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共12篇）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篇1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也在不断加大。文章首先介绍了PPP的作用, 分析了我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运用PPP模式所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以促进PPP模式在我国公共基础设施中的成功运用。

关键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PPP模式

在PPP模式能够给予闲置的社会资本机会去参与国家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同时有利于发挥私人部门与政府公共部门二者各自的优势, 为解决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如何使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提供思路, 同时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以及加快我国基础设施的建设。

一、PPP的作用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即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模式。实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有利于拓宽公共项目的投资资金来源, 加快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 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和质量, 分散政府的投融资风险, 推动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一) 拓宽公共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

我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速发展阶段,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需求呈加速扩张趋势。PPP模式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 盘活社会存量资本,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拓展企业发展空间, 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公共投资领域;有利于减轻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负担, 弥补公共投资资金需求与政府资金供给能力之间的缺口。

(二) 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

近年来, 地方债务规模增长迅速, 政府偿债负担明显增加。PPP模式有助于缓解政府债务不断增加的困境。私人部门承担公共项目投融资的大部分任务, 以换取公共产品与服务项目的长期特许经营权, 政府则将部分债务转移至私人部门。

(三) 不断推动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PPP作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结合点和切入点, 该模式确立的国有、民营资本股权结构和治理体系架构将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深入发展带来显著的示范效应。PPP不只是一种融资方式, 更是一种新的管理方式和服务方式, 是对政府现有管理能力的挑战, 将有力促进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

(四) 加快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

长期以来, 地方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平台公司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公益性和准公益性投资、建设和运营任务, 往往疏于在制定发展规划、完善扶持政策、维护市场秩序、监督主体行为等公共管理上更好地履行职能。PPP模式有助于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预, 实现政府职能由投资者、运营者向规则制定者、管制者的转变。

二、当前我国利用PPP模式建设基础设施尚存的问题

(一) 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不合理

由于PPP模式自身的复杂性, 导致其面临的风险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如果不能合理的承担风险都会影响项目的运行, 有时甚至导致整个项目的失败。所以,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应坚定的行使具有控制风险优势的一方承担改项目的风险, 最大程度上减小项目的风险。即主要是指:私人部门共工作重点放在项目建设及运营等方面, 政府公共部门承担法律、政治等宏观方面的风险, 争取最大程度的控制此类风险的发生。

(二) 金融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机构融机制不灵活, 融资业务比较单一。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相对不完善。近些年, 国家鼓励金融机构加大涉农投资, 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 但由于公共基础设施本身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低和投资额较大等局限性, 降低了其对金融机构的吸引力。

(三) 缺乏市场理念

在现在已经实践的PPP项目中, 政府公共部门及私人部门的自身地位不明确, 两者往往既充当管理者又充当实施者, 没有按照标准运行规范实施。政府福门有时利用自身的行政权力, 对某些未来预期盈利水平较高及能够产生相对比较稳定的现金流动的基础设施等项目的各个环节进行干涉, 如在建设过程中, 干涉其整体的立项、建设、经营及管理等当面, 这给私人部门带来巨大的风险, 不能体现出政府行政部门职能转化的本意, 同时也影响了PPP项目的经常建设和运行。

三、保证PPP模式在我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措施

(一) 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PPP项目的立项、建设、营运、管理、维护等整个过程中的各项工作应由政府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负责, 在签订合同前就应当有明确的划分, 对哪项工作负责的含义也就包括了对这部分工作的风险承担责任。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可知, 我国政府在PPP项目运行整个过程中应保持其项目参与者和监督者的身份不动摇, 保持私人部门在项目进行中的独立性。具体地, 政府公共部门的职责如下:一是对PPP项目进行整体规划、对项目进行准确分类、组织招标等工作;二是制定定价调整机制。在项目的特许经营期内, 针对项目的实际的经营状况、公众的反映等对定价进行调整;三是严格监督管理私人部门在项目运行中的行为, 确保社会大众利益不受损害。

(二) 构建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

构建基础设施建设PPP模式合理的风险分配机制PPP项目风险分配机制的构建是否合理影响PPP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应该本着双赢的态度就项目的风险分配进行谈判。分配项目的风险时, 不仅应遵从对风险最有控制力的一方承担相应的风险的原则, 还应遵从承担的风险程度与所得回报相匹配和承担的风险要有上限的原则;为保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在合同中还应设置调整条款, 当出现对项目有利的变化时, 要进行对称性风险分配。

(三) 健全法律体制

在充分借鉴国外相关水利工程管理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特有的水利工程现状和我国城市规划法等一些法律, 制定更加完善的关水利工程管理法律、法规体系, 从而使得水利工程管理中的各项步奏都有相关法律作为参照, 并且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上的规定进行执法, 从而规范化水利工程管理体制。

四、结语

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中应用PPP模式, 通过投资、建设、运营等不同环节建立多样化的收益模式来吸引社会投资, 既拓展了资金来源, 又能提高社会效率。由于各种原因, 我国目前存在一些PPP模式发展的制约因素, 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制约因素是PPP模式在我国成功运用的前提。只有在采取有效保障措施的基础上, PPP模式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运用才可以顺利而成功地进行下去, PPP模式在我国才会有更广泛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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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柯永建, 王永清.特许经营项目融BOT、PFI、PPP[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11 (08)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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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新平, 王守清.试论PPP项目的风险分配原则和框架[J].建筑经济, 2006 (2) :34.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篇2

一、我镇农村基础设施的基本情况

金沟河镇距离县城3公里，交通便利，312国道、乌奎高速穿境而过，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属典型城郊乡镇。全镇下辖15个行政村，总人口1.4人，实际耕地面积14万亩，人均耕地10亩，由汉、回、哈、维等10个民族组成，其中少数民族占47%。近年来，国家、自治区和地县各级党委、政府对“三农”问题日益重视，不断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相继出台并得到贯彻落实，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镇域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我镇完成工农

业生产总值3.23亿元，同比增长17%;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680元，同比增长16%。在国家政策和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争取国家政策和项目，近年来，先后投资余万元实施了林业生态建设、农网改造、人畜饮水改造、镇村道路建设、镇村环境整治等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农村基础条件进一步改善。近年来，投资2000余万元修柏油路91公里，修农田砂石路34公里，修建防渗渠43.8公里，共修建抗震安居房1201栋;完成14个村“三室一场”配套建设。新建沼气池近100个，新修卫生厕所600户，新修砖墙28公里。投资25万元完成北头道河子村、兴奋村标志性大门建设，完成了南吾宫2.5公里防洪坝工程建设;投入400余元，完成了学校宿舍楼等工程;有10个村均设立卫生点，配备乡村医生，农民的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提高。

(一)农村道路

全镇现有道路200余公里。其中15个村“通达工程”已全部完成，客运通车率达100%，建成了城乡一体的道路网络。村村通柏油路工程：全镇投资500余万元修柏油路91公里，修农田砂石路34公里，占全镇道路的70%，目前只有北头道河子村、沙河子村、兴奋村、宋圣宫村4个村完成了村内巷道摊铺，占全镇的26%，农村道路能基本满足农户的生产生活需求。

(二)农田水利设施

近年来，我镇积极加大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力度，现拥有机井 144 眼，修建防渗渠43.8公里，有效灌溉面积83000亩;安装实施节水滴灌50000亩，占全镇总耕地的54%;安全饮用水方面，近两年，完成11个村自来水改造和镇区改水工程建设，基本解决了居民饮水困难问题。

(三)信息化

金沟河镇正逐步建立起县、镇、村三级信息联网服务平台，努力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完善的农村经济信息服务网络，农村信息化建设成绩较为突出。电视和电话的普及率都相当的高，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电视机124.8台，安装电话66.7部，电视和电话在农民获取信息和进行信息交换中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

二、当前我镇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金沟河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整体推进中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

(一)问题

1.农村道路质量不高，规划相对滞后。从调查情况来看，农村道路的硬化率仅为47%，硬化率相对不足。硬化的道路主要是连接相对集中居住村落的村道，而没有硬化的道路多是通往农田机耕道。大型农机一般无法通过2米-2.5米宽的未硬化机耕道进入农田作业。特别是遇上雨天，道路泥泞现象非常突出，通行不方便，影响了我镇农业机械化生产活动，农户对此颇有怨言。此外，多数农村道路是由村组织农户进行修建的，随意性较强，缺乏统一的规划，道路多蜿蜒曲折，堵塞问题突出，通行效率低下。

2.部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超期运行、设备老化、效率降低。许多河道淤积，防洪排涝能力减弱，保障能力明显下降。比如泉水沟村，机井运行时间超过。机井老化，渠系长，有加之有些渠道堵塞、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影响了农田灌溉用水。

3.信息化建设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我镇农民群众现在接受和交换信息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电视和电话，获取信息的渠道较为单一。电视通光纤率较低，电视信号质量不高，电视传播的信息有限。另外，通过报纸在农村传播信息进展缓慢，一是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二是农民也不愿承担经常买报纸的费用。互联网用户还是很少。农民普遍认为宽带费用高，对于一般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4.农村电网改造需要继续完善。目前，我镇农网改造工程进展顺利，大部分村已经完成了农网改造，仅有部分村由于资金、施工安排等方面的原因改造没有完全完成。但是，现在农网的负荷在农村用电高峰时期(晚上7-9点)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家用电器进入广大农户家中，农村的用电也将呈上升趋势，农村电网的压力也会也来越大。

(二)主要原因

1.资金投入不足。与国家、自治区、县委、县政府每年投资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相比较，投资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资金则相对较少，远远不能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的要求。另外，农民投工投劳下降也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原因之一。过去，“义务工”等措施曾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现在，规定的“义务工”形式已经全部取消，“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也有很多困难，存在“有事不议、有事难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等问题，农民对农村公益事业的劳务投入总量下降。

2.缺乏管理，效益低下。农村基础设施“重建轻管”， 随着基础设施的增多，其运行管理工作不足日益显现。农村教师、

医务、科技人员待遇低，人才流失日趋突出，严重制约着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建成的公共设施由于管护责任不落实，缺乏后续投入和维护管理，老化失修严重，难以长期发挥效益。农村基础设施多是由政府、村集体建设，村级管理，产权不明晰，管理主体缺位，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低下。

3.缺乏统筹规划，设计不尽科学，布局不够合理。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没有纳入发展统筹规划，建筑设计水平低下，随意性突出，乱搭乱建、挤占农用地、公共用地现象比较普遍。

三、建议及对策

为使我镇村级基础设施建设与全镇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中的重要作用，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基础设施运行效率。

努力探索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

通过“三清一包”、“林权制度改革”、“土地整合”、“机井折旧”等方式壮大村集体经济，更好服务于农村基础设施。只有村级集体经济有了发展，集体收入有了提高，公益事业投入力度才会加大。沙河子村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在村干部选择方面，要优先于一些有头脑、有干劲、有能力、有集体观念的人，好的领导才能找准发展的方向。

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建设探究 篇3

关键词 公共阅读服务设施 网络 公共图书馆 总分馆体系

分类号 G250.72

Research on the Public Library Main-branch Library System under the Vision of Service Facilities Network

Xu Tongliang， Luo Juan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public reading service facilities in China，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acilities network. Under the vision of building public reading service facilities network， it analyzes the content of public library Main-branch library system， discusses some strategies in building public library Main-branch library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n leading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reading service system.

