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咨询机构的启示

市场咨询机构的启示（精选9篇）

市场咨询机构的启示 篇1

我国的心理咨询是“舶来品”, 它的起步与发展是从学习、移植、改良和借鉴西方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理论与方法开始的, 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底蕴长达五千年之久的东方文明古国, 能否在心理咨询中将西方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身上, 并行之有效呢?笔者认为一种心理理论和方法只能适用于产生本理论和方法的文化背景中成长的人。

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主要受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影响, 儒和道是两种本土的宗教哲学。儒所坚持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道所坚持的却是“自然、无为、无名、无妄”;儒的最高理想人格是圣人人格, 而道的最高理想人格则是真人人格;儒是一种入世哲学, 而道是一种出世哲学。林语堂先生曾说过:“道家……在世事离乱时能为中国人分忧解愁……当肉体经受磨难时, 道家学说给中国人的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道家总是与遁世绝欲, 幽隐山林, 崇尚田园生活, 修心养身, 抛弃一切俗念等思想联系在一起。”[1]道家的自然主义, 正是慰藉中国人受伤的心灵的止痛药膏。笔者认为, 中国的道家思想更适合中国本土的心理咨询, 值得加以充分提炼和运用。

1. 清静无为, 顺其自然——强调洞明世事, 认识规律

心理疾病的产生, 往往是由于受到不可抵挡的紧张刺激和缺乏应付能力。一些人由于缺乏认识能力, 不知道生活现实的严酷性, 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和应付紧张刺激的有效方式, 就会表现出一些过度焦虑、过度抑郁、悲愤沮丧或者采取一些无效的行为, 甚至不由自主地无理恐怖等。这些神经症的典型症状, 会殃及原本健康的躯体, 催患身心疾病。治疗这些心理疾病, 行为疗法或许有用, 但要根治或预防的话, 必须提高认知水平, 教导他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这在道家思想里有特别丰富深刻的阐述。

道家思想中对人生处世的主张里, 老子崇尚“静”, 提倡“无为”, 并“顺从自然”。即所谓“非宁静无以致远”;“道常无为, 而无不为” (《道德经》[2]第三十七章) , 老子的“无为”, 不是什么都不做, 这里的“无为”是与“妄为”的对抗。“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 (《道德经》) 第五章, 天地孕育万物, 使万物欣欣向荣, 这是自然现象, 并非天地具有特别的意志。顺其自然, 就是不要勉强去干那些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要了解和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预测进程, 预知结果, 因势利导, 循序渐进, 才能事半功倍, 游刃有余。否则, 就会强迫蛮干, 揠苗助长。

道家“清静无为, 顺其自然”、“抱朴守真”的思想原则启发我们, 对外应该审时度势, 豁达大度, 兼容并蓄, 接纳他人, 不因为身处逆境而垂头丧气, 烦躁不安;对内应该认识自我, 接纳自我, 量力而行, 因性而动, 不违背客观规律和主观条件强作妄为, 不勉强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情, 不对自己求全责备。这无疑帮助个体以豁达的态度对待挫折, 对待他人, 保持人际和谐, 维护身心健康。

2. 利而不害, 为而不争——强调和谐意识, 与人为善

利而不害, 是指只做利己、利人、利天下之事, 不做危害自己、他人与社会之举;为而不争, 是指做事要尽力而为, 且不争名利, 不与人攀比, 不嫉贤妒能, 这样就可大大改善人际关系, 与人相安无事。所以说:“天之道, 利而不害;圣人之道, 为而不争。” (《道德经》第八十一章) 。道家主张慈让不争, 但这种不争, 不单纯是消极退让, 更是一种基于对自然和社会观察和思考提出来的辨证智慧。老子认为, 天地的重要特性是“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 (《道德经》第十章) 。大自然默默地哺育万物, 不争己功, 正因为如此,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天之道, 不争而善胜”, “天长地久,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 故能长生” (《道德经》第七章) 。这就启发人们, 付出和奉献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价值, 建立功业。老子的不争, 是基于利己与利人、先人与成己的辨证统一关系而提出来的。这种思想对搞好人际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现代社会中,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工作压力的加大, 社会竞争的加剧,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老子告诫人们, 与人交往以采取仁的态度为善, 言谈以守信为善, 为政以清平为善, 做事以量力而行为善, 行动以合乎时宜为善。正因为什么也不争, 所以也就不会有什么过失。只有“为人”、“予人”, 才会令行为主体感到精神上的充实和愉快, 形成一个更利于个体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相反, 惟利是图, 惟我独尊, 则必然损害他人利益, 造成人际关系恶化, 引起诸多烦恼和心理问题。故吸收道家人生智慧, 能帮助我们更明智地调整自己的行为, 心态平和, 协调人我, 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和生存发展。

3. 少私寡欲, 知足知止——强调节制物欲, 调整期望值

人要生存和发展, 有欲望无可厚非, 但道家认为欲海难填, 因此要降低过高的物质欲望和对名利、地位、权势的疯狂追夺。人要制定力所能及、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实现的奋斗目标, 不过多安排任务, 对人对己不过于苛刻, 有所不为然后有所为, 只有知足, 才会常乐;只有知止, 才能避免危险。

道家“少私寡欲, 知足知止”的主张对调节心理障碍亦有积极的意义。这一主张的核心是节制物欲和感官享乐之欲或其他卑劣之欲, 而不是抑制高尚欲望或健康欲望, 因为后者处在理性和德性的指引下, 不会放纵无度而损害他人或社会的利益。《道德经》第四十六章指出物欲膨胀导致严重后果, “祸莫大于不知足, 咎莫大于欲得, 故, 知足之足, 常足矣。”;《道德经》第九章写道:“持而盈之, 不如其己。揣而棁之, 不可长保。金玉满堂, 莫之能守。富贵而骄, 自遗其咎。功遂身退, 天之道”。道家告诉人们, “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 可以长久。” (《道德经》第四十四章) 要求人们降低利己私心与过高的争权、争名, 对人对己不作过高的要求, 有所不为然后有所为, 适可而止, 知足常乐, 这是心理自我调适的最好方法之一。

4. 知和处下, 以柔胜刚——强调虚静恬淡, 调整心态

老子的微妙思想之一便是“知和处下, 以柔胜刚”。这种“曲则全, 枉则直, 洼则盈, 弊则新, 少则得, 多则惑” (《道德经》第二十二章) 或者“柔弱胜刚强” (《道德经》第三十六章) 说明, 道家守柔处弱的思想, 是一种独特的取胜之道和生存之道。但老子所说的柔弱, 不是衰弱, 不是懦弱, 而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状态。正如《道德经》第四十五章中所说:“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 大辩若讷。躁胜寒, 静胜热, 清净为天下正”。和《道德经》第二十四章所说:“自见者不明,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 自矜者不长”。道家的思想说明, 海纳百川, 水容万物, 求同存异, 百花齐放;不同而和, 兼容并蓄;不言自明, 不战而胜。从心理咨询和心理调节的角度来看, 知和处下能减少人际冲突, 维持安定团结;以柔胜刚, 老子以水为例,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 随圆而圆, 随方而方, 但人们都知道滴水石穿的道理, 说明守柔更优于执刚, 因为守柔是一种平和安静的状态, 而执刚则往往使人逞强好斗, 激化矛盾, 增添很多无谓的烦恼, 产生不良的心理反应。

道家在心理自卫技术方面, 摸索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 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在世事纷繁、矛盾复杂的现实面前, 道家指导人们要保持平静稳定的心态, 冷静地仔细观察事物的演变, 然后通过周密的思维, 预测事物变化的结果, 这是正确面对现实的明智之举。只有这种认识上的高瞻远瞩, 才能处变不惊, 处危不乱, 从根本上保持自我的心理平衡, 成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道家思想就是这样主张从根本上提高人的心理自卫能力的。

5. 自知者明, 自胜者强——强调自我意识, 正确评价自己

《道德经》第三十三章这样写道:“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 自胜者强。知足者富, 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 死而不亡者寿。”从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方法来看, 作为心理治疗常用的认知领悟疗法, 就是通过谈话, 进行精神分析, 帮助患者意识到自己的一些不正常的心理与行为产生的原因, 并认识到其危害性, 找到问题的症结, 提高自我意识的水平, 来治愈由于自我意识水平不高而引起的一些心理疾病, 如焦虑症、抑郁症、强迫性瘾症等功能性神经症。而道家哲理的“自知”、“自胜”比“知人”、“胜人”更重要, 更难以做到。“知人者”明智, 但真正明智的是认识自我, 正确地评价自我, 并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 学会面对焦虑而不是消极地躲避焦虑, 承认生活本来就充满着紧张的刺激, 体验人生的酸甜苦辣, 在实践中尝试、总结最有效的解决方法, 战胜困难, 战胜自己, 这就是“胜人者有力, 自胜者强”的深刻含义。

