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离创新有多远

中国企业离创新有多远（共12篇）

中国企业离创新有多远 篇1

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依然笼罩, 全球化趋势使世界经济充满了变数, 但文化产业逆势上扬。2009年世界电影蓬勃发展, 美国、中国以及欧亚多个国家均突破了年度票房纪录, 全球影市飘红。电影产业开始向截然不同的方向演变:一部分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国家开始合纵连横, 垄断国际电影市场;一部分较为贫穷的国家逐渐失去在国际电影市场上的声音, 沦为“电影孤岛”。我们已经进入文化资源喷涌的时代, 进入了世界电影的竞争与角逐, 打造中国电影强国不但具有必要性, 而且也具有紧迫性。

一、中国的电影四个变化为打造电影强国创造了机遇变化一:中国电影发展的社会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

如今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使得整个世界充满着分裂、冲突和碰撞, 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富启示性和前瞻性的思想和挑战, 是继续在低谷中徘徊, 还是要表现世界的风云变化, 我们确实到了审视自己的时候。回顾中国的影片, 可以发现许多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优秀影片, 如《霸王别姬》、《黄土地》、《红高粱》等, 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竞争态势, 创作出更多的具有中国品格的优秀影片是当务之急。根据《国富论》中提出的世界在历史上将变成“一个具有单一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的世界”, 即“地球村”模式或“全球化社会”, 美国电影《阿凡达》以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和先进的3D影像技术赢得全球高票房决非偶然, 中国电影如果能整合历史文化资源, 在立意和视听技术上瞄准世界优秀电影的目标, 完全有能力在世界电影市场争得一席之地。

变化二:中国电影创作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

树立精神的高度、锤炼思想的深度、张扬刚健的审美、克服病态的倾向是中国电影的新追求。许多优秀的影片在现实主义精神的开掘上极具深度, 从普通人的情感中挖掘出了具有一定深度的英雄故事, 如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 这是继90年代以后所做的对现实题材的新的尝试与探索。好的电影要做悬念、环环相生, 像《风声》、《十月围城》、《叶问2》等影片始终让影片爆发出一种强烈的吸引状态。

变化三:中国电影市场发生了深刻变迁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 中国电影完成了从萧条到繁荣的历史跨越, 国家政策放开, 多元的投融资体制使电影工业、技术和文化形式之间的界限模糊, 促进中国电影市场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国产电影的年产量迅速上涨, 票房数字也经历了同样的增长。进入新世纪这10年, 国产电影年产量平均增长25%, 票房年平均增长几乎是30%, 这种增长速度在世界电影史上也属罕见。

变化四:中国电影观众的欣赏水准发生了深刻变化

多厅电影城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在这里人们享受着以高昂票价换来的高档环境和细致入微的服务, 而随着时间推移, 人们渐渐发现不断给予新快乐的其实不仅仅是多厅电影城的软硬件设施, 更主要的仍然是来自于电影本身内容。实际上人们对电影的需求早已经超越了国家———民族的界线, 他们不仅需要欣赏美国大片, 也需要更特殊的影像资料, 包括发展中的国家鲜为人知的真实画面和影像艺术。

二、电影产品的精神缺失和电影创作的重新定位

中国电影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大背景下取得了非常好的发展速度, 但光有速度还不够, 必须认真思考中国电影与世界优秀电影艺术还有哪些差距。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阿凡达》这样的优秀影片, 是因为我们仍然缺少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和全球视野下的忧患意识。一些优秀的影片, 如《阿甘正传》、《阿凡达》、《拆弹部队》等, 对我们国产电影的思考和想象构成影响。

一是从创作动机看, 某些影片缺乏深刻的哲学品格。电影作品的哲学品格主要表现在对人类及其生存处境的理性思考, 电影史上那些深刻与永恒的杰作, 都是以深邃的目光关注人及人类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结果。反观我们现实中的一些影片内涵, 哲学的意蕴稀薄、文化内涵单调、人文情感不足, 如禁播影片《新宿事件》, 其一流的演员阵容、锐意的导演创作风格、娴熟的拍摄技巧不能不让我们惊叹, 但影片的创作动机却令人费解:这部电影没有爱情, 没有友情。难道这是中国电影的精神归属?

二是从创作题材上看, 某些电影缺少文化的厚重感。20世纪的电影基本是相信历史而去寻求历史规律的一群大师。电影的历史感和文化感是电影工作者的使命, 并且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如今的电影题材在精神上不断脱落, 尤以怪僻、离奇和不为人知为目的, 在宣传攻势下的票房剧增, 强烈刺激观众的精神兴奋点, 文化的精英越来越变得像追求蝇头小利的商人, 忘记了艺术的职责, 而陷入艺术与商业的角逐中。在这种矛盾创作中, 如何寻找电影生产的秩序, 以真实的故事来表达精神的高度, 以艺术的良心驾驭流行的元素, 以未泯的良心去筛选多元的生活, 仍然是我们要理清的问题。

美国电影的核心主题大多是与信仰相关, 诸如人性、美德、希望、勇敢、爱情等等在美国的优秀影片中都有体现。被誉为1979年最令人心碎的家庭电影《克莱默夫妇》获得奥斯卡五项大奖, 应该说这部影片在人文精神的处理上做出了探索。在20世纪70年代, 美国社会的“残破家庭”问题日趋突出, 美国的离婚率已高达百分之五十, 由于家庭解体和性观念的开放, 单亲孩子日渐增多。这部电影将镜头对准一个即将解体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 它不如经典好莱坞那样简单地歌颂贤妻良母的牺牲精神, 而是着力表达女性觉醒后家庭伦理的重构历程。从我国现实社会的情况来看, 中国离婚率的增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中国电影在离婚问题的表达上却相当随意, 在人文精神的表达上也尚有相当大的距离, 很多影片让人感到婚姻的混乱和人性的冷漠, 缺少人间温暖。

三是从创作态度方面看, 某些影片过于迎合观众。中国大多数导演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 曾产出许多优秀影片, 但当下一些电影的创作态度着实令人费解, 电影领域市场化的规则渐渐地替代了艺术化的原则。《三枪拍案传奇》说明了什么?虽说有很好的票房, 但仅仅取悦于感官刺激, 让人笑笑而已, 对观众的伤害是巨大的。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 国外电影人的创作态度还是非常值得钦佩的。如法国电影《课堂》, 以一所普通的巴黎中学为背景, 讲述一位移民和贫民子弟在初中学习法语的过程, 导演以纪录片的形式完成了这部故事片, 折射社会、历史、种族等不同的人文价值观, 让人感到厚重、扎实, 富有一种不可比拟的人文精神。我想这样的影片正是我们所欠缺的。

三、确立中国电影的文化本位, 创立东方的电影特色

一是寻找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中国电影应该有自己的文化自信, 具备自己独特的内涵和民族文化的灵魂。

去年年底, 美国电影《阿凡达》横扫中国12亿票房。《阿凡达》是用特殊的方式, 警示人类要珍惜共同的家园, 提醒人类更要建设自己美好的精神家园, 否则将要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阿凡达》确实令人目不暇接, 打开了广阔而新鲜的想象空间, 其故事的深刻内涵也非常引人入胜。

还有一部影片值得研究和借鉴, 就是美国家庭伦理片《廊桥遗梦》。《廊桥遗梦》向我们描述了一段柏拉图式的经典爱情, 再现了一段真挚的情感纠葛, 是一部社会化和本地化思维很强的力作。《廊桥遗梦》之所以让人震惊, 大概是他们创造了迄今世上最为伟大完美的爱情, 它的伟大完美不仅止于爱情本身情感与肉体的结合天衣无缝, 而在于人性中崇高的理性、克制、成熟以及忘我的精神境界。其实这正是中国电影应该寻求的、人类共有的精神美德。

二是建构宏大的精神宇宙。中国电影有长足的发展, 但我们仍感到缺乏挺拔的精神高峰, 缺乏令人高山仰止的经典, 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中国电影精神宇宙的明显缺失。现实题材电影中所体现的人文关怀, 是对社会的反思、对人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会让电影超越娱乐的狭窄限定, 从而具备深层的感染力, 建构宏大的精神宇宙, 即以无限小的存在蕴含巨大的质量和能量, 带给观众更多的精神享受。

在20世纪60年代, 我国反映当代军事斗争的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堪称较有风格的电影佳作, 它在描述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以及展开一个个惊险悬念时, 融入了浓郁的民族色彩和抒情调子, 优秀的电影音乐家雷振邦为影片谱写的主题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浓重的抒情韵味迅速流传全国。

三是展现东方的人文关怀。中国电影创作具有现实择取的传统。人们的很多愿望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都得到满足, 而我们却可以通过想象去提供一个电影世界, 以期得到心灵的慰藉。

1933年, 孙瑜导演的《小玩意》颇具东方人性之美。住在太湖边上的叶大嫂以巧手制作小玩具为生, 战乱期间, 叶大嫂精神失常, 流落街头, 大喊大叫……本片拍摄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发动的4年前, 影片中的几位女性角色尤其突出, 其中珠儿死前安慰叶大嫂, 特别是叶大嫂于影片结尾在街上的大声疾呼“醒醒吧, 不要做梦了”“中国要亡了, 快救救中国”!都成为影片的经典段落。应该说电影《小玩意》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性和人性的觉悟, 给人产生了许多可以玩味的空间。

四是寻求独特的表达方式。法国学者福科指出, 每一个时代的视野都是独特的, 而与其他时代不同, 这使得一个时代的人不可能用另一个时代的人的方式去思考。影片《杜拉拉升职记》在表现风格上应该说做了大胆的尝试, 因此我看《杜拉拉升职记》时, 虽然感觉人物和故事很熟悉, 但创作者的叙述故事的特殊方式和叙述中的语言风格设计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创作人员极其用心地选择那些具有“朝人”的语言风格, 形象、犀利, 洞悉性较强, 摆脱了国内影片难以逾越的语言定势, 进入了人物的内心深处, 触摸到了精神层面。

20世纪80年代的《黄土地》和《红高粱》是我国当代各具代表性的电影。陈凯歌的电影风格一直是那种和中国血缘关系断然撕裂的痛楚, 并始终坦露士大夫式的精神忧愤;而张艺谋则愈加显示出形式主义者的轻盈, 由他执导的《红高粱》以红色为影片的基调, 通过人物的塑造歌颂了自由生命的真谛, 因而无论是表现现代化遭遇传统文化的《秋菊打官司》, 还是记录撞击中的乡村文化的《一个都不能少》, 他都在或过去、或现在, 或农村、或城市的景观中, 把国民的生存状态以好看的形式和风格展现在观众面前, 这是一种独特的电影表达手段。

还有灵异题材的电影也值得研究。以《倩女幽魂》为例, 这部电影上映在1987年的香港, 带给无数观众以震撼与感动, 无论这部电影在技术上存在着多少粗糙, 但传奇和不掺杂利益的爱情使其成为绝对的经典。

中国电影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坎坷之路, 在艰苦的条件下, 中国一代又一代电影人用他们的智慧和心血创作出了一部部富有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的优秀影片, 描写出了中国人深层次的文化密码。但中国电影要发展, 要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 仍需要一段艰辛的努力, 要以崇高的理念、准确的定位、成功的自信, 去追寻生命深层的密码, 要以价值取向上的人文关怀、主题选择上的迫近现实、艺术审美上的民族情感、制作水准上的现代视听效果, 展示中国电影的文化价值和富有东方特色的影像记忆。■

