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陈述者

时代的陈述者（通用8篇）

时代的陈述者 篇1

“速度”曾让中国创造了无数个奇迹, 也让中国创造了无数个第一。但“7.23”震惊世界的高铁事件, 却让中国的整个社会开始进入反思, 人们开始呼吁, 别让速度跨越发展的“地基”。其实, 过去几年, 许多行业的发展就像高铁一样, 速度有余, 基础却不扎实。欲速则不达, 总使中国产品的品质会留一些遗憾。而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在人民币升值、资源价格暴涨和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的今天, 已日益削减, 在转型升级的紧迫感中, 不少行业和企业已开始回归到制造的本源—品质。

中国客车行业在这个全民呼吁减速的时代也在思考着自己的发展方向, 如何缩短与世界一流客车之间的差距, 如何从根本提升客车产品品质。在客车行业发展的现状面前, 制造工艺的重要性日愈凸显。

工艺决定品质, 在全球产能已经普遍过剩的时代, 工艺解决的已经不是产品能否生产的问题, 而是如何生产更为优质产品的问题。

秉着“诚以至信, 创造价值”理念的厦门金旅, 善于锐敏地洞察行业发展趋势、市场需求, 与时俱进地进行着一次次的工艺变革与技术创新。在中国客车行业发展的历史坐标上, 记录下了金旅实现产品品质飞跃的一次次历程, 同时也铭刻下金旅人努力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所付出的汗水和艰辛。近三年来, 以勇于突破和科学创新的自信, 金旅在工艺改革的进程中取得三项重大突破:2008年, 金旅国内首条大型客车整车阴极电泳生产线正式投产;2010年, 金旅又领行业之先, 将大巴装配生产线由半承载车型的脱壳电泳生产工艺, 切换为全承载式装配工艺。2011年, 金旅特殊车辆生产线开始投入使用, 这一被金旅视作工艺火箭推进器的生产线, 是装配水平追求精致化的实验场, 是人才比武的演练场。金旅希望它是一颗火种, 能够让品质的优良基因燎原。随着该条特线的投产, 金旅TIS工艺革新体系全面启动, 在公司上下掀起工艺革新的浪潮。

工艺革新、金旅先行。2011年金旅对工艺技术和管理进行整合提升, 推出金旅G3工艺平台, 全面确保金旅客车的产品品质。金旅G3工艺平台, 包括了金旅全电泳工艺和全承载装配工艺这两项业内领先的工艺技术, 还包括了金旅独有的TIS工艺管理体系, 以高起点和高标准定制了一个以“打造世界精品”为目标的制造工艺平台。它代表了中国客车生产工艺的一个新高度。

时代的陈述者 篇2

作为教师我们要注意自身的修养，努力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事给学生以示范，做学生的榜样。前苏联教育家申比廖夫曾说：“没有教师对学生直接的人格影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工作。”因此，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加强自身修养是对每位教师的基本要求。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培养的学生，不仅要求他们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还要培养他们的各种能力，以及对生活、对人生的一种理解，对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与挫折时表现出来的自信。古代教育家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他把德育放在首位，明确要求学生首先要致力于道德修养。

“行有馀力”，才是学习文化。十九世纪上半期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唯一工作和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明确提出了教师的根本任务：人民教师要遵照党的教育方针去教育学生。使学生在德、智、体等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人才。把德放在首位，是因为德调节着才的运用，起着灵魂和统帅的作用。任何一个社会或阶级不仅要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智力才能的培养，而且首先要对他们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使他们成为这一社会或阶级所期望的德才兼备的人。学校教育对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影响极大，每位教师都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任，所以，我们要本着全面负责的精神，把德育渗透到教学中去，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发展学生的智力和体力，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可是在我们的教学当中，存在着只重视智育，不重视德育的现象。其实，德育是教师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的教学经历中，我深深体会到在教学中渗透德育的重要性，这是完成德育任务的重要渠道之一。

就拿语文教学来说，它是一门德育与智育联系密切的学科，在一课都有一定的德育教学目标。例如《劝学》一文中，作者以“青出于蓝”“冰寒于水”两个比喻来说明学习和改造的重要性；又用“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两事例推论及人，即“君予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通过讲解，使学生总结出作者的用意，“人，也必须通过学习和参省，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这样，学生既分析出了文章的论点——学习的重要性，又使他们从思想上提高了认识。文章又用“蚓和蟹”、”骐骇和驽马”、“锲而舍之”和“锲而不舍”等进行正反对照，来论证学习应有的方法和态度，启发他们总结出学习动力不强的现状，进行适时地教育。学生充分认识到：人的道德、知识、才能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坚持不懈的努力才可达到的。从而鼓励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样，我们就把德育很自然地渗透到了教学当中，德育目的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再如学习《皇帝的新装》最后一段时写了皇帝听了老百姓的话心里发抖，却又摆出更骄傲的神态，我就问学生：“读了这一段，你们有什么问题？一位同学问到：“这样写是不是前后矛盾？”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价值，让学生讨论，最后得出：“并不矛盾，这是皇帝故意用骄傲的神态来掩饰内心恐惧，这样皇帝的昏庸、愚蠢、虚伪的本质，就像他裸露的身体一样暴露无疑了。最后我要求学生设想假如自己成为皇帝会怎么做的问题。这些对我们今天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这样就把德育渗透到教学过程之中了。在写字教学中，老师突出强调的是写字方法和技巧，而忽略了写字教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陶冶学生情操，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健康的精神风貌。学习写字，要把字写好是一个长期工程，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在学习过程中，能不能坚持勤学苦练，是决定能否成功的关键。事实上，在练字时从学生的表现便

