为原则,这已经成为他们灵魂深处的东西,已经完全内化了。

日本的教育和我们有什么区别?

我弟弟媳妇的姐姐晏青一家在日本已经7年,他们的孩子也在日本上幼儿园,我们晚上在一起聚会,我就特意问他们:日本的教育和国内的教育有什么不同?

晏青告诉我:日本人特别重视幼儿期的教育,所以很多母亲生了孩子之后辞掉工作全职带孩子,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孩子三岁前是幼苗期,特别重要(中国也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旦孩子的成长出现问题,特别难修正。而且日本人认为:让男人工作更勤勉一些,强度更大一些,收入更高一些,让母亲回归家庭,等孩子3岁后再上班,对社会效率没有任何影响,但对下一代的成长特别有利。

另外他们对孩子培养的一个原则就是:七分饱、七分暖。他们基本不让孩子吃得太饱,也不怕孩子穿得太少,秋天孩子穿个单衣在外面玩水他们也不怕孩子受凉,所以你在日本基本看不到胖子。

另外,孩子生病一般不像中国一样动不动打吊针,他们认为孩子有很强的自愈能力。

日本人均寿命是全世界第一,这也说明日本人卫生条件、医疗条件、生态环境、饮食习惯、体育运动都做的很好。

日本的幼儿园特别干净,孩子一到幼儿园就要换鞋,不让鞋子上的尘土带进学校。

另外,我感觉日本的学校特别重视校服,他们的校服也特别漂亮,式样很多,做工很好,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重视校服?他们的回答让你耳目一新:

一个人穿上制服,就是要告诉它: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任何一个人穿制服干坏事内心总有一种不安。

我带队参观了东京的一所中学,和他们的校长、教务长、心理辅导老师座谈。

日本的中学特别重视动手能力,家政、缝纫、空手道、体育、兴趣班全部开设,心理辅导老师导入学生的日常学习,因为他们发现很多孩子很早就有心理问题,所以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个专职的心理辅导老师,我参观的那所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正好是一个华人,我就问了她无数的问题。

日本中学特别重视武士道课,他们每个学校都有专门的武士道馆,也经常有相关的比赛,他们认为,武士道课能培养孩子坚强的品格,永不服输的精神。

没有比敬业更好的爱国主义

在日本接受最多的就是日本人的鞠躬,据统计,一个日本百货公司电梯口的迎宾员,一天要鞠2500个躬。

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非常明白,要天天这么鞠躬多么不容易,支撑他们这么常年累月做的是他们视敬业为天职的理念。

如果我明天下一个命令,公司的保安明天开始给来公司的客户鞠躬,明天他们可能能做到100%,后天他们可能就打95折,大后天他们打90折,最后不了了之。

我有一句口头禅:没有比敬业更好的爱国主义。

一个老师,爱你的学生,这就是爱国。

一个编辑,出没有校对差错的书籍,这就是爱国。

一个警察,保一方平安,把本职工作做好,这就是爱国。

一个清洁工,把它负责的地方搞得干干净净,就是爱国。

在网上做一个爱国主义者,不用付出成本和代价,太容易了。我要问他一句:你本职工作怎么样?这是分辨一个真正爱国主义者的放大镜。

我们离日本有多远?

很多没有去过日本的朋友问我: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到底离日本有多远?

我就反问他:中国足球队离欧美强队有多远?

他就说:就单个队员的技战术水平、体能来讲,好像水平很接近,但整个队一旦上场打起来又好像差得很远,因为根本就没有赢的机会。

我说:你这就讲对了,中国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差距,就好像中国足球队和欧美强队的距离,感觉差得不远,但实际差得很远。因为人家已经霸住位了,你要接近还容易,你要超越很难。

我们的生活水平上去了,生活品质没有上去,我们的生活品质上去了,生活品位没有上去。

我当时就讲了一个例子:中国很多老板也能买奔驰车当座驾,但是永远不要忘了,坐奔驰的民族和造奔驰的民族绝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你有100多万人民币你就能买一部奔驰S320,但你要造出同样价格性能比的奔驰车来,投资100亿下去,也未必能。

我这次也特意参观松下研究院,发现中国制造的一些幻觉。

很多商品背后印有Made in china,但其实很多是组装在中国,设计不在中国,品牌不在中国,核心元器件不在中国,制造工具、机床不在中国,市场渠道不控制在中国,还有,很多精密制造也不在中国,更不控制在中国人手上。

我参观了日本出版业最大的一家物流中心,他们的配货差错率居然控制在万分之二以内,这个差错率相当于:你在一本新华字典里找到一个错字。

日本真正强大不在于我们前台所看到的东西,而在于他们的后台,以及这些能设计这些后台的高素质的人才!

中国离日本有多远 篇2

我们离民主有多远？

论坛上经常有网友问：民主离我们有多远？意思是一个好东西可望而不可及。但是在我看来，这句话如果反过来问一下，我们离民主有多远，可能更有启发。

这两句话有区别吗？乍一看似乎没什么区别，但是仔细琢磨就会发现区别其实是很大的，甚至两者意思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

打个比方：当你开车坏在半道上开不动了，呼叫朋友开车来救援的时候往往就会想，朋友啊，你的车开到哪儿了，离我这里还有多远呢？可是如果你是去开车救援困在半道上的朋友的时候，往往会这样想，我离朋友还有多远呢，还要多长时间才能跑到？

所以，所谓“民主离我们还有多远”，显然是等待民主的想法，而“我们离民主还有多远”，显然就是争取民主的心声了。

等待与争取，意思怎么会一样呢？

为什么会有等待民主的想法呢？等待民主的人没想过去争取吗？

应该说大多数人还是想过去争取的，只是几番风雨而总是见不到彩虹，于是心灰意冷的人自然就多了起来，变成了虽不死心又无可奈何，只好等待，期盼民主早一天来到身边。

这似乎也无可厚非，因为大多数人不能不把吃饭放到第一位，因而无暇去琢磨民主的真实路径在哪里。所以问题就应该出在少数衣食和居住已经不愁的民主精英身上了，只是由于这些民主精英实际上也

并不知道民主的A B C，除了幻想自己登高一呼而群山响应，就是幻想破灭过后抱怨大众冷漠不参与了。

首先，也就是 A，民主精英不知道民主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当然也就不知道市民社会是企业主群体与业主群体的对立统一，甚至连业主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因而虽然嘴上夸夸其谈学习西方的民主宪政，却不知道西方的民主宪政是从基层社会的行业自治和业主自治发展而来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精英连基层社区业主委员会这样没有党政背景和操控的小小的民间权力机构都民主不了，甚至连业主公约这样社区的宪法都难以独立起草出来，却总是幻想一蹴而就实现国家宪政和民主，其结果是这么多年了，民主精英在全国无数个居住小区，连仅仅是由几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组成的物业公司都摆不平，被物业公司玩弄得团团转，蒙头转向，心灰意懒，垂头丧气。

其次，也就是B，民主精英不知道民主宪政的经济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听说民主宪政是社会分工发展的产物和表现就都蒙了，说民主与社会分工有什么关系呢，简直是瞎扯嘛，应该“普遍参与”呀，凡事大家都来参与呀。于是为数不多自以为实践基层民主的精英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业主的对手物业公司集团根据“普遍参与论”设计的社区业主自治公约，其中只有业主选举业主委员会和凡事都要举行全体业主投票表决的条款，根本没有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分权制衡概念，特别是不允许成立业主代表大会来监督业主委员会，胡说什么“业主的权利不能代表，要监督就得大家都来”，用事事表决来折腾广大业主，使得业主的民主自治热情在一次次全体投票中被消磨殆尽，只好对来

自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的双重侵害逆来顺受。民主精英的如此作为不是典型的为虎作伥吗？即使更少数的精英分子意识到成立业主代表大会有集思广益的好处，也仍然要坚持让业主委员会成员成为业主代表大会代表，而且还不同意业主代表大会有罢免业主委员会成员的权力，胡说业主代表大会决策就是剥夺了普通业主的决策权，甚至主张业主代表大会的决议要由业主委员会主任签字才能生效，试图以业主委员会领导业主代表大会，就象妄图用国务院领导全国人大一样，其结果也就只能是纷纷被业主群体鄙弃了。

其三，也就是C，民主精英不知道民主的行动起点是“从大众学会开会开始”的，似乎民主就是自己站到广场凳子上，慷慨激昂、夸夸其谈、振臂一呼之后大家举手欢呼自己成为元首，然后自己大手一挥大家就步调一致往前走，所以他们根本想不到要制定通过平等发言来保障充分讨论然后表决的会议规则，因而他们鼓吹民主就是选票说话，特别害怕民众平等讨论辨析清楚议题真实含义以后再理性投票，以便掩饰自己南郭先生的面目，还说是学习西方的政治文明，却从来不提，或者说根本不知道西方社会著名的《罗伯特会议规则》。因而哪怕仅仅是五个八个的民主精英凑到一起煞有介事地开会，保持不了多大一会儿就会由于都想当鸡头不想当凤尾而吵得一塌糊涂进而分崩离析做鸟兽散了，却总是夸夸其谈什么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借口畅所欲言而尽量占用发言时间，好让别人的意见难以表达，甚至幻想有朝一日十几亿人民被自己的夸夸其谈给启蒙了而选举自己成为中国的领袖，结果当然也只能是象阿Q和文革里的红卫兵一样徒增笑柄

