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精选12篇）
东亚地区 篇1
人类在认识自然界的过程中, 通常会将色彩作为物体的一个重要属性并对之进行识别。例如, 当人们看到白色就会条件反射般地联想到纯洁、干净。但是由于所处生活环境及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 白色在世界各民族民俗活动中的采用频率及受人喜好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在历史悠久的东亚文化交流过程中, 各民族对白色的象征意义一方面表现出与中华文化的相似性, 另一方面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形成了其各自独特的民族审美意识。
一、中国各地的白色意识
在东亚文化互通互融的过程中, 由于东亚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古代中国作为文化、经济发展先进的大国, 一直占据领先地位。因而位于东亚大陆的先进的华夏文明, 以汉字为载体, 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地区居民的生活。
传统中国民俗活动中, 白色通常作为不吉利的色彩, 人们会在潜意识里把白色与丧事联想在一起。例如“红白喜事”中的“白”即代表丧事。吊唁时, 家人朋友一般会披上白色孝服, 并在灵堂上敬献白色挽联来表达对逝者的尊重与悼念之情。中国阴阳五行学说中认为白色代表西方, 属白虎, 主秋。秋季落叶飘零, 万物逐渐枯萎, 给人以凄凉的感觉。因此, 通过五行学说与自然色彩文化的紧密结合, 逐渐形成了汉民族“不吉利、凶恶、衰败”的白色意识观。在中国传统京剧脸谱艺术中, “白脸”象征着阴险、狡诈, 表演者常常将满脸抹白来扮演如大奸雄曹操、赵高等反面人物。同时, “白”在汉语中有徒劳、无功名、阅历浅等消极的引申义。如“白费功夫”形容徒然耗费力气, 没有效果;唐代文豪刘禹锡所著的《陋室铭》中有“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的句子, 这里的“白丁”即指未取得功名的普通百姓;“陛下今欲伐国, 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 事何由济?”《宋书·沈庆之传》中的“白面书生”指代年纪轻、知识浅薄的读书人。
中国少数民族的服饰表现出层次丰富的色彩, 从中我们可以感知在色彩的选取和运用上, 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好恶, 并以此向大家传递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
满族先世女真人就有尚白的习俗, 把白色当作祥瑞、典雅纯洁的象征。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女真人“好白衣, 短而左衽”。女真所信奉的宗教主要是萨满教, 满族萨满教创世神话中就有众多对白色进行描写的实例。例如将拥有白色羽毛的鸟类作为崇拜对象, 并在满族古神话和萨满教祭祀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少数民族中, 这类鸟崇拜现象表现得更加明显。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 人类和栖息于白山黑水中的飞禽走兽朝夕共处, 禽鸟渐渐成为人们渔猎活动的友人。萨满教文化中, 禽鸟这种能够上天入地的本领被赋予了一种神秘色彩。例如神鸟创世神话在拥有萨满教信仰的北方各民族中广为流传。从萨满祭祀活动中祭祀者着白衣这点来看, 白衣正是神鸟羽毛的化身。祭祀者如同能够自由飞翔于天地之间的鸟类, 作为能够传达神与人对话的使者而存在。
满族人把长白山作为他们的发祥之地, 子子孙孙在长白山区域生活过三千余年。山上的积雪常年不化, 在白色的生活环境中, 逐渐对白色积淀出深厚的感情。满族人对安定生活的期盼与追求, 便蕴含在他们生活里处处反映出的白色意识中。蒙古族对白色也有着特殊的感情, 蒙古族人将白色视为心中最美好吉祥的颜色之一。在衣食住行各方面, 都与白色息息相关。蒙古族礼仪中, 用白色装饰会显得十分庄重。在迎接客人时, 首先会献上一条雪白的哈达, 来表达敬意和问候。广阔的大草原上纷纷点缀着白色的蒙古包。蒙古族将春节称之为“白节”, 这是蒙古族人民一年之中最为重要而盛大的节日, 他们会在这一天穿上圣洁的白色蒙古袍。牛羊成群的大草原上, 蒙古族人把奶制品称为“白食”, 白食在节日及婚宴上是必不可少的食物。白色在蒙古族人心中还代表着一切顺利, 家人出门远行时, 会撒上自家产的白色奶制品为其祈祷平安无事。蒙古族人对白色奶制品的喜好, 也与其作为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牛羊漫步的青青草原上, 蒙古族人创造出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民族文化意识, 白色逐渐成为了蒙古族人民俗活动中期盼美好生活的象征之色, 为蒙古族文化添上了一抹浓重的地域特色。
二、朝鲜半岛的白色意识
位于中国东北面的朝鲜半岛, 自古冠以“白衣民族”之称, 可见朝鲜民族对白色的珍爱之情由来已久。中国对朝鲜民族“尚白”的服饰习俗在很多史书上有过描述。如《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记载扶余“在国衣尚白, 白布大袂, 袍、袴, 履革鞜”;《海东绎史》卷二十中提到高丽“衣皆素白”。对于朝鲜民族习白衣的缘由, 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染织技术的落后, 导致生产力满足不了人们生活上的需要。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 农桑及染色技术只有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发展才能使国民有能力穿上带有颜色的衣服。“土田薄瘠, 蚕农不足以自供, 故其人节饮食”, 这在《魏书》卷一百的《高句丽传》中也有所记载。故色彩鲜艳的绸缎服饰仅在朝鲜贵族中流行, 生活贫苦的百姓还是普遍地着粗布白衣。
第二种说法是源于朝鲜民族喜好洁净的生活习惯。徐兢出使高丽所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载:“旧史载高丽, 其俗皆洁净。”由此可知, 朝鲜民族喜好干净的习惯由来已久, 而白色代表的朴素、淡雅、纯净的感情色彩正好符合朝鲜族的这种生活习俗。
曾经信仰萨满教的朝鲜民族也有着广泛的鸟崇拜现象, 被神化的鸟类既在朝鲜民族神话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也深刻地影响着朝鲜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民俗文化领域能歌善舞的朝鲜民族在舞蹈艺术方面的成就可见一斑。持鼓而起、体态优雅的《长鼓舞》, 庆祝丰收的《农乐舞》等等都是为大家熟知的民间舞蹈。朝鲜族传统民间舞蹈中柔和而又悠长的舞步特点恰似细腻、轻灵静美的白鹤。人们把对白鹤的喜爱之情融入到舞步中, 首先模仿鹤的步态起舞, 身体自然起伏又以动静结合为特点, 含蓄优美如仙鹤展翅。
中国的道家文化中白鹤善飞, 道士成仙后骑鹤遨游天际。鹤自古代表的长寿之意和道教所追求的长生不老的目标一致, 这就让白鹤逐渐和道教文化联系在一起。伴随道家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白鹤延年益寿的寓意也加深了朝鲜民族对白鹤的喜爱之情。
朝鲜民族自古与我国保持着紧密的交流关系, 尤其是在隋唐以后, 由于中朝之间的频繁交往与文化势位差的原因使我国流行的宗教信仰、儒家文化以及民俗习惯等流传至朝鲜半岛。受到中国文明长时间的影响, 朝鲜民族直到如今在传统文化、道德思想和宗教习俗等方面还与我国保持着诸多共同之处。
三、日本列岛的白色意识
日本自古以来最受人们尊敬的颜色就是白色, 除了白色带给喜爱淡雅的日本民族以纯洁、朴素的联想之外, 受到神道教的影响, 白色在日本更具有“神圣”的含义。其通常被视为连接神与人类间的色彩, 在各类祭祀活动中能够作为人与神灵之间沟通的桥梁。例如, 侍奉神的巫女是一身白衣, 脸上涂白粉, 侍奉神的器具也多是白色。选择在神社举行的日本传统婚礼中, 新娘会穿着“白无垢” (全身素白) 的嫁衣, 婚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结合得相当紧密。日本神道教是萨满教的变体, 侍奉神的女巫可视为萨满的一种, 能够直接与神灵进行沟通。从萨满信仰来看, 崇尚白色这点日本与归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族、满族有着相同的色彩意识。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江上波夫先生更是提出了一个关于日本民族发源的学说———“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说”, 在日本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他开始提出骑马民族征服学说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 并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创作完成《骑马民族国家》这本著作。在这本书中江上波夫认为, 需要将日本民族的形成与日本国家的建立区分开。日本民族的形成要追溯到弥生时代的农耕民族, 但是建立日本国家的大和朝廷, 起源于4世纪到5世纪, 地处满洲松花江流域平原, 支配朝鲜半岛南部的扶余系骑马民族。即大陆东北部半农的骑马民族一部分南下成为高句丽, 剩下一部分队伍沿用“扶余”之名, 到达朝鲜半岛南部建立“辰国”。这一部分人有的仍然留在百济, 另一部分人以加罗 (任那) 为基地, 4世纪初经由对马和壱岐, 征服九州北部, 与任那合并, 建立“倭韩联合王国”。接着在5世纪初的时候, 向畿内的大阪平原进军, 在那里建起巨大的古墓, 与大和国实力强大的氏族合作, 成立了大和朝廷。鉴于史料的缺乏, 江上波夫的理论中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核实, 即使在日本国内也有众多学者提出异议, 但在日本民族形成的问题上无疑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同样, 大多数游牧民族偏爱白色的习惯也在日本文化习俗方面得到了体现。
与古代朝鲜相同的是, 白鹤、丹顶鹤在日本也被奉为“神鸟”。日本关于“仙鹤报恩”的传说家喻户晓, 讲述的是一位贫寒的老爷爷在大雪天到镇上卖火柴, 在途中帮助了一只白鹤逃出陷阱。后来在一个天气恶劣的夜晚, 老夫妇的家里来了一位貌若仙子的女孩, 一直细心地照顾着他们。这个女孩就是白鹤的化身, 在老爷爷家里利用身上的羽毛织布, 让老夫妇两人过上富裕的生活。而最后由于被老奶奶看到白鹤织布的情形, 女孩在与老夫妇告别后飞向天空。这则传说与满族、朝鲜民族的鸟崇拜现象极其相似, 东亚地区普遍的鸟崇拜现象正是萨满教信仰在历史进程中向各民族流传的共同反映。
日本人奉之为“圣山”的富士山上常年白雪覆盖, 漫天飞舞的白雪似的樱花, 北国雪花中优雅漫步的白鹤, 白色和纸表现出的阴影浓淡变化等等。这些时刻出现在生活中的美景, 加深了日本人对白色的喜爱程度, 逐渐形成了他们淡泊、朴素、含蓄的民族性格。
四、结语
通过东亚地区白色意识的比较, 可以看出崇尚白色的萨满教信仰曾广泛流传于诸多中国边疆及其邻近地区的阿尔泰语系民族中。东亚地区曾经长期信仰萨满教带来的鸟崇拜现象, 各民族保持着相似或相同的生活习惯。由于地域生态环境等社会背景的不同, 色彩意识背后蕴含的民族文化发展轨迹也形成了各自的特点, 在世界文化中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郭淑云.满族鸟崇拜及其对北方民俗的影响[J].西北民族研究, 1996 (2) .
[2]吴花.朝鲜民族神话中的鸟崇拜研究[D].延边大学, 2005.
[3]谭俊峰.浅析朝鲜族舞蹈风格特点的形成[J].潍坊学院学报, 2011 (2) .
[4]江上波夫.『騎馬民族国家日本古代史へのアプローチ』[M].中央公論社〈中公新書〉1967.
[5]Vocational Training in the Dual System——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EB/OL].
[6]Pedro Cordova, etc.Teachers and Trainers in Vocational Training:Germany, Spain, France and UK[M].Ber 1 in:CEDEFOP.1995.
[7]David Sterm and Dial A Wagner (Ed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School-toWork Transition[M].Gresskill:Hampton Press, 1999.
[8]Clark B.R.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M].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9]J.Bark.Com Peteney-Bas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M].London:The Falmer Press, 1989.
[10]Leonard Cantor.The American Community Colleges:A time ofreappraisal.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1989 (3) .
