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总量

2024-06-19

三总量（精选9篇）

三总量篇1

11月6日, 国内29省份前3季度GDP增速的最新数据公布。数据显示, 北京、浙江、广东三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增速垫底, 分别为北京8%, 浙江9.5%, 广东10.1%。分析人士表示, 广东经济增速放缓是由于广东正处于产业转型调控之中, 其仍以GDP总量36953.15亿排名全国第一。

截至11月6日, 全国已有29个省市区发布了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此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全国前三季度GDP增长9.4%, 即29个省市区中, 有28个前三季度的GDP跑赢全国水平。然而, 前三季度GDP增速最低的三个省份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 分别为北京8%, 浙江9.5%, 广东10.1%。其中, 只有北京的GDP增速比全国水平低, 在29个省份中排名最后。而重庆与天津这两个直辖市GDP增速最快, 均达到了16.5%。

广东的GDP增速排名倒数第三, 在经济增长上是否技不如人?今年7月20日, 广州市市长万庆良在市委九届十一次全会上分析形势就指出, 上半年, 广州经济总量虽然仍居全国第三, 但GDP增速却花落全国第四, 广州“经济总量第三”的位置两三年后或拱手让位于最大的追兵天津市。

“这个增幅放缓是正常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区域经济学家徐逢贤表示,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 因此, 许多省市会主动有意调低GDP增速, “而各省放缓GDP增速符合实际规划, 体现了各省开始淡化GDP增长速度, 将重点真正落实到调整产业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清杰表示:“这将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拐点。以‘十二五’规划为标志, GDP崇拜至此画上了句号。”

三总量篇2

2007年5月生猪价格大幅度上涨后，政府开始干预生猪市场。如果把这种干预作为一种常态看待，我们分析生猪市场应从2008年开始。因为从此政府的干预打破了生猪市场周期性波动的自然状况。从1996—2008年，中国生猪产量年均增长2.1%。2008年的总需求总供给刚好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状况。假定2008年进入生猪生产正常年份（包括生猪养殖收益、城镇居民购买猪肉的价格，生猪总出栏量、存栏量均处于正常水平）。2008年我国总人口13.28亿，猪肉产量4620.5万吨，人均年消费猪肉34.8公斤，大概念是中国人均每天二两肉[2]。那么，我们即可以假定中国2008年以后每年猪肉总需求为Xt+1=Xt×N%（系数）

[3]。供给多于这一数量，表现为生猪价格下跌；少于这一数量，通过价格上涨抑制需求实现动态平衡。

如果以4620万吨猪肉作为2008年总有效需求，按13.2头[4]猪折合1吨肉计算，那么当年需出栏的生猪量约6.1亿头。根据多年来的经验数据推导，每头能繁母猪每年能提供15头左右上市育肥猪（一般情况下，母猪每年可生育2.2窝仔猪，仔猪哺乳期死亡率平均为20%左右，育肥期死亡率平均为10-15%），那么，实际需要能繁母猪约为4100万头。相应地正常的生猪存栏数应为4.2亿头左右。如果全部采用人工受精，一头公猪精液可满足700头母猪之需；如自然受精，一头公种猪可满足70头左右的母猪。按现行散养户占42%，规模户[5]占58%匡算，每年需要公种猪26万头左右。

综上所述，从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角度分析，结论是：

（1）2008年需要猪肉约4620万吨，（日均13万吨，165万头猪）；

（2）需要能繁母猪约4100万头，种公猪约26万头；

（3）生猪常年存栏应控制在4.2亿头左右。2008年以后年份，可按经验公式Xt+1=Xt×N%等比例推算。

三总量篇3

1 我国陆源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建设评述

1.1“九五”至“十二五”总量控制目标及完成情况

污染物总量控制正式作为国家环境保护的一项重大举措, 出现在1996年全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远景目标纲要》, 其中提出“创造条件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同年, 国家环保局会同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制定了“九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对12项污染物实行总量控制, 要求到2000年排放总量基本控制在1995年的水平, 正式确立了我国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进一步将总量控制纳入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要求“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比2000年减少10%”。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继续将总量控制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目标并首次作为约束性指标, 要求“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强化了这一目标, 并将控制的主要污染物由2种增加到4种 (表1) 。

从目标完成情况看, “九五”是中国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首个五年计划, 名义上基本完成各项目标, 但由于受到当时条件的局限, 减排的统计、监测与考核的精确度不高, 很难确定是否真正实现了减排目标。“十五”时期, 减排目标受挫, 多数总量控制指标未能完成, 其主要原因一是“九五”的“成功”掩盖了结构性矛盾的严重性, 导致“十五”控制主要污染物数量偏多, 摊子铺得过大;二是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制没有得到全面落实, 致使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三是总量控制机制不健全, 计划、监测、统计、管理能力十分薄弱。“十一五”起, 节能减排目标全面纳入国家战略, 污染物总量减排成为考核各级政府工作绩效的约束性指标, 通过层层落实减排任务, 强化目标责任考核, 加大工程减排、结构减排、管理减排工作力度, 全面超额完成污染减排任务 (表1) 。

1.2 陆源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我国陆源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日趋成熟, 至“十一五”时期, 已经形成了初步完善的覆盖中央、地方、流域3个层级的管理体系和囊括多方面的技术体系, 在确保“十一五”减排目标全面实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2.1 管理体系

我国陆源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体系是一个“上层决策、下层实施, 层层分解、逐步落实”的过程, 根据管理主体特征的不同, 分为中央、地方和流域3个层级。

中央层级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环境保护五年规划、节能减排五年规划等全国性长期性的政策规划向下传达总量控制的目标、指标和政策。由于污染物减排工作涉及方面甚广, 为统一部署节能减排工作, 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防止部门职责交叉造成影响, “十一五”期间, 国务院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 涉及环保部等在内的27个部委、直属机构。为了保证中央政令得到贯彻执行, 省 (市、自治区) 、市、县等地方在机构设置方面与中央保持一致, 相应成立了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 并由环保部门担任污染减排统一监督管理工作。此外, 在跨界流域, 存在一种特殊的管理形式———流域水污染防治领导小组联席会议, 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和有关行业部门参与水污染控制的积极性, 如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省部际联席会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 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责任单位为成员, 目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2.2 技术体系

技术体系是陆源污染总量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近20年时间方演化形成当今的管理格局[2], 尤其是在“十一五”期间作为约束性指标的总量控制的大背景下, 总量减排统计、监测、考核的三大办法和配套政策陆续出台, 具有较为鲜明的中国管理特色, 为总量减排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靠保障。

为确保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数据准确、及时、可靠, 制订了《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办法》, 确定了由“摸清基数、算清增量、核准减量”的过程构成的量化统计方法, 为解决总量统计问题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技术路线。为准确核定污染源实际排放量, 制订了《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 规定监测工作采用污染源自动监测、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和环境统计方法相结合的监测方式, 掌握污染源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数量, 并对重点污染源等问题做了规定。为考核地方上报的年度主要污染物削减量相关数据真实性和一致性, 制订了《“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查办法 (试行) 》, 确立了日常督查和定期核查制度, 将治理工程减排项目、结构调整和监督管理减排措施的落实情况作为核查重点, 提出“核查系数法”将污染减排责任和政府考核直接挂钩。此外, 还探索了包括排污收费、动态管理、区域限批、排污权交易等在内的一系列总量控制配套政策。