而已。

中国离［世界］有多远？ 篇3

马小军

在几千年中国文明进程中，海洋是阻隔中国进行对外交往的天然屏障。

中国人对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的了解，是在1840年以后。

毛泽东“三个世界”的划分，标志着我们不再把意识形态当做划分世界的标准。

以往几千年中，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是遥远的。这首先是由中国地理的封闭性决定的。在几千年中国文明进程中，西部北部的荒漠，东部南部的海洋，是阻隔中国对外交往的天然屏障。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及连接“南洋”、“西洋”的海上通道，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这种地理的封闭性，直至近代西方列强到来后才被打破。现代交通工具也改变了中国空间的封闭性，为中国对外交往提供了条件。

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千百年来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世界”这个概念是从西方来的，不是中国本土的概念。汉语“世界”二字由佛经翻译而来（如“大千世界”），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英文world一词完全是西方的概念。过去几千年，中国人的世界观可表述为“一个世界”——认为世界就是中国（中央帝国），剩下的是周边的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夷蛮之外就是化外之境，在地理上、文化上没有大的意义。虽然有两汉丝绸之路的开通作为与北半球的世界沟通的管道，但从历史上看是零星的和分散的。直到近代，中国在描述外部世界时，仍使用带有贬义的语言——“外夷”，与他们的交往是为了“以夷制夷”。“外”、“夷”这样的文字，在中国传统文字中是带有贬义的。在称呼外国国名时，常加上含贬义的“口”字旁，什么

1840年后，中国人才认识到中国之外天地是很广阔的，在它之外存在着非常强大的所谓“西夷”，此时中国人的世界观可表述为“两个世界”——认识到世界有两个，文明有两种：中国（中华文明、华夏文明）和“列强”(西方文明)。这种认识延续了将近百年。甚至至今，中国人对中西、中外关系的认识始终未能够离开体用之争。

1949年后，中国大陆对“世界”的理解出现很大变化，意识形态因素加强，以意识形态作为认识世界的衡量标准，世界依此分成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这种世界观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两个世界”，但它认识到在这两个世界之间还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70年代毛泽东“三个世界”的划分，标志着我们不再把意识形态当做划分世界的标准。此时我们的世界观就是“三个世界”。毛泽东做出这种判断有其战略初衷，但其结果却是从1972年中美开始接触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和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打下了基础。

1979年至今的20多年中，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就更接近真实：世界就一个，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这样的“一个世界”观，与184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这20年，中国走上了融入世界的进程，这个进程到今天还远未完结。

国：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个案

金灿荣

在今天这个时点上，“中国走向世界”在我们的心理上已没什么障碍。

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后发型国家，客观上没有时间从容走过别人用二三百年时间走过的路，因而社会本身的变革方面存在缺陷。

中国人首先应抛弃受害者心态，与世界的交往应抱平常心、从容心。

外国人要看到：中国的崛起不是简单的地缘政治现象，中国拥有厚实的核心价值体系。

我们首先要作个界定，即我们今天所讲的“世界”还是有特殊含义的，专指中国以外的、先进形态的那部分土地和人群。从鸦片战争开始，这部分“先进”的世界就一直同中国发生碰撞，中国也或多或少一直在向它们学习，但在1949年以前的学习过程中，中国处于不平等的位置。1949年后，中国获得独立和尊严，但中国人自身看世界又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得我们学习时难以抱有平常心。初步解决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事实上拉近与先进国家的关系，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愿意把“入世”当做一个成熟标志，它表现出我们中国人的成熟、自信，意义非常大。在今天这个时点上，“中国走向世界”在人们的心理上已没什么障碍，我们需要学习，只要态度得当，过程会加快。我相信，在物质层面上，中国与世界会走得越来越密切，越来越近。

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国家可以分两类：原生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先行者）和后发型国家（后来者）。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后发型国家，与先进世界的差距在于难以经历它们在实现现代化之前的社会变革过程。世界近代史是以三个R开始的：Renaissance（文艺复兴），Reform（宗教改革）和Revolution（社会革命）。三R之后，才导致了现代工业革命以及作为工业革命内容表现出来的生产方式、技术管理形式、社会组织形式和知识积累形式。这个几百年的过程使西方国家得以在有了自我意识后，用理性的眼光把传统的价值体系梳理一遍。这样的社会有一个根本优点：基本常识发达。

这些国家社会变革在先，现代化结果在后。而后发型国家往往是在看到原生型国家的船坚炮利之后努力追赶，直接学习它们现代化的结果，因此在客观上没有时间从容走过别人用二三百年时间走过的路，在社会本身的变革方面终归会留下缺陷。这一点连非西方世界中现代化最成功的日本也不例外。原生型国家与后发型国家之间的最朴实的检验标准就是基本常识是否发达。从长期看，我们与先进世界的距离就在于此。

也有人认为，对后发型国家来讲，通过剧烈的社会变革，打乱原有的社会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代化过程中的不足。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可能有自己的优势。中国20世纪的历史就是不断革命、不断变革的历史。而未经过革命的后发型国家，传统的东西遗留得更多。比如日本，我感到它就是一个前现代的社会结构与后现代的技术相结合的社会。再如印度，没有经过剧烈的社会变革，尽管今天在法律上不承认种姓制度，但在现实中仍未得到解决。

中国与世界越来越相互融合，这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表现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所占比例会下降，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占比例会上升。一般来讲，两国关系的初期首先是政府关系，但随着交往的深入，投资、贸易、产品、旅游者和留学生越来越多，两国关系中社会因素的比例会上升。这影响到政策，也影响到中国人如何看世界。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更成熟的心态。

加入世贸是中国对世界态度的一个转变，是中国人自信心的表现，其大背景是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获得初步成功。从趋势上看，中国与任何一个单一国家之间的关系、力量结构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与世界都要调整心态，原有的强国要以更平等的心态看中国，中国人则要有大国意识，而不能有大国心态——虚骄之气，中国人的行为要更谨慎、更得体。中国人首先应抛弃受害者心态，克服一遇事就感到别人又来欺负我的心理，宽容大度，与世界交往应抱平常心、从容心。

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还可分两类：历史较为深厚的一类、历史较为空白的一类。中国在前者中较突出，走上现代化道路有特殊的难题。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世界，美国的中国学家白鲁恂讲过：中国是一种文明，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我们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核心价值体系，在学习时长期难以摆脱“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思维方式。看一个东西，除了看它是否有效能，还要用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把它过滤一遍，看它是否影响我的生活方式。如果那种“奇技淫巧”会败坏我的生活方式，宁可不要。这种核心价值体系在我们进行学习时可能是障碍，需要摆正心态。一位美国学者谈到，日本人由于其价值体系相对不发达，看到一个东西有效能，拿来就用。从长远看，缺乏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发展到一定时期就会“拔剑四顾心茫然”，缺少方向。如果中国崛起，又不完全抛弃核心价值体系，就可能非常有意义，它可能证明中国的崛起不是简单的地缘政治现象。除了改变世界力量结构，还可能为人类作些贡献。即使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也有自身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崛起是一种恢复，与纯粹的新兴国家相比，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要小些。

对一些流行说法的思考

张宇燕

中国对海洋一直都在利用，而且走的路程很远，时间跨度也很长。

中国是一个最大的独立货币贸易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自己就是一个世界。

观念容易统一，物质上也可以慢慢追赶，但制度的建设难度很大。

无论接轨也好，学习也罢，关键是要看中国能否突破分工怪圈。

走进世界、参与全球化，取决于了解、发展自己。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为海洋这一天然屏障所限制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对。其实，在公元1000年～1600年之间，真正主导世界贸易的是东方，东方的主要代表是中国。当时中国人均GDP大约210美元，英国和法国在180美元左右。从航海技术上讲，明初郑和下西洋，八九十米长、三四十米宽的宝船就有80多艘，最多时船队有大小船只420多艘。哥伦布当年发现新大陆的船则相形见绌。那么郑和为什么下西洋？一般认为主要是为了布扬国威、笼络四夷，而我认为那首先是为了财富，为了巨额贸易利润。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时国际市场上胡椒的价格是国内市场的1％，限于财政困难的明政府投巨资支持郑和沿海巡行，实非探险，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垄断对外贸易。后来郑和停止出行，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贸易暴利不复存在。我最近读了一批相关的史学著作，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完全符合我这个经济学学者的思考，我看了后既震惊又欣慰。帝王不会仅仅为了让人臣服就去撒银子，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巩固和提高统治合法性，而合法性的支柱之一就是财政。中国历史上所有大的改革都和财政有关。说起来，中国对海洋一直都在利用，而且走的路程很远，时间跨度也很长。

今天讨论的题目是“中国距离世界有多远”，刚才金灿荣讲中国人理解的世界，是中国以外的那部分土地与人群，而且主要还是发达的那部分。但这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中国一直把自己看成一个世界。这也是一个传统。今天按照人口规模计算，以发展潜力来看，中国是一个最大的独立货币贸易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自己就是一个世界。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器物层次，一个是制度层次，一个是形而上层次。这几个层次之间有联系，但也未必就是逐层递进的关系。我觉得器物的学习相对比较容易，洋务运动也可以造出枪炮船来。难的也不在形而上的学习与批判，改革以来中国的思想解放与活跃应该讲是新中国之最。真正难的在于制度层次的创新，因为这将触及许多既得利益，需要有高超的政治艺术、果敢和决心来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要充分估计到制度层次上的难度。总之，我认为观念容易统一，物质上也可以慢慢追赶，但制度的建设难度很大。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要正确估计中国的定位，走进国际规则时，要避免掉入分工陷阱。世界分工有自己的链条，简单地讲就是高附加值生产和低附加值生产的区别。中国进入国际分工结构以后，它的优势是低附加值的产品，比如鞋、服装、玩具、电子产品、纺织品。拿鞋来说，我们出口一双鞋的平均价格是8～10美元，在美国市场平均卖50美元，我们拿到的仅是一些加工费。如果按这么一种格局发展下去，中国确实会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基地，但在分工链条中就处于很薄弱的环节，总面对着被潜在竞争对手替代的危险，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无论接轨也好，学习也罢，关键是要看中国能否突破分工怪圈。

