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PX事件（共6篇）
宁波PX事件 篇1
所谓网络舆论危机就是指由于不利的或负面的网络舆论占领了舆论阵地的主导地位, 从而使政府、相关组织或当事人处于困难关头的现象。1由于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速度极快、范围甚广, 一旦政府成员或机构做出不适当的行为, 便极有可能引发政府网络舆论危机, 将政府推向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 如果处理不当, 很有可能严重损害政府形象, 削弱政府的公信力, 使政府体系受到来自公众的极大挑战。2
1. 政府处理事务透明化很重要。
中国式权力太傲慢, 越傲慢, 越孤独, 它像一个患了严重自闭症的巨人, 已不懂怎么跟社会交流, 让社会帮助它, 它那么强大冷僻, 民众对它充满恐惧。3中国式政府决策不透明, 这是一切网络舆论事件的往来根源。宁波PX项目作为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 这一上升到地区发展战略的决策从一开始项目落地, 并没有公布相关项目信息。直到项目公开后, 宁波镇海人民才知道自己的居住地旁边还有这样一个危险的化学“炸弹”, 鉴于厦门PX事件以及大连PX事件的认知, 这不免让宁波镇海人民谈“PX”色变, 因此毫无疑问地遭到当地人的连续抗议。宁波PX事发之后, 宁波官方媒体失语, 俗话说“洪流宜疏不宜堵”, 堵口于事无补, 只会让“不明真相”的民众更加依赖网络等媒体, 随着越来越多的网友参与到事件的热议中, 大量转发该消息, 从而酝酿成更加严重的网络舆情, 这样政府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难免更加被动。
2. 民众民主干预程度越来越高。
到2012年7月中国网民规模超过5亿, 网友参与网络热点事件已是民意表达的一种方式, 是时下地方政府政务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2012年10月27日, 宁波政府发布决定听取民声民情的通知, 这一话题在宁波政府官方微博上有超过3万条转发, 近2万条评论;10月29日, 宁波政府发布“宁波市政府决定放弃PX项目”, 该话题在半天不到的时间里, 有超过25万网友参与和超过1万条评论。4因此此次宁波PX项目之所以被叫停, 跟网络舆情的民意表达民主干预是分不开的。因而也不难看出, 其实地方政府今后应该把一些行政决策及时告诉给全社会, 邀请网民参政议政, 让广大网民参与到这样的问题的决策中来。地方政府将自己的工作事务公诸于众, 增加地方政府处理事务的透明度, 让更多的网民关心和参与到这一系列事务工作中来, 把权利还给网民自己, 这本身也是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部分。
3. 及时全面地公开信息很重要。长期以来, 信息的供
需矛盾始终困扰着对网络舆情事件的处置。一方面, 网民迫切需要了解事件真相;而另一方面, 真实信息的提供又总是短缺, 导致网民不得不借助于网络上的碎片化信息去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事实。当网上很多所谓传言一再被证实为并非捕风捉影, 而官方却不曾公布半点事实端倪时, 网络舆论产生的巨大压力将会致使地方政府难以有招架之力。相比2009年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 成都市政府之所以能有效掌控舆论, 临危化险为夷, 关键是当地政府及时得当应对。6月5日事发仅2小时, 成都市政府抢在第一时间召开首场新闻发布会, 并且当天连开三场发布会, 不断公布伤亡、救治、现场等情况, 让真相赶在传言前边跑。6日的第四场发布会主动回应市民有关疑问, 使质疑声音减弱。7日的第五场发布会认定“有人带油上车”, 网民转而追查纵火者, 民众的思路和情绪与政府逐渐合拍。5当涉及群众利益的公众事件真相及时地原原本本揭示给群众, 换来的恰恰是享有知情权的民众的理解、谅解和支持, 网络舆论自会失去根基, 谣言也就自然失去了市场。
4. 注意沟通引导网民舆论走向。
古人云, 得民意者得天下。面对强权的地方政府和蛮横的执法部门, 民众的声音有时被熟视无睹, 网络诉求的声音只是发上来, 大多数却得不到官方的回应。在宁波PX事件中, 宁波官方微博“宁波发布”以及镇海区官方微博“镇海区政府”面对网友的数十万评论鲜有回复。关于宁波PX事件的帖子转载各大论坛, 只见网民的同情性回复。如何把舆论监督权力还与人民, 逐步推进民主建设怎能熟视无睹?只有建立网络草根民主代表机制, 加强与网民的沟通, 让网络民意有建议和诉求的帖子可以得到地方政府专门机构回复和解答, 敢于面对网民的监督, 只有这样, 才有机会利用网络这一公共讨论的载体在公众面前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公众舆论的生成过程中塑造一个民主健康的政府形象。
结语: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网络舆论传播的速度和广度, 与过去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公众除了看到网络世界对现实事件的影响之外, 还会特别注意地方政府在应对上的态度和水平, 真诚、坦率、技巧、时机等都是能赢得人心和信任的元素, 如何利用网络这种工具解决危机事件, 还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并不断总结改进。■
参考文献
[1]引自吴振新, 张智雄, 郭家义《数字信息资源长期保存技术策略分析》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06年4月
[2]引自许宁《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论危机问题研究》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03月
[3]引自李承鹏《自闭的巨人》
[4]引自人民网舆情频道《舆情解读:墙, 推倒了就是桥》
[5]引自人民网舆情频道《2009年上半年十大地方热点舆情事件》
试论“PX事件”与民粹主义 篇2
这几次风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公民意识的觉醒”, 民众如何动用新媒体资源与传统媒体进行“话语博弈”, 藏匿其中的“民粹主义”倾向是否为政府所重视?
这几个问题是本文讨论的焦点。
一、抗争成为“模式化表演”
无论是在互联网上, 还是在学术界, 这一系列PX抵制事件往往被看作是公民意识崛起、追求权利回归和民主政治参与的群体实践, 很多人借用了查尔斯·蒂利及西德尼·塔罗关于“抗争政治”的分析框架。
所谓抗争政治, 它指的是这样一些互动, 在其中, 行动者提出一些影响他人利益或为共同利益或共同计划而导向协同努力的要求;政府则作为所提要求的对象、要求提出者亦或第三方面介入其中。
查尔斯·蒂利及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一书中将抗争事件分为“动员”与“遣散”两个过程, 并且“动员”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 又可以将“动员”分解为一系列的机制使用, 并可按照逻辑顺序将其串联成为:
界限激活———传播———居间联络———协同行动———合法性确认的过程。
在这五次事件中, 民众对地方政府拟建PX项目的恐慌, 对PX项目的想象, 激活了官民之间的“界限”, 各种民间“意见领袖”线上线下的传播以及大量网民在微博、论坛的发言, 最终导致了“网上千呼万唤, 不如街头一站”的情况发生。
然而我们发现, 历次“PX抵制事件”中的网络言论和手机短信存在明显的激化、放大PX危害的情况。
以厦门PX事件的一则短信为例, “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 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 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
“原子弹”、“白血病”、“畸形儿”等字眼营造了一种恐慌氛围, 极尽夸大了PX的危害, 从而为后面的行动创造了一种心理认同。类似的短信在各地抵制PX事件中均有出现, 共同的话题则建立了潜在的反PX行动者之间的联系, 使得最终能够形成一场人员规模浩大的反PX协同行动。
另外, 新媒体的广泛使用不仅使得线下的抗议行动因其范围广泛及迅捷的号召能力而得以可能, 同时也能够引起全国各地的人们对于共同体之内其他地域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讨论。在这几次反PX的行动中, 网络上大量的支持言论则为其提供了民意的广泛性确认, 并起到了一种助威的效果。
而抗争事件及其抗争模式的运用经由新媒体的传播, 很容易地从一个地点扩散至另一个地点, 线下的游行示威及线上的“盖楼”, 形成了一种可复制的“抗争剧目”。
我们发现, 在这五次系列反PX事件中, 无论是其发起内容的表达模式, 还是媒体的选择、游行道具的使用、发生的地点、事件的流程都具有共性之处, 存在着一种形式的借鉴和挪用。
如表一所示:
而在接连发生的抵制PX事件中, 各地对于抗争形式的简单挪用的背后, 反映出中国民间社会自网络兴起之后愈加对于群体力量的崇拜及迷信。抵制PX事件则成为了民众表达利益诉求、宣泄愤懑、期望改变固有社会体制的自发性尝试。但是需要我们反思的是, 抵制PX的民众借“人民”的名义, 他们是否真的能“代表人民”。
二、民意还是民粹主义
一个社会的民主决策机制需要民众的普遍参与, 然而问题在于, 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民主参与者。凤凰网曾经在2012年10月29日~11月28日做了一个关于“您如何看待PX项目?”的网络调查, 调查只有3个问题:您知道什么是PX吗?您知道我们日常生活所用的许多物品中都有PX吗?您赞成自己所居住的城市附近建立PX装置吗?参与者为1647人。其中, 有59.31%的人并不知道PX是什么, 有59.89%的人不知道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物品都有PX, 但是却有78.97%的人反对在自己的城市附近建立PX装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网民在不了解PX是什么的同时, 却选择了反对?
