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意愿的文献研究（精选8篇）
生育意愿的文献研究 篇1
在20世纪的后20年里,我国不少学者已对生育意愿进行了较多的理论考察和调查研究。一般认为,生育意愿是人们对自身生育行为的内在期望和主观愿望[1]。它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水平和人口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对生育意愿的研究将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及相应法规的制定、完善、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研究中,有学者认为生育意愿包括数量、性别和时间3个维度,即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理想(婚)育龄和生育间隔[2]。笔者现将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作为生育意愿最高层次的影响因素,既可以影响一个街道或村庄的生育意愿,也可影响一个县、省甚至整个国家的生育意愿,从而形成一种区域的生育文化,并通过人们的生育观念特别是政府的生育政策而体现出来。
1.1 国家人口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20年内,我国大规模的计划生育运动尚未开始,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居高不下,每个妇女平均生育6个子女左右。从1970年开始,生育率持续下降,到1980年,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2.75。自1992年起,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2以下。中国的人口政策对中国生育率确实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3]。
1.2 社会经济状态
美国著名人口学家诺特斯坦(Nolestein,Frank.W)认为,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通过影响人们新的追求、家庭功能、对孩子成本的收益的看法等,进而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因此,宏观经济收益变量是这些变化的唯一(或主要)原因,并可作为这些变化的测度[2]。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分布由东到西逐渐降低,而生育率的分布恰好相反[4]。1992年冯立天[5]利用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对80年代中国生育率的变动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人均家庭纯收入达到1200~1500元时,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将会自发抑制生育率上升势头。
然而1999年风笑天等[6]在对近20年来的有关生育意愿的实证调查的回顾中,发现有很多调查结果显示,生育意愿并非完全随经济发展而同步变迁,而是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表现出相对滞后的特点。
1.3 计划生育服务
有专家于2005年在对我国城乡家庭育前和育后的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中发现,无论城市、农村,认为“孩子多了”的集中在3孩及以上的户中,之所以会出现“超生”,他们选择主要是避孕方面的原因,如不懂避孕、缺乏避孕药具、避孕失败等[7]。显然,除加强计划生育管理外,还必须多向群众普及避孕方面的知识,提供方便、安全的避孕药具,教育人们树立现代生育观念。
1.4 文化传统
1.4.1 民族类型
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较晚,并且对少数民族地区一直实行较为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民族特征一直被认为是影响生育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有学者对1988—1989年的育龄妇女个体数据分析表明,在控制了社区特征、宏观社会经济水平与结构和生育政策时,居住在少数民族为主的社区中,育龄妇女生育4孩及以上的比例显著升高,为汉族居住区育龄妇女的1.4倍,但对低孩次生育则无显著影响[8]。
1.4.2 儒家文化
也有学者提出,在我国人口总体的出生性别比呈现失调的同时,一些经济社会发展处于相对落后水平的少数民族地区,如贵州、新疆、西藏、云南等省和自治区的出生性别比却是正常的。这与大多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水平还比较高有关,但同时,在这些地区儒家文化传统不占统治地位。此外,即使生活在无明显性别偏好国家中的华裔也表现出明显的重男轻女的倾向。这些现象提示,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儒家文化传统对出生性别比有更大的影响[9]。传统思想中的“传宗接代”、“光宗耀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宗法观念根深蒂固,对华夏子孙的生息繁衍产生着深远的影响[10]。
1.4.3 城乡
城乡之间由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不同,居民的生育意愿从整体上来看也有较大差别[7]。1998年叶晓艳等[4]通过对湖北省境内进行的3次较大规模的抽样调查中有关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调查部分的分析,提出:从子女数目上看,城市只有少数(7%或8%)的家庭有3个以上的孩子,而农村则有高达32.7%。在子女性别构成上,城市家庭中由于大多只有1个孩子,性别分布上比较平均,男孩数略高。从对农村的调查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没有男孩的家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9.3%),远远低于城市中的比例,而有2个以上男孩的家庭所占的比例也大大高于城市中的相应比例。
1.5 生产方式
物质资料的生产影响决定着人口生产,物质越丰富,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上对子女的依赖性就越弱;科技越发展,生产力越进步,男性的性别优势就越小,性别歧视就越来越容易被淡化[11]。
1.6 社会保障制度
有学者认为,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特别是农村社会养老制度还很脆弱的条件下,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城市发达的生产力和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村落后的生产力和单一的家庭养老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客观上强化了某些家庭的性别选择偏好[10]。
1.7 就业形势
有学者指出,不规范就业市场的约束,特别是性别歧视导致对女孩智力投资的严重扭曲[12],也是性别选择偏好的原因之一。
2 家庭因素
家庭层次上对孩子的生育意愿是家庭各成员个人的生育意愿的综合,它一般取决于这个家庭的人口规模、权力结构和它在社区里所处的社会地位[13]。
2.1 是否独生子女、在众多兄弟姐妹中的排名
2000年通过对北京市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统计结果和具体分析可以得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意愿有一定差别。特别是独生子女父母不想要孩子的百分比远远低于独生子女,而想要2个及以上孩子的百分比又远高于独生子女[14]。
1997年,叶文振在探讨我国生育意愿的理论框架的研究中提到,如果研究对象是众多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她有可能因为亲身体验到多子女的辛苦而倾向少生;但也有可能因为兄弟姐妹多而不能接受较好的教育进而沿袭母亲的生育习惯而倾向多生[13]。但国内在此方面尚欠缺确切的数据分析论证。
2.2 抚养子女的成本、孩子给家庭提供的收入
按照1998年的消费模式和物价水平,我国抚养一个孩子从母亲妊娠开始到16周岁止的平均抚养费为5.8~6.7万元,其中农村平均为4.1~4.4万元。如果按照1978年可比价格计算,1978—1998年间农村平均抚养比增加了326.98%,20年间抚养费的年均增长速度为7.53%[15]。但是,随着家庭经济收入的增加、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孩子对家庭的效益不但没有提高还有所下降,多生育孩子意味着经济上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独生、计划内生育、不生育真正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16]。显而易见,家庭抚养子女的质量成本方面的迅速增长,以及孩子对家庭的劳动经济收益的下降对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 个人因素
个人因素是生育意愿最低层次的影响因素,它既作为家庭和社区水平上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基础,同时又受制于家庭和社区因素[13]。
3.1 文化水平
