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建筑遗产（通用12篇）
工业建筑遗产 篇1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由于近代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中国也被迫卷入了世界经济的浪潮中, 开拓着自己的工业进程。
唐山因矿藏丰富、地理位置优越而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 见证了中国近代工业成长历程。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 那些曾经为民族自强和城市发展立下头功的工业遗迹已经不能适应今天城市发展的脚步, 唐山如果失去城市发展的“记录”, 将失去城市记忆。因此, 如何保护、利用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业遗产, 就成为目前在城市建设中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唐山近代工业及工业遗产的产生
1. 唐山近代工业与唐山市
光绪二年 (1876) ,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清廷遴选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候补道唐廷枢, 勘察开平一带煤铁储量及开采情况, 并于次年招股集资, 创设官督商办的开平矿务局。光绪七年 (1881年) , 桥头屯一、二号井建成出煤。年底, 矿属唐胥铁路建成通车, 胥各庄修车厂制造的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投入运行。不久煤河通航。开平原煤经铁路、煤河运至芦台, 一部运达塘沽供北洋海军舰船, 一部运抵天津, 初步形成了生产、流通、销售一条龙的经营体系。从此开平煤矿声誉日隆, 在全国居显赫地位, 并促使桥头屯村 (今市区乔屯一带) 由一个荒僻小村逐步发展成为新兴的工业城镇。
煤炭工业发展和唐胥铁路东西延伸, 使境内有了廉价的“工业食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 加之唐山的资源优势, 近代工商业便逐步发展起来。唐山修车厂迅速扩大, 细绵土厂、华记唐山电力厂、德盛窑业厂、马家沟耐火砖厂、华新纺织厂等大企业相继建立, 机械、冶金、铸造、造纸、食品等工业竞相问世。工矿企业大量招收工人, 山东、广东以及河北等地农民纷纷来唐谋生, 使唐山镇人口骤增。
唐山这座城市并没有完整的城廓和城门, 而是一直以开平矿务局、启新水泥厂、铁路工厂等一些近代企业为中心点逐步向外扩展。由于人口的增加, 促使唐山周围的贸易逐渐向唐山转移。虽然, 清末时唐山周边已有“拉不败的建昌营, 填不满的开平城”等重镇的存在。但是, 由于开平煤矿等大型近代企业在此崛起, 唐山很快便成为城乡货物云集, 商旅骤增之地。由于开平煤矿把西方技术与当地资源优势相结合, 引进和聘用了许多外国工程技术人员, 洋货也开始流入唐山。商品的流通, 打破了唐山乔屯一带古老的封建经济的封闭模式, 促使城市商业形成, 很快取代了开平等历史重镇, 成为当地经济、文化活动中心, 唐山市由此建立。
2. 唐山工业遗产的产生
从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开始, 唐山就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 又经过多年发展, 唐山已经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 工业门类较全的工业重镇。
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任何事物也都有其兴衰的历史规律。曾经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传统工业则逐渐衰落, 城市中的制造业比重日趋下降。进入20世纪90年代, 新兴产业逐渐取代传统的产业门类, 金融、贸易、科技、信息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日趋成为城市的主要职能。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被迅速成长的信息、国际交流和全球经济的新纪元。唐山作为我国工业的发祥地之一, 同样不会例外。特别是近十多年来, 唐山的工业企业经过战略转移和嫁接、改造、调整、产品结构不断得到更新, 技术含量不断得到提升, 地理布局不断得到优化, 顺利完成了老工业基地走向新生的过程。
唐山另一个特殊情况就是经历了地震, 震后工业老建筑存留不多, 部分存留的都成了地震遗址或危房, 使仅存的工业遗产建筑就变得弥足珍贵。
唐山市城市建设正在大规模的展开, 大量建设为工业遗产老建筑的再生与改造提供了机遇与条件。因此, 在工业遗产的保护、改造和利用问题上, 要走出一条具有本土特色的、尊重唐山历史的路子。
二、唐山工业遗产的调查与保护
1. 唐山工业遗产调查
(1) 开滦煤矿开平煤矿的建立文章开始时已经讲过, 但它的发展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开滦煤矿于2006年开始, 在市中心的唐山矿矿区, 以1878年开凿的唐山矿“一号井”、建于1899年的“百年达道”、矿区原有老建筑等三大矿业遗迹进行原址抢救性保护和开发, 努力将其打造成“中国北方近代工业博览园”。开滦煤矿已在建设“国家矿山公园”项目上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2) 启新水泥厂启新水泥厂原名细棉土厂。1886年 (光绪十二年) , 由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出面集资兴办 (即中国第一家使用机器生产的水泥厂) 。1891年投产, 后接办者贪污渎职, 水泥质量下降, 1893年被迫停工关闭。1906年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周学熙招股成立了唐山洋灰公司。1907年组成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1911年“马牌”水泥销量即占全国总销量的92.02%。从而成为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和“支柱”。
目前, 启新水泥厂面临整体拆迁。现存5条水泥窑生产设备、发电厂汽轮机及欧式高大厂房建筑仍然可以给久居于城市中心区的人一种极其强烈的工业化的震撼。但是厂内已经没有大生产时的样子, 所有设备都停止了运转, 只有值班人员在厂区内巡视。
(3) 唐胥铁路开平煤矿的创办, 是修建中国准轨铁路的一个契机。唐胥铁路起自唐山矿一号井外煤场, 止于胥各庄 (今丰南区境内) , 全长9.76公里, 是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 也是我国铁路总里程的源头。1881年 (清光绪七年) 动工兴建。同年6月9日开始铺轨, 年底投入使用, 共耗银11万两。1887年, 唐胥铁路向南展修到了芦台经塘沽到达天津, 1888年秋, 津唐铁路130公里全线贯通。此后, 津唐铁路继续延伸, 向西次第展筑至丰台、卢沟桥、北京;向东次第展筑至山海关、新民、奉天 (今沈阳) , 总长达841公里, 成为连接关内外的交通大动脉。
今天的唐胥铁路因“压煤改线”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部分路基下陷的厉害, 它已由正线改为支线。现在这条线已不叫京山线, 叫七滦线, 就是从丰南区的七道桥至滦县。
(4) 唐山机车车辆厂1881年 (清光绪七年) 唐山通往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建成通车。为适应修理机车的需要, 早在1880年, 开平矿务局在丰润县 (今丰南县) 胥各庄建立修车厂, 制造了我国第一台蒸汽机车。1884年 (清光绪十年) , 修车厂由胥各庄迁至唐山西马路, 改称唐山修车厂, 这是我国铁路史上第一个机车车辆厂。1899年动工兴建新厂。1903年修车厂由老厂陆续迁至新厂。1907年, 唐山修车厂更名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1929年5月, 工厂更名北宁铁路唐山制造厂。1948年12月唐山解放, 称唐山铁路工厂。1976年的大地震, 百年老厂全部被夷为平地, 震后在新区辟新址建厂。老厂现有地震遗址, 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另外还有地震未毁的老水塔等遗迹。
(5) 唐山南站唐山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起点的火车站。1882年初, 唐山火车站建成营业, 站址选在市内天桥东侧老站道口处。后来由于开采煤炭, 造成路基塌陷影响行车安全, 唐山站于1907年西迁1公里到现在的地址。
地震后在原址重建的唐山站于1983年11月15日建成交付使用。唐山新华西道西端的新客运站唐山站, 于1994年11月11日建成并办理客运业务。原址的唐山站改称“唐山南站”。
站台上天桥保存完好, 为露天式, 完整保留了上世纪初建时的风貌。天桥主体为钢结构, 桥身为钢桁架, 桥身阶梯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桥面阶梯则为木结构。
(6) 滦河铁路大桥滦河大桥位于滦县滦州镇老站村, 是我国当时建设跨度最大的跨河铁路桥, 也是我国第一座采用气压沉箱来修建桥墩基础的钢结构桥, 设计建造者是我国杰出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滦河大桥“为单线铁路桥, 全长670.6米 (2200英尺) , 共17孔, 1892年5月开工, 1894年2月竣工。设计载重等级约合古柏氏E—28级。全都工程造价合白银575000两。
为对大桥加强保护, 该桥退役时, 东西两端各拆除一孔钢梁, 整个大桥保存现状完好, 各式钢梁保存完整, 两侧石雕未受破坏。该桥现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7) 唐山陶瓷厂、建筑陶瓷厂等陶瓷企业唐山陶瓷历史悠久, 素有“北方瓷都”之誉。唐山陶瓷厂原为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属厂。民国3年 (1914年) 建立, 1924年德国人汉斯.昆德独立经营, 并正式定名为启新瓷厂。1927年后开始有少量铺地砖和内墙砖出口, 1935年起所产卫生洁具销往香港等地, 1936年2月职工增到450人, 时为华北最大的陶瓷厂家。
唐山市建筑陶瓷厂始名德盛窑业厂唐山工厂, 由民族资本家秦幼林于民国19年 (1930年) 投资创办。初有工人百余名, 生产耐火砖、大缸和少量日用瓷。1943年改为德盛窑业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工厂, 解放后生产卫生陶瓷、釉面砖、卫生洁具配件等。
还有一些其他陶瓷企业。这些企业大部分建筑为70年代震后建筑, 部分地震未毁建筑已列入地震遗址, 如唐山陶瓷厂办公楼地震遗迹, 列入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8) 华新纺织厂等纺织企业民国8年 (1919年) , 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工厂招股筹建, 民国11年正式投产, 当年8—32支三松牌机械棉纱面市, 大量销往冀东和东北各地。之后, 织布场、漂染厂相继建成, 所产白三燕和彩三燕棉布成为市场热门货。几乎和华新同时开业的大顺染厂, 日产色布72000码 (197280市尺) , 产品三侠青畅销辽西走廊, 阴丹士林供不应求, 售价一度超过天津。华新和大顺染厂的经营效果, 有力地推动了唐山市家庭织染布副业向专业过渡的步伐, 传统的手搬机逐步为脚踏铁轮织布机所取代, 产品品种由窄幅向宽幅、格布、色织布和印染麻花布等多品种规格发展。
当前纺织行业不景气, 大企业处于破产关闭状态。市内棉纺厂虽是震后原址复建, 新区华新纺织厂虽是异地新建, 但其老厂房都具备上世纪特殊形态的特点, 尤以侧立面为锯齿形的“锯齿楼”最为著名。
2. 唐山工业遗产的特点及状况
(1) 珍贵的历史价值。工业遗产是这段历史的幸存者, 是历史的遗存物, 成为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的载体, 因此这些实体的遗存就显得格外珍贵。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工业遗产确切的解释和引证许多历史事件, 传递历史信息。
(2) 可观的经济价值。一般建筑的寿命总是比其功能寿命更长, 例如启新水泥厂大型水泥窑和高大的厂房如果对其进行拆除, 所需费用显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如果对这些工业遗址进行改造、再利用, 可能带来非常可观的经济收益。
(3) 完美的艺术价值。北京798艺术家工厂是成功的范例。原来工厂设计师的设计在当今艺术家的眼中转化为了创意与灵感。而通过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 则可将其蕴涵的艺术价值进行完美的升华。
(4) 时代精神的传承。近代工业落户中国以来, 唐山首当其冲的囊括了几个第一。长期的工业发展为唐山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唐山人民在享受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财富和便利生活的同时, 也对唐山这一传统工业城市产生深深的归属感并以此为傲。
(5) 地理分布相对集中。唐山这些老工厂地理分布跨度不大, 基本上都在市内路南、路北两区, 稍远些的也在古冶区、丰润区等地。
(6) 经营状况不同, 保护水平不同。开滦煤矿建设“国家矿山公园”投入了巨额资金, 已取得了经验。启新水泥厂面临整体拆迁, 厂房年久失修, 漏雨沐风, 5条水泥窑老设备多年闲置, 均出现锈蚀现象。
3. 唐山工业遗产保护的紧迫性
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在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上表示, 当前各地工业遗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重视不够, 工业遗产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比例较低;家底不清, 对工业遗产的数量、分布和经验严重匮乏;认识不足, 认为近代工业污染严重、技术落后, 应退出历史舞台;措施不利, 工业遗产首当其冲地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
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通过的《无锡建议》提出“尽快开展工业遗产的普查和评估工作;将重要的工业遗产及时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或登记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编制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 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区别对待、合理利用工业废弃设施的历史价值”等措施。黄崖洞兵工厂旧址等九处近现代工业遗产入选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 唐山已驶入城市建设发展的快车道, 而原来位于城市中心区的一些企业也面临拆迁, 如何即满足城市的发展需要, 又为这些旧工业遗产找到一条新生之路, 树立保护遗产的观念, 是摆在城市发展决策者和全体市民面前的一道现实性课题。
三、国内外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情况
1. 工业遗产改造、利用的实例
国内外工业遗产改造、利用的成功范例, 通过查阅资料得知, 如:美国西雅图煤气厂公园、福建省马尾造船厂、北京798艺术家工厂等。唐山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的建设, 也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离我们最近、最为称道的是北京798艺术家工厂。
798过去是大型国有军工企业。在北京酒仙桥有一片建国初期由前苏联援建、原民主德国工程师设计的工业厂房, 在规模、技术和建筑艺术上, 其价值都不言而喻。况且, 这里又凝结了很多人的劳动与智慧。工厂内横七竖八的管道, 高耸的烟囱, “文革”时期的标语, 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 以及不断传来的机器轰鸣声, 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工厂;而艺术展览的宣传海报, 画廊、工作室的指示标牌, 引人注目的雕塑作品, 时髦的青年和穿梭往来的外国游客, 一切又构成了极强的艺术和时尚氛围。使人不自觉的回想起少时记忆中的工厂环境与奇思幻想的艺术构思的组合, 让人有种时空交错的感觉。对于像798一样具有工业特色的唐山老工业建筑, 我们要借鉴它的成功方面, 保留现状、多做保护。
2、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方法
综合国内外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 公共休憩空间模式:在工业旧址上建造一些公众可以参与的游乐设施, 作为人们休闲和娱乐的场所, 如修建成景观公园或主题性公园等。 (2) 主题性博物馆式:主要是以博物馆的形式, 展示一些工艺生产过程, 从中活化工业区的历史感和真实感, 同时也激发参与和认同感。 (3) 组合开发模式:将工业旅游资源与周边其他非工业旅游资源有效结合, 形成特色旅游线路。
四、对唐山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建议
1、唐山工业遗产的抢救性保护
工业遗产同其他文化遗产一样, 具有不可再生性, 只有认定和保护工作先行, 才能防止对其随意废弃和盲目拆毁。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工业遗产一经认定, 应当及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对于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业遗产, 应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功能和景观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优先考虑原状保护。当前应尽快甄别和抢救濒危工业遗产, 以便采取措施降低其继续破坏的风险。对已面临危险的工业遗产, 应迅速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制定相应的保护修缮以及合理利用的方案。此外, 工业遗产保护材料和技术应用也十分重要, 我们要在实践和技术两方面去考虑问题。
2. 唐山工业遗产改造、利用原则
(1) 景观与科教相结合的原则工业遗产的景观功能与科教功能是改造后所具备的前提。改造后的产物应具有城市景观欣赏的价值。老工业旧建筑是用来机械化大生产的, 但如果将其改造为公园或其他场所, 就必须站在现代人欣赏角度考虑, 提取老工业建筑中的元素进行合理装饰和改造, 才能实现其改造后的景观功能。
而科教功能的实现则是对工业遗产开发利用设计者的更高层面的要求。要实现美学与科教价值并举却并非易事, 即要做到使人们流连忘返, 又要在陶冶身心的同时在科学、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有所收益, 这就要设计者去根据每一个案例进行特殊的分析, 设计富有创意的设计形象, 寓教于乐。
(2) 因地制宜的原则。针对唐山工业遗产的特点, 我们对其进行改造、利用时就应该采用因地制宜的原则。如工厂占地面积大, 对其进行主题公园式的改造, 这样就可以把面积大、工业景观多而新奇的特色表现出来, 并且对周围整体地块的提升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处于市区内的老工业厂房则可以改造为博物馆、艺术家工厂甚至卖场等。这样可以更好的将老厂房室内宽阔、层高、光照条件理想等优势发挥出来。
3. 唐山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建议
(1) 加大对工业遗产保护的宣传力度。加大对唐山工业遗产保护的宣传力度, 提高全社会对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保护现有工业遗产资源, 将工业遗产的更新、利用作为工业旅游这种新的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利用它的开发带动唐山老工业区的生态复兴。
(2) 变拆迁和废弃为合理开发。由于诸方面原因, 唐山一些老企业面临着拆迁和改造。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问题。因此, 我们要变拆迁和废弃为合理开发, 不能走为开发而毁损工业遗产的老路, 要“自上而下”的作好工业遗产保护工作。
(3) 加大公众参与工业遗产保护的力度。从规划、立项到施工、经营等各个阶段建立多渠道的公众参与途径, 对市民提出的疑问和建议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明确认真的答复和反馈, 使市民的意见真正落实到实际的保护、开发、利用工作中。
参考文献
[1]唐山市志/唐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北京:方志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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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旧工业建筑再利用若干问题研究/庄简狄, 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2004
工业建筑遗产 篇2
攀枝花钢铁厂是三线建设的产物。与宽广的武钢、包钢厂区不同的是，攀钢的厂址颇为局促。按照国际惯例，建设一座年产150万吨的钢铁厂，至少需要5平方公里的平地，但这里却只有2.5平方公里、高80米的山坡。设计人员大胆提出了台阶式设计方案，通过大规模爆破，将山坡平整成4个大台阶、23个小台阶的台阶平地，辅以先进的多种运输方式和相应的工艺流程，浓缩安排下钢铁厂的布局，被人们誉为“象牙微雕”式立体大型企业。
在三线建设时期，许多厂矿单位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厂房、办公楼、宿舍楼、食堂、校舍、医院等一应俱全。图为四川洛带512厂宿舍。
在三线建设已成为历史的今天，有的企业搬迁后成为“弃城”，而更多的企业通过改制、转型、重组、合并而重获新生。1966年,中央选定在涪陵白涛镇的大山里建设816核工厂。1984年,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民经济战略调整的需要,816工厂原职工队伍军转民,改建为化肥厂。1993年更名为重庆建峰化工总厂。
三线建设决策的确立
当时三线建设决策不仅凝聚了毛泽东等中国决策者应对复杂战略形势的思考和筹划，而且还和中国的历史、地理环境以及国家安全有着深层的关联。
中国古代几千年处在“陆权”时代，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部游牧民族。在东部，浩瀚的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十分安全。当世界进入“海权”时代，中国的安全格局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从1840年至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七次大规模战争，无一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而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柔软的腹部。国家没有可靠的战略后方。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实行军事包围，对新中国的威胁依然主要来自东南沿海。由于当时对苏联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和接受苏联经济援助，实际上将苏联作为大后方，建设重心放在东北、华北地区。建设战略后方的问题并不紧迫。
1964年8月2日夜里，在北部湾，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美国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战争的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军民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毛泽东彻夜未眠，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6日清晨6点，他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这个行动指的是他的一个多年宿愿——骑马沿黄河考察，既有浪漫的诗情驱动，又有现实的经济目的，可惜就此中断。
8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三线建设的战略 决策终于确立。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说：我们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开了会，会议决定：
（一）在国务院成立专案小组。建议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谢富治、杨成武、张际春、赵尔陆、程子华、谷牧、韩光、周荣鑫等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
（二）各个方面的防备措施，除作战部提的四条外，还应包括大专院校、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仓库、机关、事业单位等，以及城市、矿山的人防措施。各有关方面，都必须按照主席指示的“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原则，尽快进行研究，并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2）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
（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
（4）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库。
（5）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
（6）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报告将各项工作进行了分工，参加专案小组的各个部门负责人负责相应的工业、国防、农业、教育、铁道、城市等方面，提出具体方案，纳入明年计划和“三五”计划。报告还建议恢复人民防空委员会，周恩来任主席。同时，恢复北京地下铁道建设筹备处，积极准备北京地下铁道的建设，并考虑上海、沈阳两市地下铁道的建设，通由铁道部负责。
8月30日，邓小平批示将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又发给各中央局、部委、省委执行。
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95年计划纲要（草案）》。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提出的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成昆铁路，连接四川省会成都和云南省会昆明的成昆铁路，自成都经彭山、眉山、夹江、峨眉、峨边、甘洛、喜徳、西昌、徳昌、米易、攀枝花、元谋、禄丰、安宁扺达昆明，全长1083.3km。成昆铁路1958年北段开始施工，以后几上几下，至1964年，仅建成成都至青龙场61.5公里。1964年第四季度西南铁路建设大会战，重新开始建设，1970年7月1日建成通车。
成昆铁路全线修建桥梁991座，总长度相当于56座武汉长江大桥
三线建设的决策就是在这样紧张而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确定的，当然这个决策也颇为符合中国的地缘战略特点：
中国属于均衡型国土形状，东西南北外围至中心地区距离相差不大，可以明显地分出内外线、前后方。从四个方位最顶端测量中国的中心点，大致在甘肃兰州至陕西西安之间的宝鸡。再从自然地形看，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西部由南至北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天山山脉、贺兰山脉等，海拔几千米以上，地势险峻，气候复杂，形成难以逾越的天然半月形屏障。历史上曾经远征欧、亚、非的马其顿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至此而止，从未有任何一支外国军队能够从西部入侵中国内地。东北部有大小兴安岭，也易守难攻。陆地疆域中惟有北部内蒙古高原中部，相当开阔，大部为沙漠、草原，是一条易攻难守的通道，须后退到陕西秦岭、山西雁门关一带方有险要可守。相对而言，东部沿海地势较为低缓，多为丘陵和平原，后退到太行山脉方有利据守。于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确定将川、贵、云、陕、甘、宁、青和鄂、豫、湘西部作为三线战备后方。
“两点一线”是川、贵、云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两点指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一线指连贯四川和云南的成昆铁路。邓小平将其形象地比喻为“钟摆式摆动”，即以攀枝花为中心，向北和东形成一个扇面三角区域，攀枝花的钢材运往成都、重庆，六盘水的煤炭运往攀枝花，成都、重庆的机器运往攀枝花、六盘水。