《人民日报》在2013年6月24日刊文《揭开PX的神秘面纱》, 对PX高危害论进行辟谣, 从而稳定人心, 抑制可能再次发生的PX抵抗运动。
文中提出三个论点:
第一, PX的毒性等同于咖啡;
第二, PX与生活紧密相连, 不可或缺;
第三, 国外PX装置离居民区并没有100公里, 只要进行良好监管便不会存在危险。
在此文刊出之后的当天, 网友就进行了跟帖, 截至6月25日, 一共有576条评论。对此, 笔者选取了前100条评论进行统计, 发现有60%的网友对《人民日报》的观点提出了反驳, 这些观点相似并且聚焦在几个近乎荒唐的回复上。
例如, 有29条表达了“既然PX毒性等同于咖啡, 那么建议专家每天喝两杯”的意思, 并且这个说法在人民网20201人参与的讨论中得到了7678人的推荐。有18条提出“PX项目应该全部建在北京, 甚至是《人民日报》隔壁”, 得到了6330人的推荐。
据此, 笔者认为, 历次PX抵制事件存在着促进公民意识的意义, 但是从事件中所折射出的非理性倾向同样也不容忽视, 很多网民对于社会问题的参与讨论, 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缺乏素养。网民的发言呈现出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 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行动的无意识;
二是话语的一边倒。
就第一个层面而言, 凤凰网的网友回复可谓是“无意识”。很多人并不了解PX是什么, 如何生产, 是一种简单的“为了反对而反对”。
如果我们从网上看到网下, 正是这样的无意识心理的影响下, 人们在一条煽动性的反PX手机短信的号召之下, 便能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游行。就第二个层面来说, 网上对《人民日报》报道的评价体现出明显的反智主义色彩, 质疑专家公信力, 言语表达带有浓厚的个人化情绪。
网上网下民粹主义话语的生成与互动, 构成了中国当下舆论交锋的重要话题。是否准确认识这个问题, 决定着在未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 公民能否凭借更为合理的方式来实现诉求。
三、主流媒体的被动和失语
在历次PX事件发生的过程中, 当地官方媒体对于发生地事件的报道亦是值得考察的重要一环。
本文统计了上述五地PX抵制事件发生之初到6个月之后的当地党报的报道内容, 发现官方媒体过于注重对于政府工作的展示, 而几乎忽略了引领民众形成对于PX的科学认知, 颠倒了工作的重点, 未能使自身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其告知与公众的欲知存在着极大的不一致或不对应, 从而造成官方话语在与民间话语的博弈中居于劣势地位。
从表二中可以看出, 官方媒体对于事件的反应时间其实完全取决于当地政府的态度, 当地政府牢牢控制着官方媒体, 试图纳入其危机公关的范畴。
从事件上看, 成都 (彭州所在的城市) 和昆明的党报反应迟缓, 这样的拖延却很可能让民粹主义话语占据先机。
从内容上看, 各地党报的内主要是汇报政府事件应对工作进展, 对政府形象进行美化或是验证项目的合法性, 对本已具有逆反心理的民众而言无疑只能起到反作用。
而总结其关键词, 不难看出, 稳定、有序、理性几乎为每一个地方媒体所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仍是政府处理PX事件的主要思路。
另外, “尊重民意”这一类似词汇也频繁出现于地方媒体的报道之中, 意欲告知当地民众PX项目的去留将完全取决于民众的意见。
但是, 最终的结果并非如此, 例如大连PX项目后来恢复生产, 厦门PX项目移植漳州。
理性地看, PX项目的存留其实在根本上是取决于国家经济发展大局, 但是地方政府在危机时刻, 同样挪用了“民意”的修辞作为平息事端的策略, 事后又抛弃了当时“顺从民意”的立场, 这同样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
另外, 传统应对模式没有回应公众有关PX的关切, 为了说明这一点, 笔者根据媒体报道内容进行了分类量化统计, 如表三所示:
从表三中可以看到, 关于PX的阐释在党报的报道中并没有占据多大的空间。也是由于这样, 使得民众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反PX言论中不断地被暗示并最终进行了倒戈。其实, 官方话语争夺的失败也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样。
近年来, 由于基层政府负面形象不断叠加, 地方政府公信力逐步陷入“塔西佗陷阱”, 无论政府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政府不可信的观念在民众心中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 对政府的质疑也已经成为了一种条件反射。
当然, 到了最近的昆明PX事件中, 地方党报的报道内容出现了改观, 这预示着地方政府已经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对应的有效性问题。
四、结语
无论从哪一个意义上来说, 听取人民意愿, 维护人民权利是执政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 历次PX抵制事件的发生原因众多绝非偶然: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板结化的社会结构、大量公民维权的失败案例所体现的对于政府的抵触情绪、民意在诸多场合的习惯性缺失, 等等。
为了改变事实上的弱势地位, 民众以民粹主义为号召, 结合成共同体的方式对当政者施压, 要求政府对“民意”妥协, 并且各地在“示范—模仿”之中使得街头政治成为了一种有效的抗争模式。
理性地看, 这样的民众抵抗策略未必称得上真正的民主, 但是官方应该重视这种民间的情绪, 反思传统的以宣教和灌输为策略的危机传播途径, 从而在化解民粹主义倾向, 提升民众公共问题参与度等问题上, 做出切实的努力。
摘要：本文分析了近年来五次“PX抵制事件”中的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 指出话语博弈的不对等造成了“PX抵制事件”中民粹主义倾向的弥漫。官方应该重视这种民间的情绪, 反思传统的以宣教和灌输为策略的危机传播途径, 从而在化解民粹主义倾向, 提升民众公共问题参与度等问题上, 做出切实的努力。
关键词：“PX事件”,民主政治,民粹主义
参考文献
人民网茂名PX事件报道研究 篇3
本文选取了人民网对茂名PX事件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内容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 分析人民网对此事件的报道特点、不足, 以探究媒体在当前社会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应如何更好地进行报道。
1 研究方法
1.1 抽样方法
1) 媒体抽样。本研究选取了人民网作为研究媒介, 对其关于茂名PX事件的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人民网是由中国第一大报、世界十大报纸之一的《人民日报》建设的网络信息平台, 是国家重点新闻网站, 在中国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广泛的影响力, 代表着国内主流媒体的声音。同时, 在茂名PX事件发生后, 人民网及时对其进行了报道, 并对该事件的后续发展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 较完整地反映了事件的全过程, 对于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样本选择。本研究采用判断抽样的方法, 选取了事件发生次日即2014年3月31日到2014年6月5日这段时间内的相关新闻报道, 涵盖了茂名PX事件从爆发到平息以及后期社会各界对PX的多种讨论。在人民网网站以“茂名PX”为关键字进行站内检索, 共得到215条相关记录, 将其中重复报道的同一内容算作一篇报道, 剔除掉不相关的报道后, 共得到54篇相关报道, 即本文的研究样本。
1.2 类目建构
笔者在阅读人民网上全部目标样本之后, 将每一则新闻报道视为一个分析单位, 进行了以下类目建构:
1) 消息来源。消息来源是指个人、团体或组织向新闻记者和媒体提供新闻素材, 既可以是口头提供, 也可以是书面材料。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传播目的, 媒体在报道重大事件时往往会精心选择消息来源, 提高报道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本文将分析样本涉及的消息来源分为以下八类: (1) 国内其他新闻媒体; (2) 记者观察; (3) 党政机关及官员; (4) 一般群众; (5) 国内专家及第三方研究机构; (6) 网络; (7) 境外 (如境外通讯社、媒体等) ; (8) 其他。