(作者单位:北京狄诺映画工作室)

中国企业离创新有多远 篇2

1980年哈佛大学商学研究院著名教授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特别是“五种竞争力量”和“三种竞争战略”的理论观点，使企业战略研究进入一个成熟和鼎盛时期。

“企业战略”是企业中各种战略的总称，其中包括发展战略、竞争战略、营销战略、技术开发战略等。这些战略的基本属性是相同的，都是对企业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的谋略，不同的只是谋划角度。

企业发展战略是关于企业发展的谋略。企业发展是成长、壮大的过程，其中既包括量的增加，也包括质的变化。企业发展也需要谋略，对企业发展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的谋略就是企业发展战略。企业发展战略有四个特征：一是整体性，二是长期性，三是基本性，四是谋略性，

整体性是相对于局部性而言的，长期性是相对于短期性而言的，基本性是相对于具体性而言的，谋略性是相对于常规性而言的。企业发展战略必须同时具有这四个特征，缺少一个特征就不是企业发展战略。

企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是什么内容

目前，中国的企业发展战略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在咨询业务中我们接触到很多企业，问到企业的发展战略是什么?大部分企业回答的基本都是几个企业文化的口号，没有具体的东西。有的企业主认为：企业发展战略不就是企业发展中长期计划吗?其实企业发展战略是企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灵魂与纲领。企业发展战略指导企业发展中长期计划，企业发展中长期计划落实企业发展战略;前者是纲，后者是目。

那么企业发展战略要研究的主要要素是什么?怎样研究企业发展战略才能对企业发展起到很大指导作用呢?笔者认为把握好企业发展战略本质才能研究好企业发展战略。企业发展战略是企业发展的谋略，是对企业发展中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的计谋。根据企业发展战略的这个本质，研究企业发展战略，就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企业战略的构成要素谈起。

中国离［世界］有多远？ 篇3

马小军

在几千年中国文明进程中，海洋是阻隔中国进行对外交往的天然屏障。

中国人对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的了解，是在1840年以后。

毛泽东“三个世界”的划分，标志着我们不再把意识形态当做划分世界的标准。

以往几千年中，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是遥远的。这首先是由中国地理的封闭性决定的。在几千年中国文明进程中，西部北部的荒漠，东部南部的海洋，是阻隔中国对外交往的天然屏障。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及连接“南洋”、“西洋”的海上通道，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这种地理的封闭性，直至近代西方列强到来后才被打破。现代交通工具也改变了中国空间的封闭性，为中国对外交往提供了条件。

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千百年来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世界”这个概念是从西方来的，不是中国本土的概念。汉语“世界”二字由佛经翻译而来（如“大千世界”），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英文world一词完全是西方的概念。过去几千年，中国人的世界观可表述为“一个世界”——认为世界就是中国（中央帝国），剩下的是周边的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夷蛮之外就是化外之境，在地理上、文化上没有大的意义。虽然有两汉丝绸之路的开通作为与北半球的世界沟通的管道，但从历史上看是零星的和分散的。直到近代，中国在描述外部世界时，仍使用带有贬义的语言——“外夷”，与他们的交往是为了“以夷制夷”。“外”、“夷”这样的文字，在中国传统文字中是带有贬义的。在称呼外国国名时，常加上含贬义的“口”字旁，什么

1840年后，中国人才认识到中国之外天地是很广阔的，在它之外存在着非常强大的所谓“西夷”，此时中国人的世界观可表述为“两个世界”——认识到世界有两个，文明有两种：中国（中华文明、华夏文明）和“列强”(西方文明)。这种认识延续了将近百年。甚至至今，中国人对中西、中外关系的认识始终未能够离开体用之争。

1949年后，中国大陆对“世界”的理解出现很大变化，意识形态因素加强，以意识形态作为认识世界的衡量标准，世界依此分成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这种世界观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两个世界”，但它认识到在这两个世界之间还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70年代毛泽东“三个世界”的划分，标志着我们不再把意识形态当做划分世界的标准。此时我们的世界观就是“三个世界”。毛泽东做出这种判断有其战略初衷，但其结果却是从1972年中美开始接触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和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打下了基础。

1979年至今的20多年中，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就更接近真实：世界就一个，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这样的“一个世界”观，与184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这20年，中国走上了融入世界的进程，这个进程到今天还远未完结。

国：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个案

金灿荣

在今天这个时点上，“中国走向世界”在我们的心理上已没什么障碍。

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后发型国家，客观上没有时间从容走过别人用二三百年时间走过的路，因而社会本身的变革方面存在缺陷。

中国人首先应抛弃受害者心态，与世界的交往应抱平常心、从容心。

外国人要看到：中国的崛起不是简单的地缘政治现象，中国拥有厚实的核心价值体系。

我们首先要作个界定，即我们今天所讲的“世界”还是有特殊含义的，专指中国以外的、先进形态的那部分土地和人群。从鸦片战争开始，这部分“先进”的世界就一直同中国发生碰撞，中国也或多或少一直在向它们学习，但在1949年以前的学习过程中，中国处于不平等的位置。1949年后，中国获得独立和尊严，但中国人自身看世界又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得我们学习时难以抱有平常心。初步解决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事实上拉近与先进国家的关系，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愿意把“入世”当做一个成熟标志，它表现出我们中国人的成熟、自信，意义非常大。在今天这个时点上，“中国走向世界”在人们的心理上已没什么障碍，我们需要学习，只要态度得当，过程会加快。我相信，在物质层面上，中国与世界会走得越来越密切，越来越近。

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国家可以分两类：原生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先行者）和后发型国家（后来者）。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后发型国家，与先进世界的差距在于难以经历它们在实现现代化之前的社会变革过程。世界近代史是以三个R开始的：Renaissance（文艺复兴），Reform（宗教改革）和Revolution（社会革命）。三R之后，才导致了现代工业革命以及作为工业革命内容表现出来的生产方式、技术管理形式、社会组织形式和知识积累形式。这个几百年的过程使西方国家得以在有了自我意识后，用理性的眼光把传统的价值体系梳理一遍。这样的社会有一个根本优点：基本常识发达。

这些国家社会变革在先，现代化结果在后。而后发型国家往往是在看到原生型国家的船坚炮利之后努力追赶，直接学习它们现代化的结果，因此在客观上没有时间从容走过别人用二三百年时间走过的路，在社会本身的变革方面终归会留下缺陷。这一点连非西方世界中现代化最成功的日本也不例外。原生型国家与后发型国家之间的最朴实的检验标准就是基本常识是否发达。从长期看，我们与先进世界的距离就在于此。

也有人认为，对后发型国家来讲，通过剧烈的社会变革，打乱原有的社会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代化过程中的不足。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可能有自己的优势。中国20世纪的历史就是不断革命、不断变革的历史。而未经过革命的后发型国家，传统的东西遗留得更多。比如日本，我感到它就是一个前现代的社会结构与后现代的技术相结合的社会。再如印度，没有经过剧烈的社会变革，尽管今天在法律上不承认种姓制度，但在现实中仍未得到解决。

中国与世界越来越相互融合，这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表现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所占比例会下降，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占比例会上升。一般来讲，两国关系的初期首先是政府关系，但随着交往的深入，投资、贸易、产品、旅游者和留学生越来越多，两国关系中社会因素的比例会上升。这影响到政策，也影响到中国人如何看世界。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更成熟的心态。

加入世贸是中国对世界态度的一个转变，是中国人自信心的表现，其大背景是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获得初步成功。从趋势上看，中国与任何一个单一国家之间的关系、力量结构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与世界都要调整心态，原有的强国要以更平等的心态看中国，中国人则要有大国意识，而不能有大国心态——虚骄之气，中国人的行为要更谨慎、更得体。中国人首先应抛弃受害者心态，克服一遇事就感到别人又来欺负我的心理，宽容大度，与世界交往应抱平常心、从容心。

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还可分两类：历史较为深厚的一类、历史较为空白的一类。中国在前者中较突出，走上现代化道路有特殊的难题。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世界，美国的中国学家白鲁恂讲过：中国是一种文明，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我们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核心价值体系，在学习时长期难以摆脱“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思维方式。看一个东西，除了看它是否有效能，还要用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把它过滤一遍，看它是否影响我的生活方式。如果那种“奇技淫巧”会败坏我的生活方式，宁可不要。这种核心价值体系在我们进行学习时可能是障碍，需要摆正心态。一位美国学者谈到，日本人由于其价值体系相对不发达，看到一个东西有效能，拿来就用。从长远看，缺乏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发展到一定时期就会“拔剑四顾心茫然”，缺少方向。如果中国崛起，又不完全抛弃核心价值体系，就可能非常有意义，它可能证明中国的崛起不是简单的地缘政治现象。除了改变世界力量结构，还可能为人类作些贡献。即使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也有自身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崛起是一种恢复，与纯粹的新兴国家相比，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要小些。

对一些流行说法的思考

张宇燕

中国对海洋一直都在利用，而且走的路程很远，时间跨度也很长。

中国是一个最大的独立货币贸易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自己就是一个世界。

观念容易统一，物质上也可以慢慢追赶，但制度的建设难度很大。

无论接轨也好，学习也罢，关键是要看中国能否突破分工怪圈。

走进世界、参与全球化，取决于了解、发展自己。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为海洋这一天然屏障所限制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对。其实，在公元1000年～1600年之间，真正主导世界贸易的是东方，东方的主要代表是中国。当时中国人均GDP大约210美元，英国和法国在180美元左右。从航海技术上讲，明初郑和下西洋，八九十米长、三四十米宽的宝船就有80多艘，最多时船队有大小船只420多艘。哥伦布当年发现新大陆的船则相形见绌。那么郑和为什么下西洋？一般认为主要是为了布扬国威、笼络四夷，而我认为那首先是为了财富，为了巨额贸易利润。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时国际市场上胡椒的价格是国内市场的1％，限于财政困难的明政府投巨资支持郑和沿海巡行，实非探险，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垄断对外贸易。后来郑和停止出行，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贸易暴利不复存在。我最近读了一批相关的史学著作，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完全符合我这个经济学学者的思考，我看了后既震惊又欣慰。帝王不会仅仅为了让人臣服就去撒银子，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巩固和提高统治合法性，而合法性的支柱之一就是财政。中国历史上所有大的改革都和财政有关。说起来，中国对海洋一直都在利用，而且走的路程很远，时间跨度也很长。

今天讨论的题目是“中国距离世界有多远”，刚才金灿荣讲中国人理解的世界，是中国以外的那部分土地与人群，而且主要还是发达的那部分。但这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中国一直把自己看成一个世界。这也是一个传统。今天按照人口规模计算，以发展潜力来看，中国是一个最大的独立货币贸易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自己就是一个世界。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器物层次，一个是制度层次，一个是形而上层次。这几个层次之间有联系，但也未必就是逐层递进的关系。我觉得器物的学习相对比较容易，洋务运动也可以造出枪炮船来。难的也不在形而上的学习与批判，改革以来中国的思想解放与活跃应该讲是新中国之最。真正难的在于制度层次的创新，因为这将触及许多既得利益，需要有高超的政治艺术、果敢和决心来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要充分估计到制度层次上的难度。总之，我认为观念容易统一，物质上也可以慢慢追赶，但制度的建设难度很大。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要正确估计中国的定位，走进国际规则时，要避免掉入分工陷阱。世界分工有自己的链条，简单地讲就是高附加值生产和低附加值生产的区别。中国进入国际分工结构以后，它的优势是低附加值的产品，比如鞋、服装、玩具、电子产品、纺织品。拿鞋来说，我们出口一双鞋的平均价格是8～10美元，在美国市场平均卖50美元，我们拿到的仅是一些加工费。如果按这么一种格局发展下去，中国确实会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基地，但在分工链条中就处于很薄弱的环节，总面对着被潜在竞争对手替代的危险，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无论接轨也好，学习也罢，关键是要看中国能否突破分工怪圈。