1964年11月，邓小平率领李富春，薄一波等亲自赴两点一线考察。一路上山高路险，不少地段公路修筑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半山腰，路面很窄，常常一侧是陡坡，另一边为万丈悬崖。公路急弯很多，但没有护栏，又是不平坦的泥土路。几十辆汽车组成的长龙时而盘旋而上几乎接近山顶，时而蜿蜒而下直至谷底。一辆汽车在急转弯时飞出路面，幸好卡在两棵大树间，避免了一次坠入深渊的厄运。
成昆铁路途经四川西南和云南北部的崇山峻岭，70%的地段地势险恶，地质结构复杂，既有钢铁般坚硬的岩层，也有一炸即坍塌的松软泥石，素称“露天地质博物馆”。干线跨越的大渡河、金沙江等河流两岸分布着高达几百米的悬崖峭壁，人都难以立足。铁路建设条件之艰险恶劣，是中国铁路史上罕见的。全线修建桥梁991座，总延长92.7公里，相当于56座武汉长江大桥；修凿隧道、明洞427座，总延长341公里。桥梁和隧道相加的总长度，竟占全线总长度的39.4%。
这是世界铁路史上的一个奇迹。因地势险恶，全线有三分之一的车站找不到适宜建站的地方，只好建在桥梁上和隧道里。承建的解放军铁道兵部队，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长1100多公里的铁路沿线，共有1000多座烈士坟茔。
1984年12月8日，中国成昆铁路象牙雕刻艺术品与美国的阿波罗宇宙飞船带回的月球岩石、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模型，作为人类征服大自然和进入宇宙空间的三件礼物，被评为联合国特别奖，放置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中。
三线建设在恶劣的地理环境中选址
三线建设之所以艰难，不仅是因为西部地区缺乏工业交通基础，也因为当时为了备战，刻意追求在恶劣的地理环境中选址的原则。1964年7月1日，周恩来在接见越南国家计委副主任阮昆时说：工业布局问题，从战争观点看，要设想一、二、三线，不但要摆在平原，也要摆在丘陵地区、山区和后方。工业太集中了，发生战争就不利，分散就比较好。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在向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当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
虽然这些选址原则是基于当时特定的环境，但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却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不便。如陕西汉中飞机工业基地，下属28个单位分散在两个地区、7个县的3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其中一个企业被分散在6个自然村落中，有人开玩笑说“这是鸡窝边造飞机”，而且加工装配零部件需要用汽车往返几十甚至几百公里倒运。还有的企业车间和住宅区相隔十几里山路，职工上下班极为不便。贵州一个厂的车间建在远离交通干线的深山溶洞中，一到冬季，大雪封山，与世隔绝。群众感慨道：“洞中方数月，世上已千年。”陕西新建的400多个三线项目，将近90%远离城市，分散在关中和陕南山区的48个县、450多个点上，多数是一厂一点，有的甚至是一厂数点，被群众称之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布局。这些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日新月异的尖端科学技术行业，例如电子、航空工业，因为信息闭塞，不能掌握世界新技术潮流，造成技术改造落后。还有的企业选址时没有考虑到本行业的特点，造成实验困难。如川东一家潜艇厂建在长江三峡上游，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潜艇不能下水，入海试航要用驳船装载通过三峡急流险滩，运到几千公里之外的东部沿海，十分不便。
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三线建设的评价一直有很大分歧。有人说，三线建设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建设；也有人说，三线建设投资效益低下，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有人说，当时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作出了过高的估计，三线建设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
《易经》中说：“上九，潜龙勿用。”大意是：当环境不适应的时候，龙只能被困在水潭里不能行动。当改革开放来临、全国都在展翅腾飞时，许多三线企事业单位却成了徒有尖牙利爪和飞天翅膀的蛟龙，深深陷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因动弹不得而痛苦地呻吟着。1984年11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1983年12月成立，90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1世纪初至今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设在成都）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121个单位，其中关停9个，迁建和部分迁建49个，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到2005年，国家共规划安排调整项目 201项，三线建设调改工作全部顺利完成。一些对原料依赖性强的加工企业搬到产粮、产棉区和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中小城市如孝感、咸阳、宝鸡、沙市附近；一些生产家用电器、日用消费品、自行车、摩托车、汽车、拖拉机等机械、电子产品的企业，搬到人口较为稠密、有广阔消费市场、也有加工协作工业的中等城市，如襄樊、汉中、德阳、绵阳、天水附近；还有一部分技术密集的现代化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搬到武汉、郑州、成都、重庆、西安、兰州、长沙等科研教育集中、信息交流频繁的省会大城市附近。
经过以“军转民”为中心的调整改造、发挥效益的再创业阶段，大部分三线企业实现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凤凰涅槃。它们许多已经成为重要的民用企业，如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变为生产“神龙”轿车系列的东风汽车集团，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变成占世界产量第一的“嘉陵”摩托车集团；有些已经面向国际市场，如西昌导弹基地变为卫星城，用长征系列火箭为世界多个国家发射了卫星。如今，酒泉航天基地又实现了中国人邀游太空的梦想。
基于这样的现实，我们对三线的功过似应该有了初步的评判。总的讲，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三线建设堪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西部建设战略
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远，那么三线建设对中国西部工业发展所起的“加速器”作用或许会更明显些。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成立时，东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差别十分显著。1952年，西部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比例的9.61%，通过“一五”计划进行了大规模建设，但其发展速度仍然大大落后于东部。1963年，西部云、贵、川、陕、甘、宁、青七省区的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10.5%；到三线建设进行了一年后的1965年，已经提高到11.92%，其中重工业由9.56%上升到13.50%。经过全面三线建设，到1978年，西部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国13.26%，重工业占14.76%。三线建设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堪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西部建设战略。
用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观点来考察，三线建设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产力布局从沿海到内地的一次战略性的大转移和大调整。西部某些偏远乡村至今尚未有电、公路、自来水、学校等，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生活水平与东部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发达地区已经相差50年。如果没有三线建设时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没有大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投入，更多的西部地区至今还会是一片荒芜的贫瘠之地，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会更大，这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国家在20世纪末期进行西部大开发、解决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战略任务将会更艰巨。反过来看，改革以来，若没有三线建设形成的西部经济实力，没有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及原材料等方面的支撑，东部沿海地区也难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毋庸讳言，三线企业搬迁以后，不少原来的遗址也陷于封闭和荒废之中。如何利用这笔丰富的工业遗产，是需要我们思考和挖掘的。例如1984年2月停建的 816工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转型为以生产化肥为主的化工厂，但世界第一大人工洞却只作为物资公司的仓库，是大材小用。有学者考察后认为，816洞位于旅游资源富积地带，是乌江画廊的一个重要景点，可与周围著名的仙女山、芙蓉洞和黔江地区民俗风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旅游景观。游客可以沿乌江而上，体会充满神秘、神奇、神圣的世界第一人工洞。更何况，816洞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国防教育题材，人们可以从中体验到我们前辈那种宝贵的艰苦创业精神。
三线企业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工业标本，已经成为历史。但作为蕴含精神摇篮的产业，正期待着新生。
作者：撰文/陈东林 摄影/陈家钢 邹毅等
浅谈工业遗产与保护 篇3
【摘要】工业遗产是城市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的见证。本文以天津三条石民族工业为例，浅议了工业遗产与保护的相关问题，提出以博物馆为载体，做好工业遗产的保护工作。
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对工业遗产的界定是：具有历史价值、技术价值、社会意义、建筑或科研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包括建筑物和机械、车间、磨坊、工厂、矿山，以及相关的加工提炼场地，仓库和店铺，生产、传输和使用能源的场所，交通基础设施，除此之外，还有与工业生产相关的其它社会活动场所，如住房供给、宗教崇拜或者教育。这一定义既包含可移动和不可移动工业遗存，也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工业、国外资本工业以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各具特色的遗产，它们构成了中国工业遗产的主体，反映了中国工业化时代的特征。尽管我国工业遗产只有百余年或几十年的历史，但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见证，凝结着社会、经济、产业和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历史信息，我们应该对其加以重视和保护。
一、 工业遗产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享有“华北地区民族工业摇篮”之称的三条石地区是天津民族工业的发祥地，是民族工业向近代工业过渡的典型代表，在天津近代工业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条石”与洋务运动时建造的天津机器局、北洋水师大沽船坞，清末新政时期建造的北洋银元局和造币总厂，民国年间出现的六大纱厂、东亚毛纺厂等等，都是天津工业遗产的代表。
天津具有得天独厚的河海交通优势，内联华北腹地，外通五湖四海，历史上是个南北、内外货物交流的商贸城市。三条石地区靠近南北运河汇流处的三岔河口，水陆交通便利，毗邻繁华的商业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城市的建设，城乡商贾、手工业者多聚集于此，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城乡物资的集散地，为民族工业的兴起提供了便利条件。
1、第一家铸铁作坊的诞生
19世纪60年代，具有铸铁手工业传统的交河、献县一带有手艺的农民，受城市市场的吸引，农闲时带上简单工具来到三条石，为船家修理船具。1860年，三条石地区诞生了第一家固定的铸铁作坊——秦记铁铺，这是被誉为“铸造之乡”的河北交河农民秦玉清开设的。秦记铁铺的出现在三条石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三条石地区的第一家作坊，而且也是当时天津仅有的铸锅工场。
2、第一家铸铁厂的开设
1897年，三条石地区出现了第一家由铁铺发展而来的铸铁厂——金聚成铸铁厂。刚开始时规模很小，全部为手工操作，生产设备只有一个不大的化铁炉和一只四人拉的大风箱（图一），雇有12名工人，产品多为铁锅、镐头、犁铧之类生产、生活用品。20世纪初，由于产品销路的扩大，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厂房的扩充，除生产日用品和农具外，还能为租界市政和住宅铸造各种铸铁器件，后来发展到可以为机器厂铸造轧花机、织布机的机件毛坯。1916年又增加了蒸汽动力设备，产量大增。据相关资料证实，金聚成铸铁厂的发展在三条石地区是最早和最典型的，该厂也是天津最早的民营铸铁厂。
据史料记载，在此期间，三条石地区曾先后出现过40多家铸铁厂，差不多都是由交河人开设的，这些厂家设备简陋，一般两三间厂房，一两台大工厂淘汰下来的破旧机床，以手工或半手工的生产方式，制造着简单的产品。
3、第一家机器厂的出现
1898年，河北吴桥人郭庆年开设了一家铜铺，以生产木器上的铜配件和生活用品为主。1905年，其子郭天成从旅顺口船坞学到一套车床手艺，于是开始对铜铺改换门庭，先是利用旧设备制造机器零件，后发展到制造整机（图二），不久就将铜铺改名为郭天成机器厂。这是三条石地区出现的第一家机器作坊，也是天津最早的民办机器厂。
4、华北首个民族工业一条街
三条石地区的民族工业是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优越的地理环境，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吸引着河北等地的手艺人纷纷来此投资，开设作坊、铁厂，到20世纪20年代，三条石地区已然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民族工业一条街。据1935年5月2日《大公报》的专题报道，在这条“街长不过里许，街宽亦仅及丈，道路坑坎，尘土飞扬”的街面上，“大小铁工厂、铁铺，一家密接一家”，竟然集中了80余家。据有关资料统计，1929年，天津有62家机器制造厂，其中分布在三条石大街及附近的就有22家。1937年，三条石地区的民族工业达到鼎盛时期，拥有300余家工厂和手工作坊，而且分厂、分号遍及全国十几个省市，产品不但销往华北各地，有的还远销南洋群岛等地，在华北地区乃至全国都颇有名气。
二、 工业遗产是人类生产文明的见证
工业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它创造的财富及对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影响却是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工业遗产不仅仅是一座厂房、几部机器、一些产品，更重要的是它见证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文明，它所折射出的近代工业文明历程的重要信息，对我们保护和合理利用工业遗产，深入研究和论证人类文明史很有价值。
仍以天津三条石民族工业为例，引进先进技术和更新动力设备是促进其民族工业文明的两个主要因素。
1、铸造业翻砂术的引进
天津开埠后，天津机器局从国外引进的多项近代工业技术不断传入三条石，木模翻砂的铸铁工艺便是其中之一，它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用泥范浇铸的铸铁方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2、电动鼓风机取代四人拉大风箱
西洋传来的手摇羊皮风葫芦，因进风量大，很快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大风箱，后来又换成了电动鼓风机。技术和工艺的革新，不但使产品质量得到很大的改善，而且产量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3、普遍使用电力、蒸汽动力设备
到1916年，机器、铸铁两业不但更新了机器和动力设备，而且还普遍使用了电力和蒸汽动力设备，促使三条石民族工业向近代工业过渡发展。20世纪20年代的三条石，各工厂生产的产品品种不断增加，除织布机外，还能生产各种桅灯和柴油机。如1926年三合成桅灯厂从日本引进一台先进的电动冲床，当时这是华北地区的第一台，这台车床把原来的四道工序简化成一道工序，效率大幅度提高，三合成成为全国最大的桅灯生产厂，所产桅灯质优价廉，很快占领了国内外的桅灯市场，挤走了长期以来独占首位的德国桅灯。
三、工业遗产是一张详实的城市名片
天津三条石地区的工业遗产是天津城市近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遗存，它就像一张“城市名片”一样，记载和证实着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和轨迹，代表和反映着一个时代特有的工业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三条石民族工业经过公私合营的重新组合，成为天津工业的骨干力量，但一些旧的生产工具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1959年，国家建立三条石历史博物馆，征集和收藏了大量相关文物，才使这一珍贵的工业遗产得到保护。博物馆的建立为我们保留下百年民族工业的遗存，有反映当年民族工业生产场景的福聚兴机器厂旧址，有记载金聚成机器厂兴衰史的全套账目700余册，有当年笨重而原始的生产工具：座炉（图三）、大风箱、车床、刨床等，还有曾经创天津工业之首的产品：桅灯、刨冰机、爆米花机、压花机、织布机、弹花机、石印机（图四）、榨油机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条石历史博物馆曾被作为“阶级斗争教育中心”，每年接待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但是“三条石”这个名字响遍大江南北，远播海内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三条石地区是近代天津，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机器铸铁业发展的典型代表，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民间铸铁作坊与西方机器制造技术相结合的艰苦历程。可以说，三条石是见证天津工业文明与城市历史变迁的宝贵物质遗产之一，是天津城市的魅力所在、特色所在、根脉所系。
近些年来，由于城市的整体规划建设，造成大规模的改建拆迁，三条石历史博物馆的展厅早已夷为平地，很多珍贵的工业遗存也被打入冷宫，易地存放。唯一保留下来的是已被现代建筑物所包围的福聚兴机器厂旧址（图五）——天津目前仅存的民族工业遗址，原来残留的一段街区也被拆得无影无踪，传承了一个多世纪历史的工业老街几经兴衰沉浮，遭受了沧桑之变。
所幸的是，这些创造城市文明和魅力的工业遗产并没有被时代遗忘。2006年，国家文物局发出《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工业遗产保护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新课题”，为文物工作者制定了工业遗产保护的方针和政策。我们深知，工业遗产作为城市近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遗存，是“阅读城市”的重要物质依托，保护有价值、有特点的工业遗产，对于弘扬工业文明、维护城市历史风貌、改变千篇一律的城市面孔、保持生机勃勃的地方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工业遗产保护要借博物馆的优势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劳动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工业遗产同样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物证，其所承载的丰富信息曾经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众多领域。保护工业文化遗产是一项漫长而系统的工作，它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参与和协同配合，而有了博物馆的加入，工业遗产的保护体系必将更加完整。
博物馆是人类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的重要形式，它的功能包括对文化或自然遗产的收藏、整理、保管、修复、研究、展示等，它又是启发人们寻找城市文化记忆的地方，是工业遗产保护的重要载体，所以，让可移动的工业遗产进入博物馆将是有效的保护举措。
三条石地区作为“华北地区民族工业的摇篮”，不仅创造了很多天津民族工业的“第一”，有的产品还达到当时全国的先进水平，为人类留下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工业遗产，成为天津城市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们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博物馆建设，给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展示以一定的空间，因为工业遗产是城市历史的基本骨架，如果失去保护，城市的历史风貌、文化记忆将随之消亡。同时，我们呼吁全社会都来重视工业遗产的保护，尊重和珍惜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像保护古代文化遗产那样去保护工业遗产。
工业建筑遗产 篇4
普查是工业遗产保护的基础和保证
工业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 它的价值认定、记录和研究首先在于发现, 而普查是发现的基础和保证。2007起, 我国启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 进一步摸清文物家底, 工业遗产被列为重要普查对象。面对数量庞大的工业遗产, 通过普查及时准确地掌握第一手资料, 进而建立起我国的工业遗产清单。
同时, 普查与认定、记录和研究的过程, 也是宣传工业遗产重要价值和保护意义的过程, 是发动企业和相关人员投入工业遗产保护的过程。
科学认定是准确记录的前提。首先应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估标准, 并与国际标准具有兼容性, 用以认定不同类型的工业遗产。工业遗产应是在一个时期一个领域领先发展、具有较高水平、富有特色的工业遗存。这样界定, 既注重了工业遗产的广泛性, 避免因为认识不足而导致文化遗产在不经意中消失, 又注重了工业遗产的代表性, 避免由于界定过于宽泛而失去重点, 保证把那些最具典型意义、最有价值的工业遗产保留下来。准确记录是深入研究的基础。对工业遗产地的各类不可移动现状遗存应进行准确勘察、测绘, 对各类可移动实体档案应进行系统的发掘整理, 并以文字、图纸、照片和录像等形式进行记录。
深入研究是科学认定的保证。工业遗产保护需要制定系统的研究计划, 以通过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的工业遗产调查, 判别工业遗产的保护范围, 有必要对工业遗产的历史沿革进行考察。我国工业化时间虽短, 但是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 通过分析其演变过程, 有利于工业遗产的科学认定和不同阶段的遗存和信息的保护。
政策法规是工业遗产保护的强有力手段
现行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在有关工业遗产的保护方面不够明确和完善, 有待在进一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加以充实。因此, 应尽快开展工业遗产保护相关法规、规章的制定工作, 使经认定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遗产通过法律手段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在立法保护方面应充分考虑其特殊性, 以使其完整性和真实性得到切实的保护;并应设立专家顾问机构对工业遗产保护的有关问题提出独立意见。
当前, 工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 必须对这类调整给工业遗产带来的潜在威胁进行预测, 同时制定能够快速应对的各项程序, 以防止工厂关闭停产后导致重要遗产元素被拆改、损毁或破坏。在未进行认定的情况下, 应立刻停止正在发生和计划中对工业遗产的拆改行为。一旦工业遗产受到威胁, 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具备法律保障的权利加以干预、制止。
在将工业遗产的保护纳入国家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同时, 应将工业遗产保护纳入城市和地区的发展规划, 调整完善工业遗产保护的各种社会关系。而制定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 是工业遗产保护的关键措施。
编制工业遗产保护规划应注意与保护年代更为久远的文化遗产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区别。特别是工业遗产在材料和结构方面的特点, 为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对经认定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遗产应及时明确界定保护范围和控制地带, 并应针对机械设备、地下设施、地面构筑物、综合性建筑群以及整体工业景观制定相关保护规定, 针对其未来适应性改动制定修复与合理利用导则。
鉴于工业遗产保护具有的公益事业性质, 保护目标往往需要通过资金援助和税收激励来实现, 要将工业遗产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 确保基本保护资金的落实。除国家拨款支持外, 还可以通过相关政策和奖励等手段对保护措施予以鼓励, 同时出台有利于社会捐赠和赞助的政策措施, 通过各种渠道, 筹集资金, 促进工业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还应出台税收、财政、土地使用等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工业遗产保护的经济文化政策, 引导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参与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美国1976年制定的《税收改革法》, 激励了人们改建历史建筑的意识。20世纪70—80年代, 美国公众对于老工业建筑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转变。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 美国建筑业70%以上的工程与历史建筑的再利用有关。这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建筑行业对于能源、经济、建筑功用和历史特色所持的慎重态度。
原状保护是工业遗产保护的优先考虑
对于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遗产, 应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功能和景观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原状保护必须始终得到优先考虑。特别是在考虑适应性改动的过程中, 要慎重对待工业建筑或机械设备的每一个组成部分。
在制定保护规划过程中应解决如下问题:
——预期的用途将会产生何种影响?
