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城区（共3篇）
宁波城区 篇1
摘要：文章依据宁波城市地处亚热带气候条件和城区10年来集中供热的发展规模为背景, 针对宁波城区集中供热对象以规模小、分布散的服务业用户为主, 其供热运行方式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和间断性的特点, 提出要提高市场化运作、规模化经营, 优化热源点布局, 配套热网管道建设, 完善煤热联动和成本差价定价机制, 建立健全集中供热、节能减排的法律法规, 对发展宁波城区的集中供热事业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宁波城区集中供热,特征,发展路径,思考
一、引言
宁波市城区集中供热起步于1997年, 通过10余年的发展, 城区集中供热已达到了一定规模。截至2008年底已建成供热管网长度达100多公里, 热用户覆盖海曙、江东、鄞州三个区170余家, 全年销售汽量近150万吨, 集中供热的发展提升了宁波市的城市品质, 改善了生活居住环境。在节能减排、节约城建用地、缓解电力需求等方面社会效益明显。随着城市和经济的发展, 居民生活品质的提高, 城区集中供热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扩大, 发展城区集中供热, 必将在南方城市中迎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
二、南方城市集中供热的特点
根据宁波城区集中供热的实践和总结, 南方城区集中供热与为保证冬季居民采暖的北方城市或直接用于企业生产的工业园区、开发区等集中供热形式既有共性, 也有很大区别, 主要有以下四个特征:
1. 热用户用热的季节性、时段性较强。
宁波城区的热用户中, 90%以上为宾馆、饭店、商场、学校、医院等商业热用户, 其用途是空调、热水、饮食加工等生活需求。季节性主要体现在用热方式上, 暖、冷空调和热水, 冬季、夏季热负荷明显较大, 春秋季明显减少;而时段性则主要体现在热用户的行业特性上, 用热集中在白天工作时间, 夜间少用, 甚至不用。间断性用热导致热负荷波动较大, 影响热电厂机锅效率, 增加管道热损耗, 造成企业成本增加, 同时也对热网的整体稳定性造成一定干扰。随着宁波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大量工业企业热用户从城区迁出, 这一特征还会日益突出。
2. 热用户分布点多面广较为分散。
经统计, 截止2008年9月, 宁波城区集中供热热用户总共170余家, 除江北区以外, 热用户遍布宁波城区的主要商业、工业区, 分布区域主要有三大块:市区、鄞州中心区、明州工业园区。其中市区海曙热用户共17家, 覆盖中山路、开明街、药行街、解放南路及其延伸段一带主要街区;市区江东热用户共26家, 北至宁波卷烟厂, 南至李惠利医院, 覆盖江东北路、百丈路、彩虹路等;鄞州中心区热用户共75家, 涵盖南部商务区、鄞州高教园区等;明州工业园区热用户共60家。从以上这些分布数据可以看到, 虽然集中供热热用户较多, 但较之所覆盖的宁波城区地域面积, 供热密度就明显小了很多, 热用户分布总体上呈现出横纵向跨度大, 分布较为分散的特征。热用户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的这一特征造成热力管道敷设成本提高, 管线损耗增大, 热网运行效率降低。
3. 热用户对象以服务业、小用户为主。
宁波城区集中供热现有热用户170余家, 市场用热需求较大, 但基本上以服务业、小用户为主, 大流量工业用户数量较少。平均热负荷15T/H以上的有3家, 10~15T/H的有3家, 5~10T/H有8家, 这三档为优质热用户, 其总数占总热用户数的比重略小于8%, 另外, 平均热负荷1~5T/H的有74家, 其占总热用户数的比重为42%, 余下, 平均热负荷小于1T/H的热用户总共有90家, 占总热用户数的50%以上, 主要是公建部分的宾馆、饭店、商场、学校、医院等商业用户, 还有纺织洗涤、食品加工、电镀车间等工业小用户。平均热负荷不足1T/H的, 同时往往也是间断性用热户。从热网用热量统计的数据结果来看, 平均热负荷小于5T/H的, 用热总量仅占总热负荷的20%, 而在数量上, 则占了总热用户的92%以上。
4. 热网管线建设投入大。
根据城市规划要求, 城区热网管线全部采用直埋形式敷设, 结构复杂。相对于工业区中惯用的架空形式, 城区直埋敷设在前期审批、主材、施工过程等各方面的投入均大大增加。具体表现在:相对更高的文明施工要求, 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涉及市政修复工程等等, 都大大提高了施工难度, 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施工费用。同时, 由于南方沿海城市的特殊地下土结构, 外套管防腐、土建施工工艺等方面的投入费用是一般架空管的2~3倍。