教育水平与生育率呈负相关关系是许多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17,18,19]。不同文化程度的夫妻们,均以想要2个孩子为主,不过随着文化程度的上升,其想生1个孩子的比例也逐步增多,而想要3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则逐步下降[7]。但是,教育程度提高对生育水平的抑制作用呈现减弱趋势[17]。并且,随着独生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生育孩子的性别偏好也越弱,他们之间表现出负相关性[14]。
3.2 年龄
有研究表明,不同年龄组的育龄妇女其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差异[20],年龄越轻,对孩子的数量和性别的要求就越高。30岁以下年龄组的育龄妇女认为理想孩子数是2个的比例为77.7%,比30岁以上年龄组(比例58.2%)高出19.5个百分点;对孩子的性别“有要求”的比例也是30岁以下年龄组高于30岁以上年龄组[21]。
3.3 职业
2000年对宣州市467名具备生育2孩条件的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显示,不同职业的育龄妇女,其理想的子女数有一定的差异(P<0.05)。一般认为,个体经营者对孩子数量的需求最为强烈,其次是纯农民或家庭妇女[21]。
3.4 婚育状况(婚姻、初婚年龄、平均生育年龄)
3.4.1 婚姻
从婚育状况来看,未婚组选择0个理想子女数的为20.4%,是最低已婚已育组的8.5倍。在选择2个及以上理想子女数,已婚已育组的比例最高,为32.9%,明显高于其他3个组[14]。而且,结婚前可能不想要孩子,结婚以后这一想法就可能发生改变,想要孩子了[22]。
3.4.2 初婚年龄
在以往研究影响生育率的诸因素中,初婚年龄被证明与生育率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23],初婚年龄越晚的妇女希望生育的孩子数越少。
3.5 现有子女
3.5.1 现有子女数目
有数据表明,对孩子数量感到不够的所占比重是随着孩子数的上升而递减的;相反,感到孩子多了的所占比重则是随着孩子数量的上升而递增的[7,24]。
3.5.2 现有子女性别
以往的研究表明,2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与现有子女的性别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与现有女孩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25,26]。
3.5.3 现有子女年龄
生育意愿也和孩子年龄关系比较密切,第1个孩子年龄在4~6岁的要求生2个孩占要求生2个孩总数的53.92%,7~10岁占36%,11~15岁占10.08%[27]。
3.6 节育措施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先进的避孕工具,才使人类实行节制生育成为可能[22]。
3.7 妇科病
有学者提出,患有妇科疾病的妇女愿意生育的孩子数较少,身体条件不好,必然难以承受生育的艰难和风险,而生育子女数过多也是患妇科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28]。
3.8 流动人口
洪旺全通过对深圳市流动人口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分析得出,从居住地看,来源地是省内的流动育龄妇女生2孩的风险率比省外流动妇女高25.9%[17]。
综上所述,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纷繁冗复,在分析影响因素时,不光要考虑影响因素和各种意愿内容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还要考虑各种意愿内容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甚至各种影响因素之间互相影响、共同作用的关系。
生育意愿的文献研究 篇2
关键词：乡镇意愿人口生育
正文：
一． 研究背景
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要求，我国计划生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已经把高生育率降到了低生育率，而且总和生育率多年保持在更替水平，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群众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大规模的主动放弃或推迟二胎生育现象。这一具有相当规模的特殊群体的出现,标志着农民群众生育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准确把握这些情况有助于正确估计今后农村人口的发展形势和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本文通过研究分析山东菏泽市乡镇人口生育意愿变化来对生育意愿进行研究，以期为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深化提供依据和借鉴。
二．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菏泽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6年9月进行的“菏泽市乡镇人口生育意愿调查”问卷资料。,该调查由菏泽市人口和计划生委员会具体实施,对21个乡镇
548个村和132个社区采用非比例分层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
三．研究资料分析
1.理想子女数统计分析
2.性别取向
3.生育时间
4.生育动机
四．结论与讨论
五．参考文献
《中国统计年鉴 1998》《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知识及健康教育》《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 《山东医刊》《人口与计划生育》《中国人口科学》《计划经济研究》《人口学刊》 《中国人口鉴》《中国经济时报》《山东省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人口研究》 《科学发展》《求索》《人口与经济》《心理科学》
生育意愿的文献研究 篇3
1家庭功能及其对健康管理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家庭功能的概念被提出,以Shek等为代表的理论认为家庭功能是家庭系统中家庭规则、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系、家庭沟通以及应对压力性事件的有效性[7],家庭为个体发展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而家庭功能在家庭成员健康维护和疾病康复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影响家庭成员各方面的发展[3,8]。有研究者提出,健康的家庭功能可以给幼儿提供良好的生活经验、生活方式,使幼儿初步形成健康的行为习惯,为儿童提供具备适应社会的能力[2]。反之,家庭功能受损,将影响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系,导致家庭结构产生变化,从而改变疾病康复和转归[8,9,10]。因此,维持良好的家庭功能,不仅能使家庭成员关系和睦,同时能够稳定家庭结构,有助于家庭健康护理的顺利开展,促进家庭健康发展。
2计划生育政策的变革
面对高出生率、低病死率、高自然增长率的情况,为恢复国家经济,加速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80年我国提出了“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口号,并在1982年形成计划生育政策[11]。这一政策对生育率的控制有显著效果。1953年—2010年生育率持续降低,持续的低生育率将影响社会的整体发展[12]。为提高生育率,改善性别比例失调,以及应对独生子女面对较大生存压力的问题,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单独二胎”政策,明确指出夫妻双方中有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可拥有两个孩子[13,14]。自“单独二胎”政策实施2年后,调查显示居民的生育意愿仍处于较低水平,尤以城市居民最为突出,社会将快速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6,15]。为改善这一现状,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自2015年起开始推行“全面二孩”政策[6]。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育率,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但家庭功能是否会影响生育意愿及生育率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3家庭功能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
既往研究指出,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支出影响生育意愿,经济因素主导生育意愿的家庭占50%以上,认为经济压力是生育二胎意愿最大障碍的研究对象占67.5%[14,16,17]。有研究者具体分析后提出,月收入与生育孩子的理想个数呈负相关,而年收入与生育意愿无关[18]。大部分研究表明经济收入高的家庭(月收入>1万元),其理想子女人数为2人,其比例高达78.8%[5];而家庭收入微薄者,面对高额的抚养费用和教育成本,会理智地选择只生一个孩子。与此同时,家庭情感功能(包括父母的态度、配偶的意愿等)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强度也不容忽视(分别占21.68%和45.8%)[19,20]。传统生育观念(如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经济结构与社会保障变革中不断被挑战,以致逐渐被淡化,不能表现出对生育意愿产生较大的影响。有调查显示,以养老为目的生育孩子的家庭占9.2%,甚至有11.3%的家庭认为养老和生育孩子的数量没有关系[5,16]。然而,现存有关家庭健康照顾功能和社会化功能对生育意愿影响的研究较少,这两种家庭功能的变化是否会影响生育意愿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后确定。各种家庭功能的维护可能共同影响生育意愿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因此,社区护士需要充分意识家庭功能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尤其是家庭情感功能。在家庭访视工作中,全面评估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与情感联系现状、了解准备生育二胎的生理、心理准备情况和家庭应对现状,有利于推动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过程中家庭健康维护。