——将会出现的变化是否会影响该场所的文化价值?
——变化是否达到最小或可逆?
必须认识到, 为满足当前需要而对其实施的任何拆改, 或对某些附属成分或辅助设施的随意处置, 都可能影响其整体风格和质量, 使工业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受到伤害。在一般情况下, 干预行为应具备可逆性, 产生的影响必须降到最低程度。必须实施的任何更改都应得到记录, 被拆卸的重要元素也必须得到妥善保存。
当前应尽快甄别和抢救濒危工业遗产, 以便采取措施降低其被继续破坏的风险。对已面临危险的工业遗产, 应迅速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制定相应的保护修缮以及合理利用的方案。必须注意到近现代工业遗产所用材料相对于历经风雨的古代文化遗产, 往往性能寿命更短, 老化的速度更快。没有适当的保护措施, 体现工业遗产重要价值的一些因素就得不到妥善的保护。
在保护工业遗产方面, 我们同时需要应对实践和技术两方面的问题, 需要组织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力量, 分类研究保护工业遗产的办法。
保护性再利用是工业遗产保护的可行途径
工业遗产保护只有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 融入城市建设之中, 才能焕发生机和活力, 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拓宽工业遗产保护的路子, 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并得到有效保护。
保护性再利用是赋予工业遗产新的生存环境的一种可行途径。对于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一般性工业遗产, 在严格保护好外观及主要特征的前提下, 审慎适度地对其用途进行适应性改变通常是比较经济可行的保护手段, 可以为社会所接受和理解。
在制定保护性再利用方案时, 对于工业遗产中的每一区域和每栋建筑都应经过仔细甄别和单独评估, 并在考虑它与整个遗址联系的基础上, 确定其最恰当的用途。
同时, 保护性再利用方案应对不同工业遗产地段和工业建筑设立明确的限制要求, 新的用途必须尊重工业遗产的原有格局、结构和材料特色, 维护原始的人流活动, 并且尽可能与初始或主要用途兼容。当保护性再利用方案中的利用功能与工业建筑和用地的遗产价值明显不相适应时, 应重新进行调整;并应创造条件保留一定能够记录和解释原始功能的生产区域, 用于展示和解说曾有的工业生产用途。
工业遗产的保护性再利用不应作为商业性房地产开发项目, 重点应用于文化设施建设。根据工业遗产原有产业及产品性质, 设立各种门类的工业技术博物馆、厂史展示馆、企业纪念馆或专题博物馆是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重要途径。
工业遗产保护对于我国而言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新课题, 是具有理性认知、科学探索、广泛合作、公众参与的保护事业, 是充满前瞻性、挑战性、创新精神和活力的保护行动。如何使更多的优秀工业遗产得到妥善保护, 如何形成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整体思路和方法, 是需要不断思考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编后语
此文为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撰写的“关于工业遗产保护的思考”一文节选。除了单霁翔的观点, 我国其他关注工业遗产保护的专家学者亦为工业遗产的保护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同时, 诸多专家认为, 我国工业遗产的保护还需要“不耻下问”, 积极学习借鉴国外保护工业遗产的优秀案例, 推动工业遗产的保护发展。
工业建筑遗产 篇5
申报书
我国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古建筑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涌现出许多建筑大师和建筑杰作，营造了许许多多传世的宫殿、陵墓、庙宇、园林、民宅等。中国古代建筑不仅是我国现代建筑设计的借鉴，而且早已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
木雕工作是一项极其精细的木活，一刀一剪、一锤一斧、一刨一钻，来不得半点马虎，都事关木雕的成败。我县流传下来的古建筑多是亭子、庙宇、戏台、门楼等，它继承了甘、青、宁西北地区特有的传统风格，与南方的园林建筑及宫廷的建筑有所不同，我县的木雕主要有浮雕、透雕、悬雕三种。它是由我县艺人周兴国流传下来的，后来有牛祥文、牛志崇父子两人继承，由于父亲牛祥文已年迈，无法亲自雕刻，只能在家进行手工绘图，目前只有牛志崇在延续着这一古老而传统的建筑技艺。我县绝大多数的古建筑都是他和他的父亲一起修建的，如县城公园亭子、顺化乡的学校门楼、水务局门楼等。它是以木结构为主，以砖，瓦，石为辅发展起来的。从建筑外观上看，每个建筑都有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上为屋顶，下为基座，中间为柱子，门窗和墙面。在柱子之上屋檐之下还有一种由木快纵横穿插，层层叠叠组合成的构件叫做斗拱。它既可承托屋檐和屋内的梁与天花板，具有较强的装饰效果。古代建筑的色彩非常丰富。有的色调鲜明，对比强烈，有的色调和谐，纯朴淡雅。建筑师根据不同需要和风俗习尚而选择施用。使整个古建筑显得分外绚丽。在表现中国古建筑艺术的特征中，琉璃瓦和彩画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古建筑有着丰富的雕塑装饰。雕塑一般分作两类，一类是在建筑物身上的，或雕刻在柱子、梁枋之上，或塑制在屋顶、梁头、柱子之上的。题材有人物、神佛故事、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等等，龙凤题材更被广泛采用。雕塑的材料根据建筑物本身的用材而定，有木有石，有砖有瓦，有金有银，有铜有铁。另一类是在建筑物里面或两旁或前后的雕塑，它们大多是脱离建筑物而存在的，是建筑的保藏物或附属物。重要价值：
1.历史价值
我县的古建筑具有及其深厚的历史价值，如现存的上花园戏台建于清代光绪年间，具有浓厚的河西古建筑特色。反映了古代人们的艺术风格、工艺技术水平、审美的观点，同时还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的情况。
2.艺术价值
古建筑是纯手工技艺，它的尺度、构图、形式、风格等都是运用了当时可能构成建筑艺术的一切因素和手法综合而成的一个整体形象，从总体环境到单座房屋，从外部序列到内部空间，从色彩装饰到附属艺术，每一个部分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抽掉了其中一项，也就损害了整体效果。都是从当代人的审美心理出发，为人所能欣赏和理解。
3.经济价值
凡技艺本身都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木雕技艺风格独特，高雅与通俗并存，艺术与实用同创，现在建造公园、大型酒店装潢等都越来越多的仿照古建筑技艺，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在牛志崇和父亲牛祥文的带领下，目前他们的队伍也逐渐壮大起来，由原来的4-5人发展成现在的19人，并且他们在老家的院子里自办了古建筑加工厂，他们常年在外包工干活，已成为河西走廊上的古建筑木雕技艺的统领军，他们一边修筑一边学习其他地区的建筑风格，曾多次远赴新疆、青海等地修筑，最远至俄罗斯修筑亭子，其作品深受当地人们的赞赏和喜爱。保护计划：
探寻中国式世界工业遗产 篇6
“工业遗产”或“产业遗产”？
18世纪工业革命使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逐步转变为机器大生产，“工业”才最终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物质生产部门。纵观工业遗产及其研究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其侧重的时间段是工业革命时期，但外延却在不断扩大。
1779年，在英国什罗普郡的某一峡谷，单跨度30.6米、高度达15米的世界上最早的拱形铸铁桥建成，这处峡谷因此得名“铁桥”。以此为基础，周围地区的所有技术文物于1970年进行整合，形成了“铁桥峡谷工业遗址群”。这是世界上首个被世人所识的工业遗产。
工业遗产研究始于英国，故起初的侧重点为工业革命遗存无可厚非。1955年，英国建筑史学家迈克·瑞克斯将研究英国工业革命遗物的学问称为工业考古学。1962年，他将其定义为“对工业革命中创造的早期遗物的研究”。但此定义因过于简单而招致批评，因此他于1967年又重新释义：工业考古学是对早期工业活动的遗址与建构，特别是有关工业革命纪念物的记录与研究。另一位英国学者麦克卡森认为：工业考古学就是通过对十八九世纪的工业以及交通机构有形遗存的实地调查，并根据文献研究和分析，重新解释与构建过去的工商业活动。这些概念无非突出两点：一是对象上突出“工业活动”；二是时间上限定“工业革命”。
然而到了1978年，波兰的维利奇卡盐矿成为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一员，这个中世纪的古老盐矿，打破了工业遗产必须是“工业革命”遗物的藩篱。2000年，比利时斯皮耶纳新石器时代燧石矿入列世界遗产名录，此乃首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史前工业遗产，而亚洲唯一的世界工业遗产中国青城山与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也于同年入列。
2003年，工业遗产的时间范畴终于迎来了文件形式的明确扩展，当年国际工业遗产大会颁布的《下塔吉尔宪章》指出：“工业遗产由工业文化遗存构成，这些遗存包括建筑群和机器、车间、工场及工厂，矿山及加工与提炼遗址，货仓与仓库，能源生产、输送及使用的遗址，交通运输及其所有基础设施，此外还包括与工业社会活动相关（诸如居所、宗教信仰或教育）的遗址”，同时表明所涉年代为“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期至今，也探讨更早的前工业时期与原始工业之根”。工业遗产因而不再局限于以新材料、新能源、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之中或之后的遗产，也包括工业革命之前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类技术创造。
至此，industrial heritage中industrial的中文译法出现分歧。在大多数中国人观念中，“工业”即指18世纪后产生的独立社会生产部门，而国际通行的概念，显然超过了这个范畴。用“工业”一词或致人们理解偏差。严格地说，这个词组译为“产业文化遗产”，或许更为准确。
何为中国的工业遗产？
若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工业遗产显然是中国文化遗产中边缘化的一支。所谓民族身份认同，认的是我们与其他民族的相异点（可以说是“民族认异”），而这种区别的必须，是我们引以为傲的资本。于中国人而言，工业遗产听起来就是“舶来”的。即使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有过辉煌，但这种辉煌也如流星一闪，消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茫茫黑夜中。工业遗产因而无法引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加之传统重士农而抑工商思想观念，以及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工业遗产在中国缺乏关注也就不足为怪。
若采用较广泛的范围，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产业发展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一般都有着漫长的农耕经济发展史，手工业以及工程技术也历史悠久。尤其是中国古代手工业，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形成了矿业、纺织业、制瓷业、食品加工业、印刷业、造纸业、运输业等门类较为齐全的古代产业体系。它们不仅赋存丰富、特色鲜明，而且在很长时间内代表着各行业最先进的工艺水平。中国四大发明中的司南，便可算作泛义的工业遗产。《鬼谷子·谋篇》有云：“故郑人之取玉石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可见，司南在战国时期就已作采矿业的生产工具之用。如此看来，中国工业遗产非但不是屈辱史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华文明发展整个脉络的始终见证，十分难得。
因此，中国工业遗产在时间上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农业文明时期的古代技术遗存，二是近代民族工业遗产，三是以高精尖科技为特征的现代工业。暂不论现代工业，如果说近代工业凸显的是工业物质遗存的话（技术多为西方引进），那么中国古代技术遗存则更强调其中的非物质成分。中国古代的工业技艺中，鲜有都江堰水利灌溉技术这样依凭一个相对持久的实体，大多分布在工艺品制造、食品加工制造以及纺织工业领域，由劳动人民代代相传，由于年代久远，文化生态环境脆弱，需加以保护。譬如，杭州的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与丽水的龙泉宝剑锻制技艺。所幸的是，两者一直都受到政府的重视与人民的喜爱，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寻找“中国式”的研究
与保护模式
“中国式”工业遗产研究与保护模式，于笔者而言，或可从三方面入手，即古代与近代并重，物质与非物质相结合，保护与利用并行。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苦难史，但中国人民在苦难面前自强图存。“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即使破产，近代民族工业即使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它们仍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道路上迈出的坚实步伐，其工业遗产仍具有很高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价值，不可回避。而鉴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相比欧洲国家，中国的古代工业遗产价值更为突出，研究保护的重要性自不必说。做到古今两头并重，从而保证时序的完整性。
纵向完整得以保证，横向完整即内容完整，也应该予以落实。事实上，无论古今，不管是否具有相对稳定的物质载体，工业遗产研究保护的目的就是要在单一或多种物质文化所共同构建的空间内，探索其所揭示的完整的非物质工业文化意义。若把某一完整的工业遗产解构，除物质部分外，还应具有其核心的技术价值、产生条件、辉煌历程、没落的原因、社会经济价值，以及所产生的正面与负面影响。一般来说，非物质工业遗产的二级别因子包括工业档案、工艺流程、工艺技能、工业文学等，其中前三项为研究重点。
此外，工业遗产的持续性也是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工业遗产的重中之重。若保护是静态持续，那利用即为动态发展。一般的保护与利用模式包括博物馆与会展、旅游景点、主题景观公园、创意产业集聚区（如北京798艺术区），以及综合开发模式。博物馆与会展作为最常见的遗产保护与利用形式，旨在通过展示与彰显那个时代的改革动力、生产力生产状态与创业精神等工业文化，以及社会背景、科学技术、管理变革对工业发展产生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形式可在环保与生态方面带给人广泛的思考。对此，中国古代的许多技术创新与工程就具有天人合一、因势利导的特点，比如世界遗产中国大运河，就是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得以通航，才可“至今千里赖通波”。而没有固定载体的非物质工业遗产，则可考虑走文化创意产业（特色产业）之路。
（本文照片由达飞欴提供）
工业建筑遗产 篇7
关键词：工业遗产,地方文献,成都市
成都工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 由洋务运动掀起的近代工业发展浪潮;之后在抗战期间, 成都得益于大后方的地理优势, 大批工业内迁至此, 为保障抗战胜利的重要工业基础;不过, 成都工业的大发展还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拉开序幕, 并经过新中国的经济发展逐步完善和壮大起来。通过近现代工业的长期积淀, 成都形成了拥有自身特色的工业遗产。然而, 工业遗产地方文献建设明显滞后于其保护和利用的需要, 许多企业的历史资料随着破产倒闭和城市拆迁改造而消失, 这需要图书馆发挥自身职能, 探索对工业遗产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利用和研究。
一、对工业遗产地方文献概念的探讨
工业遗产起的概念源于英国, 20世纪70年代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成立, 提出了工业遗产的保护问题, 逐渐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课题。我国近年来也越来越重视工业遗产的相关问题研究, 对其价值、认定、保护等方面进行摸索。一般来说, 对工业遗产的定义可以理解为:具有历史价值、技术价值、社会意义、建筑或科研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 包括建筑物和机械、车间、磨坊、工厂、矿山以及相关的加工提炼场地、仓库和店辅, 生产、传输和使用能源的场所, 交通基础设施。除此之外, 还有与工业相关的其它社会活动场所, 如住房供给、宗教崇拜或者教育。[1]由于工业遗产必然伴随着大量的地方文献, 与一般性的工业地方文献是有区别的, 所以两者应该结合起来研究, 使其更具文化价值, 虽然国内尚无既定的标准, 但它可以是指有关工业遗产的一切资料, 表现于各种记载形式的, 如图书、报纸、图片、照片、影片、表格、文告、票据等, 以年鉴、企业史志、行业出版物等为主要内容, 并结合企业的文化遗产价值挖掘各种相关文献。
二、工业遗产地方文献的特点
与一般性的地方文献有所不同, 工业遗产地方文献受范围的限制, 有其自身的特点, 我们可以从文献类型、分布状况、行业特征、历史遗存等方面加以研究。
1、工业遗产地方的专业性较强。
成都东郊分布有能源、建筑、化工、制药、纺织、电子机械等重要工业, 涉及的工业文献因行业不同, 差异较大, 表现出不同行业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因此, 各行业形成的文献具有一定的专业性, 这给文献的收集给带了困难。
2、收集渠道的局限性。
工业遗产地方文献的遗存并不十分完善, 许多企业因为倒闭、搬迁、转制导致相关文献并未得到系统保存, 或遗失, 或分散。通过企业自有档案进行文献收集的办法并不有效解决工业遗产地方文献的收集难题, 这要求其收集的方式进行转变, 拓宽收集渠道。
3、工业遗产地方文献的原始资料以非正式出版物为主,
包括手册、汇编资料、图片、文件等, 少数大型企业编有企业史志资料, 部分年鉴和百科全书可以查到企业的概况和简介, 但工业遗产由于历史原因, 其相关文献的缺失仍然较多。
4、我国工业遗产普遍出现于新中国成立后, 文献的时间集中度较强。
成都地区由于近代工业基础薄弱, 留存于世的工业遗产极少;民国时期以内迁工业为主, 数量也较少。成都工业遗产以新中国成立后在东郊建立的一系列工业为主, 时间跨度集中于上世纪50年代至改革开放初期。
5、工业遗产地方文献的地域性比较明显。
由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的是政府指导工业布局, 成都建立的工业基础不仅服务于当地经济需要, 也是全国整体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类文献能够反映当地的工业分布、构成状况。
6、为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供文献支持, 使其文化价值的内涵更加丰富, 是研究我们工业发展的基础性资料。
三、拓宽工业遗产地方文献收集的途径
目前, 公共图书馆开展工业遗产地方文献收集尚无专题, 馆藏工业企业的文献以行业分类为主, 并未区分哪类文献与工业遗产相关。因此, 我们应该制定有关工业遗产地方文献的标准, 明确哪类文献属于收集范围, 划分文献的行业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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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 从图书、报刊、年鉴、汇编资料、地方史志等载体出发, 在地域范围内进行收集。
首先, 要争取当地各级政府的支持, 加强与企业的联系, 通过文献呈缴的方式进行收集, 从中选取具有工业遗产特征的地方文献, 所以应该加强宣传提高政府对该项工作的重视, 呼吁工业遗产地方文献的价值和重要意义。另一方面, 对企业的情况进行走访调查、梳理符合时代特征和行业代表性的企业, 根据企业的发展历史, 收集其各个阶段的文献资料, 从而使把政府相关部门已有的文献资料与企业的档案资料相结合, 提高文献收集覆盖范围。
其次, 扩大这类地方文献的宣传范围, 提高社会公众的认知率。可以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宣传展板向公众传递相关知识, 并结合图书馆开展的服务宣传活动深入到社区、基层。由于工业遗产涉及的企业单位较多, 应把它们人微言轻宣传的重点。对于一些已破产倒闭的企业, 应向它们的职工进行宣传, 尽可能地寻找、挽回遗失的文献资料。
第三, 运用复印、拷贝等技术手段, 对一些征集难度较大数量极少的文献资料进行复制, 尽可能地使工业遗产的原始资料得以记录下来。成都东郊近年来旧城改造速度明显加快, 许多老工业企业面临拆迁或搬迁, 可以采用摄影、摄像等方式, 记录工矿现状, 编辑成册, 作为反映工业遗产的另一种途径。