我们对一些概念也可作思考。比如，如何理解全球化?罗素讲过一句话：什么叫名著，名著就是大家都在谈，但是谁也没读过的书。全球化与之有类似之处。大家都在说当今世界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越来越深，但从某些现象看也未必都如此。直接投资应该是反映相互依存的很重要一个指标，但数据表明今天世界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不如100年前高；贸易占GDP的比重也只比那时高有限的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各个国家没有护照，一战的主要成果就是打出了护照。也就是说，当年移民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比现在高，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也比今天高。另外，如果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统一市场，同样的东西价格应该是越来越接近。但是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全都如此。当然，价格不仅包括产品的价格，还包括工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利息是资本的价格。总之，从全球范围讲，所反映出的全球化进程并非像通常谈论的那样轰轰烈烈。我说这些的目的，无非是想强调一点：走进世界、参与全球化，关键取决于了解和发展自己。

足球与入世

郑也夫

我们的攀登与漂流和人家是大异其趣的。人家是个人行为，我们是国家行为；人家重视个人在过程中的体验，我们重视的是结果。

心态正常了，面子不缺少了以后，才能有个人兴趣的选择。

不管是因为家贫，是因为不遵守游戏规则，还是因为闹了别扭，反正对于一个小孩子最大的打击，是同龄的孩子们不跟他玩了。其实不仅孩子在意别人的拒绝，大人也一样，甚至更有过之。

我总是在想，中国人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但是中国人真的喜欢登山吗？中国人最先成功漂流了黄河、长江、但是中国人真的喜欢漂流吗？我怀疑。如果不是外国人在登山，并且在尝试攀登珠峰，如果不是外国人在漂流，并且在试图漂流黄河、长江，中国人会去登珠峰，漂长江吗？我真的认为多半不会的。那不是因为我们热爱山与河，而是因为我们非常地在乎，别人热热闹闹地玩着的一个游戏而我们没能进入，非常在意别人对我们的重视。事实上，我们的攀登和漂流和人家是大异其趣的。人家是个人行为，而我们是国家行为，或者是为了国家的行为；人家重视个人在过程中的体验，而我们重视的是结果，重视那结果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足球的事情与登山和漂流稍有不同，中国众多的百姓真的喜欢足球。但也有与登山和漂流相似之处，就是和外国人喜欢足球的味道不一样。外国人喜欢踢球的人很多。中国人亲自去踢的人甚少，大家只是喜欢看。看的兴趣是要培养的，也是需要先有人踢的。专业球队所以能建立和保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关乎国家荣誉——人家在玩，咱们也不能少。

我一直很佩服美国人对足球不冷不热的态度。细想想，还是因为世界上多数的游戏他们加入了，在里面很风光。心态正常了，面子不缺少了以后，才能有个人兴趣的选择——是玩篮球还是玩足球。

尽管我承认这种“围城”的心理在所难免，但我还是觉得这种心理小气，令人不舒服。别的人难免可以，别的国家难免可以。一个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泱泱大国，即使近代受过委屈，也还是应该更具大家气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上的屈辱谁都有过。今天的小气就是今天的小气，推给历史上的屈辱，不见得都能解释得过去。半个世纪中国经济迟迟上不去，半个世纪中国足球迟迟上不去，都有当代中国人的原因。我觉得我们变得越来越小气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事情没有做好，不是什么历史上的屈辱。每个人的心态都有点不对头，有时候就移情到了足球等东西的上面。

足球在我看来就是个玩意。入世的事情我更不懂。但我总是觉得，心态平和是最重要的。

加入世界就要参与规则

侯若石

要想知道我们离世界有多远，得先问问自己认识世界到什么程度。

当今世界分为财富强国和财富穷国，也分为知识强国和知识弱国，更分为规则强国和规则弱国。

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发展增加了经济活动的透明度、网络性和复杂程度，一系列本来在“边界内”实施的经济政策对国际贸易的障碍则凸现出来，标准便是其中之一。

我们在谈到加入WTO时，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谈保护产业的多，谈保护公众的少；谈WTO影响中国的多，谈中国影响WTO的少。这说明中国要想离世界更近，就必须加强对世界的认识。要想知道我们离世界有多远，得先问问自己认识世界到什么程度了。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们拥有的权力之一是对世贸组织今后进程中规则制定的参与权。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成为协调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当今世界不但分为财富强国和财富穷国，也分为知识强国和知识弱国，更分为规则强国和规则弱国。要想成为经济强国，必须在全球经济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决策的主要内容是制定规则。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谈判能力较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必将改写世贸组织的谈判格局。

中国参与WTO规则的制定，难题是关于制定标准的谈判。尽管贸易保护主义远没有灭绝，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程度大大提高，由海关实施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可称作“边界政策”，它们对国际贸易的障碍越来越小。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发展增加了经济活动的透明度、网络性和复杂程度，一系列本来在“边界内”实施的经济政策对国际贸易的障碍则凸现出来，标准便是其中之一。

标准支配了企业的竞争力。据报道，2000年，英特尔公司根据自己的标准，企图在亚洲强行推广的动态存储器成本过高，不符合消费者需求。亚洲的一些电脑生产企业拒不接受英特尔的标准，转而使用了受消费者欢迎的其他厂家的产品标准，赢得了市场份额。

标准是稳定和发展世界经济的保障。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讨论的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基本上是关于金融市场运行的标准。统一标准是国际贸易便利化的主要措施。产品和服务标准一致化将使国际经济交往更方便，更能节约交易成本。

标准可以把世界搅得不安宁。1999年11月以来，一系列反全球化游行示威的起因主要是劳动力标准和环境标准的争论。为了人的健康和安全，制定这类标准无可非议。但是，人们担心它们会成为国际贸易的“技术壁垒”，更令人担忧的是把劳动力标准和环境标准列入多边贸易谈判的主要内容，因为它们涉及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和内政问题。

法制、规章方面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陈德照

市场经济在西方已经经过了一二百年的发展，我们则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规则、WTO的规则都缺少经验。

中国离电影强国有多远 篇4

一、中国的电影四个变化为打造电影强国创造了机遇变化一:中国电影发展的社会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

如今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使得整个世界充满着分裂、冲突和碰撞, 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富启示性和前瞻性的思想和挑战, 是继续在低谷中徘徊, 还是要表现世界的风云变化, 我们确实到了审视自己的时候。回顾中国的影片, 可以发现许多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优秀影片, 如《霸王别姬》、《黄土地》、《红高粱》等, 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竞争态势, 创作出更多的具有中国品格的优秀影片是当务之急。根据《国富论》中提出的世界在历史上将变成“一个具有单一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的世界”, 即“地球村”模式或“全球化社会”, 美国电影《阿凡达》以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和先进的3D影像技术赢得全球高票房决非偶然, 中国电影如果能整合历史文化资源, 在立意和视听技术上瞄准世界优秀电影的目标, 完全有能力在世界电影市场争得一席之地。

变化二:中国电影创作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

树立精神的高度、锤炼思想的深度、张扬刚健的审美、克服病态的倾向是中国电影的新追求。许多优秀的影片在现实主义精神的开掘上极具深度, 从普通人的情感中挖掘出了具有一定深度的英雄故事, 如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 这是继90年代以后所做的对现实题材的新的尝试与探索。好的电影要做悬念、环环相生, 像《风声》、《十月围城》、《叶问2》等影片始终让影片爆发出一种强烈的吸引状态。

变化三:中国电影市场发生了深刻变迁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 中国电影完成了从萧条到繁荣的历史跨越, 国家政策放开, 多元的投融资体制使电影工业、技术和文化形式之间的界限模糊, 促进中国电影市场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国产电影的年产量迅速上涨, 票房数字也经历了同样的增长。进入新世纪这10年, 国产电影年产量平均增长25%, 票房年平均增长几乎是30%, 这种增长速度在世界电影史上也属罕见。

变化四:中国电影观众的欣赏水准发生了深刻变化

多厅电影城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在这里人们享受着以高昂票价换来的高档环境和细致入微的服务, 而随着时间推移, 人们渐渐发现不断给予新快乐的其实不仅仅是多厅电影城的软硬件设施, 更主要的仍然是来自于电影本身内容。实际上人们对电影的需求早已经超越了国家———民族的界线, 他们不仅需要欣赏美国大片, 也需要更特殊的影像资料, 包括发展中的国家鲜为人知的真实画面和影像艺术。

二、电影产品的精神缺失和电影创作的重新定位

中国电影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大背景下取得了非常好的发展速度, 但光有速度还不够, 必须认真思考中国电影与世界优秀电影艺术还有哪些差距。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阿凡达》这样的优秀影片, 是因为我们仍然缺少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和全球视野下的忧患意识。一些优秀的影片, 如《阿甘正传》、《阿凡达》、《拆弹部队》等, 对我们国产电影的思考和想象构成影响。

一是从创作动机看, 某些影片缺乏深刻的哲学品格。电影作品的哲学品格主要表现在对人类及其生存处境的理性思考, 电影史上那些深刻与永恒的杰作, 都是以深邃的目光关注人及人类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结果。反观我们现实中的一些影片内涵, 哲学的意蕴稀薄、文化内涵单调、人文情感不足, 如禁播影片《新宿事件》, 其一流的演员阵容、锐意的导演创作风格、娴熟的拍摄技巧不能不让我们惊叹, 但影片的创作动机却令人费解:这部电影没有爱情, 没有友情。难道这是中国电影的精神归属?