东亚地区 篇2
一、课程标准
产业转移——以东亚地区为例 教案（第2课时）
举例说明产业转移对区域地理环境的影响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使学生了解产业转移的重大意义，看到产业转移给东亚地区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
2.过程与方法
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学会从资料、图像、数据中提取信息，培养综合分析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学习，使学生看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了解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使学生明白产业转移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学会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三、教学重难点
产业转移对区域产业的结构调整，对地理环境的影响，结合乡土地理分析产业转移对河源经济发展的影响。
四、教学方法
案例自主探究、小组合作学习
教学过程 导入（回顾第一课时知识）
通过上节课的讨论学习，同学们已经看到，20世纪下半叶开始，日本产业大规模向东亚其他国家转移。产业转移受到了劳动力、内部交易成本、市场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现实证明，吸引产业转移是一些较落后国家迅速推进工业化，进而促进社会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
今天我们仍然是以东亚地区为例，来探讨产业转移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创设情境，激发探究）课件展示：课本图5.12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工业结构的调整；台湾产业发展历程；阅读材料2 产业转移对台湾经济发展影响。合作探究一：产业转移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分组分角色讨论
角色1日本政府代表团（转出区域）：
日本产业大量向海外转移对你们带来哪些影响？
产业转移使日本在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劳动力就业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角色2台湾政府代表团（转入区域）： 产业转移给台湾地区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什么？
产业转移使台湾的产业结构、地理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备注：学生根据学案提供的日本产业转移和台湾产业转移的信息，进行合作探究，把课前思考的结果小组讨论）
角色1代表发言：
图5.12展示了日本工业结构调整阶段及其主导产业和重点部门。工业化的基本过程：轻工业→重化工业→高科技工业。日本自1945年后，已经历了两次工业结构调整，现在正进行第三次工业结构调整。每一次工业结构调整，导致主导产业和重点发展的工业部门的转换，同时伴随着原来重点发展的工业部门向国外转移。所以，产业转移对输出地的影响主要是使生产要素集中到新的主导产业，比如高科技工业。
角色2代表发言：
通过表1台湾产业发展历程，我们知道，台湾经历了从农业向重化工业再向科技工业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且这些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时期日本产业向台湾转移，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台湾产业升级的时间比日本要短。所以，产业转移对输入地的影响缩短了其产业升级的时间，加快了工业化进程。
教师（归纳总结）
在发达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原主导产业向国外转移，而原主导产业顺利实现向国外转移，可使国内的生产要素集中到新的主导产业，为产业结构顺利调整创造了条件。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可以加快本国或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缩短产业升级的时间，从而加快工业化的进程。
产业转移对区域发展的其他影响 角色1代表发言： 在国际分工方面，产业转移使日本重点发展产品的设计、研发和营销，也就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发展处于开发期和增长期阶段的产品。
角色2代表发言：
产业转移输入地由于经济比较落后，缺乏资金、技术、管理经验，适宜发展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产业，主要是进行的产品的加工。
师：同学们，企业从事产品的设计、研发的利润与从事加工的利润来比较，哪个更高？（展示图5.14产品生产环节的价值链）
生：产品的设计、研发，台湾的成功之处很重要的一点也在于它非常重视研发和创新。
师：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是附加值和利润都比较低的加工环节，那么我们发展中国家将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发展中国家在接受产业转移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生：注意将设计和研发一起引进。
（过渡）师：由此可见，产业转移无论对于输出地还是输入地都是机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产业转移也是挑战。
PPT展示产业转移前、后深圳、河源的景观，说明产业转移给地理环境带来了哪些影响？
角色2代表发言：
产业转移输入地，比如深圳、河源从乡村变成了工业区、城市，从景观上改变了其地理环境；另外，我们也知道引进产业的同时，输入地的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角色1代表发言：
对于输出地日本来说，对一些具有污染的产业转移，它会伴随着环境污染的转移，甚至是为了转移污染而转移产业，日本的环境污染会得到改善。
师（总结归纳）：日本将重化工业向国外转移，也就是把环境污染向外国转移，在日本国内，环境污染状况得到改善，为信息产业和高科技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比较理想的环境条件。
（过渡）产业转移同时也包含着就业机会的转移，因此对调整就业的空间分布具有重要作用。角色1代表发言：
日本伴随产业转移的同时，就业的机会也转移了，国内的失业率上升，甚至对整个社会造成了消极的影响。（结合图5.15日本失业率的提高）
角色2代表发言：
从阅读材料2可以看到，产业转移为台湾创造了68000多个就业机会，所以，我们认为产业转移对输入地来说增加了就业机会，是有利的。
小结：综合四方面的影响来看，产业转移对输出地区和输入地区的影响都存在利弊两面。产业转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我们要抓住机遇，经济才能蓬勃发展。
我们的家乡河源也有产业转移园，我们上节课提到了中山河源产业转移园，河源市产业转移的输入地。导学探究二： 产业转移对河源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请你利用所学知识为河源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分3个小组讨论，用所学的原理，结合课前收集的资料，说明产业转移对河源经济发展的影响。
小组代表发言。第一小组代表：
河源的GDP总量大，而且增长非常迅速，其中工业产值的增值更加突出，其中产业转移园的贡献率很大，成为全市的增长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产业转移对河源的影响首先是促进了河源经济的发展，GDP的增长。
第二方面，我们来看，2000年河源的三大产业比重，农业占主要，工业比重较低，工业增加值16.47亿元，仅占GDP的18％。2005年，接受了产业转移后，工业比重迅速增加，工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7%。2011年，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第三产业发展也较快。通过2000年—2011年的三大产业比重对比，我们明显看到，产业转移促进河源产业结构调整，使其趋于合理。
建议：政府部门应该鼓励产业转移到河源地区，大力引进产业，招商引资，同时政府应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软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优质的服务，提高办事效率。第二小组代表发言：
产业转移到河源地区，对河源的环境造成了破坏，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年五月份的紫金临江镇的血铅中毒事件。下面我给大家播放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政府为了要发展经济不惜牺牲优质的生态环境，甚至牺牲了人们的生命安全。
建议：发展低碳经济，绿色崛起；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节能减排；着力引进“高技术、高成长、高效益、污染少、能耗少、占地少”的项目；源头控制污染，强化监督管理，保护河源的生态环境。
第三小组代表发言：
产业转移为河源人们提供了就业机会，提高了河源的就业率。教师归纳总结：
东亚地区 篇3
【关键词】东亚地区主义 合作路径 政府主导
【作者简介】商丘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
【中图分类法】D83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2)03-0082-93
按照学界对地区主义概念的界定，地区主义本身就是政府主导和推动的过程，无论是欧洲的地区主义，还是北美的地区主义的发展都是相同的过程。国内外很多学者将东亚的地区化进程视为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前奏，这在理论上符合地区主义发展逻辑。但不能简单地将东亚地区化视为是一个自然而然地市场驱动的过程，还应该看到地区各国政府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一个在地区各国政府间双边基础上实施和推进的过程，而且国家间关系状况直接影响到双边合作以及由此产生的地区主义进程。
一、政府主导的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进程
（一）东亚地区化本身就是政府主导下的进程
国内外学者普遍接受的观点，真正的东亚地区化进程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日元升值引发的日本产业转移，日本企业构建了被称为“雁阵模式”的地区生产网络，这一生产网络不仅引发了大规模的地区国家间贸易的互动，而且极大促进了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另外，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大批华人到中国投资，形成了一个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华人商业与生产网络。日本企业生产网络和华人商业与生产网络在东亚地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密切了东亚地区各国间经贸联系，也推动了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首先，由日元升值引发的日本产业转移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导向的结果，而是日本政府受到美国要求日元升值压力而被迫作出的决定。日本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不得不在政策上作出重要调整，实现经济政策的战略转移，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商品输出型转为资本输出型。这样可以使日本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摆脱日元升值带来的困难，加固其在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上的主导地位。这一政策调整为日本企业开拓东亚地区市场，建构东亚企业生产网络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日本政府对日本企业实施产业转移的推动与其东亚战略是密不可分的，在战后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日本一直将经济外交作为外交主轴，试图通过追求经济利益以弥补其政治、军事外交手段欠缺，即用经济外交追求政治、安全上的目的，以至于使整个战后日本外交带上了经济外交的特征。吉田内阁以来的历届内阁都把发展经济作为日本外交的核心，以经济外交和经济增长拓展外交空间。尤其伴随由日元升值带来的产业转移与升级以及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开发与援助，日本掀起了在东亚邻国的投资热潮。日本政府期望通过在东亚地区的经济活动来确保产品销售市场和生产必需的原材料，并能够以经济促进政治关系的发展，提升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在1980年版《外交蓝皮书》中，日本将政府开发援助称为“为确保日本综合安全保障而付出的建立国际秩序的代价”。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针对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日本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之下，明确表示日本不只满足于做经济大国，还要成为政治大国，今后要承担更大的国家责任，要在世界政治中增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要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 在日本看来，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的起点首先在于成为一个地区大国，在本地区政治、经济活动中起领头或核心作用。因此，日本新闻媒体也大肆鼓噪“脱美入亚”和“脱欧入亚”。为推进这一战略，日本政府首先以加强经济关系和扩大经济援助为先导，进一步密切同亚太国家的关系。尤其是日本将东亚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贸易、直接投资、经济援助等手段，对东亚各国进行渗透。在这一思想主导下，日本积极地推动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的贸易以及在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构筑以它为主导的东亚经济圈，以此达到扩大影响力，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目的。
日本企业网络作为东亚地区化进程中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明显与日本的“经济大国”以及“政治大国”的总体战略构想是密不可分的，这是日本企业在东亚地区投资的背景因素。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对利益的追逐是驱使日本企业在东亚地区构建生产网络的重要动机，但国家宏观战略导向的作用不容忽视。另外，日本企业在东亚地区的投资热潮也是日本政府基于日元升值带来的经济困境而作出的战略推动，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出口面临的困境，而且可以增加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当然，日本企业的直接投资也要有投资环境的基本保障。这一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积极的吸引外资政策，并保持了与日本良好的双边关系，这是日本企业生产网络建立的重要基础。
另外，华人商业与生产网络得以构建与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政策密不可分，特别是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调整。1978年开始，中国提出并积极实践了对外开放战略，在这一宏观战略指引下，中国逐渐改变了过去保守的对外经济政策，成为东亚地区化进程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也凸显出政府的决策对东亚地区化的深刻影响。由于中国政策的转变，引发了新一轮地区内投资的热潮，也促成了东亚华人商业与生产网络的构建。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就开始采取鼓励政策，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创建特区的重要作用，由此中国迎来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热潮，这种资本的流动增强了东亚地区的经济联系。作为东亚经济体的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等都成为中国直接投资主要来源地，华商成为投资的主角，由此构建的东亚华人商业与生产网络成为东亚贸易和投资最显著的地区化特征。截至2009年，来自香港的实际外资额达到3956.4亿美元，占比高达40%，居第一位；日本的实际投资额为694.8亿美元，占比为7.02%，居第三位；来自台湾省的投资额为495.4亿美元，占比为5.01%，居第五位；韩国的投资额为446.1亿美元，占比为4.51%，居第六位；来自新加坡的投资额达414.3亿美元，占比为4.19%，居第七位。 从来源地区结构来看，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人对祖国大陆的投资占我国引进外商投资总额的比重高达50%以上，凸显华人商业与生产网络在东亚地区化过程中的重大意义。从这一进程的发展演变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政策的转变促成了这一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在东亚地区，政府在东亚地区化进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政府主导了东亚地区化的进程。当然这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地区化发展进程有所不同，东亚地区化不是简单的市场推动的结果，而是政府主导下基于双边合作的市场推动的地区化进程。