我们对一些概念也可作思考。比如，如何理解全球化?罗素讲过一句话：什么叫名著，名著就是大家都在谈，但是谁也没读过的书。全球化与之有类似之处。大家都在说当今世界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越来越深，但从某些现象看也未必都如此。直接投资应该是反映相互依存的很重要一个指标，但数据表明今天世界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不如100年前高；贸易占GDP的比重也只比那时高有限的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各个国家没有护照，一战的主要成果就是打出了护照。也就是说，当年移民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比现在高，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也比今天高。另外，如果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统一市场，同样的东西价格应该是越来越接近。但是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全都如此。当然，价格不仅包括产品的价格，还包括工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利息是资本的价格。总之，从全球范围讲，所反映出的全球化进程并非像通常谈论的那样轰轰烈烈。我说这些的目的，无非是想强调一点：走进世界、参与全球化，关键取决于了解和发展自己。

足球与入世

郑也夫

我们的攀登与漂流和人家是大异其趣的。人家是个人行为，我们是国家行为；人家重视个人在过程中的体验，我们重视的是结果。

心态正常了，面子不缺少了以后，才能有个人兴趣的选择。

不管是因为家贫，是因为不遵守游戏规则，还是因为闹了别扭，反正对于一个小孩子最大的打击，是同龄的孩子们不跟他玩了。其实不仅孩子在意别人的拒绝，大人也一样，甚至更有过之。

我总是在想，中国人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但是中国人真的喜欢登山吗？中国人最先成功漂流了黄河、长江、但是中国人真的喜欢漂流吗？我怀疑。如果不是外国人在登山，并且在尝试攀登珠峰，如果不是外国人在漂流，并且在试图漂流黄河、长江，中国人会去登珠峰，漂长江吗？我真的认为多半不会的。那不是因为我们热爱山与河，而是因为我们非常地在乎，别人热热闹闹地玩着的一个游戏而我们没能进入，非常在意别人对我们的重视。事实上，我们的攀登和漂流和人家是大异其趣的。人家是个人行为，而我们是国家行为，或者是为了国家的行为；人家重视个人在过程中的体验，而我们重视的是结果，重视那结果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足球的事情与登山和漂流稍有不同，中国众多的百姓真的喜欢足球。但也有与登山和漂流相似之处，就是和外国人喜欢足球的味道不一样。外国人喜欢踢球的人很多。中国人亲自去踢的人甚少，大家只是喜欢看。看的兴趣是要培养的，也是需要先有人踢的。专业球队所以能建立和保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关乎国家荣誉——人家在玩，咱们也不能少。

我一直很佩服美国人对足球不冷不热的态度。细想想，还是因为世界上多数的游戏他们加入了，在里面很风光。心态正常了，面子不缺少了以后，才能有个人兴趣的选择——是玩篮球还是玩足球。

尽管我承认这种“围城”的心理在所难免，但我还是觉得这种心理小气，令人不舒服。别的人难免可以，别的国家难免可以。一个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泱泱大国，即使近代受过委屈，也还是应该更具大家气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上的屈辱谁都有过。今天的小气就是今天的小气，推给历史上的屈辱，不见得都能解释得过去。半个世纪中国经济迟迟上不去，半个世纪中国足球迟迟上不去，都有当代中国人的原因。我觉得我们变得越来越小气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事情没有做好，不是什么历史上的屈辱。每个人的心态都有点不对头，有时候就移情到了足球等东西的上面。

足球在我看来就是个玩意。入世的事情我更不懂。但我总是觉得，心态平和是最重要的。

加入世界就要参与规则

侯若石

要想知道我们离世界有多远，得先问问自己认识世界到什么程度。

当今世界分为财富强国和财富穷国，也分为知识强国和知识弱国，更分为规则强国和规则弱国。

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发展增加了经济活动的透明度、网络性和复杂程度，一系列本来在“边界内”实施的经济政策对国际贸易的障碍则凸现出来，标准便是其中之一。

我们在谈到加入WTO时，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谈保护产业的多，谈保护公众的少；谈WTO影响中国的多，谈中国影响WTO的少。这说明中国要想离世界更近，就必须加强对世界的认识。要想知道我们离世界有多远，得先问问自己认识世界到什么程度了。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们拥有的权力之一是对世贸组织今后进程中规则制定的参与权。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成为协调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当今世界不但分为财富强国和财富穷国，也分为知识强国和知识弱国，更分为规则强国和规则弱国。要想成为经济强国，必须在全球经济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决策的主要内容是制定规则。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谈判能力较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必将改写世贸组织的谈判格局。

中国参与WTO规则的制定，难题是关于制定标准的谈判。尽管贸易保护主义远没有灭绝，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程度大大提高，由海关实施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可称作“边界政策”，它们对国际贸易的障碍越来越小。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发展增加了经济活动的透明度、网络性和复杂程度，一系列本来在“边界内”实施的经济政策对国际贸易的障碍则凸现出来，标准便是其中之一。

标准支配了企业的竞争力。据报道，2000年，英特尔公司根据自己的标准，企图在亚洲强行推广的动态存储器成本过高，不符合消费者需求。亚洲的一些电脑生产企业拒不接受英特尔的标准，转而使用了受消费者欢迎的其他厂家的产品标准，赢得了市场份额。

标准是稳定和发展世界经济的保障。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讨论的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基本上是关于金融市场运行的标准。统一标准是国际贸易便利化的主要措施。产品和服务标准一致化将使国际经济交往更方便，更能节约交易成本。

标准可以把世界搅得不安宁。1999年11月以来，一系列反全球化游行示威的起因主要是劳动力标准和环境标准的争论。为了人的健康和安全，制定这类标准无可非议。但是，人们担心它们会成为国际贸易的“技术壁垒”，更令人担忧的是把劳动力标准和环境标准列入多边贸易谈判的主要内容，因为它们涉及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和内政问题。

法制、规章方面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陈德照

市场经济在西方已经经过了一二百年的发展，我们则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规则、WTO的规则都缺少经验。

中国人离幸福有多远 篇4

那么，幸福是什么?依我看，幸福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体验和感受，是一种生活和境遇的满足感，与金钱、权力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不能说有钱或有权就有幸福;幸福又是有比较的，可纵比也可横比，因参照物的选择不同而感受各异，我们通常会说，穿鞋的比光脚的幸福，有脚的比没脚的幸福，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幸福又是基于各种不同层次需要的满足而获得的，试想，假如人们连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满足不了，又何谈幸福感?

下面探讨一下中国人是否幸福这个话题。

首先说的是，现在国际上正在流行一个国民幸福指数，也叫GNH，相对于GDP而言，GNH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是否幸福的一项指标。据说，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与该国“地球之友”组织，曾经联合搞了个《幸福全球指数》报告，对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做了一次“幸福”大排名，出人意料的是，中国人民的幸福程度排在第31位，竟然比美、英、德、法等国家的人民都“幸福”，国人看后不以为然，一笑置之。而这一笑里面却饱含着多少无奈、苦涩的意味啊!国家统计局借鉴外国的做法，今后也将推出包括“幸福指数”等在内的新的统计内容，以适应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的需要。据说，该项幸福指标还有计算的公式。其实，用不着搞得那么复杂，只要考察一下当下国人的生存状态，也就不难知晓国人过得到底幸不幸福了，也就是要考察前文所说的幸福层次中的国人最基本的满足程度。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压力的加剧，愈来愈多的人患上了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像著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白岩松都承认自己曾是抑郁症患者。据有关组织调查说，在我国，抑郁症患者人数至少有2400万，那么这部分人肯定是不幸福的。除此之外，广大民众是否幸福呢?虽然我国的GDP近年来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势头，但国民的幸福指数GNH并没有与之呈正比例增长，老百姓兜里的钱是比以前多了，但仍然跳不出涨工资就涨物价、工资涨不过物价的怪圈，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反而下降了，现实的生存压力让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像上学难、就业难、看病难、买房难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广大民众，使他们不堪重负，愈发变得焦虑了。

就说上学难吧，有人曾做过统计，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只因为家长交不起昂贵的学费，致使多少学子徘徊在大学门外，使他们失去了与富人平等受教育的权力。再说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即意味着失业，全国每年应届毕业生有600多万急需就业，加上以往没就业的总计有近千万，就业难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无法在短期内还上助学贷款，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残酷的就业竞争压力而陷入痛苦和迷茫之中。

只因看病贵，使多少人小病扛着、大病等死。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的是殡葬馆在即将火化一具“尸体”时竟然发现，家属送来的亲人还活着。“只因交不起医药费，”家属说，“在医院也是等死，如果能治得起病，谁会忍心把自己的亲人送到这儿来?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听了这话真叫人揪心。远的不说，就说现在的小孩子患上一次感冒去医院打点滴，就得花去上千元，真让人难以承受。在中国农村还流传着一套顺口溜：“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这里面蕴含着多少酸楚和无奈啊!

那么，人们对高房价又如何评价的呢?时下也有人调侃：“旧社会，祖孙三代干三辈子，落一副棺材;新社会，祖孙三代干三辈子，落一套房子。”房价太高已成为当前老百姓和媒体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只因买不起房，有多少人不敢谈恋爱，不敢结婚，不敢把老人接到身边赡养。据报道，在深圳，有一个20多岁的打工男青年，只因买不起房，几次失恋而不能结婚，又因心情不好，工作也弄丢了。受了打击之后，他心里一直不平衡，鬼使神差地来到一个新开楼盘前的小广场上，破口大骂这里的房价太高、地产商心太黑，情绪非常激动，最后竟然当众挥刀“自宫”来泄愤!但愿这样的悲剧不要再重演了。

文明离我们有多远 篇5

“谦谦君子，赐我百朋”。举止文明能广受欢迎。但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其实，文明在行为上体现的更为广泛，但许多人缺少一对“慧眼”。在街道上散步时，你看到一些塑料袋，心理可能会想：“谁这么不文明，乱扔垃圾。当你看到一些人大步流星地从塑料袋上迈过的时候，你可能又会感慨了：“真不文明，竟然视若无睹。在发出感慨时，你有没有想：我乱扔过垃圾吗?要是我看见了垃圾会拣起来吗?其实，垃圾袋不是垃圾，是文明啊!你随手乱扔垃圾，你就是把文明抛到了脑后;你随手把垃圾拣起来，文明就在你心中。由此可见，文明离我们很近，近得只是弯下腰的距离。

虽然文明和我们有距离，但控制这种距离的权利在我们手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正确使用过这种权利。

辅导教师：石永成

“企业公民”离我们有多远？ 篇6

事实胜于雄辩，污染已是事实。吉化公司否认爆炸污染水源的做法，不但令人失望，更令人愤慨。作为一个企业，吉化公司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如果不是事态一步步严重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如果不是权威机关通过检测证实这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应该由吉化公司双苯厂负责，恐怕至今不会有人走到前台，向公众道歉。在这里，对事故的处理已经超出个别企业和个别人的范畴，它不仅再次拷问我国脆弱的环境保护问题，更明确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如何使企业成为一个守法的“企业公民”。