2 陆源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的几点启示

2.1 总量工作纳入政府环境目标责任制是根本保障

我国自“九五”期间开始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 历经“九五”和“十五”两个时期, 均未能真正意义上达成五年计划的既定目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十一五”时期我国污染物总量控制提前、超额实现削减10%的目标。究其原因, 造成前后大相径庭的两个结果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责任制是否得到充分落实。“九五”和“十五”时期, 国务院虽已在认知层面强调了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但并未“下定决心”体现和渗透于工作层面, 总量指标在五年计划中只作为“预期性指标”, 只具有象征意义;“十一五”时期, 总量指标开始以“约束性指标”的形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并作为政府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 成效显著。实践证明, 在我国当前行政体制下, 建立政府环境目标责任制对总量控制工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责任制一方面为从宏观角度和经济角度解决环境矛盾提供了广阔的机制背景, 逐步淡化、进而彻底摆脱末端治理为主的污染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对各级政府环境作为形成了严格的体制背景约束, 是总量工作的根本保障。

2.2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总量管理体系是组织保证

污染物总量控制触动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触及结构性矛盾, 是一个从国家到地方各层面、从宏观到微观各方面的庞大、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 必须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 有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确保实现, 因此必须建立与国家意志相适应的高规格、高效率、运行顺畅的工作机制和管理体系。“十一五”时期, 国家层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分别担任节能减排领导小组的组长、副组长, 环保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统筹协调, 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在地方, 各省、市、自治区和各责任集团签订了减排目标责任书, 根据自身情况建立了富有特色和成效的管理体制和协调机制。总体上形成了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的全面覆盖的良好格局。

2.3 制定科学合理、循序渐进的路线图是核心环节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虽然不是中国的首创, 但在如此庞大的污染排放基数、如此高速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污染物增长速度下, 在国际上很难找到相似的案例, 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总量控制路线图成为成功的核心环节。“九五”和“十五”总量控制的失败与拟定目标过高不无关系, 选取10余个指标加以控制, 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管控能力相去甚远。“十一五”计划吸取了教训, 将控制目标聚焦在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两种典型污染物, 并将减排重点锁定在重点工业源与集中式生活源, 控制效果突出, 示范效应明显。“十二五”计划增加了受控典型污染物种类, 并将减排重点扩大到农业源等非点源污染。此外, 环保部提出, 在2030年前, 总量控制和环境质量改善仍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 不能盲目以容量总量控制代替目标总量控制, 体现了循序渐进的科学思想[3]。

2.4 出台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是关键举措

只有制度的严肃、完整、统一, 才能保证总量控制统计、监测和考核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切实排除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的干扰, 彻底摆脱总量控制中可能出现的数字游戏弊端, 使总量工作落到实处。多年的实践证明, 缺乏配套规则制度的总量工作往往容易被架空, 为确保总量控制目标实现, 必须配套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 构建全方位、立体的污染减排技术管理体系。

3 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3.1 将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纳入国家总量工作体系

海洋作为污染物受纳的重要归宿, 其总量控制过程同样适用于国家总量工作体系, 因此, 应当将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纳入国家总量工作体系之中。建立由中央—海域—地方组成的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三级管理体系, 在中央层面, 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成为国务院“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的重要职责, 参与管理的部门应当包括发改委、海洋局、环保部等在内的国务院涉海部委和直属机构。在海域层面, 在重点海域设立“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联席会议”, 召集无隶属关系但有工作联系的中央机关和地方政府, 以召开会议的形式达成共识, 形成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意见, 用以指导工作, 解决问题。在地方层面, 各省、市、县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担任海域污染总量控制统一监督管理工作。

3.2 遵循陆海统筹原则搭建总量分区分级控制框架

海域污染主要由陆源输送、海洋开发与工程兴建、海洋运输和风险事故以及海水交换和大气沉降等引发, 其中陆源输送占污染总量的80%以上, 成为海岸带水质下降或富营养化的最主要原因。河流在营养物质从陆地转移到海洋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这些污染物的来源涉及整个流域, 因此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实质是对入海河流流域范围内陆源污染发生场的控制[4]。孟伟[5]提出的“分区分级”体系是海域污染物总量分配的适宜框架, 其中分级体系是垂直层次对海区—流域—区域的负荷分配, 分区体系是水平层次对流域上中下游、流域内部行政控制边界的负荷分配。海域层级根据海洋功能区划进行海区总量控制区划, 流域层级根据海域层级所确定的流域入海总量限制将总量分配到流域不同分区, 区域层级再通量限制将总量分配到点源, 应据此搭建总量分区分级控制框架。

3.3 制定总量约束质量指导的海域污染物总量路线

在2030年前, 我国排放总量控制和环境质量改善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和复杂的任务, 起步更晚的海域环境保护问题则更需循序渐进。根据国家污染物总量控制路线图和我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现状, 建议:“十二五”期间 (2011—2015年) 在重点海域 (如渤海) 实施总量控制约束性模式, 选取典型污染物采取控制措施, 形成示范性的工作体制机制, 为“十三五”时期全面铺开打下基础。“十三五”期间 (2016—2020年) 全面实施覆盖全国近岸海域的总量控制约束性、质量改善指导性模式。该期间, 不以单一的环境质量考核代替排放总量控制考核, 也不宜对环境质量目标提出过于乐观的要求, 控制指标仍不宜过多。“十四五”期间 (2021—2025年) :实施总量控制约束性、质量改善约束性模式, 即“双约束”模式。考虑到“十三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期, 影响环境质量改善的主要污染物都必须严格实行排放总量控制, 同时环境质量必须得到改善, 与全面小康相适应的水平。“十五五”与“十六五”期间 (2026—2035年) , 由总量控制约束性、总量控制指导性模式向质量改善约束性模式过渡。

3.4 近期应科学筛选重点海域重点污染物并加以控制

根据上述分析, 近期 (“十二五”期间) 要在重点海域实施总量控制约束性模式, 选取典型污染物采取控制措施, 形成示范性的工作体制机制。重点海域可考虑选择渤海, 渤海作为承载流域高密度发展的半封闭内海, 污染程度十分严重, 2011年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 把“确保渤海生态安全, 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 力争渤海近岸海域水质总体改善”确定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目标, 在《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和国家海洋局《关于建立渤海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若干意见》也将污染物总量控制作为重要的政策措施, 因此有必要将渤海确定为近期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的重点海域。在污染物指标选择上, 应满足如下条件: (1) 污染程度较重; (2) 区域性而非局地性的污染物; (3) 可监测、可统计、可考核, 有基础; (4) 是国家实行总量控制的污染物。考虑到富营养化是我国近海污染的主要原因, 且氨氮已纳入“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 因此建议近期将氨氮 (或无机氮) 作为海域实施总量控制的重点污染物。

3.5 建立完善科学、统一的计划、监测和考核体系

一方面, 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要作为国家总量工作的分支建立起与之相一致的技术体系[6], 实施9项制度 (考核、统计、监测、核查、调度、直报、备案、信息公开、预警) , 把握三大环节 (计划备案、阶段核查、督察预警) ;另一方面, 突出海洋特色, 坚持陆海统筹、河海兼顾, 制订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分配方案。分配方案包括直排口和入海河流两种类别。其中, 直排口分配至汇流区域内的重要污染源和污水处理厂排放口;入海河流则分配至各入河排污口, 并上溯到各入河排污口的汇流区域, 对汇流区域内的主要污染源和污水处理厂排放口分配总量控制指标。要积极运用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手段促进减排, 如建立总量控制绩效与海域限批挂钩制度、完善作为前端总量控制的落后产能退出经济补偿机制、推行排放指标有偿取得和排放交易制度、建立重点入海流域水质生态补偿机制等。

参考文献

[1]施问超, 张汉杰, 张红梅.中国总量控制实践与发展态势[J].污染防治技术, 2010, 23 (2) :38-48.

