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货币一体化

东亚货币一体化（精选9篇）

东亚货币一体化 篇1

1 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利弊分析

根据保罗·堆霍尔伍德和罗纳德·麦克唐纳 (1996) 的总结, 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收益是巨大的,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货币一体化使成员国提高货币 (作为交换媒介) 的使用效率, 减少交易成本, 发挥货币的规模效益; (2) 货币一体化使成员国的汇率波动性及由此带来的外汇风险减少, 资源配置效率提高; (3) 货币一体化促使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 节约外汇储备; (4) 货币一体化使成员国通过共同的价格机制和货币流动, 提供防范区域性冲击的风险分担机制, 从而促使区内的贸易一体化、投资一体化和共同市场的发展; (5) 货币一体化有助于提高市场透明度, 促进经济一体化。

当然, 凡事有利必有弊。货币一体化在给国家带来节约外汇交易成本、消除外汇风险等好处的同时, 也有一些客观的矛盾存在:这些矛盾表现在:货币的统一与国家主权的矛盾, 货币的索取权与政府经济利益的矛盾, 货币政策的调控权与政府调控经济的矛盾。

2 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制约因素分析

我们看到东亚金融合作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建立了相应的机制, 已经由原来的非制度向有效的合作机制进展, 合作各方的态度和意愿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目前东亚金融合作仍存在很多的制约因素, 主要体现在东亚各国政治、经济的差异性等方面。

(1) 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东亚地区内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几种不同类型国家共同存在, 经济发展水平 (以人均GDP计) 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日本为第一层次, 亚洲“四小龙”为第二层次, 中国与亚洲“四小虎”为第三层次, 其他国家如越南、柬埔寨、老挝为第四层次。东亚各国或地区在经济上的差距比较大, 没有欧洲那么接近。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不同, 对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也不同, 对政府政策进行协调的成本大。

(2) 东亚各国缺乏坚实的政治合作基础。货币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的, 货币关系最终反映出主权国家的权力安排。罗伯特。蒙代尔指出, 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融合, 却要求各国放弃本国货币转而加入单一货币联盟, 也不可能会成功。欧洲货币联盟的经验也表明, 一个成功的货币联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政治联盟作为后盾。相比较而言, 东亚政治多元化将是东亚货币合作走向区域货币联盟极为重要的一个障碍因素东亚建立货币联盟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解决长久存在的政治冲突,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否则, 这种政治障碍将直接阻碍东亚货币一体化的进程。此外, 东亚国家的领土纠纷问题尽管目前暂时搁置, 但随时都可能再度浮现, 成为破坏合作的祸根。因此, 东亚要想建立货币联盟必须首先排除存在的政治障碍, 取得相互间真正的信任。

(3) 其他一些非经济性因素。长期以来, 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有分歧, 包括民族意识、文化与宗教、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顺利的解决, 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各国彼此之间的信任感, 使得货币合作或者流于形式, 或者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次上, 根本无法实现“统一货币”的终极目标。 (1) 民族意识。由于种种原因, 东亚各国都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主权意识等等。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主权意识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对于国际经济合作, 特别是国际货币合作来说, 就可能构成合作的阻碍, 很多时候会影响东亚货币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2) 文化与宗教。东亚各国虽然文化多样, 但很多国家和地区受汉文化影响较多, 文化上的差异倒不是很大。但在宗教、历史等方面却很大, 由宗教信仰不同而导致的冲突时有发生, 特别是受近年来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 宗教问题可能会成为影响东亚货币合作的又一个不利因素。 (3) 历史问题。历史上日本的侵略战争给广大亚洲国家留下了创伤, 而日本对战争问题至今没有深刻反省, 这使得东亚各国对日本政府心存疑虑。 (4) 领土争端。东亚地区领土争端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如南沙和西沙群岛争端、台湾海峡问题、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等。

总之, 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过程中存在着的种种障碍使得各国很难相互信任, 对合作始终心存芥蒂, 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涉及主权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因此, 当一国经济出现问题时, 不排除国内问题被国际化的可能, 而这将会对东亚货币合作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 从政治经济合作来看, 在亚洲金融危机后, 对于合作预期能够带来的共同利益的追求促进了东亚货币合作趋势的增强;从经济特征和贸易结构来看, 东亚经济相互趋同性逐步增强, 这些构成了东亚货币合作乃至建立货币联盟的经济基础。但从现实经济趋同的角度来看, 在现阶段由于东亚各国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决定了各国的经济结构、对外部冲击的反应以及政策目标等均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和较为分明的层次性。另外, 政治障碍也直接阻碍了东亚金融合作进程

3 东亚货币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尽管有欧洲货币联盟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但是东亚国家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内就实现货币统一。亚洲金融合作的进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必然会经历波折与坎坷。但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大势不可逆改, 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目标必然实现。我们可以把其目标分为近期、中期和长期路径选择方案。一般来说, 近期目标要用10-15年的时间, 中期目标的实现用15-25年, 长期目标大约需要25-40年。

3.1 近期路径选择方案 (10-15年)

就目前的ASEAN+3框架而言, 在近期内 (10-15年) , 东亚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方案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 继续强化各经济体的政策对话; (2) 推动东亚地区债券市场发展, 为减少本地区对美元的高度信赖做准备工作, 并积极培育本地区货币在本地区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中的使用; (3) 开展东亚区域货币合作, 建立亚洲货币合作基金, 加强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 协调汇率政策、税收政策、地区政策等; (4) 成立东亚中央银行或货币合作机构, 在东亚次区域实施主导平行货币区域化。

3.2 中期路径选择方案 (15-25年)

在近期目标顺利实现之后, 在中期 (15-25年) 内, 东亚金融合作可以实现的目标有三个:一是加强东亚各经济体汇率政策协调, 实现更大程度的区域汇率稳定性;二是形成区域流动性支持机制, 建立整个东亚区域钉住共同货币篮制, 构建东亚固定汇率区;三是形成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较为发达的区域金融市场。其中建立东亚汇率稳定机制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

3.3 长期路径选择方案 (25-40年)

单一货币区从理论角度讲是区域汇率制度安排的最优选择, 对内维持了相对价格的稳定, 对外则可以通过浮动汇率保持灵活性, 兼顾固定和浮动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当统一的汇率机制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后, 随着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 可以考虑建立亚洲中央银行, 发行东亚统一平行货币, 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 固定区内汇率政策, 用财经纪律约束各国国内经济政策与统一货币政策的协调趋同, 最后发行东亚统一货币并实施运行。

以上路径选择方案的实现取决于东亚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合作意愿。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其中必然会有波折, 甚至会出现倒退。欧洲货币一体化从提出设想到最终实现用了40年的时间, 是欧洲各国几代领导人和欧洲各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东亚货币一体化将取决于东亚各国领导人和欧洲各国人民智慧的理性选择和长期努力, 即便在目标上达成了共识, 也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现。正如欧洲几十年前所经历的那样, 东亚目前正处于区域经济和金融一体化长期进程的起点, 对未来的发展我们充满希望。

4 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国际金融市场从外部对中国冲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加强区域货币合作以防范外部冲击, 抵御危机传导对我国将变得日益重要。并且我国近些年来的经济增长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稳定是紧密相关的, 因此作为东亚重要的政治、经济大国, 我国应采取积极对策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并在其中起到大国的领导作用

(1) 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契机, 推动东亚经济合作深化。

我国应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进一步完善“10+1”机制, 从而加强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系。通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加速推动日本、韩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及中日韩东北亚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 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化, 从而加快东亚货币合作的进程。

(2) 加强与东亚国家的交流以增强彼此的信任。

我国应制订合理的外交政策, 加强与东亚各国的交流与沟通, 尤其是在同东盟国家合作时, 要勇担大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从而增强彼此的理解与信任, 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在领土纠纷上, 我国应坚持“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原则, 主动与对方进行协调与合作。

(3) 加强同东亚地区内各成员的政策协调。

(1) 加强政府间对话机制的建立。我国应同东亚各成员开展各层面对话, 通过平等磋商来解决各成员之间的政策冲突。在金融监管的透明度、金融政策的协调、官方共同行动及其他相关方面同区内其它成员充分交换意见, 寻求深层共识。

(2) 加强东亚区域内贸易政策的协调。我国应推进产业升级, 增加产品技术含量, 避免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趋同以及由此导致的恶性竞争, 保证各国出口的可持续性和国际收支平衡。并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到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

(3) 加强东亚区域内汇率政策的协调。我国应积极推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汇率政策协调, 在“10+3”的合作框架下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签订汇率调整协议, 并进一步就汇率波动的幅度以及官方干预的程度、时机和方式等问题建立协商通道, 进而实现在稳定区域内汇率的同时保持对外汇率调节的灵活性。

(4) 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进程。

(1) 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的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我国应努力推动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 建立健全金融体系。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当时机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