可看出他是否有恒心，有毅力，要练好字，必须要求学生具有做事持之以恒的意志品质。这样的意志品质从哪里来呢？当然也是可以在写字教学中慢慢培养的。书法史上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学书故事，比如“墨池”、“笔冢”，这些故事可以触动学生，尤其当他们练了字花了时间发现进步不大时，教师可以在课上练字时讲一进这些故事，既有知识性，也有趣味性，一方面是提高学生积极性，一方面也是提醒学生注意。在潜移默化中督促他养成这样的意志品质。我们班有几位同学基础较差，尽管花了工夫，却总不见长进，自己也有些泄气了，见此情景，我没有对他们进行空洞的说教，而是拿了本有书法家学书的故事的书给他们相互阅读，让他们自己寻找答案，果然，他们很快想通了。

时代与记录者的视觉 篇3

二、传承民族文化。

文化是人类和自然最后的结果, 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珍贵的记忆。在商业社会的涤荡下, 我们先辈创造的文化遗产, 留下的文化成果, 正在不知不觉中消弭和湮灭。拯救和延续我们民族的记忆, 不仅已经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也是担负“修史”使命的纪录片人弘扬人文精神, 倡导人本价值观念的责任所系。

近几年, 中国人文纪录片呈现出跨越式发展。《大国崛起》、《圆明园》、《故宫》等屡屡在国际上获奖。《汉画像石与奥运》、《晋商》、《新丝绸之路》、《河之南》、《中华武功》、《话说运河》、《敦煌》、《中国古镇》等一大批优秀纪录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反映民族文化、历史、艺术和民俗民风的纪录片, 已成为中国纪录片的重头戏。当然, 人文类纪录片的拍摄也要求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 重新审视历史, 重新解读和诠释传统文化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内涵, 以及其在中华文明传承中对社会的意识形态, 人们的生活习惯, 道德情操, 审美意识所产生的影响。只有如此, 文化纪录片才会出新, 才能充满活力, 走进人们的心里。

三、把镜头对准社会, 对社会对人性的关注, 尤其是关注当下人群的状态, 关注弱势群体的状态, 让人文关怀成为一种社会道德标尺, 是社会纪录片独有的审美和社会价值。

社会纪录片以其真实的力量和鲜明的观点立场, 感动感染着人们, 并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 也影响着社会的“公共领域”。《人民至上》、《龙脊》、《生者》、《震撼·汶川大地震纪实》等社会纪录片给人们心灵带来的震动, 对重新唤起人们心底的崇高, 对凝聚民族精神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有人说“纪录片是一个民族的相册”, 这正是纪录片的真实所产生的魅力, 也是社会的需要。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真实, 也太需要真实的记录。

纪录片人以独特的视觉, 强烈的责任心, 以个性化的思考, 正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的真实, 也感受到了纪录片的力量。

确定选题后, 如何把控和选择素材, 除了得体、准确的表现手法, 首先取决于我们如何为选题定位。

大题大做。题材重大, 立意高远, 大视觉、大背景、大手笔书写大文章, 是近几年纪录片行业令人注目的一种现象。如《故宫》、《大国崛起》、《丝绸之路》、《中国一九七八·二○○八》。这些大型文化纪录片, 犹如一颗颗重磅炸弹, 在电视剧甚嚣尘上的今天, 一播出就引起了巨大反响, 它们带着一种对民族文化的追溯, 对人文精神的探寻, 对历史的重新思考与反思, 让岁月复活, 民族精神苏醒。尤其是《大国崛起》, 颠覆了我们固有的历史观念, 使我们重新调整心态, 用一种自信务实的历史观去探讨世界的发展。《我们的选择》通过上海改革开放的历程, 揭示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内涵, 是百年中国发愤图强的历史延续, 是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必由之路, 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活力之源, 从而揭示了改革开放是人民的共同选择。

大题小做。中国改革开放30年, 可谓是举世震惊, 撼天动地。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 可以说每个领域的改革, 都是一次根本性的洗牌, 尽管这些改革牵动了每一个国人的利益, 催生了一种全新的行业运转机制, 但反映这些改革的纪录片却十分稀少, 甚至可以说是罕见。纪录片人之所以不去做这类节目, 除了政策原因、政治风险之外, 恐怕这些重大题材无法把控, 难以驾驭, 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2009年4月, 在上海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优秀纪录片表彰会上, 商丘电视台摄制的《国企老总》作为这次活动唯一一部反映国企改革的纪录片, 获30年中国优秀纪录片银奖节目。福源集团的前身———商丘肉联厂, 是全国十大肉联企业之一,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辉煌一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各种弊端开始暴露出来:企业家族裙带关系复杂, 管理混乱, 偷盗成风, 人浮于事, 浪费严重, 连续亏损, 人心涣散, 企业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当时许多国有大型企业在转轨中面临的共同处境, 是这些企业的通病。如何使企业走出困境, 临危受命的林震衡找准病根, 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尝试, 明晰产权, 实行“捆绑股份制”, 取消原有职工的身份符号, 封存档案, 将企业命运和职工命运捆绑在一起。建立全新的股份制企业, 尝试全新的分配制度和企业运营模式, 使企业真正成为工人的企业, 工人真正成了企业的主人, 使企业走出困境, 获得新生, 逐步走上现代企业发展之路, 为当时国企实现转轨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国企老总》摄制组从1992年起到2008年历时16年, 拍摄了近百盘素材, 经历了福源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的整个过程。全景式地记录了改革背景下企业、工人和改革者的精神风貌和命运轨迹。一花一世界, 一沙一天空, 《国企老总》所记录的丰富时代信息和典型意义, 使艰难曲折的国企改革之路在我们眼前清晰而又真实, 鲜活而又具体。