（二）政府间合作是东亚地区合作的基本形式
首先，政府间双边谈判与对话是解决地区国家间争端的主渠道。
在东亚地区，涉及相关国家问题以及地区问题的解决途径往往并非在地区层面的多边框架内加以讨论与解决，更多是建立在双边对话和谈判基础上。尤其是在缺乏相关地区制度设计的前提下，很多地区内的问题，都是在双边对话的层面进行沟通和解决。在涉及中国国家主权的南海问题上，中国一直都是秉承通过双边对话加以解决，反对诉诸多边的谈判。这是因为，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中国政府一贯坚决维护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多次申明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有关权益，对周边一些国家侵犯我主权、掠夺我资源的行径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政府从维护地区稳定的愿望出发，奉行“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主张通过双边途径以和平协商的方式寻求问题的解决。虽然近年来，南海问题更加复杂化，但借助双边对话解决这一问题仍是中国采取的基本对策，反对将这一问题多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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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东南亚国家之间也存在领土争端以及其他一些棘手问题，但这些国家通常选择双边谈判或提交第三方仲裁，而非通过东盟以及相关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新加坡、马来西亚在相邻海域中的白礁岛的主权问题上各不相让，后经双方同意，将这一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仲裁。从双方不选择将东盟作为争端解决机制来看，还是国际法院对其更具吸引力。正如一位东盟的高级官员指出的：“实际上马来西亚和东盟的每个国家都有领土争端，它们感觉如果提交高级理事会，可能很难从其他成员那里得到可观的裁定。” 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的领海争端主要分歧集中在苏拉威西海域。该海域拥有丰富的珊瑚礁和海洋动植物资源，还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2005年3月，为了避免双方进一步陷入军事对抗的局面，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通过双边对话与谈判来和平解决油田主权纷争。2010年2月，两国海军同意，一旦双方出现争端，应交由两国政府解决。在2008年泰国与柬埔寨因为柏威夏寺及其周边的土地主权问题，在边境发生军队对峙，甚至兵戎相见，造成人员伤亡。此后经过双方多次谈判，最终在边境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在此过程中，两国都没有诉诸东盟和相关地区安全机制加以协调与解决。
另外，在东北亚地区争端的解决方式上，也基本上通过双边对话与谈判。例如，在日本被绑架人质的问题上，日本一直希望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谈判解决，但没有能够被与会各方接受，最后还是日本通过双边渠道，解决了日本被绑架人质的回归问题。东北亚国家间争端的解决途径局限于双边层面，也可以从中日之间历次争端与冲突的解决中清楚地看到。引发中日之间矛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历史问题和领土、领海争端上，这同样也是日本与韩国之间存在的矛盾症结所在。中日两国从2004年开始就东海油气开发已经进行了多轮谈判，2008年6月，中日双方一致同意在实现划界前的过渡期间，在不损害双方法律立场的情况下进行合作。2010年7月27日，中日两国在日本东京举行首次东海问题原则共识政府间换文谈判。另外，韩国与日本之间在竹岛（独岛）争端上的对话与协调途径也体现出同样的特点。韩国与日本对该岛的争端由来已久，尤其是2000年以来，双方在此问题上摩擦不断，成为日韩关系发展中的重大障碍。2005年3月，由于“调查船事件”使日韩争端再次浮出水面，并由此引发了双方关系的倒退，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此后，双方进行了接触和磋商，最终经过双方努力，在2006年4月21日于首尔举行的日韩副外长级谈判中，双方达成共识，使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得以平息。当然，日本与韩国的协商也仅仅局限于双边层面，并没有诉诸第三方或者通过已有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机制或“10+3”机制加以解决。
从上述例证不难看出，东亚地区国家间争端与矛盾的解决方式主要还是局限在双边层面，这些国家基本上依赖双边的对话与谈判，或者诉诸第三方仲裁，而非利用地区协调机制去加以解决。这与欧盟地区内部纷争的解决方式明显存在不同，也凸显东亚地区国家对于政府间双边合作路径的依赖。
其次，政府间双边自由贸易区（FTA）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形式。
东亚是世界上差异性最大的一个地区。首先，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于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上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彼此在地区合作目标上不同步。一些东亚地区发达国家更为看重地区内经济贸易自由化，以期實现比较利益的最大化。而地区内处于相对较低发展阶段上的国家更为重视经济与技术合作，期待发达国家给予更多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这种不同的利益需求必然在彼此合作过程中凸现出来，使彼此之间在目标的设定上以及对市场开放的态度上存在分歧，产生国家间的矛盾与摩擦，影响到地区合作的正常进行。其次，东亚地区各国在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使东亚各国的地区意识比较淡薄，地区认同和归属感不强，所以，很难在短期内形成地区一体化所必需的目标共识和凝聚力。此外，东亚国家间还存在一些历史恩怨和现实的矛盾，诸如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东亚各国犯下的累累罪行、中日之间钓鱼岛问题、日韩之间竹岛（独岛）争端、南海问题和东盟国家之间的领土与领海纠纷等，成为制约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虽然东亚各国普遍认识到加强地区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在努力加强沟通和了解，但这些现实问题无疑阻碍了地区合作的顺利进行，成为短时期内无法逾越的屏障。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东亚各国采取了一种非常务实的合作方案，通过推动国家间双边FTA的形式去追求贸易自由化，这应该是东亚各国应对现实困局的一种积极行为。因为，国家间双边FTA可以避开过大的差异性，尤其是可以选择相对容易开展合作的双方，并选择矛盾较少的领域，这样不仅可以避开主导权之争，而且双方在立场和利益上比较容易协调，易于达成协议，这非常符合东亚地区的现实状况，也满足了地区内各国通过贸易自由化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这种形式对于地区主义发展相对滞后的东亚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
东亚地区建立双边FTA是由中国首先倡导和推动的，早在2000年9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就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并得到东盟有关国家的赞同。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宣布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过10多年的努力，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于2010年正式宣布启动。这不仅极大地密切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推动了东亚地区主义发展。受此触动，2002年2月，日本也提出了类似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而且日本与东盟的协定比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涵盖的内容更广泛。2008年4月，双方签署《日本—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本通过这种贸易安排，深化了日本与东盟的合作，加强了双边经贸关系与战略伙伴关系。韩国与东盟的领导人在2003年决定推动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2005年，韩国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规定双边自由贸易区将于2008—2010年之间建成。2009年东盟与韩国正式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的投资协定。韩国率先与东盟达成首个双边自贸协定框架下的货品贸易协定、服务业协定、投资协定及争端解决机制协定，走在了中国和日本前面。
除了中日韩与东盟之间构建自由贸易区的努力之外，中日韩三国已与东盟的具体成员国签署了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日本分别于2002年与新加坡、2004年年底与菲律宾、2005年与马来西亚等国分别签署了经济合作协定（EPA），而且与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谈判已经启动。中国除了积极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之外，也在2008年10月与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韩国与新加坡也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议。这些年来，可以明显感觉到，东亚地区构建FTA的步伐不断加快。这种双边的FTA形式，在具体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促成了地区相关难题的解决。例如日本与新加坡的FTA就绕开了日本农产品市场开放这一对日本来说极其敏感的问题，如果在多边框架下，困难之大可想而知。虽然新加坡和日本的双边FTA可以绕开农产品市场开放问题，但其他东盟国家就无法回避。
当然，东亚地区这种双边FTA网络，也符合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长期以来，美国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千方百计地阻止东亚地区主义进程，打造有利于自身的东亚政治经济格局。为此，美国竭力发挥在地区的平衡作用，这主要体现在美国在东亚地区构建的多个双边关系上。在这些双边关系中，美国充当外来平衡者的角色，造成双边关系的“斗而不破”格局，通过微妙的平衡，使双方都依赖于美国，营造出美国霸权无法退出的局面，从而牢牢控制东亚局势的发展。因此，美国积极地与东亚各国特别是与冷战时期的传统盟友签订双边FTA，从而可以针对东亚国家各个击破，最终消解东亚地区一体化趋势。而美国最为担心的是由中日两国联合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如若东亚双边FTA形成了以中日两国为轴、其他经济体为车轮的轮轴模式，则会加剧两国间的竞争性和紧张关系，这非常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将利用与东亚国家建立的双边FTA进一步阻止东亚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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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东亚地区在金融货币领域的合作被普遍认为是发展最好、最为成功的领域，这是亚洲金融危机催生出来的地区层面的合作。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普遍认识到加强地区金融领域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甚至日本在危机时期就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倡议，却因遭到美国的反对而不了了之。但东亚国家强化地区金融合作的意愿日益强烈，2000年5月，“10+3”财长会议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虽然这一协议在多边会议上确立，但基于东亚地区的现实，各国采取了非常务实的做法，明确宣布这一地区范围的货币互换仅仅在双边层面展开，即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双边互换货币协议，而非东亚层面的多边货币互换协议。明显可以看出，这一金融方面的合作仍局限在政府间双边层面，并没有上升到地区层面。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东亚地区合作仍然局限在政府间的双边对话、谈判与合作，东亚各国政府是机制建设和合作议题的倡导者、决策者和核心推动者。在实际操作中，东亚地区合作通常由领导人会议高层驱动，制定统一的合作框架，进而各国部长及高官会议各司其职，推动合作框架的具体实施。由于东亚地区特有的历史传统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的差异，使其走上了与欧洲不同的地区一体化道路。因此，在目前情况下要求东亚各国将主权投入到某个超国家机构上是不现实的。相比之下，东亚各国政府在地区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通过各种层次上持续不断的“讨价还价”而达成正式或非正式的协议，为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的发展创造更大、更便利的空间和条件。尽管东亚地区希望通过“10+3”机制走向制度化合作，进而形成更加紧密的、制度化的合作模式，但现实问题是，如果“东盟方式”本身没有任何变革，也只能是另一个“东盟”或者是一个东亚经济合作论坛而已，超国家性机构的建立仍将是一个梦想。
二、过程中展开是东亚地区主义推进的基本特点
无论是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动力，诸如国家间不断增长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地区外多重压力的推动、地区认同的不断增强以及地区内力量间的平衡等，还是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制约因素、发展目标上的纠结与地区内合作机制的创设，都能够清楚地展现出一个基本的逻辑，一切的影响因素都处于一个总的过程之中。截至目前，并没有设定一个东亚各国意见高度一致的地区主义发展目标，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朝向地区主义目标的路径设计，而只是在一个相对宽泛的层面，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观念也反映在一些从事东亚地区主义相关研究的学者之中，他们普遍强调东亚特色，强调东亚地区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尤其强调东亚地区主义的开放性特征。殊不知，这种开放性本身就是地区主义概念的泛化，是缺乏凝聚力、认同感和明确的目标导向的一种表现。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的张蕴岭认为，应将东亚合作作为一个进程来对待，其作用是通过合作，为地区合作各参与方制定共同接受、认可的行为规则。东亚共同体建设不是旨在建立一个具有超国家管理职能的超级地区组织，而是在发展各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地区关系和秩序。 也就是说，应把共同体建设这个进程作为一种工具，作为一种共同接受的精神，推动基于共同利益的地区合作。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现状可以清楚看到，东亚合作是一个次区域连接的进程，通过一个个次区域合作的启动和培育，进而逐步将次区域合作融合到一个更大的合作框架的过程。因此，东亚地区主义从启动那一刻就不是像欧洲那样高度制度性的一种统合，而更多的是地区国家根据现实需要，从地区面临的困难尤其是急需开展合作的部分加以推动，实现各自现实利益是基本目标导向，而不是一个有规划的长效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基于跨国合作而非一种类似欧洲的跨国主义。当然，这也是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特殊所在。因此，东亚地区主义是一种务实的运动，一个进程，没有明确的议程和目标。“运动就是一切”，进程体现为结果，这是“弱势东亚地区主义”的一个特征。
这种过程中展开的特点也可以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较为成熟的东南亚地区找到例证。尽管东盟已经走过了40多个年头，但东盟各成员国对制度化合作的热情一直不高，而更喜欢采取一种非正式的、强调成员国舒适度的“东盟方式”，并且小心翼翼地处理涉及各主权国家范围内的事务。这显示出东盟各国更多地倾向于一种渐进的方式，根据现实的需要以及特定的背景而采取相应的步骤，以进程为导向推动地区制度性合作的发展。作为一种地区性对话进程，“东盟方式”下的多边互动更多的时候是无架构的、决策和执行也没有明确的模式，并且通常缺少正式日程，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在问题出现时才决定进行对话与合作。在此过程中，东盟并没有为取得所希望的结果而設定明确的协商方式。在这种多边互动中，进程即使不比结果更重要，至少也同样重要；进程是独立于结果的，即使没有最终的结果，它仍可能有用。即使要对制度和程序进行规则设计，那也只能是临时的，而不是长期的。 而且，“如果预设目标的实现可能带来进程脱轨的风险，各国宁愿推迟甚至新设目标来维持进程的延续”，以致“进程的维持可能比任何实质性的、立竿见影的结果都更为重要”。 所以，总体上说，这种进程导向的区域合作总是渐进地、缓慢地演进，而不是一系列戏剧性的突破，这就是东亚地区主义进程中独特的渐进主义。
