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换（通用12篇）
文化转换 篇1
题记:
浮云流影、峰峦叠嶂,流水潺潺,百鸟婉啭,大自然以她神奇的姿态和律动感召着万物,我们情不自禁地伴着自然的琴弦——共舞、共生……
观念:生命建筑
建筑如人。建筑具有生命体的系统特性,空间(腔体)、表皮、结构(骨骼)、交通(神经)、设备(循环)等等,每一个体系都有自己的“章法”(自组织),只有遵循她的“章法”,才能做出美妙和谐的建筑,比如交通体系就遵循着“通则不痛”的医理。
有机建筑。好的建筑,应该从大地中生长出来,由内而外,不仅形似自然的貌相,更遵循自然的秩序及其运行的机理和律动,会伴着自然的琴弦——共舞。
分形体系。不仅建筑自身,而且规划-建筑-细部是一系列不同尺度层级的有机分形体系,设计的关键在于每个尺度层级的把握,连续性与自相似性又是至关重要的。
天地万物,阴阳和合,建筑也不例外。形态构思的时候,往往不由自主地勾勒出行云流水,收不住的时候,便搬来一座“山”……阳刚与阴柔、曲线与直线的共鸣,当然会和出优美的韵律,正所谓天作之合……
先做人,后做学问。每年中秋,迎新与节日和在一起,把盏之间,会告诉弟子们,“先做人,后做学问”,诚以待人、善以待物,勤奋、敬业,这其中,诚是根本。
Do your best。无论来自何方,无论起点如何,我们鼓励大家,尽己所能,做到更好。
方法: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没有理论指导的建筑创作,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OA Studio(Research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Morphology and Organic Architecture)能有今天,与理论的积累是分不开的。从对国外建筑、景观创作理论与方法的翻译、研究,到参与《建筑细部》杂志的创办、组织,乃至与国外建筑师的交流,我们有相当时间的洗脑过程。研究生与本科生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理论的系统研究,一个成熟的建筑师,必须掌握理论与实践的双刃剑。
无论是来自世界的前沿理论,还是本土的传统经验,都需要结合国情、地情的有效提炼和转换。
近年来,我们坚持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及其良性循环,完成了博物、办公、医院、教育、住宅等多种建筑类型设计,以及广场、公园、分区规划、详细规划等课题,项目实施达90%。
研究:有机为本,聚焦地方,关注社会
依托OA Studio,研究课题以有机建筑为本,并聚焦地域性建筑。有机建筑研究关注“人-建筑-环境”的有机共生。近年来,参与孔宇航教授主持的非线性有机建筑研究,作为课题主研人,在《建筑学报》、《新建筑》等期刊发表“新有机建筑设计观念与方法研究”、“分形几何在建筑领域的应用”、“混沌建筑”等8篇论文(被引用32次)。2007年,作为第一参加者的“非线性有机建筑设计策略与方法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基于混沌思维与开放系统观念,研究“人、建筑、环境”(自然、社会)系统的有机构成规律;基于内在有机整体的观念,研究建筑自身(作为有机生命体)的形态建构方法。提炼了新有机建筑的观念、特征与运作方法(包括自然形态在建筑中的转换应用)。
研究课题围绕学科发展展开,也有的来自社会的需求,如辽南乡村住居研究、大连市近代建筑更新研究分别源于设计院和政府部门的提议。为了避开全国范围内研究课题的重复和抄袭,也结合地缘的便利,我们把关注点聚焦在大连、辽南、华北。一方水土、一方建筑,我们相信,特定自然、人文环境中必然有特定的问题与空白点需要探讨。
主要研究方向:地域文化与住居形态研究(Local Culture and House Morphology)
研究主要从辽南与华北地区乡村住居展开,主持建设部、辽宁省、大连市相关纵向课题6项,“辽南海岛民居适应性策略与方法研究”、“大连市生态型新农村研究”等课题,深入旅顺、阜新、涿州、兰考等地进行考察,基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建筑观念,对辽南、华北地区乡村住居模式、形态类型及其生态营造方法进行了提炼;对辽南典型民居物理环境进行测试并给予定性、定量分析(温度、湿度、照度及其环境条件构成规律);将“适应性”概念引入辽南、华北民居建构(对地理气候、生活、生产、技术、经济的适应),并基于地域自然和人文环境,结合农(渔)民当今的生产、生活模式进行方法推导和住居模式建构。辽南乡村住居建筑节能一体化研究,从结构、构造方式的推导,技术与艺术、设计与工艺有机统一等层面,推导辽南乡村住居建筑-节能一体化设计的策略、方法,并建构适应性的建筑节能一体化模型。近年来,在知名杂志发表“辽南海岛民居环境适应性探讨”、“华北平原民居适宜性建造策略研究”、“炕文化及其形式类型”等相关论文。
依稀记得10年前的那个夏天,在大工建筑系四楼一间仓库的空场,一位女教师带着一个研究生、一个本科生在推敲着“东瑪特购物中心”的空间与形态……如今,队伍壮大、条件改善了,在敬业、和谐如家的氛围中,历经理论的积淀与提升,以及不同方向、类型的研究与实践,一个个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走向社会,如此,作为导师也就释然了……
文化转换 篇2
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能及时有效地吸引广大观众.而对文化意象作恰如其分的.修润,能使译文在有限的时间内传达于观众.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某些文化意象的不等值,若采用直译手法,会使观众难以认同.
作 者：望丽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外语学院,湖北,荆州,434023 刊 名：考试周刊 英文刊名：KAOSHI ZHOUKAN 年，卷(期)： “”(41) 分类号：H0 J9 关键词：电影翻译 文化意象 重构 修润 转换
道家文化的现代转换及价值 篇3
【关键词】道德经 当代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5-0038-01
当代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建设的生力军，要保持国家的持久强大，既要他们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同时更需要具备良好的思想素质。为此，教育部规定大学生必须修完12个学分的思想政治教育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充分利用这有限的时间，不仅传授教材上的知识，还要结合自身经历，借鉴古今中外的优秀文献，从中摘取智慧的果实给他们，帮助其健康成长。本文以《道德经》为例，略述其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道德经》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正如哲学家尼采所言，老子思想的集大成者《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几桶，唾手可得。
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语出《道德经》33章，是指我们每个人要对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才可能在学习生活中少犯或不犯错误，所谓量力而行正是基于自知者明这个原因。当代大学生只有做到了自知之明，才不会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最近社会上关于明星片酬天价的讨论沸沸扬扬，容易导致部分大学生盲目追星，更有学生中途弃学从影，有可能导致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悲剧。一个普通的人有自知之明，便能耳聪目明，和睦相邻，安居乐业，巧避灾祸。普通人若没有自知之明，也许还危害不到他人，而领导者如果没有自知之明，便会殃及城池。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苦苦的为中国探索出路，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辛亥革命，最终都未能彻底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完全把握好中国的国情。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完全认清自我。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言，认清国情，这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一个革命家有自知之明，那便是国之幸，民之福。
二、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语出《道德经》64章，此句大意是做事情要在尚未发生前就处理得当；治理国政要在祸乱产生以前就早预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告诉我们每个人要有忧患意识，其实质就是要有未雨绸缪的预防意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的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从国家层面的角度来说就是对困难估计不足，从高校的角度来说就是专业设置存在问题，从大学生的角度来说就是对就业市场缺乏足够的分析和学习过程中准备不足。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宏觀的也好，微观的也罢，总之和缺乏预防意识或多或少有关系。“良医者，常治病无病之病，故无大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从治未病到治未患，从具体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这些不仅是优美的语言，是思想的升华，更是智慧的体现，平常人需吸取这些智慧，大学生更需要吸取这些智慧，因为他们是国家未来的接班人，建设者，还有一些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一旦远离这些智慧，大到国家，小到个人，危险随时可能降临。从中国历代王朝更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规律。是规律，我们就必须遵循。否则违背规律，铸成大错，想亡羊补牢，无异于痴人说梦。古人云：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大清王朝后期，大厦将倾，统治者竭尽全力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力挽狂澜，多少人为之殚精竭虑，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如果在军事上强大怎么有会后面一系列的悲惨遭遇？这里只能无可奈何地说“如果”。正如古人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矣”。因此，预防思想应该成为一个强大民族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思想，这种思想需要教育者一次又一次传授给受教育者，尤其是我们的大学生。