可以看出宁波城区集中供热的发展, 存在着热网投入费用大, 生产、运行成本高的问题。加之原煤价格持续上涨, 使热电行业的生产经营出现全面亏损的困境。因此, 宁波城区集中供热如要摆脱被动的现状, 就必须从技术、效益、政策等诸多方面着手, 消除瓶颈促进发展。
三、推进城区集中供热发展的构想
1. 依据热力输送技术参数布局热源点。
热力输送过程中的压力、温度等蒸汽品质参数, 受热力管道管径大小、热用户当时用热量多少和距离远近发生变化。根据管道流动沿程阻力损失公式可知, 沿程阻力损失与管线距离成正比, 与管道管径成反比, 即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管线输送距离越长, 管径越小, 沿程阻力损失就越大;根据伯努利方程, 压力降ΔP也越大, 即初始压力一定的情况下, 蒸汽终端压力就越低。同时, 由气体状态方程可得, 温度也会随着压力的降低而降低。再来看与热用户用热量的关系。在管道设计中, 为提高管道利用效率, 一般是以需要承载的热负荷来定管径的, 即每条管道都有一个设计热负荷, 当沿线用户用热量与设计热负荷保持一致时, 该管线运行效率最高, 沿途凝结水量最少, 蒸汽压力、温度基本达到设计参数值;当上游用户用热量过大超过设计热负荷时, 管内压力会下降, 蒸汽出口品质参数特别是下游用户处会降低;当用户用热量过小而少于设计热负荷时, 管内压力会升高, 但由于管道散热, 沿途凝结水量较大, 管道热损耗会大大增加。
2. 建设热力主干线、支线、用户线输送网络。
重点放在主干线建设。改造原来一厂一网, 管网功能不明显的管道, 形成布局合理, 覆盖面大, 运行高效的大热网, 力争实现热源厂供汽能力、管网输送能力与用户用汽能力的完美匹配。
从宁波城区集中供热现状管网结构和热力输送特性来看, 应在江东、海曙、明州建设热力主干线, 改变原各热网热用户分布不均匀而造成供热系统整体效率降低的现象。如曾出现的庆丰热网和明州热网热负荷较小, 造成局部资源浪费, 供热损耗大;而长丰热网的热负荷在用热高峰时已经超出热源厂供热能力, 供热参数难以达到供热合同规定数值。自2008年初天童路、鄞奉路、明州复线热网工程建成后, 宁波城区集中供热多热源联网格局基本形成, 上述情况有一定改善, 但由于原有管道的结构及传输特性, 网络瓶颈仍然存在, 热网热用户分布不均, 个别管线热损耗偏大现象未能彻底解决。另外, 伴随城市经济的发展, 新的集中供热需求不断增加, 热网的联网高效运行要求日益迫切。据测算, 近年内, 市区 (江东、海曙) 热负荷将新增50T/H, 因此, 在庆丰热源厂关停、长丰热源厂供热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通过管网建设来提高长丰热源厂对市区的供热能力, 扩大明州热源厂的供热范围是完善供热系统的必由之路。与此同时, 随着明州工业园的起步与发展, 明州热负荷将大大增加, 明州热网也必将制约着明州热源厂的蒸汽出口能力。据此, 在江东、海曙、明州建设新的主干线, 完善供热管网, 疏通网络瓶颈, 畅通用户是集中供热的重要环节。除此之外, 为方便供热设备日常维护检修, 增强网络灵活性, 在相对经济的条件下应尽可能增加热网小环路, 保证供热连续性, 提高用户服务质量, 为扩大市场占有率奠定基础。
毋庸质疑, 建设热力主干线、支线、用户线输送网络, 实现布局合理的多热源联网可以优化生产和运行方式, 增加热力运行的灵活性、互补性, 提高系统的经济性和可靠性, 但整个系统对自动监控、微机仿真等技术要求较高, 为此, 在建设管网硬件系统的同时, 配套的软件系统也须同步跟进。在确定联络主干线前,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有选择地应用供热系统最优化研究的成果——优化设计软件, 如热网最佳布置, 多热源共网环行网络优化设计, 供热网能力分析及最佳方式等;在形成多热源环网运行后, 可以采用热网在线监测等先进技术, 为热网调度、优化配置热资源提供技术支持, 切实保障供热系统的经济高效运行。
3. 建立调峰用户群和调峰运行机制。
不同季节、不同时段的热网热负荷差异较大, 用热峰谷现象相当明显, 特别是夏季与冬季时节, 尤为突出。这就给近百公里的热网运行带来巨大的挑战, 用热高峰时, 管内压力易下降, 有时甚至满足不了末端用户需求;用热低谷时, 管内冷凝水增多, 管损将增大。因此, 为进一步增强热网的稳定性与经济性, 既做到畅通用户保证供热品质, 又提高管网的有效利用率, 降低热损耗, 可以尝试建立调峰用户群及调峰运行机制。即一方面, 培育一批自己有条件在用热高峰时, 启动自备锅炉, 解决自己用热及支援热网的调峰用户, 缓解热网用热压力, 减少实施局部停限汽紧急预案, 进而起到整合城市供热资源的作用;另一方面, 在在线智能监测系统的指导下, 建立完善热网运行调度机制, 根据热源厂及热网实际热负荷的变化情况, 决定启用或隔断某些热网管段, 通 (过切换管段优化管网运行方式、合理调配热资源来提高整个热网的运行效率。