(2) 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支持建立次级货币圈。我国应在进一步扩大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的同时, 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并可以华人经济圈为基础, 在两岸四地之间建立货币联盟, 以统一的货币带动东亚货币合作。

(3) 加快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我国应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上海、深圳等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 完善其金融市场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功能, 并大力发展离岸金融市场, 做大做强国际金融业务, 加大金融人才的培养, 使其尽快成为国际化金融中心。

(4) 利用好外汇储备。我国外汇储备较高, 因此有能力出一部分财力参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 亚洲借款安排乃至货币互换安排, 支持建立有利于本地区和本国的金融和贸易投资发展的金融机制框架

参考文献

[1]祝小兵.东亚金融合作—可行性、路径与中国的战略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东亚货币一体化 篇2

关键词：东亚货币合作 积极影响 消极影响

一、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对中国的积极影响

1.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并使中国获得稳定的周边环境。

中国是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大国，对外关系的重点在东亚，所以，中国的发展与东亚地区的发展紧密相连。

2011年，在双边经贸关系中，日本对中国出口商品总额为1620.35亿美元，对中国进口商品总额为1838.82亿美元。而同年，日本对美国出口商品总额为1276.75亿美元，对美国进口商品总额为762.67亿美元，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的对外商品贸易中，中国的地位已超越了美国。2011年，韩国对华出口商品总额为1341.85亿美元，对华进口商品总额为864.31亿美元，中国在韩国对世界各国的商品进出口中位居前列，这说明中国已经成为了韩国的贸易对象大国。同年，中国与东盟十国进出口贸易额为2804.06亿美元，占东盟贸易总额百分比为11.7%，在东盟与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中居于首位，中国已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2年，中国与东盟十国间的双边贸易总额又有了进一步的增长，进出口商品总值为4000.93亿美元，这说明中国与东盟之间在彼此的对外贸易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另外，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主要来自于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2011年，中国来自于包括中国香港、台湾、澳门在内的东亚主要国家及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额高达892.50亿美元，占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为76.93%，由此中国在参与东亚货币合作的进程中可以在多方面获益。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消费者消费能力不断提高，使中国对东亚各国的产品，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都有了较大的增加。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开放的本国市场使外国商品能够更加便利地进入我国。随着我国与东亚各国和地区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中国的关税水平会逐渐下降，非关税壁垒会逐渐减少，这就为东亚各国对我国的出口铺平了道路。使东亚各国从与我国的贸易中获利，增强了我国与东亚各国的友好关系。

因此，中国应积极参与并推进东亚货币合作，以一个世界大国的身份在其中发挥领头作用。这样才能够使中国获得稳定的亚洲周边环境，并且能够使东亚经济向着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所有成员国的方向发展，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在此过程中，不仅密切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而且还通过这种逐渐密切的经济联系巩固了我国与亚洲周边国家之间已经建立的政治友好关系。同时，由于区域金融合作可以增强区域内各国的防危机能力，因而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可以给予我国的金融改革开放一道“防火墙”。综上，参与东亚货币合作有利于我国政治、外交、经济、安全等多方面的发展，所以我国应积极投入到东亚货币合作的进程中去。

2.节省多项成本，刺激贸易发展。

货币统一后最直接的收益就是可以节约大量的兑换和交易成本，从而能够有效刺激各国贸易的发展。除此之外，还可以省去货币兑换的手续费以及为规避汇率风险所采取的措施产生的成本等。同时，单一货币的实行能够消除汇率风险，因而能够增加更多的贸易机会，带来更大的收益。

3.稳定物价和汇率，使我国经济具有稳定性，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货币的统一可以有效地减轻通货膨胀以及降低通胀预期，从而降低贷款的风险溢价，稳定国内利率，进一步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货币一体化可以使汇率得到统一，使汇率稳定。而一国对外的价格水平又取决于汇率的变动，所以只有汇率稳定才能使一国对外的价格稳定，才能最终保证我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同时，货币币值的稳定、贸易计价与结算的便利，促进了各国贸易的发展，从而会扩大中国国内的生产和投资，最终会刺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二、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对中国的消极影响

1.货币区单一货币取代本国原货币会产生多项成本。

首先，货币区统一货币后，统一货币在中国国内流通会造成中国许多行业的转换性成本。其次，中国有13亿人口之多，并且国民整体素质水平较低，教育的普及率偏低，导致中国国民整体的文化水平及认知水平较低，所以要使中国国内的老百姓都能接受一种新货币，这需要支出大量的宣传成本，才能使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尽快接受这种单一货币。最后，包括机关、事业、各类企业等的各类单位要适应这种新诞生的单一货币也存在着一定困难。

2.造成人民币汇率不稳定，进一步影响本国经济。

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后，就不能再通过外汇管制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了。同时，货币合作会促进人民币在境外的流通规模扩大，这可能会进一步导致人民币的汇率不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不稳定会给本国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使本国经济出现下滑，这将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公信力下降，從而会引发人民币的国际抛售，进而使人民币币值急剧下降，最终给中国经济造成重挫。

3.中国的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

东亚货币合作要求区内各成员国要制定与其他成员国相互协调的货币政策，因而中国货币供应量的规模取决于整个货币区的总体经济规模的大小。这样，中国就不能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来调整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利率等各方面来有效调节国内经济。

4.带来新的管理、协调成本。

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后，在短期内，国内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和部门会更快、更容易的获得货币合作所带来的收益，这导致了中国国内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失衡，要维持平衡，必将导致管理成本和协调成本上升。

nlc202309030136

5.可能使人民币的防伪成本增加。

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后，人民币的境外流通规模和范围会扩大，而人民幣的流通规模和范围越大则出现假币的可能性越大，因此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可能会导致人民币假币增多，这不仅有损中国的经济，还会使中国在本国货币防伪方面的成本上升。

三、对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的建议

1.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东亚地区区域内各成员国的政策协调。

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首先应加强与东盟各成员国的双边谈判，使东盟各国能够充分理解我国对东盟的贸易政策，并增强东盟各国对我国的信任。另外，中国应加强与日韩两国在贸易政策上的协调，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则拥有丰富的资金和技术，中日韩三国这种资源上的互补性形成了相互合作的基础，通过合作，各国发挥本国优势，使三国最终形成了一种互利共赢的局面。所以，中国应加强与日韩在贸易政策上的协调。

在货币金融方面，重点是加强各国间汇率政策的协调，预防危机扩散。为此，应完善东亚各成员国财政和中央银行的对话机制，通过各国的协商来解决彼此间的政策冲突，最终建立安全的区域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和货币金融相互救援体系。

2.推进国内产业升级。

目前，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出口的产品多是低端产品，产品的技术含量均不高，这可能会导致与东亚地区的某些国家的出口产品出现趋同性，而这种产品的趋同性会引起各国的恶性竞争，同时也会浪费掉各国大量的资源，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所以，我国应加快推进国内的产业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从而避免与东亚各国在出口产品方面出现恶性竞争。这有利于东亚各国的贸易协调，同时也有利于各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为东亚货币合作创造了条件。

3.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近年来人民币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流通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在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中，用人民币来支付、结算已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甚至出现了人民币可与这些国家的货币自由兑换的现象。另外，一些国家的国民还将人民币作为一种储藏货币来保存。以上这些说明了人民币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了可接受性。但是，一国货币要想在竞争中取得胜利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一国货币要想成功挑战现行的货币霸权，这需要该国积极参与到本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货币合作中去，因此，中国要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理应积极参与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在此区域货币合作的整体框架下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1]吴曼丽，朱邦宁.东亚货币合作的方式选择和我国的对策[J].新视野，2006，（1）.

[2]唐文琳，马进.东亚货币合作及中国货币政策的对策[J].东南亚纵横，2004，（11）.

[3]张磊.东亚货币合作模式及中国的战略选择[J].理论界，2011，（7）.

[4]谢丰苹. 东亚货币合作的层次、障碍和中国的对策[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6，（6）.

[5]何慧刚. 东亚货币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J].社会科学，2006，（4）.