[2]王金南.中国水污染防治体制与政策[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3:23-25.

[3]王金南, 田仁生, 吴舜泽, 等.“十二五”时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路线图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 20 (8) :70-75.

[4]刘桂春, 韩增林.在海陆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框架下:浅谈人地关系系统中海洋功能的介入[J].人文地理, 2007, 22 (3) :51-55.

[5]孟伟.流域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技术与示范[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8:18-22, 90-93.

总量控制指标申请报告篇4

衡南县环境保护局：

我公司拟投资2474万元在衡南县三塘镇三塘村刘家湾组棚户区对危、旧房屋进行改造，总建筑面积28817平方米，共建设住房198套，该项目已委托北京文华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环评预测该项目化学需氧量 ≤3.70t/a，氨氮≤0.56t/a。因项目需要，特向贵局申请分配给我公司化学需氧量 ≤3.70t/a，氨氮≤0.56t/a 指标，请批示。

贵州出台总量控制台账制度篇5

据《中国环境报》报道 (作者:詹爱华) 贵州省不久前出台《“十一五”贵州省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台账制度 (试行) 》, 对全省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做到心中有数、控之有据。

据了解, 《“十一五”贵州省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台账制度 (试行) 》明确了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台账由各级环保部门牵头, 统计、经贸、建设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配合建立, 规定了工业主要污染总量控制台账、生活及其他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台账、总量指标占用量控制台账的建立方法, 明确了环保、统计、建设、经贸等部门在总量控制台账的收集与处理工作中的职能, 对总量核查内容与形式以及总量数据发布方式等, 作了明确规定, 并要求各地将此项工作纳入年度系统目标考核内容。

股指期货不能增加财富总量篇6

股指期货起源于期货交易, 期货交易从物物交换—现货交易—现货远期交易发展形成。

现货交易是通过商品换取货币, 然后用货币换回所需商品的交换方式。

现货远期交易指现货商品的买卖双方通过签订合约, 把商品和货币的互相换位推后于未来某一日期的交易方式。

期货交易指在期货交易所进行的期货合约的买卖行为, 具有交易合约标准化、交易集中化、双向交易、对冲机制、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杠杆机制等特点。

1977年, 美国堪萨斯期货交易所 (KCBT) 向当局提出开展股票指数期货业务。1982年2月24日, 美国堪萨斯期货交易所 (KCBT) 率先推出价值线综合指数期货合约。后来, 美国本土及其他国家的期货交易所陆续推出各种股票指数期货业务。1986年5月6日, 香港期货交易所推出恒生指数期货业务。2010年4月16日, 我国正式开始股指期货交易。

二、现货交易、现货远期交易、期货交易均能增加财富总量

张三有两条鱼, 如果全部自己食用, 第二条鱼的的价值小于第一条;李四有两只鸡, 如果全部自己食用, 第二只鸡的价值小于第一只。两人分别将自己拥有的第二件产品与对方交换, 对张三而言, 食用价值较小的第二条鱼换成食用价值较大的一只鸡, 鸡的价值大于鱼;对李四而言, 食用价值较小的第二只鸡换成食用价值较大的一条鱼, 鱼的价值大于鸡;对两人而言, 一条鱼等于一只鸡。这种交换和流转是双赢, 虽然物质总量没有增加但是财富价值总量却在增大, 究其原因, 交换使第二条鱼从价值低的区域——张三流向价值高的区域——李四;使第二只鸡从价值低的区域——李四流向价值高的区域——张三。

物物交换增加、创造财富。

汽车经销商以200万元的价格出售一辆汽车。汽车经销商之所以出售, 因为对其而言该汽车的成本、价值只有180万元, 200万元大于180万元, 有利可赚。一位只有200万元的人之所以没用购买, 是因为购买后他面临无钱购房、无钱投资发展的艰难局面, 该车给他带来的实际使用价值小于200万元钞票的价值, 以货币定量该车给他带来的实际使用价值可能只有170万元。但是一位非常富裕的人将这辆汽车购走, 这辆汽能给他带来显示富裕、被人羡慕的感觉, 以及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项目和财富。以货币定量这位非常富裕者使用该汽车的实际价值可能是240万元, 大于200万元钞票的价值。对买卖双方而言, 此辆汽车等于200万元。但是一旦成交出售, 汽车从180万元的低价值区域上升到240万元的高价值区域, 财富增加且双赢。

现货交易、现货远期交易、期货交易均以货币为中介实现商品的流转, 这种流转均使商品从低价值区域上升到高价值区域, 财富总量在增加。

三、股指期货不能增加财富总量

摇色子双方对赌, 一方押大, 一方押小, 赢方赢了500元, 那么输方必然输掉500元。输方的500元流进赢方的口袋仍然是500元, 并没有变成501元, 赢方此次赢钱, 绝不会导致输赢双方的财富总量会增加。这种游戏资金的流转是翘翘板, 上翘的量等于下斜的量。

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一方看多, 一方看空, 双方对赌。一方通过股指期货赚了2万元, 必然意味着另一方亏损2万元, 一赢一输, 绝非双赢, 赢的量等于输的量, 财富总量恒定。股指期货的实质是投资人之间通过股指期货合约看多、看空的对赌来等值、等量转移货币的平台而已, 性质完全等同于摇色子押大、押小的赌钱游戏, 二者唯一区别是摇色子赌钱能准确知道谁输谁赢, 而股指期货市场中输赢双方互不知道对方姓名而已。

投资股票本质是投资人间接、直接办企业, 是棉花加工成布料、布料加工成衣服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有新的财富创造和产生, 是财富总量增大的行为。参与股指期货的资金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分为多、空两方在一个财富总量恒定的领域进行对赌。推出股指期货交易业务, 使一部分资金从财富总量增大的领域流进一个财富总量恒定的领域, 必然会降低经济的发展。没用理由减缓财富的增加, 没用理由将资金沉淀在个一个财富总量不能增加的领域。

四、股指期货的诱惑

所有股指期货的教科书均是这样定义:“大盘下跌, 如果投资者判断正确, 并在下跌之前建立股指期货空头合约, 则可实现套期保值。”其机理是股票下跌之前建立股指期货空头合约必有盈利, 可以弥补他持有股票市值的缩水, 从而实现其资产、财富的不缩水、保值。但是股票下跌之前建立股指期货空头合约必有盈利, 客观上必须面临、承担股票、股指上涨的风险和可能。如果大盘不降反升, 那么股指期货空头合约必然亏损, 必定会吞食股票的增值。套期保值是通过付出股票增值和手续费这两个巨大成本和代价来实现的。

投资者之所以不能清晰认识到股指期货套期保值的成本和代价, 原因有四。

(一) 保值的诱惑和忽悠

“大盘下跌, 如果投资者判断正确, 并在下跌之前建立股指期货空头合约”的结果是赚钱, 这个赚钱建立的前提是后市判断准确。实际操作中准确判断后市是有可能, 并非肯定能, 即参与股指期货交易有可能赚钱。人们几乎每天能听到“有可能赚钱——有可能赔钱”、“保值——增值”的言语, 但是从未、很少听过“保值——有可能赔钱”、“有可能赚钱——增值”的言语。“有可能赚钱”与“有可能赔钱”是孪生姐妹, “有可能赚钱”会让人们立刻联想到“有可能赔钱”;“保值”与“增值”是孪生姐妹, “保值”会让人联想到“增值”。股指期货实质是有可能赚钱, 但是发明股指期货的高人并没有用“有可能赚钱”来准确显示股指期货的特性, 而是给它戴上一顶“套期保值”的帽子。用“保值”让人联想到“增值”代替、掩盖“有可能赚钱”让人们联想到“有可能赔钱”, 诱导投资者积极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不管股市上涨还是下跌他们都能坐收渔人之利。