老子的思想或许跟社会现实有点脱节, 在实际生活里显得消极, 在思考上有点空玄, 但对心理咨询来说, 也就是由于其特异的超脱思想与哲学态度, 可对某种求医者有特别的辅导作用。特别是过分追求自我欲望或成就而无法脱离现实束缚, 心身憔悴的人, 运用老子的思想协助他们去体会人生, 获得领悟, 自然有特殊的作用。

摘要：本文以《道德经》中的句子进行佐证, 从四个方面来阐释道家思想对心理咨询的启示:1.清静无为, 顺其自然——强调洞明世事, 认识规律;2.利而不害, 为而不争——强调和谐意识, 与人为善;3.少私寡欲, 知足知止——强调节制物欲, 调整期望值;4.知和处下, 以柔胜刚——强调虚静恬淡, 调整心态;5.自知者明, 自胜者强——强调自我意识, 正确评价自己。

关键词：道家思想,道德经,心理咨询

参考文献

[1]林语堂.中国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2]子墨, 尔夫.道德经通解[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1.

市场咨询机构的启示 篇2

香港志愿机构与义工制度的历史发展，具有悠久、经费筹集多元化、普及参与率高、服务领域广泛和注重培训服务专业的特点；具有维持社会稳定发展、具体体现社会保障事业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影响；建立内地覆盖面广泛的、具有社会化“自助”优势的、政府为主导——起助作用的志愿机构与义工制度。

早在1997年以前，已经有许多的专家、学者对香港的各项事物进行研究；在香港回归后，国人有了更多的机会了解认识香港，使得内地同香港有了更多的沟通与联系的渠道，有利于双方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其间，香港的各项制度、体系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香港的民间志愿机构和义工制度，对于内地的社会保障事业，有着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香港志愿机构及义工制度的历史发展

香港开埠初期，志愿机构人员的主力来自传统教士和修女，承担救济和救助的工作。同时，香港的一些社会贤达，志愿创办了一些慈善机构，提供社会救助性的服务，如东华三院、保良局、儿童游乐场协会（即现在的香港游乐场协会）和儿童会（即现在的儿童群益会）。

1937年，香港救济联会（即现在的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成立，肩负起协调和推动志愿机构工作的责任。它们的创立带动了后期颇具规模的社会志愿机构的出现。

二战结束后，祖国大陆地区的移民潮给香港带来严重的住房、就业、教育等问题。各区的社会组织，为区内居民义务提供援助，这便是早期由基层发起，为应付地区性居民需要而设的民间志愿机构。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于1968年成立服务咨询委员会及属下志愿者服务部。1970年，在社会福利署的资助下，一个专责发展志愿工作的独立性机构--志愿（义务）工作协会正式成立，而从事志愿服务的人员普 遍被称为“义工”，“义务工作者”登记制度也于当年正式开始。自此，香港志愿工作开始较有系统地开展工作。1981年7月，“志愿（义务）工作协会”正式改名为“志愿工作发展局”（义工局）。

二．香港志愿机构及义工制度的特点 1．历史悠久

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在六十年代，志愿机构积极扮演先锋角色，试验各种创新服务，为香港发展奠下巩固基础。

七、八十年代，配合经济发展，志愿机构更与政府携手，发展多元化服务。九十年代，机构进一步与不同界别，甚至国际网络建立紧密联系，推动整体社会及保障事业的发展。过去五十年，香港志愿机构由依赖施予的救济活动，发展到今日拥有专业和多元化的保障服务系统，其水平可与世界媲美。

2．经费筹集多元化

充实的资金保障是香港志愿机构及义工制度得以不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香港社会志愿机构的经费筹集主要来源于三方面：

首先是政府拨款。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政府的巨额财政支持和投入,香港的社会工作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发展。

其次，社会和个人捐款。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捐款捐赠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资金的来源。

另外，自办实体创收。是自力更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良好表现。例如：在2003-2004年度，政府拨出的社会福利经费共327.64亿港元，其中69.22亿港元拨给志愿机构提供各类服务。然而，志愿机构在2003-2004年间透过筹集民间的资源或以自给自足的形式，亦额外集得多于35亿港元，加上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及香港公益金的3.76亿港元拨款，让志愿机构用于社会志愿服务的经费超过120亿港元

3．普及参与率高

参与机构董事会及其委员会工作的社会人士，已超过3400人次。而在机构提供义务服务的总人时数约780万小时。现时363间志愿机构，在香港提供九成的志愿服务，受惠人次约5656万：当中有青少年、成人到长者，包括残疾人士、长期病患者、就业困难人士、受到困扰的妇女、新来港人士等，几乎涵盖市民生活的每个层面。目前,全港登记的“义务工作者”人数已占香港总人口的20%。除此以外，没有登记而参加义务社会服务的也大有人在,在香港做“义工”的男女老少各阶层人士都有,已经蔚然成风。

4．服务领域广泛

服务范围多元化，除家庭、社区、儿童、青少年、复康等服务外，近年来更与不同界别合作，发展各类型创新服务，如雇员再培训课程、长期病患者支持服务、爱滋病教育、市区重建社工队等，范围涉及劳工、就业、教育、医疗、健康、房屋、市区重建、交通、扶贫、国际救援等社会保障诸多方面。

5．注重培训服务专业

香港的各种志愿机构组织开展义务工作中对义工专业技能要求很高，所以在招募义工时对专业要求非常重视，在香港专业技能培训的工作主要由学校或某些培训团体来承担。因此，在培训义工方面，除了对于参与一般性的服务的义工人员作基本的培训外，大部分的义工人员在加入义工前已掌握有一定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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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社会志愿机构与义工制度的主要社会影响

香港社会志愿机构与义工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参与人数、团体数量庞大，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已成为政府、经济部门以外的“第三部门”。对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1．维持社会稳定发展

当今社会高速发展，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已是屡见不鲜，阻碍社会的进步。而单靠政府的力量很难全面有效的达到缓解目的，更多的是需要民众本身的支持与帮助。香港的志愿机构与义工正是由此应运而生，来自于民众内部自身，提供大量的人力资源，配合政府，起到“拾遗补缺”的辅助作用，积极开展一些补救、预防性的工作，很好地解决了一些社会难题，促进社会的稳定协调发展。

2．社会保障事业的具体体现

当前提倡构建“和谐社会”，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各种弱势群体及老幼病残等诸多人士，往往成为容易被忽视的对象，也正是最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因此，香港的志愿机构与义工制度从此处下手，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例如：社区老人与残疾人照顾、青少年学习、心理问题辅导、法律咨询、免费医疗服务及各项社会福利捐款捐赠活动等等。为贫困老弱、孤寡伤残人士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从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到社会福利项目，解决了实际生活中的困难与不便，达到了经济与效率的良好结合。对于社会保障事业的具体化与行动化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3．其他方面

再香港的志愿机构从事义工的男女老少各阶层人士都有，有效扩大了服务体系的辐射范围；志愿机构与义工和政府的服务工作相结合，提高了服务质量；同时，广泛开展的志愿机构与义工工作对于培养香港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社会公德意识、奉献精神与社会责任感，都有促进作用，有利于今后社会风气的净化与进步；另外，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互相帮助的机会，利于爱心的传播，减轻了社会的疏离感，改善了人际关系。

众所周知，社会保障发展到今天，已经确立为由最低层次的社会救助、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及最高层次的社会福利等三项主要内容所组成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依照法律，向那些因各种（自然的、社会的、个人的）原因导致基本物质生活陷入困境、自己无力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人，提供各种形式援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一种。社会救助的项目主要包括4个方面：救灾、救济、五 4 保和扶贫

社会福利是指由政府和各种社会团体举办的各种公共福利设施、服务、待遇等。社会福利的实施具有面向全体公民的普遍性，目的在于改变全体公民的福利待遇，提高整个国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而所谓社会保障制度，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对公民在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以及各种原因生活发生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制度

香港的志愿机构与义工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对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实行社会保障改革的内地来说，存在诸多启迪借鉴意义。