作者简介：吕光辉，贵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012级金融硕士，山东省济南人，邮编是550025

东亚货币一体化 篇3

1998年金融危机后, 东亚货币合作问题被东亚各国政要所积极倡议, 学术界也进行了一些探索, 取得了不少成果。

1、关于货币合作借鉴的理论。

国外对欧洲模式的研究建立在共同货币理论的基础之上, 尤其是六十年代产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在理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于东亚货币合作另一个研究较多的理论是货币危机理论, 到现在为止, 已有三代货币危机理论。东亚金融危机后, 关于国际间政策协调的理论也引起了各国的重视。

2、关于东亚货币合作的讨论。

东亚货币合作的提议最先是在1989年APEC成立时提出来的, 此后APEC成员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兴趣逐渐增强。后来, 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组成了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

关于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 目前讨论多集中在如何借鉴欧洲单一货币区模式和美洲的美元化 (货币替代) 模式。国内一些学者认为, 货币合作应立足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现实, 循着先易后难、先次区域后大区域、先松散后紧密的原则, 制定阶段性目标, 然后在实践中推进。首先, 可建立区域内的危机解救机构;其次, 可考虑建立类似欧洲汇率机制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最后, 逐步过渡到单一货币区。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的两个大国, 韩国对东亚地区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东亚地区只要中、日、韩三个国家能够组成货币联盟, 然后逐渐将东亚其他国家融合进来是东亚货币合作最可行的途径。如果中、日、韩之间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货币联盟, 那么其他国家来参与这个货币联盟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二、中日韩货币合作的必要性

1、国际货币集团发展需要中日韩进行货币合作。

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 世界上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 面对世界金融区域一体化和世界货币体系中出现欧元和美元“二元化”现象, 东亚国家和地区有两种选择:或者依附于其他两个货币区, 或者构建自己的货币区。依附于域外货币的汇率制度易于遭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而出现地区性金融危机;构建自己的货币区则需要中日韩三国进行货币合作。

2、防范东亚区域货币危机需要中日韩合作。

国际资本流动具有“放大效应”, 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与之抗衡, 需要各国进行货币合作。金融危机还具有传染效应, 一国陷入危机, 投资者对相邻的国家和地区的信心随之动摇。IMF不能有效地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为了防止东亚再发生金融危机, 区域内国家的自身金融合作已经成为防范和化解危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这也需要中日韩三国进行货币合作。

3、中日韩货币合作具有巨大的利益。

如果达到货币区域化的要求, 有利于扩大贸易和投资, 满足区域开发资金的要求, 同时, 还会大大减少交易成本, 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整个区域内自由流动, 实现有效配置, 有利于该地区经济增长的高效率。

中日韩货币金融合作还能给区域内各国带来潜在的政治利益: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增加地区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增加各国之间的信任, 维护地区安全等。

三、中日韩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 东亚部分国家深刻认识到在区域内进行货币合作、政策协调是防范金融危机、救助危机的有效手段。中日韩是东亚的主要国家, 它们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并且比较可行的。

1、经济开放性较高。

中日韩三国对外经济开放度很高, 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一般以对外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 从表1看, 中日韩三国的综合开放度比较高。 (表1)

单位:亿美元, %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2003》;国家统计局

中日韩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很高。首先, 从地区经济相互依存度来看, 从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 中日韩区域内贸易额占地区GDP的比重及区域内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基本呈稳步增长的态势, 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比重。从贸易集中度指数来看, 剔除国别经济规模因素影响的贸易集中度指数在中日韩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此外, 中日韩三国的经济互补性也使合作更为可行。

2、政策目标的一致性。

政策目标的相似性越高, 在应对经济冲击时金融合作各国的政策协调越容易成功。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日本近年经济形势好转, 国内有关方面也建议采用0.5%~2.5%的通货膨胀目标区间。自2003年初以来, 日本经济开始复苏, 2005年GDP增长达到2.0%, 2006年1月份核心CPI增长达到0.5%, 增幅创8年来最大, 显示日本经济终于走出近10年通货紧缩困境。韩国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但经济整体仍然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建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运作方式, 近年来GDP一直维持较高的增长率。中日韩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表明了三国经济发展的态势, 显示了政策目标的一致性。 (表2)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3、制度基础的共性。

从传统意义上说, 中国和日本、韩国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 在意识形态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 这一点使其与世界上其他的经济合作体存在着明显差别。但是,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这种差别的背后还存在着基本的制度共性, 即市场经济制度。无论是日本法人资本主义, 还是韩国的财阀资本主义, 或是我国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其基础性的共性是市场取向。每一个国家都不能超越市场的制约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说, 这是中日韩三国的最大共性。

市场经济制度成为三国进行金融合作的制度基础。有了市场这一制度共性, 在地缘结构中存在明显相关性的中、日、韩三国在金融合作上就有了共同的利益取向和共同的行为准则。这种共同的利益和行为准则将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成为中、日、韩进行金融合作有效的制度基础。

四、以中日韩货币合作为先导的东亚货币合作模式的操作对策

2002年11月4日, 朱镕基在东盟与中日韩峰会上提出适时启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可能性研究的设想。2003年10月中日韩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所有这些都表明, 加快中日韩的合作将更有效地促进三国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核心国地位的形成, 并会极大地推动整个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 实现共赢的局面。

1、中日韩货币合作的基本思路。

根据欧盟的成功经验, 区域货币合作应该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松散到紧密的阶段。货币合作方面必须经历的阶段有: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汇率合作机制——区域货币共同基金——区域统一货币等阶段。

中日韩的货币合作应以“10+3”框架下的自由贸易区建设为切入点。《清迈协议》签订后, 中日韩货币合作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日韩三国已经分别相互缔结货币互换协议, 中日韩三国与东盟成员国缔结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工作也在分别进行中。中日韩的货币合作应该在“10+3”框架下, 推进三国之间的实质性合作, 注重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共同推进金融合作, 在加强功能性合作基础上逐步实现制度性合作。在制度性金融合作建设成熟条件下, 实现区域内各国金融政策的协调, 特别是建立区域汇率合作机制, 以消除区域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最终达到区域各国金融货币的制度性合作, 实现区域货币一体化。

2、中日韩货币合作的措施。

加强中日韩之间的货币合作, 现阶段可以采取许多措施,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应加强微观层面的合作。微观层面主要是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合作:首先, 加强各国商业银行之间合作, 包括相互为对方提供有关本国企业的资信调查情况;银行间资金头寸的拆借;相互参与组建银团贷款;相互间贸易结算和信用担保;相互间清算支付系统对接等技术性合作。其次, 加快中资银行进入日韩市场步伐。最后, 加快资本市场的合作由初级合作向高层次迈进。资本市场的合作应该由人员培训、信息交流等基础层次向合资、直接参股、控股等高层次发展。

第二, 完善“10+3”框架下的制度性合作。首先, 完善日韩货币互换机制。通过协调中日韩宏观经济政策, 使整体利益最大化。目前, 中日、中韩、日韩之间已经签订了货币互换协定, 但还应尽快做出三边货币互换机制安排。其次, 建立区域性紧急救援机构。其主要功能是充当区域性最后贷款人, 管理和提供区域性救援基金, 协调和管理危机救援行动。最后, 建立中日韩清算支付体系, 这样能保证三国之间顺利实现贸易的非美元结算, 也可以提高三国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利用率, 还可以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金融合作。

第三, 建立汇率合作机制, 创建区域货币单位。在制度性金融合作建设成熟条件下, 实现中日韩金融政策的协调。首先, 在现有汇率制度安排下加强汇率政策的协调。在此基础上, 各国逐渐放弃原有的汇率制度, 根据各国的特点, 建立独立盯住货币篮子政策, 以各国综合经济实力为权重建立货币篮子。其次, 在盯住货币篮子的基础上, 逐步建立区域内固定汇率制度, 进而构建统一的汇率机制, 缩小汇率波动的范围。然后, 在建立货币篮子的基础上, 创立共同货币单位, 并在区域内使用共同货币单位来结算。最后, 建立汇率联动机制, 确定中日韩各国货币与东亚货币单位的 (可调整) 固定比价, 确立中心汇率。在统一汇率机制的基础上, 缩小区域内汇率波幅, 最终将其固定在均衡汇率上。随着区域内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 可以考虑建立统一的货币管理机构, 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 发行统一的货币。

欧洲一体化经验与东亚地区合作 篇4

关键词：区域一体化 地区认同 制度构建 功能外溢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并行不悖的两个重要趋势，欧洲、北美和东亚的区域合作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区域合作的典型代表。欧盟代表着区域合作的最高水平，东亚的区域合作虽然发展缓慢，但也体现出自身的明显特色。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区域化运动中最为成功的典范，欧盟的某些成功经验对其他地方的区域化运动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本文主要是探讨欧洲一体化对东亚合作的启示。

欧洲的经验

（一）强有力的核心国家的推动

核心国家的推动作用是区域合作进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体化进程往往起源于某一个核心地区，有一个或若干个较强、较高度发展以及在一些重要领域比其他地区更先进、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单位构成。”法德和解是欧洲联合和欧洲共同体形成的先决条件，法德合作或法德联盟已成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基础和动力，法德合作既有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基础，也有政治上彼此借重的需要。法德合作成功地将德国纳入和平框架，实现了法国制衡德国、维护地区和平的目的，同时，把德国与西部邻国的经济利益相融合，改善睦邻关系，有助于德国迅速改变在战后政治经济上的被动处境，符合德国的利益。在一体化进程中，尽管法德双方摩擦不断，但法德轴心始终是影响欧洲一体化发展和革新的核心力量。

