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判断标准

商业判断标准（精选10篇）

商业判断标准 篇1

在《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第三条规定,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时, 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 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由此可见,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是换入资产能够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重要条件。

一、商业实质的含义及判断标准

“商业实质”的提法, 在国际会计准则中是2003年才首次出现,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改进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6号——不动产、厂场和设备》中提供了判断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的参照标准, 主要考虑由于该项交易的发生预期使企业未来现金流量变动的程度。新准则对此基本予以了借鉴, 规定当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与换出资产显著不同之时;或者, 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同, 并且其差额与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又是重大之时, 才可以认定一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在确定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时, 企业应当考虑由于发生该项资产交换预期使企业未来现金流量发生变动的程度, 通过比较换出资产和换入资产预计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或现值, 确定非货币性资产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只有当换出资产和换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或其现值两者之间的差额较大时, 才能表明交易的发生使企业经济状况发生了明显改变时,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因而具有商业实质。具体判断标准如下:

1. 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与换出资产显著不同。这种情况通常包括下列情形:

(1) 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金额相同, 时间不同。此种情形是指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总额相同, 获得这些现金流量的风险相同, 但现金流量流入企业的时间明显不同。

(2) 未来现金流量的时间、金额相同, 风险不同。此种情形是指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时间和金额相同, 但企业获得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3) 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相同, 金额不同。此种情形是指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总额相同, 预计为企业带来现金流量的时间跨度相同, 风险也相同, 但各年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存在明显差异。

2. 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同, 且其差额与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是重大的。

这种情况是指换入资产对换入企业的特定价值 (即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与换出资产存在明显差异。本准则所指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应当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税后未来现金流量, 根据企业自身而不是市场参与者对资产特定风险的评价, 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

新准则还规定在确定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时, 企业应当关注交易各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关联方关系的存在可能导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

二、不同类型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商业实质的判断

企业在判断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南时, 可以从资产是否属于同一类别来进行分析:

1. 不同类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商业实质的判断。

不同类非货币性资产是指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不同大类的非货币性资产。包括存货、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等。由于不同类非货币性资产其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不同, 一般来说其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不太相同, 因而一般情况下可确定不同类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具有商业实质的。

(1) 用存货换入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和无形资产。存货属于流动资产, 它的流动性强, 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现金流量, 而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和无形资产属于长期资产, 要在较长的期间内给企业带来现金流量, 产生现金流量的时间相差较大, 则可以判断上述存货与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显著不同, 因而该种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2) 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之间进行的交换。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和无形资产虽然同属长期资产, 给企业带来的现金流量的时间都相对较长, 但给企业带来现金流量的方式、金额和风险显著不同, 比如企业进行长期股权投资比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给企业带来风险要大的多。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出该种类型的非货币性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显示不同, 因而该种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2. 同类型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商业实质的判断。

企业应当重点关注的是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为同类资产的情况下商业实质的判断。同类资产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既可能相同, 也可能不相同, 其之间的交换因而可能具有商业实质, 也可能不具有商业实质。

(1) 同类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风险金额相同, 但时间不同时, 应确认为具有商业实质。比如企业用一种难以出售或只能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出售的存货换入一种能在短期内出售且准备在近期出售的存货, 这两种存货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和风险相同, 但现金流量的流入时间明显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 该两项资产的交换应当视为具有商业实质。

(2) 同类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间相同, 但风险不同时, 应确认为具有商业实质。比如企业将自已拥有的一幢建筑物, 与另一企业拥有的在同一地点的另一幢建筑物相交换, 两幢建筑物的建造时间, 建造成本等均相同, 两幢建筑物都用于出租, 每期的租金总额相同, 换出的建筑物租给某家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 取得租金的风险较小, 换入的建筑物出租给散户, 取得租金的风险较大, 这样的话, 两幢建物给企业带来的未来现流量、时间相同, 但风险不同, 所以确定该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3) 同类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相同, 但金额不同时, 应确认为具有商业实质。比如企业用一项商标权换入中一企业的一项专利技术, 预计两项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相同, 在使用寿命内给企业带来的现金流量相同, 但是换入的专利技术是新开发的, 预计开如阶段的未来现金流量明显少于后期, 而该企业拥有的商标每年产生的现金流量比较均衡, 两者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差异明显, 则两项无形资产的未来每期现金流量显著不同, 因而该两项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4) 当商品用于交换具有类似性质和相等到价值的商品时, 这种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一般不会产生损益, 确认为不具有商业实质。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某些特定的商品上, 比如石油或牛奶, 供应商为满足特定地区对这类商品的及时需要, 在不同的地区交换各自的商品。比如A石油销售公司有部分客户在B石油销售公司的所在地, B公司有部分客户在A公司所在地, 为了满足两地客户的即时需求, A公司将其相同型号、容量和价值的石油供应给B公司在A公司所在地的客户, 同样地, B公司也将相同型号、容量和价值的石油供应给A公司在B公司所在地的客户, 这样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能确认损益, 应确认不具有商业实质。

摘要：实业实质是新会计准则 (非货币性交易准则) 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准则中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时, 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 否则应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为标准确定换入资产的成本。本文按不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情况, 阐述了非货币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的判断标准。

关键词：商业商质,标准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年4月

[2]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2006年2月

[3]荣　莉:对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几点思考, 《会计之友》, 2006年22期

[4]第三届全国会计知识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辅导讲座, 2007年5月

论医疗过失的判断标准 篇2

关键词：医疗过失；判断；标准

由于医疗行为的高度技术性和复杂性、医疗科技飞速发展，及地域环境、文化、法律背景等差异，世界各国关于医疗过失的判断标准形成了众多学说。随着英、美、日、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长期对医疗过失的研究和探索，总结出各具特色的医疗过失判定标准，而我国对医疗过失的研究刚刚起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医疗过失判定标准，对于结合我国医疗侵权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法律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一、医疗水准说——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

医疗过失的判断是以一个理性的人在相同或近似情境下通常合理的注意或平均合理的注意为标准。在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一般采用“医疗水准说”来作为医疗过失的判定标准。医疗水准说诞生和发展经历了曲折探索的历程。

日本最高裁判所在“1961年东大输血感染梅毒案”的判决中使用了医师负有“实验中防止危险发生的最大注意义务”这样的措词，其真正的目的是告诫下级审裁判实务中不要仅凭临床惯例行为判断医师的过失。[1]但由于判决中主张被下级审裁判实务中作断章取义、对被告医疗方采取严格的过失判断标准。在1974年早产儿视网膜病案判决引发“应该以什么标准来判断医师是否有过失或违反注意义务”大辩论中，松倉豊治教授提出：“判断诊疗义务违反或者医师注意义务违反的标准应该是‘医疗水准而不是‘医学水准”，这一见解得到了医、法、界一致赞同，并被最高裁判所在“1982年高山红十字医院案”中采纳。从此，“医疗水准”概念正式在日本的判例中登台。

医疗水准说虽然为医疗行为确立了一项统一的标准，但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注意三方面问题：[2]一是明确医疗水准、转医义务与说明义务的具体关系。二是正确处理医疗水准与科学发展的关系。三是调和医疗水准与期待权的关系。

二、“伯勒姆标准”——英国

在英国法上，医疗过失的认定标准为医师注意义务的违反。医师注意义务标准规则通过许多判例来确立。其中最著名的判例为1957年的Bolam v. Friern Hospital Management Committee案。该判例确定了医疗过失判定中著名的“伯勒姆标准”。在这一案例中，原告罹患精神疾病并接受电刺激治疗。原告没有被给予放松药物或者身体限制，结果导致髋部受伤。法院认为医生的行为符合“负责任医护人员”的标准，医生没有医疗过失，不对其髋部受伤负责。可见，医生无须达到“最好医生”标准，仅需符合某个领域平均有能力医生的要求即可。