4建议
4.1全面评估家庭功能是基础家庭功能的评估目前可通过多种方法和评估工具实现。可使用Epstein等根据McMaster家庭功能模式理论设定的家庭功能评定量表,将家庭看作一个互动的整体,该量表共包括解决问题、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和总功能等7个分量表、60个条项[2]。而在“二孩”家庭中,“二孩”的到来会带来诸多家庭问题,改变家庭成员的角色。因此,此量表可用来评估“二孩”家庭的家庭功能。此外,可使用Feetham家庭功能量表,它包括家庭与社会、家庭与家庭内亚系统和家庭与个体的关系评定[9]。此量表中包含家庭与个体的关系(即父母与子女等)、家庭与社会(即与学校、单位等)评估信息,而“二孩”家庭都将面对家庭内部关系的改变以及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因此,该量表能够对家庭内、外部的动态健康状况进行全面评估。但目前这两种评估量表多应用于幼儿及患者家庭的功能评估,若应用于对“二孩”家庭功能的评估,仍需尝试对以上2个量表进行调整和修改,使其更适用于“二孩”家庭功能的评估。
4.2以提高情感功能为工作重心在家庭功能中经济和情感功能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显著[14,19],但经济功能不易通过护理干预改变。因此,为稳定新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中家庭的健康结构和维持家庭功能的健康发展,可通过维持家庭情感功能来实现家庭健康护理目标。在进行家庭访视时,对家庭成员进行生育意愿、生育“二孩”可能面对的家庭变化等的认知情况进行详细评估,了解所有家庭成员的角色认知和应对能力水平,设计有效实施方案帮助家庭成员适应“二孩”生育前提下角色的变化,以及家庭功能即将面临的改变。
生育意愿的文献研究 篇4
为缓解人口结构性问题，我国政府对于先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微调，如放开“双独二胎”政策，农村户口的话，头一胎是女的就可以生第二胎，但是前提条件是年满28周岁的夫妇，否则两胎要相隔四年才可以生第二胎。如果头一胎是男的，无论是什么户口都好，只能生一胎的政策等。为使政策更加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子女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允许实行普遍二孩政策，政策规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西夏墅镇针对新政策出台后，育龄群众对二胎生育意愿的看法进行了不记名调查。“全面两孩”政策于2016年元旦起正式实施。然而，新政落地，又有多少适龄群众打算生下自己第二个宝宝呢? 以下是关于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意愿的调查报告，希望对大家有参考作用。
一、调查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共有100人参加调查，调查的对象年龄：25-30周岁42人，占42%，31-35周岁34人，占34%，35-40周岁14人，占14%，40周岁以上10人，占10%。其中：男40人，占40%，女60人，占60%。文化程度大学及以上94人，占94%，高中(中专)6人，占6%。家庭年收入状况5—10万44人，占44%，3—5万32人，占32%，10万以上24人，占24%。对如果已育有一个男孩子，愿意生二胎的有18人，占18%，64%的人选择不愿意，持无所谓态度的有18人，占18%。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愿意生二胎40人，占40%，不愿意的38人，占38%。
认为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比一个孩子的家庭相比生活更幸福与风险承受力大各占16%，大部分认为无法比较，各有优劣。对于添一个弟弟(妹妹)，孩子的看法是32%的家庭为同意，24%的认为不同意。
关于生二胎，家里长辈的意见认为必须生为22人，占22%，不干涉有78人，占78%。影响生育二胎意愿的主要原因是有62人认为经济原因，占62%，家庭环境因素19票占19%，身体状况和工作事业因素各占19%。
二、调查结果分析
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之后，“少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再加上经济发展带来的生育迟缓，我国如今已面临非常严重的人口结构的问题，总生育率不高，这将严重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
“80后”年轻人大多表示孩子教育、医疗成本过高，不会轻易考虑生育二孩。这些不愿意要二孩的家庭，几乎都提到了经济压力大,经济压力排首位——其中最重要的是孩子的教育支出。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人们认识到了在知识经济时代重点是人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不仅要生孩子，更重要的是使子女得以良好教育，使其成才。生育成本越来越高，培养一个孩子，往往要支付各种费用。高额的生育成本使得父母必然放弃数量，转而重视“质量”，也就倾向于优生优育。
现在大多数年轻人的生育观念是生儿生女不重要，关键在培养。能让孩子从小受到好的教育，将来有出息，重男轻女的思想已大大淡化了，不会因为生的是女孩就减少对孩子的培养和投入。居民对子女性别的偏好趋向平衡，一男一女是多数人理想中的家庭结构。“养儿防老”的观念也在逐步被改变。而现在国家开始重视农村的养老问题，而且也在逐步地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
影响生育意愿第二高的原因则是没有精力再照顾一个孩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否生二孩，精力不够是仅次于经济压力的第二个难题。正在考虑要二孩的育龄女性，担心的是精力不够，生二孩时双方父母年纪也大了，能帮的忙有限;另外，即便有老人或者保姆帮带孩子，作为负责任的家长，更希望自己能够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部分受调查群众认为生育二孩会对自己的工作带来影响，甚至是严重的影响。因而，是不是有人帮着带孩子也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现在，许多家庭都是由家中的老人帮着照顾孩子的。那么，老人们会对子女生育二孩持什么态度呢?受调查者反馈的信息是，接近半数家庭的老人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希望家里多一个孩子，毕竟现在一个小孩太孤单，多生个小孩现在家庭就可以多一份欢乐，生活就会多一份保障。真正明确不支持的老人只有极少数。
抛开以上的一些顾虑，总体上受调查者对生育二孩对家庭及孩子影响的评价还是积极的。很多人认为多生一个宝宝短期内很累，但长期来看还是有必要的，它能让家庭更和谐，生活质量更高，也有利于孩子间培养团结互助的精神，学会分享与责任，有利于孩子乐观开朗性格的养成等等。
生育意愿的文献研究 篇5
中国将迎来一个生育率继续走低、人口严重老化、城市化加速和人群广泛流动的社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据国家卫计委预测,政策实施后,全国每年新增人口约200万。然而,2014年新增人口47万,远低于预期,因此,提倡全面放开两孩。政府今后的人口政策走向需要充分认识到居民的两孩生育意愿。基于以上目的,本研究以杭州市实地调研获得样本数据来探究主观和客观上影响符合单独两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的因素,希望能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2 国内外文献综述
国内外不少学者做过相关研究,国外学者对生育意愿的理论研究主要从经济学和社会学两个角度出发。而国内学者对于生育意愿的研究基本可以归为经济水平、国家政策、生活经历、生育观念等因素。
经济学家莱宾斯坦提到“成本—效用理论”和“收入效应”理论。他认为家庭生育意愿取决于生育一个新生孩子的效用与成本的对比关系。法国社会学家阿森杜蒙特提出“社会毛细管理论”,认为生育意愿与社会地位相关,社会地位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学者瓦特肯斯特的研究表明,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模仿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我国学者梅志强、史雅萍在对山西省的数据进行分析以后发现,职业会影响生育意愿,但这一因素随着整体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多元化影响力逐渐降低。国内一些学者认为政策微调不会引起生育率大的反弹,国家应积极鼓励放开生育政策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的现状。王玮、李林发现教育程度高低与意愿生育数量成反比。包蕾萍指出,当前独生子女已经成为一种负面印象,较多人赞同二胎有益于成长。此外前人研究提到,如婚姻状况、夫妻双方的初婚年龄、家庭规模、夫妻已生育孩子的数量、质量和性别、女性面临的工作成本等因素也会影响生育意愿。