第四, 把收集工业遗产地方文献作为老工业辖区内公共图书馆的一项重要职能, 这就需要对现有的地方文献收集体系进行调整。在收集过程中, 应把其与一般性的地方文献, 特别是工业类的地方文献区分开来。按照一定的标准, 收集符合工业遗产特征的地方文献, 剔除价值不大或无关的文献。所以, 我们应在公共图书馆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收集制度, 作为地方文献的一个新课题。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投入专项经费, 对一些急需要收集的文献资料采取保护的收集措施。
四、建立工业遗产地方文献的管理模式
对收集到的工业遗产地方文献, 我们要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 采取现代图书馆的文献管理技术, 结合《中图法》进行分类整理, 有条件的图书馆可用ILAS、CALIS等管理系统对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由于工业遗产地方文献尚无专门的分类规范, 对于文献的存放, 可采用两种方式:一是与既有的地方文献分开存放, 设立独立的工业遗产地方文献库, 优点是管理比较方便, 可打破《中图法》的约束, 按照各个企业的特点分别建档, 有利于形成自身的地方文献特色;缺点是需要重新调整已有的地方文献结构, 影响馆藏地方文献的整体性。二是与一般性地方文献共同存放, 加贴标签加以区分, 或通过图书馆管理系统在马克字段上加注工业遗产的数据记录, 并制作专属目录, 使检索更为方便。因此, 采用何种管理方式, 应根据各个图书馆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在建立本地工业遗产地方文献的基础上, 可开展工业遗产地方文献的参考咨询服务, 为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服务。图书馆通过把分散的文献集中整理, 使其形成参考咨询的专题项目, 对价值较大的工业遗产文献可进行集中编纂, 汇编成册;也可制作网络数据库方便公众查找相关信息。目前, 可利用全国公共图书馆资源共享工程的参考咨询服务平台, 通过馆际间的交流和合作, 提高本馆的资源使用率, 并通过网络逐渐完善工业遗产地方文献的馆藏配置和规模。
对于技术薄弱的区 (县) 公共图书馆, 可采取联合开发工业遗产地方文献的方式, 借助于省、市图书馆和大专院校图书馆的技术优势, 提高文献资源的开发水平。除获得技术支持外, 还可以运动有实力的图书馆的文献资源, 通过交换、转让、补缺、复印等手段丰富本馆馆藏。
对已有馆藏的工业遗产地方文献, 可以运用计算机技术, 建立特色地方文献数据库, 成都东郊工业在我国经济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地位, 其工业遗产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成都市就人微言轻全国八个重点建设的中心城市之一, 前苏联援助项目的成都量具刃具厂、红光电子管厂、西南电子管厂, 成都电机厂等安排在成都东郊。截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 成都东郊规模2000人以上的工业企业已达160多户, 从业人员15万多人, 总资产300多亿元, 工业区占地面积16.4平方公里。80年代中后期以后, 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度, 成都东郊工业开始了艰难的变革。由于这段历史涉及的文献种类、载体、行业等较为庞杂, 工业遗产地方文献需要图书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 把这类分散的文献进行数据加工、制作, 建立多种形式的检索方式还可以借助于互联网技术, 把各个图书馆的文献进行整合, 逐渐形成区域性的工业遗产地方文献库。
由于工业遗产地方文献的专业性较强, 公共图书馆应配置相应的人才, 或对现有人员进行相关的业务培训, 使从业人员对工业遗产这一新的文献类型有一个深入的认识, 掌握它的特征。在城市化建设与工业遗产保护的矛盾突显的形势下, 一些工业遗产地方文献因为重视不够, 已经遗失或损毁。加快建立一套我国自己的工业遗产地方文献体系既重要又迫切。因而, 需要在人才上下功夫, 建立一支专业性强的队伍。
五、加强工业遗产地方文献的理论研究
工业遗产的保护在我国尚属新兴学科, 工业遗产地方文献理论研究就更少, 这为实际工作中文献的收集和管理带来了困难。当前现有的这类文献资源比较杂乱, 影响了文献的管理和使用。所以, 位于老工业区范围的公共图书馆应把这类地方文献作为研究重点, 不能把眼光仅局限于传统领域, 特别是一些基层图书馆, 自身地方文献馆藏比较少, 导致研究水平受到限制。工业遗产地方文献应该从专业化、单一化寻找突破口, 把区域优势转化为本馆的资源优势。工业遗产地方文献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 这为图书馆建立新的地方文献研究类别带来了机遇。
参考文献
[1]海源、袁筱薇:《工业遗产保护在中国西部——以成都东郊老工业区改造为例》, 《四川建筑》, 2008年第4期。
[2]谢晓波:《整合地方文献服务工业旅游》, 《当代图书馆》, 2008年第3期。
[3]庾凯卫:《地方文献信息资源收集与利用》,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报) , 2008年11月。
武汉工业遗产改造研究 篇8
一、武汉近代工业遗产情况及存在问题
1. 武汉近代工业遗产情况
根据武汉市城市志工业志和武汉市各区区志记载, 从1986年到1990年有371家企业被选作为武汉市工业遗产调研对象, 其中解放后的企业239家, 解放前企业132家。通过对武汉市371家企业调查, 现在武汉市还存在有实物的工业企业仅剩95家, 在这95家企业遗产中被武汉市作为工业遗产的有29家。这29家工业遗产经历了6个时期涉及13个行业。其中, 在我国比较有影响力的工业遗产13个, 已经被列入国家文保单位的15个, 从建筑形式上分建筑群11个, 单体建筑16个, 附属建筑物2个。
2. 武汉工业遗产存在问题
通过武汉近代工业遗产情况了解, 以及相关历史数据的统计表明, 武汉市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工业遗产数量是现代工业遗产数量的几倍, 由于社会、资源、环境、经济以及工业遗产保护意识和重视程度以及保护形态的原因, 导致武汉很多的工业遗产遭到严重的破坏, 甚至是消失。在我国的工业遗产保留的问题上, 我们的经验还是不足, 我们应该了解工业遗产消失和损坏的原因, 只有了解了我国工业遗产存在的问题, 才能对我国工业遗产的现状进行改造。目前, 武汉工业遗产存在的问题就是历史价值观落后、建筑学价值、经济学价值以及社会教育价值观的缺乏, 导致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忽略了工业遗产的价值。
二、国外工业遗迹改造的启示
国外的工业遗产研究比中国早, 并且有许多成功的经典案例, 我们就以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为例进行工业遗产改造研究。
1. 面临的问题
由于长期的发展工业, 土地已经被污染, 土壤中含有大量砷或氰化物, 整个工业区的环境质量很差。由于环境的污染导致该区域生物稀少缺乏生物多样性。其次, 原来的厂房和设备, 拆除造成的成本增大, 治理污染需要的资金也是比较多, 公园的管理费用巨大。
2. 面临的机遇
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位于杜伊斯堡区和汉博恩 (Hamborn) 区之间, 这样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两地的沟通问题, 还有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和工业发展遗留下来的庞大的建筑以及园区可以形成工业文化走廊以及地标艺术长廊, 还有工业遗留建筑物可以作为公园建筑基础, 加以利用。悠久的工业历史可以引导人们思想上的共鸣, 工业建筑群可以形成独特的建筑群, 好的生态环境可以形成独特的生态环境。
3. 改造的指导原则
(1) 最少的破坏。就是充分利用原来工业厂区的建筑物以及厂区的景观建筑物, 保留原厂区的建筑风格, 这样既可以节省建筑投入又可以保留工业遗产, 我们可以在遗留的建筑中感受历史的进程。
(2) 生态原则。在选择建筑材料时应该选择节能环保的建筑材料, 选择可以促进植物生长的可以循环利用的绿色建筑材料进行公园的建设, 原厂区中植物必须加以保护使其任意的生长可以利用工厂留下的材料进行公园的建设;其次就是水的循环利用, 工厂的污水被处理后, 雨水也被收集起来引导沉淀池, 过滤净化, 进行公园喷泉以及其他用水使用。保留厂区原有的植被, 适当地引进优良的植被, 使整个公园植物种类层次分明有机地结合。
4. 改造成果
对有意义的建筑进行了良好的修复, 大部分的景观得到了利用和扩展, 工业厂区留下的材料得到了合理的利用, 厂区内生物多样性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原有厂区的历史文化得到了保留, 使得工业厂区的文化得到延续, 成为埃姆舍公园整体的一个协调良好的组成部分, 人们对公园的改造十分满意。
5. 对我们的启示
(1) 尊重历史和原貌, 不能抹杀原来的景观应该赋予她新生。改造的过程保留原貌和尽最大能力利用原貌, 不仅在经济上节省, 在环境保护方面也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这与国内一些大拆大建的作法形成鲜明对比。
(2) 建立完整的景观序列, 使得整体与部分有机地结合。在进行建筑时充分地考虑到周边的环境, 使得建筑物与周边的环境形成统一的整体, 和谐地坐落在一起。
(3) 设计与自然结合。在改造的过程中要尊重大自然, 保护好原来的生态环境, 植被尽量使用原来的本土植物。
(4) 公园管理者要有意识地整合到工业遗迹的再开发和利用中, 公园需推行积极的市场策略, 保证活动场所的实用性。
三、武汉工业遗产的特点
我国受到几千年历史文化的影响, 城市工业遗产具有特殊性, 每个比较发达的城市的工业遗产都承载着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信息, 每个工业遗产的发展变化都能反映出社会、经济以及人文发展变化, 这些工业遗产代表的甚至比一些文献代表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社会、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状态和方向还要多, 所以武汉工业遗产的特点很鲜明, 也是我国其他工业发达城市工业遗产的代表。
四、武汉工业遗产改造
了解了武汉工业遗产的特点, 怎样把武汉的工业遗物变成遗产, 怎样延续并更好地开发这些工业遗产是我们值得研究的课题。国外的经验对于我国工业遗产改造是很有意义, 值得借鉴的。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工业遗产进行改造:
1. 历史价值:
工业遗产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它是历史的见证者, 代表着时代精神和文化发展, 因此在设计改造过程中, 不能破坏这种历史记忆, 而是要延续这种记忆, 让人们通过这些工业遗产, 思考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2. 建筑学和技术价值:
工业构筑物本身的技术和结构都是比较复杂和严谨的, 因此在保留场地原貌和构筑物的时候, 它们同时也可以成为后人建筑设计时参考的样本。
3. 审美价值:
工业遗产的美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是建筑与古典美学的有机结合, 是一种简练与复杂的有机结合。
4. 经济价值:
工业遗产的改造免去了拆除重建的巨大费用, 改造之后带来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也是非常好的, 有些改造过程还可以制造就业机会和安置闲置的社会人员, 这样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还推动了社会有序地进步。
5. 教育价值:
在工业遗产的改造过程中, 游客可以从技术、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教育, 对于现代人从工业遗产建筑物了解当时的经济生产历史状况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此, 对于工业遗产的改造, 我们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 尊重场地原貌和历史。不能抹杀原来的景观应该赋予她新生。改造的过程保留原貌和尽最大能力利用原貌, 不仅在经济上节省, 在环境保护方面也要下功夫, 改造是将场地作为一个时间、空间相结合的实体, 延续历史面貌和记忆。
第二, 适应周边环境。场地的改造必须要适应周边环境, 在进行改造时要考虑周边的环境, 改造后要与周围的环境和谐, 适合居民的需求和经济发展。因此在改造的过程中既要有创新也要有保留, 能够达到各个方面的协调。
第三, 生态性原则。改造必须做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在改造的过程中要尊重大自然, 保护好原来的生态环境。不能破坏原有的生态系统, 应该建立和谐的自然生态系统, 在工业遗产改造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重视环境, 只有与大自然和谐, 我们的改造才是有意义的。
第四, 经济性原则。尽量选用当地原材料, 尽量少拆少建, 适当扩充功能, 还可以适当发展旅游, 争取能够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五、总结
工业遗产价值向度探析 篇9
关键词：工业遗产,价值向度,科学技术哲学
工业缔造和发展是工业文化培育、完善乃至隐遁的演化和更迁过程。工业遗产作为体现人类主体价值观及文明理念最丰富的载体和最具象的符号, 承接着工业发展良性嬗变的时代印记, 折射出工业文化的流变态势, 代表着社会文明顺衍发展的前进步伐, 其价值在面对迅猛增加的发展所带来的压力以及与当代不同意识形态社会的相互磨合中日益突出。探究工业遗产价值向度, 透视其价值表征, 对于正确认定工业遗产, 加强实施保护、管理与利用, 规范社会人群为准则, 具有广泛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价值认识促催工业遗产发轫
“价值” (value) 一词最初源于valoir, 古代梵文和拉丁文中“掩盖、保护、加固”词义, 表示“起掩护和保护作用的, 可珍贵、可尊重、可重视的”等含义, 即日常用语中“好的”、“有利的”、“优良的”、“应该的”等所表达的内容。[1]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是指事物或现象 (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事物或现象) 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某种有用性, 以及对个人、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生活和活动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价值既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同时也是指引人们从事实践活动的动力因素和内在尺度。认识世界目的在于改造世界, 更是为了创造价值, 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价值认识之成为人类认识形式的一大类型, 是人类对实践活动目的之探索以及恪守的产物, 是具体实践活动启动之前应率先解决、在整个实践过程中须一以贯之、而在实践活动完结之后要总结检测并深刻反思的认识内容。
价值认识的基本途径是评价。人的目光具有赋予事物以价值的魅力。[2]评价作为一种认识活动, 不光是针对事物实体本身的由浅入深的理性进程, 更是对事物与人之间意义的揭示。揭示意义其实也是揭示客观规律, 这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由比较少的知到比较多的知的认识过程。其应有之义, 是要引领个体的人、多层面的社会群体乃至整个人类朝着理想的境界发展, 这个境界是人们世世代代在生活中通过体验、感受、反思而形成的有深厚生活基础和广泛认同度的憧憬。从根本上来说, 工业遗产价值乃是历史价值物与现实需求者之间的契合及其所产生的功用。这种功用应从两个角度来看:从价值物角度来看, 价值即是价值物之功用的昭示, 其结果必然体现为载体之消失和功用之转移;从需求者角度来看, 价值即是需求者享用价值物时生发的幸福与快乐的体验。产生此种体验的原因, 多半是缘于价值物功用的转移而相应解除需求者的不足和匮乏, 使其领悟到生活的意义, 体会到生活的真谛, 由此握捉到期冀和愿景所立于其上的支柱。[3]工业遗产价值评价所遵循的标准, 是以作为实践内容的客观价值标准为根据和前提的;客观的价值标准是主体在实践中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尺度, 它与主体的社会存在和需要直接联系着……是现实地、历史地形成和改变着的, 除了主体的客观现实及其实践外, 评价标准没有其他先验的前提和更高形式。[4]
工业遗产的发轫与科技发展似乎有着必然联系, 其价值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是一种祛蔽方式和祛魅过程。人类发明技术或有诸多打算, 但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即通过设置一种于人有利的关系结构, 造成对人有用的价值过程或价值结果, 以满足人们日益发展起来的各种需要。借助于科技所完成的设置, 人类愈来愈掌管着世界, 自然在人类面前愈加“裸化”, 一切神秘的东西都无所遁其身, 它满足了人孜孜以求地了解世界本质的愿望。人的具体实践活动将人的理想主旨 (目的) 与人的作用发挥过程 (狭义上的动力) 紧密相连:正是以实践过程为中介, 目的超越相应观念领域, 融入了对象变革的现实过程。在现代性条件下, 工业主义构成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发生作用的主轴线。由科学与技术的联盟所构筑起来的现代工业, 却以过去世世代代所不能想象的方式改变着自然界。在全球的工业化地区, 并且逐渐地也在其他地方, 人类开始生活在一种人化环境之中, 这当然也是一种物质性的活动环境, 但是它再也不仅仅是自然的了。不仅是建造起来的工业区域, 而且绝大多数其他地区也都变成人类调整或控制的对象。[5]
对工业遗产价值的认识, 从根本上说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工业遗存物所产生的一种意义估价关系, 即客体以自身的功能、效用满足人类需要和人类根据自身需要对工业遗存物提供这种满足的认可程度。当某种社会关系表现出对人们物质利益的剥夺态势时, “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 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 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生产力时, 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6]人类能够做的只是改变质料的存在状态以及不同质料间的结合方式, 从而生成新的功能和关系态, 这恰恰是工业遗产创价活动的实质, 即:人依靠自身体力、智力、情感力通过改变物质结构、物质结合方式而造成理想状态和结果的过程。
二现实之物承载工业文明———遗存转化为遗产
工业遗产是承载工业文明的现实之物。凡是工业社会遗留下来的与工业文明相关的遗留物, 均为工业遗存, 其范围比较广泛。但是, 工业社会遗留下来的厂矿、企业不计其数, 其设备、产品更是数量巨大, 不可能全部予以保存, 因此, 对这些往往还要按一定原则加以挑选, 择其典型者、有某种意义者确定为工业遗产, 而这项工作则要通过相应研究, 在认识其价值基础上加以确定。[7]从17世纪的制造业作坊到21世纪的高科技工业建筑, 工业建筑本身到处都透露出人类活动的印迹。作为过程, 工业遗产价值表现为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的于主体来说的相宜状态;作为结果, 工业遗产价值表现为载有某种功能的存在物即价值物的生成。
工业遗产作为一种产业遗产, 见证了包含技术发展在内的经济社会活动整个过程。国际产业遗产保护联合会 (TICCIH) 在其颁布的《下塔吉尔宪章》 (Nizhny Tagil Charter) 中对工业遗产作出比较全面而系统的界定:工业遗产是指具有广泛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建筑价值、技术价值或科学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 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技术或者人类社会历史上重要变革情况的遗产, 既包括有形要素 (如建筑物、设备等) , 又包括无形要素 (如技术、工艺、专利和商标符号等) , 亦包括工业遗产在历史上曾经发挥的作用 (如生存、消亡、危机和矛盾等) , 及其与经济、社会、地理和社会学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显示出其特殊重要性, 并值得对其进行有效保护。由是观之, 工业遗产既是一种技术遗产, 又是经济和社会遗产。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 英国人最早使用了“工业纪念物 (industrial monument) ”这个概念, 包括所有的建筑空间和场地上的构筑物, 也就是说只要是建成于工业革命时期, 能够反映工业和技术流程起源和演变的对象都可以被列为工业纪念物。对生产的或是技术的社会重新设定秩序必须基于生产过程的结构知识, 而这通常不仅仅包含技术的因素。这种活动使得自然界提供的特定原料适用于人类的某些特定的要求, 通过技术实现绝对效率的各种合理化。伴随技术正在发生着的事情, 并非指向对于自然界的绝对征服, 而是以技术环境对自然环境的替换。