“企业公民”,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是，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民工荒”、农民工讨薪、矿难、 苏丹红、特氟龙、环境污染等事件，集中体现的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公民意识的缺失。企业，作为国家不可缺少的经济组织,，既要关注自身的发展和权利，也对国家的未来抱有更多责任。因此，企业只有积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它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公民”。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企业正在进入社会责任时代，一场声势浩大的“企业公民”浪潮已在酝酿之中。

2005年9月8日，由第二届企业公民论坛组委会制定完成的《2005年中国企业公民发展现状调查报告》在北京出台，共涉及北京、天津等10个城市的300家企业。同一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北京发布了另—份调查报告------《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报告指出，虽然中国自1990年起，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上升了20个百分点，但目前中国的社会发展已落后于经济发展，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此前，商务部联合相关部委还制定下发了《中国企业道德标准》。所有这—切都表明，中国政府已着手规范企业行为，中国企业的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开始受到关注。有统计显示，我国目前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尚未进行企业公民建设。在现有的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中，掌握和支配的资金总额仅占我国GDP的千分之一。2002年中国私人捐赠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币，不到当年GDP的万分之一。 中国1000万家注册登记的企业中,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足1%，中华慈善总会所获的国内富豪们的捐赠不到15%。

“一个好的企业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而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还竭尽全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进入21世纪，人们对企业的期望，已经不仅仅是解决就业、赚取利润和缴纳税收。人们更希望企业能有效地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关心环境和生态、维护市场秩序、扶助社会弱势群体、参与社区发展、保障员工权益等一系列社会责任和义务。企业是典型的“经济人”，几乎没人否定企业追求利润的原始动机，但仅仅追求利润的企业又不是一个好企业。企业不应成为—个单纯的挣钱机器，—个永动机式的金钱机器也不可能长期存在。赚钱是企业的天职，但是，短期的企业繁荣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而企业持续增长的力量却只能从人类几千年来的价值公理中追寻。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企业利益的源泉。—个好的企业在充分享受社会赋予的各种条件和机遇时，也应该以符合伦理、道德的行动回报社会、奉献社会，担起必要的社会责任。诺基亚是—家拥有140年历史的老牌跨国公司，早在二战时期，便成立了专门负责协调和指导公司在全球公益慈善活动的机构。目前，诺基亚5万多名员工分布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虽然员工分布面广，文化背景、语言习惯各不相同，但企业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员工的爱心将诺基亚凝聚成一支充满活力和创新的团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在巴基斯坦发生地震后，诺基亚立即通过各种渠道向灾区提供援助；当巴黎的骚乱刚刚平息不久，诺基亚便组织员工奔赴该地区清扫现场，帮助恢复那里的正常生活。如今，诺基亚进入中国已经20几个年头，其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传统也随之带到了中国。

担当社会责任，是企业公民的重要价值观。当前，我国正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在新的环境下，企业必须面对社会责任的各种问题，以公德、诚信为基因，重新打造企业的价值观，使之成为合格的企业公民，取信于人心，立足于社会。事实证明，企业自觉担当起社会责任，是一个企业成熟的标志，也是企业决胜市场的关键。有财富无责任，有资本缺道德，有地位少良知，不可能成为一种健康的社会主流力量。虽然企业运营的底线是盈利，但是作为企业公民，意味着企业是社会的公民，理所当然要担当起对社会各方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企业离创新有多远 篇7

经济全球化改变了国际贸易模式, 现有的以进出口产品总值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统计框架已无法准确反映全球贸易增长和失衡格局, 因为如今一国贸易的真实情况并非体现在规模和速度上, 而是更集中反映在一国所创造的增加值上。

事实上, 面对全球价值链主导贸易新格局的大背景下, 当前依据原产地原则进行的传统总量贸易统计存在许多弊端:一方面, 由于大量中间品贸易的存在, 统计跨境总量贸易而非净增加值会产生大量重复计算;而另一方面, 由于没有反映出产品在生产环节上的流动, 所以双边贸易统计中包含了他国中间投入品价值, 造成了大量贸易被重复计算。2011年以来, 世界贸易组织 (WTO) 推动国际贸易统计改革, 在国际贸易统计新框架中以“贸易增加值 ( 商品在一国新增价值) 核算”替代“贸易全值核算”, 让世人对全球贸易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有了新的认识, 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 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 我国迅速发展成为全球价值链体系的重要环节, 但发展路径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然而, 中国却一直成为全球的“众矢之的”, 虚胖的贸易规模和份额的增长非但没有带来利益分配的增长, 反而加剧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但是真实的状况是“顺差在中国, 利润却在国外”。本世纪以来, 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和产业价值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 推动了产业在国家间的新一轮转移, 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 而把加工、组装、制造等相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环节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国家。由此, 全球价值链就按“产业转移——价值增值变化——利润转移——贸易利得扭曲”的路径, 通过加工贸易、转口贸易、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等途径, 使我国利润大量转移境外。

我国每年货物贸易顺差2000多亿美元, 由此引起的外贸摩擦这几年呈愈演愈烈之势。国际上通常以经常性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作为“失衡”程度的衡量指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中国经常性账户失衡占全球失衡的份额已从2003年的6.8%, 上升到2008年峰值时的24.3%, 2009年为24.1%, 2010年回落至19.9%, 即被认为有1/5的全球失衡来自中国, 汇率摩擦、贸易摩擦等由此产生。

但真实状况到底如何呢?由于一国的出口产品中, 不仅包括国内增加值, 也包括国外增加值。国内增加值指一国的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本国增加值, 这部分增加值由本国生产出口至其他国家或者被折返回本国, 虚增的成分非常巨大。联合国贸发会议 (2013) 报告显示, 目前全球出口中约有28% 是进口国仅仅为了将其作为生产某种出口商品或服务的中间产品而进口, 在2010年19万亿美元的全球出口中, 约有5万亿美元重复核算。

而根据WTO和IDE-JETRO (2011) 报告, 以增加值贸易方法测算, 中美贸易顺差在2000年、 2005年和2008年三个年份相比传统统计方式计算出的顺差额要缩小20%-27%, 如果考虑到加工贸易因素, 贸易失衡的程度更是会减少40% 以上, 甚至在2005年达到了53%的缩减规模。可见, 全球失衡的状况并没有如传统全值统计所显示的那么严重, 中国离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也还有非常大的距离。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贸易新趋势表明, 未来十年全球竞争将是价值链的竞争, 依靠低成本优势建立起来的国家比较优势已难以为继。中国制造业必须建立成本领先之外的竞争力, 急需进一步调整加工贸易的方式结构, 加快搭建和延长国内价值链。

中国企业离创新有多远 篇8

即使在车间里,也只听得见机器转动的微弱声响。几位工人不时触摸工作台前的电脑显示屏,操作工作台上的按钮。

与此同时,在工人们脚下、地下一层的物料间里,携带条形码的物料,整齐地趴在自动化流水线上。它们沿着地下传输系统,在四个上下提升装置的帮助下,升入车间。再经过立体中转库等设备,在组装生产线上被装配和包装,最后由物流小车运向仓库。

这座约450名工人的工厂,生产面积不到标准足球场的一半。每年生产的SIMATIC(西门子自动化系列产品品牌的总称)工业自动化产品超过250万件,供应中国及全球的汽车、制药、电力等工业行业及基础设施建设。在这里大概每10秒就有一件产品诞生,而一百万件这样的产品中,有瑕疵的不到10件。

SEWC是西门子首家数字工厂——安贝格电子制造工厂(EWA)的姊妹工厂,也是西门子在德国之外建立的首家数字化企业。两座数字化工厂的背后,是西门子实践德国政府工业4.0战略所制定的数字化工厂整体解决方案。

为了应对全球制造业变革浪潮,促进本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德国政府于2013年提出了工业4.0的国家战略。中国则于2015年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

如果将西门子作为标杆,中国企业显然差距不小。“与西门子等顶尖的世界工业4.0企业相比,中国制造业特别是中国家电行业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四川长虹企划部部长刘海中说,“中国制造业有的尚处在工业2.0阶段,部分达到3.0水平。既需要谋划工业4.0,还要弥补基础不足,尽快淘汰落后、过剩的产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座工厂的无缝数据互联

完成工业自动化后,工业企业面临着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新技术渗透带来的模式创新等转型问题。

对西门子来说,这一系列的难题反映到实际,就是制造业企业该如何缩短产品的上市时间,提高灵活性、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或许可以从西门子自2007年起收购的近50家企业中,窥得这个169岁的老牌工业企业的野心。自从买下生产软件产品Teamcenter的公司UGS后,西门子一发不可收拾,看上的企业大多以软件公司为主。同时,西门子不断扩大软件业务组合,最终提出“数字化工厂”概念。

据西门子股份公司数字化工厂集团首席执行官J a nnMrosik介绍,数字化方案就是通过涵盖从产品设计、生产规划、制造工程、生产执行到服务的整个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无缝工作流。借助统一的数据库等软硬件设备,优化工程组态所有方面的工作,确保产品高效地投放到市场。

为此,西门子推出了全面的数字化产品组合,将硬件、软件、工业技术专长和数据结合在一起,推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融合。

2016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西门子推出了工业云MinddSphere。作为工业数据开放平台,各种数字工厂可以通过数据网关,将关键设备乃至整个工厂的数据连接至Mind Sphere,从而监测其设备群,做到预防性维护、能源数据管理、工厂资源优化等。

在中国,西门子建立数字化工厂SEWC来实践上述解决方案。这座工厂实现了从管理、产品研发、生产直至物流配送全过程的数字化。在数字化工厂“数据链条”的起点——研发过程,研发工程师们利用西门子PLM(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软件)的产品开发解决方案NX软件,进行新产品的模拟设计和组装。

研发出的每一件新产品都拥有专属于自己的数据信息。这些数据信息在研发、生产、物流的各个环节中被不断丰富,实时保存在同一个数据中心Teamcenter中,供质量、采购、生产和物流等各个部门共享。每天,设备自动记录1000多万条产品信息,方便工人精准快速地找出产品瑕疵的由来。

生产过程所需要的物料自身携带条形码,通过与仓库管理软件的“数据对话”,经由“自动交通”的物料输送环节,输送到高货架立体仓库或者物料中间库。装配生产线员工轻触工作台上的电脑显示屏,所需物料就会进入物料间。

物料从物料间升入车间后,工人按照电脑显示屏上的电子任务单,开始装配、包装等工作。任务完成后,他只需按下工作台上的按钮,流水线上的传感器就会扫描产品的条码信息,记录它在这个工位的数据。MES(制造执行系统)将以该数据作为判断基础,向控制系统下达指令,指挥物流小车将产品送去下一个目的地。

工厂采用柔性生产,同一条生产线上每天要产出4000多片产品,最多能够同时生产4种不同产品,并为将来的产能调整做出合理规划。

整座工厂的运行,都是基于这些数据基础,ERP(企业资源规划)、PLM(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MES(制造执行系统)、控制系统及供应链管理,全部实现了无缝的信息互联,工厂数据还能与德国生产基地以及美国的研发中心进行数据互联。