3 实证分析
本课题小组对杭州市6个主城区和7个周边县市中,22~45岁的育龄男女进行了生育意愿实地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实际有效样本927个。在有效样本中7%表示意愿不明确,41.3%明确意愿想要二孩。初步数据整理后,笔者认为长辈意见、女方工作压力、抚养成本高、促进夫妻感情、政策不断开放、两个孩子做伴有利于健康成长和家庭可支配收入为7个基本影响因素,而抚养成本高和政策不断开放对于大部分受访者来说都是明显的阻力因素和助力因素,因此本文不再进行进一步探究。
本文拟采用的模型为logistic模型,因变量y(生育意愿)为0~1分布的二分变量,线性表示如下:
其中β0表示常数;β1,β2,…,β7表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x1,x2,…,x7表示各影响因素。
首先笔者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发现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对于数据的分析效果不佳。因此,笔者通过对数据的筛选和组合来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从家庭可支配收入看,抚养成本和给女方的工作压力与其相关性较弱,选取其三者进行logistic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家庭可支配收入以及给女方的工作压力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3。即家庭可支配收入以及女方的工作压力对城市居民两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
同理,由于两个孩子做伴有利于健康成长这一因素与抚养成本高以及给女方的工作压力的相关系数小,对其进行logistic三因素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女方的工作压力和两个孩子做伴有利于健康成长对于是否生育两孩的影响显著,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02。
最后同理,选取女方的工作压力、长辈意见、促进夫妻感情以及两个孩子做伴有利于健康成长进行四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长辈意见和促进夫妻感情两个因素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等于0.05,对于城市居民两孩生育意愿有影响。
表1,2,3分析验证了长辈意见,给女方的工作压力,促进夫妻感情,两个孩子做伴有利于健康成长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对于城市居民的两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对抚养成本高以及政策不断开放两个因素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434和0.996,回归结果表明抚养成本高以及政策不断放开对于两孩生育意愿影响不显著。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包括家庭的收入、职业因素均对生育意愿有影响,与以往文献讨论结果类似。另外,本文还验证长辈意见,夫妻感情的提升以及两个孩子做伴更有利于健康成长的三个假设。但是国家政策方面的政策不断开放和抚养成本高两个因素对于两孩生育决定的显著影响的假设被否定。从本文的因素选取看,抚养成本高是社会客观的固有因素,政策不断开放是国家为了人口增长推出的助力因素。
4 建议
根据前述文献导读和数据调研,本文拟针对鼓励生育的政策导向给出阶段性的意见。环境因素方面,完善养老制度;改善医疗环境。父母给予的经济和时间的支持是年轻家庭愿意生育两孩的强大推力,而改善目前的医疗环境对于推动人口增长会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因素方面,完善职工福利;改善教育资源。政府应完善女性的生育福利来捍卫女性职工权益以减轻女方压力,而加大对教育资源的投入,帮助幼儿园、学校等的建设,可以缓解目前的想生“不敢生”的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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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玮,李林.对当前我国家庭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2008(7).
[3]风笑天,张青松.二十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11).
[4]周福林.我国城乡居民分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生育意愿研究[J].西北人口,2005(9).
[5]姚从容,吴帆,李建民.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研究综述[J].人口学刊,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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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的文献研究 篇6
关键词：经济成本,机会成本,积极效用,全面二孩
一、引言
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我国计划生育开始全面实施,三十多年的时间,计划生育政策的成绩斐然,我国人口出生率不断降低,其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低到0.5%以下,适龄劳动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小,劳动力资源的短缺现象越来越严重,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人口红利消失,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了缓解这一问题,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单独二孩”政策。当时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有1100多万,但是截止2015年7月,主管部门报的数据大概是150万,与原本预期的二三百万有很大的差距,而到实际生育结果还会打折扣,这与原来的政策效果预期相去甚远。而80后在2015年后已经迈入36岁的高龄,成为高龄产妇,如果新的更有效的政策再不落地,那80后即使想要再生一个小孩,也变得希望渺茫。所以时隔两年,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但是这次政策是否能顺利实施还处于探索阶段,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据国外相关资料显示,如果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那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如果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高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会增加;如果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会减少。因此,世代更替水平对于人口政策制定至关重要。
地处位于长江三角洲腹地的吴江区户籍总人口为804868人,比上年增加3084人,其中男性人口397629人,女性人口407239人,男女性别比为100:102.4。全年出生7861人,出生率为9.77‰;死亡6078人,死亡率为7.55;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22‰低于全国的4.95%,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对比较严重,目前吴江区本地城镇居民中育有两个小孩的占比并不是高,与健康的世代更替率相比,更是有很大的差距。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能否使得吴江区的人口出现明显的增长?吴江区城镇居民的生育意愿如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居民生育意愿?这些问题如果能够得到准确的回答,将对吴江区实施有效的人口政策提供帮助。
二、数据来源和基本信息
本研究首先选取8家具有代表性的家庭进行深度访谈,大致了解不同家庭在生育二胎意愿中的顾虑和推动因素,进而设计了调查问卷。调查组于2016年6-7月对吴江区城镇居民生育意愿进行调查,主要采用了网络调查的方式,一共回收274份,其中有效调查问卷255份,问卷有效率为93.07%,接受调查的对象男女比基本持平,年龄主要集中在25-39岁之间,占受访者对象的76.47%,具体情况如下表1。这部分人正好处于生育可能性比较大的年龄段,因此,本调查结果是有效的,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三、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影响城镇居民生育意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到底哪些方面将会影响吴江区城镇居民的生育意愿将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本研究从人文因素,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等消极因素,经济效用、保险效用、传宗接代效用,享乐效用等积极因素展开调查分析,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一)人文因素与生育意愿