Keywords Public reading service facilities. Network. Public library. Main-branch library system.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201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相继对全民阅读作出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构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提出明确要求，这些顶层安排为构建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指明了政策导向。在实践层面，国内先进地区结合实际先行先试，涌现出苏州市吴江区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佛山市禅城区联合图书馆模式、靖江市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等实践模式，为构建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积累了有益经验。建立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符合政策导向和实践方向。基于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建设视角，探讨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的内涵、特征及拓展延伸路径，对于推动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公共阅读服务设施建设现状

1.1 公共阅读服务设施建设概述

公共阅读服务设施是以供给公共阅读产品和服务为主要功能的建筑及其配套设施的统称。Paul认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具有两个基本属性，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1]。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的基本属性则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价值上的公共阅读服务取向、使用上的公共产品属性及投资上的政府主导特性。我国公共阅读服务设施主要由公共阅读服务主阵地——公共图书馆，基层公共阅读服务设施——农家书屋、社区图书馆（室）、职工书屋组成。

各类公共阅读服务设施因起步时间、建设主体不同，致使其发展程度、建设进程也存在差异。我国公共图书馆基本上按照“一级政府建设一级图书馆、谁建设谁管理”的模式展开，2012年全国建成县级以上独立建制的公共图书馆3076个[2]，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建设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农家书屋是我国“十一五”时期启动实施的文化惠民工程，于2005年开始试点，2012年建成统一标准的农家书屋600 449家[3]，基本实现行政村全覆盖。社区图书馆建设则呈现出主体多元、概念多样、阶段各异的发展特点，如：文化部门于1997年起建设“社区图书馆”，民政部门于2003年起建设“社区图书室”，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推动“社区书屋”与农家书屋同步建设，等等。职工书屋建设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牵头，于2008年起启动实施，截至2013年已建成全国职工书屋示范点5000家，各地建设职工书屋逾5万家[4]。总体而言，我国已经基本建成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阅读服务设施，呈现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全面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1.2 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化建设面临问题剖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推动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化建设，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的重要体现，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在要求。我国公共阅读服务设施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推进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化建设方面依然面临一些阶段性问题。

1.2.1 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建设面临体制障碍

从行政管理层面来看，公共阅读服务设施分散在民政、文化、新闻出版、工会等行业系统，分属于国家、省（市、自治区）、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等行政层级。多元建设主体和多个管理层级导致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建设面临体制障碍。从业务管理层面来看，公共图书馆是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化建设的业务主导，总分馆体系是实现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化建构的有效形式，然而“总分馆建设归根到底是一个制度问题……仅仅通过行业合作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的总分馆体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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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建设缺少法律依据

国内仅有《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管理暂行办法》两部关于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管理的行业性法规，且内容宽泛，原则性强，不利于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化建设。其他与公共阅读服务设施建设密切相关的立法均处于前期筹备阶段，如：国务院法制办正对《公共图书馆法》一些重点问题进行研究论证[6];《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则处于征求意见阶段。

1.2.3 公共阅读服务设施重复建设矛盾日益凸显

建设公共图书馆与农家书屋、社区图书馆（室）、职工书屋都是为了解决“读书难”问题。各级公共财政同时维持多个并行的体系，加之缺乏科学统一的发展规划，导致重复建设问题日益突出。如：数字化建设是当前农家书屋建设的一项重点工作，各地正在探索运用多媒体、互联网、有线电视网络等技术推进数字农家书屋建设[7];中华全国总工会正组织力量开发全国职工书屋图书数据库，逐步搭建各级工会共享的电子职工书屋阅读平台[8]。这些做法有利于推动基层公共阅读服务设施数字化建设进程，但是与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公共电子阅读室、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功能重合。

1.2.4 基层公共阅读服务设施持续运行面临发展困境

农家书屋、社区图书馆（室）、职工书屋硬件设施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但建成后的运营管理却成为共性难题。表现在：（1）管理运行缺乏有效保障，如：农家书屋闲时开门，忙时关门[9]，即使在东部发达地区也只有三分之一的农家书屋正常开放，三分之一的开放不正常，还有三分之一已经不开放[10];（2）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素养，现有基层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管理人员多为兼职，大都来自非图书馆行业，图书管理知识与技能比较欠缺，而且在培训方面也缺乏刚性配套机制;（3）图书资源难以充分满足读者需求，如职工书屋示范点的配送图书须先由“职工书屋”图书配送中心征集初选，经工人出版社社委会初审后，报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领导小组审定[11]，还缺乏科学有效的需求评价和反馈机制。

2 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视阈下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内涵探究

2.1 概念辨析

总分馆体系是从国外引进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以美国为例，“分馆是总馆的一部分，或总馆的一个对外服务部门，这种模式在于建设、投资和管理主体的统一”[12]。在我国，邱冠华等首次对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作出界定，即由同一个建设主体资助、同一个主管机构管理的图书馆群[5]25-28。国内也有学者着眼总分馆业务作出界定，认为总分馆是指“采购、编目、网络、服务、管理五个方面完全统一的图书馆联合体”[13]。也有业界人士结合地方实践作出界定，如：“东莞地区总分馆制是以东莞图书馆新馆为中心图书馆（总馆），各镇区图书馆为分馆，社区（居委会）图书馆（室）及图书流动车为补充，同时吸收企业、学校等其他系统图书馆，形成服务全市的地区图书馆网群。”[15]

基于国内公共阅读服务设施建设现状及网络化发展取向，笔者尝试对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作出界定，即以政府为行政主导、公共图书馆为业务主导，以基层公共阅读服务设施为分馆或服务点，为保障某一行政区域内公民基本阅读权益而建立的一系列有关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建设的制度和系统的总称。其中：某一层级公共图书馆作为总馆，处于总分馆体系核心地位;其他公共图书馆和具备条件的基层公共阅读服务设施作为分馆或服务点，在行政上或业务上接受总馆管理，在总分馆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

2.2 特征分析

图书馆界大都信奉“公共、开放、共享”的服务理念[5]10-28，这与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的基本特征具有内在一致性。然而基于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视阈下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应赋予其更为丰富的新内涵、更具表征的新特征。

2.2.1 服务价值的公共性

关于“公共性”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学术界有着各种见仁见智的分析和观点。笔者认同“公共性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活动的价值导向、目的、方式和组织主体等方面”[15]。笔者认为，“公共性”是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的核心价值。从具体表现形式上来，它体现为行政主导即政府部门的“公共性”，业务主导即公共图书馆的“公共性”，资金来源即公共财政的“公共性”，价值取向即普遍均等价值的“公共性”。

2.2.2 服务目标的普遍均等性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社会成员提供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是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目标[16]。《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服务指南》中指出，“公共图书馆的根本性原则是向所有人提供服务，而非忽略社区内其他群体，只面向某个特定群体提供服务”[17]。作为保障公民平等享受基本阅读权益的一种制度安排，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不仅不应以任何理由排斥任何人，而且应该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为全体公民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阅读服务。

2.2.3 服务渠道的开放性

从世界范围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经验来看，有的采取了“中央集权”或“政府主导”模式，有的采取了“市场分散”或“民间主导”模式，还有的采取了政府与民间合作的“分权”模式[18]。就我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而言，其可行模式应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开放模式。一方面对分散在民政、文化、新闻出版、工会等不同行业领域的公共阅读服务设施进行有机统筹，提高公共阅读服务资源综合利用效能;另一方面通过税收政策杠杆，撬动社会力量主动提供公益性、便利化的非公共阅读服务。

2.2.4 服务资源的共享性

在政府主导下，促使公共图书馆与符合条件的基层公共阅读服务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是构建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的有效途径，也是充分发挥各类公共阅读服务资源效能的必然选择。在总分馆体系中，总馆通过为分馆或服务点提供通借通还、流转更新等服务，实现区域内公共阅读资源共享。这种“共享”是立体化的，既包括纸质读物、数字读物等阅读资源的共享，也包括人力、资金、技术等服务资源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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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视阈下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路径探析

以拓展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为基本路径，加快推进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建设进程，应该正确把握“近和远、条和块、主和次”三种关系，即处理好现有资源统筹与深化体制改革、行业系统条线与不同行政层级、阅读主阵地与延伸服务点的关系，逐步提高公共阅读服务资源综合利用效能。

3.1 深化体制改革，推动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主体合一

推动建设和管理主体有机统一，是实现公共阅读服务设施体系化发展的根本之策。在国家层面，将基层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的建设管理主体与公共图书馆的主管部门合一，从体制上对农家书屋建设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职工书屋由全国总工会负责、社区图书馆（室）由民政部、文化部等多部门负责，以及公共图书馆由文化部负责管理的现状进行改革，将建设管理职能进行统一归并，形成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建设和管理体制。在省级层面对相关体制作对应调整。在地市级、县级政府层面，文化、广电、新闻出版部门整合已经完成，重点是逐步实现民政部门、工会组织在公共阅读服务设施建管方面的职能调整。

3.2 加强顶层设计，实现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建设有据可依

在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完成以前，应立足当前体制现状，重点在规划制定、标准建设、立法保障方面进行探索推进。一是建立发展规划。建议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职工书屋建设工程规划等相关规划的有效衔接作专门研究，进而制定并协同实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中长期规划》。二是建立标准体系。结合基层公共阅读服务设施建设分布情况，调整和完善《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合理确定公共图书馆数量、规模和网点布局。探索建立农家书屋、社区图书馆（室）、职工书屋纳入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的基本标准。三是建立法规体系。抓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和《公共图书馆法》论证研究的契机，研究推动以法律形式对拓展延伸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所涉及的各类型主体、各方面问题予以调整规范。

3.3 统筹队伍建设，促进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建设规范运转

基层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管理员队伍是公共阅读服务体系的核心资源。应制定实施发展规划，完善编制、培训、待遇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吸引和培育专业人才服务全民阅读事业。目前，基层公共阅读服务设施初步建立的专兼职的管理员队伍，已经成为基层公共阅读服务的重要力量。建议国家层面制定《公共阅读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引领和推动公共图书馆与农家书屋、社区图书馆（室）、职工书屋管理队伍一体化建设。一是实施一体化培训。建立培训内容征询和培训质量控制制度，由县级图书馆进行专业指导。二是实施一体化认证。建立基层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管理人员编制标准、资格认证和绩效考核制度，推动农家书屋、社区图书馆（室）、职工书屋管理员持证上岗和规范履职。三是实施一体化薪酬。在落实好财政补助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薪酬制，构建基层公共阅读服务专业人才待遇保障机制。

3.4 鼓励基层实践，培育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建设典型模式

就我国而言，将基层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纳入总分馆体系，应以县级图书馆为总馆，以乡镇（街道）图书馆（文化馆）为分馆，以农家书屋、社区图书馆（室）、职工书屋为服务点，构建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将“总分馆制”的特点概括为“三个统一”，即“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统一配送”。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应通过不同合作模式使上述特点部分地或有限地体现出来。建议通过培育国家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实验区、创建国家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示范区等途径，选树一批适合我国不同发展水平和地域特征的总分馆模式，为构建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提供经验借鉴和典型示范。

公共财政与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篇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就是政府按社会公众的集体意愿提供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或分配活动,它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已任。由于农村区域人口居住密度小,农业基础设施的市场化指数相对较低(见表1),农业基础设施的提供主要由政府来完成。因此,承担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公共财政必不可少的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最关键的问题是投融资方式的选择,这不仅关系到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还决定着农业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及其维护等问题。

资料来源: World Bank,1994c: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4:Infrastructure for Developmenr,pp. 11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根据我们的调查,近年来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增加较快,1994-2006年,中央累计安排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量超过4 000亿元,主要投向农业和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六小工程”建设。在国债及中央预算内投资和新增中央预算内投资当中用于大农业方面的投资比例也有所提高,目前财政资金正在成为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见表2)。但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总量仍然明显不足,直接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偏低。造成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原因或制约农业基础设施增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向城市倾斜的公共财政体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供给不足的体制性因素。因此,必须构建城乡协调平衡、公平合理的基础设施财政供给新体制。

资料来源:国家财政支农统计

一、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1.根据受益范围的大小,通过调整和理顺各级财政分配关系,合理划分农业基础设施的界限,建设基础设施费用原则上由各地方相应层级的公共财政予以提供,中央政府根据公平均衡的原则,按贫困程度予以支持。

2.建立和完善省级政府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由于地方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大多具有的正外溢性,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这些产品的供给就会陷入不足的境地。因此,建立和完善省级政府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由上级或邻近地区政府对其进行适当的补助是必然选择。从目前地方公共财政体制来看,不仅要求完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还应建立健全省级以下政府间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3.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深化与创新。应加快城乡统一税制的步伐,合理确定农村税收,逐步建立起科学、公平、合理、规范、优化的农村新税制。同时,对农村税费体系进行合理重构,尽快形成新的有利于增加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筹资制度。

二、建立财政投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金投入

筹措建设资金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多样的融资方式,多种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

1.增加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县要调整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投资和支持方向,应逐步提高各级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公共财政投入的重点。城镇的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要向农村延伸,特别是城镇的垃圾处理设施、管理职能要突破城乡界限,逐步延伸到广大农村。

2.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制定优惠政策,在农村道路建设、桥梁建设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可以采取BOT、冠名权等形式,鼓励、引导民营资金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采取以村为单位向银行贷款,财政贴息的办法,筹措部分资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三、改革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管理机制