2) 报道主题。在新闻事件报道中, 报道主题的选择体现媒体对事件报道的议程设置, 媒体通常会强调事件的某些角度使其显要, 从而设置相应的议题。台湾学者钟蔚文等曾将新闻报道所涉事实分成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影响、归因、评估等环节[1]。在此分类基础之上, 陈红梅分析乌鲁木齐7·5事件时, 将事件报道主题分为六类:次生事实、先前事实、历史、反映、评论和归因[2]。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之上, 本文结合茂名PX事件报道的特点, 将新闻报道的主题分为六类: (1) 事件信息沟通; (2) 先前事实; (3) 次生事实; (4) 辟谣; (5) 原因分析; (6) 事件处理及建议。
3) 报道倾向。报道内容的倾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事件本身的性质以及报道者对事件所持有的态度。一般来说, 报道者会对正面事件持肯定态度, 对负面事件持否定态度。当然由于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报道者会出现相反的态度, 但这样的情况属于少数。本研究针对PX事件的特点, 将报道向度分为四类: (1) 混合; (2) 正面; (3) 负面; (4) 中立;考察的是报道内容在整体上呈现的倾向、语气和基调, 混合包含正面和负面报道语气均有, 程度相当, 无明显倾向性的报道;正面包含成功、肯定、符合愿望以及令人愉悦的语气;负面包含失败、否定、事与愿违以及怪异等语气;中立是指纯客观地描述不带有倾向色彩的语气。
2 研究结果
2.1 报道数量
茂名PX事件爆发于2014年3月30日, 次日, 人民网就开始对其进行报道, 但是报道数量并不多, 仅有三篇, 其中有两篇为500字以内的短消息。随后, 新闻报道逐渐增多, 并在4月11日达到单日最大报道数量, 为32篇。随着茂名PX事件慢慢降温, 报道量也随之下降, 但是人民网对该事件的关注一直持续着, 直到6月5日, 人民网舆情频道发表了题为《广东茂名PX项目事件舆情分析》的文章, 对茂名PX事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总结。至此, 该事件基本落幕。
从图1显示的曲线趋势来看, 茂名PX事件报道数量的阶段性特征十分明显:3月31日至4月3日为初始发生阶段, 4月4日至4月14日为升级扩散阶段, 4月15日至6月5日为消散解决阶段。同时, 图1也说明本研究所选取的新闻报道样本较为完整地反映了事件的发展过程。
2.2消息来源
按照事先设计的编码表录入数据, 分析得出人民网新闻报道8种消息来源的统计结果, 如表1所示。
从表可以看出, 记者观察、党政机关及官员、国内其他新闻媒体是人民网对本次事件报道的主要消息来源, 这三大消息来源占了报道总数的71.25%, 其中国内其他媒体主要是新华社、环球时报、中新社等。从人民网报道所转载的媒体性质分析来看 (见图2) , 中央级媒体占了很大一部分, 百分比高达85%;省级和市县级媒体一共才占15%。
由此可见, 人民网对茂名PX事件的报道多依赖官方消息, 属于官方话语;选择转载的媒体大部分是中央级媒体, 注重报道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2.3 报道主题
在编码阶段, 本研究将人民网关于茂名PX事件的新闻报道主题分为了六类:事件信息沟通、先前事实、次生事实、辟谣、原因分析、事件处理及建议。在事件不同的发展阶段, 媒体对新闻报道主题的选择也有不同。结合前文中对事件阶段的划分, 笔者将三个阶段报道主题按数量排序如表2所示。
在初始发生阶段, 人民网将报道主题重点集中在事件信息沟通上, 主要向大众披露了民众游行场景、人员伤亡、涉案人员处理等基本情况, 以及茂名市政府对此事的态度、反应和处理措施。
在升级扩散阶段, 人民网的报道主题出现了事件信息沟通、辟谣和次生事实三者并重的局面, 主要原因是, 在这一阶段网络上出现了“警察打死人”、“坦克上街镇压”、“15人死300人伤”等谣言, 虽然茂名政府迅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辟谣, 但是谣言对事件发展和处理仍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辟谣成为这个阶段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同时,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件事引起了人民网的关注, 一是清华化学化工系学子昼夜捍卫PX词条;二是中国石化界联合中国科协, 举行“中国PX发展论坛”, 重塑PX形象。这两个事件从报道主题上来说属于茂名PX事件的次生事件, 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与反响, 尤其是清华学子PX词条保卫战, 也将此次事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注:数量为零的报道主题不计入排序。
在消散解决阶段, 人民网将事件的处理与建议这一主题放在了第一位。政府在事件发生后就已经发表声明:PX项目仍是科普阶段, 上马与否需听取民意才决策。经过第二阶段的辟谣和石化行业的主动出击, 茂名PX事件开始降温。人民网通过《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新态势与治理策略》、《谁为PX解毒》、《信息公开:环境治理不能回避之重》等报道, 提出PX事件的处理方法和建议, 同时也在《PX内地陷独特恐惧怪圈:各地民众只选择抵制》、《全民环保:从自觉自愿到法律义务》等报道中强调了公民的法律、权利意识, 呼吁公众要理性。
2.4 报道倾向
本研究主要从报道内容的倾向性和均衡性两个方面来考察人民网的报道。两方面的数据分析情况如图3、图4所示。
人民网关于茂名PX事件的报道, 从报道的整体倾向性来看, 以正面报道为主, 占了报道总量的58%;其次是中立的报道, 占了总体的28%;从报道内容的均衡性来看, 四个方面的报道数量所占报道总数的比例比较平均, 只有“倾向民众的态度”这一项比例略低一些。由于有了厦门PX事件和宁波PX事件的经验教训, 在茂名市民游行示威抗议发生之前, 茂名市政府就已经借助媒体对PX项目进行大规模宣传。2月底, 《茂名日报》重点报道茂名石化的绿色低碳, 为PX项目宣传作了舆论铺垫;从3月18日起, 宣传视频《认识茂名芳烃 (PX) 项目》 (包括专门针对村镇基层百姓的粤语版视频) 在茂名电视台和茂名石化公司电视台连续播放。在事件发生后, 尤其是游行后期出现打砸及破坏公共设施行为后, 茂名市政府在政府网站及时发布告全体市民书, 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对于后来网络上出现的一些谣言也及时予以澄清。虽然仍然有一些报道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问责政府, 认为政府缺少与民众的沟通是造成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但是人民网对于茂名市政府的举措还是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以正面报道为主。
3 研究发现与建议
媒介在维护社会稳定, 树立民生政府形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从人民网对茂名PX事件报道的分析, 可以总结出其报道的特点。人民网的报道非常注重权威性, 同时注重通过报道对事件中的群众进行“公民身份”建构, 唤醒公民的环保意识、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 从而引导舆论, 消除冲突。但是人民网的报道主要表达官方的声音, 这也是其报道的不足之处。基于此, 笔者也对如何更好地进行报道提出了建议。
3.1 人民网报道的特点
1) 注重报道的权威性和均衡性。茂名PX事件这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属于社会运动的一种, 而媒体就像社会运动中的催化剂。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 在处理环境群体性事件这一具有高度敏感性和社会关注度的题材时, 既要如实反映群众的诉求, 同时又要充分听取地方政府的意见和采取的措施, 力求客观、公正、准确、全面地反映事件。人民网作为中国最主流的官方媒体, 对茂名PX事件的报道十分注重权威性和均衡性。前文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人民网对此事件报道的消息来源主要是记者观察、党政机关及官员、国内其他新闻媒体, 其中国内其他媒体主要是新华社、环球时报、中新社等;人民网上转载报道的媒体性质主要是中央级媒体, 省级和市县级媒体只占一小部分。报道的整体倾向是正面的, 内容涉及面也较为均衡, 在政府、专家、民众之间没有严重的立场倾斜, 有助于增强报道的公信力。
