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发展研究（精选12篇）
东亚经济发展研究 篇1
一、引言
近年来, 区域经济一体化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东亚作为世界经济的三大势头之一, 也加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东盟作为东亚合作的重要角色, 在大力推进东盟自贸区的同时, 也在积极开展与中日韩三国的合作, 并且在双边自贸区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韩国一直以来对东亚合作均持积极态度, 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和设想。受到中国和韩国的影响, 日本也逐渐加大了对东亚合作的参与程度。中国地处东亚, 且各国与中国都有文化亲缘性, 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和往来对于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东亚经济发展现状
(一) 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为主导
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对东盟区内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显著的效应, 扩大了区内的贸易额, 促进了区域内的产业分工, 特别是自贸区的建成使区内产品贸易关税大幅降低, 非关税壁垒也逐渐减少, 推动了区域内产业分工的发展和深化, 跨国公司在区域的产业内分工也随之不断扩展。据统计, 东盟区内贸易额从824.44亿美元增至1521.28亿美元, 而区外贸易额从3475.04亿美元增至5356.46亿美元, 由此可见, 东盟的区内贸易增长速度要快于区外贸易的增长速度。此外, 东盟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吸引了区外对区域内投资, 为国外投资者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二) 东亚合作机制完善程度不高
总体来看, 东亚一体化进程仍处在初级阶段, 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机制, 东亚地区一体化建设还没有取得较为显著的进展, 制度化建设程度较低, 如金融货币合作领域尚需完善。此外, 具有实质性的合作领域所涵盖的范围还比较有限, 不能够包含更为广泛的层面。虽然东亚已经在经济合作方面建立了较多的合作机制, 但这些机制的完善程度仍需提高, 且这些机制多为非正式机制, 大部分仍停留在信息的交流和沟通层面, 以及与其他国家通过这些合作机制表达合作意愿和合作方面、领域的阶段, 没有在经济合作领域进行深入的展开, 这与东亚区域一体化所要求和需要的制度建设相比差距较大。
三、中国在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一) 推动东亚经济稳步发展
20世纪90年代, 日本的经济增量在东亚经济增量中占69%, 而韩国、新加坡、东盟和中国的经济增量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然而, 当日本经济增长开始停滞, 增长率大幅下降后, 日本的经济增量主要来源于日元在同期约48%的大幅度提升。1996-1998年东亚正值金融危机, 此时日元大幅贬值, 而中国则采取了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 对稳定经济和对抗金融危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金融危机后, 韩国、新加坡和东盟在东亚经济增量中所占比重大幅增加, 中国也自此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
(二) 中国带动东亚FTA的形成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自古便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早在唐朝时期中国便与东南亚国家有了文化方面的官方接触, 通过古代丝绸之路开展宗教信仰、文化和货物等方面的交流和往来。然而, 东盟也是东亚FTA中最具影响力的组织。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随着加入WTO后日趋增大, 日益成为拉动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此外,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 不仅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也给东盟国家带来了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的来源,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经济往来的日益加深, 东盟“10+3”的推进, 也使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三) 稳定东亚金融发展
相对于东亚经济体中的其他国家, 中国经济发展较为稳定,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 东亚正值金融危机, 中国仍然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中国经济的稳定, 也更好的抑制了整个东亚地区经济的波动。1997年金融危机后, 东亚地区开始通过金融合作共同防范金融风险, 实现各地区经济的稳定。在此期间, 中国与东亚国家经济贸易往来较为密切, 中国大量的货物产品进入到东亚地区, 产品的关联度不断提高, 中国逐步成为东亚地区的市场提供者,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东亚国家对美国的依赖, 使得中国与东亚的金融稳定密切相关, 也成为了东亚金融合作中的重要一环。
四、东亚一体化环境下中国外贸发展建议
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 中国既要与东亚各国签订并推进各项区域经济合作协议, 也要加快完善国内的市场经济制度, 加强与东亚国家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使人民币被国际市场所接受, 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市场化, 并加强与东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联系。
(一) 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
东亚地区, 是受我国儒家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地区, 东亚国家的历史、政治、文化、宗教信仰、习俗, 甚至经济等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因此, 我国更应该注重与东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往来, 积极贯彻文化“走出去”战略, 在经济和文化往来中积极推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广泛开展战略性文化交流活动, 向东亚国家出口带有我国风土人情、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 如:影视剧、光碟、文艺演出等, 以此增进与东亚地区的联系, 特别是要通过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加强东亚国家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 对我国谋求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包容万物的胸怀的认识, 从而获得东亚对我国文化、经济和政治支持, 增进双方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二) 加强与东亚贸易和投资的联系
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大部分国家相同, 贸易和投资主要发生在区外, 欧盟和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 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在直接投资方面, 2013年,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净额为387343万美元, 而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净额仅为43405万美元, 对韩国直接投资净额仅为26875万美元, 在东盟国家中, 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净额为75519万美元, 对越南直接投资净额为48050万美元。因此, 中国对东盟、日韩等东亚国家的投资相较美国等其他欧洲国家数额相对较小,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对外投资总体规模相对较小。所以, 中国不仅需要加强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 增加对东亚区内的投资量, 中国也需要加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三) 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截至目前, 人民币已经成功加入了SDR, 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又进了一步。对于金融市场来说, 人民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显著提升, 成功的将人民币推向国际市场;人民币被纳入外汇储备资产, 海外投资置业可大幅增加, 从而增加跨境资金的流动性;规避汇率波动对国内通胀的影响。对于投资者而言, 人民币成功纳入SDR则意味着更多的海外市场的投资渠道, 以及更低的人民币外汇投资风险。加入SDR只是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过程中的一种方法, 还需要制定相关的金融市场改革措施, 不仅要让人民币市场化, 也要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如果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定价不是由市场决定的, 那么人民币也不会成为全球其他国家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
五、结论与展望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的主要发展趋势, 东亚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 已经在贸易、金融等领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尽管, 东亚合作目前还存在较多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困难和阻碍, 但是东亚各国的合作意愿十分强烈, 在各国的建议和合作的逐步展开中, 东亚地区的合作范围和领域已经在不断的扩大。近年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迅猛, 中国在东亚合作中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也在不断攀升, 并且中国对东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逐渐被东亚, 乃至世界认可和接受。在接下来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 中国仍应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东亚合作将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应该抓住机会与周边国家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推动东亚合作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杨虹.新地区主义:中国与东亚共同发展[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版.
[2]张蕴岭.探求东亚的区域主义[J].当代亚太, 2004年第12期.
[3]田中青.东亚合作与中国的战略利益[J].当代亚太, 2003年第5期.
[4]吴建民.全球增长背景下的东亚经济合作[J].瞭望新闻周刊, 2005年6月.
[5]刘力臻秦婷婷.以自由贸易区 (FTA) 推动的东亚货币合作[J].当代经济研究, 2004年第7期.
[6]陆建人王旭辉.东亚经济合作的进展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J].当代亚太, 2005年第2期.