中国制造业标杆处于3.0阶段

与从制造端走向信息端的德国工业4.0不同,在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副院长石勇看来,“中国制造2025”混合了德国和美国工业互联网的理念,一些领先型企业在进行探索,互联网企业和制造业企业加强合作,推进两化融合。

据石勇介绍,上汽和阿里巴巴签署“互联网汽车”战略合作协议,加强信息化技术应用和导入;华为在2016年和库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为中国工业市场开展智能制造方案;青岛红领通过探索努力,成为服装生产领域智能制造的标杆,这些都是互联网和制造业融合的典范。

但整体来看,中国制造业目前基础方面还不够强。特别是传统的基础材料、基础技术、基础工艺和技术平台。而智能制造又要求和信息技术结合,像传感器、工业软件、工业互联网和工业大数据等新问题或是未来发展的瓶颈。

电气化普及、自动化推广、智能化示范,这是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战略与规划研究所副所长张燕对我国制造业的整体评价。两个指标数据能够直观展现: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与设备数控化率。

世界机器人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大陆地区的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仅为36台/万人,不到韩国的1/13、日本和德国的1/9、美国的1/5,而且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4.5%。从机床的数控化率来看,中国生产的机床,数控化率仅为25%,而日本2012年的机床数控化率已达到88%。中国目前的水平仅相当于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水平。

“国内没有什么公司可以拿出来作为标杆。”亚洲制造业协会、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联盟首席执行官罗军认为,即便备受推崇的海尔集团,还是传统产业,离工业4.0的要求很远,跟西门子比差距非常大。“我们过度关注生产环节,研发领域落后,没有真正引领全球行业发展的企业。”

企业也有“自知之明”。去年9月,工信部公布了2015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名单,入围项目共46个,涉及38个行业、21个地区。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示范项目位列其中。

长虹方面也认为,自身与西门子等顶尖的世界工业4.0企业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德国更专注于创新工业科技产品的科研和开发,以及对复杂工业过程的管理。在设备和车间制造工业方面基础很好,在世界信息技术领域的能力水平很高,在嵌入式系统和自动化工程方面也有非常专业的技术。”四川长虹企划部部长刘海中说。

这些榜上有名的企业,在赛迪研究院装备工业研究所所长左世全看来,还处于数字化的发展阶段,也就是德国所称的工业3.0,它们还在打通纵向集成的问题。其中,极少数企业正攻关网络协同制造的难题。工信部已公布的2015年和2016年的智能制造示范试点项目共109个,只有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申报的C919飞机网络协同制造试点示范、泉州海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纺织服装网络协同制造试点示范两个项目。

工业互联网最具商业价值

中国企业如何达到智能制造要求的目标?

不要把智能制造当成技术活。同济大学教授、工业4.0-智能工厂实验室主任陈明建议,中国企业要把产品、装备、生产、管理和服务都考虑在内。德国人认为,工业4.0首先要精益生产、精益管理,这样实施才会高效,德国企业也基本这样做。

刘海中也认同这一观点。据其介绍,长虹理解的智能制造,不仅仅是单纯以机器人、自动化设备、信息化等技术手段武装工厂,来满足内部制造效率的提升。更需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将消费者的需求作为智能制造的最高标准,反向考量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从而实现大规模个人化定制全新的商业模式。

陈明还告诫中国企业不要太着急,实现工业4.0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况且,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其它地区(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工业4.0都还处在一个探索阶段,尚未出现真正实现工业4.0的企业。

张燕表示,即便是西门子安贝格工厂,仍自称处于工业3.6~3.8之间。按照德国弗朗霍夫研究院,提出工业4.0概念的机构的预测,大概15年后,真正实现工业4.0的企业才会出现。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不要迷信工业4.0。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冲压设备和数控机床。该公司利用西门子的系统来提高生产效率、质量和可靠性。不过,该公司副总经理张世顺却提醒企业,工业4.0、“中国制造2025”不是灵丹妙药,很可能解决不了企业目前面临的问题。有些问题,企业可能更需要从内部管理入手,想办法找到并解决问题。

而打算使用智能制造模式的企业要学会“眼高手低”。张世顺建议,国内企业要系统规划、分步实施,把握好目标和整个发展趋势,“眼要高”;但真正要做的时候,需从最基本的东西做起,“手要低”。

这也是波士顿咨询公司给中国企业的建议,做好基础的东西。新技术无法绕开制造业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譬如生产规范化、有效的设施维护、人员的技能水平等。

在左世全看来,工业互联网对企业来说最具商业价值。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需要不断的资金投入。工业互联网则是通过服务增值来获得收益,企业利用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帮助用户更好地使用产品,获取更多价值。这种方式虽然前期也要投入,但后期成本会越来越低。

他举例说,北京一些纺织机械制造商,将出售给客户的纺织机械用物联网连接起来,关注产品的运行情况,减少客户的维修和运营维护成本,并向客户收取相应费用。

成都离奢华有多远? 篇9

一颗超过28克拉的钻石饰品在某国际知名珠宝商新年酒会上亮相,据称此粉钻价值8000万元人民币。在酒会现场的一角,还附带展示了100多枚克拉钻,总价值据称也超过了2000万。在一片尖叫声和相机连续发出的“咔嚓”声中,所谓的“绝世粉钻”项链只在一名模特的脖子上停留了5分钟,就直接原路空运送回。“现场可能只有相机才看清了钻石的真面目,因为人眼还来不及看到,展示就宣告结束了”,一位到场的人士笑言,“也许,这样正好符合展示方所预期的神秘感吧。”

对于这合计有1个亿的奢华展品“事件”,人们其实更津津乐道于它“全副武装”的复杂的押运过程和保安设施,媒体和策划人更倾向于把它看作一次珠宝商的“活体广告”——为了这次展示,该珠宝商除了购买高额保险费用外,还邀请了有丰富经验的押运公司,支付了非常高的押运费用。

“我也买过一些钻石,但这么漂亮的从来没有见过,也买不起。”酒会现场,不乏资产千万的富翁,但被问及是否想拥有这样一颗钻石时,他们都笑而却步。

的确,似乎在突然之间,成都就奢华起来了。奢华起来,指的不仅是越来越多进军成都开设旗舰店的高档消费品品牌,也不仅是多个类似于上文那一幕的奢侈品展览乃至峰会等。成都作为全国著名的消费中心之一、旅游休闲定居的首选城市标杆,相比后起的直辖市重庆,它一直都拥有全西南最领军时尚潮流的地方身份。

今天的关键在于,这个城市的心态,也一下子奢华了起来。

不久以前,你还可以听到这个城市的人们“名牌”、“名牌”的谈个不停,可似乎就是一夜之间,大家都开始改用“奢侈品”这个看起来更有震撼力和吸引力的词汇了。一个城市惯用词汇的改变无疑反证了一个城市心态的改变,如今去探究一下所谓的奢华成都,无疑是在一个正确的时间,一个正确的地点,做一件正确的事情。

成都的奢华编年史

2007成都加速奔向奢侈最高级

1984年,瑞士雷达来到了成都,在亨得利开出第一家专柜。成都亨得利副总经理余鸿章回忆当时的情景:那个难觅进口产品的时代,享用进口产品成为一种奢侈生活的表象。而雷达手表,也成为在中国西部奢侈品观念的先行者和开拓者——手表也因此成为奢侈品在中国、在成都的第一个代表,独领风骚。直到今日,它依然是人们谈及奢侈品时最直接的思维链接和反应,并因此以每年高于30%的速度增长。

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年里,CARTIER (经销商代理)、SalvatoreFerragamo、万宝龙、LV以及一些瑞士手表开始在成都试水。几个品牌在成都商场、酒店零星布局,揭开了成都奢侈消费的序幕。在先行者的带动下,迈入21世纪后,各大奢侈品牌开始聚焦中国西部,经过比较和市场调查,他们不约而同地锁定了成都。

2004年,PRADA、GUCCI相继在蓉开店,尽管只配备皮具类商品,但三大奢侈时尚巨头(LV、GUCCI、PRADA)的齐齐进入,确认了成都作为中国西部奢侈消费重镇的地位。

2005年,CARTIER高调开出在中国的第10家直营精品店。随后,世界殿堂级腕表江诗丹顿、VERSACE等一批国际知名品牌相继落户。2006年,LV、VERSACE开出成都二号店,FENDI、TODS、DIOR、LOEWE等世界顶级时尚品牌纷至沓来。成都,从此有了一个别称:中国新兴的奢侈品集散地。

一年之后,CARTIER成都店一岁生日当天,华中区总经理简雅汶女士来到成都,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感受:“成都给了CARTIER太大的惊喜!成都必将成为世界顶级品牌继上海、北京之后争抢的新战场。”

是其它品牌闻到了CARTIER成都硕果的香味,还是兰蔻单日单店销售达到130万的数据轰动了全国,亦或在上海也仅一家店的LV毅然要在成都再开第二家店的消息震惊了奢侈品行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时间,成都这个奢侈高地在2005年预热,2006年起跑后,2007年6月,伴随着EMPORIOARMANI美美力诚店开业、BVLGARI仁和春天盛大揭幕,成都奢侈迎来拐点,直线跃升。当年6月1日,EMPORIOARMANI在美美力诚优雅开业;时隔两周,世界顶级珠宝品牌BVLGARI盛大开业轰动全城;接下来,GUCCI要在美美力诚新店里出售时装;7月19日HERMES精品店将推出该品牌14个全系列产品;落户西武的DIOR也在考虑着将高级成衣运往成都……随着Tiffiny&CO.新店的开出,包括CARTIER、BVLGARI在内的世界三大顶级珠宝品牌在蓉城的聚首,令成都阔步向奢华塔尖迈进。

这批顶级品牌的即将落户,势必让成都奢侈品市场的体量迅速膨胀。从仁和春天、美美力诚这两家“奢侈卖场”的销售业绩来看,成都这个国民GDP并不突出的城市,很多奢侈品销售不低于上海、北京等一级城市。宝珀表中国区总裁廖昱就曾表示:“在奢侈品的消费能力上, 成都与北京、上海几乎一致”。而据了解,登喜路Dunhill成都店曾连续创造出以38平方米的店面,年销售额却高达1000多万的业绩,同样, 成都Ferragamo店的业绩也稳居全国前三位。 2006年,来自成都及四川的奢侈消费人群就占到了中国目前近2亿奢侈品消费人群的1/22,且成都的增长幅度均高于全省、全国,零售总额也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首次排到第三位。

纵观成都的奢华编年史,可以看出,成都奢侈市场的升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品牌数量的激增所带来的扩容;二是由量变引发的质变——消费品类的价值剧增。消费力有力地推动了市场的进程。

奢华也有学术符号

真正奢华的距离其实非常遥远

2007年9月,CARTIER高层在其成都专卖店开业时曾说,奢侈品牌都有一个明确的发展计划和战略的地图,城市零售总额超过千亿的7个大城市,是品牌开设旗舰店的首选市场,是1号高地;城市零售总额大于五百亿的有15个城市,则是2号高地,宜开设专卖店和精品店;而成都,当然属于后者。品牌专卖店的模式终究还是最对成都人的胃口。在这阵热潮中推波助澜的,自然是那些赫赫有名的品牌制造商,他们不但把中国的旗舰店开在了成都,有的甚至还把产品的全球首发会放在了成都。