三、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天下的难事都是从容易的时候发展起来的，天下的大事都是从小的地方一步步形成的。想要建一所高楼大厦就要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把根基打好。根基不稳固，大楼就会非常危险。需要告诉我们的大学生，学业成功是需要是踏踏实实把基本工作做好，厚积薄发，从细节入手，不要眼高手低，努力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功到自然成。对大学生个人来说，细节体现着综合素质；对整个部门来讲，细节代表着形象；对事业来说，细节决定着成败。而“细节”又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在光鲜亮丽的背后，有谁会真正注意到这小小的细节的存在。我们都知道消防队员行动特别迅速，如果象我们一样慢吞吞，一幢房子早烧光了。可是一般人可能有所不知，我们的消防队员所有工具都必须非常严谨地合理放置；晚上入睡，消防队员的衣物的穿脱和摆放，都有十分明确的规范。否则，警报响起来，靴子找不到鞋带，裤子配不着皮带，怎么办？大多数人会忽略细节的存在，注意细节其实是一种习惯，因为人的行为大都是受习惯影响的，在习惯中积累功夫，培养素质。
四、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语出《道德经》64章，大意是说谨慎的做事，坚持到最后，就像开始时一样，就不会有失败和差错。办任何事情，自始至终都应慎之又慎，这样才不会出现差错。大凡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容易虎头蛇尾，开始时认真，细致，谨慎，严肃，久后则是敷衍，马虎，粗心，草率，这样，往往很难做好事情。“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所以说坚持就是胜利。当代大学生需要有这种心理准备。现代世界各种诱惑扑面而来，毅力稍有不够，就有可能半途而废。“古之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我们的大学生身负复兴祖国大业的使命，其间必有定会遭受许多挫折，必须要慎终如始的思想，有行百里者事九十的心理准备，披荆斩棘，奋勇前行，才有可能完成他们的使命。
《道德经》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还有很多，比如说“上善若水，知足常乐，谦虚处下等等”，我们教育工作者要做的就是“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就是要古为今用，把古代智慧现代化，西方智慧中国化，抽象智慧具体化，更好的为我们大学生服务，让他们尽可能成为国家未来的优秀的建设者服务。
参考文献：
[1]陈鼓应.老子今著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作者简介：
文化转换 篇4
作为一个文人世家之后代, 加上父辈的正确教育和高起点指引, 范曾很小就对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有着非同凡人的感受, 对精英文化有一种本能的趋同, 这使他在绘画与书法作品中传达了他对生活的深层感受, 而不是表面上的视觉真实和直观的功利评价。范曾把他对绘画与生活的关系, 在转化为绘画自身寻求纯粹性形象符号的同时, 更多的是把绘画这种精英文化与他的白描结合一起。在这个过程里, 他做什么、画什么构思都有一个对中国民族“精英文化”的选择标准。就如他为《鲁迅小说插图集》配的绘画一样。在中国, 能白描而不打任何轮廓, 并且主题风格多变, 表现出中国绘画纪实性的感悟, 范曾应该是独一无二的。范曾的白描绘画与鲁迅小说中的内容结合得天衣无缝, 这种造诣缘于他外祖父与鲁迅的紧密关系, 这种关系潜移默化地感染了他。按范曾的话说:“鲁迅先生对我的外祖父是满意的, 有了这种内在的关系感情, 我觉得我对鲁迅是了解的。至于从文学角度怎样体现到绘画上来, 这是一个很难的难题。因为鲁迅先生的小说太了不起了。配他小说的插图, 如果画得不好就显得多余, 甚至会破坏他小说的整体性。可我当时想, 我会把它做好的……”, 就凭范曾的强大自信力, 他在配这些画图时“我绝对可以这样讲, 我是画得非常准确到位的。”范曾在他《生命的奇迹》一文中说, 1977年生病住院曾做过一次大手术。当时为了保持作鲁迅小说插图的自由, 曾请求医务人员将输血的针管插在脚上, 而他当时又严重贫血, 这样以脚代腕插入针管的痛苦极大, 但对鲁迅插图的痴迷与执著, 他承受了此种痛苦, 他请人在病床上置一小木板, 每日伏案作画不缀, 全以白描之笔画出了《鲁迅小说插图集》。他掌握白描线条的灵动功力, 与他刻苦的努力和过人的天才之悟是分不开的。
范曾的绘画作品经常出现孩童的身影。画家把孩童画得像个小菩萨一样, 天真烂漫, 模样可人。范曾是把自己的童真融入到他的绘画里面。虽然现在的范曾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 可是他对童真的表达流畅自如。曾有评论家说范曾绘画作品中那调皮可爱的小孩子几乎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艺术喻诣。他和两个关系同构:一个是小孩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另一个是与智者融为一体。因此在范曾的艺术世界里, 他绘画的永恒主题是:童心——自然——智者。画家在《观世音菩萨造像》中的小孩子, 两手合掌立于莲花宝座上, 很虔诚的站在菩萨面前祈祷, 表达对人间美好的向望。画家有意营造出这样一个童真的画面, 他用抽象性的线条与色墨律动的抽象构图彰显了一个自由生发的虔诚之心。画家在这里突出“虔诚之心”是把绘画艺术隐藏在局部的渲染夸张中, 保持水墨语言与写意精神的挖掘与扩展, 以中国的墨韵理论为主体, 构成了现在中国画审美特征的新型绘画表达。
又如画家在《君子》的画面中只是简单的画出:一只黑公鸡与一个小孩子在一座山坡上仰望的姿势。画面上无论是孩子的“仰望”, 还是黑公鸡的“仰望”, 都在不同程度上彰显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全神贯注。换一种说法就是画家把孩子神圣的“仰望”折射出童心超越视觉色彩的文化诉求。从画面的天真无邪出发, 通过对固定形象意义的阐释异化, 我们更加渴望美好未来。在这幅《君子》面前, 我们的心灵已沉浸于清穆之中, 在冥想与沉思中超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望。
范曾多年来一直以智者、自然、童心为创作主体。他一颗老顽童的心一直和智者为伴, 与自然为伍, 使他痴痴追寻的精英文化始终按着灵——慧——智的三个元素相互渗透, 又相得益彰。程大利在评点范曾时说:“欲探求中国书画的内蕴, 剖其基因, 必然要波及诸如先秦思想和儒、道、释源流的问题”。书画之技是小技, 书画为道却是博大精深的学问。以技进道, 彰显着一种文化品格, 这就必须波及到学问入境与出境的问题, 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区别正在这里。范曾是以深厚的国学功底和敏锐的艺术感觉, 对中国传统艺术作了长期研究。他说:好学你就有“智”。在中国古文里, 智慧的“智”与知识的“知”是一样的, 同属于一个智, 这一点人们很容易做到。说到“慧”, 你有没有慧根, 就是指你有没有感悟的能力, 你的慧根深不深, 这里面就有很大学问。最难得的就是“灵”, 这个“灵”是可遇不可求的, 你想它的时候可能就没有, 你不想它来的时候, 它却不经意中向你走来了。范曾阐述的“灵”、“慧”、“智”中, 他说“智”和“慧”他是具备的, 就是“灵”一般捉摸不透。这捉摸不透的艺术常常浸润在他的童心里, 让他一往的审美经验有时失灵, 或是让他有意熟悉的事物突然感到陌生起来。范曾说只有这时, 我才把一颗童心的隐喻画得更神圣。一方面想把自然原型偏离出的抽象组合直探内心深处涌动的欲望。另一方面对历史、文化和艺术传统中一切视觉形象进行自由取舍。范曾一直认为中国画状物言情, 必须依托于笔墨。笔墨之优劣则视画家书画功力的深浅有关。我们理解范曾“书画功力的深浅”, 主要指他“深”的造诣, 而这种“深”缘于他旗帜鲜明地主张古典精神的复归。范曾说古典精神的复归并不意味着复古, 而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 从人类自身的历史资源寻找最优秀的东西。范曾明确主张要让中国画向前发展, 并不只是借助外力, 不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只需从民族自身的优秀文化中吸收那些最精华的东西。比如老子、庄子那种感悟的哲学体系等等。
文化转换 篇5
语言选择与文化取向--解读谭恩美《喜福会》的语码转换功能
本文从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等角度探讨了<喜福会>中的“语码转换”功能.用社会语言学的标记理论和适调理论分析了<喜福会>中语码转换所揭示的`主题思想:两种语码分别代表的权势与地位,折射出母女两代人对中美文化传统和身份的不同态度和他们态度的转变.用语用学的顺应理论分析了作品中运用语码转换的艺术手段:填补英汉语言间的空缺、避免社会性的尴尬、刻画人物心理、反映民族特色、强化语气等.