小题大做。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领路人, 成为不少纪录片关注和表现的主题。作为重大题材, 屡屡在屏幕上出现, 一拍再拍, 佳作不断。如《邓小平》、《小平你好》、《丰碑》、《邓小平在中原》等, 截至2009年年初, 已有350多部反映邓小平生平和业绩的纪录片问世。这些大手笔、大制作固然荡人心魄, 引人入胜, 但同类主题的小制作也同样微雨湿花, 打动人心。

《金思宇发出时代的声音》描述的是一个苏南农村孩子金思宇考入北京大学后, 由于亲身体会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 因此自发、热情地参与组织了在天安门前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 成为轰动一时的历史时刻。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瞬间:1984年10月10日, 北大生物系的郭庆滨、常生、于宏实, 在游行队伍中打开横幅, 一个经典场面诞生了:“小平你好。”这四个字写在四张绿色大纸上, 外面绕以彩带, 真挚朴实, 就像对亲人对朋友的问候, 准确表达了一个时代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真情。小人物的故事, 揭示了人民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方针政策的拥护, 对改革开放事业的认同。大题小做与小题大做可谓是异曲同工。

时代的陈述者 篇4

20到来之际，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响了，这是一场生命与病毒的抗争。从野生动物身上发现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迅速的扩散到中国各地。感染了成千上万的人，使人们终日陷入恐慌之中，足不出户，本该热闹非凡的新年也因这次病毒变得冷冷清清。

顶着会传染的危险依然还在为中国努力的“逆行者”——白衣战士，他们为了万千同胞的生命健康义无反顾地冲在最前线!在这期间有一位年轻的医生他的做法深深打动我：2月23日是张昌盛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第36天，也是他治愈出院后的第17天，他重返一线，完成了“最笨拙”的两例PICC置管操作。需要置管的是两名脑出血重症患者。全副武装的张昌盛，站在病床一侧，一手操控B超探头，一手持着穿刺针，在患者手肘上10厘米处上下移动。数次弯腰起身，防护服和隔离衣磨出“呲呲”声，他全身衣物已经汗湿，最优穿刺点终于找到时他浸透汗水的身姿和隐在防护面罩下的笑眼明亮了整个病房!真美!

除了勇敢的白衣天使、白衣战士，还有那献出自己爱心物资的捐献者。这其中也有一名爱心人士让我无比敬佩，他是一位78岁的老年感染患者，在出院后的第16天，听说医院可以捐献血浆，老人急匆匆的赶去医院等一切检查工作做完后。医院的医生眼睛都瞪圆了说道：“老人家，请回吧!您老上了年纪了，能治好病本生就特别不容易了呀!”老人家摆摆手回道：“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的血浆一定特别管用，你们就让我这老头子也有机会为别人奉献一回嘛。”说完老人坚持献出100克的血浆，老人献完血后略显苍白却笑得格外灿烂的脸深深地定格在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中!真美!

……

技术赋予时代记录者更多的要求 篇5

媒体行业从业人员众多, 竞争也是异常的激烈, 如何通过个人与时代共同发展, 并记录时代变迁, 是本篇论文关注的重点。

进入媒体行业, 似乎没人天生就是全才, 然而媒体行业的职业特性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似乎从来就不低, 上能接触达官贵人, 下能接触社会最基层的劳动者。媒体行业从业人员注定了你要在不同时刻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物, 看似年复一年做着类似的报道, 但要时刻铭记其中历史所赋予你的责任。

用最合适的方式去表达每个采访对象, 是这个行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然而时代是在变化的, 每个时代所被使用的技术也是变化的。我们在一次次地做报道的同时也是在记录这个时代, 通过每天每个记者的一篇篇的报道, 汇聚成时下强大的资讯网络, 通过微时代的汇聚, 形成当今的大时代。过去的报道媒介仅限于三大传统媒体, 报纸、电视和广播。现在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 我们所报道记录的方式变得多样化起来, 通过手机、电脑等即时将我们的采访转发出去, 似乎转眼间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新闻报道, 而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媒体。

随着网络多媒体行业的发展, 更多的人参与到报道上来。在一些时候甚至出现“单人媒体”的现象, 即一个人在现场采写报道并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出去的形式。如在韩国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时, 韩国“红魔”拉拉队在韩国的商业广场前观看世界杯直播的时候, 就有人在现场用摄像机和手机等记录下现场实况并即时发布到网络上, 以及后续的韩国“烛光集会”等的现场都是由单人完成现场发稿。随着点击率的激增, 相比传统的媒体有着非常强的时效性和被关注性。相对传统媒体的一系列流程, 如策划、采访、写稿、审核、排版直到印刷, 对同一事物的报道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虽然传统媒体有传统媒体的严谨性专业性, 但很多时候大家需要的是实时了解现场的情况, 所以“单人媒体”与网络结合更是时代进步的产物, 对于传统媒体有着一定的竞争力, 虽然一个人的力量与影响远不及媒体的力量与权威性, 但众多的“单人媒体”则是对传统媒体行业的良好补充。

