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追究制

错案追究制（精选12篇）

错案追究制 篇1

摘要：长期以来, 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实践工作中形成了“三级审批制”的行政化办案模式。这种逐级审批的办案模式, 使检察权的运行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 背离了其司法属性的本质, 造成实践中检察机关办案效率低下、办案责任不明、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难以落实等顽症。随着我国社会法治的发展, 尤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 完善检察官办案责任中的错案追究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办案责任制,错案追究,《条例》,《意见》

一、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概念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指的是以主任检察官办案为实现形式, 实施检察人员分类管理, 明确了检察人员的职责权限, 规定了检察人员职务过失的追责制度, 建立和完善检察官为办案主体的权责体制、组织关系、工作机制、保障机制、追责机制、监督机制等检察机关内部的权力运作机制的总和。 (1)

在各个国家和地区, 检察官作为办案的主体, 都被赋予了在一定范围内独立行使检察权及其相关的权力, 以保障其履行办案职责, 从而维护检察权的运行。肩负着保障人民权益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职责的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在深化改革的背景下, 建立完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以保障检察权的合理有效运行, 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具体而言,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度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遴选具有良好专业素质、较强业务能力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检察官, 通过赋予一定的办案决定权, 改变“三级审批制”这一带有强烈行政化色彩的办案模式, 建立以主任检察官为主体的办案机制, 并建立相应的职权配置机制、监督制约机制以及相应追责机制等一系列配套制度的总和。 (2) 笔者认为, 以上两种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定义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最新规定指出:办案责任制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追责而追责, 而是为了划定责任边界进而保障检察权及相关权力的依法独立行使。

二、错案追究制度推进中遇到的问题

(一) 追责机制存在的问题

不论是检察人员错案责任追究还是执法过错责任追究, 均要求对检察人员的行为进行追责。最高检2007年的《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和2015年的《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中均对追责机制做出过规定, 但是仍有以下几点问题:

1. 程序启动难

2007年的《条例》和2015年的《意见》中, 均规定了追责的具体行为, 有的追责案件需要检委会或检察长的批准启动, 但对于某些导致严重后果的“错案”的问责, 无需检委会或检察长批准同意即可启动, 例如诉后无罪或者捕后无罪的案件。而实际操作中, 往往所有问责程序的启动均需提交检委会讨论并经检察长同意。这便可能导致个别案件检察长认为承办人并无过错, 决定不启动追责程序或是出现个别案件检委会讨论后没有后话等情况。

2. 追责程序不规范

《条例》第十四条规定, 执法过错责任的线索由监察部门或者政工部门负责 (3) 。2015年的《意见》中指出纪检监察机构负责调查, 报请检察长决定移送审议 (4) 。但实践中, 有些检察机关没有明确追责审查的具体部门, 使追责的调查主体不确定;有些检察机关没有对《条例》和《意见》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 没有明确应当追责或不予追责的具体要求, 导致追责边界不清晰。

3. 监督主体有缺陷

目前, 《条例》和《意见》规定纪检监察机构或政工部门作为执法过错的线索管理和调查部门, 检察长或检委会享有对检察人员追责的决定权和审核权。但是当这些调查部门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相互推诿时, 并没有明确对应的监督主体 (5) 。这便导致《条例》和《意见》有关追责内容的执行力因为缺少相应的监督主体, 得不到有效保障。

(二) 刑事错案的界定问题

科学的定义错案标准, 是对检察官追责的前提和基础。最高检发布的《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中就对错案的定义做了规定 (6) 。因为检察机关只负责刑事诉讼的中间环节, 没有对案件最终的审判权, 因此, 在检查机关追责认定中的错案有必要与刑事执法错误行为进行有效的区分。刑事执法错误的外延要比错案界定的外延大得多。

(三) 刑事执法过错的认定标准问题

检察人员错案责任追究也要区别于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 后者调整对象是错误的刑事执法行为, 其外延比错案责任追究要大。我们在既要界定好错案责任追究同时也应当使其区别于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一些内容, 以使责任认定和追责机制更加完善。

三、对错案追究制度的完善意见

(一) 完善追责的启动程序

对错案追责的启动程序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对已经发生的执法错误后果, 一旦被发现, 只需要纪检监察机构依法对其进行调查, 之后再由检察长决定是否移交省级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决定;第二种是只出现执法过错, 还未产生后果, 应当由检委会决定进行司法责任认定的初查, 之后再交由专门的职务犯罪部门进行调查, 之后将调查结果送检委会审核, 最终决定是否进行追责。

(二) 完善追责的调查程序

执法过错线索的调查部门需要有很高的办案业务素质和相对中立性, 可以由案管部门承担调查主体的职能。案管部门一开始就对侦查机关送来的案件的事实证据进行过审核, 对案件的基本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同时对侦监、公诉部门的案件进展状况也都有一定的监控, 具备承担调查主体的能力和资格, 同时也保持了其相对中立性。其既可以担当追责程序的启动主体, 也可以承担相对应的调查职责, 同时也可在检察长和检委会审核检察人员办案责任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

(三) 完善追责的监督程序

检委会的职能应更多的定位在决策职能上, 各类疑难案件大多都是通过检委会自身决定的。所以可能存在“错误的结果”本来就是检委会审议通过的此种情况。而在追责程序中又需要检委会对自己做出的决定进行核查追责, 这不免会产生上文所说的不作为的现象发生。因此完善追责机制还要对检委会的权责划分以及相关议事规则进行完善。

(四) 确立检察人员豁免制度

检察人员因为本身的知识储备、办案经验以及对不同学术观点的认知不同, 有可能对某些案件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会产生一定的主观认识不足, 由此其承办的案件也会存在一些偏差, 这应当被体谅。刑事案件的办理是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的综合考量, 不能一味的以追究过错的角度来对案件的办理进行考量。任何国家的司法人员在办案的过程中都有可能受到证据因素、群众倾向、社会效果的影响, 有些因为办事不谨慎和办案素质不高造成的差错可以通过案件质量评查等制度加以规范, 没有必要一定以过错责任的角度进行追责。建立检察人员豁免制度, 是对检察人员承办具体案件提供的法律保护, 这样才能更好的保障检察人员依法行使职权, 才能更好的提升检察队伍整体的工作积极性。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确立以及完善, 需要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最新指导意见为基础, 各级地方检察机关不断的进行创造性的实践和理论性的研究, 才能逐步完善整体的检察机关办案体制, 才能更好的落实和推进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1]陈旭.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的检察办案组织[J].法学, 2014 (1) .

[2]龙宗智.检察机关办案方式的适度司法化改革[J].法学研究, 2013 (1) .

[3]郑青.关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几点思考[N].检察日报, 2014-1-8.

[4]潘祖全.主任检察官制度的实践探索[J].人民检察, 2013 (10) .

[5]蔡雅奇.主任检察官制改革探索调查[J].人民检察, 2013 (14) .

[6]何超明.澳门司法检察制度的改革与创新[J].人民检察, 2014 (2) .

[7]宋烄沙.比利时检察机构的组织构架限[J].人民检察, 2014 (9) .

[8]向泽选.检察权内部独立行使的模式选择[J].人民检察, 2014 (10) .

[9]罗昌平.杨军伟.主任检察官制度构建的必然性和可行性[J].人民检察, 2014 (10) .

错案追究制 篇2

一、失职追究制是指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故意或存在重大过失，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损失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的制度。

二、失职的种类：

（一）不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不完成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贻误工作，造成恶劣影响或损失的；

（二）对分管范围内工作人员发生效率低下，作风恶劣，违纪、违规问题长期失察、管理措施不力或放任不管的；

（三）工作中不负责任、作风拖拉、办事不力、推诿扯皮，造成严重事故或国家、集体财物被盗窃、诈骗、浪费，造成较大损失的；

（四）工作推诿扯皮，对符合条件的报批事项超过审批办证时限，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五）工作时间擅离岗位，造成工作失误并产生不良后果的；

（六）其他失职类错误。

三、失职追究及处理：

（一）工作人员因失职但未构成违法、违纪的，按照《揭阳市影响机关效能行为责任追究暂行办法》作出相应处理；

（二）工作人员因失职造成损失的，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以及《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处；

（三）工作人员因严重失职造成国家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交由司法机关处理；

论我国法院的错案追究制度 篇3

为了提高办案质量，消除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我国出台了“错案追究制度”。“错案追究制”，即案件审判错误就要追究审判者的责任，具体来说，就是一种在刑事、民事以及行政诉讼中，由于法官对主要事实认定失实和法律定性不当，导致裁判结果错误，而据此追究法官责任的制度，笔者认为该制度本身的理论构建以及实施过程存在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与分析。

一、错案追究制和有关司法理论存在冲突

(一)与案件裁判的不确定性相冲突

一般而言，法官对案件的裁判是根据三方面的标准：一是事实标准，二是法律标准，三是法律推理标准，而这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之所以为事实，就在于它是在人们直接感知的基础上，对事物存在的实际情况所作的一种陈述。因而，事实必须是能够直接或间接观察到的，必须是为主体的概念所接受，并由主体对此作出断定的，否则就谈不上知觉到什么事实。”由于立法者思维的非至上性造成立法者对于未来的情况预测具有局限性。正如刑法学家陈兴良所说的：“从立法上来说，立法者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必然受到多种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立法者虽然从主观上努力地考虑社会上的各种实际以及各种可能性，但社会是复杂多变的，是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性的。另外，从法律的语言上来看，由于社会现象总是复杂多样的，日常语言的概念是无法完全加以涵盖的。即使赋予某一技术概念以特有的含义，也无法覆盖具体生活的方方面面。说：“当我们用词把这样形成的抽象概念固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有发生错误的危险。反映到法律上，就是法律规范总是抽象的和概括性的，从而造成法律规则语言也有意思明确和意思模糊两个方面。后者在法学上通常表现为一般条款和不确定概念。如民法上的合理、不合理、公平、显失公平、善意、恶意、重大事由等就是些不确定的概念。至于一般条款，如诚实信用原则、公共秩序和善良风度等，更没有确定的意义。因此，我们因该肯定法律标准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法律推理是指特定法律工作者利用相关材料构成法律理由，以推导和论证司法判决的证成过程或者证成方法。由于法律推理具有的实践性，循环性，保守性，导致其具有不确定性。

(二)与法官的独立审判相冲突

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如果司法行政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同样的道理，如果行政权拥有了支配司法权的能力，其结果必然侵犯司法权的独立，公正的行使，以致枉法裁断的出现。

赋予法官独立审判权的价值目的是为了确保司法的权威性，从而实现程序公正的实体公正。然而，错案追究制的目的实际不是通过程序本身的完善使当事人获得一个公正的裁判结果，而是寄希望于对程序结果制作者的事后惩罚而对法官形成约束，这实质上就是一种以行政的方式控制司法权利的追责制度，是对法官裁判的一种干预和影响。一旦审判独立受到影响和威胁，就将影响法官审判权的权威性，其结果必然是损害司法公正。