作 者：何木英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南充,637002刊 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年，卷(期)：25(10)分类号：H319.5关键词：语码转换 文化取向标记理论适调理论 顺应理论
余隆 做不同文化间的“转换器” 篇6
采访当天，余隆刚下飞机，身上西装果然略为绷紧，反应力和语速却胜过在场年轻人。这位被称为“中国最忙”的指挥家，日程早已排到2016年。由他参与创办的北京国际音乐节（BMF）走过17载，在这个平台上，他是立规矩的人。但他也从来不吝于挑战和“破坏”规则。
有迷评价，“从德国学成回来，身上既有西方的东西，又通中国的人情世故。余隆的成功是两者很好的结合。”而他自己，则将他和同事的工作称为不同文化间的“转换器”。
《尼伯龙根的指环》
退回到1998年，今天发福的音乐家余隆还是个清俊青年。在中国人对于音乐节懵里懵懂的年头，留学德国回来的他自掏腰包，和 “小伙伴”曾伟一道启动了第一届BMF。他曾自嘲，“以前只有有钱人家的少爷才干这种事，书不念了唱戏去。随性，随性就有很多创造力。”
资深古典乐迷、撰稿人赋格告诉记者，尽管和国外音乐节仍有距离，BMF已可算是乐迷们难得的福利。“首先它的票价很亲民（绝大部分门票在50元至180元之间），又有优秀的音乐家和演出团体，在曲目的选择上也突破了国内常见曲目的限制。”
17年里，千名中外音乐家演出马勒的《第八交响曲》，歌剧《塞魅丽》、郭文景《狂人日记》首演，都是余隆至今感怀的画面。“最难忘的？还是2005年《尼伯龙根的指环》四联剧的首演吧。开幕头天，第一场奥迪sponsor。那天注定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它翻过了历史性的一页，《尼伯龙根的指环》终于在中国落地了。”有人说，到了演出《指环》的时候，已经在乐迷中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看歌剧、特别是看新剧目要到北京国际音乐节。
时空对话
第二届BMF，余隆专程飞赴纽约，邀请小提琴大师斯特恩重访北京，与李德伦成就“世纪绝唱”。香港乐评人周凡夫写道：“余隆会将音乐节的节目和生活紧扣，和历史紧扣。他生性便有很好的政治触觉，为此，他会重续斯特恩的访华之缘;会有柏林爱乐乐团重温二十六载旧梦，甚至第九届演出歌剧《茶花女》亦要和50年前在北京首演《茶花女》拉上关系。”
余隆会生出把《牡丹亭》和《奥菲欧》放在同时间演出的奇想。“汤显祖和威尔第是同一时代的剧作家。那个时代，全世界只有意大利和中国把唱、戏剧和音乐融合在一起，我们叫昆曲，他们叫歌剧。两者很相像，内容都和爱情主题有关系，又都是一种非常早期的音乐表现形式。把它们放在一起，大家看到了那个时代东西方文化的特别之处。”
他请过周立波在中山音乐堂做交响乐的“普及”主持;曾让谭盾指挥约翰·凯奇最实验的作品《4分33秒》 ;还破天荒地把古典音乐搬到三里屯商区。维也纳歌剧院艺术总监多米尼克·梅耶评价，“这样的事，总要有人去做，你们不去做，谁去做呢？”这些颇受争议的“余隆做派”，某种程度上和支持爵士乐的奥迪如出一辙：后者认为，Jazz是一种基于乐手互动以及个性的艺术形式，需要创新和进取的精神，正如该品牌所追求的价值一样。
“没靠私人关系”
能邀请来那么多优秀的外国音乐家，多少得靠自己广结的人脉吧？余隆断然否定：“我原来就没靠私人关系，经纪公司管他相应的艺术家，都是通过正常渠道。我们是中国这个行业走向职业化的创始机构。按国际标准制式走合同，谈行为的演出方式，就从这个音乐节开始。”
2008年BMF请来了德意志歌剧院上演《唐豪瑟》和《玫瑰骑士》。谈判从那之前两年便开始，细化到舞台、演员以及所有技术性的方面，包括集装箱的运输，舞台尺寸的设定，工作环境等等。“这有点像组装一个大的机械东西，精密仪器中间那螺丝钉掉了也不行。”
经营BMF的是艺术基金会，里面多是懂外文的年轻人，了解国际艺术市场，具有营销知识和经营能力，这些，恰恰是当时的艺术家和文艺院团最不擅长的。“你110V电和220V电在一块的时候，就必须要加一个兼容器才能过去，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士，可能就是转换器，给他转换过来这样。”余隆说。
刚启动时，国内企业没有赞助这类艺术活动的习惯，谈判很费周折。余隆说，很高兴遇到了视听觉如信仰的奥迪。从2005年支持BMF开始，两者已有10年之谊，《玫瑰骑士》在中国的首演也由该品牌支持。“奥迪传达的一些文化特质和我的追求比较接近;奥迪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听’的意思，跟音乐有着无限的关系，它自己也在做‘奥迪音乐季’等一系列的活动。奥迪能够连续十年支持音乐节是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因为赞助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认同和共同的创造。人生当中能够有这样的结合不容易。”说这话的余隆，神情严肃。
乐界“巴顿”
2000年成立中国爱乐乐团，初创时的“挖角”事件让余隆处于风口浪尖，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新锐乐团的号召力。
此事风波数年后终于平息。但爱乐掀起的风暴不止于此：所有演奏员公开试演，实施“军事化管理”。创团5年，他带领乐团举行了由奥迪支持的中国爱乐世界巡演，接着爱乐在梵蒂冈举办专场音乐会，被媒体称为“把中国文化带向世界的轰动事件”。2009年，中国爱乐获选英国《留声机》杂志评出的“世界十大最具感染力的乐团”，他至今认为那是最好的证明和肯定。
余隆上任上交艺术总监后，团员中“海归”增加到二三十个。他尽可能让团员接触不同风格和类别的产品，比如“演过全套马勒，贝多芬第一至第九交响曲也都走过一遍”。团员张欣介绍，上交有一个玻璃箱子，迟到的乐手须自动缴罚一两百元，余隆也不得例外。此前因原版谱涉及版权，价格高企，团员只能用手抄乐谱。在余隆过问后，谱务问题也解决了。
这类“细枝末节”的问题，恰恰是余隆最为关心的。他抱怨BMF的海报没处贴，直指售票系统的落后。“大剧院，不能买到中山乐团的票吧？住在石景山的人要来保利购票的话，多辛苦？很多观众是不上网的啊。售票互相之间的不兼容，里面问题很多。”
10年前《十面埋伏》工体首映礼上，主唱凯瑟琳·巴特尔迟到，观众齐“嘘”。余隆以扔掉指挥棒发泄不满。你以为岁月把他打磨得圆融些了。可此次采访时，听到“中国有一流乐手，没有一流乐团”的坊间评语，他突然激动起来：“中国爱乐是非常一流的乐团。这辈子有幸跟中国爱乐在一起，是特别荣幸的事情，这批音乐家也就出生在这个时代了，不会再有了。拿十个中国足球队跟我换，我都不换。”
商务英语翻译中文化信息的转换 篇7
关键词：商务英语,英语翻译,文化信息,转换,分析
一、商务英语翻译的语言特点
商务英语属于英语中的一个大的部分, 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 所以我们在对商务英语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先充分了解商务英语的特点, 在商务英语中, 它的英语语言要比其他的英语语种更加专业, 在商务英语的交流过程当中会用到大量的商务方面的专业术语, 而且在对文章或者信函进行翻译的时候还要了解一下这些词汇的文化内涵, 让人民能够有了解的时间, 因为有的时候较为直白地对信函或者文章进行翻译的时候有可能会偏离信函的本来含义。商务英语语言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 它不同于其他的英语语种, 有的英语是属于口语范围的, 说起来比较随意, 这类英语语言只是适合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但是商务英语不同, 商务英语是专属于商务领域的, 因此它的准确性要求非常高, 绝对不能够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因此, 在商务信函和商务合同当中含糊其辞是绝对不可行的, 在对其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将文化背景考虑进来, 这样才能够确保翻译的完整性, 而且商务英语的语言还要礼貌、得体, 也正因为商务英语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商务英语翻译当中文化的重要性。
二、文化信息转换概述