随着中国在通讯技术方面的发展, “单人媒体时代”已经来到我们身边。智能手机在技术功能上面的优势随着3G通信网络的覆盖, 抑或4G网络牌照的颁发对媒体从业者不能不说是一种福音。在技术领域如果说3G是普通快车, 那么4G就是高铁。我们在3G时代就可以做到视频通话、邮件的收发、图片的发送等, 很多过去只能在有pc终端的时候进行, 现在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基本就可以解决问题。在哈尔滨电视台的某新闻栏目就经常通过3G手机视频通话功能进行实时报道。当然在目前的通讯技术条件下, 视频质量可能不是十分满意, 但这些问题在4G时代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技术的进步, 必定要伴随人员素质的进步, 以及工作流程的进步。伴着一大堆新的技术新的设备, 新一代的记者必须要去接触学习新的设备的使用和流程。一些上了年纪的记者在新的设备和技术面前虽然比较陌生, 但通过学习也不是不可能掌握好的。国外就有很多人四五十岁依然活跃在一线的采访工作中, 在很多时候老记者的采访通常会有很高的认可度, 结合多年的采访经验往往可以更加客观的去表现事实。面对新的技术流程, 年轻的一代记者更要熟练掌握和应用。在新的技术和新的设备面前, 不能说在技术应用方面处处抢先, 充分利用现在的通讯技术、软件和网络平台, 正确的表达客观的新闻事实, 这是时代对新一代记者的起码要求。

有时候经常会碰见在外面采访, 本来一个采访结束后可以很方便的通过3G上传到网络, 或者视频可以很方便的用笔记本做个编辑然后传回电视台或者相关的视频发布平台, 但现在好多单位都没有这么做, 更多是回到办公室编辑然后发稿。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原因, 但一个报道除真实性外, 时效性也是很重要的。

一次, 朝鲜政府组织境外媒体去做罗津至金刚山旅游开发的报道, 当时受邀的媒体大概有二十多家, 主要分成中国的媒体和西方媒体 (西方国家) , 当时的采访是允许携带摄像设备以及拍照设备, 但中国的媒体大都只携带摄像机和照相机, 而外媒就额外携带卫星通讯设备, 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没等参访团从朝鲜出来, 外媒已经一路把采访报道源源不断的刊登出来。通过这点就明显看出, 中外媒体对新闻报道时效性的重视程度和对新技术的应用程度。通常对新技术掌握比较多的应该是网络媒体, 但在一次“网络媒体龙江行”活动中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晚上写报道, 通过宾馆或者当地网吧进行传送, 几乎没有使用3G上网卡的便捷方式。在这个事情上我想不是设备成本的问题, 因为成本很便宜, 也不是技术的问题, 因为技术已经很完善了, 更多的应该是人的意识与素质的问题。

时代的陈述者 篇6

一、两个人物的鲜明特征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和契诃夫笔下的奥楚蔑洛夫, 在多如繁星的文学形象里, 是两个非常鲜明的人物, 这种鲜明, 不是因为他们的相貌有多么突出, 而是他们以独特的做派, 为自己贴上了一个标签, 让人过目不忘。

(一) 两个人物的身份对比

1. 孔乙己的文人身份

孔乙己是一个典型的旧时代文人, 迂腐之气随时在他的身上散发出来, 但凡对人说话, 他总是满口的之乎者也, 教人半懂不懂。他虽然穷困潦倒, 却始终放不下读书人的臭架子, 看不起穷苦人。在他身上, 看不到知识分子的儒雅和进步, 而只有旧式文人的苍白无力和迂腐死板。

2. 奥楚蔑洛夫的警官身份

奥楚蔑洛夫是一个警官, 从他对下属、对百姓的态度上, 能看出他是一个专横跋扈、作威作福的人, 但从他对达官贵人甚至对狗主人的猜想上, 又明显暴露出他的阿谀奉承和卑劣无耻。在他身上, 看不到一个警官的正直和公平, 而只是一个走狗奴才的丑恶与荒唐。

(二) 两个人物的个性对比

1. 孔乙己的不变

作为一个热衷科举却屡考不中的读书人, 孔乙己在多年追逐科举的道路上, 如同范进一样, 变得麻木不仁。他不肯面对现实, 不肯从旧制度中挣脱出来解放自己, 在恋旧的模式中, 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旧时代的道具, 一个无法融入社会、融入民众的可怜虫, 因此注定了他悲剧的命运。

2. 奥楚蔑洛夫的善变

作为一个警官, 对狗主人的猜测不断变化, 他的态度就随之变化。在他看来, 狗咬不咬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狗的主人是谁。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见风使舵, 反复无常, 谁的地位高, 谁的权势大, 谁的话就是标准, 就是真理, 趋炎附势是他们的本性, 投机善变是他们的专长。因此, 奥楚蔑洛夫就是沙皇专制制度训练出来的一条走狗。鲁迅有一句话用来形容这种“走狗”最恰当不过:“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 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二、塑造这两个典型人物的手法

(一) 通过不同的环境背景塑造人物

在小说《孔乙己》中, 小酒馆是孔乙己主要的活动场所, 孔乙己给酒馆伙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时也被酒馆里其他的人取笑着, 谈论着。在这个环境里, 他本来作为弱者, 应该是被同情, 被怜悯的, 但恰好相反, 没有人同情他, 在所有人眼里, 他都是可笑的, 是被当作笑柄和谈资的。这样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孔乙己的为人和特性。

在小说《变色龙》中, 广场是奥楚蔑洛夫出现的唯一场合, 广场上同样人来人往, 对于奥楚蔑洛夫的判案, 也不乏大量围观的人。但就是在这样众目睽睽之下, 奥楚蔑洛夫仍然可以置法律于不顾, 没有出现的狗的主人是决定他判案态度的唯一依据, 而出场的任何人, 都不被他放在眼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 对这条闯祸的小狗或骂或赞, 对被咬的人或简单安抚或严厉指责。一个在众人面前如此不加掩饰地溜须拍马、媚上欺下的人, 其卑劣可耻的程度可见一斑。

(二) 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塑造人物

孔乙己的经典语录是:“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 能算偷么?”他的另一句经典语录是“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虽然已经穷酸得不像样子, 但他仍然时时处处以读书人自居, 这明显是封建科举制度对他的毒害, 更是他自己的不觉悟。