1. 性别因素
通过调查数据汇总,直接表明“愿意生育二胎”的男性(占被调查男性41.86%)大于女性(占别调查女性30.95%),表明“顺其自然”的男性明显小于女性,而明确表示“不愿意生育二胎”的,男性和女性占其调查比例相当,分别是24.03%和25.40%。
在中国的家庭生活模式中,女性通常要担负比男性更多的责任,对于孩子的养育更是如此,需要经历十月怀胎的辛苦,孩子出生之后的喂养和教育责任基本上也由女性来承担,据百合网婚恋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调查研究“2015中国人婚恋数据”显示,有小孩的家庭,女性比男性更感觉自己婚姻不幸福,男女幸福满意度差值达到4.2。婚后的女性在家庭生活、孩子抚育,赡养老人上都扮演着很重要角色的同时,还要上班赚钱。压力很大,如果再生育一个,这种压力还要增加,能够勇敢承担这种压力的女性还是少数,但是基于孩子带来的幸福快乐,女性处于模棱两可的态度更多。
2. 年龄因素
通过数据统计分析,随着年龄的增长,生育二胎的意愿逐渐降低,皮尔逊相关性数据显示,年龄与生二胎的相关性系数为-0.181,其显著性为0.004,小于0.05,说明年龄与生二胎之间是显著性负相关关系。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从医学角度来说,高龄产妇生育二胎存在着3大风险:首先,论身体素质,已经生育过一次,不论是受孕几率还是产后康复的速度,都大不如前;其次,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子宫的收缩力和阴道的伸张力也较差,容易发生大出血和难产,产科临床统计资料表明,高龄产妇的产程明显延长,滞产率增高;最后,高龄生育时宫外孕、自然流产、孕期并发症、胎儿出生缺陷等的几率也会增加,羊膜早破、妊高征和早产这三项指标也比对照组为高。基于产妇和孩子的考虑,年龄越大,对于生孩子的恐惧也就越大,其生育意愿也就随之降低。
3. 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
本次被访者中大专及本科学历的占绝大部分比例,80.39%。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数据分析,可以看到教育程度与生二胎的相关性系数为0.170,其显著性为0.006,小于0.05,说明受教育程度与生二胎之间是显著性负相关关系。也就是受教育程度越大,生二胎的意愿越低。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二)消极因素与生育意愿
1. 经济成本与生育意愿
在255名被访者对象中,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占调查比例的60.39%,本文在调查的过程中通过“孩子抚养成本高,给家庭经济带来很大压力(A1)”、“孩子教育成本高,给家庭经济带来很大压力(A2)”、“二胎会降低家庭生活质量(A3)”、“二胎会降低孩子教育质量(A4)”等四个维度调查经济成本与生育意愿的关系,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以上四个维度与生育意愿的其显著性均为0,小于0.01。由此可见,经济成本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显著相关。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生育二孩,除了需要支付生育过程中的各项高昂的检查费用,还要支付生育之后昂贵的抚养费用,据大部分被访家庭反映,在今日的孕婴经济的产业链中,孕婴产品不再简单的等于奶瓶+尿布。一个婴儿每个月的固定开支包括奶粉、尿布、辅食、水果、早教、医疗、玩具、衣服、保姆、保险等,每一项都是不小的开支,孩子到两岁以后又要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目前吴江市场上的早教机构,年收费都在万元左右,孩子满三周岁入园后,以公立幼儿园为例,学费在六千左右,但是3-6岁的孩子,家长更注重孩子的智力开发、兴趣培养等,琴棋书画、武术舞蹈……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家长纷纷会给孩子报名,这又是一笔庞大的支出,往往年均费用超万元。此外,对于孩子并没有很完善的医保方案,如果孩子生病,大部分费用需要自费,医疗费用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2. 机会成本与生育意愿
生育二胎除了考虑经济成本这种直接因素外,还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生育二胎产生的机会成本,通过深入访谈总结发现,这种机会成本主要体现在教育机会、晋升机会、时间成本以及因此产生的工作压力,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将该因素分解成“生育孩子导致自己或配偶放弃受教育机会(B1)”、“生育抚养孩子导致自己或配偶丧工作晋升机会(B2)”、“生育抚养孩子耽误自己或配偶大量工作时间,导致家人收入减少(B3)”、工作压力大,不能放弃工作生育小孩(B4)”等四个问题,并用量表的形式邀请被访者做答。从统计数据来看,在四个维度中时间成本,工作压力得分分别占前两位。
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数据分析,机会成本与生育意愿呈现负相关关系,而且机会成本的四个维度与生育意愿的其显著性均为0,小于0.01。由此可见,机会成本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显著负相关关系。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中国现有的社会文化中,照顾孩子的责任一般更多地落到女性身上。中国妇女报针对二胎政策评论写道,“目前的二胎政策,鸣锣呐喊的主要是国家和政府,而实际买单的却更多是家庭特别是女性。”女性在生育的过程中,从怀孕开始到产假结束大概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根据国务院《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第九条和《劳动部关于〈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问题解答》第十四条规定,哺乳期应为十二个月,即从婴儿出生之日起至满一周岁。在这期间单位每天是要给时间给女工进行哺乳的。再加上在孩子3岁之前会更多地依赖母亲的照顾,前后至少需要4年时间,这过程中,女性都将备受歧视,错失提升机会,所在职位被人顶替,直接影响职场前途。因此,二胎对于个人发展的影响在女性身上表现更为突出,许多职业女性不可能愿意冒着各种不确定因素的风险,为此作出牺牲,所以女性就业问题对于生育的抑制作用非常明显。
3. 心理成本与生育意愿
现在处于生育年龄的青年主要是80年以后出生的人,这一人群具有职业理想,崇尚自由而且非常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些因素在本研究中归结为心理成本,在调查问卷时,主要从“生育抚养孩子太麻烦,使自己或配偶丧失大量自由时间,无法做自己喜欢的事情(C1)”、“生育抚养孩子太累,找不到合适的人帮忙带孩子(C2)”、“担心孩子教育质量,怕自己孩子不如别人的孩子,心理压力大(C3)”和“担心自己处理不好两个孩子的关系,导致孩子相互嫉妒,争风吃醋,对孩子造成伤害(C4)”等维度,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数据分析,心理成本与生育意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C1,C2和C3三个维度的显著性均为0,小于0.01,相关性显著,而C4的显著性为0.012略大于0.01,小于0.05,此维度相关性也显著。而且在心理成本中,丧失自由,生育抚养孩子太累,担心教育不好孩子对于二胎生育决策有较大影响。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现在的抚养教育压力过大,对父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仅提供金钱上的帮助,对于孩子的教育成长来说远远不够。教育部一直在倡导减负,学校能响应,但如果家长真正响应了这一政策,在高考特别是江苏高考中将无一席之地,这种教育政策下,父母被其强制转嫁了很大的教育压力,他们需要在应付紧张的工作的同时,花比其父母更多的时间在孩子教育这件事情上,更多地思考教育小孩的方式,这种紧箍咒将伴随父母至少20年。“子女成才,家长有责”的家教责任观、“不唯龙凤,但求成才”这是现代家教的责任观和家教观,生育两个小孩无疑会增加这种教育压力。很多对子女教育重视的父母也因为这种压力,而放弃二胎生育意愿。
(三)积极因素与生育意愿
除了上述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会对生育意愿产生消极影响之外,二胎同样也会带来经济效用,保险效用,享乐效用,传宗接代效用也会对生育意愿产生积极影响,在调查时通过“多个孩子以后可以帮助家庭增加财富(U1)”,“多个孩子可以为父母未来的养老提供经济保障,分担养老压力(U2)”,“多个孩子可以避免太溺爱一个孩子,导致性格缺失,有利于孩子成长(U3)”,“多个孩子可以减少空巢风险(U4)”,“多个孩子可以避免一个孩子太孤单,太孤僻,可以相互帮助(U5)”,“传宗接代对于自己和家庭很重要(U6)”和“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很多快乐,使家人情感上更能得到满足(U7)”。其中U1和U2属于经济效用,U3、U4和U5属于保险效用,U6属于传宗接代效用,U7属于享乐效用。通过数据统计,可以发现被调查者更认同的是U5,U7,U3和U4等因素对其二胎决策的积极影响,这四个因素,关注的不是二胎带来的财富,更多的是给家庭带来的快乐,以及更加有助于小孩的健康成长。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数据分析,积极因素与生育意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显著性均小于0.01,相关性显著。由此可见,U1-U7因素对生育意愿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中避免孩子孤单,有利于孩子成长,给家庭带来快乐等方面的因素对二胎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对于传宗接代效用,增加家庭财富,或养老保障等方面的因素对二胎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较小。很多家长已经明确意识到从精神效用的角度,二孩可以带来诸多好处