文化的转换最早起源于解构主义兴起的时候, 它主要是以解释哲学为主要的基础, 同时也是文化批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随着翻译重视程度的不断加深, 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和翻译对文化的转换现象逐渐突显了出来, 人们基于此种情况, 开始对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审视。文化的转换主要是指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非常注重文化这一方面的内容, 而且还会根据不同文化的传播和交流的特点对原文以及目标进行等值的转换, 最终达到成功翻译的目的, 这也是商务英语翻译文化信息转换的真正含义。
三、商务英语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影响
1. 商务英语翻译中文化差异的表现
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其语言文化的, 而这一语言文化也是整个国家人民日常生活、宗教信仰以及价值体系的一个综合性的反映, 文化会让不同民族的语言都能够呈现出其自身的特点。首先, 在商务英语翻译的过程当中, 词语的翻译是有很大差异的, 因为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人们在观察方式和思维转换上都是不相同的, 所以在英语的翻译过程当中就会存在翻译的不全面等问题。其次, 商务英语句子的翻译, 在国外的语言上比较强调的是客观层面上的陈述, 文本非常简洁, 整个文章中的感情色彩比较少。但是, 在我国的语言上是比较注重意向性, 并没有时态和语态上的变化, 整个文章的感情色彩比较重。
2. 文化差异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翻译文章的精确性, 由于国家和国家之间的风俗习惯是不同的, 所以在语言文化上就会有差异, 最终也就使这两种语言在翻译上会出现一定的差异。第二个影响是文化翻译对翻译中提出较高的文化素质要求, 说白了就是要求我们的翻译者要充分地了解语言国家的相关文化, 了解各个国家之间语言的差异, 最大限度地掌握相关的文化知识, 只有这样, 才能够确保翻译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商务英语翻译中出现文化转换的原因
1. 对颜色的不同文化理解
文化代表这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素质, 而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虽然是有一部分的共同点, 但是他们对颜色的感觉却是不同的, 有的地方甚至对颜色的感觉是相反的, 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其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比如说英国人将红色视为不吉利的颜色, 是血腥、残暴的象征, 而在我国, 红色却是非常喜庆的颜色, 中国人在结婚的时候都会穿红色的衣服, 而且中国人在经商的时候也会放红色的鞭炮, 预示开门红。此外, 一些西方国家会将白色视为纯洁美好的象征, 但是白色在中国人的眼中确实有不吉利的含义。这就是颜色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感觉, 说白了也就是各个国家的文化差异所导致的。
2. 对数字的不同文化理解
在西方国家, 十三一直都是非常不吉利的数字, 主要是因为十三对应的是圣经中耶稣的十三个徒弟, 第十三个徒弟犹大出卖了他, 所以十三一直都是西方国家所避免的数字, 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十三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数字, 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但是随着近几年受西方国家宗教的影响, 我国也在或多或少地避免着十三这一数字。此外,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九这一数字因为与长长久久的久同音, 所以在我国九通常被代表长久, 希望的是长长久久, 平平安安, 但是九这一数字在其他国家就没有这一层面的含义, 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时间较长的原因。其他的国家还没有延伸出这方面的含义。
文化的差异会受到社会制度以及历史等因素的影响, 有可能受文化差异的影响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比如说原来语句中所指的对象在翻译之后的语句中消失了, 不存在了, 造成这一情况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被直接忽视掉了, 这在大部分的商务英语翻译当中都会出现此类情况。再有就是原语中其文化在实际的概念上是有非常明确的实体的, 但是在翻译之后, 对这一实体没有加以区分开来。
五、商务英语翻译中文化信息转换的策略
1. 实施变通和直译的方法。
如果说形式上贴近的译文对所指的意义会产生误解的时候, 此时我们的翻译工作者一定要对译文的文字进行变通处理, 让翻译出的含义与译文的含义相吻合, 也可以保留直译, 但是在保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上脚注来解释有可能会出现的误解。
2. 对词汇进行适当的调整。
如果说形式上贴近的译文有可能会导致原文联想层面的误解, 那么就要对译文进行相应的调整来真实地反映原文所联想的内容。我们举个例子, 中国有一个名酒叫杜康酒, 这酒是以我国历史上的酿酒高手杜康的名字命名的, 如果将这酒的名字翻译成英语的话就是音译的Dukang, 一些英语国家的人们在见到这一名字的时候会将它与酒联系起来, 也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说杜康作为商标走向国外, 它的文化信息并没有走向国外去。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 将杜康酒的商标改为古希腊的酒神的名字Bacchus来作为杜康酒的商标, 这样的话, 文化信息就实现了很好的转换, 因为古希腊酒神的名字, 西方人基本上都是知道的, 这就和我国的人知道杜康是一个道理。
3. 对语篇进行调整。
一篇文章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语码, 因此要求我们的翻译工作者在词汇、语法以及语篇等多个层面都要做相应的调整。比如说Nike这一商标, 它在西方人的眼中代表的是吉祥的含义, 在我国被音译为了耐克, 作为一个体育的商标, 也表现着耐克体育用品耐用、高端的含义, 耐克一词可以说是比较好的翻译, 但是还有一层含义没有被翻译出来, 那就是英语单词Nike所包含的文化层面的信息, 在西方国家人们的心中Nike就是指的Nike女神, 但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这一层面的含义被忽视了, 出现了文化信息的丢失。此外, 出现差异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各个国家风土人情、民族地理的不同, 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要求我们的翻译工作者一定要在国外文化和自身文化中找到一个共通的点, 但是由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是不可改变的, 所以共通的地方非常少, 那么我们的翻译工作者就要尽量让两种文化接近, 以达到文化信息转换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曹瑞明.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与融合[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3) .