奥楚蔑洛夫的语言也很有特色, 他善变的个性主要就从语言上体现出来, 当巡警说, 这条闯祸的小狗不是将军家的时, 他赶紧表态说:“将军家里都是些名贵的、纯种的狗, 这条狗呢, 鬼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毛色既不好, 模样又不中看, 完全是个下贱胚子。”而当厨师证实这是将军哥哥家的狗时, 他马上又改了口气, 说:“这小狗还不赖, 怪伶俐的, 一口就咬破了这家伙的手指头……好一条小狗……”同样的一条狗, 在他的嘴里, 一会儿是名贵的, 一会又是下贱的。语言的来回变化, 瞬间就让我们领教了这条走狗的见风使舵和奴性十足。

(三) 通过外貌和衣着塑造人物

对孔乙己外貌的描写, 是塑造这个人物的关键。他穿的虽然是长衫, 但是又脏又破, 这身打扮, 与乞丐几乎没有太大差别, 到后来, 他脸上黑而且瘦, 已经不成样子, 穿一件破夹袄, 盘着两腿, 下面垫一个蒲包, 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这样的打扮, 活脱脱就是一个寒碜的乞丐。所以, 与其说孔乙己是一个知识分子, 不如说他是在乞丐堆里假清高。这种清高, 不仅不会让人高看他, 反而把他一步步拖入悲剧。

对奥楚蔑洛夫的塑造, 也少不了他的那件军大衣。在街上巡查时, 他大摇大摆地穿着军大衣, 借以显示自己的权威, 也可以把别人满筛子的醋栗没收;等到因为小狗咬人而判案时, 他则把大衣脱下, 再穿上, 再裹紧, 不断用大衣做文章, 大衣变成了他的道具, 他用大衣掩饰自己真实的心理, 也借机完成一次次变色的过程。这样的人, 就是一个典型的披着军大衣的奴才, 一条善变的狗。他的善变, 让我们瞬间读懂了什么叫趋炎附势, 什么叫媚上欺下。

摘要：在八年级语文下册小说单元中, 有两个典型人物令人过目不忘, 一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一是契诃夫笔下的奥楚蔑洛夫。这两个人, 所处国度不同、社会环境不同, 自身个性也不相同, 但通过对比阅读可以发现, 这两个人其实都是时代的沉沦者, 社会背景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让他们各自上演了一出悲喜剧。本文就将集中讨论这两篇课文中的人物, 让学生体会出课文在塑造典型人物方面使用的方法, 从而挖掘作品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孔乙己,奥楚蔑洛夫,沉沦,比较

参考文献

[1]李英姿.从套中人与孔乙己看契诃夫与鲁迅[J].辽宁师专学报, 2006.

时代的陈述者 篇7

该机使用无毒热熔胶, 对人体无害, 环保、节约成本, 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用现有的设备、人员做出更多的数量、更好的产品, 做出现有的数量, 只用更少的人员, 更少的时间, 以及更低的费用。1 kg热熔胶可加工200～300双鞋面, 每人每天按8 h工作量计算, 用该机每天能加工出鞋面300～400双, 效率是手工的8倍, 为何自动上胶折边机有如此高效率呢?

该机采用最先进科技、电脑控制外弯、直线、内弯, 自动变速功能, 自动上胶折边, 使整个作业过程智能化, 具有内弯可调距离自动打剪刀, 出胶系统双重保护, 采用触摸式控制面板, 熔胶温度出胶流量、温度, 外弯行程、直线行程及内弯行程电脑调节, 数字显示, 出胶量无级调节, 而且该机具有先进的翻折机构, 调节轻易简便, 折边细致平整, 宽度均匀、光滑、漂亮, 同时可将补强带一并折入。

传统的手工生产模式, 常常因不要的划线、刷胶、钉打、粘贴等工作造成大量无意义的浪费, 使用自动上胶折边机, 这一切都不再是问题。而且该机折边效果、工作效率都是手工操作无法比拟的。

时代的陈述者 篇8

“游荡者”(flaneur),又译作“漫游者”、“游手好闲的人”。瓦尔特·本雅明在他的著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以“游荡者”为切入点,探讨了19世纪的现代城市巴黎日常生活经验和空间的流变。“游荡者”是大都市的产儿,他们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在漫步中“观望”,也正是在这种漫步中“展开了他同城市和他人的全部关系”(本雅明,2013)。[1]游荡者产生依赖于他的活动空间,游荡者产生于城市空间,也记载和见证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事物和现象(上官燕,2013)。[2]游荡者在城市空间中也体验着现代性带来的过度、短暂、偶然和瞬息万变的感官体验。

19世纪下半叶的巴黎,在历经奥斯曼的重建后,成为了十九世纪的“世界之都”。重建后的巴黎将市区内的工业迁移,资产阶级也重新从郊区迁回巴黎,“拱廊街”也开始逐渐繁荣起来。在此之前,巴黎缺乏宽敞的人行道,游荡者缺乏可以随心所欲游荡的场所。“拱廊街”的产生,则解决了这一问题。巴黎的拱廊街都是在1822年后的十五年出现的。由于当时纺织品贸易的繁荣,拱廊街被用来当作储藏和展示纺织品,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商品交易中心,成为商品和人流的集散地和城市重要的空间节点”(张闳,2006)。[3]拱廊街作为室内私人空间与室外公共空间的过渡地带,将原本属于室外的街道纳入室内范畴,成为室内的一部分。它也将室外的交通拥挤、堵塞、浑浊的空气排除在外,成为一个公共设施齐全的微型世界。在那个时代,装饰精致、富有生气、代表着城市内最时尚空间的拱廊街便成为了资产阶级游荡者理想的游荡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游荡者在人群中、在玲琅满目的商品的包围下,以游荡的姿态,体验现代性带来的独特体验。“人群”或者“大众”对于游荡者也是及其重要的。只有在人群中,才可以抹去个人的痕迹;也只有在人群中才可以窥看整个城市的秘密。游荡者正是在人群中获得那些转瞬、独特的震惊体验。也正是在城市的人流里,在被抹去个人特征从而披上现代性外衣的大众人群中,将过去连续有序的个人经验爆破成为“碎片式”的、“稍纵即逝”的感官经验。