首先，建立覆盖面广泛的志愿机构与义工制度。

由于处于转型期间，以往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发生了重大变化，矛盾和问题突显。特别是中下层的社会弱势群体，面临更多的压力，单靠个人的努力来解决困难是不理想的，更需要社会的帮助、支持。由此产生的社会保障需求会相应地大幅增加，不仅出现在基本的经济、物质层面，还出现在社会精神层面。这些需求的变化大大拓展了社会保障的内涵，而香港的志愿机构与义工制度恰好充分覆盖了社会保障的高低两个层次：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

社会救助方面，由于香港志愿机构及义工制度数量庞大，历史悠久：如东华三院、保良局等都有100多年的历史，因此体制成熟、完善，具相当规模，其服务项目涉及面十分广阔，包括了低层次的社会救助，例如：对赤贫人口、无保险无子女的单身老人、伤残人士、未成年孤儿及受灾人口的免费服务等等救助活动，有点类似于内地关于社会救助层面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香港志愿机构及义工所做的超出内地低保更多给予金钱补助的范围，而更关注服务，很下工夫，非常人性化，贴近生活，分化细致，启到很好的效果。

而高层次的社会福利已经是包括丰富物质、精神内涵的概念，被各个阶层的社会成员所需要，香港的志愿机构与义工制度提供的服务正是 从此处入手，涵盖高层次、专业化的服务内容、项目，如：老人赡养、子女教育、家庭关系调整、缓解压力、社会矛盾等等。这些不仅是志愿机构与义工制度存在与发展的社会根源，而且也是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

改革开放后的内地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矛盾、问题呈现复杂化的趋势，通过现代意义的志愿机构与义工的服务工作，来解决、克服这些矛盾、问题，改善人们的物质、精神需求，也已成为了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因此，借鉴相公的志愿机构与义工制度无疑成为了上上之举。

其次，建立具有社会化“自助”优势的志愿机构与义工制度。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中，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以“小政府，大社会”格局进行分工运行，来解决社会问题。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唯一的实施者与直接经办者，难以“一枝独秀”。那么就应该形成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实现社会服务与管理的社会化。

香港的志愿机构与义工制度在发展过程中更多的以社会为主体，运用专业的理论方法，帮助克服社会障碍，解决社会问题，与政府行政的工作理念、方式大不相同。而是更多的通过“自助”的方式来达到改进社会发展的目的。因此能够发挥政府难以发挥的社会调节能力。

对于内地也应该遵从规律、经验，建立行政系统以外的社会志愿机构与义工制度，通过运用这个社会化的服务系统培育社会自我服务、自我调节、自我教育的机制和能力，以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和高质量的专业服务来解决再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能产生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如：青少年教育、家庭和社区建设、贫困救助、犯罪矫治等等。发挥社会功能，从而达到社会效益，推进内地社会调节机制的现代化。

香港科研机构建设的几点启示 篇3

1收获体会

1.1经济越发展, 越要重视科研

香港的经济繁荣, 但香港的科技并不十分发达, 科技对经济的贡献不够高。特区政府在回归祖国特别是进入本世纪初后, 越来越感到科技的重要性, 由此提出:要用5年时间, 投入30亿港币, 建立5个科研中心。即:香港应用技术研究院、香港中药研究院、汽车研究中心等。

1.2人才是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键

香港得天独厚的条件,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高层次人才。为提升香港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特区政府不惜出巨资引进相关的顶尖人才。如在香港应用技术研究院的建设上, 他们用年薪100多万港币, 分别聘用了前台湾工业研究院副院长和美国摩托罗拉公司首席执行官担任应用技术研究院的副院长, 并以他们为主, 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形成了一个个高水平的研究团队。使应用技术研究院在很短时间内就产生了许多科研成果, 并大多得到了转化。

1.3政事分开尤为重要

在香港考察学习, 感到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政事分明, 什么事该政府做, 什么事由政府出钱交给非赢利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做, 什么事由企业、市场自由做主, 界限十分分明。比如, 创新科技署, 他只负责审核科研项目及其经费、对相关科研项目、机构、人员的考核。而作为技术研究、人员聘用、分配方式等均不干涉。又如,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他就负责帮助引进新技术、培训技术人员、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让企业发展壮大, 生产力促进局本身不从事生产经营。

2几点启示

2.1进一步整合科技资源, 尽快建立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的科研及其中介服务机构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 重庆市共有科研及中介服务机构近千个。但作为政府出资、不以赢利为目的, 为科研特别是全市中小企事业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培训和技术咨询等相关服务的中介机构, 目前仍没有。要实现重庆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科技中长期规划, 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创新型城市的决定》要求, 必须抓紧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的科技人才队伍和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机构。当前, 一项紧迫的任务, 就是要重点扶持中国科学院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的建设, 加大重庆科学技术研究院、重庆市农业科学院、重庆市质量技量检测院和重庆生产力促进中心、重庆科技检测中心等公益性机构的建设力度, 以满足重庆市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2.2改革事业单位经费预算及分配管理机制

重庆市目前事业单位的经费预算和人员分配管理机制, 不能有效地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借鉴香港和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 结合重庆实际, 建议对事业单位的财政预算实行按核准编制, 总额核拨, 人员由用人单位自主聘用、自行考核, 政府从政策引导、班子管理、经费监管、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履行公益职能上从严考核, 对不能认真履行相关职能, 人民群众意见较大的, 除问责外, 可减拨次年经费预算。具体执行上, 可结合即将进行的事业单位改革, 在试点基础上有序推进, 力求以较少的财政支出, 发展较大的公益事业, 切实让人民群众享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人民当家作主的好处。

2.3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市场咨询机构的启示 篇4

启示

刘洁 秦富

 2012-03-09 09:57:48

来源：《银行家》2012

2010年11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权改造的指导意见》，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下同）股权改造提出了“2015年底前全面完成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权改造的总体目标”。这是在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三种产权组织形式运行多年的基础上，试图通过股权改造，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信用社产权分散、股东行权能力弱小、法人治理不完善等问题的一项重大举措。在股权结构优化的实际推进过程中，如何真正通过引入优质股东或战略投资者，切实提升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则应值得长期关注。

引资现状

受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影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也试图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达到“引资”、“引智”和“引制”的目的。2006年，杭州联合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率先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纷纷引进战略投资者。

从引资对象的国别来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只有杭州联合银行、上海农商银行和天津滨海农商行三家机构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其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都引进国内战略投资者。

从引入的战略投资者所从事的业务领域看，主要集中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且以系统内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为主。除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引入交通银行战略入股外，其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均以引进系统内率先改制的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为战略投资者。

从合作方式来看，以“股权合作+技术合作”为主，实现优势互补。战略合作首先有一个股权合作的约定，同时还签署一个技术合作的约定。通过股权合作，改善引入行社的股权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引资”之目的。同时，双方还签署技术合作协议，实现“引智”之目的。

引资中的难题

目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或优质股东的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尚待解决：

一是对于战略投资者的界定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在股份制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很多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对股份制改造的意义认识不清，一些机构进行股份制改造是迫于监管部门的要求，而不是发自内心地进行改革，将股份制改造目标单纯定为实现监管指标要求，于是在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比率上做文章，而忽视了股份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股权改造优化股权结构，改善公司治理、转换经营机制。有的机构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目的狭隘地定位为“引进资金”；有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认为引进战略投资者会“引狼入室”，担心其获得控股权、参与管理权和决策权；还有的认为只要有大资金入股就是战略投资者等等。实践中对于为什么引入战略投资者、引入什么样的战略投资者都还没有形成共识。

二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管理体制及股权结构的复杂性，使得其对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吸引力不强。自2003年以来，经过几年的改革发展，农村信用社开始走出历史困境，逐渐焕发生机和活力。但是，与其他中小商业银行相比，农村信用社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市场拓展能力都还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长期以来沉重的历史包袱、复杂的产权结构以及特殊的管理体制，都成为引入优质战略投资者的阻碍。与此同时，农信社高管人员的总体素质相对于其他商业银行高管人员偏低，更成为引进优质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人的障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层次总体上看相对偏低，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建立符合现代农村金融企业要求的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的借鉴意义不太明显。

引资案例及其实践

杭州联合银行概况

杭州联合银行前身是成立于1954年的杭州市区第一批农村信用社。1989年3月，杭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成立，当时共有农村信用社16家。2004年，以杭州市区信用联社及所辖23家农村信用社为基础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并于2005年2月5日正式成立杭州联合农村合作银行。自2009年7月，杭州联合银行股份制改造工作正式启动，到2011年3月12日，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开业。