二、错案追究制在施行中产生的消极影响

首先，从法官方面来说，错案追究制不仅没有体现公平而且极大地磋商了法官办案的积极性。

自199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追究办法》)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处理办法》)两个文件后，错案追究就成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制度，必须在全国的法院系统得到统一贯彻实施。然而，这项正式的制度运行了四年后，各地法院在贯彻实施时，仍各用各的招。对错案的理解和界定，错案的追究范围，承担责任的方式等方面，基本上是每个法院都各搞一套，从而导致这项制度在各个法院的运行状况极不平衡。对于相似的错案，有的法院追究，有的法院不追究；有的法官被追究较轻的责任，有的法官却被追究较重的责任。这种混乱的局面，不仅有损于制度的严肃性和统一性，而且大大影响了法官之间的公平和平等性。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实施错案追究制的过程中往往扩大了追究范围，法外施罚。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对于违法审判的行为应当根据《追究办法》和《处理办法》的相应规定来进行追究。然而，在实践中有不少法院却将法官责任的追究范围予以扩大，层层加码。在承担责任的方式上，有的法院也超出了《追究办法》所规定的几种形式。《追究办法》第32条规定：对情节轻微的违法审判行为，责令有关责任人作出检查或通报批评；对情节严重的，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依照《处分办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处分。但是，有的法院却在这些法定的处罚形式外另设“罚种”。

其次，从当事人方面来说，错案追究制不仅违反了调解自愿原则而且损害了他们上诉权的行使。

从理论上来说，调解只适用于那些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基本事实清楚的案件。民事诉讼法也规定，法院调解应当在合法、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不能久调不决，更不能强迫双方当事人非自愿地达成调解协议。在未实行错案追究制以前，法官们一般都能遵守这一规定，当事人不愿意调解或调解协议达不成时，法官就会及时作出判决。实行错案追究制后，由于错案追究风险的存在，法官为转嫁这种风险，往往不采用判决的形式结案，而是大量地运用调解的方式，不管事实是否清楚，也不管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他们基本的做法就是和稀泥，搞折衷，向双方当事人“做工作”“讲道理”，拿原告的标准去说服被告，再拿被告的标准去说服原告。这样做，表面上看起来大量纠纷经调解这种双方自愿的方式解决了，实际上却是既不利于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保护和对侵权行为的制裁，又无益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很明显，这些调解很大部分是建立在强迫的基础上，既为“强迫”又何来平等自愿呢?更严重的是，这样做最终损害了当事人对法院的信任，从而对法治建设形成了长远的深层次的危害。

三、错案追究制的前路选择

(一)取消现行的错案追究制

有学者提出，错案追究制是中国特色的责任制度，适合中国的国情，当前中国的法官整体素质偏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片面地强调法官的独立是灾难。“如果任由这些素质尔尔的法官们任意挥舞手中的权利而不追究他们的责任，这样的后果恐怕难以估量。”我认为，法官素质的问题无疑成为我国司法制度中许多顽疾的症结，而且也的确成为了错案追究制存在和继续运行的现实依据。我们在强调审判独立的同时，也应当加强审判监督，但是采取错案追究制这种监督方式却是不合理的。我们完全可以找到一种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方式对法官权利的行使进行监督和控制。对于中国现在的法官素质整体较低的状况，并不是靠作案追究制这种事后监督和补救的方式就能解决的，而是要寻找一种从根本上人手的方式：就是对法官准入的相关方面的制度进行调整，在努力提高法官素质的同时加强法官地位的保障。而不是头痛医

脚，不从人口找原因却从出口处抓问题，一味地给法官施加压力，寄希望于错案追究制度。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法治国家也并没有针对法官的裁判而设计的所谓的错案追究制。他们的理论基础在于：对事实的认定，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属于法官独立审判权的范围，不应该作为被追究的对象。然而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对法官进行监督。关于这个道理，我觉得引用丹宁的话来说明最恰当不过了，他说：“倘若法官受贿或者哪怕有一点点腐化行为，或者法官滥用司法程序，那他将受到刑事法庭的惩处。但是除此之外，法官不受要求赔偿的起诉。这倒不是因为法官有任何犯错误和办错事的特权，而是因为他能够完全独立地履行职责，而无须瞻前顾后。”“当法官依法行事时，每位法官都应当受到保护，以免负赔偿损害的责任。所有法官都应当能够完全独立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不须担惊受怕。决不能弄得法官们一边用颤抖的手翻动法书，一边自问，‘假如我这样做，我要赔负损害赔偿的责任吗?只要法官在工作时真诚地相信他做的事情是在他自己的法律权限内，那么他就没有受诉的责任。”丹宁说的虽然是如果法官的行为不违法，就应该免负赔偿损害的责任。但是出于同样的道理，如果法官的行为不违法，而仅仅是因为办了所谓的“错案”，也应当免于追究责任。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花时间去讨论“错案”是否合理的问题，也不应该花时间去思考该如何进行“错案追究制”表面或程序上的完善这个问题，而是应该取消、废除错案追究制。因为继续保留“错案追究”这种方式已经不再恰当，也没有必要，只会徒增误解。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过程中都存有大量根本性问题的制度，能通过后天的修修补补得以完善。打破错案追究制度，重建一套科学的理性的法官惩戒机制，力求涵盖和吸收错案追究制度立法意旨的合理精神，并同时彻底改变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目前内容混乱，缺乏体系性，科学性完整性的现状，使其应有作用充分合理发挥，才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方向。

(二)重构法官惩戒制

错案追究制度是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一种，两者都是对法官权利行使进行监督和控制的方式。两者实质上是包含关系。通过对《法官法》《国家赔偿法》《刑法》，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办法》以及其他各地地方性法规和各法院内部规定中关于法官惩戒制度的内容进行分析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错案追究制度在我国法官惩戒制度中的法律依据呈现正三角形状态，越是地位高的法律规定中，有关错案追究的依据就越少，而真正最直接具体的依据还是散见于各地各级法院的内部规定，而我国法官惩戒制度中除了包括错案追究这一方式，还大量规定了法官违反职业道德和相应法律法规应受惩戒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以法官判错了案为职业前提，按照立法的规定，只要法官存在违反法律、职业道德的行为，就应该受到惩戒，惩戒的范围既包括司法行为也包括司法外行为。如：法官不得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不得参加非法组织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法官惩戒制度中既包括“错案”标准，同时也包括“违法行为标准”，法官惩戒的标准混乱不

虽然错案追究制度在我国立法上缺乏权威、有力的法律依据，但从法官惩戒的司法实践来看，法官惩戒的方式又表现为错案追究的方式，以上级改判的案件作为错案的主要来源；而正式法律中规定的应当谴责的违法形式出现后，实践中又往往以是否最终影响实体公正作为追究前提，单纯的违法行为，如果事后并没有被证明确实造成了实体认定的错误，则被追究的情况实际是很少的。这里我们又发现了我国法官惩戒制度中现存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严重脱节。人们以实体结果衡量法官责任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又由于我国法官惩戒制度中本来就共存两条标准，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人们惯性地采取实体结果标准对法官责任进行衡量，可见，错案追究制度虽然立法上在我国法官惩戒制度中所占的比例不算很大，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可以说正是由于错案追究的方式的存在及其不完善的改革才导致我国法官惩戒制度混乱不清，立法实践严重脱节的现状。

刑事错案的认定与责任追究 篇4

弄清错案的概念及其范围, 是执行错案责任追究制的前提。然而, 错案的概念是什么, 错案的范围是什么, 目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无论是研究学者还是司法人员, 仍然是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总的来说, 可归纳为以下五种观点:

第一种为客观说, 认为“错案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监狱管理机关违法行使职权, 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的案件。”这种观点强调的是, 判断错案的标准是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否与客观事实不符、是否存在错误。

第二种观点为主观说, 认为“错案是指办案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 故意或过失违反程序法或实体法, 导致处理结果错误, 依法应当追究责任的案件”。有的学者还认为, 如果办案人员主观上有过错, 即使案件处理结果与客观事实相符也应当认定为错案。

第三种为主客观统一说, 认为错案标准应把主观过错与客观结果结合起来, 办案人员主观上有过错, 并在客观上造成了错误处理案件的结果, 就构成错案。

第四种观点为程序违法说, 认为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 即使实体结论正确, 也应认定为错案;相反, 如果办案人员的诉讼活动没有违反法律规定, 没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 即使得出的案件结论与客观事实不符, 也不认定其为错案。

第五种观点主张三重标准说, 认为错案标可分为错案纠正、错案赔偿和错案追究三重标准。在错案纠正方面, 以启动再审的标准为错案标准;在错案赔偿方面, 以国家作出刑事赔偿的标准为错案标准;在错案追究方面, 对司法人员进行错案追究必须以司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为前提[1]。

笔者认为刑事错案应当是客观存在的错案, 并不以是否追究办案人员的错案责任为前提, 也不因是否给予刑事赔偿为标志。基于这样的认识, 笔者试将刑事错案的概念表述如下:刑事错案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导致没有犯罪或者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有犯罪行为的人被刑事拘留、逮捕、起诉、定罪和执行刑罚的案件。

二、刑事错案发生的原因

刑事错案的类型多种多样, 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由司法人员、侦查人员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的错案;二是因法律、法规或刑事政策发生变化而产生的错案;三是因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或者对事实的性质、适用法律认识、理解不一致而发生的错案;四是因当人过错或者客观原因使案件事实认定出现偏差而产生的错案;五是因对案件的证据是否充分有重大分歧而产生的错案。

刑事错案的发生也有多种原因, 总的来说, 可将之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法律规定的模糊性。

法律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是相对对立的, 任何法律都旨在设定某种行为规范, 因此必然具有确定性;但同时, 任何法律条文又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其不确定性, 一是因为语言的不确定性, 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条文时不可避免的认识上的局限性, 以及条文制定者有意识地适用模糊含混的语言;二是社会生活的变化使法律条文的实体内容过时;三是司法官等适用法律的人员基于其不同的知识水平和个人因素而对法律产生不同的理解;四是其他诸如政策、意识形态、社会地位、权力结构和利益冲突等社会因素对法律解释的影响。

(二) 事实认定的相对性。

既然法律条文具有不确定性, 事实标准是否是确定的呢?这恐怕简单的肯定性答复也少。无可置疑的是, 事实就是指真实情况。但是, 在司法活动中, 要查证的事实都是过去发生的情况, 无论是警察、检察官、法官还是律师都没有亲身经历过, 因此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取证、质证和认证的活动来确定它。也就是说, 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能自行说话 (自证) , 而一定要通过当事人或其他人的陈述被人们了解。审判案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让与事件无关的执法者通过对实物的观察和人们的叙述查证案件真实情况的过程。所以, 案件真实情况能够查证到怎样的程度, 只有相对性而没有绝对性。