伯勒姆标准要点有三：一是医生的注意义务标准是该医生所在的技术领域中一名普通医生所具有的一般技术知识和一般注意水准。二是在医疗领域中，往往存在着多种医生同行所普遍接受的医疗实践或观点。三是医生的行为符合一种被同行广泛接受的医疗实践或医疗观点，只能是没有过失的有力证据，但并不是结论性的，即不能因为被告的行为与同行中被普遍遵循的做法一致就可以决定被告无过失。[3]

三、“执业群体接受的标准”——美国

在美国，医疗过失判断标准是医生执业标准即“执业标准说”。早期这一标准还有地域性，即如果医生医疗行为符合本地的医疗常规、习惯，就被认为没有过失。随着交通、信息迅速发展，医生接受继续教育和训练机会增加、地域差别缩小，司法不再考虑地域因素。1970年Blair v. Eblen案法官将医生的职业标准发展成“执业群体接受的标准”（acceptable practice）——同行中合理、称职的执业者在相同或类似情形下的应具备的医疗技能，履行相同的照护义务。[4]在医疗过失诉讼中，双方律师一般会利用职业标准和指南，来证明某一特定临床情形下“可接受的执业”。

四、“信赖原则”——德国

在德国，医患关系被确认为事实上的契约关系。强调医患、医疗机构内部信赖关系，形成“信赖原则”理论。在司法实践上，医师信赖其他的医护人员，在医疗共同作业中会实施适当医疗行为，如果被信赖者出现不适当的医疗行为，那么就应由出现该不适当行为者对所产生的不良结果负责。同样的信赖关系存在于医师与患者之间，二者有强烈的人身信赖关系。医师诊病的第一依据便是患者的主诉症状，医师采取的所有的医疗措施均需要患者配合来完成，通常医师信任患者会高度配合实施诊疗行为，如果患者由于个人原因不予配合，如故意隐瞒与疾病有关的重要情况、不配合医师按时服药、拒绝做某种必须的辅助检查，出现治疗无效果甚至出现疾病恶化情况，就只能由病人自负其责。信赖原则还涉及医患混合过失时判断医方所应负责的比例问题。日本学者认为，坚持对应基于对方的违法行为的高度结果回避处置不合理，而将信赖原则视为缓和结果回避义务的手段。因此，信赖原则有使过失处罚谦抑化的功能。[5]

五、医疗常规说 ——我国

我国对医疗过失的判断，多数人趋向于坚持医疗常规标准，实践中也基本按照这个标准在执行，称之为“医疗常规说”。长久以来，我国医疗过失认定实践中受《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影响，以医疗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制度和医疗常规这样一个逻辑顺序来判断过失的有无。如果违反了“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就推定其有过失。

六、结语

相较而言，我国“医疗常规标准”显得具体、刚性且容易判断，但最大问题是标准“门槛高”，且医疗常规相对于发展的医疗实践明显滞后，以此标准来判定医疗行为中的过失，往往将那些确实存在医疗过失的情形难以作为医疗过失加以认定。同时，由于担心有违医疗常规，导致医生小心谨慎、墨守成规，不敢偏离常规而采取具有一定医疗风险的医疗行为，哪怕是对病人、对社会的健康福利都是有益的。相反，“医疗水准标准”与“执业群体接受的标准”抽象、弹性，增加判断的难度，但却缓解医疗常规和医学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能够最大限度地在具体案件中不遗漏医方存在的医疗过失。

参考文献：

[1]新美育文著：《医师的过失》，转载夏芸著：《医疗事故赔偿法——来自日本法的启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

[2]龚赛红著：《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法律出版2001年版，第181页

[3]姚苗：《英美法对医疗过失的判定原则及对我国的启示》，载《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1期，第55页

[4]何怀文：《医疗事故诉讼中的过失认定》，载《法律与医学杂志》2005第 12期

[5]黄丁全著：《医事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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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商业判断规则 篇3

商业判断规则也被译为业务判断规则、经营判断规则, 是美国判例法和公司法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是建立在董事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前提下的规则, 所以与董事的合理注意义务相联系。研究商业判断规则不仅仅对规范公司董事业务行为有积极的作用, 对我国董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也有积极的意义。

商业判断规则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董事在从事公司授权范围内的交易时, 只要没有存在个人厉害关系, 法院就不能因为董事在执行职务未达到应有标准而禁止或取消该交易, 董事也不必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损失。

第二, 商业判断规则既是一种举证的分配机制, 也是一种实体法上的规则。作为举证责任分配机制的商业判断规则, 其存在的前提是假设董事作出决策时是出于主观善意, 并且也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 主张董事违反了勤勉义务时, 原告需要证明董事的主观存在重大过失等非善意的因素。商业判断规则作为实体法上的规则时, 董事在作出决策时符合善意且合理注意, 即使事后证明了董事的行为是错误的, 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 但是董事不负赔偿责任。

商业判断规则需要以下几个的适用条件:

适用条件之一是要求有实施了经验判断的事实 (A Business De cis ion) 。因为商业判断规则只保护商业上的决策。根据商业判断规则的条件和标准, 判断董事是否受到该原则的保护。不存在经营判断事项时, 直接适用美国判例法或者是成文法上关于董事勤勉义务的法律规定, 然后根据法律规定的标准来衡量董事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适用条件之二是董事和该经营判断没有任何利害关系 (Disintere s te dne s s) 。董事对于公司应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忠实义务要求董事不得将其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司的整体利益之上。因为, 如果有权做出某事项董事和该决定直接存在着某些利害关系, 就很难期待董事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 而不存在任何私心, 所以在有利害关系这种情况下, 要排除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

适用条件之三要求公司董事尽到了合理的注意 (Due Care) 。这是判断商业判断规则的先决条件中最核心的问题。合理注意是针对董事或者高管在做出决策前所做的准备工作, 并不是针对商业决策本身。决策人需要在决策过程中做出怎样的行为, 才能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下的“合理注意”呢?有一般要求和程序要求两个方面。

合理注意的一般要求的内容是董事应当具有“普通谨慎之人, 处于类似职位, 并且在相似的环境中, 能做到的注意”。这一标准要求公司董事在做出决策前, 已经掌握了在类似情况下, 作为一个普通谨慎之人认为应该掌握的所有重要信息。

注意义务在程序方面的要求是指公司董事在做出决策前, 所进行的调查和咨询应符合该决策的要求, 这是注意义务一般要求的逻辑延伸。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 判断董事在决策前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主要通过董事的调查工作是否充分, 当然充分与否的标准取决于具体决策的性质还有做出决策的时间判断。

适用条件之四要求公司董事在做出经营判断时出于善意 (in good faith) 。所谓善意是指:合理相信董事做出商业决策是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这是对董事主观善意的判断标准, 也是其主观善意的内容。

总体来说, 商业判断规则就是董事所作之决策与其本身不存在利害关系, 是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 并且为了该决策进行了与决策性质相适应的调查和咨询, 满足以上几个条件, 董事对该决策实施后带来的风险免除法律上的责任。但是商业判断规则本质仍是属于一种“可推翻的假设”。即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排除商业判断规则在具体案件的适用。在适用商业判断规则之前, 需要先审查董事的行为方式和决策过程, 公司董事作出决策时未出于善意, 或者是董事在客观上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或者对于董事与其所作决策存在利害关系并且因此作出了不符合公司利益的决定, 原告一方对以上三种情况负有举证责任, 从而排除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 使董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保护股东的利益。

商业判断规则是一种法官审查董事行为是否违反其注意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 它体现了法官在事后评价董事行为所持的谨慎态度。商业判断规则的形成, 在于美国所特有的公司法的产生和发展和美国的传统商法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商业判断规则是董事的一种权利的同时也是董事的一种义务, 商业判断规则并不仅仅是一种董事利益保护机制, 在促进公司的生存发展方面也具有积极意义, 适当的免除董事对其所作决策承担的风险, 使得董事更有勇气和减少了很多后顾之忧的去尝试先进技术和不同的管理方法去经营公司, 给公司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促进公司迅速发展, 同时也促进社会的进步。