百货商店的出现逐渐取代了拱廊街作为游荡着游荡的场所,也改变了游荡者经验的对象。拱廊街在诞生之初就是为资产阶级精英提供服务的场所。拱廊里所展示、销售都是当时最时尚和精致的商品。而百货公司则与拱廊街相反,它是为大众服务的。百货公司通过玻璃橱窗展示商品,通过大量、快速的商品更新换代来持续不断的吸引大众的目光,诱惑其购买和消费。游荡者也从过去的被“人群”包围转而变成被“商品”包围。在本雅明眼里,百货公司取代拱廊街也意味着游荡者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间的消逝,并最终导致游荡者本身走向灭亡。在本雅明的眼中,游荡者在游荡的过程中与城市的人和事物保持着一种“疏离”的态度。他用一种“冷眼旁观”的视角和漫无目的的行走来经验城市给他带来的震惊体验。这样一种带有“英雄主义”的姿态决定了他可以独立、超然于一般群众,从而能够发现这个城市的秘密。在百货公司的时代,情况则发生了变化。游荡者摇身转变为消费者。他流连忘返于商品和资本主义给他制造的幻想中,沉醉与对商品的消费、对“符号完备”的追求。正如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指出的那样:“商品完全被当作符号,被当作符号价值。”在《符号交换与死亡》中,他吸收了福柯等人的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区分了“交互价值”和“使用价值”。消费者面对如潮般汹涌而来的商品时,使用价值逐渐让位,象征交换价值开始占据了主导。游荡者面对潮水般的商品,逐渐丧失自身的独立性。游荡的“英雄式”的现代性体验转变为“橱窗观赏”(window-shopping),成为一种新的视觉消费模式(张英进,2004)[4]。在这个意义上,百货商店的兴起让游荡者逐渐消逝,巴黎也变成了一个现代巨大的视觉机器。

Friedberg(1993)在她的文章《橱窗观赏:电影与后现代》中提出“动态摹拟凝视”来形容后现代人类的视觉实践。Friedberg在研究了本雅明和波德莱尔笔下的“游荡者”形象,结合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对于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社会影响,认为十九世纪末电影的诞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变革。人类的视觉经验和消费文化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她认为游荡者在都市中的游荡与视觉观看是一种动感的摹拟凝视。游荡者在运动过程中通过视觉感官与周围的人或事物发生关系,尤其是与消费文化的商品发生关系,从而产生一种连绵流动的快感和视觉满足。在本雅明的时代,拱廊街里的游荡者是男性身份,以男性的眼光观察着人群。女性则是被观察的对象,是出卖自己身体的“妓女”。百货公司的出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女性漫游者(Flanerie)走出家门,从被观看者转为观看者和消费者。Baumgartner(2008)也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以印刷技术为代表的大众媒介的发展让女性有意识的进入现代城市生活场,让女性观赏和女性漫游者成为可能。[6]这样,传统的游荡者换了副容颜,以全新的方式继续对城市空间和知觉的进行探索。Friedberg在文章中阐述了“全景技术”和“立体透视”技术的发明使得动态凝视逐渐取代了静止凝视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电影技术的发明。“橱窗观赏”如同观看电影一样———消费者透过玻璃橱窗观看商品就如同电影院里的观众观看电影。他们都通过动态的凝视来获得短暂的主体意识。劳拉(1975)在《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中,也曾今提出过好莱坞镜头里存在的男性凝视机制,并阐释了这种凝视给阅听人潜移默化的影响。[7]对于商品时代的消费者而言,看电影就是通过购买获得短暂身份的使用权。阅听人在播放影片的那一段时间内,即完成了消费这一行为,也同时投身新的身份和主体性并利用这个新的身份在大屏幕上完成动态游荡,从而获得独特的视觉体验和快感。从这个意义上,消费时代的动态摹拟凝视就有了“消费-体验”的双重意义。消费时代的消费者也具有了本雅明所描述的“游荡者”的某些特质,成为新时期的“改头换面”的游荡者。

二、媒介、游荡者与动态摹拟凝视

伴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也会随着技术的发展产生改变甚至变革。媒介技术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和衍化的过程。从语言到文字,从印刷术到无线电技术,从电影电视到互联网,每一次媒介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也给新的传播方式下的阅听人带来影响和改变。Gleber(2001)就探讨了现代社会科技上的变迁———路灯、公共交通、电影的诞生给了游荡者(现代阅听人)新的场域和空间。[7]本雅明认为,在现代社会商品是生产形象的典范。而每一个商品、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画面和片段则彰显了整个社会的样貌,这就是“蒙太奇”的手法。从这个意义上,新媒体也以“蒙太奇式”的手法运作着。新媒体具有的即时性、碎片化、开放性、信息的海量性、技术上的数字化和传播上的互动性的特点(匡文波,2012)。[9]新的传播技术也提高了人类控制空间的能力,缩减了传递信息的时间(韦路,丁方舟,2013)[10],这样也从客观上改变了阅听人所能经验到的空间和知觉感受。尤其是当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载体的移动媒体的崛起,极大的改变了阅听人观看世界的方式,拓展了阅听人的知觉空间。