过去对农业基础设施的管理主要是一种实物管理和设备管理,谈不上什么资产经营管理。无偿服务、无偿供给、无偿消费,导致供给越多而需求缺口越大。因此,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基础设施管理体制就成为有效增加供给的一个重要途径。经营性或竞争性基础设施要逐步改造成公司制,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按一般生产企业运作,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非经营性或非竞争性基础设施实行以价值管理为主、以实物管理为辅的体制,可以是无偿服务或低偿服务,经费来源主要由财政负担,但是也要讲究经济效益,讲究责、权、利相统一。所有农业基础设施要尽可能实行资本化和价值化管理。农业各类小型基础设施可改建成各种合作经济、股份经济、股份合作经济等形式,明晰产权,按企业化原则经营。

摘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农村建设与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从公共财政制度角度分析我国在公共财政制度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认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是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公共财政,现代农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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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篇5

随着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市不少地方都沿街造房买房落居。我想这也只是符合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农民居住集约化吧！而农民居住集约化的目的就是为加强了农户之间的紧密性联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乡村文化，创造了条件，便于农村公共设施建设。谈到农村公共设施我认为其中不少地区的不少农村还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

一、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

由于国家和省级、市级财政每年投入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资金有限的原因和县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足，致使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比较薄弱。

（一）、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较差。首先要说的便是池塘，由于时间的侵蚀，老一辈建造的池塘以经变浅而且长满水草，蓄水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农田的需要，因此每逢下大雨农作物就会受到雨水威胁，而一旦有长时间不下雨又会产生旱情，农民为了能播下种子要么等天下雨要么花钱买水。其次就是引水渠道，这些也都是由于年久失修造成了利用率的下降和渠道防渗率低下，其中有的急需加固和维修；有的地方则需将农田渠道配套设施完善，（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相对短缺。刚开始由于水体的污染大多数乡镇就连人畜的饮水没有解决，虽然现在乡镇居民绝大多数用上了自来水，但是各乡镇都没有下水工程和污水集中处理工程，大部分生产、生活污水排入渗坑或直接排进池塘、河道，造成了大面积的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致使居民、农民、牲畜的饮水不安全；这些将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用水安全。

二、缺乏管理和充分利用

在农村里，土地和水、山林地这些公共设施的资源本身有限，再加上不合理的开发、管理和利用因而往往会造成资源得不到科学的充分利用和浪费。如：农民在田间农作物应可以充分利用田间光热水气实行轮作、间作、套种、混播，在水里种植水生作物、养殖鱼和水禽等。而农民却没能挖掘出这些公共设施的资源潜力,从而降低了农村公共设施的资源利用率,达不到增产增收的效果。这些正是由于村干部没有落实到实处，造成农民在技术上、好的想法得不到支持、资源得不到承包，造成一些公共设施的资源无人管理和充分利用。

三、服务化体系十分薄弱。

（一）、农村、乡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需要进一步加强。

学号：xx 3007011xxx

班级：（10）班

姓名：xxx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各乡镇、农村建设的方案等规划编制工作刚刚起步或者还未制定，由于全县村镇乡镇规划的相对滞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缺乏长期的规划，为今后新农村及乡镇改造建设带来了许多困难和麻烦：大部分农村和乡镇所在地的基础设施功能不够完善；生活居住区相应的供排水和公共服务设施十分薄弱，乡容村貌脏乱差问题突出，各乡镇、农村没有集中的垃圾处理站，随意倾倒垃圾的现象严重。我想这在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乡镇、农村就不会出现了一些情况了。

（二）、公共基础设施的缺乏，制约了各乡镇、农村发展。

生产工具的机械化不光是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各乡镇、农村的必然发展趋势。机械化水平是衡量各乡镇、农村、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确保提高各乡镇、农村生产力，促进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彻底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的前提和依据。这样就必须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大规模开展各乡镇、农村劳动力技能的培训；繁荣农村文化事业，加强各乡镇、农村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扶持乡镇、农村业余文化队伍，鼓励乡镇、农村兴办文化产业，开展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村镇创建活动。然而正是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的缺乏才导致各乡镇、农村、农业发展水平的低下，制约了各乡镇、农村发展速度。

（三）、各项事业发展人才的缺乏。

各乡镇、农村经济发展滞后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高素质、实用型的人才。如：各乡镇、农村卫生院的落后，缺乏新型高档次的医疗设备和这些设备的操作人员等，这些矛盾和问题，有的是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下来的，有的是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各乡镇、农村集体经济实力相对薄弱；二是各项事业发展人才缺乏。在农村的发展和建设中是需要各类型农村人才，其中包括实用性人才、专业性人才等．实用性人才如：种植、养殖、加工能手，经营创业型、转移输出型、技能推广型、传统工艺型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头人等。专业性人才应涉及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环境保护、农业、规划、法律等领域。农村实用性人才应集中在农业生产、教育、卫生、农业、科技等领域，规划、法律方面。农村各类型人才的缺乏和不均衡严重影响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因此要加快农村的各项事业发展必须定制和输送各类农村人才。

(四)、制订人才激励政策，引导各类人才。

由于农村物理条件和物质条件差等原因，大多数都多人不愿意长期在农村工作下去，因此农村是一个极度缺乏人才、技术水平落后的地方。要想解决好这一问题，首先要制订相应的人才激励政策，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尽量提高农村物理条件和物质条件，以便吸纳对农村有用的各类型人才到农村及乡镇工作，其次，就要与相关部门签订各类人才的输送机制,为农村输送大量农村实用型人才。

（五）、充分依靠群众，发挥主体作用。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篇6

[关键词] 新农村；物质基础；公共产品；非均衡性；长效机制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5—0058—06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就目前而言，我国农村经济仍然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发展滞后，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因此，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中特别强调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是“十一五”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非均衡发展的矛盾分析

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一国两策”的管理体制下，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影响了农业、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使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更加固化，导致了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

从目前我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来看主要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差距拉大。我国的人口大头在农村，小头在城市；而经济总量大头在城市，小头在农村，众多的农村人口分配少量的国民收入，必然导致农村居民的人均收人大大低于城市居民。2000年我国乡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相比为1：2．8，2004年扩大到1：3．23，如果将城镇居民享受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以及公共服务计算在内，二者的真实差距大约在5倍以上。二是农民的国民待遇严重缺失，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我们制定了很多要农民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的政策，却没有形成让农民共享福利的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农民的感情，影响了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阻止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五大主要矛盾：

矛盾之一，农村基础设施仍然落后，与城市相比差距较大。目前全国有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有近7000万户农民的住房需要改善；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2％的村没有通电；6％的村没有电话；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等。

矛盾之二，农村教育资源分配严重短缺，农民享受不到城市同等的教育资源。城乡基础教育差距十分明显，以生均预算内公用教育经费为例，2001年我国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为95元，农村为28元，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为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城乡成人教育差距也较大，我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3年；在15—64岁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占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全部教育经费投入的23％左右。

矛盾之三，城乡医疗资源分配极不合理，农民缺乏基本的健康保证，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十分突出。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而这仅有的2％的医疗资源80％集中在城市，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全国仍有1％的乡镇没有卫生院。据卫生部估计，全国农村人口中有40％～60％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一些贫困地区，尤其是西部贫困地区农村，有60％-80％的患病农民死在家中。

矛盾之四，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农民获得社会保障的面极其狭窄。2003年全国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只有3．3％，养老保险覆盖率为12．2％，失业保险覆盖面和医疗保险覆盖面为零，城镇社会保障覆盖面是乡村的近27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是农村的3.7倍。截止2005年9月，社保在农村的普及率只有13％，且多数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农村，还有72．5％的农村人口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

矛盾之五，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土地沙化问题逐渐严重，每年沙化土地面积已由560平方公里扩大到2004年的263．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46％。我国18个省、2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人均耕地由1952年的2．82亩减少到2003年的1．43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有666个县突破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耕地面积0．8亩的警戒线，其中463个县人均耕地不足0．5亩，淡水、森林、草地资源人均占有量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1／6和1／2。由此而导致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据统计，仅1998年长江和东北地区遭受特大洪涝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便超过2600亿元以上。2004年全国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也达1602．3亿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公共产品的供给无疑具有基础和先导的作用。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原因分析

1．历史性因素：城市偏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

我国从建国初期就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一国两策”管理体制下，政府通过大量索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和城市经济建设，政府对农业、农村的“多取”和“少于”，以及向城市倾斜的国民收入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和制度，形成了城市公共产品一直由国家负担，而农村公共产品却由农民自己解决的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基本制度。据统计，从新中国诞生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提供资金积累达2万多亿元，大约相当于同期社会资本存量的2／3。当农民的“明税和暗税”被国家用来进行工业化建设时，国家再无力为农民提供本应与“税”相对应的公共产品。在此情况下，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制度外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体制逐渐产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压力，但却直接造成农民负担过重。

改革开放后虽然进行了一些调整，但重城抑乡的指导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各级政府对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保障仍缺乏足够的重视，仅低

价征用、高价出售土地一项就使农民最少蒙受了20000亿元的经济损失。政府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把大量的公共产品提供给城市，使大部分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农村在以农民为主的“自给自足”型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下发展缓慢，大部分地区面貌依旧。第一，财政对农村和农业投入明显不足。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对农业投入总量虽然不断增加，但1992—1996年间，财政支农支出年均增长16．8％，同期财政经常性收入年均增长23％，前者比后者低6．2个百分点；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也呈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13．42％下降到1999年的8．23％；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0．78％下降到2000年的4．36％。第二，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2000年以后，国家财政支农的总规模以及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有所增长，但支出结构有所变化，主要用于补充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不断提高的事业费，这主要是由于工资上涨而导致的。第三，不平等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二元结构。我国城镇居民基本上免费享受财政投资或补贴的各种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如发达的交通、便利的通讯、完善的医疗卫生、体育文化教育体系等，而农民则主要靠自己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自己承担养老、教育、医疗等费用。政府转移支付中的很大部分用于维持城镇下岗人员的生活水平及补贴相关企业的亏损，农民应享受的部分被挤占。这直接造成了城乡公共产品的二元供给结构，这种公共产品的二元供给体制反过来又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短缺，使农村公共生产费用上升，农民生产经营成本加大，农村经济缺乏发展后劲，农民增收缓慢，“三农”问题更加凸显。

2．直接性因素：农作制度改革的负效果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农田基本建设”等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规模是惊人的，当时主要采取“以劳动力替代资本”的人海战术，由政府动员并组织劳动力承担灌溉、防洪、水土改良等密集型投资项目，致使农村劳动力某些时期甚至出现不足的现象。这种筹集公共产品供给资源的方式是与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密切相关的。当时的分配制度是工分制，集体组织在扣除了各项费用之后将剩余部分以工分为权数分配给组织成员。在工分制下，大量使用劳动力，用人力成本替代物质成本，工分总量的增加几乎不受约束，通过增加工分总量，将公共产品投入的成本隐性地转移给农民。这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从客观来讲对农民很不公平，但它保证了在资本短缺和各方面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农村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存在，由当时人民公社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刚性作保障。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以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了原来的集体农作制度，改变了农民生产“私人产品”的激励结构，农民成了剩余产品的共享者，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一度获得高速增长。但是，在这一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相互联系和依存的，由于农作制度向非集体化的变迁和集体化农业组织的瓦解，中国农村原有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由于城市偏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各级政府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重点把财力、社会资源用于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则通过制度外财政解决。这种非制度化的、随机性的筹资手段实际上否定了农民的“国民性”，剥夺了其应该享有的国民待遇，加重了农民负担。同时，这种供给采用的是体制外收费获取资金的方式，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资金的收取和使用缺乏严格控制和监督，容易出现腐败和无效，从而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负担，减少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旧的制度已经瓦解，而新的制度又未有效形成，直接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条件的不断恶化。近几年来，我国农业的高速增长是以牺牲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为代价的。但是，由于农作制度变革带来的农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又提高了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水平。这就要求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农业、农村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由于农作制度的单项突破，而其他配套制度改革滞后，使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在供给与需求的双重压力下，这一制度改革的直接效果就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3．现实性因素：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双重缺失

