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比较研究

经济比较研究（共12篇）

经济比较研究 篇1

一、引言

从20世纪初开始,伴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学科的思想家对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的思考不断推向深入,人们开始觉察到语言的束缚以及所用语言的困惑,因而自然而然地从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的不同研究视角同时发现了语言问题。最早开启“语言转向”的是在哲学领域和语言学领域,例如奥地利哲学家弗雷格,他从研究逻辑和数学中开始关注并思考语言问题;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从对世界的本体论的逻辑思考逐步转向到了对日常语言的反思;语言哲学家奥斯汀等进一步推进语言转向并使其成了当代哲学中最蓬勃兴盛的一维“研究向量”;哲学家海德格尔从自己的哲学思考视角把对语言的反思回归到了哲学的本体论诠释。于是在近代和当代诞生了诸如索绪尔、布龙菲尔德、萨丕尔、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等国际语言学界的思想大师。然而,在经济学领域里,经济学家却似乎很少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直到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才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后来,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人们把“语言转向”看成是经济学作为分析人类经济和社会行为及其后果的一门学问之本质的自然延伸以及其理论向深层推进的一个自然结果,同时,这也为语言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和社会科学背景和哲学方法论支撑。

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引领各学科进行深层次研究。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围绕着语言研究,一方面是语言学研究出现了一些分支,另一方面是应用语言学也出现了很多分支,这两项研究在不断取得新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后者。因为,如果说语言学研究仅仅依靠其内部因素就能够使得以研究自身并取得一定成果的话,那么应用语言学研究则需要借助其外部因素,借助其他学科才能够得以存在并得以研究其自身。因此,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涉足了很多其他学科或领域,然而却没有涉足经济学科,也没有一个分支直接或间接地涉足经济领域。不论是语言学还是应用语言学,它们给人们的感觉都是语言研究、语言学研究和应用语言学研究,统统与经济以及经济学毫不相关。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语言转向”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背景下和在哲学方法论支撑下,世界上才开始有学者提出并研究语言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的学问。

提起“语言经济学”,无论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还是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都有所关注乃至有所研究;而“外语经济学”则鲜为人知,更有甚者把“外语经济学”看成是“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出现这样一种看法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语言经济学”已经早已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一直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并且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二是“外语经济学”几年前才提出来,是土生土长的,国外几乎没有关注并研究,自然对国内没有产生影响;三是外语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人们自然会把外语纳入语言的范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人们经常提及的“语言”通常是索绪尔的“语言”。他认为,在各种具体的语言之上,还存在着一个人类的具有普遍性的“语言”,这就是“普通语言”。上述有关语言的定义都是“普通语言”的定义,也可以说是抽象语言的定义。语言学研究,作为一种有关语言理论的系统研究,是建立在普通语言或抽象语言的基础之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索绪尔从学术上称为“具体语言”。对一个民族而言,“具体语言”也可以称之为“母语”。而“外语”则正是相对于“母语”的语言。所以,索绪尔所指的“语言”不是我们所说的“外语”,我们所指的“外语”也不完全是索绪尔所提出的“具体语言”。

上述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 “外语经济学”不是“语言经济学”,它们彼此具有相关性,但又是互不隶属的两个交叉学科。

二、外语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

(一)外语经济学研究现状

外语经济学的提出及其研究起步很晚,始于21世纪初,而在我国尚未引起语言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关注。

为什么或基于什么提出外语经济学?庞加莱早就说过:“人们不能互相理解,因为他们不讲同一种语言,并且还有人们不懂的语言(Benacerraf ﹠ Putman,1983,中译本,102)”。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人们的语言密切相关,都需要有语言,而且对于人类的个体或群体都需要讲同一种语言才能共同开展交流与交易。我们假设在个体与个体之间或在群体与群体之间或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建立在不同的语言基础之上,那么,对于某个个体或某个群体而言就需要解决另一门语言问题,即外语问题。然而,人类自从开始研究经济以来,没有哪个国家经济学专家或学者把其母语作为经济理论模型中的变量,更没有把外语作为经济理论模型中的变量。中国也是如此。在今天,中国国民经济对涉外经济的依存度很高,没有外语,涉外经济就无法进行。经济学界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经济现象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在西方重要的、必需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在中国不见的重要;在西方无足轻重、可以舍掉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就不重要”。中国由于其自身经济发展特点和语言特殊性使其经济构成要素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外语是中国涉外经济活动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特殊因素,但外语从来不是西方国家经济构成要素。外语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无形的社会资源和有形的经济资源,可是长期以来,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语言学界几乎始终把外语看作单纯语言而没有把它看作是经济因素予以关注和研究,甚至把外语直接等同于母语,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国内学者较早地提出了“外语经济”和“外语经济学”的概念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张德富,2004;2005;2009;2010),初步分析了外语经济学形成的背景和研究了与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特别是与语言经济学等等的关系与区别,进而较为明确提出了外语经济学的学术概念、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前景。其主要观点:“我们假定把外语看成是经济因素,那么外语经济学便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里所说的外语既不是语言学研究定义的‘普通语言’,也不是其‘具体语言’,而是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三者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不是外加的,而是固有的。在涉外经济框架下,外语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它的本质不是语言的,而是经济的,存在于内而非游离之外的因素,贯穿于涉外经济的始终,也贯穿于具体的对外贸易的始终。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封闭的和独立的系统,在其内部消除语言固有差异、避免新生差异、优化价值取向、合理配置资源,保证涉外经济的良好运行和发展;而在其外部,有自然接口或界面,与语言环境、社会环境、政策环境、业务环境、人员环境相连接,同时也与外语教育、母语地位密切相关。”对外语经济学内涵的界定不仅从分析、研究层面上提出了一个较为准确和科学的学术概念,而且为全面、系统研究外语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二)外语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从上面的定义使我们能够知道,“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是涉外经济活动中外语因素的总和。外语是两个不讲同一种语言的个体之间或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交流或交易的桥梁,如同在一条江河之上架起一座桥梁使得两岸居民能够进行交往一样,使得他们具备彼此间进行交流或交易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基本条件,两个不讲同一种语言的个体之间或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交流或交易则无法进行。外语在涉外经济活动中作为一个因素更像是汽车的发动机、飞机的引擎,汽车没有发动机不可能行驶,飞机没有引擎不可能飞行,涉外经济没有外语就无法运行和发展;而保证外语这个“发动机”或“引擎”在涉外经济活动中的运行速度和质量,一方面是外语人的本质,另一方面是外语人的言语行为。外语是涉外经济活动中的自利经济行为者,它有能力和理性对效益和价值形成理性的最佳化预期。事实上,一方面外语人的言语行为一直受到无形的内在制约,另一方面人类的任何个体或任何民族由于受人类本能行为的反制和受自己民族种种约束的内在制约,人类因此不能也缺乏完全理性。正因如此,表面上的语言问题导致实质上的经济问题。这样,我们围绕外语经济学研究,暂且将其分析研究初步假设为以下四大命题:

1.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是一种劳动。在涉外事务及活动中始终存在并活跃着一支预先经过专门学习或训练掌握并使用某一门或某几门外国语言的外语人(不管是专职的,还是兼职的),通过他们口头的语言互换或书面的语言互换使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得以进行交往、交易。所以,语言与语言之间的互换是一种劳动,也是一个过程。这种劳动的目的在于为双方架起一座能够共同认可和共同理解的语言桥梁。没有这种劳动及其过程涉外经济活动就无法进行。然而,问题是这种劳动必然会使交易一方或双方要付出代价:一是增加外语人的福利待遇,二是提高交易费用,三是加大交易成本,四是交易时间也会增加一倍甚至更多。人们之所以宁愿付出代价,是因为在这个劳动过程中交易的任何一方都有语言与语言之间互换实现与母语等值或接近等值的预期,以此来进行并实现交易。可事实上,由于以下两个基本原因,人们很难实现语言与语言之间互换实现与母语等值或接近等值的预期:第一个原因,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以自己的形式而存在,任何一门外语与母语相比之间无疑在词汇、语言特征以及语法结构等形式上有所不同,这说明语言与语言之间存在先天性差异;第二个原因,任何一门语言都是伴随着一个民族的起源、进化和发展而产生、演变和发展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始终是适应自己民族的发展和需求。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人类社会中生成、存在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其历史原因、所处地理位置、客观条件、人口数量、周边环境以及内部秩序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承载着人类共同的“东西”之外,同时承载着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道德的、法律的、信仰的规范和制度的、组织的、习俗的社会机制以及市场秩序的、商业惯例的、制度规则的经济制序以及不同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约束(以下简称约束)。这些约束都蕴含在自己民族语言之中并且通过言语活动为其存在和进化,反过来又借助其语言进行各自界定,进行各自表述,进行各自约束。一个民族的语言已经成为自己民族生存、交易和发展的特有媒介和主要维度。但是,这些都蕴含在自己民族语言之中并且通过言语行为为其存在和进化的约束往往都是非透明的和无形的。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是这样,对另一个以及对其他所有民族的语言也是如此。因此,在涉外经济运行过程中,对于语言与语言之间的互换,处理了形式和体系问题只是总体问题当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处理相关民族语言中蕴含的与自己民族语言所不同的约束。因为“在任何语言中,人们交谈时所用的词语的语义都非常灵活且有时会超出说出的话的字面或话语意义,甚至意义完全相反”,貌似相等的形式存在的差异,实质导致在讨论、研究、描述以及理论再现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的形成、类型、结构、演化和变迁以及社会生活秩序机制等内涵方面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两个基本原因将导致我们自然需要研究外语,即研究语言本身。但是,这种研究是一种从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语言学研究思路中剥离出来的语言研究,既包括外语在涉外经济领域里的应用特点及其规律研究,更包括外语与母语各自不同的语言构成形式和语言构成体系之间的先天差异。同时,这种研究还在于如何避免外语与母语在互换过程中或然出现的新生差异。

由于客观上存在母语与外语之间的先天性差异以及母语与外语之间互换抑或出现的新生差异,导致在涉外活动中会经常发生有形或无形的碰撞和冲突,进而不是间接地而是直接地影响涉外活动。所以,这种劳动表面上是一种语言互换,实质上是消除先天差异和避免新生差异,从而使语言与语言接近或尽可能实现等值或接近等值。

2.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受外语人本质的驱使或反制。外语人的本质也就是人的本质,它在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过程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民族性,人类本能和理性。

第一个方面是人类民族性。索绪尔认为,语言与心理有关联,语言是一种心理现象,语言的符号系统是一个民族集体心里的表征;语言与人种有关联,语言的历史和民族的历史或文明史“彼此融合,相辅相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创造了民族”;语言与地理有关联,“最为突出的是语言的多样性,即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地区与地区之间显而易见的语言差异”。一个民族的个体或群体对自己民族的语言,具有某种先天的适应“基因”,在特有的语言环境下比较容易学会和掌握语言本身以及其内涵和外延,尤其能够自然熟悉语言所承载的其大脑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己民族的语言能力,而且其外在语言媒介能够自然与大脑的自己民族语言能力“天然地融为一体”,与此同时在自己民族语言的根本性的作用下在头脑中形成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理性、思维定式、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

第二个方面是人类本能。目前恐怕人们还不能从语言学或经济学角度对人类的本能进行解释,但完全可以从认知学、脑生理学、行为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找到相关解释。人类对利益追求的本能一是靠直感指引,二是凭信心决断,三是无限贪婪。从原始角度来看,人类的本能需要催生语言,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又激发人类的本能需要,而且人类在一直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本能需要。因此,人类的个体或群体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一种利益的追求,这种利益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而且都在竭尽全力自动追求这种利益。所以,在涉外经济活动中,交易任何一方都会从人类本能角度出发自然而然地追求和维护自己一方的利益。在这一点上,语言似乎与人类本能具有某种“自然性”、“意识性”和“回应性”,但人类受到客观条件的诸多限制,不断且长期得到进化,加之受到不断进化的文化的强烈塑造,与环境积极互动并对人类本能形成自然反制。

第三个方面是人类理性。亚当·斯密早就明确指出,人的交易是需要语言的,“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一只狗与另一只狗进行公平的、有意识的骨头交易”。这一论断告诉人们,狗与狗之间不能交易除了因为没有语言,再有就是它们没有理性。人类与动物的不同恰恰表现在两点上。按照索绪尔的理论,在一种语言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中,语言自然而言地蕴含着自己民族的逐步形成的规范、社会机制和经济制序等几乎所有的约束以及所承载的自己民族的文化以及信息;而语言不仅影响甚至造就这个民族。因此,无论是这个民族的个体还是群体,其语言必然彰显业已形成的规范、社会机制和经济制序等几乎所有的约束以及其承载的本民族的文化,语言必然或隐或现反映这个民族的理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一个民族有自己的理性,而另一个民族同样有其自己的理性。此理性与彼理性从人类共性角度来看是相同的,但实质并不相同。一个民族的理性不能体现或不能完全体现在自己语言上,或者说一个民族的语言是其理性的载体但不能有形地体现其理性。在利益面前,交易双方以及外语人都会一方面受到人类共同理性的抑制,另一方面又都会受到其自己民族理性的强烈冲击,因为人类不可能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到理想的完全理性。

在涉外活动中,将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必然会出现如下问题:一是用自己民族的思维方式还是用另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来对语言进行互换?因为思维方式决定语言表达顺序和表达方式。二是在追求和维护利益时会出现文化和基本理念碰撞,如何从人类的共性和从民族的个性两个角度实现双方均可接受的理性、公平和正义?三是在了解并掌握交易一方民族的思维定式、人生观念以及价值取向的同时,如何把握好自己民族的思维定式、人生观念以及价值取向的分寸和尺度?在一般情况下外语人不是受到自己民族本质的驱使或人类本质的反制就是受到另外一个民族本质的驱使或人类本质的反制,所以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推动或制约自己的言语行为。

人们甚至在尚未出生就具有适应自己民族语言的某种“基因”,在其特有环境条件下比较容易学会和掌握自己民族语言及其内涵和外延,并且自然而言地受到自己民族语言所承载的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规范、社会机制以及经济制序的约束。同时,在内心世界里逐步形成了与这些约束相适应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当出现了与这些约束相违背的“外侵”,即出现了外部约束时,人们自然会从心底里发出抵制的信号,这时人们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就开始发挥作用来本能地维护自己民族的种种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人类的共有本质还是一个民族特有本质都是以一种无形的形式体现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之中,但在利益面前会抛开人类的共有本质左右自己的言语行为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总之,一种语言具有民族色彩,外语人具有民族特征。在利益面前,相关双方会自然暴露自己民族的特有本能,可同时又受到人类理性的反制。但所有这些都应该而且又只能从语言中找到答案。