(三) 政策或其他标准的不确定性。

法律条文的解释和事实的认定存在不确定性并未概括了全部的不确定性。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还源于各种社会因素的不确定性。法律不是抽象枯燥的条文, 它同时还反映了受制于社会的风俗习惯、伦理观念、时代精神、意识形态、政策原则以及各种社会环境因素。除上述政策和社会环境等宏观因素外, 法律运行中的个人因素也不能忽视。这些因素包括个人的教育和社会背景、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品德、个人的思维方式和倾向性等等[2]。

三、刑事错案责任的利弊

由于刑事错案概念的不确定性, 造成了司法实践和理论界的困惑。理论界的困惑表现在有些学者据此而主张取消错案责任追究制, 司法实践中对这个问题的困惑表现在对错案责任追究有扩大化的倾向。有人认为, 错案的发生既有案件复杂性与司法局限性等根源, 也有人证至上观念、协调办案体制与辩护制度流于形式等制度性缺陷, 最后才是素质低下、刑讯逼供与马虎办案等人为因素。如果司法人员素质不高无法胜任工作, 那应该严把司法人员的入门关, 外加一道错案责任追究的阀门不能提升司法水平。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使得司法人员的个人利益与许多外在因素挂钩, 司法人员面临着不能承受之重, 就没有独立行使职权可言[3]。

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与法治现状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国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有其基础与必要性。因此, 笔者认为, 虽然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但它对于司法公正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

首先, 该制度有存在的法律基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 对刑事诉讼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在审判程序中也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 如出现法律规定的情况, 案件将被发回重审或被上级人民法院提审。虽然不是所有被发回重审或提审的案件都是错案, 但其中肯定有一部分是错案。司法实践中,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错案的发生不可避免, 而这些正是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存在的事实与法律基础: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行为负责, 作为执法者更应身先士卒地恪守这一信条。

其次, 该制度有存在的必要性。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对于增强执法者的责任感, 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 促使执法者自觉提高业务素质水平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将办案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都具体落实, 一旦出现问题, 即可追查到人, 责任明确是最好的防腐剂。从根本上说, 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给我们带来的是司法公正而不是司法腐败, 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第三, 该制度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一方面可以将错案纠正, 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另一方面, 也可以对公安、检察、审判人员产生威慑作用, 促使其恪尽职守、秉公执法, 防止错案, 防患于未然。

第四, 并不是所有的错案都追究司法人员的责任, 只有公安司法人员存在违法的故意或重大过失, 才起动错案追究, 实践中扩大化的做法是可以避免的, 不能因为有扩大化的倾向就因噎废食[4]。

四、刑事错案责任的落实

(一) 刑事错案责任人的确定。

正确确定错案责任人, 是执行错案责任追究制的关键。造成错案均有错案责任, 到底错案责任在谁, 一定要先区分清楚后加以追究, 这才符合责任自负原则。笔者认为, 在确定错案责任人时, 应掌握以下几种情形。

(1) 应把错案认定标准与责任追究标准相区别。前者是判断案件处理本身是否正确, 而案件事实真相、现行法律、人身与财产权益所受的侵犯都是客观存在的, 故判断的标准也就是客观的。而后者着重于在错案发生后分析错案发生的原因、审查职务行为是否违法、判断办案人员主观上有无过错、分析该过错违法行为与错误后果有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从而判断办案人员对错案应否负责任。

(2) 应将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相区别。第一种是纯粹的个人责任, 即办案人员在单位领导和集体不知情的情况下,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地造成错案。如办案人员有索取、收受贿赂、徇私枉法、刑讯逼供或殴打暴力行为, 导致错案发生的, 只能由办案人员负个人责任。第二种是既有个人责任又有集体责任。第三种是纯粹的集体责任。办案人员主观上没有过错, 如实汇报案情和证据, 职务行为也符合法律规定, 但是单位集体 (如检察委员会、审判委员会) 在讨论和决策时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 导致错案发生的, 办案人员不承担错案责任, 单位集体在明显排除了个别人徇私枉法以外, 应当由单位集体负责。

另外, 经请示上级机关或者业务部门的案件, 办案人员只对案件事实负责, 不对案件处理结果负责。案件承办人如实介绍案情, 并按请示批复处理案件造成的错案, 办案人员不承担错案责任, 而由决定处理结果的上级领导和部门负责。

(二) 刑事错案责任的方式。

刑事错案责任有多种方式, 按照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1) 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185条和第188条对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贿赂、徇私枉法的行为构成犯罪的, 作了直接规定。根据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 对公安司法人员利用职权接受吃请, 收受、索取礼贿, 刑讯逼供、暴力取证, 徇情枉法裁判造成严重后果, 构成犯罪的错案责任人, 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2) 纪律责任。党章规定了每个党员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规定了党员违纪的处分内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第2条和第7条, 明确规定了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收受贿赂的纪律处分标准。公安司法机关内部也规定了具体的纪律处分标准, 对错案责任人分别情形追究其党纪、政纪责任。对于有相当严重的违法行为而不够刑事处罚的, 可以依照上述规定进行纪律处理。 (3) 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规定,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 受害人有依照国家赔偿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公, 公安司法工作人员有刑讯逼供或殴打暴力行为或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或有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或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 均应追究其经济赔偿责任。 (4) 通报、批评教育责任。党纪、政纪处分规定中, 均有对违纪情节轻微的人不予处分, 而给予通报、批评教育的条款。因而对公安司法人员因吃请受礼、谋取非法利益或过失造成错案, 且情节轻微不够党纪、政纪处分的, 均应视不同情况给予其通报或批评教育。

摘要：刑事错案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导致没有犯罪或者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有犯罪行为的人被刑事拘留、逮捕、起诉、定罪和执行刑罚的案件。本文拟就此概念与责任追究加以探讨。

关键词：刑事错案,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责任追究

参考文献

[1]王晓霞.刑事错案认定标准的反思与重构[J].人民检察, 2005, (11) 下.

[2]王晨光.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与错案追究制的误区[J].法学, 1997, (3) .

[3]刘品新.错案责任追究制:看上去很美[J].人民检察, 2005, (5) 上.

错案责任追究制度1 篇5

一、为提高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防止错案发生，根据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办案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是指纪检监察干部在案件检查和审理过程中，因故意或过失而造成错案，并有一定社会影响，应予以追究错案责任的制度。

三、错案责任追究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和“谁办案谁负责、谁审理谁负责”的原则，实行一案一追究。

四、在案件检查和审理过程中，由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错案，应追究责任：

1.违纪线索经过初步核实后，按党纪、政纪条规，办案人员应当建议转立案而没有建议立案，或不应当转立案而建议立案的；

2.移送审理的案件主要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有关程序严重违背规定，应予重新调查取证的；

3.故意泄露案情，扩散证据材料，致使违纪人员窜供、案件调查不能正常进行的；

4.隐瞒案件事实真相，伪造、篡改、隐匿、销毁证据，故意扩大或缩小案情的；

5.对被调查人或有关人员采取违反“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和“行政监察法”规定的办案手段，进行诱供逼供，造成严重后果的；

6.案件调查人员根据被调查人的违纪事实，定性不准确，所提出的处分建议与党纪、政纪有关规定相差两个以上档次的； 7.案件审理提出的处理意见，与党纪政纪有关条规相差两个以上档次的；

8.其他因办了错案应受到责任追究的。

五、错案追究的责任划分：

1.在案件检查环节，实行主办人负责制，调查组其他成员负次要责任，案件承办室负责人及分管领导负领导责任；

2.在案件审理环节，实行主审人负责制，参审人员负次要责任，案件审理承办室负责人及分管领导负领导责任。

六、凡应受到责任追究的，根据错案性质、事实、情节和责任人的认错态度等，分别给予以下处理：

1、批评教育，责令写出书面检查；

2、停止承办案件检查或审理工作；

3、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4、建议调出纪检监察机关；

5、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以上处理方式可以单独或合并运用。

七、凡受到错案责任追究的人员，当年不得评为先进个人；室有2人次以上受到错案责任追究的，当年不得评为先进集体，室负责人不得评为先进个人。

八、错案责任追究情况列入年终室和个人工作目标考核，作为奖惩各室和个人全年总体工作的重要依据之一。

九、错案责任追究工作在县纪委常委会领导下进行，错案的最后认定和对责任人的责任追究由县纪委常委会集体讨论确定。

十、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在执行。

国外错案如何纠偏 篇6

法庭会给一个没罪的人判刑吗？

法国著名律师勒内·弗洛里奥给出的答案是：这种事情确实存在，而且比人们想象的要多。

生于1902年的弗洛里奥21岁毕业于索邦大学法律系，而后，从做辩护人起，开始了律师生涯。他生前积累了五十多年的办案经验，办理了许多有名的案件，被赞为“有最惊人的记忆天赋”和“巴黎收费最高的律师”。

作为著作颇多的律师，弗洛里奥总结法国历史上诸多错案，并解析其原因的《错案》一书，曾在1984年被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创下10万册销量。2013年，该书中文版再度推出。

“最受尊敬的人，

也可能成为司法部门的受害者”

“请不要以为一位行为端正的好父亲、好丈夫、好公民，就一辈子不会与当地的法官打交道。实际上，即使是最诚实、最受尊敬的人，也有可能成为司法部门的受害者。”“您常常以为，凭借自己的身份和行为会得到声誉、业绩、关系与交往方面的保护，您坚信只有那些地位卑微和粗鲁的人，那些命运糟糕的人才可能碰上司法错误，比如码头工或是牧羊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司法错误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着各种人，既有权贵，也有平民。”“一些实业家、医生、工程师、教授，也曾经是某些骇人听闻的错案的受害者，法国的司法年鉴上充满了他们的名字。”

弗洛里奥之所以在《错案》引言中，便抛出以上这些颇值警醒的话，原因在于，在他看来，“完全公正的审判是件不易的事情。许多外界因素会欺骗那些认真、审慎的法官。比如，不确切的资料、可疑的证据、假证人，以及做出错误结论的鉴定，等等，都可能导致对无辜者的判刑。”更为关键的是，导致法官错判的被告人、证人、鉴定人，“他们犯下的错误，有时并非蓄意而为。”

比如，一位妇女由于亲属一个接一个死去，她继承了这些人的财产。这件事让周围人产生了怀疑。有关部门接到报案后，把那些尸体挖出检验，发现尸体上浸渍了大量砒霜。妇女因此被捕入狱，并被重罪法庭判刑。然而，在她被关押五年之后，有关部门又发现，那块墓地周围的地下水中含有砒霜，正是因为地下水的侵蚀，尸体上才浸渍了“毒药”。在弗洛里奥看来，这个因鉴定而产生的错判最终得以还原事实，“纠正了只根据尸体上有砒霜就做出判决的简单做法”，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而《错案》中详述的“德莱福斯上尉事件”，则为弗洛里奥所提到的，品行端正且颇具社会影响力之人，却在某天突然遭遇错案提供了典型例证。