2) 注重构建“公民身份”。纵观人民网对茂名PX事件的报道, 笔者发现人民网对茂名PX事件的报道中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即对公民身份认同感的构建,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对“茂名市民”身份的强调、对“经济发展责任人”身份的强调和对公民权利意识的强调。在事件初始阶段, 茂名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共同体被凸显出来, 人民网通过它来唤醒大众作为“茂名市市民”这一身份的认同感, 强调市民对茂名市形象、发展和荣誉所承担的责任。媒介通常将PX事件定义为环保事件, 人民网的报道也是如此。人民网的这类报道通常采用经济发展与环保关系的框架, 将PX项目事件定义为在经济发展与环保之间的艰难选择。在这种方式中, 公民被赋予了国家发展责任积极承担者的身份。同时, 在人民网的报道中, 以“原因分析”和“事件处理及建议”为主题的报道占了报道总数的37%, 这两大报道主题着重强调公民权利的行使, 公民要正确使用自身的权利, 合理、合法地表达自己的诉求, 正确行使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形成与政府的良性沟通。人民网的这种建构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为公众提供了相对完整的、集中的身份认同框架, 在引导舆论、平息冲突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3) 消息来源单一。诸如茂名PX事件这类的环境群体性事件, 往往包含了各种立场和利益诉求主体在其中相互角力, 采取各种传播策略引起媒体的注意, 成为消息来源, 以使自己能够通过媒体发声。表1分析结果表明, 人民网报道的消息来源主要是记者观察、党政机关及官员和国内其他新闻媒体, 实际上可看作两类:媒体和政府。这样的消息来源虽然权威, 但却显得有些单一。另外, 在消息来源中, 国内专家与第三方研究机构所占比例仅为8.75%, 一般群众仅为6.25%, 民间和第三方的声音没有得到重视。在许多环境群体性事件中, 都是“群众与政府”的冲突。由于一些利益冲突得不到有效平衡, 群众诉求得不到倾听, 他们反映的问题没有引起有关方面加以重视和认真解决等原因, 容易形成质疑、猜忌和愤懑的群体心理。媒体在报道时应注重让群众发声, 表达自己的观点与诉求, 从而对其进行引导, 平息冲突。因此, 人民网应兼顾来自官方和民间两方面的声音, 从中调和, 最终推动群体性事件的平息与问题的解决, 以达到社会效果最大化。
3.2 研究建议
1) 媒体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报道时, 要做到及时、真实、全面, 要及时跟踪网上或民间的舆论, 进行辟谣和加强舆论引导, 使民众对事件有正确的认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新媒体的发展, 公众在危机期间获得的信息越多, 对政府和媒体的信任度就越高。像群体性事件这类突发事件, 极具新闻价值, 公众希望了解真相的迫切性也十分高, 如果媒体报道缺位, 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就很容易促使公众寻找其他途径来了解信息。“公众的知情权得不到满足造成的压抑, 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甚至产生社会危机, 而对于公众知情权的满足则会释放这种压力使社会趋于稳定”[3]。
2) 报道的消息来源应多元化。新媒体时代网络迅速发展, 网络媒体报道的受众范围和影响力不可小觑。即使媒体故意隐瞒负面信息, 也无法抑制来自其他信源的声音出现, 反而加剧了危机的传播。因此, 多元化的信源是确保报道信度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所以在进行报道时要做到官方信息来源和民间信息来源选择的广泛性, 尽可能地还原事实真相。面对茂名PX事件这类环境群体性事件, 媒体报道的信息来源要多元化, 在进行报道时要兼顾官方信息来源和民间信息来源, 同时也要重视独立于政府和公民之外的第三方话语, 尽可能公平、公正、真实地还原事实。
3) 环境风险报道应作为长期性议题。虽然茂名PX事件已经过去了, 但是该类型事件的风险依然存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扩大PX产能是必然趋势, 茂名事件不是第一例群众发对政府兴建PX项目, 也不会是最后一例。如果群众对PX不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那么今后的项目仍然会遭到反对抗议, 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 媒体对于环境风险议题报道应该作为一种长期性的议题, 持续报道和科普。国外PX项目的兴建情况、当地群众对PX项目的看法、以及对PX毒性的科普都是媒体应该继续为公众呈现的内容。媒体不能只在上新项目之前开始科普, 这样不仅不能起到科普的作用, 更会给群众一种“造势”的误解;也不能只求“新”, 在事件结束后就再不跟进, 这也违背了环境风险议题报道作为“民主对话”的终极目的。同时通过大众媒体的长期关注, 能够促进中国今后的生态环境议题中公民对自我行为的理性反思和对公共议题决策的民主参与。
摘要：近年来, 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本文针对人民网对茂名PX事件的报道, 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进行了研究, 分析总结了人民网在事件不同发展阶段的报道数量、消息来源、报道主题、报道倾向等方面的情况。研究发现, 人民网十分注重对茂名PX事件报道的权威性和均衡性, 力求客观公正。同时人民网的报道中还注重“公民身份”的构建, 以此来引导舆论、平息冲突。但是, 人民网报道的消息来源主要是媒体和政府, 较为单一, 是其报道的不足之处。本文的最后对媒体如何更好地对环境群体性事件进行报道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茂名PX事件,人民网,环境群体性事件,公民身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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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PX事件 篇4
关键词：公共事件,传播效果,PX项目
当前,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社会结构逐步转变, 各种权利利益格局重新划分, 社会矛盾突出, 整个社会中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 处于公共事件的高发期。当公共事件尤其是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 社会矛盾容易被激化, 在各种极端情绪的作用下很可能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这不仅会严重扰乱社会的公共秩序, 甚至会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的政治稳定造成威胁。因此, 有效地应对公共事件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一、漳州PX项目爆炸事件及PX项目回顾
2015年4月6日18时56分, 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的古雷石化 (PX项目) 厂区33号腾龙芳烃装置和周边的常压渣油储罐发生漏油着火事故, 并引发爆炸, 事故共造成14人受伤。4月22日, 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漳州古雷PX事故是由于二甲苯装置在运行过程当中输料管焊口焊接不实而导致断裂, 泄漏出来的物料被吸入到炉膛, 因高温导致燃爆, 事故定性为责任事故。①2013年6月, 漳州PX项目试投产, 同年7月30日凌晨4时35分, 该项目一条未投用的加氢裂化管线在充入氢气测试压力过程中发生爆炸, 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损伤, 无物料泄漏。官方通报称, 事故造成附近一个村庄部分房屋玻璃震裂或破损。②
最近几年, PX项目在中国一直处于信任危机之中, 每次落户都困难重重。在厦门之后, 各地反PX项目的抗议事件有:成都 (2008年5月与2013年5月) 、大连 (2011年8月) 、宁波镇海 (2012年10月) 、昆明 (2013年5月) 、茂名 (2014年3月) 等。与此同时, 自2007年以来经过专家、地方政府及媒体不遗余力的科普, 越来越多的公众逐渐知晓了PX的低毒属性。特别是2014年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的词条保卫战, 更是使得PX低毒属性深入人心。③
然而, 时隔不到2年, 漳州PX项目再次发生爆炸事故, 这让备受争议的PX项目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参照相关报道, 笔者总结了政府部门、企业自身、行业专家、普通民众等四方对此事件的主要观点, 并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具体说明。
1.政府部门:问题出在安全管理