3.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受外语人言语行为的推动或制约。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伴随着该民族的起源、进化和发展而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就总体而言,语言一直是适应着人类的。人类之所以能够区别于一般动物成为人类,人类之所以能够构成人类的社会,人类之所以能够有规范人类行为的约束,就是因为具有语言并且使用语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一种语言与自己民族同在,外语人与言语行为同在。外语人实施言语行为必然具有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目的。无意识目的的言语行为常常受到人类本质的自然推动,而有意识目的的言语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受到两个条件的制约。第一个条件,外语人的言语行为受其本质的驱使,即以承载着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道德的、法律的、信仰的规范和制度的、组织的、习俗的社会机制以及市场秩序的、商业惯例的、制度规则的经济制序以及不同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约束极力维护其自己民族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又受到客观环境以及对方民族的种种约束的反制。第二个条件,外语受自身言语行为能力的直接影响,这种直接影响表现为:一是在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消除固有差异的程度;二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避免产生新生差异的程度;三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消解文化差异的程度;四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减少周围语言环境影响的程度;五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使用肢体语言的程度等等。

在这两个条件的制约下,如何使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的速度实现最佳化将是一直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即便懂母语也懂外语也未必能够实现交易或合理的交易,因为即使外语人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很丰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语相关信息是有限的,那么,他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也不会比外语相关信息更丰富;而且,即使他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很丰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语相关信息也同样丰富,那么,他所使用的本民族语言也未见得与外语相关信息一样丰富;最后,即使他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不很丰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语相关信息是丰富的,那么,他所使用的本民族语言未必没有外语相关信息丰富。由于语言的不同、其承载的文化不同以及承载的信息的不同,再加上语言无法显现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等因素,母语与外语只有在两种语言“完全” 相同时,一个词才对应一个词、一句话才对应一句话、一个语段才对应一个语段。不然的话,一个词与一个词、一句话与一句话、一个语段与一个语段的内涵与外延等就永远不会像一个天平上两边质量完全相等的两个砝码。

4.外语资源配置直接影响外语因素的经济特性。长期以来,人们始终把对语言的认识停留在索绪尔的“语言”和“具体语言”的概念上面,外语一直受语言概念的影响和人为扭曲。所以,外语在涉外活动中,一方面被看成是单纯的语言;另一方面被充分涵盖在整个涉外活动过程中,其重要性和价值就自然被冲淡或回避掉了。当我们站在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把外语从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语言学中剥离出来,放在涉外经济活动中重新观察时,我们看到外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样,也就出现了资源及其配置问题。对于资源配置,并不是因为稀缺才有资源配置问题,即便丰富也同样存在资源配置问题。外语资源配置本身的意义在于使其经济特性更具科学合理,在于其经济效益最大化。

三、语言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

(一)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以跨语言学、经济学为主,同时涉及多种学科门类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它把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存在语言变量的研究中,同时也研究语言与传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等”(刘国辉、张卫国,2010)。经济学家Grin Francois 给语言经济学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式,它把经济学通常的概念和手段应用到研究存在语言变量的关系上,尤其(但不是仅仅)对那些经济变量传统上也起作用的关系感兴趣”。后来,他在1996年又指出:“下此定义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经济学的特点不在于它研究的话题,而在于研究那些话题采用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经济学的论证推理方法应用到语言问题上就成为语言经济学的一部分”。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信息经济学开拓者Jacob Marschak在1965年在Behavioral 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语言的经济学》的论文,他在对信息经济学进行研究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他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并且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因此他认定经济学与探究语言方面的优化具有密切关系。他只是提出了语言经济特性的概念,没有深入系统地研究语言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为语言经济学的形成和后来的研究起到了先驱作用。(Jacob Marschak, Economics of language (J) Behavioral Science)在1996年,经济学家Grin Francois发表了一篇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综述文章,提出了语言经济学一直沿用的概念并界定了其研究主题,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他认为语言经济学主要是把语言作为一种变量来测度其对经济的作用,并在研究的过程中采取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揭开了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序幕,标志着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真正形成。此后,一方面是加拿大和瑞士等国的学者围绕人力资本和教育经济学开展了语言政策的经济性、双语或多语言对收入的影响以及语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一系列分析研究。另一方面是以色列博弈论经济大师鲁宾斯坦不仅对经济学的语言进行了反思,而且尝试“通过给出‘经济学式的分析’来讨论语言问题,以揭示经济思想与语言研究之间的相关性”。他在2004年出版的 《经济学与语言》一书中,站在“语言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语言”两个角度,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对语言本身进行探讨,把语言本身视为一个函数,而非变量,系统地论述了经济学与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使该书成为语言经济学的纲领性著作,是语言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在国内,对语言经济学的关注和研究相对较晚,目前对此进行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提出了语言经济学的三大命题,即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语言是一种制度,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语言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山东大学张卫国博士从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角度分析论证了语言的经济性质,提出了语言经济学的三个命题,可以作为国内有代表性的语言经济学分析框架。

1.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即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是资本的一种形态。界定人力资本投资的范围和内容,关键要看该投资是否能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进而给个人、企业或社会带来收益。在一定意义上讲,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人力资本。因为语言知识基本上是知识资本的积累,学习一种或多种语言所花费的费用以及时间是对人力资本特殊形式的投资。

2.语言是公共产品。从消费的角度看,语言同样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一个语言群体中,特别是一个语言异质性的国家或地区,语言的使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因为语言传播而产生的收益主要来源之一是语言群体边界的溢出收益。这表现在:语言的传播可以增强贸易往来、知识共享以及推动大多数经济与社会相关活动的组织、协调及管理,尤其能降低不同语言群体相邻或交界地区的信息处理与交流、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以及不同语言人群中共享的成本。就像天气预报和大众传媒一样,双语或多语的潜在收益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被国家或地区其他人群所分享,并且每一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和质量,也不能排除其他消费者的消费。因此,一个国家或区域内,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

3.语言是一种制度。人类表达思维的方式总是按一定规则来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规则就是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本身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社会制度”,因为它具有规范人们言说表达的功能,但它又不同于其他的社会制度。语言是一种基础的社会制度,一切人类制度基本上是通过语言文字所记载或通过言说所表达的,可以说,语言既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又是人类其他制度的信息承载物。有了语言这种制度作为基础,人类社会中其他的习俗、惯例、规范和法律等制度才有可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语言是一种“元”制度,或者说,语言是制度中的制度。语言作为制度并不是指语言的立法制度,而是把语言本身同其他制度同等对待,分两种情况:一是指不同语言作为不同的制度,其效率是不同的;二是指同一种语言在发生(制度)变迁的前后,效率也是不同的。

虽然这个基本分析框架在学术上还没有一个一致的认同,但至少把分析框架提出来了,为我们进一步进行更深层面的分析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分析平台。

(三)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局限性

语言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直到目前,有关这一研究基本上比较零散,多半属于描述性的研究而没有上升到系统的理论研究,可以说其研究尚未成型,还没有形成一个被学者们公认的定义,其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系统性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从研究的脉络及其成果来看,学者们始终是围绕着语言而展开研究的,这些研究基本上还是泛泛的抽象研究,他们把语言经济学中的“语言”要么看成是索绪尔的超凡“语言”、要么看成是索绪尔的“具体语言”,基本上没有落实在某一具体的经济领域。鲁宾斯坦在《经济学与语言》一书中,围绕语言与经济或经济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分析研究了“经济学与语言”,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从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两个学术概念:“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但就其总体而言,所有研究都是从语言本身、基于语言本身、为语言本身,即便是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也还是没有脱离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圣经”,这也是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两项分析研究至今在国内外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原因或直接原因。

四、结语

外语经济学研究不关注对语言本身的单纯研究,也不关注索绪尔超凡“语言”以及“具体语言” 的经济特性,同样也不关注学习一门或几门外语所进行的投资、与此相关的收入和福利、短期利益以及长期利益;而是关注在涉外活动中外语互换成母语或母语互换成外语过程中消除语言的先天差异和避免在语言互换过程中产生新生差异,关注决定语言互换质量的外语人本质,关注决定语言互换速度的外语人言语行为,关注外语资源的科学配置;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分析研究在涉外活动中把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三者之和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于内而非游离之外的因素的经济特性,从而确定这一因素对涉外经济的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而语言经济学研究关注的是语言本身,以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一种公共产品、一种制度为分析研究的核心,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就语言为语言来分析研究索绪尔所提出的超凡“语言”或“具体语言”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始终没有脱离语言本身,所以它是一种纯粹的理论研究,实质上仍然属于语言学研究的范畴。

语言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媒介,可惜人类并不使用同一种语言,在我国的各个领域里尤其是涉外经济领域里,我们的母语—汉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可能也无法取代外语。因此相对于母语而言,外语的存在和使用就是必然的和客观的,所以我们不得不研究外语经济学。

摘要：语言经济学研究是采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来分析研究索绪尔所提出的超凡“语言”和“具体语言”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是一种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纯粹理论研究,本质上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而外语经济学是把广义外语作为涉外经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采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分析研究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三者构成的有机整体作为涉外经济活动中存在于内而非游离之外的因素的经济特性,是一种应用研究。外语经济学与语言经济学彼此虽具有相关性,却是互不隶属的两个交叉学科。

关键词：外语,语言,外语经济学,语言经济学,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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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比较研究 篇2

1.现阶段体育教育专业体育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重视体育技能教学，轻视理论课教学

目前，很多体育院系存在着重视体育技能课教学、轻视理论课教学的情况，无论是从教学管理的重点、教研活动的内容、课程建设的偏重，还是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理论课程和课时的设置来看，理论课的比例都是偏低的。理论课教学是对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主阵地，同时体育教师也可以提高自身理论素养和教学水平。要有全局的、战略的眼光看到理论课教学，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才有广阔的出路，体育院系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1.2教材不适用

体育经济学是体育管理、体育产业等相关专业的主干课程，同时更多的是作为体育专业的选修课程，但现在不管是体育管理、体育产业等相关专业，还是体育技术相关专业所采用的教科书基本没有太大的差别。据了解，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对这门课的学习主要依赖教师的教师水平和管理水平，想通过自学掌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学习任务。这些教材理论性过强，内容过深，不利于体育教育专业选修试用。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造成的困难，容易抑制学生学习的兴趣，最终会使学生丧失学习信心，同时也会导致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和保持课程教学的完整性陷入困境。

1.3教师教学水平不高，影响教学质量

进行体育经济学教学不但需要熟悉体育科学知识，而且需要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知识的交叉不等于知识的简单叠加，而是将体育科学知识与经济学分析相结合使体育活动更加符合经济原则。多数从事体育经济学教学的教师原本都是传统体育专业出身，只是由于后来教学的需要才半路出家，并没有经过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的学习，更谈不上对这门课程的宏观把握。这样在体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运用中，一知半解，似懂非懂，模模糊糊，根本达不到教学的要求。再加上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本身知识基础薄弱，使教与学根本达不到要求。

1.4教学理念陈旧，教学方法单一

体育院系理论课教学理念滞后于其他学科，主要是体育学科有自身的特殊性，技能学习多于理论学习，体育学科的理论课教师往往由术科教师转换居多，受自身理论知识素质的限制，教学理念传统，教学方法单一，教师坚持死板的填鸭式满堂灌的课题讲授，学生一字不落的被动接受。即便教师采用课件教学，也只是把教学内容精简的罗列展示给学生，并没有起到提供视觉印象和更多知识信息的作用。教师整堂课一讲到底，课件一放到底，教与学没有互动，课堂死气沉沉，学生昏昏欲睡，极大的制约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扼杀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传统和陈旧的教育教学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教学发展的需求了。

2.促进体育教育专业体育经济学教学的策略

2.1转变传统教学理念，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

教育的本质是教与学的双边互动，教学过程不仅仅是一个传授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情感交融的过程。体育经济学是一门侧重于应用的理论学科。教师必须抛弃传统的教学观念，尝试以一些体育经济案例为纽带，充分展开课堂讨论，形成师生之间良好的互动的教学氛围，是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并在互动过程中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必须抓住一切积极因素，鼓励学生敢于探索，使学生的整个学习活动充满悦性。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始终秉承“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策略，给学生最大程度的自主选择权，创设一个优良而和谐的学习氛围，创设“开放型”的课堂教学模式。

2.2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引进专业教学人才

教师必须既有扎实的体育专业知识，还得熟练掌握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对于比较单薄的体育院系来说，这样的体育教学人才是极度缺乏的。必须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师资样培养战略来充实壮大教学对伍，积极引进一流体育院校体育经济或体育经营管理专业培养的优秀毕业生，以及有其他高校教学经历、教学经验丰富的、高称职的教师。并对现有的教师，可以把有培养潜力的青年教师送到国内名校或国外院校进行深造学习。

2.3重视教材建设

体育教育专业的体育经济学教材选用不同于体育管理、体育产业专业，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知识基础、学习接受能力，必须组织相关专家进行教材评选，既要选出真正适合体育教育专业学生使用、教师顺手、学生易于接受的教材，同时还要保证教学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和学科的前沿性。必须用发展的理念看待教学需要，应组织教师自编适合本单位教学的教材，在保证教学内容完整、教学层次合理的基础上，教师可考虑把一些能充分体现学校的专业特点以及地方体育经济学特色的丰富多样、生动形象的教学内容放入教材中。

2.4创新教学方法

教师应在准确掌握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尝试创新，灵活运用一些新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体育经济学的兴趣和积极性。如引入案例教学和课堂讨论，可以把世界体坛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的故事引入课堂，用“球星为什么不自己修剪草坪”来讲解机会成本，再让学生深入讨论各种选择下的“成本和收益的关系”；用“为什么NBA超级巨星的年薪都在万美金左右”来讲解特殊劳动力商品的供给弹性，学生可以进一步讨论社会中各行业劳动力的差别。类如，“球场各个位置票价为什么不同”、“底NBA为什么会出现长时间的停摆”等现实案例都可以引入课堂，学习源于兴趣，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学生会激发出最大的学习潜能，最好的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效果。此外，学生可以在生活中学以致用，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用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处理。