1894年10月15日，德莱福斯上尉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军事法庭逮捕，原因在于，法国军队情报部门掌握了一桩叛卖罪行的“证据”，认为有叛徒将秘密文件透露给德国武官，而根据笔迹学家判断，德莱福斯就是该人。

事件发生前，德莱福斯上尉本是一位前程似锦、令人羡慕的军官。他与妻子、儿女们的生活十分检点，品德方面无可指责，同时他还拥有巨额家产作为生活后盾。上尉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竟被押上刑事法庭，并被判处劳役，而任何人对他是否清白无辜也不置一词。

在“德莱福斯上尉事件”中，笔迹学家自然要承担绝大部分责任。只是，这个案件之所以历时十二年，除了鉴定错误外，一些人的态度顽固与违背道德，也为错案推波助澜。

如当年内阁总理梅利纳，就曾在法庭讲台上发表过针对该案的著名演讲：“不存在德莱福斯上尉事件！”梅利纳言下之意，案件没有搞错，不存在为德莱福斯平反之事。

《错案》一书序言中，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在评述“德莱福斯上尉事件”时表示，“在新的证据和事实逐渐显露该案件可能是冤错案件的时候，大权在握的人刻意去掩盖这是一起冤错案件的行为更令人恐惧。这可能会令读者意识到：国家、政府、军队高层以及与之联系的权力，都可以成为错案的形成因素，甚至在铸成错案中发挥关键作用。”

某种程度，此案中正是大权在握者的顽固与掩盖，催生了左拉发表于《震旦报》上的著名文章《我控诉！》。左拉在文中控告一些人握有德莱福斯无罪的证据却扣押着；指控第一军事法庭根据一些秘密文件判刑是违犯法律的；指控第二军事法庭奉命故意释放一个罪犯就是犯罪。

最终，德莱福斯还是等来了揭开真相的一次调查。“有人打开情报处的档案，那里不仅有伪造的文书，还有一本刮擦和涂改过的账簿。虽经过涂改，但仍然看得出，那些被叫到雷恩法庭控告德莱福斯的人们，都是由情报处发工资的……”弗洛里奥在书中如是记述。

这次调查后，德莱福斯恢复了上尉职务，并被授予“荣誉骑士”勋位。一项法令还决定，将左拉的骨灰移入巴黎的“先贤堂”。

左拉于1902年去世，死于煤气中毒。但他的后代则认为，他是被人谋杀的。他最友好的传记作家阿尔芒·拉奴克斯也持这种看法。

“诚实”人的“致命”证词

如果說，像“德莱福斯上尉事件”这样，鉴定错误会把司法机关引入歧途，那么证人们有意无意地使法庭受骗，在弗洛里奥看来，“则更是经常的”。

当然，作假证的并非都是这样一种人：外表可疑，目光闪躲，个人经历不明，还可能为欺骗法庭接受了某种报酬。“一些诚实的人好心地提供看似诚恳的证词，也可能出现令人担心的不良后果。”弗洛里奥表示，这些“诚实的人”，可能只是目击了事实的一部分，而他接下来又“诚实地”讲述了另一部分，但这另一部分却是用自己的方式主观解释的。

比如，在一些公共场所打架斗殴事件中，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证人听到吵闹声或喊叫而来到现场，发现正在搏斗的双方中，一个人正在痛打对方。他所看到的这个场面，有可能是一个安分的人在回击流氓对他刚刚进行的侵犯。

“很可惜，这个证人倾向于证明那个正在挥拳的人是罪犯”，弗洛里奥说，在日常生活中会碰到这样的人，他们到现场的时间很晚，只看到那些损害的情况，但是他却认为他目睹了一场事故的全过程。他们只不过在现场听到另一些人所了解的情况，而那些人并不比他们看到的更多。“我在非洲认识了一位年迈的打猎向导，他很看不起有些黑人绘声绘色地描写大象如何凶猛抵抗猎手的情形。他总是笑着问他们：‘你亲眼见过吗？’其实，这应该是法庭可以向许多证人提出的问题。”

而那些确实亲自耳闻目睹的人，对他们证词的信任度又该有多少？

“审讯实践告诉法官和律师们，那些感情色彩浓郁的证词，常常表现出它的虚弱性”。弗洛里奥表示，首先是孩子和低能者，“不能轻信他们的证明”。同时，智力十分健全的成年人，在弗洛里奥看来，也会提供一些最不可靠的证词。“特别要当心这样的情况，有的证人在相隔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又轻易地‘认’出了他们实际上只见过一面的人。”

比如，很多法国人熟知的“里昂信使案”，某一方面而言，便是由于客栈女仆的错认，让无辜的人被判处了死刑。

1796年，一辆马拉邮车从巴黎出发去往里昂，车上装有督政府汇给前线的700多万证券。路上，邮车遭遇打劫，信使、马车夫均死于非命。邮车途经的小镇，两位女仆均一口咬定勒索尔克是强盗之一，她们所依据的，是他的长相与一头金发。

两个女仆与勒索尔克并不相识又无冤仇，法庭认为她们没有陷害勒索尔克的动机与可能。纵使有九十几位证人先后出庭，提供有利于勒索尔克的证言，法庭却始终不肯相信他无辜。最终，勒索尔克被送上了绞架。

多年后，真正的凶手迪博斯克落网，在他即将被处死前，他向他的辩护人做了声明——“的确，我是罪犯，人们把勒索尔克当作了我。”

而那时，勒索尔克的遗孀早已陷入精神错乱，母亲也在疯后不久离开人世。另外，曾经在法庭上力证他清白的证人之一勒格朗，也因此案被先后拘留四次，为此他的狂躁精神病常常发作，每次发作时，他都要呼唤勒索尔克的名字。

“酷刑可以冤枉气质虚弱的无辜人，

而搭救先天强壮的罪犯”

当然，错案的产生很少出自单一原因。就像“里昂信使案”中，证人不负责任的乱加辨认、法官的偏执均难辞其咎，除此之外，希望迅速惩戒歹徒的呼声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错判的形成。

“公众认为：‘既然已经捉到了罪犯，那就赶紧审讯他们，让他们上断头台吧！’这是那些普通公民和有产者为自己的安全担忧而表达出来的意见。但这不应该是一位审判官的态度……我一直认为，调查真情的工作搞得越快，司法部门就越容易出错。”弗洛里奥在书中其他案件中，也曾提到快速破案的舆论，有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新闻界大声鼓噪，严厉地批评警察。他们（调查者们）焦急不安，一心想不惜任何代价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罪犯。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能得到一个口供，他们将非常愿意采纳，而宁愿不再核实，也不再讨论。因为他们想急于结束人们对他们的谴责。”

而当急于破案的调查者面对疑犯时，他们又会有怎么的做法？

在弗洛里奥所述的“德塞耶案件”中，德塞耶表示，自己受到了警察们的拷打。但弗洛里奥认为，只这一案件而言，他并不相信有拷打，而是“搞调查的警察们肯定以为捉到了可恶的凶手，而对他进行了过分的盘问，并且很可能恫吓过他。”

“德塞耶案件”是这样的：1948年5月8日，哈耶尔村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村里的两位老夫妇遭遇了抢劫，男人被毒打后死去，妻子伤势严重，凶手被怀疑是叫做格根和德塞耶的两个人。

第一次审问德塞耶，他完全否认。但到第二天，他又承认和格根一起作了案。他甚至在陈述中指出老夫妻房间里家具的摆设。

负责本案的预审官随即决定，马上进行罪行复原。他和书记员上了警察分队的汽车，坐在德塞耶身边。到老夫妇家的路很曲折，但是德塞耶毫不迟疑地指点着路程。而到达目的地后，德塞耶再次叙述了他是怎样参与作案，而老夫妇家家具的摆放与德塞耶供认时说的一模一样。

当预审官指控德塞耶为嫌疑犯时，后者表示同意，然而几天后预审官再次审讯时，他却完全翻供，申辩无罪，并抗议审讯中受到警察们的折磨。但预审官反驳了他：“暴力并不能使你了解那些地方。”

最终，德塞耶被判处10年徒刑。只是，在他被监禁四年多后，真正的凶手被找到，德塞耶被释放。

然而，案件的检察官始终存疑：德塞耶为什么能在他从未走过的路上为司机指路？为什么能如此细致地描述老夫妇家家具的摆放？最终，检察官搞清了实情：警察分队的一位中尉在得到负责审讯德塞耶和格根的警察们报告之后，立即来到那两个人被拘留的地方。这位中尉警官了解案件的所有情节，他曾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并且画了草图。于是，审讯这样进行：

“埃梅里（老夫妇）家有几个房间？”

“不知道。”德塞耶回答。

“你很清楚，有两间！”

“是，是的，有两间。”德塞耶说。

“那么，第一间房间的炉灶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你知道，在右边……”

“是的，是……”德塞耶又同意了。

至于路线，是有人把地图交给了德塞耶……

其实，还有一点也让检察官感到莫名——显而易见，警察的确对德塞耶进行了粗暴或者说特别粗暴的审讯，而使他做了假供。可是次日一整天，德塞耶为何没有在预审官那里翻供？

“大部分被告并不懂得刑事诉讼程序，他们以为审判官审讯之后，自己还会重新落到警察手里。所以，即使他们先前被打了，也不敢在法官那里翻供，他们害怕再次受到虐待。”

弗洛里奥表示，他相信，在法国这种法治成熟的社会，只是极少数搞调查的人使用暴力，而“警察的暴行不仅仅是可恶的，而且使司法活动完全走了弯路。”弗洛里奥援引著名作家和伦理学家拉布吕耶尔的一句话——“酷刑是个绝妙的手段，它完全可以冤枉气质虚弱的无辜人，而搭救先天强壮的罪犯。”

然而，在弗洛里奥看来，非法取证的方式不限于暴力，还包括威胁、引诱和欺骗等。“有时即便不使用暴力，而向嫌疑犯许诺即刻释放，也能从嫌疑犯那里获得并不真实的口供。”

弗洛里奥和他的同事们，就曾接待过这样一些“认罪者”，他们申明自己是无辜的，但明确表示曾经在警察局招了供。

“我们对此感到惊奇，他们则总是这样回答：‘警察用拘留来威胁我，那简直是耻辱，我妻子将不会相信我，我的老板知道以后，我会失业。为了获得自由，我当场就随便签了名。’”弗洛里奥说。