东亚经济发展研究 篇2
马燕冰
2013-2-17 9:40:48 来源：《国际资料信息》(京)2007年3期
今年1月13-15日，东盟系列峰会(东盟、“10+3”、“10+1”、中日韩首脑会议)及第二届东亚峰会在菲律宾中部城市宿务举行。该系列峰会本应在2006年12月中旬举行，但因台风等因素的干扰被推迟。本届系列峰会是在地区国家关系缓和区域经济合作加速大趋势的推动下召开的，取得了显著成果，进一步凸显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的新趋势。
一、东亚合作的发展演变
东亚区域主要是指涵盖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诸国与经济体，具体包括东北亚的中国(包括港澳台)、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东盟10国。与欧洲以及非洲、拉美、北美等地区的区域合作动向相比，东亚区域的合作发展较为缓慢。1967年成立的东盟(ASEAN)，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东亚地区唯一的政府级的地区合作机制。直到1989年成立、1993年召开首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议，才将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领导人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太平洋国家的首脑聚集在一起，构成东亚国家与太平洋国家合作的重要框架。
东亚地区合作机制实际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提出，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为促进东亚国家合作，抗衡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提议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遭到美国的反对。随后，东盟国家又提出集团化概念相对淡化的“东亚经济论坛”(EAEG)，仍被美国视为一个分割太平洋的构想，并予以否决。而日本当时正与美国发生激烈的贸易摩擦，担心日美关系恶化，也采取了消极的态度。由于新加坡等国担心影响与美国的关系，该构想在东盟内部也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但此后，由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于1994年提议、1996年召开的亚欧会议(ASEM)，以另一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亚国家的合作。1997年，真正的东亚合作机制诞生。当年1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问东南亚，照例提议举办东盟和日本首脑会晤。东盟担心引起其他国家猜忌，提议邀请中国与韩国的首脑共同参加，得到日本同意。1997年中，泰国发生金融危机，很快蔓延到多数东南亚国家，日本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中国表示不使人民币贬值，以避免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深化。相反，美国没有帮助泰国，而且反对日本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引起东南亚国家愤慨，更加激发了他们促进东亚合作的决心。1998年金融危机在东南亚深化，东盟国家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日、韩的合作，以摆脱金融危机。日本新首相小渊惠三对“10+3”提案积极支持，中国也积极参加地区多边合作。1998年第二届“10+3”首脑会议召开，并在会议上将其确定为定期会议。1999年第三届“10+3”会议发表了正式文件“有关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从2000年开始，转入具体领域的合作。到目前为止，“10+3”已经举行几十次多种类型的政府级会议。
近年来，随着东亚地区经济实力的壮大以及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东亚各国的贸易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1)各有关国家的地区主义意识普遍增强，地区认同正在逐渐形成，有关国家建立东亚经济圈、东亚共同体等概念与构想不断涌现。(2)中国、日本等主要国家对地区合作采取积极态度，成为地区合作的主要推动力量。在1999年的“10+3”会议上，中国提议加强地区金融合作，被会议采纳并得到迅速发展。2001年，中国提议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被东盟接受，双方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而日本在地区合作方面的态度也日趋积极。但日本担心中国主导东亚合作进程，加强了与中国竞争的姿态。(3)各个层次和领域的经济合作进展迅速。2000年5月，发表了有关实现外汇通融协定的“清迈协定”；韩国、中国、日本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将分别于2009、2010、1012年建成，印度与东盟在2003年签署了经济合作协议；东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各种双边合作机制相继启动。(4)“10+3”框架推动以中日韩为主体的东北亚经济合作发展。2003年10月，三国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10+3”会议期间，正式发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在14个具体领域确定了合作意向，进一步明确了三方推进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方向和目标。
二、“东亚峰会”及“东亚共同体”的提出
2001年秋，韩国“东亚合作展望小组”(EAVG)在为东亚地区设计的今后的发展目标和实现方式的报告中向“10+3”首脑建议：“希望建立一个能使地区内所有国家都能得到充分发展的和平、繁荣、进步的东亚共同体”，并为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了50多项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动议包括建立东亚自贸区，确立地区金融支援体系，建立更有效的外汇调整框架，逐渐改组“10+3”首脑会议，使之发展成为“东亚峰会”等。2002年，东亚研究小组的报告再次提及东亚共同体，并强调建立东亚共同体符合各国的利益和愿望，同时也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该报告在当年“10+3”领导人会议上通过。2003年，在“10+3”的旗帜下，设立了东亚各国各地区研究网，目的是探索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
根据《东亚展望报告》阐述，东亚峰会是东亚国家在进行地区合作的基础上，努力向东亚共同体迈出的第一步，目的是与欧盟和北美自贸协定相抗衡。但最初的东亚峰会的构想提出后却遭到日本和东盟一些国家的猜疑。日本一方面不愿意向东盟国家开放农业和农产品市场，另一方面对在钢铁、汽车、造船等传统产业领域，以及在微电子、光纤通讯、纳米技术等新兴产业和高技术材料领域同具优势的韩国相当不信任，故对韩国东亚峰会的提议不表态。东盟因担心东亚峰会提议中的国家平等性原则将使其失去东亚合作的主导地位和核心作用，也表现得十分谨慎。而马来西亚作为翌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积极推动东亚峰会的召开。在2004年万象东盟峰会上，东盟提议并获得参加会议的中日韩三国同意，决定于2005年12月在吉隆坡由东盟主导召开首届东亚峰会。①
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决定举办首届东亚峰会的决定，引起国际社会的兴趣与关注。舆论认为，如果把中国、日本、韩国、东盟10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组成一个经济共同体，其人口总数达30亿，约占世界人口的半数，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远超欧元区，其强大的经济力量足以与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分庭抗礼；在市场规模、资金能力等方面，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和合作空间。但也有许多舆论担心，东亚国家历史文化不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国家在政治问题上有严重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十几个国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尚有许多疑问。
关于东亚峰会的性质、范围，乃至未来的东亚共同体的主体，在“10+3”范围内一开始就存在较大分歧。中国和一些东盟国家认为，东亚峰会是“10+3”合作机制的进一步提升，应该是未来东亚共同体的主体。日本、印尼和新加坡等国则积极强调论坛的“开放性”，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引入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将论坛从“10+3”扩大为“10+6”，作为抗衡中国扩大影响的力量。
2005年12月在吉隆坡召开的首届东亚峰会对许多问题表明了立场，如明确东亚峰会的性质是一个“开放、包容、透明的外向型论坛”；政治安全问题是东亚峰会讨论的重要内容；东盟将在东亚峰会中发挥主导作用等。日本一直竭力提议在《吉隆坡宣言》中加入“建立东亚共同体”字样的意图没有实现，消除了一些国家的疑虑。但东亚峰会出现了一些“非东亚化”势头——东盟、中、日、韩和澳、印、新西兰等16国首脑出席会议，加之日本背后还有美国的影响等，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认为这个会议无异于一个“小APEC”，将会使会议的结果大打折扣。
2006届东亚峰会使其作为16国首脑“论坛”的性质更加明确，“10+3”将成为东亚共同体的主体。本届峰会将讨论重点放在能源、朝核问题等地区的具体课题上，使其“首脑对话场所”色彩进一步增强，从而与由“10+3”组成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保持了距离。在本届“10+3”会议中，讨论了在13国框架内实现人才交流和经济合作的制度化；而在16国的东亚峰会中，则就地区政治和经济课题交换了意见，其明显成为一个16国首脑参与的“论坛”。把讨论建立共同体的重点放在“10+3”上，也正在成为主导会议的东盟的共识。在东盟首脑会议的主席声明中，明确指出，“我们再次确认10+3是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主要手段”。“10+3”预定在今年11月于新加坡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发表该机制创建10周年的共同声明。预计声明将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方向，将“13国”作为讨论共同体的潮流将进一步加强。②
三、第二届峰会各方合作成果
在第二届东亚峰会上，各方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一)东盟一体化进程即将驶入“快车道”。在本届首脑会议上，东盟签署了6项联合宣言和一项加强反恐合作的公约。这些宣言包括：起草东盟宪章、加快东盟共同体建设、保护海外劳工权益等。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东盟领导人确认了东盟名人小组提出的关于制定东盟宪章蓝图的计划，并签署了有关宣言。东盟国家领导人还同意成立一个高级特别小组，负责起草东盟宪章，并拟提交年底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3届东盟首脑会议上讨论。根据东盟名人小组的建议，将在东盟宪章中写上：东盟首脑可以对不遵守协定的成员国采取制裁行动，如暂时中止会籍、甚至逐出东盟；针对一些议题实行投票表决制；设立强制性的调停机制；每年举行两次峰会；设立三个部长级理事会，推动成立东盟经济共同体、政治与安全共同体，以及社会与文化共同体。这是东盟成立40年以来非常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意味着该区域组织将从松散状态向规章化、制度化过渡。如东盟名人小组的建议被写入宪章，并获得东盟峰会通过，东盟实行多年的“不干涉内政”、“不能开除会籍”、“协商一致”等原则将成为过去。③
(二)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本届“10+1”首脑会议中，中国与东盟10国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拟将自由贸易协定扩大到服务领域，允许对方国家企业在本国内设立独立的当地法人，提高合资企业的出资上限。签订协议后，中国将推进建设、运输、环境保护等领域26个分部门的市场开放，东盟方面将放宽参与金融、通信、教育、旅游、医疗等领域的限制。该协定是中国在自贸区框架下与其他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服务贸易协定，是东盟和中国在建立自贸区问题上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为如期全面建设成自贸区奠定了基础”(温家宝总理语)④。中国与东盟的自贸谈判主要有三个阶段，现已完成了货品贸易、服务贸易两份协定，尽管还有投资协议尚未完成，但就目前进展来看，双方要在2010年建立起人口超过16亿的世界最大自贸区，完全能按期实现。服务业是判断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国与东盟进一步推进在该领域的合作意义重大，不仅在财货数量上将会迅猛增进，而且本地区的人文景观也极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此外，中国还在恢复与朝鲜的核问题谈判上赢得了东盟的支持。东盟在会议声明中重申“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国际社会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朝鲜必须以‘可验证的方式’放弃核武器，并尽快重新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国和东盟还就南沙群岛问题交换了意见。