应当承认，这一特殊的在过程中展开的地区主义无疑又是符合东亚地区现实需要的一剂良方。从影响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制约因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地区核心主导力量的缺失、内部凝聚力的缺乏、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以及美国在东亚地区特殊的利益存在等诸多因素的存在，是东亚地区主义发展无法绕开的现实环境与客观条件。因此，无法在障碍尚未消除的情况下期望出现重大突破，而只能选择通过务实的行动，通过政府间渐进式互动与合作，增进地区各国之间的理解与认同；通过不断地扩大地区合作的广度、强化合作的深度，在发展进程中实现和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换言之，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是在东亚地区主义这一不断发展过程的产物，通过在这一地区进程的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上的展开，进而不断孕育共有规范和规则，赋予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以意义，催生集体认同，改变地区内的角色结构，从而规定行为体的利益，塑造行为体的行为模式等。
针对东亚地区主义的过程性特点，外交学院秦亚青和魏玲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当然他们强调更多的是过程中的互动以及观念的建构，认为东亚一体化代表了一种以过程主导的社会建构模式，通过一体化进程实现渐进式的社会化和吸引主要国家参与进程。由于行为体在采取行动时设定了目标，该目标与为之付出的努力之间的过程往往被视为“手段”因素。在进程主导型模式中，这一路径本身既被解释为手段，也被解释为目的。如果预设目标的实现可能带来进程脱轨的危险，行为体宁愿推迟甚至重新设定目标来维持进程的延续。进程强调的是“关系”，也就是主体间互动本身产生的“化”力。进程主导型模式并不否定结果的重要性，行为体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结果，所以东亚的软地区主义也有可能发展为硬地区主义。但是，在制度化程度尚低或无法提高的情况下，进程本身的动力和活力保持了地区的和平与合作。根据目前东亚地区的实际情况，需要将维持区域化的过程既作为手段，也作为目的，将加强区域化过程的动力当做重要的政治意愿，也需要意识到管理区域化的过程比急于取得区域化结果更加重要。
基于这样一种过程性的认识，可以相信，东亚将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主要还是将继续致力于现实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在未来发展的最终目标上保持各自的不同解读，实行地区各国平等的参与与协商，发展多层合作框架，共同应对地区内可能出现的危机，以及寻求地区内共同发展与繁荣的机遇。东亚地区的制度性建设不会在一个短的时期内出现明显的提升。按照目前的制度设计,以东盟与中日韩“10+3”为基础的东亚未来合作还主要集中在具体问题领域的合作与协调，而不是推动共同体的制度化建设。尽管东亚地区主义的根基脆弱，共识不强，目标不明，未来的发展方向难以定论。但东亚地区合作的现实意义在于其自身发展的这一过程本身，只要这个过程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可能产生理想的结果。
东亚地区主义的合作与展望 篇4
一、东亚地区主义合作的现状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的建立是东亚地区主义启动的关键一步。其思想基础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以民间合作为起点带动政府间的合作, 及至80年代末在借鉴欧盟的发展经验结合本地区发展特点。这一组织的建立强调的是开放性政府间地区主义特点, 是地区主义在东亚经济的实践。但是囿于政治、军事、历史、文化等诸多原因, 目前这一组织仅仅是一种效率比较低下的政府间磋商机制, 在促进东亚地区融合的作用方面效果不甚明显。
东盟 (ASEAN) 建立于1967年, 建立的初衷是协调处理东盟内各个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确保本国的安全及政权稳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其重点开始转移, 逐渐由东盟内部转向范围更大的亚太区域, “APEC又是东盟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起点”。[3]然而作为APEC创始国之一的东盟对APEC一直有意识地保持距离, 强调东亚的地区主义是域内成员的地区主义, 反对美、澳等国插手东盟事务, 控制东盟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东亚地区主义的方向性和自主性, 同时也是因为东盟的发展奠定了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新模式, “小国主导”机制以小马拉动大车。APEC内多边合作的低效及东盟地位的边缘化使东盟立即调整了合作策略, 把目光投向了东亚, 试图联合中日韩三国来共商经济、安全问题, 并将此作为日益明显的发展方向。[4]东盟越来越认识到东亚的一体性和不可分割性, 提出了东亚地区主义的构想——“10+3”模式。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东盟力促自由贸易区 (FTA) 的建立, 以此来抵消APEC不断削弱的多边协调功能。FTA的建立使得东亚地区主义有了不同于欧盟的新特点——双边的自由贸易趋势不断加强。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 的最终建立, 显示了东盟双边主义的倾向。
东盟地区论坛 (ARF) 成立于1994年, 是本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政府间多边政治和安全对话与合作渠道, 是目前亚太地区的惟一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冷战结束后, 亚太国家普遍认为有必要开展多边安全对话。ARF的建立“并不在于成立了一个新的地区安全论坛, 而在于此论坛可以改变东盟自己的角色。东盟已经成为一个能够将许多过去的敌国以及潜在的对手都召集到一起的组织中心。”[5]尽管这一地区论坛有很多内部问题没有解决, 成员国的立场和导向也不尽相同, 但毕竟初步达成了各方在安全方面的某些共识, 集体安全与合作安全的理念已经成为各国在处理安全问题上的基本原则之一。
二、东亚地区主义合作的域外因素——美国
在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中, 域外因素的影响非常深远。美国虽然在地理上不是东亚的“地区内大国”, 但是其存在远远超出了“地区外大国”, 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 离开美国因素来思考东亚地区的合作和安全保障没有多少意义。[6]在西雅图会议上克林顿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建议显示了美国借助APEC插手东亚事务的意图,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实现美国主导的、以经济、民主和安全三要素为支柱的“亚太共同体”。亚洲秩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力量作用或影响的结果, 而不完全是亚洲国家自身力量作用的结果。受这一因素的影响, 亚洲国家普遍倾向于同西方国家而不是在亚洲内部结成和寻求结成同盟关系, 目前的日美同盟关系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7]由于历史的原因, 美国一直十分关注东亚, 日美同盟关系是美国实施其“太平洋主义”战略的关键环节。从结构层面看, 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是通过保持美国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来实现的, 而美国的主导地位又是通过特定的地区安排而赖以保证的。在安全上, 美国长期保持在本地区的“轮毂-轮辐”式双边安全同盟, 并在冷战结束后对一些同盟关系进行了调整和强化。在经济上, 美国试图通过亚太经合组织来推进亚太地区的一体化, 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经济秩序。[8]
东亚地区区域合作的建立路径, 能否借鉴法德在欧盟建立过程中的经验, 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姑且不论中日之间能否形成认同, 彻底和解, 共同领导东亚建立合作的大厦, 就域外因素而言, 可以看出美国的东亚政策在克林顿政权时期是以中国为中心, 而在布什政权时期是以日本为中心制定的。这不仅缺乏政策的稳定性, 也无助于东亚的两大“行为体”-日本和中国建立稳定关系。[9]而在欧盟形成的过程中, “当时西欧的外部性大国——美国采取了不介入、不支持的态度”。[10]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分析, 东亚地区主义合作过程中, 美国的作用都是不能忽视。
三、东亚地区主义机制
东亚区域合作机制能否真正运行, 关键要看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东亚经济强国是否能顺利实现合作。[11]就目前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状况而言, “东亚”还没有取代“东南亚”, 所谓“10+3”还是东南亚利用东北亚的机制。[12]
“亚太地区的多样性决定了亚太多边机制的特色和特性。在可预见的将来, 亚太区域合作仍将是多机制、多层次、多速度, 相互补充、共同发展。”[13]未来的东亚地区主义机制应是 (可能是) 介于地区国家协会与国家联盟的新型地区联合体, 成为连接东亚各国家的中间。它具有四个层次:地方、地方组成的微观地区主义运动 (次地区) 、各个国家、东亚地区。这个东亚地区是在东亚经济、社会联系相互依存基础上建设出来的。[14]多样性的东亚地区主义机制是以弱制度的软区域主义为特征的, 它的构建一方面强调利益和权力结构, 另一方面也需要观念和制度的参与, 如何有效地处理这四个方面的关系至关重要。不论是单纯的现实主义理论还是建构主义理论都不能单独完成这一任务, 建立机制的过程, 也是重新构筑理论的过程。就目前的东亚的现状来看, 地区主义机制的构建要走的路还很长。
首先, 要完成集体身份的认同和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温特认为国家间集体身份形成是以文化为背景的, 集体身份很少能够达到至善至美的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 可能达到的最佳状态是认同同心圆 (concentric circles of identification) , 即行为体依其身份和利益在不同程度上与其他行为体认同, 同时又努力满足自己的需要。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国际抵制集体身份形成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集体身份永远不能够形成。[15]地区认同是集体认同的一种, 区域认同有功能性认同、归属性认同以及回应性认同。目前东亚的归属性认同比较复杂, 短时间内难以统一, 回应性认同和功能性认同是达成集体认同的主要路径。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 通过东亚国家间经济的互助合作走出危机的阴影成为各国一致努力的方向, 在此背景下, 东亚各国以经济为先导, 通过加强经贸方面的合作, 走出一条新功能主义的道路是现实也是可行的, 在日益强化的交往过程中进一步确立共同体的身份和意识。东亚地区主义合作过程中最好采用灵活的形式促进各方的参与, 深化其合作动力, 以实际行动加强对地区性事务的统一协作, 在反对恐怖主义、贩毒、海盗和非法金融合作方面实施统一的区域政策和行动。
其次, 与欧盟形成不同的是, 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开放性和软性规制的特点。欧盟的建立一定程度上是封闭性和刚性规制的。东亚区域合作不采取“东亚至上”的内向方略, 而是承认利益差别, 鼓励多层努力, 实行“开放的合作主义”, 即在东亚地区各国进行合作努力的同时, 允许和鼓励各国同时与区外国家进行合作。因此, 东亚区域合作不带有封闭性和对抗性。在经济上, 表现为多层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在安全上, 承认和保持了现有的双边合作或结盟关系。[16]实行渐进主义是东亚安全区域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 也是东亚区域主义柔性特点在安全方面的表现和要求。亚太和东亚复杂的区域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状况决定了亚太和东亚的安全区域主义的演进必须遵循渐进主义的路线。东亚的特点和状态更适于进程论, 行动在前, 框架结构和规约在后, 以实践拉动区域合作制度和架构, 在实践中修正和总结相关制度性要素, 并且这种制度性要素不同于欧盟的刚性制约, 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一种实践进程中的认同或者认可, 这也是东亚不同于欧洲的典型特征。
四、结语
东亚地区 篇5
利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IAP)一个海洋-大气-动态植被耦合模式(GOALS-AVIM),进行了1模拟积分.基于模拟结果,对东亚地区的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降水、地面气温和短波辐射的季节变化进行了标准化对比,分析了NPP的时空格局与气候因子(气温、短波辐射和降水)的关系;利用奇异值分解(SVD)对东亚夏季降水场和NPP的关系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夏季东亚地区植被NPP及相关气候因子的时空变化规律明显,耦合模式可以很好地模拟出观测存在的降水及NPP、LAI(叶面积指数)大值区随季节北移南退的形态;由于耦合模式中AVIM的双向特点,模式模拟的NPP与其他物理场的季节变化有很强的对应关系,而且在不同时间和地区,NPP与降水、地面气温、短波辐射表现出不同的.对应关系,其中植被NPP时间变化与气温和降水的相关性都较高;从NPP场和降水场夏季逐月标准化距平奇异值分解的空间分布模态来看.NPP与降水在时空场上表现出很强的耦合性,NPP的空间格局与降水存在较好的相关性,不同地理位置的相关性强弱不同,分解出的降水场异常相关模态也再现了东亚夏季降水移动的时空特征,同时东亚雨带随季节变化与NPP的气候变率表现出不同的对应模态.
作 者：智海 丹利 俞永强 徐永福 王盘兴 ZHI Hai DAN Li YU Yongqiang XU Yongfu WANG Panxing 作者单位：智海,ZHI Hai(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象灾害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大气科学学院,南京,210044;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LASG,北京,100029)
丹利,DAN Li(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东亚区域气候环境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29)
俞永强,YU Yongqiang(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LASG,北京,100029)
徐永福,XU Yongfu(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29)
王盘兴,WANG Panxing(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象灾害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大气科学学院,南京,210044)
东亚地区 篇6
1969年，西德尼·莱维和菲利普·科特勒提出了一个泛化的营销概念。他们认为，营销学不仅适用于产品和服务，也适用于组织、人、地方和意识形态，所有组织，不管它们是否进行货币交易，不管它们干得好与坏，事实上都是在从事营销。
当社会行为作为一种产品，我们会发现，营销者(生产者)并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或劳务，而是间接生产产品。也就是说，最终完成某种产品的是营销对象(顾客)，营销者只是制造出有助于营销对象(顾客)产生特定行为的气氛和环境。
地区营销的主体
按照菲利普·科特勒的观点，地区营销的主要行为者包括三大类：当地行为者(其中又分公共部门行为者和私人部门行为者)、区域行为者和国际行为者。按照中国的情况，地区营销的主要行为者为四类。
政府机关
2002年年初以来，昆明开始了一次没有任何参照的政府转型尝试，政府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把自己放到推动者、协调者和监管者的位置，用一种新的方式去发现、协调、整合和营销整个城市的优势资源和企业，试图将以前散乱的力量以一种恰当的方式整合成一个整体，一种合力。这就是“营销昆明”，昆明市政府副市长雷晓明表示，地方政府运用自己的资源帮助、促进企业走向国内外市场，是永恒的命题。但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营销昆明”这种形式是多种可选择的形式之一。
就招商引资来说，江苏昆山的例子就很典型。由于上海的“谈判门槛”很高，昆山官员的工作就比较主动，专门候在上海的机场和宾馆，把与上海谈判失败的外商接到昆山去考察，结果形成外资蜂拥而入的集群效益。苏南招商的一大特色是，善于发挥行政资源的作用。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的大环境远米真正市场化。比如市场经济格局中最重要的金融资本起到今天还被国家掌握，而未市场化、民营化，国有金融资本对民营企业的岐视，强大而虚弱的国有资本，和躲在国有资本后面的各级政府，成为不可忽视的市场力量。各给地方政府的“有形之手”还掌握丰富的资源，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地方政府应当站在宏观的经济方向、中观的行业发展方向和微观上的企业经营的最佳结合点，发展地方经济，而不应当仅仅是简单的、远距离的服务。
公共机构
地区内所有公共机构并不是地区营销的直接责任者，虽然它们总是为着自己局部的利益在努力，但是它们的运作间接地推动了地区营销的展开。
当地的媒体和出版社，传统上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扮演着一个地区文化及精神发展轨迹的记录者、挖掘者和守护者的角色。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见到某地报纸展开所谓“XX地方人精神”大讨论的原因。在展览和会议中心举办的各种会展活动，劳动力及人才市场各类人才招聘会，商业及旅游接待行业举办的嘉年华会，等等，都是公共机构对地区营销的代表作。
企业