根据公共产品的收益和消费范围可以确定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主体。但我国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划分上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一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有许多相同的供给责任，如教育、科学、文化、国防、卫生等，但各级政府在供给责任的具体划分上没有一个明确规定；二是各级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供给责任非常相似，缺乏明确划分。按照分级财政管理原则，全国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属于中央政府的职责范围，支出应由中央政府来承担并纳入中央的财政预算。但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一些本来应该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却通过政府的行政权威转移事权交由下级政府，造成基层政府事权大于财权，负担最终落到乡镇政府和农民头上。与此类似，一些应由地方各级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最后也转嫁到农民头上，由农民自我供给，形成农民的隐性负担。我们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和农民自我负担也是农民负担，而且相对于税费等显性负担而言，消除农民隐性负担的改革更加举步维艰。

由于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不清，“错位”现象比较严重，加之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在强制性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过程中，基层政府财政收入严重不足，中央财政和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小，到位率低，基层政府即使有供给公共产品的动机和愿望，也会因为财力匮乏，缺乏供给能力，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缺位”，使农民丧失发展的外部平等性。在存在“错位”“缺位”问题的同时，政府的“越位”现象也十分严重，提供多少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什么样的农村公共产品?通过什么渠道获得公共产品，都由上级政府及其部门“为民作主”，农民被排斥在决策体制外，由“局外人”来决定自己的事。同时，一些基层政府在政绩最大化为目标的激励下，为了达到并超额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经济增长目标，往往介入竞争性生产领域。上项目、办企业，提供“越位”公共产品，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强调高速度、超水平，争夺好名次。这样，不仅进一步加大了基层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另一方面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可能并非农民所需的。“当不能很精确地测量(非市场)活动的产出和供给时，非市场活动的总供给或特定的非市场活动的供给就会趋向于较高”，这是不合理供给所带来的成本增大的必然结果。“政府掏钱办企业，老百姓掏钱办教育”是政府角色“越位”“错位”“缺位”的鲜明写照。

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条件之一是通过民主机制汇总公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和需求。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一直沿袭“自上而下”垂直

供给决策机制，不是根据农村社区内部的需求来决定，而是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根据地方政府部门决策者的“政绩”和“利益”需要而作出。基于公共产品自身的特点，它不是通过市场价格即横向信息流来反映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从而对供给者形成激励和约束。虽然农民是其自身利益和偏好的最佳判断者，但在目前村民自治程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农民尚缺乏能够正确表达自身意愿的机制和渠道。需求和供给的表达是一个谈判的过程，根据奥尔森(Olson，1965)的利益集团理论，农村基层政府虽然在了解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上具有优势，但“交易费用”的大量存在和“经济人”假设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耗费大量成本用于收集相关信息。作为“经济人”的基层政府追求的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双重目标，在财政资金的约束下他们倾向于提供能够为自己带来仕途升迁资本的公共项目或能够提供更大权力支配的公共项目。与农民相比，基层政府在职能、组织、信息和制度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而农民在权利资源的配置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无法争得应有的权益，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强制性供给无法进行“硬”性约束。

此外，由于种种条件制约，作为需求者的农民自身偏好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传统观念制约下，一些农民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存在抵触情绪，即便在国家的高处罚措施下，仍出现了众多的“超生游击队”；由于经济水平和收入的制约，一些农民对教育等机会成本较高的公共产品可能还会存有排斥心理，从而阻止孩子特别是女孩继续升学；由于认识上的短视性，农民通常只对关系到眼前利益的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需求，而较少考虑有长远收益的公共产品。

4．根本性因素：城乡利益集团力量对比悬殊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呈现出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其根本原因和落脚点在于利益问题，核心是经济利益。围绕着经济利益这个中心，具有不同的劳动特点、谋生手段、经济地位、利益取向和消费层次的人群便自然而然地联合在一起，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集体行动要想有效，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组织能代表该集团成员的利益进行活动。当前农村公共产品面临供给困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城乡利益集团力量对比悬殊，在于城乡居民作为社会系统两类不同的利益群体，在资源控制、结构位置、行动能力和可能性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和能力反差，这些差异又通过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对权力资源的积聚和政策安排的损益产生巨大影响。在社会博弈中，农民尽管人数众多，但他们始终是弱势集团，缺乏一个能代表其利益、表达其意愿的组织。农民在进行集体行动时，由于组织程度低，相互沟通与协调比较困难，很难达成一致；其成员又具有强烈的搭便车倾向，致使农民的谈判能力低下，无法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缺乏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强度，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一政策制定一政策实施”的整个过程中，都不能形成积极的参与和有效的影响，不能通过组织化的博弈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是使得有关政策安排不能保证他们作为“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反而是不断地损害和剥夺他们的利益，使得城乡二元结构日趋强化，呈现出路径依赖上的积重难返和持续强化之势。由此可见，利益导向下的城乡集团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不平等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根本性原因。

三、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长效机制

在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上，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构建新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支持体系，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和谐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革的总体思路设计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困境的原因错综复杂，所以在进行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改革时，不能就农村谈农村，就农民谈农民，要结合城乡一体化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进行综合配套改革。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革的整体目标是建立实现城乡统筹、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换。

(1)我们必须承认城乡差别的客观实际，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切忌避免好大喜功的短期行为，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分步骤、分阶段逐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2)各级政府应根据自身财力及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统筹兼顾生产、生活和发展等各个方面的需要，处理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区分轻重缓急，集中力量，重点解决农村群众最急需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重大问题。

(3)注意政策设计的系统性、连续性和多变性，我们既要考虑到公共产品的内在规定性和发展规律所提出的要求，又要将其置于农村改革、新农村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框架中考察；由于制度之间的联系和依存，我们不仅要考虑制度变革的可行性，也要考虑制度变革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为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合理结构和效率，我们不仅要考虑供给，还要考虑需求结构的多变性。

2.科学划分各级政府的责任界限，建立多元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体系

公共产品的内在规定性和发展规律，决定了政府的制度安排在其供给上起着主导性作用。制度的改革、完善与创新是有效供给和结构优化的关键。

(1)转变发展观念，进一步调整现有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在城乡利益关系上必须坚持统筹城乡供给原则，从根本上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模式，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国际惯例，公平公正的新型现代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2)科学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明确责任范围。按照公共产品的类别和层次，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边界，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应提供哪些农村公共产品，并将所需资金纳入规范的财政预算体系，理顺各级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科学合理地划分确定其事权和财权，使两者对称统一。涉及整体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农村公共产品主要由中央政府提供；区域性的农村公共产品主要由省级政府提供，地方性的农村公共产品主要由地方政府提供，社区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农村自治组织和农民共同提供。

(3)强化政府投资主体地位，确保财政投入逐年增长。各级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支出规模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要求，保障国家财政每年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并制定具体的、更具操作性的实施办法，规范政府投资行为，保障投入方向以及投入重点，政府财政投入资金一定要专款专用，必须用于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上。

(4)引入市场机制，开拓筹资渠道。政府应动员社会资源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并创造有利条件，在政策、税收上给予优惠，积极鼓励民间资金投向农村公共事业，引导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以拓宽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渠道，形成公

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格局。

3．改革相关的配套制度，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革顺利进行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还必须进行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理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渠道。

(1)改革政府的管理体制。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和权限，各级政府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尤其是乡镇政府要增强社会服务功能，弱化行政职能，有条件的要逐步推进乡镇自治，从体制上保证基层政府不会挤占挪用公共产品的供给资金。

(2)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管理、监督机制。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上要实行决策权与执行权、监督权相分离，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效率和农村公共资源的利用率。

(3)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决定了农村、农民的一切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缺少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土地制度，农民对公共产品的投资建设就会缺乏积极性。此外，作为配套措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也必须得到相应的推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理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渠道，防止单方突进的制度改革因“路径依赖”和“体制锁定”再度陷入历史的怪圈。

4．建立农村基础民主决策机制，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这是从深层次上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1)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强化村民自治。通过村民委员会制度和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益事业建设项目进行投票表决，使农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充分表达自己对公共产品的意见，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变。这种制度性参与对于农民不仅意味着公共产品真实偏好的表达，也是他们实现对于公共支出进行有效监督的需要。

(2)改革基层政府干部的产生办法，真正体现民意。村、乡级干部应真正由本社区居民民主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级组织部门安排，这样才能由农民自己选举出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对农民负责的干部。此外，还要解决乡镇政府和乡村干部的激励问题。在各种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实惠的同时，相应增加乡村干部的利益，使乡村干部和本地区农民形成“利益实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篇7

(一)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情况

黑龙江省“十二五”期间共有广播电视20户以下自然村“盲村”525个, 为实现到2015年底, 广播电视“盲村”全覆盖任务, 2011年, 黑龙江省已将中央财政“十二五”安排在本省相关国贫县的专项资金下达, 直播卫星接收设备已与厂家签订采购合同, 全面启动了20户以下自然村“盲村”工程建设并于2012年9月底前完成了直播卫星接收设备的安装任务。截止到2012年底, 黑龙江省广电总局已完成了327个“盲村”村村通广播电视建设任务, 是2012年初确定的150个“盲村”建设任务的2.18倍, 占“十二五”期间总建设任务的63%。

(二)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建设情况

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 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发展农村电影事业, 满足广大农村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一项重点文化工程。截至2011年, 黑龙江省已向64个县市、乡镇配送了36辆流动放映车, 531套农村16毫米放映设备, 投放16毫米电影拷贝1000余部, 组建农村电影数字院线9条, 新组建农村电影放映队380支, 实现了全省年均放映电影8万多场次, 累计观看近650万人次。

(三) 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情况

近年来, 黑龙江省不断加大对乡镇综合文化站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 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成果显著, 具体情况如表。

由上表可知, 黑龙江省乡镇综合文化站总数由2009年的481个增长到2012年的924个, 增幅达到92.1%;随着政府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 总投资额从2009年开始逐年增长;建设规模也由2009年的10.6万平方米增长到2012年的32.4万平方米, 增幅更是达到了205.7%;综合文化站乡镇整体覆盖率由2009年的53.5%增长到2012年的99.8%, 基本实现了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全覆盖, 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日常文化生活的需要。

(四) 农家书屋工程建设情况

黑龙江省自2008年全面启动农家书屋建设工程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截至2011年底, 全省已建设农家书屋7525个, 占行政村总数83.1%, 惠及农村人口1800万。2012年, 包括自主建设其他书屋在内, 黑龙江省13个市地、65个县 (市) 、907个乡镇、37个林业局、113个农牧场, 共建设完成书屋10040家, 累计投入资金2亿多元, 惠及全省人口近2000万人。不仅实现了全省行政村的全覆盖, 而且实现了全省农场、林场、种畜场、牧场的农家书屋全覆盖, 更是提前三年超额完成了全省农村村级区划单位农家书屋建设任务。

二、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建设缺乏规划供给出现偏差

1. 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新建和扩建缺乏合理规划。

黑龙江省部分地区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只求数量, 不求质量的现象。例如, 在“农家书屋”的建设中, 只求“农家书屋”在各个村庄的覆盖率, 而忽略了“农家书屋”的环境、配套设施、图书及报刊的种类、使用情况以及管理人员的配备等问题。

2. 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民群众的需求出现偏差。

例如, 农民在农闲时想在“农家书屋”借阅有关科学养殖及生产类的书籍, 而“农家书屋”所藏书籍却以娱乐类的书籍为主, 导致了供求出现了偏差。因此, 这些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一般往往也都是为了完成任务, 而非真正从农民需求的角度去建设。

(二) 城乡差距较大建设资金投入不足

1.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 推行国家二元户藉体制改革, 对城镇和乡村实行经济分治, 形成了“农村落后、城市发达;农业落后、工业发达”的城乡二元结构格局。现如今, 二元结构的城乡分割体制依然泾渭分明, 农村科教文卫体等社会事业仍然比较薄弱。黑龙江省、市、县政府机关所在地的公共文化设施硬件、软件比较完备, 而县级以下乡镇和行政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投入明显不足, 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短缺严重, 远远滞后于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2. 与其他社会事业相比, 黑龙江省文化事业的总投入占全省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较低。

如2011年, 全省文化事业费用总支出为12.94亿元, 而全省财政总支出为3398亿元, 文化事业费用仅占全省财政总支出的0.38%。与此同时, 黑龙江省财政对城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比重要远高于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因此, 资金不足一直是制约黑龙江省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近年来, 黑龙江省财政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断加大, 但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总体投入规模依然不足。由于资金不足, 很多公共文化基础设施都没有达到应有的建设标准, 即便是达到了标准, 由于对后续配套设施的资金投入不够, 导致出现了“农家书屋”无购书经费, 乡镇文化站和农家文化大院没有活动经费, 许多文化机构运转艰难等问题。