(三)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中断一年多后重开。在本届会议中，中日韩三方同意建立外交高官定期磋商制度，就三国间重大的政治、外交课题以及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间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首次会议将于年内在中国举行。三国领导人还批准了《2005-2006中日韩合作进展报告》，对三方在众多领域，特别是经贸、信息产业、环保、人力资源开发和文化合作等五大重点合作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表示满意；决定继续增设财金、科技、物流、卫生、旅游、青少年交流等6个重点合作领域，将2007年确定为“中日韩文化交流年”；决定进一步推进三方的能源对话。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媒体纷纷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评论，认为东亚国家找到了“消除发展两国关系障碍的办法”。东盟国家认为，未来东亚合作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两国关系的变化，因此也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顺利举行当作本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中国总理温家宝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接受今春访问日本的邀请，更是让日本媒体兴奋不已，各大通讯社纷纷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
(四)印度与东盟的合作得到提升。印度总理辛格对本次菲律宾之行寄予厚望，希望通过进一步推行“向东看”政策，提高印度在亚洲地区的地位，加强与亚洲环太平洋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辛格在峰会中非常活跃，与东盟首脑就2007年7月争取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一事达成一致意见。印度提出，将排除在自由化之外的品种减少到490个，对象品种的关税从2015年起分阶段下调；被列为特别自由化的品种的棕榈油、胡椒、茶从2012年以后，用10年时间把关税税率降低到50％(精制棕榈油削减到60％)。此外，印度还与泰国、越南等湄公河流域5国就加强合作、促进交流等问题达成一致。
(五)亚洲领导人就推动自由贸易，保证该地区能源供应达成共识。会议签署并发表了《东亚能源安全宿务宣言》，提出了东亚地区能源合作的具体目标和措施，拟把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开发能源市场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为目标；重申本地区国家将共同努力，确保地区能源安全。
四、主导权之争
(一)日本大打“能源安全牌”。在安倍调整外交政策、重视中韩的情况下，日本在此次峰会上的大动作就是利用其先进技术以及雄厚资金，紧紧抓住峰会最主要的议题之一能源安全，宣布在未来3年内向东亚提供20亿美元的政府开发援助，未来5年在节能、生物能源等领域为亚洲分别培训1000名和500名专家，并帮助亚洲国家建立石油战略储备。日本希望借此提高自己在东亚合作中的领导地位，进而为其重建政治大国地位打下基础。此外，日本还决定在未来5年内，每年邀请6000名亚洲国家的青年学生访问日本。对于日本的承诺，菲律宾等东盟国家表示热烈欢迎。
(二)印度提议建立更广泛的亚洲自贸区。印度总理辛格在此次菲律宾之行中对东亚峰会看得更为重要。他一方面迫切希望借此机会加强印度与东亚各国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想影响东亚合作进程。他认为：“这个共同体建成后，亚洲自贸区(印度首倡)也就指日可待了。”此外，他还想借机说服东亚各国首脑，支持印度在2007年9月召开的APEC会议上能够成为该组织正式成员，以表明印度更加积极“向东看”的外交政策。
(三)新加坡积极推动东盟与美国的关系。美国一直对东亚国家加强合作具有高度的警惕性。近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引起美国警觉，认为中国正企图取代美国在东南亚的地位，加强在区域内的影响力。首届东亚峰会，被认为是“分化间离”美国与该地区结盟关系的举措。因此2006年美国向菲律宾寻求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东亚峰会的努力未见成效后，又想在11月于越南召开的APEC会议上提出一个包含东盟在内、由亚太21个国家和地区成员参与的“亚太自由贸易区”构想。虽然该计划还未正式提出便因遭到许多反对而被迫搁浅，但美国这个大胆的自贸区构想，实际上是其积极参与亚洲经济事务的一次宣言。
为使美国达到迂回参与东亚合作的目的，由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新加坡提议，年内美国—东盟峰会将有可能召开。它将是东盟与美国举办的第一个峰会，预料将在东亚地区产生重要影响。新加坡提出此建议的主要考虑，是进一步密切东盟与美国的关系，保持中、日、印等周边大国与东盟的力量平衡。
注释：
①周双庆、岳小春：“浅析东亚峰会扩大的原因及我国应对策略建议”，《东南亚纵横》2006年，第8期，第32页。
②藤田悟：“16国体制退后”，日本《每日新闻》2007年1月16日。
③“东盟急需因应地缘政经新格局”，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1月15日。
东亚经济“活化石” 篇3
当松下幸之助、郑周永分别于1989、2001年去世之后，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曾贯穿过两次世界大战、并具有令今人都为之叹服的商业实践， 这样的人在东亚可能仅剩下王永庆， 他是见证并曾充分参与20世纪东亚经济发展的“ 活化石”。
王永庆“台塑权杖”交接已近一年，但王永庆的影响力并没有一丝的衰退。这一点，任何人都毋须怀疑，就像毋须怀疑他会放弃“石化王国”的梦想一样。
4月30日，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了《筚路蓝缕:王永庆开创石化产业王国之路》新书发布仪式。这一天，王永庆本人没有亲临出席，但国资委李荣融主任、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朱丽兰、国务院台办常务副主任郑立中、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剑阁副主任悉数到场，庄重出席并心怀虔诚地发表感言。
不需对现场的细节了解更多，单凭这种“规格”，就能挑动海峡两岸各界人士的敏感神经，它似乎影射了这本传记的发行有着超越其仪式本身的意义。更多的人，据此纷纷预测这是台塑集团宁波大乙烯项目决定性公关，或且干脆断定这是“魂牵王永庆18年之久的大乙烯项目世界布局的最后收官”的信号弹。
“活化石”尚能饭否?
作为这本传记性质读本的“传主”，王永庆是最有资格成为二战后东亚经济发展史的标签性人物之一。他的童年是在东亚传统农耕文明饱受西方资本主义碰撞，至而瓦解中度过的。而他个人事业的成功则是伴随二战后东亚经济的崛起，以及在经济崛起背后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东亚文明的复兴。
与王永庆一样，最有资格为近代东亚经济史提供具备解剖价值的企业家，我们还会想起1906年出生的松下幸之助和1915年出生的郑周永，他们是上一个世纪东亚经济史的“活化石”。
历史总是这样神奇，尽管它可能缘于某种巧合。作为在相差无几的岁月中出生的亚洲杰出企业家，王永庆、松下幸之助和郑周永他们三人的履历竟是如此神似。
与松下幸之助、郑周永一样，王永庆的成功绝不仅仅局限在商业领域，他在商业之外的许多举措为其赢得了更广泛而持久的声誉。他还先后创立了三所大专院校，免费给4000多名台湾原住民青年提供学宿费，而他于1976年创立的非营利的长庚纪念医院——现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医院，其20多年不遗余力为改善两岸关系而奔走……可以说，这些更具社会影响和塑造社会价值的举动，使得王永庆与松下幸之助设立“日本奖”和成立“松下政经塾”、郑周永旨在改善朝鲜半岛关系的“金刚山计划”和“赶牛缓朝”相比，一点都不逊色。
这种具有人文关怀色彩的举动，随着王永庆的事业一步步走向成功，更为有力地激荡着他的内心。在4月30日的《筚路蓝缕:王永庆开创石化产业王国之路》发行仪式上，国务院台办常务副主任郑立中就回忆起，“12年前台塑集团在漳州乱海滩上建立大型火力发电站时，80岁的王永庆曾激动地说出‘我们中国人是最勤劳的、最有智慧的，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能创造出一片蓝天，中华民族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王永庆在财富追求表象之外，内心所蓄含的社会担当和文化认同的那份厚重。而正是在对社会担任和文化认同的追求中，才使得王永庆更具承载历史的意义，并为当下和后来的社会持续提供社会价值标准的坐标，王永庆可以说已成为见证并充分参与20世纪东亚经济史最具解读意义的“活化石”。
虽然2006年6月5日王永庆交出了“台塑权杖”，但绝不表明台塑进入到“后王永庆时代”，这个90岁的老人有着我们想像不到的精力和雄心。就在6个月前的台塑关系企业运动会上，他站立了整整一个小时，显得毫无倦态;而在5个月前，他还神采奕奕地携长女王瑞华、次女王瑞瑜赴京展开二日三夜的系列攻关，并受到国家主席胡锦涛接见。
不逊于李嘉诚
20年前的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的李嘉诚会拥有超出王永庆4倍以上的身价。因为1987年的李嘉诚仅拥有25亿美元的身价，而王永庆在1988年身价已经高达40亿美元，位列当年福布斯富豪榜全球第16位。
是什么使王永庆与李嘉诚的财富在20年后差距如此之大?当然我们丝毫不怀疑“李超人”过人的财技天赋，今天世界各地都有他旗下的港口、码头，香港和内地的居民已经习惯了从屈臣氏、百佳超市内购物，和黄开发的地产占有了香港近1/4的份额，他旗下的电信也做到了全球前三的位置。
站在已有的数据面前，人物习惯了用“事实”说话、用“事实”评判，似乎这样才更为理性而不唯心。但在人生的某些关键点上，总有一些仅凭你个人能力、个人意志永远迈不过的门槛，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命运”的东西，它无法量化却无所不在，并直接改变着你以后的人生。
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如果1992年，王永庆计划在大陆投资70亿美元的“901工程”(海沧计划)能够顺利实施，那么今天王永庆的财富肯定不是51亿美元，而会在此基础上翻番，甚至可能会超过李嘉诚而成为今天全球华人的首富。
这并非是痴人说梦，因为其时大陆已经完全同意了王永慶提出的“11项要求”，并为台塑“901工程”划出了15000公顷土地，而且停掉了国内14个轻油裂解厂，将大陆的市场完全留给台塑。这究竟会给人带来多大的想像空间，它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多少财富，通过下面的对比我们一目了然:位处台湾麦寮的台塑“六轻”项目即使全部建成，也仅仅拥有300万吨的乙烯产量，但大陆2006年乙烯的总产量却已经突破900万吨，2010年更会提升到1400万吨。
东亚经济发展研究 篇4
《亚洲与东方学研究》系上海财经大学盛邦和教授著作。本书讨论什么是文明, 世界上不同的文明的多元以及形成的缘由。而且也回答“何谓亚洲”, 即亚洲的特质是什么?由此探寻亚洲文明发展的规律与路径。
本书以对东亚文明发展的研究为主线, 巧妙引入并系统地论述了“原生态亚洲”这一概念, 具有特别的意义, 或可以说是对经典理论家的论说的进一步创新发展。“生态自然与原生态亚洲”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人的生命存在离不开生物的生态自然, 人的社会存在离不开社会的生态自然。生命存在于社会存在都会改变。这个学说预言太平洋航道的开通必将引发东亚社会生态自然的巨大变化, 由此, 中国社会也将发生重大改观。本书所论侧重于社会生态与历史的关系, 并叙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与历史关系的学说, 形成独特的论述重点。第二篇“中国‘生产方式’与原生态亚洲的比较”中作者叙述了中国土地制度, 意在于进一步阐明中国古代土地与人口及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辩证关系, 并得出中国若要超越传统的危机, 达至长治久安、国强民富的胜境唯一的方法便是转换生态衔接, 从旧有的“人口—土地”衔接转换为“人口—市场”衔接。第三篇所论述的是“亚洲文明进化中的原生态停滞”。作者试图解释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说亚洲村社与村社主义是亚洲现代阻滞主义的社会基础与精神表征?本书“准亚洲俄国的村社社会主义”部分按学术界定说将俄罗斯定义为“准亚洲”, “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是什么意思?中国也有那种现代阻滞主义吗?作者对于“井田精神的历史留痕”的论述部分回答了这些问题。在本书的第四篇“从原生态亚洲走向太平洋亚洲”中, 的不同的生态前提, 得出中国未来的文化期许和道路选择为:坚持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 面向太平洋, 工商立国、市场立国、贸易立国。通过对《文明论》以及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的解读, 批判了《脱亚论》中的消极方面, 同时运用“内核与外缘”的理论来对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发展程度作比较, 深刻分析了中国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挑战, 提出引入“市场制度”和“福利理论”来指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 为建立和谐的“市场社会”和“市民社会”而努力。