品牌的集结,不仅是商业的成就,更有是世界文明的汇合与碰撞。应该说,在这个开放的时代,在学习、认同、接受之中,奢侈品的消费者和消费观念必将厚重和丰富成都的城市文化。可是,当大家开口闭口大谈特谈“奢侈品”的时候,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够说清楚奢侈品是什么呢。因此,在此先探讨一下“奢侈品”的概念是有必要的。

“奢侈品”,做一个拆字游戏就是“奢侈”+“品”。“奢侈”这个词汇出现得很早,《国语》中便有“及桓子,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略则行志”这样的说法,奢侈这个词在中文中是一个很明显的贬义词,一般作“挥霍浪费钱财,过分追求享受”解释。虽然你也可以直接把“奢侈”的含义加上“品”来作为奢侈品的理解,不过我相信时下大多数人所谈的奢侈品,实际上指的是英文中的luxury。什么是Luxury?英文中的luxury的含义大致有三个重点:好的、贵的、非必需的。

在“贵的”、“非必需的”这两个特性下,我相信众多在成都使用着“奢侈品”或者仅仅是这个概念的人们并不会有太多的异议,但是在“好的”这个问题上,我相信不同的人便会有不同的理解。Stanley Marcus,这位昔日美国精品店Neiman-Marcus的老板在其经典著作“Quest for the best”中再三强调的是所谓“奢侈品”的品质,尤其是那些名家手工制作,堪称艺术品的产品;而对于经济学家Thorstein.B.Veblen来说,其经典著作“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则更强调的是所谓“炫耀性消费品”的概念。那么时下的成都,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着“奢侈品”这个概念的呢?笔者相信更多是属于后者,由于这个原因,成都的仁和春天、美美力诚这两家百货几乎就成为了符号性的消费场所。当众多所谓小资们在炫耀他们白色纯棉的衬衫时,你只要甩出一句“我逛美美与仁和就像逛我家后花园一样”,就立刻可以和他们拉开差距,树立其高端的形象。事实上,无论是内部的装潢还是灯光的配备,美美与仁和从来就是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形象,让没有足够“子弹”的人士根本不好意思随便踏足。BVLGARI的公关经理也从市场细分的角度认为:奢侈品分为四个层次。市场最大最基础的一层是化妆品;之上是皮具;再上是高级成衣;最塔尖则是珠宝和高级腕表。BVLGARI的开店,原因就在于成都超级富豪群体认为高档的珠宝、时装才能凸显他们的社会价值和地位身份。

“如今中国一线大城市的‘奢侈品’概念,不过是早年‘名牌’的升级换代说法,等而下之的,就可称为‘暴发户炫耀性商品’——如同Stanley Marcus这样真正懂得哪样的产品才是真正质料上乘、工艺精湛的好产品,并且孜孜不倦地去追求的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不会成为主流。”一直关注内地奢侈品文化的《Mangazine》资深专栏作家Tawen如是说。

当然,只是不少人,而不是所有人。那些每年热衷于去香港、上海甚至是纽约、巴黎、东京购物的人们还是会清醒地意识到成都的奢侈品市场与这些城市的差距,他们会详细地告诉你,成都距离他们究竟有多远。同样的旗舰店,同样的名家室内设计,也许就感观而言,成都可以给你和其他城市完全一致的感觉,但是当你真正开始购物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成都出售的商品款式是多么的匮乏——如果仅仅是匮乏已经是万幸了,如果你遇上一个拙劣的内地销售者,那么可能在成都的旗舰店中根本无法找到当季新品的精髓。不仅是商品本身,销售这些商品的人员素质同样也不可同日而语。一家在大中华地区代理大量知名品牌的代理公司的总经理曾经很直接的对此进行过比较,成都的销售人员的素质比其他城市可能已经好上许多,但所谓的好不过是比“几乎没有合格”的好,“有一些合格”的而已。如果说一线销售者的素质离合格尚有距离,那又从何谈起真正奢侈的购物服务呢——在Brooks Brothers的纽约店,为你服务的那位老人家可能是为美国金融大亨JP.摩根家族五代成员服务过的资深sales,在成都任何一家富丽堂皇的旗舰店中,有可能找到同样级别的吗?

我们离日本有多远? 篇10

几年前,我曾去过日本。我们一行9人从广州新白云机场起飞,3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大阪的关西国际机场。如果从上海起飞,只要一个半小时。如果从大连起飞,只要一个小时。

从地理距离上看,我们的确离日本很近。

从文化上看,你到日本,到处能看到汉字,它的标识系统,你能看懂七八成,上洗手间、找楼层,你基本没有太大问题。

为什么中日民众的心理距离比美国还要遥远?因为他们在心理上已经脱亚入欧,而我们在和日本人交往时,因为两国特殊的历史和恩怨,比和美国人交往还要有障碍。

你看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大学的创始人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你就明白日本人已经是香蕉人——黄皮白心。而我们中国人,在他们眼里已经是落后的民族。

看看福泽谕吉《脱亚论》所写:“我日本国土地处亚洲之东陲……然不幸之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两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在此文明日进之活舞台上,论教育则云儒教主义,论教旨则曰仁义礼智,由一至于十,仅以虚饰为其事。其于实际,则不唯无视真理原则,且极不廉耻,傲然而不自省。以吾辈视此二国,在今文明东渐之风潮中,此非维护独立之道。若不思改革,于今不出数年,必亡其国,其国土必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无疑。”

1894年甲午一战,开始印证福泽谕吉关于中国的预言。

真是一声叹息!

干净背后的力量

去日本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干净!花儿朵朵软件的马总去过基本所有的欧美的唐人街,发现日本的唐人街最干净。

日本不仅仅是大城市的主干道干净,连小街小巷都特别干净。日本一家学术出版社的老板晚餐后带我们去他的出版社和书店,在东京大学大门的正对面,要穿过一条小巷,当时还是晚上9点半,里面也是特别精致和干净。

难道日本仅仅就是比较干净吗?这干净背后难道真就那么容易吗?

干净和贫富没有必然关系,和追求完美有关。一个人就算穿一件打补丁的衣服,也可以干干净净。

我小时候,应该是30年前,中国应该是很贫穷吧,我们村就有几家人比较干净。为什么这几家人干净?因为他们的女主人爱干净。结果,我们村,也就这几家人有出息,孩子都考上大学,都成了才。

干净代表一个习惯,一种追求。广岛亚运会,开幕式结束时,全世界的人发现,数万日本人退场后,在体育场里,居然没有发现一张丢掉的废纸!

再给大家讲一个朋友的故事,他在日本三菱重工工作,卖印刷机给大陆的印刷厂,他有一次带一个国内印刷做得比较大的老板去日本参观,这个老板也做得比较大,发展得很快,有点志得意满。参观时,日本人让这个老板进印刷厂前把鞋脱了,当他从印刷厂出来,发现白色的袜子居然还是白色的,整个印刷厂全部是自动化生产,就没有几个工人。

我带队参观了东京的一所初中,他们的学校也特别干净,我们一进去需要换鞋,每个人有一个鞋柜,上面居然预先写好了每个参观团团员的名字。

地铁里可怕的皮鞋声

我们住在东京的京王酒店,附近就有一个很大的地铁交换站,你早上来到这个地铁站,你看见洪水般的却非常有序的人流,基本没有人讲话,更没有人大声讲手机,你只能听见可怕的皮鞋声。

日本人做事是以不给别人添麻烦、不影响别人为原则,这已经成为他们灵魂深处的东西,已经完全内化了。

日本的教育和我们有什么区别?

我弟弟媳妇的姐姐晏青一家在日本已经7年,他们的孩子也在日本上幼儿园,我们晚上在一起聚会,我就特意问他们:日本的教育和国内的教育有什么不同?

晏青告诉我:日本人特别重视幼儿期的教育,所以很多母亲生了孩子之后辞掉工作全职带孩子,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孩子三岁前是幼苗期,特别重要(中国也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旦孩子的成长出现问题,特别难修正。而且日本人认为:让男人工作更勤勉一些,强度更大一些,收入更高一些,让母亲回归家庭,等孩子3岁后再上班,对社会效率没有任何影响,但对下一代的成长特别有利。

另外他们对孩子培养的一个原则就是:七分饱、七分暖。他们基本不让孩子吃得太饱,也不怕孩子穿得太少,秋天孩子穿个单衣在外面玩水他们也不怕孩子受凉,所以你在日本基本看不到胖子。

另外,孩子生病一般不像中国一样动不动打吊针,他们认为孩子有很强的自愈能力。

日本人均寿命是全世界第一,这也说明日本人卫生条件、医疗条件、生态环境、饮食习惯、体育运动都做的很好。

日本的幼儿园特别干净,孩子一到幼儿园就要换鞋,不让鞋子上的尘土带进学校。

另外,我感觉日本的学校特别重视校服,他们的校服也特别漂亮,式样很多,做工很好,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重视校服?他们的回答让你耳目一新:

一个人穿上制服,就是要告诉它: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任何一个人穿制服干坏事内心总有一种不安。

我带队参观了东京的一所中学,和他们的校长、教务长、心理辅导老师座谈。

日本的中学特别重视动手能力,家政、缝纫、空手道、体育、兴趣班全部开设,心理辅导老师导入学生的日常学习,因为他们发现很多孩子很早就有心理问题,所以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个专职的心理辅导老师,我参观的那所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正好是一个华人,我就问了她无数的问题。

日本中学特别重视武士道课,他们每个学校都有专门的武士道馆,也经常有相关的比赛,他们认为,武士道课能培养孩子坚强的品格,永不服输的精神。

没有比敬业更好的爱国主义

在日本接受最多的就是日本人的鞠躬,据统计,一个日本百货公司电梯口的迎宾员,一天要鞠2500个躬。

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非常明白,要天天这么鞠躬多么不容易,支撑他们这么常年累月做的是他们视敬业为天职的理念。

如果我明天下一个命令,公司的保安明天开始给来公司的客户鞠躬,明天他们可能能做到100%,后天他们可能就打95折,大后天他们打90折,最后不了了之。

我有一句口头禅:没有比敬业更好的爱国主义。

一个老师,爱你的学生,这就是爱国。

一个编辑,出没有校对差错的书籍,这就是爱国。

一个警察,保一方平安,把本职工作做好,这就是爱国。

一个清洁工,把它负责的地方搞得干干净净,就是爱国。

在网上做一个爱国主义者,不用付出成本和代价,太容易了。我要问他一句:你本职工作怎么样?这是分辨一个真正爱国主义者的放大镜。

我们离日本有多远?

很多没有去过日本的朋友问我: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到底离日本有多远?

我就反问他:中国足球队离欧美强队有多远?