目前杭州联合银行拥有26家支行，123个营业网点，1300余名员工。截至2011年11月底，全行各项存款达678.26亿元，各项贷款为498.22亿元，资产总额为891.19亿元，不良贷款占比按五级分类为0.64%，实现利润总额16.46亿元。9月底时，资本充足率已达13.37%。

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2004年杭州联合银行开始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当时的决策者深深认识到，股份合作制改革只是完成了深化改革的第一步，杭州联合银行要保持一个长期和稳健的发展态势，就必须要有良好的法人治理和真正适应市场要求的经营机制。股份合作制改革初期，杭州当地群众和企业的投资意识和投资意愿都很强，在当地引进资金不成问题，但这些股东都无法给杭州联合银行带来管理理念、管理技术上深刻的变化。

2004年，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张晨得知荷兰合作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有意向在中国选择中小银行合作的消息后，便主动与之接洽。荷兰合作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在服务农业、农民、中小企业方面所具备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是杭州联合银行非常看重的。荷兰合作银行的合作制管理体制与杭州联合银行有着文化上或制度上的共同基因，这也为他们的深入合作奠定了文化共识。2004年11月，三方共同签署《谅解备忘录》；2005年，完成尽职调查；2006年，三方经过艰苦、细致的谈判，就股权投资的比例及价格等基本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同年7月11日，三方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其中，确定荷兰合作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将分别拥有杭州联合银行10%和5%的股份，并在风险控制、产品开发、市场营销、信息管理等九大方面展开合作。

战略投资者带来的实际效应

五年来，杭州联合银行与荷兰合作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开展了战略、技术、业务等多方面的合作。杭州联合银行资产总额、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利润总额等各项经营指标逐年提升，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资本收益率等各项指标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表

1、表2所示）。更重要的是，战略合作给杭州联合银行建立现代金融企业经营理念、改善法人治理、提高经营管理能力以及业务拓展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借鉴吸收现代金融企业的经营理念，提升银行品牌形象。在合作过程中，一些现代金融企业的经营理念，通过不断的交流，有形无形地融合到杭州联合银行管理中，使其战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同时，通过与被评价为“世界上最安全的银行”的荷兰合作银行合作，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杭州联合银行的品牌形象。

优化股权结构，对法人治理产生积极的影响。一是促进了法人治理与国际通行标准接轨。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以后，杭州联合银行依照协议对原来的章程进行了修订。修订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中外股东的意见，并参照了国际先进银行的治理标准，对股东代表大会中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董事会职责的划分、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程序等关键内容进行了完善，进一步强化了“三会一层”在经营管理中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制衡机制，对保证杭州联合银行基本经营方向，实施发展战略，防范各种风险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增强了董事会和高管层的监督决策能力。根据合作协议，荷兰合作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派遣了3名银行业专家进入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对于增强董事会的监督决策能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三是规范和强化了杭州联合银行信息披露行为。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以后，杭州联合银行在以往信息披露的基础上，聘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进行年报审计，并向全体股东公开披露。同时，在实践中，还就重要信息加强了对全体股东的通报，进一步提高了经营透明度。

三方技术合作有力地推动了杭州联合银行信贷管理提升和支行转型。三方签订的《技术合作协议》，内容基本涵盖了杭州联合银行主要的经营管理领域。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主要集中在信贷管理和支行转型两个方面：荷兰合作银行负责提供技术及咨询，国际金融公司则为技术合作提供了120万美元的无偿资金援助。三方还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定期对技术合作推进情况及成效进行评估。通过技术合作，杭州联合银行推进了支行和营业网点的转型，健全了客户经理队伍分类管理和业绩评价机制，首次制定了明确的信贷政策，引入了个人和小企业信用评分技术，市场人员营销意识、风险意识，以及管理人员的视野都有了较大的提升和拓展，部分实现了“引智”的目标。

各方业务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与合作。杭州联合银行与荷兰合作银行的合作从战略、技术逐步延伸到业务领域，如杭州联合银行以荷兰合作银行作为其欧元账户行，并获得了该行3000万欧元授信额度。同时，杭州联合银行还与荷兰合作银行在华分支机构开展一定的资金业务。这些业务往来，作为三方战略和技术合作的延伸，对加强彼此之间的了解起到了作用。

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启示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对引进战略投资者必须有内在动力，同时要有战略性思考。股份制改造是企业的一项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必须在对股份制改造目的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审慎选择投资者。在实际推进之前，对于需不需要引进战略投资者、引进什么样的战略投资者以及如何引进战略优质者或优质股东等问题必须有通盘的战略性的思考。

借鉴杭州联合银行的经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或者优质股东时，可以参照银监会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四项原则、五项标准”，明确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引资”带动“引智”和“引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时，首先从战略和文化上考虑双方的契合性与互补性，要根据自身特点、市场定位和发展战略，选择与自身实力相匹配、业务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发展战略与经营理念相一致的战略投资者进行合作。双方在发展水平、文化、理念等方面差异不能过大，这样沟通磨合就更容易。其次，考虑对方的资金实力。同时，还应该考虑对方所长是否能够弥补自身所短，是否可利用对方资源拓展自身市场，是否可以达到双赢或者多赢。

战略合作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真诚合作，这是双方保持长久深度合作的基础。战略合作双方不管是哪一方处于优势地位，都必须基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互利合作。这一点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尤其重要。总体上来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以中小型机构为主，无论从人员素质、经营理念、产品创新、风险管理等方面都处于劣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未来的合作谈判中处处让步，杭州联合银行就作出了榜样。在谈判中，战略合作双方自始至终保持了保持国际大行和地方小行的平等性，对于涉及核心和敏感的问题，如股价和控制权问题，要锱铢必较，这不仅涉及双方的未来利益，也为双方后续合作奠定基础。

在合作项目的选择上，既要满足本行发展的需求，又要注重与对方的优势相结合，还应较好地体现对方在业务拓展方面的意愿和方向，体现共同的利益，实现共赢。

只有建立在平等互利的战略合作基础上，战略合作双方才能够致力于携手合作、共同发展。更重要的是要真诚合作，农村金融机构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时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投资方委派高管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问题，不能患得患失，否则将难以达到有效吸收先进管理经验技术交流的效果。

市场咨询机构的启示 篇5

一、中外管理咨询业发展特色及竞争态势的比较

国外管理咨询业的优势在于：1、服务经验方面。国外管理咨询企业临床经验丰富，美国2/3以上的财团与企业委托咨询公司做顾问。管理咨询公司拥有先进的咨询工具、成体系的方法和手段，更为完善可靠的咨询数据库等，能为企业提供相当规范化的专业服务。2、品牌形象方面。国外管理咨询公司拥有鲜明的企业形象和持久的品牌魅力，像麦肯锡、罗兰·贝格等是很多国内大型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巨头的咨询服务首选。3、队伍建设方面。国外管理咨询机构的顾问师素质普遍较高，年龄结构也比一般科研机构年轻化一些，且讲求异质互补、搭配合理。专业构成方面以多样化为主要特色，统计表明，其从业人员中自然科学和工程专业的人占比重较大，而社会科学所占比重较低。4、政府政策方面。国外管理咨询业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扶持和引导。政府不仅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给予税收、信贷、工商等多方面的优厚政策扶持。

本土咨询公司有着自身的优势：1、本土透析方面。本土咨询公司更了解本国的国情文化、本国企业的历史现状，能够有效地把咨询理念与本土实践结合起来，提供本土特色咨询服务。2、执行力价值方面。本土咨询公司比较重视回访、信息共享、协助实施等相关服务，比如北大纵横在咨询报告提交以后，每年两次定期回访。3、灵活性优势方面。本土咨询公司规模往往不大，经营业务更为灵活机动、反应力敏捷、利于占领某些细分市场。4、价格优势方面。相对国外知名咨询机构而言，本土咨询公司收费较低，不至于令很多中小型企业望价兴叹而止步。但其主要劣势如下：1、队伍素质参差不齐。至今我国尚无咨询从业人员的审定和考核制度，鱼龙混杂，学历和素质水平都不高。队伍的专业结构不够合理，知识结构单一，同质现象较明显。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特别是高级人才和领导，这与咨询工作要求从业人员反应快捷和紧张高效化的工作性质相背。2、行业进入壁垒较低。很多管理咨询机构技术和手段都很落后，咨询数据库的发展和使用意识不强，机构的效能问题和可信任度不高都造成了树立咨询品牌的困难。