(二) 给投资者吃后悔药

股票上涨意味着财富增加, 没有人担心上涨, 但是所有人都害怕下跌, 下跌之前没有抛出股票, 后悔不已。“下跌之前建立股指期货空头合约”可以赚钱, 犹如一剂后悔良药缓解、消除后悔的痛苦心情, 使投资者立刻对它着迷, 不能清晰认识到“下跌之前建立股指期货空头合约”的前提是“如果判断正确”。“大盘下跌, 如果判断正确, 并在下跌前建立股指期货空头合约。”这是典型的事后诸葛, 知道了下跌后果之后, 仍然沉浸在下跌仍未发生而采取有利于财富增加的一种美好假想中, 这个美好的假想实质是人们追求财富本性的下意识产物。在每一次操作之时, 人们并不是准确知道结果的, 投资是今天对明天的猜测和判断, 而不是知晓了明天的结果在今天稳操胜券。在每一次操作之时, 人们的头脑中是没有损失的, 头脑中流淌着的是判断正确的喜悦, 无意间相信此次一定会成功, 不能清晰地看到每一种赚钱途径都是有的风险的。

(三) 暴利的诱惑

马克思曾说过;“当利润达到10%的时候, 他们将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 他们将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的时候, 他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 他们敢于冒绞刑的危险。”股指期货, 采用保证金制度, 杠杆的放大机制使参与股指期货存在暴利的可能, 使许多投资者蠢蠢欲动。暴利的可能就意味着有可能一夜之间倾家荡产, 他们为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这个不稳定因素产生的副作用远大于一夜暴富群体对社会增加的利好作用。

(四) 增加税收的假象

推出股指期货后, 国家税收名录中增加了一个股指期货印花税, 其实由股票交易印花税、增值税等转移过来。资金沉淀在财富总量恒定的领域给国家上缴的税收肯定要小于财富总量增大的领域, 但是税收名录的增加会给人们造成一种税收收入增加的错觉。

注:不考虑股指期货交易佣金、印花税, 其盈亏合计为0, 实际结果为负值。

(五) 规避系统风险的假象

甲在大盘下跌之前建立股指期货空头合约, 结果是赚钱, 甲的盈利是通过建立股指期货多头合约的乙的亏损来实现的。甲的盈利弥补了股票的缩水, 乙不但股票缩水并且股指期货多头合约也要亏钱, 如果乙没有建立股指期货多头合约, 他只面临股票缩水。甲的盈利弥补了股票的缩水, 被某些人以点带面鼓吹、放大并带上一顶规避系统风险的帽子, 迷惑投资者不能清晰认识到参与这种所谓的规避系统风险的游戏, 必然要面临乙的痛苦处境。如表1, 不论股票上涨还是下跌, 参与股指期货游戏所有投资者的盈亏总计为零 (不考虑交易佣金、印花税) , 股指期货根本不能改变股票上涨、下跌带来财富的增加和减少, 根本不能规避系统风险。

五、规避股市系统风险的办法和途径

规避系统风险的理想途径是加快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增加财富总量、变“圈钱市”为“分红市”和减小股市波动, 而不是一个财富总量恒定的途径。

(一) 下调或者取消现金红利税, 增强内需;开征资本利得税, 减少投机

目前, 我国宏观经济明显存在投资过旺、内需不足的弊端, 其缘由有许多, 其中上市公司现金分红须要交税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无须交税是原因之一。企业的税前利润缴纳所得税后为净利润, 净利润用于现金分红需要再次交税, 须两次交税, 但是将净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增加资本公积金——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只交一次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 现金分红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没有太大差别, 但是对上市公司的差异很大。上市公司已占国民经济的大半江山, 大半江山不愿意现金分红, 都愿意将净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直接决定宏观经济层面投资过旺、内需不足。下调或者取消上市公司现金红利税, 必定会降低投资的热情, 增强内需。从国际市场看, 各国 (地区) 大多对证券市场实行较低的税负政策, 或干脆取消。我国香港市场现金红利和股票红利均免交红利税。

国内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很少, 进入股市的资金不是为了获取现金分红, 主要为了赚取差价。作为股东, 中小投资者在上市公司缺乏长期稳定持续的股利分配的情况下, 要想实现财富增长只能通过赚取差价来实现。投资者的行为主要围绕股价的波动进行, 追涨杀跌, 缺乏长期投资的理念。资本市场投机氛围严重, 为树立投资者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 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必须加大现金分红, 建立良好的分红环境, 促进长期投资理念的普及。

据财政部统计, 2007年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51 304.03亿元, 而同期股市投资者总计获得2 757亿元红利, 红利税总额约为270亿元左右, 仅占同期财政收入的0.5%左右, 下调股票红利税对财政收入几乎无影响。

股票交易盈利额为资本利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建议分为两大档次:凡是持股不足一年的, 按应纳税所得额的10%征收个人所得税;凡是持股超过一年的, 按应纳税所得额的5%征收个人所得税。股市开征资本利得税, 持股越长税率越低, 持股越短税率越高, 有利于鼓励理性投资、长期投资, 将极大地抑制高换手率、短炒与过度投机。开征资本利得税5%—10%, 有利于培育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理念, 增强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活力, 防止股市大起大落, 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教育投资者理性投资, 远远不如创造一个理性的投资环境更有效果。理性的投资环境下, 广大投资者自然会放弃追涨杀跌、短炒赚取差价的投资策略。理性的投资环境, 需要政策措施切实到位方可实现。

(二) 发起个人在二级市场减持股票宜至少征收35%的个人所得税

2007版《个人所得税》第三条第一项规定:工资、薪金所得, 适用超额累进税率, 税率为5%—45%。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指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2 000元后的余额) 不超过500元的, 税率为5%;全月应纳税所得额超过5 000—20 000元的部分, 税率为20%;超过100 000元的部分, 税率为45%。基本原则是收入越高征税越多。

2009年12月31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证监会《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167号) 决定从2010年1月1日起, 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取得的收入按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即个人股东在解禁前转让股权时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 但是在解禁后个人股东在二级市场抛售股票免征个人所得税。这是一个严重扭曲的税收安排, 个人股东在解禁前转让股权的利润, 要小于在解禁后在二级市场抛售股票的利润。二者均属于转让资产性质, 但税率却天壤之别。高利润免税、低利润却征税, 严重与《个人所得税》收入越高征税越多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这种严重扭曲的税收安排, 怂恿个人原始股东在解禁后高价抛售股票, 加剧了发起人的套现行为。

国家建立股票市场, 发起人发行股票, 广大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认购股票, 最根本的目的和原则是给发起人的公司提供资金, 促使企业发展壮大, 发起人和广大投资者同甘共苦共同推动经济发展, 并且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福祉。最近创业板、中小板企业高管的发起人在解禁后迫不及待地减持股票、套现, 严重伤害投资者的感情, 他们享受到了股票市场的好处, 广大投资者却被撂在冰滩上接受寒冷。个人股东在解禁后在二级市场抛售股票免征个人所得税, 加剧了他们的套现行为, 使股票市场变成了发起人的套现市。套现就意味着在企业发展壮大的途中他们突然撤离出来享受清福, 不愿意和广大投资者共同奋战到底, 套现行为严重违背股票市场的根本目的和原则。