他就说:就单个队员的技战术水平、体能来讲,好像水平很接近,但整个队一旦上场打起来又好像差得很远,因为根本就没有赢的机会。

我说:你这就讲对了,中国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差距,就好像中国足球队和欧美强队的距离,感觉差得不远,但实际差得很远。因为人家已经霸住位了,你要接近还容易,你要超越很难。

我们的生活水平上去了,生活品质没有上去,我们的生活品质上去了,生活品位没有上去。

我当时就讲了一个例子:中国很多老板也能买奔驰车当座驾,但是永远不要忘了,坐奔驰的民族和造奔驰的民族绝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你有100多万人民币你就能买一部奔驰S320,但你要造出同样价格性能比的奔驰车来,投资100亿下去,也未必能。

我这次也特意参观松下研究院,发现中国制造的一些幻觉。

很多商品背后印有Made in china,但其实很多是组装在中国,设计不在中国,品牌不在中国,核心元器件不在中国,制造工具、机床不在中国,市场渠道不控制在中国,还有,很多精密制造也不在中国,更不控制在中国人手上。

我参观了日本出版业最大的一家物流中心,他们的配货差错率居然控制在万分之二以内,这个差错率相当于:你在一本新华字典里找到一个错字。

双重股权离中国有多远 篇11

关键词：双重股权；公司治理；控制权私利；公司法

一、双重股权概述

（一）双重股权结构的概念。一般而言，伴随着公司对外发行股票，股权也被不断被稀释。根据资本多数决理论，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权很可能在一次次的融资与股权稀释中丧失。此时管理层就面临着失去控制权和缩小融资规模之间的两难选择。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一些公司所有者选择在上市前把股票分成两种类型，A股公开对外发行，能够自由流通，但是每股拥有一个表决权。B股对公司管理层发行，通常是创始人或大股东；B股不能上市流通，但每股拥有数个表决权，于是形成了双重股权结构。

双层股权结构的目的是放大内部股东所持股票的投票权，这样即便经过多轮融资，管理层股东也能保持较大的控制权。化解了企业上市融资过程中创始人的控制权丧失的危险。如此可以使股权被稀释的管理团队依然保持对企业的控制，使得具有良好成长性的企业更有上市的积极性并最终惠及公共投资者。

（二）双重股权结构的实践。最近热议的例子是阿里巴巴集团。阿里巴巴集团本来希望在香港上市却遭到拒绝，因为其采取了特殊的“合伙人”制度。“合伙人”制度规定：由“合伙人”提名董事会中的大多数董事，而不是按照持股比例分配提名权。而当选“合伙人”的标准是“在阿里巴巴工作五年以上，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高度认同公司文化，并且对公司发展有积极性贡献，愿意为公司文化和使命传承竭尽全力。”可以认为合伙人实质上大多数就是阿里巴巴的创始层与高级管理层。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认为“合伙人”制度类似于双重股权结构，与香港“同股同权”的上市规则不符。最终阿里巴巴将上市地点改为给予公司治理结构更大自治空间的美国。

尽管阿里巴巴坚称合伙人制度为其独创，但笔者认为，该制度的实质近似双重股权结构。阿里巴巴集团最大的两个股东分别为雅虎公司和日本软银公司，其分别拥有阿里巴巴集团24%和36.7%的股份，共计超过60%。但根据其合伙人制度，雅虎及软银没有选举多数董事的权利，而公司创始人团队却能够不根据持股比例，直接通过选任大多数董事来控制公司。

在阿里巴巴之前，京东在美国上市时明确表示选择双重股权制度，并且特别规定，在刘强东缺席的情况下董事会无法召开正式会议，刘强东由此加强了对京东的绝对控制。百度公司、人人网等也通过在境外上市的方法使用了这种股权结构。

这一股权结构在世界很多国家获得法律保护，受到上市公司欢迎：以美国为例，1995-2002年间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中，有6%的公司具有双层股权结构，而这些公司的市值占2002年全美上市公司总市值的8%。从特征上看，这些企业多为互联网和媒体领域的创新型企业或家族式企业，公司的发展与创始人与管理层息息相关。

二、双重股权结构的利弊之争

（一）双重股权结构对现实需求的回应。魏勇强在《双重股权结构是公司资本结构的合理选择吗》一文中调查了在多伦多股票交易所被评为最优的200只加拿大股票，并且结合Bohmer （1995）对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样本分析，发现美国的双重股权公司在规模和寿命方面比单一制股权公司长，业绩和成长力也更为优良。具体而言，双重股权结构突破已有公司治理结构会带来以下好处：（1）稳定公司经营，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双重股权结构，符合风险配比法则。资本多数决的前提之一是假定每个人的能力相同。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相比之下，创始人通常能力更强，对公司发展最为了解，对公司的感情也最为深厚；相比职业经理人往往更看重公司的长期利益；相反，公司的管理者如果不掌握控制权，则极有可能产生急功近利的心理，错误追求短期效应，对公司未来的发展不利。（2）降低人力资本成本。经济越发展，人力资本相对实物资本就越重要，特别是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先人物。通常高效运营的公司都需要管理层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进行磨合，形成适合公司的特定技能与经验。改换这样的管理人员，对公司和个人都是极大的损失。而双重股权结构通过赋予更高的控制权增强了管理者在企业中的归属感与自身的责任感，能够有效激励和保障公司管理层进行人力资本投入。（3）有效抵御针对公司的恶意收购。双层股权结构使得能够收购的股权并没有足够的表决权以达到更换管理层的目的，而具有足够表决权的股权又不可转让，那么潜在收购方收购的动力将大大降低，敌意收购的减少将有利于公司有更多精力注重自身的经营。（4）双重股权是证券市场定价功能得以实现的结果。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Daniel R.Fischel认为，公司的具体情况不同，采取的融资方式也不同，交易规则的整齐划一会增加公司的融资成本，不利于公司发展。“一股一权的强制性规定，有可能使公司失去实行某些刚好能满足各方特定需求、达到彼此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的机会。”双重股权结构能够有效平衡证券市场不同投资者的投资目的，使有能力与经验管理公司的人得到控制权收益，以分红为目的的中小投资者得到财产收益，提高了证券市场的交易效率。

（二） 双重股权结构引发的担忧。（1）较高的代理成本和融资成本。传统理论认为，剩余索取权应与和表决权相适应，否则将带来代理成本上升，进而导致低效。双重股权结构意味着投票者无法获得等同于其表决权比例的利益份额，也无须按其表决权比例承担可能造成的损失，②那么他们很有可能怠于行使权利，或因失去约束，做出违背公司利益的决策。在此基础上，只能购买普通投票权股票的外部股东将预期到拥有较大实际控制权的内部股东更可能会牺牲外部小股东的权益来获取个人利益。这种预期会降低其对公司股票的估值，从而影响到股价。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来融资的目的会受到影响，融资成本也间接上升。（2）双重股权结构违背理性人假说。不完全理性理论说明，不存在完全理性的经济人，那么把公司托付于创始人及其团队也可能产生道德风险。在双重股权构造的“集权”环境中更是如此。在单一股权结构下，董事会和董事是全体股东与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连接点，对上负责，对下监督。但在双层股权结构下，执行董事与高管的界限几乎消失，他们不但享有超级表决权，而且掌握着独立董事的任免权。长期以来形成的分权制衡结构遭到破坏，公司内部制约监督的功能变得无效，股东滥用控制权的几率将大大提高。研究表明，双重股权结构下超额控制权的内部人更容易在追求私人利益时牺牲股东利益。（3）有效监督减弱，公共成本上升。制度经济学认为，外部控制权市场能够迫使经营者减少代理成本。而在双重股权结构的设计中，公司尽管大大降低了被恶意收购的风险，却也丧失了外部控制权市场对公司的制约与反向激励。加之董事会对高管的界限消失，导致事前监督无力，那么一旦出现利用控制权侵害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公众投资者只能在事后向公共部门寻求救济。原本由董事会承担的监督职能实际由公共部门承担，这无疑会加重公共部门的负担，使双层股权结构的成本外溢到第三方。

三、双重股权结构离我国有多远

在制度层面，我国公司法坚守一股一权制度。但笔者认为这是有必要的。不可否认，双重股权结构在国外能够顺利地实行，与其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以上所述的双重股权结构可能带来的隐患在不健全的市场环境中无疑更容易出现。而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建设还不完全，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措施也不够完备。当然，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在海外采用双重股权的结构上市的确对我国公司治理模式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而目前我国公司法和其他法律制度也正在相关的调整。

首先，在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适用上，放开了关于表决权的强制要求。《公司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赋予了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公司章程赋予自己设定表决权种类的权利。诚然，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封闭型的公司类型，人数较少，且一般建立在股东间的信任关系之上，很少涉及对公众投资者的保护。但这一规定也不失为一个股权改革的积极信号。其次，2014年3月证监会公布了《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有权发行在利润及剩余财产分配方面优先于普通股股东、但在特定事项上出席股东大会进行投票时受到限制的股票，更是一个明确的放松信号，虽然没有打破“同股同权”的性质，但表明了我国在投票权改革上的态度。此外，现行公司法还明确赋予了代理投票协议的合法性。我国公司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虽然每股拥有的投票权是相同的，但事实上，希望掌握控制权的创始人或管理层的大股东可以通过代理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的方式增加自己的表决权。

公司法的新规定让我们看到了股权制度改革的希望，但与此同时，我国在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和监管制度方面应该同步改革的地方还有很多。例如集体诉讼制度的空白，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也尚未扩大到证券交易领域，而相应的监管制度也缺乏规定。以上制度虽然未必都可以完全适应当下我国的国情，但类似制度的缺漏仍是我国股权结构改革中的绊脚石。

四、结论

综上，笔者认为，即便双重股权结构对创新型公司的发展有很大的激励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下我国应急于开放这一制度。贸然允许双重股权结构的适用而导致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实属得不偿失。我们应欣慰地看到，我国在股权结构的改革上正在不断改革，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小股东保护制度更加亟需健全。此外还应建立健全纠纷解决和投资者损害赔偿机制，进一步提高市场透明度，建设全面的监管体系，使资本市场能够更加健康、有效地运行。只有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我国才能逐步放松对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管制，迎来更丰富的公司治理模式和股权结构，最终提高我国公司治理能力与证券市场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徐向艺.《公司治理前沿问题研究》[J].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年版.

中国企业离创新有多远 篇12

本故事的主人公戴锡宝正是这家同时在纽约、香港和上海三地上市的中铝股份公司的内审部副总经理。在采访开始时,戴锡宝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先给记者讲了一个《扁鹊与齐桓公》的故事:

扁鹊是战国时期的名医,齐桓公认为扁鹊的医术无人能出其右,而扁鹊解释说,自己的医术在兄弟三人中最低,因为大哥在病人发病前就能发现并治好,因此没有人觉得大哥医术高明;二哥善于在发病初期将疾病治好,旁人往往觉得是由于疾病不严重才容易医治;而扁鹊只能在疾病症状较严重时才能判断用药将疾病治好,但却因为经常是救人于危难,被老百姓奉为“神医”。

戴锡宝说,企业的内审工作与扁鹊治病道理相同,虽然大家都明白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又不如将问题化解在萌芽之前,但能将问题解决在萌芽之前并不容易。而自己在中铝股份公司这家国有控股企业要做的正是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对于这个需要比扁鹊“医术”还要高明的岗位,具有14年财务生涯的戴锡宝现在已是得心应手。但是我们很难想象,30岁之前,他还是一个北大哲学系出身的大学老师!而自己所教授的哲学课程也与财务和审计毫无瓜葛。这个跨行业转型的故事还需要我们从头说起。

高考改变命运

文革开始的第二年——1967年,整个中国处于一个动荡的非常时期,三岁的戴锡宝在国家“三线建设”大旗的号召下,不得不随父母离开了自己的出生地北京,走进湖北宜都的山区,在那里开始了自己有清晰记忆的童年。

这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在纷乱、无序的政治环境下,每个人都小心翼翼,无意的一句话甚至家里养的母鸡都有可能成为别人政治攻击的理由或目标。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为冷漠,这让童年的戴锡宝备感压抑。

戴锡宝在家里排行老四,他六岁开始在军工厂的子弟学校上小学,当时的子弟学校由于依托大企业,教学条件比社会学校要好一些,甚至有自己的图书馆,这给从小就喜欢读书的戴锡宝一个宽阔的思想空间,他从这里开始接触各种文学流派的熏陶。

7岁那年,戴锡宝有机会和家人在假期回过一次北京,由于母亲是北京人,所以戴锡宝感觉像是回家,感觉自己的根还在北京。期间母亲曾领着戴锡宝从北京师范大学的门口经过,他在向里面张望了几眼后,一个念头一闪而过,感觉总有一天还要回到北京,但是在文革的热潮中,没人知道自己的命运轨迹将会向哪里发展,没人知道回京的这个时间点会在哪里出现!