在本雅明笔下的十九世纪的巴黎,游荡者从个人化空间的“居室”走向了半公共性质的“拱廊街”,并最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走向了彻底的大众空间场域“百货公司”与“林荫大道”。这种空间上的变化内含了人类社会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经验机制的转换与变迁。伴随着大众媒体的出现,游荡者以眼神的凝视游荡取代了先前的散步游荡,游荡的空间也被大众媒体的发展极大的扩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明,创造出了一个完全虚拟、仿像的“第二自然”。在拱廊街里,游荡者隐匿于茫茫人群中,与周围的一起人事物保持距离、冷眼旁观。Featherstone(1998)认为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不单单只是单纯的游荡和闲逛,游荡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文本阅读”。[11]城市中的闲逛行为可以被理解为阅读城市文本和产生、建构文本的行为。Featherstone把游荡者的概念进一步引伸到当代社会来,从而说明当代社会的游荡者(消费者)并没有随着“拱廊街”的消失而不复存在。相反,他们找到了另一个更加广阔、闲适的游荡空间———互联网。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曾今说过:“如今的银幕已经成为了城市的广场”。(Virillo,1997)城市广场在过去所拥有的功能逐渐被屏幕给代替,新媒体对于人的影响越来越深刻,游荡者游荡的场所也从城市空间转向赛博空间。

本雅明把“拾垃圾的人”与“游荡者”做类比。他认为,拾垃圾的人跟诗人、跟游荡者有某种相似性。在19世纪的巴黎,垃圾是它特有的产物。只有当城市出现以后,垃圾才被人类瞩目,才成为一个问题。游荡者如同城市中的拾荒者,在诺大的都市里,在璀璨的霓虹灯下,在城市中寻找着“财富”。在当代社会,如同本雅明笔下的“爆炸能量”的描述,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提供了爆炸般的海量信息,尤其是视觉信息。当信息爆炸之后,我们人类可以轻而易举的接触大量的信息,并且我们总是试图在海量的信息里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这便如同“拾垃圾者”在城市的垃圾堆里寻找有价值的垃圾,游荡者在人群中寻找刺激一样。屏幕代替了我们的双脚,并呈现给我们丰富、动态的信息。

新媒体的诞生强化了这一现象。传统的媒介如报纸、杂志、书籍等印刷媒介不论是在信息的承载量,还是在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受众的广度上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新媒体的诞生,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和效率,同时更具交互性,与人的连接更加紧密。人们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智能手表等无线智能终端设备可以随时随地方便的连接到互联网的世界。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普及也加速内容的生产和消耗,越来越多的信息每天透过屏幕传递给阅听人。阅听人也如同拾垃圾的人一样,在海量的信息堆里寻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接受或者传播。技术越进步,信息越爆炸,阅听人所要面对的信息垃圾也就越多。这样,作为现代游荡者的阅听人所游荡的就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巨大的视觉机器。阅听人所经验到的世界是一个由碎片、割裂的画面组成的大的结构。这样一个由碎片和局部组成的虚拟空间里,阅听人得到一种既亲近又保持距离的姿态。一方面,阅听人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距离自己遥远之外的信息和画面,就好像观众并没有真正的看过《蒙娜丽莎》,但每个人都透过大众媒介欣赏过。人与人之间也因为网络让沟通变得更加快速便捷;另一方面,网络的虚拟性和信息的海量性又决定了阅听人无法判断信息的真伪。网络的匿名让阅听人无法判断对方的身份,长时间的习惯网络交友也让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陌生。这样,如同巴黎游荡者一样,阅听人实际上与人群、与事物保持着一种既亲近又留有距离的关系。阅听人在这种特殊的关系和姿态下,在网络的世界里窥探着世界的秘密。

在经验和感觉上,巴黎的游荡者首先体验到的就是都市的千变万化和偶然带来的瞬息万变。本雅明认为游荡着具有波西米亚人身上的一些特质:居无定所、闲散和随心所欲,如同密谋家、文人、妓女、赌徒、拾垃圾者、业余侦探一样。他们都是城市中居无定所的人,带有一种抵抗和保持距离的英雄主义的姿态。面对城市,他们隐匿在人群中,独自感受着瞬息万变的震惊和快感。震惊体验造就了资本主义都市人的心理机制。城市中的心里机制中蕴含在“强烈刺激之后的紧张之中,这种强烈刺激的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西美尔,2001)。工业革命后兴起的大都市给居住在其中的居民展演了眼花缭乱的景观,造成了强烈、快速的刺激。而这种心理机制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群的存在。在商品社会人群可以被等同于大众,在当代社会人群则可以被理解为阅听人。技术的进步加速了我们认知和掌握世界的速度,也让阅听人处于持续不断、和瞬息万变的刺激和紧张之中。虚拟和现实的双重身份更加剧了阅听人在主体性的分裂。新媒体让人与人之间交流更加便利,不同的社交软件也使得阅听人拥有多重身份和主体意识。阅听人变得越来越多面和多样,需求也变得更加的细致。这样,新媒体既极大的拓展了阅听人游荡的空间,也改变了阅听人经验和感受世界的方式。