2.5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教师应认真学习现代化教育技术，准确运用多种教学工具，做好教学设计。目前，一些先进的教学工具，如投影仪、录音机、幻灯机、电视机都频繁地在课堂教学中被使用着，但是要做到始终正确使用教学辅助手段，却并非易事，未经设计随心所欲地使用教学媒体，会让大量的或杂乱无章的迅速更替的感性体现，钝化学生原来就很脆弱的认识能力。从本质上说应用现代技术不是为了满足教师教学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学生学习的兴趣，真正将学生置于学习主体的地位上。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向学生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使学生自主学习，使学生易于接受学习内容，能提高教学效果。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使软件和媒体不再是具有“教具”的特征，而成为学生自己学习、师生共同探讨的材料和工具。

2.6增加课时数

体育经济学在体育教育专业中作为选修课出现，一般开一个学期，每周两课时，总课时为28—34学时，据调查很多教师难以在这样短的教学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当前体育教育专业招生过多，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已被教育部连续亮就业黄牌。拓宽就业渠道，积极推进就业多元化是必由之路。加大选修课的课时量是增加学生内在素质，实现多元化就业的手段之一，体育院系应该尝试增加体育经济学的课时量，让教师通过系统的教学安排和充实的教学内容奠定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使学生将来在激烈的就业中能有一席之地。

3.结语

随着消费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体育消费热情日益高涨，对体育经济人才资源需求日益紧张，这对体育教育专业就业难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说体育教育专业教学计划的调整刻不容缓，加强体育经济学的教学及管理势在必行，必须树立现代教学理念，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独立思考的学习兴趣，教师必须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和开拓学生思维模式的课堂教学创新形式，夯实体育经济学知识储备，增强学生相对专业化的实用技能，为其良好就业或继续深造创造有利的条件，只有这样体育教育专业就业不利的局面。

产业经济发展的比较及对策研究 篇3

关键词：产业经济；发展模式；温江区；成都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国民经济发展建设中，各地区发展的战略规划也在整体经济建设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企业要制定长足的产业发展战略，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结合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发展。成都市是西部开发的重点城市，温江区是成都市各区县中综合实力排名靠前的区域，作为大成都整体的一部分，温江区与成都市有着紧密的产业经济联系。因此，温江区要在成都市的宏观规划下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采取正确的产业战略和政策，实现经济的飞速发展。

一、成都市产业的经济现状和目标

（一）成都市的产业现状。成都市是四川省的省会城市，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它也是中国西部较大的中心城市，是我国重要的粮油生产基地。国家总体规划将把成都打造成中国西南的金融、商贸和科技中心。据统计，成都市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调整为7.7：42.5：49.8（截止2005年度）。现阶段，成都市有四个传统的支柱产业，医药、食品饮料、机械工业和烟草。这四个产业是成都市经济贡献的重点产业，基础力量雄厚，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截止到2005年，这四大支柱产业累计完成的工业增加值达到了45.73亿元，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活跃，成都市一些新兴的产业也逐渐发展开来，例如，软件产业、花卉产业、房地产业等，这些产业都具有良好的效益和发展前景，有望成为成都的产业新支柱和经济增长点。

（二）成都市经济发展目标。成都市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建立科技商务、现代商贸、金融服务、现代制造、产品研发等不同类别的总部经济区。要确保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就要注重提高总体经济的质量和数量，注重培养企业规模效应，实现对主城区的加速发展，从而拉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具体发展目标为：

首先，加强重点工业的建设。重点工业有：天然气应用工程、集成电路产业工程、生物能源替代工程、新材料工程等等。第二，要注重加快重大项目的建设。企业要仅仅围绕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加大对重点工业建设的支持力度和工作深度，增强规划性和科学性。重点工业建设需要着眼于那些容易对企业产生深远影响的、带动性较强的重大项目，为企业后期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第三，要充分重视和加强第三产业的具体发展情况，致力于发展第三产业。最后，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要注重环境保护，提升污水处理率和植被覆盖率，注重人居环境的改善。

二、成都市各区县经济发展的状况及比较

成都市的经济基础发展状况好，实力雄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这与成都各个区县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其中的典型发展范例要属成都市五城区，即青羊区、锦江区、金牛区、武侯区和成华区。这五城区和企业各个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共同构成了成都市的整体经济状况。从综合角度来讲，除了五城区之外，温江区的经济基础和发展前景是比较强的一个区域，在成都市的产业经济建设中，温江区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温江区的花木产业在整个成都地区处于十分优势的地位。温江地区的自然资源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在放弃了劣势产业之后，企业更加有精力去投入到现有产业的经营管理当中去。发展花木产业可以充分适应城市化的各项发展要求和指标，可以美化区域环境，为城市化环境建设提供支持。另外，花木产业的附加值较高，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温江区的优势地位

在成都市的总体规划下，各区县的发展重点有所差异。各区县的工业企业综合性效益指数显示，锦江区和金牛区是城区，工业企业的发展历史较长，具有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除了这两个区之外，发展前景较好的就是温江区了。温江区的主要产业是轻工业，工业建设的路线多为集约型经济，工业总产值占企业总产值的5%。近年来，政府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温江区在成都市的经济建设中所起到的经济作用也十分重要。温江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完善，成为了成都市新兴的重要工业基地，在工业综合效益指数中排名第一。

四、温江区与成都市的经济和产业关联分析

成都市总人口有1082.03万人，总占地面积12390平方公里，温江区总人口32.92万人，占地面积277平方公里，分别占成都市人口和面积的3%和2%。因此，温江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成都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但现实是，温江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要快于整个成都市，经济发展的态势良好。温江区的第二、第三产业比较发达，尤其是第三产业，花木业、旅游业和房地产业等，经济效益好，发展事态好，有较突出的经济贡献。再加上成都市休闲城市建设方向的建设和引导，这些第三产业的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好，所取得的经济效益也会越来越突出。具体情况如下：

（一）花木业。成都市位于平原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土壤肥沃、光照充足，利于花木的成长和培育。到目前为止，成都市农业人口的五分之一都在从事花木的种植和经销工作，花木产业的产值不断增大，形成了以三圣乡和温江两打花木栽培基地为主的花木生产格局。

（二）旅游业。由于地势地貌和自然历史发展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造就 ，使得成都市的旅游资源极为丰富。除去部分较为传统的老景区外，一些新兴的旅游资源也给当地的旅游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例如，在温江举办的“中国第六届花卉博览会”，利用这次博览会，成都招徕许多游客，单日接待量可以达到15万人次，这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些旅游新景点，比如“农家乐”、“节日庆典”等，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力量。旅游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风险性，要注意实施相应的风险预防措施，建立相应的监督和管理机构，切实保护旅游业的顺利健康发展 ，降低旅游业造成的负面影响。

（三）房产业。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城市规模会不断增大，商品房的投资和需求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成都市的商品房投资额不断上升，城区周围也形成了龙泉、都江堰、温江和双流大商品房的开发区。可以说，房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五、温江区产业发展政策建议

（一）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巩固，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温江区要充分发挥地理位置的优势，发展优质的粮食产业，扩大畜牧业，形成自身的独特品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二）振兴支柱产业和调整提高技术产业。企业要围绕食品、制药和印务三大支柱产业，大力发展行业的龙头产业，还要兼顾其他产业，注重工业的整体经济效益的提升。还要注意发展高科技产业，提升就业人口的素质，走集约型路线，促进企业的全面发展。

（三）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不遗余力地发展自身的优势产业，如花木业、房地产业和旅游业等，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来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

（四）提高区域建设水平，放大“城市基础设施”的外延。要进一步巩固城市化的进程，扎实推进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注意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文化建设问题和形象问题，注重提升城市的内在品质和品牌效应。（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李鹏.鄂尔多斯品牌提升策略揭秘[J].中国广告，2003（01）.

[2]王香茜.论鄂尔多斯集团的品牌建设与管理[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7（04）.

鲁粤发展海洋经济比较研究 篇4

1 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概述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正式提出2020年海洋发展战略目标，要建成海洋经济强国。2003年5月，《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获批，提出了海洋经济的总体目标：进一步提高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优化海洋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加大科技贡献率，快速发展支柱产业、新兴产业，进一步加强国际竞争力，明显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把中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

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将海洋以专章形式列入。据专家预测，今后20～30年内，我国海洋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2011～2020年年平均增速将达到8%～10%,2020年将达到30,000亿元，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1]。

2008年2月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发布的海洋领域总体规划，是指导我国沿海省区海洋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010年，国家发改委把“高度重视海洋开发和海洋经济发展”列为地区经济发展八大重点工作之一，海洋开发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成就斐然，传统海洋产业不断优化升级，新兴海洋产业蓬勃兴起，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海洋中心经济区持续快速发展，初步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海洋产业体系，形成了以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海盐业、海洋油气业及滨海旅游业为主体的海洋经济产业，海洋产业结构逐渐优化，海陆一体化发展及沿海集群发展空前活跃。

1979年，我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64亿元;1990至1999年提高了8.3倍，整个90年代海洋主要产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高于20%以上;2000年海洋产业总产值达4,133.5亿元，2001年到2009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6.35%，远高出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海洋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也日益上升，1994年775.8亿元，占GDP的1.7%,2004年占3.9%,2006年占4%[2]。

2 山东海洋经济发展状况

2.1 基本现状

2010年，山东海洋经济生产总值接近7,000亿元，居全国第2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成为中国海洋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中的海洋渔业、海洋化工业、海洋油气业、海洋盐业等传统优势产业得以快速发展，而海洋生物医药、海水利用、海洋新能源、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等产业异军突起。2010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内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8,724.9亿元，同比增长13.3%，占全省的47.5%，海洋经济成为山东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2.2 发展战略

2009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2011年1月4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复，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兼顾海陆统筹的区域发展的战略，也是“十二五”开局之年的首个国家战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战略定位是：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海洋科技教育核心区、国家海洋经济改革开放先行区和全国重要的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包括1个总体规划、25个专项规划。规划主体区范围包括山东全部海域和青岛、烟台等6市及滨州市部分地区，共涉及51个县市区，总陆域面积64万平方公里，同时包含15.95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据初步测算，到2020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9大核心区总投资约1.4万亿元。

3 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状况

3.1 基本现状

2010年，广东省海洋经济生产总值超过8000亿元，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连续16年稳居全国首位。“十一五”时期，全省海洋经济总量年均增长达到17.8%，超过广东GDP增幅。珠三角的临海工业、海洋运输业和新兴海洋产业及粤东的滨海电力业、滨海旅游、水产品精深加工发展迅速，粤西的海上交通枢纽港也日趋成型，全省形成了以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滨海电力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等为主体的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全省港口吞吐量已经达到10亿吨，万吨以上泊位有27个。南海油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海洋油气业已成为广东海洋经济的优势和支柱产业之一，全省海洋油气业实现增加值居全国第二位，占全省主要海洋产业的10%以上。全省滨海旅游业实现增加值占全省主要海洋产业的30%以上。目前广东沿岸可开发利用的潮汐能总装机容量为57.3万千瓦，年发电量为15亿千瓦;沿岸波浪能资源平均功率173.95万千瓦，占全国总量的14%。

3.2 发展战略

2010年4月，国务院将广东省列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区，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海洋综合开发规划》和《广东省海洋综合开发试点总体方案》。2010年12月，广东省政府与国家海洋局签订《关于促进广东海洋经济强省建设的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国家海洋局和广东省将重点围绕推进广东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区建设，推进海岛保护和开发建设，开展海洋经济监测评估试点，实施科技兴海战略，推动粤港澳三地珠江口海域环境保护合作，加强广东海洋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共同探索海洋综合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加强合作。

根据协议及广东省关于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部署，在“十二五”末期要初步建成海洋经济强省，海洋事业实现全面协调发展，将广东建成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蓝色经济区，成为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主力省。未来五年将优化海洋经济发展布局，以珠三角海洋经济区为支撑，加强与港澳海洋产业合作，构建粤港澳海洋经济合作圈;以粤东海洋经济区为支撑，对接海峡西岸经济区，构建粤闽海洋经济合作圈;以粤西海洋经济区为支撑，对接北部湾经济区、海南国际旅游岛，构建粤桂琼海洋经济合作圈。

4 鲁粤发展海洋经济的基础比较

区位优势：山东半岛位于黄河下游，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门户，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隔海相望，是我国通向世界五大洲的重要出海口，也是环渤海经济圈和沿黄经济协作带的核心区域，北临以京津冀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南连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经济区，处于我国“T”形经济宏观布局中的沿海发展轴线上，具有较为显著的区位优势。

广东历来是华南、中南和西南地区重要的海上对外进出通道，南海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友谊之海，连接我国福建、两广、海南、港澳等省区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是中国的南大门;全国6个经济特区中的4个和2个政治特区在南海。

两地区位优势均较为明显，因为广东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珠三角是全国三大经济中心之一，加上经济特区和毗陵港澳两个政治特区，相比较而言，广东所在的区位优势显得更为突出。

海洋资源：山东省海岸线长达3,121公里，500平方以上的海岛326个，拥有与陆域面积相当的海洋国土资源……具有经济价值的各类水生生物资源400多种，三分之二海岸为山地基岩港湾式，建港条件优越，是我国长江口以北具有深水大港预选港址最多的岸段，海岸地貌类型多样，主要滨海景点34处，位居全国第三[3]。

广东海洋资源的资料显示，广东省的大陆海岸线长3,368.7公里，约占全国大陆海岸线的18.7%，为沿海各省区之冠，有1,431个海岛、510多个海湾等丰富的海洋空间资源。共有浮游植物406种、浮游动物416种、底栖生物828种、游泳生物1,297种。可供海水养殖面积77.57万公顷，实际海水养殖面积20.82万公顷。广州港、深圳港、汕头港和湛江港己成为国内对外交通和贸易的重要通道;大亚湾、大鹏湾、碣石湾、博贺湾及南澳岛等地还有可建大型深水良港的港址。珠江口外海域和北部湾的油气田己打出多口出油井。沿海的风能、潮汐能和波浪能都有一定的开发潜力。广东沿海沙滩众多，气候温暖，红树林分布广、面积大，在祖国大陆的最南端灯楼角又有全国惟一的大陆缘型珊瑚礁，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很大。

两地的港口条件基本相当。相比较而言，广东南海海域的生物、油气资源较山东海域丰富，风能开发资源也更为丰富。

5 鲁粤建设海洋经济强省评估指标比较

5.1 海洋经济总量及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

根据2010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1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38,439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7%。鲁粤两地海洋经济总量远远高于全国海洋经济总量的沿海各省平均水平。