4. 构建良好的集中供热外部环境。
(1) 出台供热管理办法。加快城市供热立法工作, 尽早做到依法供热、依法管热、依法用热。规范城市供热的规划、建设、运营、使用和管理, 明确政府、供热企业和热用户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2) 实施热力专营。规范市场、有序竞争, 减少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 保证热用户的用热质量。在宁波城区实施供热特许经营, 可避免业内不良竞争, 有利于城区集中供热事业的规模化、集约化, 对城区集中供热的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理顺供热价格机制。影响集中供热成本的最主要因素是煤炭价格, 宁波市物价局根据燃煤价格猛涨, 热源生产企业、经营销售企业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的现实, 及时出台煤热联动的价格政策, 并对城区的季节性、间断性用户的热价采用与其他用户的热价相区别的价格标准, 使用热成本与用热价格趋于一致, 大大增长了集中供热抵御高煤价冲击的能力, 也为热用户满足用热需求提供了保障。但在实施中, 存在种种阻力和困难, 要坚定不移、全力以赴加以推进, 形成科学合理的价格运作机制, 为集中供热提供经济保障。 (4) 政府在热网建设、税收上出台鼓励政策。建议地方政府能完善价格、金融、财税政策, 对热电企业予以部分奖励, 如对其缴纳的增值税, 能够采取“先征后返”的鼓励政策等等, 促进集中供热健康发展。
四、结束语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下, 宁波城区集中供热欲取得持续健康发展, 供热企业就必须内外兼修, 对于那些客观存在的外部不利因素, 或许不能改变, 但能动作用肯定能取得效果。只要尽一切力量去完善供热系统, 优化资源配置, 优化运作方式, 争取更多政策支持, 就有理由相信, 在宁波经济转型的契机下,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宁波城区集中供热将为南方城市发展集中供热走出一条新路子。
参考文献
[1].王振铭.我国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的总体状况和政策
[2].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建设部等.关于发展热电联产的规定
[3].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4].建设部.关于加强城市供热规划管理工作的通知及附件
宁波城区 篇2
关键词：溺水,危险因素,学生,城市,暂居者和移居者
溺水是中国乃至全球儿童意外死亡的首要原因,也成为令人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1]。溺水可导致非病态、病态和死亡等结局,而非致死性溺水同样可能导致受害者严重的身心创伤[2]。另外,随着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人口流动规模也在逐年增大,流动儿童相应卫生问题也暴露出来。为此,浙江省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防所的支持下,于2014年1月开展了针对流动儿童非致死性溺水的调查,以期为进一步采取相关有效预防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式。首先在宁波市城区6区中随机抽取江北区和鄞州区,然后在抽中2区的所有外来民工子弟学校中各随机抽取4所学校,整群调查所抽中的8所学校中所有学生共7 845名。在抽中的8所外来民工子弟学校中,有2所公办/公助学校和6所民办学校;4所小学和4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共发放问卷7 845份,回收7 760份,有效问卷7 673份,有效率为97.81%。其中男生4 299名(55.97%),女生3 374名(44.03%);独生子女占20.36%;公办/公助学校学生1 143名(14.90%),民办学校6 530名(85.10%);11.66%的学生上下学由校车统一接送;2 875名(18.53%)学生有家长接送,1 422名(37.47%)独自一人,3 376名(44.00%)有其他未成年人(如兄弟/姐妹,朋友/同学等)陪同;26.19%和43.44%的学生自我报告自己所处的学校和家庭周围有开放性水域(如池塘、江河、湖泊、水库等)。被试平均年龄(10.68±2.50)岁,在宁波平均就学年限为(3.46±2.10)年。
1.2 方法