1. 减少空巢风险,分担养老压力。
根据致公党发布的调查报告,目前我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1.9亿,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我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独生子女去世后,父母容易陷入自行封闭,精神濒临崩溃,但是如果可以生育二胎,就可以大大减少这种空巢风险。随着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对于目前绝大部分70后,80后父母来说,其老年时期的物质生活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是其出现病痛意外时,需要子女精神上的鼓励和时间上的陪伴,两个小孩在面临这种困境时可以相互鼓励,支持和帮助,大大减轻了这种精神上的养老压力。
2. 避免一孩孤单,有利于成长。
80年代以后,随着独生子女的出现,很多部门的专家学者开始研究这一群体的行为模式和特点,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结论都包括了如下几个方面:①冷漠自私,不懂得分享。独身子女作为家里的独苗苗,没有兄弟姐妹的争抢,习惯了独自占有的生活,没有与他人分享的意识,自然也很难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不懂得关爱他人。②娇纵任性,在“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中,独身子女就是个中心,享受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的特殊对待,从小就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生活常态,享受着这种特殊,因此,他们通常情况下比较霸道,娇纵任性。③自理能力差。六个大人,一个小孩,家务不可能再分摊到孩子身上,对于孩子的事情,家长都大包大揽,不舍得他们洗衣、打扫卫生、做饭等“辛苦”的工作,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习惯。甚至等到其结婚生子时还需要仰仗父母来帮助他们做这些力所能及的工作。④孤独自闭。因为生活压力,大多数家长往往无暇顾及孩子,不能花很多时间陪伴孩子,独身子女自幼没有兄弟姐妹的陪伴,又缺少集体活动,极易陷入孤独中。而生育两个小孩,有了兄弟姐妹之后,这种问题就可以大大减少,也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3. 多个孩子多份快乐。
很多被调查者都认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很多快乐,使家人情感上更能得到满足”,同时他们也表示,有子女的家庭才是真正的家庭,幸福美满的家庭。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点滴,都是人生最大喜悦之源。
四、对策建议
从以上调查数据分析可以看到,现在吴江区的生育主要目的不再是“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对于性别偏好上也基本破除了原有的重男轻女的思想。在生育二孩这件事情上,更多人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新经济形态下,更要关注的是人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因此,影响吴江区城镇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更加多维,更多考虑的是二孩对自己和孩子未来发展的影响。要想提升吴江居民的生育意愿,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提高社会福利,减少育龄妇女经济损失
很多家庭认为“二孩”是一种奢侈品,而在调查中经济压力也是使大部分家庭放弃二孩的主要因素之一,要想提升吴江区居民生育意愿,仅仅出台二胎生育政策还是远远不够的,女职工的就业,工资得不到保障,政策又将打水漂。虽然据2012年发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但是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在实施时还是有很大的偏差,大部分女职工反映,在其生育期间,经济收入受到较大影响。但是企业作为单方面承担这种政策成本的机构,不愿意、不配合或者不支持也是理所当然,建议政府在此方面给予实际的政策支持,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或者其他补贴的形式,与企业共同承担这一成本,提升企业招用女职工的积极性,真正减轻经济压力。
(二)推动高效少儿医保,减轻医疗负担
儿童身体发育不够完善,抵抗能力较差,容易生病。最为让人担心的是一些重大疾病也开始出现低龄化,像白血病,肿瘤等恶性疾病在儿童当中的发病率也开始增加。目前,吴江已经将学龄前儿童和少儿都纳入医保范围,但是报销比例较低,门诊报销比例50%,报销限额为500-600每年,住院报销比例视疾病大小而定。而且儿童医保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比如有医保目录范围用药的限制,有起付线和最高报销额度限制,对意外伤害治疗费用的限制等,目前的基本医保的保障程度远远不够,很多家庭面对体弱多病的儿童,不得不自行购买商业保险,这无疑又增加了家庭的负担,如果政府能够针对儿童制定更加完善的医保政策,真正减轻家庭医疗负担,将会对于二胎意愿的增长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制定有效政策,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
按照2012年发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应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可增加产假15天。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女职工安排1小时哺乳时间;女职工生育多胞胎的,每多哺乳1个婴儿每天增加1小时哺乳时间”。现在在吴江市场上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愿意接受98天襁褓中的婴幼儿的抚育工作,98天后,孩子谁来带?就是很多家庭面临的问题,假设孩子正好是在8月31日出生,那么98天后到孩子三周岁之间至少将近1000天抚养时间成本,完全由各个家庭来承担,这种时间成本对应的是经济成本,如果需要一方辞职,后续近1000天的经济损失,也只能由家庭自己来承担,政府并没有给予任何政策支持,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出台有效政策,延长产假,激发职业妇女的生育意愿,针对中国儿童父爱缺失的情况,政府还可以考虑推行类似北欧国家的男性产假制度,父亲育儿假制度,缓解女性的多重压力,提升家庭生育意愿。
(四)增加学龄前儿童社会公立教育机构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很多育龄夫妇由于没有时间照料学龄前儿童,不得不放弃二孩生育,就吴江区目前供给市场看,政府并没有提供学龄前儿童的托教机构,部分社会教育机构可以接受24个月以后幼儿的托教,但是费用很高,政府并没有对这部分二胎生育后增加的托教费用给予补贴,托儿所市场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家长需求。建议政府设立专项基金,加大公立社区托儿机构的建设,为家庭提供儿童托管,家庭支持等服务,解决二孩带养问题,刺激家庭二孩生育意愿。
(五)加强孕前优生和医学指导,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这一代人,目前的年龄已是37岁,名副其实的高龄产妇,卵巢衰老蜕变,产生卵子老化,以及盆腔炎、输卵管堵塞等妇科问题导致怀孕困难,已经到了不是“想生就生”的年龄。同时,有些医疗风险也可能会集中出现,生育缺陷儿几率增加“高龄产妇生育缺陷儿几率增加。这些生理性因素也是很多家庭放弃生育二胎的主要客观原因。建议政府提供科学,全面,有效的孕前优生和医学指导,降低产妇风险,减少缺陷儿几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这也将对家庭二孩生育意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六)推动计生工作服务化,积极引导二胎生育行为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的生育政策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由原来的限制控制生育,转为鼓励生育,相对应的计生部门的工作性质也应该发生变化。在计划生育制度下,社区计生部门的最主要工作包括:宣传我国的计划生育方针、政策、法规;摸清育龄妇女的基本情况,杜绝超生和计划外生育;办理准生证等。“全面二孩”后,其工作应该向服务型方式转变,为再生育的家庭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和咨询工作。
五、结论
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浅析 篇7
一、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现状
(一) 生育数量