广东省201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8,000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45,472.83亿元)的17.6%，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20.8%。山东省201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6,808.1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39,416.2亿元)的17.3%，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17.7%。相比较而言，广东海洋经济总量多年来一直高于山东，绝对数差距不小，但比例数差距并不大。

山东“十二五”时期海洋经济的增长目标是，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5%以上，2015年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3%左右;广东则提出了增量的具体目标，力争在“十二五”末期海洋生产总值达1.5万亿元。

5.2 海洋产业结构

目前山东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基本达到15:45:40，广东海洋产业结构比例3.5:45.8:50.7，而全国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2010年比例为5:47:48。专家认为，海洋强省的标准之一是三次产业结构为1:6:3。西方发达国家海洋产业结构比例中第一产业不超过8%，第二产业不低于40～50%。这说明鲁粤两地海洋产业结构距离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海洋第二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相比较而言，广东海洋经济三产结构更趋合理。

5.3 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

世界发达国家海洋科技进步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已超过50%，而广东新兴海洋产业产值只占海洋产业总产值的1/4，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不高，科技力量仅处在全国沿海省市的中等水平，尤其是顶尖级人才(如院士)数量与山东差距很大。目前，广东海洋科技队伍落后于山东，居全国第四位。海洋科技机构专利申请受理数量也居山东之后。海洋科技机构的课题居第二位，次于江苏，超过山东。整个“十一五”期间，广东省海洋与渔业科技项目共获得省级以上奖励92项，其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获得国家海洋成果创新奖11项。

科技在山东省海洋产业中的贡献率达50%以上。山东是全国海洋科技力量的聚集区，是国家海洋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根据山东海洋科研资料显示，全省海洋科研机构55所，拥有1万多名海洋科技人员，占全国一半，其中院士20多名，博士生导师300多名，博士点50多个，硕士点100多个，拥有20多家省部级重点实验室，9处海洋科学观测站台，20多艘海洋科学考察船，涉海大型科学数据库11个。国家安排的10个“973”海洋项目，山东省承担了9项，其中首席科学家在山东的项目有6项。

5.4 海洋生态环境

2009年山省近岸海域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其中较清洁海域面积10300平方公里，轻度污染海域面积1840平方公里，中度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1680平方公里。在2009年监测的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中，75%的海域不能满足海洋功能区要求，87.5%的海域水质为四类或劣四类;75%的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差和极差。

广东海洋生态形势也非常严峻，全省近岸海域约有近半海水水质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2009年广东海域发生赤潮11次，累计面积近750平方公里。在南海5,220平方公里的严重污染海域面积中，广东省以3,800平方公里占了大半。在广东长达4,114公里、全国各省最长的大陆海岸线的中部，呈现出一大片红色标记。广东近海海域总面积中，有20%的海水受轻度以上污染，约有10%的海域水质处于中度污染和严重污染的状态。

鲁粤两地监测的排污口数量、超标的排污口数量都不少，而广东海洋生态环境更令人担忧，这与海洋经济强省提出的海洋生态系统保持良性循环、沿海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差甚远。

参考文献

[1]张莉.广东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研究.太平洋学报,2009(8).

[2]艾万铸等.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前景分析.海洋信息,2007(2).

给排水管道技术经济比较研究论文 篇5

关键词：新型管道；给排水管道；管道技术；经济比较

我国传统的给排水管道在使用性能和稳定性上难以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求，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新型给排水管道开始应用于给排水工程建设中。由于新型给排水管道的种类繁多，产品质量良莠不齐，需对其质量和使用性能加以了解。对此为了保证给排水管道的合理应用，在给排水管道使用前，需对新型给排水管道进行相关的技术经济比较，以选择稳定性能和使用寿命较好的给排水管道用于工程建设。

1给排水管道优化选择的条件

经济比较研究 篇6

关键词：熵值法 经济增长质量 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经济增长质量是在经济数量积累至一定水平，通过突破生产效率、调整经济结构、建立更加合理分配制度以及实现创新水平的跃升，推动经济从数量上的突破到质量上的提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实现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研究对象、评价指标与研究方法

福建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位于海峡西岸，具有十分突出的区位优势，是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承接了大量对台及对外贸易吞吐量，因此提高其经济增长质量，将有效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现，对于扩大闽台交流合作改善两岸关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福建省下辖福州、厦门、莆田、三明、泉州、漳州、南平、龙岩和宁德九个地市和1个平潭综合实验区，2014年全省达成24055.76亿元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63472元，比前一年增加了9.9%；在产业构成中，第一产业增加了2014.91亿元，第二产业增加了12515.36亿元，第三产业增加了9525.49亿元。这些数据表明福建省经济发展已经具备了较为庞大的数量，但是各地区间仍有一定的发展差距，考察福建省经济增长质量水平高低，探究如何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平潭综合实验区成立时间较短，较多统计数据缺失，本文选取九个地市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综合相关研究文献成果，遵循科学性、功能性和可行性原则，分别从三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如下表1所示。

目前与经济增长质量状态量化相关的研究往往通过构建一个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进行，一般选择相对指数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和因子分析法等衡量手段。我国国内研究大部分使用主成分分析法，但与之相比，熵值法可以避免权重赋予的时候的主观性，数据处理结果较为客观，本文采用熵值法对福建省9个地级市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研究。其主要的计算步骤为： 第一， 构建初始数据矩阵：由T个年份、 M个城市、 N项指标构成评价系统的初始数据矩阵X={Xtij}h×m×n（1≤t≤T，1≤i≤M；1≤j≤N）， Xtij 表示第t个年份， 第i个城市，第j项指标的原始数据。第二，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运用标准差标准化的方法标准化处理初始矩阵的指标，标准化后的矩阵计作x’。第

二、实证研究与结论分析

采用熵值法对福建省9个地级市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测算结果见表2，2001—2014年福建省9个地级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总体处于平稳状态，以较小的波动缓慢增加。通过表2能够看出福建省平均经济增长质量在2001年时数值为0.311，至2014年数值为0.339，增加的并不多。另外，2001年时厦门市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最高，但2014年仅比2013年增长0.001，总体来看甚至是减少的，这种状况说明厦门市的经济较为发达，但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而2001年经济增长质量数值较低的南平市和宁德市，至2014年为止分别增加了0.013和0.057，说明南平市和宁德市自2001年后经济增长水平有一定程度提高；在九个地市之中，泉州市的经济增长质量变化趋势与福建全省经济增长质量变化趋势较为吻合。

为了更加直观体现福建九个地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状况，对九个地市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排序比较，如表2小括号中阿拉伯数值所示。可以看出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和漳州市在福建省经济增长质量排名较为稳定，四个地市排名没有发生变动；龙岩市的排名变动幅度最大，分别排在5、6、7、8这四个名次；南平市和宁德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排名一直不高，总是在最后三名徘徊。通过对福建省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数据处理分析后可以推断出以下结果：虽然近年来福建省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增长质量的水平无法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这是福建省经济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真正的发展应当依托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进一步将福建九个地市的综合测评得分进行聚类分析，如表2小括号中罗马数值所示，表中符号Ⅰ代表经济增长质量较高区，符号Ⅱ代表经济增长质量中等区，符号Ⅲ代表经济增长质量较低区。其中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南平市和宁德市这两个经济较不发达市的经济增长质量依然不高，总是在中等区和较低区；而且大部分地市集中在较低区，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总体上偏低，但发展提升空间仍较大。

通过剖析综合测评结果，能够观察到经济增长质量较高的地市经济水平同样较为发达，但是近年来福建省经济增长质量发展的缓慢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经济增长质量改善缓慢意味福建省的经济水平陷入了在量上明显提高，但在质量上无法得到有效改善的困境中。

三、政策建议

（一）强化“主体功能区”导向，把握“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发展机遇

福建应该把握好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发展机遇，加强“主体功能区”战略导向，首先要不断明确福建省各个地区的经济职能定位，确保每个地区都能够各司其职，保证福建省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具有稳定的环境与背景，能够将提升经济质量的各项要求分配到各个地区，提高各地区执行效率；其次要约束不合理的开发行为，规范开发秩序，比如，要将厦门、泉州、福州等开发强度和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当作优化开发区域，这能够预防这些地区由于经济开发压力过大而崩溃的状况；再次要切实执行“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思想，形成一套具有福建特色的产业体系，推动福建省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结构内外部均衡发展

首先要形成经济内部结构均衡与外部结构均衡相统一的局面，其次是要改变传统的供给结构。从技术要素供给层面上看要不断加强企业创新意识并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企业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科技水平成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从资金要素供给层面而言，摆脱传统时期仅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状况，要提高制度红利，吸引民间资金大量投入到福建省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之中，不但能够解决福建省民间资金闲置问题，而且能够大力拉动福建省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从资源要素供给层面而言，要切实将资源的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水平；最后要形成一套完备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福建省正面临崭新的发展契机，要不断扩大内部需求，注重内外需双引擎作用，实现内外需并举增长模式，保证福建省经济结构在平衡发展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三）不断深化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需要

首先要完善福建省现有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改变单纯依靠经济增长速度判断政绩的观念，应当更加注重反映质量、结构和效益变化的各项指标，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职能。其次要深化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干预，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实现服务型的政府职能，保证资源在本省内的合理配置提升经济发展效率。继续强化工业、服务业，并带动经济发展，建立新型工业化、现代化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全面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产业的素质和竞争力，提高投资的效率，新增投资要远离过剩产能行业、三高行业以及效率低下的行业，转移到具有发展前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来，大力提升福建省的经济增长质量，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需要，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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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燕妮，安立仁，金田林.经济结构失衡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2）：20—35

[3]耿焕侠，张小林.基于熵值法的江苏省经济增长质量定量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4（1）：81—85，127

辽宁与山东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 篇7

一、主要经济指标比较

1. 地区生产总值。

1978年两省基本持平, 此后30年两省差距不断扩大, 到2007年山东是25887亿元, 辽宁是11021亿元。几个关键时点的情况是:5000亿元, 山东于1995年达到, 辽宁是2001年, 比山东晚了6年;一万亿元, 山东是2002年, 辽宁是2007年, 比山东晚了5年。

两省GDP增速可分为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1979年至1984年期间, 山东GDP增速高于辽宁;第二个时段1985年至1989年, 两省增速相当;第三个时段1990年至2006年, 两省差距主要是在这一时段的16年间形成的。这期间山东GDP年平均增速比辽宁高3.5个百分点。辽宁增长速度最慢的是1997年至2005年, 8年GDP才翻了一番, 而此时的山东却从6537亿元猛增到18516亿元, 翻了一番半。这个阶段的低增速是辽宁经济增长落后于山东包括其他东部发达省份的主要原因。进入“十一五”时期, 辽宁增速开始上升, 2007年终于在增速上超出山东0.2个百分点。从山东拉大与辽宁差距的轨迹看, 如果我们能以比山东高3.5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率发展15年, 则我省GDP总量将接近山东。

2. 地方财政收入。

山东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于2005年超过千亿元 (1073亿元) , 辽宁于2007年超过千亿元 (1081亿元) , 辽宁落后山东约两年时间。

2001年以来, 山东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GDP比例一直低于我省, 大体在6%左右浮动, 我省从2001年的7.4%上升到2007年的9.8%, 呈上升趋势。总体看, 山东地方税赋水平低于我省。

3.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山东过万元 (10744.7元) 是2005年, 辽宁是2006年 (10369.6元) , 山东2006年数值与辽宁2007年相当, 总体看, 辽宁落后山东一年时间。

4. 农民人均纯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 2002年山东2953元, 2003年辽宁2934元, 此时辽宁落后山东一年时间。从2004年开始, 辽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较快, 差距有所减小。2007年山东为4985元, 辽宁为4773元, 辽宁仅比山东少212元, 差距已经很小。

小结:首先, 如果按照2007年两省的数值, 辽宁在主要经济指标上追赶山东, 最有希望的是农民人均纯收入。我省2007年增速为16.7%, 今年只要达到17%以上的增速, 就有可能追上山东。届时, 两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处于5600元以上大体相同的水平线上。

其次, 有希望追上山东的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2005年至2007年这三年的平均增速看, 山东是14.7%, 辽宁是15.3%;假定山东增速不变, 辽宁则需实现23.5%的增长速度, 就可以在2009年赶上山东。

辽宁地方财政收入接近山东, 以目前的势头, 三年可能实现。山东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近三年年均增速为26.4%, 2008年1至5月下降到24%;辽宁近三年年均增速为26.9%, 2007年达到32.7%。若从2008年起未来三年辽宁继续保持2007年32.7%的增速, 山东则维持25%左右的增速, 那么到2010年辽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将逼近山东。

用四年时间在地区生产总值上达到山东目前水平。由于总量差距太大, 辽宁GDP总量接近山东将是个漫长的追赶过程。因此我们首先确定第一步追赶目标, 就是用四年时间, 即到2011年, 地方生产总值达到山东目前水平。2006年我省现价GDP增速为15.5%, 2007年为19.14%, 如果以后按平均23.5%的增速计算, 预计到2011年我省GDP可以达到25640亿元, 接近于山东2007年GDP的水平。

总之, 辽宁与山东经济发展虽然差距较大, 但只要我省保持目前的发展势头, 在主要经济指标上接近乃至追上山东也并非遥不可及, 即:用1年时间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追上山东;用2年时间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上逼近山东;用3年时间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上接近山东;用4年时间使我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山东目前水平, 概括起来就是“一二三四”四大追赶目标。

二、工业经济比较

1. 工业主要行业。

山东是农业大省, 2007年农业增加值实现2509亿元, 雄居全国第一, 但山东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于工业, 山东既是农业大省, 更是工业强省。2007年山东工业增加值达到13411亿元, 占全省生产总值的51.8%, 同期辽宁工业增加值5047亿元, 仅为山东的36%。

山东工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 门类比较齐全, 而且发展相对均衡。2006年, 在全部39个工业行业统计门类中, 山东增加值超过500亿元的行业有9个, 而辽宁仅有钢铁行业一家超过500亿元, 为688亿元。山东还有12个行业增加值在200亿元至500亿元之间, 辽宁只有7个。山东有15个行业增加值占到全国10%以上的份额, 其中4个行业门类更是占到全国20%以上的份额, 辽宁只有石油加工一项占全国比重为16%。山东几乎每个工业门类都很强, 说明其产业链条拉得长, 走的是规模化、深加工、集群式发展道路。值得注意的是, 在我省的强势产业中, 除石化、钢铁等原材料工业我省与山东基本相当之外, 装备制造业山东是辽宁的2.5倍, 农产品加工等其他行业, 山东则是我省的4倍至10倍不等。在工业主要行业的发展上, 辽宁几乎全面落后于山东。