二是从创作题材上看, 某些电影缺少文化的厚重感。20世纪的电影基本是相信历史而去寻求历史规律的一群大师。电影的历史感和文化感是电影工作者的使命, 并且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如今的电影题材在精神上不断脱落, 尤以怪僻、离奇和不为人知为目的, 在宣传攻势下的票房剧增, 强烈刺激观众的精神兴奋点, 文化的精英越来越变得像追求蝇头小利的商人, 忘记了艺术的职责, 而陷入艺术与商业的角逐中。在这种矛盾创作中, 如何寻找电影生产的秩序, 以真实的故事来表达精神的高度, 以艺术的良心驾驭流行的元素, 以未泯的良心去筛选多元的生活, 仍然是我们要理清的问题。

美国电影的核心主题大多是与信仰相关, 诸如人性、美德、希望、勇敢、爱情等等在美国的优秀影片中都有体现。被誉为1979年最令人心碎的家庭电影《克莱默夫妇》获得奥斯卡五项大奖, 应该说这部影片在人文精神的处理上做出了探索。在20世纪70年代, 美国社会的“残破家庭”问题日趋突出, 美国的离婚率已高达百分之五十, 由于家庭解体和性观念的开放, 单亲孩子日渐增多。这部电影将镜头对准一个即将解体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 它不如经典好莱坞那样简单地歌颂贤妻良母的牺牲精神, 而是着力表达女性觉醒后家庭伦理的重构历程。从我国现实社会的情况来看, 中国离婚率的增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中国电影在离婚问题的表达上却相当随意, 在人文精神的表达上也尚有相当大的距离, 很多影片让人感到婚姻的混乱和人性的冷漠, 缺少人间温暖。

三是从创作态度方面看, 某些影片过于迎合观众。中国大多数导演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 曾产出许多优秀影片, 但当下一些电影的创作态度着实令人费解, 电影领域市场化的规则渐渐地替代了艺术化的原则。《三枪拍案传奇》说明了什么?虽说有很好的票房, 但仅仅取悦于感官刺激, 让人笑笑而已, 对观众的伤害是巨大的。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 国外电影人的创作态度还是非常值得钦佩的。如法国电影《课堂》, 以一所普通的巴黎中学为背景, 讲述一位移民和贫民子弟在初中学习法语的过程, 导演以纪录片的形式完成了这部故事片, 折射社会、历史、种族等不同的人文价值观, 让人感到厚重、扎实, 富有一种不可比拟的人文精神。我想这样的影片正是我们所欠缺的。

三、确立中国电影的文化本位, 创立东方的电影特色

一是寻找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中国电影应该有自己的文化自信, 具备自己独特的内涵和民族文化的灵魂。

去年年底, 美国电影《阿凡达》横扫中国12亿票房。《阿凡达》是用特殊的方式, 警示人类要珍惜共同的家园, 提醒人类更要建设自己美好的精神家园, 否则将要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阿凡达》确实令人目不暇接, 打开了广阔而新鲜的想象空间, 其故事的深刻内涵也非常引人入胜。

还有一部影片值得研究和借鉴, 就是美国家庭伦理片《廊桥遗梦》。《廊桥遗梦》向我们描述了一段柏拉图式的经典爱情, 再现了一段真挚的情感纠葛, 是一部社会化和本地化思维很强的力作。《廊桥遗梦》之所以让人震惊, 大概是他们创造了迄今世上最为伟大完美的爱情, 它的伟大完美不仅止于爱情本身情感与肉体的结合天衣无缝, 而在于人性中崇高的理性、克制、成熟以及忘我的精神境界。其实这正是中国电影应该寻求的、人类共有的精神美德。

二是建构宏大的精神宇宙。中国电影有长足的发展, 但我们仍感到缺乏挺拔的精神高峰, 缺乏令人高山仰止的经典, 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中国电影精神宇宙的明显缺失。现实题材电影中所体现的人文关怀, 是对社会的反思、对人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会让电影超越娱乐的狭窄限定, 从而具备深层的感染力, 建构宏大的精神宇宙, 即以无限小的存在蕴含巨大的质量和能量, 带给观众更多的精神享受。

在20世纪60年代, 我国反映当代军事斗争的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堪称较有风格的电影佳作, 它在描述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以及展开一个个惊险悬念时, 融入了浓郁的民族色彩和抒情调子, 优秀的电影音乐家雷振邦为影片谱写的主题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浓重的抒情韵味迅速流传全国。

三是展现东方的人文关怀。中国电影创作具有现实择取的传统。人们的很多愿望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都得到满足, 而我们却可以通过想象去提供一个电影世界, 以期得到心灵的慰藉。

1933年, 孙瑜导演的《小玩意》颇具东方人性之美。住在太湖边上的叶大嫂以巧手制作小玩具为生, 战乱期间, 叶大嫂精神失常, 流落街头, 大喊大叫……本片拍摄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发动的4年前, 影片中的几位女性角色尤其突出, 其中珠儿死前安慰叶大嫂, 特别是叶大嫂于影片结尾在街上的大声疾呼“醒醒吧, 不要做梦了”“中国要亡了, 快救救中国”!都成为影片的经典段落。应该说电影《小玩意》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性和人性的觉悟, 给人产生了许多可以玩味的空间。

四是寻求独特的表达方式。法国学者福科指出, 每一个时代的视野都是独特的, 而与其他时代不同, 这使得一个时代的人不可能用另一个时代的人的方式去思考。影片《杜拉拉升职记》在表现风格上应该说做了大胆的尝试, 因此我看《杜拉拉升职记》时, 虽然感觉人物和故事很熟悉, 但创作者的叙述故事的特殊方式和叙述中的语言风格设计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创作人员极其用心地选择那些具有“朝人”的语言风格, 形象、犀利, 洞悉性较强, 摆脱了国内影片难以逾越的语言定势, 进入了人物的内心深处, 触摸到了精神层面。

20世纪80年代的《黄土地》和《红高粱》是我国当代各具代表性的电影。陈凯歌的电影风格一直是那种和中国血缘关系断然撕裂的痛楚, 并始终坦露士大夫式的精神忧愤;而张艺谋则愈加显示出形式主义者的轻盈, 由他执导的《红高粱》以红色为影片的基调, 通过人物的塑造歌颂了自由生命的真谛, 因而无论是表现现代化遭遇传统文化的《秋菊打官司》, 还是记录撞击中的乡村文化的《一个都不能少》, 他都在或过去、或现在, 或农村、或城市的景观中, 把国民的生存状态以好看的形式和风格展现在观众面前, 这是一种独特的电影表达手段。

还有灵异题材的电影也值得研究。以《倩女幽魂》为例, 这部电影上映在1987年的香港, 带给无数观众以震撼与感动, 无论这部电影在技术上存在着多少粗糙, 但传奇和不掺杂利益的爱情使其成为绝对的经典。

中国电影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坎坷之路, 在艰苦的条件下, 中国一代又一代电影人用他们的智慧和心血创作出了一部部富有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的优秀影片, 描写出了中国人深层次的文化密码。但中国电影要发展, 要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 仍需要一段艰辛的努力, 要以崇高的理念、准确的定位、成功的自信, 去追寻生命深层的密码, 要以价值取向上的人文关怀、主题选择上的迫近现实、艺术审美上的民族情感、制作水准上的现代视听效果, 展示中国电影的文化价值和富有东方特色的影像记忆。■

我们离“15学分”有多远？ 篇5

――北京市第一堂“市级研究性学习全过程公开课”纪实

4月2日，本报刊发了《高中课改：尝试学分管理》一文，文中刊出了即将实施的高中学分制管理的“学分配置表”。其中，研究性学习占据了15个学分，比语文、数学和英语三个学科的学分高出5个学分。怎样才能让学生顺利学满这15个学分，顿时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记者获知，人大附中研究性学习教研室不久前制订了一套对探究式研究性学习具有指导和激励功能的评价指标和标准，以备本校高中今年秋季进入新课程改革实验之用。日前，记者在人大附中观看了一堂“市级研究性学习全过程公开课”。

地点：人大附中高中教学楼一层阶梯教室

年级：高一(13)班

上课铃声刚响过，身着西服套装的宓奇老师站到了讲台上。他开门见山地向学生说明了今天上课的内容：“在上节课，我们班师生共同探讨了‘基于玩具汽车综合知识的探究学习’的话题，同学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几乎每一位同学都提出了自己独具匠心的探究学习的设想。今天，有许多同学从家里带来了自己小时候玩过的玩具汽车和各种轨道，足以看出同学们对这项研究表现出的兴趣。根据同学们的要求，今天我们就‘路况对玩具汽车运动速度和加速度的影响’这个课题，做一下受控对比实验，来学习掌握受控对比实验的方法。”接着，宓奇就受控对比实验的定义、优点和容易出现的问题与同学们进行了讨论。为了调动学生的兴趣，宓奇老师还提供了一张F1方程式赛车的比赛路况与各赛车运动速度和加速度的对比示意图。之后，宓奇又让每个小组代表介绍了各自组设计的实验方案，在10个小组设计的方案中，有不同弯道对汽车稳定性及运动速度和加速度的影响，有不同倾角路面对汽车运动速度和加速度的影响，还有不同摩擦力的路面对运动速度和加速度的影响等。