个人原始股东在解禁后在二级市场抛售股票有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润, 依照《个人所得税》收入越高征税越多的基本原则, 发起个人在二级市场减持股票宜至少征收35%的个人所得税。

(三) 安两个弹簧调控股市, 减小股市波动

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上调印花税, 股市应声下跌, 当日股票暴跌6.5%, 转眼间财富的天堂变成痛苦的深渊, 好多股票在短短几日内大跌百分之三四十, 股民的心犹如蹦极从高空坠落, 财富的骤减让股民们痛苦不已, 个个面如土色、无精打采, 交易大厅不时传出一半句怨天骂地的声音。上调印花税使股市转瞬间天堂变地狱, 股民们犹如刚从热水池出来还没来得及添几件衣物就必须立即进冷库。2008年4月24日下调印花税, 转瞬间股市暴涨, 当日股票暴涨9.29%, 北极的严寒速成热带的高温。笔者并不反对降温以及升温措施的良好初衷和对股市的准确判断, 只是这种猛药式的调控过于刚烈。提高、降低印花税可以有效改变眼前的温度, 但并没有增强股市的自我调节能力。提高、降低印花税往往导致股票猛涨、暴跌, 使股市短时间内严重低迷或极度兴奋。提高、降低印花税是人为雕刻, 绝非股市的自我调节, 增强股市的自身调节能力方为上策。

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发达国家, 经济增长缓慢, 证券市场的静态市盈率大多在15—20倍。我国经济一枝独秀, 证券市场的静态市盈率应当并肯定高于发达国家, 笔者以为中轴线在25倍左右为宜。当大盘的静态市盈率超过30倍时, 对所有非ST的股票实行单日最大可上涨8%、最大可下跌12%的涨跌幅制度;当超过35倍时, 实行上涨6%、下跌14%的涨跌幅制度;当超过40倍时, 实行上涨4%、下跌16%的涨跌幅制度;超过45倍时, 实行上涨2%、下跌18%的涨跌幅制度。ST股票在大盘的静态市盈率超过30倍、35倍、40倍、45倍时, 分别实行上涨4%、下跌6%, 上涨3%、下跌7%, 上涨2%、下跌8%, 上涨1%、下跌9%的涨跌幅制度。相反, 当大盘的静态市盈率低于20倍时, 非ST的股票实行上涨12%、下跌8%的涨跌幅制度;当低于15倍时, 实行上涨14%、下跌6%的涨跌幅制度。ST股票在大盘的静态市盈率低于20倍、15倍时, 分别实行上涨6%、下跌4%, 上涨7%、下跌3%的涨跌幅制度。

一个成熟、发达的证券市场是低市盈率股票和高市盈率股票的综合体。当大盘的市盈率偏高时, 不仅仅是高市盈率股票偏高, 低市盈率股票同样也处在高位, 所以应当对所有的股票限制上行速度, 不能只限制高市盈率股票的上行速度。

这个措施犹如给股市的中轴线上下安两个弹簧, 上面的弹簧往下拉, 下面的弹簧往上拉。两个拉力随股价远离、靠近中轴线相应增减, 越远离中轴线, 回拉的力量越大;越靠近中轴线, 回拉的力量越小。两个弹簧能有效降低上行和下降速度, 减弱投资者极度悲观、极度兴奋的过激反应, 防止大起大落, 使股市围绕在中轴线上下小幅波动。

大风大浪、汹涌澎湃和风平浪静、微微涟漪, 没下过水的人喜欢大风大浪、汹涌澎湃, 称之为波澜壮阔, 但对于水中的人, 大风大浪、汹涌澎湃却是灾难和痛苦, 风平浪静、微微涟漪才是幸福和快乐。

六、小结

参与股指期货的资金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分为多、空两方在一个财富总量恒定的领域进行对赌。推出股指期货必然会降低经济的发展。没用任何理由减缓财富的增加, 没用理由将资金沉淀在个一个财富总量不能增加的领域。国家绝不愿意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之所以推出股指期货, 是因为被一些人忽悠和蒙蔽。笔者在此提醒研究以及从事股指期货的专业人士, 应当以国家利益为重, 在财富总量增加的背景下谋求个人的利益, 不应当为了自己的私利而降低国家经济的增长。

摘要：现货交易、现货远期交易、期货交易均以货币为中介实现商品的流转, 这种流转均使商品从低价值区域上升到高价值区域, 财富总量在增加。股指期货的实质是投资人之间通过股指期货合约看多、看空的对赌来等值、等量转移货币的平台而已, 本质是零和游戏, 不能增加财富总量。推出股指期货交易, 使一部分资金从财富总量增大的领域流进一个财富总量恒定的领域, 必然会降低经济的发展。所谓的套期保值、规避系统风险, 是一部分人利用投资者追求财富的本性和惧怕股票下跌的心理, 实现他们渔人之利的谎言。

关键词：股指期货,财富恒定,股市调控

参考文献

论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篇7

“优化能源结构, 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作为健全节能减排激励约束机制的一个重要措施被列入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能源消费总量为何需要控制以及如何控制, 成为亟待探索的新课题。

1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及其动因

1.1 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国能源消费直线上升, 由1980年的6.0亿tce上升到2010年的32.5亿tce, 是1980年的5.4倍。2006年全国能耗总量25.87亿tce, 提前4 a突破《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2004-2020) 》设定的2010年能耗24亿tce的总量目标;2007年全国能耗总量28.05亿tce, 提前3 a突破《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设定的2010年能耗27亿tce的总量目标;2009年全国能耗总量达到30.67亿tce, 提前11 a突破了《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2004-2020) 》设定的2020年能耗30亿tce的总量规划目标。更让人担忧的是, 目前我国能耗总量的增长势头并没有因“十一五”期间强劲推进节能工作而减缓。“十一五”期间, 我国能耗总量年均增长6.6%, 超过前30 a平均增长水平0.8个百分点。按此推算, 2020年我国能耗总量将达到60亿tce以上。如此巨大需求, 严重威胁着我国的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

1.2 能源消费总量快速增长的客观动因

1.2.1 经济增长超速

经济超速增长是导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动因。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经济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期间, 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比规划值分别高0.6、1.5和3.7个百分点, 差值越来越大。1980年全国GDP总值4 546亿元, 2010年增长到39.8万亿元, 扣除价格因素, 年均增长9.8%。按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 增长了15.6倍。同期, 能耗总量由6.0亿tce增加到32.5亿tce, 年均增长5.8%,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59。虽然用较低的能耗增长支撑了较高的经济增长, 但由于经济发展远远超过规划, 30 a完成了国家拟50 a完成的两个GDP“翻两番”目标, 直接导致能源消费总量屡屡突破规划目标。更值得注意的是, 据最近各地相继公布的“十二五”规划, 我国很多省区并没有充分考虑国家“十二五”经济增长目标比“十一五”降低0.5个百分点, 达到7%的规定, 仍然提出GDP总量或人均GDP等主要经济指标达到10%、12%、13%甚至5 a翻番的目标, 意味着我国能耗总量仍隐藏着巨大的上升冲动。