2. 工业企业规模。

根据2006年度数据进行的2007年全国500强企业评比结果看, 山东省有大型工业企业326家, 数量居全国第一位, 辽宁有118家, 山东是辽宁的2.8倍。从营业规模上看, 2006年度山东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共有44家企业, 辽宁只有10家。50至100亿元的山东有46家, 辽宁只有9家。

山东大企业多为地方企业, 44家营业收入过百亿元的企业中, 33家是地方企业, 这与辽宁正好相反。辽宁是中央企业多, 中央企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大, 山东中央企业数量及其增加值都不及辽宁的一半。但山东地方国企与辽宁数量相当, 但其企业规模远比辽宁大, 平均每个企业产值是辽宁的3倍, 增加值是辽宁的4倍。地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每个企业的产值和增加值山东分别为7.3亿元和3.2亿元, 我省分别为0.8亿元和0.2亿元。

3. 工业整体效益。

山东工业单位资产贡献的增加值高于辽宁。以2006年为例, 山东规模以上工业资产存量 (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 为10185.7亿元, 增加值为11493.8亿元;辽宁工业资产存量5512.7亿元, 增加值为4141.2亿元。山东1元资产存量产出增加值为1.12元, 我省仅为0.75元, 为山东的58%。在经济总量靠前的国内省份中, 山东工业的效益最好。

2006年, 规模以上工业总资产贡献率, 山东是17.5%, 辽宁是8.2%, 辽宁是国内仅有的4个该项指标没超过10%的省份之一。山东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8780亿元, 利润总额2632亿元, 税金总额1638亿元, 产值利润率为6.8%, 工业总产值排在广东、江苏之后列第3位, 但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却排在全国第一位。辽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4167亿元, 利润总额449亿元, 税金总额561亿元, 产值利润率为3.1%, 工业总产值排在全国第6位, 但利润总额排在第13位。从产值利润率和总资产贡献率看, 辽宁仅相当于山东的一半。

2008年上半年, 山东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2099.1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7.0%;我省为320.1亿元, 下降17.1%, 经济效益远未达到预期。

4. 企业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三大驱动因素之一。对两省来说, 劳动力资源都比较丰富, 基本不对经济增长构成制约;差别在于技术进步以及将在此后专题分析的资本投入的强弱。

科技人员投入方面, 2006年全部科技活动人员, 山东为28.5万人, 辽宁为18.6万人, 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山东为17.85万人, 辽宁为9.8万人, 分别占全省的62%和52%。科技人员向企业集聚, 体现了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 山东的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强于辽宁。

研发投入方面, 山东全省研发投入 (2001～2006) 是辽宁的1.4倍, 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是辽宁的1.8倍。企业研发投入一般是企业自发性技术进步, 技术研究课题是企业根据自身产品需要和设备能力自定, 有利于形成产业化。总体看, 山东研发投入金额大且结构合理。

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投入方面, “十五”以来, 山东技术改造、技术引进规模都比辽宁略高。山东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快, 2005年产值是我省的2.4倍, 2006年是我省的2.9倍。

山东的技术进步与我省主要有三点不同:一是企业主体作用明显。山东企业承担着技术创新主体的角色, 研发人员、资金投入、研发活动开展、成果应用都由企业主导进行。二是山东高技术产业产值是我省的两倍以上, 且发展势头有加快趋势。统计资料表明, 我省除黑色金属冶炼压延、通用设备行业、交通运输设备等少数行业的技术进步水平高于山东外, 其它行业大都低于山东。三是山东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长期居高不下, 而新投资或改造投资通常是选择先进技术、工艺和装备, 因此山东企业总体工艺装备水平高于我省。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水平正相关, 技术进步水平又与R&D投入、技术改造投入、技术引进投入、企业创新主体情况、总体工艺装备水平等因素正相关, 以此可以作出经验性判断, 即山东技术进步水平高于辽宁,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要大于辽宁。

5. 产品竞争力。

山东主导产业的产品在全国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很高的市场占有率。一产的粮食、油料、肉类约占全国的10%, 棉花、水产品约占15%。二产的平板玻璃、彩色电视机、钢铁、发电量约占10%;原油、化肥、水泥约占15%;原盐、家用电冰箱约占30%。辽宁一产的水产品产量占全国的8.3%, 二产的机床占全国的22.8%、钢铁为9%、原油为6.6%, 除此之外, 其它产品产量都处于全国平均水平或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工业产品, 辽宁仅金属切削机床 (含数控机床) 产量一项比山东高, 其他17项主要产品产量均比山东低。

截至2007年, 山东省中国名牌产品数量为271个, 居广东省 (298个) 、浙江省 (289个) 之后, 列全国第三位, 数量上与前两位差距不大, 处于国内第一集团, 其中海尔集团的电冰箱、洗衣机2个产品被认定为世界名牌产品。辽宁有中国名牌产品60个, 居全国第9名, 数量不及山东的1/4。

品牌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呈高度正相关关系。2007年中国名牌产品数量的排名是广东、浙江、山东、江苏, 位于前四, 辽宁省排位第九, 同年国内GDP排名是广东、山东、江苏、浙江, 位居前四, 辽宁位居第八, 名牌产品数量位次与GDP位次非常接近。由此看出, 要把经济规模做大, 首先要把品牌经济做强。

小结:工业发展不如山东, 是辽宁被山东不断扩大差距的直接原因。工业强省, 是辽宁和山东比较分析中给我们的最强烈感受。发展工业, 一要上规模, 二要有品牌, 规模反映经济总量, 品牌代表市场竞争力, 两者的结合体现的是效益。辽宁要坚定不移地按照既定发展思路, 下决心把装备制造和原材料深加工以及后来居上的农产品加工业等主导产业做大做强。这些产业总体上与这一轮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类、投资类产品的大量需求相适应, 有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 一般而言市场风险不大。要学习山东走集群发展之路, 走品牌带动之路, 力求规模和效益的统一。

三、投资拉动作用比较

1. 投资总量。

投资、消费、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1978年到2006年近30年间的数据统计看, 平均消费率山东为46.8%, 辽宁为51.8%, 山东低于辽宁5个百分点, 消费拉动不及辽宁;净出口占GDP平均比重, 除2004年以后山东出口拉动因素比较明显外, 其它年份还低于辽宁, 总体平均比辽宁低3.2个百分点;真正的差距在投资。山东的平均投资率为47.8%, 辽宁为39.6%, 山东高出辽宁8.2个百分点, 投资拉动作用明显强于辽宁。1978年至2007年, 山东累计投资总额7万亿元, 辽宁为3万亿元, 山东是辽宁的2.3倍, 与山东辽宁GDP倍数差距等同。

从2003年起, 山东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居全国第一位, 2005年和2006年均超过一万亿元, 是这两年全国唯一过万亿的省份, 可见山东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之大。辽宁的投资规模只是在2007年开始激增, 达到7435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为67%, 此时山东为48%, 辽宁的投资相对量开始超过山东, 但绝对额仅为山东的59%。

2. 资金投向及对经济的影响效果。

山东辽宁资金投向结构大体相同, 只是数量、比重有所差别。以2004年至2006年3年间资金投向为例, 制造业投入比重山东比辽宁高10.7个百分点, 房地产业投入比重辽宁比山东高9.3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属于再生产投资, 房地产业投资是消费品生产投资, 两省资金投向各有特色, 但山东的资金投向对经济增长能力的提升强于辽宁。

原材料和制造业的大规模投资是山东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山东通过有选择的投资其中几个行业, 形成了一批具备国内市场控制力和国际市场影响力的主导产业, 如石油开采、钢铁、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纺织、电子产品及计算机、农产品加工业等行业, 都在国内占有较大比重。

3. 资金来源。

辽宁的国家投资比山东的大, 但国内银行贷款、利用外资和直接融资不如山东。2001年至2006年, 山东的存款有80%左右贷给山东省内 (2005、2006年存款准备率为7.5%—8.5%) , 但辽宁省2005年和2006年仅有67%存款贷给本地。按山东80%的贷存比, 少贷给辽宁13个百分点, 约合2800亿元, 辽宁的存款很多流入了外地。金融机构贷款方面, 山东得到的支持比辽宁好。

资金来源中“自筹及其他资金”多数年份山东高出我省一倍左右, 除来自企业的留利以外, 主要是山东IPO直接融资的企业数量比我省多, 总融资额也比我省大。2007年年底, 山东拥有上市公司143家, 辽宁为80家, 2007年山东发行上市了23家企业, 辽宁仅6家。山东提出2008年至2010年3年新增上市企业100家, 2008年实现资本市场融资额200亿元。山东明确规定, 全省30个经济强县每县每年新上市公司不少于1家, 进入上市程序的企业不少于2家。未来3年新上市的100家企业中, 将有6成以上集中在县域, 届时经济强县上市公司数量将达到全省的40%以上。

外资也是山东资金来源极其重要的方面。2001年至2006年是山东利用外资猛增的年份。这6年山东实际利用外资530.72亿美元, 辽宁为285.32亿美元, 山东是辽宁的1.86倍。两者都为韩、日近邻, 但山东利用韩日投资192.1亿美元, 辽宁为82.97亿美元, 山东是辽宁的2.3倍。据有关资料统计, 韩国投资占山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41%, 占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51%, 整个韩国在华投资的一半以上投到了山东。2008年1至7月, 辽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首次超过山东, 这说明辽宁投资的硬件环境不比山东差, 有条件做到后来居上。

小结: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几年中, 投资拉动仍将是我省经济增长的主因, 要在投资力度不减的前提下, 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 实现投资同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有机统一。

伴随美、日等主要经济体增速下滑, 上一轮景气周期已然结束, 新一轮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帷幕刚刚拉开, 因此研究下一轮经济增长的起因在哪里, 消费升级的需求热点是什么, 对辽宁今后的产业投资至关重要。结合我省实际和专家建议, 辽宁今后产业投资的重点应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展开:全球资源能源紧张催生的新能源产业, 化工行业的煤化工和精细化工, 消费升级带来的大型客运货运飞机制造业和船舶制造业, 围绕航空航海的军事工业, 围绕芯片制造的电子高技术产业, 中成药和生物生化制药业、农产品加工业及海洋产业等。

四、非经济因素比较

1. 精神状态和政治生态。

山东的实干和韧劲全国闻名, 在精神层面不输给国内任何一个特别是经济发达省份, 是山东给人的突出感受。强烈的进取意识, 构成支撑山东经济发展的精神要素。1990年山东经济总量曾跃居全国第二位, 但其后江苏发展更快, 山东1995年被江苏超过。为此, 全省上下展开讨论, 摆问题、找差距, 提出用两个五年规划时间追赶江苏, 结果在2004年即“十五”规划结束前一年, 山东终于再次超越江苏, 重新回到全国第二位。山东经济总量早已超过辽宁, 但人均GDP却长期落在辽宁后面, 对此山东也是耿耿于怀, 提出既要总量指标领先, 也要人均指标靠前。2002年山东人均GDP, 包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全面超过辽宁, 自此再也未被辽宁拉下。

越干越想干, 越干越敢干, 越干越会干。山东的多数县城都建有一条绵延十几里, 两岸绿化带宽达百余米的生态景观河, 县城新建道路几乎全为八车道, 全省乡村2006年就已总体实现村村通油路、通电视、通自来水,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是我省的2倍。山东很多县级市经济总量达到或超过我省多数地级市的水平, 而且其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也毫不逊色于我省的一些地级市。县城建设快于和优于地级市建设, 成为山东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山东开会时兴“拉练”。不看怎么说, 只看做没做, 一个市一个市的看, 一个县一个县的看, 看项目、看园区、看路网、看绿化、看景观, 无形中给你压力, 有形中教你方法, 结果是市与市之间、县与县之间比着干、比着好、比着快、比着闯。“不甘人后、敢为人先”的山东精神, 就这样悄然生成。

人们的精神状态是一个地区政治生态的综合反映, 好的精神状态源于好的政治生态。山东很多县城规划起点和建设标准之高, 规模之大, 超乎常人想象, 其具体建设和施工中同样涉及财政投入、耕地占用、居民动迁等诸多矛盾和难点, 但多年来山东少有因这些矛盾和难点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事件, 也少有干部在此类问题上背负不良影响。山东始终坚持以发展论政绩, 以政绩论干部的政治和舆论导向, 长此以往, 这些导向就内化为干部群众的一种思维定式, 渗透于和左右着人们的行为方式。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本身就是对不良风气的有效震慑, 这方面山东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

2. 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

山东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并辅之以配套的目标考核体系。早在2003年山东就为制定“十一五”规划作好准备, 省委全会明确提出今后20年的奋斗目标及阶段目标, 并形象概括为“一二三四五六”。一个总目标, 建设“大而强, 富而美”的社会主义新山东。两个提前, 即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实施过程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到2005年“十五”计划完成时,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000亿元, 年均增长10%以上;第二阶段, 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21000亿元, 年均增长9%;第三阶段, 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2000亿元, 人均超过5000美元, 全省基本实现现代化。如今距提出上述目标已过5年, 结果原制定的2010年目标已于2006年提前4年实现, 人均目标也有望提前10年左右实现。

推进目标落实是一门科学, 山东的办法就是建立严谨科学有序的目标考核体系。包括涉农郊区, 山东经济总量的80%在县域, 因此, 县域经济也是目标考核的重中之重。2005年省里出台了《县域经济年度综合评价和考核办法》, 由省发改委牵头, 省直十多个相关部门参加, 对每个县实行一年一考核, 一年一评价。指标分为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 民生状况与社会发展, 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以及约束条件等4个主项46个子项。全省122个县划为三类, 经济总量前30名和后30名各为一类, 中间的62个县为一类, 年终综合评价三种类型排名前五位的县, 给予县领导班子100万元的奖励。山东2006年有25个县进入全国百强县, 占全国四分之一, 同这种评价考核体系不无关系。