工业遗产自形成之日起即发挥着重要的认知作用, 其本身就蕴孕着一种新的效用价值、思维方式及诸多规范建制。在刘易斯·芒福德看来, 物质性并不是有机体活动的最终解释, 至少对有机体的人类的形式而言是这样, 人类活动的基础是精神以及人类对于创造性自我实现的欲求。尽管人类确实是从事着现世的活动, 但人类的本质不是制造而是思考, 不是工具而是思想, 即发现或解释, 这构成了人性的基础。所有人类的成就“更多地不是增加食物供应或控制自然的目的, 而是更加充足地满足人类超越有机体的期盼和渴望”[8]。通过改变以往诸项传统因素, 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器物、制度及价值观念, 促进人类认知向前发展。
工业遗产蕴涵着丰富而广泛的价值, 其实质是将工业遗存的价值上升为“遗产”。作为价值载体, 工业遗产可规定为“包含知识、艺术、道德、法律、信仰、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诸项能力的复合性整体”。[9]12以劳动为本源形式的人类活动, 其赋予对象以价值意义的过程, 也是人的创造性及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作为凝结了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存在形态, 人化世界的深层意义, 同时表现为对人的创造性及本质力量的历史确证。[10]以非理性为主要标志的文化意识形态虽然与以理性为主要标志的技术意识形态具有较大差异, 然而, 两者在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意识与技术效用、功利价值上则又是密切相关的。在经济一体化的时代, 保持每种文化的特性及文化特性所依赖的环境, 才能在多元社会中有效地保障发展的目标, 这样的逻辑思路在遗产保护工作中可以比较具象。
从文化角度看, 技术是工业遗产形成发展的物质基础、手段、动力和源泉。技术的主体及其成果构成了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开技术, 文化就失去了重要的硬件内涵, 甚至成为一个无形的空壳。技术文化“是通过技术对人类的进化过程和生存环境的描述, 并设法以此来解释人类的各种活动和社会文化现象”, 是“以技术为本体或本源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联系”。[11]实际上, 这种表征在现实中以多种形式得以体现, 技术已然成为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独立部分。文化语境中的工业遗产, 不仅仅指类似机器那样的器物, 而且还指技术制度、体制和技术意识形态 (如技术理念、技术价值等) 。保护工业遗产的目的, 正是保持人类文化的传承, 夯实社会文化的根基, 培植文化的多样性和创造性, 由此推进人类不断向前发展。
遗产是一种功能。保护可被视做是减缓改变步调的制动器, 至少在认为未来发展必须停止管制或吝惜的角度上, 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存在一种平衡。对城市功能保护的影响容易产生附带的谬误问题, 因为保护行为自身就是目标, 并且一旦完成后, 这个过程在逻辑上随即宣告结束。[12]技术作为社会结构整体中的一种社会要素和社会功能系统整体中的一个子系统, 要正常地发挥作用, 就必须是与其所属的社会结构功能整体维持着相互协调、相互融合的关系。[13]“工业废墟是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变的重要区域, 是不可或缺的创造的新空间, 是具有相当生命力的, 尽管废墟上曾生产出很多东西, 但在对其原始功能的一次次超越之后, 仍然拥有非常美好的未来, 从而使其从阴影下逃脱。”[14]工业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物化历史, 是不可再生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城市发展与企业成长的历史。保护好这些遗产, 就是保存这段成长的历史。
三工业遗产的价值表征
工业遗产作为近现代产业文明的历史成果, 是明示或隐形状态中形成的工业活动衍生物, 对人类社会有着重要的承载、记忆与见证功能。工业遗产通过特定符号获得传承, 构成了产业文明群体的标征性业绩, 被视为行为的产物或为将来的行为创造条件的要素, 其本质核心是传统 (来自于历史, 并被选择的) 观念, 特别是附加了价值的文化体系。保护工业遗产的动机在于认定这种证据的普遍性价值, 而并非单一遗址的特异性。无论从人文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层面, 还是从工艺审美、经济实用乃至教育宣传角度, 工业遗产已经呈现并将继续拥有意义深远的价值。
历史文化及社会认识价值。工业遗产记录着特定的历史文化信息, 是把握近代历史、解释社会进化发展的重要证据和实物, 对人类认识工业活动及其发展历程, 了解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工业技术、工业组织、工业文化等, 凝结着具有普遍性的历史价值, 这是其他文化遗产无法替代的。[15]究其本质, 历史作为十分宝贵的人类经验, 其过程具有一定方向性, 当人们不断寻求新的生活方式时, 业已存在或消失的过往便成为一种评判或鉴别的砝码, 甚而被直接当成一种仿效与追寻的对象。所有的工业建筑物都烙印着一个时代的痕迹, 均成为历史信息的源泉。工业遗产承载着真实和相对完整的工业化时代的历史信息, 能够帮助人们追述以工业为标志的近现代社会历史, 帮助后世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从根本上说是对民族历史完整性和人类社会创造力的尊重, 是对传统产业工人历史贡献的纪念和其崇高精神的传承。而工业遗产的社会价值, 则在于其所凝结的成果和属性能满足人类需要的某种性能。[16]特别是对于长期工作于工业区的众多技术人员、产业工人来说, 工业遗产更具有特殊的情感价值, 因为它记载着本人及其家属和后代的日常生活, 与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血脉相连, 饱含着厚重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
技术工艺及科学研究价值。工业遗产是工业活动的证据, 其中包含的大量科技信息, 在机械、工程、工艺、建筑、规划、产品等方面具有独特性、稀缺性的技术和科研价值, 能够折射出当时的科技发展状况和水平。生产技术存在于社会关系中对于把握技术生成发展的社会的、历史的根据是非常重要的, 将单纯的手段体系纳入社会联系中的契机是社会, 要求人类通过劳动关系结合在一起。当某项技术从大众视野里离开的时候, 如打字机、蒸汽机、蜡烛、绘画、敞篷车, 当不再成为人们工作、生活必需时, 其归宿是人类文明中值得骄傲的灿烂艺术。从艺术价值角度讲, 工业建筑往往是具有创造性或者说是具有艺术性的建筑物, 工业社会的生产设备和产品则包含有更多的科学价值。工业社会中的技术, 更多地体现为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技术原理所导致的技术发明, 无论是生产设备、生产工艺还是技术产品, 均包含着相应的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和人文知识。或者说, 如果将工业革命之前的技术称做“经验性技术”的话, 那么工业革命后的技术则是“科学性技术”。[7]对于产业建筑的研究可以把握技术演变过程, 亦能反映人和机器的关系, 而对于机器和工具运作方式研究则可以揭示出制造工艺的演变。即使是工业社会之前的技术遗产, 也具有当今科学可以借鉴的价值, 其中实物遗存尤其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许多古代发明实物已失传, 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但工业遗产本身所包含的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可以成为科技人员最为直接的研究范本, 其中的技巧更可以成为后人从事技术发明创新的重要借鉴。
转型发展及经济实用价值。工业遗产不是历史包袱, 而是无形财富, 是转型发展的产业资源。从使用价值角度讲, 工业遗产所拥有的大尺度体量适合于所有新用途。进入后工业时代, 基于服务业具有企业规模小、投资小、对空间场所等硬件设施要求不高等特点, 而工业遗产多位居城市中心, 因而两者有着天生的耦合性, 稍加改造, 工业遗产便能成为创意产业、文化艺术产业基地, 从而推动一地区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工业技术发展, 涉及技术、社会和社会需求等诸多要素, 社会选择过程也是这个复杂系统的演化过程。工业遗产并非“凝固的遗产”, 工业建筑灵活性使其非常容易被“再创造”, 被赋予新的功能和内涵, 新的工业景观变得富有人情味, 新建工厂往往和环境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形成饶有趣味的建筑氛围。一般而言, 技术的产生、发展只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 社会需求即是技术发展的动力。人们所希望的社会状况与社会现状存在的差距产生了社会需求, 由此应对现有技术进行改进或创新, 这就出现选择何种技术进行改进或创新的问题, 即有针对性地对技术进行选择。工业遗产的经济实用价值也正渊源于此。
教育宣传及精神承载价值。具有典型意义的工业遗产是一个城市时代意义的象征, 成为城市深层的精神纽带, 成为市民内心深处对所在城市的共同体验。对于历史和工程教育而言, 工业遗产是无法替代的现场教材, 许多工业遗址被作为教学基地, 把工业遗产保护、宣传和教育结合起来。虽然文明是独特的、异质的, 但在发展阶段能够发现共通点———文明形态的不同和文明的发展阶段中的共通性认识。[9]25精神方面、社会关系方面的价值事实, 虽然不像物质方面的价值事实那样可以精确地度量, 也容易见仁见智, 但是它们依然具有作为事实的客观特征。与物质价值物经常是一人一次消费不同, 精神价值物可以多人多次消费, 且可以产生倍加或扩展的作用。相比较而言, 精神价值物要比物质价值物更有效率。同时, 工业遗产通常具有民族性、地域性, 体现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和创造精神。工业的布局和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形成了特殊的内在肌理和特质内涵, 工业遗产的特殊形象则成为众多地区文化识别的鲜明标志。
四结语
工业建筑遗产 篇10
作为我国老工业基地的大中型城市, 在一定历史时期起到了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 甚至在人类的发展史上都添写上了浓重的一笔。但是在人们有了优雅的生活, 美丽的城市, 幸福的生活之后, 也开始注重身边的环境是否与时代相符。在城市建设振兴中, 这些曾经功勋卓著的老的工业厂区必然会遭受到无情拆除的命运。他们曾经是城市发展的象征, 是人们心目中一个时代的缩影, 因此如何在老东北工业基地城市振兴中, 对这些曾经的“功臣”相应地加以保护和利用, 在使其功能上既不破坏污染环境又能起到能让后人永远记住它曾经的存在, 便成为当代城市规划设计中着重探索的内容。
1、国内废旧工业厂区的遗存现状
废旧工业厂房区曾是我国某一时期新技术、新材料、新结构的代表, 是城市发展脉络的重要一环, 是城市完整形象和历史沿革的见证, 仍然承载着重要的精神功能。20世纪上半叶, 我国完成了工业化积累的重要阶段, 在积极地向世界科技先进国家学习的过程中, 工业厂房建筑的设计更多地受到西方新建筑的影响, 较多地采用了新技术、新结构、新材料, 代表了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废旧工业厂房区遗存在城市特别是大工业城市的城市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90年代后, 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 很多城市的空间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 第三产业的兴起和高新技术的引进与开发使传统工业的发展陷入困境, 很多老的工厂企业面临“关、停、并、转”的局面;另一方面, 城市的扩张使老的工业厂房建筑夹杂在新建成的区段中, 显得格格不入, 城市规划也有意识地将老的工业区向新兴工业区或郊外转移。这样, 许多工业厂房建筑就丧失了其物质功能, 并因为长时间地被空置、遗弃而日渐破败, 成为城市环境建设的负担。
2、我国工业遗产保护与改造的意义
改造是一种有形价值与无形价值之间的抽象交换, 且本身也能创造可见的经济效益。废旧工业厂房区改造在成本上, 节约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建造成本和节约大量的公共营造成本。在拆除旧工业厂房的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能源, 如运输建筑垃圾、处理建筑垃圾、拆卸过程中的人力资源等。可以说, 如果在原地新建一座相同的建筑, 其浪费的和额外消费的能源几乎等同于建筑现蕴含的能源与城市基础设施能源和拆卸所需的耗能能源的相加总和, 而这些却都可以通过改造节省下来。
不论工业建筑单体还是工业厂区地段, 都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城市文脉的延续和环境的完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从文化生态角度将文脉也理解为一种资源, 改造则提供了保护文脉资源的有效途径。
3、城市工业遗产保护与改造原则
尊重的设计原则是指在废旧厂房区改造再利用工程中, 尊重原有建筑的历史和空间逻辑关系。对于那些具备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的旧厂房的改造设计, 尊重的原则体现在维持原有厂房的历史文化气息、空间秩序、形态以及建筑风格;尊重的原则体现在对原有建筑的体量关系、空间特点、结构体系和技术设施的尊重。这些元素在内容上可能是建筑的空间、墙面的肌理、结构构件, 甚至是一些以前遗留的不起眼设备。但是, 只要设计师敏锐的将他们捕捉到, 并通过色彩、灯光、肌理、材质、视线、流线的控制等一系列室内手法加以处理, 这些东西就能够为改建项目室内空间做出特殊的贡献。
匹配的设计原则是指改造设计在满足新的功能要求下, 要做到结构上合理、经济上可行、维护上方便的原则, 从而使新的使用功能与建筑旧有空间形式二者之间相互匹配。因此, 在对待每一个具体的改造项目时, 我们应该首先通过对功能与形式的关系进行分析, 探寻现有厂房的空间规律, 挖掘空间的潜在用途, 了解可用面积与业主的需求, 进而确定改造设计的基本意向, 满足新的建筑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匹配原则。
在废旧厂房区的改造利用中, 各种新旧元素通过整合而成为一个整体, 通过新旧元素的重组与弥合, 为新生体注入新的活力和提供发展的可能性与自由度。新旧空间的共生是旧厂房区改造利用的必要前提, 也是城市设计中新旧建筑关系处理的主要内容。不论是旧建筑的内部更新, 新建筑与旧建筑之间, 还是新建筑与城市环境之间, 都应遵循新旧共生的原则。
随着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 我们的城市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失去了许多永远无法复得的东西——历史的记忆。一些有意义的传统的场景被破坏, 城市也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历史形成的街道、胡同、场区等城市形态作为完整表达建筑和城市意象的文脉, 被成片地拆除, 威胁到城市形态的相容性和延续性。难道我们的城市发展到只有依靠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去寻找那曾经的记忆不可了吗?其实, “立新”不必“破旧”, 尊重历史传统并不等于食古不化、拘泥于传统。有意识地保留和利用这些传统遗产, 将使我们的城市规划与发展不会再有遗憾。
摘要：本文主要对多元价值观下的老工业城市空间设计理念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并结合已有理论与现存案例做了具体的分析。选题的最终意义, 在于以现代城市的空间、时间遗产为主体的实践性研究, 并探索出一套可实施的可持续发展的保护与再利用的设计思路与方法。
关于城市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探析 篇11
关键词：城市工业遗产；遗产保护更新；工业遗产流逝
引言
近年来，城市中一些原有的工业用地已不再适宜一些传统的工业生产，迫使许多原有的大型工矿企业进行外迁以实现土地价值的最优化配置，伴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入，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及合理化配置不断完善，实现工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完成产业升级的工业蜕变，这些无不导致原有工业产业类型逐步消减、搬迁或消失。
工业用地的发展正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工业发展进程的缩影，见证着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而这些工业遗产以一种特殊的工业语言阐述它特有的价值，同时城市的工业发展史作为城市社会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城市发展的脉络，对于保护城市特色，保留城市记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研究城市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目的
我国由于进入后工业时期较晚，因此对于工业遗产保护与更新问题的研究工作也相对滞后，造成了理论依据不足，保护意识不强，实践经验欠缺等严重问题。而沿海地区许多大型工业城市的发展、建设速度又十分惊人，这当中大多是以高消耗为代价，只顾眼前利益，违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因此造成众多具有传承昔日工业文化，反映城市工业发展进程的工业遗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急速消失，那么这些工业遗产的价值如何评定，以工业遗产价值评定体系为依托的保护与更新机制，在原有工业用地被赋予新的功能的条件下如何应用以实现工业遗产的可持续的保护与更新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2.1研究城市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价值
本研究的意义是通过价值评定体系的建立以及可实施的保护与更新机制的应用，为工业遗产的保护与更新问题需找出路，试图探寻城市工业遗产合理科学的保护与更新的手段和途径，这样不仅解决了工业遗产自身的保护与更新问题，进而增加了该地区的社会文化底蕴，使其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同时让昔日辉煌的工业遗产焕发新的生命活力也有利于塑造具有特色的全新的城市形象。
2.2社会价值
工业遗产具见证了人类巨大变革时期社会的日常生活。工业遗产记录了普通劳动群众难以忘怀的人生，成为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基础，构成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保护工业遗产是对民族历史完整性和人类社会创造力的尊重，是对传统产业工人历史贡献的纪念和其崇高精神的传承。
工业遗产中蕴含着务实创新、兼容并蓄，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精益求精、注重诚信等工业生产中铸就的特有品质，为社会添注一种永不衰竭的精神气质。有重要社会价值。保护好不同发展阶段具有突出价值的工业遗产，才能给后人留下相对完整的工业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轨迹，提高对科技发展史的研究水平。而保护某种特定的制作工艺或具有开创意义的范例，则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2.3经济价值
工业的形成与发展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可以避免资源浪费，防止城市改造中因大拆大建而把具有多重价值的工业遗产变为建筑垃圾，有助于减少环境的负担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工业遗产既能为后世留下曾经承托经济发展、社会成就和工程科技的历史形象记录，也能为城市经济未来发展带来许多思考和启迪，更能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它们见证了工业景观所形成的无法替代的城市特色。保持生机勃勃的地方特色，具有特殊意义。保留工业遗产的物质形态，弘扬工业遗产的文化精神，作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认定和保存有多重价值和个性特点的工业遗产，对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维护城市历史风貌、改变“千城一面”的城市面孔、无时不在提醒人们城市曾经的辉煌和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城市居民留下更多的向往。
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存在问题
3.1城市工业大部分遗产遭到遗弃毁坏
随着城市化步伐的逐步加快，对工业遗产在拆与保、遗弃与利用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碰撞。尽管近年来一部分工业遗产开始被列入保护之列，特别是一些传统工业城市，尚未将工业遗产保护纳入文化遗产保护范畴，缺乏对工业遗产的总体评价。但是受法律保护的工业遗产项目仅占应纳入保护内容中的很小一部分长期以来，目前世界各地的工业遗产正面临着毁坏和遗弃以及掠夺式开发导致的严重威胁。