接下去的近40分钟时间里，学生们按各自组合的小组在教学楼的大厅内及教学楼外进行实验设计的实际操作，学生们用自己事先准备的玩具汽车、轨道和学校提供的实验测量器材，全身心地投入实验。在操作现场，记者被测试“汽车在湿布、沙土上的速度与加速度”的小组实验所吸引。只见汽车在湿布上行走时十分顺利，然而，将其放置沙土上时，汽车却怎么也不动，无奈之下，一名学生把汽车的`小轮胎换成了大轮胎，不料汽车立刻在沙土上飞快地跑了起来，打点计时器顺利记录下了汽车行驶的速度。尽管这样的测试结果没有什么可比性，但它引发了学生对汽车在沙土上行驶时轮胎与路面关系的思索与讨论……在40分钟的实验操作中，记者看到各小组的学生都非常认真地操作着、观察着、测量着、记录着、验算着……

学生们回到教室，用10分钟时间对实验数据进行了处理与分析。随后，各小组的代表一一向大家展示了各自获得的真实实验数据。一些小组在总结时谈到了结果与最初设计的差异，甚至失败;还有些小组认为在反思中不但学会了受控对比实验的基本要求和要领，而且还在教师的指导下，提炼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开辟或拓展了今后继续接力研究的方向。

课后，在现场听课的中央教科所、市、区级专家以及市优质高中的学科带头人们一致评价，这节课完全达到了新课程标准要求的“以学生的

中国时装离世界有多远 篇6

10月24日，北京时尚设计广场，虽是深秋，广场内却涌动着时尚热浪。

当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SL级敞篷跑车震撼首发。但闪耀的名车并非现场主角，更像助阵嘉宾：24日，梅赛德斯奔驰中国国际时装周开幕。活动一直持续至11月3日。

中国国际时装周，旨在引领中国乃至世界范围服装流行趋势。与米兰、巴黎、纽约等国际著名时装周有相同的引领功能。

时装周期间，来自国内外的50家时尚品牌和机构、51位中外设计师及150余位设计新秀在北京饭店等地举办44场时装发布、5项设计大赛总决赛以及时尚论坛等60余项专业活动。有来自国内外的500多位时装模特参与时装周T台发布。

值得一提的是，在参与发布的中外设计师中，国内设计师占90%以上，其中包括27位中国“十佳”设计师。

当模特们身着中国设计师的作品，踩着音乐节奏鱼贯而出时，很多人忍不住问：中国时装离世界有多远？

内心的热爱

当地时间9月28日，巴黎时装周“中国之夜”，著名时装设计师谢锋携高端女装品牌JEFEN（吉芬） 登上T台，带来一场名为“聆听”的时装发布会。

谢锋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的民间传统手工艺文化苗绣为设计灵感，将苗绣原生态的韵味经过现代制作工艺，呈现在自己的时装系列之中，用时尚特有的语言讲述发生在大山里的故事。

作为巴黎时装秀的中国设计师第一人，谢锋已是第六次亮相巴黎时装周。

2006年国庆节，谢锋的JEFEN作为第一个来自中国的服装品牌，成功登陆在巴黎卢浮宫举办的开幕秀，拉开了巴黎时装周序幕。法国高级时装工会主席戈巴克先生指出：这件事情与1973年美国设计师登陆巴黎时装周具有同等意义。法新社评论：中国这个世界纺织业的老虎，由于它的第一个设计师参加了巴黎时装周，这个星期天在时装界打开了一个切口，引得全世界关注。

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后，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人吃不饱、穿不暖。1949年建国后，国家先是倡导扩大棉花种植，后引进维尼纶解决穿衣难。可以说，中国人穿衣的变化历程，就是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历程。

上世纪80年代之前，在国人的服装中占统治地位的颜色是绿、蓝、黑、灰，不仅颜色单一，样式也很简单，颜色稍微鲜艳一点、款式稍微独特一点的服装都会被视作“奇装异服”。1990年代的中国服装产业迅速成长，业内有了各种各样的服装设计大赛，出现了许多品牌。

而服装设计的概念，在中国始于80年代。但是从最初的“一件西装可以套全国人民”，走到了追求个性的90年代中期，中国一直没有有影响力的设计师。

进入21世纪后，世界服装业品牌竞争的格局更加明显，国内很多服装企业，从贴牌加工，也尝试走自创品牌的道路。

2002年之后，中国服装品牌数量飞涨，服装产业的发展迅猛。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下，一批服装企业倒下了，但之后又经过一轮复苏飞涨，这是一次产业优胜劣汰进行自行调整的过程。

伴随着服装产业的发展，很多业内人士开始思考，中国的服装设计该如何在世界舞台脱颖而出？

就曾有业内资深人士感慨，欧美的时尚产业往往是通过设计师创新的理念引领潮流的趋势，然后再推动市场发展；而中国恰好倒置，永远跟着市场走，追着潮流走，设计师没有创新的空间和舞台，天才也无用武之地，只有在浑浑噩噩中迷失。

当中国服装业还在寻找自己的方向时，日本时装早已跃进国际舞台，他们也因此成了很多中国设计师看齐的目标。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日本时装设计师以集团军的姿态亮相巴黎，包括山本耀司、高田贤三、川久保玲和三宅一生。其中山本耀司和川久保玲的风格让整个欧美时尚界既震惊又欣赏，碎布包裹般的服装看起来如此与众不同。

而山本耀司本人对设计的观点，更是影响了很多中国设计者。

山本曾说，自己做的从来都不是时装，只是衣服。成功只是外界赋予他的。对他而言，他只是从一条裤子做起的。裤子做好再做衣服，从打版到制作，起码5年——这体现的，或许是对服装发自内心的热爱。

从T台到柜台

2006年谢锋携JEFEN品牌登上巴黎时装周，是对中国服装界的鼓舞。

一家著名的欧洲报刊曾评论：除了几件绘着桃花的礼服和短裙，你几乎感觉不到这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品牌，相反，这个系列充满了英国女孩或者浪漫空姐般的西方情调。虽然有点“太不亚洲”，但你绝不能否认这是一个漂亮的系列。

这一评论，恰好契合谢锋的设计理念：希望JEFEN成为一个有着东方情怀的品牌，但摆脱生硬的民族符号，具有国际化的审美标准。

在谢锋借国际服装周走出国门后，设计师计文波在2007年成为第一个代表中国服装界在米兰男装周登台亮相的设计师。2007年1月，计文波携“利郎”品牌登上米兰时装周的T型台，他凭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以中国传统兵马俑造型为T型台布景，在米兰刮起一股中国旋风。

接下来，吴青青携自己的VLOV品牌登陆纽约时装周。今年9月的巴黎时装周，出现了又一张新鲜的中国面孔——刘芳。她是继谢锋、马可等人之后登上巴黎时装周舞台的首位中国羊绒领域设计师。刘芳的设计作品均为纯白色，采用特种针织楔形编织技术展示服装立体的折裥，经过层叠、旋转、缠绕使成衣展现出几何图形的魅力。

越来越多的中国服装新势力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T台上灯光摇曳，云裳艳丽，走下T台，这些服装又有多少可以进入市场，在国外的百货店、专卖店出售？

多年前，就有业内人士感慨：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缺乏好的设计师，也不是没有像样的品牌，而是不懂品牌运作的国际规则。国际时装品牌运作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与专业“买手”、即控制百货商店资源的专业品牌经纪公司合作。而中国服装企业从设计到生产，再到市场营销，几乎完全“一条龙”自产自销模式，显然难以适应国际市场。

换言之，并非在国外办一场秀就是世界品牌，而是要找对合适的“买手”参加发布会，并积极与百货商店沟通，让外国顾客承认并乐于购买自己的服装。在国外，买手店、设计师精品店甚至是艺术画廊都扮演了销售和推广的角色，但国内可靠的“买手”少之又少。

但好消息是：2010年，新天地时尚这个以设計师为主要定位的Shopping Mall在上海开业，旨在为中国原创设计提供一个走向市场的平台。

从T台到柜台，中国服装设计在市场运作方面的改变与完善，并非一蹴而就。对设计师而言，不如更好地修炼内功。毕竟，当设计师关注排行榜、关注量、曝光率胜过自己的设计本身时，其作品也很难具有灵魂。

中国离日本有多远 篇7

电影《2012》:最现实版的环保表达

不管世界如何分化, 不管战争还是和平, 总会有一些话题是不分国界、不分阶层、不分贫富、不分种族, 是整个地球人共同关注的, 比如说环保。如果说电影《2012》是1000多年前玛雅人的一个世界末日预言, 不如说是现代人类对环保现状最现实的表达, 对身边环境最深切的担忧:江河污染、蓝藻爆发、森林退化、冰川融化、印尼海啸……, 大自然正以自己的方式惩罚、告诫着人类。就如同玛雅预言中所说:“地球并非人类所有, 人类却属于地球所有。”《2012》的末日预言并不是耸人听闻、空穴来风, 而正在一步步地成为现实……

这样一个不合理的生态状况将不断地恶性循环, 人类对大自然的失策最终将导致对大自然的失控!