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表示, 这起事故暴露出在安全管理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一是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重效益、轻安全, 二是装置的规划布局不合理、不科学, 三是企业的安全管理与地方政府部门的安全监管都存在不到位的问题。④
2.企业自身:设备材料有问题
腾龙芳烃技术部、生产部多位工程师表示, 此次事故首先是生产作业区的加热炉管道爆裂后, 引发加热炉及约百米远的油罐爆炸起火, 至于加热炉管道为何爆裂, 是因为加热炉炉管存在材料问题。⑤
3.行业专家:事故与PX工艺无关
环保部专家曹凤中表示, 此次事故是由漏油引起的, 实际上是岗位责任不到位, 操作不到位, 缺乏安全生产意识, 和整体PX生产工艺无关。⑥
4.普通民众:对PX项目更为抵触
微博已成为重要的民意表达平台, 微博上不乏与上述三方观点相一致的声音, 但大多数微博网民通过对“福建漳州官员曾保证PX工厂不会发生爆炸”、“福建漳州PX项目2年内2起爆炸事故”等事实的传播, 以及不满情绪的表达, 表现出对PX项目更为质疑的态度。相比之下, 较少谈及事故发生的原因, 而是将PX项目本身与项目的安全监管混为一谈, 结果便是对PX项目更为抵触。
通过比较以上四方观点可以发现, 关于此次漳州PX项目爆炸事件, 政府部门、企业自身、行业专家三方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将事故原因归于安全监管, 并尽量厘清事故与PX本身的关系;而普通民众的观点则相反, 爆炸事故的发生使民众对PX的态度更为消极, 抵消了之前“PX国家公关”的作用。
二、具体情境对PX项目传播效果的现实制约
如前所述, 近几年来政府、专家、媒体等对PX不遗余力地推行的科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对PX项目的抵触情绪, 但此次漳州PX项目爆炸事件无疑再次激起了民众对PX项目的恐慌心理, 使有关PX项目的传播难以取得良好效果。
1.传播效果的有限性
20世纪40年代起, 社会调查法和心理实验法普遍应用于传播学研究, 传播效果的研究进入“有限效果论”阶段。这不是说媒介被发现没有效果或影响, 而是说在媒介刺激和受众反应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或一对一的关系。媒介是在一个预先存在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在人们的观念、态度、行为方式方面起着首要作用, 它们也决定了受众对媒介的选择、注意和反应。⑦
政府、专家、媒体传送给民众的信息在发挥作用时, 必然会受到现实中相关实际情况的影响。也就是说, 有关PX项目的传播所取得的实际的传播效果, 是建构于与PX项目相关的特定的社会现实之中的, 而这些具体、直接、甚至可感的特定社会现实, 与政府、专家、媒体所传送给民众的相对间接的信息相比, 在影响民众关于PX项目的观念、态度和行为方面有着更为强烈的作用。此外, 随着与PX项目相关的实际情形的改变, 民众会主动改变或修正由先前传播所形塑的观念、态度和行为, 之前所取得的传播效果也会相应增强或减弱。因此, 民众对PX项目的态度之所以会在漳州PX项目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再次变得悲观, 就是由于此次爆炸事件容易让普通民众产生“PX项目不安全”的感观, 这种特定的感观则消解了之前有关PX项目的传播活动所取得的正面效果。
2.受众的选择性心理与培养理论
美国学者克拉伯将受众的选择性心理归纳为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个方面。选择性接触, 是指人们倾向于接触或注意那些觉得与自己的态度和兴趣相一致的媒体信息, 同时倾向于避开那些可能制造不和谐的信息。⑧选择性认知是对信息的精神或心理上的重塑, 这种重塑使得信息的意义和某人的信仰和态度相一致。⑨选择性记忆, 是人们倾向于将与自己之前的态度、喜好相一致的信息记住, 并记得最清晰、最长久的过程。⑩
由于2007年厦门抵制PX项目这一事件所造成的影响较大, 使民众关于PX项目形成了危害生存环境的刻板印象, 因此民众对PX项目的态度基本是消极的。在面对来自政府、专家、媒体的有关PX项目的正面信息的时候, 由于这些正面信息与自己已有的认知倾向并不一致, 民众往往会在一种先入为主的消极态度和逆反心理的作用下对这些正面信息产生抵触情绪, 结果便是, 这些来自政府、专家、媒体的正面信息并未能改变民众关于PX项目的已有认知, 因此也就很难进入记忆阶段。
但是, 这里并非是说民众关于PX项目的认知是无法改变的。培养理论认为, 长期的媒介接触会导致受众对世界本质的认识趋同于媒介中所呈现出的世界观。事实也证明, 经过政府、专家、媒体对PX项目正面信息的长时期传播, 民众逐渐知晓了PX的低毒属性, 对PX项目的认知也越来越理性。但如前所述, 这种培养效果也是建构于特定的现实情境的, 此次漳州PX项目爆炸事件造成了现实情境的改变, 因此也带来了传播效果的变化。
3.信源可信性与传播效果的关系
在考察传播者时, 霍夫兰及其团队成员研究了信源的可信度, 并把它分为“可信性” (trustworthiness) 和“专业性” (expertness) 两个层面, 通过研究发现高可信度的传播者能导致更多的态度改变, 而低可信度的传播者较少导致态度改变。
政府、专家、媒体三方所进行的有关PX项目的传播活动, 之所以效果较差, 与近年来这三方可信性程度的下降是分不开的。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 社会问题突出, 社会矛盾容易激化, 然而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未能满足民众的价值期待, 贪污腐败等问题的一再暴露, 都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近些年, 专家学者的诸多“雷人言论”也使其公众形象被戏谑为“砖家”, 造成了专家话语可信性的下降。
在信息社会, 首要的社会安全和人民权利, 应该表现为社会整体的信息安全和公众的知情权。大众传媒担当着提供信息的职责, 尤其是机关媒体, 负有更大的责任。这就要求传媒的报道结构合理, 公众关注的焦点事件, 应及时、客观、完整地加以报道, 不能遗漏重大新闻, 以便为公众的理性判断提供权威的信息源。可现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受权力与资本控制的传媒, 在某些特定事件上并未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 而表现为一种集体失语。此外, 近些年来互联网的兴起与迅速发展, 使信息传播环境变得更为开放和自由, 为民众接触到事实真相提供了更多途径, 而一旦民众所了解到的事实与政府、专家、媒体等提供的事实相左时, 便会进一步消解这三者的可信程度。
传播效果的产生是建构于特定的社会现实情境之中的, 只有符合实际情况的传播活动才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针对有关PX项目的传播活动, 尽管PX本身低毒、PX项目并不危害生存环境, 但由安全监管问题所导致的项目事故一再发生, 这就造成了民众对PX项目的质疑和抵触。只有让PX项目的运作严格遵守相关程序和法律, 将PX项目置于严密的安全监管之下, 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才能通过长久的传播活动重建民众对PX项目的信心。
注释
114新华网 (2015) .漳州古雷PX事故:设施安装过程存在重大隐患.检索于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4/22/c_1115053010.htm
22新华网 (2013) .福建漳州古雷石化厂区发生爆炸.检索于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3-07/30/c_116738749.htm
33新京报 (2015年4月8日) .一次爆燃让多少PX科普打了水漂.《新京报》
45新京报 (2015年4月10日) .古雷石化大火扑灭村民陆续返回.《新京报》
56新京报 (2015年4月8日) .漳州古雷石化大火复燃后被扑灭.《新京报》
6711丹尼斯·麦奎尔 (2010) .《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 (第5 版) 》 (崔保国, 李琨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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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PX事件 篇5
一、事件回顾与舆论生成中的群体极化现象
据茂名市政府发布的消息,2014年3月30日上午,茂名市区一些群众为了表达对拟建芳烃(PX)项目的关切,在市委门前大草坪聚集,并在个别路段慢行,整体情况理性、平和。下午,有小部分人上路堵塞交通,后逐步散去。但晚上10时30分之后,小部分闹事者开始骑乘摩托车扔石头、矿泉水瓶等破坏公共设施,公安机关迅速行动,果断处置,有效控制了局面,事件中没有人员死亡。茂名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PX项目仍处于普及知识阶段,上马与否需听取民意才决策,如绝大多数群众反对,茂名政府部门决不会违背民意进行决策。”