[2]陈宏薇, 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文化转换 篇8
1 电影语言的文化性
1.1 语言、文化与翻译
文化差异是翻译中的一大障碍。任何译者都必然会遇到它。这是因为不论笔译还是口译都是借助语言来完成的;而语言本身就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与容器[2]。而且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即“语言与文化的联系既多样又广泛。毫无疑问,学者、作家及社会活动家的写作活动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它对语言规范的发展有着影响。[2]”从翻译的角度来看,文化差异往往通过对两种不同语言文字的比较与对照得到真实的体现,而译者必须尊重各民族语言文化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各民族的适应度和可接受度[3]。如某部影片出现对白“He committed the seventh commandment”,如果翻译成“他犯了第七诫”,这样对有深厚西方文化社会背景的观众而言,估计不会有任何的麻烦,但是对普通的中国观众来讲,什么是第七诫,看不懂的。
1.2 东西方文化及语言差异
东西方文化渊源不同,导致两种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汉英两种语言都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所不同。形式上,汉语是以方块字为特征的表意文字,意形结合体,具有形象性和可解性。而英语是以字母为特征的表音文字,具有抽象性和不可解性。从内容上看,尽管汉英两种语言对某一事物或思想的基本释义有相同或相近之处,但是隐形内容的延伸及联想意义却是迥然不同的。例如,“red”在汉语中有“火红”“热情”的意思,而在英语中却有“革命”“暴乱”之义。因此,在进行电影翻译时不能按照英语的字面意义去翻译,而要根据语境、语义、语篇,通过直译、意译、缩译(即在翻译过程中舍其形而取其义,透过源语的表层结构直接道出其深层含义)等手法将源语翻译成中国观众所熟悉、所能接受的译语。例如,在《阿甘正传》中,小阿甘和珍妮在校车上相识,珍妮邀阿甘坐在她旁边,从此两人成为好朋友。阿甘独白了这样一句话,
From that day on,we were always together,Jenny and me like peas and carrots.She taught me how to climb。
译文:从那天起,我们总是在一起。我们形影不离。珍妮教我爬树。
这里,不可译成“像豌豆和胡萝卜一样”,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可在欧美国家中,豌豆和胡萝卜常用在一起做菜,原文用此形容两个人关系亲密,在译文中,只能改用意译,易于观众理解。
1.3 电影翻译中的跨文化交际
电影作为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综合艺术,一般取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或重大的历史事件。电影对白必然为电影的主题服务,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对白必定深深地打上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烙印。可见,在电影翻译中也存在汉语与英语相互影响的现象。电影作品的翻译在文化传播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语言翻译的功能是符号转换,就是把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符号[4]。翻译既然是沟通语言的桥梁,必然与两种语言及其所属的文化紧密相关,而语言本身与文化密不可分,因此翻译既是语言的交流,又是文化的交融[5]。文化与传播互为存在条件,翻译具有文化和传播的双重性,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5]。例如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将中国传统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让中国译员译成“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已成为翻译界之美谈,而美国动画片《米老鼠与唐老鸭》《白雪公主》以及《狮子王》更是风靡于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
2 动态—功能等效原则
奈达关于“动态等效”(dynamic equivalence)、后改称“功能等效”(functional equivalence)的翻译理论,对我国当代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所谓动态等效(即灵活对等)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接受语中用最贴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源发语的信息[1]。在动态对等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即不拘泥于形式对应。这一动态对等、灵活对等的翻译理论所提出的开放式的翻译原则,形成对中国传统译论关于静态分析翻译标准格局的一大突破。
奈达的翻译理论,归根结蒂,可以用译文必须让读者透彻地理解(complete intelligibility)来高度概括,只有让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达到透彻的境地才能最终求得动态的对等,让译文读者做出与原文读者基本一致的反应[6]。可以说,奈达是翻译史上第一个把社会效益(读者反应)原则纳入到翻译标准之中的。因此,如果译者遇到照原文形式直译容易使读者感到“笨重”或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就必须改变原文的形式,适当调整或改变形式是符合这一原则的。可见,“动态等效”既重视对源语信息的“忠实”(奈达曾提出要用“对原作意图的领悟”来代替“准确”、“忠实”等概念),又要求译语符合规范和习惯,在保持语义对等的前提下调整源语的形式。
在电影翻译的跨文化交际中,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注定了字幕对白原义与译文之间的偏差,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导致部分语义的改变和丧失。但只要能够在整体上忠实地传达原作意图和功能,使得观众在看懂字幕对白译文时产生类似原文的预期效果,就不失为成功的翻译。电影翻译中的信与不信,文学的成分要高于语言的成分,因为影片的艺术风格、时代气息、编剧和导演的意图都是翻译时要考虑的主要方面[7]。好的译文是根据源语言所处的具体语境,对其做恰当的改动和变更,使语言的前后连接更通顺合理,更符合中国观众的语言习惯和逻辑思维习惯,而不会破坏源语言的本义[5]。以影片片名的翻译为例,Titanic直译为《铁达尼号》,既和发音相似,又能表现出该船的庞大、豪华;Tarzan直译为《人猿泰山》,泰山和Tarzan的发音相似,又能表现出主人公的强壮、敦厚,为了避免误解,加上了“人猿”二字,准确地表明其特殊经历;而Gone with the Wind被意译为《乱世佳人》(原作被译成《飘》),都是对内容进行最佳概括,既能一目了然,又能引人入胜,实为翻译作品之佳作。
3 功能等效原则在电影翻译的跨文化信息转换中的运用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英文电影对白翻译中大量跨文化信息的转换对译者的文化素养和翻译技巧提出了挑战。本章将从形式和功能的角度来分析电影翻译中的跨文化信息转换过程,从而总结出在进行此类翻译的三种具体手段。
3.1 保留原片的语言形式,忠于电影源语的文化内涵
奈达曾声明:“任何信息可以用一种语言表达也就可以用另一语言表达,除非形式是这一信息最重要的成分。”多年来,翻译界一贯倡导的原则就是在形式和功能上都要最大程度的忠实于原文。根据功能等效的原则,译者就应该在目的语中最大程度的使电影对白从形式和功能上得以再现。若能做到这一点也就达到了最理想的功能等效。虽然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距,要达到最理想的等效非常之困难。要做到这点,译者必须具备较高的英语水平,要准确的理解英文原文,即电影翻译应准确理解原文,正确传达语意。如,电影《木乃伊归来》中的一句台词“He went out west”,从直译的理解来看,就是“他去西部了”或“他去西方了”。可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要结合电影的情况来处理。该影片中,这个提及的“他”,其实已经去世了,很显然,应该译为他已经死亡了,这样便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西方极乐世界有点不谋而合。
如果遇到翻译不通或不确定的地方应该仔细查阅工具书,弄清电影表现的社会文化背景,千万不能望文生义。若遇到涉及文化背景的句子,在翻译中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表现出很怪异的意思,让人摸不着头脑。电影《钢木兰》中有这样一句对白“An ounce of pretension is worth a pound of manure”,原译者译成:“一份自命不凡能够换得一份收获”。从表面看是正确的。但是原片中这句对白的背景是:谢尔比认为在自己的婚礼上,妈妈请了九个女傧而显得过于虚荣,于是引用了一位诗人的话来讽刺她,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一盎司虚荣能换得一磅大粪”。所以如果直接翻译,更能体现原作者对虚荣的痛恨之意。
3.2 保留电影源语的功能,填补隐含的文化信息
可是,由于两种语言及文化的巨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要使电影对白的转换达到百分百的对等并非易事。英语电影对白中常常含有英语俚语、典故、俗语,以此传递特定的文化信息,这样有时会造成译入语观众对剧情理解的障碍。由于不同国家之间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在源片中一些信息是隐含的,这些信息对共享同一种文化的人来讲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不同文化的人,这些不言而喻的东西有时却是费解的。这样,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需要进行选择性地填补,如,电影《乱世佳人》发生在19世纪中期,南北战争的爆发改变了女主人公Scarlett的命运。她在战争中葬送了她的第一任丈夫,一夜之间成为寡妇。在这之后的一个募捐舞会上,一直钦慕她的男主人公Rhett戏弄她说:“The war makes the most peculiar widow.”(战争造就了最特别的寡妇)随后Rhet提出捐150美元,条件是要Scarlett作他的舞伴,主持人说“She will no consider it.”而Scarlett却出人意料地应邀而舞,下面是Rhett和Scarlett在跳舞时的一段对白。
RHETT:We've sort of shocked the Confederacy,Scarlett.
SCARLETT:It's a little like blockade running,isn't it?
RHETT:It's worse.But I expect a very fancy profit out of it.
SCARLETT:I don't care what you expect or what they think,I'm gonna dance and dance.Tonight I wouldn't mind dancing with Abe Lincoln himself.
瑞德:我们让那些联合政府的人大吃一惊了,思嘉。
思嘉:这有点像突破防线,是吗?
瑞德:也许更糟,但我想从中得到更可观的收益。
思嘉:我不管你想得到什么,或者他们怎么想,我要跳舞,跳舞。今晚就是和亚伯拉罕·林肯跳也不要紧。
如果我们不了解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清教传统和当时南方的社会背景,就根本无法体会Rhett的世故和辛辣,以及Scarlett对传统的叛逆和勇敢。
3.3 改变原片文化信息的形式以适应观众的欣赏习惯
形式固然重要,但功能还是优先于形式。好的形式能更有效、更充分的传递功能。在翻译研究中,一向强调要忠实于原文功能,这是一定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但要做到忠实于形式却仿佛难得多。在以上两种情况中,无论形式是被保留还是被改变,功能意义都得以表达。可是,在多数情况下,由于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我们要不得已舍弃原文的形式。可见,译者放弃原文形式而表达出其功能是更适合目的语读者的。从而,选择摒弃原文形式,而创造另一种新的形式,以保留原文最基本的功能。
电影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是较难处理的,源片中可能会有很多特定文化意义的词语,是译语文化中较陌生、难于理解和接受的,这时就要求译者对特定文化进行消化和选择性再现,及时有效地使译文与观众沟通,满足观众的情感需要。例如:
Please come here.I beg.In the name of Christ.(选自电影Brave Heart)
请过来吧,求你了,快点吧/过来,过来,过来吧我的小祖宗!