企业可以说是地区营销最直接和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地区营销的成功，不是指换得一个虚名，而是获得更多的投资，有更多的人更大量地采购本地出产的产品，有更多的人到本地旅游观光或者从事商贸活动。即使是一间新办的企业，也会因为地区广泛的知名度和较强的竞争力，而使自己获得一张“地域标签”，从而使自己的产品比来自不知名地区的同类产品更容易打人市场。同时，企业尤其是成功的知名企业，也是地区营销的重要推动者，尤其是对地区品牌形象的形成与提：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青岛企业的品牌在全国是有名的，形成了以名牌企业集团为支柱的工业体系。青岛品牌有“五朵金花”，即海尔、海信、澳柯玛、青岛啤酒、双星等5个“中国驰名商标”，占全国驰名商标总数的1／30。在有了工业名牌之后，青岛开始建设城市品牌，即通过上企业项目来吸引投资，通过最好的产品输出到区外来获取收入，从而带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企业为着自己的经营目的，对地区营销的直接贡献在以下几个方面：
企业在各种大众媒体所发布的广告直接推动了地区形象的建立。
由于产品在国内外的大量销售而进入千家万户，令消费者对其产地有了更多的关注和了解。
企业成功发展之后，因扩大规模而引来了更多投资。
企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外来人才，而这些人才成为地区形象重要的、可信的传播者。
地区内的成功企业在行业组织或政府的统率下，在外地举办联合展销、展览活动，也极大地提升了地区形象力。
个人
人民营销被菲利普。科特勒看成是地区营销的一种战略。的确，一个地区如果拥有高素质的公民，其地区营销能力自然也就相当强大。一个地区的成败决定于其地区公民的品质。
香港旅游发展局拍摄过一系列推介香港的广告片，有成龙、刘德华等着名影星参加，在电视台播出之后，不仅吸引了大量眼球，而且获得了观众对香港的广泛认同。除了知名人物之外，地区内还有一些并不十分知名，但在某个领域却有着相当影响力的一批人物，诸如成功的企业家，各行业的专家、学者，本地媒体的记者和文学作家，医疗、法律等行业的专业人士，等等。由于他们身份特殊，他们经常发表直接或间接涉及地区形象的言论，从而有意无意扮演了地区形象传播者的角色。
地区营销的客体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吉·尼克尔斯说，“产品可以是一个人、一个地方、一种思想、一种实在的物品、一种服务、一项政府规划、一个慈善机构、一种福利事业，或者任何其他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他人的事物。”这样的定义是非常适用于地区营销的。地区营销的客体包括三大类：环境、产品、人。
环境
地区营销首先要卖的是环境。就地区营销来讲；环境分为三种：
首先是投资环境。投资环境是指一个地区能够满足投资活动需求的各种外部环境。由于投资是一种社会经济活动，它不可能在一个“真空”里运作，而必须有一个环境作为载体，需要提供包括政治、经济、自然和社会等全方位的条件。因此，投资环境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一个整体。各种类型的经济开发区是投资环境作为地区营销客体的一个集中表现，它将一个地区投资环境的各要素集中起来并加以优化，给投资创业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其次是旅游环境。这里所讲的“旅游”不仅包括通常所理解的、狭义的“旅游”，而且还包括了商务旅行、会议、探亲访友、读书等活动在内的非长期性或永久性逗留和居住。对地区营销来讲，旅游环境主要包括特色城市、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和主题公园四种形式。
最后是居住环境。居住环境指在特
定的区域内，为满足个人发展、家庭需要和社会进步而具有的空间、设施、服务等自然、文化因素的总和。人是居住环境的主体，居住环境也是人的生活场所，良好的居住环境不仅使人在居住中能有机和谐地生活，又能陶冶塑造人。以人为本，为居住者提供满足居住多样性需求的生活环境与空间，创造安全、方便、卫生、舒适和美观的居住环境，足地区营销面临的迫切而重大的课题，它对于吸引移民，尤其是高级人才前来求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产品
地区营销的产品分为两大类产品：公共产品和企业产品。
地区营销的公共产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土地及水、矿藏等资源的开发江。
城市基础设施及交通设施的开发经营权。
城市公共事业的经营权。
特殊行业的特许经营权。
公共产品与投资环境的顾客虽然都是投资者，但两者的区别在于：公共产品大部与本地居民的工作，生活密切相关，其项目资产的所有权也可能属国家所有，而投资者只是获得了一定年限的经营及收益权。
企业产品包括地区内所有企业生产的各种工业品及消费品。企业产品不仅指实物产品，而应当包括三种产品：实物产品、商标使用权、专利权。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地区拥有强大的知识产权可能比拥有强大的实物产品的制造能力，将会具有更强大的竞争力。地区营销的目的，就是推动本地区GDP的增长和建立地区强势形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就是为了推动本地区企业产品的销售。
当人作为地区营销客体的时候，不仅是被输出的劳动力这一种形态，其实应当包括三种形态：
首先是劳动力。
劳务输出是一种重要的地区营销手段。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东莞市总人口为644．57万人，是广东省居广州、深圳之后的第三大人口大市。在东莞市，来自内地各省的外来人口达到500万。东莞是一个人工厂，足一个产业工人孵化基地：一批又一批外来农民工在东莞接受了工业训练后，又一批批离开东莞回乡创业。
不管内地一些偏远而不发达地区的政府是否有意识地组织劳务输出，然后又想方设法吸引外出打工的成功者回乡创业，它们其实都是在将人作为一种地区营销的客体加以出售。而且劳务输出这种形式，对于相对弱势和欠发达地区至今仍是一种增加地区财富的有效办法。
其次是名人的无形资产。
名人作为营销主体的时候，他扮演的是一个行动者；作为客体的时候，他是一种无形资产。也就是说，成龙在活着的时候，他可以通过拍摄电影的方式出售自己，为香港增加若干GDP；他去世后，则只能依赖别人来出售他，出售他的无形资产，他仍然可以为香港增加GDP。
作为主体的名人一定是活着的，而作为客体的名人既可以足活着的，也可以是死去了的；既可以是今天的人物、也可以是古代的人物；既可以是现实中的人物，也可以是虚构的人物。
最后是精神产品。
精神产品是指文化、艺术、创意等类型的作品。一个地方的出版物，不论采用什么介质，不论其内容所涉及的学科性质，均属于这一地方的精神产品。地方出版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地域在一定时期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反映出地方文化的历史积淀。
精神产品也是一个地方重要的地区营销客体，它包括两类：一类是一般精神产品，如科学、技术、理论，等等；另一类是精神消费品，如文学、艺术及其他。它们可以归为一类产业，即文化精神产业，电可以分作两类产业，即科技产业和文艺产业。
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篇7
1997年7月爆发的一场始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使东亚国家经济、金融受到严重冲击。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所具有的传染效应。这场金融危机先后在东亚冲击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家, 而后又袭击日本、韩国、中国台湾, 再西进俄罗斯和欧洲, 最后影响美洲, 使这些国家和地区 (尤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 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 金融系统、经济体系遭到巨大破坏, 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不良后果。
2008年,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并迅速向全球蔓延, 带来全球金融危机。亚洲最敏感的韩国是亚洲第一个金融风暴的受害者, 而越南却是此次受到冲击最严重的亚洲国家, 同时日本2008年第二季度增长率是负6﹪, 长期以来经济有骄人成长的新加坡第二季度也出现0.8﹪的负增长。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 中国也难以幸免, 股市、楼市价格下跌, 经济增长缓慢。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东亚地区国际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减慢, 国际贸易收支情况明显恶化, 货币贬值现象严重。
每次金融危机都会对国民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 然而, 金融危机的发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货币合作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讲, 区域货币合作可以看成是金融危机促成的产物。
2 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者蒙代尔、麦金农、凯南、英格拉姆、哈柏勒与弗莱明、托维尔与威利特等经济学家分别从要素流动程度、经济开放程度、产品多样化、金融一体化、通货膨胀率、政策一致性角度来分析研究货币合作的可行性。考虑东亚各国 (地区) 的现实和数据可得性, 本文从生产要素流动性、工资和价格弹性、经济依存度等角度来分析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2.1 东亚各国 (地区) 生产要素流动性
导致各国 (地区) 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商品和劳务在不同国家间进行转移, 使得进口与出口不相匹配, 这会给一些国家带来通货膨胀却给另一些国家带来失业状况。在各国没有形成货币区时, 大多采用改变汇率的方式来缓解通货膨胀或失业, 但在各国间形成统一货币区后, 不同国家 (地区) 的需求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满足, 因此可以避免汇率的经常波动。所以区域内要素流动性越大, 各国使用汇率来调节外部失衡的必要性就越小, 区域内就越适合使用固定汇率制, 且在该区使用单一货币的效率就越高。对区域经济金融稳定和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流动性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
(1) 从劳动力流动角度来看,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区域内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迅速发展, 80年代初, 东亚地区区域内移民只有100万名, 而到1997年则已经增加到650万名。1997年, 在日本登记的来自东亚区域的人口达108.6万名, 占日本全部外来人口的73.4%, 而印度尼西亚的74.6%的劳务输出在东亚地区就业。另外, 从东亚区域的劳动力自由度来看, 2010年, 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日本劳动力自由度已达到了自由级;泰国、马来西亚劳动力自由度为较大自由;越南自由度为中度自由;老挝、菲律宾、中国、印度尼西亚劳动力较大不自由;中国台湾地区、柬埔寨、韩国、缅甸的劳动力自由度属于限制自由级。虽然由于以往东亚地区劳动力管制程度不同, 导致出现上述各国 (地区) 的劳动力自由度有较大差异, 但从东亚地区整体劳动力自由度来看, 即使与欧元区国家相比, 东亚地区劳动力自由度也并不低。 (欧元区国家劳动力自由度也有较大差异且自由度没有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日本的劳动力自由度大) 随着东亚地区金融、经济关系日益密切, 移民规模的日益庞大, 东亚地区劳动力流动性会不断加大。
(2) 从资本流动角度来看, 由于目前东亚各国 (地区) 存在资本账户的管制以及金融业准入的限制, 资本在区域内并非是完全自由流动的。但在1997年东亚各国 (地区) 加大了资本账户的开放力度, 增加了资本在区域内的流动速度。例如, 1996年日本投往亚洲的FDI (对外直接投资) 比重为27.8%, 而到了1999年, 此比重上升至52.7%, 这种投资区域化倾向会增加区域内的金融、经济依存度, 有利于货币一体化进程。同时, 东亚各国 (地区) 在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均放松了对金融管制的限制, 使得资本流动性得以提高。
从上述对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分析可知, 虽然无论是从劳动力流动角度还是从资本流动角度来看, 目前东亚地区并不具备形成单一货币的充分条件, 但随着区域内经济联系的愈加密切, 生产要素流动性不断提高是必然趋势。
2.2 东亚各国 (地区) 工资和价格弹性
价格、工资的高弹性会对市场机制的自发调整产生促进作用, 有利于各国 (地区) 实现内外均衡, 可以减少调整汇率的必要性。而且一国的工资、价格弹性越高, 保留自主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就越低。东亚地区所具有的下述特征使得其工资、价格具有较大的弹性: (1) 东亚地区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 部分国家刚刚完成工业化, 而大部分国家处于工业化进程中, 区内大部分国家 (地区) 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 并且产业以劳动密集型的偏多, 加之在工业化进程中, 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 劳动力供给充分, 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 (2) 东亚国家 (地区) 在劳动保障方面存在欠缺, 最低工资标准、雇员税法、就业保障法对其约束性不大, 劳动力价格大多受市场供求关系决定, 一般不会出现劳动力市场失灵现象。 (3) 东亚各国 (地区) 工会大多独立性不强, 并不具备欧美国家工会的强大力量, 社会福利水平不够完善, 失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 使得其工资刚性较小。 (4) 作为东亚国家 (地区) 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日本, 虽然法律、制度方面较为健全, 但由于日本实行终身雇佣制———经济衰退时, 企业并不裁员而是降低工资水平, 使得工资具有充分弹性。工资作为企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资的较高弹性可以确保产品价格的较高弹性。由于工资、价格的较高弹性, 东亚各国 (地区) 可以通过调节工资、价格来实现内外均衡, 减少对汇率的调节。
2.3 东亚各国 (地区) 经济依存度
东亚各国大多属于外向型经济,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出口贸易。随着经济一体化发展, 各国 (地区) 之间经贸往来有不断扩大、经济依存不断加深之势。近几年来, 东亚各国 (地区) 的主要出口贸易伙伴大多集中在区域内, 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国家非常重视的出口地。同时, 东亚各国的“雁行”发展模式也极大地加强了各国 (地区) 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因为日本较早地完成了从重工业化向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 属于区域内的“雁头”。作为发达国家, 日本在东亚区域进行大量资本输出, 同时将东亚地区作为其原料来源地, 在向区域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的同时不断从区域各国进口能源和原材料。以韩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产业结构略落后于日本, 有较先进的技术, 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大多主要出口机器设备和中低端工业产成品、半成品, 属于区域内的“雁身”。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输出原材料、能源、初级工业产品并接受外来投资的国家, 属于区域内的“雁尾”。这种“雁行”发展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目前东亚地区所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区域货币合作的不利影响。一方面, 中国和东盟国家对区域投资依赖性较强, 有利于区域内成员国之间加强贸易与金融合作;另一方面, 国际投资对汇率不稳定地区的投资下降, 也从反面促使东亚各国 (地区) 更加重视汇率稳定局面, 在区域内贸易一体化和投资区域化的推动下, 东亚地区通过加强货币合作以促进经济、金融将成为区域内的共识。
3 总结
从以上分析可知, 东亚地区在经济开放程度、出口产品结构相似性、生产要素流动性、工资和价格弹性、政策一致性、经济依存度等方面目前虽然没有达到最佳标准, 但合作基础并不是十分薄弱, 随着东亚各国 (地区) 经济不断发展, 彼此经济往来的不断加深, 经济政策的不断协调, 货币制度的不断完善, 东亚地区完全有可能形成一个最优货币区, 实现货币一体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喻晓平.东亚货币合作:可行性及模式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2.
[2]何慧刚.最优货币区理论与东亚货币合作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
[3]万志宏.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研究[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4.
[4]程传海.次区域货币一体化:东亚的机遇与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
[5]梁一唯.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现状分析与前景展望[J].中国外资, 2010 (3) .
[6]杨胜刚, 黄文青.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未来前景[J].财经科学, 2002 (4) .
[7]廉洁.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分析[J].经济师, 2012 (6) .
[8]王倩.东亚货币合作可行性的经济数据检验——基于OCA理论的分析[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 2011 (4) .
[9]沈军, 谭庆华.东亚地区货币合作探索及其前景分析[J].东南亚纵横, 2003 (9) .