美国通过该规则使股东对于董事的直接诉讼和间接诉讼进行限制, 使之不至于滥诉, 维持了保护股东诉讼权利的利益和董事注意义务的平衡, 也平衡了董事经营的独立性和司法审查的适当介入之间的冲突。在美国的公司法案件中, 商业判断规则的影响范围极其广泛, 以至于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公司法的核心准则是商业判断规则, 并且该规则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引入和借鉴。但是商业判断规则的建立需要很多其他相关制度的配合, 比如公司董事经营的独立性, 这也是商业判断规则适用的前提。所以在我国, 要引进商业判断规则的同时, 还需要建立一系列与之相配的实体法制度, 这样才能保证商业判断规则发挥出其保护董事的作用。另外我国不妨通过引入商业判断规则, 尝试借鉴美国诉讼法中的各种对抗制度, 对抗制度也有助于改善我国法官被动司法的局面。

摘要：商业判断规则 (The Business Judgment Rule) 是美国司法实践中逐渐发展形成的一项判例法制度。商业判断规则把因正常商业风险而造成的公司损失和因为董事没有尽到法律义务而造成的损失区分开来, 既鼓励董事大胆决策, 又防止其滥用经营决策权损害公司利益。因此商业判断规则在美国公司法中有着重要地位。

儿童肥胖的发病原因和判断标准 篇4

儿童肥胖的发病原因

遗传因素

单纯性肥胖有家族发病倾向，很多肥胖儿有家族肥胖史。父母双方肥胖，其子女大约有70%～80%发生肥胖；父或母其中一人肥胖，子女发生肥胖的几率大约为40%～50%；父母均为瘦体型，子女发生肥胖的可能性仅为9%～14%。这主要是因为儿童的活动量、饮食习惯可能受父母和家庭的影响。另外，静息和活动的能量消耗基础水平由遗传决定。某些肥胖家族的基础代谢值降低。父母双方或单方肥胖的子女，其基础代谢值低于体重正常父母的子女约10%，体育活动能量消耗低于正常体重父母所生子女的2倍。

近年来，学者们对肥胖病因分子生物学的深入研究，使我们对肥胖的遗传因素有了更清晰的认识。1994年学者们在肥胖鼠克隆出肥胖表型的瘦素基因，并定位于第6号染色体，之后的研究证实，人的瘦素基因位于第7号染色体上。1998年在神经肽家族中，新发现一类具有调节食欲作用的神经肽类激素—食欲素，其基因位于第17号染色体。此类激素主要分布在下丘脑摄食中枢，调节人们的食欲，与肥胖的发生密切相关。

喂养方式及饮食习惯

喂养过度是肥胖的物质基础。过食，使过剩的能量转化为脂肪储存体内造成肥胖，而人体脂肪含量与食物中脂肪含量相关。婴儿期肥胖受出生体重、喂奶量和过早添加固体食品等影响。孕母怀孕后期摄食过多、体重增加过速或患糖尿病，会使胎儿体脂过多和出生时超重。婴儿和儿童期摄食过度可以成为成人期肥胖的原因。饮食习惯、食品的质和量受社会和家庭的影响，目前我国各大城市中绝大多数家庭已步入小康，食物摄入可以任选所爱，尤其有些独生子女除摄食过度，尚偏爱荤食、油腻、甜食和零食，使能量更多储存，肥胖发生率增高。

生活方式

久坐的生活方式是肥胖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西方工业化国家久坐的生活方式，使肥胖发生率上升。近10年来，这种生活方式也在我国蔓延，例如学龄儿童缺乏运动，每天放学后必须完成大量的课外作业，或有的孩子长时间看电视。

现有观点认为，电视与肥胖有因果关系，电视中往往会介绍大量美味、可口的食品，使小儿食欲大增；而且在看电视过程中由于运动减少，代谢率随之下降，从而使肥胖发生。WHO介绍的各年龄组每天能量需要量对久坐生活的儿童可能过高。

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影响肥胖是很复杂的，包括社会因素、家庭文化水平、经济基础、生活习惯、环境污染等和肥胖的发生都有一定的关系。在人们从贫困走向富庶的阶段，往往摄入碳水化合物过多，而蛋白质摄入不足，这种“小康型饮食”往往会导致营养不良性的肥胖。在发达国家，层次高的富裕家庭肥胖发病率低于层次低的低收入家庭。因为前者接受文化教育机会多，知道肥胖的危害，摄食以高蛋白、蔬菜、水果为主，重视体育锻炼；而后者对发生肥胖并无心理压力，选择食物多考虑口味，忽视体育锻炼。不发达国家，则富裕家庭中肥胖发病率高于贫困家庭，因为前者以食物的充沛和口味为满足，将肥胖与生活水平高相联系；而贫困家庭则因吃不好、吃不饱而肥胖发病率低。

神经内分泌与能量代谢

肥胖的根本原因是摄食超量和能量消耗减少，造成了能量正性平衡的结果。现一致认为调节摄食的中枢位于我们大脑的一个特殊结构—下丘脑，其外侧是饥饿中枢、内侧核是饱足中枢。多种复杂的因素可作为信号物质，通过神经、体液向摄食中枢发出信号，促使其调节摄食活动。如食物的可得性、色、香、味等，通过胃肠道的感受系统向摄食中枢发出信号，从而引起食欲。在此过程中，体液中的葡萄糖、氨基酸等物质均可能参与调节。

继发于其他疾病的肥胖

此部分的肥胖属于病理性肥胖。其肥胖的原因即是原发病。如皮质醇增多症、高胰岛素血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多囊卵巢综合征、劳-蒙-毕综合征、贝-韦综合征等疾病均可以导致肥胖表现。

儿童肥胖的判断标准

年龄别体重

根据不同年龄体重的正常值来检测肥胖。方法简单，适用于小年龄儿童。体重超过同年龄、同性别儿童的平均体重2个标准差为超重，超过3个标准差为肥胖（有标准表格）。用体重作为判定标准时，还要考虑身高和体型，同一年龄的孩子，身高偏高孩子的体重比偏矮的孩子要重，因此，需同时目测孩子的体型以减少误差。

皮褶厚度

是直接测量局部体脂的一个方法。皮下脂肪厚度与全身脂肪含量的关系与年龄、性别、脂肪堆积量及测量技术有关。成人皮下脂肪占全身脂肪三分之一，在新生儿则占70%～80%。目前国内尚无不同年龄组儿童皮褶厚度正常百分位数可参考。

体重指数（BMI）

BMI=体重（kg）/身高（m2），此数值在儿童青少年期，随年龄而变化。BMI处于同年龄85百分位以上者为超重。在成年人，1998年WHO公布的标准为：BMI介于18.5～24.9为正常；25.0～29.9为超重；≥30.0为肥胖。其中30.0～34.9为Ⅰ度，35.0～39.9为Ⅱ度，≥40.0为Ⅲ度。考虑到亚洲人的遗传及环境因素和局部脂肪积聚的特点与欧美人不同，2000年2月，WHO西太平洋地区肥胖症特别工作组提出了亚洲成人体重分级建议，即：BMI介于18.5～22.9为正常；≥23.0为超重；25.0～29.9为Ⅰ度肥胖；≥30.0为Ⅱ度肥胖。