理想子女数有随年代更替而下降的趋势, 城乡居民理想子女数的变化不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 居民的意愿生育子女数总体上都是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在乡村, 居民的主要意愿子女数为2~3人, 在城市则为1~2人。
1. 乡村居民生育意愿。
在调查研究中, 乡村居民意愿生育孩子数是2个的占一半以上, 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居民是意愿生育1个, 还有极小部分有不生育的意愿, 这三部分合计起来, 生育2个孩子及以下的生育意愿是占绝大多数的, 因此, 在乡村, “孩子越多越好”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转变。但也存在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乡村居民还是意愿生育三个及以上子女。
2. 城市居民生育意愿。
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也呈现出数量减少的趋势。大约三分之一左右的被调查群体是将生育两个孩子作为自己的生育意愿数量, 约五分之三的是生育一个孩子, 二十分之一左右的则没有生孩子的意愿, 只有不足百分之一的被调查群体将三个及以上子女作为自己的意愿生育数量。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随着观念的转变、生活成本的提高而发生了改变。
(二) 性别偏好的改变
在中国乡村, 居民对于男孩的生育偏好已经有所减弱。“1男1女”的生育意愿成为了最为普遍的选择。在中国城市, 居民的男孩偏好要弱于中国农民, 甚至在部分城市出现对女孩的偏好。有数据显示, 当代城市青年在性别偏好方面, 选择“男女都一样”的占80.62%, 选择“男孩”的占7.53%, 选择“女孩”的占11.85%。在城市居民2孩意愿中, 有“1男1女”的儿女双全思想的人则占大多数。
二、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
(一) 外出流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外出流动会降低女性对于意愿生育子女的数量。往往流动的育龄妇女的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高,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就会较小, 为了目前生活水平的保证和受集中精力培养好一个孩子的思想影响, 意愿生育的子女数会越少。
(二) 国家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生育意愿一定程度上受生育政策限制的, 而且生育政策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数量的控制效果是较为明显的, “单独二胎”政策对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三) 自身的就业、职业状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自身的就业、职业状况会直接决定着个人或家庭的经济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的高低, 也决定着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的高低, 会更进一步影响着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效益。为了维持好家庭的消费水平和当期的生活质量, 会对意愿生育孩子数量进行控制。
调查表明, 不同就业、职业类型下的理想子女数存在着显著差异。行政机关人员、教育工作者、个体工商户、商业人员更希望生育两个孩子, 各职业中希望生育两个孩子所占比例分别为57.1%、51.9%、56%、97%, 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分别为40%、48.1%、36%、3%。而企业人员、服务业人员、交通运输人员、医护人员、自由职业者更倾向于一个孩子, 所占百分比分别为58.8%、60%、80%、53.8%、66.7%, 而希望生育两个孩子的比例为40%、39.4%、19.1%、45%、33%。可以看出, 除医护人员之外, 从职业来看, 生育意愿为1个孩子的比生育意愿为2个孩子的职业, 其收入水平和职业的稳定性相对稍差一些。在贫富差距较大的今天, 生育孩子所需要的成本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压力, 生育意愿不仅仅是自己和家庭的真正意愿, 还要受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为避免过重的家庭经济负担, 尽量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平, 意愿生育子女数为一个孩子的更为普遍。
(四) 配偶、双方父母的态度与意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调查表明, 城市80后独生子女的理想子女数与配偶、本人父母及配偶父母的态度与意见是显著相关的, 听从长辈意见、孝顺等传统思想在生育子女数量问题上有很大的影响, 生育子女的数量常常是配偶双方协商、与父母沟通之后达成一个共识。
(五) 孩子的教育与成长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当今社会, 各个家庭将孩子的教育奉为头等大事, 为了让孩子享受最好的教育环境, 集中精力和金钱去更好的培养孩子, 生育一个子女的意愿数量比意愿生育两个子女的更为广泛和普遍。当然也有被调查者认为, 生育两个子女可以相互帮助, 不会让孩子感觉孤独, 因此, 更意愿生育两个孩子。由此可见, 孩子的教育与成长会对家庭生育意愿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随着“单独二胎”政策的逐渐开放, 一定程度上生育意愿会发生改变, 但不会变化特别明显, 因此无需担心会发生人口激增等状况, 对生育意愿改变的影响总体来说还是相对较小的。
摘要：从国家开放夫妻双方一人为独生子女, 即可生二胎 (如果前一胎为多胞胎, 则不适于此政策) 的政策后, 对于生育意愿是否会发生明显改变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基于此, 通过对80后、90后群体的调查来研究城市与乡村居民的生育意愿, 研究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及生育意愿在未来是否会有明显改变。
关键词：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单独二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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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的文献研究 篇8
我国的传统文化倡导多子多福, 追求家族繁盛, 自古就有“早生”、“多生”、“生男”的生育偏好, 农村社会尤盛。而自从二十世纪7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 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人口生育水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强制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质上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 导致人们的“生育”发生很多变化, 而这便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从“计划生育”开始实施到目前的“二孩”政策出台, 学者从各种角度对人们的“生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成果颇多。其中, 生育意愿是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之一。
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在生育问题上的一种愿望, 是人们在生育决策过程中的一种意向, 主要包括数量、性别和时间三个维度, 即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理想 (婚) 育龄和生育间隔。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 学者们多以研究对象为标准进行了分类研究, 其中包括城乡的对比、低生育水平地区的农民、农民工、多年龄阶段人群等, 侧重于量化的描述。当然, 也有学者侧重于分析特定生育意愿背后的影响因素。虽然研究成果广泛, 但是大部分研究停留在量化研究的层次上, 而针对个案的质性研究则相对较少。同时, 多数研究都使用全国范围的大数据进行概括性研究, 但是这样却忽略了不同地域的异质性。2015年4月, 笔者走访了江村 (江苏吴江开弦弓村) 全村25组, 以访谈的方式调研江村农民生育意愿的转变。
2 江村农民生育意愿的转变
2.1 从“男孩偏好”到“生男生女都一样”
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生育旺期大部分处于二十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他们正好处在了一个社会巨变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经历了社会变革, 百废待兴。而其后, 又经历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化大革命等自然灾害和社会事件, 整个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农村地区更是极为贫困, 人们的价值观念依然十分传统, 传统生育观念所主导下的生育意愿在性别偏好上依然保持着“男孩偏好”这一倾向。