1.2.2 能源消费以煤为主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的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 工业燃料、动力的80%依靠煤炭。“十一五”以来, 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又恢复到70%以上。这种能源消费结构是由我国“多煤少气缺油”的能源禀赋情况决定的, 今后几十年内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以煤为主要能源, 不仅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排放大量的CO2, 而且意味着我国能源强度必然比以油气为主要能源的国家高, 在经济总量相等条件下, 能源消费总量必然更多。有人推算, 我国煤炭消费比例每下降1个百分点, 相应的能源消费总量就可降低2 000万tce[1]。

1.2.3 重化工业比重大

近30 a来, 我国一直在努力调整产业结构, 三次产业结构由1980年的30.2∶48.2∶21.6调整到2010年的10.2∶46.8∶43.0,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近30 a提高了21.4个百分点。在工业部门内, 我国重工业生产增长一直快于轻工业, 其产值比重差距越来越大。1981年, 我国工业产值轻重结构为51.4∶48.6, 轻工业产值比例比重工业高2.8个百分点。2009年, 工业产值轻重结构变为29.5∶70.5, 重工业产值比例比轻工业高出41个百分点, 工业经济登上了高耗能的增长平台。单位能耗较高的重化工业快速发展产生巨大的能源需求, 使得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急剧上升且居高不下。

1.3 能源消费总量快速增长的主观动因

1.3.1 各级政府追求GDP增长的驱动力

政府追求GDP增长是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急剧增长的最大驱动力[2]。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国100周年经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 长期以来, 中央政府对全国GDP增长一直保持强劲驱动, 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 仍要求2009年全国经济增长率高于7.5%的“十一五”规划指标, 保证达到8%。在强烈的GDP增长冲动中, 各级地方政府出于政绩需要, 关心的是如何才能带动地方GDP增长, 从而带动地方财政收入增加。至于因此产生超额的能源需求, 以及将给我国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带来什么影响, 则很少考虑甚至根本不考虑。在它们的规划里, 只有上多少大项目, 建多少重化工基地, 需要多少投资, 而没有能源消费总量的平衡表[3]。这就出现了2003-2007年连续5 a全国重工业增长超过17%, 高出GDP增长速度5个百分点, 六大高耗能工业投资同比增长幅度不断增加, 导致经济增长规划目标不断被超越, 能源消费总量规划目标不断被突破。

1.3.2 现行制度允许能耗总量任意增长

“十一五”以来, 我国实施严格的节能减排政策, 把能源强度降低20%作为约束性指标进行严格控制, 取得节能6亿tce左右的显著效果。但是, 由于没有能耗总量降低的硬性指标和相应的措施, 能耗总量仍然以6.6%的比率继续增长。尽管单位GDP能耗下降20%执行起来十分艰巨, 但其作为相对控制指标, 既无法控制能耗总量的绝对增长, 甚至在机制上存在逆向调节作用。例如, 在降低单位GDP能耗过程中, 一些地方通过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来实现, 不但没有促进结构调整, 反而导致作为分子的能耗增加。在只有单位GDP能耗下降控制目标和各级政府追求GDP增长的强力驱动下, 事实上, 我国允许总能耗快速增长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2009年, 我国能耗总量达到21.77亿toe, 占世界总量的19.5%, 基本与美国 (21.82亿toe) 持平, 2010年已达到22.7亿toe (32.5亿tce) , 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耗能大国。

2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势在必行

2.1 控制能耗总量是节约能源资源的要求

能耗总量控制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按照目前经济发展速度和能源消费强度, 到2020年, 中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60亿tce左右, 这意味着未来10 a中国仍有28亿tce能源增量需求。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我国能源资源的承载极限。因为我国化石能源资源储量虽较丰富, 但仅占世界总量的10%左右, 人均能源储量更低,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据官方公布的能源储量和能源开发强度估算, 2009年, 我国石油、天然气储采比分别为15 a和43 a, 最长的煤炭储采比只有61 a。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能源储采比是按我国目前能源开发强度计算的, 若按2020年能源预测需求量计算, 则各种化石能源剩余储量的服务年限将更短。

2.2 控制能耗总量是加强环境保护的要求

统计数据表明, 我国90%的SO2、67%的NOX、70%的烟尘排放量、70%的CO2排放量都源于燃煤。每年近30亿t煤炭消费使得我国环境保护面临严峻挑战。根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研究, 从空气质量角度看, 我国SO2排放量只有控制在1 200万t以内, 全国大部分城市SO2浓度才可能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从酸雨控制角度看, 要使我国SO2排放处于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缓解能力之内, 全国最多能容纳1 620万t SO2[4]。但实际情况是SO2排放早已突破了这个环境容量。2009年, 全国612个大陆城市上报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未达到二级标准的城市仍然有107个, 超标比例达到17.5%, 其中劣三级城市有8个, 占1.3%[5]。因此, 实施能耗总量控制是提高环境质量的重要一环。

2.3 控制能耗总量是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

进入21世纪, 我国能耗增量基本上每年翻一番。2001年全国能耗比上年增加4 900万tce, 2002年该数值上升到9 000万tce。2003-2007年, 年均能耗增量达到1.7亿tce[6]。从这个角度看, 扭转能耗总量过度增长是转方式调结构最实际的行动。通过控制能耗总量, 把GDP增长“逼”到转方式调结构道路上。一是迫使各级政府加强产业结构调整;二是促进各级政府对GDP增长有用但耗能大的项目自我抑制, 将驱动GDP增长引导到“练内功”上来;三是引导企业主动调整产品结构, 提高能源使用效益。

2.4 控制能耗总量是保证能源安全的要求

威胁我国能源安全的主要因素:一是我国石油需求急剧上升, 产需缺口不断扩大。1990年全国石油消费量1.15亿t, 2009年增加到的3.84亿t, 年均增长6.6%, 同期石油产量每年仅增长1.7%。二是我国石油储量相对不足, 石油进口依存度急剧上升。石油进口依存度由2000年的33.7%提高到2005年的43.9%, 2009年达到56.8%, 突破了50%这一“安全警戒线”。据《中国能源发展报告 (2009) 》, 估计到2020年, 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上升至64.5%, 高于目前美国60%的水平。三是进口地集中。我国石油接近80%的进口来自动荡的中东和敏感的非洲, 石油安全形势着实令人不安。

3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对策建议

3.1 设立两个能耗控制指标

为有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过快增长, 建议从“十二五”开始, 设立能源消费总量和单位GDP能耗两个控制指标。前者是主要指标, 后者是辅助指标, 但两者都是约束性指标。实际操作时, 可按照节能与经济发展协调原则, 根据全国“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耗状况、节能潜力等情况, 在考虑适当进口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条件下, 科学预测2020年或更长时期内可供消费的能源总量, 并将其作为能源消费的约束上限, 在此基础上合理设定 (如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3~0.4) 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十二五”期间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指标, 并按照“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分别降低18%和16%左右确定万元GDP能耗指标, 作为考核能源消费总量指标的辅助指标。

3.2 科学分解能耗总量

能耗总量分解应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原则。即按照能源消费弹性系数0.3~0.4分解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指标, 形成倒逼机制。若单位能耗多降低, GDP增长可以快一些;若单位能耗少降低, GDP增长速度就应减慢。二是地区差异原则。即根据东部、中部和西部客观存在的地区差异, 确定能源消费总量指标。例如, 发达地区每年能耗总量允许增长1%~2%, 次发达地区允许增长2%~3%, 欠发达地区允许增长3%~5%。把能源消费总量指标、单位GDP能耗指标和经济发展指标紧密结合起来, 既保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又实现能耗总量和单位GDP能耗控制目标。