中国是一个重化工为主的国家, 在产业结构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一度获得“世界工厂”的称号。尽管中国皮革业的产量相对于其它重化工行业而言, 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是据有关部门统计, 2009年全球皮革总需求量约为3.0亿m2, 相当于3亿张牛皮 (标准皮) 的产量, 中国皮革产量折合标准皮近7 000万张, 约占全球皮革产量的23.33%。中国皮革产量在全球所占比重如此之大, 由此产生的污染也是客观存在的, 据调查每年我国因制革产生的污水量约达1.2亿t, 如果整个产业结构不能很好地转型, 污染问题就不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只不过是污染从一个地区转移到了另一个更落后的地区。

几十年来, 世界皮革行业的发展变迁, 导致了如今的现状:发达地区享受文明, 落后地区遭受污染;发达国家享受成果, 发展中国家承担污染成本。这样一个不合理的生态状况将不断地恶性循环, 人类对大自然的失策最终将导致对大自然的失控!如果人类不及时悔过, 仍旧肆意妄为, 那么世界末日真的到来之时,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无论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 无论你是总统还是贫民——无论是谁, 都将无法置身其外。

哥本哈根会议:最无担当的环保启示

2009年堪称是人类保护气候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2009岁末, 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如火如荼地举行, 100多位国家领袖难得坐在一起, 共同讨论攸关全球人类未来的气候变迁议题。令人遗憾的是, 这次气候大会在未能通过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文件的情况下闭幕。毋庸讳言, 会议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13天的谈判进程相当复杂, 进展异常艰难, 凸显了国际气候政治搏弈的复杂性, 也充分说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矛盾的深刻性。

与十几年前的京都议定书相比, 这次会议的讨论显然更为进步, 小国处境与发言更被重视, 讨论的核心国也和之前成员国改变许多。小岛国家、美国、印度和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更为突出, 这亦显示国际经济体环保态度与价值的差异、经济实力消长的变迁。欧盟和日本等传统环保大国仍更积极寻求重要突破性的成果, 美国在奥巴马总统上任后, 不顾国内利益团体的反对, 更积极面对其全球性的环保责任。

在中国等各方努力下, 大会最后时刻由美国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起草了《哥本哈根协议》, 获得了欧盟、日本等30多国的支持。这个文件在随后的全会讨论中, 虽获得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意向, 但最终因图瓦卢、苏丹以及哥伦比亚等南美国家的反对, 未获一致通过, 而采取《框架公约》, 190多个签约国以自愿的方式加入协议。这份协议所达成的共识包括: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目标清单, 同时应建立某种检查各自进展情况的国际机制;富国应该向穷国调拨资金, 帮助后者适应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还订立了一个目标, 即将地球变暖的底线控制在平均气温比前工业化时期高出2摄氏度。

2摄氏度对皮革业能产生多大影响?从皮革业上游的畜牧业方面看, 气温升高会影响牲畜的成活率和发病率;从制革生产方面看, 会增加原料皮加工和运输成本;从消费者方面看, 气候变暖将影响消费者的穿着习惯等。

与其把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看作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不如将其视为一个唤醒人们环保意识的良好契机。

以土耳其为例, 近来土耳其皮革业受国内货币过度升值、原材料涨价等因素影响, 发展缓慢, 但最严重的影响因素是全球变暖。大约28.4%的土耳其皮革产品出口到俄罗斯, 10.2%的产品出口到德国。暖冬效应使得国际需求减少, 土耳其皮革出口急剧下降。

在俄罗斯, 大多数人在每年的9、10月份购买皮革产品, 但是随着冬季变暖, 人们对皮衣的消费需求逐渐减少。气温变暖的同时还会影响到人们穿衣类别的喜好, 比如前些年喜欢保暖的裘皮大衣, 而现在却青睐质地更轻盈的时装。土耳其皮革协会主席认为, “在过去的一段时期, 无论是暖冬效应还是流行趋势引发的生产危机, 都没能使土耳其的皮革业生产商转移注意力, 开拓俄罗斯之外的其它市场。这种‘忽略’使土耳其制革业饱受损失,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大力开发其它出口市场, 如美国和日本等, 同时注重绿色制革生产, 把目光放远, 承担起皮革业应该担当的环保责任。”

土耳其是继意大利、中国和印度之后的第四大皮革生产国, 该国的问题恰恰说明皮革行业的发展受到气候及流行趋势的变化而波动, 证明了环保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重要问题。此外, 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 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 也是发展问题, 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就像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一样, 世界各方的搏弈最终还是集中于减排承诺、资金、技术转让等具体问题上。

金融危机之后, 全球正在酝酿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 以低碳、绿色为特点的新经济模式正在逐渐形成。由于经济实力、政治地位、话语权不同, 世界各国在环保问题上难以在短期达成共识, 不过如果从区域经济个体的商业环境约束下手, 如制定更严厉的ISO标准等, 则能够有效控制污染大户对环境的消耗。总之, 与其把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看作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不如将其视为一个唤醒人们环保意识的良好契机。

产业政策:最让人纠结的环保解读

2010年1月1日起,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皮革和合成革》正式实施。该标准贯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严格规定, 目的是为了减少皮革和合成革产品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皮革和合成革》标准适用于皮革和聚氨酯合成革, 对皮革和合成革产品中的p H值及其稀释差、游离甲醛、可萃取的重金属、含氯苯酚、邻苯基苯酚、可分解出致癌芳香胺的染料、气味等指标, 提出了限制要求, 还对合成革产品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有机锡化合物、氯化苯和氯化甲苯提出了限制要求, 对生产用化学品中的有毒有害物质提出了禁用要求。

工业是我国“耗能污染大户”。工业用能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工业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占到全国总排放量的38%和86%。皮革企业在制革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渣、废气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一直是困扰皮革企业发展的瓶颈。制革业是皮革行业的基石, 是我国皮革行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在, 当前面临的困难是可以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强环保治理等方式加以克服的。

早在2006年,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便提出, 就未来5年 (即“十一五”) 规划中, 单位GDP能耗降低20%, 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同时将上述减排指标纳入“约束性指标”, 使它具备了法律效力, 各级政府有责任确保实施。

当前面临的困难是可以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强环保治理等方式加以克服的。

在“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到来之际, 2009年12月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关于制革行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 (下简称《指导意见》) , 《指导意见》的出台不仅为行业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也提振了信心, 消除了一段时间以来对于制革业的种种担忧和疑虑。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高延敏副司长认为, 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已进入触底复苏之际, 中国经济企业稳步回升的势头也日益增强, 在这种形势下, 皮革行业启动复苏之旅已成定局。然而, 尽管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考验, 皮革行业尤其是制革业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却依然存在, 比如制革生产集中度较低,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行业节水减排任务艰巨等等, 要解决这些问题, 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 转变发展方式。

通过解读, 我们不难看出《指导意见》将2010年制革业的工作重点锁定在以下几方面:立足国内畜牧发展, 增加国内原料皮供给;调整产业布局, 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合理区域布局, 形成东中西部优势互补、良性互动, 制革优势区域协调发展格局;调整产品结构, 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加快自主创新步伐, 改造提升制革工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大力推进节能降耗, 减少制革污染排放等等。

除了国家制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环保标准, 各地方也采取了相应措施确保当地工业生产达到绿色环保水平。以广东省为例, 自2009年12月1日起, 在全省各地全面施行《广东省排污许可证实施细则》。排污许可证规定的事项有排放污染物的数量、浓度限值、去向等。新建项目单位取得排污许可证, 应当具备环评文件通过环保部门批准、已完成污染设施在线监控建设、排放污染物应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 (有总量控制要求的, 还应符合环境功能区和所在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要求) 等9个条件。现有排污单位在限期治理期间, 应当限制生产、排放或停产整顿, 在期限届满前30日内, 向环保部门申请验收, 重新申领排污许可证。但是, 逾期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 原排污许可证自行失效, 并责令停业关闭。

该实施细则与原有《广东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 (试行) 》 (粤环法[1997]3号) 相比有3处明显不同:第一, 取消临时许可证的说法, 以不同期限予以区别。原有的排污许可证分临时排污可证 (1年期) 和正式证 (5年期) , 《实施细则》取消了临时许可证这一说法, 视企业的不同情况, 分为3个月、6个月、1年和5年4种类型;第二, 增加排污申报内容, 原有排污申报与排污收费有密切联系, 《实施细则》将排污申报列为许可证申报资料的其中一项;第三, 定期对外公布制度, 《实施细则》要求定期公布获得许可证资格的企业名单, 包括企业的排污许可证代码、期限等内容。对无证排放、超证排放的企业, 也将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曝光。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新细则对企业排污的限制更加严格, 制革业也不例外。新的环保细则督促了广东省的制革企业和制革工业园区在废水处理上多下功夫, 引入科技化污水处理技术, 降低污水中的有害物含量, 以符合更高的控排、减排标准。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目的二元论”, 即既保护人体健康, 又促进经济发展。

如何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世界各国有不同的做法。例如日本实行的是“目的一元论”, 该国环境法律规定, 环境保护法的唯一目的是保护人群健康。因此, 一旦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总原则相抵触时, 人们除了选择环境保护外别无选择。回顾日本的“环保之路”, 似乎可分为两个阶段。在1970-1990年, 是高度污染时期, 媒体与民间团体似以监督抗争污染行为为主。而进入1990年以后, 随着政府对污染防治设备的大力补助与泡沫经济衰退, 大规模污染行为大幅降低, 媒体与民间团体也转型为与政府协力推动环境运动的角色。企业也提供许多资金补助民间环境与文化保存活动, 并积极研究环境友善生活科技。目前似乎可视为政府、企业与民间3个主要主体一个理想的互动状态。

不过,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目的二元论”, 即既保护人体健康, 又促进经济发展。中国是后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 必然把保护人体健康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实际上已经走上了“先污染”的道路, 沿袭着“后治理”的模式。然而, 事实已经有力地证明, 仅靠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最终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只有凭借社会力量, 即通过公众群体的努力, 才能使环境保护真正发挥出社会自主的力量。皮革业的治污问题也是如此, 通过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多方努力, 并且落实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环保政策措施, 才能使皮革业走上一条绿色的发展之路。