与此同时,此事件在网络中早已传得沸沸扬扬,根据社会舆情监测与预警系统(X-GOT)的统计,从2014年3月29日至4月24日,共有涉及广东茂名PX事件的相关新闻9558篇(含新闻网站转载),论坛主帖43150则,博客文章7622篇,微博主帖826844条(不含其它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在众多的网络讨论中,根据内容和是否支持建设PX项目立场可以分为支持和反对两大阵营,并迅速表现出极化效应。其中赞成方在网络舆论活跃的有清华大学本科生、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观察者网和方舟子等,而反对派则有香港东方日报、香港明报、香港南华早报中文网总编辑郑维、任志强、网友夏尔谢夫工程师和袁裕来律师等。两派交锋的观点主要有:1、PX的毒性强弱;2、官方消息的真实性;3、官方对事件的处理措施等。赞成派以官方媒体和化工学科学者以及化工学科组织为主;而反对派以网络大V、港报集团等为主。其中在交锋过程中反对派的呼声稍占上风。
二、茂名市PX事件中网络舆论群体极化效应的表现
事件发生后,腾讯微博等自媒体运营商迅速“和谐”了相关词条,在相关的搜索窗口输入“茂名PX”后的搜索结果显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茂名PX”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这一举动引起了网民的强烈不满。
1、自媒体集中转发现场流血场面和文字描述——盲目参与
了解到微博等自媒体软件对“茂名PX”词条的“和谐”后,网友们开始进行舆论炮轰,并且通过截图,长文档等方式在微信朋友圈,微博、BBS论坛等盲目转发宣传。一时间,网络中充斥着大量“茂名人民在流血牺牲”等恶意扰乱网络秩序的言论和图片。不明真相的网民,尤其是茂名地区的人民对此消息的关注程度更是日益增高,并且大部分市民会不加选择地转发。甚至出现“坦克武装进驻茂名”等匪夷所思的荒谬谣言。尽管3月31日的官方报道《广东茂名市民游行反对PX项目政府:不法者挑唆》,并附《茂名市人民政府告全体市民书》,但此时大部分网民倾向于不信任信任公共媒体发布的权威新闻。官方舆论疏导作用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2、恶意评价异见者言论——极端参与
所谓参与极端,指网民往往以极端化、狂热化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以强烈的感情色彩来捍卫自己的价值立场。如方舟子与网友聊PX项目时,针对网友@陈慕蓝称“PX在发达国家没有问题,在我们国家却有了问题,原因何在一目了然”,方舟子回复称:“你这话把PX替代成任何别的东西都成立,所以中国现在什么事都别干了,先来解决制度问题,制度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经济就不要发展,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一回应引起了部分网友的强烈不满。此后,网友对其言论进行狂热的批判,其中不乏有带有明显个人主观色彩的直接的谩骂等。
三、茂名市PX事件中网络舆论群体极化效应发展过程
网络舆情在与现实产生互动的过程中,会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一个形成、高涨、波动和最终淡化的发展过程。事实上,网络舆情早于PX聚集游行爆发,2014年2月份,当地官媒密集和老调的宣传套路引起网民不满,并且造成了一种PX项目“已经,而且必须”上马的错误印象;但当地政府漠视网络舆论场的诸多隐患,如3月2年7日的网民座谈会后网络出现大量负面声音;3月30日晚PX百度词条被悄然改为“剧毒”;这些信息都在预示着网络民意的动向。舆情的爆发期和持续期,媒体和网络舆论场表现出强烈的差异化:网络舆情集中于聚集事件爆发后的1～2天,以现场爆料和碎片化观点为主,此时网络舆论倾向于反对派言论;在4～5天后,传统媒体的报道密集出现,鲜有对聚集事件本身的描述性报道,以评论反思文章为主,此时网民主要分为三派:支持派、反对派和延伸派(探讨事件背后实质的原因与政府公信力的关系)。
回顾该事件的发展过程,经历着公共话题聚合——舆论场出现——意见领袖出现——网络与传统媒体互动等环节,通过网络设置议题使网民的言论、情绪极化成一场影响范围很大的网络媒介事件,并使传统媒体报道不断偏离事件本身。
四、网络舆论群体极化效应的原因
1、网络信息技术发展提供的硬件支持
科学技术的发展加速信息的传递,并为网民提供了大量表达意见的工具。另外网络工具具备的隐匿性和便捷性进一步弱化了法制与责任,道德与熟人社会的约束,使得大部分网民能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表达内心的观点。
2、网民“三低”结构的影响
目前网民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就是网民结构呈现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的“三低”特点。低年龄决定了大部分网民缺乏社会阅历,辨析能力不足,遇事轻浮烦躁的特点;低学历决定了他们自我表达能力以及综合素养的高低情况;低收入则说明他们对于社会本身就存在一定怨念,需要寻找某种借口和方式进行宣泄。
3、沉默的螺旋理论的现实体现
“沉默的螺旋”指出,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更倾向于对自己赞同的,并受到广泛欢迎的观点进行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某一观点,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在茂名PX事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完整性的新闻信息的公开,各个阵营的强弱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最后还产生了新的阵营,这正是网友自由选择观点,加速螺旋发展的过程。
五、网络舆论群体极化效应的影响
网络舆论群体极化的过程实质就是社会问题不断激化和表面化的过程,因此如果引导不善,必然造成更大的社会影响。
1、影响社会稳定,不利于社会和谐
这是一个稳定重于一切的时代,“维稳”工作被视为政府工作的重心,然而,网络舆论的群体极化可能会导致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茂名市PX事件发生的缘起真实部分境外媒体的渲染以及境内不明真相的人员的煽动导致的,最后演变成为“打、砸、烧”的暴力事件,严重破坏社会和谐。
2、破坏民主法制,不利于依法治国
由“药家鑫案件”、“上访妈妈事件”和“茂名PX事件”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网络舆论对最后的解决起到了很大的影响。部分政府工作人员不禁感叹:舆论太厉害了。当网络舆论的群体极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政府机关会相应考虑民意,如此一来,实在不利于政府权威以及司法权威的构建,不利于依法治国的实现。
六、对于网络舆论群体极化效应的思考
1、现实公共话语空间的缺失
虽然我国早已形成了完备的听证会制度。但在实践中却难以发挥实际意义,导致人们对现实中的参政议政失去信心,使得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公共话语空间很小。然而,网络是一个虚拟的、开放的、广泛参与和平等自由的空间,具有广场的诸多特征。广场狂欢式语言在这里也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如同亢奋、发泄是广场狂欢节的基本情绪一样,理性也不是网络论坛必要的通行证。情绪化的话语更具有感染力,能更快地在网络上散布开来。另外,网络是网络民意形成的表达场域。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具有结构开放、标准统一、管理分散、服务灵活、交流方式多样、信息资源丰富与服务费用低廉等优势。基于这种完全嵌合式关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愿意并且热衷于网络空间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
2、自下而上的建议反馈的渠道的闭塞
尽管我国信访等民意上行机构建设完备,但配套的民意反馈制度建设和实践仍然不足,导致在现实的政治参与过程中,民众缺少公共话语空间。“中国一直缺乏一个真正的释放民声的有效空间与途径,人民只能把很多想表达的东西压抑在心底。对于那些在现实生活中积累了心理压力而又无处宣泄的人来说,网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释放出口。”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所言:“如果缺少了自下而上的参与、官民平等的互动,单向度的宣传很可能被看成是‘操纵舆论’,权威解读也容易被理解成‘为决策背书’。”