东亚地区 篇8
在东亚各国的共同努力下,近10年来东亚文化交流渠道不断拓宽,内容日渐丰富,区域文化交流与合作呈现出强势发展势头。东盟、中日韩各国共同签署了《佛山宣言》,宣告了东亚文化交流合作已经达成了政治层面的共识。根据我国文化及相关产品分类和《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对出版产业的界定,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及电子出版物,录制媒体及游戏音乐软件等均为文化产品。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把文化产品划分核心产品、核心服务以及相关文化产品,书籍类、新闻报纸类、期刊杂志类和其他印刷品类都属于出版业文化产品范畴。
现有关于文化产品贸易的研究有很多方法,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贸易理论,第二类是新兴贸易理论。除此以外,也有很多经济学家用“需求偏好理论”分析不同文化产品价值在市场中的不同体现和作用。一般来说需求偏好比较类似的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产品贸易,数值会高于需求偏好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Krugman、Fujita和Venables(1990)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证实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规律与途径。根据国家版权局公布的2001年至201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的文化产品在东亚地区的输出地主要集中在韩国、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由于具有相似的文化历史背景,韩国对学习中国文化有一种明显偏好,并且直接体现在对中国文化类产品的贸易数值上。例如2007年中韩文化产品双边贸易总额达1 598.9亿美元,其中中国的进口额达1 037.5亿美元,形成了明显的逆差局势。
通过面板数据研究,吴丹(2007)得出中国-中国香港地区更紧密经贸关系(CEPA)、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ACFTA)、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国际直接投资、国家间地理距离是东亚双边出口贸易流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另外,文化的宣传势必会带动文化产品乃至普通货物的对外贸易流量增加,而经济规模、地理因素对双边贸易影响显著。大量研究表明东亚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影响到东亚各国内部产业的结构调整,但是有关东亚地区文化产品贸易的实证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本文采用引力模型,对2001年至2011年的东亚5国家与地区间出版产业文化产品相关进出口数据,以及各个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旨在对文化产品贸易在东亚区域一体化中的作用给予说明。
二、模型研究
(一)基本模型
本研究采用的引力模型是从牛顿物流学中的“引力法则”延伸过来的,引力模型原型如下:
LnTij=α+β1Lnyi+β2Lnyj+β3LnDistij
其中Tij表示两地之间的贸易额,yi和yj表示i国和j国的GDP,Distij为两国之间的实际距离。Tinbergen(1962)首次使用该模型描述两国间的贸易模式,认为一国向另一国的贸易流动主要取决于用GDP测量的国家经济规模和两国间的地理距离。
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发现收入、距离也显著影响着贸易流动,人口变量和贸易流动之间存在负相关。Anderson(1979)用引力模型解释了欧洲地区之间的商品差异性问题,Bergstrand(1989)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分析了垄断竞争市场时期的欧洲各国双边贸易情况。Helpman(1987)用引力模型研究了产业内贸易结构的规模经济递增现象,Deardorff(1995)研究了贸易国之间地理距离对贸易体积数量的影响。Filippini(2003)用该模型分析了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流动情况,发现东亚地区的贸易数量大小与各国高科技制造业发展程度有着显著正相关关系。Geda(2002)在做关于东南非共同市场研究的时候,发现一个国家好的宏观政策对贸易流量有着正相关的影响。Anderson(1979)指出两个国家之间的单项贸易流量与它们各自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另外,贸易引力模型的发展也经历了多个变化阶段,引力模型基于传统理论基础也有着不同的方法。根据H-O理论,影响国际商品贸易格局的根本原因在于每个国家要素的丰裕程度,劳动、资本等要素的价格变动会影响到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
(二)研究模型
依据中外文献研究的结果,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很多,例如国民生产总值、地理位置远近、语言结构的类比性、人文历史的一致性、区域贸易合作的密切程度等。为了能够更好地分析东亚地区出版业文化产品贸易的结构层次以及进出口流向,本文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变量的添加:
(1)模型1:
LnEXijt/IMijt=α+β1LnGDPit+β2LnGDPjt+β3LnDISTij+β4HDIit+εijt
其中GDPit为i地区在t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也表示其经济发展规模,GDPjt为j地区在t年的地区生产总值。DIST为两个国家间的实际地理距离,与经济发展速度呈负相关关系。HDI表示国家i(出口国)在t时期的人文发展指数,人文发展指数是衡量人文发展方面平均成就的综合性指标,选择人文发展指数作为测量指标主要有两个的原因:第一,GDP和GNP都是以经济实绩作为发展尺度,没有包含人文价值意义。当今国家的富强程度已经不再过度强调物的富裕程度,而是更多地考虑到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平高低。第二,人文环境的好坏对文化产业的物质消费有着直接的联系,例如2011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排名前三位的是北京、广东、上海,对应这三个地区的人文发展指数分别为0.882、0.807、0.901。
为了避免HDI指数与其他因素产生多样共线性的干扰,本文用模型1来单独检验HDI指数的影响显著性。
(2)模型2:
LnEXijt/IMijt=α+β1LnGDPit+β2LnGDPjt+β3LnDISTij+β4LnPGDPit+β5ComLangit+β6ConB+β7Inter+εijt
其中PGDPi表示国家i在t时期时候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本文中引用这个因素是为了检验居民收入水平对于出版业产品贸易有何显著影响。根据Lee HyunHoon(2009)对APEC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流量测量结果,可以得出人均收入越高意味着他们对文化的消费层次也会升高,相应文化产品的进出口贸易量也会增加。所以,假设出口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和贸易量呈正相关。
ComLangij是一个虚拟变量,当值为1时说明国家i和国家j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Anne-Celia D.(2010)在文化产品双边贸易实证检验中认为共同的语言结构以及一致的文化背景联系会促进贸易流量的增加;如果两个国家或地区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他们之间的商务活动或信息交流渠道会更加简便容易,也会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假设两个国家或地区如果使用共同的语言,会促使他们之间的文化产品贸易发展加快。
ConBij是一个虚拟变量,当值为1时表示国家i和国家j使用共同的国界线。Silivo H.T.Tai(2010)的研究结果证明双边国家拥有共同的国界边境,他们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会加强,也会加速文化产品的消费融合,但是为了保证双方的利益,政府也会采取不同的贸易保护政策。所以,假设如果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有共同的边界,会扩大出版业文化产品的共同市场贸易。
Inter表示的是国家i使用互联网的人数,一般是作为互联网覆盖的参考指数。近年来互联网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服务模式,影响了几代人文化服务的消费模式,加快了新文化的宣传速度,并且对传统的出版业产生了冲击。所以,假设互联网的覆盖程度越高,其相关文化制品贸易也会减少,两者呈负相关联系。
(3) 模型3:
LnEXijt/IMijt=α+β1LnGDPit+β2LnGDPjt+β3LnDISTij+β4Dummyj+εijt
Dummyj是一个虚拟变量,用来表示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代码。当进出口国家为中国,其DummyC值为1,其他国家地区DummyC值为0;当进出口国家为日本,其DummyJ值为1,其他国家地区DummyJ值为0,依次类推。该变量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判断出每个国家和地区文化产品的贸易发展状况,与其他地区间的合作密切程度以及未来走势。
注:*,**,***分别代表t值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注:*,**,***分别代表t值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三、检验结果
本文选取东亚的8个经济体为研究对象,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澳门、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由于中国台湾和朝鲜的相关数据在世界银行,货币银行组织都没有记录,而蒙古的贸易数据主要集中于矿产资源和肉类制品,文化产品贸易数据在近年来都是0,所以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剩下的5个主要贸易地区之间。本文采用2001至2010年的面板数据,用STATA10.0软件进行计量检验分析。所采用的贸易数据来自于UNcomtrade数据库,各经济体的GDP和人均收入来自世界货币基金组织WEO数据库,地理和语言关联指标来自CEPⅡ数据库,人文发展指数和互联网人数来自国家统计局国际年鉴。由于研究模型中加入了多种虚拟变量,为了保证数据样本的显著性,本文依次对数据进行OLS分析,随机广义样本(Random GLS)分析,以及稳健性检验分析。
(一)人文发展指数的影响结果
本文对模型1进行了OLS回归检验,结果表明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距离与文化产品的贸易数量间有着显著性,为1%的关联;通过怀特检验发现Prob>Chi2=0.0166,说明模型1存在异方差。为了消除异方差影响,本文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检验,以及稳健性再检验。方程的拟合优度系数为0.53,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在四个影响因素当中,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大小与出版业文化产品贸易数量呈5%水平的显著正相关联系。人文发展指数的系数符号为负,并且系数值偏大,为-11.58,说明东亚地区国家的人文发展水平越高,区域内部的文化产品贸易流量反而会减少,这点和现实结论一致。东亚人文发展指数较高的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人文发展指数分别为0.953、0.921和0.937,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教育背景较高,人们不完全依赖传统的文化阅读方式,而且与欧美地区的文化产品贸易数量较多,在东亚文化贸易圈中也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距离因素的系数符号值与先行学者研究结论一致,均为负值,但是在出版业文化产品贸易检验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见地理位置因素并不是影响文化产品贸易的决定性原因。
注:*,**,***分别代表t值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二)虚拟变量的影响结果
相比模型1,模型2当中增加了许多虚拟变量。为了避免异方差与多重共线性的出现,本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方程的拟合优度系数为0.71,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出四点结论:第一,与模型1结论相同,贸易双方的经济发展速率有利于加快提升出版业文化产品的贸易流量。第二,人均收入水平呈1%显著水平的负相关,说明出版业文化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比较低端的价值链,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中国具有明显优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日本、中国香港逐渐减少了出版业产品的生产,开始扩大从其他国家进口。第三,互联网的普及率与出版业文化产品贸易数量成反比关系,证实了互联网的发展在短期内会对传统出版业造成一定的损害。第四,地理距离、语言因素和国土接壤等虚拟变量,对东亚出版业文化产品贸易不产生显著性影响。
(三)不同经济体间的差别化
模型3进行了随机效应检验,综合所有地区进行的检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东亚各国和地区对出版业文化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的判断比较一致,除了中国大陆显示了有着非显著性的正相关以外,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本和韩国都表现出与文化产品贸易有着负相关显著性联系,这表明发达地区对于出版业文化产品贸易的依赖程度在下降。产生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有两个:第一,电子阅读的普及以及视听产品的发展,使得传统印刷传媒的地位得以动摇;第二,这些国家和地区更乐意从其它发达国家、地区进口相关文化产品,或者说这些地区在短期内不会扩大对东亚地区文化产品的贸易。
四、结论与启示
经济规模大小对东亚经济体间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是显著的,人均收入水平、人文发展指数以及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对东亚地区出版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如何充分协调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文化资源环境的变化是我国政府与文化相关企业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但是拥有广阔的需求市场,吸引了大批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出版业、广告业乃至各种文体娱乐行业。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国内文化消费需求空间很大。
通过对东亚地区出版业文化产品双边贸易的计量检验,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出版业文化产品贸易与国家的经济规模有着显著正相关,我国应该加快出版行业的结构转变,从一般制品向高端制品发展。第二,政府要合理引导文化消费方向,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节,保障文化消费对出版业产品贸易的拉动作用。第三,不仅要吸收国际投资,也要发展对外投资,开发拉丁美洲、东南亚国家以及非洲地区的文化市场。这不仅可以提升我国的“软实力”,也可以带动其上下游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新飞.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FDI与省区双边贸易流量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1(2):12-20.
[2]张彦国,王丽梅.山东省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实证分析[J].技术与创新管理,2012(3):80-83.
[3]郭思嘉.中国印刷品贸易顺差?逆差?平衡?[J].市场纵横,2007(8):78-79.
[4]A.Marvast,International trade in cultural goods:Across-sectional analysis[J].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1994,18:135-148.
[5]Lars Lundberg,The structure of Swedish internationaltrade and specialization:old and new explanations[J].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1992,1128:266-287.
[6]Anne-Celia Disdier,Silvio H.T.Tai,Lionel Fonta-gene,Therry Mayer,Bilateral Trade of Cultural Goods[J].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2010,145:575-595.
[7]James,E,R&Vitor Tr.Neckties in the Tropic.A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ultural diversity.NBER working paper,2005.
[8]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International flows of se-lected cultural goods and services,1994-2003.