调查统一使用项目组编制的“宁波市学生溺水状况调查表”,并经过专家审阅和预试验修改。三年级以上的学生进行集体匿名自填,三年级及以下的学生由班主任统一读题,学生逐题填答。本调查在征得调查对象本人及其家长的知情同意下完成,调查员由经过培训和考核的班主任担任。
1.3 相关定义
(1)非致死性溺水指近1年中,被调查者遭遇溺水窒息后通过自救或他救后尚存活的。(2)本调查含有13个知识题和6个信念题;知识知晓率(%)=正确知晓某知识人数/被调查者总人数×100%,信念持有率(%)=持有某种信念的人数/被调查者总人数×100%。(3)溺水高危行为主要指在无成人陪伴的情况下,单独或跟同伴在池塘等开放性水域岸边玩耍或打闹、钓鱼/抓鱼、下水捕鱼/捉鱼、登船/划船、游泳/戏水、在不知深浅的水域跳水或潜水等行为。(4)将调查对象能在无漂浮设施的协助下独立游100 m及以上的技能定义为会游泳。
1.4 统计分析
使用Epi Data 3.0软件进行数据的双录入,使用SAS 9.2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方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溺水相关知识、信念和行为
学生溺水相关知识总知晓率为57.42%,相关正确信念总持有率为77.85%,只有5.54%自我报告掌握游泳技能。在近1年中,27.53%的学生自我报告经历过1种及以上的溺水高危行为,其中分别有15.75%,14.11%,8.98%,7.56%,7.59%和5.91%的学生自我报告在无成人陪伴的情况下在岸边玩耍/打闹、钓鱼、下水捕鱼、登船/划船、游泳/戏水、在不明水域里跳水/潜水等。
2.2 溺水发生情况
近1年中,771名(10.05%)学生自我报告曾经发生过非致死性溺水事件。最近1次溺水的原因为跌落/滑入、游泳意外、跳水和潜水、乘船和划船、其他的分别占48.19%,21.33%,8.19%,5.52%,16.76%。溺水地点分布:江/河/溪占26.04%,游泳池占20.80%,池塘占16.09%,湖泊占14.65%,水渠/沟占5.06%,水井占3.25%,水库占3.07%,其他占11.03%,其中自然水体(江河、池塘、湖泊、水渠等)占61.84%。分别有39.24%和60.76%的溺水者通过自救和他救后存活。80.65%的溺水者获救后没有任何处理或进行了简单的现场救护,14.80%到医院进行急诊救治,4.55%到医院住院救治,非就医的溺水者数量是医院救治数的4.17倍。
2.3 溺水危险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1)中P值小于0.05的相关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程中,结果可知,高溺水知识知晓率、公办/公助学校、独生子女、家长护送上下学等因素可降低非致死性溺水的发生风险;而男性、无成人陪伴下在岸边玩耍或打闹、下水捕鱼、登船/划船、在不明水域里跳水或潜水等因素可增加非致死性溺水的发生风险。另外,性格外向型的儿童非致死性溺水的发生率是中间型的1.66倍。见表2。
3 讨论
以医院为基础的相关研究发现,溺水存活者数量约是同期溺亡者的1.49~7.62倍[2,3,4],而本调查发现非就医的溺水存活者数量是就医者的4.17倍。非致死性溺水在整个溺水伤害中占据了非常高的比例,是溺水伤害金字塔中塔底和塔身部分。目前,宁波市8~17岁流动儿童约15万人[5],为溺亡事件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基数。溺水是我国14岁及以下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6]。研究非致死性溺水对预防儿童青少年的溺水伤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调查发现,流动儿童的非致死性溺水发生率将近本地农村儿童(5.65%)[7]的2倍,因此,东部沿海地区的流动儿童可能是该年龄段溺水伤害的高危人群。一方面,该人群面临着迁移造成的环境适应和人文融入的问题,特别是从少水地区迁移到富水地区的人群更易发生溺水[8];另一方面,流动儿童家长往往从事一些劳动强度大、工时长、职业危险因素多的工作[9],难以为其子女提供高质量的持续性监护[10]。而且流动家庭子女数量较多(本研究中非独生子女家庭占79.64%,且可增加24%的溺水发生率),分散了家长对每个孩子的监护时间和力度。另外,父母的经济收入、文化素养和健康意识等因素都会影响子女溺水的发生。本调查发现,家长护送孩子上下学能有效降低溺水的发生率,而同样是未成年人的陪同却没有起到相当的作用,提示家长监管在预防儿童溺水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游泳技能跟溺水的关系尚无定论,且缺乏有力的证据。很多支持游泳技能能降低溺水风险的研究都集中在低年龄段的儿童[9]。