研究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 重点是弄清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说, 作者正是基于这一点, 着重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 而由以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重要依据, 整合并分析了东西方多位著名学者的理论和研究成果, 论证遵循由个别到一般, 由一般再到特殊的逻辑演绎法。除此之外本书与同类著作比较还有几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亮点:一是作者在论述中以自然科学理论为指导, 将自然科学的研究理论巧妙地上升到哲学高度, 从而使其成为一种史学理论方法, 并且用来作为自己观点的理论指导。有效地避免了研究方法上的跨度和分歧。二是作者在整篇文章的论述中, 运用了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和西方现代产权理论来分析“原生态亚洲”的特质, 不仅对其产生和特征进行了有效
(下转2 1 5页) (上接2 1 3页)
论述, 还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其对未来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实现了史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完美结合。三是作者在论述中首次提出了“原生态亚洲”的概念, 将亚洲的特性做了高度精密的概括和浓缩, 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概念上的引用的便利。四作者是对日本学者和海外中国学者关于中日文化研究的剖析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 显示了作者在这一方面较深厚的学术功力, 既扩展了读者的视野, 又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自然, 任何著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 笔者认为《亚洲与东方学研究》亦有一些有待提升的空间。一是作者在提出“原生态亚洲”这一概念的同时, 没有在文中给出这一概念明确详细的阐释和界定, 使读者在概念上产生模糊情绪, 由此不太利于读者对“原生态亚洲”这一概念的准确解读。二是作者在阐释“儒家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时, 没有另外给出篇幅对与之相对应的“儒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进行对比和解读, 若能将此两个概念进行简略有效地比较分析, 则可使读者对儒家思想在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新的理论体系作更深层次的了解和把握。再一个建议是希望作者以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来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近现代社会以来东方人民展开革命实践、推进社会发展等的学说, 同时将其与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学说结合起来, 形成完整的马克思东方学理论体系。
总的来说, 《亚洲与东方学研究》一书选题新颖, 体系完整, 立意深刻, 论证充分。其作者长期致力于东方学研究, 写作此书思路之严谨, 见解之独到令人叹为观止。既有精湛的理论探讨, 又有丰富的材料佐证, 全书字里行间透着浓厚的学术气息, 对广大读者来说, 是一本既能令人耳目一新, 又能提升理论素养和培养人文情怀的经典之作。
摘要：《亚洲与东方学研究》一书主要阐述了什么是文明, 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多元以及形成的缘由。同时也回答“何谓亚洲”, 即亚洲的特质是什么?由此探寻亚洲文明发展的规律与路径。其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别具一格, 对于东亚文明的研究当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世界文明的存在是多元的。自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 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斯宾格勒、汤因比等思想大师都留下了众多关于文明的经典分析, 为我们分析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行程提供了宏大的视野和缜密的理路。
儒家文化对东亚社会经济的影响 篇5
儒家文化对东亚社会经济的影响
文化与经济从来都是不可分的,做为东南亚文化的主导,儒家文化对东亚社会经济的.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借鉴日、韩等国在发展社会经济中对儒家文化的运用,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作 者：孙明媚 张永礼 SUN Ming-mei ZHANG Yong-li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吉林,长春,130000刊 名：辽宁财专学报英文刊名：LIAONING FINANCIAL COLLEGE JOURNAL年，卷(期)：5(1)分类号：B222 F114.46关键词：儒家文化 东亚 社会经济
东亚：经济一体化迈开实质步伐 篇6
RCEP的发展前景
2012年11月20日，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通过了《RCEP谈判的指导原则与目标》，提出将在2015年末完成谈判的目标。2013年5月9日-13日，RCEP首轮谈判在文莱启动，16国正式成立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3个工作组，并就货物、服务和投资等议题展开磋商；各方就3个工作组的工作规划、职责范围、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等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还就其他领域谈判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目前，16国已就RCEP谈判的目标、原则和职责范围达成一致。其中，RCEP谈判目标为：在东盟成员国与东盟自贸伙伴之间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互惠的经济伙伴协定。谈判原则共有8条，主要包括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相关规则相一致，在现有5个10+1自贸协定（FTA）基础上扩展、深化和改进；对最不发达的东盟成员国提供更多灵活性，设有开放准入条款等。谈判领域将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竞争政策、争端解决以及其他议题。
RCEP将基于东盟现有的5个10+1自贸协定进行整合，如果仅从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来看，5个协定参差不齐，东盟-澳新FTA的标准相对较高，东盟-印度FTA的标准相对较低，东盟与中、日、韩三国FTA的标准较为接近。但应看到，各协定固然在货物、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和投资待遇方面有差异，但分歧并非完全不可调和，在原产地规则、检验检疫、争端解决机制、政府采购、环境等更多条款的共识多于分歧。
虽然目前16个谈判成员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利益需求各不相同，各领域谈判的难度很大；同时东亚地区政治安全环境不容乐观，参与国之间领土领海纠纷不断，跨太平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TPP）在东亚不断扩张，也会影响到谈判的进程，但RCEP的如期启动表明参与成员愿意积极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治决断。而TPP等外部因素的介入也并非全然是压力，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动力。正是因为TPP在东亚地区的推行，使得东亚国家产生了加快一体化进程的紧迫感，从而促使了RCEP谈判的启动。
未来，如果东盟在RCEP谈判中能切实发挥主导作用，包括中国在内的自贸协定谈判成员也能在其中积极推动，16国通过协商在2015年底前达成一个标准和自由化水平适中的方案，这个可能性仍然很大。
中国在RCEP中能获得的收益
RCEP建成后，将涵盖亚太16国，拥有约一半的世界人口以及生产总值近20万亿美元的大市场，超过全球经济总量的1/4，出口约5万亿美元，超过世界的1/3。RCEP的顺利建成，对于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RCEP建成后将会减少中国在对外贸易与投资中的障碍，使中国能更加充分地发挥比较优势，获得总体福利的增长。根据CEPEA联合研究专家组的测算，10+6范围内的关税消除和贸易便利化合作，将使中国的GDP增长4.65%。
第二，RCEP不仅使东亚各国产业合作更加密切，而且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能借此机会配合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进一步加大承接国际先进技术转移和“走出去”对外开展投资合作的力度，与日韩、东盟、印度等国深化区域内产业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第三，推进RCEP有助于中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增强国内深化改革开放的动力。中国已经签订了11个自贸协定，但已签自贸协定对象国经济体量不大，对国内经济发展作用有限。RCEP参与成员经济体量大，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明显。2012年，中国与RCEP成员的货物贸易额达到1.2万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外贸总额的30.6%。通过推进RCEP，不仅能解决中国当前在推进自贸区谈判中的焦点难点问题，还可倒逼我们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局部竞争带动国内产业健康发展，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
第四，RCEP的建设将增强亚太地区的凝聚力，为中国和平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周边环境。RCEP参与成员国基本上都是中国重要的周边国家，通过自贸区建设，进一步密切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深化互利合作，让周边国家共享中国经济增长的利益，对于营造和谐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地区和平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应发挥积极主动作用
中国应在RCEP谈判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推动谈判尽快取得务实成果。为此，中国应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主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国内敏感产业与部门适度开放，同时积极主动与RCEP其他谈判成员协商，尽早就自由化水平与规则制订达成一致立场，共同推动RCEP谈判取得成功。
东亚经济发展研究 篇7
产业内贸易是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前沿问题之一。产业内贸易是指各国间同类商品的进出口活动。产业内贸易根据其成因的不同, 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类是质量相似但特征、属性不同的同类商品间的贸易, 被称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 (Horizontal Intra-Industry Trade, 简称HIIT) ;另一类是质量不同的同类商品间的贸易, 被称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 简称VIIT) 。Krugman (1979) 与Lancaster (1980) 在解释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方面作了开创性的贡献。虽然他们的模型中各自对需求的假设不同, 但是他们的模型都表明了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是产业内贸易发生的重要原因。
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和区域经济联系的加深, 东亚产业内贸易正日益受到关注。而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和逐步融入东亚经济中, 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产业内贸易尤其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在产业内贸易类型方面, 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究竟是怎样的格局?对这一问题的准确把握, 将有助于我们分析判断中国在东亚生产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 从而为中国制定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当前制造业产品已成为中国与东亚经济体贸易的主体, 且与产业内贸易存在密切联系, 本文因此拟对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的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类型作更深入细致的研究。根据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密切程度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本文的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国家和地区、台湾、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共9个。