身高标准体重

判断云计算的三条参考标准 篇5

第一条:用户所需的主要资源不在客户端而来自网络。这是云计算的根本理念所在, 即通过网络提供用户所需的计算力、存储空间、软件功能和信息服务等。

第二条:服务能力具有优于分钟级的伸缩能力。网络流量具有不可预期性。为了应对尖峰时间的流量, 往往需要超配服务器资源, 而导致IT设施在平时的低利用率。典型云计算平台都应具有动态伸缩能力, 当用户租用的服务能力不够时, 就需要平台在一分钟或几分钟之内, 自动地增加服务节点的数量, 从而应对突发的增量流量。云计算平台具有规模化运作和多租户特征, 不同租户间的流量峰值是不重合的, 就可以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某些应用的尖峰流量, 哪怕是突然出现了迈克尔·杰克逊去世这样的突发事件或“贾君鹏”这样炒作起来的热点。过了一阵子, 流量下来了, 服务节点的数量再随着流量的减少而减少。现在有的传统IDC自称也能提供伸缩能力, 但需要多个小时之后才能提供给用户。问题是网络流量是不可预期的, 不可能等那么久。

第三条:具有较之传统模式5倍以上的性能价格比优势。看了上面一条, 有些人在想, 没关系, 多配一些机器, 流量再大也应付得了——但这不符合云计算的理念, 因为我们还有个性能价格比指标。云计算之所以是一种划时代的技术, 就是因为它将数量庞大的廉价计算机放进资源池中, 通过软件容错方法来降低硬件成本, 通过将云计算设施部署在寒冷和电力资源丰富的地区来节省电力成本, 通过规模化的共享使用来提高资源利用率。国外代表性云计算平台提供商达到了惊人的10~40倍的性能价格比提升。国内由于技术、规模和统一电价等问题, 暂时难以达到同等的性能价格比, 我们暂时将这个指标定为5倍。拥有256个节点的中国移动研究院的云计算平台已经达到了5~7倍的性能价格比提升, 其性能价格比随着规模和利用率的提升还有提升空间。

这三条标准相当于三张滤网, 可以一层层地滤掉那些不属于云计算范畴的东西。让我们来试试灵不灵——来看看下面这些是不是云计算。

PC系统:第一关过不了, 因用户所需的资源都在客户端, 所以不属于云计算范畴。

i Phone应用软件:如果下载到i Phone上就能独立运行, 与外界只是通信关系, 则过不了第一关;如果是依托于网络平台运行, 计算和数据资源来自网络, i Phone端只是个访问界面, 则i Phone在此可以算是云计算终端。

传统Web网站:过得了第一关。但一般Web网站是单一应用系统, 没有更多计算资源来提供动态可伸缩性, 因而难过第二关。

上网本:能过第一关, 但它本身只是个终端, 如果只是用于上网, 则在传统范畴, 如果用于与云计算设施交互, 则可以算云计算终端。

广告联盟:难过第二关。将不同网站的广告组织在一起, 就构成了广告联盟。发布一个广告, 可以出现在众多的网站上。不过, 广告联盟在服务能力上没有太多的可伸缩性 (事实上也不太需要) , 因此算不上云计算。

超级计算中心:如果规模够大, 勉强能过第二关, 但性价比不好, 过不了第三关。超级计算机都是很昂贵的, 在性价比上没有优势。我们认为不是云。

在线Office:规模化运作后容易达到云计算的要求。例如, 今天大家看到的百汇Office, 还有Google的Docs也是。

在线CRM:规模化运作后容易达到云计算的要求。提供给用户一个月使用成本是几十块钱, 优于传统模式, 是云。

Iaa S:像亚马逊租用机器的服务, 租用一个虚拟机1小时只要0.1美元, 性价比非常好, 也是云。

Paa S:如微软的Azure, 可免费提供25GB的存储空间, 必定有非常好的性价比, 也是云。

商业判断标准 篇6

1 新准则对商业实质的判断条件具有模糊性

新准则规定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可认定具有商业实质: (1) 换出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金额、时间和风险的任一方面和换入资产“显著”不同; (2) 换出资产和换入资产的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同, 且它们的差额与换出资产和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是重大的。对商业实质的第一项判断条件,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简称应用指南) 里有三条判断方法:

第一, 未来现金流量的时间、风险相同, 金额不一样。指换出、换入资产预期为公司带来未来现金流的时间长短相同, 带来未来现金流的总额、风险一样, 但各年产生的现金流金额存在“显著”差异。

第二, 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风险相同, 时间不一样。指换出、换入资产预期为公司带来未来现金流总额一致, 获取这些现金流的风险相同, 但现金流流入公司的时间存在“显著”差异。

第三, 未来现金流量的时间、金额相同, 风险不一样。指换出、换入资产预期为公司带来的未来现金流时间相同, 金额一致, 但公司获得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对商业实质的第二项判断条件, 应用指南里说明:指换出资产对换入企业的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同换入资产比较有明显差异。其中, 资产的预期未来现金流现值, 应依照换出、换入资产在最终处理及持续使用过程中, 所能获得的预期税后未来现金流量, 依公司对资产的风险评级, 挑选适当的折现率进行折现后再加以确定。

对商业实质的两个判断条件, 应用指南的解释仍有模糊之处。其一, 对“显著”一词未清晰界定, 难定量也难定性, 认定“显著不同”主观理解成分较多, 不同的理解会导致对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的不同认定, 从而导致对使用账面价值还是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的不同认定, 最后可操纵利润;其二, 准则未明确规定未来现金流量及其现值的计算, 事实上等于依靠会计职业判断, 自己测算, 增加了企业操纵利润的可能性。

2 对商业实质第一项判断条件的建议

下面分别就商业实质第一项判断条件中换出、换入资产在将来各年产生的现金流“总额显著不同”的情形和“时间显著不同”的情形进行分析。

首先, 对换出、换入资产在将来每年产生的现金流“总额显著不同”进行分析。本文认为, 当认定换出资产和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可靠时, 它实际上是公允价值的一种表现, 它们之间的“差额”就是补价。现行《企业会计制度》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 对少量补价的判断标准是:支付补价的公司, 补价占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补价之和的比例, 应等于或小于25%;收到补价的公司, 补价占换出资产公允价值的比例, 同样应等于或小于25%, 这样就可确定该笔交换具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性质。此外, 当长期股权投资占有表决权资本的比例达20%及以上时, 一般视为有重大影响。因此, 本文认为可作如下界定: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过程中, “显著”的下限可定为20% (含20%) , 上限可定为25% (含25%) , 当换出资产和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的“差额”占换出资产和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的比例介于20%至25%时, 可判断该“差额”是显著的, 认定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以制造公司为例, A公司现有一台旧制造设备, 预期用十年, 已用三年, 现将该旧设备与B公司刚用一年的新设备交换, 新设备预期能用八年, 新旧设备在将来各年都会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现金流, 且带来稳定现金流的机率一样, 两台设备未来七年带来的净现金流如表1所示:

表1 A公司资料 (单位:万元)

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差额=269-212=57 (万元)

57÷ (212+57) =21.2%

由于20%<21.2%<25%, 故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其次, 对换出资产和换入资产在将来每年产生现金流量“时间显著不同”进行分析。本文认为, 可把对换出资产和换入资产, 在将来每年带来现金流的时间不同的认定, 进一步转化为对换出、换入资产在将来每年带来现金流金额不同的认定。详细地说, 假设某公司20XX年换入某项资产, 换入后每年可为公司取得的现金流入量为b1, b2, b3…, bt万元, t代表换入资产能带来未来现金流的年份数;若换出资产不换出, 将来每年可为公司取得现金流入量为a1, a2, a3…, aw万元, w代表换出资产能带来未来现金流量的年份数, 换出资产和换入资产未来提供现金流的年份差额为d=t-w (t>w) , 因w年后, 换出资产不再为公司提供现金流, 而换入资产仍继续为公司提供现金流直至第t年, 所以, 从第w+1年开始至第t年, 只有换入资产仍为公司获取现金流, 这段时间的现金流总额就可看成是年份差额d的另一表达方式, 即D=bw+1+bw+2+…+bt, 而换入资产换入后可获得现金流入量总额为X=b1+b2+…+bt, 便是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在将来每年带来现金流量金额差异的百分比。当长期股权投资占表决权资本的比例达20%及以上时, 一般认为有重大影响。故, 若≥20%, 可认为这种差额是“显著”的, 交换具有商业实质。反之, 若w>t, 则d=w-t, 而D=at+1+at+2+…+aw, X=b1+b2+…+bt, 得出。