二、发达国家管理咨询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借鉴

许多发达国家的咨询业都形成了各自的强势领域，在咨询业有着独树一帜的口碑与地位。

美国咨询业的最大特点就是拥有一批实力雄厚的大型公司，如以政府、企业、团体为服务对象的斯坦格国际咨询研究所；以经济、外交政策和政府活动为主的布鲁金斯研究所等。这些咨询公司机构庞大、研究人才集中、经费充裕，有能力担负全局性、综合性的研究课题，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英国的咨询业海外业务发达，有两点原因：1）政府对海外业务给予多项政策支持；如规定对外援助项目都由本国咨询公司承担业务；2）咨询机构本身有着较强的开拓精神。日本约有咨询机构1000多家，主要集中于东京等大城市，其特点有：1）官办咨询机构作用突出，2）全国有100多个“脑库”，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3）对企业诊断非常重视，50年代初期起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小企业诊断实施几本纲要》、《中小企业指导法》等法规法令，为企业诊断提供了法律保证。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咨询业发达国家的共同特点就是政府的扶持和重视，无论是美国政府对咨询的倚重、英国对咨询业的保护政策，还是日本的立法规定等等，都体现了国家对管理咨询行业的鼓励。

三、对发展我国管理咨询业的有益启示

1、加大政府的政策扶植力度，加快立法建设与行业规范

我国政府应当足够重视管理咨询业的发展，把它作为一个“新兴主导行业”来看待，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首先要为其提供贷款、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大力扶持该行业的发展；其次确立行业标准包括行业准入标准、从业人员资格认证标准等，规范市场秩序；再次应积极倡导建立一个权威性的行业监管机构或协会，确保该行业相关政策的正确实施和落实到位。

2、培育和造就高素质管理咨询专业人才，提升咨询能力

管理咨询业是以提供智力和信息服务为特征的新兴产业，其立业之本就是人才。管理咨询公司需要对其从业人员加强资格审查，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提供有吸引力的薪酬待遇激励，注意选拔能力互补、知识结构多样化的员工加入公司，以增强创新能力和拓展员工的业务咨询眼光，从而提升咨询能力和服务水平。

3、树立现代管理咨询意识，打造核心业务品牌

管理咨询业最好能够细分市场，对自己的核心业务定位准确。这有利于整合管理咨询企业的核心资源，集中其精力和专长以绝对优势进入被竞争对手所忽视的某些细分市场和服务领域，打造属于自己的核心业务品牌。如此一来，将为自己占领广阔的咨询市场赢得更多筹码。

4、走战略联盟的资源整合型道路

成功的管理咨询企业不仅需要快速的应变能力、灵活多变的经营方式，更要善于利用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因此战略联盟成为全球化经济条件下管理咨询企业走向成功的策略之一。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既可以与Oracle、用友管理软件、客户关系管理软件等建立战略联盟关系，为行业的价值链增值；也可以与外国管理咨询公司建立战略联盟合作伙伴关系，取长补短，谋求共同发展。

摘要：通过比较研究中外管理咨询业各自存在的优势、劣势, 以便清醒地认识我国管理咨询业的发展现状, 并借鉴发达国家管理咨询业的成功经验, 从中得出一些对于发展我国本土管理咨询业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管理咨询,比较研究,借鉴,启示

参考文献

[1]、史红, 张阳等.中外管理咨询企业竞争分析[J].水利经济, 2007 (5) :48-50

[2]、张素果.浅谈管理咨询业如何打造核心竞争力[J].经营管理, 2007 (5) :66-67

市场咨询机构的启示 篇6

1 国家和北京市科技规划对医疗器械领域的支持方向

1.1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支持方向

先进医疗设备与生物医用材料———重点开发新型治疗和常规诊疗设备, 数字化医疗技术、个体化医疗工程技术及设备, 研究纳米生物药物释放系统和组织工程等技术, 开发人体组织器官替代等新型生物医用材料。

1.2 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支持方向

1.2.1 生物医用材料领域。

重点突破生物活性特殊涂层、生物因子表面改性及生物功能化修饰、生物材料降解及生物因子缓控释、生物材料微纳米制备、生物医用材料及器械的优化设计和评测等关键技术。研发新型骨及口腔植入体、可降解血管支架、适宜国人的人工关节、介入人工心瓣及防钙化生物瓣膜、新型人工血管、神经修复材料、可承力骨修复材料、创面快速无痕修复材料等重大产品20项以上, 获得关键专利50项以上。推动多学科交叉创新及产业化, 扶持培育若干龙头企业。

1.2.2 先进医疗设备领域。

开展医学影像、医用电子、临床检验、微创介入、放射治疗、激光治疗等高端医疗设备研究, 研制生产15项左右中高端产品, 培育20个以上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骨干企业, 大幅提高我国医疗器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1.3 北京市2008-2020科技发展规划支持的方向

先进医疗设备与生物医用材料———重点研究新型治疗设备, 以及医学影像类、医用加速器、生物医学信号等数字化诊疗设备核心部件。开发人体组织器官替代等新型生物医用材料。研究建立开放的公共技术设备平台。重点研究开发数字化诊疗和微创设备等医疗器械的关键技术及产品, 加强医疗器械标准战略研究及数字医疗设备临床实验规范体系建设。

1.4 科技北京行动计划支持的方向

推动医疗器械行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重点发展数字化诊疗设备和高附加值的生物医学材料, 支持电动电控呼吸机、高分辨数字化X线机、开放式永磁磁共振成像系统、血管内无载体药物洗脱支架系统、人工关节等重点新产品的研发, 推动一批高成长企业规模迅速提升。

2 国家和北京市计划最新指南对医疗器械领域支持的方向

2.1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人口与健康领域2014年度备选项目征集指南支持的方向

2.1.1 血液净化产品开发

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型自动腹膜透析机、腹膜透析材料、血液透析设备、血液透析耗材, 取得医疗器械产品或药品注册证书。

2.1.2 心血管疾病诊疗产品开发

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生物心脏瓣膜和输送系统、新型动物源带瓣管道及补片、心血管介入诊疗导管、轴流辅助循环血泵系统、植入型心室搏动辅助系统、植入式双腔心脏起搏器, 新型心脏电生理三维标测和射频消融系统, 取得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每个产品可申请国拨经费100-500万元, 以企业为主牵头申报单位, 鼓励产、学、研、医联合申报。

2.2 国家自然基金2013指南支持的方向

2.2.1 影像医学领域

主要资助以医学影像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基础研究, 包括磁共振成像 (MRI) , X射线成像与计算机断层成像 (CT) , 超声医学, 核医学, 医学光子学与光学成像, 分子影像与探针, 脑电图、脑磁图, 医学图像处理与分析, 以及介入医学等相关科学问题的研究。其中, 应用MRI、FMRI、MRS、CT、超声、核医学、光学成像等手段, 结合医学图像处理与分析, 更好地解决影像医学科学问题是本领域研究的重要支持方向。鼓励在分子探针与分子影像、功能成像、脑电图、脑磁图以及脑虹成像等前沿科学领域进行多学科交叉的探索性研究, 同时也鼓励介入医学等具有多学科交叉为特点的基础研究。此外, 也支持结合临床开展的有关肿瘤以及各系统疾病, 如神经与心血管等系统疾病的影像诊断以及影像引导下的治疗研究。

2.2.2 生物医学工程领域

主要资助与疾病诊疗相关的医学工程以及与再生医学相关的基础研究, 包括生物医学信号检测、识别、处理与分析, 生物医学系统建模与仿真, 生物医学传感, 医学信息系统与远程医疗, 神经工程与脑机交互, 治疗计划与手术导航, 机器人辅助, 康复工程, 纳米医学, 药物与基因载体系统, 医用生物材料与植入科学, 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包括干细胞治疗、组织构建生物反应器以及组织再生诱导性生物材料, 人工器官与特殊感受器仿生, 电磁与物理治疗以及用于检测分析、成像与治疗的医学器件和仪器、生物标志物检测技术及设备等相关科学问题的研究。其中, 医学信号检测、处理与分析, 生物医学传感与系统建模, 神经工程与脑机交互, 康复工程, 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等为本领域资助的重点研究方向。鼓励治疗计划与手术导航、机器人辅助等方面的基础研究。