(三) 设施缺乏有效管理综合利用率低

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评估及监管体系不健全, 从上到下缺乏垂直管理和长效机制。一方面, 相关部门宣传引导力度不够, 服务不到位, 组织开展经常性文化活动较少, 不能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 致使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利用率较低;另一方面, 由于管理不力和使用不善, 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普遍存在形式主义的倾向, 大多数基础设施通过创建验收之后便无人管理, 成为应付检查的摆设。部分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开放使用率低, 常年由“铁将军”把门;其他的一些文化设施如“文化室、图书室、广播室、篮球场”等也都形同虚设, 并没有被用来开展文化活动。

(四) 人才短缺文化队伍建设滞后

长期以来, 农村从事文化工作的专业人才不足是制约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据《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2012) 》数据显示:2011年, 黑龙江乡镇文化站从业人员2658人, 在全国排第24位;专职人员1426人, 在全国排第26位, 占全部从业人员的53.6%;具有高级职称的仅27人, 占全部从业人员的1.02%, 在全国排第23位。与此同时, 70%以上的乡镇专兼职文化工作人员没有管理文化工作的经验, 更没有文化艺术专业特长, 基本不具备承担农村文化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在文化队伍建设方面, 由于存在编制不足、薪资待遇偏低、人员招聘及准入机制不够完善、人员培养和继续教育跟不上、农村文化机构中管理人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搭配不合理等问题, 致使在职人员的专业素质普遍较低。

三、完善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对策

(一) 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拓宽融资渠道

1. 政府要调整投资方向, 适度缩减对工业经济的财政投入, 加大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 设立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资金。特别是对较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要切实加大投入力度, 加快推进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

2. 政府要建立健全投融资机制, 在投资方面适当放宽市场准入机制。积极鼓励有实力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金融机构以及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并给予企业或个人一定的优惠和政策支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 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共建的多元化投资模式。

(二) 加强设施管理提高设施利用率

1. 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 避免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浪费。

应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要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 对已有的设施做好管理工作, 确保设施有专人负责看管;二要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 增强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三要建立健全激励制度, 提高管理人员工作的积极性。

2. 加强设施综合利用, 提高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利用率。

一方面, 对现有的农村文化设施要尽可能加以综合利用, 如可以依托乡镇中小学、农村职业学校等, 实现资源共享, 既提高文化设施的综合利用率, 也可以从中有所收益;既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 也可以充分发挥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作用。另一方面, 在设施功能上要强调综合性, 争取做到“一场多用”、“一室多用”, 使活动场所集图书阅读、广播影视、科技推广、科普培训等于一体。

(三) 增强农民文化意识激发农民参与积极性

大部分农民由于自身接受教育程度有限, 对图书室等纯公共文化设施难以利用, 同时又由于赌博、打麻将等不良习俗的影响, 使农民对于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小农思想和不良习俗阻碍着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 政府在建设文化基础设施的同时, 要积极开展丰富村民业余生活的集体活动, 如组织书法比赛、举办读书讲座等, 从而建立良好的文化氛围, 激发农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 提升农民对于文化生活的追求。

(四) 重视人才培养及文化队伍建设

1. 在引进人才方面。

要建立健全工作岗位准入和在职考评机制, 在基层群艺馆、图书馆 (农村书屋) 、文化馆站 (活动中心) 、农村放映队等文化工作从业人员中, 实行严格的资格准入机制, 合理确定管理人员编制, 规范文化管理队伍。

2. 在培养人才方面。

要重视文化管理工作人员的继续教育, 提高整体素质。政府部门要为农村文化管理工作人员划拨培训经费, 加大文化管理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 为他们创造更多更好的学习和深造机会, 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培养一批善经营、懂管理、有开拓创新意识的文化管理人才。

3. 在留住人才方面。

政府主管部门要建立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 切实关心和帮助基层文化工作者, 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遇到实际困难, 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从而稳定农村文化队伍。

摘要：近年来, 黑龙江省通过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工程项目建设, 使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 深受农民欢迎。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项目建设缺乏规划、资金投入不足, 设施缺乏有效管理以及文化队伍建设滞后等。黑龙江省应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拓宽融资渠道, 加强设施管理提高设施利用率, 增强农民文化意识, 重视人才培养及文化队伍建设, 以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关键词：黑龙江省,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现状,问题

参考文献

[1]赖淑琴.当前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现状及对策[J].大众文艺, 2009 (4)

[2]纪珊珊.贵州省农村公共文化保障机制建设研究[J].新农村, 2010 (4) :29

[3]许淑萍, 巩村磊, 高洪贵.黑龙江省公共文化人才队伍现状及对策研究[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2012 (3)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篇8

关键词：公共设施,消防,公共安全

城市公共消防设施，是指为保障国家、集体和公民财产和人身安全所需的消防站、消防通信、消防供水、消防车通道、消防通信设施及消防装备等，做好城市公安消防设施建设是维护城市消防公共安全一项重要的工作，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各地城市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工作现状不容乐观。

1 城市公共消防设施工作现状及突出问题

1)城市消防规划编制、审批、实施滞后现象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对消防规划编制、实施均要求明确，但仍有的城市规划与消防规划编制、审批、实施进度不能保持一致;有的城市编制的消防规划还停留在纲要阶段，编制内容的广度及深度不符合要求，不能作为规范和指导城市消防安全体系建设的法定文件使用;有的城市消防规划时间跨度太长，已严重不符合城市发展现状;甚至个别消防规划仅停留在纸上，消防规划的实施缺乏切实有效的机制。

2)城市消防安全布局不尽合理。原城市消防安全规划布局是合理的，随着城市建成区面积不断发展扩大，城乡发展布局、功能划分不能满足城市建设的安全发展要求，原有的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已处于建成区内，其所在位置已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成为制约周围用地开发利用的不利因素，亦已严重威胁着城市的公共消防安全。

3)消防站布局及建设不符合要求。按照《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的要求，城市消防站的位置、数量、用地规模、消防装备等应满足灭火和抢险救援的需要。但是，由于城市建设发展速度快，消防站建设达不到规定要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a．现有消防站规划数量不足、消防站的布局不尽合理，造成消防站辖区面积过大;b．部分原有消防站建设规模小、建筑功能不能满足要求;c．消防装备相对落后，现代化装备配置数量不足。

4)城市消防供水安全保障不力。消防供水方面多存有欠账，尤以城市老城区问题突出:a．公共消火栓未能与市政自来水管网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建设，造成公共消火栓间距大、数量少，甚至缺失、未建。b．在老城区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域内市政供水管径小、水量、压力小，仅能满足生产、生活用水需求，满足不了灭火所需的水量和水压要求;部分区域内的消防供水为枝状，无法保证消防供水安全。c．部分供水管道年份久、材质差，故而需经常中断区域供水进行维修，不能满足消防供水要求，导致小火酿成大灾，损失严重。d．维护保养不到位，部分公共消火栓无法正常使用。

5)消防通信方面较为落后，亟待加强。通讯设备亟待更新，火灾现场图像难以即时传输，灭火作战指挥人员与前方作战不能及时有效传达沟通，贻误灭火战机。

6)消防车通道不尽合理，堵塞占用现象常见。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搭盖临时性建筑或者设置限制车辆通行的固定性障碍物，影响消防车通行;城中村、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域内的建筑耐火等级较低、间距小，现有道路宽度、转弯半径不满足消防车道设置要求，对区域内发生的火灾难以在短时间内实施有效控制和扑救;大型商贸中心市场、城市综合体等及天然水源供消防车取水平台周围，消防车通道设置不合理且无消防车回车场地，消防车因无操作场地无法近距离实施灭火作战或补给水源。

2 立足实际解决瓶颈问题，加快城市公共消防设施建设

1)切实做好城市消防规划修订编制工作。城市人民政府及其领导应立足从源头上预防火灾事故、提高城市火灾防控能力、降低火灾危害后果，正确处理城市建设与公共消防安全布局的关系，将消防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吸收消防规划先进理念，组织城市规划、市政、电信、交通、公安消防等有关单位在先期实施城市整体火灾风险评估基础上，修订、编制适合城市发展的长期、近期消防专项规划。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审批消防规划，将城市公共消防设施规划、建设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依法组织实施。

2)调整城市消防安全布局。运用城市火灾风险评估等科学手段，对影响城市消防安全布局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等场所进行科学论证，通过技术改造、建筑提高耐火等级或者搬迁至不影响城市公共消防安全的地域等方法予以解决，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消除威胁城市公共消防安全的因素。

3)按照《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建设消防站，逐步更新消防装备。严格落实消防规划，保证城市消防站的用地不做他用，在新的建成区开发建设中同步规划建设消防站。在消防规划指导下，通过整体置换迁移、原址改扩建等途径建设消防站，逐步调整现不满足要求消防站的布局，使城市消防站责任区面积尽可能达到要求。利用片区、旧城改造等有利时机，对占地、建筑面积小的消防站进行扩建，使其达到《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的普通站基本要求。除积极争取政府正常资金保障外，还可通过政府担保利用国际贷款方式、政企联建形式，解决现有资金不足的问题，建设消防站、配备现代化消防装备器材，尤以特种装备配备为主，满足灭火救援和特殊火灾扑救的需要。

4)做好城市公共消防给水的规划建设与维护管理工作，满足消防用水的需要。充分利用城市内的湖泊、护城河等天然水源，在适当位置建设消防车取水平台，满足区域内灭火实战消防用水。城镇、城市综合体、大型商贸区等大型建设工程应同期规划建设消防给水系统，满足消防用水水量、水压要求，保障本区域及建设工程的消防用水安全。新建、改建、扩建的道路，要同期设计、安装公共消火栓，确保公共消火栓数量、间距符合规范要求，消除旧账、不留新账。结合市政工程改造，更新消防供水管道，保证老城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域的消防供水安全。职能部门应各司其职，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任，做好消防供水设施的管理与维护工作，保证其性能良好。条件允许的城市区域，可充分利用中水系统作为消防用水的有利保障。

5)建设符合现代化需求的消防通信指挥系统。按照《消防通信指挥设计规范》等技术标准，更新完善网络设备及软件建立先进的城市消防通信指挥系统，使火警受理、通信调度和辅助决策指挥更能够满足日常需要。不断完善消防通信调度指挥中心数字化建设，逐渐实现市政CIS等数字信息共享，完善建立联动机制，满足跨区域联合作战和城市综合防灾救灾的实际需要。

6)保证消防车通道畅通，有效实施灭火救援。通过政府牵头、部门联动，解决因违法、违章建设等造成的消防车通道堵塞占用的现状瓶颈问题。基于“城市大交通”现代城市交通规划理念，做好城市主次干道环形规划、放射环状的规划建设布局的同时，应通过立体、轨道、隧道交通等形式，着重解决人口密集区域、交通繁忙路口火灾等突发灾害情况下的消防车通行问题。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域、城中村区域外可规划建设范围内，合理规划道路、停车位，确保消防车能够最短时间到达灾害发生地。根据道路功能，合理规划、严格管理，在大型商贸中心市场、大型居住区、城市综合体以及供消防车取水的天然水源和消防水池周围应当设置消防车通道并保证畅通。

3 结语

城市公共消防设施建设是一项涉及面广的基础建设工作，也是各届政府需要长期关注落实的工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从实际出发适时向当地政府提出专业性建议，才能保证这项工作的健康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S].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S].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篇9

N以科好, 据说你很喜欢打篮球?