而某些已经被拘留的人，有时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形。“只要预审官对他们说：‘如果坦白交代，就考虑给你们假释；如果否认，就迫使我们进行全面调查，并且只好把你们关在狱中，因为一旦你们自由，就将试图隐瞒真情。’”弗洛里奥表示，对于那些采取这种办法的警察而言，他们或许相信这样便可以让罪犯认罪，而無辜者则会坚决否定。“但经验证明，情况恰恰相反。”以弗洛里奥的经验来看，对于某些被拘禁的人而言，释放的许诺值得用虚假的认罪来兑现。“因为他想马上离开这个对他而言如同地狱一样的拘留所。要知道，一个人突然被逮捕入狱，把他和那些惯犯、流氓关在一起，这对他而言是多大的精神痛苦。可能只有辩护人，因为与委托人有直接接触，才真正理解这种苦恼。”

弗洛里奥在《错案》一书中梳理的案例，都印证着他所强调的：错案的产生很少出自单一原因。滥用权力的警察与检察官、玩忽职守的法官、科学鉴定的偏差、模棱两可的证词……都可能导致错案的发生。

在西方国家，类似《错案》这样由法官、检察官或是律师等法律从业者撰写的，探究总结错案深层原因的书籍并不少见，有些也被译成中文。

如2012年出版的《冤案何以发生》一书，作者吉姆·佩特罗曾担任过美国俄亥俄州检察总长。在书中，佩特罗结合自身经历，分析了冤错案件来由，还总结出需要防范的导致冤案发生的八大司法迷信，包括：监狱里的每个囚犯都会声称自己无罪；我们的司法体制很少冤枉好人；有罪的人才会认罪；发生冤案是由于合理的人为过失；目击证人是最好的证据；错误的有罪判决将会在上诉程序中得到纠正；质疑一个有罪判决将会伤害受害者；如果司法体制存在问题，体制内的职业人士将会改善它们。

无论是弗洛里奥的《错案》，抑或是佩特罗的《冤案何以发生》，以及另外许许多多法律界人士对于错案的反思与总结，其目的或都是同样：保持警醒，防止错案对无辜者人生的伤害与破坏。

一错再错:“赵作海”错案始末 篇7

在家人的陪同下, 赵作海离开了开封市第一监狱。此时, 他已整整服刑11年。

“死者”现身家乡:没人杀我, 是我砍了赵作海一刀

今年4月30日, “赵作海”案的关键人——已经“死亡”十多年的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赵楼村村民赵振裳突然从太康县返回家中, 给当地公安机关和村民带来很大的震惊:这真的是赵振裳吗?他若没死, 那死亡的无头尸是谁?当初赵作海为什么承认杀人?

1998年2月15日, 村民赵作亮到公安机关报案, 称其叔父赵振裳自1997年10月离家后, 已经失踪4个多月, 怀疑被同村的赵作海杀害。柘城县公安局刑警队将赵作海作为重点嫌疑人, 关押审讯20多天后放出。

1999年5月8日, 该村村民在淘井时发现一具无头、无四肢男尸, 村民怀疑是失踪的赵振裳, 遂向柘城县公安机关报案。警方再次将赵作海列为重大嫌疑人, 后一直将其羁押在看守所。

2002年11月11日, 商丘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指控:1997年10月30日夜, 被告人赵作海在与本村妇女杜某某私通时, 被也与杜某某有私情的本村村民赵振裳发现, 赵振裳持刀将被告人砍伤, 被告人逃至家中, 持刀躲在自家大门后, 等赵振裳追到后, 被告人用刀刺向被害人, 致赵振裳当场死亡, 然后将赵振裳的尸体肢解、隐藏。

2002年12月,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决赵作海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力终身。2003年2月13日,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做出裁定, 核准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

判决后, 赵作海未上诉。羁押期间, 他两次获减刑, 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后又被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

商丘市公安局副局长赵启钟说,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对赵振裳的身份确认无疑。2010年5月8日上午, 在柘城县老王集乡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记者见到了“复活”的赵振裳。

他说, 自己和赵作海是前后院的邻居, 关系不错, 两人曾一块到陕西延安打工三年。后来, 因为赵作海私吞他的1000多元工钱, 两人关系恶化, 加上两人同与杜某某有私情而结怨。1997年10月30日深夜, 赵振裳发现赵作海在杜某某家过夜后, 回家拿来菜刀, 趁赵作海熟睡, 对赵作海头上砍了一刀, 然后将凶器扔在村东小庙后的路边, 身揣400元钱和身份证, 骑着三轮车, 带着被子, 逃离了家乡。

5月9日上午8时许, 赵作海在狱警的带领下, 走进了河南省法院设立在监狱的庭审现场。当审判长依据程序宣布赵作海无罪释放后, 面对迟到的公正, 赵作海忍不住失声痛哭。

三个部门为何一错再错?

据商丘市警方介绍, 之所以一直将赵作海列为杀死赵振裳的重点嫌疑人, 是因为他们坚信在基层工作的经验:农村犯罪一般因果关系很简单。具体到这一案件, 赵振裳的一位堂兄弟曾经杀了赵作海的弟弟, 两个家族有仇;两人都和同村妇女杜某某相好, 是情敌;赵振裳失踪当天, 有人曾看到两人曾在这名妇女家打斗;包裹无名尸的编织袋片, 经赵作海的妻子和儿子辨认, 是赵作海家的。

但当地一些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 在这起案件中, 有些疑点确实没引起足够重视:

一是警方确认无头、无四肢尸体为赵作海所杀后, 没有追查凶器, 也没有确定凶器所能造成的伤痕是丌丌否与尸体的伤痕相符。这些, 不符合我国法律对杀人罪定性的要求。

二是当时尸体已经高度腐败, 警方先后做了四次DNA都未确定死者身份。所以, 警方把尸体确定为赵振裳, 有主观色彩。

三是当时警方根据残尸, 对死者身高进行了确定, 为1.70米。但实际上, 失踪的赵振裳身高只有1.65米左右。这些, 都没有纳入警方的考虑范围。

此后, 警方两次将该案移交商丘市检察机关后, 都因“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被退卷, 要求“补充侦查”。33

赵作海被羁押3年零3个月后, 该案被上级政法机关列为重点清理的超期羁押案件, 要求迅速结案, 或释放, 或判刑。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 由于证据不足, 商丘市检察院在两次退卷后, 拒绝再次接卷。而警方坚持认为赵作海是杀人凶手, 不能放人, 造成赵作海在看守所长期羁押。在清理超期羁押的案件时, 商丘市政法委等多次就该案召集开会, 研讨案情。检察院后来提出:公安局向检方移卷, 要提供DNA的鉴定。但由于DNA鉴定没有结果, 检察院最后放弃了这一疑点, 进行了公诉。2002

再从法院环节来看, 从2002年11月11日公诉, 到当年12月5日判决, 该案的审理在法院仅经过20多天。法院全部采信了公诉人的意见, 而公诉人的意见其实就是公安部门的意见。

检察机关防范刑事错案的路径选择 篇8

关键词：刑事错案,检察机关,角色定位,防范机制

一、检察机关防范刑事错案的角色定位

(一) 诉讼权能的全面性

我国检察机关的权能属于复合型权能, 包括立案监督权、起诉裁量权、侦查监督权、职务犯罪侦查权以及对整个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检察机关诉讼权能的全面性, 使其成为唯一能够在诉讼全过程对刑事错案进行防范的专门机关, 其所具有的诉讼权能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 并对整个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和诉讼救济。

(二) 诉讼地位的特殊性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是由公、检、法三机关依次组成的一条司法流水线, 检察机关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核心位置, 在侦查和审判之间设置了一道程序过滤器或者缓冲机制, 防止侦查机关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将犯罪嫌疑人交付审判, 既保护了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需要, 也有利于避免司法资源的不当消耗 (1) 。

(三) 诉讼角色的特殊性

检察机关是我国以根本大法形式确立的法律监督机关, 也就意味着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不仅要追诉犯罪, 还必须恪守客观公正的法定义务。以公诉部门为例, 要在对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的基础上, 对特定的案件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的决定。庭审中, 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胜诉而忽视无罪或罪轻的证据, 要通过依法行使诉讼权利, 协助法官查清案件事实, 并对庭审过程实行法律监督。对于确有错误的判决, 无论是否有利于被告人都应提出抗诉, 维护司法公正。

二、检察机关防范刑事错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 立案监督力度不足

立案是刑事诉讼的起点, 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第一道关卡, 若存在错误, 极有可能导致后续程序发生连环错误。“侦查中所犯的错误往往具有不可弥补性, 实证研究指出, 错误裁判最大的肇因乃错误侦查, 再好的法官、再完美的审判制度, 往往也挽救不了侦查方向偏差所造成的恶果” (2) 。然而, 实践中侦查机关立案时很少受到外部制约, 立案标准具有极强的主观性, 且又存在“撤案难”的惯例, 似乎就决定了一旦立案必移送审查起诉的结局。可见, 确保立案的正当性是检察机关预防刑事错案的重点突破口。尽管《刑事诉讼法》明确了检察机关对于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侦查的案件, 有立案监督权, 但却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权未曾涉及, 而这恰恰是检察机关通过行使立案监督权防范刑事错案最为重要的方面。

(二) 起诉裁量权行使不当

起诉裁量权是检察机关决定是否启动审判程序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法定权利, 其规范行使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保障依法应当被追诉人接受法庭审判;二是保障不应当被追诉的犯罪嫌疑人, 免于法庭的审判。当前, 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裁量权存在着“构罪即诉”和“疑罪也诉”的问题。

(三) 抗诉权片面行使

检察机关若认为对于一审法院作出的裁判有错误, 有权依法提出抗诉。但司法实践中却普遍存在“抗轻不抗重、抗无不抗有”的潜规则, 即检察机关通常只会对法院在量刑建议基础上作出的从轻判决或者无罪判决提出抗诉, 而对于“轻罪重判”的判决, 则鲜有提出抗诉。这既违背了检察机关的客观公正职责, 又不利于防范刑事错案。

三、检察机关防范刑事错案的基本路径建构

(一) 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

冤假错案的防范不仅要从制度机制进行, 更需重塑现代司法的新观念, 改变诉讼精神, 从意识形态上正视其危害性, 注意从片面“重实体”向“重程序”、“疑罪从轻”处罚至落实“疑罪从无”原则的转变 (3) 。司法理念是司法工作的灵魂所在, 欲从根本上肃清刑事错案, 必须提高思想认识, 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 筑牢杜绝刑事错案的思想防线。首先, 摒弃“重实体, 轻程序”、“过度依赖口供”的旧观念。在案件审查起诉过程中, 力求实体与程序并重, 对案件的事实、证据、程序全面审查, 尤其要重视对证据合法性审查, 杜绝“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非法取证行为, 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真正做到既能审查证据之“实”, 又能判断证据之“真”, 识别证据之“伪”, 纠正取证之“错”, 提高办案人审查、判断、纠错能力 (4) ;其次, 检察机关要排除外界因素的非正当干预,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影响, 坚持“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不动摇, 真正守住审查起诉这一入口关, 并严格执行法律监督。