再举一例, C公司准备用一批存货交换D公司的一项制造设备, 两者在将来每年能为公司带来稳健现金流, 且机率一样, 但两者产生现金流的年份数相差较大, 如表2所示:

(单位:万元)

换入资产提供未来现金流量的年份数与换出资产提供未来现金流量的年份数的差额d=8-3=5 (年)

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提供未来现金流的差额=121-121=0 (万元)

0÷ (0+121) =025%

D=13.5+15.5+15.1+15.2+17=76.3 (万元)

由于63.1%>20%因此, 该笔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3 对商业实质第二项判断条件的建议

当换出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金额、时间和风险三方面和换入资产并没有“显著”不同时, 需进一步对它的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深入分析。本文认为, 考量其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时, 可用换出、换入资产的未来净现金流量现值。计算未来净现金流量的现值, 要分析未来现金流量, 同时要挑选适当的折现率。由于新准则所列换出、换入资产的预期将来现金流量现值, 应依照换出、换入资产在最终处理时, 包括持续使用过程中所获取的预期税后未来现金流量, 据公司自己对资产的风险评级, 挑选适当的折现率, 对预期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后再确定。这也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所指的“主体特定价值”, 因此, 可以挑选公司的综合资金成本率作为折现率。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S].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2]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S].2006, (2) .

浅议财经新闻的价值判断标准 篇7

那么什么是财经新闻?狭义的财经新闻, 主要指金融新闻, 以投资者为核心受众、以投入产出为主线, 通常重点关注资本市场、金融市场以及与投资相关的要素, 并用金融资本市场的视角看中国经济生活。但广义的财经新闻不仅包含金融新闻, 还包括社经新闻、产经新闻和政经新闻, 覆盖了全部社会经济生活和与经济有关的领域, 包括从生产到消费、从城市到农村、从宏观到微观、从安全生产到服务质量、从经济工作到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相关领域。其中社经新闻包括消费市场新闻, 也包含民间理财、创业故事等社会新闻, 甚至还涵盖了财富心理、消费习惯、消费文化等极其宽泛的内容。产经新闻以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为主要内容。政经新闻则往往涉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安全和政治经济大局, 通常事件已上升为政治问题, 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东南亚金融危机、世界石油变局、美国次贷危机等等。

本文所指的财经新闻是广义的财经新闻, 它与国际新闻、社会新闻、文体新闻等各类新闻一样, 应具备新闻共有的价值因素。众所周知, 新闻价值是指事实所包含的足以构成新闻的种种特殊素质的总和。这种特殊素质就是新闻价值的要素, 这些要素都具有引起受众的共同兴趣、普遍关注的共同特征, 包括五大要素: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

但是, 财经新闻关注对象本身的特殊性及行业的专业性, 又决定了财经新闻有着不同于其他新闻的特性, 如果仅从五大新闻要素出发判断财经新闻价值, 具体到日常工作中有不小的操作难度, 本文将从五大基本新闻价值要素出发, 讨论十项具体可操作的价值判断标准, 以指导日常报道思路。

第一, 以财经事件发生的多少为标准。“物以稀为贵”。这个标准很好理解, 在财经新闻操作中, 新闻事件发生的概率越小、频率越少便越有价值, 甚至有时候偏离常规的事件反而是该新闻吸引人的魅力之一。2008年9月15日, 新华网国际频道发布了一则新闻———“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 该新闻描述了纽约时间14日晚上, 纽约曼哈顿人流熙攘依旧, 但在第七大道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总部门口, 不断走出抱着箱子、拖着行李的员次收购提供保证, 包括美国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等潜在收购者14日相继退出谈判, 雷曼兄弟面临破产。在此之前很难有人能预料到, 前后仅半年时间, 华尔街排名前五名的投资银行竟然垮掉了三家。所以该新闻价值最大之处就在于它是非常态的, 因为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 金融危机第一枚骨牌倒下, 全球经济开始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

第二, 以发现事件的早晚为标准。其实该标准与新闻价值五要素中的“时新性”是一致的, 但在财经报道中, 率先报道某事件, 则更能体现该新闻的价值。比如去年发生的“VISA封堵银联境外通道”事件, 最早是《北京晨报》2010年5月28日报道的。报道前一天银行业人士向《北京晨报》报料称, VISA国际组织近日向全球会员银行发函要求, 从2010年8月1日起, 凡是在中国大陆境外受理带VISA标志的双币种信用卡时, 不论是刷卡消费还是ATM取现, 都不得走中国银联的清算通道, 否则VISA将重罚收单银行, 第一次将罚款5万美元。如果收单行为再犯, 每月将罚款2.5万美元。这则新闻本身因为涉及刷卡人利益, 影响面广泛, 再加上是两大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之争, 毫无疑问具有财经新闻价值。但在该则新闻发生后, 各大财经媒体的反应普遍滞后, 大多6月份才陆续跟进, 《北京晨报》的“VISA封堵银联, 刷双币卡时选银联要重罚银行”一文被广泛转载, 因此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事件并作出报道的新闻相对更有价值。

第三, 以事件的影响力大小为标准。事件的影响力越大, 影响面越广, 越能立即产生影响力, 越具有新闻价值。理解这一点, 就是要跟社会的热点相称。《浙江日报》2010年6月25日刊发的“义乌国资重树大旗引领地方经济发展”一则新闻, 从个体角度来讲的确很重要, 因为义乌解决了县域国有经济在高开放、高民营化、高市场化条件下难以实现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发展壮大的难题, 已经探索出一条新的国资改革路子, 非常值得其他县级城市学习与借鉴。但该新闻却没有引起国内众多财经媒体的关注, 究其原因是因为义乌的特例性, 其他地区难以取经, 也就是影响面不够广泛。

但三鹿奶粉事件报道却因为影响力大, 几乎全国所有媒体都在重要版面予以报道。2008年9月11日, 上海《东方早报》刊发了“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首次曝光了三鹿奶粉事件, 对致甘肃14名婴儿患病的罪魁祸首三鹿奶粉进行了点名。之后, 关于三鹿奶粉的报道成了各媒体的重点稿件, 与此同时, 国家质监总局也迅速采取了行动, 短短数天之内, 一场奶粉行业质量检查风暴就席卷全国。

第四, 以事件发展的不确定性为标准。不确定性这一点比影响力标准更有价值, 因为信息就是不确定性的排除, 在财经新闻报道中, 假如事实和状态的不确定性越大, 那么能“VISA与银联之争”的各类报道中, 每篇新闻都报道了双方之间的纠纷, 因为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 但读者更想了解的是双方如果一直“打”下去会有什么结果, 到底双方谁占上风, 涉及用户会不会多交钱, 能够对这些不确定的信息作出分析的报道将更有价值。

第五, 以事件本身的矛盾冲突大小为标准。财经事件大多涉及企业运营, 因此事件中含有冲突因素越大的事实越具有新闻价值。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去年的“国美事件”。2010年5月11日, 国美电器在香港召开股东周年大会, 创始人黄光裕与董事局前主席陈晓之间的矛盾浮出水面, 在黄光裕一方的眼里, 陈晓像是一个背叛者、一个篡位的逆臣, 他利用黄光裕案发形成的权力真空, 引入贝恩作为自己的外援, 利用期权激励方案收买国美旧部, 他可能与资本合谋控制这家黄光裕一手带大的公司。而按照陈晓的说法, 黄光裕的一系列动作也将会把国美带入绝境。

这则新闻涉及两位行业名人的矛盾, 涉及一家上市公司的发展前途, 各大财经媒体开始跟踪该事件, 并大多着重处理。由此可见, 该事件的最大新闻价值在于黄光裕与陈晓之间的决裂, 并影响到企业运营, 此后双方的举动都成了第二天的头条新闻, 甚至双方和解后的后续报道也占据了大幅版面。