产业声音:最令人向往的环保诺亚方舟

中国皮革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危机四伏, 有世界经济低迷对其造成的影响, 也有产业发展本身的瓶颈问题, 更有大众日益关注的环保现状带来的巨大压力。在中国皮革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 本刊各路记者分别采访了浙江海宁与温州、福建泉州、广东东莞与南海、四川、河北、山东等制革集中地的各类型十几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 聆听他们对“中国皮革产业当前的治污现状、企业自身的责任、对国家或地区环保政策的认可度、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环保制革产业……”的理解和应对之声。

爱环保爱皮革

在采访过程中, 无论是规模大还是规模较小的企业负责人, 甚至经营皮化的业内人士, 对于整个产业环保现状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皮革产业与其它重污染的行业相比, 污染程度也就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但是这并不代表整个皮革产业的污染可以忽略不计。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董事长梁文胜认为:“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 我们要在发展好自己来之不易的企业的同时, 更要本着为子孙后代负责的原则, 加强自律, 不要自己骗自己, 严格按照国家的环保政策要求办事。”他说:污水处理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是否在环保设备、运转上投入了, 二是处理时间的问题, 处理时间到位的情况下, 废水的指标自然就会低。同时他还建议:铬的回收利用及淤泥的处理应采取政府牵头、企业参与的模式, 靠多方力量相互合作, 共同寻找最优的解决方案。据梁董披露的最新消息:在浙江海宁市政府和开发区的牵头下, 制革厂和热电厂已经达成协议, 对提取铬后的淤泥进行焚烧发电, 基本实现循环利用。梁董还给出了更加环保的建议:“如果不能完全处理的话, 把淤泥加工做成花草的肥料,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既解决了污染问题, 又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既要环保, 也要皮革”是当前大多数核心制革企业发出的最强音。

在东莞一家只做后期涂饰处理的皮革厂里, 记者采访到了他们的技术厂长任先生, 他对皮革产业污染的理解非常专业和客观, “现在, 很多舆论在更多地把皮革与污染联系在一起。我认为皮革行业的污染没有舆论所说的那么严重!实际上, 我们应对水厂/复鞣/涂饰区别对待, 应对有无污水处理区别对待。细致来说, 比皮革行业污染重的行业很多:冶金, 造纸, 电镀, 煤炭工业等……;皮革行业的工厂规模相对比较小;皮革行业所用的材料大多数属精细化工, 很少用剧毒化工材料;皮革行业污染物相对单一, 以COD超标污水为主。由此可见, 皮革行业的污染并不是特别严重。”在专业性分析之后, 任先生又补充说:“我这么说, 并不是想推卸治污的责任, 我想表达的是:企业是逐利的, 只是要求让企业主动牺牲利益, 单方面来承担环保义务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可能长期有效地实现的。这需要合理的可操作的环保政策与公正客观的监管、政府一定的环保投入、企业自身的治理等几方面多管齐下。只有这样, 我们皮革行业的污染治理和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才会真正落到实处。”记者在采访海宁瑞星皮革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骅时, 周总说出了他不同的见解:“现在的舆论环境对制革行业的污染理解有偏见, 说得严重点就是他们过于妖魔化了制革行业的污染。制革业其实是一个可进行污染治理的现代化工业, 有需求, 有市场, 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不要把制革当作脱贫致富的工具, 入门门槛不能太低, 否则就会让人们感觉制革行业的污染过于严重, 必须要取缔掉才能符合环保要求。只有人们正确认识了制革行业的特点, 政府又制定出科学客观的环保政策, 并采取疏堵相结合的措施, 加上企业自身积极采用的绿色环保制革工艺, 引进先进的污水和固体垃圾处理设备, 人员上也进行相对应的配置, 我们这些制革人的‘爱环保爱皮革’的终极目标就一定能达到!”“既要搞好环保, 也要发展皮革产业”同样是当前包括福建、广东、河北、山东等制革集中区的大多数核心制革企业发出的最强音。

为民生求发展

对于当前许多地方制革污染成为人们诟病的原因, 远东皮革副总苏尚喜表达了与瑞星皮革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骅类似的观点:“传统的皮革生产有较大的污染, 不过发展到现在, 各种先进技术在皮革生产中的广泛应用, 使得皮革生产的污染并不大。我们行业内自身也一直在不断地努力治理中, 但是行业外的人们现在还是对皮革行业的污染存有一定的误解。所以我们在做好自身环保工作的同时, 更需要开放性地让人们真实地了解我们这个行业的特性。”对此原因, 成都万华隆腾超纤股份有限公司的张涛经理和成都鑫利行染化有限责任公司的杨国禄经理却认为:“政府政策落实得不到位、管理部门的监管不力恐怕是造成制革污染为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地处广东番禺的一家大型制革企业的技术总监文先生、东莞的任先生以及在广东和山东从事制革技术多年的张先生, 更是强烈地表达了他们的这一观点:中国现在的制革环保成效不大的原因很复杂, 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冲突, 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 贪污腐化等, 一起造就了治污的困局。政府在要求企业治理污染时往往有些简单粗暴, 这些做法大大降低了政府管理部门的公信力, 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很多有实力的制革企业治污的积极性, 同时却纵容了其它一些规模小、环保条件不达标的小制革企业的发展。当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体制造成的政府监管不力了!

在谈到为了发展经济, 解决当地民众劳动就业, 一些达不到环保要求的制革企业上马开工, 当地政府也不管不问, 甚至还有某些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采取很多招商引资的手段兴建皮革工业园区, 而对污染处理的不太重视, 俨然是地方保护主义的情况, 采访嘉宾大多数对这些行为都表达了反对意见。他们普遍认为, 发展经济一定不能以污染当地环境为代价, 沿海发达的中国皮革产业在这方面已经有过巨大教训, 至今还在付出不菲的代价, 不希望内地欠发达地区再重蹈覆辙。

污染治理好了, 环保产业也得到发展了, 就业增加了, 社会稳定了, 就是最好的民生。

海宁瑞星皮革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骅就疾呼:“这种地方保护主义是要不得的, 我们一定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任。”广东番禺的文先生更是直言不讳, “地方保护主义实际上是当地政府保守自封、不自信的表现。我们企业既然有能力来做这个产业, 就一定会有充分的自信来做好污染处理的。关键是我们的环保, 我们的民生, 我们的发展, 是需要各级政府去作为、去规划、去统筹、去协调, 而不只是简单粗暴的进行一刀切, 抓典型, 收污染费!现在某些地方政府太重经济发展了, 所以会出现唯GDP论, 地方保护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行为, 并不是真正的为民生、求发展的姿态。因为说‘不’、说‘不行’很简单, 谁不会呢?我们的政府有没有真正的俯下身子向企业了解情况, 询问当地老百姓的真实心声, 然后很‘复杂’的去思考如何从整体、全局上安排治理?有没有通盘考虑分阶段的视各地各企业不同, 具体的去进行详细的优化组合?古人讲‘物尽其才, 人尽其用’。现在的垃圾, 将来也许会成为宝贝, 世界各地这样的事情常会发生。只要政府政策符合实际、监管执行到位, 促成让污染治理成为一种有一定经济效益的绿色环保产业, 一定会有企业家愿意投资治理, 这样一来又会很好地促进技术、人才、设备、管理等治理污染所需软硬件的发展。相应地, 对当地劳动就业也是一个很好的推动, 就业增加了, 社会稳定了, 实际上就是最好的民生。”

要环保得永生

对于遭受到以2009年泉港污水处理厂偷排引起的“8.31”群体性事件重创为主的泉州皮革行业,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他们普遍生意惨淡, 门庭冷落。泉州兴业皮革、国泰皮革、泉利皮革、鑫盛皮革、共进皮革的相关负责人, 以及曾在2007年感受过“环保风暴”的温州远东皮革苏尚喜副总与富祥皮革的负责人郭作仁都有相同的感受:中国的制革产业要想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必须踏踏实实地做好各项环保工作, 来不得半点虚假。并且这也是一项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事业!

在广东从事皮化销售多年的黄总, 引用由当前网络流行语“信春哥, 得永生”演化来的“要环保, 得永生”来表达他对皮革产业环保工作的态度。但同时他也表示:“实际上, 中国的皮革产业不需要太多的环保政策, 只需要合理客观公正的各项治理达标标准, 以及按照标准严格执行的政府监管就可以了。只要这些都到位了, 制革企业的自觉、自律就会成为习惯。”

被采访的泉州地区的几家企业负责人也都认为, 制革行业的污染治理是必须的, 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不能“一口吃成大胖子”, 应当遵循行业发展规律。在环保政策的制定上, 既要保护环境, 又要考虑行业的发展, 把握好合理为度的问题, 并不是越苛刻、越严格越好。国泰皮革表示:“环境污染的治理焦点和症结, 并不是环保政策制定得多不多, 而是在于执法是不是真正的严明。诸如前段时间, 安海可慕、晋江等正规制革园区在停产整顿期间, 周边偏僻山村、山头上出现私设加工点却安然无恙的现象一样。因此, 建议政府部门应把重点放在严格和公正执法上, 否则只会使那些守法企业付出更高成本, 而违法企业却在牺牲环境导致更大的污染, 从而造成新的不平等竞争, 最后致使很多守法企业亏损破产。”

踏踏实实的做好各项环保工作, 这是一项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事业!