3.2人们对于保护工业遗产的意识不高
人们习惯于把农业社会时代那些历史悠久的文化遗存作为文化遗产悉心加以保护，而对于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保护则重视不够。在人们开始注意保护数千年、数百年前祖先创造的历史遗存，而往往忽略几十年前在我们父辈或者我们自己手中创造的文化遗存，为了有限的商业利益，不惜将一些经历战争磨难和文化浩劫而幸存下来的优秀工业遗产遗弃或拆毁。
工业发展深刻变革的物证材料对人类而言具有广泛的价值，我们必须认识到保护这类技术和产品迅速更新换代的生产领域的工业遗产的重要性。因此，在城市更新和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对待工业遗产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要课题。
4城市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策略
4.1保护城市工业遗产的措施
鉴于工业遗产既是文化遗产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应尽快开展工业遗产保护相关法规、规章的制定工作，使经认定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遗产通过法律手段得到强有力的保护。现行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在有关工业遗产的保护方面不够明确和完善，有待在进一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加以充实。
当前，工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必须对这类调整给工业遗产带来的潜在威胁进行预测，同时制定能够快速应对的各项程序，以防止工厂关闭停产后导致重要遗产元素被拆改、损毁或破坏。在未进行认定的情况下应立刻停止正在发生和计划中的对工业遗产的拆改行为。设立专家顾问机构对工业遗产保护的有关问题提出独立意见。一旦工业遗产受到威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具有法律保障的权利加以干预、制止。
4.2 工业遗产更新与重新投入利用
近年来，由于制造业经济大量向金融、物流、中介、研发等方向转型，所以许多适宜的厂房、通过对独具特色的工业建筑遗产资源的多角度挖掘，能够促进旅游开发和经济发展；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层面，工业建筑遗产资源可以减少城市的消极景观，在生态和景观重塑方面，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使原本缺乏活力的点状工业遗产重新焕发青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为城市居民提供游憩服务。
同时人们对于这些工业建筑的文化信息和传统风貌格外珍爱，适度地改造往往仅限于室内，如增加隔热保温措施、进行内部水电改造、添加卫生设施、房间结构加固及装修等，而对于工业建筑的外观和格局及室外环境尽可能保持原貌，以提醒人们这些工业建筑和设施不同寻常的历史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5.结语
城市工业遗产经历蹉跎岁月，忽视或者丢弃这一宝贵遗产，人们在未来只会后悔莫及。工业遗产同时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失去了它，城市将会出现一段历史空白，这座城市工业发展的年轮与记载将会全部消逝。人们对于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将会荡然无存。因此，只有充分调研，形成良好规划，坚持科学、有序的发展策略，才能将珍贵的工业遗产保存下来，形成经济发展与人文情怀互相依存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天津市总体规划（2005～2020）说明书.
[2]郭少峰，城市工业废气地生态修复与更新丝路出摊，【硕士学位论文】，田径大学，2007.
工业建筑遗产 篇12
地点: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1号莱锦创意园区CF08室
主办:《城市建筑》杂志社
协办: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创研建筑设计中心
沙龙主持:刘伯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北京华清安地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总经理
耳听保护工业建筑遗产的口号声响日益强烈, 却眼见工业建筑遗产屡遭遗弃、破坏, 甚至消失。
痛定, 当思痛。
中国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究竟面对哪些掣肘, 陷入怎样的困境?
出路又在哪里?
或者试问:
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意义何在?中国工业遗产保护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是否需要更加完善的保护与再利用制度?
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在文物保护、城市规划、工业建筑再利用等方面面临哪些问题?
工业建筑遗产保护和再利用如何与文化创意产业更好地结合?是否需要更加多样的开发模式?
“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国家, 从工业发展的历程来看是非常独特的, 所以看待中国工业遗产在国际工业遗产中的地位, 如何对待中国的工业遗产, 是否保护, 怎样保护, 保护之后用做什么功能……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刘伯英:首先感谢《城市建筑》杂志社为我们创造了这样一次机会, 同时感谢哈工大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创研建筑设计中心给我们提供了场地。这是我在莱锦创意园区改造完成后第一次来, 今天也有幸请来了这个园区的主设计师—夏天, 稍后请他给大家讲一讲。今天的议题主要包括:中国工业建筑遗产保护和再利用面临的困境和出路;中国工业建筑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的机制, 如何通过管理、经济策动来实施保护和再利用;工业建筑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的技术保障;文化兴国战略是不是能够给我们工业建筑遗产保护创造一个新的契机?
今天邀请的嘉宾来自不同领域, 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投资商、运营商, 有来自高校、从事工业建筑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研究的专家学者, 还有直接参与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实践的设计师。ZNA事务所的总监王旭先生连续两年以工业建筑改造与再利用为题组织国际青年建筑师设计竞赛;张路峰老师与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中央美院等高校共同组织了六校联合毕业设计, 对工业遗产再利用和工业建筑改造进行探讨;张勃老师正在举办一个以798艺术区为题的设计竞赛—城市立体农场。
工业建筑遗产保护和再利用已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课题。2012年11月将在台湾, TICCIH (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 举办亚洲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 主题为“后殖民主义和工业遗产的再解读”。与我国工业建筑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研究类型不同, 还包括科技史、产业史、景观等方面的专题, 研究内容更加宽泛和深入。这次会议将体现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对亚洲的关注。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国家, 从工业发展的历程来看是非常独特的, 所以看待中国工业遗产在国际工业遗产中的地位, 如何对待中国的工业遗产, 是否保护, 怎样保护, 保护之后用做什么功能……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在接下来的沙龙讨论中畅所欲言。
“改造时我们将小的产业单元之间的顶板掀掉, 只保留了原来的结构梁, 保留结构梁可以保证原来的结构不会被破坏太大, 这样加固的工作会减少一些。另外, 这些梁都保留下来, 从远处鸟瞰, 整体的气势还在, 厂房仍然有一个非常整体的形象。”
夏天:莱锦这个项目的设计实际是两个设计公司合作的, 日方是隈研吾事务所 (KKA) , 中方是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北京时空筑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在这个设计过程中, 规划阶段是两方一起来做, 到最后施工图深化的时候, 日方主要负责外观, 我们主要负责室内。这个设计项目的开发商叫北京国棉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他们的理念也都不是将这个项目做到经济利益最大化, 这可能也是这个项目能成功的原因之一。
原有的厂房是1954年由当时的纺织工业部设计院设计的, 面积大约58 000m2, 一次建成。厂房的结构设计相对798厂房 (东德建设) 更加经济, 以50年使用期作为设计原则。在做厂房结构鉴定的时候, 很多专家也说, 通过这个厂房可以看出1954年国家有多么困难, 结构的截面很小, 而且配筋相对少, 所以它也代表了中国的一个时代特点。
厂区前面的办公楼实际上原来和后面的厂房是一起的, 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原来的纺织工人都是从办公楼进入, 整栋楼分三层, 一层主要是原来厂房的更衣室, 二层是办公区, 三层是会议室。
我们在做改造的时候拆掉了那些结构质量、外观比较差、内部空间没有改造利用余地的辅助建筑。厂房的锯齿屋面非常有震撼力 (锯齿形的北向天窗是根据纺织工艺的要求, 在满足基本采光的同时保证阳光不直射进入室内) , 屋面上原来的防水层是石棉瓦, 保温层是10cm厚的稻草, 改造设计之前, 有些屋面上已经长了草和小树, 屋面局部漏水, 但是结构没有问题。另外低矮的厂房跟周围高密度的高层塔楼形成很强的对比, 也带给人很强的冲击力。
改造时我们将小的产业单元之间的顶板掀掉, 只保留了原来的结构梁, 保留结构梁可以保证原来的结构不会被破坏太大, 这样加固的工作会减少一些。另外, 这些梁都保留下来, 从远处鸟瞰, 整体的气势还在, 厂房仍然有一个非常整体的形象。这些顶板拆掉之后, 阳光、空气和水可以进入内部, 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办公环境。也保留了一些机器, 憧憬着能把机器放在走廊里。
这个园区室内空间的最大特点就是室内高度给每一家提供了自己装饰室内的可能性, 激发了使用者的创造欲望。现在, 很多家公司的室内装修都非常不错, 是我们当初没有想到的。
结构改造是一个难点, 我们利用原来结构, 在不给它增加荷载的情况下, 把新的保温和防水按照规范要求做上去, 这花费了我们很长的时间去研究。
刘伯英:刚才你说梁里面配筋不足, 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夏天:不同的位置采用不同的加固方式。柱子是采用了扩大截面的方式, 首先把基础挖开, 在原来的基础上做植筋, 浇筑混凝土, 相当于把它原来的柱子加粗了一圈, 另外, 每个柱子的两侧还增加了不到两米宽的剪力墙。主梁也是通过植筋的方式增加截面来加固。
王旭:这个厂房在1976年地震时, 没有很大的破坏么?
夏天:没有受到很大的破坏, 之后也进行了一些加固, 但是当时加固仅限于最外圈的部分, 内圈变化较少。
刘伯英:从工业遗产保护的角度, 在和日方交流的过程中, 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么?
夏天:日方一直觉得这个地方好, 觉得这个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 非常有欲望把这个东西做的很有意思, 最初阶段的概念方案对厂房的改动比较大, 可能做“过”了。
李匡:我们当时也做了一套方案, 和实施方案最大的区别就是, 58 000m2的厂房全部保留, 只是在里面开了一些通道和庭院。但是业主方有面积的要求, 如果只保留厂房和办公楼面积不够, 所以在厂区的南侧加建了两栋高楼, 这样总面积跟业主要求的差不多。但是之所以没能实施是因为这两栋楼批不下来, 所以最后采取的办法是拆除一部分厂房, 新建一些5层的楼。我接触过不少类似的项目, 我觉得做到莱锦这种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工业遗产的实践比较难做, 往往谁都不满意。改得多了文物专家会认为是破坏不是保护;改得少了建筑师会觉得比较单一, 没有变化。
我个人觉得比较遗憾的有两点:锯齿形屋面是厂房最有特色的部分, 当时我们设想利用斜屋面做太阳能, 坡向和角度都很合适, 后来因为造价和结构的原因没有做成;另外, 原来设想在屋面做一些上人的平台, 让人感受一下建筑独特的第五立面, 这个也没有实现。
“我觉得城市发展速度的主要决定权掌握在三部分人的手中:一是政府, 二是开发商, 三是设计师。中国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 但在西方国家, 即使是一草一木的改变都受到大家的关注。”
薛运达:我觉得城市发展速度的主要决定权掌握在三部分人的手中:一是政府, 二是开发商, 三是设计师。中国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 但在西方国家, 即使是一草一木的改变都受到大家的关注。这几年我从一个建筑的爱好者转变成了保护者, 尤其王旭老师回国之后, 我们共同出版了一系列的图书, 记录一些老建筑的变迁。
我觉得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老建筑都没了, 又新建了一些假的“文明”。莱锦这个园区是我们四年前首批开始要保护的地方, 当时陈世杰老师联合几十人共同呼吁, 过程中有很多反复, 其实就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较量。中国始终在一种错位的状态下野蛮生长、快速发展, 所以才有了这样的现代化。其实中国用工业化把原来的农业完全取代了, 我觉得也许我们要有更多思考, 阻止如此快速的开发。最近出现了一个好的现象, 城市开发速度在减缓, 可能工业时代会延长5年或者10年, 还能有一个缓冲期。这是个绝好的时期, 只要有资源, 我们就要做下去, 不仅是思想上的, 更要付出实际行动。
“目前针对工业建筑遗产, 我们工作的重点主要还是放在价值评估上, 但具体的保护办法还没有明确的规定。针对工业遗产这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型, 不可能完全‘死保’, 它的展示、阐释可能更加重要。”
刘伯英:王晶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而且参加了TICCIH的会议, 她对国家文物局针对工业遗产的政策非常了解, 也是“十二五”规划中关于工业遗产的编制人员。
王晶:因为我是跨到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 所以可能我所关注的内容离建筑设计远了点, 总的来说, 我们是做宏观的、全国的工业遗产保护体系方面的工作, 同时与国际上工业遗产保护组织进行一些交流。国家文物局在2006年无锡论坛上提出重视工业遗产, 之前工业遗产与古建筑等传统工业遗产一同管理, 但其实在操作过程中, 这两个类型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目前我们初步编制完了全国体系的工业遗产“十二五”规划, 内容包括在“十二五”期间工业遗产整体的发展方向、建设策略等方面的内容。
刘伯英:现在工业遗产还没有专项资金么?“十二五”规划里有没有提出来?
王晶:目前的工业遗产主要是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体系里面发掘。前六批“国保”单位里面真正称得上是工业遗产的内容其实并不多, 即使把一些古窑址、矿址都算上, 数量也不多, 工业遗产的内容大部分都集中在潜在的国保单位名录中。目前针对工业建筑遗产, 我们工作的重点主要还是放在价值评估上, 但具体的保护办法还没有明确的规定。针对工业遗产这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型, 不可能完全“死保”, 它的展示、阐释可能更加重要。相比于“再利用”, 我们更倾向于强调将工业遗产的“展示”, 这也是文化遗产惠及民众的一项重要措施。
工业遗产的保护、展示可以上升到全民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高度, 如果将工业遗产纳入到各文物保护单位的项目, 虽然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有一些要求, 但同时也可以争取到相应的政策、资金的支持, 有它积极的一面, 有利于对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与展示, 还可以结合工业考古遗址公园等项目, 作出工业遗产保护展示的典范, 所以我觉得对于工业遗产来说, 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在坐的各位专家也可以为工业遗产的保护, 展示提供更多的方向、建议和技术支持。
刘伯英:通过我们 (中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遗产学术委员会) 两次学术会议, 大家都在呼吁希望确立一种方式, 把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汇总, 比如在国家层面设立一个课题, 把全国的工业遗产的调查及管理办法、评价方式进行综合比较, 就会非常好。
王晶:是的, 如果一个课题有这么多专家共同参与, 会非常有利于工业遗产的保护事业, 而工业遗产这一类型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较为欠缺的, 设立工业遗产全国范围内的专项研究可以填补我国文化遗产类型研究方面的不足, 同时也响应了世界遗产在区域平衡、类型平衡方面的要求。
刘伯英:刚才王晶说的特别好, 其实中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遗产委员会的成立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目前全国各地进行工业遗产保护研究的, 无论是高校老师还是研究机构, 还是相对分散, 势单力薄, 社会影响力非常微弱。面对城市和经济的高速发展, 单纯依靠个人的努力作用太微小, 所以我们首先成立了这个学术团体, 从研究的层面, 把全国的专家能够组织起来, 接下来我们想通过这个学术组织发出更强的声音, 来影响整个社会。
实际上在实施这个层面, 已经有一批有觉悟的开发商参与进来, 比如万科做了天津的“水晶城”、“长春的1948”等项目, 比如今天我们请来的薛总, 我们叫他“文化开发商”, 他把工业资源变成了文化资源, 然后进行经营, 在园区里发展文化产业。我觉得现在特别需要政府来做一个纯粹的工业遗产保护项目。引入新概念, 在更高的层面上去做有意义的尝试、示范, 不要只限于创意产业园这么单一的方式, 要有更多的出路。像我们做首钢、焦化厂时提出的工业遗址公园的设想, 把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提高一个层次, 真正实现遗产保护的意义。
我们正在积极与TICCIH联系, 向国际组织发出中国的声音, 把中国工业建筑遗产保护推向国际化。
王晶:2011年11月底, ICOMOS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在巴黎召开年会, 会议期间TICCIH (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 的常务秘书长Smit h特别与中国代表进行当面交流, 希望能够加强中国学术研究团体与TICCIH在工业遗产保护方面的合作。我们也通过书信与Smith进行了沟通, 他当时有意在中国设立一个national committee (国家委员会) , 因为在欧洲基本上所有的TICCIH成员国都有自己的national committee, 而中国并没有TICCIH的下属分支机构。他倾向于在中国设立这样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团体, 首先可以方便交流, 相当于建立了一个比较长期的联系, 其次可以有机会承办年会, 扩大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我认为可以借此机会, 充分发挥中国工业建筑遗产学术委员会的作用, 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研究的力度和广度。
“因为工业遗产涉及的因素比较多, 有些评价因子不容易完全量化处理, 但是评价的时候还必须有一个分值,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引入模糊数学理论和人工神经网络理论, 并自行开发了工业遗产建筑评估软件。”
刘伯英:北京工业大学申请了一个关于工业遗产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我想了解它侧重在什么方面呢?