①LEI为预期寿命指数,LEI=LE-20
东亚地区 篇9
四大区域综合发展指数稳步提升, 西部地区增速最快。2000-2010年期间, 中国四大区域的综合发展指数稳步提升, 其中东部地区由2000年的44.88%提升到2010年的65.32%, 中部地区由2000年的35.93%提升到2010年的54.13%, 西部地区由2000年的33.72%提升到2010年的52.23%, 东北地区由2000年的38.96%提升到2010年的56.35%。2001-2010年, 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综合发展指数年均增速分别为3.82%、3.76%、4.18%和4.47%, 在四大区域中, 西部地区增速最快, 中部地区次之。
综合发展指数由“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和“科技创新”五大类分项指数组成。2010年, 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类指数分别为73.29%、67.49%、57.91%和58.72%;“民生改善”类指数分别为73.21%、63.04%、61.33%和55.54%;“社会发展”类指数分别为67.32%、68.28%、66.93%和66.12%;“生态建设”类指数分别为65.90%、54.52%、57.73%和55.31%;“科技创新”类指数分别为38.37%、15.16%、14.72%和13.54%。
31个省 (区、市) 综合发展指数普遍提高, 差距有所缩小。2000-2010年, 31个省 (区、市) 的综合发展指数普遍呈现向好的趋势。2010年综合发展指数排在前10名的地区分别为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福建、辽宁、山东和重庆。2000-2010年, 综合发展指数年均增速排在前10名的地区分别为贵州、新疆、重庆、山西、四川、江西、西藏、安徽、宁夏和甘肃。
需要关注的是, 全国31个省 (区、市) 综合发展指数的变异系数, 自2004年后呈现逐年缩小的趋势。
与2009年相比, 2010年各地区综合发展指数均有所提高。2010年, 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综合发展指数比2009年分别提高4.65%、4.03%、4.55%和5.85%, 在四大区域中西部地区增长仍然最快。
2010年, 31个省 (区、市) 综合发展指数比上年都有所提高, 近一半省份增幅达到5%以上, 其中, 贵州、青海、西藏、宁夏、海南、甘肃、陕西、云南、新疆和重庆增幅位列前10名。
东亚地区 篇10
一、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赶上全国平均水平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总体目标取向。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着眼于解决西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民生问题,使西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基本公共服务赶上全国平均水平,推动社会事业发展。这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分享全国发展成果的必由之路,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体现社会公平。
1. 保障基本就业。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的快速推进,西部民族地区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因为缺乏必要的适应全球化、市场化的能力和手段,正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一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学毕业生除一部分在内地就业外,大部分回到原藉,实现就业面临很多实际困难;二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城镇就业成为焦点问题;三是近年来内地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大量向西部民族地区转移,增加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就业困难。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就业问题比内地更加突出,因此,如何保障社会就业就成为政府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2. 保障基本养老。
西部民族地区目前主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必须重视和采取政策措施解决养老问题。西部民族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东部农村地区,也高于城镇地区。同时,随着人口寿命的增长,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四世同堂”现象越来越多,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越来越显示出弊端。要在西部民族地区逐步建立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
3. 保障基本生活。
当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在内地发达地区建立起来,但在一些西部民族地区仍是空白。我国农村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在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乃至全国城乡贫困人口中所占比例都非常大,这一特殊人群是全国扶贫攻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点人群。在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建立并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及相关法律制度,既能及时有效地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稳定与协调发展,又能解决很多历史遗留问题,保证广大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4. 保障基本住房。
西部民族地区的住房保障有一些特殊性,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少数民族的住房问题也成为一个经常性问题。2009年冬天,新疆北部地区发生了严重暴风雪灾害,给许多少数民族牧民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也使牧民定居问题的重要性凸显。将住房保障纳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可以使少数民族群众真正实现安居乐业。
5. 保障安全饮水。
西北地区常年干旱缺水,水资源短缺不仅限制了经济发展,还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如今,解决西部偏远山区农民饮水问题的成本越来越高,必须依靠蓄水和移民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
6. 保障教育服务。
西部民族地区自然条件一般较差,学校布局较为分散,难以形成规模办学,直接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对有限的教育资源也造成了浪费。此外,师资力量薄弱、学前教育严重欠缺的现象依然存在。随着学校布局调整步伐的加快,很大一部分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学生需要通过寄宿学校完成学业,但目前国家提供的寄宿生活补助标准比较低。有的地区还存在教育资金不到位、投入不足、学校硬件配套设施滞后、教师待遇低、教师队伍不稳定的现象。因此,要均衡城乡教育资源,保证农村教育质量,使农村家庭子女上得起学、上好学,切实解决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
7. 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
“小康不小康,关键要健康;幸福不幸福,农合是基础。”医疗卫生条件是衡量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要加大对西部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切实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二、努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它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建设滞后,是制约西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的主要瓶颈,须加强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夯实西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民生改善和跨越式发展的基础。
1. 推动交通建设。
长期以来,落后的交通阻碍了西部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交流,影响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与全国其他地区协同发展。要实现西部民族地区交通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不能单纯依靠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自身。要在中央的支持下,在全国的支援下,切实改善西部民族地区的交通条件,这也是分享全国发展成果的结果。同时,西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分享全国发展成果,需要克服交通的障碍,推动交通建设的跨越式发展能够为西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分享全国发展成果创造条件。
2. 推动水利建设。
我国西南地区水资源丰富,水资源总量占全国总量的46.6%。但由于山高谷深,缺少水利工程设施,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不足1%,远低于全国18%的平均水平,属于工程性缺水。西北地区为半干旱、干旱地区,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总量的7.6%。此外,西部地区水土流失、水环境恶化等问题也很严重,特别是今年发生在西南地区的特大干旱以及发生在新疆等地的洪涝灾害,进一步凸显了水利基础设施对西部民族地区群众生产生活的巨大影响。要切实解决事关少数民族群众切身利益的水利问题,确保少数民族群众共享水利发展与改革成果,可以选取一些薄弱的关键环节,予以重点支持。
3. 推动能源建设。
西部民族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能源资源,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要看到,西部民族地区能源在需求保障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一是电网、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二是使用能源的价格政策方面,存在农村与城市同网不同价、能源资源地价格高于消费地价格等现象;三是农村能源问题突出。因此,需制定并实行相关政策,加快西部民族地区能源建设,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4. 推动通信建设。
由于基础差、规模小、起步晚等原因,西部民族地区在人均通信基础设施占有量、电信业务普及率以及人均电信业务消费量等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上与内地存在明显差距。同时,西部民族地区还存在市场需求不旺、用户承受力较低、通信建设及运营成本高、通信企业自身发展困难、通信建设“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等现象。从西部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信息不灵和封闭制约着各族人民与外界的广泛交流,制约着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分享全国发展成果。加快通信建设,可以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对多样化的信息的需求,提高生活品质。
三、改善生态环境
我国西部地区有366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258个是边远山区县,210个是少数民族县。这些贫困县绝大多数分布在西部的六大贫困区:内蒙古高原东南边缘风沙化贫困区、黄土高原沟壑水土严重流失贫困区、秦巴山地生态恶化贫困区、喀斯特高原丘陵环境危急贫困区、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封闭型贫困区、西部沙漠高寒山区环境恶劣贫困区。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区位、社会特性和它的可持续发展现状等因素,决定了其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已经成为影响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足或发展方式不当是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毁林开荒、围湖造田、草原过牧、陡坡种粮等行为,是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主因。而低成本的工业扩张,是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和资源浪费、短缺的根源所在。生态环境是西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活动得以开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经济发展离不开环境和资源的支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取决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性。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使得西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必要的依托。
西部民族地区在整体上属于国家生态服务功能区,良好的生态既是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优势,也是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全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因此,应该充分考虑大规模资源开发活动对当地环境造成的严重后果。针对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弱的情况,应着重统筹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创造条件参与发展成果制造和分享
分享发展成果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一个“自为”的过程。或者说,西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要从“被动”向“自为”转变,主动分享其他区域的发展成果。发展成果在两大方向上呈现出非线性增长的趋势,一方面是“水平尺度”的放大,即地理范围的非线性扩大;另一方面呈现出非线性增长,表现为台阶式结构变化。
1. 发展特色产业与特色经济。
在经济发展方面,西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自我发展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应当从特色领域出发,发展特殊产业。
西部民族地区在特色产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国家在支持西部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方面,缺乏必要的手段和应有的支持力度;二是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地方政府与资源地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没有理顺,地方政府受益少,资源地居民受益少;三是特色产业发展机制存在缺陷。因此,在保障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应在重点选择旅游资源、优势矿产资源、特色生物资源和清洁能源开发的基础上发展生态产业、特色优势产业,使地方和群众在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受益,增强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后劲。
2. 主动融入全国经济体系。
受地理条件的限制,西部民族地区的商品走向全国的成本非常高,内地的人才、资金等经济资源和商品也难以进入西部。在经济区域化发展加剧的情势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要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优势互补、区域互动。要深化改革,加快市场化进程,大力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市场的联动。增强与周边省区的合作,依托内地和对口支援,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发挥外贸对本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要以科学发展观的新思维来看待发展,采取多种措施推动民族地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新的发展机会,应对新的挑战,用更开放的态度开展区域合作,实现区域互利共赢。
五、保障社会稳定
保障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是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分享发展成果的题中之义。
相关研究显示,当前影响西部民族地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并呈现新的特点:一是国际地缘政治因素作用凸显;二是市场经济与社会转型带来新的矛盾;三是开发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四是文化冲突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突出因素。
社会稳定既是西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分享全国发展成果的结果,又是西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分享全国发展成果的重要条件。社会稳定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各族人民的福祉,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是以祖国日益强大为后盾,以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为基础的。有了安定团结的稳定气氛,西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才能更好地分享全国发展成果,才能参与制造更多的发展成果。
东亚地区 篇11
关键词 近代 扬州 南通 经济兴衰
一、明末清初扬州与近代南通经济兴起的原因之比较
1.不同点：（1）不同的生产要素推动了两地经济的发展。张謇和扬州盐商：一个是企业家，一个是商人集团；一个是清末状元，辞官回家，创办实业，实践实业救国的远大理想，经过几番努力和挫折，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以大生纱厂为龙头，带动南通地区工、商、农、建筑、金融等产业以及教育、交通、旅游等服务业的发展，实现了南通的近代化；一个是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自给自足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崛起的新兴商人集团，他们在清政府的庇护下，获得盐业专卖的特权，获取丰厚的垄断利润，在扬州广置田宅，修建园林，追求吃喝玩乐，从而带动扬州旅游、烹饪、理发、足疗等服务性行业的发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代企业家才能在南通经济兴起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而资本（具体说是商业资本）在明末清初扬州经济兴起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2）不同的城市功能。扬州是典型的商业城市，古代扬州以商业发展为主体，近代扬州仍以商贸为中心，社会资金在工业的投资中占据相当小的份额，据资料统计，商业资本占了扬州资本总额96%之多，从事工业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左右，而从事商业的人员占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张謇创造的“南通模式”是城市工业化道路的典范。“南通模式”涉及面很广，包括金融、教育、道路、码头和电力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工业资本投入，同时也是实现了城市和农村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为南通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3）不同的发展目的。扬州盐商对扬州经济的贡献在于自己的私欲。他们获取垄断利润之后，广置田宅，修建园林，何园和个园就是代表，不仅如此，他们还追求吃喝玩乐，从而带动扬州旅游、烹饪、理发、足疗等服务性行业的发展。而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则不同，他是抱着实业救国的理念。在西方列强不断对我国进行侵略的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号召振兴民族经济，呼吁实业救国，从而兴起了创办实业的高潮。他们主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立志于强国济民，其中对南通的现代化有着巨大影响的实业家张謇就是其中之一。