X是的, 其实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 我一直对篮球情有独钟。小学的时候因为在农村就读, 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非常落后, 记得那时村里只有一个泥巴篮球场, 两个木板篮筐, 全校的师生和村里喜欢篮球运动的青年只能轮流在那里运动。后来到了城里念书, 篮球场的数量逐渐多了起来, 而且还是水泥场地和玻璃钢篮球架, 觉得篮球运动的设施比农村有了明显的改善。

N是的, 我也是一个喜好运动的人, 从小就喜欢踢球, 现在工作之余经常跟朋友组队去踢踢球。南宁有几个足球场馆不错, 但场费越来越贵了。我比较怀念大学以前的踢球生活, 记得我在大化县高级中学读书的时候, 当时大化县城还有一个公共足球场, 旁边有环场跑道和看台, 免费开放, 一块大场地常常被人们分成几块小场地, 每天都有很多人去踢球, 每年都搞联赛。但我跟你遇到的情况可能有点不同, 前几年路过县城, 想故地重游, 到那个足球场去看看, 而令我惊讶的是, 那么大一块足球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所谓的广场, 广场周边是高楼、商铺、KTV娱乐城。说实话, 当时心很凉。

X我觉得我们的经历跟一个地方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有关, “两化”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 因为土地资源为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提供了生存根基和发展要素。由此可知, 在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 土地开发利用就需要进行价值评估了, 这样显然就不会空出几块大空地来留给人们免费去踢足球和玩耍, 因为从城市发展的角度上看, 似乎在有限的空地上建起专业足球场、商品房、工业园区或者休闲广场的经济效益和使用价值要比一块没被商业化的土地更高。生活在一座城市或者一个城镇, 当土地资源的使用受到限制后, 我们的生活需求空间也就自然跟着被“定格”了。

N我不知道, 这应该令我们感到高兴还是更值得我们去担忧。

你说的没错, 土地资源为城镇化和工业化提供了生存的根基和发展的要素。

据调查表明, 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50%, 首次超过农业人口。中国正以每天消失100个村子的速度和代价, 快步进入城镇化。而城镇化的深入将是继工业化、市场化之后, 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经济发展”的这盘棋上, 一切都为“经济发展”的重点服务、让路。但作为发展的平衡, 在经济发展加足马力、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 我想, 应该需要为群众建设一个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为他们的文化生活提供保障, 以满足他们越来越高的文化生活需求。但在城镇化的过程中, 人们往往容易忽略掉这一点。很搞笑的一个例子, 有一次, 一个老家那边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想看电影, 让我帮她定几张南宁市任何一个影院的几张电影票, 我问她县里面影院没有票了?她说, 不是没有票了, 是电影院早没了, 原来的电影院现在变成了百货超市。

X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快发展是大势所趋, 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手段。而经济发展也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的、平衡的、科学的发展, 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加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回归到我们的实际生活, 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 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精神生活需求往往也就更加强烈, 两者呈正比例关系。你提到的电影院其实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紧密相连, 电影院变成了百货超市, 这样的结果跟政府的服务职能, 特别是文化服务职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区内, 我走过柳州、桂林、来宾、南宁、钦州等地方, 其实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 特别是在城镇化发展相对集中的城乡一级, 都普遍存在电影院消失、文化馆关门、博物馆空壳、图书馆冷清、文化设施紧缺等尴尬的处境, 这跟群众的自我精神生活诉求有关, 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缺失, 因为目前我国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文化机构主要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文化中心以及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点等, 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主要内容有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看电影看戏、公共文化鉴赏、文化素质培训、群众性文体活动等, 这些跟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

N城镇化建设其实遇到的问题很多, 需要一个长远的规划, 文化更是如此。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而包容、有内涵有底蕴的城市, 除了经济上的发展, 还需要一种文化的长期沉淀、积累。但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这些公共文化设施一点点地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 这到底是谁之过?

X公共文化投入的不足自然有其本因, 孰是孰非, 暂且不下定论。但有个不争的事实或者共识,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是城市文化中物质文化范畴的组成部分, 而城市文化又是城市之间竞争的重要元素之一, 综观区内外的城市可以看出, 一个文化软实力较强的城市其综合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也会随之增长,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也得到进一步的满足。

这里谈到了城市文化, 不得不提起有个名叫Lewis Mumford的美国教授, 他写过一本名为The Culture of Cities的著作, 评论界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 是城市发展理论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这是一本关于城市和城市社会学的理论著作, 跟我们提到的公共文化有直接关系。但作者是从一名专业规划师的角度来探讨城市发展问题, 站在城市人文的立场上关注城市的社会问题, 指出城市的基本问题是城市发展是否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包含物质和精神两方面) , 城市的规划设计是否促进人 (包含本土和外来居民) 的步行交通和直接交流等实际生活需求。

事实上, 我们大都去过不少城市, 我主要涉足的区外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深圳、哈尔滨、长春、西安、香港、澳门, 区内的城市大多数都到过, 结合我以前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和现在党委政策研究部门的工作经历来看, 每一个城市的文化积淀、人口结构和现代化程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在起步阶段就应该结合当地的文化资源和发展脉络做好长远规划, 明确好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 围绕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城市文化的三个主要方面着手, 并根据城市格局和人口结构来实施建设, 最终保证城市公共文化找到得以附身的载体和受益的主体。

N是的, 我觉得, 每一座城镇都有每一座城镇的“性格”, 在进行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时, 应该考虑到这些方面。暂且不去说公共文化设施的缺乏, 即使建设有公共文化设施, 装修再豪华、设备再先进, 有的甚至成为城镇所谓的“标志性”建筑, 但没有出于合理的建设需求而建, 没有考虑到大众需求而建, 人气低下, 利用率低下, 那么, 拥有再多的这些所谓的文化设施都只是个无用的摆设, 唯独剩下它们空而大的躯壳远在人们的视野之外。比如, 政府出于土地便于规划、设施容易建设的考虑, 把一些新建的公共文化设施选建在远离人群的新城区和开发不久的地段, 交通不便, 使得人们享受不到日常的文化服务, 这有悖于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性”属性, 这无形中会让人们对这些东西抱有一种“无用”的心理, 而对它们产生一种拒绝和排斥。这样, 既对不起花费巨资建立起来的文化设施, 更对不起缺少文化服务的城乡百姓。

X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还得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具体内涵谈起, 它的主导者无疑是政府, 直接目的是满足社会的公共文化需求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 体系结构是由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产品、公共文化服务以及运行管理系统和制度组成, 它的功能作用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 也是推进建设服务型政府职能的重要举措, 又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加快文化事业发展、促进我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必然要求。

可事实上, 由于主导者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的性不够明确, 或者是受到地方客观要素、城市发展格局、城市管理制度等因素的制约, 部分城市和城乡都出现了不少“被遗忘的公共厕所”“被冷落的休闲公园”“被漠视的运动场所”“被尘封的展馆剧院”等现象, 表面上看这些公共文化设施似乎真的“无用”, 它们只是完成了一个地方公共文化产品建设的任务指标角色, 而没有实现其应有的实现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功能作用。

说简单点, 如果公共厕所被收费、被关门, 休闲公园超出了人们的生活半径, 公共运动设施建在人流稀少的区域, 各类展馆和影剧院保持高高在上的“富人姿态”, 这些都违背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特征, 即便群众有精神文化需求, 也只可远观而不可共享, 甚至产生一种“他者之物非己所用”的心理误区。这一结果跟当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定位、规划、实施、管理等有关, 至于做得是否到位, 我觉得考核标准应该是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和公共文化产品 (包含设施和服务) 的使用效率。

N一些地方政府对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加大了人力、物力、财力投入, 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对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和维护, 却遇到了问题。

我们不能把建设只当成表面工程。在城市发展建设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 仍有一些地方和部门, 误认为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就是建设施, 在他们这些人心目中, 只要设施建设起来了, 相关活动自然便都有了, 工作任务也就圆满完成了, 就一切都OK了, 就算他们完成所谓的“政绩”目标了。至于建成后的文化设施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职能作用和社会效应, 他们往往不会再去持续关注和跟踪追问, 作为管理单位自然也无需再向社会作出使用说明和业绩交代。这些设施往往施建而少用, 阵地活动时有时无, 除开头一阵或重大节假日外, 整个场地设施一年到头用不上几次;有的建而他用, 一些管理单位和个人俨然以公共设施所有者自居, 他们出于利益的驱使, 以各种理由和借口, 任意把公共文化设施出借或出租给他人从事经营牟利活动;还有的建而不用, 只把公共文化设施当摆设, 名义上是文化设施, 而实际上并没有行文化之实, 徒有其名, 形同虚设。所以对公共文化设施的有效管理和维护迫在眉睫。

X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公共文化政策法规和制度的设计与制定等, 这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成要素在实施过程中都具有阶段性特征, 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完成了既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指标任务, 也就实现了绩效考评的目标要求,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如何去守护、如何去发展才是关键。公共文化设施的后期管理应该是长期性的、常态化的、公开化的, 因为公共文化设施是不以营利为目的, 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文化资源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 这种管理应该也应该符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初衷, 即基于实现公民的基本公共文化权利而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一定社会约束力和感召力的规章制度体系, 呼吁相关政府部门做好职能分工, 充分整合各自的权力资源, 不搞“各家自扫门前雪”的断层服务行为, 更不搞公共文化场所的“圈地运动”, 这些都有悖于我们的社会公德和服务宗旨。一方面要维护公共文化设施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另一方面要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作用和文化价值, 让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从中得以满足。

这样说吧, 公共文化产品的产生好比一个孩子的出生, 孩子出生后, 我们还得继续为他提供衣食住行, 提供社会保障, 提供教育机会, 提供成长环境, 提供服务平台, 只有将每个环节都串联在一起, 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和效益的最大化。说简单些, 如果把孩子生出来, 然后却弃之荒野了, 后果可想而知。

N你“养孩子”的说法挺有意思, 也就是说不可急功近利。巩固完善公共文化设施, 尤其是基层公共文化设施, 需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打“持久战”,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事情。

最近看一个资料, 西方的一些大城市, 他们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这一块的确是在用时间来积累和沉淀的, 比如巴黎, 现在是世界上人文气息最为浓厚的城市之一, 它的图书馆、博物馆、剧院等公共文化设施最开始都是王室私人所有, 法国大革命之后, 随着教育的普及, 逐渐向公众开放服务, 二战爆发前, 在如今的城市中心地带已经有相当规模。二战后, 巴黎文化设施的建设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而现在, 这座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多达364个, 其中博物馆134所, 剧院141个, 市属公共图书馆64座。市民出门15分钟即可步入图书馆, 参与各种文化活动被看做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人家为什么能做到这样一个程度?就是因为它能把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作为一种城市发展策略融入城市整体的发展思考当中, 它以一种渐进的过程, 经过日积月累, 取得了可观的效果。建设要有长期和短期两种时间跨度的考虑。它的成长经历了开发、翻新、再开发、再翻新和扩张等过程, 这是一种长期的建设;而对于阶段性的新区集中建设项目, 则采用短期的建设方式, 嵌入新的公共文化设施。并且, 它在交通的便捷性上有着强有力的支撑, 文化设施周边公共交通、地铁等交通方式多样, 可达性极强, 与城市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些客观规律对我们的公共设施集中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养孩子”不容易, 养一个有文化有素质有内涵的孩子更不容易, 它需要全方位的整体考虑。

X我再讲一个故事, 大学的时候有个广西的老乡因作家梦而中途弃学北漂, 孤身在北京一边摆地摊卖书挣生活费一边坚持文学创作。有一天, 我接到他的一个电话, 说他在北京被假书贩骗走了身上所有的钱财。我问他下一步怎么打算, 他说只想找个地方猛踢一场足球, 然后找个人迹罕至鸟语花香的地方大哭一场, 以此泄愤。我问他住的地方方便实现这两个心愿吗?他沉默了片刻, 说自己住在北京六环以外郊区的农村平房, 附近没有看到他想找的地方, 偶尔看到个足球场也是按时收费的, 享用不起。我后来给他出了个主意, 叫他去北大未名湖, 因为他一没钱, 二没北京户口, 好歹未名湖是免费公开观赏的。后来他几经周折才到达北大未名湖, 心愿有没有实现只有他自己知道。

从这个真实的故事背后我想说的是, 即使是北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 其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也是存在一定的盲区, 或许六环以内各个区域的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分布点相对比较广泛和均匀, 这个圆圈内的市民的公共文化权利自然能够更容易地得到实现。而六环以外的郊区农村, 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力度和延伸的方向也就相对较少和缓慢, 这需要一个过程,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广西区内一线二线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近些年也已经在逐日改善, 人们的生产生活半径与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分布点也进一步地科学合理, 尤其在城镇和乡村一级, 随着返乡人口的增多和外来人口的涌入, 居民的数量也在逐年上升, 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自然也愈加强烈, 地方政府要聚集人气来刺激经济发展, 就必须要创造更好的生产生活环境。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基本保障外, 精神文化生活的供给也必不可少, 甚至成为一个公民去留的决定因素。因此, 政府方面在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财力支持外, 又实施了“千村万户文化惠民工程”等系列公共文化服务举措, 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的量和质都有所提升, 这就涉及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问题, 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不管是有钱人还是贫困人, 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乡村, 每一个公民都有均等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受益权, 每一个地区也都享有公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机遇, 只有从横向的空间概念和纵向的时间概念同步推进, 如同血脉一样遍布一个充满生命和活力的机体,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成果才能绑定一个地方的根基, 才能融入人们的生活。