孙颖:我们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主要还是针对工业遗产建筑价值评价体系的研究。因为工业遗产涉及的因素比较多, 有些评价因子不容易完全量化处理, 但是评价的时候还必须有一个分值,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引入模糊数学理论和人工神经网络理论, 并自行开发了工业遗产建筑评估软件。本课题采用的是模糊AHP和人工神经网络ANN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其中模糊AHP评价方法有利于指标权重的科学确定, 人工神经网络评价方法ANN有利于解决专家赋权法主观性较强的弊端。工业建筑遗产神经网络评价是以商业软件Matlab工具为平台用Matlab语言实现的, 它包括两个部分, 其一是神经网络训练, 从给定的样本训练出达到期望输出的网络确定权值, 训练好的网络权值被存储到一个外部输出文件, 评价时可以调入该文件对新案例评价。另一个是神经网络评价, 利用训练好的网络权值, 从给定的新评价指标集合, 逐层运算神经网络, 最终得到对该工业建筑遗产的总体评价。将专家咨询评价后的数据输入到程序中, 当有10个案例输入进去之后, 软件做出的评价结果就会比只输入1个案例时更科学, 同类案例不断叠加, 叠加的相似案例越多, 程序相对越成熟, 科学性也越强。
刘伯英:现在程序编制出来了么?通过验收了么?
李艾芳:程序已经有了, 但是还没有通过验收。我们在2008年申请了课题之后, 参加了刘老师组织的几次会议, 特别受益。在工业遗产评价的过程中, 专家的建议各不相同, 对于不容易量化的内容做出相对科学的评价是需要很大的积累。这个软件实际上就是不断汇总同类案例, 然后得出相对合理的评价结论。我觉得按照这个思路是可以走下去的, 但是这个课题是很庞大的, 涉及到很多领域, 毕竟工业建筑类型特别复杂, 涉及的工艺、流程等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论证, 所以目前还只是阶段性的成果。
刘伯英:这确实是一个体系特别庞大的课题, 我觉得对国内目前来说, 软件的应用特别关键。这个软件是可以推广的, 用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产业, 也可以有不同的权重、不同的要素。
孙颖:是的, 刚才刘老师提出通过某种方式把全国的信息进行汇总,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申请了关于工业遗产的国家基金, 最近也参与了一个邯郸工业遗产的项目, 所以也特别希望把积累的东西应用到这个上面。
说到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所面临的困境, 我觉得怎么把它保留下来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这个决策权往往不是由设计人员掌控, 可能由政府来推动更适合。我觉得目前政府已经能够做到从长期利益来看待问题, 不片面追求经济利益, 而是追求综合效益。但是还是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多加考虑:第一, 提出的方案是否符合该城市的发展状况, 尤其针对二、三线甚至更偏远的城市, 因为每个城市所处的条件不同, 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第二, 改建的成本有多高、“推倒重建”和“保护再利用”哪种方式更省钱, 这是他们关心的, 所以我觉得技术研究和造价信息的公开, 可能更有助于建筑师的方案得到认可。我今天对夏天老师介绍的内容很感兴趣, 如果当时我们做项目的时候能了解这些信息的话, 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好的结果。所以经济、技术、可行性的问题都是不可回避的。全国有这么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探讨, 但对于一个成功案例来说, 它一定不是强调一时的效益, 而是权衡若干年后运营的情况及综合效应, 这个问题是政府决策层更关心的。保护方案和技术之外的因素往往也会影响政府的决策, 因为他们要站在更高的角度看问题, 他们的决策是要让更多方面的人受益。因此, 我觉得更多的信息共享, 会有助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把自己的保护观念、设计方案真正落实到实处, 如果没有把相对全面的信息提供给决策者, 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决策。邯郸的这个项目, 原来是一个非常大的纺织厂, 现在方案原则上通过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拿到后续的修改建议。我们的方案是把原来有价值的厂房保留下来, 因为邯郸比较特殊—地下遗址比较多, 而厂区里的宿舍区就建在遗址之上。
张路峰:其实我挺关心这么大的厂区, 如果不做创意产业, 还能做什么?您现在策划的功能是什么?
孙颖:厂房将来可以作为棉纺集散的物流、展示、销售空间, 我们建议暂时不动, 全部留下来, 将来策划一个展示我国纺织技术发展历史的文化广场。其实这个13公里长的街景整治规划最大的焦点就是工厂要不要保、保多少, 连市长也一直在关心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 虽然原则上留下来了, 但是到底能留多少, 我还在等消息。同时, 我们希望厂区、宿舍、仓储区, 包括铁道线全都在, 形成一个大的系统。我们建议保留下来就是为了强调邯郸是历史文化名城。现在城中已有两个历史街区, 如果把这个全都保护下来, 那么可以作为新的历史街区, 而且该街区还有未挖掘的地下遗址, 所以它的保留对整个城市来说意义重大。
李艾芳:面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工业遗产应该保护下来?是看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技术价值以及艺术价值, 按照这六大原则来确定吗?那么由谁来确定?是文保部门评定还是专家组评定?现在工业遗产的保护措施还是很模糊。
刘伯英:我们要保护工业建筑遗产, 首先要认定其价值, 但价值认定的标准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北京和上海、天津的评价标准就不一样, 钢铁类和电子类工业建筑遗产价值评价标准也不一样。李老师讲工业建筑遗产有六大价值, 因此, 需要有六个方面的专家来分别认定, 最终由专家达成共识。所以刚才提到采用打分的方式, 其实是我们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价值初步认定的环节, 之后再通过专家咨询会、评审会的方式去最终认定。政府在这个过程中, 主要起到引导、组织的作用, 最终将工业建筑遗产的名录公布、挂牌, 让遗产保护受到法规的保护, 让遗产保护受到社会监督。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 涉及政策、资金、技术等诸多层面的思考。目前我们还是默默地在微观层面做出努力, 其实需要更多人的响应和参与, 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共同努力。”
潘宣亮:工业时代是1776年以后在全世界开启的, 当时随着工业的发展产生出了一种建筑类型, 是随着产品的需要来设计建设的, 这可能是工业建筑的起源, 也是工业时代的文化。当我们谈工业建筑遗产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概念。
近十年在国民经济大幅增长以后, 我们发现保护老厂房的意义和人们四十岁之后总愿意回顾过去的想法很相符, 这也使我们对工业建筑遗产有了更深的感触, 它的价值和意义越来越大, 所以在呼吁对它进行保护的过程中, 我们要建立一个理论体系和价值评价模式。
我国目前的建筑遗产保护基本都是针对建国初期以来的, 比如在革命遗产方面的保护就做得比较好, 大部分的遗址, 包括领导人的故居, 保护得都很好;那么一脉相承, 站在人文的角度、民族资本、民族历史阶段的角度来看, 工业建筑遗产也应该得到保护和传承。民族的、国家的, 其实也是世界的。针对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应该形成一个系统的、明确的建议, 并得到国家的认可, 然后正式确立项目, 由专家主持, 对中国民族工业发达的地区进行一次工业建筑的普查评估。在城市中, 对于任何一处二三十万平方米面积的工业厂房, 不可能完全保留, 应该找到保留的核心价值在哪, 是厂房的设计、下水的设计, 还是排风设计。再有, 工业遗产的利用需要很大的经济支持和遗产利用, 可以由政府支持, 或者民间组织、慈善组织的支持, 所有层面都可以对民族文化的延续做出一些贡献。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 涉及政策、资金、技术等诸多层面的思考。目前我们还是默默地在微观层面做出努力, 其实需要更多人的响应和参与, 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共同努力。
“我想谈谈关于困境和出路的问题。困境我觉得有两个层面, 一是保还是不保, 涉及价值的评估、社会各个阶层认识不平衡等问题。二是一旦决定保护了之后如何去保护。”
张路峰:我想谈谈关于困境和出路的问题。困境我觉得有两个层面, 一是保还是不保, 涉及价值的评估、社会各个阶层认识不平衡等问题。二是一旦决定保护了之后如何去保护。
我先说第一个层面。实际上工业遗产保护只是一小部分人达成了一些共识, 整个社会还远远没有认识到这个遗产门类的价值, 所以这件事情做得比较困难。有这种认识的人往往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 都是别人在做决定, 所提的建议也经常不被采纳。
举一个例子, 2008年我参观了哈尔滨的亚麻厂, 厂区里的建筑一下子将我带回到了那个年代, 就像刚才社科院的潘老师说的, 工业厂区有存储城市记忆的功能, 是不可替代的。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来看, 它是城市里的异质区, 城市面貌在逐渐趋同, 有了这些特殊的东西, 城市会保有一定的特色, 所以它的价值从专业角度来看是很大的。但是地方政府, 尤其是二、三线城市里的开发商, 少有这样的觉悟。去年我再去哈尔滨的时候, 想以亚麻厂为题做个联合设计, 结果得知厂区早被拆光了, 而且新楼盘都已经建完了。
还有一个例子是唐山的华新纺织厂。唐山是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之一, 有丰富的工业遗产资源。现在水泥厂保留下来了, 改造成了中国水泥工业博物馆。而水泥厂对面的纺织厂也早已经废弃, 一大片带锯齿形天窗的单层厂房, 和我们所在的“莱锦”这个地方差不多。当地政府, 包括规划局的专业人员, 都认为它已经没有什么价值, 空间也没有用, 如果说用来搞创意产业, 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唐山根本没有成气候的创意产业。
工业遗产保护有实践先行的特点, 如果各地的工业遗产已经面临被拆除的问题, 而我们还在研究如何给它评分, 我个人认为这个有些不太靠谱。对工业遗产进行评分无非是想说服领导, 通过定量化的数据来让决策者认识到工业遗产的价值, 但数据怎么可能会影响到非理性的决策者?我们真正的困境是怎么能从感性上让更多的决策者与我们专业人员达成共识。
另外, 市民大众、微博的力量是很大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旁边有一片铁路住宅区, 也算是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有人要开发, 网上讨论得很厉害, 设计图都出来了, 但规划局却不知道图是怎么来的。这件事被发布在网上, 好几万的点击量, 估计现在想搞定这件事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所以我觉得民意和公众的参与也是一种有影响的途径, 可以让困境得到一些缓解。关于保与不保的困境, 我们实际上面临很多层面的困难, 但如果只从美学、建构等专业角度来考虑问题, 影响力会很微弱。
咱们的研究落后于实践, 政府相关的法规也落后于实践, 所以我觉得现在最有力的研究就是案例研究, 因为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比如莱锦产业园这个例子, 我觉得如果哈尔滨亚麻厂的领导、华新纺织厂的领导看到这个案例之后, 一定会后悔。因此, 我觉得我们应该做更多的案例, 这些案例可能完全没有共同之处, 但是等案例积累到了一定程度, 可能我们的思路就清晰了, 也有可能房子都被拆光了。
第二个困境, 我觉得是一旦决定保护之后, 不同方案之间我们怎么选择。我想到一个思路。以前我们做设计总是功能决定形式, 先想好做什么功能, 而工业遗产正好相反, 是形式启发功能, 这个空间适合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不能把原来工厂建筑的优势当成劣势。我看过一些例子, 几百米长, 四五十米一跨的大空间, 设计师却把它分成小格子, 当小空间来用, 意义何在?大空间就该按照大空间的做法来使用, 策划出适合这个大空间的功能, 而不能本来是大却要切小, 本来天窗开口朝北却要改成朝南, 类似于这种破坏性的改造, 实际上是第二个困境。
去年在哈尔滨我们参加一个和台湾几所大学联合搞的一个研习营, 其间参观了一个叫“西城红场”的地方, 据说是由老工厂改造的, 但改得“面目全非”, 将厂房“精装修”了一遍, 地面全部使用大理石铺装, 完全认不出老厂房的样子了, 工业的意象仅仅靠弄一些钢管雕塑来提示一下。这种改造属于“用力过猛”。我问过做这种设计的建筑师为什么要做成这样, 他说原因很简单, 只有通过往里面填一些贵重材料, 才能收上设计费来, 否则甲方会认为你没做什么设计。所以这里面存在一个由于“过度设计”导致工业遗产二次破坏的问题。
刚才我只讲了困境, 但出路何在?还是请其他专家讲讲吧。
孙颖:针对张路峰老师提的设计过度的问题, 我想谈一点想法。因为申请关于工业遗产的课题, 我们调研了上海的屠宰场改造项目。那个园区的管理可能比有些园区要好一些, 改造完成后, 商铺入驻时需要遵循一个类似城市设计导则的文件, 它对于空间再划分有一定的限制, 规定哪些不允许动, 或者对于有争议的新兴事物必须做可逆的改造, 这也借鉴了文物保护单位的规定。所以我觉得设计过度, 可能不完全是设计者的素质问题, 是我们对这种比较敏感的、有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建筑缺乏一定的管理和引导。
“我认为工业遗产是一个很宽泛的课题, 需要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共同参与, 包括建筑、遗产保护、规划、生态修复、文化投资等不同领域, 从不同角度出发, 能够将工业遗产的问题分析得更清楚一些。同时, 大家需要达成一些共识, 而不是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李匡:这些年参与了不少这一类的项目, 也做了一些研究, 我谈几点自己的感受。我认为工业遗产是一个很宽泛的课题, 需要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共同参与, 包括建筑、遗产保护、规划、生态修复、文化投资等不同领域, 从不同角度出发, 能够将工业遗产的问题分析得更清楚一些。同时, 大家需要达成一些共识, 而不是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从我自己的体会,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工业遗产的意义和价值。首先, 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来看, 因为工业和城市的关系是比较紧密的, 城市能够从工业革命以前几十万人口的中小城市发展到现在上千万人口的大都市, 与工业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工业化的发展、没有工厂的产生, 城市就不会有这么多人, 城市的形态也不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举一个例子, 解放前北京的城市形态和解放后的城市形态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别, 就在于解放前北京是一个纯消费性的城市, 解放以后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的城市。所以工业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 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是国内外不同背景的专家、学者达成共识的。也就是说, 不仅仅是那些宫殿、民居、庙宇、墓葬等算文化遗产, 工业方面的遗产对于整个人类发展来说, 也是至关重要的, 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看, 工业遗产的价值是不用怀疑的, 肯定需要保护, 只是大家对于保护的标准怎么来确定还有一些争议。
其次,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 西方对工业遗产保护兴起的时间和可持续发展思想兴起的时间是比较接近的, 大约都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城市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 好多工厂都荒废了, 很多从事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人认为那么大片的工厂拆掉会产生很多的建筑垃圾, 消耗掉很多能源, 如果能够把它们保留下来, 通过改造利用承载新的城市功能, 对于城市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也成为最早保护工业遗产的一个契机。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 大家讨论工厂价值的高或者低, 并不能作为决定工厂保留与否的唯一因素。因为一个工厂即使从遗产保护的角度来讲价值不是很高, 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仍然有保留再利用的可能。这能够让我们跳出价值评价的误区—只以历史文化价值高低决定保留或是拆除。比如尚8文化创意产业园, 从北京市或者全国工业发展的角度来看, 可能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并不高,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保留并利用它, 所以我觉得对于工业遗产问题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进行思考。
第三, 刚才张路峰老师说的让我很受启发, 可以从城市多样性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现在每个城市都在讲特色风貌街区, 塑造自己的地标, 但往往每个城市的新区都很相似, 大家花很多钱去创造一个区别于其他城市、地区的建筑, 实际上最后的结果却是趋同。因为采取的手段是一样的, 都是把原来的房子拆了, 不考虑原有的山形、水系、地貌特征、历史文脉等因素, 只强调建筑本体的创作, 而忽略城市原有的独特的资源。工业建筑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类型, 最大的特点是规模宏大、造型奇特, 尺度与民用建筑差别显著, 因为它是容纳机器设备以满足工业生产需求的, 厂区本身就有别于城市中的其他街区。所以如果能够保留一些工业建/构筑物及设施设备的话, 城市街区的特色自然也就比较鲜明了, 而且是一种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环保的方式, 这比花很多钱去塑造跟迪拜、纽约一样的街区更有意义。
所以, 如果从以上三种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工业遗产问题的话, 会形成不同的思路。同时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对工业遗产问题看法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文物和遗产方面的人谈到工业遗产问题时强调的是保护, 要求尽量不要改动原有的样式、空间、结构甚至主要功能;而做建筑设计的人常常有创作的冲动, 希望设计作品成为新的焦点, 在工业遗产的再利用设计时往往都是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造, 容易出现刚才张路峰老师所说的过度设计的问题;另外由于工业遗产多以厂区的形式存在, 且规模一般都很大, 所以规划师更重视的是路网的打通、市政基础设施的完备及与周边区域的衔接等问题;城市领导者则比较关注经济上的平衡, 产业的升级, 税收的增加及城市面貌的更新等。大家基于不同立场和视角, 对工业遗产的看法和思路也不尽相同, 这是很正常的, 这也正说明了工业遗产问题的复杂性。重要的是大家要努力寻求共识, 守住共同的底线。我认为当前的共识与底线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1) 工业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其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2) 经过近些年来城市迅速扩张的破坏和拆除, 城市里所剩的工业遗存已非常有限, 且不可再生, 因此当前的保护工作带有抢救性, 应该尽量少拆多留, 价值高的作为遗产进行保护, 价值低的可以作为资源进行改造利用; (3) 工业遗产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十分迫切的问题, 在加强研究的同时, 通过实践案例来摸索解决办法是非常务实而有效的途径, 因此对于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及改造的实践活动不应求全责备, 要加以鼓励, 营造一个宽容的环境; (4) 要正视工业遗产问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对经济、产业、交通、市政及环境等问题应充分重视。以今天会场所在的莱锦创意产业园为例, 这里原来是北京第二棉纺织厂, 现在改造成了文化创意产业园。虽然没有做到百分之百的保护, 但主要的厂房和办公楼保留了下来, 原有空间和风貌特征也基本得以延续, 比完全拆除重建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规划角度来看, 道路和市政系统也得到完善, 满足了消防要求, 同时也实现了产业的更新。从经济角度来看, 通过改造和加建, 获得了较大的使用面积, 实现了经济平衡。同时文化创意产业的引入, 使企业可以获得长期的租金收益, 而政府则获得持续增加的税收。这是一个在共同底线之下采取务实有效做法的案例。