原文的末尾是请求或命令的强势语,与基督或基督教没有丝毫关联。再看字幕翻译:“请过来,我求你,以基督的名义。”我国的主流文化是非宗教文化,难怪这样的译文不地道。叫孩子“小祖宗”倒可以,《红楼梦》里贾母等人就是这样叫宝玉的。
4 结论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是翻译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它既重视对源语信息的“忠实”又要求译语符合规范和习惯,在保持语义对等的前提下调整源语的形式。在动态等效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即不拘泥于形式对应。
电影作品翻译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的翻译,它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是一种语言与文化的再创造过程。译者在进行电影翻译时必须关注跨文化之间的信息转换,从观众欣赏的角度出发,结合一定的翻译技巧,根据电影的文化特点和具体的语境、在接受语中寻找和源语信息尽可能接近、自然的对等话语,从而尽可能完美地再现原作意图和功能。
参考文献
[1]Nida,Eugene A.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58-61.
[2]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28-29.
[3]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33-34.
[4]谭载喜.奈达论轮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38-39.
[5]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101-103.
[6]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86-87.
文化转换 篇9
一、英语翻译中跨文化视角转换概述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并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英语翻译不仅需要语言的转换,还需要译者进行两种不同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准确的翻译。现阶段受文化背景差异的影响,英语翻译本身具有较大的难度,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并结合文化的发展,促进语言翻译的发展,结合不同地区的语言习惯让译语更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通过转换表达方式,实现跨文化视角下语言文化的转换。另外,语言的表现形式是复杂多样的,译者应该选择合适的转换表达角度,让译文内容与读者的语言习惯相一致,确保读者能够正确理解原文所要表达的意义。通常情况下跨文化的视角转换包括正反转换、虚实转换,前者是最主要的视角转换方式,通过正反转换才能够不同的角度传递同样的信息;后者则是通过虚实叙述的相互转换以尽可能少的语言表达译文内容,这一过程中译者还必须注意减少语言特点差异可能造成的翻译错误,影响译文的翻译效果。由此可见,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必须重视文化对语言的影响,高度重视跨文化视角的转换。
二、中外文化的差异性
语言的发展深受文化环境的影响,文化的差异直接导致了语言的差异,中外文化的差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地域文化存在差异,地域文化是特定区域内包含的独具自身特色的文化传统,包括了地方民俗和传统习惯等等。地域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比如,英汉另个民族的语言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地域特点,所以英国人阅读中国的诗词都会存在理解上的失误。为此,在英语翻译译者应该重视地域文化的差异性,选择科学的翻译方法,以提高英语的翻译效果。其次,历史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的民族历史发展背景各不相同,而历史的发展会直接影响语言的发展,中国和国外很多国家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差较大,所以中国的很多谚语和习语中包含了很多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往往是翻译的难点,需要译者了解汉语真实的历史文化背景,以采用合适视角转换,准确的进行翻译。最后,文化背景的差异较大。翻译本身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要想实现好的翻译,就需要熟悉不同的文化差异,为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了解语言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让翻译的内容更贴切,更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
三、英语翻译中跨文化视角转换的翻译技巧
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语言翻译本身就是实现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促进文化之间的沟通,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加深语言文化交流。语言的翻译主要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等,跨文化视角转换的翻译技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首先,注重采用归化策略。所谓归化策略是指将文化中存在的差异转换为读者可以理解的文化表达方式,让译文内容更符合读者的语言习惯。在英语翻译中译者经常会遇到语言文化差异较大的问题,对此可以采用归化策略进行翻译,科学处理句式和语言成分。比如,在主语的表达方式上,汉语表达习惯是以人作为主语,英语的主语大都是物,所以在英语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将主语进行转换,另外,在人称的翻译过程中,西方人更注重谦让,人称的排列顺序一般是第二人称最先,最后是第一人称,对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应该注意进行适当的转换。词类转换翻译技巧也属于归化策略;在跨文化视角下转换翻译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对于很多正面翻译无法实现的译文,译者可以选择采用反面翻译,也就是说,对肯定的表达可以采用否定的翻译方法,确保译文更加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更利于读者理解。另外,在词类转换的翻译过程中,译者还必须注意英语和汉语的词语搭配习惯,采用词类转换的方式让译文更贴近读者的语言文化环境。
其次,译者可以采用异化策略进行翻译。英语翻译不能够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还必须考虑特定的语言文化背景,进行适度的语义翻译,这时候就需要译者采用异化策略进行翻译。异化策略包含了正反词、相悖语态等形式,所谓正反词的翻译策略是指利用词性的灵活性开展翻译,完善译文;相悖语态翻译是翻译中常用的翻译技巧,主要是通过改变翻译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来表达原文内容,以保证译文能够符合读者的语言习惯,提高译文的连贯性。
四、结语
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交流的桥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熟悉掌握语言翻译方法和技巧,更要考虑两个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差异。译者在充分尊重原文语义的前提下,实施有效的翻译;在理解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通过跨文化视角转换的翻译技巧实现两种语言之间的有效沟通,促进不同国家文化的相互交流。
参考文献
[1]高帆.英语习惯用语的差异性翻译[J].新课程(教育学术).2011(03).
文化转换 篇10
我国著名的旅游景点老龙头作为万里长城的入海处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但是很多慕名而来的英语国家的游客都会很惊讶的看着宣传牌, 因为上面的英语翻译是“TheOldDragon'sHead”。中华文化里的龙和西方文化中的dragon有着截然不同的形象和喻义, 中国的龙与西方的Dragon在来源、神性、意蕴、功能等方面多有不同, 中国龙取象广博, 形态神奇, 主要象征和谐、正义与吉祥;西方的Dragon取象窄狭, 外貌丑陋, 主要代表魔怪、邪恶。由此我们处理此类文化意象词语的翻译时必须注意目标语读者的可接受性, 又要兼顾原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中国是个文明古国, 龙在汉语里几乎无处不在, 我们自称为龙的传人, 是因为中国龙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 因此, “望子成龙”常常被翻译成“tolongtoseeone'ssonbecomeadragon”而“亚洲四小龙”却通常译为“thefourAsiantigers”。诸如此类有关中国龙的英译, 均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龙的形象进行了转换, 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中遇到了文化缺损这一难题而作出了无奈的妥协。与此同时译者还有策略的进行了挽救出现形象转换现象句子的翻译。
二、运用异化归化翻译法解决文化缺损问题
(一) 归化翻译法
归化翻译法是指抓住原文语用意义, 从目的语中选取与原文语用意义相同的表达来翻译。
归化翻译法侧重目标语读者的可接受性, 实质上是将原语文本纳入到目标语文化体系框架下进行转换, 最大限度地打破文本的地域性, 使得译文容易为目标语读者理解和接收。然而, “归化”是将一种文化中的独特成分转化为另一种文化中人们所熟悉的内容, 表面上避免了文化冲突, 实现了文化的交流, 实际上这样就往往造成了对原语文化的损害, 从而不利于文化之间的渗透与融合。
(二) 异化翻译法
异化翻译法是保留原文的表达结构和表达方法, 甚至包括形象, 将异国文化的表现法介绍到目的语中转换方法。虽然异化翻译法可能会由于文化上的空缺导致暂时的不可理解或难于接受, 但是从长久的角度来看, 交流和融合是迟早的。例如, 汉语中的一些词语随着我国文化对外传播力度的增加而逐渐融合到其他的语言之中, 成为它们的“外来语”。如英语中的papertiger纸老虎;longtimenosee好久不见。而随着我国的不断对外开放, 汉语中也接纳了很多英语的表达方式, 例如:因特网internet、迷你裙miniskirt等等。这些翻译丰富了各国的语言和文化, 加快了语言文化的渗透与融合。
三、运用音译意译音义俱存进行翻译过程中的形象转换
在翻译过程中, 由于不同民族在历史地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上都各不相同, 因此许多事物的形象在不同的语言中就有差异。例如英语中的“asstrongasahorse”就是用马来代表身体强壮的形象, 而汉语里相对应的就是“身壮如牛”。既然英汉两种语言中事物的形象存在差异, 那么在英汉互译时就要处理好形象的保留与转换有的可以直接引进以保留原汁原味;有的却要适当归化, 即进行必要的形象转换, 以免译文读者产生误会或不适当的联想;有的只能干脆放弃形象, 代之以其他的翻译。如果勉强为之, 往往会弄巧成拙, 事倍功半。翻译中的形象转换大致有一下两种:一是音译意译, 二是音义俱存。
(一) 意义俱存
由于英汉语言和文化的丰富多彩, 原文中有的形象要么具有极强的民族特色, 要么隐喻含义很深, 在目标语文化中均无法找到对应物, 这时就不得不使用音译, 或者意译, 或者音译意译结合, 以求达到交流的目的。比如现在我们在提到身边无处不在的微型事物的时候都喜欢用“迷你”两个字, 那是因为miniskirt刚刚流行的时候, 中国根本就没有此类事物, 只好部分音译部分意译地翻译成“迷你裙”, 结果这样的翻译至今还大受欢迎, “迷你汽车”“迷你电话”层出不穷。当然, 这类音义俱备的译例只是少数, 要译者时常做到实在是勉为其难。所以对于在翻译另一种文化中原本没有甚至本身就是新事物时, 普遍采用音译法。
(二) 音译意译
音译其实就是将语言根据其发音转换成目标语言的一种方法。比如kungfu功夫;hacker黑客。再比如新浪科技讯2006年11月18日消息, 龙芯处理器的英文名称已定为“Loongson”, 产品今后在业界将以Loongson品牌推广, 而在学术界会继续使用Godson。Loong为中文“龙”的音译, 先前龙芯的英文名称Godson曾被国人根据发音亲切地称为“狗剩”。这就是意译的一种真实的体现, 而对于能够在目标语文化中找到相似隐喻含义的表达法时, 通常采用意译法或归化翻译策略灵活地转换原语, 从而达到原文和译文等值的效果。比如WhatmillionsdiedthatCaesarmightbegreat (原意为无数士兵之死换取了凯撒的荣耀) 译成“一将功成万骨枯”, 不仅形神相似, 而且语气有力兼顾了语感美
参考文献
[1]宋德生.老调新弹———“望子成龙”英译的新思考[J].中国翻译, 2000 (4) .