2.3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2014年重点支持的方向

2.3.1 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关键技术研究

主要包括, 生物医学信号检测与分析的关键技术研究;针对重要疾病的分子影像学特异性探针及新技术基础研究;f MRI和DTI技术在人高级认知功能研究中的应用;各种物理因子对生物体的作用及其医学应用的基础研究;物理治疗与医学康复的关键技术研究;医学成像、手术规划与导航、医学专用数据库和低成本医疗器械等关键技术的研究;干细胞移植性治疗、生物医用材料及支持装置等组织工程关键技术的研究。

2.3.2 先进医疗器械关键技术基础研究

本方向重点支持新型医学成像、光学无创体外诊断理论与方法研究;医学检测终端及健康物联网的应用基础研究;人体生理信号检测、健康状态的辨识和调控的理论、方法和装置的研究。

3 医疗器械检验机构结合科技政策可开展的研究工作

通过对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调研发现, 虽然我国生产医疗器械的企业和科研院所数量众多, 但规模较小, 研发能力相对薄弱, 其中, 测试验证设备设施欠缺, 研发过程中对医疗器械上市准入相关标准和法规了解不足, 过程验证缺乏等制约了产品研发的成功率。然而, 医疗器械检验机构在这些方面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检验机构拥有大量精密、专业的国内外先进检测设备;检测工程师对国家和行业的标准理解深入;检验机构能与医疗器械监管人员有效沟通, 有丰富的行政资源及社会资源等等, 因此医疗器械检验机构有责任和义务为企业和科研院所提供技术服务, 帮助其提高研发能力。未来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前景乐观、空间广阔, 但机遇与挑战并存, 只要抓住机遇, 可供施展的机会很多。

(1) 从医疗器械产品研发的角度看:应在重点建设检验、检测能力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自身的设备和技术能力等资源, 在各级政府积极倡导的资源优化共享、实验室技术平台开放共享等政策的指引下, 采取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原则, 与一线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部门密切合作。通过实验室资源的开放, 为企业提供了必要的研发测试设备与设施, 很好的解决了创新研发单位在能力装备方面欠缺的问题。通过合作, 汇集国内优势资源, 促进科技资源的对外开放和共享, 解决长期以来科技资源利用率低, 社会化共享不足, 中小企业缺乏的自主创新技术资源支持等问题, 通过技术交流与合作, 提升我国的医疗器械产业的技术实力。

(2) 从标准、法规的角度看:通过为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提供标准、法规的咨询, 早期介入产品的研发阶段, 为研发产品的上市节约经费和时间;通过创新型产品的研制为该类产品制定新的国家或行业标准, 从而实现检测技术、方法、设备等方面的源头创新;针对检测结果协同医疗器械审评中心制定各种技术审查指南、审评规范, 更新审评标准等;此外, 作为中国的医疗器械检验机构, 我们应该加强对国际标准的跟踪分析和转化, 力争数名专家加入国际标准化组织起草标准, 在国际上拥有标准制定的话语权。

(3) 从检验、检测的角度看:在产品检验过程中依据标准针对产品设计检测方法, 建立相应的检验能力, 并针对检测结果确定产品质量的改进, 为产品上市注册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针对参考实验室和重点实验室我们应该组织相关人员对各个专业领域的检测技术攻关, 抢占未来检验技术的制高点;此外, 还应加强快速检验、风险控制、在用设备检验、应急保障等薄弱环节的能力建设;按照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原则, 根据科研政策方向进行布局, 在重点完成好战略规划任务的基础上, 与外部联合, 研制开发常规检验设备、便携式快速应急检验设备, 培育对新型生物医用材料检验技术能力的研究和开发。

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地位研究 篇7

信用评级是由独立的外部信用评级机构对影响评级对象的诸多信用风险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就其偿还债务的能力及其偿债意愿进行的综合评价。信用评级结果以信用等级①来表示。目前中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仍然是银行信贷,因此国内除大公、中诚信、联合、新世纪②等四家较大规模的评级机构以债券评级为主外,其余信用评级机构的业务均以信贷市场的借款企业信用评级为主。近年来,银行市场竞争的日渐剧烈,越来越多的银行把客户定位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由于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因而银行对外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结果需求很强烈。但是,信用评级机构目前的市场地位使得其难以做出完全独立的评级结论。那么在信贷市场上,信用评级结构究竟发挥着多大的作用呢?

本文主要从当前信用评级市场上信用评级机构、商业银行以及被评级的借款企业之间的关系来阐述信用评级机构所处的市场地位,及其市场地位如何影响信用评级机构的公正性,进而导致信用评级结果质量的下降。

一、信用评级机构市场地位的“非独立性”

信贷市场信用评级的参与主体包括信用评级机构、商业银行、借款企业以及主管部门。首先信用评级机构需在主管部门处备案才能成立,且需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评级机构业务来源渠道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推荐客户或指定客户到其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评级。一般来说,商业银行会选择几家信用评级机构认定为合作机构,借款企业申请贷款时,可以从中选择一家进行信用评级。因此,信用评级机构需得到商业银行和借款企业的双重认可,其业务来源才有保障。

商业银行是信用评级结果的需求者,但目前利用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控制风险的商业银行比例很小,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依赖自身的内部评级系统。随着城市商业银行争夺客户的竞争日益剧烈,为简化手续及降低借款企业的融资成本,大部分的城市商业银行也主要通过内部评级来控制风险。仅有少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在当地主管部门的大力推动下,要求借款企业进行外部信用评级,而商业银行出自于自身风险控制需要而产生的对借款企业信用评级结果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从商业银行与信用评级机构合作的动机看:部分商业银行仅是出于满足主管部门的要求,是形式上的需求,由此导致这部分商业银行对信用评级结果不重视,甚至存在商业银行信贷人员要求评级机构给予某些借款企业较高的信用等级,以满足其放贷金额、利率等方面的要求。也有部分商业银行对借款企业外部信用评级是出于自身风险控制的需要,要求部分贷款金额较大,信息不透明度较高的借款企业进行信用评级,此时,商业银行与信用评级机构处于一种协调合作、互相补充的关系,对信用评级结果的质量较为重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商业银行的总分行、支行或不同部门间的利益冲突往往会直接影响信用评级机构对借款企业的信用评级结果。要求借款企业进行外部信用评级往往来自于商业银行总行风险控制部门对分行和支行信贷风险控制的需要,而分行和支行则更重视发展客户,忽视风险,而信用评级机构的被评对象主要来自于分行的推荐,因而在评级过程中其评级结果既要满足支行信贷部门的市场发展需要又要满足总行的风险控制需要,从而导致评级结果不准确、不公正。从商业银行控制风险的角度看,信用评级结果应该充分地揭示借款企业的信用风险,从谨慎性原则出发,信用等级应“就低不就高”,但商业银行对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不重视及商业银行内部的操作风险,从需求的角度上降低了信用评级机构提供的信用评级结果的质量。

信用评级机构作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借款企业缴纳的评级费用是其收入来源。而借款企业作为被评级对象,评级结果直接影响其借款的成功与否,为了达到银行放贷要求的信用等级,借款企业会通过隐瞒信息或金钱与级别交换的方式来换取较高的信用等级。如果信用评级机构不能满足其要求,则意味着客户的流失。目前,中国信用评级机构众多,仅在人民银行备案的评级机构就有80 多家[1],市场竞争激烈,有限的客户资源成为信用评级机构竞相争取的对象。虽然商业银行指定少数几个评级机构,但即使这样,借款企业也会从中选择级别较高,收费较低的评级机构,因而信用级别公开买卖、超低价恶性竞争等现象时有发生。

二、信用评级机构市场地位对信用评级结果的影响

中国借款企业信用评级业务的主管部门为中国人民银行,但中国人民银行也仅发布了《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信贷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规范》、《关于加强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作业管理的通知》等不具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无法有效地解决借款企业信用评级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无法确保信用评级机构提供的信用评级结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无法杜绝信用评级市场上的种种不规范行为。

信用评级机构的生存依赖于商业银行与借款企业,其市场地位具有“非独立性”,影响了信用评级的公正性、准确性。而要发展信用评级行业,保证信用评级结果的公正性,独立性,必须要建立良好的信用评级市场环境。首先明确监管主体,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应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完善信用评级质量的评价标准,同时要求商业银行将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等级与银行贷款的违约率相联系。同时逐步建立针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化评价机制,维护信用评级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建立信用评级机构的合规经营准则,对评级人员的行为操守加以规范。