似乎在那个时候,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高考,否则自己将不得不成为一个待业青年,其后最好的出路可能就是进工厂,成为一名技术工人。父亲就是八级锻工,作为厂里的高级技术人才,工资甚至比厂领导还要高,但是戴锡宝不想再重复父亲走过的路,他知道,外面还有一个更精彩的世界在等着他。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这让还在读初中的戴锡宝看到了希望。1 980年,1 6岁的戴锡宝第一次参加高考,结果全校被剃了光头,无一上榜。当时全国大学的录取比例是3%左右。

厂里为了争口气,把连同戴锡宝在内的五名同学,送到社会上一所较好的学校复读。为了跳出这压抑的生活圈子,戴锡宝给自己的压力很大。他当时横下一条心,极为刻苦,中午不睡觉,困了就在脸上抹风油精,苦苦地熬了一年。付出的努力在第二年终于开花结果,戴锡宝的成绩是宜昌地区文科状元。

高考前,戴锡宝曾在电视上看到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在北大讲课,自己也遐想如果能有机会在北大上学,聆听这样大师级的人物讲课,那是何等幸事!

戴锡宝的高考成绩让他的梦想成为现实,老师极力主张戴锡宝填写北大的志愿,湖北省每年大约有20多个上北大的分数线,如果成绩排在前面的考生志愿有差异,上北大极有可能。老师认为这不仅仅是戴锡宝的个人荣誉,也是学校的光荣。当北大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躺在戴锡宝手里的时候,全家人兴奋不已,戴锡宝终于找到了自己人生第一个主动选择的拐点。

戴锡宝说:“人生中经常有一些梦想,当你向这个方向不断努力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变为现实!”

“混”在北大

“17岁上北大,一个宿舍,八张床,七个兄弟”。戴锡宝开始了被自己戏称为“混在北大”的求学生活。

从走进北大前的“考试机器”,到进入北大后相对宽松的生活节奏,戴锡宝一下子有失去紧张感的茫然。北京、北大让十四年后重新回到北京生活的戴锡宝感到新鲜。当他有了对时间的支配权和对兴趣的选择权时,自己却失去了方向感,“上课、踢球、打扑克、看小说,成绩不是最好,但也没有落在后面”。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就业,戴锡宝说大学四年自己没有去过多考虑,因为那时候还是国家包分配,自己只是在北大随波逐流。1985年,在面临读研还是就业选择时,“看别人考研自己也就跟着去考研”。戴锡宝回想起来说:“当初纯粹是跟风考试,北大的学生就是不怕考试,结果自己又上了北大的哲学研究生。”

对于三年的读研生活,戴锡宝说:“这时属于自己的时间更多了,专业研究领域更加细化了,像费尔巴哈的著作自己慢慢能读懂了,老师让写读书心得时,自己也能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但和逐渐在全国蔓延升温的经济热潮相比,这些“心得”又让他觉得不能“脚踏实地”。眼见身边经济类专业的研究生都去企业做事,而一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个体户都靠倒买倒卖致富,这让整天研究哲学的戴锡宝感觉心有不甘。他迫切希望找到一个投入经济热潮的切入点。

从哲学开始转航

戴锡宝开始对当初的选择有些后悔,在别人眼里北大哲学硕士研究生的光环很美,但是自己却觉得越来越没有意思。为了为转行做准备,除了涉猎文哲类书籍,他开始阅读经济类丛书。当时风行的一套《走向未来》丛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当时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差异,对他影响很大。直觉告诉他将来要从事与经济相关的工作,而不是坐在研究所里搞哲学研究。他说:“当时觉得,如果坚持在哲学这条道路上走下去,自己最终会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边缘化。”

硕士毕业后,24岁的戴锡宝主动选择去首都经贸大学(当时名为“北京经济学院”)当老师,他的想法是在经济类院校工作有机会阅读经济类书籍。除了给学生上课之外,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听其他老师教授的经济类课程上。戴锡宝这时的目标已经很明确,就是要为将来的转行做好准备,重新塑造自己的未来。

1 991年,戴锡宝第一次听说了ACCA考试,当时是一名会计系的老师来找他帮忙,请外语很好的戴锡宝为自己翻译一些考试用的英文资料。结果戴锡宝被对方误导,以为自己学哲学专业就不能参加ACCA考试,这多少让戴锡宝感觉有些失望!

哲学专业背景的确给戴锡宝带来不少苦恼。瑞士信贷银行当时在北京招聘一批英文好的经济类人才,戴锡宝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却因为自己不是经济类专业而落马。

考试不准、应聘不成,正当戴锡宝郁闷之际,一位同事给了他一个重要信息,一家名为柏德豪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要在国内招聘培训一批会计人才,被选中者有机会留在这家全球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这让戴锡宝动了心,决定再去试试。

面试的考官是位香港人,刚刚用英语交流了几句,对方就对戴锡宝的英文水平之高感到惊奇。他向考官表达了自己对经济和会计的强烈兴趣,自己几年来的英语学习和经济学知识积累都是为此做准备,这得到了考官的赞赏并顺利过关。

从外部审计开始“下潜”

1994年戴锡宝终于实现了从事经济工作的理想,在柏德豪三年的培训结束后,他成为一名国外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三年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与柏德豪合并,戴锡宝进入德勤工作,跨入了全球顶级会计师事务所。

人总是这样,当自己对一项工作精熟之后,就失去了挑战和兴趣,戴锡宝觉得只在事务所里从事外部审计工作,还是在隔着玻璃看这个精彩的商业世界,对于企业运营的细节,对于会计方面的具体工作,自己还是不够了解,还是要继续向下钻。

1998年,他毅然离开让很多人羡慕不已的德勤,应聘去了跨国企业雀巢中国公司,做内部审计。虽然这次扎到了经济运行的核心一企业,但他觉得内审还不能了解企业最基础的经济业务。他不久跳槽到做体育用品的锐步中国公司担任财务总监。几次跳槽终于让戴锡宝如愿“下潜”到了企业财务第一前线。

从外审工作、企业内审和会计业务,戴锡宝一路“下潜”,他一直迫切想知道与企业财务相关的每一个细胞是如何生存和运作的,此时,跳槽成了获取知识的必要手段。

互联网大潮兴起后,他又先后在两家IT公司担任CFO工作,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这种情况持续到了2005年,一个朋友推荐戴锡宝应聘中铝股份的内审经理。戴锡宝说,到了中铝后,领导的信任与和谐的人际氛围让自己丰富的财务和审计工作经验得到了充分施展,自己的价值得到了体现。在这种企业文化和氛围中,他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财务管理也需要创新

有人觉得会计工作的规则性很强,很难有创新的空间和机会,所以有人把财会工作归为墨守成规的工作。戴锡宝认为,会计准则、财务管理制度以及上市公司的监管法规是我们的工作原则,需要严格遵守,但不等于财务管理工作就没有创新的机会,财会工作同样可以通过创新来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

戴锡宝举了一个例子。他在一家IT公司担任财务总监时,当时看好了人民币的升值走向,所以在境外抵押贷款美元,这样在还贷时,就可以用更少的人民币偿还美元贷款,为公司减少了财务成本。具体方式是把抵押贷款得来的美元做定存,当时利率是2.7%,贷款的美元则由于当时9.11事件的原因,贷款利率急剧下跌到1.8%,加上0.5%的溢价成本,综合贷款利率是2.3%,这样我们就可以吃到一个存贷利率差,贷款不仅没有支付利息,反而赚到了一笔钱,等于向银行借钱银行还付给我们利息。

戴锡宝说现代财务管理的创新更多需要借助信息化手段。记得在一家公司工作时,为了提高财务运营效率,他和另外一个助手曾用VB开发了一套销售合同管理平台,解决了企业多年遗留下来的销售合同执行混乱不清的状况。为了建立和完善这个系统,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为每一份合同都做了编号,在他开发的操作软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发货、付款、尾款、余款、排名顺序、本月应收账款多少、实际收款数量、余额多少、发票状态”等合同的执行情况。

在中国铝业,戴锡宝也一直靠创新性思维完成自己的工作。在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近3年里,正值美国《萨奥法案》的出台,在美上市的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面临着挑战,戴锡宝所处的内部审计岗位被赋予了“牵头和监督公司建立和健全良好内控体系”的新任务。依靠戴锡宝多年积累的经验,以及公司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各方的努力,中铝股份公司顺利通过了萨班斯的考验。

职业规划非常重要

戴锡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生的职业发展亦是如此,需要“预”,也就是做好职业规划。大多数人的学生时代对自己的未来发展都很难有清晰的思路,戴锡宝回忆自己从高考前的专业选择,到大学本科的迷茫和在研究生阶段的反思,他觉得自己的个性与专业方向有很大差异。

上大学前在专业选择时,由于信息、知识和眼界的限制,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对未来的社会发展和自己的个性有清晰的认识,觉得能上大学并且是中国一流大学,已经是件十分高兴的事情,并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上大学后就会慢慢发现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戴锡宝说自己的个性并不适合呆在一个象牙塔里面,一个人孤独的去研究什么理论,希望自己能融入到社会主流群体当中,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但这种转型往往是十分艰难和痛苦的,尤其是像自己这样行业跨度很大的转型,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和心血。

首先是有没有做好专业转型的准备和决心。

戴锡宝说自己在考研时本可以借机转到其他专业,但是要花大量时间去自学,更要紧的是要听这些课程,会耽误自己哲学专业的进度,当时的自己还没有成熟到既能打理好哲学专业,不至于太差,又能兼顾学好另外一门跨度很大的专业,再加上那时的自己的思想和意志还不够坚定,没有做好转换专业的决心,因为即使哲学专业学下去,也能完全满足就业的需要,所以自己的压力和动力还是不足。

第二是要结合自己已有的优势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

戴锡宝觉得自己在转型时的优势就是外语和数学,这给自己顺利转型财务专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在参加ACCA这样的考试和应聘几家外企当中,擅长外语就会方便很多,2002年戴锡宝如愿以偿取得了ACCA资格。

第三“先纵深后横向”的发展战略。

如果要精深的掌握一门专业知识,一定要沉到这个专业的最底层,戴锡宝认为当初自己一开始进入外部审计机构,只能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观察企业的财务运营,自己并没有深入其中,还只停留在“远观”的程度;进入雀巢时,自己也只是从外部审计转移到了企业内审,还没有到底部;接下来的锐步公司才真正让自己清楚地了解到了真实的业务是如何发生的。

但是只有深度没有广度会限制自己的视野和对管理的判断,所以后来在两家IT公司做财务总监时,自己对投融资业务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实战操作经验,这样自己的阅历才能胜任更高要求的工作!

他建议,有兴趣或者刚刚从事财务工作的人可以从企业会计业务入手,再从事审计工作,然后再回到会计工作当中,这样的经历可以让自己更顺利地积累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成熟和成长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