2 测度方法与数据说明
对于产业内贸易类型的判断, Greenaway、Hine和Milner (1994) 、Fontagné 和 Freudenberg (1997) 和Azhar与Elliott (2004) 分别提出不同的测算方法, 而目前最普遍采用的是Greenaway、Hine和Milner (1994) 提出的GHM法, 即undefined, 其中UVX表示出口商品单价, UVM表示进口商品单价。l表示某产业, i表示某商品, k表示贸易伙伴国。α是离散因子 (Dispersion percentile) , 是用百分率表示的“门槛”, 一般将α取值为15%或25%。如果undefined, 则该商品属于水平型产业内贸易, 记为HIIT;如果undefined或undefined, 则该商品贸易类型属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其中, 当undefined时, 该商品是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记为VIITH, 如果undefined, 则该商品属于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记为VIITL。考虑到贸易中的运费和保险费, 本文取α值为25%。
这里对制造业的划分标准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3次修订标准 (SITC Rev.3) 为基准, 根据该标准, SITC 5、6、7、8大类产品为制造业产品。具体而言, SITC5大类产品为化学成品及有关商品;SITC6大类产品为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如皮革及其制品、橡胶制品、金属制品等;SITC7大类产品为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8大类产品为杂项制品, 如卫生、水运、钟表等。其中第5大类和7大类多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商品, 第6和8大类多为劳动密集型商品。为对产业内贸易类型作更精确的分析, 本文使用SITC四分位数据进行计算。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经贸合作最为密切时期, 本文因此选择1992～2003年贸易数据进行考察, 数据均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 COMTRADE) 。
3 中国与东亚经济体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类型的总体分布
表1显示了按1992～2003年均值计算的中国与东亚经济体制造业产业内贸易不同类型所占比重。从总体上看, 中国与东亚经济体制造业是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体的, 1992～2003年中国与东亚经济体制造业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比重基本在80%以上, 而中国与东亚经济体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比重基本在10%～20%之间。这说明要素禀赋差异在决定中国与东亚经济体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还可以发现, 中国与东亚经济体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 中国出口的商品基本以低质量产品为主。1992～2003年间, 中国与东亚区域内发达经济体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占整体产业内贸易比重分别为64.39%、58.77%、50.48%、51.78和65.16%。值得关注的是, 中国与东盟新兴经济体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的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也分别达到53.64%、57.47%、64.94%和52.25%。这说明日本→亚洲四小→东盟新兴经济体→中国这种质量阶梯形差异在制造业产业内贸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与东亚经济体产业内贸易中, 中国对新加坡、菲律宾和日本出口的低质量商品比重是最高的。此外, 还可发现, 中国与东亚经济体产业内贸易中, 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比重要高于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比重。1992～2003年间, 中国出口到东亚的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产品比重基本在20%～30%之间, 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比重仅在10%～20%之间。因此, 从总体上看, 中国与东亚经济体产业内贸易呈现出以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体, 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次之,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比重最低的格局。
资料来源:根据COMTRADE数据库4分位数据计算整理。
表2分别计算了1992～1997年和1998～2003年两个时期中国与东亚经济体产业内贸易类型所占比重的均值。可以看到, 1998年以后, 中国与9个东亚经济体的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都呈上升态势, 而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却呈下降态势。
资料来源:根据COMTRADE数据库4分位数据计算整理。
4 中国与东亚经济体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类型的跨行业分布
表3计算了1992～2003年间中国与东亚9个经济体SITC 5、6、7、8大类商品产业内贸易类型的分布情况。
行业比较可以发现, 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细分行业的产业内贸易类型分布与总体分布是基本一致的, 即SITC5、6、7、8大类商品都呈现出以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体, 高质量产业内贸易次之,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比重最低的格局。另外, 在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 SITC7 大类产品在中国与东亚经济体比重是最高的, 1992～2003年间中国与9个东亚经济体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比重均值至少在65%以上, 而中国与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比重都超过了70%, 其中, 中国与日本的比重最高, 为77.42%。一般认为SITC7大类产品属于高科技产品类别。这说明, 尽管近年来, 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比重上升, 但中国始终处于低质量、低附加值生产阶段。而且可以发现, 即使是在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SITC6和SITC8大类产品中, 中国对9个东亚经济体也是以出口低质量产品为主。相比较而言, 在中国与9个东亚经济体产业内贸易制造业4个大类产品组中, SITC5大类产品的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比重是最低的, 基本在50%以下, 而中国对东亚个别经济体甚至以出口高质量产品为主。SITC5大类产品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 这说明中国与东亚经济体产业内贸易中, 在一些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上是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
资料来源:根据COMTRADE数据库四分位数据计算整理。
5 基本结论
本文用1992～2003年贸易数据对中国与东亚经济体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基本类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从总体上看, 中国与东亚经济体制造业是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体的, 1992～2003年中国与东亚经济体制造业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比重基本在80%以上, 而中国与东亚经济体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比重则在10%～20%之间。这说明要素禀赋差异是影响中国与东亚经济体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
(2) 中国与东亚经济体产业内贸易呈现出以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体, 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次之,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比重最低的格局。中国出口的商品基本以低质量产品为主, 而进口的商品则以高质量产品为主。这不仅表现在中国与东亚发达经济体制造业产业内贸易中, 而且表现在与东盟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内贸易中。 实证研究还表明, 中国与9个东亚经济体的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比重都呈上升态势, 而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比重却呈下降态势。这说明尽管中国制造业在逐渐崛起, 但劳动力成本优势依然是中国制成品占领东亚市场的主要原因,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亟待提高。
(3) 通过跨行业比较可以发现, 在中国与东亚经济体低质量产业内贸易类型中, SITC7 大类产品 (机械与运输设备) 的比重是最高的, 一般认为SITC7大类产品属于高科技产品类别, 这说明尽管近年来, 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比重上升, 但中国始终处于低质量、低附加值生产阶段。即使是在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SITC6和SITC8大类产品中, 中国对9个东亚经济体也是以出口低质量产品为主。相比较而言, 在中国与9个东亚经济体产业内贸易制造业4个大类产品组中, SITC5大类产品 (化学产品) 的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比重是最低的, 而中国对东亚个别经济体甚至以出口高质量产品为主。SITC5大类产品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 这说明中国与东亚经济体产业内贸易中, 在一些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上是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
摘要：利用1992～2003年SITC四分位贸易数据对中国与东亚经济体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类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 从总体上看, 中国与东亚经济体制造业是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体的, 比重基本在80%以上。中国与东亚经济体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呈现出以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体, 高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次之,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比重最低的格局。中国出口的商品基本以低质量产品为主, 而进口的商品则以高质量产品为主,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亟待提高。
关键词：中国,东亚经济体,制造业,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水平型产业内贸易
参考文献
[1]王云飞.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产业内贸易的相关性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 2005 (10) .