摘要：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地位具有“非独立性”。商业银行对借款企业信用评级的有效需求不足、对外部信用评级结果不重视、银行内部的操作风险和借款企业对高信用等级的偏好影响了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降低了信用评级结果的质量。

市场咨询机构的启示 篇8

一、英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发展的历史

英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发展的历史可以分为如图所示的三个阶段:

1969年以前, 英国是没有统一的专门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 有的只是英格兰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 (I C A E W) , ICAEW自1942年起根据需要, 自行制定颁发的“U”系列财务会计指南。这些指南遵循保守谨慎原则, 对规范当时的会计实务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些指南只是建议在会计实务中应采用的最佳会计政策, 并没有强制性, 其结果是会计师们在会计政策的选择上具有很大的自由度, 不同公司间的报表缺乏可比性。这种状况越来越无法满足公众对会计信息的需求, 公众再也无法容忍“对一个问题有无数种解法”的状态。六十年代后期, 由于I C A E W所发布的会计指南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 导致了一系列公司信息披露丑闻案的爆发, 引起了公众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极大关注, 并震动了整个会计界。1969年12月ICAEW宣布建立专门的准则制定机构, 标志着英国会计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70年1月1日, ICAEW正式成立了专门的准则制定机构—会计准则筹划委员会ASSC。随后, 爱尔兰特许会计师协会、苏格兰特许会、注册会计师特许联合会、管理会计师协会、公共财务与会计特许协会、加入该委员会。至此, 英国六个主要会计团体均加入了准则制定机构, ASSC也正式更名为ASC会计准则委员会。同时还共同成立了一个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管理机构—会计团体咨询委员会 (CCAB) 。A S C归属CCAB, 并在制定会计准则方面作了相当大的努力, 它所发布的会计准则称为“标准会计实务公告” (SSAP) 。ASC从1976年成立起到1990年被新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ASB取代为止, 15年间共发布了25项SSAP。至今, 一部分SSAP仍在被采用。

1987年1月, 由英国CCAB主持建立了一个称之为“德林委员会”的机构, 负责对A S C在会计准则制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和总结, 并提出改进性意见。1988年11月, 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会计准则的制定》的报告, 并根据该报告成立了新的会计准则委员会 (ASB) 取代原来的会计准则委员会ASC。新会计准则委员会不再隶属于CCAB, 而是下属于财务报告委员会F R C有权自行制定并发布准则, 并在ASB下设立了紧急问题工作组UITF, U I F T则为A S B的协助机构, 负责对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现行准则没有涉及的新生事项, 以及现行准则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不合理或相互矛盾之处进行研究, 提出处理意见。另外还在F R C下成立了财务报告审查小组F R R C监督会计准则的执行。

二、目前英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组织体系

F R C是一个独立于政府和财务报告利害相关团体的民间自律机构, 带有了一定的官方色彩。其主席和副主席由英国政府工贸部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和中央银行 (Bank of England) 联合聘任。它和下属机构的经费来源除准则文献销售收入外, 由会计职业界、工商金融界和政府各捐三分之一。目前实际支出接近300万英镑。

现在英国加入欧盟, ASB的主要任务是, A S B继续对A S C所发布的《标准会计实务公告》逐一进行评审与修订;另一方面, 由于英国已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之一, 欧洲大量的会计实务与会计规范已逐渐渗入了英国的会计工作和财务报告的处理之中。这就促使ASB对会计准则的研究制定与发布, 不仅要考虑国内的问题, 而且还要考虑与欧盟所发布相关会计指令的协调问题;同时, 还必须充分考虑到会计的国际协调问题, 这又决定了ASB工作的复杂性与其在会计准则研究制定方面的多方位协调性。ASB所发布的上述准则妥当地满足了各个方面的要求, 较为充分地显示了它的适应性。

三、英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变迁的总结

近年来, 英国会计界的造假案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比较少的, 这与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不断完善是分不开的。根据英英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演变, 特别是A S C的产生、发展、被A S B所替代, 我们可以发现:

1、经济环境的变化从根本上决定了新会计准则的出台, 决定了准则制定机构的变迁

ASSC的成立就是经济环境变化的直接产物。在60年代末期, 企业兼并已经》开始出现。由于ICAEW所颁布的财务会计指南在会计政策的选择上允许的范围过宽, 给了被兼并企业操纵报表的可乘之机, 出现了震惊英国会计界的两大丑闻:GEC-AEI兼并案和Lesaco-Pergamon兼并案。1967年GEC公司欲兼并AEI公司, 在兼并战白热化时, AEI发布了三年期的财务预测, 其中对1967年的财务预测为1000万英镑。但被兼并后GEC公布的AEI盈亏状况为亏损450万英镑, 二者之间的差异仅有三分之一是实际差异, 另三分之二差异均为会计方法使用不同所致。以这两个著名的事件为导火索, 公众对会计职业界不满的呼声越来越高, 英国各界公开对ICAEW主席提出了指责, 认为ICAEW的所谓会计原则使公司财务报告处于混乱, 并要求重新制订一套合理的、符合逻辑的、自相一致的会计准则。ASC的成立就是经济环境变化的直接产物。

另外, ASC被替代也是经济环境变化的产物。在80年代, 也就是ASC的后十年, 资本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 企业兼并案例大幅增加。企业都希望能将业绩以尽可能好的形式表现出来, 以使自己能够兼并别的企业或防止被别的企业所兼并。在整个80年代, ASC都不能对新环境产生的新问题做出及时反应。ASC成员众多, 23名成员要达成一致意见十分困难, 加上其分别代表六大会计团体, 各成员都想代表其机构对准则制定施加影响, 这导致准则制定过程异常复杂化, 延缓了准则制定过程。另外, ASC没有一个紧急问题处理小组, 对准则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无法给予权威性的解释和指导, 这使其工作常常滞后。公众在60年代对准则制定机构能力的不满和怀疑态度再次重现, ASC被新的准则制定机构所替代的时刻到来了。

四、对我国的启示

1、经济环境的变化从根本上决定了新会计准则的出台, 决定了准则制定机构的变迁。

会计准则制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通过信息披露,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准则制定机构的基本任务是制定出能够有效解决会计实务问题的准则。当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 原准则制定机构的工作不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时, 准则制定机构就会基于外界的压力而进行自身的改良, 维持准则制定机构的生存和发展。如果一个准则制定机构没有改良成功导致不能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时, 就会使一些公司利用会计准则的漏洞, 向公众披露误导的甚至是错误的信息, 并最终导致丑闻的集中爆发。准则制定机构的发展过程, 实际上就是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不断地和经济发展相互契合的过程。

2、政治因素的干扰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正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会计具有分配职能, 因而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会计的这个特点使几乎每个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都试图对准则的内容施加影响, 以使本集团获益, 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要完全避开这种干扰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个民间职业机构如ASC来说, 要想使能够影响许多不同集团利益的准则获得推行, 必须以公众利益为准。但是公众利益却常常与一些特殊集团利益相冲突。为了能够争取更多方面对准则的支持, ASC只有不断地退让, 结果是准则的弹性大到使公司在财务报告的编制上有随意选择的余地。所以, 政治因素对会计准则的制定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影响, 影响程度其取决于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自身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如果准则制定机构不具备独立性和权威性, 所制定的准则必然被政治势力所左右, 朝令夕改, 失去公众对准则制定机构的信任, 进而导致准则制定机构的消亡。

市场咨询机构的启示 篇9

一、信用评级机构在次贷危机的角色

1、虚高评级吹大了次贷金融产品泡沫

2000年美国开始大规模发行次级抵押债券以来, 由于次贷证券及其衍生产品的复杂设计, 发行人、投资者和监管者越来越难以清晰地了解金融产品的内在价值和风险, 并且很多投资管理和风险管理程序要求其投资的金融产品达到主要评级机构的一定评级水平。信用评级业作为金融体系中对风险信息进行分析和加工的专业中介组织, 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中成为信息沟通的重要桥梁。CDO等结构性融资产品的构建本身就是以评级结果为导向的, 评级机构不但为结构性金融产品评级, 而且还直接参与产品的构建, 并在评级过程中大量获利, 具有给予基于次贷的金融产品高评级的动力。标准普尔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2005年至2007年间创立的CDO类别中85%被评为AAA级。惠誉公司在2007年7月的报告中显示, 基于中等等级的CDO产品AAA级的评级结果比例仍然占到73.7%, 详见图1。对RMBS、CDO以及CDO衍生品的高评级使得投资者被表面的收益和安全性所吸引, 忽略了隐藏在基础资产中的风险。给予高风险产品的高评级使金融市场杠杆率不断提高, 杠杆率的提高又吸引更多的高风险产品出现。评级结果表现出的顺周期效应在危机爆发前助长了市场投机, 助推金融危机的形成, 我们有理由认为, 信用评级机构对结构性融资产品评级进行扭曲, 扩大了金融风险。