[2]高永伟.译“龙”亦译“虎”———谈翻译应遵循译入语习惯[J].上海科技翻译, 2000 (4) .
[3]罗选民.论文化?语言层面的异化?归化翻译[J].外语学刊, 2004 (1) .
文化转换 篇11
如果说在主流政治领域，侠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精神资源，发挥着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先锋作用，那么，在更为广大的社会文化领域，晚清同样弥漫着一股浓浓的侠文化风气。
晚清社会的侠文化风气，仍然可以从世俗和先锋两个层面来看。在世俗层面，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文康《儿女英雄传》刊行和光绪五年(1879年)石玉昆的评书《三侠五义》出版之后，对于侠骨柔情的人格想象，对于清官义侠的政治想象，成为当时社会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的想象出路。为什么在改良派和革命党人那里，都有对侠的深厚感情?这是与当时整个社会的侠文化风气密切相关的。
但是，无论《儿女英雄传》也好，《三侠五义》也好，都是封建政治愚民式的主流文化。当新世纪的曙光到来之时，尤其是在谭嗣同和秋瑾先后“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后，侠文化就被时代潮流从封建辅助提升到了革命先锋的高度，为后来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做了充分的社会政治现实和文艺文化现实的铺垫。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他素来所崇尚的墨家游侠精神和日本武士道侠义精神基础上，伴随着他的“小说界革命”，梁启超开始了对于中国侠文化的现代改造，并成功地将“游侠”、“义侠”转换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武侠”。
贰
20世纪以前，并无作为专有名词的“武侠”。“武侠”作为专有名词，始自日本。1900年，日本科幻小说的鼻祖押川春浪发表《海底军舰》，描写俄罗斯南侵，一批日本志士在海底制造军舰，复兴帝国。到1907年，他写成了一个系列共六部小说，包括《海底军舰》、《武侠之日本》、《新造军舰》、《武侠舰队》、《新日本岛》、《东洋武侠团》，总名之为“武侠六部作”，而从1902年该系列第二部《武侠之日本》开始，就着力描写了日本民族性格中的武侠精神。到1914年押春川浪去世，他在14年间共创作“武侠”小说18部。在《武侠之日本》中，主人公柳川阐述“武侠”的内涵说：“‘武侠’是为维护自由、独立和人权而彻底对抗压制的精神，也是保护弱者的精神。为自己的利欲侵犯他国和别人的权利，这就是‘武侠’的大敌。”建立在反侵略、反强权基础之上的“武侠”精神，也正好适应了中国在近代外忧内患之中奋起自强的需要。
梁启超在东京从中国传统资源和日本域外借鉴中寻求改良出路，撰写了《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将侠义源流上溯到孔子。同时，一些小说序跋和评论也开始使用“武侠”一词，尤其是在对于《水浒传》的近代引申中最为突出。如1904年卧虎浪士为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作序说“《水浒》以武侠胜，于我国民气，大有关系”；又如1905年定一在《新小说》第十五号《小说丛话》栏目中称《水浒》“遗武侠之模范”，并具体解释为：“施耐庵之著《水浒》，实具有二种主义”，一为“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即民主主义；二为“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浣之祸”即民族主义。
虽然押川春浪的作品在日本被视为科幻小说，但和西方科幻小说基于科学精神不同，押川春浪的思想文化基础是日本固有的武士道精神和从中国借鉴而来的游侠精神二者的结合，因此他将其作品命名为“武侠”，即“武士+游侠”的简称。武侠产生于特定的时代氛围之下，对于日本来说，是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在忧患中对强国之路的探索。日本变法成功，无疑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榜样，因此武侠也就成为中国传统近代转换的成功范例，被迅速引入中国。
叁
武侠和睨清的本土侠文化资源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清官义侠强调的是道德，儿女英雄强调的是情怀，武侠则强调了用武力来行动，来促成“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革命党人就是典型的武侠，江湖帮会也纷纷投身到革命外围，武术之风作为摆脱“东亚病夫”耻辱而重树民族自尊也在社会上得到普遍推广，并直接促成了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诞生。
清朝统治者为了防止汉人造反，从清初就严禁民间练武。民间武术多以江湖帮会和民间宗教的形式秘密存在。直到19世纪末，八国联军入侵，义和拳才借抗击侵略的名义形成大规模的群众练武运动。但是，义和拳本身有诸多迷信成分，并非能够和侠文化接轨的武术。直到1909年，霍元甲在上海创办“精武体操学校”，把世代相传的“迷踪艺”公开传授，以武术教育为主要活动，倡导“尚武强国”，这才形成具有现代意识的“武侠”武术。
随着武术的普及和游侠精神的张扬，现代武侠小说在“武侠”概念进入中国近20年后，以《江湖奇侠传》的传统形态和《近代侠义英雄传》的现代形态在平江不肖生笔下同时出现，而平江不肖生兼具双重身份，他既是武术家又是小说家，既有日本留学背景又有湘西乡土背景，因此，武侠小说在他笔下的呈现，就具有传统和现代的双重意义。《江湖奇侠传》的宗旨就是要写那些奇奇怪怪的事迹和人物而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理；而《近代侠义英雄传》，第一回即以谭嗣同的狱中绝命诗，引出小说的宗旨，“本是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包括了大刀王五、霍元甲等近代著名的武者和游侠，但作者也清醒地明白时代变迁中的社会现实真相，所以，他在第七十五回中又借霍元甲之口说：“现在打仗全用枪炮，能在几千里外把人打死，纵有飞天的本领，也无处使用。”这是高估游侠的血的教训，正如上文所述，大刀王五营救光绪失败，反而加速了慈禧的反攻倒算。到这一步，武侠就不得不退居为一种文化人格与文化想象，武侠就不得不退出具体的社会实践层面。
也正是从这里出发，中国侠文化得以另辟蹊径。作为侠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剧作为具有充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大众叙事形式，曾一度面临被文坛扫地出门的“灭顶之灾”，由于梁羽生与金庸的崛起，武侠小说中出现了武林至尊笑傲江湖的鼎盛局面。而金庸是武侠小说公认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他对武侠小说进行了现代化转换，使武侠小说的文体意义得到极大提升。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郭靖，历史上也确有其人，《宋史》卷四四九就有他的传。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四川守将吴曦叛宋的时候，郭靖是高桥地方的一个“土豪巡检”，他与众人被吴曦驱至白崖关(在今陕西洋县境内)时，对弟弟郭端说：“吾家世为王民，自金人犯边，吾兄弟不能以死报国，避难入关，今为曦所逐，吾不忍弃汉衣冠，愿死于此，为赵氏鬼。”遂投嘉陵江而死。历史上的郭靖，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义士”，而在武侠小说中，他成了一个江湖上的“大侠英雄”，而且还在小说中成了具有历史高度的“民族英雄”，成了“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文化转换 篇12
一、英语翻译中跨文化视角转换的基本介绍
语言不仅是社会现象, 同样还是文化现象, 可以说语言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因而英语翻译并不只是语言的转换, 其中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转换。由于文化背景等差异, 英语翻译的难度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一些翻译学家表示读者对语言翻译工作的影响比较大, 因而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除此之外, 文化的发展会促进语言的发展, 不同地区的语言在居住环境以及生活习惯的影响下有着自身的独特特点, 为了使得译语更加符合读者习惯的语言表达方式, 在英语翻译中就需要进行表达方式的转换, 这就需要在跨文化视角下来完成。语言在表现形式上是复杂多样的, 其差异也较为明显。视角转换就是译者在不涉及文化背景的情况下, 用目标语来重组源语信息, 运用转换表达角度的方式来使得译文和读者的语言习惯相一致。在跨文化的视角转换中主要包括正反转换和虚实转换两种形式, 其一是正反转换, 这也是最为主要的视角转换方式。汉语和英语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传递同样的信息, 可以采用正反转换的方式来实现转换。其二是虚实转换, 英文的虚写需要实译, 或者是实写的地方需要虚译, 这样就可以尽可能的较少语言特点的差异所带来的翻译错误, 保证译文的效果。在英语翻译过程中, 跨文化视角转换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二、中外文化存在的差异