[2]Ando, M. (2005) , “Fragmentation and 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 in East Asia”, th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R], 79th Annual Conference, Vancouver, Canada on June30, 2004.
[3]Azhar, A.K.Mand Elliott, R, J.R (2004) , “On the Measure-ment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ra-Industry Trade:A Geomet-ric Exposition”.Contributed Session:European Trade Study Group6th Annual Conference[R], ETSG2004, 9-11September.
2015年东亚经济展望 篇8
在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国内政策紧缩和政治不确定性继续拖累信贷和投资增长。部分是为了抑制随着削减燃油补贴而来的通胀预期,印尼和马来西亚央行在2014年上调了政策利率。蒙古和菲律宾也上调了政策利率以遏制产能紧张造成的物价压力。中国、泰国和越南是例外,在通胀急剧下降仍表明存在通缩压力风险的情况下采取降息以支撑经济活动。一些国家由于增速放慢财政收支出现弱化。虽然投资增速从危机后的高点下滑,但劳动力需求旺盛、移民汇款流入强劲和资本市场表现活跃,都支撑着消费保持韧性。资本流动在一季度疲软后强劲反弹,尤其是流入股市和债市,但12月由于原油跌价和全球不确定性上升再次处于压力之下。
展望:2015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增长预计将小幅回落至6.7%,并将随着地区(不包括中国)产出增长企稳而在中期内保持稳定,抵消中国增长放缓的影响。在中国,推进结构性改革,逐步退出经济刺激政策,以及继续采取收紧信贷的措施,都将导致投资减速并逐渐使增长放缓,到2017年降至6.9%。在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随着出口走强、泰国政局趋稳和投资增长加快(尤其是在印尼和菲律宾),经济活动预计将小幅加速。鉴于该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较深,高收入国家的需求上升预计将使其受益。大宗商品价格疲软带来的贸易条件改善和有利的增长前景将会鼓励资本流入(大宗商品出口国印尼、蒙古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还有马来西亚除外)。在不包括中国的情况下,东亚地区增长在2015年有望回升至5.2%,2016年升至5.4%,2017年升至5.5%。
风险:主要风险来源于全球增长弱于预期而中国增长放缓幅度超过预期(但出现后一种情况的概率不大)。此外,地区前景对全球金融状况急剧收紧的风险反应灵敏。
尽管可能性不大,但如若中国解决不好金融部门的脆弱性问题,就有可能对经济活动造成进一步拖累。由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及其紧密的贸易和投资联系,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会削弱整个地区的经济活动。因为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大宗商品出口国(印尼和蒙古)就会遭受双重打击。
东亚经济一体化推进战略 篇9
关键词：东亚,经济一体化,战略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基本特征。在世界经济区域中, 东亚经济合作进程明显滞后于北美和欧洲。因此, 消除东亚经济合作障碍, 强化东亚经济合作是一个紧迫的现实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国家尤为需要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 把握机遇, 来促进一体化进程的前进。
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
1. 内部因素。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国家间竞争逐渐让位于区域组之间的竞争。而东亚国家基本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国家要想摆脱世界落后地区的形象, 就必须加入到一体化的进程中。这样, 国家自身的进出口贸易会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而迅猛增长。通过对比1996年和2009年东亚部分国家之间贸易额占各国总贸易的比重, 得出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间的相互关系贸易已达到非常紧密的程度。1996年, 中国、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10个国家中的任何一方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比重都未超过10%。但是, 从2009年来看, 比重都比1996年未建立一体化时期的贸易额有了很大的增长。事实上东亚上述国家、地区对东亚各国、各地区的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比重比表中统计数值还要高些。由此可见, 增进一体化进程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是我国贸易的强大推动力。
2. 外部因素。
在当今时代, 世界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的关系, 都是既有合作, 又有竞争的关系。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国间, 合作关系是主要的, 竞争关系是次要的。而在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之间, 竞争关系是主要的, 合作关系是次要的。因此, 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不能企望别人帮助解决, 而只能通过区内各国的共同努力来解决。东亚各国的关系要求他们必须实行经济一体化, 齐心协力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 已成为当今时代的要求。
二、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及现状分析
1. 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 这一时期, 日本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第二阶段 (20世纪70年代至1997年) 这一时期, 韩国等亚洲“四小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 东亚各大经济体经贸联系日趋紧密, 但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
第三阶段 (1997年至2008年) 为亚洲金融危机后到美国金融危机。这一时期的经济重心转移到中国。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深化阶段。
第四阶段 (2008年至今) 为迅速发展阶段。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东亚经济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当前东亚合作处于深化的关键阶段, 一体化的进程将明显加快。
2. 东亚经济一体化现状分析
1.对外开放度持续增长。一国经济对外开放度是该国对外贸易额与该国GDP之比。通过对近几年的东亚地区的贸易数据来进行分析看出东亚国家 (地区) 的经济对外开放度是很高的, 尤其是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 甚至还有越南的开放度也超过了100%。显然东亚国家 (地区) 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市场。
2.从合作的层次机制及形式呈现出多重性和多样化。一是双边与多边合作的相互交叉重叠。二是合作机制程度上的多样化。由此可见, 东亚经济合作的发展是按照多层次、多机制、多形式的组合进行的。
三、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的对策
1. 存在的问题
(1) 竞争合作问题
由于在东亚区域内, 各国经济实力不一, 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又都是采取出口导向型, 比较优势不明显, 造成相互之间竞争性强, 合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2) 贸易摩擦问题
由于中国与东盟等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增长和竞争加剧, 在经济贸易合作加快发展的经济体之间发生贸易摩擦是正常现象, 但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有很多事带有报复性的和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现象, 这将不利于东亚经济区域合作的正常运行。
2. 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的对策
对策一:对于竞争合作问题, 要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 积极争取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战略主动地位。
首先, 尽力争取美国的支持。
其次, 协调和处理好于东亚各国 (地区) , 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的关系。
最后, 尽快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对策二:对于贸易摩擦问题, 加强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 努力提升我国对外贸易结构。
高新技术产品在贸易中所占比重的高低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贸易强国的主要因素之一。据统计, 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出口商品中所占比重还比较低。因此, 我们要尽快提升我国产品和贸易的“含金量”。使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成为我国外贸出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就必须增强科技兴贸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快地将我国的贸易做大做强。
四、结语
东亚经济一体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各国无论是地理上, 还是文化背景上情况都要比欧洲和北美复杂得多, 这就决定了在这个一体化过程中, 会有很多我们要面对的问题。作为东亚区域的重要一员, 中国在积极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应有长期的系统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 应继续支持东盟发挥主导作用, 同时应充分利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要素推动中国国内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朝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经济学分析》[M].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
[2]马洪.《东亚区域经济整合:地区发展的新机遇》[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东亚经济发展研究 篇10
2007年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扩散和转化为全球性的金融动荡。这次金融危机也突显了中日韩合作以及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整个金融危机的过程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在当前国际环境下, 国家经济安全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实现, 维护经济安全的紧迫性加快了国际合作的步伐, 包括中日韩三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同样如此。因此, 有理由认为通过东亚经济合作应对此次金融动荡, 将极大地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的进程, 而东亚经济合作将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一根支柱。
二、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产生的影响