（二）地区和文化认同

欧洲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概念。“欧洲”或“欧罗巴”一词，源自希腊神话，13世纪以后开始在欧洲典籍中广泛出现。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相互交融，共同造就了欧洲文明的构架。“欧洲人一提到希腊，就立刻产生了一种家园之感。”欧洲观念是欧洲一体化的文化基础，而文化认同感有时比以经济或政治利益为纽带联结起来的一体化更深远、更持久。欧洲认同是一种高度凝聚化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欧洲文化体现为自由、平等、博爱旗帜下的欧洲基本价值——自由、民主、人权，欧洲人把它铭刻在心，当作神的旨意。欧洲认同不仅是一种推动一体化和欧盟制度发展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欧盟制度建设的目的，因为制度的核心本身就是一些规范和价值观念结构。

（三）有力的制度保障

制度建设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占有核心地位。通过多边协商和条约谈判，随着民族国家的主权不断向超国家机构转移，欧盟的制度结构得到了加强和完善，从而推动了一体化的持续发展，欧洲一体化的过程就是欧盟制度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煤钢共同体的建立为欧洲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将战略资源统筹到一个共同的具有超国家性的高级机构下管理，而且将相互合作的理念植根于欧洲大陆，从而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核心动力。而后出现的原子能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为欧洲一体化拓宽了道路。再后来，欧洲政治合作和欧洲货币体系，把欧盟一体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通过持续的制度改进和创新，欧洲一体化的成果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欧盟的制度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而身份和利益又推动制度建设，促成成员国在制度建设中加深对欧盟集体身份的认同。

（四）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的功能主义渐进化战略

经济一体化先行，在经济联合达到相当的程度后再发展政治一体化，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经验，它体现了欧盟国家主权让渡的先经济后政治的显著特征，这明确显示了“主权国家对政治主权让渡较之对经济主权让渡更为敏感的心态，也说明了特定经济领域的一体化能为成员国带来最为明显的收益。”欧洲联盟之所以在深化和扩大的道路上不断推进，是由一体化带来的巨大利益所产生的吸引力。“如果我们要建设欧洲，只有心照不宣的理性认识上的同意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有成果。”欧洲一体化的成功推进得益于不断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在各方得益的基础上实现共赢。

东亚一体化的特殊性及理论、原则和路径选择

（一）中日和解，共同推动

欧洲一体化在法德轴心的推动下，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依赖于美国的支持。亚洲一体化进程之所以远远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本地区缺少一个真正的主导性国家，主要大国和力量集团间互相制约和平衡。近10年来，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东盟为驱动力的地区一体化，一方面难以调动大国参与地区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难以构建有效的地区安全秩序，而且东盟为弥补领导能力的不足对大国施展的平衡外交作用有限。因此，东亚一体化要求中日两国的和解，共同作为东亚一体化的发动机，必要时可以吸收韩国作为中日两国的缓冲剂和润滑剂。没有中日两国的和解，就没有东亚一体化的强大动力，就不可能有东亚一体化深入持续发展。

（二）遵循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的原则，选准切入点

东亚地区的复杂背景决定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应当抛弃理想主义和急躁冒进的情绪，遵循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的原则，选好切入点。具体来说，就是要先从各方共同关心的、有迫切需要的经济合作尤其是金融合作等非传统安全入手，取得一定成效，增进互信后，再深化合作，寻求更高层次的一体化。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使得东亚各国认识到彼此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只有联合地区国家自身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1997年东亚各国在创建“亚洲货币基金”（AMF）受挫后，转而实施比较简单的货币互换安排。货币互换协议的实施，增强了东亚国家货币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东亚各国应对短期投机资本冲击、维持金融稳定的能力。次贷危机发生后，2008年5月5日，东盟和中日韩三国财政部长宣布出资800亿美元建立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标志着亚洲金融合作在制度化和多边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该基金的顺利实施，将使现有东盟+3合作机制“清迈倡议”发展成为亚洲区域性的货币基金。2008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签署协议，同意建立初定期为三年的两国货币互换安排。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央行还将积极研究与其他国家（地区）中央银行建立类似的货币互换安排，以维护区域及全球金融稳定。中韩之间的这一协议是此次经济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第一单货币互换，对于增强东北亚地区，尤其是中日韩之间的金融贸易合作、共同抵御正在发生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在传统安全方面，可以努力在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基础上，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与合作体系。增强政治互信，逐步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

（三）地区观念的培养和制度构建

在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具有共同的地区和文化认同是实现区域合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文化、历史、传统及社会信仰方面的纽带联系是地区认同和地区意识形成的内在因素，成员国共同意识与认同的形成是地区主义的基础，是地区主义绝不可少的内核，也是其实现区域合作的基础性要求。”而制度建设则是强化地区认同的有力保障，地区认同和制度构建互相促进。东北亚地区一方面由于历史、地缘的相关性，长期以来同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都属于“大中华文化圈”，有着某种共同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东亚各国近代以来在发展道路上的不同，并没有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整合，培育出属于本地区的区域意识，使本地区的地区认同获得进一步的提升，导致该地区目前共有理念的严重缺乏。

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间合作必须依赖制度的保障。制度既是体现共同利益的载体，又是实现共同利益的工具。东亚在地区认同意识薄弱的情况下，更是迫切需要制度建设，以培养、加深地区认同。具体来说，要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具体由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分别建成自由贸易区并加强内部经济融合，稳妥地开展政治安全对话与合作，通过制度化的全面合作和平等协商实现其短期和长期目标——建成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

（四）保持适度的开放性，争取区域外大国的支持

地区一体化的建设不仅是地区内国家的互动过程，还要受地区外政治势力的影响。美国虽然不是亚洲国家，但东亚各国在经济上和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使美国在东亚地区获得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而这种产生于不对称依赖的政治影响力正是美国干涉和阻碍东亚各国实行将其排斥在外的内部经济一体化以维护其经济和战略利益的主要凭籍手段。其态度的积极与否将直接与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密切相关。1990年马来西亚倡导的EAEC和1997年日本倡议的AMF正是在美国的反对下夭折的。东亚的任何实质性区域合作事务都无法绕开美国，因此，东亚一体化的推进必须保持适度的开放性，欢迎美国加入东亚合作行列，敦促其增加对东亚的投资、贸易和技术转让，寻求和扩大新的利益共同点。

总之，东亚各国在推进一体化的过程中，应该借鉴欧盟的成熟经验，坚持遵循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的原则，形成一体化的核心国家，逐步扩大一体化的同心圆，对外保持一定的开放性，争取区域外大国的支持，稳妥推进，切不可追求一步到位。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德里克•E•厄尔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政治[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2、刘文秀.欧洲一体化性质及特点[J].国际问题研究,2004(2).

3、唐小松.三强共治: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必然选择[J].现代国际关系,2008(2).

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问题的研究 篇5

1.非正式性。主要表现为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东亚货币合作的目标,也就没有为了达成最终目标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同时也就没有建立起专门推动东亚货币合作的常设机构。

2.合作的层次多样化。双边货币合作和多边货币合作相互交叉、相互重叠,造成了货币合作的程度有深有浅,东亚货币合作包括东盟十国之间的多边货币合作,东盟分别与中日韩之间的“10+3”双边货币合作,中国、日本以及韩国之间的多边和双边货币合作,以及东盟与中日韩“10+3”多边货币合作等,各层次货币合作的紧密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合作关系最为紧密的是东盟各国之间的货币合作,其次是东盟各国与中国之间的货币合作,再次是中国、日本以及韩国之间的货币合作,最后是东盟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货币合作。

3.合作协议相对单一。从东亚货币合作所采取的形式来看,主要进行的是货币互换协议的签订,以及建立外汇储备库,目的是为了建立危机救援机制,但所有的相关提议也仅仅处于探讨阶段,并没有付诸于实践。

二、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的问题

1.维持人民币稳定的成本增加。参与东亚货币合作,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下降对当局宏观调控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在东亚货币合作过程中,如果采用多重货币区、次区域主导货币合作模式,那人民币可能成为次区域货币合作的货币锚,中国必须根据成员国货币需求量和经济发展情况确定人民币的发行量,这加大了维持人民币稳定的难度和成本。

2.管理协调成本增加。参与东亚货币合作不可避免的会增加管理协调事宜,甚至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管理货币合作的事务,这将加大管理协调成本。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会加大人民币的境外流动量,加大人民币防伪成本。

三、中国推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策略

1.积极推动与东盟、日本和韩国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作为区域大国,必须也能够克服各种障碍,积极推动与其他经济体间的经济合作,为本地区的货币合作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在推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中国既要加强与东盟、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合作与政策协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又要尽快调整国内实体经济结构、保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还必须完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

2.加强同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协调。基于东亚各国强烈的民族和国家主权意识以及国内利益,短期内不可能在东亚地区建立起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但是中国可以在次区域范围内与部分国家和经济体在互利互信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政策协调并逐步扩展至整个东亚地区。

3. 提高自身经济实力并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中国如果不能解决内部的体制弊端,就无法有效推动东亚货币合作,即使这一地区合作进程取得突破,也无法从中实现本国利益。故中国要在推动东亚货币合作中取得主导地位,并最大程度地实现本国利益。

参考文献

[1]万志宏.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170-226.