(二) 充分行使立案监督权

立案标志着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 关系到公民切身的利益, 一旦立案不当, 极易引发刑事错案, 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为了保障和监督立案的正当性、规范性、合法性, 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这是检察机关防范刑事错案的最前沿阵地。充分行使立案监督权, 重中之重在于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的监督, 务必在查明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 要求侦查机关依法撤回案件, 设置好防范刑事错案的第一道防线。

(三) 强化侦查监督, 谨慎使用逮捕权

依法行使批捕权, 对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是检察机关防范刑事错案的基本手段且防范时间具有超前性, 效果更为显著。批捕权的依法行使取决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的行使力度。而侦查监督权的正当行使, 首先要提高检察人员的司法意识和办案能力, 依法严格审查侦查机关提请批准的材料和证据;其次, 严格贯彻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依法行使批捕权, 对于不符合逮捕条件的坚决不批准逮捕;再次, 强化不捕后的法律监督, 对于未批准逮捕,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释放而不予以释放的犯罪嫌疑人, 充分运用法律监督权予以纠正, 把好防范刑事错案的关口。

(四) 准确把握审查起诉标准

司法实践证明, 错误的提起公诉必然会引发错案的发生。2014年3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两会上作报告指出, 2013年法院系统依法宣告825被告人无罪, 确保了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5) , 但是更应引起注意的是那些在审判阶段未被纠正的错误指控, 其所引发的后果更为严重。检察官的职责是寻求客观公正, 而非控诉犯罪。在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 检察机关必须确保对侦查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仔细审查, 严格控制起诉标准, 对于证据不足或有瑕疵的情形, 严令侦查机关补充侦查、补强证据, 依法行使起诉裁量权, 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不起诉决定, 对于疑难、复杂案件, 或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件, 坚决杜绝“带病”起诉。

参考文献

[1]李建明.刑事错案的深层次原因以检察环节为中心的分析[J].中国法学, 2007 (3) .

[2]张仲秋.比较视野中的法律文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3]胡常龙.论检察机关视角下的冤假错案防范[J].法学论坛, 2014 (3) .

[4]林钰雄.刑事诉讼法 (各论编) [M].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3.

律师在刑事错案纠正中的作为 篇9

关键词：律师,错案纠正,作为

随着法治进程推进, 我国的司法制度正在经历一个不断完善的时期, 各种司法制度的改革为错案的纠正营造良好的环境, 念斌案之所以能够平反, 背后正是司法改革这股巨大的动力。在这场改革风暴中, 律师在刑事诉讼的权利得到扩张, 逐步地使控辩审诉讼结构之间得到平衡, 这也是念斌案能够纠正的关键环节。

一、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沟通

在错案纠正中, 律师与委托人之间不仅是买卖服务的关系, 更是委托人的分身, 为委托人谋求最大的利益。而在纠错的案件中, 委托人追求的最佳审判结果便是无罪释放。可是, 现实中的委托人对于律师并不是完全的信任, 或者说对于那些不会去法院疏通关系的律师便称为是不值得信任的。信任是律师和委托人之关系的最重要且最理想的纽带。①众所周知, 能够让错案纠正的律师费用相当昂贵而且并不是各地都具备这种律师。那么, 律师如何取得委托人信任来纠正错案?首先, 律师主动代理错案为纠正做主动力。在目前的现状, 仅有少数的律师愿意主动请缨为错案纠正出一份力, 而法律援助提供的律师一般是欠缺经验的律师, 这不仅是错案就算是正常的案件也是对被告人极度的不公平。其次, 委托人不喜欢夸大其词、炫耀自己的律师, 这样的人会带来不信任感或者高高在上以致与委托人之间隔着千山万水。委托人需要的不是胯下海口, 而是简单地案情分析, 或者是对于要如何进行错案纠正的可靠方案。最后, 律师要及时地跟委托人进行沟通, 如实说明案件进展的情况, 并通过行动来表明对案件的投入, 取得委托人的信任。在念斌投毒案中, 念斌在冰冷的监狱里呆了漫长的八年, 在无助的环境中几经死刑判决, 早已使其对这个世界失去了希望, 更是有放弃上诉的念头, 倒过来苦劝律师不要为他做无用功。此时此刻的律师, 便要充当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职能, 为委托人疏导情绪, 鼓励其不要轻易的放弃, 调动多方的力量来让其重获希望和信心。

二、律师与法官之间的沟通

律师需要帮助法官发现错案的症结所在, 加快错案纠正的速度, 而不是“你辩你的, 我判我的”。②当委托人将案件呈递到律师面前, 这时律师将充当初审法官的身份, 把委托人罗列的大量无章的事实, 进行排列组合, 并对其中与司法相关的信息抽出来。律师在面对这些独立、看起来毫无关系的材料, 进行选择、组合和分类, 并建立适合该案的司法秩序。整个处理的流程看起来就是升级版拼图游戏, 但不仅是要其拼成一副完整的图像, 在过程中还需把无关的信息过滤掉, 以免影响到图片的连贯性。律师受理案件时要避免受到前印象的影响, 利用长期的办案经验, 给案件提供一个适合的轮廓, 像久经风霜的骸骨需要用高科技术将其复原, 设立本案的司法构造, 然后将材料放入在构造中。前述的能力并非所有的律师都具备有这种对法律的敏锐的“感觉”, 而是要在律师事务所经过百般锤炼、多年的实践才能在时间沉淀中慢慢形成洞察力。律师在错案的识别过程中, 正是需要这种能力。在念斌案中, 资深律师张燕生第一次接触案件时, 便提出了“水壶里面的水是否有毒”的证据漏洞, 这便是常年累积的洞察力, 依助案件的材料识别出本案时错案, 而非简单地相信委托人的言词和泪水, 最后受理该案。这初步的工作也是为能充分地与法官进行充分的沟通做的前提准备。在庭上, 律师便只能做诡辩, 不提案件重点, 只为在委托人面前表现, 浪费司法资源, 这样法官对此只能让其陈述而不采纳他的观点。法官并非与律师是对立方, 相反二者是合作的关系, 律师帮助法官接近真相, 靠近真相。

在错案中的法官, 此时面临社会压力是普通案件的数十倍, 这将严重影响法官对案件的审判, 律师便要想方设法地将法官的顾虑一一消除, 使其能够回归到中立的位置。笔者认为律师在错案纠正中庭审过程与法官的沟通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 在庭前做好充足的准备, 提前知会被告人庭上大致的流程, 避免在庭上被告人对律师的表现一头雾水, 勿让法官认为律师与被告人之间隔着鸿沟, 两者之间的关系疏远, 将意味着律师所言并非被告人的意思, 而只是律师的个人秀不是代表被告人的法庭辩护, 这影响到法官对律师意见的采纳度。第二, 律师在发言的时候, 要围绕着案件的情况展开并重点集中于造成错案的程序和内容, 以最直接和准确地表达来陈述所持的观点, 点出错案的成因所在, 并用收集的证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律师在庭上不需要使用华丽的辞藻来炫耀才华更不需要声嘶力竭, 因为在错案纠正的审理过程中, 法官通过前期对案卷的查阅已经在内心对案件形成轮廓, 在庭上仅全神贯注集中在律师提出纠正的观点是否能使其达到内心的确信。

三、律师与其他社会各界的沟通

在错案纠正中, 律师要与委托人、法官做充分的沟通外, 还要与社会大众、媒体、人大等多方进行沟通, 加大力度进行纠正工作。当下的司法环境中, 法院在错案纠正的工作进行中会遭遇多方面因素的阻碍, 这些因素是体制遗留下来的历史恶果, 单凭法院的力量是不足以将其消除, 需要借助社会各界的力量才能推动错案纠正的运行机制。笔者从念斌案中总结一下几点:第一, 律师给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写信。我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一府两院的政治结构, 宪法赋予了人大权力之一是监督一府两院, 在人大闭会的期间将信件递交给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念斌案中, 律师用信件的形式将本案的情况和纠正本案的必要性呈递给了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 并得到了人大的回应。在某些律师眼中这种写信给人民代表大会的方式简直是白做功, 根本对案件的纠正起不了作用, 不如直接去法院疏通关系来得快, 案子是法院审理的事情不关人大的事。笔者认为这种想法是肤浅, 即使在我国司法能够独立, 但是它依旧是要受到人民的监督, 而在我国人民监督的形式便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因此通过人大的影响力为错案获得纠正的机会, 不是为纠错的运作机器加水而是再加润滑剂。第二, 律师利用互联网, 让普罗大众知悉错案, 适当地为错案纠正增加社会压力, 加大错案纠正机制的开启。在前文所提法官在纠错的时候需要保持中立的姿态, 此处却提出了要增加社会压力, 这两者之间是否是矛盾的关系?笔者认为两者不是矛盾的关系。在本案中, 念斌的律师将案件的进展在互联网上更新, 增加了社会各方对案件的关注度, 并引起了热议, 将社会舆论变成一股错案纠正的推动力。这是引起错案纠正的权力机关注意的重要方式, 我国错案的纠正主体主要是司法机关, 但目前有限的司法资源并不足以让司法机关把错案一一地寻找出来, 因此通过律师来发现错案然后经由互联网, 给错案纠正的开启提供了有效的动力。通过此契机使案件进入错案纠正程序后, 律师应该停止在互联网的活动, 不能继续在网上扇动大众, 在案件还未出递送到法官面前时, 社会媒体便对此案作出审判, 这已不是对司法工作的监督, 而是对于司法工作的严重干预, 最后造成了法官的审判压力导致审判结果不公。所以律师利用互联网这一工具时, 一定要把握住度, 既要促使错案得到纠正, 又要避免社会舆论对案件进行审判。第三, 在错案纠正中, 律师要善于利用全国律师协会和律师同行的合作。念斌案出庭的律师是张燕生律师, 其实本案的背后由十几名律师组成的律师团队, 为念斌案的纠错工作进行奔波。律师团队的成员参加的目的在于帮助错案的纠正, 不是为了报酬, 况且本案中的委托人念斌的姐姐经济条件并不富裕, 很多律师都是基于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和坚信司法公正来参与此案。③在错案的纠正过程中, 律师团多次召开会议, 商讨案情、辩护策略等, 集合多方意见, 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获取辩论的精华, 并可以邀请法学家参与到错案纠正工作中, 富有理论知识的法学家将为辩护意见提供理论基石, 使得辩论意见更具有说服力。念斌案还有一个小细节, 便是辩护律师给律师协会写的信也在结案后公布在网上, 信件的内容主要是对念斌案的说明和请求帮助。律师协会是律师自治的组织, 主要职能是管理辖区范围内的律师。

注释

11 皮罗·克拉玛德雷.程序与民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3:73.