金融动荡已毋庸置疑地成为全球性经济安全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亚洲的经济造成了很多损失。但金融危机也对亚洲经济一体化具有一定的积极促进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东亚地区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 各经济体加强区域合作、共渡时艰的意识和决心明显加强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亚洲领导人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加强合作的愿望和决心。这已经成为本地区领导人和公众普遍具有的认知和共识。在各国政府对内纷纷采取刺激经济措施的同时, 对外则普遍地要求加强地区合作以自救。其次, 国际金融危机促进了东亚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发展, 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高。中日韩经济合作及机制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对于东亚和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建设来说, 国际金融危机, 可以说是发生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带有转折性的时刻。尽管到目前为止, 人们对于东亚共同体的成员组成等还存在很多分岐, 东亚共同体不可能一蹴而成, 但对此取得的共识越来越多则是一个大趋势。第三, 金融危机推动了亚洲金融合作与一体化的发展, 缩小了它和实体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差距。最后, 国际金融危机从总体上推动了东盟一体化的发展。在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应对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东盟国家领导人决定加强合作, 正由于东盟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 东盟一体化建设的步伐不慢反快了。
三、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分析
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目标上, 有多种模式可供选择的模式。本文认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可行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自由贸易区模式
这是也是目前支持者最多的一种观点。在可预见的将来, 东亚不可能建立一个欧盟式的政治经济实体。东亚应实行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模式, 经济因素是有助于东亚自由贸易区建立的重要因素, 主要表现在东亚各国产业之间有极强的互补性、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依赖性在日益增强、东亚地区内人力资源流动性的增长以及抗衡欧美经济的竞争压力和内在要求等, 但非经济因素成为制约东亚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关键问题。目前东亚地区缺乏建立其他高级经济合作组织的条件和能力, 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2. 共同市场模式
东亚建立经济一体化组织应以建立共同市场模式为努力方向。共同市场应遵循渐进的方式, 从有限的国家、有限的贸易开始启动, 再提高至经济一体化合作水平, 扩大其合作成员。
3. 多方共治决策机制模式
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利益博弈和讨价还价以实现共同利益的过程, 面临东亚缺乏压倒性政治力量而中日两个大国始终无法实现联合的局面, 东亚经济一体化要消除目前的困境, 必须抛弃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一个单一力量或二个地区主导力量联合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传统模式, 抛弃传统的主导权之争, 共同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四、结论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东亚经济一体化面临着一个新的机遇。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能否更好的利用这次机会将成为影响东亚未来发展的一个转折。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要寻找的一条可行的发展路径。东亚各国和地区需要切实深化东亚地区的经济互利合作, 使东亚成为命运密切相关的“经济共同体”;要充分利用目前东亚业已形成的跨区域、次区域各种合作机制, 如亚欧首脑会议、APEC、东亚峰会, 东盟、东盟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东盟三个“10+l”和“10+3”等合作机制;要采取有效措施,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东亚地区目前已经存在的多层次、多样化的经济一体化体系的合作成果;还需要不断增进东亚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 化解彼此的利益纷争, 积极倡导“和谐东亚”的理念, 逐步形成“东亚意识”;需要理性务实地确定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将“东亚自由贸易区”的理想化为现实的图景。各国应该采取务实的态度, 深入推进各方的合作, 逐步形成覆盖整个东亚的自由贸易区, 东亚经济一体化才能从理想变成现实。
参考文献
[1]喻常森:中国—日本—东盟三角关系结构变化与东亚一体化前景.东南亚研究.2008, 5
[2]周士新:当前东亚形势与中国的政策选择.亚太经济.2010, 2
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山东机会 篇11
外向经济提升实力
山东省是中国东部一个重要的沿海经济开放地区，也是中国重要对外贸易省份之一。2005年山东全省对外贸易总额768.9亿美元，其中对东亚贸易总额达到338亿美元。“十五”（2001-2005年）期间，山东全省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338亿美元，外资在汽车、造船、电子信息、石化、机械等领域的投资强度增大，总投资过亿美元的项目50个，有116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山东。
山东与东亚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长期的、多领域的、多层次的合作将是山东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趋势。从山东吸引的外资上看，日本、韩国近年来一直位居前列，亚洲特别是东亚是山东的主要外资来源地。为此，山东确定了“提升日韩、突破欧美、扩大港台、巩固东南亚”的基本思想，重在从东亚寻求发展机遇。
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山东的“走出去”战略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十五”期间，全省累计签订对外承包劳务合同额67亿美元，累计批准境外企业1050家，对外投资额14.7亿美元，分布在102个国家和地区。
外资对山东经济结构调整起到了突出的促进作用。通过与一批跨国公司的合资合作，改造提升了山东汽车、工程机械、电子、化工、造船等骨干产业的结构和层次，促进了高新技术发展和产业化。海尔、海信、青啤、浪潮、中创、重汽、兖矿、魏桥等一批大企业，通过利用外资和对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进一步增强了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山东的企业逐步走向了世界。
基础设施保障有力
便利的交通优势是山东经济合作的硬条件之一。山东公路以密度大、质量好著称，全省公路通车里程7万多千米，特别是高速公路，2005年末通车里程达3163公里，位居全国第一。公路年完成货物运输量12亿吨；铁路已形成比较完备的网络，京沪、京九铁路纵贯南北，胶济、兖石铁路横跨东西。通过京九铁路，山东可与香港直通列车。兖石铁路最东端的港口城市日照，被国家批准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之一。到目前为止，山东地方铁路300余公里；另外有济南、青岛、烟台、威海4个机场，以济南、青岛国际机场为枢纽的空中运输通道日趋完善，目前已开辟国内外航线300多条，其中国际航线20条。
更为重要的是，山东的港口建设拉动了外贸的快速增长。山东作为沿海大省，海岸线长3000多公里，天然港湾密布，发展港航条件得天独厚。多年来，山东港口事业持续快速发展。截至2005年底，全省沿海港口达24处，其中二类以上开放港口17个，拥有生产性泊位294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114个，港口吞吐能力近2.5亿吨，初步形成了以青岛港、日照港和烟台港为主枢纽港，龙口、威海港为地区性重要港口，潍坊、蓬莱、莱州等中小港口为补充的现代化港口群。远洋航线可抵达日本、韩国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60多个港口。沿海港口承担了全省95%以上的外贸货物进出口任务，带动和促进了相关产业发展。
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于山东扩大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十一五”期间，山东将重点建设一批海港、空港、高速公路和铁路，加快济南、青岛机场的配套设施建设，把青岛港建设成中国北方国际的航运中心。规划到2010年新建、改建铁路2000公里左右，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达到5000公里以上，沿海主要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将达到6亿吨以上，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400万标箱，国际、国内的空中航线增加到400条，装机总量达到6700万千瓦。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方面为山东吸引外来投资创造了更加优越的环境，也扩大了山东和东亚各国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与合作。
积极承接制造业转移
东亚主要的经济体，制造业在外来的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普遍比较高，其中像泰国、中国这样一些国家，包括韩国在内，制造业投资的比重远远高于世界FDI中制造业投资的比重。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有相当多的投向了亚洲地区，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这充分说明了制造业投资在东亚地区吸收外来直接投资的重要性。
巨大的人口规模，长期的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已经形成的出口加工基地，为跨国公司在山东的投资提供更多的机会。山东已经成为一个制造业的大省，但是要从制造业大省发展成为制造业的强省，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的投资合作尤为重要。
山东半岛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北部，是欧亚大陆桥的东部出海口。山东半岛东望日本和韩国，与日韩具有良好的承接性；北接辽东半岛，西临京津唐地区，南接长江三角洲，是京津唐地区重要的出海口、中国环黄渤海地区的核心区域，又是环黄渤海经济圈与长江三角洲的交汇点，具有较好的地缘优势。
山东半岛是中国北方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特别是第二产业已经形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行业。有关专家认为，山东半岛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北方最具有活力的制造业基地。
“迎接国际产业转移，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打造制造业强省”，是山东今后寻求经济强势的关键所在。而面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趋势，山东也将成为北方最具活力的制造业基地。为此，从2002年开始，山东启动了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建设，使制造业与周边省市在产业布局上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与合理的分工机制。
“十一五”期间，山东将继续推进以青岛、烟台、威海为主体的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的建设，特别是突出发展装备制造业。为此，山东计划用5年的时间投资环海的高速公路、城市轻轨，大规模的承接国际制造业的转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发展交通运输设备、电子信息、家电、化工、医药、食品等产业，目前已经设立了100多个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
现代服务业扩大开放
在与东亚的投资合作中，山东除农业、工业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领域外，把现代服务业摆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目前，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山东省与其它国和地区展开合作的5个重点领域之一。
从目前情况看，山东服务业规模偏小，占GDP的比重偏低。服务业仍以传统的交通、商业为主，金融保险业、通讯业、网络信息业、知识产业等现代服务也发展相对缓慢。“十一五”期间，山东确立了服务业年均增长12%的目标，计划到2010年，山东三产的结构为8：55：37，服务业提高5。5个百分点。尽管这个比重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低，但山东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十五”应是山东的服务业加速增长阶段，但这期间山东的服务业比重不升反降。“十一五”期间，虽然山东的发展重点略向服务业倾斜，但由于第二产业在此前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其发展的潜力和惯性有可能使第二产业的比重增加过快，导致服务业的发展目标难以实现。