[2]孙晓杰,曹园媛.东亚金融合作背景、问题与展望[J].金融领域,2010,(40):67-68.

[3]祝小兵.东亚金融合作抵御金融危机的路径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0,(3):38-41.

[4]魏润卿.东亚货币合作的前景[J].天府新论,2008,(1):64-66.

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篇6

1997年7月爆发的一场始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使东亚国家经济、金融受到严重冲击。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所具有的传染效应。这场金融危机先后在东亚冲击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家, 而后又袭击日本、韩国、中国台湾, 再西进俄罗斯和欧洲, 最后影响美洲, 使这些国家和地区 (尤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 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 金融系统、经济体系遭到巨大破坏, 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不良后果。

2008年,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并迅速向全球蔓延, 带来全球金融危机。亚洲最敏感的韩国是亚洲第一个金融风暴的受害者, 而越南却是此次受到冲击最严重的亚洲国家, 同时日本2008年第二季度增长率是负6﹪, 长期以来经济有骄人成长的新加坡第二季度也出现0.8﹪的负增长。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 中国也难以幸免, 股市、楼市价格下跌, 经济增长缓慢。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东亚地区国际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减慢, 国际贸易收支情况明显恶化, 货币贬值现象严重。

每次金融危机都会对国民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 然而, 金融危机的发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货币合作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讲, 区域货币合作可以看成是金融危机促成的产物。

2 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者蒙代尔、麦金农、凯南、英格拉姆、哈柏勒与弗莱明、托维尔与威利特等经济学家分别从要素流动程度、经济开放程度、产品多样化、金融一体化、通货膨胀率、政策一致性角度来分析研究货币合作的可行性。考虑东亚各国 (地区) 的现实和数据可得性, 本文从生产要素流动性、工资和价格弹性、经济依存度等角度来分析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2.1 东亚各国 (地区) 生产要素流动性

导致各国 (地区) 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商品和劳务在不同国家间进行转移, 使得进口与出口不相匹配, 这会给一些国家带来通货膨胀却给另一些国家带来失业状况。在各国没有形成货币区时, 大多采用改变汇率的方式来缓解通货膨胀或失业, 但在各国间形成统一货币区后, 不同国家 (地区) 的需求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满足, 因此可以避免汇率的经常波动。所以区域内要素流动性越大, 各国使用汇率来调节外部失衡的必要性就越小, 区域内就越适合使用固定汇率制, 且在该区使用单一货币的效率就越高。对区域经济金融稳定和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流动性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

(1) 从劳动力流动角度来看,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区域内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迅速发展, 80年代初, 东亚地区区域内移民只有100万名, 而到1997年则已经增加到650万名。1997年, 在日本登记的来自东亚区域的人口达108.6万名, 占日本全部外来人口的73.4%, 而印度尼西亚的74.6%的劳务输出在东亚地区就业。另外, 从东亚区域的劳动力自由度来看, 2010年, 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日本劳动力自由度已达到了自由级;泰国、马来西亚劳动力自由度为较大自由;越南自由度为中度自由;老挝、菲律宾、中国、印度尼西亚劳动力较大不自由;中国台湾地区、柬埔寨、韩国、缅甸的劳动力自由度属于限制自由级。虽然由于以往东亚地区劳动力管制程度不同, 导致出现上述各国 (地区) 的劳动力自由度有较大差异, 但从东亚地区整体劳动力自由度来看, 即使与欧元区国家相比, 东亚地区劳动力自由度也并不低。 (欧元区国家劳动力自由度也有较大差异且自由度没有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日本的劳动力自由度大) 随着东亚地区金融、经济关系日益密切, 移民规模的日益庞大, 东亚地区劳动力流动性会不断加大。

(2) 从资本流动角度来看, 由于目前东亚各国 (地区) 存在资本账户的管制以及金融业准入的限制, 资本在区域内并非是完全自由流动的。但在1997年东亚各国 (地区) 加大了资本账户的开放力度, 增加了资本在区域内的流动速度。例如, 1996年日本投往亚洲的FDI (对外直接投资) 比重为27.8%, 而到了1999年, 此比重上升至52.7%, 这种投资区域化倾向会增加区域内的金融、经济依存度, 有利于货币一体化进程。同时, 东亚各国 (地区) 在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均放松了对金融管制的限制, 使得资本流动性得以提高。

从上述对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分析可知, 虽然无论是从劳动力流动角度还是从资本流动角度来看, 目前东亚地区并不具备形成单一货币的充分条件, 但随着区域内经济联系的愈加密切, 生产要素流动性不断提高是必然趋势。

2.2 东亚各国 (地区) 工资和价格弹性

价格、工资的高弹性会对市场机制的自发调整产生促进作用, 有利于各国 (地区) 实现内外均衡, 可以减少调整汇率的必要性。而且一国的工资、价格弹性越高, 保留自主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就越低。东亚地区所具有的下述特征使得其工资、价格具有较大的弹性: (1) 东亚地区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 部分国家刚刚完成工业化, 而大部分国家处于工业化进程中, 区内大部分国家 (地区) 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 并且产业以劳动密集型的偏多, 加之在工业化进程中, 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 劳动力供给充分, 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 (2) 东亚国家 (地区) 在劳动保障方面存在欠缺, 最低工资标准、雇员税法、就业保障法对其约束性不大, 劳动力价格大多受市场供求关系决定, 一般不会出现劳动力市场失灵现象。 (3) 东亚各国 (地区) 工会大多独立性不强, 并不具备欧美国家工会的强大力量, 社会福利水平不够完善, 失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 使得其工资刚性较小。 (4) 作为东亚国家 (地区) 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日本, 虽然法律、制度方面较为健全, 但由于日本实行终身雇佣制———经济衰退时, 企业并不裁员而是降低工资水平, 使得工资具有充分弹性。工资作为企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资的较高弹性可以确保产品价格的较高弹性。由于工资、价格的较高弹性, 东亚各国 (地区) 可以通过调节工资、价格来实现内外均衡, 减少对汇率的调节。

2.3 东亚各国 (地区) 经济依存度

东亚各国大多属于外向型经济,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出口贸易。随着经济一体化发展, 各国 (地区) 之间经贸往来有不断扩大、经济依存不断加深之势。近几年来, 东亚各国 (地区) 的主要出口贸易伙伴大多集中在区域内, 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国家非常重视的出口地。同时, 东亚各国的“雁行”发展模式也极大地加强了各国 (地区) 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因为日本较早地完成了从重工业化向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 属于区域内的“雁头”。作为发达国家, 日本在东亚区域进行大量资本输出, 同时将东亚地区作为其原料来源地, 在向区域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的同时不断从区域各国进口能源和原材料。以韩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产业结构略落后于日本, 有较先进的技术, 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大多主要出口机器设备和中低端工业产成品、半成品, 属于区域内的“雁身”。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输出原材料、能源、初级工业产品并接受外来投资的国家, 属于区域内的“雁尾”。这种“雁行”发展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目前东亚地区所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区域货币合作的不利影响。一方面, 中国和东盟国家对区域投资依赖性较强, 有利于区域内成员国之间加强贸易与金融合作;另一方面, 国际投资对汇率不稳定地区的投资下降, 也从反面促使东亚各国 (地区) 更加重视汇率稳定局面, 在区域内贸易一体化和投资区域化的推动下, 东亚地区通过加强货币合作以促进经济、金融将成为区域内的共识。

3 总结

从以上分析可知, 东亚地区在经济开放程度、出口产品结构相似性、生产要素流动性、工资和价格弹性、政策一致性、经济依存度等方面目前虽然没有达到最佳标准, 但合作基础并不是十分薄弱, 随着东亚各国 (地区) 经济不断发展, 彼此经济往来的不断加深, 经济政策的不断协调, 货币制度的不断完善, 东亚地区完全有可能形成一个最优货币区, 实现货币一体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喻晓平.东亚货币合作:可行性及模式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2.

[2]何慧刚.最优货币区理论与东亚货币合作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

[3]万志宏.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研究[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4.

[4]程传海.次区域货币一体化:东亚的机遇与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

[5]梁一唯.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现状分析与前景展望[J].中国外资, 2010 (3) .

[6]杨胜刚, 黄文青.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未来前景[J].财经科学, 2002 (4) .

[7]廉洁.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分析[J].经济师, 2012 (6) .

[8]王倩.东亚货币合作可行性的经济数据检验——基于OCA理论的分析[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 2011 (4) .

[9]沈军, 谭庆华.东亚地区货币合作探索及其前景分析[J].东南亚纵横, 2003 (9) .