事实上, “家本位”文化观念对农民性别偏好具有深刻影响。传宗接代的宗祧观念、单系 (男性) 重的继嗣制度、农业劳动对于体力的依赖以及养儿防老的现实需要, 这些因素的合力是造成农民男孩偏好的基本原因。而在第一代村民处于生育旺期的时候, 传统的文化观念依然浓厚, 村里依然以农业劳动为主, 生育男孩无论是从文化意义上还是现实工具性需求上都是重要的。但是, 在60年代, 国家开始呼吁“节育”, 到70年代的时候, 江村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较为严格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改变了村民的实际生育行为, 干部带头、妇女主任游说、强制节育等手段大量实行, 首先从生育数量上对村民进行限制, 而当时检测手段还未发展起来, 村民不可能提前知道孩子的性别, 所以生育的女孩开始增多。不过, 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强制力在于实际生育行为, 在村民的生育意愿里, 男孩偏好依然盛行。T主任家里只有一个女儿, 因为当时村里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 身为干部的他需要起到表率作用, 成为村里最先“独生”的那批人之一。但是T主任当时是想要男孩的, 因为他觉得中国传统思想上都是想要男孩, 男孩无论在体力、生活、地位上都比女孩更强一点。村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想法, 生育男孩是一件让人抬得起头的事情。男孩的强壮可以支撑整个家庭, 代表家庭在村里争取更高的地位, 同时也能够不断延续血脉。但是, 村里当时还是有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村里二组的XXM家有3个孩子, 大女儿40岁, 二女儿36岁, 儿子30岁。儿子是在80年代出生的, 在此之前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女儿, 但是家里男人传统观念很强, 十分想要个儿子, 当时也是很巧, 第三胎生出来就是个儿子。但是, 80年代, 江村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非常严格了, XXM家违背了政策生了3个孩子, 而且最后一胎还是个男孩。所以, 当时村里罚了他家3000元, 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XXM家宁可冒着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风险也要生育男孩, 由此说明家里的男孩偏好思想是很重的。
随着改革开放, 江村开始兴办缫丝厂, 工厂的兴办给予了女性更多的工作机会和获得高收入的能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当地工厂的兴办也使得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江村, 这些外来人口开始和江村人接触来往, 并成为本地人的结婚对象。这些外来人口,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家里基本都有兄弟姐妹, 因为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只有在江苏等地实行较为严格, 在其他地区依然允许多生。这种状况使得村里独女家庭能够通过“招赘”的婚姻形式延续香火, 补充家庭劳动力, 由此进一步推动了“生男生女都一样”观念, 减弱了村民对于“传宗接代”的顾虑。女性地位的提升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例如“婆媳冲突”。村民都了解婆媳关系很难处理好, 而传统时期婆婆地位高, 进而能够完全支配媳妇, 但是现在媳妇独立性增强, 二者的关系很难调和, 使得一部分村民开始偏好女孩, 因为在他们的经验里, 上门女婿从来都是很好相处的。
如果说, 从第一代到第二代, 男孩偏好逐渐减弱, 那么到第三代, 性别偏好已经基本消失 (或者变得多元, 即有人想生男, 有人想生女) 。第三代人的生育观念更接近现代生育观念, 他们多是在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受到城市地区的文化观念影响较大, 同时现在大众传媒对于男女平等观念的传播, 都是潜移默化改变着他们的观念。而且, 生育已经不再是工具化的结果而更多是情感的结晶, 男孩女孩在工具化层面上的差异已经不是第三代人考虑的重点了。他们大多经济条件较好, 思想较开放, 文化程度较高, 这些都是其生育意愿改变的原因。
2.2 从“多子多福”到“少生优生”
在理想子女数上, 村民的意愿发生了很大改变。这种改变与计划生育政策从强制到内化有关, 同时也与整个村庄的经济状况和文化观念的改变有关。第一代人依然是传统的, 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拥有3到4个孩子。家里孩子较多是“人丁兴旺”的表现, 在村民的观念里, 这就是“吉利”。而且孩子数量较多可以增强家庭的实力, 提高家庭在整个村里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 家里能够劳动的人也较多, 能最大限度提高家庭经济收入。但是, 第一代的“多子多福”意愿并没有顺利转化成实际生育行为, 因为村里当时已经实行了计划生育, 对于干部来说, “独生”是强制的;对于普通村民来说, 最多只能生育两个孩子, 除非之前生育的孩子在生理上有残疾。这样的政策极大限制了村民的生育数量, 扎根在他们观念中的“多子多福”只能停留在观念中。
到了第二代人, “多子多福”的观念已经基本消失了。第二代人基本从出生就在计划生育的环境中了, 他们的成长也是随着政策不断严格进行的。加上改革开放以后, 村里经济状况的改变, 农耕经济逐渐被工业经济取代, 越来越多的村民进入了工厂从事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活动, 经济收入开始增多, 当然物价水平也开始上涨。由于只能生育一个孩子, 第二代人在生育之前就做好细心呵护孩子成长的打算, 尤其是希望在教育上为孩子增加投入, 这种优生的观念极大增加了村民的经济压力。正像E姨说的, “ (就算) 能养两个了, 谁养啊, 养小孩那么贵, 现在上学要花很多钱, 还得给孩子吃好的、用好的。你像你们一年上大学都要三万左右。要是厂里好一点, 还能支撑, 要是厂里不好, 谁还有三万。”
第三代人的生育意愿事实上已经很现代了, 他们不再抱有“多子多福”的观念, 大部分人抱有和他们的父母一代一样的观念, 更希望只生育一个孩子。但是, 不同于第二代人的是, 第三代人无法继续依靠招外来媳妇或外来女婿来延续家族, 因为90年代以后全国范围内已经基本普及计划生育政策, 全国基本都是独生子女。村民只能转而进行“两头婚”, 即夫妻双方同属于两家人, 生育的孩子姓氏结合两家姓氏。不过, “单独二胎”政策的出现, 使得生育状况发生转变, 原来只生育一个孩子变成现在生育两个, 第一胎随男方姓, 第二胎随女方姓。这就改变了第三代人的实际生育数量。可是, 笔者在询问过程中意识到, 第三代观念里并不想要两个孩子, 很多人还是希望只生一个孩子。但是, 江村一直以来影响力很大的“传宗接代”观念不断延续下来, 这改变了他们的生育数量。
2.3 从“早婚早育”到“晚婚晚育”
江村第一代人的结婚年龄基本在20岁左右, 村里很多女性在18岁左右就嫁人了。对于他们来说, 成人就代表着结婚生育, 只有结婚生育之后, 一个人才算真正的成人, 能够脱离父母的保护, 逐渐成为家庭的权力中心。而且早婚早育可以在自己身体条件最好的时候尽快完成孩子的抚养, 及时补充家里的劳动力。村里人的早婚早育是集体默认的, 年龄大的男性或女性在婚姻市场上都不具有有利地位。当然, 村里也有结婚相对较晚的, 比如T主任, 他年轻的时候入伍当兵, 27岁才回来, 28岁才结婚, 这在村里是很少的情况。而他的妻子比他小6岁, 因为在村里没有与他年龄相仿却还没有结婚的人。
第二代人的婚龄有所延迟, 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要求晚婚晚育, 村里的人基本要到22岁以后才能结婚生育。但是这不足以阻止村民早婚早育的观念, 当地人会通过订婚的方式提前确定一桩婚事。事实上, 一旦订婚, 那夫妻双方就只需要等待国家法定年龄领取结婚证了, 而在这之前已经有一些人发生了事实婚姻。虽然说婚恋正在逐渐推后, 但是育龄的退后是被动的, 村民“结婚即生育”的观念一直没有改变。在村里, 如果一对夫妻结婚两年还没有生育, 村里人就会在背后说闲话, 他们就会被认为没有生育能力 (尤其是妻子) 。而且, 村民意愿上仍然希望早育, 就像E姨说的那样, “早点生好, 赶紧养大了, 让他自己去念书。反正现在一家人就生一个, 赶紧大了。年轻的时候带孩子很容易, 要是年纪大了, 带孩子也很累。”“生育是责任, 不早点生, 别人就认为你生不出来, 生不出来可不行。”
在婚龄方面, 第三代人的变化是最大的。第三代人的结婚时间不再考虑计划生育政策的规定, 而是自己倾向于选择晚婚。这主要是因为年轻人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业、事业方面, 他们更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完成更好的学业、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的结婚年龄一般在25岁以后, 但是结婚即生育的观念一直没有改变。对于第三代人来说, 可以暂时不结婚, 但是一旦结婚就需要生育。因为他们依然在乎生育的责任性, 以及他人对自己生育能力的肯定。
3 结论
透过上文的叙述与论证,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江村农民的性别偏好已经减弱甚至基本消失, 男孩女孩都一样的观念基本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 村民的理想子女数逐渐减少, “多子多福”观念消退, 但是随着“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 第三代村民的实际生育数量增多, 这与其生育意愿不同。
第三, 理想婚龄逐渐推后, 但是育龄却始终跟随婚龄, 结婚即生育的观念一直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