第六, 以与受众利益关联度高低为标准。事实的发生与受众的利益越相关, 越具有新闻价值。现在很多财经新闻, 本身也很重要, 但是它跟大众的利益关联度不是很高, 因此新闻价值就会相对降低。以《浙江日报》2010年6月25日刊发的“义乌国资重树大旗引领地方经济发展”为例, 这则新闻题目概念非常好, 从政策的角度、经济内涵的角度, 新闻价值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作为一个向大众传播的题目, 新闻价值就差一点, 因为它和大众利益的关联度太低。

还是以《东方早报》刊发的“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稿件来对比, 由于婴幼儿奶粉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 特别是较知名品牌奶粉如果有质量问题, 对消费者的伤害是巨大的, 也就是与受众关联度高。而《东方早报》的该则新闻通过报道推动了事件真相化, 因此还荣获了第十九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其新闻价值得到了充分肯定。当然由于其新闻的重大意义, 其价值表现并不仅仅靠“与受众利益关联度高低”来评判, 只是相对突出。

第七, 以与受众的心理距离远近为标准。新闻事实与接受者的心理距离越近, 包括兴趣、地域、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专业、经济收入、民族和宗教心理距离, 就越有新闻价值。从“VISA与银联之争”来说, 其新闻价值对于农民和白领来说肯定是差异非常大的。该新闻事件中不确定的信息主要是境外刷卡消费要不要多付钱的问题, 因此城市白领, 特别是有出境消费的白领对该则新闻就会更加关注, 而对没有这方面经历的读者来说, 其新闻价值就很低。因此在判断财经新闻价值时要时刻从定位的受众出发。

第八, 以事件中相关因素的知名度为标准。知名度标准就是看事件是否和著名人物、著名地点相关, 因为这些事件更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媒体的传播过程, 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资源的经营过程, 资源好, 有知名度, 那么新闻价值自然就普作家方舟子一连发出21条微博, 把矛头指向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著名的“打工皇帝”唐骏。在这一系列微博中, 方舟子从唐骏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中透露的其个人学位、求学及工作经历中, 提出了多个质疑, 并出示了部分查证证据, 提出“唐骏的‘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是假的”, 而后唐骏回应, 双方你来我往, 始终被财经媒体关注。唐骏的假学历事件, 假如不是因为唐骏本人在财经界的知名度, 则该事件就难以成为一条有价值的财经新闻, 但因为该事件的男主角是唐骏, 所以使得该事件不仅占据了财经媒体版面, 还被广泛讨论。

第九, 以传播知识的实用性为标准。有相当一部分财经新闻的读者对价值的诉求非常明确, 就是能从财经新闻中获知有价值的信息, 并指导自己的经济行为, 比如投资理财, 也就是说对该类读者来说最有价值的应该是信息量和实用性, 能够帮助读者正确地认识投资环境, 并作出正确的抉择。《现代金报》2008年1月30日的一则新闻“春节7天如何理财:通知存款收益远超活期储蓄”能较好地说明该标准的使用。通常我们说到银行业务, 非专业人士了解得很少, 但其实这其中不同的业务能带来的投资收益相差很大, 一段不长的时间里该如何理财呢?比如把股市里的资金抽出来了, 放在哪里比较稳妥, 同时又能获得较好的收益呢?该新闻不仅明确指出了可选择的业务, 并且详细分析了收益不同, 非常有实用性。另外, 传播知识的实用性还要注重财经信息的知识化。比如一则新闻, 只就事说事, 即使说得再透彻也不如把财经事件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生动呈现出来的新闻有价值, 因为后者不仅让读者了解了知识, 而且可以从中思考, 甚至可以培养财商。

第十, 以报道中人物情感表现丰富为标准。在财经新闻选择中, 通常能碰到一些事件性并不强的事件, 要不要选择?这种情况下, 新闻的价值更多地来自对事件主角的刻画。比如对某企业家的报道, 即使该企业家早已是公众人物, 近期并没有事件性新闻发生, 但如果能通过访谈的方式让公众从多个角度认识他, 着力表现其真实的情感, 也具有新闻价值。在对人的报道中, 特别要注意仅有财经视角是不够的, 必须重视对人性的洞悉, 对人物情感表现越深刻, 对社会把握越深刻, 新闻的价值就越大。因为不管是财经新闻、体育新闻, 还是文娱新闻, 它最终的价值都是诉诸人性, 让人得到真正的价值。有一些财经报道在重视财经数字上有极端现象, 堆砌数字报表, 反而忽视了对新闻人物的刻画, 这其实是偏离财经新闻价值的。

由于财经新闻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财经新闻工作者必须不断提高自己对新闻价值的判断, 为读者服务, 这同时也是财经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在具体的工作操作中, 对能够符合上文所提出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的事件应该多加关注, 符合标准越多的其财经新闻价值自然就越高。但财经新闻工作者始终要记住, 新闻第一重要的永远是事实, 任何价值标准都是从事实出发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新闻敏感, 有较高新闻敏感的媒体人对价值判断标准把握得会更敏锐。

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判断标准 篇8

一、房地产业的产业性质与功能

1. 房地产业的产业性质定位

在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中, 房地产业在性质上属于典型的服务业, 在产业层次上属于第三产业的范畴。服务业有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之分, 房地产业作为服务业也不例外。可以认为, 为提供商业房地产开发、提供工商业住宅房地产服务的行业可被称为生产性房地产服务业;为居民住房消费提供服务的行业可被称为生活性房地产服务业。既然是服务业, 一般而言, 房地产业应该作为一种被动性产业对待。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要依据区域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和居民生活的实际需要来规划。这个结论至少适用于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国家或地区。脱离这种服务性需求的支撑, 盲目发展房地产业不仅不利于宏观经济持续成长, 最终也会损害房地产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 房地产业的产业功能定位

作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普通的服务业, 房地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主要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不断地满足现代工商业发展对房地产服务不断变化和日益增加的需求。即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 房地产业要根据现代工商业发展的实际需要, 适时地提供大量非住宅房地产开发服务、工业厂房服务和商业办公设施出租服务以及物业管理服务等。二是要不断地满足城乡居民日益提高的居住服务需求。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居民对居住品质和居住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 房地产业的未来发展必须着眼于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居住服务需求, 如物业管理服务需求等。这要求房地产业要根据社会需求的调整和发展趋势不断调整其内部行业结构。

二、房地产业发展健康性的评价标准

基于房地产业的产业性质和产业功能定位, 从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及房地产业内部各部门协调发展的角度考察, 本文认为, 从宏观层次上判断房地产业发展是否健康的标准大致有以下三个。

1. 产出角度: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是否协调增长

要想正确度量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 首先应当选择合理的总量指标。毫无疑问, 正如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衡量宏观经济总量的最佳指标一样, 房地产业增加值 (即房地产业的GDP) 也是衡量房地产业产出的最理想指标。只有弄清楚房地产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 才能对房地产业发展与宏观经济发展是否协调做出正确判断。

本文认为, 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是否协调发展, 关键是要看房地产业产出比重的提高是否相应地带动了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一般而言, 如果随着房地产业产出比重的增加, 宏观经济也获得了持续增长, 说明房地产业发展至少在考察期内对宏观经济而言是健康的, 反之则亦反。

以中国香港为例, 利用1980—2005年香港经济数据 (见表1) , 可以计算香港房地产业产出比重和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 大约为-0.192, 相关性不太显著。但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结果做出明确判断, 尽管香港是一个高度依赖房地产业的经济体 (房地产业对香港经济的平均贡献率接近20%) , 但房地产业产出比重的提升并未刺激香港经济的增长, 这体现了房地产业发展与香港宏观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性。从这个意义上讲, 香港房地产业发展是不健康的。