东亚货币一体化 篇7

一、美国在东亚货币合作议题上的战略诉求

任何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定基于某种战略诉求, 美国在影响东亚合作进程的战略诉求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

首先, 美国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国依靠美元霸权在国际金融领域掌握了制定规则的主导权。为了控制东亚经济走势, 分享发展红利, 压制地区大国的经济崛起, 美国采取各种方式积极的参与到东亚货币合作中来, 绝不允许出现一个与其并行的货币体系来挑战美元霸主地位。

其次, 美国希望重塑美国在东亚地区中的“领导者”角色。东亚地区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美国非常担心东亚区域内的大国借东亚货币合作之机在政治上迅速崛起。为了防患于未然, 美国力图采取积极措施来影响东亚货币合作, 重塑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导者”地位, 长期保持在本地区的“轮毂—轮辐”式双边安全同盟。

最后, 美国力图掌控东亚地区的经济主导权。美国针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基本政策取向也是维护力图延缓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 防止东亚出现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集团。因此美国在东亚合作议程中始终扮演着一种“离岸平衡手”的角色, 通过平衡东亚大国之间的关系来避免东亚出现货币合作的领导国, 从而延缓或者瓦解东亚货币合作的努力, 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主导权。

二、美国对东亚货币合作进程施加影响的途径和方式

为了实现美国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战略诉求, 美国通过以IMF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和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对东亚货币合作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

1、美国通过掌控IMF对东亚货币合作进程施加影响。

IMF是美国战后提议建立并主导的经济合作组织, 在实际的运作中美国作为IMF最大股东和拥有否决权的国家, 一直保持着对该机构的主导性影响, 在东亚货币合作初期, 美国就曾利用其对IMF的掌权激励反对日本提出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 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东亚的货币合作对美元霸权形成挑战。

2、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对东亚各国的影响。

美国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和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 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还加强了同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 同时东亚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性也在不断的增加。东亚各国对美国市场和货币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导致了东亚货币合作进程的脆弱性。但东亚各国对美国市场和美国的高度依赖客观上使得美国在与东亚的双边关系中拥有较大的权力, 也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进程难以摆脱来自美国的干预。

3、美国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影响。

美国还通过一系列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与安排对东亚货币合作施加影响。最初, 美国希望通过实施APEC多边战略来直接介入并主导东亚区域的经济合作。美国希望通过其APEC战略确立和维护它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 以对抗马哈蒂尔的东亚经济集团 (EFEG) , 因为美国绝对不可能允许“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超国家经济壁垒, 从而使东亚各国游离于美国的保护伞之外”。但在亚洲金融期间美国的态度使东亚各国普遍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政策产生了强烈的怀疑态度。此外, APEC区域内各国经济利益不协调、发展程度不平衡、增长速度不均衡也导致区域内合作矛盾重重。因此美国不得不重新定位自身的东亚战略, 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来面对东亚经济的发展。

现阶段美国最有效影响东亚货币合作进程的机制主要采取双边形式:一是传统的联盟机制, 二是通过美国在东亚的FTA战略。美国凭借其与日韩的特殊盟友关系, 利用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 来影响两国, 特别是日本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行为方式。美国作为幕后的操纵者, 让日本在东亚货币合作中担当其发言人角色, 确保日本与中国相互制衡, 避免中国担当东亚货币合作的领导者。另一个方面, 美国把日本作为影响东亚的一个有利砝码, 日本在东亚经济体中占有比较高的地位, 如果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缺少日本的存在和支持, 那么合作进程将严重的受损甚至无法实现。此外, 美国还希望通过FTA战略来实现美国在东亚的经济目标即:推动与东盟各国的FTA谈判, 建立一个包括美国在内、并由美国主导的多边贸易区, 进一步增强自己在东亚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力图利用这种影响力实现以美国为圆心的东亚区域经济竞争自由化, 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获得在区域整合过程中的规则主导权, 这其中当然包括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主导权。

三、小结

在当今美元独大的国际金融体系下, 任何地区性的货币合作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来自美国的影响。在东亚货币合作议题上, 美国不希望在出现挑战美元霸权的国家。如果在东亚地区实现货币合作, 则不仅意味着美国在该地区权力与影响力的萎缩, 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受到了极大损害。因此美国决不允许出现一个排除它在外的地区货币合作。为使东亚货币合作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就需要充分考虑到美国在该问题上的影响力, 并保持适度开放的政策展开东亚货币合作进程。只有这样, 东亚货币合作才能减少阻力, 顺利向前发展。

摘要：在当今世界货币体系中, 任何区域形式的货币安排都无法摆脱美元霸权的影响。货币合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更包含着重大的政治意义。本文试图探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美国因素, 着重分析了美国影响东亚货币合作进程的战略诉求, 以及对该进程施加影响的方式和途径。

关键词：美国,东亚货币合作,美元霸权

参考文献

[1]邱丹阳、冯清云.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美国因素探析[J].广州:南方金融.2010 (9) .[1]邱丹阳、冯清云.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美国因素探析[J].广州:南方金融.2010 (9) .

[2][美]C·兰德尔·亨宁著, 陈敏强译.东亚金融合作[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2][美]C·兰德尔·亨宁著, 陈敏强译.东亚金融合作[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3]盛斌、殷晓红.APEC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3]盛斌、殷晓红.APEC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东亚货币一体化 篇8

区内主导货币是指在该区域内数量占有绝对优势, 发行国经济实力强大且货币本身开放性很高的货币。人民币有能力成为东亚区内主导货币, 这是因为:

1 4种模式面临的现实困难为中国推行人民币主导模式提供时间机遇

东亚货币合作的合作模式还在积极的探讨中, 理论上基本持4种观点。 (1) 日元主导模式。 (2) 建立亚元模式。 (3) 人民币和日元合作主导模式。 (4) 人民币主导模式。4种模式目前均面临现实困难, 具体如下:

1.1 4种模式分别面临不同的现实困难

1.1.1 日元主导模式面临的现实困难

区域货币的实现涉及成员国的部分主动权让渡。因此, 一种货币要成为区域货币需同时具备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日本要推行以日元为主导的东亚货币合作模式需要克服经济和政治双重障碍。

经济上, 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经济总量足够强大。所需克服的障碍体现在对东亚区内的经济增长拉动力不足。进入90年代后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甚至衰退, 陷于通货紧缩和零利率陷井长达10年。在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 日元只占5.1%;在世界贸易总额中, 按日元结算比重为5%。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重点也不在东亚, 早已失去充当东亚经济“领头雁”资格。政治上, 日本世界政治地位不高, 长期以来东亚多数成员国都对日本持有疑惧观点。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及军国主义的屡屡抬头倾向, 使中国、印尼、菲律宾、韩国等国很难支持日元作为区内主导货币。而且日本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放任日元贬值经济政策在东亚及全球产生极其恶劣影响, 使得东亚各国很难想象日本能具有区域货币联盟核心国所需的包容和妥协。

日本要推行以日元为主导的东亚货币合作模式需要日本经济恢复强劲的增长势头并获得东亚各国家和地区的大力支持, 日本经济复苏需要时间, 政治形象的改变更在一定时期内无法实现。

1.1.2 亚元模式面临的现实困难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东亚目前的状况不符合最优货币区标准。经济上, 发展水平处在不同层次, 开放程度各异, 经济政策倾向性不同;政治上, 社会制度及宗教信仰等都存在差异;历史上曾有过战争;也不具备欧盟成员国的合作历史。欧盟花费半个世纪创立欧元, 东亚差异的收敛和合作关系的构筑使亚元的建立会更漫长。

1.1.3 人民币和日元合作主导模式面临的现实困难

此模式实行的障碍在于中日合作进程。目前, 中日关系远没有达到对推行合作主导模式形成共识的地步。中日之间存在很多长期不能解决的矛盾。且中日合作会影响到美国的亚洲战略, 必然遭到美国的阻挠。因此中日要在东亚构建起法德在欧盟的相互信任合作关系几乎不可能。

1.1.4 人民币主导模式面临的现实困难

中国推行以人民币主导模式的主要障碍在于中国目前经济实力不强, 经济总量按现行汇率计算仅是日本的1/5, 人均GDP仍处于较低水平。人民币不够强大, 只是一种典型的“新兴市场货币”, 并没有完全确立作为可靠国际储备手段及贸易结算工具的良好信誉, 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制约人民币实现区域主导货币职能。

1.2 4种理论模式面临共同障碍

1.2.1 区内缺乏相互融合的凝聚力

目前, 东亚区内生产要素流动性差, 区内贸易不及欧盟、北美及拉美地区所占比重高。而且, 东亚各国都处在“主权扩张期”, 民族意识强过区域意识。东亚地区除日本外都属发展中国家, 保持经济政策独立性至关重要, 处在经济恢复期的日本也需要灵活的经济政策。

1.2.2 区内金融市场不发达

除中国香港、新加坡外, 东亚国家金融结构多以间接融资方式为主, 金融市场多限于本国或本地区范围内, 中国等一些国家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 区内金融市场发展滞后。东亚区内不发达的金融市场, 使得区内货币合作缺乏有效平台。