科学的发展战略是落实发展目标的保证。山东的经济布局大体划为两块, 一是以青岛为中心的半岛城市群, 二是以济南为中心的腹地城市群, 近来又进一步细化为“一体两翼”。青岛至济南为“一体”, 青岛为龙头, 最终形成山东经济的主体;两翼指黄河三角洲和靠近江苏的鲁西南地区。为使“一体”壮起来, “两翼”飞起来, 又实施了“三个突破”战略, 中部突破济南, 东部突破烟台, 西部突破荷泽。济南、烟台现已率先突破, 经济总量稳居全省二、三位, 开始发挥中心城市和沿海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突破荷泽日见成效, 去年荷泽这个山东最贫困地区, 经济增长幅度首次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以来, 辽宁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越来越清晰, “五点一线”的开发建设, 沈阳经济区的强力推进, 装备制造业等主导产业的定位, 县域经济的异军突起, 棚户区改造、就业和再就业工程、社保体系的完善等等, 这些工作思路昭示出辽宁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方面, 同山东比较, 辽宁的特色可能更为鲜明, 关键是要学习山东狠抓落实。当前, 辽宁和山东都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 有些则是共同的难点, 比如国企改革动力不足、步伐缓慢, 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没有民营经济的深度参与, 没有投资主体多元化, 市场活力和经济提升的空间必将受到制约。为此, 在目标和战略的实施过程中, 坚定不移地推进体制和机制创新, 无疑应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

3. 企业家和企业成长环境。

山东涌现的企业家不比辽宁多, 不同的是山东的企业家做得长做得稳。像海信的周厚键、海尔的张瑞敏、潍柴的谭旭光、双星的汪海等山东知名企业掌门人, 都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带领集体或街办小企业开始创业的。

山东的知名企业家, 多年来都是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精心呵护下成长起来的, 山东很少有企业家和企业因非经济因素影响而举步维艰, 甚至因工商、税务、消防等问题而受累的企业也不多见。在体制转轨的过渡时期, 山东不因某些政策界限难以把握而宁“左”勿右, 即使企业家和企业出现问题, 一般也都是当地领导机关承担责任。我省与海尔、海信同时起步的营口洗衣机厂、沈努西冰箱厂、抚顺金凤电视厂、丹东电视机厂等家电制造业企业, 都先后破产倒闭, 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山东大力培育吸引外资企业的软环境。比如, 山东很多地方为吸引韩国企业开展了“几个一”工程, 即:建设一处融办公、商务、娱乐等于一体的韩人工商会馆;建设一处韩国工业园地;建设一处具有韩式风格的韩国村;在韩国设立驻韩办事处;开办一个韩语培训班;实现韩商就医、子女入学“一卡通”, 等等。由此, 山东成为我国吸引韩资最多的省份就不感到意外了。

小结:在现行体制条件下,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不是不可以“强势”, 而是要防止“低效”和“失效”。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以发展论政绩、论成败、论干部, 事关辽宁振兴命脉。好的精神状态, 好的谋篇布局, 好的创业环境, 在关注经济发展中的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同时, 也要把更多的目光投向这些非经济因素, 倾心竭力打造软环境。与山东比较, 比来比去, 关键是比干劲, 比精神状态。辽宁不能再错过眼前难得的发展机遇, 要抓住经济总量超万亿元的时点, 充分放大国家振兴东北战略的政策效应, 坚定不移地走出一条跳跃式发展的道路。

(注:本报告所采用的数据, 2006年及以前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辽宁统计年鉴和山东统计年鉴, 2007年及以后来源于两省的年度统计公报和两省统计局发布的有关统计资料)

(课题负责人:卢松

课题组成员:朱军、张晓明、崔丽梅、李占芳

苏浙粤民营经济运行效率比较研究 篇8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遍地开花的民营经济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并已占据了中国经济的重要席位,成为拓宽就业渠道和启动民间投资的主要力量。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问题也因此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研究的焦点之一,如李金荣和姚会元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民营经济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梳理,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民营经济的概念界定、民营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民营经济的功能、民营经济的发展模式、民营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等问题上[1],但现有研究对民营经济运行效率鲜有专门论述。

然而,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我国的民营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资源环境制约及国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民营经济运行面临“高消耗、高污染、低技术、低效益”的效率困境等一系列深层问题亟待解决。鉴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运行效率对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较早、较快的江苏、浙江和广东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民营经济运行效率进行评价研究,进一步探索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以促进其尽快走上“低物质消耗、高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的集约型增长之路。

2 民营经济运行效率及其评价方法

2.1 民营经济运行效率的内涵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经济运行效率是指实现最佳投入产出组合的能力,是经济运行中所蕴藏的规模效率、技术效率、制度效率等一系列内在效率的系统集成[2]。民营经济作为一类经济系统,其运行过程中的效率表现为人、财、物投入与所产生的收益之比。民营经济运行效率的内涵是实现民营经济最佳投入和产出组合的能力,是民营经济运行的规模、结构、资源、生态、环境等效率的系统集成。

基于民营经济“以民为本”的基本特征[3],可以将民营经济的运行效益分解为三部分:一是直接经济效益,指区域民营经济在运行中投入人、财、物之后,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二是宏观社会经济效益,指民营经济通过其扩散和溢出作用会带动整个区域各行业的生产效率提高,给区域宏观经济带来收益,以及提高就业率、增加居民收入等效益;三是生态效率,指民营经济发展能够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减少区域内企业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形成生态效益。在民营经济运行过程中,使投入资源的效能发挥到最大,以获得尽可能多的运行效益,实际上就是提高区域民营经济系统运行效率的过程。

2.2 民营经济运行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对民营经济运行效率进行评价的关键环节是选取投入产出指标。选择评价指标时,应当尽量选取能够量化的指标,兼顾绝对量指标和相对量指标,并力求以尽量少的关键指标来体现评价对象的相对效率有效性。借鉴相关研究文献[4,5],本文构建了一个三阶段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

2.3 民营经济运行效率的评价方法

鉴于民营经济运行效率评价具有多投入、多产出特点,本文选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技术作为研究方法。最常用的DEA模型有两种,一种是用来测度企业在生产前沿即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前沿上的最佳投入与实际投入比率的CCR模型,一种是测度决策单元在规模报酬可变的生产前沿面上的最佳投入与实际投入比率的BCC模型,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而来。在现实中,有很多原因可能使民营企业无法在最佳规模下生产,因此,本文选择投入变量可控且规模报酬可变的投入导向BCC模型[6],分别测算苏浙粤三省民营经济运行的三个阶段效率。

民营经济运行总效率是由三个阶段的效率合成确定。设民营经济系统有n个评价阶段,为了确定总效率,需要通过某种逻辑方法,将n个阶段效率合成为民营经济系统的总效率。总效率合成规则包括距离规则、加法规则和乘法规则,本文使用距离规则,n维效率合成的计算公式为[5]:

式中,mi为第i维民营经济运行效率。

3 苏浙粤民营经济运行效率评价与分析

对江苏民营经济运行效率的评价应以对比实证研究为基础展开,考虑到江苏与同为长三角的浙江以及珠三角的广东都是民营经济发展较早且较发达的省份,它们的民营经济发展在全国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文以浙江和广东为参照,对江苏民营经济的运行效率进行对比分析。采集了我国中东部19个省市区2005—2011年的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经济统计数据和其他相关评价指标数据(原始数据略),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网站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1 民营经济运行的直接经济效率

从民营经济运行的直接经济效率来看(如图1),2005—2011年七年效率平均值江苏与广东基本持平,江苏为0.919,广东为0.918,高于浙江的0.896,三个省的效率值基本呈先下降后上升又缓慢下降的趋势;2005和2006两年,江苏、浙江和广东的效率值差异不大,江苏略居领先地位;但从2007年起,三个省的效率值出现明显分化,效率值的差距开始拉大;2008和2009连续两年江苏的领先地位丧失,广东后来居上,其效率值高于江苏,浙江从2007年起效率值一直居于末位;但从2010年起,江苏又超越广东,其效率值又回到领先地位,同时三省的效率值差距也逐步缩小。

下面以2011年数据为例深入分析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的民营经济运行直接经济效率,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2011年三省的直接经济运行综合技术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及规模效率值除江苏的纯技术效率值为1外,其余均为非DEA有效,说明除江苏外浙江和广东两省在资源利用(即纯技术效率)上有浪费现象,且三省的投入与产出规模也不匹配,目前三省均处于规模效率递减阶段,对三省而言,意味着今后民营经济不能再走投资拉动的发展道路,而要走既重数量又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从改进目标值角度进行效率分析,浙江和广东在投入指标上主要是总资产和人员投入有较多冗余,三省的民营企业应该注意不要盲目增加投入,重点应放在提高总资产和人员的利用效率上。产出指标上体现在利税总额与总资产贡献率产出不足,需要大幅度增加产出。

注:crste=technical efficiency from CRS DEA;vrste = technical efficiency from VRS DEA;scale=scale efficiency=crste/vrste;irs:规模效率递增;drs:规模效率递减;-:规模效率不变;未列出的S值为0

3.2 民营经济运行的宏观社会经济效率

从民营经济运行的宏观社会经济效率来看(如图2),2005—2011年七年效率平均值江苏是0.499,略高于广东的0.484,但明显低于浙江的0.711。江苏和广东的效率值走势基本一致,七年中效率值呈逐年缓慢下降又缓慢上升趋势,浙江的效率值除2008年外,处于缓慢的上升通道,并与江苏、广东的差距逐渐拉大,这表明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对社会宏观经济的贡献明显高于江苏与广东,也说明江苏和广东民营经济的发展对地方宏观社会经济的带动作用还不够。

下面以2011年数据为例深入分析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的民营经济运行宏观社会经济效率。从计算结果(如表3)可以看出,2011年三省的宏观社会经济运行综合技术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及规模效率值均为非DEA有效,说明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民营经济对地方宏观社会经济的贡献均存在不足,表现为民营经济在取得现有直接经济效益条件下,对地方政府的GDP、财政及城乡居民收入等方面的拉动作用不明显,特别是江苏和广东尤显不足。除此之外,三省民营经济在取得的直接经济效益与其对地方社会经济贡献上还存在规模不匹配的现象,目前三省均处于规模效率递增阶段。对三省而言,意味着今后随着民营经济取得的直接经济效益的提高,其对地方政府的社会经济贡献也会随之增加。从改进目标值角度进行效率分析,江苏、浙江和广东在投入指标上主要是主营业务收入和利税总额有较多冗余,产出指标上浙江和广东两省体现在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以及就业率产出不足,而江苏体现在人均财政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以及就业率产出不足。这反映出三省的民营经济对宏观社会经济的贡献严重不足,民营企业应该注意在取得直接经济效益的同时,重点要放在如何回报社会、如何更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上。

3.3 民营经济运行的生态效率

从民营经济运行的生态效率来看(如图3),2005—2011年七年间,广东的效率值均为DEA有效。江苏和浙江两省七年效率平均值分别是0.917和0.924,江苏略低于浙江。江苏和浙江的效率值走势基本一致,七年中效率值呈缓慢上升趋势,而广东则遥遥领先,七年来一直保持DEA有效。这反映出广东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保护及产业结构优化重视程度高,而江苏和浙江则略有欠缺。

下面以2011年数据为例深入分析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民营经济运行的生态效率。从表4可以看出,2011年三省的生态运行综合技术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及规模效率值广东为DEA有效,江苏和浙江纯技术效率为DEA有效,其余为非DEA有效,说明江苏和浙江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保护重视不够,发展民营经济时没有注重优化产业结构和降低环境污染。除此之外,江苏和浙江民营经济在社会经济效益与社会环境保护及能源使用上存在规模不匹配的现象,2011年两省均处于规模效率递增阶段。意味着对江浙两省而言,今后随着民营经济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其对社会生态方面的贡献也会随之增加。从改进目标值角度进行效率分析,江苏在投入指标上主要是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有较多冗余,产出指标上主要体现在固体废弃物、废水和废气排放偏高,对环境污染严重。这说明江苏省民营经济在现有宏观社会经济效益下,对环境污染偏重,今后民营经济的发展应注意做好节能减排工作。

3.4 民营经济运行的总效率

从民营经济运行的总效率来看(如图4),2005—2011年七年间,浙江的总效率一直远高于江苏和广东两省,且总体呈现增长态势;江苏和广东实力相近,且总体呈现先下滑再缓慢回升态势,总效率上江苏仅略高于广东。江苏和广东两省七年总效率的平均值分别是0.703和0.698,而浙江则为0.816。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民营经济系统中的一类主体——私营经济为对象,在中东部19个省市区数据基础上分析了苏浙粤民营经济的运行效率。从三个省民营经济运行的总效率来看,2005—2011年七年间,江苏的平均值略高于广东,但低于浙江,江苏民营经济运行总效率呈现下滑态势,2009年后又有所回升;就分阶段运行效率而言,江苏的直接经济效率平均值最高,浙江的宏观经济社会效率平均值最高,广东的生态效率平均值最高。由此可见,尽管江苏民营经济在整个江苏国民经济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但与浙江、广东相比,还表现出诸多差异。江苏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民营经济也必须加快实现转型升级,提升宏观经济社会效率和生态效率,这是解决其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出路所在。

4.1 依靠技术创新,促进民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根据2010年江苏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民营经济转变发展方式总的要求是实现“五个转变”,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是前提。目前,江苏民营经济需要进一步摒弃那些束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思想观念,通过加大技术创新投入、重视技术创新人才、完善技术创新体制、整合技术创新资源,促进民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同时,江苏民营企业还必须坚持把自主技术创新与品牌塑造有机结合起来,在建立自己的核心知识产权的基础上,还要加强产品品质和服务的提升,打造和提高民营企业的品牌形象。而努力构建以企业家为核心、以企业管理团队和科技研发团队为支撑、以技术工人为中坚的民营企业人才供应链,是江苏民营经济实施技术创新战略的有效保障。

4.2 加快民营经济集群化发展,大力提升民营经济竞争力

作为一类复杂适应经济系统,民营经济具有明显的集聚特性。目前,江苏民营经济已经形成比较明显的集群化发展趋势,但民营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这就有赖于集群内的“关键种企业”集聚集群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实现创新发展,为产业集群提供特色产业发展价值链。民营企业从具有离散性和易变性的分工协作关系向企业集团转变是形成“关键种企业”的有效方式。江苏民营企业可以采用企业自身扩展发展、企业间相互参股、企业合股投资成立更大的企业集团等方式,组建和形成企业集团。在世界制造业东移的形势下,还要注重培育基于高级要素的民营经济国际竞争力,以国际化推动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同时,要注意避免企业的过度膨胀,影响产业集群的竞争活力。