3.3 强化用能管理

一是在国家规划范围内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应维护国家规划的严肃性, 按照国家经济发展规划调控地区GDP增长目标, 使各地区经济增长保持在国家目标上下浮动, 改变过去增长率偏高, 但煤、电、运力都靠中央保的状况。二是加强能耗重点控制。对重点用能省 (市、自治区) 、重点用能企业的能耗总量进行跟踪监测, 改变过去敞口供应能源、无节制使用能源的现象。三是完善激励机制。建立健全能耗总量控制的财税、价格和金融政策。四是建立节能量交易制度。运用市场机制推进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制度的顺利执行。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且艰巨的系统工程。既要保证经济社会发展, 又要减少能源消费和CO2排放, 这是一个“两难”问题。但它是一件涉及国家长远利益非做不可的大事。各级政府必须充分认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极端必要且刻不容缓, 这是建立和推进能耗总量控制制度的前提条件, 没有这种共识, 任何控制措施都无济于事。

参考文献

[1]滕晓萌.中国能源结构面临调整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提升[EB/OL].[2007-11-06].中国经济网, http://www.ce.cn/cysc/ny/heneng/200711/06/t20071106_13495602.shtml

[2]倪维斗, 陈贞, 李政.控制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势在必行[J].能源评论, 2009 (2) :47-50

[3]房维中.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力度应当加大[J].中国经贸导刊, 2008 (2) :14-16

[4]吴国华.中国节能减排战略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129-130

[5]刘蔚.环境约束下区域煤炭消费总量如何控制[EB/OL].[2010-01-02]:天津网, http://www.tianjinwe.com/rollnews/201012/t20101220_2902276.html

水泥企业污染物总量核算篇8

1 生产线基本情况

该5 000t/d生产线回转窑规格为Φ4.8m×60m,选用三心大蜗壳式五级预热器、TDF型分解炉和第三代TC型带充气梁及新型阻力篦板的冷却机。该线配套低温余热发电系统,采用多通道低氮燃烧器和SNCR脱硝技术。

2 不同方法计算出的污染物排放量

2.1 现场监测法

现场监测法是通过现场实际监测排污单位产生废气(流)量及其污染物浓度,计算出废气排放量及其某种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该方法所获取的监测数据是核算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重要依据。由企业委托具有相关环境污染物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污染物排放进行检测,该线2014年某次窑尾现场监测污染物排放检测结果及根据排放总量=排放速率×运行时间计算得出的污染物排放量见表1。

注:*窑尾SO2数据未检出,其浓度应小于检出限15mg/m3,取15mg/m3进行计算。

2.2 在线监测法

该线的在线监测是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接管在线监测设备运营,并且检测设备要有环保局发放的在线监测设备强制检验合格证标贴。对2014年该线在线监测结果进行统计计算,得出污染物排放量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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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排污系数法

排污系数法是指在典型工况生产条件下,生产单位产品(或使用单位原料)所产生的污染物量经末端治理设施削减后的残余量,或生产单位产品(或使用单位原料)直接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量。当污染物直排时,排污系数与产污系数相同。根据《污染源普查产排污系数手册》(2010修订)中的水泥制造行业排污系数,≥4 000t/d新型干法生产线的排污系数及根据排放总量=排污系数×熟料产量计算的污染物排放量见表3。

该线配套SNCR脱硝系统,脱硝效率为60%,则排污系数法污染物排放量中氮氧化物排放量应为1 034.16t/a。

3 三种方法分析及污染物排放量的加权计算

上述三种方法核算出的污染物排放量见表4。

结合表4分析三种方法优缺点[1]:

现场监测法优点是从项目实际运行工况角度出发,能准确反映监测期间企业污染物的排放情况,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现场监测法所获取的监测数据是核算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重要依据;缺点是数据为短期监测结果,不能覆盖全年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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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系数法优点是利用产污系数能够很容易计算出污染物全年排放量,它能在一定样本数的基础上,较为客观地反映各地、各类污染源总体上的排污状况;缺点是工业源产排污系数是实测大量企业得到的平均水平,既然是平均水平,就不可能是某个具体企业严格意义上的实际排放量,但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在线监测法弥补了现场监测法的短期性问题,在线监测数据实时的对企业生产线排放的污染物情况进行监测,可以较好地反映出企业实际运行排污情况,核算结果可信度大。缺点为在线监测只针对窑头窑尾,其他部位并未纳入监测行列,在线监测系统的运行稳定性和数据有效性也会极大影响污染物排放总量。

因此建议综合应用上述几种方法,充分发挥各自优点,使污染物总量核算结果更加客观、准确。根据我公司常年监测数据的核算经验,选择适合我公司的权重系数进行计算,综合加权平均核算结果见表5,并与排污许可证上规定的许可排放量进行对比,排放量基本符合要求,仅NOx略有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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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中国煤炭生产总量控制问题研究篇9

近年来随着我国煤炭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的不断攀升, 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安全生产问题、产能过剩问题、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问题以及能源结构优化调整等问题开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 无论是考虑到我国煤炭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还是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碳减排挑战, 都要求我们必须对国内的煤炭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实施控制。煤炭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能否得到合理、有效的控制, 将对“十二五”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能源结构优化调整产生重大影响, 也是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以及建立现代能源产业体系的关键环节。因此, 国家能源局已经在公开场合多次明确提出, “必须要对我国的煤炭生产总量实施控制, 设置煤炭产量的‘天花板’, 并科学的规划煤炭产能。”

二、煤炭生产总量控制目标

(一)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需求总规模

研究国内煤炭生产总量控制问题, 首先必须对未来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和支撑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进行一个宏观的判断和把握。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 依据有关专家的观点, 这一阶段将持续到2020年。从发达国家经历这一时期的特点来看, 这一阶段将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能源刚性需求且能源消费总量不断攀升这样一个特点。因此, 综合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和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发展规划, 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对未来10年国内经济发展分为“十二五”和“十三五”两个发展阶段并分别设置了低、中、高3种经济增长情景, 见表1。

有了宏观经济的判断, 结合能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弹性关系, 依据弹性系数法可以测算出2015年我国在低、中、高3种不同经济增长情景下能源需求总规模将分别达到40亿吨、41.2亿吨和42.4亿吨标煤, 而到2020年这一规模将分别达到47.9亿吨、50.8亿吨和53.9亿吨标煤。

(二) 能源消费结构演变趋势及煤炭需求量

对未来能源消费结构演变趋势的判断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煤炭需求量的预测和煤炭生产总量控制目标的确定, 而能源消费结构的演变存在两种趋势, 一种国家不采取宏观干预政策, 另一种国家采取宏观干预政策。因此, 本文在研究未来能源消费结构时分别对无能源规划约束和能源规划约束条件两种情形进行了分析。

1. 无能源规划约束条件下能源消费结构演变趋势。

应用马尔科夫链预测法, 根据1995-2009年能源消费结构比例历史数据, 可以测算出未来无约束条件下能源消费结构变化情况, 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 在无能源规划约束下, 未来10年, 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在2015年和2020年将分别下降到68.1%和66.9%, 非化石能源发电所占比例将分别上升到10.1%和12.6%, 能源消费结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优化, 但与我国建立现代能源产业体系, 实现非化石清洁能源发电到2015年和2020年分别占能源消费比重11.4%和15%的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此外, 根据我们的测算, 如果按照无能源规划约束条件下能源消费结构这一演变趋势, 到2020年我国将无法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的碳减排承诺, 更不用说实现45%的减排目标。