在具体治理方法和步骤上, 接受采访的这些企业也都给出了很好的建议:污染治理是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的责任, 既然环保局每年都向企业收取不菲的环保费, 希望政府在基础环保设施建设上能给予资金扶持, 而非是仅靠身单力薄的企业投资能完成的。从企业角度来看, 要正确认识皮革污染的来源, 提高企业自身的环保意识, 通过优化制革工艺、采用环保的制革化工原料, 以及依靠技术创新, 尽量减少生产用水量或提高污水处理再利用率等手段来达到环保要求。从政府的角度来说, 政府也应根据环保要求, 逐步关闭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达不到产业规模和环保要求、工艺落后、节能减排难于落实的皮革基地和企业, 大力推广污染集中控制区模式, 提高环境管理水平, 实行不定时抽检制革企业排污情况, 安装在线监控系统等举措, 严格执法, 加大环保监察力度。

对未来中国皮革绿色产业的发展, 一些大型企业负责人有更高层次的认识:“加强自主创新, 坚持走产品差异化、品牌化道路, 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以绿色环保生态为根本, 以快速供应链为标志, 以创新商业模式为核心的产业链竞争。”同时, 他们也比较一致地认为“从资本型向技术型转移;从产品数量型向品牌型转移;从企业分散设立方式向产业集群方式转移, 这是未来皮革行业的三大发展趋势, 也是促进中国皮革行业升级的必经之路。”

在地球气侯异常的当下, 做一个虔诚的环保公民, 于中国皮革行业的每一位从业者, 既是责任, 也是其无法置身事外的命运!各位采访嘉宾所表达的“要环保、爱皮革、为民生、求发展、得永生”的心声, 也正是这种责任的体现。唯如此, 我们的地球家园, 我们的绿色皮革环保产业, 就是自己的诺亚方舟, 到那时, 中国皮革行业就会离《2012》能有多远就有多远!

本刊评论:

关于中国皮革业离《2012》是否遥远, 本刊在中国皮革和制鞋网 (www.leather365.com) 上做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17%的网友认为皮革行业离《2012》很远, 皮革业应该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22%的网友认为皮革行业离《2012》很近, 政府决策要把环保放在首位, 引导企业努力打造绿色皮革产业;另外52%的网友则建议皮革业应该增强行业环保意识, 因为皮革行业离《2012》并不远;其他的9%则表达了与上述调查不同的看法。由此可见, 国内制革企业的环保意识和主动性的确增强了, 企业在发展时不但考虑经济效益, 对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世界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仍然呈加速上升趋势, 我们的地球气候正在滑向远远超过2摄氏度的危险变暖趋势。要避免不可逆转的全球气候异常的大灾难该怎么办?唯有节能减排, 改用清洁的可再生能源, 提高能效, 同时保护森林, 多管齐下, 人类才能有效遏制全球气候异常的趋势, 将地球还原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空间, 这也是赋予我们人类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使命。为了人类的共同家园, 国际社会必须达成一致, 共同采取紧急的、积极的行动来扭转迫在眉睫的气候灾难, 并制订走向可持续发展和充满希望的未来行动计划, 皮革产业也不能例外。也许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中国皮革业在发展中给人们的印象是背弃了环保信条, 在怀疑和争论中蒙上了阴影。但如今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的皮革行业正在承担起应有的“绿色”责任:国家、地方各种环保政策和法规相继出台, 限制、约束、转移、剥离皮革企业的生产;皮革企业也正在以自觉、自省、自律的行动来搞好企业的环保。

为了生存, 没有人能保持沉默。行动, 是力挽狂澜的唯一途径。

中国离日本有多远 篇8

经济全球化改变了国际贸易模式, 现有的以进出口产品总值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统计框架已无法准确反映全球贸易增长和失衡格局, 因为如今一国贸易的真实情况并非体现在规模和速度上, 而是更集中反映在一国所创造的增加值上。

事实上, 面对全球价值链主导贸易新格局的大背景下, 当前依据原产地原则进行的传统总量贸易统计存在许多弊端:一方面, 由于大量中间品贸易的存在, 统计跨境总量贸易而非净增加值会产生大量重复计算;而另一方面, 由于没有反映出产品在生产环节上的流动, 所以双边贸易统计中包含了他国中间投入品价值, 造成了大量贸易被重复计算。2011年以来, 世界贸易组织 (WTO) 推动国际贸易统计改革, 在国际贸易统计新框架中以“贸易增加值 ( 商品在一国新增价值) 核算”替代“贸易全值核算”, 让世人对全球贸易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有了新的认识, 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 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 我国迅速发展成为全球价值链体系的重要环节, 但发展路径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然而, 中国却一直成为全球的“众矢之的”, 虚胖的贸易规模和份额的增长非但没有带来利益分配的增长, 反而加剧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但是真实的状况是“顺差在中国, 利润却在国外”。本世纪以来, 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和产业价值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 推动了产业在国家间的新一轮转移, 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 而把加工、组装、制造等相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环节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国家。由此, 全球价值链就按“产业转移——价值增值变化——利润转移——贸易利得扭曲”的路径, 通过加工贸易、转口贸易、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等途径, 使我国利润大量转移境外。

我国每年货物贸易顺差2000多亿美元, 由此引起的外贸摩擦这几年呈愈演愈烈之势。国际上通常以经常性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作为“失衡”程度的衡量指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中国经常性账户失衡占全球失衡的份额已从2003年的6.8%, 上升到2008年峰值时的24.3%, 2009年为24.1%, 2010年回落至19.9%, 即被认为有1/5的全球失衡来自中国, 汇率摩擦、贸易摩擦等由此产生。

但真实状况到底如何呢?由于一国的出口产品中, 不仅包括国内增加值, 也包括国外增加值。国内增加值指一国的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本国增加值, 这部分增加值由本国生产出口至其他国家或者被折返回本国, 虚增的成分非常巨大。联合国贸发会议 (2013) 报告显示, 目前全球出口中约有28% 是进口国仅仅为了将其作为生产某种出口商品或服务的中间产品而进口, 在2010年19万亿美元的全球出口中, 约有5万亿美元重复核算。

而根据WTO和IDE-JETRO (2011) 报告, 以增加值贸易方法测算, 中美贸易顺差在2000年、 2005年和2008年三个年份相比传统统计方式计算出的顺差额要缩小20%-27%, 如果考虑到加工贸易因素, 贸易失衡的程度更是会减少40% 以上, 甚至在2005年达到了53%的缩减规模。可见, 全球失衡的状况并没有如传统全值统计所显示的那么严重, 中国离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也还有非常大的距离。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贸易新趋势表明, 未来十年全球竞争将是价值链的竞争, 依靠低成本优势建立起来的国家比较优势已难以为继。中国制造业必须建立成本领先之外的竞争力, 急需进一步调整加工贸易的方式结构, 加快搭建和延长国内价值链。

中国人离“中国梦”有多远？ 篇9

盗 梦

不过，“中国梦”也伴随着一些质疑。有几个典型的观点：

一是“中国梦”缺乏收入公平的基础。中国已成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大国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并没有均等地分享到中国经济的繁荣。一方面是富豪们的“海天盛筵”（海南2013），另一方面是穷人孩子冻死街头（贵州2012）；一方面是房叔房姐的田产广布，另一方面是房奴们的悲惨哀号。收入断层已如同悬崖。在尖锐的贫富对立中，对于大部分的中国底层人群来说，他们实际上早已失去了做梦的空间。“中国梦”又怎么可能是全体中国人的梦呢？

二是“中国梦”缺乏制度公平的基础。收入不均等的背后是机会不均等，收入分配不公的背后是权力分配不公。中国尚缺乏公平、公义的所谓“良治”型公权力治理结构，如此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不公，进而导致“中国梦”缺乏大众基础。此外，权力不公还带来其他严重后果。例如，因为权力不公，中国企业有强烈的“搞定”政府的冲动，内在科技创新冲动不足。既然搞定政府就可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为什么还要冒风险去创新？如此正在摧毁中国的创新空间，令中国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也因此难以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再比如，权力不公导致收入分配不公，使中国大多数人只有购买必需品的能力，买不起奢侈品，如此将阻碍中国成为真正的消费型国家，这将影响中国进行产业升级、走向现代发达国家。

三是“中国梦”缺乏公平公义的价值观基础。“中国梦”需要一个精神资源的基础，那就是中国人普遍相信公平公义，而不是巧取豪夺才是实现美好梦想的基础，大家为此努力去建构一个公平公义的制度，然后每个人只要付出、努力就一定会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从而实现人生理想，这才谈得上有“中国梦”。如此对公平公义无比渴望的价值观是建设一个能够实现“中国梦”的美好社会的基础。但当前的问题在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承认人与人之间有普适价值观，连共同的价值观都没有，想法和理念都不同，如此我们既不可能和全世界的人去交朋友，就是中国人民之间也必然缺乏共同奋斗、前进的基础。

造 梦

那么，中国人离中国梦有多远？中国离收入分配公平有多远，中国梦就有多远；中国离公平、公义的国家治理有多远，中国梦就有多远；中国离确立自由、平等、博爱的人类普适价值观有多远，中国梦就有多远。

中国梦与美国梦的概念完全不同。美国梦是个人梦，是每个人实现个人目标的梦。而中国梦更多的是国家梦、民族梦。圣经说得好，公义使邦国高举。只有建立在公平公义基础上，才会有真正的中国梦。上帝给中国的时间确实已经来临，中国当前的机会大好，21世纪中国充满着希望。因此，如何不仅以变革去图强，以变革去图富，而且以变革来实现中国的信仰自由、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经济自由，并以此变革来实现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梦，这是中国走向美好未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