3、现实民生问题的解决不力
所有的网络舆论,网络危机最终都将回归到一个本质问题:政府相关部门解决实际的问题能力不足。在PX事件中,我们应该注意一个背景:作为石化之城的茂名,民众在平时就能闻到大型炼油项目带来的刺鼻之味,当地的鼻咽疾病数量巨大,这令当地民众对环境污染之类的事情极为敏感。在实证调研中发现,当地村民多次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均得不到妥善处理,使得民众对政府公信力和权威的失望,进而把希望转移到网络中,希冀通过凝聚更多民意以达到维护权益的目的。
摘要：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空间成为了人们政治参与,意见表达的重要公共话语空间,网络舆情成为了民意反映的重要窗口。然而,由于网络自身的自由性与可控性、互动性和即时性、丰富性与多元性、隐匿性与外显性、情绪化与非理性的特点,和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突显,国民情绪焦躁的基本国情,网络舆论中的群体极化现象较为常见。本文拟以茂名市PX事件为例,对网络舆情群体极化效应进行探讨。
关键词：网络舆情,极化效应,茂名PX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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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PX事件 篇6
也越来越激烈。在各方关注下, 厦门市政府于5月3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了缓建PX项目, 并称将对整个化工区进行大约半年的区域性规划环评。回顾这一过程, 科技专家、高校教授、政协委员、大众传媒、公众等群体先后参与到风险界定中来, 通过有效的风险沟通, 促进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一、风险:建构的视角
1986年,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 (U.Be ck) 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并以此来描述当代社会。随着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爆发以及金融危机、疯牛病、SARS、恐怖主义等全球性危机的蔓延, 风险迅速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 著名学者如吉登斯 (A.Giddens) 、卢曼 (N.Luhmanm) 以及拉什 (S.Las h) 等都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 形成了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理论是在反思性现代性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现代科技为人类提供了无以伦比的便利条件, 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进步;但与此同时, 也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难以预测。世界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 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更难控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进行, 风险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 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世界进入一个“世界风险社会”中。
在传统的技术视角下, 风险通常被看成是一个事件或活动的客观属性并被作为明确的有害效果的概率而加以衡量, 因此, 对于风险的认定———一个事件或活动有无风险、风险有多大———是由技术专家完成的。这些技术专家包括科学家、工程学家、毒物学家、流行病学家等, 他们享有科学知识上的绝对权威;包括公众在内的其他群体不能参与风险认定。因此, 认定风险仅仅是技术上的“客观”活动, 并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
与之相反, 贝克等社会学家把风险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风险绝不是具体的物;它是一种‘构想’, 是一种社会定义” (1) (第12页) , “是人为的混合。它结合了政治、伦理、演绎、媒体、科技、文化以及人们的特别感知, 因此, 风险是依据人们特定的社会文化感知和定义来建构的。” (2) 之所以如此, 原因就在于后工业社会里“人为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 使得任何技术专家都难以对风险予以准确的判断与预测, 对于同一事件, 不同领域的技术专家所作出的风险评估可能不尽相同甚至互相矛盾。“人为的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每个人都面临着未知的和几乎不能预测的风险。风险变成了‘没人知道’的另一个词” (3) 。在风险社会里, “科学对理性的垄断被打破了。……关于风险, 不存在什么专家。” (4) (第28页) 科学技术不再是风险认定的唯一力量, 风险专家也不再是建构风险的唯一主体, 风险建构的主体应该是多元的。贝克认为, 但凡与风险的决策和执行相关的群体都应参与到风险界定中来, 这个群体的范围是广泛的, 包括科学家、政治家、法学家、传媒以及公众在内。 (4)
对风险的建构是社会共同合力的结果。“总是存在各种现代性主体和受影响群体的竞争和冲突的要求、利益和观点, 它们共同被推动, 以原因和结果、策划者和受害者的方式去界定风险。” (4) (第28页) 参与风险界定的多元主体的“各种不同的合理性要求共同促成了风险的形成和实现。” (1) (第12页) 当个人、组织、国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以及应对风险并出现分歧时, 就会产生风险冲突。风险建构的过程总是伴随着风险冲突, 因为“每一个利益团体都试图通过风险的界定来保护自己, 并通过这种方式去规避可能影响到它们利益的风险。……这种多元论在风险的领域里是明显的;风险的紧迫性和存在随着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而变化不定。” (4) (第31页) 风险冲突反映的是不同主体的利益差异, 其背后“强调风险的新的权力博弈和它的元标准:谁、以及在一个人为不确定的时代基于什么来定义一种产品、一种艺术的风险?” (5) (第5页)
在“PX事件”中, 不同的主体站在不同角度、基于不同标准参与了风险争论。项目的赞成派主要是地方政府和投资企业, 前者关心的重点是项目投产后给地方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巨大拉动力, 后者考虑的则是PX产品的市场需求状况以及项目给企业带来的丰厚回报;反对派包括科技专家、政协委员、房地产商、公众等。科技专家和政协委员并不反对PX项目, 但认为现在的选址不合适, 存在安全隐患;房地产商关注PX项目, 主要是因为它的潜在危害严重冲击购房者的心态, 导致房价下跌;公众更多的是基于保护环境的角度, 认为该项目会威胁公众的生活。在对PX产品毒性及危害的认定上, 赞成派认为毒性很小, “安全系数与汽油同一等级”;而公众则使用了“剧毒”、“白血病”、“畸形儿”等词汇, 认为该项目“一旦生产, 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
二、风险沟通:协商民主的体现
化解风险冲突需要有效的风险沟通。在技术视角下, 出于防止或降低风险的不确定性可能造成的损害的需要, 风险沟通基本上是以教育公众为目的的, 其关键就在于将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影响的信息从信息承载者 (传输者) 通过媒介 (渠道) 最大程度地传递给另一方 (接受者) 。风险沟通被狭隘地理解成风险专家向公众提供使其相信或被动接受的信息的活动, 其实质是风险信息的传递或者交换。但是,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指的是“人造风险”或“人为的不确定性”, 它彻底颠覆了风险专家的知识权威性。此外, 多数风险冲突, 例如公众对于工业发展和科技应用的反对意见应被理解为公众需要更加民主的技术控制 (6) (第256页) 。公众通过他们的反对意见含蓄地表达了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见、重新定义着他们授予政府的权力, 以此来排除许多有关潜在危险的决策。他们希望通过风险沟通确保与能了解和控制潜在威胁的人的联系, 或者要求高层在决策之前以及还有选择余地时能向公众征求意见, 因此, 他们不会对只从扩音器中听到的冰冷的技术事实和风险信息感到满意。那种由风险专家向公众提供风险信息的单向沟通模式, 在风险社会中失去了效用。