Brenner等[11]研究发现,5岁以下儿童接受游泳训练约能降低88%的溺水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学者担忧掌握游泳技能可能会增加溺水高危行为和暴露于水域的概率,从而增加溺水的风险。朱晓霞等[9]的调查发现会游泳的流动儿童溺亡的风险是不会游泳者的1.35倍(95%CI=1.14~1.60)。虽然本次调查发现游泳技能并不是非致死性溺水的影响因素,但发现有15.84%的会游泳者自我报告曾经发生溺水经历,所以对游泳技能与溺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本调查显示,跌落/滑入和水上娱乐活动(包括乘船/划船、游泳、跳水/潜水等)是流动儿童非致死性溺水最主要的原因,分别占48.19%和35.04%,而且无论是水边、水上或水中活动均会增加儿童非致死性溺水的风险。与其他研究类似[7],自然水体(江河、池塘、湖泊、水渠等)是儿童发生溺水的主要场所。由于年龄和心理发育等因素,使得儿童对周边环境危险因素的识别能力薄弱,缺乏相应规避危险的技能,容易发生溺水事件。因此,如何减少儿童自然水体相关活动的行为,加强对在自然水体边/中活动时的监管是一个急需研究的课题。另外,在自然水体中增加防护设施或警告信息对预防儿童溺水的效果同样值得深入研究。
预防儿童溺水的有效策略不仅包括环境改善、政策开发、救护能力提升等外在因素,还在于个体知识和技能的提高。本研究结果也发现,掌握溺水相关知识能有效降低非致死性溺水发生率,但实际上儿童溺水相关知识的知晓率情况并不理想。健康教育已经被证明是改善儿童预防溺水知识和技能的有效途径[12,13],而健康教育的对象不仅包括儿童本身,还应包括儿童家长[9]和社会大众。张佩斌等[14]的一项针对家长防溺水教育项目结果显示,健康教育可以减少0~4岁儿童40%的溺水发生率。另外,溺水目击者的现场救护技能对溺水者的预后有着直接的影响[15]。然而本调查发现,80.65%的溺水者获救后没有任何处理,虽然其中可能包括一些症状轻微,不需要特殊处理的溺水者,但也侧面反映了社会公众对溺水者岸上救护知识和技能的缺乏,需要开展针对防溺水主题的健康教育。
年龄是影响儿童溺亡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1,10],并在1~14岁年龄段的中国儿童中存在随着年龄增长溺亡率逐渐下降的趋势[6]。但本研究结果并未发现年龄影响非致死性溺水的关系,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宁波城区 篇3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梅堰社区外居公寓居住半年以上的16周岁以上居民。
1.2 方法
采用自填式问卷调查。当场发卷,独立答题,并当场收回问卷。问卷为江北区疾控中心自行设计,内容包括调查对象基本情况、性病与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性病与艾滋病知识来源等。
1.3 质量控制
问卷设计遵循先预调查再定稿原则。调查员由各地段医院防保科人员和区疾控中心人员经统一培训合格后担任。调查时由社区居委会干部陪同,由调查员对调查对象说明调查目的、数据用途,打消其顾虑,以提高应答率和信息可靠性。收卷时发现漏缺项及时补充。
1.4 统计分析
调查问卷由专业人员用EpiData3.0软件双录入,核对后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共发放问卷320份,回收300份,应答率为93.75%;填写完整,无明显逻辑错误的有效卷286份,有效率为95.33%。
完成调查的286名调查对象中,男性152名,女性134名,男女性别比为1∶0.88。年龄最小16岁,最大56岁,中位年龄为31.32岁,其中男性为32.15岁,女性为30.11岁。处于性活跃期(20～39岁)者占80.07%。
从调查对象文化程度来看,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69%,初中占52.45%,高中及中专占31.47%,大专及大专以上占8.39%。从婚姻情况来看,未婚者占27.27%,已婚者占69.58%,同居占3.15%。从职业分布来看,从事服务业123人(41.30%),从事建筑行业15人(6.00%),长途司机22人(7.70%),其它126 人(45.00%)。从户籍来看,来自安徽、河南和四川者共计占48.60%,来自江西、湖南者共计占15.03%,来自本省占12.23%,其他省份占24.14%。
2.2 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
表1显示,从艾滋病传播途径来看,血液/血制品传播、共用针具传播、性传播、母婴传播、母乳传播等5个问题的回答正确率均在70%以上。正确率最高为共用针具,89.51%;正确率最低为性行为传播,为70.28%。对于艾滋病传播途径全部答对146人(51.05%),其中男性80人(52.29%),女性66人(49.25%)。