2、快速降级加剧了危机扩散

2007年7月, 标普和穆迪分别下调了612种和399种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等级, 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大震荡。此后三大评级机构开始了连续性的大规模降级活动。2008年1月, 标普宣布对2006年1月至2007年6月期间获评的6389个美国R MBS交易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或下调评级, 同时还将全球572个资产支持证券 (ABS) 及1953个CDO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详见图2。这些大规模、集中性的降级在金融危机的开始阶段加剧了市场恐慌, 对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三大评级机构对基于次贷的金融产品评级严重缺乏客观性。对市场参与者而言, 一方面在风险判断上, 尤其是对复杂结构的金融产品的风险判断没有更多的选择依据;另一方面, 由于监管措施和政策对评级的支持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评级视为权威和法定的判断。对机构投资者而言, 还由于内部管理措施的规定使他们除了投资于“投资”级产品外别无选择。多元化的风险判断机制没有出现, 导致一旦评级结果出现系统失

二、美国信用评级体系存在的问题

通过观察信用评级机构在次贷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发现美国信用评级体系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如下问题。

1、利益导向问题

信用评级业的利益导向 (Conflict of Interest) 是指信用评级机构受赢利或其他利益影响, 偏离公正独立的基本准则, 操纵评级结果。美国信用评级的经营模式是直接向接受其评级的企业或机构收取评级费用, 评级机构不把投资者的订阅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2005年穆迪公司评级机构收入的90%来自于受评者付费, 由于评级机构收入与其所评级的产品规模和机构数有紧密关系, 评级机构为承揽更多业务, 有利益冲动为结构性融资产品给予更高评级, 而受评机构有可能为获得更高的评级通过付款来对评级机构施加压力。在结构性金融产品评级中, 评级机构参与产品构建过程, 并随着产品规模扩大享有巨大利益, 导致三大评级公司对结构性金融产品的评级结果明显高于传统的公司债评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SEC) 对评级机构的系列调查报告证实了评级机构在保持独立性不受利益导向影响方面存在问题, 尤其是在结构性金融产品领域, 一些结构性金融产品交易的安排者频繁重复地给“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 (NRSROs) 带来评级生意。SEC在调查中甚至还发现一些对高风险次贷金融产品进行信用评级的技术人员竟然直接参与评级费用的商谈, 这是信用评级机构受利益导向影响最直接的证据。

由于向受评级者收取费用, 使评级机构可能给予证券发行者更高的评级, 从而影响了信用评级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我们有理由认为, 收费模式是利益导向存在的根本原因, 正因为利益导向问题的存在使得评级机构其独立性和公正性受到了质疑。

2、评级市场行业垄断问题

从1975年开始, SEC通过认证“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 (NRSROs) ,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竞争。由于NRSROs具有监管角色, 投资者更愿意使用具有监管功能的NRSROs评级结果, 使新进入者的业务发展变得困难。从1975年开始, NR SR Os长期被三大评级机构垄断, 从1975年到2003年间, 除了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个机构外, 其他评级机构即使获得NR SR Os资格也最终被三大机构兼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随着资本市场的全球化,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世界市场。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2003) 估计, 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在全球超过70个国家开展业务, 覆盖了大多数评级业务。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凭借三十余年在NRSROs内的垄断地位, 很大程度上确立了所谓的“评级霸权”。目前从NRSROs的组成情况和各分类业务量来看, 三大评级机构仍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 详见表2。以评级数量值占第二位的资产支持类证券评级为例, 在接近40万个评级中, 有接近39万个评级是由三大评级机构所作, 如此高的行业集中度增加了潜在的利益冲突, 损伤了市场的公正性。周小川 (2008) 《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中认为, 信用评级业由少数几家大型机构主导, 而众多市场参与者使用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 并作为业务操作和内部考核的标尺, 在机构层面产生大量的“羊群行为”。由于信用评级业被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家机构高度垄断, 评级结果雷同, 使监管措施的参考目标单一, 对市场风险的认识极易被误导, 在垄断格局下导致“权责不对等”问题, 使享有垄断地位的评级机构在利益面前丧失了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甚至会作出非请求评级、级别微调和附加服务等行为。

3、评级机构的技术问题

CDO在经过多次组合与分层后, 评级机构也不能了解其本来面貌, 反过来还要依靠信贷机构和投资银行提供的数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认为评级机构“没有基本的能力处理RMBS和CDO日益增长的复杂性”。由于在风险判断、分析和预测上评级机构面临着技术的制约, 我们可以认为, 评级机构在危机爆发之前不具有对结构性金融产品进行评级的有效技术。一些研究还认为, 信用评级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市场, 滞后于市场参与者自身对市场的判断和预期, 几乎没有提供有效的信息价值。从实证统计和研究的角度很难发现评级机构有预测的能力。从技术层面来看, 就目前社会科学所达到的技术水平看, 定量模型在严格限制条件和进行假定的前提下进行分析, 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力并不强, 尤其是对预测未来的经济风险, 有说服力的模型尚未见到。

三、对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启示

1、增强我国信用评级业的透明度

信用评级业应有义务披露有关信息, 以满足提高行业透明性的要求, 披露的内容包括评级机构在决定信用级别中所使用的程序和方法。应进一步减少在信息公开方面的障碍, 使投资者能快速了解各个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和质量。在具体业务方面, 使结构性金融产品评级的信息披露更加透明, 透明化披露要求包括:要求信用评级机构披露每一个当前评级和所有以前的评级活动, 对各种数据进行分类披露, 例如按不同年限进行统计披露, 按不同评级对象进行分类披露。这些披露使市场所有参与方能看到原始数据, 比较评级机构如何评级和其准确性, 并且能使其他个人和机构从不同角度分析评价评级机构, 能使一些小的、新的评级机构通过数据对比更有效地证明其先进性, 为新的评级机构减少信息壁垒, 从而增加新进入者的可信度。

2、改革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可收费模式

因为向受评级者收取费用使评级机构有可能为了更高的评级付费给予证券发行者更高的评级, 从而影响了信用评级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一般认为这是利益导向的根本原因所在。既然信用评级行业利益导向的根源是收费模式,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改革收费模式以杜绝评级机构利益导向问题。一种方法是全面转到向订阅者收费。目前有部分评级公司坚持向评级订阅者收费, 例如NRSROs最新给予资格的三家评级公司:EganJones, R ealpoint和LACE Financial。另一种方法是转向由第三者收费, 例如由监管机关代为收费, 或者监管机关本身成为评级机构的大股东。例如香港交易所主席夏佳理提议“在收费机制方面进行改革, 收费由市场负责或者在交易所的买卖收费上拨一点钱支持评级机构的营运”。

3、增强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市场竞争

评级业不能由少数几个信用评级机构对行业独占, 可通过增加认证机构数和评级业的多样性 (包括从事业务的多样性、收费模式的多样性、评级机构所属国家的多样性) 来解决。增加评级业的市场竞争不仅仅是增加认证机构数, 由于信用评级行业的行业特点和特殊作用, 对增加认证机构数是否有利于改善评级质量在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议, 我们可以在增加认证机构数的同时增加评级业的多样性来解决行业垄断的问题。虽然此举可能会由于评级结果的不一致而导致风险判断的困难, 但在复杂的金融市场中, 对风险判断的多元化参考目标无疑最终会提高风险判断能力, 从而提高金融市场监管能力。

4、我国信用评级业可采用多元化风险分析模式

科学的信用评级技术是评级机构的核心竞争力, 在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 应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现有的评级技术。评级机构在评级中可采用极小广义方差法、极大不相关法、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等方法, 尽可能做到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风险。从具体的操作来看, 信用评级采用科学的评级技术对评级对象的财务、经营、宏观环境等一系列因素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 并通过必要的数学模型来计算评级结果、检查评级系统的合理性。在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 金融市场更需要多元化的风险分析模式、多元化的监管目标和资源使用途径, 减少对少数评级技术的过多依赖, 以解决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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