1.2.3 难以摆脱对美国和美元的依赖

关志雄 (Kuan, 2001) 指出“东亚地区一直是, 而且现在还是一个强势美元区”。美元是国际贸易结算、金融资产交易和国际储备中的主要货币。东亚对美元依赖的传统短期内很难改变。

4种模式在现实中都面临重重困难, 因此在一段时期内, 东亚各国家和地区无法在合作模式上达成共识, 这恰好为中国推行人民币主导模式提供了宝贵的时间机遇。

2 中国有能力建立金融强权

2.1 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经济强国

一国经济实力是该国货币信用的物质基础。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表明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经济强国, 有能力具备成为区域主导货币的经济实力。具体表现为:

2.1.1 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

从2000～2007年间, 中国经济发展仍保持较高速度, 年平均增长9.8%, 大大领先于同期世界3.75%的速度, 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从1979年的181美元提高到2007年2456美元, 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

2.1.2 产业体系相对独立完整

中国拥有具有一定技术水平、门类比较齐全、相当规模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各项产业均取得长足进展, 产业结构正在升级, 走效益型发展道路。

2.1.3 国内市场规模巨大而且富有成长性

中国是大陆型经济体, 人口众多, 经济规模庞大且逐年扩大, 自身拥有一个规模巨大的、具有高度成长性的市场。中国自主经济增长能力不断增强, 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 正逐渐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国家。

2.1.4 中国企业竞争力渐强

中国正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逐步与世界接轨, 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在不断发展壮大, 已经形成一些门类齐全、产业链完善、技术力量相对雄厚的优势产业。

可见, 中国正在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 为培育人民币成为区域主导货币提供基础保障;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人民币成为东亚主导货币提供物质基础;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为外部提供市场, 为人民币区域化提供条件和渠道;完整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能够应对世界产业结构变化的冲击, 日益壮大的企业应对国际市场行情变化能力增加能够保持中国国际收支状况良好, 为人民币区域化提供风险保证。

2.2 中国的金融版图在日益扩大

2.2.1 独立的货币政策、浮动汇率、放开资本管制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浮动汇率和资本流动是成为区域主导货币的必要条件之一。资本项目放开已成为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只要我国货币当局坚决的维护物价和产出稳定, 给外界独立货币政策的明确信号, 健全金融调控, 完全有能力承受资本流动和浮动汇率。

2.2.2 中国的“四币”必然整合

中国“四币”的整合是中国推行人民币主导模式的关键。中国经济上没有统一货币, 政治上没有统一台湾, 就不能称为是真正的强大。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国的“四币”必然整合。“四币”整合是同一主权下的货币整合, 还有种族、历史、文化、血缘的独特优势。经济上, 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的3个单独关税区, 又互为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两岸四地区域内贸易占四地贸易比重在1997～2001年间平均达40.14%。并随着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签订, 区域内贸易进一步加强。而且同一主权下的货币危机援助及时有效。在香港遭受1997年金融危机时, 中国大陆在香港的港元形式存款始终未动, 24家上市公司从市场回购股份, 以及大陆的减息政策与香港金融政策有效配合等因素, 令恒生指数急速反弹。

可见两岸四地的货币合作障碍很小。但目前“四币”分别流通对中国整体的净收益更大, “四币”整合还需要一段过渡时期。待人民币成为完全可自由兑换货币并保持相对稳定后, 就是放弃港币和澳门元转用人民币的较佳时机。“三币”整合后中国的经济实力必然大增, 国际政治地位更高, 台湾回归大势所趋, 新台币最终纳入人民币体系也是必然。

2.2.3 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通规模呈扩大趋势

亚洲金融危机中人民币在稳定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国迅速成为全球金融和经济协调的重要力量, 人民币境外流通规模不断扩大, 已具备一定规模, 且随中国与亚洲各国家和地区经贸联系的不断扩展必将进一步扩大。中国政府一直注重培养人民币的强势货币形象, 中国的金融版图必然更加扩大。

由此可见中国属大国经济, 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是支撑中国货币信用的强大基础。中国的经济金融发展趋势表明中国有能力建立自己的金融强权, 培育人民币成为东亚主导货币。

3 中国推行人民币主导模式会得到东盟和韩国的支持

经济联系是货币一体化的演化进程中货币替代现象的内生化原因。中国和东盟、韩国具有经济合作基础, 而且具有良好国际关系和独特的人文联系, 并会随着目前良好的发展势头进一步密切。主要表现在:

3.1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和金融关系在稳步发展

从经济联系上看, 2002年中国首先与东盟启动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 , 为经济和货币合作提供巨大机遇。2007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达到2025.5亿美元, 同比增长25.9%。中国与东盟已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2001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东盟最大的投资国。从政治关系看, 中国与东盟没有较大的政治利益冲突, 在南海问题上已达成“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协议。从人文关系看在东盟的5000多万华人历史悠久, 掌握着商务中枢系统, 又与政治家联系紧密, “华人经济圈”将发挥巨大威力。而且, 中国与东盟地理位置接近, 湄公河黄金水道的开发和中国——东盟陆路交通的贯通, 将为中国与东盟合作提供便利交通条件。

3.2 中国与韩国之间的经济和金融关系在稳步发展

从经济联系上看, 中韩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中国是韩国第一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2007年中韩进出口总额1599亿美元。中国是韩国最大的海外投资对象国, 截至2007年, 韩对华投资累计近400亿美元。从国际关系上看, 在对待日本的历史问题上有共同立场, 国际关系良好。韩国从1994年起共承诺向我国提供政府贷款3.1亿美元。韩国发生金融危机后, 中国通过IMF向韩提供6.81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韩国在与北方和解乃至统一问题上需要寻求中国的支持。可见, 中韩关系将进一步加强。

从人民币在东盟和韩国的流通基础看, 已有相当数量人民币沉淀在东盟和韩国。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已接受人民币存款和其他业务;人民币在越南、老挝和缅甸是边境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2005年开拓人民币银联卡在韩国、泰国和新加坡的受理业务, 也为人民币的境外流通提供便利。在韩国的中国银行已申请人民币贷款业务。随中国与东盟、韩国经济联系的深入贸易投资量必然扩大, 导致东盟和韩国居民对人民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

可见, 中国具备和东盟、韩国的经济货币合作基础, 完成“四币”整合后的人民币比日元更易被东盟和韩国接受作为区内主导货币。

4 日本出于经济政治考虑, 最终也会加入人民币主导模式中

日本与中国经济联系密切, 2002年日本经济38%的增量是中国提供的。2006年增量达到68%,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日本出口增加和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2006年日本与中国 (不含中国香港) 的贸易额为25.4287万亿日元, 约合16555亿元人民币, 中国首次成为战后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也是日本商品的最大进口国。

日本与中国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和其国际政治地位的弱小使得日本在人民币实现区域化乃至国际化后, 加入人民币主导的东亚货币体系更为有利。

5 中国推行人民币主导模式具有政治优势

政治强大是一国货币成为区域货币的必要条件之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 世界政治地位高, 这是东亚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中国实行“和平崛起”政策, “睦邻、富邻、安邻”政策在周边成效显著。因此, 中国推行人民币主导模式要比日本推行日元模式的国际阻力小得多。

可见, 中国推行人民币主导的东亚货币合作模式在东亚具有可行性。

综上所述, 在东亚货币合作中, 中国应推行人民币主导的东亚货币合作模式。

参考文献

[1].刘昌黎.日元国际化的发展及其政策课题[J].世界经济研究, 2002, (4)

[2].林珏.试探中国在当代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J].中国国情国力, 2005, (3)

东亚一体化之领导权问题初探 篇9

一、东盟重要行为体的功能与作用

东亚共同体在地理上指东北亚五国加东盟十国, 在这十五个国家中, 能为东亚共同体起到实质作用的有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四个重要的行为体。除此之外, 作为域外人的美国, 介于它深度参与APEC的建立与发展, 其声音与战略并不能忽视。通过分析各个重要行为体的功能与作用, 可以大致了解东亚共同体形成之基础, 也可以将各行为体特征带入东亚共同体领导权的考虑中。

(一) 中国

中国崛起后, 对东亚一体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是从经济发展和贸易增长的现状而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不但为东盟提供了经济机会, 而且加深了东盟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 使东盟国家在战略上重新认识了中国的重要性。二是从政治上看, 中国崛起后, 在东亚地区组织中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自信和愈加重要的话语权, 成为该地区地缘政治的中创造“本域突起”的地区治理模式, 取代了半个世纪以来完全由美国领导盟国治理东亚的“外来侵入”模式, 成为本地区的稳定力量。