4.3 加快产业调整,拓宽民营产业发展空间

目前,江苏民营经济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上,在服务业中所占比重偏低,亟待加快产业调整。这就要强化科学发展理念,科学处理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与构建先进制造业基地两者之间的关系,加快民营经济“一业为主”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转型。首先,江苏民营经济应结合自身比较优势,通过提高民营经济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培育先进高端制造业,同时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严格限制高耗低效的项目,加快产业升级进程。其次,江苏民营经济要紧紧抓住江苏省将总体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后期催生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机遇,加快发展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型消费性服务业,进而培育成现代服务业增量的重要生力军。

4.4 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要提高江苏民营经济系统运行效率,首先,需要营造公正市场环境,政府可以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从金融、税收、技术创新、品牌创立、人才培养、市场准入等各方面出台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其次,需要提高服务水平,要以解决现实难题为重点,以规范行政执法为抓手,以完善社会化服务为方向,营造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为民营经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供更有力的支持;第三,需要加强引导管理,要引导民营企业依法诚信经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不断提高民营经济系统宏观经济社会效率;第四,需要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要通过引导、培育,逐步建立健全行业组织,探索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支持中介机构加快发展。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江苏、浙江、广东等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区域特色鲜明,其发展水平和运行效率的高低对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DEA),对各省2005—2011年民营经济运行效率进行综合评价,对比分析三省民营经济的直接经济效率、宏观社会经济效率、生态效率和总效率。研究结果表明:与浙江、广东相比,江苏省的民营经济宏观社会经济效率和总运行效率均处于中游,直接经济效率最高,生态效率最低。最后,提出提高江苏民营经济运行效率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民营经济,运行效率,DEA模型,效益

参考文献

[1]李金荣,姚会元.中国民营经济研究述评(1990—2010)[J].财经政法资讯,2011(3):3-15

[2]李华伟,吴海民.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研究综述[J].价格月刊,2009(1):56-49

[3]晓亮.关于民营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我的民营经济观[J].中国流通经济,2010(10):13-16

[4]尹航,李柏洲.混合DEA模型的区域工业系统运行效率分析与评价[J].运筹与管理2008,17(4):143-151

[5]侯风华,郭杰.我国东部省市区域创新系统的运行效率评价[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8(3):34-37

经济比较研究 篇9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 美国政府为应对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 先后采取一系列积极干预措施, 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其他直接干预手段, 这些政策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心剂, 对于提高市场信心、降低危机影响起到积极的作用。

1、积极的财政政策工具

(1) 积极救市

2008年7月美国颁布3000亿美元的住房援助法案, 同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该过程中, 美国政府采取的著名的救市案例主要有救助“两房”、救助美国国际集团以及注资花旗集团等。除此之外, 美国政府积极促进并购重组, 包括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银行。

(2) 政府减税

美国政府出台的三次经济刺激计划均涉及减税, 但减税规模不尽相同, 其中第一次和第三次减税规模较为庞大。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旨在通过大幅退税以刺激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第二次经济刺激计划中主要为税务豁免和最低税负制期限延长计划。第三轮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方案的重点在于减税和扩大公共支出, 其中2860亿美元用于减税, 涉及款项约占总规模的35%。

(3) 增加公共支出

除积极救市和政府减税之外, 美国政府也不断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支出规模, 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基础建设所需大量的劳动力, 提高就业水平, 减缓国内失业问题造成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通过基础建设, 提高经济发展活力, 带动相关钢铁、水泥等传统工业发展, 减小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 三次经济刺激计划中, 奥巴马政府出台刺激计划中的公共支出规模最大。

2、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工具分析

在危机发生初期, 美联储采用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但随着危机的不断深化, 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不足以实现宏观调控的需要。为防止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 美联储转向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加强市场内部资金的流动性, 从而遏制危机扩大, 防止美国经济继续衰退。

(1) 传统货币政策工具

美联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准备金率, 危机中, 美联储应用较多的是公开市场操作, 通过在公开市场上进行国债、地方政府债以及其他债权的买卖来调节金融市场货币供给量。通过再贴现业务化解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危机。除三大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外, 美联储使用最多的工具是联邦基金利率。

(2)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工具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指当短期利率接近或处于零时, 中央银行通过向经济体系大量注入超过维持零利率所需资金, 以刺激经济。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拓宽了美联储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购买范围, 使得短期资金市场流动性短缺的局面得到缓解。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和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工具的共同作用下, 一方面暂时缓解了金融市场流动性短缺的困境, 另一方面美联储试图以短期低利率政策来降低投资者的长期利率预期。但由于此次金融危机影响范围广、程度深, 短期利率传导机制并不顺畅, 导致长期国债利率水平仍维持在较高位置, 因此, 美联储采取了较为极端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通过直接购买长期国债以压低长期利率。

二、中美经济刺激计划工具的特征比较

金融危机对中美两国造成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存在差异, 两国政府对金融危机的认识角度也存在不同, 由此导致的经济刺激计划工具的选择上中美两国也存在各自的特征。

1、两国预期不同

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不断扩大, 逐渐扩大为全球金融危机, 中国在美国次贷危机初期并未预期到这场来自美国的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波动, 也为预期到经济全球化使得一国经济的恶化能深刻影响到另一国的经济发展。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中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状态, 中国股市也在2007年达到了历史的顶点, 然而2008年2月美国政府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 意味着美国经济衰退的不可避免,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 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第一强国, 次贷危机的影响不断扩大, 金融体系面对严峻的挑战, 危机迅速蔓延全球。2008年上半年虽然对美国次贷危机有所认识, 但当时中国经济的热度使得政府的调控重点仍然是防止过热过快增长, 缺乏对经济危机到来的判断, 到了下半年虚拟经济危机波及实体经济, 国外市场快速萎缩使得对外贸易持续下滑, 中小企业大量倒闭, 此时, 中国才调整政策目标, 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2、经济基础差异

中美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 然而两者在经济总量、人均差异、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源于其发达的虚拟经济, 美国拥有高度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 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非常高, 超前消费现象十分普遍, 而且美国企业以跨国企业为主, 实体经济逐渐向海外转移, 第三产业十分发达,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众多。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 国家整体实力较强, 然而在人均上中国距离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较晚, 很多方面仍不成熟, 居民消费能力有限, 而且传统文化对消费存在抑制作用, 中国的产业结构仍然以第二产业为主, 即使是东部发达省份的经济仍然依靠劳动密集型企业, 在对外贸易中, 仍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吸引企业入驻, 并且经济外向性程度高, 中国的经济建立在“中国工厂”之上。

三、总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中美两国都采取了经济刺激计划以应对经济倒退, 通过对比可知由于原有经济基础以及受影响领域的差异, 两国的政策各有特点。结合2012年两国经济现状对比, 美国在金融危机中金融体系遭受巨大影响, 美国一方面采取了政府直接干预的财政政策, 另一方面美联储实行丰富复杂的货币政策, 包括传统货币政策与量化货币政策, 而正因为过度的依赖于金融创新导致美国遭遇了的2008年金融危机与2011年债务危机。对于我国来说, 实体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遭受打击, 这源于我国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底端, 作为世界工厂, 我国实体经济强盛, 虚拟经济水平较低, 再加上外部依赖性强, 内需较弱, 市场化程度有待深化, 政府强势, 都使得我国在面对金融危机时准备不足, 之后实行了过度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在短期保证了经济增长速度, 但在长期政府就面临到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产能过剩、私人投资下降、企业融资困难、项目中断、通货膨胀显现、内部需求压缩等问题。

因此, 我国在政府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时要谨慎选择, 在三驾马车都运行不畅之时, 投资是效率最快、最易控制的一驾, 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政府投资必不可少, 只是政府投资应注重于调整经济结构, 实现产业升级, 转变发展思维, 以创新为动力, 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削弱挤出效应, 鼓励私人投资, 同时要完善我国金融体系, 拓宽民间投资渠道, 减小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恢复市场活力。

参考文献

[1]罗国勋.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及就业结构的变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0.

经济比较研究 篇10

一、指标体系的选取

城市概况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应遵循4个原则:

1. 功能性原则, 即指标要具有描述功能、评价功能和解释功能;

2. 可获取性原则, 即指标数据要能从公开的权威性刊物上获得, 且可信度大;

3. 完备性原则, 即指标群要合理, 最好能全面反应所研究对象的主要本质;

4. 可比性原则, 即指标在涵义、统计口径和时空上要有可比性。

根据上述指标选择原则, 本文共选取12个指标, 构造了西部12省的城市概况的评价体系, 这12个指标主要来自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各个指标涵义具体如下:

X1--人均住宅建筑面积X2--城市用水普及率

X3--城市燃气普及率X4--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

X5--人均城市道路面积X6--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X7--每万人拥有公厕X8--建成区面积覆盖率

X9--保洁面积覆盖率X10--人均市容环卫车辆

X11--地均城市桥梁数X12--地均城市道路照明灯

分析方法采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 因子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是一种数据简化的技术。它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 探求观测数据中的基本结构, 并用少数几个假想变量来表示其基本的数据结构。这几个假想变量能够反映原来众多变量的主要信息。原始的变量是可观测的显在变量, 而假想变量是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 称为因子。

聚类分析是根据事物本身的特性研究个体分类的方法, 原则是同一类中的个体有较大的相似性, 不同类中的个体差异很大。由于各项影响城市概况的指标都已经是正向指标, 因此只须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即可, 统计软件为spss13.0.

二、统计分析

采用因子分析提取主要成分, 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提取出4类主要成分, 如表2, 前4类主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 累计解释总方差的比例达到86.472%, 大于80%, 即用这4个主成分代表12个原始指标可以解释原来变量所包含的86.472%的信息。

从表3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知, F1在X8, X9, X11, X12上均有较大因子载荷, 说明主成分F1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和保洁面积的覆盖率上以及地均桥梁数和地均城市照明灯数方面。F2在X5, X6, X7上均有较大因子载荷, 说明主成分F2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城市的人均道路面积,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每万人拥有公厕数方面。F3在X2, X3, X4上有较大的因子载荷, 说明主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城市的城市用水普及率, 城市燃气普及率和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方面。F4在X1上有较大载荷, 说明F4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一个城市的人均住宅面积方面。

通过表4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可用这4个主成分反映原指标, 这4个主成分的表达式为:

-再利用表2中的4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加权合成构建西部12省城市概况综合评价模型:F=F=35.886*F1+21.107*F2+18.507*F3+10.973*F4

具体评价结果见表5

进一步对本文所选取的12个指标进行分层聚类分析, 对12个省进行归类, 以检验因子分析结果的可信度, 从表7的结果可以可出聚类的层次, 表7展示了12省从分为3类到8类的结果, 不论分为几类, 结果大致显示, 内蒙古是一类, 陕西是类, 贵州是一类, 可见西部西部12省城市概况间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 其归类结果也符合因子分析的综合排序结果, 这说明得出结果基本合理。如表6

三、结论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看,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从总体看, 云南省城市概况在西部12省中排名第10, 这说明云南省城市建设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城市概况远远低于陕西, 内蒙古, 重庆等省市, 这与徐新, 相丽君 (2008) 得出云南在中国31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第29的结论相符, 表明云南省在省域实力中比较落后。

从数据上来看, 云南省城市概况的第一个主成分得分-0.40088, 位列第6, 第二个主成分得分-0.845位列倒数第二, 第三个主成分得分0.2853位列第四, 第四个主成分得分0.898位列第三, 可知, 云南省在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和保洁面积覆盖率上及地均桥梁数和地均道路照明灯上在西部12省中处于中等地位, 但是跟位列第一的陕西相比相差近2.7分, 相差甚远。

但是在人均住宅面积, 城市用水普及率, 城市燃气普及率和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方面却具有相对优势, 分别位列第三和第四, 表明云南省这三项基础建设设施相对基本完善, 普通生活设施已经普及。

在人均道路面积,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每万人用有公厕方面却是相当的低, 这跟云南的人口密度有关, 云南人口密度达3322人/平方公里, 位列西部12省中第四, 这也与云南的地理位置有关, 云南友94%的国土面积属于山区, 可供经济活动的地区只占6%, 每万人拥有公厕数量低说明云南省城市卫生有待加强。

基于上述结论, 云南省城市总体水平落后, 某些基础建设只是具有相对优势, 但不占绝对优势, 尤其是人均道路面积, 人均绿地公园面积, 公厕方面更是处于倒数水平, 基于此,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大力进行荒山绿化, 云南省作为旅游省份, 城市市容卫生要作为抢救对象, 以树立国际形象, 要想对外开放, 首要的就是对道路修建要加大力度, 以便完善交通设施, 同时城市发展布局要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布局, 以有效地改变云南省的硬环境。

摘要：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选取了人均住宅面积,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12个指标对西部各省城市概况进行了一个排名, 以期对西部各省的综合实力探取一斑, 并重点对云南省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西部,城市概况,比较

参考文献

[1]何智恒.中部六省经济开放度的比较[J].统计与决策, 2008, (1)

[2]胡华, 张锦洪.我国东、中、西部地区GDP增长差异的定量分析[J].统计分析, 2008, (21)

[3]徐新, 相丽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08, (17)

[4]孙兆刚.省域实力与中部崛起的灰色关联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08, (5)

[5]毛燕玲, 肖教燎, 傅春.中部6市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比较[J].统计与决策, 2008, (9)

[6]万力.关于贵州省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J].统计与决策, 2008, (8)

经济比较研究 篇11

【关 键 词】隐喻 认知 经济 文化

一、1980年,美国学者G.、Lakoff和M.、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从认知的角度提出了概念隐喻观。概念隐喻观基于经验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的认知植根于他们的身体经验和生活经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参照他们熟知的、有形的、具体的概念来认识、思维、经历、对待无形的难以定义的概念,形成了一个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认知方式(赵艳芳,1995)。隐喻是人类思维手段,认知方式,直接参与人类的认知过程,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概念隐喻认知机制包括两个认知域——始发域(source domain)和目标域( target domain)。在这一机制中,一个认知域被部分地映现(mapped)于另一认知域上,后者由前者而得到部分地理解。始发域和目标域是概念隐喻中最重要的两个基本要素,一般说来,始发域是较具体的、熟知的、有形的概念,目标域是较抽象的概念(Lakoff,1980)。此映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对应机制,本体对应和推理模式对应。本体对应指在映射中始发域与目标域实体间的一个固定的本体集对应。推理模式对应指映射过程中始发域的推理模式映射到目标域上(Lakoff, 1993)。