再以中国内地为例, 将1978—2008年30年的经济增长率和房地产业增加值比重数据列入表2中。可见, 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 我国房地产业获得了持续发展, 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逐渐提高。为了正确判断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可以计算出房地产业增加值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利用表2中的数据, 计算得到的房地产业产出比重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01115。相关系数虽然是负值, 但相关性极不显著, 说明两者之间几乎没有相关关系。这也说明, 从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上看, 作为第三产业领域的一个重要服务业部门, 房地产业的发展仍然处于低级阶段。

2. 投入角度:房地产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否协调增长

虽然房地产投资不是衡量房地产业贡献率的理想指标 (理想指标是房地产业增加值) , 但由于房地产投资与房地产业增加值通常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我们可以根据房地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来间接地观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房地产业发展是否健康。其背后的基本逻辑是, 如果房地产投资比重过大、增长过快, 房地产投资将会不可避免地挤出其他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投资, 进而对实体经济和整体经济造成损害, 这是房地产业不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资料来源:房地产业产出比重, 1980-1998年数据出自冯邦彦《香港地产业百年》, 东方出版社, 2007年版;1999-2000年数据系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香港统计年刊 (2005) 》, 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到;2001-2005年数据出自香港政府统计处《香港统计数字一览》, 2007年2月。香港经济增长率数据来源于香港政府统计处

鉴于数据易得性, 仍以中国内地为例进行检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全国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逐渐增大, 尤其是在2003年以后, 逐渐逼近20% (见表3) , 这一比例体现了房地产业确实已经成为我国“投资支柱产业”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房地产投资的依赖程度正在逐渐加深。从理论上推断, 如果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推动效应, 那么, 房地产投资比重应当与宏观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利用表3提供的1986—2008年的统计数据, 可以计算出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和宏观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177011, 远未达到临界值 (约为0.3598) , 说明两者之间几乎没有相关性, 即房地产投资比重的提高并没有显著推动宏观经济的增长。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因房地产投资比例过大、增长过快挤出了用于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投资, 实体经济的增长受到抑制, 因而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个结果也间接地说明, 中国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协调性仍然不够。

数据来源:1978—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7》;1986—2006年数据来源于牛凤瑞等的《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NO.2—NO.4》;2007年、2008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78—2006年房地产业产出比重 (即房地产业增加值除以国内生产总值) 数据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到;2007年数据系根据中经专网提供的房地产业增加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GDP数据计算得到

计算全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707367, 正相关性显著 (当第二自由度为20时, 在α=0.001的水平上, 相关系数临界值为0.6524) 。这个结论则表明, 房地产投资增长的确与宏观经济增长率具有高度正相关性, 即房地产投资增长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但必须明确,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能完全归功于房地产业一个产业。因为, 如前文所述, 衡量一个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理想指标应当是该产业的增加值占经济总量 (GDP) 的比重。然而, 与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相比, 房地产业的产出贡献率目前仍然较小, 大多数年份房地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没有超过5% (参考表2) 。

数据来源:1986—2006年经济增长率、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和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数据来源于牛凤瑞等《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NO.2—NO.4》;2007年、2008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综上可见, 房地产投资增长确实有助于宏观经济增长, 但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过大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种贡献。如果房地产投资规模超过宏观经济增长所要求的最优规模, 则是房地产业不健康发展的重要表现, 理应引起政府部门高度关注。

3. 财政收入角度:房地产业相关财政收入与财政总收入关系是否协调

财政收入应根据各个产业对国民收入的实际贡献来分配。如果政府课取自某一个产业的财政收入过多, 反映出财政收入对这个产业的依赖程度过高, 便很容易采取不当的手段干预这个市场, 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收入过分依赖房地产财政收入, 政府就应当高度关注其房地产业是否开始步入不健康发展的轨道。

数据来源:1998/1999—2004/2005财政年度的土地交易收入数据来源于香港政府统计处《香港年报》1999—2005;其他年度数据转引自冯邦彦《香港地产业百年》, 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此处仅以香港为例进行简要说明。有关研究表明,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制造业的快速衰退和房地产业的急速发展导致香港经济开始进入房地产业主导的时代, 房地产相关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快速提高则是房地产业成为香港支柱产业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表4提供的统计数据, 1971/1972财政年度以来, 香港政府从土地交易中取得的收入平均占到财政总收入的11.53%, 最高年度 (1980/1981财政年度) 曾经一度达到35.6%。即使不考虑涉及房地产业的有关租税收入, 由房地产开发所引起的土地财政收入已经构成了香港地区长期以来的财政支柱。如果再加上房地产业相关的租税收入 (参考表5) , 房地产业无疑早已成为香港政府的财政支柱产业, 并且年度数据反映出香港政府对房地产业财政的依赖程度呈逐渐加深之势。

数据来源:财政收入数据来源于香港政府库务局《香港统计年刊》 (2001—2006年) , 比例数据系作者计算得到

从逻辑上看, 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业税收收入过度依赖便会激励政府部门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房地产业财政支柱产业的地位, 通过不适当地干预房地产市场、特别是土地市场以维持房地产业的持续繁荣。这种不当干预不仅扭曲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 也损害了产业之间的正常竞争秩序, 破坏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实践证明, 香港房地产业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财政支柱产业, 是与其制造业迅速衰退并退出支柱产业序列以及香港整体经济的持续低迷相伴生的, 以房地产业为财政支柱产业事实上已经拖累了香港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这是香港房地产业不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结论

如果一个地区房地产业产出比重提高没有同步推动地区经济的增长、房地产投资比重增加没有显著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以及房地产业相关财政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比重过高 (财政依赖程度过高) , 则说明该地区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协调性较差, 预示着其房地产业发展是不健康的, 应当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

参考文献

[1].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商业判断标准 篇9

关键词：无效行政行为；判断标准；价值分析

一、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

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就是如何区分一般违法和重大而明显违法，一般违法的行政行为属于可撤销行政行为，那么比一般违法更为严重的、达到重大而明显程度的违法行为，则属于无效行政行为。相对于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

（一）行为主体有重大明显违法情形

第一，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主体应当具备行政主体资格，这里所说的资格是形式上的资格，并非行政权能资格。如果行政行为的行为主体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则属于无效行政行为。需要注意的是，非行政主体进行的“假象行政行为”不是无权行政行为，因为这类行为根本不属于行政行为。

第二，行为主体超越权限或无权限作出的行政行为无效。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中将“超越职权的”作为撤销判决的情形之一，未将无权情形进行单列，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将无权处分的情形作为超越职权处理，所以广义上的超越职权包括无权限的情形，主要有两种情形：一、行为主体行使了属于其他行政主体的专有职权。国家对行政权利的划分处于管理的需要，分别由不同的行政机关行使不同的行政权力。行为主体实施了超出自己权限范围的行政行为，即实施了应由其他行政主体享有权限的行为，则该行政行为无效。比如，公安机关吊销企业的营业执照，就是实施了应属于工商管理部门享有权限的行为。二、行为主体实施了其他国家机关的专有职权。主要是强制执行权。对于行政机关是否享有执行权，均由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否则不能享有强制执行权。

（二）行政行为内容存在重大、明显违法

行政行为的意思表示不明确；意思表示受到胁迫；行为内容的作出基于明显的错误事实；行为内容明显违反公序良俗；相对人与公务员恶意串通实施的行为；行政行为的内容不可能的，都属于这类重大、明显违法。

（三）行政行为程序上存在重大明显违法或极不正当，违反最低限度的程序规定

由于正当程序原则体现了“最低程度的公正”，是对行政行为最低限度的基本要求，因此如果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违背这一原则，完全可以将其作为重大而且明显的违法而视为无效行政行为。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

（四）行政行为形式上存在重大明显缺陷

严重违反法定形式的，也属于重大而明显的违法。行政行为主体违反法律法规关于行政行为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的规定，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应当认定为形式上存在重大缺陷而无效。比如，工商行政许可体现在工商营业执照的发放，仅有决定，则属于形式上的重大、明显违法。此外，书面形式欠缺的，例如未加盖公章的情形也属于上述情形。