但是, 中国影响力的负面效应也可以从东盟国家的认识和反应中体现。一是中国在东亚地位的提升动摇了东盟作为一个集体组织处理地区事务的信心, 东盟国家开始怀疑自己的领导能力, 是否能够带领东亚国家依靠现有的制度达成更大的地区合作。二是东盟国家担心中国由于地区作用的提升可能主导整个东亚地区并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 排斥其他国家参与地区事务。这种对中国角色理解上的分歧, 导致了东盟国家内部对构建何种地区主义产生了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 中国应是东亚共同体领导权的最佳候选人之一。

(二) 日本

在美日同步外交的增效作用下, 日本的经济实力彰显了他在东亚事务中的作用。从二战阴影走出的日本因其政治军事缘故, 在国际道义上不具备领导东亚的资格。但当强大的经济实力做为后盾时, 日本仍是不容忽视的国际和地区力量。2006年东亚主要国家的GDP显示:日本为43674.6亿美元, 中国为26301.1亿美元, 东盟十国是10728.2亿美元, 韩国是8882.7亿美元[1]。有了这样的经济优势, 日本与东盟国家的相互依赖将不断加深。

此外, 日本主观上也在向领导地位靠拢。自冷战以来, 日本一直在尝试以各种方式重新定位自己的东亚角色, 试图通过对一些国家加大投资并进行技术、人力资源和安全战略方面的合作, 辅以公共外交手段, 改变自己在东亚国家的形象, 以便在该地区获得与中国并驾齐驱甚至是超过中国的影响力, 争取更多的发言权。而且, 美日同盟关系的存在对日本在东亚的领导地位有助推作用。“同步外交”现象无形中让东亚国家认识到日本和美国的“合力”行动是东亚事务顺畅发展的前提, 从侧面显示了日本在东亚事务中的“准领导者”身份。

(三) 东盟

随着东盟经济的显著发展、冷战的结束以及欧盟、北美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 东南亚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步人真正的一体化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这体现在东盟成员的不断扩大, 自1985年到1995年, 文莱、越南、缅甸、老挝相继加人东盟, 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另外, 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最显著成就还体现在经济领域。从1992年第四次东盟首脑会议签订的《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定》开始, 东盟开始了一系列加强经济合作的举措, 在货物贸易、服务业、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此外, 东盟还注重在安全、社会、文化等方面加强东南亚作为一个地区的认同。东盟10国在2003年郑重提出了在2020年建成包括东盟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社会与文化共同体的“东盟共同体”的目标, 为东南亚一体化指明了新的方向。虽然东南亚诸国单独的力量都不足一提, 但是他们组成的东盟确实可以被视作与中、日相抗衡的重要行为体, 参与东亚共同体的领导权之争。

(四) 美国

对东亚而言, 美国是特殊的“域外国家”, 虽然身处地缘政治外, 却又深陷其中。众所周知, 美国是东南亚地区安全和经济动力的主要提供者, 其开放的市场和经济发展规模对东盟国家的稳定发展非常重要。东盟国家对美国的认识十分复杂, 在经济和安全领域都离不开美国的东盟同时担心被美国抛弃而不能控制自己的未来。换言之, 东盟作为后殖民国家组成的团体, 仍需要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资源, 而这些都与美国有关, 却又同时受美国控制。所以, 美国这个置身世外的行为体, 虽然不能成为东亚共同体的实际领导者, 但却始终隐身地操纵东亚事务。

二、几种可行的领导模式

(一) 东北亚三国领导模式

所谓东北亚三国领导模式就是把东亚共同体的中心放在中日韩三国上来, 通过双边、多边的自由贸易合作, 在三国之间建立制度性的经济区, 形成核心后向东亚其他次区域扩展。该模式的优势在于:一是实力强大, 相互弥补。二是相互牵制, 防止独大。

但是, 中日韩三国的领导模式也存在诸多现实的障碍。从内部因素来讲, 三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宗教文化信仰、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遗留问题等客观差距和理解差异很大。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 三国联合领导的基本要求是要有共同的博弈信念, 遵从共同的博弈规则才能给东亚各国做出示范, 但是共同的合作制度是本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延伸, 而如何跨越制度障碍, 建立共同的合作模式需要各国做出重大改变。在宗教文化方面, 虽然三国都遵从儒家文化, 但三国人民在做事原则、处世之道方面都不尽相同, 严重影响了交流与沟通。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 中国的人均GDP要远远落后于日韩, 这也从另一方面减弱了中国在经济方面全面开放的意愿。在历史遗留方面, 日本对中、韩侵略的认罪问题以及三国边界争端的问题, 如果不及时解决都将被用来作为拖延合作的借口, 影响领导权的巩固。

从各国战略角度考虑, 三国的目标、利益也大相径庭。如日本更渴望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有所作为, 但是始终受制于中国的决定。而且日本和韩国始终不愿意开放农业也将会在三国自贸区形成之后受到打击。

另外, 外部因素对三国统一领导的干扰也不容小觑。美国近年来不断插手朝鲜核问题, 表面上是为了世界无核化的世界和平, 实际上也试图扰乱东北亚的局势让东北亚诸国从内部分裂。

每个模式都有优劣, 但是一定的措施能帮助消解负面作用, 增强正面效果。经济上, 三国可以从一个行业或一个产业开始自由贸易, 并逐渐由双边转向多边, 并把此模式逐步扩散;政治上, 建立相互信任制度是基础, 暂时搁置争议, 力求共同利益;文化上, 不能够希求如同欧盟般紧密的合作, 只求松散的以点带面的合作来领导东亚各团体。

(二) 东盟小国集团领导模式

该模式指的是继续沿用当下10+3或多个10+1模式, 以东盟的主动权为基础, 带动或引导其他国家的广泛参与。该模式也有以下优点:一是东盟的主动能有力推动东亚共同体进展。东盟从1990年开始便致力于建立“东亚经济集团”, 其后的几十年中, 东盟更是积极地建立合作机制, 与东亚各国开展广泛的区域合作。二是小国平衡。让小国集团作为地区领导的模式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这恰恰也是其优势所在。三是弥补中、日的欠缺。让东盟享有领导权, 有效弥补中、日在这方面的缺陷。虽然如此, 东盟的领导仍面临诸多质疑。首先, 东盟成员内部很难调动大国投入其中的热情。其次, 对于亚太安全秩序问题, 东盟国家只管理、不处理。最后, 由于东盟担心东亚大国抢夺其领导权, 东盟便施展平衡外交让中美等国参与其中, 实际上降低了东亚各国合作的程度。

(三) 多层次的无领导模式

这种模式其实不同于当下东亚的无领导合作模式, 他更多地要求东亚各成员有高度的自主性与合作性, 在东亚内部开展一国—多国、多国—多国的合作模式, 并且开放地与外部国家开展经贸合作交流。就目前来看, 除了东盟内部自由贸易区以外, 东盟与中日韩的合作 (10+3) 、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区、东盟与日本的安全经济伙伴也逐渐凸显出活力。此外, 东亚很多成员也都和拉美、北美、欧盟等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定。这种开放的机制, 不仅能够补充东亚不紧密的合作关系, 而且更大程度地增强自身实力。

当然, 松散的只能是结构而不能是实质, 在这种多层复杂的合作结构网中, 互信、互利是基本的前提。这种模式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创新与构想, 也需要一体化进程的宝贵经验与重大进展。

通过对东北亚三国领导模式、东盟小国集团领导模式与多层次无领导模式优劣利弊的分析, 从长期来看, 以上任何一种单一模式都不可能完全适合东亚的发展。但东亚共同体既然意欲建立, 就不得不考虑领导权的问题, 因为强有力的领导和经济利益是推动东亚走上共同体的关键。在东亚各国相互经济依赖不断增强的基础上, 领导权的归属势必要有所解决, 否则将阻碍东亚一体化的进程。

本文提出了一个阶段性的领导权转移步骤, 即第一阶段由东盟小国集团领导, 这符合时下以东盟为主导的各种东亚合作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客体行为体如中国、日本、韩国在与东盟的合作中相应地加强三者之间的经贸往来, 并逐步建立互信的国际机制, 适当地解决一部分历史遗留问题。当东北亚三大强国被充分调动起积极性或者说10+3的联系已变得紧密稳定时, 便可过渡到第二阶段, 即领导权由东盟向东北亚三国转移。这一阶段将是东亚的繁荣时期, 因为东北亚三国基本上已经在消除内部阻碍的基础上凝聚成为团结一致的领导集团, 他们将带动东亚经济、政治稳步向前迈进, 并且给东亚提供自我安全防务保护, 免除外界的干扰与渗透。对于东盟来说, 既有利益得到保障, 他们便不再会有失去领导权的担忧。当东亚共同体保持南北平衡, 即东盟与东北亚两方不再存在控制与被控制、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时, 东亚共同体就能够在综合实力上与欧美相抗衡, 这也进入了最后阶段, 即多层次的无领导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完成与实现是需要时间的, 就目前来说, 东盟+3的模式仍有待继续深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