风险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因其多面性和不可预测性要求新的风险沟通模式。这种沟通模式“不仅要求国家, 而且要求私有公司和各门科学开放其决策过程” (5) (第6页) , 为风险治理提供一种反思性的制度安排, 这种制度安排表现出“后合作主义” (7) 特征, “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建立在公民广泛参与基
协商民主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 它强调公民是民主的参与主体, 应积极促进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公民的这种政治参与不应局限于投票、请愿、陈情或社会运动, 而应在公民充分掌握信息、发言机会平等与决策程序公平的条件下, 对公共政策进行公开讨论, 提出可行方案或意见。其前提是承认社会利益多元化、异质、分散的现实。协商民主的过程就是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 鼓励包括公众在内的不同利益主体参与对话, 进行理性的论辩和说理, 以此支持某种选择性的方案, 就国家的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 使国家的决策过程和结果得以合法化的过程。其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 结果是达到“多元统一”。按照协商民主理论进行风险沟通, 有助于将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公共利益结合起来, 探索风险治理的新方法。参与风险建构的不同主体在开放、公共、平等的基础上展开对话将促进风险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风险沟通的机制是开放的。风险沟通需所有利益相关者 (包括科学家、法学家家、政治家、公众、传媒) 积极参与, 构筑起资源和信息交流互动的平台, 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 共同担当风险责任, 在开放的责任体制而不是狭小封闭的体制中进行风险决策。在“厦门PX事件”中, 项目工程推进的过程就是风险沟通机制逐步开放的过程。中科院院士赵玉芬和厦门大学教授袁东星等学者最早对PX项目提出异议, 他们与当地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风险争论主要限制在学术领域。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 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议案呼吁项目迁址。这一事件经大众媒体报道, 引起公众关注, 使得风险争论从学术领域转向公共领域。5月下旬, 更多的信息通过媒体、网络被披露, PX项目成为当地群众讨论的焦点话题。当地政府和企业通过媒体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印发PX产品的科普材料, 向公众提供相关风险说明, 并通过各种渠道征集公众意见, 疏通沟通渠道, 风险沟通机制逐步开放。
风险沟通的机制是公共的。风险沟通的议题是公共的风险事件, 其过程是公共的而不是秘密的, 而沟通的主要目标不是狭隘地追求个人利益, 而是利用公共理性寻求能最大程度地满足所有公民愿望的政策 (8) 。政府与公众之间就PX项目进行风险沟通, 一方面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改变了公共决策的神秘感和疏离感, 提高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弥补了现代科层制占主导地位的风险治理机制的缺陷, 促进专家理性和社会理性的交流, 进而减少决策失误概率, 有利于风险决策的科学化。
风险沟通的机制是平等的。风险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其本体论地位并不能保证任何一种知识的优先地位, 因此, 在沟通过程中, 所有相关的主体的意见都应给予平等的关注。沟通机制不应偏袒任何优势个人和群体, 相反, 它还必须矫正精英对民意的怠慢、维护公民有关风险责任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有力促进参与者意愿的相互理解。贝克提醒人们:“风险社会的教训是:政治和道德正在获得———必须获得!———替换科学论证的优先权。” (3) 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不能再完全依赖于科技专家, 而必须充分考虑公众和其他主体的意见。
三、风险沟通在中国
当前, 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在这一时期, 社会利益分化趋势明显, 社会矛盾复杂多变, 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再加上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的影响, 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SARS危机和禽流感的爆发以及松花江污染和巢湖、太湖蓝藻风波等环境危机事件的发生一再告诉人们:风险离我们并不遥远。
风险一方面是潜在的危险和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致力于变化的社会的推动力” (9) (第20页) 。风险社会并不总意味着危险,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风险以及在风险冲突中我们如何开展有效的风险沟通。按照协商民主理论进行风险沟通既能确保风险信息的顺畅流动, 更重要的是能塑造决策者与实施者、专家与公众、政府与公民之间持久、稳定的社会关系, 维持相互之间的信任。在厦门PX项目的风险冲突发生时, 政府、企业、科技专家、学者、政协委员、传媒、公众之间开展了有效的沟通。通过风险沟通, 公众和其他群体的意见得到了重视, 而政府则赢得了民心, 树立了负责任政府的良好形象。
摘要：和谐社会的构建际遇着风险社会来临的现实背景。风险社会中, 风险冲突是社会常态, 风险沟通是解决风险冲突的关键。它强调所有利益相关者在开放、公开、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民主协商, 代表了人类社会治理风险的一种新思路, 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关键词：风险,风险社会,风险沟通,协商民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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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5-1②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5-1
③[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5-3③[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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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英]谢尔顿·克里姆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著, 徐元玲等译:《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年版⑥[英]谢尔顿·克里姆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著, 徐元玲等译:《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年版
⑦[英]派特·斯崔德姆:《风险社会中的认同和冲突》,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4年第4期⑦[英]派特·斯崔德姆:《风险社会中的认同和冲突》,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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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⑨[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