二、无效行政行为的价值分析

（一）无效行政行为相关理论中承认的相对人所拥有的“危险的”权利之“危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行政目的的难以实现以及行政相对人行使抵抗权的巨大风险

因承认了公民拥有抵抗权，并且是依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在何时针对何事行使该权利，每个人的理性和经验不可能完全一致，在面对某些特殊的行政行为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这必然增加行政机关实现行政目的的成本，“确定明显违法的标准既不是相对人的主观想象，也不是受过训练的法学家的认识能力，而是一个典型的理智的公民的认识。尽管如此，明显违法并不总是‘明显’。在具体的案例中关于行政行为是否明显且严重违法，完全可能发生争议”；同时，相对人依自己的判断而对行政行为进行的抵抗很有可能直接导致行政机关的强制力压迫，甚至可能引起事后司法权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

2.会造成法律关系的不稳定

行政行为做出后，即使本身是无效的，也很可能会衍生出其他法律关系，而赋予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无期限追诉权无异于将作为其他法律行为或关系之基础与本源的行政行为无限期地至于可以被攻击的状态，而且即便本行为可以被宣告无效，在本行为基础之上繁衍出来的其他行为和关系却在很多情况下值得法律保护，将其消灭，显然不利于法的安定性以及社会关系（秩序）的稳定。

（二）无效行政行为的权利

无效行政行为所承认或赋予的这些权利虽有危险的一面，但也有其可取合理的一面，该制度的设立所追求的主要价值在于实现社会的正义，保护个人的权利：

公民行政法上的抵抗权，源于宪法之中，其依据是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人民将一部分权利委托给国家，是为了让国家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若其行为明显违背了公益，严重侵犯公民权利和自由，那么人民理所当然有反抗之权利，法国人权宣言第二条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该“反抗压迫”的权利具体至行政法上就可通过无效行政行为的相关理论得以体现，即公民对明显且重大违法行政行为有抵抗之权利，这里正体现了公民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这种追求一方面保证了公民自身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对行政权进行了限制，这两个价值是应当肯定的。

（三）对于我国的特殊价值

现在的我国正处于一个权利意识苏醒的时代，一方面，我们开始积极的关注并维护我们的权利，另一方面，由于法治的不健全，通过制度内的途径解决纠纷维护权利成本高昂、无时效性且很难有实际效果；因此，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严重侵犯或无力承担高昂的公力救济成本的公民，选择了以暴力抵抗寻求救济，而此种抵抗并未被现行法律所承认，这不仅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也会给相对人带来巨大的危险。因此通过立法建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承认公民对无效行政行为的抵抗权，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是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朱雁.论建立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1期

浅谈恶意绿色贸易壁垒判断标准 篇10

绿色贸易壁垒也称环境壁垒、生态壁垒,是指进口国或地区以保护生态环境、有限资源,以及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由,以保护本国市场和贸易为根本目的,通过制定、颁布、实施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和苛刻的环境保护技术标准,以限制国外产品或服务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

由于绿色贸易壁垒的概念最初由发达国家提出,发达国家在技术检测、环境保护、科技发展等方面都远超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对绿色贸易壁垒普遍持反对意见。但是根据绿色贸易壁垒建立的目的不同,可以把绿色贸易壁垒进行善意和恶意的区分。

二、绿色贸易壁垒的性质划分

1. 善意绿色贸易壁垒与恶意绿色贸易壁垒的定义

善意的绿色贸易壁垒是进口国建立在保护环境、人身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为基础,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品向低耗能与高附加值发展为目的,制定实施相应的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

恶意的绿色贸易壁垒是进口国以保护生态环境、人类健康为由,实则以保护本国市场与贸易为本而建立的苛刻且繁琐的技术标准与政策法规,以达到阻止外国产品或服务进口的目的。这里各国政府应该抵制与警惕的是恶意绿色贸易壁垒所带来的危害。

2. 恶意贸易壁垒的判断标准

除了建立的目的不同之外,通过何种标准来判断善意与恶意之分,是各国政府组织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这里提出几项判断标准。

标准一:绿色贸易壁垒的措施是否客观、必要。保护标准过于严格苛刻,在现实操作中很难达到,则视为不合理保护。例如2003年5月日本修订了《食品卫生法》。根据新修订的《食品卫生法》日本将于2006年5月29日实施食品中农业化学品残留“肯定列表制度”并执行新的残留限量标准。这里受限农药数量达到799种,远高于欧美各国,美国受限农药种类为345种,加拿大145种,2006年欧盟为260种。对那些没有具体规定限制数目的农药,许可残留的上限同一定为0.01ppm。也就是说每100吨进口农产品中,化学残留量不得超过1克。而发达国家的水平一般在0.01mg/kg-0.1mg/kg,由此可见日本该法案的严厉与苛刻程度,这意味着进口的商品几乎不准许有农药残留物。以苹果为例,目前我国对于苹果农残量的检测只有6项,CAC的标准为40项,美国139项,欧盟157项,日本的检测标准是我国的近60倍达到357项。尽管我国的标准比较低,但日本的检测标准远高于注重食品安全的美国与欧盟及CAC,这不得不让人产生日本借保护健康为名实则大行绿色贸易壁垒。日本残留限量新标准覆盖了所有农业化学品。从理论上讲,有多少种农业化学品存在,限量指标就有多少项。目前,世界上存在的农业化学品数以千计。对这么多的项目一一进行检测,既无此必要,在技术上、实践上也不可行。虽然我们对食品安全的追求应该是不断提高,但这种无极限的追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种极致措施的客观性与必要性。

标准二:进口成本大幅提高。根据相关的法律标准重复检测、认定,导致合格产品延期入关,并增加额外费用,没有带来环境的改善,则该标准视为不合理。日本推出“肯定列表制度”以来,我国出口日本产品成本大幅提高,主要源于残留控制费用的增加、产品检测费用的增加、通关时间的延长等。出口企业对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等环节要提高相应的无公害标准,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给予检测。

标准三:是否符合WTO相关规定。这里WTO的相关规定主要指其非歧视性原则,包括是否对特定国家的相同产品给予歧视性待遇以及国内与国外的产品是否实行双重待遇。尽管日本的列表制度采取的是国内外统一的标准,但是由于技术水平不同、检测方式不同、以及该商品对日本国内需求度不同等,日本监管部门对于进口国商品的检测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空间,有可能对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商品进行区别对待,这在无形中对国际贸易形成歧视性及双重待遇的风险。另外世贸组织不准许缔约国以不公正的贸易手段进行不公平竞争,绿色贸易制约往往由进口国发达国家制定,以其自身的技术水平、生活习惯等方面制约商品的进口,使出口国处于不利局面;相反,发达国家出口产品会结合进口国的商品标准极有可能降低自身的生产标准,这种恶意贸易壁垒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发达国家的贸易发展而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水平,出现不公平竞争。

标准四:是否以环境保护与人们身体健康为目的。以坏境保护与人们身体健康为目的下对于相关产品的限制不应视为对贸易的限制,也不应视为绿色贸易壁垒。对于绿色贸易壁垒的性质划分,尤其是恶意贸易壁垒的定性在现实贸易实践中是十分困难的。对于人类身体健康及环境保护的追求是各国的共同目标,但在这种追求的过程中要不断伴随着人类意识的提高、技术的革新、制度的完善,因此在现行条件下,过高,过快的甚至盲目,过度的追求健康与环境问题是不切实际的,这势必会带来贸易的限制,对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浪费,因此杜绝恶意绿色贸易壁垒,使国际贸易可以健康、快速的发展是一项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以关税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被各国淘汰,发达国家开始采用新的合理合法的贸易保护主义来保护本国利益。某些绿色贸易壁垒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却促进了技术发展与环境保护,因此怎样正确的看待绿色贸易壁垒,区分其性质与影响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