N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发展及有效使用, 必将会有效地改变整个城市的面貌, 提升人们的文化生活水平, 同时也会带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驱动力增强, 文化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正逐步凸显。人们不再局限于对物质的需求, 更多转向于对精神食粮需求的演变。在空闲之时, 人们更倾向于进行文化活动、旅游、文艺表演、健身运动、看电影等。而这些项目不仅可以拉动内需、拉动地方经济建设, 还可以满足国民对此方面的需求, 而好的文化活动、文艺表演、旅游项目、健身运动、电影不仅局限于对经济建设方面的贡献, 同时也是对国民整体素质提升的一种重要方式。

另外, 据我所知, 广西区内基本上每个市县都办有自己的“文化节”, 这些“文化节”名目繁多, 比如中国名猪 (陆川) 文化节、广西大化奇石文化节、中国都安密洛陀文化节、河池市铜鼓山歌艺术节、百色 (田东) 芒果文化节、贺州市首届客家文化节、桂林山水文化节、天下来宾·红水河文化艺术节、来宾盘古壮文化节、宾阳炮龙节、广西隆安“那”文化节、中国 (横县) 国际茉莉花文化节、北流陶瓷文化节、武鸣“三月三”文化节、巴马国际长寿养生文化节、东兰板栗文化节、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恭城桃花节暨恭城油茶文化节……这些文化节, 对公共文化设施的使用率极高, 比如图书馆、文化馆、文化广场等, 同时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和客商, 对当地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 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 对文化旅游、特色文化产品和市场的开发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当然, 文化节会与其他节会不同, 不能“闹腾”了一阵子完事, 也不仅仅体现为对周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更重要的, 是对整个社会、一座城市的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一座城市沉淀下来的文化张力和经济张力。

X不可否认,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刺激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 而这个地方的公共文化设施和固有的文化资源也为这一可能性提供了载体和资本。

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或者是在一般的城镇和乡村, 我们实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们的基本文化权益, 满足人们的文化生活需求, 进而改善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 实现以人为本的理想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 除了完成公共文化设施原本应有的功能作用外, 还附带着正能量推动当地的第三产业发展, 激活了当地的文化市场、旅游市场和服务市场, 进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这一结果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也顺应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证明人们正在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 公共文化的发展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向发展, 相互促进。

举办文化节已成为一个地方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的重要手段, 但文化节是否成功, 是否达到预期目的, 是否产生社会影响, 这些都跟公共文化设施投入有着紧密的关系。而事实证明, 一个公共文化设施越完善越发达的地区, 其举办的文化节活动也就能产生更加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因为它为地域文化的保护挖掘与市场包装提供了基础条件和发展渠道。现在有个问题是, 人们往往觉得自己已经足够聪明, 连“文化”这么抽象、这么客观的东西也可以随手创造, 轻而易举地标杆成为自己的文化符号, 然后明码标价地抛向市场, 这样的方式却往往适得其反, 人们不但没有享受到文化发展带来的福祉, 而且还会被这“自以为是”的游戏所误导, 对自身的精神世界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即使他们设计加工出了“文化”这个漂亮的外衣, 但忽视了公共文化设施这个必要的“模特”, 导致文化建设投入的功能丧失和市场疲软。

在区内我比较熟悉的一个文化节是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曾获得中国节庆大奖的“中国侗族多耶节”, 目前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十届, 秘诀就在于当地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加大, 不断创新。这个县城本身就是一个国家4A级景区“大侗寨”, 除了建有一般的公共文化设施外, 他们还注重侗族传统文化元素的外移, 把城镇化建设、民族文化发展、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三者绑定在一起同步实施, 5平方公里不足的县城内就建有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长度最长的三江风雨桥、单体木构建筑物规模最大的侗乡鸟巢、世界第一高度的三江鼓楼、中国侗族地区最大的中国侗族博物馆以及民俗风情月亮街和多耶广场等, 这些独具民族特色的公共文化设施平时除了为人们提供文化生活便利外, 更为“中国侗族多耶节”的举办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保障。今年第十届“中国侗族多耶节”活动期间, 共接待游客25.5万人次, 同比增长13.3%, 旅游社会总收入达8500万元, 同比增长15.2%, 这样一组数据足以折服那些藐视公共文化设施投入的地方。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篇10

一、农村基础设施现状

农村基础设施是为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和生产提供服务的总称。农村基础设施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主要指人居环境、田间道路、农业机械化和农田水利设施;二是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主要指村级图书室、村卫生所和农村健身娱乐设施;三是农村生活性基础设施。主要指人畜饮水设施、农村道路硬化、沼气设施、农村电网以及农村网络入户工程;四是农村创收基础设施。主要指农产品销售站。泸州市的农村普遍存在的困难有:人居住房形式单一、村级图书室大多未建立、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农产品销售站未成立、农村网络入户工程多数村未启动、农产品加工率低及社会救助水平不高等问题。

二、农村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1.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经济的推动作用

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经济的推动作用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 基础设施可以直接创造财富, 成为国民经济的增加值, 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我国农村的农民属于密集型居住环境, 基础设施也应该朝密集型方向建设, 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如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增加, 势必会增加很多的就业岗位, 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 同时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比如农村的道路硬化建设、防洪水渠建设、社村运动场所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等。另一方面, 基础设施建设程度的高低, 直接影响到其他生产要素对农业的平均成本, 间接地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增长快慢。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改变, 国内外研究表明:农村电力系统、交通运输、网络系统、灌溉系统等基础设施的改变, 可以减少农业的生产成本;改变灌溉系统和交通运输设施, 可以减轻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扩大了机械化在农业中的应用范围, 使剩余的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其他非农行业中。比如农村公路实行村村通以后, 各个乡村互相连接, 可以带动农村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进而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增长。

2. 农村现代化的需求可以带动农村经济的增长

目前, 传统农业正在逐步向现代农业过渡, 势必会造成各种需求的增加, 农村的建设会向城市建设靠拢, 农民的生活需求也会逐步提高。但目前泸州市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状况还处于严重落后的境地, 改变农村的生活环境与条件, 可以促进农民的消费, 比如农村电网的改善, 部分农村居民就会用上打米机、玉米粉碎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农用电器和生活电器, 从而扩大了农村的消费需求, 带动了社会经济的运作速度, 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 实施农村网络入户工程对农村经济的增长也是有利的。农村居民有了互联网络以后, 可以加强村与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密度, 有利于信息的畅通性和时效性, 比如每个村的村委会可以建立一个免费信息发布平台, 农民可以在互联网上出售自己家的农产品, 也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查看是否有自己需要的商品, 这可以拉近农户与市场之间的距离。我国农村人口多, 从长远角度看,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将会成为我国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策略

1. 加大资金的投入, 拓宽融资渠道

长期以来, 国家对农村的投入力度不大, 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不足, 造成了农村基础设施总量明显落后的局面。资料分析显示, 以2001～2003年为例, 全国村镇人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费用为42元、68元、67元, 相比同时期的城市人均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费用658元、877元、320元, 相差甚远。所以, 财政性建设资金部分要向农村重点倾斜, 财政部门应该加大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 政府对农村的投入资金有限度, 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 而且见效缓慢, 农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具有不确定性和极大的波动性, 很多社会资金不愿意投入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所以要充分依托农村独特的地形地貌以及农作物优势引进企业, 比如泸州市江阳区大桥镇拥有成百亩的柑橘和荔枝, 可以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引进企业, 进行农产品深加工, 加工成市场需要的商品出售。网络的建设、文体娱乐设施的配备、公路的修整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都为招商引资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而拓宽了融资渠道。

2. 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

要不断改变“城市像欧洲, 农村像非洲”的局面, 加大对农村建设的投入, 切实采取措施增加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差距, 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在当前形势下, 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应该转向农村, 各个政府部门应该制定城乡发展规划, 规划中应该考虑城市对周边农村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 农村基础设施得到解决后, 会进一步缩小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 农民的思想观念得到更新, 农民的消费需求也会增加, 农民素质也会得到提升, 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促使农村经济不断地良性发展。

3. 因地制宜, 科学规划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有些地区为了响应国家号召, 丝毫不根据自身的地理条件、经济水平和当地乡村文化, 违背农民本意胡乱建设。要抓住影响农民生产生活的关键问题进行建设:一要因地制宜, 合理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应该把经济发展、产业支撑和农民增收这三者之间相互结合起来;三是应该围绕农民“利于生产、生活方便”的原则, 合理布局村民住宅和公共娱乐设施;四是要解决农村交通、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问题;五是要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土地面积保护规划, 坚持合理开发农村生态资源,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保证农村本有的田园特色。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旅游产业, 促进经济发展。

4. 加强与农业高校的联系, 提高农业推广技术人员在农村中的比重

一方面, 目前农村的村民普遍农业知识欠缺, 这对农业生产是极为不利的, 农业院校可以加深与当地农村的联系, 既有利于院校的科研能力提升, 又可以服务地方经济。高校可以定期派科技人员到农村实地考察, 了解农村生产状况, 农民也可以从高校科技人员里面吸收新鲜农业知识。另一方面, 和发达国家比起来, 我国农村的农业推广技术人员偏低, 且专业能力欠缺。如泸州市江阳区大桥镇仅有2名专职人员从事农业推广工作, 且都没有经过正式的专业学习与培训。所以地方政府应建立农村与农业高校的沟通纽带, 加强农技推广人员的教育, 提升农技推广技术人员的专业素质, 把提升推广人员专业素质与水平作为农业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

5. 明确重点和难点, 有针对性地进行建设

由于各个村庄的具体情况不一样, 也不可能每个村庄都把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整, 因此要明确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急需建设的地方。农民自身也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 积极投入到建设中去。结合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作用, 按照“利于生产、生活方便”的原则, 合理布置居民生活区、生产区和文化娱乐区, 打造山清水秀、城乡结合体、环境优美的特色示范农村区域, 成为工厂企业入驻的优先考虑因素, 这才有利于泸州市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篇11

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之于3年前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滑，GDP增速已经降到了7.5%左右，名义GDP增速也降到了个位数字。中国经济到底还有没有潜力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如果有，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应该如何通过改革和创新，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接生？这是分析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必须回答的三个问题。

中国经济仍然有较快增长的潜力

要回答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必须把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阶段放到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

中国经历了36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比排在第三位的日本超出了将近一倍。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当前的人均GDP发展水平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汇率计算仍然只有美国的20%。

纵观人类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有多大，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该经济体与世界上标杆性的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差距。近几十年来，在全世界人口总量超过1000万的大国中，美国的人均GDP发展水平始终保持最高，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标杆。欧洲各国包括德国的人均GDP发展水平，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基本上为美国的80-90%，日本当前是美国的70%（曾经达到过85%），韩国、台湾地区也接近美国的70%。

东亚各经济体追赶美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它们的人均GDP与美国差距较大时，追赶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接近美国时，步伐就会放缓。其基本原因是，差距大的经济体可以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学习先进的技术和商业经营的模式，更可以向发达国家出口，从而提升本国国民的收入水平。

日本的人均GDP在二战之后达到了美国的20%，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人均GDP则分别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达到美国的20%，在此之后的5到10年间，这些经济体的增速都在8%以上（图1、附表）。因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来预测，中国经济在未来的5到10年仍然有接近8%甚至超过8%的增长潜力。当然，这一潜力需要通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善来释放。

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有三大发展优势。第一是作为大国经济，拥有巨大的腹地，不必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二是中国经济是一个赶超型、学习型的经济，能不断从发达国家学习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经济与80年代末的日本经济不同，仍然有体制创新的原始动力。

中国如果能够持续改进政府的社会综合治理能力、提高法制的效率、改进金融体系的效率，长远的增长前景将非常可观。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时，中国的人均GDP发展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有可能达到美国的70-75%，总体经济规模将接近美国的3倍左右（图2）。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应该看到今天中国经济的一些困难是暂时的，中国应该有底气在今天适当地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经济增长下滑的态势。这是因为，中国可以通过未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与此同步上升的国家财力，来弥补当前维系经济增长的一些社会成本。