进入“入世”后过渡期，服务业市场更加开放，现代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步伐加快，山东现代服务业的合作进入新阶段。“十一五”期间山东将突出发展金融业、发现业、现代物流业等现代服务行业，大力发展旅游、会展、文化传媒、信息等新兴的服务行业，努力开拓服务业发展的新领域，提高服务业在生产总值和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
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中国国际形象 篇12
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间关系不能简单的归纳为非友即敌,权利和利益也不仅仅是衡量国与国关系的唯一标准。而作为软实力重要方面的国际形象日益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认可与研究。国际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行为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良好的国际形象是国际社会对该国的一种认同,是对该国所获得的权利和期待其所承担应有的义务的一种肯定。
在东亚经济合作中,中国必须考虑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因为国际形象是国际投资者进行投资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开展国际贸易的有力保障。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健全的市场经济机制,有法可依的投资程序对投资者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二、中国在东亚地区国际形象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东南亚国家视红色政权的中国为其主要威胁。日本、韩国还与美国正式结盟以此扼杀中国。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美日关系得到改善,同时反对越南在中南半岛的霸权行进,与东盟国家关系也好转。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盟地区论坛,同时和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大大提升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形象,成为构建中国形象的转折点。可以看出,中国在东亚各国心目中的形象得到改变,东亚各国对中国的接受成上升态势[1]。这尤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成为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中国与东亚国家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广阔的消费市场和巨大的生产能力使中国成为东亚国家投资发展的理想场所。物美价廉的消费品也给东亚国家带来了很大的福利。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东亚经济的发展发挥着稳定器、助推器和加速器的作用[2],这也为东亚经济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2.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展示了负责任大国形象。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为急需外汇的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这对于稳定东亚地区的外汇市场和改善地区经济环境起到了建设性作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很快波及到了东亚地区。国内市场狭小、外汇储备相对不足、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东南亚国家在抵御危机时明显是力不从心。中国政府利用其丰富的外汇储备给这些国家提供了无私援助。中国政府承诺向东南亚国家提供250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其中100亿美元用于区域基础设施项目,150亿美元将作为信贷提供给邻近的国家。在未来三年内,中国还将向柬埔寨、老挝和缅甸提供3 970万美元特别援助[3]。患难见真情,中国在两次危机中的所作所为使得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形象日趋正面化。
3. 采取灵活的方法处理好地区非经济因素。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朝核问题、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南海问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时刻危及着东亚的政治安全局势。中国是以上三个地区热点的主要当事方,在维护地区和平、消除地区冲突因素方面肩负起重要责任。中国本着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宗旨,以东道国的身份举办了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为朝鲜半岛的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美国和日本在该问题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中国和美国在维护海峡两岸稳定,反对台湾独立方面进行了良好合作。中国积极发展两岸贸易,以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台湾当局的认可,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南海问题是中国和东盟各国最为棘手的问题,为避免南海出现军事冲突和维护南海地区稳定,在2002年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签订了《南海各方行动宣言》。尽管地区问题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也不可能是中国单方面能够办到,但是中国维护地区和平、不谋求地区霸权的国际形象得到了东亚国家认可。
从以上一些事实可以看出,中国所作出的一系列努力和牺牲主要是为了推动以地区利益至上为核心的区域主义合作,在地区合作中进一步塑造着良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三、中国在东亚地区国际形象建设面临的挑战
国际形象的稳定性与可塑性特点决定了国际形象的建设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建设的过程中也将面临着如下几方面的挑战。
1. 东盟和中国产业结构趋同,在出口和引资方面有很大的竞争性。
中国和东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特别是在服装,机电产品上双方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此外,中国对东南亚原材料的巨大需求也给他人造成新殖民主义的误解。由于中国强大的竞争优势,很久以前对东盟的投资相继转移到了中国大陆,中国被认为是东盟吸引外国投资的竞争国[4]。从此强则彼弱、此得则彼失的传统现实主义逻辑来看,如果一国的国际地位相对升高,他国在对其认知中则倾向于选取威胁性信息,该国形象易趋负面。
2. 中国在区域制度创新方面仍然落后。
当前东亚合作的机制主要包括“10+3”、“10+1”、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而在这些机制建设过程中中国大都是被动性的参与。尽管近年来,中国在诸如如何组织东亚峰会中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仍然不能彻底改变在国际机制中“搭便车”的形象。可以说,东亚峰会的召开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东亚合作失去了方向,而作为政治大国的中国却没有及时地提出自己的创新机制。这与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是极不相称的。
3. 南海问题争端、中日主导权之争以及他国对中国崛起的意义不明朗,都成为改善国际形象必须解决的问题。
东亚合作进程缓慢很大程度也是受政治因素制约。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与相关国家存在的安全困境必然引起这些国家的恐慌。很多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害怕与中国打交道会成为中国的附庸[5]。
四、在东亚经济合作过程中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几点看法
1. 进一步完善东亚地区间产业分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
中国同东亚国家经济结构的竞争性会给那些处在国际分工边缘的落后国家造成极大的冲击。中国要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增加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发挥品牌优势效应,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企业。避免同该地区国家在低端产业形成恶性竞争,给他国民族产业造成沉重打击。同时,充足的外汇储备和先进的科技能力使中国已经具备了资金、技术投资者的身份。提倡“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政策,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增加对外投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此外,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东盟小国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作出主动让步。
2. 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建设,完善东亚地区合作机制。
目前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依然不会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无所作为,相反,中国应该在继续支持东盟的领导地位的情况下,在一些特定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推动清迈协议所倡导的货币互换机制,在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建、甚至未来建立地区货币联盟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在诸如大湄公河区域、大图们江区域和泛北部湾地区次区域合作机制中的发挥主导作用,这能更好地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3. 强化地区安全合作,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在东亚安全合作问题上要把握好最为关键的因素,即坚持自我克制、和平处理安全矛盾[6]。如在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应坚持双边谈判的和平解决办法,尽量避免军事冲突,在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之前,维持现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最好的维护稳定的办法。另外,中国可以加强同周边国家在反对恐怖主义、打击毒品走私、治理地区生态环境和禽流感等方面的合作。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的解决有助于树立中国负责任和爱和平的国际形象。
成功地塑造国际形象,是东亚合作与中国崛起良性互动的关键。否则,两者都会遭遇障碍。现在中国通过自身努力在东亚地区的形象越来越正面化,各国已经认为中国是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一个可依靠信赖的伙伴。中国应抓住这一契机,为东亚经济和地区合作作出贡献。
摘要：树立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有助于发展与东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东亚区域合作的顺利进行。东亚各国对中国国际形象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成上升态势。但在出口和吸引国际投资、区域合作制度创新以及非经济因素等方面,中国国际形象仍然面临挑战。中国应从完善地区间产业分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和强化地区安全合作几方面入手,努力提升自身国际形象。
关键词：中国国际形象,东亚,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1]王正绪,杨颖.中国在东南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基于跨国问卷调查的分析[J].现代国际关系,2009,(5).
[2]揭晓.中国经济崛起与东亚经济合作[J].商场现代化,2008,(8).
[3]John Garnaut.Chinese shares rise on ASEAN loan promise[J].The Age(Melbourne,Australia),2009,(4).
[4]张蕴岭.中国同东亚的经济一体化与合作[J].当代亚太,2006,(1).
[5]吴金平,罗会知.国际形象与当代中美日在东南亚的竞争[J].东南亚研究,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