1.地域和自然环境存在的差异。地域文化是影响语言表达的重要因素, 地域文化就是指在特定区域内具有自身特色且至今都发挥着一定作用的文化传统, 主要包括地方民俗和传统习惯等。一般而言, 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稳定性, 不同环境下的人们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地域文化对说话方式的影响是不容忽略的, 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 人们会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认知。对于英汉两个民族来说, 其语言也带着浓厚的民族色彩。比如地理特征上的差异使得英国人在理解我国一些古诗词的时候存在一定的偏差。从深层次来说, 一些事物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会有着丰富的延伸含义, 但是当其处于另一种语言文化中就无法体现其本质含义。面对这种情况, 在英语翻译过程中, 需要注重不同民族的特点以及地域文化的差异, 这样才能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 保证英语翻译的效果。
2.社会和历史背景存在的差异。社会历史背景存在的差异会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 在历史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对语言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不同的国家其社会历史背景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对语言表达方式的影响更为明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中国和国外一些国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截然不同。中国人注重综合性的思维, 也就是整体的和谐, 因而也就形成了流水型的句式结构;但是西方国家强调分析型的思维方式, 于是就形成了树杈形的句式结构。这种差异在谚语和习语中是更为明显的, 因而要想准确的翻译源语, 就需要对源语和译语的文化背景有着正确的认识。作为译者, 要想译文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 需要采用视角转换的方式, 根据实际的翻译情况和母语的语言表达习惯, 在翻译的时候对原文进行相应的调整, 使其更加符合翻译的要求。
3.文化背景存在的差异。翻译的实质是两种文化的交流, 因而要想成功的完成翻译工作, 熟悉文化之间的差异显得更为重要。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差异使得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 这也是文化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在翻译的过程中, 需要运用一种语言将另外一种语言所表现的含义重新表达出来,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就决定了翻译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学习一门语言的时候, 需要相应的了解其背后的文化, 这样才能真正的理解语言中蕴含着的独特文化。对于英语翻译来说, 只有了解文化背景的差异, 才能让翻译的内容更加贴切, 有效的克服和解决文化差异也是英语翻译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但是要想实现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对等比较难, 跨文化视角转换的作用就逐渐凸显出来。
4.生活习惯和习俗存在的差异。习俗文化主要指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由民族风俗习惯所形成的文化,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打招呼等日常活动中的习惯也有着一定的差异。英汉在生活习俗方面的差异比较多。例如在汉语中, 熟悉的人见面打招呼会客套说“你吃了吗”等, 这在汉语中并没有很深的含义, 但是在西方文化中, 如果问“你吃了吗”常常会引起别人的误会。因而将此情景转化为西方语言则应该用到“how are you”等问候语。这种差异就是由于生活习俗的差异所引起的, 因而在翻译的过程中不能直接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翻译, 需要考虑当时说话的情境以及两种风俗习惯之间的差异。
三、英语翻译中跨文化视角转换的翻译技巧
文化对于语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翻译的实质是语言之间的转换, 也可以说是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翻译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增加译文的可理解性, 减少因为了解错误所造成的沟通障碍。语言的翻译主要是语音、词汇以及语法等三方面的翻译, 而跨文化视角转换包括广义和狭义, 广义的视角转换包含的内容是较为全面的, 而狭义的视角转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传达相同的含义。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主要采用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 主要包括形象转换、虚实转换、修辞转换以及词类转换等。
1.跨文化视角转换的归化策略翻译技巧。归化策略就是指将文化中存在的差异转化成目的语读者熟悉的文化表达形式, 也可以说是从源语相反的角度来传递相同的信息, 让读者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异曲同工的趣味, 使得译文更加符合读者的语言习惯。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 常常会碰到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文化差异十分悬殊的情况, 因而要想让读者更容易体会语言中的深层含义, 需要采用归化处理的方式对语言中的成分和句式进行转变。
(1) 物与人和人与人的视角转换。中西方文化在语言表达习惯和表达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首先是主语的表现方式上, 汉语中主要是以“人”为主语, 而英语中的主语主要是“物”, 因而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就需要进行主语的转换才能保证源语言的本质含义。其次是在人称的翻译上, 西方人十分注重谦让, 因而其顺序一般是: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第一人称, 但是在承担责任和承认错误的时候会将第一人称放在前面。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的时候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转换。最后就是亲属称谓, 西方国家的亲属称谓比较笼统, 而汉语中则分的十分仔细, 因而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注意人物之间的关系。
(2) 词类转换的翻译技巧。在跨文化视角转换翻译的过程中, 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因而对于正面无法翻译的情况需要从反面翻译, 或者反面不能翻译的情况从正面来翻译, 一些肯定的表达采用否定的翻译方法, 否定的表达采用肯定的翻译方法, 使得译文更加符合读者的语言习惯。而在词类转换的翻译过程中, 经常会采用这种正说反译法或者是反说正译法。在英语翻译中, 根据英汉之间语言习惯和词语的搭配习惯来进行语言的转换, 可以使其更加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
(3) 句式转换的翻译技巧。在英语翻译中, 句式的翻译是主要的部分, 而对于一些特殊的英语句式来说, 在翻译的过程中其难度是比较大的。例如英语中常见的倒装句、祈使句和省略句等, 这就要求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要选择合理的方式使其更加符合源语所要表达的含义。
2.跨文化视角转换的异化策略翻译技巧。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 不能只是进行简单的语言转换, 还需要考虑特定的语言文化背景, 因而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采用与之相异角度的方式来进行语言的转换, 也可以叫做语义翻译。语义翻译就可以采用异化翻译策略, 以此来实现两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转换, 在异化翻译过程中主要包括正反词和相悖语态两种形式。
(1) 正反词的转换翻译。在跨文化视角翻译的过程中, 需要充分利用词性灵活性的特点, 采用正反词的方式来进行转换翻译。这种翻译的主要优势就是解决翻译中句子不通顺的情况, 完善翻译效果。作为翻译者需要根据原文所表达的真正含义来进行语言的转换, 同时还需要注重译文的流畅性。除此之外, 由于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 可以运用否定式表达出原文的相同含义。正反词的转换翻译可以有效的保持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独特性, 译文也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
(2) 相悖语态的转换翻译。在英语翻译的过程中, 关于语态的翻译是比较常见的。例如对于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的翻译, 汉英的主语和谓语的位置有很大的区别, 汉语中比较习惯于运用主动语态, 而汉语中主要采用的是被动语态。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注重目的语的用于习惯, 提高翻译的准确性, 同时也更能保证译文语义的连贯性。
参考文献
[1]高帆.英语习惯用语的差异性翻译[J].新课程 (教育学术) .2011, 1 (03) :56-57.
[2]柴秀智.道桥专业英语语法翻译特点与技巧探究[J].中国校外教育.2010, 4 (S2) :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