当前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

从本质上讲，当前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增长点正在褪色，而新增长点尚未完全爆发。

过去近20年来，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点有两个，一是房地产，二是出口。过去十几年，房地产开发及其拉动的相关产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房地产开发投资长期以来占到中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20%、GDP的10%左右。同时，由于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它不仅拉动着众多相关产业的增长，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让已经买房的家庭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同时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增值感，因此撬动了相当数量人群的消费。出口则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长期保持两位数甚至高达20%的增长，2007年出口占GDP的比例达到30%以上，外贸顺差占了GDP的8.8%。

但是这两大经济增长点都在逐步褪色。房地产的增长碰到了困难，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经基本得到了满足，97%以上的家庭都拥有了自己的房产，人均住房面积也达到了33平方米，一个三口之家的住宅接近100平方米，而且每年还在上升。另外，由于金融改革的加速，许多家庭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5%以上，即超过通胀水平2.5%以上的低风险的、流动性极强的金融投资回报，这改变了居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将投资买房作为财富增值保值手段的格局。

同时，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已经光环不再。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规模已从4年前的5万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10万亿美元，世界这个大市场再也不能提供与中国经济增长同步的进口需求，更不用说中国自身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利率上涨也为出口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阻力。

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哪里

既然中国经济仍然有较大的长期增长潜力，那么未来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呢？我的分析是，中国经济未来存在三个增长点，这里按照有可能爆发的顺序列举如下。

第一个增长点就是民生性、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指的是直接进入未来百姓消费的、具有一定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建设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基础建设、防灾抗灾能力、农村的垃圾和水处理、空气质量的改善、公共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等等。这种公共消费型投资不同于一般的固定资产投资，因为它们并不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不带来产能的过剩。更重要的是，这种公共消费型投资并不完全是提供公共产品，比如说高铁和地铁仍然是谁使用谁受益，具有相当的排他性，并不是全体百姓同时受益。但是这类产品的性质与汽车、冰箱和电视机不同，因为公共消费必须是大量民众一起进行的，比如一趟高铁的消费群是几千人，不可能为一个人开一趟高铁，但是一部手机却是一个人使用的。公共消费品需要大量的前期性投资，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公共消费类的投资尽管商业回报可能比较低，但一旦形成服务能力，可以逐步形成社会福利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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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这种公共消费型基建投资是中国经济当前以及未来的第一增长点呢？最根本的原因是这类投资是当前中国百姓最需要的，最能够直接提升百姓未来幸福感。中国的国民，尤其是城市居民，与发达国家国民的生活质量差距，已经不再是电冰箱的拥有量、手机的普及度和质量，乃至于汽车的拥有量和品质，而在于空气的质量、交通的拥挤程度、公共交通的普及度和质量，以及自然灾害来临之时的应对能力。这些本质上属于公共消费水平的范畴。提升公共消费的水平，需要非常长的投资周期，商业回报往往是很低的，需要政府长时间的补贴。但这种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约有25%用于此类投资，这一比重未来还有提升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投资不仅不会加重产能过剩的问题，反而有助于化解这一难题。

中国经济的第二大经济增长点就是已有生产能力的绿化和升级。中国的制造业从生产能力和产出量上讲已经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是各种生产设备往往是高污染、高能耗的，把这样的产能升级为现代化、有效率的产能，需要投资，这个投资的过程将长期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据笔者不完全测算，仅五大耗能行业—有色金属、钢铁、电力、化工、建材，更新一遍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就需要10年时间，其每年将拉动GDP增长1%。而且，由此带来的低污染和低能耗将令国人长期受益。

中国经济的第三大经济增长点是居民消费。中国居民消费自从2007年以后，每年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上升，根据我们的测算，目前已经上升到45%左右，但是居民消费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点，其比重超过GDP的50%，恐怕还需要4-5年的时间。

综上所述，中国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引爆，并且可以长期依赖的最大增长点就是公共消费型投资。

如何催生公共消费型投资这个中国经济第一大增长点？

为了释放中国经济的增长点，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一条长期稳定、高效的融资渠道。当前地方政府投资主要的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及与之类似的信托产品，公开发债占比很低。

依赖银行贷款进行长期投资的弊端很多。第一是期限错配，以3年或3年以下的银行贷款支持10年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往往使得地方政府需要不断向银行再融资，而每一轮再融资无论对银行还是政府都有风险。

第二是地方政府面对短期还债的压力，从而过分依赖土地开发，这就像一个紧箍咒，不断逼着地方政府拍卖土地，同时又担心地价下降，导致许多地方政府不能够按照应有的长期规划来进行土地开发。

第三就是由于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依赖银行贷款，而这些投资具有政府背景，在资金来源上具有优先级，在相当程度上挤压了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中小企业往往不得不以很高的利率为代价融资，这就拉高了整个民营经济的贷款利率。

当前非常荒唐的格局是，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50%，但贷款利率普遍在6%以上；而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为15%左右，其贷款利率却普遍在3%-4%的水平（图3）。

该怎么办？我们必须机制创新，通过创新为长期固定资产投资打开融资渠道。首先应该允许宏观杠杆率有所提高。当前中国的杠杆率，即贷款余额加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90%。国际上很多人认为这个比重太高，但是必须注意，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是50%，用这些储蓄去支持占GDP约190%的债务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些债务的年利息顶多是GDP的19%（按照名义利率10%的上限计算）。美国经济的杠杆率是250%，但是美国的储蓄率只有15%左右，更何况，美国还是一个以股权等直接融资市场为主的经济体。

根据这个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杠杆率按照比较保守的计算应该提升至300%。其中的关键是调整债务结构，本质上讲，需要把部分公共消费性基础设施投资由银行贷款转变为低利率的政府性贷款，或由政府担保的借款，由此释放银行贷款潜力，让其更多地为企业服务。

具体说来，首先应该逐年增加国债的发行量，使国债占GDP的比例从当前的15%提升到50%。可以用净增发的国债收入建立专门的国家民生建设投资开发公司，类似于国家开发银行，但其功能更加单纯，就是专门评估地方政府的长期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使用情况。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2014年可以增加9000亿元的国债规模，2015年，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再增加3000亿元，即1.2万亿元，以此类推，中国经济未来5年大约能够形成一个7万亿元以上的不断滚动的（发新还旧）投资基金，用于长期支持民生性项目的投资建设。

第二，已发的、地方政府所借的债务，应该及时地转为地方政府的公开债务（由中央政府担保），但地方政府也需要同时公开自己的财务信息和资产负债表。这样可以形成社会对地方政府财政的监督机制，这也是一个机制的创新。

第三，应该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逐步降低银行贷款存量占GDP的比重，如果能从目前的130%降低至100%的话，将有助于化解银行的金融风险，更可以解决经济增长对货币发行依赖的老大难问题。

换句话说，通过以上运作，可以逐步将货币的部分功能调整为由国债等准货币类金融工具来提供，从而使得金融市场的风险大幅度下降。同时也必须看到，当前由银行发出的基础设施贷款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应该允许银行和信贷公司进行一定的重组，允许部分的项目和产品违约，这样才能够给金融系统消毒，逐步地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总之，中国经济未来仍然有大好的发展前景，而当前能够看到的最大的新增长点就是长期的、可持续性的、民生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设施投资。为了释放这一增长潜力，必须从现在开始在融资渠道上进行创新，要在中国建立大量的国债等准货币金融工具，以比较低利率的长期债券来支持大量的投资，以此打通企业融资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为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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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篇12

从发展趋势看, “十二五”时期, 是文化需求旺盛, 文化消费增长, 文化战略地位日益凸显的机遇, 从文化社会环境看, 日益呈多元化趋势, 因而文化热点, 难点增多, 这就要求我们改变原有思维方式和传统的工作方式, 寻求具体对策、办法和措施, 解决问题和矛盾。本文力求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从理论上进行探索。

一、解决对公共文化认识与观念转变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在“十二五”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公共文化建设的任

务和目标, 这绝不是从中央到地方投入的问题, 必须从对公共文化服务和建设的重要性、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去认识。服务好建设好公共文化体系, 就是守护好, 建设好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因此, 必须加快培育和形成既能够凝聚广大人民群众, 又具有时代精神的先进文化, 以增强全民族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以增强全体人民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从思想观念上要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实践推动向理论转变, 要从公共管理的角度, 提出政策建议, 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践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二是从硬件建设向软件建设并重转变。通过完善规章制度, 加强科学管理, 创新服务机制, 提高工作效率, 确保管好用好阵地设施, 推动可持续发展, 努力探索建立人才队伍建设, 经费保障和绩效评估的长效机制, 三是从抓“点”“线”转为“点线面”并重转变, 通过创建示范区 (乡村) , 调动基层党委和政府的积极性、创造性, 整合文化资源, 创新服务方式, 实现科学发展上水平。从观念的转变, 要以全球的眼光, 广阔的胸怀, 汲取成世界一切对我有益的文明成果, 进行合理的嫁接和改造,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二、切实解决公共文化均衡发展问题

文化的是全体人民大众的, 是普遍的。因此, 文化设施和服务体系,

不能只“重点”在城市, 更不能热在局部和表皮, 很多中小城市, 特别是县城以下, 无论在公共文化资源上, 布局上及数量上都明显的不足, 有的甚至是空白。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的发展, 导致物质生活的丰裕性和精神生活的单调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特别是健康向上, 能感染人, 引导人、鼓舞人的优秀作品不是很多, 其中文化生活阵地少、平台少、活动少, 是普遍存在的的问题。这样应该引导协调城市相对过剩的文化资源, 文化要素向中小城市, 广大农村流动, 带动基层文化的发展。相比发达地区, 我们吉林乃至东北个别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文化建设还很滞后。老百姓的文化诉求还很强烈, 一些不发达地区, 文化需求, 文化消费, 文化品味, 还很欠水平和要求。从全国2000多个县都能找到自己独特的民间艺术和文化遗产, 搭建好公共文化事业的平台, 合理保护开发好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 从而带动特色文化艺术和文化产业发展, 形成文化产业“精”加工和“深”加工的产业基地。例如:中国二人转之乡——梨树二人转, 就具备扩大格局和发展要素。

三、着实解决基层文化建设投入问题

任何一项事业建设都需要经费, 文化事业更是如此, 而且它比其它

工程和事业需要更多的投入。财政对文化事业经费的投入虽逐年有所增加, 但离“国家有关对文化事业投入增幅不低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的政策规定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各地呈现的情况也不一样。但总的看县级的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缺口严重, 虽然乡镇综合文化站建成, 但真正投入使用的不多, 有的是一把铁将军锁了门。很好的文化设施不能发挥作用, 老百姓的文化基本权益无法全面保障。

从在基层掌握的情况来看, 这个问题要着先解决, 首先要靠多方的努力, 国家要多拿一点钱, 省级给一点, 本级筹集一点。此外, 国家要实施文化扶贫战略, 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确定不同的经费标准, 不能一刀切, 更不能吃文化大锅饭, 要实行切实可行的政策。

四、着重解决基层文化人才缺失问题

文化与人才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 有文化才能称为人才,

被称为人才的也必须具一定的文化专业知识和文化艺术专长, 如此看来, 对文化人才显得要求更高, 文化艺术才能更全面, 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基层文化单位缺乏稳定的专业队伍, 人员老化, 观念落后, 知识结构陈旧, 能力和素质难以适应新时期基层文化建设的开展, 这是县级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的实际状况。

乡镇综合文化站有的是有编无人或者是有人无编, 从改开放算起, 有的乡镇是30年一贯制, 有人的地方也是干活不专职、不专业。培训机制不健全, 没有培训经费。综上所述, 难以保证文化队伍素质的稳定和提高, 部分馆、站、不善于发挥自己的职能才智和特长, 没有把创新的工作理念深入到实际当中去, 还是停留在向政府“等、靠、要”的观念上, 造血功能不全。优秀的文化人才服务大众缺乏积极性, 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人才难以得到有效利用和发挥, 导致公共文化产品生产总量不足。随着人们精神文化需要的不断增大, 文化服务任务越来越重, 对文化人才队伍要求越来越高。我们的基层队伍, 无论是数量和规模还是整体结构都还不适应, 必须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