2. 能源规划约束条件下能源消费结构演变趋势。

通过对无能源规划约束下能源消费结构变化趋势的分析, 要确保国内煤炭生产总量能够切实得到有效控制以及实践对国际社会承诺的碳减排目标, 必须要把实现我国“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的到2015年和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要分别达到11.4%和15%的目标作为未来能源产业发展的硬性约束条件。依据这一规划约束条件, 基于修正马尔科夫模型, 可以测算出能源规划约束条件下未来能源消费结构变化趋势, 见表3。

此外, 通过对能源规划约束条件下这一能源结构变化趋势下二氧化碳排放情况的计算, 我们测算出在能源规划约束下的能源结构演变驱使下, 我国基本能够确保实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的碳减排目标, 而要实现降低45%的目标, 则存在较大难度。

(三) 未来10年我国煤炭进口贸易形势

随着国内煤炭价格市场化机制的完善, 在限制资源型产品出口税收政策的引领下, 从2009年开始, 我国逐渐从煤炭净出口国转变为煤炭净进口国, 继2009年实现煤炭净进口1亿吨后, 2010年又实现煤炭净进口1.4亿吨。

从目前的形势来判断,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 对煤炭需求形成的缺口将不断扩大, 未来通过国际煤炭市场来满足国内的煤炭缺口可能是我国将来唯一可行的办法, 但同时我们又要提高警惕, 控制进口风险。虽然我国是煤炭资源大国, 煤炭储量仅次于美国, 位列世界第二, 但由于我国的煤炭生产主要是用于满足国内需求, 因此在国际煤炭市场并不具有定价权。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实施煤炭生产总量控制, 一方面必须要从国际煤炭市场尽可能多的进口煤炭来满足国内的煤炭需求, 另一方面又不能一味依赖国际煤炭市场。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 我们从国际煤炭市场进口煤炭越多, 就意味着对外依存度越高, 就越容易引发国际煤炭市场价格上涨, 影响到进口的同时, 也会对国内的煤炭供给产生不利影响, 现实中石油和铁矿石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因此, 在确保煤炭进口的同时, 必须要设置一个煤炭安全进口警戒线。

1. 我国主要煤炭进口国地域分布。

受运输条件和运输成本的影响, 地域条件是决定国际煤炭贸易国选择的一个首要因素,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国的煤炭进口国应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的煤炭出口国以及和我国领土接壤的邻国。根据我国历年海关的数据统计, 我国的煤炭进口国也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印尼、越南、朝鲜和北方邻国蒙古、俄罗斯, 这其中澳大利亚、印尼、越南是我国传统的三大煤炭进口国, 但越南受国内煤炭资源储量 (1.5亿吨, 采储比4年) 的限制, 很快将逐渐退出我国主要煤炭进口国行列。相反, 蒙古和俄罗斯两国都拥有极其丰富的煤炭资源, 加上地域上的优势, 特别是蒙古国想要向东亚、东南亚国家出口煤炭, 我国将是必经之路, 未来随着铁路运输条件的逐步改善, 蒙古和俄罗斯将逐渐成为我国未来重要的煤炭进口国家。此外, 根据海关统计数据, 近年来从加拿大、美国、南非以及哥伦比亚进口煤炭逐渐成为我国煤炭进口的新亮点, 但我们分析这主要是由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所引起的短暂现象, 加上长距离运输及较高的海运成本, 从长远来看, 这些国家未来对我国的煤炭进口贡献不会太大, 或者说从这些地区进口煤炭的增长空间不大。因此, 未来10年我国的煤炭进口国将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蒙古、俄罗斯以及朝鲜。

2. 煤炭进口安全警戒线。

煤炭剩余可支配量是反映一个国家煤炭出口能力或者说潜在出口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通过对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蒙古、俄罗斯以及朝鲜5国未来国内煤炭剩余可支配量的分析, 笔者认为未来这5国在2015年和2020年国内煤炭出口总规模将分别达到8亿吨和10亿吨左右。但考虑到俄罗斯的煤炭出口主要集中在欧洲等国, 每年大约需要向欧洲地区出口近1亿吨煤炭。根据印度煤炭部的相关估计, 预计2011年印度煤炭进口量将达到8500万吨, 2017年进口量将达到2亿吨, 加上日本、韩国等传统煤炭进口国每年在亚洲煤炭市场大约需要进口煤炭近3.5亿吨煤炭, 到2015年、2020年我国从国际煤炭市场可获得的煤炭进口安全警戒线应分别控制在2.5亿吨和3.5亿吨。

(四) 总量控制目标

根据前文对不同经济增长情景设置下未来10年我国能源结构演变趋势及煤炭需求预测的分析, 测算出2015年和2020年我国的煤炭消费需求总量在低、中、高三种经济增长情形下分别为36.8亿吨和41亿吨、37.9亿吨和43.5亿吨、39亿吨和46.1亿吨。同时考虑到届时煤炭出口、电力企业库存以及国家应急储备等因素, 在国际煤炭进口补充的前提下, 届时国内煤炭需求总量规模在不同经济增长情形下将分别为35.2亿吨和38.5亿吨、36.3亿吨和41亿吨、37.4亿吨和43.6亿吨。此外, 考虑到不同经济发展情形下控制目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额, 不利于确定总量控制目标以及指导总量控制工作。因此, 在对经济发展形势和总量控制目标实施效果综合衡量之后, 笔者认为中等经济发展情形下的总量控制目标更加切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情, 也更能反映煤炭生产总量控制的意义和价值。

三、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煤炭生产总量控制目标及影响因素能源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和煤炭进出口贸易形势的综合分析, 我们认为要想切实达到控制产能、降低国内煤炭消耗速度, 既实现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调整和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碳减排, 又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国家应在以下10个方面加强举措。

1.从战略的高度, 提高对煤炭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控制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自觉性的认识, 加大宣传力度, 增强民众节能意识。

2.加紧对14个大型煤炭基地和基地内大中型煤炭企业区域煤炭资源状况、生态承载力和安全生产条件进行评估, 确定合理生产能力, 尽早研究制定总量控制目标下产能分配方案。

3.加强总量控制下的相关财政、税收、监管及政策保障体系的研究和制定, 使各类规划能够落到实处。

4.继续深化煤矿整顿关闭政策, 推进煤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兼并和重组, 提高产业集中度, 建立以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为主体、中小型煤矿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 为从源头上做好煤炭生产总量控制提供保障。

5.加快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高耗煤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限制、甚至禁止高耗能产品的出口, 减少对煤炭的过度需求, 确保煤炭需求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6.继续完善资源出口税收政策, 限制煤炭等资源型产品出口, 在合理警戒线范围内鼓励进口。

7.加快煤炭战略储备建设, 提高煤炭供应应急能力。

8.在核电发展受到一定限制的情况下, 要在原规划基础上加大对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兴能源和替代能源的发展力度, 并加快《核电安全规划》出台步伐, 必要时提出时间表, 确保在核安全发展的前提下, 核电能够尽早得到发展。

9.尽快启动国内太阳能光伏应用市场, 解决价格成本过高以及光伏发电并网消纳难等问题, 切实发挥新能源的替代作用。

10.加快发展天然气产业, 提升海上天然气勘探和开发程度, 加大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力度, 确保煤炭总量控制后, 天然气能够得到有效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