三、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阅听人

移动互联网是一种移动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融合的一种网络新型技术。我国工信部对移动互联网的定义是:“移动互联网是以移动网络作为接入网络的互联网及服务,包括三个要素:移动终端、移动网络和应用服务。”[14]吴吉义(吴吉义,李文娟,黄剑平,2015)等人给出的定义是“移动互联网是指以各种类型的移动终端作为接入设备,使用各种移动网络作为接入网络,从而实现包括传统移动通信、传统互联网及其各种融合创新服务的新型业务模式。”[15]由此可见,移动互联网主要的承载设备是诸如手机、平板电脑等可方便携带的移动终端。移动互联网依赖于对移动网络的接入。我国的移动互联网发展迅速,根据国内移动数据服务商Quest Mobile发布的《2015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设备活跃数高达8.99亿。[16]这个数字表明了我国目前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些活跃使用者在地理分布上也有一些特点。根据报告显示,我国移动互联网活跃使用者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的一二线的大城市中。城市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高,人们对与信息的接受和更新的需求量大;另一方面,城市的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也相对较好,人们可以较为便利的随时随地的接入移动互联网,这也客观上刺激了人们对于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城市因而也成为移动互联网使用者的天堂,如同城市是游荡者游荡的天堂一样。现代的游荡者在当代科技的协助之下,完成了转身,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阅听人,并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漫游性。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阅听人的漫游性指的是阅听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对于信息接受和选择的姿态。如同在城市行走的游荡者一样,游荡者在都市的商品的包围下,在人群之中隐匿,在游荡闲逛中获得短暂、瞬间的震惊体验。现代的移动互联网阅听人亦是如此,他们在浩如烟海的移动互联网中寻找和接受信息,在社交群体之中既保有联系,也保持自身独立。如同人类社会步入现代社会导致的商品爆炸一样,现代社会在进入信息社会后也导致了信息的爆炸。现代阅听人每天必须面对着大量的信息的包围,无法孑然一身。面对潮水般的信息,阅听人一方面被迫接受那些由大众媒体塑造的重大的新闻、事件;另一方面,阅听人也通常会有选择的搜寻和吸收那些他们感兴趣的信息,更加的具有主动性。现代阅听人也在虚拟的互联网场域与其他人群形成社群网络。在这样一个社群网络里,阅听人通过信息的交换与共享寻找现代性般的瞬间、短暂的刺激与体验。

其次,碎片化与蒙太奇。碎片化本身就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本雅明那里,游荡者在游荡过程中体验到的经验很多都表征为信息和感觉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和感觉共同构成了整体的意识与经验,如同电影中的蒙太奇的手法。在当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跟经验也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微电影、微博、微信等都表现了现代人以碎片化的方式在接受和处理着信息。根据Quest Mobile的报告,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移动互联网使用者每天平均使用手机的时间为2.36小时,但人均启动应用频次高达78次。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两三个小时的手机使用时间里,要开启各类应用高达78次。如此密集的碎片化的应用使用方式也体现了现代移动互联网阅听人在信息处理上的碎片化。并且,报告也显示,我国手机用户目前人均拥有26个APP,这些APP种类繁多、内容多样,包括:网络社交、网络视频、网络购物、网络新闻、手机游戏、生活服务等。阅听人在使用不同的APP的过程中接受着世界的讯息,多种不同渠道的信息如同一个个碎片、一个个马赛克的格,共同组成了当代阅听人的经验与意识。

最后,女性阅听人的崛起。在本雅明那里,游荡者是男性,街头的女性是妓女,是游荡者观察的对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百货商店逐渐取代了拱廊街,女性也逐渐从室内解放了出来,走向了室外,女性游荡者应运而生。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女性开始逐渐可以轻松的接触到互联网。根据Quest Mobile对于使用APP的用户中的性别报告显示如图1所示,女性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的重要使用成员,并且在很多领域如:网络社交、网络视频、网络购物、网络音乐、图像服务等许多方面,活跃度已经高于男性使用者。这表明了女性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已经改变了过去的配角地位,成为真正的移动互联网阅听人的主角;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的匿名性的特点,性别特征在网络上可以被轻松地抹去,女性也因而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资料来源:Quest Mobile[16]

四、结语

从波德莱尔到本雅明,游荡者的形象得以被世人发现,并成为现代性下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象,与之相应的一些社会现象也成为了独特的、具有现代性的文化现象。十九世纪的巴黎,游荡者在人群中和商品的包围下,于拱廊街里游荡漫步,从而获得现代都市瞬息万变的短暂的震惊和体验。这些短暂的体验和经验如同碎片一般,以蒙太奇的方式构成游荡者的整体经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百货公司和林荫大道逐渐取代了拱廊街,女性开始逐渐走上街头,在本雅明眼里,游荡者赖以生存的土壤已经不在,游荡者逐渐隐没在历史的长河里。当代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诞生,让“游荡”这一现代性的独特文化现象能够重新再生。人们开始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人们眼睛凝视着屏幕如同游荡者凝视着周围的世界,移动互联网的阅听人成为了当代游荡者。当代的移动互联网阅听人也有着自身的特性:漫游性、碎片化和蒙太奇以及女性阅听人逐渐崛起。当代移动互联网阅听人的新特性也决定了面对这样的阅听人,我们的大众媒体的传播方式和形式应当有所改变和有所适应。本文从“游荡者”这一意向出发,去探讨了现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阅听人的特性,从而更好的理解当代的移动互联网使用者的特征和习惯。在当代的新媒体时代的语境之下,“游荡者”转身变成了“使用者”,这一转变有助于我们透过“游荡者”的菱镜来观看和理解当下新媒体时代的“使用者”的日常经验,从而为新媒体时代的使用者研究增添了新的可能性。

摘要：“游荡者”是本雅明笔下的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文化现象,游荡者在都市中游荡闲逛,从而体验现代都市带来的短暂、瞬间的震惊和惊奇体验。随着技术的进步,拱廊的消失,现代商品社会的发展,游荡者在当代社会披上了新的外衣,以阅听人的身份重新回归日常生活。新媒体的发展改变了人类认识和探索世界的方式,也改变了当代阅听人经验和感受世界的方式。本文通过对“游荡者”这一文化现象在不同阶段的的表现,去探讨现代阅听人游荡世界的方式,新媒体的“使用者”的特征,从而透过“游荡者”去窥视新媒体时代“使用者”的日常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