22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6:37.

冤假错案为何屡出不断 篇10

关键词：刑讯逼供,不当取证,超期羁押,正义公正

一、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

古来, 中国就有众多刑讯逼供的先例, 更有“悬空吊刑”, “竹桥渡仙”, “机架夹足”等酷刑来逼迫嫌疑人开口认错, 甚至对孕妇、小孩都可以施刑, 比起现在是有之过而无不及。尽管现代社会并会不像古代那样, 用残酷的肉体折磨来摧残犯罪嫌疑人, 但以精神折磨为主的“软刑讯”在今日依旧普遍存在, 即便是在法制发达的国家。其实早在1979年我国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中就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 然而刑讯逼供并没有彻底灭绝, 据各地新闻披露, 刑讯逼供的方式依旧五花八门, 从肉体上、精神上消磨着犯罪嫌疑人的意志, 迫使他们最后不得不向“权力”妥协。而出现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中国古来的“传统”思维习惯模式与法律制度不完善,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上级的“压力”。尤其是那些受到广泛关注的案件, 会被规定在一个期限内必须完成。然而很多时候许多案件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完成, 这无疑不给刑讯逼供撒下火种。

二、片面、不当的取证工作

其实几乎每起冤假错案都会存在片面或者不当取证, 侦查人员认为某个人有犯罪嫌疑, 就会不遗余力地去搜集一切有可能让其定罪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完全不会理会是否还需要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的证据, 甚至有时急攻心切, 还会故意忽视掉那些可以证明其无罪的证据。另外, 在侦查过程中, 不当取证的现象也是大量普遍存在着, 许多侦查人员并不重视法律程序, “随心所欲”地进行侦查活动的现象也并不为奇。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笔迹、血液、指纹、DNA等鉴定技术的出现使侦查技术出现一次次飞跃, 也让办案效率与准确率不断提升。但是科学技术也并非就是完全可靠的, 也有许多技术还并不是很成熟, 需要很大的发展空间。科学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数据, 我们不得不承认, 科学偶尔也会出现误差。所以, 司法工作人员要在相信科学的前提下明白绝对不可以迷信科学的道理。

三、司法工作人员偏低的素质

在中国, 从侦查人员到检察官到法官等这些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并没有达到一个完全统一的高度, 每个人的敬业精神, 专业素质, 技术手段等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也给冤假错案的出现创造了机会。在侦查阶段, 工作人员的侦查能力不足, 执法观念片面等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冤假错案的发生, 因为许多冤假错案的出现都是根源于这个阶段的。部分法官素质低下, 并不能够很好地胜任自己的工作, 反而会成为冤假错案出现的推动力量。所以说, 提高司法工作人间的素质变得刻不容缓, 但这也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工程, 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

四、目击证人并不完全可靠的证言

中国素来偏重口述来的信息, 无论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还是证人的证言都会是攻破一起案件的关键因素。侦查人员在办案时会先收集有力的证据, 这时出现的物证明显是大于人证的, 然而, 许多时候侦查人员习惯听信证人的证言, 让这些言论先入为主, 成为以后断案的一个衡量标准。而证言定案是很容易出现“错放”或者“错害”的冤假错案, 因为大多证人的证言都是带有个人主观色彩, 尤其对某个熟悉的犯罪嫌疑人的印象可能早就根深蒂固于自己的观念中, 并且眼见的也都不一定为真实。所以, 侦查人员在办案工作中, 应该首先考虑可以“看到的证据”, 而并不是可以“听到的证据”。

五、监管机制的落实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负责侦查, 检察机关负责起诉, 法院负责审判。如此, 三个机关之间既有分工又有配合的工作目的是一层层把关, 最大程度地避免冤假错案的产生, 然而这种相互制约却枉费苦心, 徒有虚名。在我国的监管机制上仍旧存在许多问题, 例如超期羁押, 羁押率高和羁押时间长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个特点, 尽管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禁止超期羁押, 但是仍旧有许多事情根本没有必要或者没有具体原因, 就被直接“请来”羁押。如此明确规定的法律得不到根本地落实, 说白了还是执行、监管、处罚力度的不够, 不要让刑事诉讼法变成一个美丽的传说。培根说过, “一次不公正的判决, 相当于十次犯罪”。或许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冤假错案的出现, 但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地去减少冤假错案的出现, 创造一个更为公正和谐的法治社会。

参考文献

[1]苏力.法律与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 2008.

刑事错案的学理分析 篇11

【关键词】刑事错案 错案成因 错案防范

一、刑事错案的界定

近年来发生的错案引起了民众、媒体和中央的广泛关注。错案危害的不仅是被错判者的权利，还威胁到了社会的和谐安定，因此，我们有必要来探究错案。刑事错案是指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机关作出错误的决定，使无辜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受到其行为的不利影响，或者使有罪的人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一）刑事错案的构成因素

1.必须是因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刑事司法权的行为引起。

2.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机关作出决定或其工作人员作出了与职权有关的事实行为。

3.行使司法权的机关决定经法定程序被确认为違法。

（二）错案的表现

1.认定事实错误：我国法律适用的基本要求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国家机关所作的决定应当具备一定的事实依据。

2.适用法律错误：正确认定事实是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基础。通常情况下，如果事实认定错误，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3.违反法定程序：程序是指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应当遵守的方法、方式、顺序、步骤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不仅要遵守实体法规范，还要遵守程序法规范。

二、错案的形成原因

错案形成的原因主要归纳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一）内部因素

1.公检法的办案方式不恰当

公检法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应做到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并保持独立性。现今社会中很多法院按照检察院的意见办案，甚至有的法院为了防止检察院抗诉，判案时请示检察院，导致按照检察院的错误起诉定罪。

2.不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

考核机制是判断其工作人员工作成果的主要标准，直接影响着工作人员日后的奖罚和升迁。积极作用是确实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办案效率。但是消极作用也不断凸显，对办案率、结案率的追求，会导致违法取证、刑讯逼供、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等违反法定程序行为的发生。

3.办案人员的素质低

办案子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完成，找出客观存在的事实和证据链条。特别是在侦查阶段，是找出证据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的违法与粗心为冤假错案的出现埋下了隐患。而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在事实不清和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应该决定不起诉，但是现实中检察机关并没有履行好监督职能，从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

（二）外部因素

1.新闻舆论的不当影响

舆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新闻媒体曝光案件可以引起司法部门的关注，是监督司法工作的有效途径。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的眼球，歪曲案件事实，对案件作出不真实的报道，激起民愤，导致民众的呼声一边倒，要求法院重判，法官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向舆论妥协，导致错案的发生。

2.司法资源投入不足

司法资源投入多少对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地区办案条件差，技术设备不完备，无法进行准确全面的鉴定。有些地方司法经费少，为了节省经费甚至把一些必要的环节省略了，如佘祥林案。

3、行政机关的施压

一些政府和官员为了维护形象和维护政绩等因素干涉法院的审判，对法院施压，使法院无法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独立判案受到限制，导致了错案的发生。

三、刑事错案的防范机制

我们探究刑事错案的产生原因是为了避免错案的发生，更好的保障人权，推进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建设，针对上述刑事错案发生的原因我们应从以下几点来着手防范刑事错案。

（一）内部保障

1.规范公、检、法的方案方式

公民被定罪，要经过三重关卡，错案的发生说明公、检、法三机关都错了。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三机关往往是“配合有余，制约不足”，刑事诉讼实际上就成为一条“流水线”，整个刑事诉讼并非以审判为中心，而是以公安机关的侦查为中心，因此，预防刑事错案的发生，必须理顺公、检、法之间的关系，强化三者之间的制约，严格按照法律和程序办事。

2.改革考核机制

考核机制的设置是为了更好的推动司法机关工作，提升工作效率，但考核机制的设置应当更加人性化，不能让工作人员为了完成工作认为而作出违法的行为。应当考虑到某些案件的特殊性，作出变通的规定。

3.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

司法工作要求专业的知识，在选拔司法工作人员时要考量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保证选拔出来的司法工作者能够出色的完成本职工作，能够承担起法制建设的重任。

（二）外部支持

1.规范引导新闻媒体

媒体报道案件，要尊重案件的客观事实，让群众了解案件的事实。但是要掌握适度原则，不能添加主观色彩，歪曲事实，误导群众，对审判机关造成无形的压力。司法部门要加大司法公开的力度，让民众了解正确的案件信息，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被误导的可能性。

2.加大司法资源的投入

因为经费不足而省略检验证据环节的错案屡见不鲜，必须加大国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保证司法机关在调查取证时不因经费的原因放弃对证据的调查。不能让经费问题成为实现法律功能的绊脚石。

3.减少行政机关的干涉

行政机关是按照国家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而设立的，代表国家依法行使行政权，组织和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国家机关。由此可见，行政机关的职能并不包括司法权。因此，行政机关无权干涉司法，司法机关应合力排除行政机关对司法权的干扰。

【参考文献】

[1]错案赔偿实务 杨立新

[2]刑事错案无辜者回归社会问题研究 邹易材

[3]刑事证据适用指南 杨迎泽 张红梅

错案追究制 篇12

关键词：冤假错案,再审启动,制度重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冤假错案被披露出来, 成为公众广泛议论的话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 为什么一个没有犯案的人最终会被处死刑?为什么被害人突然回来之后, 无辜的被告人仍然得不到公正处理?是谁有这么大的权力这么大的胆量公然挑战法律权威, 滥杀无辜?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反省的问题。

我国现阶段虽然正处于法治建设的初期, 各项司法制度都还不太健全, 但是中华民族却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是博大精深的, 我们从小就能从各种各样的典故中学到很多为人处事、治国行事之道。回顾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这么多的冤假错案, 不禁让我想起《史记·循吏列传》中记载的“李离伏剑”的故事。李离是春秋时期晋国的“理”, 主管刑狱。他发现在一起刑案中无辜者被错判了死刑, 深感惭愧不安, 就让卫兵把自己捆绑起来, 送到晋文公面前请求处死。晋文公说:“官职有高有低, 刑罚有轻有重。这是你下属的过错, 不是你的罪错。”李离说:“臣为长官, 没有让位给下属。臣的俸禄很多, 没有分利给下属。今天出了错案, 我却把责任推给下属, 实在不合情理。”晋文公又说:“你认为自己有罪, 那么寡人是不是也有罪呢?”李离说:“审理案件有法可依, 错判刑者应受刑, 错杀人者应受死。大王因为我能仔细查案, 裁断疑案, 所以让我主管刑狱。现在我因失察而造成错杀, 自该受死。”说罢, 李离拒绝了晋文公的命令, 拔剑自刎。李离的做法, 不值得效仿, 但是李离的精神, 确实令人景仰。古人尚且懂得知错受罚、知错能改。我们如今的种种做法却与此大相径庭。正如刚刚被披露的呼格吉勒图案, 能让我们看到处理上的古今之别。