最后, 结合政府把文化发展提到国家战略高度的背景谈一点我的体会。现在全世界的竞争由原来的纯硬实力逐渐转变为更依靠软实力其实就是文化的竞争。西方认为只有接受他们的价值观, 按照他们的做法, 采用他们的技术, 才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中国是一个例外。在解放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的情况下, 解放后除了很短的时间借助前苏联的帮助外, 完全是采取自力更生的模式, 通过“一五”、“二五”时期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代表的基础工业项目建设, 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 但主要集中在东北、北京、太原、洛阳、西安等重点城市;其后通过1964年�1978年的“三线建设”, 使工业化向西部地区扩展, 逐步建立起了覆盖全国且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初步实现了工业化, 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跨越,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对于弘扬新中国的文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刘伯英:刚才李匡讲的很好, 谈谈我的感想。他刚才讲专业背景不同, 所以对待工业遗产的看法不一样。上次在重庆开会的时候, 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叫“工业遗产学术委员会”而叫“工业建筑遗产学术委员会”, 实际上从我们现在的人员组成来看, 叫工业建筑遗产是合适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涵盖那么多专业领域的成员, 除了刚才李匡讲的规划专业、建筑专业等, 还有历史、环保、科技、产业等方面的人员, 虽然我们没有达到工业遗产这种广泛的综合学科的要求, 但是我们在工业建筑遗产这个相对小一点的平台上也强调了多元化。
工业革命不是在亚洲出现的, 而是欧洲, 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推广到其他地区。一种方式是通过战争, 为满足城市建设的要求在殖民地或租界地建企业, 像自来水厂、港口、煤气厂、铁路等;另一种方式就是技术的输出、设备的输出。洋务运动时用的机械设备就是从国外引进的;解放以后, 中国开始独立自主地进行建设, 但也大量引进外资和进口国外的技术、设备。对这个问题,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比如我们在做首钢的时候, 有些专家提出来这些设备是进口国外的淘汰设备, 是没有价值的,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 这个是从无到有的过程,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 我觉得不能完全绝对地去看它的价值, 关键是价值评价的坐标是什么, 这也是工业遗产的特点。
“好东西不管是以文物的形式展示, 还是以再利用的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 大家都会认识到它的价值。我觉得作为一个建筑师或者建筑史的研究者, 做好普查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画出图、拍些照片。”
张勃:今天非常荣幸来参加这次会议, 能够有机会向各位老师学习。听了大家的发言, 我深受启发。我觉得关于遗产这件事, 其实好像不需要太多的讨论, 就跟定义文物一样, 文物就是文物, 就应该按照文物的办法对待。如果说文物管理部门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那么不论你改得多好, 都是不对的, 这个立场是不能调和的。刚才李匡讲到各方面的人需要协调对待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这是协调不了的, 大家肯定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讲话, 即使一位建筑、规划出身的市长也不可能站在创作的角度来看问题, 最后的结果势必是谁有决定权就听谁的。所以我觉得正像以前工业化破坏农业城市一样, 现在工业城市的形态必然要被后工业化城市 (或者信息化城市) 取代,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城市形态必然会改变。
我是在军队大院长大的。其实军队大院也是很有意思的, 比如我所居住的大院里的住宅楼都是古典柱式, 上面都是大屋顶, 墙体特别厚, 地上的花砖也都非常好, 但由于大院对外不开放, 这些正在使用中的有价值的建筑并不为外界所知。而一旦军队大院搬迁, 必然会有一些从前看不到的东西暴露出来, 引起大家的关注。同样, 很多东西在存在的时候, 大家习以为常, 一旦没有了, 就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我很同意张路峰老师的观点, 工业建筑有很多独特的东西。比如莱锦这个园区一进来给人的感觉特别好, 也许住在周围的人认为它很平常, 但是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有这样的空间形态存在。也许因为它作为创意产业园只为个别公司所用, 影响力还不是很大, 但是我相信任何人看过这里之后都会记住它, 所以我觉得在北京, 如此特殊的空间是有震撼力的, 其实很多老百姓也会喜欢的。好东西不管是以文物的形式展示, 还是以再利用的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 大家都会认识到它的价值。
我觉得作为一个建筑师或者建筑史的研究者, 做好普查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画出图、拍些照片。若干年之后, 如果某些东西需要复制, 只要有图和照片, 就可以复制出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分, 就像现在想恢复北京的一部分城墙, 依据的就是瑞典的喜仁龙著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
刘伯英:接着张勃老师的话题, 工业文化以及军队大院的文化, 其实在中国都很有特色。国际上对工业遗产的定义是将所有与工业生产相关的内容都包括在内, 比如工人的住宅、学校、教堂等, 因为西方有很多的工厂是资本家按照花园城市理论建设的, 住宅区也得以与工厂一起保护下来了。所以刚才说保留工业遗产的话, 应该把厂区, 也就是大院,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保留。
张勃:举个很小的例子, 林洙女士在《建筑师梁思成》里写过五、六十年代国家领导人希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对面都是烟囱的情节。现在我们认为那样的景象对古都北京来说是十分不好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说烟囱完全没有文化价值、不能存在。我们学校也有一根烟囱, 前几年被拆了, 我当时觉得可惜, 却也不能阻止, 赶紧派学生照了几张照片, 算是留下点史料。这两年我看到内蒙古工业大学在改造建筑馆时把原有的烟囱保留下来并赋予了通风的新功能, 同时也使它成为一个时代印记和校园符号, 效果就非常好。所以说, 烟囱这种看似平常的构筑物, 多的时候拆除一些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现在烟囱少了却可以作为标志, 显现出文化价值。
李匡:说起烟囱还有这样一件事, 北京进行工业搬迁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工业退出二环, 当时决定把二环里的烟囱全部拆除。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 但是在美术馆后面的胶印二厂还留了一根烟囱。因为这个厂停产的时候, 刚好北京提出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这个厂被列为了试点。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工业促进局产业布局处的领导陈世杰觉得既然二环里其他的烟囱都拆掉了, 胶印二厂的这根就别拆了, 可以作为二环里工业发展历史的一个见证, 同时也可以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标志。现在这根烟囱由园区里搞艺术的人画了很多彩绘, 成为了这一地区的一个重要标志物。
孙颖:我觉得对于有学术争议的事情, 别太急于一气呵成地把它改造完, 等我们对这件事情看得更成熟、更理性一些的时候再去做。如果必须要做的话, 就做成可逆的, 将来一旦发现这个决策失误的时候, 还可以恢复原样。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张勃:再插一句, 我觉得对于学术组织, 前瞻性永远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各种传媒, 造好声势, 比如呼吁烟囱不能都拆, 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民众。
■王旭
ZNA/北京泽碧克格鲁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 执行总监, 中国区建筑总监
“我们作为设计者, 要认清工业建筑遗产的价值, 不能完全跟着政府、开发商的意愿改变, 要坚持对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但是涉及到“如何保护”、“保护之后做什么”, 这都是需要我们仔细研究的, 而在研究的过程中, 我们更需要政府乃至全社会的支持。”
李艾芳:我觉得还需要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例如麦芽厂区最后只存留下来一座欧式小建筑, 开发商为了利用那块地, 就把仅有的欧式小建筑也拆除了, 而被拆除的建筑正是一个有价值的历史印记, 并且承载着人们对工业建筑的一段回忆, 但是现在都不复存在了。
另外, 很多中小型城市正在飞速发展和不断扩大中, 而以前的一些厂区也慢慢归于市区中, 占据了城市中很重要的位置。但是这些厂房对城市会产生很多噪音、粉尘、工业垃圾等各种污染, 再加上工厂相继遇到停产、倒闭、搬迁和转让等问题, 因此这些存留下来的厂房有的被拆除, 有的保留下来, 有的建成新的小区。我们在做邯郸的项目时, 坚决要求把有价值的厂房保留下来, 但是最后究竟能不能保留下来还是个疑问, 因为还有很多因素影响着最后的决策。我们作为设计者, 要认清工业建筑遗产的价值, 不能完全跟着政府、开发商的意愿改变, 要坚持对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但是涉及到“如何保护”、“保护之后做什么”, 这都是需要我们仔细研究的, 而在研究的过程中, 我们更需要政府乃至全社会的支持。
张路峰:现在单纯地提保护, 肯定是个误区, 这个提法除了文物部门能接受, 其他部门都很难接受。提到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我个人觉得保护是目的, 利用是手段。刚才张勃老师说军队大院、烟囱都有保护价值, 其实我们要保护的不是那些东西, 而是那些东西所承载、所关联的记忆, 我们过去的日子都有保护的价值, 只是程度不同, 有些是一点都不能动, 而有些是可以改动的。我觉得真正要保护的是那些代表了集体记忆的东西, 如果我们发展的过程中, 把记忆全都消除了, 发展的效果也就看不出来了, 那么我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 如果大家都认识到这个层面, 我觉得保护就会达成共识。
然而, 如果单纯提保护, 却没有找到合理利用的方式, 那等于保护不了它。比如中东铁路横道河子站, 那个扇形的车库只剩了一个空壳子, 即使它是一级国保单位, 名义上受到保护了, 但是因为没有人使用, 房子漏雨、墙体开裂, 处于很快就会倒掉的状态。在城市里也一样, 如果莱锦这个园区放在别的城市, 没有这么多的创意产业来利用这个空间, 那么它也没什么意义。巴塞罗那有一个屠宰场改造的菜市场, 将原有建筑拆除了一部分, 又加入了新的元素, 它的新功能虽然不是创意产业, 但它的空间和记忆被很好地保留下来了, 那么它的生命也就真正得到了延续。所以真正要达到保护目的的话, 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利用方式, 这个可以说服很多人, 包括领导、业主, 因为它代表了共同的利益。
“似乎在学校的时候, 大家觉得创新就是形式上的创新, 但是当我们真正面临实际问题的时候, 如何把资源整合, 并发现其中的关联和价值, 比形式创新更复杂, 甚至涉及到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王旭:我今天特别感兴趣的是, 工业遗产保护的内容, 在学校 (包括本科、研究生阶段) 是利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推广的?因为从我的感觉来看, 今天咱们讨论的内容放在杂志上, 可能很多学生拿到杂志以后, 发现都是文字, 没有兴趣仔细阅读, 而是更热衷于看一些令人比较激动的图片。我觉得现在咱们的教育体系所推崇的就是以视觉为主导, 从形式上面拓展思路。似乎在学校的时候, 大家觉得创新就是形式上的创新, 但是当我们真正面临实际问题的时候, 如何把资源整合, 并发现其中的关联和价值, 比形式创新更复杂, 甚至涉及到管理等方面的内容。我特别想了解在教学的过程中, 各位老师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
张路峰:从课程体系设置来说, 学校基本上没有要求这方面的教学内容, 这个取决于老师的研究方向和个人兴趣爱好。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课题可以结合到特定的课程设计题目中, 一般作为高年级或者研究生的选题。从2007年开始, 我带的毕业设计有很多题目与这个课题相关, 这是偶然, 也可能是必然, 因为社会确实面临这样的问题, 如果找城市里最困难的地方, 肯定就是这样的地方。我们做了798北区、唐山机车厂, 以及我们带研究生跟德国联合做了一个柏林的发电厂, 做了大概五六个这样的教学题目, 在做的过程中形成了些零散的认识。所以我的研究生在论文选题时我也在朝这个方向引导, 因为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社会问题。往大了说, 这是城市更新的问题, 工业遗产是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门类, 整个城市不断新陈代谢, 如何对待旧有的东西是设计面临的一个普适性话题。应该说高校在这个领域做得还很不够, 甚至是比较滞后, 我也是在参加了去年11月份重庆的会议后, 才算是系统地了解了工业遗产领域目前的研究状况。
王旭: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在学校开设这类必修课, 哪怕只在研究生层面?
张路峰:其实在高校里, 连文化遗产方面的课程都很欠缺, 更何况工业遗产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应该加强文化遗产教育, 不只是针对专业人员, 其实全民教育也很重要。工业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一个门类, 应该纳入整个系统里面去, 让大家知道有些有价值的东西是不能随便扔掉的。
李艾芳:其实, 我们学校的本科教学中有两门选修课, 一门是古旧建筑保护与更新, 一门是城市保护与更新;而研究生教学把它作为一个历史方向。近几年, 我们学校有些老师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开设了很多相关方面的课程, 所以我们学校这方面的理论课程比较多, 而设计类课程主要体现在毕业设计的环节, 包括大遗址保护、古旧建筑保护、旧城更新等方向。
王旭:这还是挺有帮助的, 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的不是我们常规设计课上学习如何排布功能、设计造型, 而是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我们的设计主要是做大型综合体, 所以我们在澳门进行了多次考察, 那种大型的综合体包括很多功能, 比如酒店、商业、赌场、演艺等, 这就要求设计团队考虑前期的策划、后期的运营、功能动线组织、协调各方矛盾, 甚至因为综合体的巨大规模对城市的交通系统构成了威胁, 还能够去解决城市的交通问题以及机场流量等问题。我觉得这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 其实解决老工业遗产保护的问题也需要有人做整体协调方面的工作, 包括时间管理、项目管理等。
李艾芳:的确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文化保护和抗震研究所是跨专业联合研究, 所以技术和理念的整合可能会更好一些。其实我们很多古建修复技术也需要解决技术接地的问题, 所以我们学校古建筑保护这块大多是跨专业联合, 比如抗震和加固, 因为很多建筑加固之后, 它的柔抗震和刚性抗震结构体系是不一样的, 那么怎么让柔抗震和刚性抗震很好地成为一个新的联合体, 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刘伯英: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在决定厂区被保留的前提下再进行探讨的, 而现在很多情况是, 没有考虑改不改的问题就直接拆掉了, 根本没有机会让各专业领域的人共同来做这件事, 基本的前提都没有。
李艾芳:我认为“拆与不拆”还是需要有法律、法规的制约。像城市里一些古树, 都有明文规定不让随意砍伐的, 所以对于工业建筑遗产也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制约, 否则就很有可能像“麦芽厂事件”那样历史重演。刚才张路峰老师说全民性, 我认为很正确。大家现在都知道“国保”单位不能动, 而对于一些有价值但不属于“国保”的建筑, 无论是有历史价值的民用建筑还是工业建筑, 都需要全民提高保护意识来把它们保存下来。
一些大的工厂在早期占据城市的中心, 从经济效益来看, 厂房的保护与再利用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如果没有法律、法规去制约的话, 即便我们做了很多价值评估和方案设计, 它还是很容易被直接拆除。
王旭:我特别希望建筑学院或者设计学院能开设管理方面的课程, 因为基本上小部分学生会成为非常优秀的建筑师, 大部分学生会成为还可以的建筑师, 还有很多人可能会变成业主、政府官员, 成为有话语权的人。因此, 早期的教育和宣传, 也许在10年甚至15年之后就会产生一定的作■罗劲
■吴涛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创研建筑设计中心设计总监
用。
张路峰:刚才王旭关心的这个问题, 也是我比较关心的。高校在教育层面怎么推动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如果它只停留在老师的科研课题这个层面上, 而在教学层面没有开设一门常规性课程的话, 这对学生以及下一代不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我觉得作为工业遗留的建筑群体, 我们不仅仅局限在将它们作为文物遗产的扩大保护层面里, 而且作为稀缺资源, 我们更应该及时研究如何有效地再开发和再利用。”
罗劲:我不是研究工业遗产的专家, 自己的实践也特别微观地局限在项目的设计和运作上, 但是我觉得作为工业遗留的建筑群体, 我们不仅仅局限在将它们作为文物遗产的扩大保护层面里, 而且作为稀缺资源, 我们更应该及时研究如何有效地再开发和再利用。刚才李匡老师从城市历史文脉、可持续发展等角度来讲工业建筑的资源利用, 讲得特别好。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 其实在城市倡导多样化和特色化发展时, 工业建筑以它特有的建筑布局及结构特征, 在新兴产业的开发利用和新功能的混搭嵌入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 因而会对城市设计规划的格局形态产生互补作用, 丰富城市面貌。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今天, 人们越来越觉得城市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外貌表情以及功能搭配, 这些不是片面地建造高楼大厦所能全部解决的, 而工业建筑园区的再利用恰恰或许能够满足人们对城市的这一需求。因此, 工业遗留建筑不管历史文化价值有多大, 从城市多样化和特色化角度、从城市稀缺资源再利用角度来讲, 就应该全面保护和重点开发再利用, 至少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应该是这样的。我从2000年开始接触工业建筑改造, 先后完成了包括金地国际花园的老葡萄酒厂改建、西城原北京压缩机厂厂房的改建, 以及我们现在刚刚入住的新华1949创意产业园区的改建等项目, 在实践中我深深地觉得这些资源的宝贵和再开发利用的重点所在。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忽略了工业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 关键原因就在于非常出色的、能打动人心的和激活城市发展的工业建筑优秀改造案例还是太少。在工业建筑遗产再利用方面有些关键的法则是要遵循的, 比如建筑的主体结构和体量关系要保留, 建筑的外观尺度和形态特点要保留等, 但是我觉得必须要有创新意识的改建甚至扩建加建, 老的工业建筑才能焕发朝气, 保护工业建筑遗产不一定都像保护历史文物那样, 相反, 优秀的改建工作恰恰是对保持原有历史文脉、保持原有体量关系, 保持原有地域特点的巨大贡献, 现在我们应该提倡大胆实践, 涌现更多更好的工业建筑保护改造的案例, 复活地域文化和促进产业转型, 只有这样发展, 城市空间形态和布局结构以及功能搭配才能更加丰富多彩, 城市才能变得更具魅力。
“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和出路, 核心就是钱的问题。当然, 钱除了指货币本身之外, 更重要的是经济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