从艾滋病非传播途径来看,一般接触传播、饮食传播、蚊虫叮咬传播等3个问题的回答正确率正确率分别为67.48%、66.78%和17.83%。非传播途径全部答对者40人(13.99%),其中男性22人(14.47%);女性18人(13.43%)。
有68.93%的调查对象认为外表健康者可能携带艾滋病病毒,仅7.69%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有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39.16%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不可能感染艾滋病。2题都答对仅20人(6.99%);2题都答错88人(30.77%)。
2.3 外来务工人员健康行为情况
286名调查对象中,有2名有卖血史;3名6个月内有吸毒史;近1年与临时性伴发生过性关系者24人(有36人拒答),近1年与商业性伴发生过性关系者有25人,详见表2。
2.4 外来务工人员对性病与艾滋病知识需求的情况
从外来务工人员既往对艾滋病知识了解情况看,近半年接受过有关性病、艾滋病的健康教育者85人,占29.7%,其中电视、广播和网络途径占39.2%;报纸、杂志和书籍占33.8%,为主要途径。同时61%的被调查者希望通过上述大众媒体进一步获得性病与艾滋病防治知识。58.7%的被调查者希望得到体格检查、饮食和心理指导等方面的卫生服务。
3 讨论
外居公寓中,被调查者年龄与文化程度均较低,工种以服务业居多,因而应加强服务业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对正确使用安全套与降低艾滋病病毒传播危险性答对率在传播途径几题中最低,反映出针对性宣传有待加强。对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的正确知晓率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对于非传播途径的正确知晓率却明显偏低,这与顾日方[2]等人的研究结果类似。这说明随着艾滋病大众宣传工作的开展,对艾滋病的认识有所提高,但仍反映出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有待深入,尤其是对非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的宣传,以使受众消除认识上的误区,在提高自我防护能力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能正确对待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调查结果反映这一人群中存在着卖血、吸毒、商业性行为,与湖州吕鑫[3]的调查结果类似,表明对于艾滋病的防治不能仅仅止步于形式上的健康教育,还应将工作做深做透。
被调查者近半年接受相关健康教育的比例很低,说明外居公寓人员接受艾滋病健康教育极度不足,今后应选择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宣传教育的力度和频度,如由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发放人手一册的艾滋病防治读本;举办定期知识讲座;设立宣传专栏等。目前,我国艾滋病疫情正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防控形势非常严峻,外居人员对艾滋病危险性的认识急待提高,对于这一人群在加强防治知识宣传的同时,必须加大国家有关艾滋病防治政策措施的宣传,提高其认知度[4]。
摘要：目的:了解宁波城区外来务工人员(16周岁以上)艾滋病防治知识水平,为制定相关艾滋病传播策略提供依据。方法: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资料经EPIDATA双录入后用EXCEL统计分析。结果:286名调查对象中,艾滋病传播途径全部答对146人,占51.05%;艾滋病非传播途径全部答对者40人,占13.99%。39.16%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不可能感染艾滋病。将近10%的调查对象有卖血、吸毒、商业性行为等高危行为。结论:本次调查的外来务工人员艾滋病防治知识水平较低,为了有效控制艾滋病的传播,对外来务工人员需要大力加强以大众媒体健康教育为主的综合干预。
关键词：艾滋病,知识,调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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