一、案例回顾

(一) 1996年4月9日, 被害人杨某某被发现因被扼颈窒息死于内蒙古第一毛纺织厂附近的女公共厕所内。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最先到附近的治安岗亭报案。48小时后, 当时负责该案件的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副局长冯志明和办案人员认定, 呼格吉勒图是在女厕对死者进行流氓猥亵时, 用手掐住死者的脖子导致其死亡的。而唯一“有力”的证据就是呼格指甲里的被害人血迹。

(二) 1996年6月5日,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年6月10日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

(三) 2005年, 内蒙古多起强奸杀人案的凶手赵志红落网, 其交代的数起案件中就包括“4·9”毛纺厂女厕女尸案, 从而引发媒体和社会对呼格吉勒图案的广泛关注。

(四) 2014年11月20日,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呼格吉勒图案的申诉进行审查, 认为该案符合重新审判的条件, 决定再审。通过上述介绍, 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整个案件的全过程。但是其中有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比较疑惑的, 为什么在2005年发现此案真正的凶手赵志红之后, 时隔九年一直到2014年11月该案才被重新审理, 最终宣判呼格吉勒图无罪。这起尘封了十八年的冤案总算是迎来了迟到的正义;屈打成招的受冤者总算是迎来了昭雪的今天。如今, 正义虽然来临, 但却无法让逝者复生;无罪判决虽下, 却无法让逝者明鉴。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正义的迟到?我想在我们大力推行法治建设的今天, 有必要对其中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剖析。

二、再审程序启动之难的反思

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该案出现的再审程序启动之难进行分析:

(一) 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过分强调责任追究

通过对上述案件的分析, 我们最大的疑惑是司法机关为何在找到真凶的情况下, 仍然迟迟不肯再审呼格吉勒图案, 反而是拖了九年之久。案件再审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 国内启动过再审的案件也有很多。那么为什么呼格吉勒图案的再审却被一拖再拖呢?

笔者认为, 我国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应当是该案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一般认为, 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1) 是指通过对不依法履行职责的、造成错误案件的司法人员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以强化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和办案质量意识, 保证严格执法、依法办案, 从而维护司法公正的一种管理制度。我国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采用的是“谁办案谁负责, 谁审理谁负责”的原则, 实行一案一追究。而且在责任划分方面非常确定如:在案件检查环节, 实行主办人负责制, 其他人员负次要责任, 案件承办负责人及分管领导负领导责任;在案件审理环节, 实行主审人负责制, 参审人负次要责任, 案件承办负责人及分管领导负领导责任。

由此可见, 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设置初衷是强化司法人员的办案责任和办案质量。该制度的动机是好的, 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 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存在很多问题, 该制度可能会导致司法人员过分强调办错案的后果, 而不去分析造成错案的真正原因。一旦被追究责任, 不仅法官的形象会受损, 法院的业绩也会受到影响。而且也会使法官和法院产生尽量规避错案的心理, 即使有了错案也不愿意主动纠正。从而致使当事人的权利得不到保护, 应当得到赔偿的得不到赔偿, 合法权益遭受损失。

(二) 证据不足或遗失

在本案的诸多证据中, 警方虽然提取了受害者体内的凶手所留精斑, 但是由于当年的技术条件有限, 没有对此证据做DNA鉴定以及警方错误的侦查直觉“觉得没有这个证据也能破案”。在这样一种缺乏确切的直接证据的状态下, 法院草草定罪———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然而在2005年赵志红供述了自己是此案的真正杀人凶手之后, 原本保留在公安局的凶手精斑样本却莫名其妙的丢失了。所以造成了这样一种状态:尽管赵志红承认此案是其所为, 但是在缺乏关键证据的情况下也不能根据现有证据就断定赵志红就是真凶。这就造成了一种有人认罪, 却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是罪犯的尴尬局面。

而且内蒙古公安局拿出的所为的铁证即呼格吉勒图的指缝残留的血样与被害人咽喉处被掐破的血样血型完全一样。然而, 据案发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警察表示, 案发现场根本没有打斗的痕迹, 受害者身上也没有受伤。这就是说当时的“铁证”血样是存疑的。根据证据规则, 存疑证据是应当排除的, 而且是不能用作判案依据的。

然而, 即使我们承认此案是冤案是错案, 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启动再审也是很有难度的。时过境迁, 时隔十八年的现在, 想要重新找到有充分证明力的新证据是非常有难度的。尽管有些案件发现的新证据是确实充分的, 甚至可以称之为“铁证”。如佘祥林案和赵作海冤案, 两个案件都是被害人“生还”构成了该案的铁证, 可以百分之一百的证明该案的判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在多数错判案件中, 新证据都是不能具有百分之一百的证明力。所以, 本案在关键证据丢失、新证据又缺乏证明力的情况下很难启动再审。

(三) 再审程序缺乏有效的启动途径

虽然为了对冤假错案进行纠正, 我国设置了再审程序, 同时法律又严格规定了启动再审程序应当具备的法定事由或特定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再审程序的三种途径即当事人申请再审、法院主动再审、上级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提出抗诉。可见, 我国的刑事立法规定了启动再审的具体做法是“分而治之”, 即分为由司法机关提起的再审之诉和由当事人主动申请的再审之诉。两种诉讼因提起的主体不同而产生的法律效果也是有很大差异的。

首先, 尽管司法机关主动提起再审之诉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相对于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所达到的效果要好得多, 但是这种情况在法律实务中特别少见。特别是该案如果再审乃至平反, 就必定会涉及到很多人员问责和国家赔偿的问题, 尤其是人员问责是该案久拖不决的关键。如果该案再审, 呼格吉勒图确实无罪, 那么呼市乃至内蒙古自治区公检法系统当年的办案人员均有错。而这其中不少人现已身居要职。他们该承担何种责任?这让那些有良心的想推动此案再审的人有心无力。很显然, 这条途径是很难实现的。

其次就是当事人申请再审启动再审之诉。新《刑事诉讼法》第242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要符合的五种情形。笔者认为, 对于当事人而言, 该法条所规定的再审申请的理由过于宽泛, 缺乏可操作性, 而且相关证据的取得与证明也是难以实现的。再审申请最终还要通过法院、检察院的严格审查。虽然法律规定了当事人有申请再审的权利, 但是这种权利实际上是受到公权力的极大限制的。在司法实践中, 这种“申诉难”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 由此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当事人最终会选择漫长又艰辛的上访之路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司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完全大打折扣了。由此, 笔者认为, 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刑事司法再审启动的相关规定进行反思。

三、相关制度的重建

(一) 完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目前我国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主要弊端是它过分强调办错案 (裁决不公正) 的后果, 导致法官为了逃避责任承担不愿意主动纠错。由于法律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我们也根本无法找到一个绝对客观的评判标准去断定实体裁决的公正与否。

现代西方法律体系中是没有“错案”这一概念的, 一般规定:法官只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或不当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或道义责任, 而不对判决的实体内容承担个人责任。 (2) 针对这一规定, 有人会怀疑, 这种做法有可能为那些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法官提供了一个逃避处罚的机会和借口。但是笔者认为,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样做是利大于弊的。按照经济学上的说法应当是“收入大于支出”的, 如果我们因为这种做法会放任法官违法, 而更多的坚持强调法官办错案的后果上, 那么法官会更不愿意纠正自己的所判决的案件, 这样只会加大冤假错案的再审难度, 再次造成司法的不公正, 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性因素。所以, 我们有必要反思我国目前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可以适当借鉴西方的相关规定, 强调对办案法官行为的监督。此外, 通过对有关法律运行中不确定性因素分析, 实际上我们的审判制度也是允许某些错误存在的。 (3) 只有明确这一点, 法院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主动纠错。

(二) 完善侦查监督制度

侦查监督, 这里主要是针对检察机关而言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 有权监督执法行为, 并且对监督的结果负有法律责任。侦查环节是整个诉讼过程的先导, 很多案件的证据采集都是来源于此, 所以加强侦查监督, 对于由于证据不足而导致再审启动之难是很有裨益的。故, 笔者提出了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 改变司法理念, 提升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

在司法实践中, 很多司法人员仍然坚持错误的“有罪推定”思维定式进行办案, 这就很容易使得他们陷入违法办案的迷途中。特别是在证据的采集方面, 司法人员会更加重视与他们自己判断有关的证据, 从而忽视很多客观的关键性证据。因此, 摒弃这种错误的司法理念, 坚持“疑罪从无”, 重视司法的客观规律及法律事实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 独立行使检察权。

检察机关必须独立行使检察权, 对于那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 不得提请有关部门组织协调。即使该案件是有关部门参与协调了的, 也应该在尊重客观事实基础上, 依据合法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提出意见。如果相关的协调意见有导致冤假错案的可能性的时候, 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除此之外, 检查机关行使检察权时应当确保不受案外因素的影响, 这些案外因素主要包括案件当事人反复上访、申诉、新闻媒体的夸张宣传等等。这些因素往往会对司法机关造成巨大的办案压力, 有时候迫于社会压力, 为了“息事宁人”会直接导致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

第三, 加强证据审查。

在法律的适用方面, 现在的大部分冤假错案很少会在这方面出错。相反在案件事实认定上, 由于对案件事实及证据的审查不够严格, 或是在证据的正当性方面缺少必要的监督, 往往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并且很多冤案都是对科学证据的不当解读, 何家弘教授认为:“对科学证据应用不当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把从属认定结论当作统一认定结论。二是把倾向性的鉴定结论当作确定性的鉴定结论。三是把一些实验期的科学根据当作成熟期的科学根据。另外, 就是把那些单向关联的物证用作双向关联, 往往是用后面的单一关联决定前面的, 查到人就有关联, 查不到人就没关联。” (4) 因此, 加强正确的证据审查力度, 一方面有助于保全关键证据, 另一方面又有助于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 维护司法的公正。

(三) 建立切实可行的信访接待制度

建立切实可行的信访接待制度, 及时办理申诉复查案件。有助于冤假错案再审程序的启动。信访接待工作是人民法院的一个重要窗口, 是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接待人员应当坚持“信访无小事”的原则, 要重视初信初访, 建立来信来访限期答复制度, 做到事事有交代, 件件有着落、案案有回音。对申请再审的案件及有关部门交办、督办的案件, 及时调卷复查, 符合再审条件的, 应当迅速立案再审, 尽量避免积压。对不符合再审立案条件的在驳回其申诉或申请再审的同时, 要做好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

对于那些无正当理由又坚持长期申诉、缠诉, 甚至直接影响法院正常的办案秩序的当事人, 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对突发性的影响比较大的群体性上访情况, 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并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 避免发生人员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