二、根据Kovecses的研究论断,经济是一个抽象复杂的体系,正是由于其复杂和抽象的特点,经济文体中存在大量隐喻。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如果不借助隐喻,很难对经济进行全面的理解和深入的研究,因为隐喻“是我们理解抽象概念和进行抽象推理的主要机制”。经济领域里的活动对很多普通读者来说是比较抽象的,与实际生活相关甚远。为了让人们了解经济领域的活动,经济报道语篇常常运用大量的隐喻概念,形象生动地描述经济的运行及发展。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但英汉在隐喻概念的运用方面却有很多的相似性。这是因为,人类的认知有其共性,人类的认知活动植根于人们日常的自身体验,而不同民族的自身体验往往是相同的。同时英汉事件结构隐喻概念在其运用方面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因为,人们的自身体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中形成的,它必定受所处的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笔者通过英汉报刊经济语篇中隐喻概念运用的实例[1] 阐明事件结构隐喻不仅广泛存在于英语语言中,而且在汉语同样广泛地被使用。英汉文化中的抽象思维很多也是通过隐喻来实现的。同时本文还探讨英汉两种语言在事件结构隐喻概念系统方面的异同以及产生这些异同的认知及社会文化基础。

三、事件和时间之间的紧密联系就如物体和空间的联系一样。事件与时间和物体与空间之间的平行关系在以下时间和空间的定义中可以得到很好的例证。

在日常理解中,我们把空间定义为物体能在之中站立或移动的延展物,也就是物体之间的距离。同样的,时间也是延续,但是是事件的延续.时间是一种双重测量,包含了所有事物的连续。空间是一种静止的延续,物体和事物在固定的次序上,时间包含的是事件和运动的联续,因此是一种移动的或运动的延续。

简而言之,事件占据时间就像物体占据空间。事实上,正如上所说,因为事件发生和事物发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感知时间。

四、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英语和汉语是分属于两种不同文化的语言体系,英汉两种语言的隐喻表达也就有所不同。以下我们着重讨论在语言层面上英汉两种语言中的事件结构隐喻的隐表达在经济文本的不同。主要探讨事件结构的几个重要方面,也就是:状态、变化、手段和困难。

1.状态是位置

我们先看一个由动词表达的“状态是位置”这个隐喻

Will oil stay at these levels, move higher or reverse?

Oil prices are unlikely to return to the levels of early 2004?

本土企業走向国际化。

经济发展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

在英语的两个例子中,用动词“stay”和”return”指示,两个例子中的“levels”都概念隐喻成了位置。在汉语的后两个例子中分别用动词“走向”指明了当地企业在走向它们的目的地(理想位置)的旅途中,动词“停留”暗示经济处于某种状态中。

2.变化是运动

变化的并不是只概念隐喻成某种特定的运动,从语言学层面上,我们发现在英汉语中变化这一概念根据运动发生的位置不同至少有三种形式的运动。既陆地上的运动,水上运动,空中运动,都是来源于我们的经验,反映了经济事件中的变化。

作为人类,我们在地面上主要形式的运动都是依靠双腿来完成,我们走,跑,跳,这些形式的运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非常普遍。在以下的例子中它们在经济事件中被映射成变化。

The economy will be running at a 3.5 percent rate.

U.S. durable goods orders jump in August.

汽车出口会不会走上纺织品的老路。

该厂仍将跳跃式发展。

我们腿的运动不管是走,跑,还是跳,都是用连续的步伐也就组成了用腿做的基本运动单位。在以上例子中,走的运动用的汉语字“走”跳的运动用的汉语字“跳”和英语单词“jumping” 和“leaping”

变化这一概念也表达成水上运动,从以下例子得到阐释:

The jobless rate has drifted downward after hitting 6.3% in June.

Oil price surged into record territory earlier this week.

刺激了房价的不断上涨。

产业的利润逐渐向下游商业流通渠道转移。

在第一个例子中“the jobless rate” 就像水上的某种东西,可以漂向一个更低的地方。方位概念隐喻“更少的是向下”在此处用来指低的失业率。在第二个例子中,“oil Price”就像水中的波浪可以挤向一个位置,指明了状态的变化。在第三个汉语例子中房价被理解成海洋中的水或河可以上涨或下跌。在最后一个例子中,商场被概念化成一个有高潮也有低潮的河。利润的运动走向被理解成沿着河游向下游。

通过详细分析收集的相关数据,发现英汉语在使用“变化是运动”这一隐喻的相关词汇表达方面有所不同。地面上的变化是运动,汉语经济文本比英语有着更多样化的词汇表达。

3.方法是道路

在英汉语中我们一般都用“road”“道路“way”、“path”来概念化方法。在英语中我们多用“highway”而在汉语中我们多用“门”、“铁轨”、“桥”、“跳板”、“通道”下面我们先看一下英文中的例子

The economy is motoring along.

We are on the information highway.

Communications are highway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progress.

在以上的例子中方法都被理解成一种特殊的道路——高速公路,在英语经济文本中非常常见而在汉语中却很少见。汉语中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来实现事件这个方面的表达。

对房地产的调控思路是控制懂得两个阀门:一个是信贷阀门,一个是土地阀门。

但是原油进口的大门打开了,却不给成品油的门票。

这些条件对于其他打算分一杯羹的民营企业来说,门道太窄了。

在以上例子中方法或道路都用门;阀门、大门、门道来表达。

在汉语经济文本中,方法有时还用铁路来概念隐喻化。如:

中国经济逐渐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国有企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矛盾和困惑

我国的旅游业正在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在以上例子中轨道是经济发展道路的一个空间隐喻。在第二例子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被隐喻成火车从一条轨道变向到另一条轨道。“快车道”被用来比喻旅游业运行的道路。

4.困难是障碍

在英语和汉语中“困难是障碍”这种隐喻映射都有所体现,但汉语中比英语中的表达更多样化。在汉语中有很多中方式来表达“困难”隐喻理解成障碍。

为何屡屡遭到贸易壁垒。

企业的社会负担过重。

破除行政封锁,促使行政区经济走向区域经济。

在以上例子中“困难”都概念隐喻成“壁垒”“负担”和“封锁”在下面的例子中“困难”理解成阻礙事物前进的障碍。

五、英汉虽为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基础都有较大差异,然而在描述经济领域里的抽象概念时,往往通过相同或相近的事件结构隐喻概念来实现。这证明,隐喻作为人类基本的认知活动之一是有其普遍性的。但同时,英汉两个民族的认知活动又是寓于各自不同的文化之中,社会背景不尽相同,所以在事件结构隐喻概念系统中存在一定的差异。

通过本文的实例,看到隐喻的语言表达形式已极为普遍,人们在阅读报刊文章时,已意识不到它们的隐喻性。这正说明人们的思维方式已不自觉地将两种事物相提并论,并以对具体的事物思考、经历,来谈论抽象的事物,使其似乎具有具体事物的特征,以达到系统地描述表面上杂乱无章的世界的目的。隐喻式的思维方式和其他感知一样,已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本文希望通过对英汉经济报道语篇语言中事件结构隐喻概念运用的分析,引发人们对不同语言中事件结构隐喻概念系统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林书武.隐喻研究的基本现状、焦点及趋势[J].外国语,2002(1):38.

[2]林书武.国外隐喻研究综述[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1)12.

内蒙古与浙江区域经济比较研究 篇12

一、内蒙古与浙江区域经济比较

内蒙古位于我国北部边疆，资源丰富。据估算，全区近300个大小城镇国有土地资源产量在2000亿元以上，全区矿产储量潜在价值 (不含石油、天然气) 达13万亿元，居全国第三位。内蒙古是我国矿床类型比较齐全的省区之一。现已发现各类矿床4100多处，种类达128种，已探明储量并上储量平衡表的有83种，其中金属矿32种。据国土资源部公布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已经查明和预查煤炭资源储量达到6583.4亿吨，超过山西省，居全国第一位。浙江地处长江下游、东邻东海，人口4, 647万人，居全国第11位，人多地少，资源贫乏，人均耕地数量居全国末位，人均资源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位。一个自然资源如此贫乏、计划经济时代发展缓慢的省区，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速为全国之冠，GDP年均增长13.2%，高出全国平均增幅约4个百分点。2006年经济总量居全国第4位，各项经济指标名列前茅，成就了“浙江现象”。浙江经济经过“小而专”、“小而精”、“小而特”的发展，加强专业化分工协作，许多产品的生产企业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本文选出有代表意义的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揭示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差距与问题。

（一）经济总量比较

2006年，内蒙古GDP为4791.48亿元，比上年增长18.7%，浙江GDP为15742.51亿元，增长速度为13.9%，内蒙古经济总量仅是浙江的30%。从GDP占全国的份额来看，内蒙古为2.27%，浙江为7.5%，内蒙古比浙江低5.23个百分点。两省经济总量相差大，但是内蒙古增速高于浙江4.8个百分点，经济发展的差距在进一步缩小。浙江5年的GDP增速在13.7%附近浮动，而内蒙古5年的GDP平均增幅为18.84%。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带动，这一现象说明中国加工业的投资在萎缩，而在资源产业上投资在增加。

（二）经济结构比较

内蒙古一二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3.6∶48.6∶37.8，浙江为5.9∶54.0∶40.1，内蒙古第一产业高出浙江7.7个百分点，其他产业均低于浙江。这说明内蒙古产业结构演化水平明显低于浙江。浙江是一个典型的加工产业区，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而内蒙古主要是资源与原材料开采区域。从部门结构来看：农业方面，内蒙古尽管土地资源相对多，但农业增加值比浙江少得多，农产品的商品化远低于浙江。农业内部结构中，浙江省农林牧渔构成为47.04∶5.68∶18.9726.64，内蒙古为49.03∶3.85∶44.87∶0.07。工业方面，内蒙古是中国的能源重化工业基地，重工业有一定基础，而且也保持了一定增长，但与浙江比较，工业化进程在市场化程度、产品市场占有率、外向性、非公有制比重等指标都明显低于浙江。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行业中有15个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均居全国前3名。

（三）固定资产投资比较

2006年，内蒙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363.2亿元，增长21.4%，而浙江达到7590.2亿元，增长14.1%，内蒙古投资规模为浙江的44.3%，增长速度高于浙江7.3个百分点。两地区投资的一个巨大差别是：内蒙古固定资产的主要来源是政府投资，而浙江投资渠道主要是民营渠道。2006年内蒙古非国有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为62.4%，增长9.06%，而浙江非国有投资比例高达76.12%，但是投资势头已经放缓，2006年的增幅仅为2.77%，低于内蒙古6.29个百分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已经不见。这一方面是因为浙江的总体投资规模很大，而内蒙古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另外，民营经济投资的环境不如从前，加工制造业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其投资正转向金融地产业等也是原因之一。

（四）消费品市场比较

2006年，内蒙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95.3亿元，增长15.75%，浙江为5325.3亿元，增长13.02%。内蒙古市场规模在全国居第21位，浙江为第3位，内蒙古规模仅及浙江的30%。内蒙古工业品市场曾一度下滑，而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行业中，纺织、服装、皮革等15个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均居全国前3位。内蒙古除煤炭乳业等产品占有一定市场外，大量轻工消费品需要从外省调入。2006年内蒙古城乡消费之比为3.2∶1，而浙江省为2.5∶1。在城乡消费市场上，内蒙古不平衡程度比浙江严重，这主要由于浙江省乡镇个体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

（五）外向型经济发展比较

浙江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日益增强，外贸出口高速增长，外贸依存度从1997年的18.1%上升到2006年的51%。2006年，浙江持续保持了出口增速多年位居全国前列的领先格局，外贸出口高达1008.9亿美元，增长31.36%。内蒙古出口21.4亿美元，增长20.63%，增速低于浙江10.73个百分点，出口规模只及浙江的2.1%。利用外资一向是浙江的弱项，尽管如此，2006年浙江实际利用外资1257亿美元，内蒙古148亿美元，只及浙江省的11.77%。内蒙古外向型经济还有巨大的潜力。

二、浙江经验对我国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积极发展加工业

资源优势并不等于市场优势。所以，不能只根据自己的资源，不顾市场需求去发挥所谓的优势。如果盲目地把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只有粗放的数量扩张根本没有经济效益的资源开采上，结果只会延缓区域经济的发展。资源型区域仅仅维持对资源的开发，其经济规模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要实现跨越式赶超战略更是不可能。因此，大力发展加工业是资源型区域的必然之路。市场对资源的需求是有选择的，只有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加工业，才是资源型区域比较优势之真正所在。也就是说，资源型区域的真正优势不是原始的资源，而是在此基础上发展适销对路的深加工产业。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延伸产业链，促进加工工业发展，是迅速提升资源型区域产业发展的道路。

（二）集群与集团发展相结合，推进县域特色经济发展

加工业的大力发展，必须选择能够快速有效达到目标的产业组织方式来实现。资源型区域自然资源丰富，有重化工业发展的基础，发展大型的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化工企业集团，形成单个企业的规模经营竞争优势是必要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选择小企业集群的产业发展模式，也很有效益。通过若干小企业的集群发展，一县搞出一个特色产业，一乡镇搞出一个或几个有一定规模的产品，对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有裨益的。资源型区域在个私经济、中小企业集群发展方面，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须大力推进发展。

（三）加快市场创新，推进区际贸易发展，提高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

区际贸易就是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贸易行为，与国际贸易对应，可以是省与省、市与市之间的。许多资源型区域地处内陆，没有自己的港口，出海条件差，加之，目前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发展国际贸易难度相对沿海省区要大。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十分巨大，急需扩大内需。我国东西部产业互补性强，发展区际贸易更有利于提升资源型区域的产业发展水平。资源型区域除个别产品外，其国内市场占有率是极低的。通过大力发展区际贸易，提高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是资源型区域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根本途径。

（四）刺激私人投资，加快发展私有经济

我国许多地区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充分发展民营经济。凡是地方经济发展快的，民营经济都发达。民营经济没有壮大，处在低级阶段，对于资源丰富的地区，不但无益于区域经济发展，还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与环境的保护构成威胁。因此，必须加大力刺激民间投资。资源型区域民间投资规模小，投资扩长速度慢，已严重影响了区内经济发展。这些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区内民众勤俭节约，虽然收入低，但储蓄率却很高。投资率不高，意味着有限的资金还流向省外。今后必须借鉴浙江经验，改变观念，挖掘各种投融资渠道，促进积极投资，发展私有经济。

（五）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