2.相同点：（1）优越的地理位置。扬州和南通都处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交通便利，是两地经济兴起的原因之一。扬州位于京杭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处，京杭运河连接了北京和杭州，其实质是把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长江中下游地区连接起来，由此扬州成为水运的枢纽。“各地商人纷纷汇集在扬州经商贸易，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与昌盛。而南通濒临东海，是上海的后花园，上海经济的发展对南通经济的辐射影响也是很大的。南通土壤呈碱性，适合棉花种植，这为大生纱厂提高了原料来源。（2）政府的扶持。盐业政策是盐商发迹的主要原因，也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明末清初盐业专卖制度，给扬州盐商丰厚的利润。清末经济立法为民营企业的经营提供了保障。清末制定的一些重要的经济立法，对当时民族工业包括大生集团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既是1907年大生纱厂召开的第一次股东大会其基本上是按1904年颁布的《公司律》的规定进行的。（3）旅游业的拉动。扬州旅游业发展也要得力于扬州盐商，盐商拥有巨额资本，他们建园林，修豪宅。扬州繁荣的商品市场再加上园林的吸引，每年来此的游客络绎不绝。而张謇创办的南通模式，包括狼山等风景名胜，对南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点的影响。
二、近代扬州与南通经济衰退的原因之比较：
1.不同点：（1）运河的淤塞。长江和京杭运河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动脉，扬州的兴起及繁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京杭大运河。京杭运河方便了货物的运输与周转，促进了商品的流通。但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后，京杭运河由于荒废无人治理，导致淤塞，无法通航，1912年南京到天津的铁路建设完工取代了京杭运河的作用，运河在政治、经济的作用逐渐减弱，扬州也失去了先天优势，经济随之走向衰落。而南通则不同，南通濒临东海，地处长江下游，交通便利。（2）商业资本的流失。明清时期扬州的发展得益于以盐业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扬州繁华以盐盛”既体现了扬州繁华的经济基础，也显示了盐业在扬州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随着盐业资本的外流，近代扬州经济的发展因失去了推动力开始出现衰退。朱自清曾明确指出：“我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小是眼光如豆。”这里所说的是指扬州人精明而不高明，精而不明。扬州是典型的商业城市，商人是扬州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但他们不像南通的张謇、无锡的荣氏，把资金投向本土事业，而是把资金外移。而南通，其经济的衰落跟大生纱厂积累过少，债务负担沉重，无力抵抗外部冲击有关。大生纱厂的股利分红制度，导致企业积累甚少，机器设备不能及时更新，流动资金严重不足；同时由于业外投资过多，债务负担沉重，所以当出现外部冲击时，大生纱厂缺乏灵活应对的能力，以至于面对“棉贵纱贱”、市场恶化的情况时毫无招架之力。
2.相同点：（1）政局动荡促进两地经济的衰退。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扬州地处要冲，是清兵和太平军反复争夺的战场，江南教区的耶稣会士葛必达写到“灭绝之神在这做不久前还非常富裕、奢侈逸乐的城市长空，反复发起攻击，从不收剑回鞘” 战争给扬州带来了致命性的打击，人们的经济生活遭受巨大损失，战火将扬州昔日的繁华化为灰烬。而南通，西方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的经济侵略直接导致南通经济衰落。欧战结束之后， 帝国主义列强卷土重来， 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加剧， 占领国内市场，导致竞争加剧， 同时国内政局混乱， 民不聊生，严重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日俄战争日本控制东北地区以后，严重威胁到大生集团东北关庄布的销路，其他各方面相继出现不利局面，最终大生集团于1922进入亏损状态。外国商品、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占领中国市场，导致国内各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在1919-1920年，中国东北作为通海土布的最大市场则进口日本等国的棉布总值达726.2万两，导致大生纱厂机纱销量骤减，以至于在1922年首次出现亏损。十八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向东入侵，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一般商品输入受到很大的阻碍，最终西方列强通过输入鸦片打开中国市场大门。据史料记载，鸦片战争前夕，西方资产阶级每年要从中国掠走白银一千万两，大量的白银外流造成市场上白银的流通不足，出现严重的银荒。鸦片战争以后，我国不但承担了二千一百万的赔款，而且每年的鸦片数量从四万多箱增加到六万多箱，使得市场上紧缩的白银更加稀少，白银的价格急剧上升，对百姓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同时也损害了商人的利益，增加了他们的运营成本。（2）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政府态度是两地经济衰落的重要原因。盐商因获得政府赋予的专利权而获得巨额利润，必然会因为专利权的消失而衰落。嘉庆年间，由于封建官邸的搜刮、课税数目的增多、频繁的捐输报效以及严重的敲诈勒索导致盐商大量资本外流，加重了盐商的负担；西方鸦片的输入，导致市场上白银价格上涨，增加了盐商的成本，入不敷出，再加上私盐的竞争导致盐商失去大量的市场份额；清政府在盐业衰退之际，改纲为票，打破了扬州盐商垄断两淮盐业的局面，扬州盐商随之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随着盐商昔日辉煌的淡去扬州经济也逐渐走上衰落。而南通，晚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民族工业的发展进行操纵，比如对大生集团的投资收取8%的高利1，同时政局的混乱和盐政官僚的腐败，对实业发展重重设障。在这种缺乏发展实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张謇的实业兴国之路必然走不通。日寇投降后， 南通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尚末恢复元气， 就又遇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三方夹击，从根本上加速了经济衰落。（3）封闭的市场机制垄断经营阻碍两地经济的持续推进。盐业的衰落既有盐商自身的原因也有外在因素，盐商在衣食住行及文化生活上的奢侈性消费是资本流失的重要渠道，扬州奢侈生活全国闻名，雍正皇帝也感慨“各处盐商，内实空虚而外事奢侈，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皿，备求工匠，恒舞酣歌，宴会嘻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同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阳尤甚。”另外，扬州人思想保守封建，不善于把握经济发展机遇，反而拒绝把握易于经济转型发展的机会。无锡著名实业家祝大椿来扬创办振扬电厂，多次受到扬州绅商的阻挠；1933年秋，沪杭厂商李经伦来扬州开办大盛绸缎洋货布片分号，由于其商品价格较低，对扬州各绸缎店有一定冲击，全城相关商店联名罢工，要求制止大盛开业。最后县政府不得不出面调解，以大盛绸布店加入扬州同业公会，大盛店的绸布价格等事宜由扬州商会公断，此一风波才结束。在南通，张謇向政府请求南通棉纱业的独家经营权，所以大生纱厂自建立以来几乎没有来自外界的竞争压力，这种相对封闭型市场机制的落后性与保守性， 使大生纱厂相对减少了技术与管理革新的紧迫感，导致其竞争力减弱。虽然大生集团“土销土产”的封闭式经营方针实现了近代南通经济初期的顺利发展，但终因缺乏充分竞争而导致创新活力的严重缺失，从而阻碍了南通经济的持续发展。
小结：扬州和南通都是处在长江中下游的城市，明末清初扬州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而南通在民末清初迅速崛起，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但是，这种繁荣的景象没有长期保持下去，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两地经济逐渐落后于后期的苏州、无锡、常州，对比两地经济兴起和衰落的原因，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今后两地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章开沅.“南通模式”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J].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2]蒋国宏.南通早期现代化的受挫及其启示[J].南通工学院学报2004（6）：82-84.
[3]金其桢，黄胜平.大生集团与荣氏集团兴衰成败之道探究[J].江南大学学报2008（2）：54-60.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都大盛绸缎制止开业”档案，全宗号四二二案606/4/[Z].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之一，项目名称：近代扬州地区与南通地区经济兴衰的对比研究，项目编号：2010SJD770006。
作者简介：
陈鹏，男，河南人，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
东亚地区 篇12
一、日喀则地区扶贫概况
日喀则地区的扶贫历史悠久, 从解放时期至今已经过了六十多个年头。按时间顺序大体可以分成以下五个阶段:
(一) 从和平解放到自治区成立前的扶贫情况
解放时期, 十八军带动群众开荒种地发展生产。解放后, 为了解决农牧民生产生活困难, 主要以贷款贷粮和无偿发放 (农作物、牲畜和资金) 促进生产。五十年代后, 中央无偿赠送生产器具达十万余件, 以工代赈修建公路改善交通, 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增大, 各地支援不断。兴教育、建医院, 调拨医疗器械, 促进了日喀则地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 1966年至改革开放前的扶贫情况
七十年代初向日喀则地区发放办
社基金款850万元, 继续无偿捐赠先进的大型农机设备。内地省份选派优秀技术人员推广农技, 提高兽防水平并控制疫病蔓延。与此同时, 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得到推动, 内地发达省份选派优秀教师、毕业生以及医疗队援助日喀则。
(三) 改革开放后的扶贫情况
改革开放后, 除了扶持政策外, 农业部在日喀则援建了多个农具厂、拖拉机站和农机供应站, 加快了日喀则农业机械化的进程。第二次藏谈会确定了43项工程, 涉及到能源、文化、卫生、商业以及旅游等方面。尤其将基础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重点, 选派优秀毕业生定向对日喀则中学教师进行培训, 缓解了师资匮乏的矛盾。
(四) 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后的扶贫情况
座谈会确定上海市和山东省对口支援日喀则地区。通过人才援助, 改善干部队伍的结构;免费接收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党政干部进行岗培或挂职锻炼;专设援藏基金, 积极落实援藏项目, 包括日喀则地区体育场、日喀则山东大厦以及日喀则市贸易市场等, 这些项目的实施一度成为日喀则地区新的增长点。
(五) 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的扶贫情况
在总结上届座谈会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 确定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以及宝钢、中化粮集团对口支援, 不断加大项目数量和资金支持力度, 吉林路、日喀则长白山幼儿园、旅游宾馆以及青稞啤酒厂等项目纷纷落成。在对口支援有力的推动下, 日喀则地区经济保持了较快发展。
(六) 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的扶贫情况
座谈会明确将对口支援政策延长到2020年, 并同时完善经济援藏、干部援藏、人才援藏和科技援藏格局, 明确了铁路建设、能源工程、产业布局、区域协调和城镇体系等未来的工作方向。
二、扶贫工作的成效分析
(一) 人均收入显著提高
六十年前, 日喀则98%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 财税数字几乎等于零, 人均GDP只有133元。六十年来, 其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国内生产总值高达86.4亿元, 常住人口70.33万, 人均GDP已达到12285元。
(二) 财政收支得到改善
1978年, 日喀则地区财政收入仅有0.04亿元, 2010年的财政收入达到3.35亿元, 短短三十年增长了82倍, 年均增长14.8%;地方财政总支出从1978年的0.63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9.87亿元, 增长了62倍, 年均增长13.9%。
(三) 各项产业蓬勃发展
2010年日喀则地区工业总产值是6.9亿元, 同比增长1.7%。旅游部门接待游客110.67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高达8.5亿元。邮政业务总量1621.62万元, 是1959年的141.99倍, 邮路总长度达到2760公里。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1.39亿元, 是1958年的1.3万倍。
(四) 民生事业得到改善
六十年前, 日喀则地区只有不到10%的人口拥有自己的住房。尤其是“十一五”规划以来, 该地区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投入四十多亿人民币建设农牧民安居工程, 解决了43万农牧民的住房问题, 人均住房面积从原先的10平方米提高了1.5倍。2010年全地区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人数11.57万人, 是1958年的196.1倍。全地区医院252家, 是1958年的50.4倍;有专业卫生人员1841人, 是1958年的25.4倍;病床1889张, 是1958年的53.89倍。
三、扶贫工作的问题分析
(一) 强化依赖性
办理低保的公共部门, 其收支与低保内容不挂钩, 这就从制度上强化了责任链条的断裂, 甚至会将输血式扶贫资金用于偏离原本政策意图的对象上。这样, 中央政府不惜资金代价来对待稳定, 以谋求最大政治效益;地方政府没有强有力的动力机制去检查监督申请者的真实性;申请者通过各种渠道“满足条件”并办理相关手续。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种扶贫方式不仅会扭曲扶贫对象, 而且会加强扶贫对象自身的依赖性, 一旦停止输血, 返贫现象立刻发生。
(二) 挤出效应
2011年自治区加大了机关事业单位的招就力度, 对政治过硬、学业合格以及公务员考分过关的考生实行“零失业”就业政策。但这种就业政策, 进一步导致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臃肿, 效率低下, 从而只能加强新老交替在养老方面对财政的依赖。大幅扩招公务员的公共政策对私人部门存在严重的替代效应, 良好的公务员就业政策导致本来流向其他产业的优秀人才, 被公共系统所垄断, 进一步打击西藏私营经济。
(三) 沉没成本
道路建设无疑对当地资源开发有重要作用, 然而这种外部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并未能从根本上使农牧民脱贫, 还需要水电、通讯等一系列基建项目的连续实施, 这无疑是在追加沉没成本;而且滑坡、泥石流、地震等地质灾害的频发对基础设施毁坏异常严重, 每年维护费相当可观。许多项目建设不久, 重建设轻管理的弊病开始凸显, 设施的维修往往需要大量资金, 中央政府原有投资已经沉没, 难以自拔, 只能继续跟进。
(四) 规模不经济
上万人的县域工程项目往往需要耗资千万, 而惠及的用户不过百人。由于地广人稀居住分散, 即便对生产生存条件不断改善, 只要规模人口无法形成, 就难以形成规模性经营与消费。即使是基建设施自身所形成的行业, 其所能吸纳的劳动力也相当有限, 加上工程本身的非连续性以及劳动力自身的技术特点, 直接决定了基建不能显著拉动就业。
四、扶贫工作的未来方向
(一) 扶贫新战略
尽管之前的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不同的是,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的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解决“绝对贫困”的基本温饱问题, 而是巩固现有成果、重视环境保护、加快脱贫致富、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等问题, 使经济发展惠及所有人, 旨在2020年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穿, 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和住房为基本工作目标, 实现人民更有尊严地生活。
1. 新的扶贫对象和目标。
改变以往的局限于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员, 而是授权地方根据实际制定地区扶贫标准, 凡标准之下的所有劳动能力的农村人口均为动态扶贫对象, 并且更突出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
2. 新的战略内容。
以往的内容主要围绕发展特色种养殖业, 运用科技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 基本解决水电路邮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内容。而新《纲要》的主要任务突出了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饮水安全、交通、危房改造、公共文化和社会保障等内容, 每项内容都有具体的分项目标, 可以看出, 这是对更高一个需求层次的扶贫。
(二) 扶贫新思路
1.健全社会保障相关机制。日喀则地区的社会救助系统比较发达, 包括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五保供养、孤品制度、灾害救助以及各种专项救助制度等。努力完善日喀则地区社会保障制度, 避免资源浪费。努力做到资金统一管理、专款专用以及中央与自治区监督, 使地方政府有动力去监督检查申请者的真实性。
2.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公共政策在维稳的同时, 应更多关注对民营经济的挤出效应, 应当加大对专业人才在民营经济就业的优惠政策。加快提升第一产业的特色优势, 壮大民族手工业、藏医药业等西藏特色支柱产业, 大力发展旅游业和西藏文化特色产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强化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 促使特色产业拉动就业。
3. 优化造血式扶贫的经济效益。
讲求效益的扶贫战略, 要求将扶贫责任、资金管理以及部分项目审批权下放, 而影响到自治区长远科学总体投资规划的重大项目, 应当由部委带领能做出客观科学的投资需求规划的专业人才进驻日喀则地区了解现状和成因, 从扶贫开发项目的总体规划与设计上入手对项目进行全面论证后, 再制定资本效益最大化的实施路径。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日喀则调查队.日喀则地区统计年鉴2010年[M].日喀则地区统计局, 2002.
[2].张亚庆.珠峰脚下谋跨越——西藏日喀则地区60年发展综述[N].西藏日报, 2011-07-20.
[3].王杜银.日喀则:扶贫农发惠泽万千群众[N].西藏日报, 2010-11-09.
[4].顾正纲.西藏提前退休政策的影响分析[J].时代经贸, 2012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